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布热津斯基 国际大棋局的影子棋手

文章1：　布热津斯基 国际大棋局的影子棋手

2011年12月02日 南方人物周刊

　　“想成为全球性大国，一个国家必须在各个方面，包括政府的属性、公民的生活水平和权利上领先，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但我相信它正朝那个方向努力”

　　本刊记者 张欢 王大骐 发自华盛顿

　　1997年，布热津斯基在自己的新书《大棋局》中写到，本书献给我的学生——帮助他们造就明天的世界。

　　这仿佛是一个隐喻：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书，所带的最知名博士生是奥尔布赖特(美国历史上首位女国务卿)；他在担任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一名行政助理罗伯特?盖茨后来担任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防部长；奥巴马在哥大听过他的课，并且以苏联核裁军为主题撰写了论文《布热津斯基是苏联问题专家》。

　　除了他的学生，他的同事、同学一样改变了世界——亨利?基辛格、萨缪尔?亨廷顿……

　　布热津斯基还是一个畅销书作家，《大棋局》、《大博弈》、《大失控》无一不是全球畅销书，也成为外界掌握美国战略走向的参考书。

　　他的书一直为中国人所看重。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中国就以“内部出版”的形式发行了《布热津斯基言论选》。他的每一本畅销书也都被翻译引进到中国，只是每本书的序言里都加上了类似“供批判用”或者“批判阅读、审慎阅读”的字样。

　　尽管已经83岁，但他的手跟鹰爪一样，回答问题的时候眼睛绝不离开你，像盯着猎物般锁定你——这个人锐利的目光曾经无数次地穿过谈判桌，一丝不漏地传达到对面。勃列日涅夫、邓小平都曾是桌子对面的人。

　　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赵楚对布热津斯基的评价是：“在世的最一流战略学者、最具有古典主义气质的地缘政治理论家。他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虽然在冷战时代成名，但他的理论在新时代随之更新，并且被现实政治所印证。从奥巴马政府在军事上和盟友关系的处理上，可以看出布热津斯基的痕迹。”

　　地缘政治的古典主义大师

　　布热津斯基有一个在英语里发音极怪的名字(Zbigniew Brzezinski)。同为欧洲出生的美国人，他并没有像基辛格那样把名字改得美国味更浓一些。

　　他经常拿名字的发音开玩笑，但他更自豪的是：一个生在国外、让美国人都觉得难以拼出名字的外国人居然成为这个国家安全事务的协调人，这本身就足以证明美国的包容与开放。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戴维?伊格纳修斯则认为：正因为出生地的关系，布热津斯基的美国感觉更为强烈。

　　当谈到中国是否可能寻求一种类似美国的世界地位时，布热津斯基认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美国人，但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是中国人——这就给任何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一国霸权设置了额外和重要的障碍。

　　1928年，布热津斯基出生在波兰的一个外交官家庭，因为父亲的关系，这个波兰贵族的后裔在少年时代就开始在全球游历。他的父亲驻德国时，纳粹党开始发迹，随后他们一家转驻苏联，他们看到了斯大林的大清洗。转驻加拿大时，二战开始了，他们的祖国从地球上消失了。1945年，当硝烟散尽，老布热津斯基选择继续留在加拿大，拒绝回到波兰，他知道，他们这种身份的人回到苏联羽翼下的祖国，将会迎来什么样的命运。

　　或许是这种流亡者的经历，布热津斯基对于发生在波兰和苏联的事情特别感兴趣，并以此作为终生研究方向。他的太太也是东欧流亡者的后裔，其祖父是捷克第二任总统。

　　布热津斯基一直坚信苏联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内容是关于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苏联的帝国主义。在他看来，以苏联名义统治的俄罗斯，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在莫斯科发号施令的帝国。苏联是形式上的民族主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做法其实是在鼓励非俄罗斯人中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在更大范围的苏联集团中，当曾经有过独立历史的国家被迫屈服时，这就更加明显了。

　　1968年，在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他得出结论，共产主义理想已经耗尽，民族感情变得越来越强烈，这应当成为美国政策的主导。

　　当他从学者转型为政治人物后，充分发挥了这一点，在苏东地区培养亲西方的民主派实力是他大力推进的政策。

　　布热津斯基承接的是布坎南开创的对苏思维。尽管是民主党人，但他从来不忌讳提出对苏联的遏制策略，被视为民主党内的鹰派，这与基辛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基辛格的博士论文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均势理论，并且在日后的实践中加以贯彻。

　　布热津斯基说：“我们并不青睐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我们的目标是要在缓和的大背景之下，在苏联集团内部培养多样性。我们希望将缓和视为一种能够促进苏联解体的动态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战术安排。”

　　他一直认为，输出民主应该是美国国际战略当中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指出，维持地区稳定对于美国的重要——如果埃及实现民主，那么极有可能是穆斯林兄弟会上台，这是一个对美国并不友好的组织。

　　对于街头民主运动，布热津斯基认为，亲民主运动的关键是团结。他的分析是：波兰民主运动成功的关键，是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精诚团结。他们所有人都洋溢着民主理念。他们下决心创造一个民主国家，他们想要和平转变，而这种和平转变，又以其他形式，在乌克兰“橙色革命”和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中重现。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教训，民主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如果仅仅依靠相对封闭的社会力量，民主就不可能机制化。它必须反应出一个社会的成熟度。很明显，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人们完全不在一个知识水平上，瓦文萨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非常直观的领袖，葛莱米克教授又是老于世故、精通民主。

　　这就是民主如何在和平中诞生，我会仔细看待整个事件，看看工人和农民是否也参加到抗议人群中，他们是否有能够引领他们建立民主的统一理念。

　　军队瞄准谁，总是很关键。如果军队认为这只是一小部分社会力量在抗议，就会开枪。

　　关于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布热津斯基的中心论点非常简单：美国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当今全球稳定的根本保证。

　　说到底，美国面临的政策方面的中心问题是：“称霸是为了什么？”要害问题是：美国是打算在利益分享的基础上塑造新的全球体系，还是打算运用强大的全球力量首先扩大自己的安全。

　　当外界质疑美国的作用，他反问：“如果美国国会要求迅速从国外的3个主要驻军地区——欧洲、远东和波斯湾——撤回美国的军事力量，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作为一名地缘政治学家，在地图前分析指点江山成为他极大的乐趣。他说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认同拿破仑说过的一句话：“只要看看这个国家的地图，就能明白他们的外交政策。”

　　布热津斯基给今天的世界画了一个动荡之地集中的“冲突圆地区”——画两条交叉的线，一条从西到东，从西奈半岛到印度到中国，另一条从北到南，从俄罗斯南部边疆向下直到印度洋。根据这两条线画一个圆，里面大约会有6亿人，到处都是种族、宗教和社会矛盾。

　　作为一名冷战时代成名的战略学者，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并没有停留在核威胁的时代。进入新世纪，他就指出：本世纪的意识形态挑战，不会是反恐战争，而是一些更加抽象的东西，主要包括3点：第一是全球政治觉醒，全人类第一次都在政治上积极起来，这是非常巨大的变化；第二，全球力量的中心从大西洋两岸转移到了远东，这并不意味着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将会崩溃，而是说它们将失去500以来的统治权；第三，出现了全球共同的问题，我们必须共同应对，以防所有人痛苦地受难。这3个方面的主要变化定义了美国必须面对的挑战，而美国的生存以及全球地位，就取决于美国如何应对以及应对措施是否得当。

　　他认为，“9?11”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悲剧性的、不可避免的转折点。当时美国犯下的错，今天仍在修补。因为美国行为的合法性与可信度被极大削弱了，这些反而将本?拉登的行为反衬得十分重要，同时凸显出美国人所陷入的全国性的突发性的歇斯底里，许多导致负面效应的政策被制定出来。让布热津斯基痛心的是，大多数民主党人也表示赞同。

　　2002年8月，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邮报》撰文《如果我们必须战斗》，他提出：战争是一幢过于严肃的生意，其动态结果极度不可预测。尤其是为了耍个人脾气、处于蛊惑人心认为制造恐惧的需要，或者基于模糊的事实论断，就要进入一个高度动荡的地区发动战争，就越发不可预测。

　　早在伊战开战前，他就已经提出了绝大数人忽视的问题——战后伊拉克会是什么样？如果真的开战，我们如何改造它？

　　他认为解决中东问题的核心在于巴以冲突，在他担任国家安全助理期间，就表现出对犹太社团的并不友好态度，被美国媒体视为是美国反犹势力的代表。

　　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学大师和美国归化者，美国人的世界观让布热津斯基痛心疾首：根据《美国国家地理》统计显示，绝大部分进入大学的美国人，在地图上找不到英国在哪里。伊拉克战争爆发5年后，也在地图上找不到伊拉克，甚至30%的人不知道太平洋的位置。

　　布热津斯基认为，如果美国真要去启发和领导全球，就必须拥有成熟和老练的思维与心态。

　　在他看来，美国人对于电视剧的敏感度要高于对世界大事的敏感度，这种状况不可能持久，“如果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挑战一头雾水，我们怎么能够做出相应的内部改革呢？”

　　知行合一

　　从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的办公室窗户望出去，白宫和国会山，都不过是几分钟的路程。

　　在冷战时代担任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很多场景就像美剧《24小时》里描述的那样紧张刺激。

　　布热津斯基曾经用7分钟和和一亿五千万人死亡来形容这份工作的压力：我们会在苏联大规模发射核导弹后一分钟内发出核打击预警，大概在第二分钟内就能够得到该次核打击的基本规模以及可能目标的数据，并且精确度相当高。到第三分钟，我多少已经知道何时预估后果，也在此时，总统会收到信息提示。第三到第七分钟，总统会决定如何做出反应。

　　从一开始就变得非常复杂，如果是全面核打击，那么反应就会相对容易，你需要的只是全面报复，但如果这只是一次有选择的小规模打击，那么就会有多种选择。总统需要权衡各种选择的利弊，这个过程必须在7分钟内完成。到了第7分钟，执行的命令就必须下达，无论什么决定都需要执行。曾经有过一次小小的恐慌，布热津斯基半夜被叫醒并被告知，战略指挥系统已经启动，最后搞清楚只是一次演练，却被误传为核打击。

　　到了第28分钟，华盛顿就会被夷为平地，6小时之后，一亿五千万美国和苏联人就会死去。

　　布热津斯基坦承，他的一生都在为结束冷战而努力，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对付苏联。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的一些做法影响至今。在某种意义上说，基地组织是由布热津斯基思想的产物。

　　在担任国家安全助理期间，他建议卡特总统秘密支持喀布尔反苏派，这项援助计划将会诱使苏联出兵。中央情报局开始在阿富汗培养训练游击战士，本?拉登也在其中。

　　当苏联果然出兵阿富汗后，布热津斯基写信给卡特——苏联终于也陷入了他们的“越战”。这场战争旷日持久，直接导致了苏联的瓦解。

　　1998年接受法国《新观察家》杂志采访时，当被问起作为资助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始作俑者，是否会因恐怖主主义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生命的损失而感到后悔时，他反问，“是什么在历史上更重要，是塔利班还是苏联垮台？是穆斯林闹事还是解放中欧和结束冷战？”

　　和基辛格一样，布热津斯基公职生涯结束之后，依然保持了重要影响力。他们来访中国或者中国领导人去美国访问时，中国最高领导人都要去接见他们，了解他们对世界格局的见解。当布热津斯基访华时，与他见面的不但有江泽民、胡锦涛，还有曹刚川、徐才厚这样的军方高层。

　　虽然不在政府系统内，但他战略大师的地位让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无法忽视。1994年，美国讨论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克林顿为此所困，很烦恼，私下打电话给布热津斯基，问他对中国实施特定的制裁是否合适——当时的布热津斯基刚结束在中国的访问，正在夏威夷的海滩上度假。

　　此外，他还担任了很多美国政府不方便出面的政治外交。从阿塞拜疆通往土耳其的巴库——杰伊汉管道，是布热津斯基一直鼓吹的能源多元化重要项目之一，这条管道完全绕开了俄罗斯国土，为西方直接提供了里海和中亚的石油。1995年，克林顿总统让布热津斯基带一封亲笔信给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白天，阿利耶夫与俄罗斯高级代表团谈判，晚上则专门与布热津斯基交谈。

　　最后，在他离开之前，阿塞拜疆承诺接受美国提议，拒绝了俄罗斯关于阿境内石油必须全部过境俄罗斯的要求。

　　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红旗缓缓降下，这是布热津斯基个人最高满足和成就感的瞬间。在那一刻，他知道有一些比苏联的消亡还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历史上最后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帝国正在解体、或许是永久性集体。

　　他的博士论文得到了证实。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北京奥运会之前，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中国一些领导人对他表示，很担心台湾会干扰奥运会。他的回答是：“台湾不会，西藏倒有可能。你们知道我是中国的朋友，你们应当就这事找达赖喇嘛谈一谈。”

　　他继承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启的与中国交往之旅，尽管对共产主义有着强烈的态度，但他在与中国交往方面，表现出极强的务实精神。1978年，他强烈要求卡特总统批准自己去中国走一趟，并被授权可以对中国人说，美国承认中国提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3个基本条件：同台湾断交、撤走美国在台军事人员和设施以及废除美台安全条约。

