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赫是谁:魏晋南北朝书法

曹操
曹操（传） 《衮雪》 陕西汉中市博物馆藏
“衮雪”——褒谷摩崖石刻十三品之第一品，书体为汉隶大字。刻石原在褒斜栈道南端重要的隘口——褒谷口，褒水中巨大的皛石上，摩崖石刻整体呈长方形，宽148厘米，高67厘米，字径35~46厘米。
曹操是个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在书法上也有独到成就。晋代陆云给陆机的信中说“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传为曹操唯一书法为“衮雪”二字，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曾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和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两次来到汉中，相传曾登临褒谷故地，一览大好河山。见石门外幽谷深滩中，石多浪激，飞流奔泻，银涛做窝，犹如白雪翻滚时，豪情难仰挥毫即书隶体“衮雪”二字于谷中石尖，以喻褒谷山水之美。飘逸俊挺的字迹，不仅表现了褒谷博大的气势，更显示了魏武帝宏阔的气魄与壮志。
此石现存陕西汉中市博物馆，后人因慕其名，又在“衮雪”二字左侧追镌“魏王”两个小字已示区别。“衮”字一撇一捺颇有动态之感，“雪”字则有静态质感。然而，很多学者认为这件书迹不过是后代的好事者所伪造，我们可以看出“衮雪”二字的笔画，是由一个习惯於楷书写法的人所作的隶书，而曹操的时代楷书并未成熟，不应该有这种情形，由此可见它绝非曹操的书迹。
曹操性格豪爽、气度非凡。他不仅有盖世之才，纳贤之德，而且长与军事，善于书法，乐观进取，可谓文武双全。庾肩吾《书品》称其“隶墨雄瞻”， 《唐人书评》称：“操书如金花细落，遍地玲珑，荆玉分辉，瑶岩璀璨”
皇象
生卒年不详，三国时期吴国广陵江都人，字休明，官至侍中、青州刺史。善八分，小篆，尤善章草。其章草妙入神品，时有"书圣"之称。他的草书与曹不兴绘画，严武的围棋等并称“八绝”，“似龙蠖螫启，伸盘复行”（唐窦臮《述书赋》），“如歌声绕梁，琴人舍徽”（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朴质古情，沉着痛快，文而不华，质而不野。前人对皇象书法评价甚高。唐张怀瓘曰：“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章草，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可见他创造了“相众而形一”的书风，在书法史上有重要意义。传世书迹有《天发神谶碑》、《文武帖》、《急就章》等。
《三国志·吴志·赵达传》裴松之注引《吴录》曰：“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人。幼工书。时有张子并、陈梁甫能书。甫恨逋，并恨峻，象斟酌其间，甚得其妙，中国善书者不能及也。”晋葛洪《抱朴子》誉皇象为“一代绝手”。南朝宋羊欣云：“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著痛快。”清包世臣甚至说：“草书唯皇家、索靖笔鼓荡而势峻密，殆右军所不及。”唐张怀瓘列其章草为神品。
《书断中》唐张怀瓘评曰：“吴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人也，官至侍中。工章草，师于杜度。先是有张子并，于时有陈良辅，并称能书。然陈恨瘦，张恨峻，休明斟酌其间，甚得其妙，与严武等称八绝，世谓沉着痛快。抱朴云：‘书圣者，皇象。’怀瓘以为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章草，虽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则实而不朴，文而不华，其写《春秋》，最为绝妙。八分雄才逸力，乃相亚于蔡邕，而妖冶不逮，通议伤于多肉矣。休明章草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作品欣赏
 
《天发神谶碑》建于吴天玺元年（公元276年），又名《天玺纪功碑》、在宋以前已断为三石，故又名《三断碑》。传为华（核）文、皇象书，又传为苏建所书，因碑文残缺，无从考证。旧在江苏江宁尊经阁，清嘉庆十年(1805)毁于火。
此碑书法非隶非篆，篆书的笔意重一些。雄伟劲健，锋棱有威，下笔多呈方棱，收笔多作尖形。转折方圆并用，结体上紧下松，字形修长，形象奇异瑰伟。其笔法及体势，在书法史上可说是前无先例，后无继者。是研究东吴石刻文字的重要资料。
由于原碑早毁，流传拓本很少。尤以断裂之前的宋拓本极为珍贵。这里所选的拓本为故宫博物院藏宋拓孤本，字迹清晰，墨色醇古。

皇象章草《急就章》选页
《急就章》原名《急就篇》，是西汉元帝时命令黄门令史游为儿童识字编的识字课本。因篇首有“急就”二字而得名。《急就篇》用不同的字组成三言、四言或七言的韵文，内容涉及姓名、 组织、生物、礼乐、职官等各方面，如一部小的百科全书。该文从汉至唐一直是社会流传的主要识字教材，同时，抄写规范精雅 的本子也有作为临书范本的功能。唐代以后，《急就篇》的主导 蒙学教材地位方为《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所代替。
流传至今最早的《急就章》写本传为皇象书，今有刻本流传。而以明代吉水（今属江西省）杨政于正统四年(1439)时，据宋人叶梦得颍昌本摹刻的为最著名，因刻于松江，故名“松江本”，原石现藏松江县博物馆。此本章草和楷书各书一行，字形规范，笔力刚健，寓变化于统一，其字结体略扁，各字间均不牵连。有些笔画下笔尖细，重按后上挑，出锋镰利，形成不规则的三角形，成为其字的重要特点。此书点画简约、凝重、含蓄，笔意多隶，笔划虽有牵丝，但有法度，字字独立内敛。横、捺、点画多作波磔，整篇气息古朴、温厚，沉着痛快，纵横自然。近人沈曾植《海日楼札丛》称：“ 细玩此书， 笔势全注波发，而波发纯是八分笔势，但是唐人八分，非汉人八分。”此帖对后世影响甚大，至今仍为古章草的代表作品，亦是公认的章草范本之一。
钟繇（151-230）
三国魏书家，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或作许昌人。历官侍中尚书仆射，封东武亭侯。魏初为大理，迁相国。文帝即位，改廷尉，进封崇高乡侯，转平阳乡侯。明帝时封定陵侯，迁太傅。人称“钟太傅”，卒谥成侯。工书法，书学曹喜、刘德昇、蔡邕。其正楷书法独步当时，自言精思学书三十年。所作秀美典雅，幽深无际。
他所处的正是隶楷错变的时代，正如元袁裒《总论书家》所谓：“汉魏以降，书虽不同，大抵皆有分隶余风，故其体质高古。”因此在他的真书中也带有浓厚的隶意。他的小楷体势微扁，行间茂密，点画厚重，笔法清劲，醇古简静，富有一种自然质朴的意味。唐朝张怀瓘《书断》评曰：“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又云：“元常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钟繇在书法上是下过苦功的，尝自称：“吾精思书学三十年，坐与入语，以指就座边数步之地书之，卧则书于寝具，具为之穿。”可见其矢志专一的学习态度。有一次，他在当时一个著名书家韦诞家中看见一篇蔡邕论笔法的文章，苦求不得，至于捶胸吐血，曹操即以五灵丹救之。及诞死后，繇阴发其冢，始得之，书遂大进，可见他对艺术的执著追求。
后人将其与王羲之并称“钟王”。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云：“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虞世南云：“钟太傅师资德昇，驰骛曹、蔡，仿学而致一体，真楷独得精妍。其传世书作真迹已无存。《书法正传》云：“钟繇书法，高古纯朴，超妙入神。”。唐张怀瓘《书断》云：“太傅虽习曹、蔡隶法，艺过于师，青出于蓝，独探神妙。”又云：“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又云：“元常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泰汉以来，一人而已。虽古之善政遗爱结于人心，未足多也。草书则卫索之下，隶行入神品，八分草书入妙品。”郑元祜云：“元常《荐季直表》，其法度与《戎辂表》无少异，汉季楷法全是隶，其古雅可见，于后二王为翰墨宗匠，顾岂能外此哉！”宋以来法帖中所刻《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力命表》、《墓田帖》等，都出于后人临摹。

《宣示表》局部
卫恒 (?-291)
西晋书法家。著名的书法家卫瓘之子，字巨山，河东安邑（今山西省夏县）人。官至秘书丞、尚书郎。惠帝时为贾后等所杀。他善草书，兼学隶、篆，所以他的草、章草、隶、篆都写得极好。他根据自己的实践，著有《四书体势》，是研究中国书法的重要资料。
卫瓘工于草书。他师法汉代张芝的"今草"，又参酌其父卫觊的草书，笔势纵横，飘逸沉雄。他同当时另一著名书法家索靖齐名，时人号曰"一台二妙"。所谓"一台"，是指他俩同是官居台省，瓘为尚书令，靖为尚书郎。所谓"二妙"，是说他俩的草书都有极高的造诣，各得其妙。
卫恒的从妹——卫铄，即众所周知的著名女书法家卫夫人。卫恒的儿子卫璪、卫玠、也是著名的书法家。 璪字仲玉，袭瓘官爵，后改封为江夏郡公。怀帝时为散骑侍郎。玠字叔宝。五岁时，长得"风神秀异"，尝乘羊车入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者如堵。他的舅父骠骑将军王济，也长得一表堂堂，每见，辄叹息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 玠每出门，总有许多人围上来看他。不幸才子短命，死时仅二十岁，时人有“看杀卫玠”之叹。卫璪、卫玠继承其祖父、父亲的书法，草书、隶书都写得极好。此外，卫氏一门还有卫恒之弟卫宣、卫庭，他们的书法也名噪一时。唐李嗣真《书后品》称他的书法纵任轻巧，流转风媚，刚健有余，便媚详雅。北宋《淳化阁帖》卷二收有他草书二行。
《四体书势》，是卫恒的书法理论著作，原文收入《晋书 卫恒传》，是存世最早和比较可靠的重要书法理论之一，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关当时的各种书体、书史的演变，以及一些书法家代表的情况资料，大都赖此书得以保存。
代表著作:《四体书势》
卫夫人
卫夫人，名铄，字茂漪，自署和南。生于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年），卒于晋穆帝永和五年（349年）。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东晋女书法家。
卫夫人族祖卫灌，官至西晋司空，录尚书事，与索靖仅善草书，人称“一台二妙”。从父卫恒，官终黄门郎，亦善书法，著有《四体书势》。父卫展，历官江州制史、廷尉，卒于官。卫夫人少好学，酷嗜书法艺术，很早就以大书法家钟繇为师，得其规矩，特善隶书。据她自述：“随世所学，规摹钟繇，遂历多载。”她曾作诗论及草隶书体，又奉敕为朝廷写《急就章》。其书法作品虽未能流传至今，但从前人的有关论述中，尚可窥见其风格之大概。晋人曾称颂卫夫人的书法，说：“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婉然若树，穆若清风。”充分肯定了卫夫人书法高逸清婉，流畅瘦洁的特色。这实际上是对钟繇书法风格的继承，但在钟繇瘦洁飞扬的基础之上，更流露出一种清婉灵动的韵味。唐代韦续则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芙蓉；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又若红莲映水，碧治浮霞。”连用三组美丽的形象来比拟其书法，可知卫夫人的书法充溢着美感，带有女性特有的妩媚娇柔的风格，又与钟繇迥异其趣。这是卫夫人结合自身气质特点，在学习钟繇基础之上的发展和创造。韦续因此将卫夫人归入著名书法家，列为上品之下，即第一等第三级。唐代李嗣真对此持相同意见，并指出卫夫人“正体尤绝”。唐代著名书法理论家张怀灌甚至把卫夫人的书法归入妙品，仅仅屈居最高一等神品寥寥数人之下。美术史论家张彦远对卫夫人的评价则要相对低一些，他将卫夫人归入中品之上，即第二等第一级。但同时说：“李妻卫氏，自出华宗。”由以上评述，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卫夫人在当时书坛上的重要地位。
卫夫人不但在书法艺术实践上有突出成就，不让须眉，而且在书法艺术理论方面也有重大建树和比较全面深入的论述。她撰有《笔阵图》一卷，全面深入地参考了有关的书法理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她在书中首先提出，书法之妙“莫先乎用笔”。主张学习书法要上溯其源，师法古人，反对谙于道理，学不该赡，以致徒费精神，学无成功。卫夫人又提出，在学习和创作时，要注意选用笔、墨、纸、砚的品种和产地，强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着重指出，执笔要有讲究，不同书体应采用不同的执笔法，并加以具体分析，说：“有心急而执笔缓者，有心缓而执笔急者。若执笔近而不能紧者，心乎不齐，意后笔先者，败；若执笔远而急，意前笔后者，胜。”超出了单纯论述执笔的范围，而对书法艺术中的笔、意关系和书家修养等作出深刻的论述。对书写不同字体时的用笔，卫夫人亦有精辟论述，她认为用笔有六种方法，如篆书是“飘扬洒落”，章草为“凶险可畏”，八分书为“窈窕出入”，飞白书为“耿介特立”，倘能“每为一字，各象其形”，则“斯超妙矣，书道毕矣。”应该说，卫夫人关于用笔的论述，在今天也仍然有其可取之处，她实质上是就此提出了书法家把握不同字体书写风格的问题。具体到笔划上，卫夫人针对七种不同笔划的书写，提出七条标准，卫夫人对七种基本笔划的描述，形象生动，恰合关窍，实为初学书法者良好的入门途径。此外，卫夫人在《笔阵图》中还提出初学书法，“先须大书，不得从小”，“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等理论原则，也都是宝贵的经验之谈。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卫夫人概括她对书法艺术总体的认识，提出了“力筋”之说。她认为：“下笔点墨画芟波屈曲，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这实质上是卫夫人毕生从事书法艺术实践所得，代表了她对书法艺术理论总的认识，为后代书法家指出了努力方向和途径，也成为中国书法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和评判标准，对历代书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卫夫人的《笔阵图》参考和汲取了前人的某些论点，但卫夫人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创造，功不可没。
卫夫人生前名望已远播海内，著名大书法家王羲之少年时曾拜在门下，学习书法，其后青出于蓝，成为中国书法史上首屈一指的人物。卫夫人成年后嫁给汝阴太守、汀州刺史李矩为妻。有子名李充，官至中书侍郎，受其母影响，亦颇有书名。
摘自《三晋历史人物》，书目文献出版社，作者：王小珑

