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颖星座血型:范长江与共和国建立初期的人民日报

• 2010-06-02 10:07:26
• 作者：孔晓宁
•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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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0月，是我国新闻界的杰出代表范长江诞辰100周年。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特约记者身份，独自前往西南与西北大片地区旅行采访，沿途写出大量旅行通讯，真实地向国人首次披露了红军长征的壮举，反映了西部地区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现实。他此行采写并发表的新闻作品，成为烩炽人口的名篇，至今还为人们传颂。他在新闻记者经历中表现出来的不畏艰险、追求真理的精神，仍被当今中国新闻界视为楷模。然而，范长江新闻生涯的最后一段历程，也就是1950年初至1952年年中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期间，为党报工作做出的许多创造性贡献，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仍然鲜为人知。在范长江百年诞辰之际，我们重新翻开尘封的历史档案，探寻这位新闻名家在共和国建立初期的不懈追求，对于完整地了解与把握他的新闻道路及其经验教训，探寻党的新闻工作的内在规律，把党报改革继续推向前进，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受命于“大转变”的关键之时

　　1949年3月15日，随着中共中央进入北平，作为中共华北局机关报的人民日报社也从河北迁入这个古都。当年8月1日，《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原社长张磐石任副社长，邓拓任总编辑。《人民日报》由此开始了由区域性党报向党中央领导的全国性报纸的转变。

　　自1949年8月1日起，《人民日报》由过去的4版改为一张半，即对开4版，另附一份4开4版可以单独订阅的《北平新闻》。同年8月8日，又由一张半改为6版，《北平新闻》同时停刊，转向重点报道全党与全国的工作。进城伊始的人民日报，虽然拥有100余名从解放区来的业务干部与党政干部，但大家对于新的工作环境比较陌生，对于如何从事全国性的报道工作缺少办法、心中无数。此时的《人民日报》，各版之间内容交叉，眉目不清，显得缺少章法。过去在解放区发展的7000多名通讯员，进城后很快就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失去了联系；在北平新发展的为数不多的通讯员，多数还是学校学生及机关干部，稿源因此十分匮乏，甚至闹起了稿荒。报纸常常把机关文告或机关学校工作总结直接拿来填充版面。重要新闻主要依赖新华社提供，常常陷入来什么登什么，或到了晚间，还不清楚当天有哪些重要稿件需要刊登的被动局面。遇到重大事件，本报记者一轰而上；不少日常报道又时常无人问津。

　　从1949年8月至11月，人民日报编委会多次开会讨论本报的定型化问题，初步确定一版为政治要闻；二版以经济建设为主，少数刊登各地通讯；三版刊登国际新闻；四版内容没有确定，有文教新闻、北京新闻或华北新闻几种方案。五版是专刊；六版刊登文艺、苏联研究等内容的稿件。而对于整个报纸的编辑方针、版面形式及风格等，编委会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意见。

　　在此期间，尽管报社上下殚精竭虑，但报纸的内容与形式均与党中央及广大读者的要求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因此不断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及读者的批评。当时人民日报的记者与编辑多数是从根据地来的，过去在农村或山区，交通与通讯不便，时间观念普遍淡薄，除了战争、生产、教育三件大事，其他的事情基本可以不作报道。进入城市以后，报道内容有了很大变化，可是老的工作习惯没有变，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新闻时效性的观念不强。例如采写首次政协代表的访问记时，文章发表比上海《大公报》晚了一个星期。同样是文字竖排的版面，《大公报》标题文字简短醒目，而且在刊登重要消息时不惜版面突出处理，显得十分抢眼。而《人民日报》做标题时由于片面要求内容完整，结果字数过多，字号偏小，显得不够突出；刊登重要消息时，按照过去惯例，对于其放在哪个版，放几栏题，都有明确限制，这样一来反而显得缺乏重点。毛泽东同志对此是不满意的，曾经明确指出要《人民日报》多学学《大公报》。分管人民日报的新闻出版总署署长胡乔木也多次指出，《人民日报》的版面不好，值得注意。总编辑邓拓也在编委会上表示，《大公报》标题醒目，版面美观，单元清楚，许多地方值得学习，需要经常研究比较。

　　令人民日报工作人员感到压力更大的，是此时的报纸上常常出现重大差错，有的差错甚至惊动了中央上层领导。例如1949年9月22日一版社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发表时误将苏联国旗当作新中国的国旗放在题头上。9月29日，一版刊登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时，将歌词“最后的吼声”误登为“最大的吼声”。而在刊登新公布的国旗时，在国旗的一角错误地出现了黄边。刊登领袖照片时，按照过去惯例，把斯大林的照片放在毛泽东照片的前边，而没有考虑到毛主席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首，理应放在前面。在刊登各民主党派的活动与贺电时，也在版面安排上表现出轻视民主党派地位的问题。还有一次在刊登新华社稿件时，原稿把“国家主席”误写成“政府委员会主席”，本报编辑没能识别与纠正，由此酿成大错。

　　对于此类差错，中央严辞批评，毛泽东甚至提出要追究与处分有关责任人，这使报社编委会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编委会为此多次开会作出检讨，认识到本报进城后开始从地方性转向全国性，但是大多数同志表现了狭隘的地方观点与经验主义，不懂得党报是向全国人民说话，表现出了缺乏国家观念、缺乏代表国家宣传的思想。没有意识到我们党是领导全国掌握政权的党，因而党报的地位就与过去大不相同了。邓拓在编委会上检查说，“这些错误暴露了我们的弱点，说明我们在政治上不健全。”

　　此时，人民日报领导层已经清楚认识到，本报和全国形势一样，正处在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其基本特点之一是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对于报纸工作来说，过去在农村形成的许多制度与办法已经不适用了，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完全适合于城市工作的工作作风和工作制度。面对如此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主持人民日报全面工作的总编辑邓拓明显地感到自己力不从心，尤其是觉得自己难以胜任与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沟通，于是代表编委会请求中央派出得力领导（最好是一位中央委员）前来人民日报主政。

　　1949年年底，中央决定胡乔木不再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但仍然分管人民日报工作；副社长张磐石调到华北局任副书记；决定调范长江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任副社长并继续担任总编辑。

