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中国一场空前的大内乱：必须彻底否定

2012年02月08日 09:42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金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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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那末，这十年的历史是否就变成漆黑一团了？当然不能这样说。“文化大革命”本身和十年的历史是有区别的。“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左”倾错误虽是十年当中占支配地位的因素，但并不等于全部因素。决定十年历史发展的，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在十年当中，有正确和错误的矛盾，错误暂时占了支配地位，但正确的方面也还存在，还在斗争。

本文摘自《大变动年代的探索》 作者：金春明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现实政治生活的迫切需要。

首先，“文化大革命”是长期以来成为党内主体错误的“左”倾错误的极端表现。如不彻底否定它，就不能彻底肃清“左”的影响。

其次，“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理论指导下的一次错误实践。只有彻底否定它，才能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论点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严格区别开来，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再次，只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正确性，才能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更好地为实现十二大所提出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而奋斗。

最后，只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好整党。不彻底否定它，就不能有真正的思想统一。而没有统一思想作基础，就难以完成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等各项任务。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彻底否定的明确结论。今天又着重提出这个问题，说明在《决议》的指导下，人们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下面，就这个问题谈几点自己的认识。

一、“文化大革命”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流行一种说法，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重要形式，是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重要保证。在党的九大报告中说，“‘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里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似乎“文化大革命”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规律，是历史的必然。真的是这样吗？否。这种说法从理论到实践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应从理论上澄清一个问题：我们所搞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最早是列宁提出来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那些经济文化原来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就必须进行文化革命。列宁讲的文化革命是指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这种内容的文化革命，列宁明确指出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要搞的。不搞这样的文化革命，就不可能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更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党开始明确提出要搞文化革命是一九五八年，那时毛泽东同志在以《介绍一个合作社》为题的一文中要求进行五方面的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不久，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又明确提出，为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同时《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题为《文化革命开始了》的社论，指出文化革命就是全国劳动人民的文化翻身运动。但是，“文化大革命”不是这样的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从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三家村”杂文和《燕山夜话》开始的。接着，学校“停课闹革命”，大学停止招生，教育事业受到极大摧残。搞了十年的结果怎样呢？学校关闭，教育质量下降，文盲大量增加；文艺界百花凋零，万马齐暗；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被错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知识分子被当作“臭老九”而排除在工人阶级队伍之外，等等。因此，这样的一场所谓“文化大革命”，与发展繁荣文化无关，决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文化革命，而是一场对文化的大破坏。

“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政治大革命呢？这场“文化大革命”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政治革命。恩格斯说：“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1页）离开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客观基础，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政治革命。在我们国家，一九六六年时并没有这种政治革命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决议正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无产阶级已经牢牢地掌握着政权。在作为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已被消灭十年之后，又要发动亿万群众去推翻那种根本不存在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这是根本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只能带来混乱和灾难。对这个结论绝大多数人都是同意的，但还有些人疑问不断。同时，作为发起者和领导人的毛泽东对“文革”要负主要责任，但他也不是完全错的，还有正确的一面，还办了一些好事。

当时还有一种说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所谓触及灵魂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实质上是说它是一场思想革命。是不是呢？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人的世界观是需要改造的，没有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工人阶级在内。要掌握科学的宇宙观，就需要学习和实践。而“文化大革命”不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中，一方面是“自来红”的观点曾经喧嚣一时，说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红五类”等，似乎有一些人天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把另一些人作为改造的对象，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去对待他们。在“触及灵魂”的旗号下，无休止地开展批判斗争，混淆了是非界限，混淆了业务探讨和政治是非的界限，混淆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无限上纲，是非颠倒。结果不是改造了世界观，而是破坏了正常的思想建设，污染了人们的灵魂，败坏了社会风气。

如上所述，“文化大革命”不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文化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当然更不是经济革命。《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既然如此，“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呢？曾经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由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固然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但是，它又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而是一种社会思潮的产物。概括地讲，“文化大革命”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在我们党内不断发展的“左”倾思潮的产物，是党内“左”倾思潮恶性发展的结果。具体说来，原因有以下四点：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左”倾理论的系统化，并被提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