卫夫人《近奉帖》 载于淳化阁帖游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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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303—361)
《兰亭序》局部（唐 冯承素摹本)
说起书法，不能不说王羲之；说起王羲之，几乎是家喻户晓，说不定还能说出几个有关他的故事。这也算是中国独特的书法文化现象。
王羲之（303-361），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濛、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
王献之(344-386)

《洛神赋十三行》
东晋王、谢、郗、庾四大家族中，最显赫的要算王氏家族了，而书法成就最卓著的也当之无愧的属于王氏一族。王氏家族书法家最多。在这个书法世家里，有父子争胜，兄弟竞较，还有夫妻比试，姻亲相学等，互相传袭，这不仅是书法史上显得极为耀眼，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出现了书圣王羲之和他的第七个儿子王献之，父子二人被世人并称为“二王”。王氏的骄傲在此，东晋书法的骄傲也在这里。
王献之，字子敬，小字官奴，官至中书令，世称“王大令”。他的书法，兼精楷、行、草、隶各体。献之幼学于父，从小就显露出超人才华，才气勃发，咄咄逼人，献之不为其父所囿，别创新法，自成一家，令人刮目相看。可惜天妒其才，四十二岁就过早病卒。
王献之的小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右图）为代表，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如大家闺秀，姿态妩媚雍容。
其行书以《鸭头丸帖》最著。《鸭头丸帖》是王献之行草书作品。二行，文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共十五字，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真迹现存于上海博物馆。全帖用墨枯润有致。姜夔《续书谱·用墨》说：“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鸭头丸帖》两层意思，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从而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稿行之草”的行草是王献之独创的书体，《鸭头丸帖》又是他行草的代表作。
王献之创“稿行之草”为其一大贡献，创草书“一笔书”为其又一大贡献，他将张芝的章草和其父王羲之的今草又向前推进一层。草书名作《中秋帖》就是其“一笔书”的代表作，笔势连续不断，宛如滔滔江河，一泻千里，表现出一种雄姿英发的爽爽之气，世人评价甚高，被列为清内府“三希”之二。
羲献父子，在书法上各有千秋，羲以真行为显，献则以行草为能。唐代曾有过扬羲抑献的时期，其实评品书法不能以一种书体来断定孰劣孰优。王献之能在其父的笼罩之下独树一帜，仅从这一点就可以说明王献之的超迈才气。
王献之兄王徽之，字子猷，官至黄门侍郎，性卓荣不羁，不修边幅，善真、草书，《宣和书谱》评价其“律以家法，在羲献间”，传世作品有《新月帖》等。
南朝宋，齐，梁，陈之间，人多崇尚王献之的字。王氏后代大书法家王僧虔（425-485）、王志父子尤为显著。辽宁博物馆藏有父子俩的摹本，分别是《万岁通天帖》中的第八帖《王琰帖》和第十帖《一日无申帖》。
王徽之(343-386)
字子猷，羲之子，弟王献之，文章为世人所推崇，善书画。子猷生性卓荦不羁，性好竹。时人钦其才而秽其行。后为黄门侍郎，弃官东归。
《新月帖》，见于辽宁省博物馆藏的《唐摹万岁通天帖》，传为王徽之书，唐摹本。此帖以行楷为主，挥洒自如，笔法多变，妍美流畅。宋《宣和书谱》。评其书法“作字亦自韵胜”。
释文:
臣九代三从伯祖晋黄门郎徽之书
二日，告□氏女，新月哀摧不自胜，
奈何奈何。念痛慕，不可任。得疏知
汝故异恶悬心，雨湿热复何
似，食不？吾牵劳并顿，勿复，
数日还，汝比自护。力不具。
徽之等书。
姚怀珍，
满 骞。
王  珣（350-401）
《伯远帖》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字元琳，小字法护。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出身于东晋王氏一族。祖父王导、父王恰均精于书法，“书圣”王羲之是其堂叔。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王珣，他的墨迹自然倍受重视，何况他的《伯远帖》是东晋时十分难得的名人法书真迹，且是东晋王氏家族存世的唯一真迹，一直被书法家、收藏家、鉴赏家视为稀世瑰宝。
《伯远帖》是王珣问候亲友疾病的一通信札。行笔自然流畅，俊丽秀雅，为行书早期典范之作，通篇用笔精熟，疏朗飘逸，从平和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洞窥到东晋一代的“尚韵”书风，那种追求完美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和当时的社会风尚是有密切关联的。
董其昌称之为“尤物”，他在《画禅室随笔》中这么评价《伯远帖》：“潇洒古淡，东晋风流，宛然在眼”。的确，《伯远帖》为我们提供了“直入晋室”，“书追二王”的途径，它的笔法、结体和王羲之的很多法帖相近，不过更瘦硬、开张，有自家面目。清人姚鼐赞云：“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
清高宗弘历把《伯远帖》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笔者按：后二者非真迹，为描摹本）定为“三希帖”。他还在《伯远帖》上题跋褒扬，于空白处补绘树石。弘历还以“三希”为名，编刻大型法书丛帖，这就是著名的《三希堂法帖》。
王荟，字敬父，王导第六子，王珣之叔。善书，书法笔锋挺秀，与其恬虚守清、不竟荣利的人品相近，辽宁博物馆藏有其书法摹本《疖踵帖》。
伯远帖
《伯远帖》，晋，王珣书，纸本，行书，5行共47字，纵25.1cm，横17.2cm。
《伯远帖》是晋王珣(350-401年)写的一封信。原文：“珣頓首頓首，伯遠勝業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 志在優遊。始獲此出意不剋申。分別如昨永爲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
卷前引首有乾隆御书：“江左風華”四大字，上有“乾隆御笔”一玺。并御题：“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況晉人耶！內府所藏右軍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繭紙家風信堪並美！幾余清賞亦臨池一助也。御識。”钤“乾隆宸翰”、“涵虛朗鑒”二玺。
前隔水御书：“家學世範，草聖有傳，宣和書譜”12字。下有：“乾隆宸翰”、“幾暇臨池”、“耽書是宿綠”三玺。
又御识：“乾隆丙寅春月，獲王珣此帖，遂與快雪中秋二迹並藏養心殿溫室中，顔曰：‘三希堂’，禦筆又識”，钤“乾”、“隆”二玺。
后隔水上有明董其昌跋，后有乾隆御绘枯枝文石，并识：“王珣帖與其昌跋皆可寶玩，即裝池側理亦光潤堪愛，漫制枯枝文石以配之。乾隆丙寅春正，長春書屋禦識”，钤“几暇怡情”一玺。后有“墨云”一玺。
卷尾敕董邦达绘图，邦达有记，又有沈德潜书“三希堂歌”。
卷后有董其昌、王肯堂题记。
本幅前后有古半印二，漫漶不可识。清代所钤宝玺有：“石渠寶笈”、“乾隆鑒賞”、“乾隆御覽之寶”、“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養心殿鑒藏寶”诸玺。
收传印记上钤有“郭氏觶齋秘笈之印”。
王珣《伯远帖》自乾隆十一年（1746年）进入内府，经乾隆品题，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并藏在养心殿西暖阁内的尽间，乾隆御书匾额“三希堂”。 乾隆十二年又精选内府所藏魏晋唐宋元明书家134家真迹，包括三希在内，摹勒上石，命名《三希堂法帖》。在西苑的北海建“阅古楼”，把上述刻石嵌在楼内墙上，拓本流传以示临池之模范。三希原件仍藏在养心殿三希堂。
1911年以后至1924年溥仪出宫以前，《伯远帖》、《中秋帖》曾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溥仪出宫之时，敬懿皇贵妃将此帖带出宫，后流散在外。1950 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将《伯远帖》、《中秋帖》购回，交故宫博物院收藏。曾经公开展览，并已影印出版。
《宣和书谱》、《画禅室随笔》、《书画记》、《平生壮观》、《墨缘汇观》、《式古堂书画汇考》、《佩文斋书画谱》、《石渠宝笈·初编》、《古书画过眼录》等书著录。
王荟 (464-549)
字敬文，王导第六子，王珣之叔。历官吴国内史、会稽内史、镇军将军、散骑常侍，一生恬淡虚静，不竞荣利。善书，书法笔锋挺秀，与其恬虚守清、不竞荣利的人品相近，辽宁博物馆藏有其书法摹本《疖踵帖》、《翁尊体》。