　　范长江此时正在上海解放日报社长任上，调他前来人民日报主政，可谓众望所归。时年41岁的范长江，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对他都是熟悉的，而且他是因为给《大公报》采写旅行通讯而声名远播的，这在当时党内上上下下都希望在党报工作中学习借鉴《大公报》办报经验的氛围中，重用范长江到党中央机关报一把手的位置上，无疑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而此时的范长江，对于人民日报其实并不陌生。1949年1月，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的范长江从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出发，作为“新闻先遣队”负责人之一，参加接管北平新闻报业。他于1月31日进入北平，担任新创刊的《人民日报?北平版》总编辑。这张报纸作为北平市委机关报，实际上是当时仍在平山出版的《人民日报》的姊妹版。

　　1949年3月15日，平山《人民日报》迁入北平并继续出报，《人民日报·北平版》遂停刊，范长江即离北平南下，随同第三野战军领导机关，进入上海接收那里的新闻报业，随后担任新创刊的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

　　1949年12月间，接到调令的范长江即来过一次人民日报，了解情况。1950年1月，他正式走马上任。这时的范长江，刚过不惑之年，精力旺盛，信心很足。人民日报编委会其他成员此时也大多30岁出头，工作热情十分高涨。新组成的报社编委会信心满满，决心把《人民日报》办出一个新模样，让党中央满意，让人民满意。

　　二、主政人民日报的“头三脚”

　　重新走进北京王府井人民日报社大院的范长江，浑身充满着年轻人的朝气，工作中很快显示出雷厉风行的作风。对于办报，他有自己较高的标准和严格的要求，而且做起事来性急，报社同志们很快便感觉到了他那急于打开工作局面的迫切心情。

　　1950年1月初，胡乔木就党报工作明确指出：“报纸的好坏决定于反映实际的程度”。范长江闻风而动，于元月11日代表人民日报向中央打报告，围绕着如何更深入更迅速地反映全国的实际工作，提出三项措施：一、组织言论委员会，由中宣部约请一批同志任人民日报报评论委员会委员。这个名单中包括张磐石、艾思奇、张仲实、王学文、杨献珍、陈克寒、乔冠华、胡乔木、胡愈之、王任叔、钱俊瑞、柯柏年、周扬、张友渔、邓拓、安岗、范长江、薛暮桥、狄超白、何思敬等重量级人物。张磐石为评论委员会书记，邓拓为副书记。二、建立“党的生活”专栏，就党内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展开批评。三、派出记者前往各地进行实际工作报道。这个报告经中央批准后，“党的生活”专栏迅速问世；编辑部选派的38名记者，其中包括部分担任部门负责人的业务骨干，3月份便各就各位，分布在首都及全国各地。

　　紧接着，范长江着手建立与完善编委会会议制度。确定每星期六下午二时举行编委正式会议，通报全国新近重大情况，讨论研究报社重要工作及重要报道选题，分派与落实各项工作任务。从1950年3月28日召开第一次编委会会议，至当年11月18日，共召集30次会议，每次都做了较为详细的会议记录。在4月8日召开的第三次编委会上，范长江提议，自本次编委会会议起，今后每次开会，都要向中宣部作出书面报告，每月向中央作一次书面报告。

　　翻阅在此期间的人民日报编委会会议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出，人民日报日后一直实行的整套比较严谨的工作制度与工作方法，基本上都是这个时期讨论确定下来的，其中不少内容，至今还在沿用。它们渗入了范长江及报社领导层的大量智慧与心血，也为建立起党报工作的正常秩序奠定了基础。我们从中还能看到，范长江当时作为人民日报一把手，不负党中央的重托，在党中央机关报的重要岗位上，一上任便踢出了具有相当份量的“头三脚”。

　　其一为建章立制，确立正常工作秩序。

　　1949年12月以前，人民日报编辑部基本是采取编采分开的工作体制，使得人手本来就较紧张的编辑部，力量更是分散使用。本报不少稿件质量低、零乱，有些版面靠用剪报填充，工作相当被动。范长江到任后，立即出台了编、采、通合一的管理办法，实现了专业化的分工。编辑部暂时分设五个组，第一组负责政治、法律、军事要闻，并负责全部版面的拼版，在夜间工作，其他组都在白天工作。第二组负责工矿、交通、农业生产等报道；第三组负责财政、金融、贸易等报道；第四组负责文化、教育及党的生活、青年团工作等报道；第五组负责文艺副刊、人民园地及美术等。各组组长由编委担任，便于提高工作效率及统一调度人员。各组暂定至少每隔一天交出可登一个半版的稿件，其中包括新闻、通讯和评论，篇幅长短搭配，交总编辑最后审定与取舍。此外组成总编室，负责夜班组版，设正、副主任各一人，另有少数特派记者。

　　范长江认为，人民日报各部门的负责人，应当是主要的生产者，应该亲自组织文章及编辑主要稿件，撰写按语或评论等文章。他特别强调，报社要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而编委要成为社会上的活动分子，要经常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况，经常讨论和研究情况及问题。他到报社不久就带头同中央许多领导机关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商定报社各部门的负责干部列席旁听这些机关的工作会议，照他的说法是“耳目灵通”、“目光四射”。过去报社从根据地来的一些同志习惯于“一切听候组织安排”，而长江的思路却是“凡事要积极争取”。两种不同的工作态度，必然形成两种不同的结果。

　　他在3月28日主持第一次编委会会议时，便主张对编委工作进行明确分工，确定由总编室主任肖风分管编辑部各新闻编辑组的日常编辑工作与通联工作，并负责对外联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金融、贸易等部门；总编室副主任李庄分管记者工作，负责联系中央人民政府工农业生产、农村工作等部门及全国总工会；编委杜波分管资料组；另一位编委林淡秋主编人民园地，负责读者服务工作。调何燕凌担任编委会兼总编室政治秘书。随后在4月15日的第四次编委会上，他又宣布自己负责对外联系财经部门；邓拓负责言论工作，联系文教部门；并对其他编委分管工作作了适当调整。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由副总编辑安岗起草编委会工作条例。

　　在4月2日举行的第二次编委会上，对编辑工作制度作了如下规定：报社自己组织的新闻稿（包括社论、评论、新闻、通讯、读者问答等），必须在发稿24小时以前，由总编室审查完毕并发排小样（五、六版在48小时以前）。二、总编辑审查小样，在发排以前6小时审阅完毕交总编室组版。三、每晚10时30分召开编前会，决定各版版样。各版样式确定后，未经总编辑同意不准变更。四、每晚编前会前总编室必须基本上掌握新华社、市政府新闻处发稿情况（特殊情形除外）五、总编室审查各组按计划交来的稿件。按级负责，审稿人必须签字。有缺陷的稿件退回各组重新编写。