第二、错误的党内斗争和个人崇拜的狂热，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是造成“文化大革命”发生和难以防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对党内“左”倾思潮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正如《历史决议》所述：“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成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看成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

第四、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坏人，别有用心地利用党的错误，极力鼓吹个人崇拜，挑拨制造事端，这也是造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原因。

上述四点原因，就象《决议》所概括的：“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换句话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我们党犯错误的结果。是党内“左”倾思潮逐渐系统化和理论化，并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所造成的恶果。它从产生时起就是错的。这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必须首先搞清楚的一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只能带来混乱和灾难。对这个结论绝大多数人都是同意的，但还有些人疑问不断。同时，作为发起者和领导人的毛泽东对“文革”要负主要责任，但他也不是完全错的，还有正确的一面，还办了一些好事。

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方法都是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是有理论指导的运动，这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须彻底否定这种错误理论。

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批判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难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不需要继续革命了吗？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当然要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一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但这是广义上的革命，而不是本来意义上讲的夺取政权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恰恰相反，它是以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错误分析为依据，以开展“全面阶级斗争”、进行“全面夺权”、实行“全面专政”为其核心内容的。这种“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左”倾错误理论，既违反马克思主义原理，又不符合中国实际。照了去做，只能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不是也要同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呢？不是的。马克思、列宁所论述的不断革命论，主要是讲无产阶级应当参加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但不能只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是要使革命不停顿地向前发展，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当然也包含有无产阶级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要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的思想。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它的涵义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最主要的是对革命对象和动力的规定。“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是谁呢？“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什么样人是“走资派”，从来没有明确规定过。十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虚构的革命对象。实际上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把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当成了革命对象，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敌我。“文化大革命”的“动力”是什么呢？《十六条》规定，“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是革命“左”派，是那种“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结果往往是造反最早，闹得最凶，打砸抢最厉害的、最野蛮的那些人被戴上了“左派”的桂冠。革命的对象和动力都搞错了，结果就不是“乱了敌人”，而只能是乱了自己，造成一场空前的大内乱。

“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概括起来叫做“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方法曾经被误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多年的实践证明“四大”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只能造成混乱。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邓小平文选》第221页）

综上所述，应该说“文化大革命”本身没有任何值得肯定的东西。

三、十年的实践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完全错了，让我们再从它的效果来看。

从政治上看，“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宣称其目标是为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践检验的结果是相反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了的许多东西，恰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原则。比如，用小生产的平均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结果，越批就越“左”，越搞平均主义，“四人帮”鼓吹的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的危害就越大。同时，“文化大革命”也大大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把多年辛苦建立的各级人民政权机构打碎了，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机构公、检、法砸烂了，特别严重的是，我们专政的领导力量共产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从思想文化上看，“文化大革命”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实际上，是形式主义的大普及，“左”倾思潮的大泛滥。“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邓小平文选》第267页）造成的内伤十分严重。

从组织上来看，“文化大革命”宣传它要在大风大浪中培养千千万万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结果怎么样呢？被写入九大党章的接班人林彪折戟沉沙，葬身异邦；又一个被培养的接班人王洪文，站在人民法庭的被告席上。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仅不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相反的，给我们党的队伍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害。邓小平同志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邓小平文选》第267页）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打击迫害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第二，耽误损害了年富力强的一代；第三，毒害了年轻的一代。“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给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投机分子以可乘之机，使其中一些人被提拔到重要的岗位。它造成组织上的严重不纯，是我党历史上空前未有的。

经济上怎样呢？是不是如“十六条”讲的“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完全不是。经济上造成的恶果是极其严重的。“文化大革命”这次大折腾，初步估算损失了人民币五千亿元；一九五八年那次大折腾，大约损失了一千二百亿元，加起来共是六千二百亿元。这个数字比建国三十年的全部基本建设总投资还多。当然，我们的损失不止是经济上的，更重要的是丧失了宝贵的时间。“文化大革命”时期，正是世界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期，很多国家恢复了战争创伤而进入“经济起飞”的时期，也是进行新的技术革命的时期。人家搞经济起飞，我们经济遭破坏，这样，我们就落后了。