王荟《疖踵帖》、《翁尊体》 见于辽宁省博物院藏的《唐摹万岁通天帖》，唐摹本。
释文：臣十代叔祖晋侍中卫将军荟书
荟顿首□□□□，
为念。吾疖肿□□，
甚无赖，力不□，□
顿首。
翁尊体安和，伏
慰侍省，小儿并
健。适遣信集泽。
□邨，自当令卿知
吾言之不虚
也。郭桂阳已至，
将甲甚精。唯王
也。郭桂阳已至，
将甲甚精。唯王
临庆军马小不
称耳!以病告皆
差耶，秋冬不复
忧病也。迟更知
问。 七月廿七日。
……（后为王徽之：《新月帖》）
王僧虔(426—485)
琅琊临沂人。南朝齐书法家。字简穆，王羲之四世族孙。官至尚书令。喜文史，善音律，工真、行书。书承祖法， 丰厚淳朴而有骨力。《齐书》本传称：“僧虔善隶楷书， 宋文帝见其书素扇，叹曰：‘非惟迹逾子敬，方当器雅过之。’”唐代张怀瓘《书断》称：“祖述小王，尤尚古直，若溪涧含冰， 冈峦被雪， 虽极清肃，而寡于风味。”窦臮《述书赋》称其书：“致丰富，得能失刚。鼓怒骏爽，阻负任强。然而神高气全，耿介锋芒。发卷伸纸，满目辉光。”墨迹有《王琰帖》。著有《论书》、《笔意赞》等。
《王琰帖》（又称《太子舍人帖》、《在职》）,见于辽宁省博物馆藏的《唐摹万岁通天帖》，传为王僧虔书，唐摹本。
释文：
太子舍人王琰
牒。在职三载，家贫，仰希江
郢所统小郡，谨牒。
七月廿四日臣王僧虔启。
王志(460—513)
字次道，琅琊临沂人。王僧虔子。《梁书》卷二十一《王志传》：“志善草隶，当时以为楷法。”
《一日无申帖》,见于辽宁省博物院藏的《唐摹万岁通天帖》
《一日无申帖》（又称《喉痛帖》）释文：
臣六代从叔祖梁中书令临汝安侯志书
一日，无申只□正
属雨气方昏，得告
深慰。吾夜来
患喉痛，愦愦，何
□晚当故造迟
叙。诸惟□不□。
王慈(451—491)
字伯宝，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僧虔子。少与从弟俭共学书。善隶，行书。王慈草书运笔圆浑，含蕴凝重，然体态十分灵动，纵横姿肆，使人联想到王献之书作风格。书作有《栢酒帖》、《尊体安和帖》等存世。 谢凤子超宗诣慈，慈正学书，未即放笔。超宗曰：“卿书何如虔公？”慈曰：“慈书比大人，如鸡之比凤。”超宗狼狈而退。卒年四十一。
王慈《栢酒》《汝比》帖 于辽宁省博物院藏的《唐摹万岁通天帖》
王慈《栢酒》《汝比》释文：
唐怀充，
臣六代从伯祖齐侍中懿子慈书
得栢酒等六种，足下
出此已久，忽
致厚费，深劳
念慰。王慈具答。
唐怀充，
范武骑。
汝比可也，定以何
日达东，想大
小并可行。迟
陈赐还。知汝
劣劣，吾常耳。即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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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靖 (239-303)
索靖是西晋著名书法家。字幼安，敦煌 （今甘肃）人，张芝姊之孙。官历尚书郎、酒泉太守，官至征西司马，人称“索征西”。谥庄。工书法，尤精章草。与尚书令卫瓘以草书知名，时称“一台二妙”。靖传张芝草法而变其形迹。骨势峻迈，富有笔力。前人评为“精熟至极，素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索”。靖亦自重其书，名其字为“银勾虿尾。”。《宣和书谱》记载，索靖少年时就有出群之材。索靖书法以章草名动一时，其书法“如风乎举，鸷鸟乍飞，如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十分地险峻遒劲。有史书记载，索靖的书法与张芝各有千秋，“其书名与羲(王羲之)、献(王献之)相先后也”，可见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月仪帖》及隋代模本《出师颂》传为索靖所作。
《晋书.索靖传》收录其书法理论著作《草书状》。
明拓《郁冈斋墨妙》卷七 索靖《月仪帖》 拓本墨纸，纵28.1cm，横13.8cm
谢安(320 - 385)
原藉太康，寓居会稽。东晋著名政治家。谢安出身士族，年轻时就注意修身养性，喜欢读书习艺，才器隽秀。但却不愿做官。他在上虞的东山筑庐蛰居，“高谢人间，啸咏山林”，过着闲适的隐居生活。直至他的好友、侍中王坦之去东山面请，痛陈社稷危艰，国势衰微，亟需良将谋臣匡扶，谢安才悚忧而起，应召出山。其时已年过不惑。既“东山再起”，受命于危难之际，谢安宵衣旰食，不敢懈怠，开始了他中年以后二十年的奋作争斗。公元383年，前秦军南下，苻坚携兵百万，大有一举踏平江东之概。谢安临危不惧，要谢石、谢玄力拒，结果淝水一战，大获全胜，给中国战争史写下了以少胜多的辉煌一页。

谢安帖(选自大观帖，图片经过处理为反相)
谢万
谢万字万石，谢安的弟弟。他的器度不如谢安，却也很有才气，而且擅长自我炫耀，年纪轻轻就颇有名气，仕途通达。升平二年（358），谢安的哥哥谢奕去世，谢万便被任命为西中郎将，监司、豫、冀、并四州诸军事，兼任豫州刺史。然而他并不是统兵作战的材料，在升平三年十月受命北征时，仍然是一副名士派头，只顾吟啸歌咏自鸣清高，不知抚绥部众。谢安对弟弟的做法非常忧虑，劝戒说：「你身为元帅，理应经常交接诸将，以取悦部众之心。像你这样傲诞，怎么能够成事呢？」谢万于是召集诸将，想抚慰一番。不料这位平时滔滔不绝的清谈家竟连一句抚慰的话都讲不出，憋了半天，干脆用手中的铁如意指着在座的将领说：「诸将都是劲卒。」如此凌辱轻慢，不仅不能抚慰将领，反而使他们更加怨恨。谢安无奈，只得代替谢万，对队帅以下的将领一个个地亲自拜访，尽力加以抚慰，拜托他们尽力协助谢万。但这并未能挽救谢万失败的命运。谢万率军增援洛阳，还未与敌军交战，手下士卒就惊扰奔溃。谢万单骑狼狈逃还，军士们本来要杀了他，看在谢安的份上才没有动手。损兵折将的谢万不久就被罢免为庶人。

谢万帖(选自大观帖，图片经过处理为反相)
薄绍之
南朝宋人薄绍之，丹阳人，字敬叔。官至给事中。善书，风格秀异。尤工行、草，行草倜傥，时越羊欣。
梁代学者袁昂作《古今书评》，称“薄绍之书，字势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乃至挥豪振纸，有疾闪飞动之势。”（《太平御览》卷七四八）。梁武帝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称“薄绍之书如龙游在霄,缱绻可爱”。庾肩吾《书品》列其书为下之上品，张怀瓘《书断》卷中列其隶书、行书、草书入妙品。古人有赞：“师法小王，风格秀异，若干将出匣，光芒射人，魏武临戎，纵横制敌”。
相关资料（摘自《太平广记》）：
薄绍之尝为减质参军，元嘉二十四年，寄居东府之西宾别宅中。与祖法开邻舍。开母 刘，寝疾弥旬，以二十二年五月一日夜半亡。二日，绍之见群鼠，大者如豚，鲜泽五色，或 纯或驳，或著平上帻，或著笼头。大小百数，弥日累夜。至十九日黄昏，内屋四檐上有一白 鼠，长二尺许，走入壁下，入处起火。以水灌之，火不灭，良久自灭。其夜见人，修壮赤 色，身光如火，从烧壁中出，径入床下。又出壁外，虽隔一壁，当时光明洞彻，了不觉又隔 障。四更，复有四人，或与绍之言相佑，或瞋目吐舌。自暮迄旦，后夕复烧屋。有二人，长 九尺许，骑马挟弓矢，宾从数十人，呼为将军。绍之问：“汝行何向？”答云：“被使往东 边病人还。”二十一日，群党又至。家先有一白狗，自有鬼怪，暮常失之，至晓辄还。尔夕 试系之，须臾，有一女子来云：“忽系此狗，愿以见乞。”答便以相与，投绳竞不敢解，倏 然走出。狗于是呻唤垂死，经日不能动。有一人披锦袍，弯弧注镞，直向绍之。谓：“汝是 妖邪，敢干恐人。我不畏汝，汝若不速去，令大道神寻收治汝。”鬼弛弦纵矢。策马而去。 （出《述异记》）

