晚清官场的“五子登科”

张程|文

　　清朝中期后，卖官鬻爵盛行，当官的人越来越多。僧多粥少，官员得到实职越来越不容易。多数官员只能“候补”，等有实缺后再竞争上岗。江苏巡抚丁日昌于同治年间承认：“即如江苏一省言之，道员可由外补之缺，不过二、三员；府、州、县、同、通可由外补之缺，亦不过十余员，而候补道约有六、七十人，候补同、通、州、县约有一千余人。夫以千余人补数十员之缺，固已遥遥无期，即循资格而求署事，亦非十数年不能得一年。”很多人从候补到实任遥遥无期，生活无着，只好靠借贷过日子。于是，“赌子”行业应运而生了。

　　这一行当专门面向候补官员放贷。为什么叫“赌”呢？因为放贷给生活无着的候补官员，对方没有资产可以抵押，而且收益也是不明确的：谁都不能保证候补官员什么时候能得到实缺，得到的是肥缺还是瘦缺。晚清一些官员，候补了一辈子也没有得到实职，死于饥寒或者干脆自尽身亡。贷给他们的钱自然就血本无归了。所以，赌子放贷类似于赌博。

　　“赌子”行当的一般程序是，先考察候补官员，探听其候补的顺序，顺序靠前的就给予银子；如果顺序不靠前，但候补者有人脉关系的（比如认识某达官显贵或者属于得势的某一派），也贷给银两。说是放贷，这笔钱是不需要还的。“赌子”会和候补官员签订合同，注明官员一旦得到实职后，要“聘请”自己当随从，并且说明掌管衙门某事。他们就靠做随从的预期收入，来弥补借贷的成本和风险。晚清赌子行当的行情是：“有放银三、四百两，议为稿案门上，管一县讼狱者；议为钱漕门上，管一县征税者。其次放银一、二百两，议为签押门上，管一县案卷者；议为办差门上，管一县杂役者。”还有一些赌子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宁愿多花几百两，帮候补官员的候补顺序向前挪，争取早日收回投资。

　　残酷的官场竞争迫使候补官们非借贷不可，借钱来打点关系、挪前候补顺序。一旦赴任，“赌子”如约而来。如果该名官员候补时间长，借债多，则衙门中几乎全是“赌子”。社会上将这类官员叫做“带赌子上任”或“带肚子老爷”。

　　按照现代政治学的观点来看，“赌子”就是利益集团，官员们与赌子的亲密接触类似于被利益集团牢固控制。他们上任后，不得不照顾到赌子的利益，听凭后者借用自己的权力谋取私利，也就是向利益集团屈服。晚清官场上就有不少官员对随从俯首帖耳的趣闻，甚至发生过随从控告官员主子的案子。不用说，这些奇闻中的官员都是傀儡，随从则是他们的“金主”。事实上，官场永远不是无菌室，不可能与世隔绝，官员们一路走来，要受到地缘、血缘、学校、派系等等利益因素的影响，无法做到纯粹的独立。但像晚清官员这样赤裸裸地被金钱因素直接控制，还是前所未闻头一遭。

　　放贷最多的赌子，往往喜欢充任官员的“门子”。门子，又叫门房、门上、司阍等，就是负责看管官府大门的人。

　　古代行政没有电话，更没有网络，所有的公私文件往来、迎来送往、公事处理乃至击鼓鸣冤、押送人犯、官员出巡等等事情，都要从官府的大门进进出出。而负责把门的，就是门子。人们去衙门办事，老爷在还是不在、见还是不见、什么时候见、以什么规格见，都是门子说了算；今天来了多少上级衙门的公文、发出多少本级衙门的公文、近期有无官差过境等等，都是门子负责登记的；前天老爷去了什么地方拜客、今天又在哪里、昨天投宿的客人是谁、明天老爷会去什么地方，门子都记在心里。可见，门子不仅责任重大，而且手也伸得很长。古代官员没有“市长信箱”、没有手机，官场和百姓要联系他只能通过门子。门子就类似长官的信箱和手机，类似现代领导身边的秘书，非心思缜密、眼精嘴快的人干不好。

