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孕一个月b超图片:张鸣：大学已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

大学校长应该是有创新思想的教育家

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教育家，而且是有创新思想的教育家，由他们设计、培育和管理我们的大学。纵观古含蓄地外的著名大学，它们的成功都与其校长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康德曾任哥尼斯堡大学校长，虽然他一生没有离开过故乡哥尼斯堡，但是他的思想却超过了国界，他把德国引向哲学思考的大道上，使得一大批思想家出现在德国的土地上。同样地，如果没有费歇尔这样风骨凌厉、高瞻远瞩的大学校长，剑桥大学就不会成为英国文艺复兴的新学重镇，不会成为举世著名的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之所以遐迩闻名，也是与他们有着一个接一个卓越的校长有关，他们都是各大学灵魂式的人物。

如果说我们至今还没有堪称世界一流的大学，倒不如说我们尚没有出现能够领导我国大学走向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校长。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在选拔校长的问题上是存在着弊端的，如选拔什么样的人当校长，由谁来选拔校长等。作为一所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校长，固然要求具有多方面的优良素质，但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是第一流的教育家，这是我国目前选拔校长时最受忽视的。

什么是第一流的教育家呢？陶行知先生在八十多年前，以“第一流的教育家”撰文，尖锐地指出：“我们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是政客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第一种不必说了，第二第三两种也都不是高尚的。依我看来，今日的教育家，必定要在下列两种要素当中得了一种，方才可以算为第一流的人物。”进而，他对两种要素又作了阐述：“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毫无疑问，如果由大学的教授们直接选出堪称为第一流的教育家的人来当校长，我们还愁不能形成先进的大学精神吗？

现行的校长任命机制严重阻滞我国教育的发展

近年不断有文章谈上个世纪初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先生把一所弥漫着封建官僚习气的学堂改造成一所充满生机、思想活跃，跟上了世界步伐的大学，而现在，有不少校长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近年更有人把问题挑明：现行的校长任命机制阻滞了教育的发展。

蔡元培留给北大的，大起办学与教育理念，小至待人接物修养，都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的形象。有一件极小的事似可说明他作为教育家的学养。民国政府委任他为北大校长，他上任第一天，乘马车到校，下车步行入校门，脱帽向列队的职员仆役致意，因为学校是平等的地方。

让我们来看国外是如何选校长的呢？在海外公立大学校长的遴选上，虽然最后要得到政府的任命，但政府一般不干涉遴选的过程，而且也不会把行政级别考虑在内。

通常遴选的过程是这样的：现任校长在离职前一年通知校方，然后成立遴选委员会，包括本校各级代表、资深教授、外校的校长或副校长、社会贤达，通常没有政府的现任官员。一定是公开招聘，本人申请和别人提名皆可，要提供完备的专业和管理方面的个人履历资料。遴选委员会从长名单上筛选出几个候选人，请来面谈；候选人要到各院系去接受质询，回答教授学生提出的问题。搜集各方意见后，遴选委员会投票决定最后人选，对素质的考量是始终放在第一位的。最后才到相关政府部门备案，由政府任命。

虽然由政府任命，但这样产生的校长不是行政官员，更不是政府官员手下的附属物。政府任命了之后，即使对他的工作有不同看法或意见，也不能随便干涉。因为最基本的规矩是，新校长一旦当选，他的职权就由大学的宪章界定着，而宪章的规定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外面的官员或工商界无权干涉，宪章修改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法定程序。若校长犯了重大错误要辞职，大多是在舆论的压力之下，而不是在政府的命令之下。

由此可见，在美国，大学校长的任命是总统都不能干涉的事情，是需要通过选举，甚至要象美国总统大选一样进行辩论的。而我们组织部门的的一纸调令，就将各个著名大学的校长，来回随意的调动，这或许是中国教育体制的悲哀。我们的展涛校长毕业于山东大学，任教于山大，对山大了如指掌，做起校长当然来得心应手。但是他跑到吉林大学去，对他而言,一切都是陌生的。我们并不怀疑他的能力，问题是他需要花多长时间来了解情况呢？吉林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们能心服口服地接受他的管理思想吗？

