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向范尔霖赠送股票的前前后后

　　中国股市历史钩沉系列之—
 　　中国的证券市场并不是在上一世纪90年代一下子凭空冒出来的，尽管在中国投资者的集体记忆中它是和1990年证券交易所的设立、1992年认购证的疯狂和证券公司门庭若市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孕育、发生和发展。
 　　而这其中，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发生发展基础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改革中出现的股份制改革。在那个时期，股份制试点从农村乡镇企业、供销合作社、工业企业发展到商业企业、房地产企业、金融企业。据不完全统计，到1988年10月底，全国已涌现了股份制企业16000多家，股份集资额为60多亿元，但其中债券化的股票占90%以上。
 　　但是，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期充满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争议，比如公有制为主的坚持、私有化的担心、姓“社”还是姓“资”、计划还是市场、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中国究竟是否应该明确“改革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雇工是否合法、股份制究竟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也能用……
 　　在股份制和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各种争议，以至于至今还遗留着当时争论的痕迹：股份制是不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股份制是不是私有制？试行股份制是不是公有制的倒退？发行股票是否应该让国有股流动？证券市场红利和股息是否属于剥削？买卖股票赢取差价是否属于投机赌博？……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最高领导层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用自己的方式表明自己是站在哪一边。在改革开放中是如此、在股份制改革中是如此、在对待证券市场的试点中也是如此：在改革开放中，有1978年的理论务虚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对待证券市场的试点，有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中的著名论断；而对股份制改革，邓小平用接见纽约证交所董事长的行动来表达对此事的支持。
 　　1986年11月10日至13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举行了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当时的媒体用“华尔街大亨将‘金融市场’带到人民大会堂”[1]这样的标题来形容这次史无前例的高规格会议。
 　　美国《时代》杂志驻北京的首席记者吉米（Jaime A. FlorCruz）当时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中国初出茅庐的股票市场向美国内行取经》的报道中写道——
 　　“上周在北京召开了一个不寻常的研讨会。会上，有20个身着细条子服装的最高水平的美国证券商人、银行家和律师，向200多个穿毛式制服的中国银行业和金融官员，解释了难以理解的美国西部股票贷方市场基础知识。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在会上说：“我们要学习和吸收其他国家有用的经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研讨会地点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蒙古厅三楼，距离精心制作的、祀奉着不朽的毛泽东躯体的大理石陵墓仅300码左右。肯定，这类研讨会不会合毛的胃口……不管这些说法如何令人不快，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仍慷慨激昂地说：“这个专题讨论会促进了相互理解，我们的美国朋友给我们很好的答复和建议。”
 　　这批美国来宾中就有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John J. Phelan, Jr.)。会后，邓小平在11月14日会见参会的纽约证交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并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在会见时范尔霖向邓小平赠送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邓小平回赠给他的是一张中国公司的股票。
 　　在会见之前准备回赠的礼物时，中国人民银行从沈阳、广州等各地找来十几张股票，但发现大多数股票都缺少部分必备要素、不符合国际通行标准样式。于是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就打电话给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后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上海证交所理事长），要上海送股票进京。上海选送了最早发行的一张面值50元的“小飞乐”股票，由当时的金融管理处处长、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朱小华专程送往北京。由于“小飞乐”股票票样上各项要素齐全、又是由上海印钞厂印制的，陈慕华行长看到这张股票很满意，便正式决定用它作为回赠的礼物。因此，邓小平回赠给范尔霖的就是这张“小飞乐”的股票。