选自大观帖，图片经过处理为反相
萧思话
南朝宋人萧思话，兰陵人。父源，冠军，琅琊太守。思话官至征西将军，左仆射。工书，学于羊欣，得其体法。虽无奇峰壁立之秀，运用连岗尽望，势不断绝，亦可谓有功矣。王僧虔云：“萧全法羊，风流媚好。殆欲不减，笔力恨弱。”梁代学者袁昂云：“羊真孔草，萧行范篆，各一时之妙也。”袁昂作《古今书评》称“萧思话书走墨连绵，字势屈强，若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太平御览》卷七四八）。梁武帝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称“萧思话书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庾肩吾《书品》列其书为下之上品。
相关资料（摘自二十四史之沈约《宋史》）：
萧思话，南兰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历中书黄门郎，徐、兗二州刺史，冠军将军、南琅邪太守。永初元年卒，追赠前将军。
思话年十许岁，未知书，以博诞游遨为事，好骑屋栋，打细腰鼓，侵暴邻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节，数年中，遂有令誉。好书史，善弹琴，能骑射。高祖一见，便以国器许之。年十八，除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转相国参军，父忧去职。服阕，拜羽林监，领石头戍事，袭爵封阳县侯，转宣威将军、彭城、沛二郡太守。涉猎书传，颇能隶书，解音律，便弓马。元嘉元年，谢晦为荆州，欲请为司马，思话拒之。
五年，迁中书侍郎，仍督青州、徐州之东莞诸军事、振武将军、青州刺史，时年二十七。亡命司马朗之、元之、可之兄弟，聚党于东莞发干县，谋为寇乱。思话遣北海太守萧汪之讨斩之，余党悉平。八年，除竟陵王义宣左军司马、南沛郡太守。未及就征，索虏南寇，檀道济北伐，既而回师，思话惧虏大至，乃弃镇奔平昌。思话先使参军刘振之戍下邳，闻思话奔，亦委城走。虏定不至，而东阳积聚，已为百姓所焚，由是征下廷尉，仍系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铜斗，覆在药厨下，得二死雀，思话曰：“斗覆而双雀殒，其不祥乎！”既而被系。
九年，仇池大饥，益、梁州丰稔，梁州刺史甄法护在任失和，氐帅杨难当因此寇汉中。乃自徒中起思话督梁、南秦二州诸军事、横野将军、梁、南秦二州刺史。既行，闻法护已委镇北奔西城，遣司马、建威将军、南汉中太守萧讳五百人前进；又遣西戎长史萧汪之系之。讳缘路收合士众，得精兵千人。十年正月，进据磝头。难当焚掠汉中，引众西还，留其辅国将军、梁秦二州刺史赵温守梁州，魏兴太守薛健据黄金。讳进屯磝头，遣阴平太守萧坦赴黄金，薛健副姜宝据铁城，铁城与黄金相对，去一里，斫树塞道。坦进攻二戍，拔之。二月，赵温又率薛健及其宁朔将军、冯翼太守蒲早子来攻坦营，坦奋击，大破之。坦被创，贼退保西水。讳司马锡文祖进据黄金，萧汪之步骑五百相继而至。平西将军临川王义庆遣龙骧将军裴方明三千人赴，讳等进黄金，早子、健等退保下桃。思话先遣行参军王灵济率偏军出洋川，因向南城。伪陵江将军赵英坚守险，灵济击破之，生禽英。南城空虚，因资无所，复引军还与讳合。
三月，讳率众军进据峨公固。难当遣其子和率赵温、蒲早子及左卫将军吕平、宁朔将军司马飞龙，步骑万余，跨汉津结柴，其间立浮桥，悉力攻讳，合围数十重，短兵接战，弓矢无复用。贼悉衣犀革，戈矛所不能加。讳乃截槊长数尺，以大斧椎之，一槊辄贯十余贼。贼不能当，因大败，烧柴奔走，退据大桃。闰月，讳及方明台军至，龙骧将军杨平兴、幢主殿中将军梁坦直入角弩追之，贼又败走，杀伤虏获甚多。汉中平，悉收没地，置戍葭萌水。
先是，桓玄篡晋，以桓希为梁州。布败走，氐杨盛据有汉中，刺史范元之、傅歆悉治魏兴，唯得魏兴、上庸、新城三郡。其后索邈为刺史，乃治南城。为贼所焚烧不可固，即思话迁镇南域，加节，进号宁朔将军，征讳为太子屯骑校尉。法护，中山无极人，过江寓居南郡。弟法崇，元嘉十年，自少府为益州刺史。法护委镇之罪，统府所收，于狱赐死。太祖以法崇受任一方，令狱官言法护病卒。太祖使思话上平定汉中本末，下之史官。
十四年，迁使持节、临川王义庆平西长史、南蛮校尉。太祖赐以弓琴，手敕曰：“丈人顷何所作？事务之暇，故以琴书为娱耳，所得不曰义邪！眷想常不忘情，想亦同之。前得此琴，云是旧物，亦有名京邑，今以相借。因是戴颙意于弹抚，响韵殊胜，直尔嘉也。并往桑弓一张，材理乃快，先所常用，既久废射，又多病，略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叹息。良材美器，宜在尽用之地，丈人真无所与让也。”
十六年，衡阳王义季代义庆，又除安西长史，余如故。十九年，征为侍中，领前军将军，未就征，复先职。明年，迁持节、监雍州、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阳、竟陵、顺阳、襄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宁蛮校尉、雍州刺史、襄阳太守。二十二年，除侍中，领太子右率。二十四年，改领左卫将军。尝从太祖登钟山北岭，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于石上弹琴，因赐以银钟酒，谓曰：“相赏有松石间意。”又领南徐州大中正。明年，复监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右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如故。
二十六年，征为吏部尚书。诏思话曰：“沈尚书暴病不救，其体业贞审，立朝尽公，年时尚可，方相委任，奄忽不永，痛惋特深。铨管要机，通塞所寄，丈人才用体国，二三惟允。”思话以去州无复事力，倩府军身九人，太祖戏之曰：“丈人终不为田父于里闾，何应无人使邪？”未拜，二十七年，迁护军将军。
是年春，虏攻悬瓠，太祖将大举北讨，朝士佥同，莫或异议。思话固谏，不从。乃领精甲三千，助镇彭城。虏退，即代世祖为持节、监徐、兗、青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抚军将军、兗徐二州刺史。
二十九年，统扬武将军、冀州刺史张永众军围确磝。初，镇军谘议参军申坦与王玄谟围滑台，不克，免官。青州刺史萧斌板坦行建威将军、济南平原二郡太守，守历城，令任仲仁又为坦副，并前锋入河。五月，发沿口，永司马崔训、建武将军齐郡太守胡景世率青州军来会。七月，思话及众军并至确磝，治三攻道。太祖遣员外散骑侍郎徐爰宣旨督战。张永、胡景世当东攻道，申坦、任仲仁西攻道，崔训南攻道。贼夜地道出，烧崔训楼及蟆车，又烧胡景世楼及攻具，寻又毁崔训攻道，城不可拔。思话驰来，退师。攻城凡十八日，解围还历下。崔训以楼见烧，又不能固攻道，被诛于确磝；永、坦并系狱。诏曰：“得抚军将军思话启事，确磝不拔，士卒疲劳，且班师清济，更图进讨。此镇山川严阻，控临河朔，形胜之要，擅名自古，宜除其授，以允望实。思话可解徐州为冀州，余如故。彭城文武，复量分配，即镇历城。”寻为江夏王义恭所奏，免官。
元凶弑立，以为使持节、监徐、青兗、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徐兗二州刺史，将军如故。思话即率部曲还彭城，起义以应世祖。遣使奉笺曰：“下官近在历下，始奉国讳，所承使人，不知阔狭，既还在路，渐有所闻，犹谓人伦无容有此，私怀感慨，未敢在言。奉被今教，果出虑表，重增哀惋，不能自胜。此实天地所不覆载，人神所不容忍，率土民氓，莫不愤咽，况下官蒙荷荣渥，义兼常志。此月五日，被驿使追命骑还朝，切齿拊心，辄已钟疾，虽百口在都，一非所顾。正欲遣启受规略，会奉今旨，悲惧兼情。伏承司徒英图电发，殿下神武霜断，臧质忠义并到，不谋同时，仗顺沿流，席卷江甸，前驱风迈，已应在近。下官复练始集，遣辅国将军申坦、龙骧将军梁坦二军，分配精甲五千，申坦为统，便以即日水陆齐下。下官悉率文武，骆驿继发。凭威策懦，势同振朽，开泰有期，悲欣交集。”世祖至新亭，坦亦进克京口。
上即位，征为散骑常侍、尚书左仆射，固辞，不受拜。改为中书令、丹阳尹，常侍如故。时京邑多有劫掠，二旬中十七发，引咎陈逊，不许。明年，出为使持节、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安北将军、徐州刺史，加鼓吹一部。未行而江州刺史臧质反，复以为使持节、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晋熙、新蔡三郡诸军事、江州刺史。事平，分荆、江、豫三州置郢州，复都督郢湘二州诸军事、镇西将军、郢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镇夏口。
孝建二年卒，时年五十。追赠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持节、常侍、都督、刺史如故，谥曰穆侯。思话宗戚令望，蚤见任待，凡历州十二，杖节监都督九焉。所至虽无皦皦清节，亦无秽黩之累。爱才好士，人多归之。
长子惠开嗣，别有传。次子惠明，亦有世誉，历黄门郎，御史中丞，司徒左长史，吴兴太守。后废帝元徽末，卒官。第四子惠基，顺帝升明末，为侍中。
源之从父弟摹之，丹阳尹，追赠征虏将军。子斌，亦为太祖所遇。彭城王义康镇豫章，以为大将军谘议参军、豫章太守。历南蛮校尉，侍中，辅国将军、青冀二州刺史。
元嘉二十七年，统王玄谟等众军北伐。斌遣将军崔猛攻虏青州刺史张淮之于乐安，淮之弃城走。先是，猛与斌参军傅融分取乐安及确磝，乐安水道不通，先并定确磝，至是又克乐安。既而攻围滑台，不拔。斌追还历下，事在《王玄谟传》。二十八年，亡命司马顺则诈称晋室近属，自号齐王，聚众据梁邹城。又有沙门自称司马百年，号安定王，亡命秦凯之、祖元明等各据村屯以应顺则。初，梁邹戍主、宣威将军、乐安、渤海二郡太守崔勋之出州，故顺则因虚窃据。勋之司马曹敬会拒战不敌，出走。斌即遣勋之率行建威将军济南、平原二郡太守申坦、长流参军罗文昌等诸军讨顺则，攻之不克。勋之等始谓城内出于逼附，军至即应奔逃，而并为贼坚守，杀伤官军甚多。斌又遣府司马、建武将军、齐郡太守庞秀之总诸军。祖元明又据安丘城，斌更遣振武将军刘武之及军主刘回精兵千人，讨司马百年，斩之。顺则既失据，众稍离阻。文昌遣道连伪投贼，贼信纳之，潜以官赏格示众，城内贼党李继叔等并有归顺心。道连谋泄，为贼所杀，继叔逾城出降，贼党于是大离。乃四面进攻，冲车所冲，辄三五丈崩落。时南门楼上掷下一级，并垂绳钓取外人，外人上，贼并放仗，云向已斩顺则，所投首是也。秦凯之走河北。斌坐滑台退败，免官。久之，复起为南平王铄右军长史。其后事迹在《二凶传》。
斌弟简，历位长沙内史。广陵王诞为广州，未之镇，以简为安南谘议参军、南海太守，行府州事。东海王祎代诞，简仍为前军谘议，太守如故。世祖入讨元凶，遣辅国将军、南海太守刘琬讨简，固守经时，城陷伏诛。斌、简诸子并诛灭。
庞秀之，河南人也。以斌故吏，贼劭甚加信委，以为游击将军。奔世祖于新亭。时劭诸将未有降者，唯秀之先至，事平，以为梁州刺史。秀之子弟为劭所杀者将十人，而酣燕不废，坐免官。后又为徐州刺史，太子右卫率。孝建元年，卒，追赠本官，加散骑常侍。子弥之，顺帝升明末，广兴公相。秀之弟况之，太宗世，亦为始兴相。(列传第三十八　萧思话 刘延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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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衍 (464一549)
梁武帝，南朝梁的开国皇帝。字叔达，南兰陵中都里（现江苏武进县）人。他原来是南朝齐的官员，南齐末年，出为雍州刺史，镇守襄阳，乘机打造兵器，整治舟船，静等天下大变。齐永元二年（公元500年），以讨伐东昏侯萧宝卷为名，举兵攻入建康城，掌握南齐王朝的实权。齐中兴二年（公元502年）迫使齐和帝禅位于己，正式称帝。萧衍在位48年，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有发展。他颁布法令，禁止向官吏献礼行贿，积极倡导纳谏，对官吏进行监督。注重兴修水利，奖励农耕，减免赋税，减轻劳役，百姓安居乐业。建国学，开五经馆，修孔庙，亲自为太学生讲课，著述《孝经义》、《周易六十卦》等二百余卷。梁武帝统治时期，是南朝历史上最为稳定富足的几十年。
梁武帝尊儒崇佛，立佛教为国教，大建寺庙。他不但广建佛寺，而且为了替建康的僧人募化，三次舍身同泰寺，让臣下以数亿钱赎回。“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当时建康城内众多佛寺的写照。他还组织人马，举行辩论，攻击无神论者范缜及其神灭论思想。
太清二年（公元549年），降将侯景叛乱，攻破建康宫城一台城。梁武帝被囚禁在净居殿，仍念经不辍。四月，忧愤饥饿而死。
梁武帝博学多通，文武兼备。长于文学,善音律,工书法。《梁书刘孝绰传》称其“雅好虫篆”。唐代张怀瓘《书断》称：“帝好草书，状貌亦古，乏于筋力，既无奇姿异态，有减于齐高矣。”萧衍惟重钟繇、王献之，对钟繇、王羲之书法艺术成就，颇有精到之见。他把“殆同机神"作为书学批评标准,不仅开唐人、王羲之之先声,重要的是为品评书法确立了一项重神韵的审美法则,从而也确立了他自己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著有《观锺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古今书人优劣评》、《书评》等书论四篇。
传世书迹有《异趣帖》近于章草：“爱业愈深，一念修怨，永堕异趣，君不......”此帖清时入于内府。对其作者，向有萧衍和王献之两说，以倾向前者为多，明董其昌断为萧衍作品。
羊欣 (370-442)
字敬元,东晋、南朝宋时著名书法家，泰山郡南城(今魏庄乡南武城)人。曾官中散大夫、义兴太守，是王献之的外甥，书法得到王献之亲授。王献之为吴兴太守，时至乌程，见欣习书，甚爱之。某夏，献之至，见欣着新绢裙午睡，乃提笔书裙数幅而去。由于献之亲授以笔法，不时指教，羊欣的书法更为精进，以至成名。
羊欣生性清默，无竞于人，不附权贵，淡泊仕进。会稽王世子元显每使欣书，常辞不奉命。东晋桓玄辅政时，欣历任平西参军、楚台殿中郎等职，后称病自免，屏居里巷10余年不出。南朝宋任其为新安太守，前后凡13年,其间游山玩水,自得其乐。复称病辞归，南朝宋授以中散大夫官衔。
羊欣善真书，梁朝沈约称道为“献之之后，可以独步”。故谚有云：“买王得羊，不失所望”，隐然可与王献之同列。刘宋之世，羊欣的真书,孔琳之的草书,萧思话的行书，范晔的篆书,号为“四妙”。羊欣素好黄老之学，兼善医术，撰有药方10卷。
善隶、行、草书，名重一时。其楷书似王献之，用功极深，可以乱真，但创造性不大。羊欣的书法真迹已无流传。北宋《淳化阁帖》中有一《笔精帖》传为他所书。另外，传世的王献之书迹中，可能混有他的作品，今已难辨。羊欣还撰有《续笔阵图》，已失传。又有《采古来能书人名》1卷，是中国早期的书学史传著作。著录秦至晋代能书者69人，指出各家擅长的书体，对部分能书者有简要的评语，还辑录了部分书家的佚事异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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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261-303）
《平复帖》局部
字士衡，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因其曾为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他“少有奇才，文章冠世”（《晋书 陆机传》），与弟陆云俱为我国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其实陆机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平复帖》是我国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法书真迹。
《平复帖》凡九行，上有宋徽宗赵佶泥金题签和“宣和”、“政和”二印。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内容只是陆机问候友人的平常手札。惜距今一千七百多年，纸面损伤，有些字已分辩不出来了。古代法书典籍《墨缘汇观录》、《平生壮观》、《大观录》等，虽有记录，均无释文。当代书家启功先生在其《启功论稿》中对此帖注有释文。
《平复帖》是草书演变过程中的典型书作，最大的特点是犹存隶意，但又没有隶书那样波磔分明，字体介与章草、今草之间。细观此帖，秃笔枯锋，刚劲质朴，整篇文字格调高雅，神采清新，字虽不连属，却洋洋洒洒，令人赏心悦目，字里行间透露出书家的儒雅与睿智。
历来评述甚多。宋陈绎曾云：“士衡《平复帖》，章草奇古”。《大观录》里说：《平复帖》为“草书、若篆若隶，笔法奇崛”。《平复帖》对后世也产生过较大影响。清人顾复称“古意斑驳而字奇幻不可读，乃知怀素《千字文》、《苦笋帖》，杨凝式《神仙起居法》，诸草圣咸从此得笔。”这些评论或许有牵强附会之感，但若是怀素、杨凝式当真见到，也确会为之动情。董其昌赞云“右军以前，元常之后，唯存数行，为希代宝”。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平复帖》最后一位私人收藏者——已故书法家张伯驹先生。《平复帖》原为恭王府所藏。1937年，溥心畲先生丧母，欲出让《平复帖》以办丧事。在此期间，一些清朝遗老，如阿联、孟锡圭、朱蓬寿，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等都曾致函溥心畲先生对《平复帖》易手表示惋惜，怕像恭王府出让的唐韩干《夜照白图》那样，流失海外。信致溥心畲先生，大意为，现已民国，丧事可否从俭，《平复帖》可否暂押盐业银行，云云。并托傅增湘先生向溥心畲先生致意此帖为祖传，还是留在本族为好。此事经傅增湘先生从中斡旋，最后张伯驹不惜倾家荡产，从溥心畲手中购回此帖，后历经艰险，悉心保管，才使她未流失海外。1949年以后，张先生又将这件稀世珍宝献给了国家。
现藏于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李柏文书》是稍晚于陆机的前凉时期，西域长史李柏手书，二者风格比较接近，都属于隶书转变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品。
帖》，晋，陆机书，纸本，手卷，纵23.7cm，横20.6cm 。
草隶书9行86字。
释文:
“彥先羸瘵 ，恐難平復，往屬初病，慮不止此，此已爲慶。承使唯男，幸爲複失前憂耳。吳子楊往初來主，吾不能盡。臨西複來，威儀詳跱。舉動成觀，自軀體之美也。思識□量之邁前，勢所恒有，宜□稱之。夏伯榮寇亂之際，聞問不悉。”（释文据启功《〈平复帖〉说并释文》）
《平复帖》内容涉及三个人物，贺循，字彦先，是陆机的朋友，身体多病，难以痊愈。陆机说他能够维持现状，已经可庆，又有子侍奉，可以无忧了。吴子杨，以前曾到过陆家，但未受到重视。如今将西行，复来相见，其威仪举动，自有一种较前不同的气宇轩昂之美。最后说到夏伯荣，他因寇乱阻隔，没有消息。
《平复帖》的书写年代距今已有1700余年，是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法帖。它用秃笔写于麻纸之上，笔意婉转，风格平淡质朴，其字体为草隶书。《平复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对研究文字和书法变迁方面都有参考价值。
根据尾纸董其昌、溥伟、傅增湘、赵椿年题跋，可得知《平复帖》历代递藏情况。此帖宋代入宣和内府，明万历间归韩世能、韩逢禧父子，再归张丑。清初递经葛君常、王济、冯铨、梁清标、安岐等人之手归入乾隆内府，再赐给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光绪年间为恭亲王奕訢所有，并由其孙溥伟、溥儒继承。后溥儒为筹集亲丧费用，将此帖待价而沽，经傅增湘从中斡旋，最终由张伯驹以巨金购得。张氏夫妇于1956年将《平复帖》捐献国家。
清吴其贞《吴氏书画记》、顾复《平生壮观》、安岐《墨缘汇观》等书著录。
索紞
字叔彻，西晋时期的敦煌人。他从小就在京师读书，曾在太学任过职。学识渊博，特别是对阴阳、天文、术数颇为精通，造诣很深，有先见之明。早在晋武帝时，他就预测中原要发生内乱，便离开中原回到敦煌故里。他是当地一位传奇性的预占家。精通阴阳八卦、天文地理、术数占候,尤其擅长占梦。《晋书》卷九十五有传。索紞《道德经》（传） 纸本 30.8 X 208.2cm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
此卷抄写于三国吴建衡二年五月五日(270年)的敦煌卷子上世纪初出土于敦煌。书体为早期尚未脱离隶意的楷书，无论是形体或笔画都是由隶书中发展才逐渐有了楷书的雏形，书法工整精良。此卷一直在沪上名家手中流传，内战后流入香港，今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关于此卷的正伪争议颇多。
安弘嵩
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书法家，事迹不详。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安弘嵩六朝写经卷》 隶楷中带行法，流利劲畅，墨韵沉著，可谓难得的精品。安弘嵩《写经残卷》（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郑道昭 (455—516)
郑道昭（传） 《郑文公碑下碑》初拓本 （本版资料由逍遥法外提供）
北朝魏诗人、书法家。字僖伯。荥阳开封（今属河南）人。北魏大臣郑羲次子。自称“中岳先生”，据《魏书》载其“少而好学，综览群言”，“好为诗赋”。历官至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国子监祭酒、秘书监及光、青二州刺史。孝明帝熙平元年卒，赠镇北将军、相州刺史，谥“文恭”，其在任光州刺史期间，“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其所书《郑文公碑》以古朴淳厚的篆法为主，参以方笔隶意，笔调凝炼，如古松蟠屈，体势开阔雄健，神采奕奕。包世臣《艺舟双楫》赞其书“篆势、分韵、草情毕具”，以至去天柱、云峰观摩刻石者接踵，而购得拓片者相以为荣。清叶昌炽评其书曰：“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筚路蓝缕进入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剸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此虽过誉之论，但亦可以看出此碑影响之大。近代著名书家沈尹默先生则谓：“通观全碑，但觉气象渊穆雍容，骨势开张洞达，若逐字察之，则宽和而谨束，平实而峻肆，朴茂而疏宕，沉雄而清丽，极正书之能事。”可见《郑文公碑》在北魏书法中的重要地位。
孝女曹娥诔辞卷