外控型的管理体制直接造成校长素质下降

事实上，我国实行的外控型的管理体制直接造成校长素质下降。简单说，每个人只对决定自己命运的人负责。所以，我们的官员才会“不唯下，只唯上”。校长由组织部门任命，所以校长们当然只对组织部门负责了。

我国大学的校长仍由教育部或由组织部门任命，而以目前的社会政治水平，很难做到唯才是举。校长的产生不是由教师选举，那么他会向谁负责呢？落后的体制导致他只注意组织部门对他的评价，而无须在意广大师生对他的接受程度。有人说，一群资深教授想说服校长打消一个愚蠢的念头费尽口舌也是枉然，而一个外行官员想否决校长的一个可行方案可能只要瞪一下眼睛就行了。这确实就是最具体也是最形象的例子。

防止校长官僚化，由教授来管理学校，才会杜绝目前这种尴尬局面。否则，大学校长不得不“不务正业”，纠缠于送往迎来，工作价值湮没在应酬之中。因为官僚体制的规则，无休止的评比、验收、检查、视察用去了校长们的大部分工作时间。有位校长曾扳着手指计算，一年中，他有200多天参加各级各种会议，另有50多天接待各种检查组和视察指导……

新东方的老俞在为北大2008级新生演讲时说：当我听说许智宏校长对学生唱《隐形的翅膀》的时候，我打开视频，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我觉得北大的校长就应该是这样的。是呀，我们现在的学生还能经常看到我们的校长吗？是呀，除了尊重之外，大学校长应该实实在在地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学生身上，要和学生打成一片。

我非常尊敬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和周其仁教授，他们如论多么忙，始终把为学生上好课作为他们的第一要务。林毅夫教授赴世行任职前的最后一刻就是为北大的学子讲授最后一课。我认为，他们才是中国最适合担任大学校长的人选，因为他们早已超越这种无形的管理体制，而这种超越正是建立在一种责任、自信和使命感之上。

所以，我建议：

一、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

二、取消组织部门对大学校长的任命权，改由在校学生和教师共同选举。

三、大学校长不做随意调换，只安排党委书记轮岗。

何兵：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

何兵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新一轮重点大学校长、书记人事变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我所服务的大学前校长，已荣升为副部级大学的校长，而新任校长尚无音讯。全校数百名教授，正屏声静气地等待着主管部门的官员们揭开他们的宝葫芦。

在村民都可以选举村委会主任的年代，大学教授们对于校长的产生，不仅没有决定权，而且连有效的建议权都没有，不能不让人感到深深的悲哀。对于一个以权利与义务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法科院校，这更构成对法治的反讽。这种“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的局面，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全国所有高校的命运。

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屡屡为社会指责，其原因何在？我认为，高校没有自主权和自治权是病根之一，必须从根本上改进。有关部门的这种做法，不仅与国务院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相违背，而且与通过党内民主推进社会民主的政治改革思路相违背。

早在2000年，中组部就发布了《关于推行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的意见》。意见指出，任前公示制，就是将党委(党组)集体讨论研究确定拟提拔或调整的干部的有关情况，通过一定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和期限内进行公布，广泛听取群众的反映和意见，再正式实施对干部的任用。这种做法把扩大民主从干部推荐、考察环节延伸到任用决策阶段，把民主参与的范围由部分干部扩展到广大群众，体现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的有机结合。

对于任前公示制的作用，《意见》进行了科学的归纳：任前公示制作为干部考察工作的延伸和补充，可以使党组织在更大范围内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干部，减少用人失察失误，提高选人用人质量。任前公示制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置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强化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和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不仅有助于遏制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而且有利于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增强干部的公仆观念和自律意识。

对于有秩序地推进社会民主，总有人杞人忧天，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怀疑，其中一个耳熟能详的理由是，中国老百姓的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假如这些属实，那么高校的教授们素质也低吗？也不适合搞民主吗？这次校长任命事件，我有一个真切的感受，这就是，教授的经济待遇比村民高，但教授的政治待遇比村民低。

对于民主政治，执政党也提出许多切合社会需要的政策，人民群众也提出许多合理的新需求。认真学习文件，我的感受是，党的政策是多么的好啊，但为什么离我们那么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