　　他见到了邓小平和华国锋，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说：“布热津斯基可引以为荣的是，中国领导人隆重接待了他，规格堪比接待基辛格。”苏联塔斯社则攻击他，在美国官员中只有他积极唆使中国反苏。《纽约时报》倒是透露了另一个信息：美国悄悄答应向中国出售用于地质调查的红外线航空扫描仪，一种具有军事用途的仪器。

　　在出访中国时，他注意到，晚上招待他的京剧上演的是传统剧目。他意识到，中国在发生着变化。

　　访问中国时，他向邓小平发出了访美邀请。第二年，邓小平到了美国后，布热津斯基专门在家设便宴招待他。饭桌上，他拿出一瓶上等的苏联伏特加(苏联驻美大使所赠)，告诉邓小平，这是勃列日涅夫所喜欢的佳酿。邓听完之后，哈哈大笑。

　　在白宫的欢迎宴会成为邓小平表演的舞台，也是卡特总统执政期间格调最高的一次，并由电视现场直播。

　　3年之后，当布热津斯基再次访问北京时，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依然津津乐道那晚的场景。

　　邓小平专门要求要与卡特进行单独私下会面，在这次会面中，邓提出：“我们认为有必要煞一煞越南人的气焰，适当教训他们一下。”

　　——就是在卡特任内，中美正式建交。

　　布热津斯基并不是中国崛起的鼓吹手。不过，早在小布什的任期内，他就冷静看出中国重要性的上升和俄罗斯恢复元气、正在创造新的地缘政治权力组合——不像老的中苏同盟那样直接公开针对美国，而是一致的地区利益和共有的(但未公开声称的)钳制美国过长羽翼的企图驱动。中国在静静地推动亚洲合作共同体，美国在其中至多扮演二流角色，中俄共谋减少美国在后“9?11”时代入侵阿富汗后在中亚发展军事的存在。在中东和非洲以及发展中的中国与巴西经济关系中，都可以感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在布热津斯基为美国制定的外交大格局计划中，远东将成为未来美国战略重心之一，中国的崛起不可忽视。

　　他曾经观察过中俄边境的对比：“如果你去哈尔滨——这里过去是俄罗斯人的势力范围，有很多俄罗斯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大量白俄逃到这里——这里有一个专区专门从事对俄贸易，所有的街道名都用中俄文标志。然后中国人卖汽车、电视和iPod，俄罗斯人卖套娃和其他木头玩偶，这会告诉你太多信息。到了晚上，你找一家餐厅吃饭，所有中国人都在大口吃饭，环顾餐厅，墙边几排椅子上，相当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坐在那儿等客人。”

　　在14年前，布热津斯基就指出了中国模式的几个问题：“最明显的缺陷是机械地依靠统计数字做预测，日本就曾经被认为是下一个超级大国，但日本经济脆弱性因素和政治缺乏连续性的问题都使其没有走向那条路，而中国是否能坚持20年内的爆炸性增长速度，也是一个极难肯定的问题。再者，中国的高速增长很可能产生政治上的副作用，将会限制其发展。民主化的问题也是不能无限期回避的，因此，中国除了继续向世界开放外，别无其他经济上有效的、政治上可行的现实选择。”

　　他对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早就有冷静分析：“中国人痛恨日、美、俄、英、法使他们遭受的长期民族耻辱。随着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蜕变成缺乏时代感的空论，中国人不断增强的民族主义有可能成为中国政治团结的主要源泉。在中国周围，印度人忙于国内日益加剧的种族冲突，他们十分嫉妒中国对于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力更大一点。俄罗斯则担忧，从长远来看，他们在远东的领土也许会被更加强大和人口稠密的中国夺去。”

　　当“G2”、“龙象之争”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议题时，布热津斯基显得并不热衷，这名“中国通”指出：亚洲各主要国家的经济生命力都毫无例外地依赖海上贸易能够自由出入两三个主要港口。只要用几颗磁性水雷挡住上海、横滨或者孟买港口的通道，就可以使中国、日本或印度的经济几乎陷入停顿。它们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船运货物，包括对这些国家来说极其重要的石油进口。国际商业铁路运输不仅对日本和印尼这样的岛国不适用，对中国和印度来说也意义不大。距新加坡不远的马六甲海峡是一条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因为远东与欧洲的贸易以及从中东进口的石油都是通过这条狭窄的通道运输的。

　　在布热津斯基的“国际大棋局”当中，对于中国和远东方面，他认为，美国应当鼓励日本谨慎而稳步增强军事力量——在其高技术领域与美国的防御设施融为一体，重点发展空中和海上力量，而不是旨在赴大陆作战的庞大陆军。另外还应该督促日本发展一支能执行特殊任务的精锐打击部队，用于直接参与旨在促进全球和平的海外行动。日本宪法虽规定军事作用限制在自卫范围内，但促进全球和平应该理解为与日本宪法的规定是一致的。此外，中美日3国还应该建立正式的军事磋商机制，产生信任并扩大到更大范围的地区安全问题。

　　我们的采访被安排在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采访结束后，他马上进入到另一间办公室，会议室门上的告示显示：这里正在召开一场有关全球经济格局的讨论。

　　老兵虽老，但没有隐去。

　　“我认为恐怖主义被夸大了”

　　人物周刊：在奥巴马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美国开始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撤军之后，美国如何在这片被你称作“全球巴尔干”的地区保持自己的影响力？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这完全取决于美国撤兵的那几个国家中，政权自身的强大有效以及可信性。伊拉克有自己内在难以解决的问题，阿富汗也有注定持续的矛盾冲突。只有假以时日，我们才能看出美国的撤兵是否为这些地区留下一个有希望和稳定的政治经济局势。

　　人物周刊：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您提出了美国面临的20个难题，并批判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我们见证了这些预言的实现，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表现，最多只能缓解，无法克服，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布热津斯基：资本主义以前和未来一直都存在危机，但在有人证明有一个更好的系统存在之前，资本主义依然是一个给予了这个世界上最多人口以最高生活水准的系统。至于资本主义的未来，这依然是一个谜题。

　　其次，资本主义本身也一直在变化当中，今天的美国资本主义与1930年代和1990年代的资本主义并不完全一样。同样也适用于社会主义，中国曾经在毛泽东的带领下试图创建社会主义社会，文革和大跃进，这些是伟大的成就还是糟糕的错误？中国现在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代表着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占主导？这些问题都只能通过实践而得到答案，在理论上进行争辩意义不大。

　　人物周刊：您认为民主制度将制约美国使用武力，但在小布什8年的总统任期里，美国为何四处大量使用武力？

　　布热津斯基：你不能说这是大量使用武力，虽然这并不对，但是我们派遣远征军到伊拉克、对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做出必要的反应，这两者都只是相对小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因为美国并不想以毁灭性的方式赢得战争，理论上来说美国本可以在一周内摧毁任何国家，但却不情愿地使用了手术般的进攻。

　　人物周刊：您曾在1998年接受一次法国媒体的采访中提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只不过是一群闹哄哄的穆斯林，不存在全球穆斯林运动，之后在2006年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还提到，布什刻意夸大了恐怖主义的威胁，如今“9·11”已经过去10年，本·拉登已死，您认为美国的反恐战争将去向何处？它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我当时的观点是正确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在某方面是个严重的问题，但它并不能代表全部的伊斯兰世界，这是一个有着16亿信众的宗教，如果把它全放在一个框框里，会是一个严重的曲解。我认为恐怖主义只是众多威胁中的一个，不能忽视地区性冲突，比如，如果朝鲜对韩国进行攻击，事态恶化之后会把美国也牵扯进来，我并不认为你可以把任意一个威胁称之为最严重的一个。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待美国的反恐战争？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恐怖主义被夸大了，它虽然是个严重的问题，但同时还有许多同样严重的冲突，例如伊朗以及中东地区的其他冲突，还有印巴冲突，甚至是中印之间，我们需要担忧的问题很多。

　　人物周刊：1979年7月3日，卡特总统签署了第一道秘密援助喀布尔亲苏政府的反对派的命令，这早于苏联进攻阿富汗的时间6个月，苏联也因此被拖入了如美国越战般的长达10年的战争泥沼，您当时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联于1989年撤军后，那里的民兵摇身一变成为了“基地”组织和恐怖分子，这是否说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曾“培养”了本·拉登和他的组织？

　　布热津斯基：不，这完全不能说明。我认为你把一件时间跨度长达15年的历史事件压缩成了一个简单的结论。事实上因为帮助苏联压迫下的阿富汗，我们得到了穆斯林世界以及非穆斯林国家的帮助，其中也包括中国。

　　塔利班在10年后出现是因为当苏联人走了之后，国际社会彻底放弃了已经被残酷的战争摧毁的阿富汗。本?拉登在1991年开始对抗美国，那个时候美国在老布什总统的领导下进入中东国家，将伊拉克人赶出了科威特，就是那个时候，他发布了宗教声明，号召穆斯林们对抗美国，因为他觉得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出现是对穆斯林的侮辱，还有美国在巴以问题上插手太多，这些解释都跟美国以及其它国家帮助阿富汗的圣战者们没有任何联系。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现在伊斯兰世界发生的变革运动，这是否出乎了美国的预料？埃及、叙利亚、沙特都是地区性大国，发生在这些国家的变化将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什么影响？

　　布热津斯基：中东地区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并不尽相同，埃及、也门、沙特阿拉伯还有突尼斯的情况均不相同，如果单一地去分析这个复杂的地区是相当危险的。这场变革会影响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后果将会是消极的。

　　想成为全球性大国，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物周刊：作为一名战略学者，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保证自己能够掌控足够有用的信息？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里。

　　布热津斯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信息过量会变成智慧决断的障碍，因为你已无法分清信息的重要性，这意味着你必须决定什么时候信息已经足够，还有什么时候信息已成为下判断的障碍。

　　人物周刊：中国崛起已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在您看来，中国始终是一个地区性大国，那么哪些因素妨碍了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

　　布热津斯基：想成为全球性大国，一个国家必须在各个方面，包括政府的属性、公民的生活水平和权利上领先，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但我相信它正朝那个方向努力。

　　人物周刊：具体而言，中国是否还应该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这将会对两国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布热津斯基：这是中国政府的决定，我在这里无法给出金融方面的建议。在一个如此复杂的世界里，美国国债是最安稳的，如果你不这么认为就不要购买，总会有其它人购买的。

　　人物周刊：中国一直在提倡大国和平崛起，但当我们回看历史，似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免不了摩擦和碰撞，如今南海问题愈演愈烈，作为普通中国人，我们似乎能感觉到周边国家的敌对情绪，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是否会导致中国出现您所认为最为可怕的结果，也就是民族主义的盛行？

　　布热津斯基：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我们都会经历民族主义兴盛的阶段，但是政府的职责不就在于制定一个不让自己国家利益受损的国策吗？在我看来，我们处于一个任何战争、尤其是当敌对双方都有核武器而非常危险的时代，因此任何的摩擦都应该避免。我觉得中国政府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目前和平崛起还是主调，我希望能持续下去。

　　人物周刊：您提到中国应该明确地放弃其残留的信条，决定成为全球现行社会体制的一部分，这点中国似乎做了一定的努力，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原因和现状，迫使它需要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不能走美式民主之路，否则可能将面临苏联解体的后果，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在保证国家共识成为最重要的国策上做得很好，它包括改善基础设施、缩小城乡差别，以及让大多数中国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多年以后，这是否能满足每个人依然是个未知数，因为到时会有更多人希望拥有政治权利。现在中国的共识在于过去20到30年之间的进步的确使得大部分人从中获益，而不是被伤害。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式价值观能否在国际上具有传播力？美国式价值观为何能够席卷全球？

　　布热津斯基：美国价值观之所以能够在全球传播开来，是因为发出的信号告诉人们可以很快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中国在过去30年也告诉了世人这一点，因此在美国模式之外又多了中国模式。

　　你们有基础设施和中产阶级，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满足人们的政治诉求、拥有平稳的政治体制和自由地获取信息，以及公民自由表达的另一政治平台。在某种程度上，以上的这一切都必须融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所谓的21世纪良性社会。

　　美国也有自己的问题，我们虽然有民主，但对社会的公正关注程度还不够，我希望通过时间可以进行纠正。我们不能宣称自己的系统式完美的，那么就让我们互相祝愿吧。

 文章2：布热津斯基预言：美国离骚乱有多远

2009年02月23日 新京报

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国际关系学者布热津斯基21日向美国各界发出警告。他说，金融危机会引发社会动荡，甚至会诱发骚乱事件，所以美国富豪们应出手相救。

布热津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声称：“目前各个阶层的不满情绪都在持续增长。如果大家没有工作，并在现实中被伤害太深的话，很不幸，就会引起骚乱。”布热津斯基举例说：“1907年，当我们遭遇大范围金融危机时，不仅银行开始接连倒闭，大街上也出现了骚乱。”

布热津斯基特别对美国富豪们面对金融危机无动于衷的姿态表示反感。由此，他向奥巴马政府提出一些建议，即奥巴马最好成立一个自愿性质的国家团结基金，而基金的捐助人主要是那些积累了巨额财富的富豪们。