局部欣赏[1][2]
真书曹娥诔辞卷 佚名 东晋 绢本　纵32.3厘米，横54.3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此卷墨迹是传世小楷书早期杰作。书者名字已佚，但就作品本身风貌及有关文献记载，可以确认为唐以前的作品。
此卷内容为东汉上虞县长度尚为孝女曹娥所写的诔辞，文章作于东晋穆帝N平二年(358)。书心字体扁方，有大量晋唐人观款，卷后有宋高宗赵构、元虞集、赵孟頫、乔篑成等人题跋。曾经南朝萧梁内府，南宋内府、贾似道，元内府、郭天锡、柯九思，明韩世能、王锡爵，清王时敏、清内府等庋藏。
孝女曹娥诔辞卷

真书曹娥诔辞卷 佚名 东晋 绢本　纵32.3厘米，横54.3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此卷墨迹是传世小楷书早期杰作。书者名字已佚，但就作品本身风貌及有关文献记载，可以确认为唐以前的作品。
此卷内容为东汉上虞县长度尚为孝女曹娥所写的诔辞，文章作于东晋穆帝N平二年(358)。书心字体扁方，有大量晋唐人观款，卷后有宋高宗赵构、元虞集、赵孟頫、乔篑成等人题跋。曾经南朝萧梁内府，南宋内府、贾似道，元内府、郭天锡、柯九思，明韩世能、王锡爵，清王时敏、清内府等庋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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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禅表碑
 　《受禅表碑》三国魏黄初（202年）刻。在河南许昌县，额篆书题“受禅表”。字方正，渐开唐隶之门。
东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冬十月乙卯，逊位于魏王曹丕，丕随即登基称帝并改元大魏黄初。十月辛未，刻立此碑以纪其受汉“禅让”之事。《受禅表》与著名的《上尊号碑》并立于河南省临颍县繁城镇汉献帝庙中(其地在今古城村)，庙久废。《受禅表》与《上尊号碑》同为魏初巨制，不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书法亦久为世重，故自唐宋以来，迭经著录。其结构方严整肃，用笔刚健斩截，意气雄伟排宕，且不失汉末名碑如《熹平石经》、《张迁》、《礼器》等骨气洞达、探穆渊雅的大家风范。明郭宗昌《金石史》评其“书法同《劝进》，虽小远汉人，雍雍雅度，衫履自饰，亦复矫矫。”赵崡亦谓此碑“隶法大都与《劝进》同”。王世贞曰：“……。余始喜明皇《泰山铭》，见此而恍然自失也。汉法方而瘦，劲而整，寡情而多骨；唐法广而肥，媚而缓，少骨而多态。汉如建安，晋三谢，时代所压，故自不可超也。此语得评书三昧。”(《石墨镌华》)从汉字字体的演变来看，汉末魏初之际，正是由隶变楷的过渡时期．魏初诸刻，承袭汉末《熹平石经》、《鲜于璜》、《张迁》等碑遗绪，在笔法上更有新的突破．具体表现在落笔逆锋减少，而变之以单刀直入；收笔重顿后迅速提起使成方波，这已经是萌芽时期的楷书的一种特殊笔法。前人对此己多有论及。如清孙矿评《受禅表》和《上尊号碑》说：“二碑余皆有之，虽磨刓甚，然字犹半可识，真斩钉截铁手也。……率更正书险折法，多从此变出。”杨守敬《学书迩言》亦谓《孔羡》、《范式》、《上尊号》、《受禅表》“下笔如折刀头，风骨凌厉，遂为六朝真书之祖。”与之稍晚的魏《王基碑》以及吴《谷朗碑》，则更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折刀头”的笔法，字形上亦更似后世的楷书了。故前人论该碑开魏晋六朝楷书之先河，无疑是确当的。此碑无书者姓名，唐刘禹锡说是王朗撰文，梁鹄书丹，钟繇镌刻，世谓之“三绝”(见唐韦绚《刘宾客嘉话》)。颜真卿则以为钟繇书(见宋欧阳修《集古录》及娄机《汉隶字源》)，然二说均无确据，故不足信。
上尊号碑
三国·魏 《魏公卿将军上尊号奏》 河南省临颍县繁城镇汉献帝庙藏    全称《魏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又名《百官劝进表》、《劝进碑》、《上尊号奏》。记东汉献帝末年，华歆、贾诩、王朗等对曹丕劝进之事，实际是曹丕玩弄的一个政治手腕，他随后即正式禅位称帝，史称曹魏。碑不书立石年月，32行，行49字。《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中记其文，与此碑稍异。顾南原《隶辩》定东汉献帝延康元年(220)。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则以为此碑记文当在延康元年，而刻于魏黄初之后。此碑一向与另一魏初丰碑《受禅表》并称。二碑均在河南许昌南三十里曹魏故城之古城村汉献帝庙中，皆南向，一东一西，巍然相峙。依事理推之，先劝进，后受禅，或同时并举。《受禅》既立于黄初元年，则此碑之立当不会太晚或与《受禅》立于同时。
《上尊号碑》的书法，以“方整峻丽”著称于世。传为梁鹄或钟繇书，皆不可靠。明赵崡谓：“此碑或曰梁鹄书，或曰钟繇书，未有的据。然隶法遒古，非二公不能，自是钟鼎间物也。”(《石墨镌华》)清冯云鹏谓：“叙刻安整，书法工妙，自是魏碑巨制。”(《金石索》)此碑书风与《受禅表》极相似，惟字形稍方，一如《受禅表》条所述，同为开启魏晋书风的先导，涅润后世，至深且远。东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曹操曾下令禁碑。故曹魏时代，除个别皇家巨制之外，存世者极少。曹魏之时，三国鼎立，儒、道、佛三教并行，社会思想比较开放。文风亦尚通脱、清峻。故魏初诸刻，一反汉末分隶之古厚典雅而为空灵峻丽。就汉字字体的演变而言，魏初诸刻是由隶变楷的桥梁；就书风而言，它们浸淫灌溉了两晋南北朝乃至隋及唐初之书法；故无论在汉字字体变迁史，还是书法艺术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体石经残石