四、“文化大革命”本身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值得肯定和继承

“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只能带来混乱和灾难。对这个结论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同意的，但还有些同志的思想问题没解决，提出一些疑问。不弄清楚这些问题，就难于做到彻底否定。

（1）“文化大革命”有没有反官僚主义的积极作用？应该说，第一，“文化大革命”不是反官僚主义的运动；第二，“文化大革命”这种办法也反不了官僚主义。“文化大革命”是个什么运动，当时是有文件规定的，也是有十年的实践作证明的。“文化大革命”是反“走资派”的运动，是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运动，是夺权的运动，是整人的运动，而不是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这是很明显的。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这种方法也反不了官僚主义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同质的矛盾应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不同性质的官僚主义也要用不同性质的办法去解决。对待剥削阶级的官僚主义，我们采取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办法去解决。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官僚主义则不同。我们的国家机器是人民的国家机器，对这种国家机器是不能打碎的，而只能用改革的方法去解决，用建设“两个文明”和发扬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去解决。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文化大革命”恰恰搞颠倒了，用的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打碎国家机器的办法，用这个办法不仅解决不了，相反只能助长和加重官僚主义。

（2）对群众组织怎么看？是否两派都错，还是一派对，一派错？要按“文化大革命”当时的说法，就是一派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派是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一派是造反派，一派是保守派或是反动派。实践证明，这两条路线都是不存在的，那么作革命和保守的划分，就失去了依据。“文化大革命”中的各派不管叫什么名称，都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左”倾错误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来组织的。它们不管打的什么旗号，都是要造反，要夺权，要揪斗批判所谓“走资派”，都自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宣称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都极力寻求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因此，都没有大方向的正确可言。整个“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作为“文化大革命”有机组成部分的群众组织当然也应该彻底否定。说两派都是错误的，并不是说两派组织的所有人员都是没有区别的。应该讲，参加组织的大多数人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其中很多真诚地相信党，相信领袖，是响应号召起来的，这些人通过实践的教育，大多数后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了怀疑的甚至是抵制反对的态度，只有极少人是真正的坏人。必须看到，两派群众组织大都混进了少数的坏人。他们数量虽少，但能量很大，干了大量坏事。我们现在清理的“三种人”就是这种人。对这种人不是按他参加哪一派，担任什么职务，而是以他们的实际表现来定性的。

（3）红卫兵有没有积极作用？总的说，红卫兵没起什么好作用。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为一场错误运动打了先锋，因而政治方向是错误的。红卫兵进行的一些实践活动，包括造反、破“四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叛徒”，参与全面夺权，作用都是不好的。在“破四旧”当中，对破坏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起了很坏的作用，造成很多不可弥补的损失。当然，当年绝大多数参加红卫兵的年轻人的动机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真诚地相信国家到了要变颜色的关头，所以就起来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不过这种劲用错了地方。他们有热情，但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第一，他们对党和国家的基本状况不了解，有人讲国家到了变色的边缘他们就相信了（当然，这种情况不只是红卫兵）。第二，他们对党的历史不了解，对老干部不了解，轻易地受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煽动和唆使，到处抓“叛徒、特务”，造成很多冤、假、错案。第三，不了解自己，对自己估计过高。大多数红卫兵经过实践教育之后觉悟逐渐提高，有的变成了“逍遥派”，有的对“文化大革命”怀疑直至反对。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中，有相当一部分骨干就是当年的红卫兵，那是真正觉悟了，起来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起了很好的作用。

（4）“支左”的问题。《决议》对“支左”作了两句话的结论，一是“支左”在当时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一是“支左”也带来许多消极东西。从历史角度考察，“支左”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条件之下不得不采取的特殊措施，确实对稳定当时的混乱局势起了一定作用，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不能说“支左”的方向也是正确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决定了解放军所负担的“支左”任务，直接的是支持左派夺权，总的方向是支持、推动“文化大革命”，而不是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解放军“支左”，就是支派。所以，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时，对“支左”的大方向也要彻底否定。当然，对各地“支左”的同志起的具体作用应该在总的否定前提之下作具体分析。