　　在此时期，人民日报的专职记者与特派记者分散在各个部门，为了加强对记者工作的领导，编委会规定，由总编室副主任根据总编辑意图，与各组负责人协商对记者实行领导。领导记者的方法，主要是统一制定报道计划。平时一般由各部门记者按照自己的分工自行提出报道选题，然后经过各组负责人与总编辑批准后进行采访。定题目时同时确定完成任务的时间。记者的报道计划因情况变化必须修改时，可由记者提出修改意见，但须经总编辑批准。

　　在5月6日第七次编委会会议上，进一步规定记者每人每月要写新闻5篇，通讯1篇。范长江提出，记者应当注意报道人民生活，透过广大人民的生活来体现党的政策。记者应提高写作能力，肃清文化上的残破现象。在完成报道计划时，要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争取数量。他还把约请各地负责同志给本报写文章，确定为记者任务之一。

　　1950年年中，编委会又把驻地记者的工作任务与工作方法，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其主要内容是：一、驻地记者的任务，是有计划地了解驻地工作情况与工作中主要问题、主要经验与教训，选择其具有全国意义的部分进行报道。二、驻地记者应规定为长期任务，以便有计划地积累材料，建立经常工作。三、驻地记者一月或两月回社一次，领受新精神、新任务。每次住社期间在一星期之内。3个月做一次全面性的总结。一年回社住一月，学习文件及理论。四、每个驻地记者以一个城市为主要工作对象，但不限于一个城市。本行政区的其他城市或农村有重要事件、重要问题，尤其与工矿生产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也应尽可能报道。五、本报记者站目前可暂时设在当地报社、通讯社或其他机关附近，或机关内。可设置一件简单交通工具（自行车），并配备一名助手，规定少许办公、招待费。驻地记者每人配备一台照相机，学习照相。驻地记者的政治待遇，一律在介绍信中注明，便于驻地记者参加当地领导机关有关的会议及阅读文件。

　　范长江刚来人民日报时，报社共有人员526人，其中干部349人，编辑部人员164人，党员196人，工人114人，勤杂人员17人。从干部来源说，老解放区来的干部有186人。随着报社各项工作走上正轨，一部分不太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的老同志及从原华北日报接收的一些人员陆续调出，编委会又讨论决定从各地优秀中青年知识分子中选调了一批干部，充实到报社业务岗位，同时还选调了一些县委书记来本报当记者。虽然到1950年上半年，人民日报工作人员总数减少到366人，其中编辑部人员也相应减少到112人，但其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总体上均有提高。范长江在编辑部特别是年轻同志中大力提倡争做名记者。他多次强调说，一个报纸办得好不好，能不能吸引读者，关键在于要有好的评论，好的新闻和好的通讯，要培养出一批国内外读者都很熟悉的名记者，使读者看了他的名字就想看他的文章。过去《大公报》是很重视这一点的。

　　在范长江以及报社编委会的大力推动下，报社有关采编工作的一项项制度相继建立起来，报社各项工作正常有序。报社编委会甚至还提出，以后本报工作人员工资待遇应考虑按工作成绩发放，实行物质奖励，以此鼓励大家充分发挥出创造性。

　　其二为加强言论工作。

　　翻阅1949年下半年至1950年二月的《人民日报》，几乎看不到本报撰写的社论，其他评论也很少见。报上发表的言论，除了少许新华社社论外，其余几乎都是转载自《中国青年》杂志、苏联《真理报》，甚至转载自《人民铁道报》。改变本报言论工作薄弱的状况，成为范长江及编委会一班人的主要努力方向。

　　1950年3月，全国财政会议召开，统一全国财政工作成为当时的中心工作。3月7日，《人民日报》一版迅速发表了论述增收节支的社论《大有希望！》。3月10日，又在一版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统一国家财政工作》的社论。此后报纸上的社论日渐增多，其内容也从经济扩展到政治、文教、国际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围绕着一些一般性的问题，各版也采用短评、编者按或署名文章的形式，给予及时的评述。言论工作在报社上下有计划地开展起来。

　　报社编委会成员带头承担起撰写言论的任务。4月8日举行的第三次编委会上，讨论当月的言论选题，范长江在会上提出了11篇言论的题目，邓拓出了两个题目。并当即就此作了分工，长江负责撰写与组织其中的7篇文章。

　　除了动员本报人员撰写言论，还约请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参与其中，以此使得报纸言论与党和政府的工作密切地结合起来。为了提高言论质量，从此时起，按编委会作出的决定，凡本报重要社论，均由中央负责同志审阅，并告新华社全文广播；其他亦由中宣部审阅。内容较平淡的言论则不称社论，而由作者署名。

　　据统计，从1950年5月至8月，《人民日报》平均每月约发表评论20篇，且逐月有所增加。不少评论发表后产生较大影响，有力地指导了各级政府的工作。例如在此期间围绕调整工商业的宣传，《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即对各地影响较大。广东省财委甚至根据《人民日报》的社论，不等待上级指示就布置本地区的调整工作。报纸发表的一些短评，也产生了较好的反响，由此提高了报纸在群众中的威信。当时有些读者反映，“不怕《人民日报》黑一片（意即大块文章），只怕《人民日报》编辑按。”因为按语表达出的报纸的观点和态度，常常在读者中引起震动，有效地推动了实际工作的开展。

　　《人民日报》在此期间的评论也受到国内媒体的广泛关注。从1950年3月至1950年6月底，有115篇评论被全国各地报纸转载，新华社转播也达80余篇。

　　在范长江及人民日报编委会的大力推动下，《人民日报》不仅有了言论这个“声音”，而且“声音”日渐响亮。《人民日报》注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阐述实际工作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由此进一步贴近了社会实际，加强了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性，在党和群众中的影响力也迅速增强了。

　　其三是促成思想与工作作风的“大转变”。

　　1950年初，一部名为《大转变》的苏联影片在中国放映。这部电影以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为背景，形象地展现了前线总指挥穆拉维约夫上将灵活、正确地运用斯大林的战略思想，变单纯防御为积极防御，以机动果敢的进攻削弱敌人实力，战局因此改观的历史故事。这个时期，人民日报也恰恰处在从农村迁往城市，从主要报道军事转向主要报道经济工作的重要转折关头，编辑部人员的思想观念与工作作风等也面临着如何适应新的形势与任务的问题。范长江与编委会一班人决定从二月中旬起，利用苏联影片《大转变》的影响，组织全社围绕着本报在现有条件下，怎样大力改进工作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这次讨论使绝大多数同志认识到，人民日报在现有人力等条件下，确有大为改进的可能。当前本报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打开与实际相结合的新局面。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在这个大转变中发挥出自己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在长江的大力督促下，报社迅速创办与充实了七种专刊、一个专栏及一个画刊。其中“人民文艺”、“新闻工作”、“农业生产”与“党的生活”四个专刊，与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密切结合起来，有的专刊甚至就是由有关部门负责人主办。例如“人民文艺”周刊，是由周扬负责领导；四月份创办的图书评论周刊，由出版总署负责编辑。报社还着手加强“人民园地”与群众的联系，该园地除了刊载经过选择的政治性杂文、小诗和漫画外，还发表与答复群众投寄来的重要信件，并对与群众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各种事物（例如图书出版和电影戏剧等）进行介绍与批评。对于群众来信，报社尽量选登有全国意义的给予发表；其他反映首都生活的来信，则交由首都其他报纸负责发表与答复。