 　　就这样, 范尔霖成为了第一位拥有中国股票的美国金融家，从而享有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这家社会主义企业的股份权？（插图：邓小平向范尔霖赠送股票）
 
 　　
 　　这是新中国有纪录以来第一次由境外投资者持有中国企业的股票，也是中国当时中央最高层第一次用具体的行动肯定了企业发行股票这件事的正当性。
 　　因此，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党的十三大，在报告就这样中断言：“改革中出现的股份制形式，包括国家控股和部门、企业参股以及个人入股，是社会主义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方式，可以继续试行。”还指出，“公有制本身也有多种形式。除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外，还应发展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联合建立的公有制企业，以及各地区、部门、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的公有制企业。”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筹备“中国资本市场20周年成就展”时，作为整个展览第一高潮部分就是邓小平向范尔霖赠送小飞乐股票的内容。
 　　不过，在写大纲和策展过程中，历史史实的准确性，成了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尽管我在研究和写作中国证券市场史的过程中，从各方面的资料中都得知邓小平是在1986年的11月14日接见范尔霖的。可我还是在刘鸿儒的回忆录中发现有不同的说法，刘鸿儒在他的《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中写的是1986年11月13日[2]。为此我们就有些犯难了，如何在千头万绪的策展工作中用最捷近的方式去考证这20多年前的日期呢？
 　　不过最终我从新华社图片库中找到了铁证。新华社入库的图片都伴有一个文本，简要说明图片拍摄的时间地点事件等新闻要素。而从新华社当年播发的邓小平接见范尔霖的照片说明中，明确写着是1986年11月14日。
 　　在邓小平接见范尔霖之后，因为那张“小飞乐”股票，还发生了一场非常有趣的后续故事，成为中国证券市场20年发展史中一个著名的花絮。
 　　当年上海方面在选送这份礼物时，为表示这张股票的正规和真实有效,特地在股东栏填上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的名字。
 　　当时范尔霖接过股票，眼睛一亮，异常高兴。但他毕竟是证券业的行家，细细看了两眼后，提出了问题：“这股票上面是谁的名字？”
 　　“周芝石。”翻译告诉他。
 　　“噢？我的股票不能用别人的名字，我要到上海去过户。”范尔霖令人措手不及地说，又自我满意地搓搓手：“That’s a good idea!”
 　　于是，会议结束后，约翰·范尔霖就带领一批随行人员和美国记者乘飞机飞往上海来。
 　　约翰·范尔霖一行飞抵上海，住进了锦江饭店，正好是周末。这位金融巨头精神很好，一到便说第二天要到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去过户。
 　　他的随行人员对上海接待方面提出：“要用警车开道。”
 　　上海方面为难了。因为本来不想把事情搞大，就说：“这没有先例。一般只有国家元首、总统来访，我们才用警车开道。”
 　　随行人员说：“我们董事长是美国经济界的里根!在美国他比任何政府官员都重要。”
 　　由于美国人的坚持，上海的接待人员便找了一个下台阶的妥协方法：要么由董事长自己出钱，自费雇用上海市公安局的警车开道，这样不破先例。
 　　“多少钱？”
 　　“2000美元。”
 　　“OK!没问题。”随行人员爽快地说。
 　　当时，有一些上海接待人员真看不透：这个美国佬凭什么花2000美元雇警车，去办一张50元人民币股票的过户手续呢？
 　　第二天下午1点，约翰·范尔霖一行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李祥瑞陪同，在警车引导下威风凛凛地驶到静安寺附近的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
 　　座落于南京西路1806号的静安证券业务部，在两个月前的9月26日开业之前还是一爿一开间的小理发店。范尔霖在静安业务部经理黄贵显的迎接下走进营业厅，他一面按规矩将那张小飞乐股票交给柜台内的工作人员“过户”，一面在10来个平方米的营业厅里来回走走，饶有兴趣地仔仔细细看了看。他问等候在里面的静安业务部副经理胡瑞荃；“你们是如何发行股票的？怎样过户？”
 　　胡瑞荃一一回答，还作为主人赧然地说了一句：“我们这个地方太小了。”
 　　谁知范尔霖毫不在意：“没关系，我看挺不错了。我们美国开始股票交易是在路边的梧桐树下进行的，连房子都没有。”
 　　工作人员将改成约翰·范尔霖英文名字、并盖上印鉴的股票以及新开的股东卡递给他，并免收了当时1元钱的过户手续费，作为“友好服务”。范尔霖看了看，满意地收下了，他在柜台边同李祥瑞、黄贵显三人合了影，然后走了。
 　　（插图：范尔霖在静安营业部过户）
 　　
 　　没有想到，范尔霖的这次活动在海内外引起轰动性效应，国外的报纸纷纷报道：世界上最大的交易所的董事长参观世界上最小的股票交易柜台!