三国·魏《三体石经残石》 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又称《正始石经》。因用古文、小篆、隶书三极书体铭刻，故称《三体石经》。魏正始二年(241)刻。《三体石经》刻有《尚书》、《春秋》两经，刻成后与《熹平石经》并立於河南洛阳太学。於晋代时损坏，屡经战乱埋於土中。西安碑林所藏《尚书》残石於1945年和1957年在西安许士庙街小学附近和西安北大街青年路先后出土。
孔羡碑
    《孔羡碑》。又名《鲁孔子庙碑》、《修孔子庙碑》、《封孔子庙碑》等,刻于三国魏黄初元年(220)。隶书,二十二行,行四十字,额篆书题:“鲁孔子庙碑”。石在山东曲阜。    宋拓本十八行第十字『體』字未损,五行『当』字完整。明拓本『體』字右下角『豆』字损,又右上角『曲』右下微损。清初拓本『體』字亦如此。乾嘉间拓本『體』字只存『骨』旁。以后『骨』字泐尽。    国家图书馆藏此本『體』之右半全泐,『骨』旁已损,系略晚于乾嘉的清中期拓本。一册,十七开半,每半开四行,行七字,跋一开半。外框高32.5厘米,宽19厘米;内框高26.5厘米,宽16.3厘米。张祖翼旧藏,有张祖翼题签及题跋。钤『磊闇曾藏』、『古泉』、『磊盦审定金石』、『磊翁』、『诵清寓赏』、『享之千金』、『定承收藏』、『古朱方吴氏印』、『定臣所有金石之记』、『磊堪题记』等印。    宋嘉祐七年,张稚圭刻题记于碑末,谓碑为梁鹄书,但无可靠证据。张氏并谓:『昔人评其书云:「龙震虎威,气雄力厚,魏刻之冠。」』洪适《隶释》云:『魏隶可珍者四碑,此为之冠。』明赵崡称其『结法古质遒健』。杨守敬《评碑记》谓:『此碑以方正板实胜,略不满者,稍带寒俭之气,六代人分楷多宗此种,唯北齐少似之者。』
天发神谶碑

《天发神谶碑》建于吴天玺元年（公元276年），又名《天玺纪功碑》、在宋以前已断为三石，故又名《三断碑》。传为华（核）文、皇象书，又传为苏建所书，因碑文残缺，无从考证。旧在江苏江宁尊经阁，清嘉庆十年(1805)毁于火。
此碑书法非隶非篆，篆书的笔意重一些。雄伟劲健，锋棱有威，下笔多呈方棱，收笔多作尖形。转折方圆并用，结体上紧下松，字形修长，形象奇异瑰伟。其笔法及体势，在书法史上可说是前无先例，后无继者。是研究东吴石刻文字的重要资料。
由于原碑早毁，流传拓本很少。尤以断裂之前的宋拓本极为珍贵。这里所选的拓本为故宫博物院藏宋拓孤本，字迹清晰，墨色醇古。
谷朗碑

三国·吴《谷朗碑》
全称《吴九真太守谷朗碑》。隶书，三国·吴凤凰元年（272）立。纵176厘米，横72厘米，文18行，行24字。碑在湖南耒阳。碑主谷朗（218～272），字义先，耒阳（今湖南耒阳县）人。三世仕吴为牧守，累官长沙刘阳令、立忠都尉尚书郎、广州督军校尉等，吴建衡三年（271）迁九真太守（今越南河内南顺以北地区）。凤凰元年四月乙未卒，终年五十有四。其墓在今耒阳马水乡木村虎形山，嗣孙谷起凤、谷尚志等为之立碑。碑旧在耒阳城东谷府君祠内，清时移置县城杜甫祠中（现耒阳一中），后迁蔡侯祠（传为蔡伦故居，在城内蔡子池畔）内保存。碑之两侧原有谷氏后裔题名，清初尚存，后渐磨灭。
《谷朗碑》字虽称隶书，实则体势已非常接近楷书，故亦有定为楷书者。当然同后世魏碑、唐楷相比，它还带有较浓的隶味。其结体方整，笔画圆劲，书风浑朴古雅，与曹魏诸刻风格稍异，但同为开后世楷书法门的重要碑刻。此碑在清代以前，惟见欧阳修、赵明诚二家著录。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云：“其字遒劲，亦有汉分隶法。”严可均谓其“隶法不恶，刻手极拙。”康有为称其古厚，为真楷之极。
禅国山碑

三国·吴 苏建《禅国山碑》（传）
又称《封禅国山碑》、《天纪碑》。篆书，三国·吴天玺元年(276)立。43行，行25字。传为苏建所书。碑在江苏宜兴。《集古录》云：“孙皓天册元年，禅于国山，改元天玺，因纪其所获瑞物，刊石于山阴。”碑文纪吴得祥瑞，封禅於国山之事。据《宜兴志》载，国山本名离墨山，以孙吴时大司徒董朝封于此，故又名董山。山在宜兴县张渚镇北十里，碑即立于山顶之上。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谓：乡人又俗呼此碑为“囤碑”，“以其石圆八出形如米廪云”。
《禅国山碑》为三国时期重要碑刻之一，自宋以来，多见著录。其书淳古秀茂，体势雄健，笔多圆转，继承了周秦篆书的遗意，与方折突出的吴《天发神谶碑》相异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其“浑劲无伦”。杨守敬《平碑记》云：“秦汉篆书，自《琅邢台》、《嵩山石阙》数碑而外，罕有存者，惟此亏巍然无恙，虽漫漶之余，尚存数百字。玩其笔法，即未必追踪秦相，亦断非后代所及。”
【集评】
欧阳修《集古录》云：“孙皓天册元年，禪于国山，改元天璽，因纪其所获瑞物，刊石于山阴。”
宋赵彦卫《雲麓漫钞》谓：“乡人又俗呼此碑為‘囤碑’，‘以其石圆八出形如米廩云。’”
康有為《广艺舟双楫》称其“浑劲无伦”、“笔力伟健冠古今”。
杨守敬《平碑记》云：“秦汉篆书，自《琅邢臺》、《嵩山石闕》数碑而外，罕有存者，惟此巍然无恙，虽漫漶之余，尚存数百字。玩其笔法，即未必追踪秦相，亦断非后代所及。”
清方若《校碑随笔》载：“篆书。43行，行25字。在江苏宜兴。天璽元年。”又：“惜少完本，故行数位数所述不同。牛氏金石图、吴氏金石存谓二十行，牛氏则作行十九行，吴氏则作行九。北平翁氏得三十一行，行二十五字拓本，谓可辨者五百十二字，以為完全矣。迨海盐吴槎客騫拓全文并作碑考极详，知统前后连无字而尚存笔跡之行数计之，实為四十三行，行二十五字。翁氏存其说，惟不计其已泐字之八行，谓可见三十五行，可辨五百九十三字。按福山王文敏曾得旧拓本，至吴槎客记西面上截泐纹尤深，更历岁月当折一角云云。审近拓不但此角至今未折落，所存帝王等字右方泐纹亦未侵连。记之以俟再后之校此碑者。近拓碑尾有‘同治辛未春闽甘泽宣来拓并记’十三字，极恶劣。”
清杨宾《大瓢偶笔》：“吴皇休明八分书禪国山碑，在今宜兴县董山，世无拓者。壬辰春，从弟千一以事至宜兴，拓以相寄。虽漫漶而笔力尚在，在三段石上。”
王壮弘先生《增补校碑随笔》（修订版）雲：“石在江苏宜兴张诸镇西南五十裏董山上。碑形微圆，四面环刻，东北二面多磨灭，西南二面微泐”。
【附录】 《禅国山碑》的历史成因、内容及其史料价值
宜兴历史上有许多碑刻都与三国西晋时的民族英雄周处有关。三国吴《禅国山碑》也与周处有联系，因《国山碑》是周处奉吴王孙皓之命封禅的。关于周处封禅《国山碑》，古代史书和金石论著中都有不同的刊载。西晋陈寿《三国志·吴书》载：“……又吴兴阳羡山，有空石，长十余丈，名曰石室。所表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处，至阳羡县封禅国山。明年改元，大赫，以协石文。”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引载：“吴志，天玺元年，吴兴阳羡山，有空石，长十余丈，曰石室。郡表为瑞，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处，封禅国山，大赫，改明年为天纪。”
此后，宋代周必大，从碑文剥裂模糊，在可见碑文中不见周处名，以此为据，首先对《国山碑》的封禅提出疑问。按《三国志·金陵实录》载：“孙皓因国山有石立，遣司徒董朝太常周处封禅刻石，碑字三面可辨，唯东面剥裂模糊，盖无屋茈之地。碑词载所遣人姓名，而无周处，史氏误矣。”（《泛舟游山录》）“封禅”是中国古代民间祭天地的一种礼仪，祭天称“封”，祭地称“禅”，《禅国山碑》即是把原名为离墨山命名改称为国山举行礼仪时所刻立的碑记。
《国山碑》的内容和立碑过程，一方面带有较多的封建迷信，另一方面也较客观地记录着一些史事，从整体上看，《国山碑》碑文的价值并不在于歌功颂德的内容方面而主要在于它保存了地震学和文字学等方面的史料价值。三国时代的江东，先后发生了六次较大的地震，其中之一便是《国山碑》中记述的孙皓时期的地震，宜兴旧《县志》载：“天玺元年（276年）阳羡山有石裂十余丈，名曰石室……”据说当时天上有异样光亮，接着地动山遥又传有人看见洞中飞出白龙之类的祥瑞物，腾空而去。东吴君主孙皓以为这些是他统治天下的吉祥之兆，吴皇遂命丞相沇作碑记。碑文长达一千余言，前段用四字格骈文，详细罗列祥瑞一百二十多种，如麟、凤、龙、青猊、白虎、丹鸾、彩凤、白兔、白鲤、玉羊、玉鸠等。在所立瑞状中，还有一枚上天授于孙皓的玉印，上曰：“吴真皇帝”，这枚印玉质青黄，？理洞？，极其珍贵。遂命封禅国山。
《国山碑》在古文字学才面有较多的史料价值，它是研究汉字发展以及演变的原始性珍贵资料，历代受到重视。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清王昶《金石萃编》均有辑录，明代蒋如奇《国山烟寺》中有诗：“苍茫薜藓残碑立，峭削琅琊玉柱明。”清谢应芳诗：“囤碑文字无人识，风雨消残近若何。”李国宋《望国山》诗：“紫宫秘记金函册，青峰残碑石鼓文。”《国山碑》碑文中“玉”皆作“王”（如图一），“一”皆书作“弌”（图二），“四”书作“亖”（图三），“七”书作“桼”（图四）。另外，碑文“二十”皆书作“廿”（图五）“三十”书作“?”（图六）。这些都是古籀文仅存的文字。现引清吴骞《国山碑考》中释文，例证如下：“王燕王羊王鸠者三”；“日月抱戴，老人星见者弌十有弌；”“今众瑞毕至，亖表纳贡，幽荒为峦；”“神女告征表祥者？有桼；”“白雀白燕廿有桼。”
《国山碑》碑文虽然是一篇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美文，碑文中所立祥瑞虽不脱浓厚的封建色彩，尽管这样，碑文仍具有地震学、文字学、书法学等方面的历史价值，尤其是为研究中国古代碑刻和书法艺术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国山碑》的碑刻地位及其书法艺术
《禅国山碑》历代被人重视，其主要原因在于碑文有着较高的书法艺术水平。
《国山碑》是我国书法史上的一大奇碑，其碑形奇特，异于常见的碑刻、墓碑、铭柱等。
《国山碑》碑高八尺，围一丈三尺，碑文围绕其上，其形如鼓如囤。微圆而椭，碑首上锐微洼，石色绀碧，观赏此碑，沉雄稳健，淳朴古雅。清吴骞拓本碑文43行，每行25字。宋赵彦卫辨字约八百字，为至今可见识碑文最多者。清学者翁方纲辨识碑文约六百字，今观此碑，可辨字仍在数百以上。碑文每字二寸见方，似经剜剔。
要研究《禅国山碑》在碑学和书法艺术上的价值，必须把它放在碑刻和书法历史的长河中去考评。秦统一文字之前的篆书碑刻甚少，战国时期的石鼓文为大篆向小篆过渡的文字，秦代的篆书碑刻代表有《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西汉篆书刻石仅存《五凤二年刻石》、《？孝禹刻石》和一些小品，东汉碑刻虽多，但以隶书或分书居多，传世篆书碑也不过《袁安碑》、《袁敞碑》、《祀三公三碑》等数块而已。汉代碑刻篆书脱胎于秦篆，变圆转于方整，有装饰性的特点。继东汉篆书碑刻以后，要数三国时的二碑为最，一是江苏江宁的《天发神谶碑》，另一便是同年所立的《禅国山碑》。自此二碑之后，两晋、南北朝和隋代碑刻甚盛，而独不见篆书碑刻；至唐李阳冰篆碑，远非秦汉面目。因此，中国的篆书碑刻连续发展至三国，《禅国山碑》和《天发神谶碑》可称是秦汉篆书发展的余绪，又因世传篆书碑甚少，《禅国山碑》更显得珍贵，清代金石家杨守敬亦从碑学的历史角度评介《国山碑》：“秦汉篆书，自《琅琊台》、《嵩山石阙》数碑而外，罕有存者，惟此（《国山碑》）巍然无恙，虽漫漶之余，尚存数百字。玩其笔法，即未必追踨秦相，亦断非后代所及。”（《平碑记》）称《国山碑》是秦汉碑刻篆书的余绪，在于《国山碑》特有的书法艺术特点。《国山碑》继承秦汉碑刻篆书的淳古朴茂，书体绮丽，以分入篆，体势多变；又除去其神秘晦涩，而后代篆书又少其雄浑秀逸之态。《国山碑》字画奇珍，每字二寸见方，正方略长，隶意较多。它远承战国《石鼓文》，有纯古清雅、圆劲挺拔、线条浑厚凝重、秀气内孕的特点；又近承汉碑篆书，有由篆变隶、由繁变简、字形整齐的特点。尤其可贵处，是籀篆自秦汉以后，精妙者绝少，而《国山碑》尚存籀篆较多面目，苍古秀逸，点画圆劲雄浑，其笔力遒劲潇洒，险峻挺拔，垂笔略呈方势，如折古刀，如断古钗，极为夸张，其笔力处呈溢露，字形结构奇诡，线条的节奏感苍茫浑古，法度谨严，一派自然随意之意跃然于目。
总之，《国山碑》与《天发神谶碑》皆为新派书体，有异军突出之势，其流风遗韵，入晋犹存，它们在中国书法史上可谓双峰并峙，各有千秋。
《国山碑》的现状及其存疑
《国山碑》已成为我国著名的历史文物。清嘉庆年间荆溪（宜兴古称）县令唐仲冕建护碑小亭虽佚，民国年间邑人储南强扩建的六角形护碑亭至今犹存。原碑和护碑亭址仍在江苏宜兴城西南二十多公里的国山顶上。1982年被定为“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同年由江苏省文化厅拨专款修建碑亭，并建有百米保护围墙。
关于《国山碑》拓本收藏情况，现存的有明拓本和宋拓本等三种，罗叔言旧藏明拓本见明显剜剔痕迹。未剜剔的拓本至今未见。江苏南京历史博物馆藏有最早拓本，中华书局有影印本，日本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亦有辑入，为胶樱《国山碑》历史悠久，至今已经历了上千年的风雨驳落，要进行全面研究也不很可能，故存疑尚多。其一，《国山碑》的作者及书写者苏建、刻工何赦的生平如何？又《天发神谶碑》的书写者世传为皇象，而明卢熊《国山碑跋》中提出皇象在孙权时已卒，那么，同年所立的《神谶碑》是否同是苏建所书？如是同一人所书，其宇体相差甚大，何因？其二，今《国山碑》碑末有“同治辛未春闽甘泽宣来拓并记”13字，今又有罗叔言旧藏明拓本传世等，而历史上《国山碑》的拓本有哪些，它的流传及版本情况如何？其三，《国山碑》每个字的体势及书法艺术价值如何？“江南第一碑”的称誉起于何年，又是何人最早提出？诸如此类问题，作为历史上一块篆隶相间的名碑《国山碑》，尚有较多疑问值得研究，这有待于专家学者的共同考识。
毋丘俭纪功碑