　　范长江接手人民日报工作初期，报纸上会议新闻占的篇幅过大，有的时候，会议新闻甚至要占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新闻版面。有的会议新闻与人民生活没有直接关系，读者并不爱看。按照胡乔木代表中央提出的党报要多报道实际情况，少直接报道会议内容的要求，人民日报从发展通讯员与加强与地方报纸联系两个方面入手，扩大反映基层实际的稿件的来源。人民日报主动联系各地方党报，希望各地报纸负责人于每晚看大样时，将各报大样上最重要的新闻加注简单说明，于次晨快寄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以便《人民日报》及时给予转载。

　　在此期间，大力发展地方通讯员也提上了报社的重要议事日程。编委会不仅确定一位编委分管通讯员工作，还规定各部门负责人都对通讯员工作负经常领导责任。此时拟定的通讯员工作制度有：对于通讯员的来信必须及时答复；编辑部常给通讯员出报道题目；经常邀集在北京的通讯员开座谈会；派记者和首都的通讯员联系，或请他们到编辑部谈话；通讯员给报社寄稿，邮费由报社担负。范长江还提出，本报通讯员不是一般的投稿人，而应是社会活动家或事业家。应参与社会活动，与党报合作，推动党的工作。他强调说，编辑部处理通讯员的稿件，要写来稿提要，以此防止“漏金”。这就像来了客人，先请客厅里坐，写一个传达条子，这样再决定见不见。这个条子就是来稿提要。到1950年年中，报社通讯员即由年初的数百人发展到4900多人，他们几乎分布于全国各地。随着通讯员队伍的充实及本报陆续向各地派出驻地记者，稿子源源而来，“稿荒”的日子结束了。长江提出的“决胜于社门之外”的口号迅速变为现实，报社上下因此纷纷称赞他的眼光和魄力。

　　至1950年8月，《人民日报》每日发行量由3月的9万余份增加到12万份，而且开始以每月增加1万份左右的速度增长。年初，《人民日报》发行范围主要集中在首都及华北地区，到了下半年，在华东、华中、东北、西北、华南、西南的发行局面渐渐打开。这标志着《人民日报》的影响力正在显著上升，报纸宣传与实际的结合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人民日报》朝着全国性党报的目标迅速接近。

　　三、探索党报批评性报道的有效方式

　　1950年初，随着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解放及共和国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党的工作性质与工作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环境变了，党和各级政府内有些领导干部中也滋生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为了促使革命队伍中的同志过好从农村走进城市的第一关，继续领导群众推进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党中央及时地动员各地党报大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此警示与鞭策全党。2月17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在京津新闻工作会议上指出：“经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使我们呼吸到新鲜空气，我们现在的社会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但在广大范围内，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一种引导党与政府工作前进的动力。如果我们报上这方面作得少了，就是病态，而这种病态在京津报纸上是很显著的，这种病态可以使党和政府都受到有害的影响。”胡乔木还对与会党报负责人说：“如果只是到领导机关要指示，而不给他们东西，也不行。我们还要做他们的耳目、助手，给他们反映从群众中采访所得的情况、问题和意见。这样就有了交换，从这里可以表现出读者的社会价值与尊贵处。”

　　4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要位置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规定：“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

　　此前，《人民日报》明显加大了批评性报道的份量，几乎在各个版面都设立了供刊登批评性报道的专栏。其中有“人民信箱”、“黑榜”、“党的生活”、“人民园地”等。“党的生活”专栏见报频率较高，成为批评性报道的主要阵地，而且很快被各地党报效仿。《人民日报》也注意转载各地党报上具有全国意义的批评稿件，从而形成互动的生动局面。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开始采用先登群众来信，把问题曝光；再登有关地方领导部门的反馈及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与检讨，有批评也有结果，因此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例如3月15日《人民园地》刊登刘殿杰的来信，就通县大批牲畜被杀的现象指出批评，并且提出了希望注意保护牲畜的建议。4月22日，人民日报又在6版“人民信箱”刊登了通县人民政府及中共通县县委会的来信，对于本地一连串违反保护牲畜政策的行为作出了检讨。

　　对于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周文龙压制下属给党报写信陈述意见的报道，由于涉及到的干部级别较高，又牵涉到党报批评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见报后一时产生很大影响。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50年4月25日，政务院下令，停止机关部队的商业生产，准许转向工业生产。随后，华北军区直属队生产管理委员会属下的利民公司副经理王宝德写信给人民日报，反映这纸命令不能解决老问题，还造成了部队商业单位的商品卖不掉，工作人员无法安置的新问题。人民日报编辑部把王宝德的申诉信转给政务院，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又将他的信印发各有关机关进行研究。而在此过程中，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周文龙认为这样越级向党报反映问题违反了组织纪律，因此批评了王宝德等人。王宝德再次来到人民日报社，报告了他给党报申诉后受到批评的情况。7月18日，《人民日报》在“人民信箱”专栏中，以“共产党员向党报提出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和建议，是否符合于组织纪律？”为题，对于王宝德的行为给予了肯定。《人民日报》编者按中指出：“根据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发表和答复批评建议的责任，是属于报纸。如果某一报纸不正确地处理了这些批评和建议，例如没有发表应当发表的或发表了不应当发表的东西，对批评和建议没有答复或没有迅速答复或答复得不正确，那么，这个报纸的工作就应当受到批评和责备并应当加以改进。但是无论如何，决不可以因此而怀疑、反对或剥夺党员和人民向报纸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编者按还旗帜鲜明地指出：“虽然他的动机是为着保护党的纪律和人民政府的荣誉，他的批评却是错了，应该撤销。”