他说：“如今的富裕阶层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不出来做些事情？他们曾赚了数亿美元、数百万美元。我想到了保尔森和鲁宾(两位均系美国前任财政部长)，他们为什么不团结起来，为什么不组织一个国家团结基金，使那些赚了巨额财富的人扭转如今的局面呢？”(张乐)

文章3：布热津斯基：中产阶级骚乱冲击美国 
 
作者：猴王翻译    2011-7-21  
 
 
原文联接
http://www.prisonplanet.com/brzezinski-middle-class-unrest-to-hit-u-s.html

布热津斯基：中产阶级骚乱冲击美国

（翻译上面可能还有些欠缺，因为是组内共享的，因为组内都是懂这块的，所以翻译的用词方面没有做润饰，后面会慢慢加强）

我总结的全文中心思想：后面全球危机的情况下，美国中产阶级会受到巨大影响，这个会冲击美国的执政的根本，同时全球的新兴国家开始出现一致的敌视美国的倾向，这个对于美国的帝国地位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就是美国的内忧外患。现在幸亏是电子技术时代，民意容易被控制，个人信息容易被政府掌控。

2011年7月7日（星期四）

   布热津斯基，四十年前写道未来社会中的人口将由一个技术官僚精英王国的高度控制，在昨天MSNBC’s Morning Joe指出对中产阶级的经济剥夺将引起的动荡，很快触及美国。

   “我不希望是厄运的先知 - 我不认为我们正在接近末日 - 但我认为我们将进入剧烈矛盾的社会中，社会的敌意，一些形式的激进主义，只是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不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布热津斯基说，内乱开始时，由于经济崩溃和失业率上升中下阶层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前国家安全顾问预测，全球经济实力的三大传统支柱美国，欧洲和日本，在严重的金融危机中挣扎将导致“真正严重的国际危机”。

   CFR（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布热津斯基所谓的关注有关“差距”和“公平的社会”就是‘富人变得更富，中产阶级变得较差’。这实际上正是他四十年前在书中主张关注的，一个由一群的精英无情地控制和主宰人类，在当时被看做完全是虚伪的事实。

   然而，这肯定不是布热津斯基第一次表示关切，经济和社会权利被剥夺所造成越来越多的愤怒可能会威胁到现有的政权。在去年蒙特利尔外交关系会上（一个定期举行的精英彼尔德伯格集团会议）布热津斯基对与会者警告说， “全球政治正在觉醒，”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提出要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第一次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都积极的政治主张，政治意识和政治上的互动......在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痛苦和伤痕累累的外来殖民或帝国统治的回忆世界，对追求个人尊严，尊重文化因而会产生的全球激进政治主义。’’布热津斯基对研究精英们说道。

   这仅仅是布热津斯基的言论中对各垄断权力和特权的威胁的一种，人们只能得出结论他在谴责类似的发展。 “现有的全球体系”，一位首席建筑师在演讲中引用了他的话，布热津斯基是受到直接威胁，全球精英持续控制世界的事务，这一点他再次被MSNBC采访时说到：“人们现在的政治已经觉醒并深受鼓舞’’， 作为布热津斯基在去年的发言的补充，与断裂的精英结合起来：“在一个任何重大的权力更加困难背景下，包括目前的领先世界的权力，美国。” 因为布热津斯基是高度控制社会技术运行的一个支持者，展望愤怒崛起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挑战目标在精英的眼中是不被欢迎。他在19世纪70年代出版了两本书：美国在电子技术时代的角色，布热津斯基写道。“电子技术时代显露出一个逐渐更容易控制的社会。这样的一个社会将是由精英主导，放纵传统的价值观。很快就能确定几乎可以对每一个公民被连续监视并维护最新的完备的资料，甚至包含公民的个人信息。这些文件将检索时须授权。”这听起来像是对下层阶级经济剥夺者表示同情，布热津斯基假装在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或这是一个男人惊呆了，即使控制住无休止的欲望可他建立的世界新秩序变得更容易崩溃，那愤怒和绝望的人们又怎样？

文章4：奥巴马的幕后操纵者会让世界更危险
 
作者：张伟    2009-2-9  
　　

刚刚过去的2008年对美国和世界来讲都是动荡的一年。布什政府8年的统治留下的遗产是：经济方面，世界面临着一场可能较1929-33年大萧条还要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全球高通货膨胀以及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的高油价、高粮价更将雪上加霜；社会方面，全球经济危机不断深化的冲击下，西方发达国家贫富悬殊日益扩大，民众不满情绪抬头；发展中国家兴起工厂倒闭风潮、失业率大幅提高，威胁社会稳定；经济欠发达国家在通货膨胀、油价高企、粮食危机等多重因素冲击下有可能产生新的人道主义危机。军事上，以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为中心的全球反恐战争看不到尽头，而地区冲突愈演愈烈。政治、外交上，“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正日暮西山，美国独霸世界的梦想将成昨日黄花，世界形势和格局正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在此多事之秋，世界将眼光转向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许多人期待这个过去名不见经传，但热情、朝气蓬勃的政治人物会如他在大选期间所许诺的那样带来希望，带来变革，对内能挽狂澜于既倒，重振美国经济；对外能抛弃布什单边主义倾向，加强与世界各国沟通与协调。　　

在奥巴马高调组建被媒体誉为“梦之队”、“豪华阵容”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团队时，一个让人熟悉的身影在台前幕后时不时出现却让我对美国新政府外交政策的走向产生种种疑虑，这个人就是布热津斯基。　　

一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被誉为当今美国外交界的领军人物，其声名可与基辛格媲美。他曾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世界格局的变化产生过重要影响。他虽早已离开政坛，但因与政、学、商等各界往来甚密，依然对美国政治、外交政策发挥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现年80岁布热津斯基4岁时随父母从波兰移居北美，后取得美国国籍。他先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俄国问题研究中心和国际问题中心、国际动态研究所、俄国问题研究学院，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联合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迪安－威特－雷诺兹公司，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大学或研究机构执教或从事研究。他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述颇丰，曾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他所著的《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大失控与大混乱：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等书确立他在美国外交界无可辩驳的权威，无论是美国的外交决策部门还是世界各国外交研究部门均将他的著述作为案头必备的参考书。　　

布热津斯基有丰富的从政经历。他曾充任美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委员、肯尼迪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约翰逊总统的科学顾问。他政治生涯的顶峰是出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70年代末美国外交政策的实际操控者。布热津斯基因在1978年中美正式建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而在中国也十分知名。　

布热津斯基之所以能“学而优则仕”，关键的原因是他和金融垄断资本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英、美等国，国际垄断资本通过资助的秘密精英社团来操控国内政治已是不争的事实。从19世纪末英国的罗德·塞西尔圆桌会议、到一战后由美国威尔逊总统的“精神教父”豪斯创建的外交协会，再到1954年成立的汇聚欧美精英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秘密精英社团不断发展，对政府的影响力不断增强。70年代初，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以金融寡头戴维·洛克菲勒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找到布热津斯基作代表，在外交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三边委员会，吸收美国、西欧、日本的大银行家、工业资本家、政府要人和学界精英参加，定期开会，协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同时通过由委员会构筑的关系网，向各国政府输送他们的代理人，以达到控制各国政府，为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的目的。　　

正是布热津斯基于70年代中期发现了当时任佐治亚州州长，原为花生种植场主的吉米·卡特，推荐给戴维·洛克菲勒等寡头。在国际金融资本的操纵下，本默默无闻的卡特在1976年的总统大选中一举击败民主党内众多候选人和共和党在职总统福特，成为美国第39 届总统，而布热津斯基则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实际操控美国的对外政策。　　

卡特被认为是战后最无能的一位总统，在内忧外患的重重压力下，只任满一届，便黯然下台。但布热津斯基所掌舵的美国外交却对改变当时的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布一反基辛格主张的均势战略，在世界各地挑起冲突和对抗。他指派中情局渗入阿富汗，企图颠覆亲苏政权，引起苏联入侵；他发动、资助伊斯兰极端势力来对抗苏联，播下伊斯兰恐怖主义之苗；他抛弃伊朗巴列维国王，扶植霍梅尼政权上台，人为在中东制造紧张局势，引发第二次石油危机，从而维护和巩固了摇摇欲坠的美元霸权地位；为遏止苏联全球扩张态势，将其注意力引起其周边地区，他引诱伊拉克和伊朗交恶，引发两国间长达8年的战争，人为制造出从阿富汗到西亚的“弧形危机带”，也为日后的海湾战争埋下伏笔；他在西欧部署导弹，与苏联直接对抗，使世界面临热核战争的威胁，但此举也将苏联拖入军备竞赛的轨道，耗尽有限的资源造成最后崩溃。　　

在备受诟责的卡特政府中，布是最得不到民众好感的阁员。因此，他离开政坛后保持低调，但一直没有放弃试图在幕后操纵美国政治的企图。　　

二　　

在奥巴马从政经历有着诸多疑团，引起美国一些独立分析家的注意：　　

奥巴马的从学经历颇为曲折。他在洛杉矶的西方学院就学两年后于1981-83年进入在哥伦比亚大学。他在的自传和他的拥趸为他所写的传记中，对此经历却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以奥在普通大学大一、大二期间相当一般的成绩能跨入属于顶尖大学的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已属奇迹，但他在长达450页的自传《父亲的梦想》中仅用短短数行描述此经历，让人费解。而布热津斯基离开政坛后重新回到哥大掌管俄国问题研究学院，奥巴马当时主修政治和国际关系，毕业论文题目是苏联裁军问题，正是布氏的理论专长。据称，70年代末，同为三边委员会成员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等人出版了《民主的危机》，称美国将于2010-2030期间产生巨大的民主危机，会走向专制政府，布热津基斯和亨廷顿之流一直在物色能带领美国渡过危机的未来领袖，奥巴马在哥大的经历不能只称为是一个巧合。　　

奥巴马的成长似受到由大财团操控的非政府组织的“特别照顾”。奥巴马的母亲一直服务于福特基金会，奥巴马离开大学后先后在一些福特基金会下属的基金会从事社区工作，他以此积累政治资本，一步步走向政坛。此次美国总统大选，我们注意到，福特基金会、索罗斯“开放社会”、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学院以及其他几个基金会，这些前几年热衷于在海外输出民主、通过“颜色革命”来颠覆他国政权的非政府组织又冲上美国政治的前台，为奥巴马竞选成功摇旗呐喊。　　

奥巴马从政经历也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他竞选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和竞选联邦参议员过程中均有许多疑点。1995年，在竞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期间，奥巴马靠司法诉讼赢得了强劲对手帕尔默；2004年，奥参加联邦参议员竞选时，无论是奥在民主党内的大对手赫尔还是共和党的竞选对手瑞恩，均在选举最关键时被卷入司法诉讼而败下阵来，而且法官有很明显的违背司法程序的现象。奥巴马神奇的政坛上升经历，连奥的媒体“吹鼓手们”也只能尴尬地归结为“神助”。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期间，希拉里·克林顿一直与奥巴马不分伯仲，而民主党预选的“超级星期二”前后，美国各大媒体突然转向，对希拉里口诛笔伐，要求其退出大选，成为迫使其最终退出总统大选的最关键因素，为奥巴马走向白宫扫清障碍。　　　　　

非政府组织、司法部门、媒体对奥巴马的“特别关照”很大程度上可能是钱在起推动作用。　　

早在奥巴马宣布参加大选之初，布热津斯基就已从幕后走向前台。2007年8月，他出版了《第二次机会：三位总统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危机》，抨击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三位总统错过了历史给予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机会，呼吁美国新的领导人把握历史机会，维护美国永久霸权。此书在美国引起轰动，打击了与三届政府有关联的希拉里、麦凯恩等总统候选人的声望，为一个与三届政府没有渊源的新人执掌美国政权造了声势。随后，布热津斯基以首席外交顾问的身份率全家加入奥巴马的竞选团队，被称为奥巴马的“外交教主”。他的大儿子马克曾任克林顿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和欧亚局局长，也成为奥巴马团队中的外交顾问。女儿米卡就职于全美知名的有线电视网MSNBC，此电视网对奥巴马“造星运动”特别不惜余力，甚至被指有违新闻的公正原则。他的另一个儿子扬虽没有明显加入奥巴马团队，但同样在美国外交领域十分活跃，扬为国防部东欧和北约事务的副部长助理，是2007年美在波兰等东欧国家部署导弹的积极策划者，此举导致美俄交恶。 　　

奥巴马竞选成功后，美国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已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发展，对世界各国经济也产生巨大的影响。世界的目光关注在奥新团队的经济政策上。外交退于次席。6月18日，奥巴马宣布了由13名民主党前任官员和议员组成的外交政策顾问团队，其中未无布的大名，奥还竭力撇清与布的关系，据称是顾虑布在卡特政府中的不好名声和犹太社团对其的反感；12月1日，奥宣布选择希拉里担任国务卿，詹姆斯·琼斯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布热津斯基仿佛又淡出人们视角。但是，揭开奥巴马神奇的政治神话包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一无政绩、二无接受真正民意选举洗礼的经验、三无明确政纲的“跛脚鸭总统”。在此背景下，奥很难做到独立执政，极有可能会沦为各种幕后势力影响、利用甚至操纵的工具。从布作为金融垄断资本的一贯代表，其从政、治学不甘寂寞的本性以及他全家对奥竞选过程狂热的支持来分析，他一定不会功成名就、寄情山水。而奥面临危机重重的国际环境，也需要布这样一个“精神教父”给他规划、制订外交政策。最大可能只是布从台前隐到幕后，由此赢得对奥外交政策施加影响的更大空间。我们对布热津斯基可能给奥巴马外交政策带来的危险影响一定不要轻视。对美国新政府外交政策可能给世界带来的不利影响要预作防范。　　