三国·魏《毋丘俭纪功碑》
公元1906年， 吉林集安乡民筑路发现曹魏安邑侯平定高句丽反叛纪功。 碑系赭红色含石英粒岩石凿刻而成，发现时只残余全碑之左上角，表面光洁，碑阴亦作修琢。残长39厘米、宽30厘米、厚88.5厘米。汉字阴刻，可见7行47字，另有三字虽残但可辨识，共得50字。其字体为隶书，遒劲古朴凿刻工拙。
《三国志·魏书。丘俭传》记载：“正始中，俭以高句丽数侵叛，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句丽王官将步骑二万人，进军沸流水上，大战梁口，官连破走，俭遂束马悬车以登丸都，屠句丽所都，斩获首虏以千数。六年，复征之，官遂奔买沟。俭遣玄菟太守王颀追之，过活沮千有余里，至肃慎南界刻石纪功，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从上述记载来看，毋丘俭刻石纪功凡两处，此碑当为其一，即“刊丸都之山”碑。
毋丘俭纪功碑发现之后， 引起当时学术界极大的重视。诸史家对碑文涉及史实、文意、历史地理及残字等颇多考证。其考释最精辟者，当首推王国维。
王氏在《观堂集林》一书中对毋丘俭纪功碑详加考证，订补阙文，修正顾文献记载之不确，基本读通了碑文。现择其考证后的碑文纂嫌如下： 正始三年高句丽反(以下阙毋丘俭衔名) 督七牙门讨句丽五年一无 复遗寇六年五月旋师 讨寇将军魏乌丸单于寇娄敦 威寇将军都亨侯 行裨将军领夫菟太守王颀 行裨将军
以下阙文，大概当时随毋丘俭东征的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等渚将衔名。又考是役乃四年会师，五年出兵，六年旋师而无复遗。至此，碑文大意已通。
毋丘俭纪功碑的发现，证明《三国志·高句丽传》所记正始五年毋丘俭讨高句丽是确有其事的，而与同书毋丘俭传记载的“六年，复征之”实为同一事件的继续，应依碑文改正为正始五年出兵，六年班师。它书转抄之误亦因此得以明了。
毋丘俭，魏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闻喜)人，魏明帝时官至尚书郎，后任荆州刺史、幽州刺史，因平定公孙渊反叛有功，封安邑侯。正始五年（公元二四四年）率军伐高句丽，大胜而归。后又任镇南将军、镇东将军。（正元二五五年）为高贵乡公曹髦所杀。
王基碑
    《王基碑》，全称《东武侯王基碑》。三国魏隶书碑刻。景元二年立于洛阳。清乾隆初年出土于洛阳城北十五里，后移城中，嵌明德中学壁间。碑石仅存下半。碑字亦未刻完，其未著刀处犹可见朱书痕迹。《金石萃编》载：石高四尺五寸，宽四尺，文共十九行，每行存字二十一至二十二不等。隶法亦佳。《校碑随笔》称： 早期拓本“ 兼、致、文、柔、司、典、麾、爵、举、无、废、册、远、车”等字尚完好。
范式碑
三国.魏《范式碑》（下为局部）    《范式碑》，亦称《范氏卿碑》，全称《故庐江太守范府君之碑》，三国曹魏隶书碑刻。青龙三年（235）立于任城（今山东济宁）。久佚。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重出土，仅存上半截。《金石萃编》载：石高三尺，宽三尺一寸，文共十二行，行约十五六字。可辨者仅三百三十字。    《增补校碑随笔》载：“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黄小松旧藏宋拓本，拓墨精善较重出土后拓本约二百于字。”隶法劲健淳朴，结体在《衡方碑》、《韩仁碑》之间，素有“中朗遗矩”之称。《汉隶字源》亦以为蔡邕书，李嗣真《书品》称：“蔡公诸体惟《范氏卿碑》风华艳丽，古今冠称。”而《隶释》则痛诋之，以为藻鉴之谬，并考定青龙三年立，非邕所书。初拓墨本无李东琪、黄易等人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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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武将军碑
广武将军碑拓片选
《广武将军碑》,亦称《广武将军口产碑并阴侧》、《立界山祠碑并阴侧》、《张产碑》。额书“立界山石词”五字。前秦建元四年(368)刻，隶书，纵32．5厘米，横20．5厘米，四面刻字。碑阳17行，行31字。清乾隆年间出土，后佚，光绪年间重出。1920年在陕西白水仓颉庙重被发现，1972年移置西安碑林，现存该碑林第三室。《平津读碑记》云：“碑已残泐。前叙其先世，次叙其政绩，末有官名疆界，似是纪功立界之碑。”前秦石刻极少，仅此碑与邓太尉碑两例，故世极珍视。
此碑书体在隶楷之间，线条细劲，结体宽博，整体上宕逸朴茂，奇态横生，极使转之妙，尽笔意之变化。姚华跋云：“于《爨宝子碑》见古隶之结局，于《张产碑》（即《广武将军碑》）见今隶之开宗。”可见评价颇高。
北魏太武帝东巡碑

北朝指当时在中国北方相继建立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王朝政权。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崇信道教，不禁碑，因此，北朝碑刻书法比南朝要丰富多彩。
此碑属于北魏初期的作品，笔法方劲古拙，结构扁方，明显保留着一些隶书的笔画特色，与南朝的“二爨”有异曲同工之趣，此碑对于研究南北朝的书法史，以及汉字演变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常岳等百余人造像记
《常岳等百余人造像记》拓片 朵云轩藏
附录《常岳等百余人造像记》简介：
当宗教将社会形态加以整合后，就完成了传统的说法即“道统”、“学统”与“政统”的合流。合流使思想的整体拥有了“话语的权力”，并逐渐演变为“政治的权力”，它让个人、群体或组织慑服于权威与法统之下。北朝时期的政教合一使宗教通过政治体制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凡人的举动施为坐起卧息、衣眼饮食、往止居处莫具于经旨。自上而下的造像行为使当时的人们沉溺于狂热的宗教活动之中。 “题记述及所造之像（释迦、弥勒像为多）及求福事，上及君国，下及眷属至于一切众生。或为一人一家昕造，或为数十、百人联合而造。作记者上自帝王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题记有的丽辞华章，有的乡言俗语。有文字误漏的，有缺造作人姓名以待补刻的，有修造旧像改刻记文的，有在旧像旧记旁添刻姓名的。”（马子云、施安昌《碑帖鉴定》）一如常岳那样，“率邑义一百余人，寄财于三宝，托果于婆娑，磐竭家珍，敬造石碑像”，于是“乃运玉石于他山，采浮磐于今浦，既如天上降来，又似地中涌出”，为的是达到“三宝常存，法轮永固，国祚永隆，八方宁忝”的目的。清代王昶《金石萃编》卷三十九《北魏造像诸碑总论》中曾深刻地指出：释氏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上升兜率天宫之说诱之，故愚夫相率造像，以冀佛佑，百余年来，浸成风俗……纵观造像诸记，其祈祷之词，上及国家，下及父子，以至来生，愿望甚赊，其余鄙俚不经，为吾儒所必斥，然其幸生畏死，伤乱离而想太平，迫于不得已，而不暇记其妄诞者。造像记的艺术形态应该说就符合了当时人们的心理要求。故北朝造像记虽发达，然刻工偏重造像而疏虞文字，用刀简略，故方峻之笔时时可见；而碑志自然重在文字，则镌刻也就相对精致，方圆之笔交替互用，这是两者的差别。
现藏于朵云轩的《常岳等百余人造像记》拓片为北朝造像记书法，年月泐。《补访碑录》中列于北齐，《八琼室金石文字补正》以为“书兼隶法，当是北魏手笔，决非齐刻”。在河南洛阳存古阁。正书。有方界格。记后及下方皆题名。书法精能挺拔，问有二一篆隶书。记文之结字，大小欹侧，不甚整齐。题名则宽博工整略兼隶意，
《常岳等百余人造像记》在外观形制上采用了《始平公造像记》画界格的方式，应该说是以一种恭谨的态度来对待的，加之书刻俱精，有纤毫毕现的感觉，所以在北魏造像中属于上乘之作。同时，这是一件典型的隶楷交错的造像记，楷意大于隶意，在其用笔中我们已能清晰地感觉到唐楷法度森严的几丝气息，如有些字已接近颜真卿《多宝塔碑》中的用笔和结体特征。然而，这毕竟是一件北朝时期的造像记作品．正处在逐渐被雅化与整合的过渡期，所以尽管整体上欹侧感不强，但某些局部的处理依然体现出北朝书法一贯的自然天真的特点。临写此造像记，在用笔上应以露锋方笔为主，提按转折须交代清晰，结字上以方居多，要适当保留一些隶书的波磔点画以增强古趣。对某些结构的处理，既要考虑其视觉美感又不能过分追求离奇怪异的造型，以免破坏整体气息效果应该说，临写的过程也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历代书法大师留存于世的临本均说明了这一点。此造像记可作为已谙熟唐楷并想再进一步求变求新的过渡性临本。
司马绍墓志