　　8月18日，《人民日报》在一版位置刊登了周文龙的检讨：“我当时以王宝德同志是干部党员，同时是他们单位党委会常委之一，不是一个普通党员，因此向党报写信应该经过他们党委的同意。但事实上不仅普通共产党员有向党报写信的民主权利，而且干部党员同样有这种权利。产生这次不适当批评的原因，主要是我对党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了解不够。”至此，这组批评报道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它澄清了党员向党报写信反映问题，是完全符合组织纪律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也为今后的批评报道扫清了一个主要障碍。

　　不过，此后《人民日报》顺利从事批评性报道没能延续太久，两年之后，《人民日报》关于几个重大案件的报道，引起部分省委的不满，这些省委把意见反映到中央，中央责成报社作检讨，以后报纸上的批评性报道便逐渐收手了。当然这已经是范长江离任以后的事了。

　　除了勇于并善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此时的《人民日报》还敢于公开进行自我批评。例如4月21日3版发表了《本报记者王金凤的检讨》，该文涉及的问题是，4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年轻记者王金凤采写的一篇消息稿，题为《京津各大学文法学院课程改革》，这篇报道没有大的问题，只是由于采访不够深入，掌握的材料不够全面，因此在举例时有些不很恰当。出现这种技术性的差错，却把记者的检讨登在本报上，这种严谨的办报作风，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此时的人民日报编委会及范长江本人，对于本报编辑部采编人员特别是部分老干部，管理十分严格，有时也失之过严。有的同志因为采访不够深入、全面，稿子出现部分失实，便要专门开会给予批评，甚至把问题不切实际地上纲到“对人民事业缺乏热情”、“对党的利益不关心”的高度。对于一些驻外记者工作中出现的一般性失误，不问主客观原因便采取纪律处分。这当然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与党内工作氛围有关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报社内部的团结，给日后范长江被迫离开报社埋下了伏笔。

　　在这里，应当特别提及在范长江主政人民日报期间，周恩来总理对于《人民日报》一篇报道出现问题后的处理态度与方式。1952年3月28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发展国际经济合作是改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情况的道路》一文，次日陆定一即给总理并中央写出报告说：“已告人民日报邓拓同志，通知新华社及各地报纸不要登载，并拟于国际经济会议开会之日发一社论，依照我代表团发言草稿的精神，来说明正确的看法。同时又要人民日报与此文发表事有关的同志，写出检讨。”

　　周总理4月1日迅速在报告上批示说：“这篇文章的题目起得不好，文章的内容我还没有看出有什么问题。因为这样孤立的一个题目，好像国际经济会议发展国际经济合作，其目的就是为着改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情况而没有其他目的似的。其实文章的内容并没有专指此事，它也说到要推广国际贸易，要改善各国人民生活条件，要保证各国和平相处，故不能说文章本身有立场错误和原则错误，只能说题目改得不好，给人以国际经济会议专门给资本主义国家改善经济情况的印象。你们现在把它扩大化了，倒显得没有仔细研究文章本身便写出检讨，这是颇不妥当的。尤其是定一同志要邓拓同志通知各地报纸不要转载，如果未通知理由，他们读了这篇文章后会莫名其妙。如果说这是立场错误，他们会对国际经济会议的看法发生另一方面的偏差，因此你仍须对这一问题采取内部通知的办法加以纠正。”

　　这种实事求是辩证处理问题的思路，这种对于党报宣传出现偏差不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的正确态度与方式，可惜没能在日后党内生活中总是形成主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片面的极左的思想方式，经常左右着党的办报实践，每一名党报工作人员的命运也就不得不随之沉浮。

　　四、举行“飞行会议”

　　1950年初，毛泽东主席访苏回国之后，中苏友好关系迅速升温，国内出现了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热潮。《人民日报》不但拿出大量版面，报道苏联各个方面的成就与经验以及斯大林等苏联国家领导人和其他名人的文章，有段时间也强调学习《真理报》。编辑部不但派出人员远赴莫斯科“取经”，有些编辑还开始机械照搬《真理报》的办报模式与经验，甚至“依样画葫芦”地模仿《真理报》的标题与版式。《真理报》的版面上总是一大块一大块的，很呆板；标题也多是简单的一句半句，不像中国传统的报纸标题讲究引题、主题、副题。《人民日报》有段时间也弄成了《真理报》的样子。长江对此是不满意的，他曾生气地说：“这不是学苏联，是学懒联”。《真理报》不断刊登各行各业给斯大林的信，《人民日报》也一度模仿刊登了一些致党中央或国家主席的信，后来在长江要求下取消了。

　　不过，真理报多年来坚持举行的“飞行集会”（意译为“简短集会”），也就是编辑部工作会议，人民日报借用过来后觉得行之有效，便在长江的亲自主持与组织下，坚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人民日报的“飞行会议”一周举行一到两次，把“集会”改称“会议”，是为了让其显得更加正式。会议由社长、总编辑或编委主持，编委会成员及各部门负责人参加，有时也扩大到普通编辑记者。会上一般先通报近期国内外重大事件，各部门报告近期报道情况，检讨宣传报道中出现的问题与错误。出席会议者畅所欲言，范长江也利用飞行会议可以把一些重要精神一竿子插到底的便利，在这类会议上就宣传报道中的一些倾向性问题发表意见，作出布置安排。他也常在会议上突然向某位编辑或记者提出问题，要求即刻回答，常常让应答者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十分窘迫。弄得大家心情十分紧张，担心下次会议会被长江点中答题，于是会前要紧张地作一番准备。由于飞行会议内容实在，效率很高，促进大家的学习，对工作推动也较大，给当时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查阅当时的飞行会议记录，范长江关于党报工作的许多重要思想，都借叙事论事阐发出来。他在谈问题时往往站得更高，涉及面更广，也更为深刻，能够触及到一些报纸工作的规律性及发展趋势，这与他的中央党报一把手的地位是十分相称的。

　　在8月22日举行的飞行会议上，他重点谈到了两个问题。其一是，编辑与采访工作中，不是没有思想的。思想明确时，即报道的好，否则报道不好。脑袋长在自己的脖子上，要独立思考，树立这一作风。他在这次会议上还谈到了走群众路线的问题，他指出，编辑部各部门对外联系了多少群众，对内联系了多少群众，将来检查工作，这要作为主要的一条。要加强对外联系，积极地行动起来。光停留在中央各单位的会议上面，对于下面生动活泼的东西，不认识它，这是非常不对的。