三　　

要分析布热津斯基通过对美外交政策施加影响从而给世界带来的哪些方面的危险，可从其从政经历及著述中寻找线索。　　

1、为维护美元霸权地位，在西亚制造紧张局势　

奥巴马的从政轨迹、他与布热津斯基及其所代表的垄断资本的可能联系、美国目前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外交危机均与三十年前就任总统的吉米·卡特有很大的相似性。　　

卡特上台之时的美国，政治上尚未从水门事件的阴影中恢复，军事上越南战争失败的后遗症正重，经济上尚未从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陷入长期滞胀僵局。特别让美国垄断资本害怕的是维护霸权的重要支柱--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机。为维持强势美元，一方面，金融垄断资本将保罗·沃尔克推上美联储主席宝座，将银行利率推高到20%以上，使美国经济出现急拐弯，危机被转嫁到普通美国民众和发展中国家身上 (如今，保罗·沃尔克再次加入奥巴马经济团队，这是另一个危险的征兆)。另一方面，由他们的代理人—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绕开知名政客万斯领导的国务院，在中情局的协助下，在伊朗制造紧急情势，不惜抛弃一直亲美的巴列维国王，暗中资助伊斯兰极端势力的霍梅尼夺取政权，又诱使伊朗扣押美国人质，造成美伊对抗和西亚地区局势紧张，从而引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翻了两倍，由于石油交易以美元计价，美元霸主地位得以维持。如今，金融危机再度引起美元信任危机，奥巴马新政府有可能会再使用石油危机，来达到维持美元地位的目的。由于美国已成功达到分治伊拉克的目的，可能新的冲突地点在伊朗、沙特或是其它邻近石油运输战略通道的国家。对此，我们应保持足够的警惕。　　

2、加剧与俄罗斯的对抗　　

在许多波兰人的性格中，对俄罗斯的敌视是普遍特征，因为历史上参与三次瓜分波兰的列强队伍中均有俄罗斯，而1939年，德苏签订密约，共同瓜分波兰，苏联军队更在卡廷森林枪杀了两万五千多名波兰军官，使丧失国家的波兰人又增加“灭种”的恐惧。布热津斯基把仇俄情绪贯穿他治学、从政生涯的始终。　　

布热津斯基一改尼克松、福特政府所奉行的外交均势战略，采取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与苏联直接对抗，使世界面临热核战争的威胁，也将苏联拖入加速军备竞赛的轨道。1979年，布指使中情局渗入阿富汗，企图颠覆亲苏政权，引起苏联军事干预。为将苏联深陷战争泥潭，布资助伊斯兰极端势力来对抗苏联军事入侵。也就是在阿富汗战场上，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得到发展壮大，埋下了9.11的祸根。离开政坛后，布在《大失控与大混乱：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大棋局》等书中鼓吹要继续肢解俄罗斯。　　

布热津斯基认为正是他的对苏联采取对抗的政策为十年后苏东集团的瓦解埋下铺路石，为此备感自豪，他在1998年接受法国《新观察家》杂志采访时，当被问起作为资助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始作俑者，是否会因恐怖主主义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生命的损失而感到后悔时，他愤而斥到，“是什么在历史上更重要，是塔利班还是苏联垮台？是穆斯林闹事还是解放中欧和结束冷战？”充分暴露了一个其作为危险的地缘战略主义者的冷酷。　　

近几年，由于美国滥发美元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推动油价高企，使产油国充分享受到高油价红利，原本就不满美国霸权主义的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国力显著增长，反单极主义、强权政治的呼声越发高涨，使得美国觉得如芒刺在背。特别是今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交恶，并与北约舰队在黑海对峙，使美政权对俄势力上升更为恐慌。根据布所提出“弧形危机带”理论，美在新世纪之初先后在前南斯拉夫、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等国所搞的“颜色革命”成功，大大挤压了俄罗斯生存空间。虽然“颜色革命”后止步于白俄罗斯等国，但美国不会放弃这种“有效”的非武力手段来试图颠覆其它“远美近俄”的政权，在俄罗斯周边继续制造紧张局势的。2007年巴基斯坦发生一系列政治事件，大规模民运、贝·布托被刺、人民党上台、穆沙拉夫辞职，引发政局动荡，这些事件的发生与“颜色革命”特别是发生在黎巴嫩“雪松革命”在手法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不排除未来美国将用搞乱巴基斯坦来达到制衡俄罗斯和中国的“一石二鸟”的目的。 　　

俄罗斯现任领导人对布将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带来的危险影响十分警惕。2007年6月4日，普京对外国记者表示，“说到民意，在俄罗斯，民意是要增强俄国家安全。你们是从何得出结论，俄民意要求解除我们的武装力量，甚至像一些理论家，如布热津斯基所称的那样，要肢解俄罗斯？那么此种所谓的民意，我是全力反对的。”　　

3、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　　

布热津斯基是中美建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这么做不是出于对中国的热爱，而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通过打“中国牌”来达到牵制苏联的目的。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美国和西方已普遍将中国视作一个会向美国霸权发起挑战的重要对手，试图采取各种手段加以遏制。在中美经济关系相互高度依存的今天，采取武力等直接对抗的方式已不足取，最可能采取的办法是针对中国经济的“软肋”—能源入手。　　

2007年11月30日，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布热津斯基称要采取一切手段来遏制中国从非洲获取石油、能源和其它战略性资源。在奥竞选过程中，他的外交团队曾明确主张轰炸苏丹、巴基斯坦。未来，美国很可能通过加大对非洲、中亚国家内政的干预，甚至有可能在重要能源通道上制造紧张局势，干扰中国能源输入和对外资源、能源合作，逼迫中国将眼光放到人烟稀少但资源丰富的西伯利亚，从而达到挑拨中俄相斗，美国渔利的目的。对此，我们要高度戒备。　　

4、借“人类尊严”的旗号加大对广大发展中国的分化、瓦解和控制　　

布热津斯基2007年出版的《第二次机会：三位总统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危机》被许多评论家视作是奥巴马未来外交政策的指导书。在书中，布热津斯基提出“人类尊严”的理念。他写道，“到了21世纪，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处于政治活跃期。这部分人口意识到史无前例的社会不公正，对其权益遭到剥夺以及缺乏个人尊严的现状深表痛恨。由于能普遍接触到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他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仇视和嫉妒的共同体，正跨越主权界限，对现存国家…以及全球等级体系构成挑战。”　　

布提到“政治活跃期”会对中国、印度以及中东、东南亚、北非、拉美等地产生影响。他总结道，“美国只有认同的人类尊严的理念—其基本要求是尊重源于政治、社会和宗教的文化多元—才能克服将由全球政治觉醒带来的风险。人类尊严涵盖自由和民主，并超越两者，它还包括社会正义、性别平等，以及最重要的，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和宗教多样化的尊重。”　　

在这些华丽的词藻后面掩盖不住的是布热津斯基希望借助他所谓的“全球政治觉醒”，用维护“人类尊严”借口来动摇乃至颠覆他国的企图。美民主党总统的对外政策从来不乏诱人的口号，但实际上却在这些幌子掩护下进行着扩张霸权的行径。如卡特倡导“人权”外交，但实际上却实行与苏联全面对抗的战略，将世界拖向战争边缘。克林顿总统为与法国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争夺势力范围，在非洲推行民主化、多党制，引发非洲大陆持续动荡，在卢旺达、刚果(金)、塞拉利昂等国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流毒至今尚未肃清；为挤压俄罗斯和打击欧洲货币一体化努力，克林顿还在“民族自决”旗号下发动科索沃战争，公然挑战国际法准则，为以后小布什实行单边主义垫下铺路石。　　

按照布的逻辑，美国可以借“维护对文化和宗教多样化的尊重”为旗号，不仅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车臣问题上将对俄罗斯指手划脚；更可以用同一旗号，加大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干涉，挑动不同文化、宗教、种族甚至部族之间的对抗，冲击现有的国家疆域，削弱国家主权，造成现有国际关系的大洗盘，使发展中国家更加“巴尔干化”甚至“碎片化”，从而为垄断资本更好地控制各国扫清障碍。美国已在其对外政策实践中试行了上述方案，前南斯拉夫一分为六，伊拉克一分为三，美国的频频得手必然会加强奥巴马新政府外交政策的冒险性，会乘非洲、中亚以及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遭受经济危机冲击之危加大对他们的分化、瓦解和控制，从而进一步达到扼制中国等新兴国家在这些地区获取资源、能源之路，阻断他们的崛起态势。　　
 
 

文章5：宋鸿兵：布热津斯基是三边委员会的核心人物

我们最好自下而上地来建造“世界秩序的大厦”，而不是相反。终结国家主权（的工作），可以用一点一点进行蚕食的办法，这会比老办法更快地达到我们的目的。[6.18]
里查德.加纳《外交事务》杂志，１９７４年４月

1992 年7 月16 日，当克林顿在民主党大会上接受竞选总统提名后，发表了一番并无新意的有关团结、理想、人民和国家之类的高调。但是在演讲结尾，克林顿突然提到了他在乔治城大学读书时代的恩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洛.奎格雷（Carroll Quigley）对他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与肯尼迪总统对他的影响相提并论[6.19]。克林顿在随后的总统生涯里反复提到卡洛.奎格雷的名字，那麽究竟卡洛.奎格雷的什麽主张让克林顿如此刻骨铭心呢？

原来奎格雷教授是研究英美秘密精英组织的权威，他认为这些秘密组织决定性地影响了世界上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换句话说，奎格雷教授是一位“阴谋论”大师。
奎格雷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布鲁金斯智库、美国国防部、海军部任职，并与众多中央情报局的高官过从甚密。作为“圈内人”的奎格雷曾大量接触最高机密的文献和秘密档案，他对英美极少数统治精英对全世界命运安排的“理想”并不反感，只是对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持有保留态度，再加上他的研究晦涩深奥，所以并没有遭到“主流”学者的围剿，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他长达20 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接触过大量绝密文献，美国史学界没有第二个人有机会重复他的研究，所以他的著作鲜有挑战者，只要他的学说不危及同时代的当权者，精英圈子也没有必要动他。
在奎格雷教授看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美国外交协会（CFR），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 Group），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显然是世界政治精英操纵世界局势的核心组织。拥有3600 名会员的外交协会相当于美国的“中央党校”，加入该协会就等于迈进美国政界的大门，成为未来世界政策的制定者。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加上了欧洲的精英分子，而拥有325 名会员的三边委员会加上了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的精英分子。美国外交协会的重量极成员往往也是其它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中的精英们包括叱诧世界风云的重量级人物：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JP 摩根国际委员会的戴维·洛克菲勒、纳尔逊·洛克菲勒、英国菲利普王子、在肯尼迪总统政府内任美国国防部长后来又任世界银行总裁的麦克纳马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法国前总统（和欧洲宪法的主要制订者）德斯坦、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还有就是一代宗师凯恩斯。国际银行家正是这些组织幕后的大老板，罗斯切尔德家族主持了很多届彼尔德伯格会议。1962 年和1973 年在瑞典度假圣地萨尔特舍巴登的会议由沃伯格家族主办。
正在读大学的克林顿听了恩师的指点立刻悟出要想在政界出人头地，个人奋斗注定会失败，必须进入权力核心的圈子才能达到“好风凭借力，任我上青云”的境界。
果然，克林顿先后加入了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还是“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这是一个专门培养未来“世界政府”重要“干部”的培训班。克林顿在1989 年加入外交协会，１９９１年，时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又出现在当年在德国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年会上[6.20]，要知道美国有众多的大州州长削尖脑门儿想要参加这个“超级精英聚会”，果然仅１年之后，名不见经传的偏远的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竟然击败了英名赫赫的老布什而当选总统，难怪克林顿对恩师的教诲念念不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 Group)
“如果那些年我们就向公众开放，我们就不可能为世界制定发展计划。不过，世界越来越复杂，并准备向世界政府迈进。由知识精英和世界银行家组成的超国家主权实体肯定好过过去数世纪实践的国家自决。”[6.21]
戴维·洛克菲勒1991 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名字取自荷兰一家旅馆，由荷兰的伯恩哈德亲王（Prince Bernhard）于1954 年一手创立。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国际版”，由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家、政治家、商业领袖、媒体巨擎和著名学者所组成。他们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由罗斯切尔德和洛克菲勒逐一捡选出来的，这些人很多同时又是美国外交协会、朝圣协会（Pilgrims Society）、圆桌协会（Round Table）、和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包括欧盟在内的几乎所有欧洲联合机构的策源地，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6.22]