　　既然位重权大，门子能获得的灰色收入也相当可观。几乎所有进入衙门的公私事件和人等都得塞红包（又名规费、使费、规礼等）。就是县丞、主簿、典史等官员来找知县，也得塞红包。这是门子的主要收入。同时，书吏、属官办事支取银两，门上也照例按一定比例克扣（称为“例扣”），比例大约为十分一二不等。在官员随从中，门子的收入最高。《官场现形记》中，蕲州的典史蓝某因为几块钱和同僚发生争执，吵闹到县衙门口，被门上一顿冷嘲热潮。他说：“我平常玩一局牌，输赢都不止这个数。亏你还是皇上的官呢！”因为收入高，赌子们以充门上为优先选择。

　　套用如今的时髦用语，门子就类似于古代衙门的“二领导”、“二号首长”。道光后期，安徽巡抚王植非常信任门子陈七，陈七因此在安徽呼风唤雨，全省官员对他十分巴结。池州知府仇恩荣一次请人吃饭。有个姓方的宾客来晚了，仇知府心里不高兴。方某解释说：“王巡抚喜得贵子，我去巡抚衙门道喜去了。没想到‘门公’陈七也生了儿子，所以不得不去陈七那也道喜了一回，所以来晚了。”仇知府严肃地说：“巡抚大人喜得贵子是应该去祝贺，但一个门子生了儿子也去祝贺，你不怕别人在背后笑话你？”方某回答：“那么多文武官员都去给陈七道喜，不能亲自去的也派人给陈七送礼了，又不是我一个人，哪里笑话得过来？”仇知府无言以对。正因如此，如何管好门子是晚清官员上任的头号大事。

　　配置好了门子以后，官员下一个要操心的就是“公子”了。

　　公子，旧称衙内，意思是和官员一起住在衙门内的亲人。他不一定是官员的儿子，还可能是外甥、侄子、女婿等等。清朝官场中有“三爷当道”的说法，这三爷指的就是少爷、姑爷和舅爷。因为异地为官，官员们对辖区的实情民俗缺乏了解，对原任的胥吏差役们不信任，甚至语言不通，最能依赖和差遣的就是身边的子侄了。无奈，晚清官亲不孝者居多。他们往往狐假虎威，在父亲、岳父或姐夫、妹夫的辖区内作威作福。下属、胥吏和百姓们忌惮长官，不敢得罪他们，导致“公子称霸”。晚清有许多文人游幕四方，靠给官员当幕僚为生。这些人最顾虑的就是“公子”了。一些人接到入幕的邀请，都要探听雇主的家庭情况，如果有“公子专政”的，无论聘金如何优厚都一概婉拒。他们怕的就是公子们胡作非为，束缚自己拳脚不说，还可能连累自身的清名。

　　官员们何尝不知道子侄不孝，在外胡作非为，可都不能痛下决心，加以惩戒。客观上，官员确实希望子侄们提供真实的情况、监视衙门和下属官吏们。主观上，官员们辛苦一辈子，最后还不是为了子侄后代们。公子巧取豪夺了钱财是不假，可最后还不是落入自家的小金库里来。记得唐玄宗登基后，宰相李日知瞒着家人向朝廷提出辞职申请的时候，李太太闻讯大怒，大骂丈夫：“家产空虚，儿子们都还没当官立业，你退哪门子休啊？”父辈当官就是为了子侄有个好前途、好生活，现在子侄们自己努力了，父辈们为什么还要去阻拦，甚至是“大义灭亲”呢？更何况，晚年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子侄们在衙门内外上下其手，有份事情干，也算是解决了就业问题。所以，晚清官员们对“公子”们都睁只眼闭只眼，尽量只去发挥他们的耳目喉舌作用。

　　“千里做官，为的吃穿。”晚清官员自然也关心收益，热衷于银子。朝廷的正常俸禄远远不能满足官员们的需要，比如一县知县的年俸只有45两银子，还抵不上一桌上等酒席的费用。晚清官场尤其黑暗，风气很差，要用银子的地方多如牛毛，官员们不得不去挖掘非正常收入。这就涉及官员们必须处理的第三子：份子。