 　　一个美联社记者在报道此事的电讯中说：“改革跨到了股份公司和证券市场的地步，表明中国的改革已很难再退回去了。”
 　　后来，黄贵显经理有机会去美国到纽约证券交易所参观，还看到纽交所保存的三幅嵌于镜框的照片：一幅是邓小平与范尔霖握手的照片，一幅是范尔霖、李祥瑞和他三人在静安业务部过户的合影，再一幅就是那张淡绿色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的股票和改写成范尔霖名字的股东卡。
 　　我们在设计20周年展览中，挑选了邓小平接见范尔霖并赠送小飞乐股票的照片、也挑选了范尔霖到静安证券业务部过户时和李祥瑞、黄贵显合影的照片。但在，说明文字的日期上发生了问题。（见插图：在探索中突破展板）
 
 　　原来我根据所掌握的历史资料考证，范尔霖到上海过户的日期应该是11月16日，因为“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是在11月10-13日举行、邓小平接见是在11月14日，他15日到上海、16日去过户，这个日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我在自己的书里采用的也是这个日期。
 　　但是在筹备20年成就展的过程中，我们从系统各下属机构收集上来的资料中有一份申银证券公司早年出版的资料中有关静安证券业务部的记载，说是范尔霖是在11月23日、星期天，到静安证券业务部办理过户手续的。在忙乱中我没有冷静深入思考和考证，仅以“静安证券业务部是申银证券的前身，申银证券早年的历史记载应该相对更接近事实”这样的简单推理，就在展板上将范尔霖过户的日期改为11月23日。
 　　可在预展结束后的那天下午，有讲解员为此特地向我提出：您的书里写的是16日，和展板上有出入。他认为范尔霖在14日邓小平接见他以后在中国晃了一周再到上海过户似乎不太合理。我考虑了一下，回答他说：确实有问题，但明天就要正式开展，这个时候已经乱哄哄的无法再仔细琢磨考证修改了。况且这个说法来自于申银的资料，如果有错也应该说是有出处的。
 　　就这样，这个瑕疵就一直留存在展板上，直到展览结束。
 　　展览结束，回上海以后，我脑海里一直不停地在琢磨这个日期的出入。为此我查了当年的日历，发现16日和23日同样是周日。但各种资料显示这两个日期在各种回忆记载中都有出现，但我需要一个事实的佐证。
 　　最后，我终于从其他渠道找到了来自纽交所存档的当年这几样文物的照片。尽管并不十分清晰，但还是可以看出来：一张小飞乐股票、上面股东一栏写着周芝石的名字；一张是印制在股票反面的过户记录单，其中“让股人”一栏写着是周芝石、盖着李祥瑞的印签（应该是陪同的李行长代为签章的），“受股人”一栏写着是约翰·范尔霖的英文全名John J. Phelan, Jr.；还有一张是飞乐音响公司股东卡、上面股东一栏同样写着约翰·范尔霖的英文全名。而股东卡发证日期和过户记录单上的转让日期，明确地写着“86.11.16”。（见插图：存放于纽交所的小飞乐股票和股东卡）
 
 　　
 　　这样，存疑在我心中好几个月的谜底终于在实证面前揭晓；而留给我的遗憾是，自己在20周年成就展上轻易相信“有出处”的记载而产生了失误，这让我再一次后悔不已……
 　　写到这里时，上海证交所领导已经决定开始筹备本所的博物馆。这样的话，也许我们上海证交所博物馆的海外藏品，第一件就应该是来自于纽交所的那几张珍贵的历史文物的高仿真复制件？或者在我们博物馆建成时，也许应该和纽交所协商，借用这几件文物的原件回中国展陈？——这真是一个令人期待的设想。
 　　但愿纽交所的同行听到这个建议也会像范尔霖当年那样搓着手来一句——“That’s a good id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