该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神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总部设在荷兰西部的莱顿市（Leiden），甚至还有电话号码。
但没有网站。少数独立侦探，如英国的东尼·戈斯林（Tony Gosling）或美国的詹姆斯·塔克（James Tucker）要费尽心机才能获得有关彼尔德伯格会议位址和议程的消息,塔克跟踪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长达30 年。塔克出版了一本关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书。历史学家皮埃尔·维勒马雷斯特（Pierrede Villemarest）和记者威廉·沃尔福（William Wolf）已经联合出版了《拒不让公众了解的事实和
纪事》（Facts and Chronicles Denied to the Public），其中卷1 和卷2 讲述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秘密发展史。比利时社会学家吉尤因斯（Geoffrey Geuens）所著的一本书有一章也是专门讲述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
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前副主席、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达维格农（Etienne Davignon）坚持说“这不是资本家操纵世界的阴谋”。法国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加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长达近30 年的蒂埃里·蒙布利亚尔（Thierryde Montbrial）说这只不过是个“俱乐部”而已。例如，彼尔德伯格2002 年会议的正式新闻稿说，“俱乐部的唯一活动是举行年会。会上不提出任
何决议，也不进行投票，不发表任何政策声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只是一个“灵活、非正式的小型国际论坛。与会者在论坛上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观点，增进彼此了解。”
英国经济学家威尔·赫顿（Will Hutton）说，每届彼尔德伯格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制定世界政策的前奏”，他的这个说法相当接近事实。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做出的决定稍后会成为8 国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既定方针。
媒体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面前总是温顺得像沈默的羔羊。2005 年，《金融时报》以典型的手法抢先报道，对沸沸扬扬的阴谋论淡化处理。

事实上，任何质疑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俱乐部的人都会被嘲笑成阴谋论者。英国议员或美国决策者等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说它“只不过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地方”，一个人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论坛。
恩达尔（FWilliam Engdahl）在其《百年战争：英美石油政治和新世界大战》（A Century of War:Anglo American oil politics and the New World War）一书中详细讲述了1973 年在瑞典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发生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辛秘。在布雷顿体系崩溃之后的最初几年里，美元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的信誉和价值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在世界金融风暴之中随风而逝。当时的国际银行家还远未做好世界货币的准备工作，思想和理念也极度混乱，１９６９年“隆重”推出的世界货币“特别提款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根本无人问津。眼看局面即将失控，国际银行家们在１９７３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紧急磋商，试图遏制当时世界金融的危局，重新挽救美元的信心。美国的金融战略家沃特.雷维(Walter Levy)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惊人的计划，放手让世界石油价格暴涨４００％，并规划如何从中牟取暴利。
大石油公司和大财团的８４名成员参加了是次会议。恩达尔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权贵聚集在彼尔德伯格目的是使权力平衡重新向有利于美国金融利益和美元的方向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决定利用他们最珍视的武器－全球石油供应的控制权。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政策就是引发全球石油禁运，迫使全球油价激增。从1945 年起，按照国际惯例，世界石油以美元定价，原因是美国石油公司控制着战后石油市场。因此，全球油价突然上涨意味著世界对美元（用以购买必需的石油）的需求相应激增，从而稳定美元货币的价值。[6.23]
基辛格用“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流入”来形容油价飙升的结果。

三边委员会
“我们的国家能够拥有伟大的民主制度，我们也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并使它们积聚在极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不可能两者同时拥有。”
路易斯.布兰德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显然是三边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也是戴维.洛克菲勒的智囊。在他的建议下，洛克菲勒决心将“将世界上最优秀的大脑整合起来解决未来的问题”。该想法在１９７２年初被首次提出，并在１９７２年的彼尔德伯格年会上，被“集体”广泛讨论并接受下来。
布热津斯基在１９７０年出版了著名的《两个时代之间》（Between Two Ages） ，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政府，该书被认为是三边委员会的“圣经”。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理所当然地“慷慨解囊”，从财务上大力支持三边委员会的运作。
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纽约、巴黎、东京分别设了三个总部，由这三个地区各出一人担任主席。
纽约总部的主席理所当然是戴维·洛克菲勒先生。布热津斯基便成为这个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执行主任。
布热津斯基曾向戴维·洛克菲勒力荐时任佐治亚州州长的卡特加入三边委员会，卡特在戴维洛克菲勒亲自提名下，被破格吸纳进三边委员会。这是他五年后能跨上白宫的台阶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大步，也是他和布热津斯基成为莫逆之交的基础和开端。
年青时代的克林顿在恩师奎格雷的指点之下，一直努力向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等组织积极靠拢，最终实现了他的总统梦。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样都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外围机构，最机密和最重要的决策只是在伦敦和华尔街极少数人的圈子里敲定下来。三边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起到的是“统一思想”、“协调步伐”的作用。
三边委员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不遗余力地宣扬“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的宏伟理想，最终为一个伦敦－华儿街轴心控制之下的“新世界秩序”铺平道路。
１９７５年三边委员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在一份名为《重塑世界贸易与金融概要》（An Outline for Remaking World Trade and Finance）报告中指出：“紧密的三边（美、欧、日）合作，维护和平，管理世界经济，培育经济发展，和减少世界贫困，将增加和平过渡到一种世界系统的机会。”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吸纳了当时的经济后起之秀日本的诸多知名企业家和银行家，扩充了“世界精英”的基础。国际银行家们非常懂得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对未来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和“世界税收”这一“伟大事业”的重要性。后来随着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逐步发展起来，这些地区的“精英分子”也成为国际银行家们青睐的对象。
问题不是一个“世界政府”到底好不好，而是谁主导这个“世界政府”，它是否能真正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富裕和社会进步。从２００多年来的社会实践来看，普罗大众似乎指望不上“精英们”的许诺。
经过许许多多的战乱和衰退，小老百姓们终于搞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只是摆设；没有经济平等，民主制度也就失去了根基，成了任金钱玩弄的道具。
如果说自由的本质就是人民能够拥有选择的权力，那么未来的“世界政府”的道路只有一条，“世界精英”已经替世界人民选择了好了。按照保罗.沃伯格之子，银行家杰姆斯.沃伯格的话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政府究竟是经由（和平的）共识或是（武力的）征服来产生。”

 文章6：恩道尔：布热津斯基为美国阐明议程

“潜在的最危险局面是中国、俄罗斯，可能还有伊朗，结成‘反霸权’大联盟，这将是一个因共同怨恨而不是共同的意识形态联结起来的反美同盟。……为避免这种情形……需要美国同时在欧亚大陆的西部、东部和南部展示地缘战略技巧。”
　　——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奥巴马竞选顾问）

　　在赢得2008年总统大选后的几天时间里，奥巴马即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宣布继续让罗伯特·盖茨留任国防部长，而不是做出新选择，开始实施真正的变革，削减五角大楼业已过于膨胀的权利。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奥巴马政府将使用欺骗手段，在欺骗的背后则是军事实力。
　　在提名布什家族十多年的老朋友、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盖茨任国防部长之后，奥巴马又提名北约欧洲总部前司令詹姆斯·琼斯上将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主力。这进一步表明，奥巴马将继续奉行布什-切尼的军事战略议程。琼斯从曾在创建美军非洲司令部上起到核心作用，美军设立这个司令部的目的是对抗中国和俄罗斯在非洲越来越大的影响。在离开北约的岗位后，琼斯成为重要的防务承包商波音公司和雪佛龙石油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同时还是布什和切尼所代表的军事工业-石油复合体的内部成员。
　　此外，奥巴马任命丹尼斯布莱尔海军上将，即所谓的美国“情报鲨鱼”，任国家情报总监。布莱尔曾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是亚洲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的专家。
　　这些任命表明，奥巴马与布什的地缘政治议程完全相同：全方位主导，彻底控制世界石油和能源运输线的战略要点，控制海洋、天空，最终控制外层空间。
　　早在10多年前的1997年，后来作为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主要对外政策战略顾问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就阐明了美国的议程，在精英组织对外关系理事会会刊《外交》上发表的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中，布热津斯基明确提出：“潜在的最危险的场景是中国、俄罗斯，可能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一个不是由意识形态而是出于对美国共同的怨恨走到一起的‘反霸联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美国需要同时在欧亚大陆的西方、东方和南方展示地缘战略技巧。”
　　如果仅因为美国经济陷入了可与20世纪30年代相提并论的大萧条，以及美国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和AIG这些最大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事实上已经破产，就断定华盛顿将放弃军事主导欧洲大陆的宏大计划，将是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和低估。正好相反，金融和经济领域的巨大问题，恰恰使美国孤注一掷地通过某种形式的军事战略、地缘政治反应来保持其全球霸权的可能性大大上升。
　　表面上看，还没有其他国家的军队接近于美国的军事力量投送能力。每年美国政府花在军队的钱都超过排在美国之后军事开支最多的45个国家军费的综合。作为第二大军费开支国，中国的军费仅占美国军费的16%，很难把这种水平的军费开支视为试图对美国权势进行挑战。
　　由于此次危机严重损害了美国的金融主导地位，美国能否运用其军事力量来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成为关键问题。毫无疑问，问题的答案很复杂。

　为理解1990年以来两代布什王朝怎样在对俄政策转变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有必要深入了解乔治·W.布什家族在美国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动战争，用秘密、欺骗、谎言等手段制造的政治机器的真正背景。
　　1990年6月，在亨利·基辛格等人的建议下，老布什政府在休斯顿召开的七国集团会议上，坚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主导前华沙条约国家，包括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休克疗法”，一个并不合理的经济政策，却成了当时的规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西方银行贷款作为诱饵，以私有化和市场改革为条件，把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激进的自由市场政策，强加给俄罗斯、波兰、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其他前苏东国家，这些政策根本不符合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需要。
　　如果不了解主导美国的权势集团，就不能理解美国这些政策在经济上的失败。布什家族的周围有一帮美国主导势力的信徒，他们是在二战期间及之后由显赫的洛克菲勒家族所扶持起来的。在二战后的美国政策界，洛克菲勒的圈子拥有无与伦比的权力和影响。在这张网里，布什家族仅仅是个次要的伙伴，他们的计划是建立“世界新秩序”，老布什在1990年苏联解体之际曾一度公开提及这个说法。
　　新世界秩序计划可以追溯到数十年前。从20世纪50年代起，它就要求彻底改变美国的社会秩序，改变美国人的基本信仰结构，将那些去教堂祷告的普通美国人，改变为受原教旨主义领导、越来越狂热、恐惧感也越来越深入的人们，即所谓“重生派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狂热的原教旨主义，在2000年将乔治·W.布什送入白宫，当然是在令人困惑不解的最高法院的帮助下。他们还试图在2008将战争鹰派约翰·麦凯恩送入白宫。
　　如果认为新世界秩序仅仅是在布什家族及其党羽主导下制定的共和党的计划，那就错了。这是美国主导势力的机制性共识，它从19世纪末美国进行第一次帝国冒险，军事征服菲律宾、古巴和波多黎哥时就已成形。奥巴马的对外政策顾问班子里有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他是冷战时期著名的地缘战略家，曾经把俄罗斯的普京与纳粹德国的希特勒相提并论，将俄罗斯对高加索的干涉与1939年德国对芬兰的侵略相提并论。

　　来自势力强大的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及与其有密切往来的战后美国政策设计专家，尤其是美国政治、经济界的洛克菲勒帮，把麦金德的地缘政治观念奉为圭臬。基辛格和后来的布热津斯基等洛克菲勒帮领军人物，都接受过麦金德地缘政治传统的训练。
　　在1997年出版的广受争议的《大棋局》一书里，布热津斯基得意扬扬地宣告美国赢得了对冷战老地缘政治对手俄罗斯的胜利。他以强权的自负腔调公开谈论美国在西欧的所谓盟国，宣称：“简言之，对于美国来说，欧亚大陆地缘战略涉及有目的地管理具有地缘战略地位的重要国家……用古代帝国那个更野蛮时代的说法，帝国的三大地缘战略定律是：在各诸侯之间保持安全的依赖性，避免相互串通；让附庸者保持顺从、得到保护；防止野蛮人聚成一伙。”
　　把布热津斯基的这些话翻译为最通俗的语言，即公开说出了获胜的美国政策精英们为保持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将怎样对付欧盟或欧亚大陆国家的一些不便直言的想法：首先，防止“串通”，这是对欧亚主权国家双边合作的流氓语言；其次，确保欧亚大陆国家无力发展独立的国防支柱或脱离于美国掌控的北约安全架构。在布热津斯基看来，“野蛮人”显然是指俄罗斯、中国和中亚国家。