　　关于如何做到独立思考与走群众路线，范长江在飞行会议上还多次提到，这两个问题也是他在此期间最为重视的。对于他认为的与此相悖的倾向，他在会议上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例如在9月16日的飞行会议上，他直言不讳地批评说：“现在选稿标准是脱离群众的。来稿首先要看政治内容，而不在技术。捉大鱼，不是捉大干部！”在9月19日的飞行会议上，他更加尖锐地批评说：“有些同志写文章又臭又长，流毒全党。有些同志不用脑子，脑子专用于吃饭，姓饭名桶字无用号浪费。现在相当一部分同志是盲目的，要猛省！现在人民日报怕运动，每逢运动必败，为什么？不会配合，不是这个事情掉了，就是那个掉了。”

　　1951年9月，范长江还在一份题为“怎样加强人民日报的思想性与群众性”的工作总结报告中强调：“我们报纸的干部应当能征惯战，像五虎将或108将一样，各人都应有几手本事，但我们像‘大刀关胜’之类狠将还不多，这就不能使报纸有效地进行斗争。有读者反映说，《人民日报》老是作更正或检讨，当然，检讨与更正都表示认真负责，但老是更正检讨，就变成‘老油条’了。同志们年纪都还不大，不就成了小‘老油条’么？总之，报社工作人员的水平与报纸的地位是不相称的，特别是我，不敷所托。我想，凡不是妄自尊大的人，都应当感到自己是很不够的，拿中央要求来衡量我们，我们进步太不快了。原因何在？这次学习中找到了原因：是没有彻底了解党报工作的性质，没有了解党报工作是思想政治工作，而不是什么别的工作。报纸工作人员如不把精力集中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就不会有进步。思想政治的根本工作即是系统地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的任务。所谓系统地宣传，不是把《资本论》搬上来，而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来系统地解释政治的社会的各种现象，而不是个别的、零碎的。我们的工作是宣传工作，是用马列主义的光辉照耀并领导群众前进。”

　　对于范长江在一些公开场合的率直批评，报社内反映不一。在有些老同志特别是参加革命工作较早的老同志中，开始产生反感情绪。对此，范长江在一次飞行会议上劝导说，“要把批评看做擦灰尘，洗脸，不要看做是‘听训’。新闻工作者最宝贵的品质，是对社会事业有感觉。要培养社会事业家的感觉，不要培养个人事业的感觉。自己斤斤于个人的打算，那不会有什么成就，必须以无限的忠诚来为社会为人民服务。”

　　在11月21日举行的飞行会议上，范长江把这个问题谈得更为深透。他在这次讲话中强调了在编辑采访写作中怎样提高政治眼光的问题。他指出，现在有一部分稿子目的性不明确，写稿子就是对广大群众讲话和对敌人讲话，否则作用不大。有些稿子改时费力费时，就是目的性不明确。要多搜集事实，有些文章没有什么事实，不能让读者从有代表性的事实中具体分析得出结论。搜集材料要费些工夫。如美国之音有很多是具体的事实，那就有力量。有事实即有说服力，没有事实即没有说服力。不要说抽象的话。

　　在这次会议上，总编辑邓拓对于范长江的意见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他接着范长江的话题说：“确实要解决一个眼光问题，各地反映的情况和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但我们要看到全国中心问题是什么，同时要看到全世界的中心问题、关键问题是什么？要真正能钻研，掌握材料，那就可以把文章写好。”

　　在飞行会议上，范长江比较完整地表达出了想按新闻规律把党报工作做好的方针及意愿，但是，他的这种较高的要求，与当时的党报工作环境以及党报人员的思想水准及工作承受能力，均有一定距离，与编委会其他成员当时的认识水平也有差距，日后自然也就衍生了“欲速则不达”的后果。

　　五、为消灭报纸差错而奋斗

　　进入1951年，人民日报在范长江为“班长”的编委会领导下，报纸宣传工作又有了明显起色。报纸上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报道继续增多，读者关注的问题不断见诸报端，报纸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较以前显得成熟多了。虽然在3月28日发表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的文章《一九五0年财政工作总结及一九五一年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因该文披露了一些未经批准公开的重要经济数据，而受到中央严厉批评，但10多天后，《人民日报》在一版“朝鲜通讯”专栏发表的魏巍采写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深深地拨动了人们的心弦。一时间，这篇通讯被人们反反复复传颂着，有的单位在通讯发表当天，便为为国捐躯的志愿军将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段时间，《人民日报》还紧跟党中央的各项重大部署，关于“没有工程设计就不能施工”的报道与评论，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都开展得有声有色。从版面上看，《人民日报》与面向全国的党中央机关报的角色越来越接近。

　　然而，由于工作制度上的漏洞以及编辑部人员文化思想水平的欠缺等原因，人民日报和其他地方党报一样，在此期间差错迭出，有的错误甚至相当严重。例如，报纸上曾把“反对帝国主义”误登成“反对反对帝国主义”；“对于登记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不能宽大”发表时居然写成了“不能不宽大”等。据8月份的统计，当月仅发现见报的事实与政治错误即达26处，平均68000字便有一处错误；而未见报的被检查组查出的错误达251处，每天平均超过8处。至于文字上的缺点，就数不胜数了。报纸常常在一版或其他重要位置，刊登有关的“重要更正”。

　　在此期间，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向新闻界发出号召：“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范长江与人民日报领导班子决定借此东风，在报社内开展一次全社群众性的消灭错误、提高报纸质量的运动。

　　一开始，编委会就把这个运动当成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并且制定了消灭错误的具体目标与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要求有计划、有重点、有领导地完成。为此，编委会还确定了三个月的期限。

　　编委会责成有关人员，对本报出现的差错进行了统计疏理。根据这些差错的责任者分别归于编辑部门、出版部门和行政部门，还列出了这些部门容易犯的错误，共计18条，每类部门各有6条。例如编辑部门容易犯的错误计有：1、因编写疏忽造成的技术性错误（如誊写不清、丢字、别字、简字、草字和格式不正规等）；2、在当时工作条件下本可避免的事实错误（如人名不符、数字核算不对、地名写错、引语与原著者出入等）；3、文法最起码的错误（句子不完整、标点不对、乱用简称）；4、因技术的原因所造成的政治性错误，如暴露国家机密，歪曲了党与国家的政策等。5因本身原因不按时按数发稿致影响了出版时间的错误。6、资料剪贴保管的错误；稿件登记、分发的差错；积压稿件和不负责处理不及时答复，致读者不满的错误。