（5）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否违反了“一分为二”的规律？没有违反。“一分为二”是借用中国一句成语来表述对立统一规律，意思是任何事物内部都是包含矛盾的，都是由对立方面组成的，因此都是可以分析的。至于怎么分析，却要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分析方法，不应该只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有人认为“一分为二”就是一缺点，二优点，一成绩，二错误，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毛主席并没有对“一分为二”做过这样简单化的解释。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的，你说哪个是优点，哪个是缺点？显然不能这么套。所以世界上事物的多样性决定了分析方法的多样性。《决议》恰恰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具体分析之后，得出彻底否定的结论的，这正是作了“一分为二”分析的结果。所以，那种认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违反“一分为二”原理的说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五、对“文化大革命”本身和对十年历史要加以区别

“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那末，这十年的历史是否就变成漆黑一团了？当然不能这样说。“文化大革命”本身和十年的历史是有区别的。“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左”倾错误虽是十年当中占支配地位的因素，但并不等于全部因素。决定十年历史发展的，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在十年当中，有正确和错误的矛盾，错误暂时占了支配地位，但正确的方面也还存在，还在斗争。这十年中，党内的健康力量是存在的。如果党内没有健康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没有经过曲折反复的斗争，两个反革命集团粉碎不了，“文化大革命”也结束不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大的斗争一共有四次，第一次是一九六七年二月的抗争，当时叫所谓“二月逆流”。第二次是粉碎林彪集团，周恩来同志主持工作批极“左”。第三次是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主持工作，搞全面整顿，实质上是要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第四次是一九七六年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的抗争运动，其目标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这场斗争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群众基础。正是由于党和人民健康力量的发展和共同斗争，最后保证了四个没有改变：党的性质没变，人民政权的性质没变，人民军队的性质没变，整个社会的性质没变。而且彻底粉碎了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所以十年当中党和人民所进行的斗争是要肯定的，决不能因为否定“文化大革命”，把这些斗争也否定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另一种力量在起作用，那就是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这是一种巨大的破坏力量，破坏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乘乱夺权，要把党、政权、军队都搞乱，以实现他们篡党窃国的反革命目的。他们唯恐天下不乱，总是希望把“文化大革命”无限延长，搞得越乱越好，越乱他们才能夺权。当然，斗争的结果，这种力量被人民消灭了。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决议》讲，毛泽东同志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完全正确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能真正了解“文化大革命”。但是，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不是完全错的，还有正确的一面，还办了一些好事。如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是毛泽东同志提议和支持的。在外交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对中美邦交的打开和中日邦交的正常化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对十年当中毛泽东同志的作用需要作具体分析，也不能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在具体分析之中，需要特别注意三点：第一点要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论点，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第二点要把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占主导地位的“左”倾错误和他十年当中某些正确的方面加以区别；第三点要把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破坏活动加以区别。

还有一点，就是这十年当中工农业生产还是有成绩的。《决议》指出，工农业生产的成绩是应当肯定的，但是这个成绩应该归功于党和人民，不应归功于“文化大革命”。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坚守岗位，坚持生产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是不是一点作用没有呢？还是有一个作用，即它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难得的反面教员。在一定意义上讲，反面教员是不可少的。而“文化大革命”就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一个难得的反面教员，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虽然我们为了得到这个反面教员，付的学费太高昂了，但只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它，还是可以得到教益的。党中央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总结了许多教训，在认识和掌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群众主要地是从亲身的经验中学习，而且每一点教训都是用巨大的牺牲换来的。”（《列宁全集》第9卷，第123页）全党绝大多数同志也程度不同地学到了一些东西。当然，也还有少数的同志，花了学费而并没有学到应得的东西，这是很可惜的。通过整党，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提高认识，我们一定能够更多地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