　　前苏联解体之后，华盛顿对中亚侵略性政策的背后意图，简单地说就是控制能源。只要俄罗斯还有能力通过它的战略王牌——庞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来赢得西欧、中国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盟，俄罗斯就不可能在政治上被孤立。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目标都直指包围俄罗斯，切断或有望在将来切断俄罗斯的对外输出管线。由于俄罗斯以美元计价的外贸收入60%以上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美国领导下的北约的这种控制等同于卡住俄罗斯的经济命脉。
　　在格鲁吉亚共和国发生的颜色革命，以及由美国培养出来的新总统萨卡什维利领导的将格鲁吉亚拉入北约的努力，都是确保一条新石油管线计划的一部分，通过这条新管线可以获得靠近阿塞拜疆巴库的里海的丰富石油储备。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后，英国石油公司取得了开采靠近巴库的巨量里海近海油田的牢固主导权。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在华盛顿的支持下，英国石油公司BP就曾想方设法地寻求建造一条避免通过俄罗斯的石油管线。由于多山的地形，唯一的线路是从巴库取道第比利斯附近穿过格鲁吉亚，经黑海到达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在此土耳其可将该管线连到地中海港口杰伊汉。
　　英国石油公司最早将巴库杰伊汉管线称为“世纪工程”。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布热津斯基是英国石油公司顾问，并从英国石油公司获得报酬，因此他游说华盛顿支持这条管线。1995年，正是布热津斯基代表克林顿总统来到巴库，与阿塞拜疆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举行非正式会晤，目的是协商新的独立的巴库石油管线，其中包括后来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线，即BTC管线。
　　美国阿塞拜疆之间的纽带
　　布热津斯基还是有势力但不太为人所知的美国阿塞拜疆商会（USACC）的理事会成员。这个理事会的主席是埃克森美孚公司高管、埃克森美孚勘探公司总裁蒂姆·塞加卡。除布热津斯基之外，在华盛顿的美国—阿塞拜疆商会理事会其他成员还包括基辛格、贝克。贝克曾在2003年亲自去第比利斯，告诉谢瓦尔德纳泽华盛顿希望他下台，让华盛顿培养出来的萨卡什维利当总统。现在斯考克罗夫特也是美国阿塞拜疆商会理事会成员，在成为副总统之前迪克·切尼也是该商会的理事会成员。
　　很难想象会有一个团队拥有比上述人员更有影响的华盛顿地缘政治铁腕人物。可以这么说，除非为了某些具有至关重要地位的地缘政治战略问题，华盛顿的权力精英们不会以如此方式集中在一起浪费时间。
　　当BTC管线铺设到杰伊汉时，该工程在海底的第二阶段就即将开始，此阶段会将里海周边的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大储量天然气田连接起来，将这些可能输送到中国的天然气转而输送到西方。
　　在此背景下，美国总统乔治·布什2005年5月10日亲自到第比利斯自由广场发表演说这一举动很值得注意。布什在演说中鼓吹在这个地区进行的“对暴政的战争”，赞扬美国支持下的从乌克兰到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接下来布什抨击了罗斯福总统1945年在雅尔塔划分欧洲的决定，声称：“我们不会重复上几代人的错误，与暴君妥协或辩论。不会为了对稳定的无谓追求而牺牲自由。”布什说，“我们得到了教训：不能牺牲任何一个人的自由。从长远看，我们的安全和真正的稳定取决于其他人的自由。”布什进而指出：“现在，在整个高加索地区，在中亚和中东周边，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希望，对自由的渴望在年轻人的心里燃烧。他们正在要求他们的自由，他们将获得自由。”
　　“自由之家”的名头很响，历史也很长。它于20世纪40年代末设立，是美国动员公众舆论支持创建北约的游说机构。2005年“自由之家”的主席是詹姆斯·伍尔西，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和新保守主义分子，就是他提出了“美国9·11事件”是“第四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自由之家的其他理事有后来成为巴拉克·奥巴马对外政策顾问的布热律斯基，还有克林顿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自由之家”的经费提供者是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美国信息署、索罗斯基金会和国家民主基金会。
　　国家民主基金会连同“自由之家”，自2000年以来一直是欧亚大陆所有“颜色革命”的核心。国家民主基金会设立于里根政府时期，是实质上的中情局分支机构，它以私人机构面目出现的目的是为了使活动更方便。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韦伯是共和党前国会议员，与新保守主义分子比尔·贝内特关系密切。自1984年以后，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主席一直是卡尔，他曾是“自由之家”的学者。在1999年指挥了对塞尔维亚的空中轰炸的北约将军韦斯利·克拉克也是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曾协助起草国家民主基金会章程的艾伦·温斯坦在1991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我们现在做的大量事情，在25年前都由中情局秘密执行。”
 

文章7：布热津斯基 :朝鲜挑战美中关系
2010-11-26 文章来源：美国中文网

核心提示：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发表文章说,面对朝鲜挑衅,美国不应对中国采取对立的方式。重要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与中国以及“六方会谈”其它主要国家的合作中,应向全球展示冷静、坚定的个人领导能力。

　　美国中文网报道: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发表文章说,面对朝鲜挑衅,美国不应对中国采取对立的方式。制造大规模的公众敌意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政府间的分歧是可控的:它们属于正常的国际事务。但如果你挑起公众情绪,此类危机就变得更难控制,也更加危险。

　　他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说,我们现在面临朝鲜第二次实施的带有敌意的挑衅行为。第一次挑衅——用鱼雷攻击韩国军舰——是暗中进行的:鱼雷来源被刻意掩饰。但后果是明显和令人痛苦的。当前这一次行动显然是公开的。周二的攻击来源无疑是确定的。这是一次肆无忌惮的行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战争行为。

　　文章说,这引发了一些根本问题。如果这些行动是朝鲜有意为之,那就表明其政权已经有些精神失常。其盘算和行动难以靠理性思维理解。另一种可能是,它表明朝鲜政权已经失控。朝鲜政府的不同部门,包括部分军队,也许不经中央协调就可独自采取行动。这是一种更加不祥的可能性。

　　那么,世界如何处理这个长期困扰大国、但毫无解决迹象的问题?这里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不确定领域,因为日益明显的是,我们正在处理的是中美这两个间接涉及但积极参与的大国的不同历史观之间的冲突。

　　就中国而言,我们在与一个传统上自信的政权打交道。它认为全球实力分布的结构性转变最终将有利于自己。它感觉自己实力在日渐增长,这促使其摆出极大的自我克制、甚至是被动的姿态,不愿改变现状。

　　文章说,另一个关注这些事件的大国——美国则处于非常不同的历史阶段。公众舆论日益认为历史趋势不利于美国。因此美国政府专注于必须做出集体回应,并且对其它国家相对不愿与其分担繁重责任感到沮丧。

　　让事情更糟的是,从中东到西南亚洲,美国基本上独自陷入了持续十年之久的倒霉冒险。最近,一个完全依赖美国的国家,成功阻碍了美国为中东和平做出的一些重大外交努力。

　　在这些背景下,我们可能发现自己陷入这样一种境地:中国支持不到位的低调回应,而这只会导致进一步的挑衅行为,而美国可能倾向推动的回应方式,将被中国视为一种危险的过度反应。

　　重要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与中国以及“六方会谈”其它主要国家的合作中,应向全球展示冷静、坚定的个人领导能力。如果我回到白宫情况室,自问能为总统提供什么建议,以下是我会说的。

　　奥巴马总统必须采取主动。对这种挑衅不能不当一回事,或交给外交官解决。奥巴马应该致电韩国总统李明博,亲自而直接地再次保证:美国将提供支持。随后他应该致电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严重关切。他应该致电日本首相菅直人——日本是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盟友,并且毗邻朝鲜。他还应该致电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随后美国国务卿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应该跟进这些电话,并着手准备将该事件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

　　朝鲜一直悍然挑战国际社会,其方式是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至少不会公然采取的,伊朗也没有这么做。伊朗坚称(或许是在撒谎)不谋求发展核武器。这是不同类型的挑战——我们的回应必须是坚持让他们拿出证据来。然而,朝鲜有些狂妄,它炫耀自己的核能力,目前又公然挑衅。

　　我们还必须讨论的是,能否在高科技和能源领域有选择地对朝鲜实施惩罚性的禁运。如果不是朝鲜拥有核武器,并表现出某种疯狂,这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关键是,我们不应对中国采取对立的方式。制造大规模的公众敌意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政府间的分歧是可控的:它们属于正常的国际事务。但如果你挑起公众情绪,此类危机就变得更难控制,也更加危险。

　　奥巴马致电胡锦涛应该是两个有着共同关切的领导人之间的通话。它不应是美方的要求,也不是警告,而应该是一种认定:我们各自的利益受到影响,做出有效回应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文章8：美国智库的前世今生

　　美国智库的前世今生

　　智库作为美国的一种社会力量，其对中美关系的总体看法，集中代表了美国政界和社会对此的基本理解和认识。同时，了解美国智库的研究动向，也是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指标

　　本刊记者 王大骐 张欢 发自华盛顿

　　这是华盛顿的“K街”(K Street)，一条云集了律师行、说客集团和智库的商务街，一向被认为是企业利益影响政治的象征，美国智库云集于此，天天盯着国会和白宫，想方设法把自己的政策分析和研究结果“塞进”国会议员和政府要员的大脑。我们到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和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便身处其中，他们见证的是智库这个美国“发明”的演变史。

　　何为智库？

　　对于那些想要准确描述这一类风格越来越迥异的组织的人们来说，怎样定义智库已经成为一个长期困扰他们的问题。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怎么才算是一个智库众说纷纭。

　　智库是这样一种规模不等的实体，它既可以由一两个人组成，也可以拥有几百位员工和研究人员。这些智库中，有的预算仅有一两千元，有的预算高达几百万美元。换句话说，智库可以像兰德公司那样，跻身美国声名显赫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机构，拥有超过两亿美元的年度预算，在加利福尼亚寸土寸金的圣塔莫妮卡海滨拥有自己的豪华办公楼，或是像加拿大国际和平与安全委员会(Canadian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那样低调。后者没有自己的办公楼，在2001年4月解散之前，一直以25万到30万的低调预算租用渥太华拜沃德商场的办公室办公。

　　公共政策智库运作方式类似于私人企业，但其最终效果不是以利润来衡量，而是看他们对政策思想的影响。作为独立的政策分析中心，他们是否能够生存并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董事和员工推销和推广思想的能力。

　　美国的绝大多数智库根据《所得税法》注册为非营利的免税组织，他们通过申请成立一个面向公众宣传各种政策的教育组织，从而取得建立非营利机构的资格。为了获得免税资格，他们还不得支持任何政治派别。很多智库确实在一些政治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不能公开支持或反对任何一个政党，而且游说政府的预算支出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比例。

　　美国智库一般都强调自己的“非营利性、独立性和无党派”色彩，但这只是最初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智库一般都有董事会全面负责研究计划、立项以及执行核查，并“保证智库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也只是相对的。首先，智库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定位，或保守，或中性，或激进，这些都为其研究先天地设定了“有色眼镜”。而且，董事会成员的背景和理念也决定着智库发展的方向和研究趋向。特别是，一些完全依靠美国政府和军方合同的智库，虽然表面上极力证明自己的“民间独立身份”，但细察其“捐助榜”，就可知道它在为谁效力。

　　不过，智库和利益集团两者之间也有一些明显的区别。首先，虽然一些智库竭力迎合尽量多的选民，但是与大多数利益集团不同的是，他们不专门为某一个特定选区的选民说话。例如传统寂静会一般会支持美国人携带枪支的权利(这是一项受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的公民权利)，但该基金会却不替美国的枪支所有者说话，真正替枪支所有者说话的是美国步枪协会(NRA)。第二，利益集团的主要目标不是推进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而是推动当选的政府领导能够制定符合他们利益的政策。而智库受法律限制，不能支持或反对任何一个候选人，也不能捐助政治党派或候选人，但他们可以与现任领导或渴望在竞选中获胜的候选人讨论外交政策问题。

　　智库的发展

　　美国国内第一批智库出现在20世纪初期，其工作任务体现了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的要求：由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得出的专家意见可以解决公共问题并且影响政府政策制定。他们的目的是使政府这个“公共的合资企业”更加高效，更具有专业水准。

　　罗素?赛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和市政研究局(Bureau of Municipal)是成立于那个时期的第一批智库，其任务是“改善美国的社会状况和生活状况”，以及提高政府的效率。这些机构的主要捐款来自于工业革命所创造的财富，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洛克菲勒、卡内基以及J·P·摩根。

　　之后，随着美国大萧条的到来，对纯粹的科学分析和用孤立的行政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信心受挫，专家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越来越司空见惯，“知识看起来更像是另一种政治权利的工具，而不是较高级的智力顾问”。

　　在这期间，美国政府开始重视由工程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相结合所产生的综合研究成果，所以二战后迅速出现了大批与政府签订研究合同的智库，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成立于1948年的兰德公司。

　　196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使智库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们向政策制定者推销政治主张，灌输各种思想。这些智库一般都有鲜明的政策、党派和意识形态倾向，力求影响当时的政治或政策。同时，保守派智库数量开始激增，其中的代表是传统基金会和卡托学会。

　　当时，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大众普及有了一个发展，而新自由主义的吸引力开始消失；同时，对非保守派智库的资助也发生了变化，其中1969年通过的税务改革法案限制了私人基金会的政治活动，智库的最大私人资助者福特基金的财力也开始受到削弱；此外，研究机构从国防部获得资助的数量开始减少。由于这3种情况，智库获得资助来源的多样性萎缩了，对非保守派机构造成了损害。这些情况还促使所有智库成为更加面向营销的美国政治参与者，而这一特点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目前很多美国思想库都面临着严峻的现实，随着2008年年底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思想库纷纷削减人力和项目资金。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总裁约翰?汉默就曾坦言：“我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资金。”

　　基于对信息传播的重要性的认识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各大思想库在思想产品的推销和宣传上不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传统基金会用于信息传播的年度费用高达600万美金左右。布鲁金斯学会2007年度在推销其研究成果上的花费也达400万美金之多。