《北魏司马绍墓志》全称『魏故宁朔将军固州镇将镇东将军渔阳太守宣阳子司马元兴墓志铭』。北魏永平四年（511）十月十一日葬。志文十七行，行二十二字。原石清乾隆二十年（1755）出土于河南省孟县，后佚。嘉庆（1796-1820）初年，汤铭摹刻置孟县县学侧乡贤祠，世方有翻刻本。 国家图书馆所藏。此拓系翻刻本中之最精者。顾千里（广圻）藏拓。拓本为整幅，高五八．五厘米，宽四八厘米。 (冀亚乎 2007年5月31日)
釋文
魏故寧朔將軍固州鎮將鎮東將軍漁陽太守宜陽子司馬元興墓誌銘
君諱紹字元興河内溫人也晉河間王右衛將軍遷散騎常侍中護軍使持節侍中太尉公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諡曰武王欽之玄孫晉河間侍中左衛將軍贈使持節鎮西將軍荊州刺史諡曰景王曇之之曾孫晉淮南王秘書監遥使持節鎮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晉祚流移姚授冠軍將軍殿中尚書大魏蒙授安遠將軍丹陽侯贈平西將軍雍州刺史諡曰簡公叔墦之孫寧朔將軍宜陽子驃騎府從事中郎鎮西將軍略陽王府長史道壽之子君夙稟明規纂承徽烈洪業方隆生志未遂以魏太和十七年歲次戊申七月庚辰朔十二日壬子薨於第以永平四年歲次辛卯十月癸亥朔十一日癸酉遷葬在溫城西北廿里記之
遙哉遠裔缅矣鴻冑承符紹夏作賓于周貞明代襲奕世宣流誕生夫子剋纂徽猷崇基方構嘉業始脩蘭摧始夏桂折未秋感戀景行式述遺休
张黑女墓志

《张黑女墓志》全称《魏故南阳太守张玄墓志》，有称《张玄墓志》。张玄字黑女，因避清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名讳，故清人通俗称《张黑女墓志》。
此碑刻于北魏普泰元年（公元五三一年）十月，出土地无考，原石又早已亡佚，现存乃清何子贞旧藏拓本传世。
是志楷书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共三百六十七字。其书法精美遒古，峻宕朴茂，结构扁方疏朗，内紧外松，多出隶意。此墓志虽属正书，行笔却不拘一格，风骨内敛，自然高雅。笔法中锋与侧锋兼用，方圆兼施，以求刚柔相济，生动飘逸之风格，堪称北魏书法之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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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猛龙碑
《张猛龙清颂碑》立于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五二二)，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现在山东曲阜孔庙中，有额有阴，碑文记颂魏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办学校功绩，碑阴为题名，古人评价其书“正法虬已开欧虞之门户”，向被世人誉为“魏碑第一”。楷书二十六行，行四十六字，是魏碑后期佳作之一。碑文书法用笔方圆并用，结字长方，笔画虽属横平竖直，但不乏变化，自然合度，妍丽多姿。碑文中的“冬温夏清”四字被认为是鉴别有关张猛龙碑古拓、今拓、原拓、翻拓的重要依据。据说有些古人拓碑，每拓一次之后就要把原碑上的某字去掉一点或留下某种印记，使后人之拓永远不能与前人之拓相雷同相媲美，更不用说伪造作假了，可见古人用心之良苦。
汇品：
清 包世臣：正书《张猛龙》足继大令，《龙藏寺》足继右军。（《艺舟双楫》）
清 杨守敬：书法潇丽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平碑记》）
清 康有为：后世称碑之盛者，莫若有唐，名家杰出，诸体并立。然自吾观之，未若魏世也。唐人最讲结构，然向背往来伸缩之法，唐世之碑，孰能比《杨翚》、《贾思伯》、《张猛龙》也！其笔气浑厚，意态跳宕；长短大小，各因其体；分期分批行布白，自妙其致；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藏奇崛于方平之內，皆极精采。作字工夫，斯为第一，可谓人巧极而天工错矣。（《广艺舟双楫》）
清 康有为：《张猛龙》为正体变态之宗。如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广艺舟双楫》）
清 康有为：《张猛龙碑》结构为书家之至，而短长俯仰，各随其体。吾于正书取《张猛龙》，各极其变化也。（《广艺舟双楫》）

 
刘媚子墓志
刘媚子墓志(石志) 太和六年（371）
1998年9～12月，南京市博物馆在该市北郊的象山发掘了3座东晋琅琊王氏家族墓葬，发掘简报刊载《文物》2002年第7期，并且披露了4方墓志的拓片。其中编为9号的夫妻合葬墓保存完好，从中出土了3方墓志，有2方为石质墓志，发现于墓室内死者头部，一为王建之墓志，一为王建之妻刘媚子墓志；另一方为砖质墓志，发现于墓坑填土中，亦为刘媚子墓志，其基本内容与石志相同而文字稍简略，估计是“为了日后合葬时便于寻找而有意设置的”。王建之其人于史无徵，据其墓志云：“晋故振威将军、鄱刚太守、都亭侯，琅耶临沂县都乡南仁里王建之，字荣妣，故散骑常侍、特进、卫将军、尚书左仆射、都亭肃侯彬之孙，故给事黄门侍郎、都亭侯彭之之长子。”可知建之为王彬的孙子，袭封都亭侯。王建之的妻子刘媚子亦不见于史传。
该碑书体介于隶楷之间，横画虽有波挑，但波挑收敛，体势明显具有一定楷书的特点。其中有的字隶意浓厚，与汉隶十分相近。又有个别字具有明显仿古的篆书遗意，极富有装饰性，实属罕见。
刘媚子墓志(砖志) 太和六年（371）
【铭文】：
晋振威将军、鄱阳太守、都亭侯，琅邪临沂县都乡南仁里王建之，字荣妣，故夫人南阳湦阳刘氏，字媚子，春秋五十三，泰和六年六月戊戌朔十四日辛亥，薨于郡官舍。夫人修武令又之孙，光禄勋东昌男璞之长女，年廿来归，生三男三女。二男未识不育。大女玉龟，次女道末，并二岁亡。小女张愿，适济阴卞嗣之，字奉伯。小男纪之，字元万。其年十月丙申朔三日戊戌，丧还都。十一月乙未朔八日壬寅，倍葬于旧墓，在丹杨建康之白石。故刻石为识。
《爨宝子碑》
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乾隆戊戌（公元1778年）出土于曲靖县城南70里的杨旗田(今麒麟区越州镇)。咸丰二年(1852)移置曲靖城内，现在存于曲靖一中爨园内爨碑亭。碑首为半椭圆，整碑呈长方形，高1．83米，宽0．68米，厚0．21米。碑额题衔5行，每行3字；碑文13行，每行7—30字；碑下端列职官题名13行，每行4字。全碑共400字。除题名末行最下一个字残缺外，其余均基本上完整清晰可见。碑左下方刻有咸丰二年七月曲靖知府邓尔恒的跋，记录碑的出土及移置经过。
滇人袁嘉谷曾为碑亭撰书一联“奉东晋大亨，宝子增辉三百字。称南滇小爨，石碑永寿二千年。”这里的“三百”、“二千”，是为了语言对仗，取其约数。实际上立碑至现在，已有将近1600年历史，碑文共有388字。大亨是晋安帝壬寅年（公元402年）改的年号，次年又改称元兴，至乙已（公元405年）又改号义熙。云南远在边陲，不知内地年号的更迭，故仍沿用。
爨氏作为南中大姓、豪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三国时代，诸葛亮亲征云南，平定南中大姓叛乱后，“收其俊杰”为地方官吏，其中就有“建宁爨习”，官至领军；诸葛亮又“移南中劲卒”，充实蜀汉军队，“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至南北朝，爨氏已称雄南中。1971年陆良县曾出土石刻一方，上书“泰（太）和五年岁在亲（辛）未正月八日戊寅立爨龙骧之墓”。“龙骧”是晋将军名，地位略低于三公，晋南北朝在南中的统治者，多加封“龙骧”。这碑石虽仅寥寥数语，但证明在“爨宝子碑”之前80余年，爨氏就有人做龙骧将军。其家族早已赫一时，称霸一方了。
南朝沿袭晋制，禁止立碑，故碑刻极少，而云南“二爨” ( 《爨宝子碑》， 《爨龙颜碑》)可谓灿若星辰，光耀夜空。与《爨龙颜碑》相较，此碑字数较少，石碑较小（高1.83米，宽0.86米），故后人称《爨宝子碑》为“小爨”。《爨宝子碑》是云南边陲少数民族的首领受汉文化的熏陶，仿效汉制而树碑立传的。《爨宝子碑》，字多别体。后人多有考释。书体是带有明显隶意的楷书体。碑中一部分横画仍保留了隶书的波挑，但结体却方整而近于楷书。用笔以方笔为主，端重古朴，拙中有巧。看似呆笨，却飞动之势常现,古气盎然。李根源说该碑“下毛钢健如铁，姿媚如神女”；康有为称其书法“朴厚古茂，奇姿百出”。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此碑为“端朴若古佛之容”是很恰当的。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拓本



武汉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初拓爨宝子碑拓本局部
释文: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
君讳宝子，字宝子，建宁同乐人也。君少禀瓌伟之质，长挺高邈之操，通旷清恪，发自天然，冰洁简静，道兼行苇。淳粹之德，戎晋归仁，九皋唱于名响，束帛集于闺庭。抽簪俟驾，朝野咏歌。州主簿、治中、别驾、举秀才、本郡太守，宁抚氓庶，物物得所。春秋廿三，寝疾丧官莫不嗟痛，人百其躬，情恸发中，相与铭诔，休扬令终，永显勿翦。其辞曰：
山岳吐精，海诞降光，穆穆君侯，震响锵锵。弱冠称仁，咏歌朝乡。在阴嘉和，处渊流芳。宫宇数仞，循得其墙。馨随风烈，耀与云扬。鸿渐羽仪，龙腾凤翔。矫翮凌霄，将宾乎王。鸣鸾紫闼，濯缨沧浪。庶民子来，挚维同响。周遵绊马，曷能赦放。位才之绪，遂居本邦。志邺方熙，道隆黄裳。当保南岳，不骞不崩。享年不永，一匮始倡。如何不吊，歼我贞良。回枪圣姿，影命不长。自非金石，荣枯有常。幽潜玄穹，携手颜张。至人无想，江湖相忘。于穆不已，肃雍显相。永维平素，感恸忾慷。林宗没矣，令名遐彰。爰铭斯诔，庶存甘棠。呜呼哀哉！
大亨四年岁在乙巳四月上恂立
主簿 杨磐 录事 孟慎 西曹 陈勃 都督 文礼
都督 董彻 省事 陈奴 省事 杨贤 书佐 李仂
书佐 刘儿 干吏 任升 干吏 毛礼 小吏 杨利
威仪 王□
梁萧憺碑

南朝《梁萧憺碑》，贝义渊书。 贝义渊，南朝，梁代书家。吴兴(今属浙江省)人。工书。存世书迹有《兴忠武王萧憺碑》（《金石萃编》作天监十七年，即518年)，长枪大戟，实启欧阳询。今在南京。
楼兰文书残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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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兰文书残纸》，新疆罗布泊古楼兰古城在历史上的情况，我国史籍《史记》、《汉书》不绝于书，但是自东汉以后就缺乏记载，目前所能借助的研究资料，主要是1901年3月斯文·赫定发掘楼兰城址及其以后英国人斯坦因、日本人桔瑞超等在楼兰获得的大批资料，其中主要是魏晋时期的木简残纸文书资料。
楼兰遗址发现的这些墨书的残纸和木简,残纸中有西晋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的年号，这批残纸当是西晋至十六国的遗物，其内容除公文文书外,还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书体除介乎隶楷之间的楷书外,还有行书和草书,这些残纸是研究魏、晋、十六国书法的宝贵资料，不但使我们得以窥见晋人的真实用笔，而且为研究当时书风的演化提供了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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