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成：跟着真理走

    四、诗意栖居。我们人类是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天地之杰作，造物之宠儿。我们与别的生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造物给了我们一颗诗意的心、一双诗意的眼和一支诗意的笔，要我们诗意地栖居于大地。我们是学习文学的，就更是如此，更应该如此。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诗，就是生活与心灵的诗意地书写；就是梦，就是充满诗意的梦的潇洒、飘逸地飞翔；就是歌唱与哭泣，就是充满抗议与隐忍、诅咒与盼望的笑声与泪水。一个以文学为人生的人，就是要乘着这匹俊美、健壮的马，行走四方，书写人生，在大地上留下一泓泓醴泉，一片片绿洲，一簇簇鲜花，一串串诗行。

    五、“做光做盐”。一切物质、乃至生命都容易腐败和坏朽。而使它们免于腐败和坏朽，保有健康和清洁的办法，就是给它们泼洒阳光和盐。具有东正教传统的俄罗斯有赠贵客以盐巴的习俗。这个习俗有着深刻的文化与精神内涵，它以“盐”为贵，鼓励、祝福人们在尘世上做“盐”。俄罗斯知识分子自命为尘世中的“光中之光，盐中之盐”。他们愿意把全人类的苦难都装进自己的胸膛，把全人类的道义都担在自己的肩上。他们是真理的思想者，更是真理的实践者。的确，一个圣徒胜过一百个神学家。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哲学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知行不合一，逻辑不一贯。“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信无善行乃是死的”。正确的、重要的是知行合一，信行合一，活出真理。用张卫民老师的话说是“做不做李叔同”；用基督信仰的话说是“活出基督”，是做不做特蕾莎，做不做朋霍菲尔，做不做德斯蒙德·图图，做不做纳尔逊·曼德拉，做不做马丁·路德·金，做不做金大中；用我们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是做不做谭嗣同，做不做粱漱溟，做不做晏阳初。粱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是中国文化建设永远的榜样，它指示了一条真正正确而有效的方向与道路。我们中国有个颜元、李恭学派，他们特别重视和强调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怀大爱心，做小事情”。在日常的行事为人中，我们不仅自己不做“暗昧无益”的事，而且还要敢于同时用有声的语言和无言的行为去批评做这些事情的人。因为这种批评不仅能够把黑暗彰显出来（“只要有一颗星，黑夜便被战胜，因为，黑夜现出了原形”），而且更能够把真理显明出来，警醒、装备更多的人，清洁、改造我们的社会，因为本质上讲，它就是真理的自我显明。如此，我们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明的子女”，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我们个人的作为不会很大，我们不过是一滴水。但是，一滴水一滴水汇集起来的“雪浪花”，就可以一点一点地重塑大海边的礁石，就可以一日一日地重塑我们的文化江山。我们要效法填海的精卫、逐日的夸父、移山的愚公、治水的大禹，用我们的不老的意志和智慧，用我们的“山水人格”和“仁智情怀”，“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地去践行真理。在万丈红尘、滔滔人世中，践行真理常常不但不会给我们带来荣耀、富贵和权力，还常常带给我们屈辱、清贫和苦难。但是，我们仍然要这么做。这么做，虽然不能在尘世中荣耀我们自己，但是，却能够荣耀真理；如此，真理必向我们微笑，必向我们祝福，必向我们发出由衷的赞美。“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六、甘做“思痴”。帕斯卡尔说过，人是一棵软弱的苇草，但是，却是一棵有思想的苇草；因此，人才有了尊严和权利。思想是造物赋予人类的又一大权利和能力。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理应是一个天天探寻真理的思想者。思想，使人深刻；思想，使人谦卑；思想，使人发现、认识、伏服真理。缺乏思想，缺乏对真知、真理的追寻，我们就担不起知识分子的称号。并且，这种思想，还应该努力达到“思痴”的程度和境界。正像我的一个至今未谋面的朋友所说，这种思想，应该像泰勒斯那样，仰首观察星象，踏空落在井里，受到特拉克姑娘的嘲笑，而不是一心只想着在地上找到从天上掉下来的金元宝；应该像苏格拉底那样，面对死刑，不仅不逃走，而且还在那里探讨不朽和正义的涵义，直至饮鸩而死，而不是一心只想着荣华富贵、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应该像牛顿那样，煮鸡蛋时把表放进了锅里竟然不知，而不是心猿意马、见异思迁、浅尝辄止。这种思想，不单是脑神经元的紧张运作，更是有崇高的精神的支撑与提升。

    清雄奔放的李白曾放声高歌：“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足见其何等狂傲！不过，这样一个李白在伟大的神圣、神秘的命运面前是躬下腰来的，他不无悲壮地慨叹道：“天地者，人生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不错，我们不过是“中间物”（鲁迅），不过是寄居于世的“过客”。“悲凉之雾，披于华林”（鲁迅），我们会时时感受到人生的短暂、荒诞、悲哀与无助，常常会陷于无边的凄凉与苍茫之中。在我的记忆里，迄今为止，心情最为凄凉、最为苍茫的时候，是参加完恩师李景隆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回到先生的书房和居室之后度过的一段时光。师母十多年前就驾鹤西行了；先生的唯一的养子也早已定居加拿大，在料理完先生的后事之后，也将很快返回加拿大。看着那满屋的书，看着那很快就将空无一人的居室，我放声痛哭，心叶滴滴流血，泪水涔涔流淌。我清醒地意识到，与我相亲相敬相知相近的人，对于我的人生最有价值、最重要的人，从此与我人天永隔了；这个曾经弥漫着浓郁的书卷气，曾经洒满一地阳光，曾经撒落欢声笑语、充满勃勃雄谈的普通知识分子、教书人的家，从此在人世上消失了。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凄凉、苍茫、孤独和心痛！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一书中说过：“一九九七年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杨绛先生的这些话似乎很可以表达我当时的一些心情。是的，我们夫妇也只有一个女儿琳琳，总有一天“我们仨”也会失散，“我们家”也会消失，我的书房也会空无一人，我的那些最珍爱的书也会流落到我不知道的地方，标榜“明目张胆”、“好高骛远”的我，也只能是一个来去匆匆、甚至不知归途在哪里的过客。然而，如今让我心安、欣慰的是，今天的我已经不同于以前的我了，因为我已经真切地感受、意识到：一个仰望星空、直面现实、满有盼望、诗意栖居、“做光做盐”、甘当“思痴”的人，就是一个永远拥有家园的人，就是一个永远有家可归的人，就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他就是一个以真理为家、行走于真理之道、跟着真理走的人。“跟着真理走”，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