　　自1990年代至今，政治家后援型智库开始出现，其一般由具有政治雄心的人物或其支持者，以及离任后着力进一步推进其政治和意识主张的前总统等人创办，其中包括卡特中心和尼克松和平与自由中心。

　　“旋转门”

　　“旋转门”是美国特有的政治名词，意指政府官员、思想库和大学的学者以及商界名流之间的职位转换。

　　在美国，走过“旋转门”的名人数不胜数。最为风光的政坛大佬基辛格进入政界前就是哈佛大学的学者，离开政界后又成立了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并任董事长；前中情局局长凯西在政府工作的前后都就职于自己组建的曼哈顿研究所；提出了国力方程的著名学者克莱因曾是中情局副局长；布什政府任内官学商转轨的例子同样屡见不鲜。切尼原是哈里伯顿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赖斯原是斯坦福大学教务长、沃尔福威茨来自霍普金斯大学、博尔顿来自企业研究所。“9?11”后才组建的国土安全部的第一批高宫中，已有九十多人跳槽到与安全有关的企业赚取高薪，其中包括前部长里奇、前副部长罗伊等。

　　旋转门产生的原因在于“一朝天子一朝臣”，每次换届选举后伴随着政府大换班，总统4年一选，牵涉官员的变动达四千多人。这些政府部长等高级阁员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也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精英荟萃的智库，这一点与欧洲国家和中国都很不相同。也因此，每隔4年就有很多学者从思想库进入政府，成为政策的直接制定者。

　　不像大多数议会制度，美国的内阁部长们并不是完全由议会的政党会议产生，高级部门官员也并非主要来自政府部门。有许多途径来获取这些政府职位，很多职位在政府换届时需要填补，还有一些前政府官员从政府部门轮换下来但希望继续涉足政策制定，因此智库天然地适合这样的美国政治体系。

　　美国历届政府都大量依赖智库学者来填补高层职位，例如卡特总统曾吸纳了三边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的数十位成员在他的政府任职。里根总统大量使用了较为保守的智库如胡佛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当前危险委员会和传统基金会的学者人才库来实施其政策议程。奥巴马政府组阁之后，布鲁金斯学会进入政府从政的有三十多人，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进步中心等也都有大量学者进入奥巴马政府。通过美国思想库所提供的这个桥梁，掌握大量专业知识的智库学者成功地将知识转化为了权力。

　　每当新一届总统上任之际，除了一大批智库的学者进入政府之外，同时也会有很多前任政府官员进入智库从事研究工作。例如在布什政府担任财长的鲍尔森离开政府之后，进入霍普金斯大学做访问研究员；原劳工部部长赵小兰进入传统基金会担任荣誉研究员；原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东亚主任丹尼斯?怀德现在是布鲁金斯学会的访问学者。

　　在美国智库里，除了大多数资深学者和前任政府官员外，还有一部分年轻的精英，他们把思想库视为一个通往白宫或者国会的桥梁，试图在这里积累政策经验和人脉，从而成长为明日的政治明星。

　　美国智库作为一个政策精英的孵化器和摇篮，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各种机会。比如传统基金会的“青年领袖计划”和对外关系委员会面向年轻精英的会员项目，都是致力于培养未来的政策人才。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就是从对外关系委员会崭露头角，从而成为影响世界政治进程的政治人物。

　　智库的影响

　　在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虽然政府是直接的政策制定者，但事实上，在政府采取任何执行措施之前，关于政策的议事日程和政策的具体方案构建就已经从智库开始了。

　　以传统基金会为例。传统基金会1980年推出的长达1093页的《领导人的职责》，曾经成为里根政府的一本重要手册，为里根政府的内外政策设置了蓝图，在1980年代产生了重要影响。2001年，在“9?11”恐怖袭击后的30天，传统基金会成立了一个国土安全专责小组，第二年1月，美国国土安全局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专责小组的综合建议进行审核，并最终实施了其中的2/3。同年，经过传统基金会长达20年在法律、技术和基本政策方面的努力，小布什废除了反弹道导弹条约，从而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扫清了道路。2005年，传统基金会在不到一个星期内出版了一份报告，“从悲剧到凯旋：重建生活和社区的主要方案”，这是个针对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卡特里娜飓风而做出的“马歇尔计划”。白宫官员和国会很快接受了它的许多建议。

　　此外，智库的政策建议功能还体现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前瞻性思考和具体实施方案上。1948年，布鲁金斯学会构建了具有跨时代影响力的、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也称为欧洲复兴计划)的政策方案，成功地挽救了西欧濒于崩溃的经济，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最成功的例子之一。2007年，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提出了“巧实力”外交思想，最终成为了奥巴马政府执政后的外交战略。同年，美国进步中心提出了重建美国军事力量的报告，而奥巴马政府对报告内的建议，几乎是照单全收。

　　中国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与日俱增，美国学术界和思想库纷纷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涌现出一批非常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布鲁金斯学会率先在北京和华盛顿两地成立了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由其总裁杰西卡?马修斯女士亲自领军开展中国研究。

　　在诸多的研究报告中，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与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的“账本中国”研究项目形成于2005年，时长3年，其目的是为政府官员、商务和其他私营部门的领导人以及媒体和感兴趣的公众，提供一个实事求是和经过客观分析的关于中国的信息资源。

　　“中国依然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国度，它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和势力不断扩张的全球性玩家，这引发了它即将成为美国未来在世界事务方面的对手的预期。与此同时，中国失衡的增长在其政治和社会体制方面所激发的种种不可持续性和不公平现象，又引发了对其国内稳定的长期疑虑。在海外，即使中国军事现代化和国力不断增强的趋势令人们对其在全球稳定和国际体系方面造成的冲击明显感到不安，但中国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仍然受到广泛欢迎。”

　　从《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的中文版序言里，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复杂态度：它首先把中国当成一个对手，可又想通过对中国的基础研究来找到国家未来发展的脉络，争取把对手转化为自己利益体系里面的伙伴，遵循已经设定好的游戏规则。

　　书中的每一章都提出了一个问题，比如中国对全球经济秩序的挑战；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以及台湾问题等。接着在每一章节中解决这些问题，大量地引述它所研究的事实和统计数字，在每一章节的最后有一小部分是给美国政府的建议。

　　其中的一些判断与大部分中国人设想的似乎不太一样。例如关于中国腐败，书中这样写道：“自2000年以来(截止到2008年)，腐败仍旧保持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上，到目前为止，腐败既没有破坏增长，也没有对党造成明显的损害，尽管党认识到腐败问题对其未来至关重要。”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报告中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可以肯定的是，党在未来几年里将面临许许多多的挑战，其中相当重要的是去弥合所承诺的政治改革与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升高的期望之间的这种言辞与现实的差距。然而，研究显示，由于没有任何意料之外的外部冲击——同时也仍然没有任何有希望的政治反对派，中国共产党远不是处在崩溃的边缘，它极有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依然掌权。”

　　正如前文提到，智库一般都有着较为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从这点上来说，华盛顿的智库明确地分为左、中、右3类。美国传统基金会和企业研究所是右翼保守势力的喉舌，是反华思想基地；卡托研究所是提倡孤立主义的，对华看法比较自由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布鲁金斯学会是民主党和自由主义势力的代表，相对比较温和。

　　智库作为美国的一种社会力量，其对美中关系的总体看法，集中代表了美国政界和社会对华关系的基本理解和认识。智库人士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对美中关系既敏感(随时跟踪和把握中国问题最新动态)，又务实(永远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客观地面对和解决问题)。他们频繁、深入地与中国人士进行交往，是两国之间非常重要的沟通渠道。同时，了解美国智库的研究动向，也是我们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指标。

美国主要智库一览

　　布鲁金斯学会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成立于1927年。作为美国著名的综合性政策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致力于对经济、外交事务和行政管理等公共政策的研究，立场相对中立，旨在充当学术界与公众政策之间的桥梁，向决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向公众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观点。该学会主要得到美国东部财团的支持，洛克菲勒财团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与民主党关系密切，许多重要成员系民主党人。学会非常重视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的研究，集中了包括卜睿哲、李成、李侃如等一批中国问题专家。

　　外交关系协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成立于1921年，主要受洛克菲勒、摩根等东部财团控制。协会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主要任务为宣传美国的外交政策，对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具有一定影响力，并主办《外交事务》杂志，乔治?科南的“遏制理论”最早就是在该杂志上发表。其现任主席理查德?哈斯曾在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Carnegie Endowment for lnternational Peace

　　成立于1910年，以促进各国间的合作并致力于推动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宗旨，是美国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尤其注重分析促成全球性变化的经济、政治和技术力量。主要通过四大部门的活动——全球性政策项目、俄罗斯和欧亚问题项目、中国项目以及《外交政策》杂志，来协助制定关于传统和新兴问题的政策辩论内容。中国研究由其总裁杰西卡?马修斯亲自领军。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成立于1981年，致力于研究债务及发展、全球化、国际金融及宏观经济、国际贸易与投资及美国经济政策。2006年4月11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联合出版《中国：决算表》一书，讨论中国崛起和美国对策。

　　传统基金会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成立于1973年，是一个兼有教育性和研究性的智囊团，是美国新右翼分子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其理念包括主张小政府，限制政府开支和规模；捍卫个人自由；捍卫传统价值；强调美国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实力。其主要活动包括：每年公布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系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出版各类研究报告；发表成员的每周评论；筹办青年领袖计划。

　　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成立于1943年，是美国保守派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曾与布鲁金斯学会并称为美国华盛顿的“两大思想库”，有“保守的布鲁金斯”之称。该所主要得到摩根财团等东部财团的支持，与共和党渊源较深，共和党尼克松、福特政府下台后，许多重要官员纷纷加入该所，故舆论界又称它为共和党的“流亡政府”、“影子内阁”。近年来，有向中间摆动的趋势，对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强。该所的高级研究员纽特?金里奇曾任美国众议院主席，在1999年还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

　　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成立于1977年，其理念深植于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主张减少政府对于国内社会和经济的干预，并且减少在国际上的军事和政治干预。所提倡的政策包括了废止最低工资管制、改革反毒品政策、废止企业补助和贸易壁垒、减少联邦政府对市场运作以及地方州政府的干预、深化自由学校选择制度、废止政府实行的族群歧视政策等。其成员多为学界知名人物，包括哈耶克、詹姆斯?M?布坎南等。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成立于1968年，是一个教育型的智库，研究领域覆盖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尤其以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为重点。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政府治理、美国在世界的角色、美国和世界面临的长远挑战等。威尔逊中心没有直接影响美国政府行政和立法的议程和目标，主要以广播节目、公开会议、出版物、电子服务等形式影响社会公众。

　　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成立于1919年，素以研究共产主义和反苏反共著称，有“右翼思潮的智库”之称。该所的研究和收藏主要围绕着“战争、革命与和平”3个主题。其经费大部分由保守团体和大公司捐助，像埃克森?美孚、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宝洁等都是研究所的捐助大户，另外，斯坦福大学的资助占总预算的15%。

　　史汀生中心

　　The Stimson Center

　　成立于1989年，是与美国国会和政府联系紧密的自由派智库，专注于区域安全、跨国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与和平问题的研究，并以浓重的军事背景为其鲜明特征。自1995年以来，史汀生中心加强了东亚尤其是中国台海问题的研究。

　　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成立于1962年，主要从事包括评估美国的政策风险，分析欧盟、东盟等地区性事务，研究国际安全与稳定以及建立国家长期战略等研究活动，是美国具有保守色彩的重要战略和政策研究机构，素有“强硬路线者之家”和“冷战思想库”之称。定期出版物有《华盛顿季刊》、《华盛顿文集》和《重要问题丛刊》。

李成 用数据分析中国高层政治

　　“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缺乏共识，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多元社会带来的，但这也让新政策的推进变得很艰难”

　　本刊记者 张欢 王大骐 发自华盛顿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高层政治既神秘，又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题。

　　同样的问题对于李成来说，就显得不是那么不可捉摸。尽管他也承认，有不可预测的因素会影响到他研究的准确程度。

　　李成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资深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美中关系，以及中国政治和中产阶级。他还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国会中国工作组顾问团队、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百人会”等机构的重要成员。

　　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点球成金》是今年美国热映的一部电影，主要情节是皮特扮演的棒球队总经理利用计算机数据分析，对球队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让奥克兰一家不起眼的小球队能够与纽约扬基队比肩。

　　李成的研究方法和电影里的皮特很有些相似，都是建立庞大的数据库，然后分析其中规律，最终得出结论。只不过，李成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国政治高层的人事变动——这常被认为是地球上最没有规律的几个研究课题之一。

　　和外界的想象不同，李成和布鲁金斯学会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公开的，他对于中国高层人事动态的英文和中文分析也都能从互联网上下载到——当然，在国内打开这样的网页，有时会显示404页面。

　　华盛顿云集了美国一千多家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一家，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第一智库。在这所距离国会山和白宫都不远的机构里，云集了全世界最好的一些研究人员，无论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是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运动，它们都早有涉猎，而它们最著名的研究项目是外交关系、全球经济和美国国家治理。