　　为什么说份子，不说银子呢？因为晚清官场已经将种种非正常收入“制度化”了，比如官员之间相互送礼，不叫送礼，而有“冰敬”、“炭敬”、“瓜敬”、“别敬”、 “程仪”等等名目，一个“敬”字拉近了官员的感情，似乎也降低了收钱的风险；官员们办事收取“好处费”、或者老百姓给官员行贿，也有“平规”、“盐规”、“关规”、“漕规”、“驿规”、“棚规”等等名目，意思是这些钱都不是贿赂，而是“规矩”。《官场现形记》曾有生动描述：“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以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什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至于门敬、跟敬，更是各种衙门所不能免。另外府考、院考办差，总督大阅办差，钦差过境办差，还有查驿站的委员，查地丁的委员，查钱粮的委员，查监狱的委员，重重叠叠，一时也说他不尽。”总之，“有一衙门即有一衙门之规礼，有一规礼即有一规礼之杂费”。因此，晚清官员不特意去贪污、去挪用、去索贿、敲竹杠，只要进入了官僚网络，自然会分得一份银子，这就是“份子”。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的就是此种情况。

　　晚清官场的文化气氛似乎挺高，所以能将种种非法收入冠以各种似是而非、雕琢十足的名字，比后来张口闭口谈“钞票”的贪官污吏强多了。比如南方向北京运输漕粮、漕银，沿途官僚、关卡和经手人都能参与分肥，每笔款子都各有名目，有“漕口”、“ 白规”、“ 蝗虫费”、“漕馆”、“南费”、“北费”等等。每笔款子是在什么地方花的、给了什么人、有多少钱，一看名目就一清二楚。最后押运官员还要拿走一笔“漕余”，意思是结余的分成。

　　官员们的开销，包括老家的安家费、儿子的私塾费、妻妾的胭脂费、孝敬上司的银子和打点关系的费用等等。因此有专门的家人帮忙官员处理这些份子银的开支。如果开支得当，官员仅凭份子银就能过上富裕生活。道光年间曾任陕西粮道的张集馨是个比较清廉的官员，上任的时候欠了一万多两外债，一年后不仅还清外债，还寄回老家一万两银子。

　　最后一项，也是官员们最关心的就是“顶子”了。顶子，是清代官帽——顶戴的俗称。

　　一旦进入官场，官位的高低就成了衡量官场中人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似乎也成了考察官员人生价值的唯一因素。于是，人人都盯着他人头上的顶子，也时刻留意着自己的顶子。为了升官，晚清官员们探索出了形形色色的官场秘诀——可谓是集中国古代官场之大成。

　　林同济在《文化形态史观》一书中，对官场秘诀有不少描述：“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标榜、拉拢、结拜、连襟，亦手腕也；排挤、造谣、掠功、嫁祸，又手腕也。如何模棱、如何对付、如何吹牛、如何装病，形形色色，无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态，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话，说假也。做官样文章，写假也。官场的道德，假道德也。官场的事务，假公济私的勾当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借一个典史的口说：“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却都要历练出来的。任你在家学得怎么纯熟，初出去的时候，总有点蹑手蹑脚的；等历练得多了，自然纯熟了。”曾国藩则指出，嘉庆道光以来，官场有四大通病：京官的两大通病是退缩、琐碎。退缩就是互相推诿，不肯承担责任；琐碎就是不顾大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外官的两大通病是敷衍、颟顸。敷衍就是装头盖面，剜肉补疮，只顾眼前，不问明天；颟顸就是外面完全，心已溃烂，章奏粉饰，语无归宿。这四种通病加在一起，成为一种风气，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当然了，曾国藩曾大人说的是批评，从反面指出了当时官吏们的精神常态。

　　结果，在晚清官场平步青云的都是像曹振镛、王文韶那样“多磕头少说话”、作水晶狐狸和不倒翁的老油条。有无名氏赋《一剪梅》加以讽刺，录四首如下：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要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远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便无穷，不谥文恭，便谥文忠。

　　这四副对联基本概括了晚清的为官秘诀。不怕讽刺、不顾名声的官员可以照此办理，厮混几十年，估计也能平平安安升任当朝一品。

　　古代喜欢用“五子登科”来形容一个家族官运亨通。晚清官场则有新“五子登科”：赌子不得不找，门子要管好，公子要用好，份子钱收支很重要，最终是要让顶子越戴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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