　　对于出版部门，也列出了需要改进的方面。例如要消灭因校对、制版、印刷造成的丢字、差字、倒行、差页错误；消灭墨色不匀、铅字不正、照片不清的毛病。而行政部门则要求消灭采买材料不好而影响工作的错误；消灭因文件投递不及时、不准确和丢失损害，致影响报纸发稿时间或其他工作的错误；消灭与检举接听电话、招待客人、传达事情时作风不好致使损害党报机关威信的现象发生。

　　为了保证上述任务的如期完成，编委会决定在全社范围内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提倡每个报社工作人员提出消灭报纸错误和改进报纸的各种意见。还确定由工会基层委员会设立合理化建议委员会，负责搜集、研究各种建议，提供秘书处采纳执行。在秘书处采纳执行有关建议以后，工会还负责监督其执行过程，并有义务向行政领导提出方案。对于提出有价值建议的本报人员，给予精神与物质奖励。

　　严格实行责任制是消灭错误的关键一环。为此，编委会决定在报社内严格执行按级负责制，在人人责任分明、任务明确的基础上，对报纸上出现的差错进行统计，并且要向群众宣布。为此，设立了秘书处统计小组，负责研究错误的性质，查明错误责任并建立按日登记、按周统计制度。该统计小组由何燕凌、董泽民、艾铁民、李琦、穆戈栋、林璋等人组成。

　　1951年9月初，编委会还责成秘书处起草了编辑工作的补充规定，经正副社长阅后，于9月10日下发到各组长及秘书处各编辑征求意见，随后公布实施。该规定的要点是：1、本报一切稿件（有时间性者除外）均须于拼版前24小时付排，打成小样，分送检查组、审查人和审查机关。2、审阅大样采用两级负责制，分别由社长、总编辑和秘书长担任。3、建立责任编辑制，一至四版责任编辑分别由杜波、何燕凌、严蒙、胡仲持担任；晚间文字编辑为钟立群、孙良田；白天责任编辑为艾方、于明和古维进。4、扩大检查组，有步骤地实行分工检查。检查组扩大为8人，除每两人负责一个版外，按照数字、专名词、历史地理、标点符号、文法、保密、图片、引证等，实行专责检查。5、加强校对工作，争取在三个月内消灭错字。办法是订出计划，系统地进行校对人员的政治和技术训练，规定技术程序的标准，增加三校力量。上述规定还确定了各版发稿时间以及秘书处编辑同各组联系的办法。

　　为了提高报社工作人员的文化思想素质，编委会还提倡开展政治与文化学习。编委会成员身先士卒，每晚8时至10时集中组织学习。范长江对此很满意，他鼓励编委会一班人要长期坚持，制定出永久的读书计划，把大家的政治思想与业务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六、黯然离开人民日报

　　1951年冬季，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按照中央安排，范长江被抽调到社外机关与学校主持推动那里的运动，事实上从此便离开了人民日报的领导岗位。虽然他对这场运动并非完全理解，但是凭着对党的绝对忠诚，还是以满腔热情全身心投入进去。他总想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结果却并不理想，引起学校领导和师生的一些不满。他更没有想到的，是报社的三反五反运动出现了他所不愿看到的情况，不仅一些作风比较正派的同志受到无辜牵连，最后这把火也烧到他自己身上，迫使他最终不得不离开人民日报，离开他倾注过满腔热忱的党的新闻事业。

　　时过境迁，在数十年后重新审视当时的历史环境，寻索范长江不得不离开人民日报的个人与环境的原因，我们似乎不难找出比较确定的答案来。

　　1952年1月17日，身为报社地方记者组秘书、党小组长的陈勇进，写出《我对范长江同志的意见》一文，按照组织程序，上交第一支部委员会转总支委员会并报中央。这篇《意见》比较集中地代表了当时报社编辑部同志特别是一批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对范长江的看法。

　　《意见》认为，范长江同志开始到人民日报时显示了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但时间不久就暴露了他在修养上和真正的才能上，距一个真正中央报纸社长所应有的修养和能力是相差很远的。

　　《意见》列举了范长江的几大过失：一是过分的相信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看成唯一的人物，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的情绪就得到严重的发展。对干部特别是老干部恐吓污骂，常因为一句话或很小的事情而骂一些老干部“白吃小米”、“姓饭名桶字无用”；骂中上级干部“混”、“老油条”、“小老油条”；骂下级干部“混蛋”。他对不少进步较慢的老干部，不分析其原因，大骂其“臭架子”、“狗肉架子”、“羊肉架子”、“破棉袄”、“饭桶”、“低级动物”等。

　　二是讲排场，架子大。认为“吃饭好讲话”，因此常请干部吃饭，下小馆。

　　三是违反中宣部的标准，不断的把历史不清白的旧朋友介绍到人民日报作特约记者或到新闻学校工作，使下级领导干部难以处理。还把地主成份的母亲接到北京家中生活。

　　四是过去在《大公报》时，写过反动文章（例如在《中国的西北角》中有对主席与红军的诽谤）。

　　而在此时，范长江对于报社同志的情绪与意见似乎还不知情。1952年1月8日中午，正在人民大学的范长江接到报社电话，说新闻总署有一位姓田的同志要他回个电话。午饭后他与田振洲通电话时获知，当天上午人民日报有人匿名给新闻总署人事处来电话说，报社1月9日上午要开大会，对本报的三反提出意见，请新闻总署通知乔木同志参加。如果乔木同志不能来，请派个代表来。范长江获知此事觉得蹊跷，因为报社从来不在上午开会；另外照过去的惯例，请乔木参加大会，是件大事，一定要由报社主要负责人向乔木正式提出，绝对不会这样没头没脑地下通知。吃过晚饭，他赶回报社，向几位同志询问此事，也没弄清楚这个电话是何人打的，便随口说了一句“那大概是捣乱分子（干的）”。没料到，这句话后来成为他“官僚主义”错误的又一证据。