　　2009年，布鲁金斯学会开展了一场有关“中国愤青”的研讨会，请来了李开复和《纽约客》驻京记者欧逸文等对华研究的资深人士。在时任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兼外交政策研究计划主任(后任美驻墨西哥大使)卡洛斯?帕斯夸尔看来，这些年轻人中的“愤青”往往有反美和狂热民族主义倾向。这些年轻人秉持的政治观点会否对美中关系造成潜在的冲击？当他们在政府或商界占据领导地位时，这些观点是否会影响他们？

　　李成是这次讨论的发起者和主持人，像这样的讨论每天都在进行。我们来到布鲁金斯学会时，公告栏里有不同研讨会的信息，而每位研究员每天都能收到华盛顿各家智库的信息。在全球主要媒体中，几乎每天都有布鲁金斯研究员的时评和分析。当美国成为主宰地球的最重要政治力量时，智库研究员提供的信息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世界的发展进程。

　　美国学者保罗?迪克逊认为思想库是美国的第四种权力，托马斯?戴伊则把思想库看作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一种发挥中心作用的协调机制。一种更形象的说法是把智库比作“旋转门”——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要与研究者之间变换。“旋转门”机制使得知识与权力得到了最有效的结合，不但使美国政治保持了活力和有效性，也使智库成为政府培养和储备人才的港湾。

　　以本届奥巴马政府为例，从布鲁金斯学会走出去的政府高官就有十几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美国驻联合国特使赖斯、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国安会亚洲主任贝德、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奥斯杰葛、主管反恐协调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本杰明、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等。

　　在希拉里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时，李成出任了竞选团队里的中国政策顾问。如果当时是希拉里赢得大选，李成很有可能会成为白宫幕僚中的一员。

　　近年来，中国政府亦越来越认识到智库的重要性，除了中国社科院等传统咨询机构外，新的民间智库也开始发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前副总理曾培炎领衔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家智库云集了大批前政府高官。

　　对比中美两国智库，李成认为，一家好的智库更应该让研究员通过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通过数据、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来说明问题，而不是让明确的政治走向来决定问题。

　　采访后，李成留给摄影师拍照的时间很短，他马上要去隔壁的会议室开会——美国商务部长约翰?布赖森来访了。

　　通过数据来说明问题

　　人物周刊：你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中国政治领导人的更替，你的研究工具是什么？怎么能够保证自己收集到足够有用的信息？

　　李成：早期都是凭借中国官方公开的资料，尤其是《人民日报》、新华社。我是从1987年开始建立资料库，积累的东西也在不断更替和升级，现在已有两万个中国精英的资料，包括党、政、军、地方、企业、教育。比如高校系主任以上的都会有。另外还有专题分类比如说海归、清华校友网，金融精英等等。但主要是高层党政干部，比如十三大以来所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材料。

　　我有很多助手，我会投入很多精力训练助手。数据输入要花很长时间，如果做得不好，结果都是无效的。现在随着中国的开放，很多资料都是公开的。即使这样，十七大的371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会有一两个人资料不全，即便他们的级别都已经非常高了。

　　人物周刊：对于很多中国民众来说，高层政治还是显得很神秘，你通过对公开数据的整理能得出什么结论？

　　李成：有许多趋势是可以总结出来的，可以看出很多新的格局。在1987年，当时还是十三大，我就首先预测了中国技术官僚的崛起。之前的十二大是没有技术官僚的，三十来个省和直辖市的书记和省市长、近三十个正部长，只有一个人是技术官员，就是李鹏，当时他是电力部部长。就是一个人，才2%。5年以后就变成30%。

　　但是看副职数据就可以分析预测了，尤其是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第一副部长，他们中较年轻的都很有可能晋升。1980年代，包括1990年代初，西方社会是否认中国有技术官僚的，但从这个角度分析，技术官僚将构成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层的主体。

　　当时干部的文化结构都是很低的，1978年，大学毕业生在政治局里面只有23%，在县级干部里面是2%，军队将领是4%。后来政治局就几乎是100%，其他也都是90%以上。当然你可以说有些学历不正规，但毕竟还是拿了学历的。这些情况通过大量数字是完全可以反映出来的。

　　另外，还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地方和学校的渊源，比如清华的毕业生有多少。我在1991年博士论文中就用数据指明了“清华校友”的崛起。1990年，当时很少有人去清华做社会科学研究，我就去研究清华的关系网，所以精确知道他们这些人以后会上升很快。

　　人物周刊：你会把和中国领导人见面作为研究手段么？

　　李成：现任政治局委员当中有将近一半人我都见过，但这方面资源我很少用。有时候是访谈，大多是跟代表团一起见面。如果不是正式的、经过双方同意的访谈，我就绝对不会用于我的写作和评论。

　　虽然有很多机会进行近距离地观察，但我更多的还是通过数据来说明问题。比如现在技术官僚比例开始下降了，从资料库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2002年，技术官僚数量到顶峰，占高层领导的70%还多。但现在已经开始下降了，回到百分之三四十。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校友网在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网？

　　李成：也许不一定是最靠谱的，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网。黄埔军校是中国军官的摇篮，国共军队当中很多人都是黄埔军校的，你说能没有渊源吗？没办法，这是每个人跟每个人的关系，太复杂了，要花太多精力，而且有时候复杂到你很难做出结论。但是中国1955年授衔，十大元帅有5个都是黄埔军校出去的，大将比例更高。同学关系太重要了，现在很多人是去读EMBA，就是搞关系去了。

　　资料库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但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家庭背景，在资料库里是看不出来的，这个需要一些外界资料。这些资料当中很多也是错的，一方面是某人并不是高干子弟，却把他说成高干子弟，这种情况有很多；另一方面，很多人其实是高干子弟，但媒体从来没刊登报道过，而且这个比例很高。

　　“研究的独立性很重要”

　　人物周刊：美国一些利益集团或者一些大公司会不会从你这里定制一些研究报告，比如他们想知道中国的某一方面领导人在想什么，或者某些策略走向什么的。

　　李成：我以前做大学教授的时候有，但是到布鲁金斯工作后比较少，本身工作很忙，而且所有的成果都是公开的。我们不做秘密的东西，但我们会给美国领导人做简报。

　　简报没有什么，其实就是咨询，这是经常做的，我们也会给中国领导人做简报。我们所有的研究报告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的部分。

　　人物周刊：布鲁金斯学会是没有秘密报告的？

　　李成：是的。研究的独立性很重要，如果损失你的独立性，价值就大打折扣。不仅我们中国中心没有，其他中心也没有。作为个人，有些研究人员也许会做一些，但这不能代表布鲁金斯。可以离开、请假，比如说你到政府部门去做顾问，就得马上离开布鲁金斯，如果你给竞选总统做选举顾问，不能用布鲁金斯的名义。

　　人物周刊：那你在希拉里团队的时候，也是离开吗？

　　李成：2008年总统选举时，我们布鲁金斯外交研究项目只有一个人离开，就是赖斯，现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我没有离开，但只能是业余时间。不能占用办公时间，也不能用办公室电话，都是周末、晚上来做的。包括Email、复印东西也是不可以的，这是一个原则，而且更不能对媒体说你是布鲁金斯研究员。

　　有时候会有一些模糊地区，我不想说我们非常神秘或者非常严谨。至少我们总要开会，每年都要签字强调这一点。到选举那一年，经常会收到布鲁金斯管理部门的Email，提醒大家不能够做什么。

　　人物周刊：那在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智库做研究员和在大学当教授的区别在哪里？

　　李成：大学是有终身教授的，目的就是要更多保护学术自由。智库大多数时候是没有铁饭碗的。在一定程度上讲，智库更接近于商界或者政界，有自己的一套规范。在最好的智库，研究人员可以在著名大学做学科领头人。很多大学的教授，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方面的，也会跟智库有非常密切的往来，有时候是兼职或者客座。布鲁金斯的研究人员不到100人，但也有100个左右的客座研究员。

　　人物周刊：基辛格先生在回忆录上提到，在制定政策时，经常需要跟“外脑”探讨。如果现在奥巴马总统要制定一项对华政策，你们会给他提供一种解决方案么？

　　李成：是这样的。这也跟总统本身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以及具体什么议题。有些议题是我们布鲁金斯准备的，历史上，在联合国的建立、美国税务系统形成等方面，布鲁金斯是有影响的。

　　有的总统比如小布什总统，可能听智库比较少一点，而有些总统听智库多一点，这个很有意思。在环境能源问题上，布鲁金斯起了很大的作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许多主要研究人员都在我们这里，这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总统自己有主意，总统咨询经常会有，但他是不是采纳也是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中国中心，之前3个总统的亚洲主管都从我们这里出来或离开白宫后就来我们中心工作，这方面当然会有影响，而且他们经常会用我们这里的人，来问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是，真正决策中哪个是直接影响的，不能一概而论。

　　软实力的根本还是健康的公民社会

　　人物周刊：中美之间现在一个热门的话题是中国应不应该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布鲁金斯有进行这方面的相关研究么？

　　李成：当然有。中国中心只是研究一部分的，我们还有一个东北亚研究中心，以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负责。在经济上还有全球化研究中心，好几个部门都在研究。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一方面政治上非常敏感，中国的经济购买力强大了，可如果你不买美国的，买哪里的呢？其他地方也有危险，欧洲危险更大。美国的私有企业还是很健康，应该说美国经济中长远是好的，但是美国政府运作有问题。

　　另外，中国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国进民退、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这些问题非常尖锐。国家这么强、这么多钱，钱该怎么用，应该创造性地看这些问题。中国经济的转型靠内需，只有建立一个更完善的医疗保障系统，使民众觉得有信心，但现在这个问题太大了，你没有信心，造成资金外流。钱多是好事情，但在一定程度上讲，又有危险性。

　　不论是买国债还是买公司，怎么个投资法，我觉得是有待改进的，目前中国许多央企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国家领导人要跟美国搞好关系。每次中国领导人出去，都是大宗采购，其实购买东西不是给人家好处，是大家双赢。中国也有利益啊，但每次中国民众特别失望，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西方还骂我们这个骂我们那个，所以整个事情都给讲错了，使领导人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中国也需要波音飞机，也需要空中客车，好像这种投资像是钱扔掉了一样，这不是扔掉的。美国政治不是靠你控制行政部门就可以的，美国地方不满意，美国国会不满意，美国媒体不满意，而且美国政治非常多元化。我觉得如果是出于政治目的来美国投资的话，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认为中国领导人能听到类似你这种批评性建议么？

　　李成：这里有一个制度问题，美国有两党制，中国因为没有一个牵制，所以主流智库往往是说好话，说喜欢听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制度限制了，但并不绝对。

　　人物周刊：对于明年召开的十八大，你现在会做什么样的研究分析？

　　李成：现在只是大的一些比较和模块分析，但实际上，在常委会和政治局委员的构成等方面，我们只能知道一个大概，只能知道一些候选人，最终还是取决于明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及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十八大召开之前政治局常委会或政治局的最后一次讨论。

　　做了二十多年的观察，我当然知道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其强项和弱点在哪里。有很多办法今天是对的，但到明天就成为了一个问题了。比如说退休年龄制度，这是合理的，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也能够保证公正，但问题是一些地方官员五十多岁就要退下来，这是正当年华的时候，如果继任者能做好还可以，如果做不好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模式最终也是要改变的，应该更多地通过选举的机制。

　　地方官员五十几岁就要下来，这就造成了59岁现象。关于选举，中国有很多人怕，有误解和畏惧心理。你可以做渐进的嘛，我完全同意渐进，完全同意党内民主。

　　人物周刊：你还是想通过公开的数据和学术框架来进行研究？

　　李成：对，不然要犯判断错误。首先你不要太听信谣言、传言，最后使自己难堪，很多传言最后证明是假的。比如某位领导人去世的谣言，很明显是假的：第一，有常委在海外出访，第二，去世要马上公布的。他的外甥还在外面吃饭，儿子还在作报告，我们看了相关信息，你就知道这是假的。

　　人物周刊：可现实情况是，中国政治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这会对你的研究造成什么样的干扰？

　　李成：我在写十七大预测分析文章的时候，已经有人告诉我关于接班人的内部信息，尽管当时觉得这个信息有一定的可信性，但我还是不愿意修改我的分析，因为我更注重研究的结果。

　　人物周刊：如果以一个美国智库专家的角度看，你觉得中国社会当下最大的矛盾是什么？

　　李成：从历史角度来讲，中国是在崛起，但这个过程不会是直线的，有曲折变化。中国有很多强项，但也有很多弱项，包括政治制度的问题、人口结构问题、资源缺乏、环境污染等等，所以中国需要找到新的平衡点。

　　中国政府现在更多讲的是软实力，这很重要，中国的软实力也在上升，但是软实力的根本还是健康的公民社会，所以中国目前遇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而且占主导地位的是不主张民主的和改革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整个世界没一个地方没有问题。美国、日本、印度、欧盟都存在问题，但问题是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缺乏共识，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多元社会带来的，但这也让新政策的推进变得很艰难。

　　在一定程度上讲，某些危机不一定是坏事情，如果不是以很多人的利益损失为代价的，这样的危机我觉得可以使社会重新认识自身。每个国家的制度，不管有多大成绩，都有潜在的问题，最关键的是，中国未来的辉煌最终必然要寻求政治上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