　　应当说，范长江在人民日报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他的思维方式与行事风格带有过去在大公报及国统区工作时养成的习惯。他思维敏捷，行事果断，对于新闻工作有自己的思路与主张，而且急于求成，力欲很快打开工作局面。在人民日报一把手的位置上，他习惯于说一不二，一旦自己作出决定，别人意见就再很难听进去。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主要骨干是从农村解放区来的，他们的工作思路与工作作风已经形成了一定之规。而且人民日报的这些老干部，有着长期党内生活与民主集中制的训练，绝不愿意对上级一味服从迁就，上下级之间遇事多是商量着办，相互也不以职务相称，而且一直有着遇到问题与不满，直接向中央反映的习惯。范长江不断地因为工作见解不同或对一些老干部的工作看不顺眼，采用刺激性的语言加以批评讽刺，从而形成尖锐对立。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实际上反映出一种文化上的冲突。范长江自从进入人民日报到离开，始终没能真正融入人民日报特有的党报文化，这样他被报社部分同志所不容，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这一点，在报社专门为范长江等领导同志举行的批评帮助会议上邓拓的发言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这次会议大概于1952年6月间举行，前后为时8天，其中大部分时间由编辑部人员对报社领导工作提出意见。邓拓在发言中当面对范长江进行了批评。他说，范长江同志在人民日报工作的初期，表现得有魄力、有朝气，积极打开局面，要把工作做好，并且曾经做出相当成绩，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由于范长江同志有资产阶级的庸俗思想作风，有十分突出的个人英雄主义，在党内和群众中的实际锻炼很少，因此，他在工作中逐渐发展了主观武断的家长制作风，严重地脱离了群众。

　　邓拓认为，这种主观武断的家长制作风，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他看不起群众和干部。许多同志对工作和对他本人有意见，他从来不肯冷静地虚心地认真倾听和考虑这些意见。第二，他不尊重党的组织。支部委员会拟定了工作计划，在支部大会上讨论了很久，他一到会也不问前面讨论的情形，就对支部委员滥加批评，使支部大会无结果而散。第三，爱铺张、好排场，讲究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人关系。在用人方面，有些是违背了党的立场的原则的。他曾以个人关系介绍曾在大公报工作过的叶厥荪为本报特约记者，完全不合中央规定的特约记者条件。第四，他好大喜功，害怕自我批评，对三反运动的态度很不好。他对自己的错误，在很长时间藉口工作忙不回社检讨；后来检讨不深刻，同志们提出意见，他一直置之不理。这是很不应该的，这些都证明他没有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的勇气。

　　在批评范长江的同时，邓拓也作了自我批评。他检讨说，他在人民日报初期的工作中，资产阶级的影响也曾经是很严重的。当时他本人没有系统地去研究和总结我们在解放区办报的经验，曾不加批判地提出了“学大公报”的口号。还批准了在土地改革时期从地方调来的一批同志离开报社，想换一批干部，而没有首先努力巩固与提高已有干部，然后再去争取增加一批干部。在办报方针和干部政策上犯了原则错误。

　　从批评范长江的“家长制”作风，延伸到对过去一段办报方针和用人政策进行检讨，人民日报的三反五反运动可谓步步深入。在今天看来，这里面实际上也显示出党报理论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的倒退。可惜的是，这种倒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纠正，范长江的比较符合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思想与观念也没能得到应有的肯定与坚持。人民日报顺着三反五反运动中形成的惯性继续前行，却又一次又一次地卷入了新的政治漩涡。

　　范长江显然在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面前束手无措，思想茫然。“有时一个人想好几个钟头，得不出什么答案。”在回到报社参加运动之前，他就调阅了报社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对他提出的批评意见记录。他把这些意见归纳为三个方面：一、工作上的问题，即办报的方针路线问题；二、干部政策问题；三、属于个人的思想作风问题。在6月12日大会上作第一次检讨时，他完全避开第一个问题不谈；谈第二个问题只举了一个例子，即1949年底至1950年初，有一部分老同志准备离开报社，后经自己与几个负责同志商量以后，坚决把他们留下来了。在干部政策问题上，他明显的是为自己辨护的。

　　下面重点谈到的第三个问题，范长江也没有完全认帐。他说，我是不是因为感到报纸成绩很大而骄傲自满，因此有个人主义？我考虑了很久，认为我的个人主义是表现在另一方面。因为我对报纸的看法是：办好《人民日报》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即声音大，群众多和干部的成长。我们经常接近中央，知道《人民日报》离中央要求很远，离党的要求很远。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乔木同志报告中说：人民日报的状况十分不能令人满意，我自己也感到不能胜任人民日报的工作，曾向中央提出是否换一个适当的能胜任的干部来搞《人民日报》。我的个人主义有特殊性，表现在不能任怨，对这样困难的重要的工作，常常考虑到：如果搞不好，要自己负责，在困难面前不能不顾一切，全心全意地来进行工作，随时想到能够不做这个工作更好。在这种心情下，遇到委屈的时候就更发展了，更不想做了。两年来，曾两次想不做这工作，一次是在抗美援朝开始时，想到朝鲜去，在周总理报告后，我是第一个报名的。一次是陈云同志说，毛主席提出要加强财经部门的宣传工作，我想逐步转到财委去工作。这当然是个人打算，想在另一个环境里更适宜于自己的能力，更适宜于自己的条件。

　　范长江实际上完全不能接受编辑部同志们的批评，他在表面上接受了一些意见，又举出事例为自己解释、开脱。他越是解释，报社一些同志就越认为他不愿认真听取与考虑大家的意见，他与人民日报不少同志的对立情绪一时难以调和。在范长江作了两次“检查”之后，中央又派人来报社听取了有关意见，虽然也帮他作了一些解释，例如澄清了他把母亲接来北京是经中央批准等，但大家的意见还是难以平息。于是中央决定将范长江调走，当然也没有作出什么明确的结论。

　　在《人民日报》创刊40周年之际，当年的编委会政治秘书何燕凌写了一篇文章《“大转变”的两年》，用以纪念范长江。文章最后两段指出：“也许是由于急切盼望‘大转变’早日完全彻底实现，也许是由于他性格中本来就有些粗暴和锋芒毕露的因素，也许由于他思想上有某种偏差，也许还由于同志之间因经历不同而有某种误解或不够了解之处，他对人的批评有些话说得失之鲁莽或过于尖刻，伤害过一些好同志，他办事的作风也不是全无可非议之处。”这也许代表了当时与以后人民日报相当一部分同志的看法。作者还写道：“当年在报社‘三反’运动中，大家在气头上对他的批评也不尽公平。这些都已是历史的陈迹，而且在长幅的画卷上只不过是微微几道擦痕，曾经身历其境的同志早都可以释然于怀了吧。”在“三反”之后，人民日报的同志与全国人民一样，又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运动与折腾，每个人都从历史沉浮中总结经验教训，端正思维方式。大家现在对于当时的范长江以更多的理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1952月6月，范长江永远地离开了他最熟悉也是他曾纵横驰骋的新闻工作岗位。这对当时仍处于转变时期的人民日报是一大损失，对于他本人也可说是人生的悲剧。但无论如何，范长江在人民日报的两年多时间里为探寻党报工作规律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今天仍然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永远值得我们继承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