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演的电视剧:[原创]如何回应于右任的生死眺望 【猫眼看人】

如何回应于右任的生死眺望

文/菁菁远山

    在台北阳明山国家公园的巴拉卡山区，有一处背山面海风光秀丽的去处，这就是民国元老于右任的墓园大屯山，值此辛亥革命百年之际，老先生已经长眠于此凡55年矣。这里不但有牌楼、石匾和石狮，还有孙科題字的涼亭“仰止亭”。“仰止”出自《诗经·小雅·车辖》，原文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孙科想必是取意于郑玄的解释：“古人有高德者则慕仰之，有明行者则而行之。”由此看来，相对于右任先生而言，以此命名确是恰如其分的。

通观于老先生的一生，这样的评价极为妥贴。做为一贯以儒道中人自居的于右任先生，毕生忧民于水火的同时，又亲身投入到救国救民的革命实践中。但历史有其固定的路径，它一路倔强的前行，并不以一个人的良好意愿为转移，更多的时候留给人的只能是无尽的忧思和浩叹。以此观之，55年前于右任在弥留之际的复杂心情就可想而知。但他当时的绝笔《国殇》，被人解读为仅仅是抒发乡愿和对国家分裂的忧虑，却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做为一代诗人，他最后的一首诗应该是最能表达其一生心迹的。1964年11月10日，于先生在台北谢世后，他那首被当时的爱国者们解读为爱国诗作的《国殇》发表，这首诗是他诗歌生涯的绝唱，读后其悲怆哀婉的家国情怀便跃然纸上：“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在此，如何理解老人所谓的“国殇”，是认识这道诗词的关键。其实，老先生所谓的国家与当时大陆人所谓的国家并非一个概念。早在1909年，他就在《民呼日报宣言书》中指出：“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由此看出，老先生的所谓的国家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核心元素，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在其可谓了然于胸了。对国家这个概念的不同认识，也决定了对老人这首诗表露的心迹会做出不同的解读。由此，这里的“国殇”就尤其值得考究。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于右任生活在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跌宕起伏的年代，在风云变幻的血雨腥风中，他是一个见证者又是一个参与者。可以说，他一生中最平静的时代是国民党败退东南孤岛的这十五年，尽管这十五年两岸仍然处于剑拔弩张的不确定状态中，但相对而言却是他最稳定的时期，也极有可能是他思想的收割时代。做为中国近现代报业和新闻事业的先驱，著名诗人、政论家，沉雄博大的一代书法大师，中国民主革命的鼓动者和参与者，他有多少欲言而不言的，欲行而不行的反思和主张，这所有的一切倒是囿于环境所迫，最后不得不成为老先生躯体的殉葬品了。因此，一些附庸猜测和强加于人的臆想就成为那个时代的权威的解读，这多少是对他老先生的不敬，而过了50多年后，我们有必要重新进行解读和探究。

现在读到老先生的《国殇》，我仿佛感受到了一位曾投身革命的智者被革命的战车裹挟后的无奈与痛苦。这种痛苦的根源是时代赋予的，因为彼时的世界已经不需要建设者，到处充斥和鼓噪着的是不断推倒重来的革命。而砸碎旧世界的方式和手段则是各色革命家们不屑于思考的东西，不择手段地实现推倒的目标乃为所有举事者共同的行为方式，成王败寇才是革命的元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家与野心家没有概念上的区别，有的只是表述和倾向上的不同，这取决于一个人所处的位置，屁股决定脑袋才是普遍的现象。

当然，囿于时代的局限,对任何一个开动了战争机器的人，将他们都打进人道的冷宫并不公允，革命家的原罪其实是革命的代价，但将这个代价做为赎买天下的成本，将国家置于个人的名下,这才是罪恶滔天的窃国者和强盗行为。由此看来，能够在得天下后实现革命前的承诺，这样的革命家才能称其为革命家，否则就是彻头彻尾的刽子手和窃国大盗。而在60年代的中国大地，俯瞰白色恐怖的孤岛和饿殍遍野的大陆，这样的革命家并未出现，革命的成果在无休止的革命过程中成为未解之迷。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做为一生忧国忧民并努力找寻国富民强道路的老先生，就真的是对自己投身的革命有点怀疑了。按照先生对国家的理解，失去民心没有人民的国家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已经没有人民这个灵魂，难道这不是国殇还是什么？

由此观之，过去在特定国家意识形态下形成的对于老先生的很多看法是值得怀疑的。有一种看法是，老先生是被挟持去孤岛的，这种看法就多少有点讨人闲。这种说法的目的在于讨好于大陆上的新政权，其实质是对老先生人格信念的亵渎。须知，想不被挟持的话，老先生的“退堂鼓”何必打的如此滞后，由此看来，这种说辞还是对他老人家智力的亵渎。当然，如果于右任选择了留在大陆的话，却极可能是不明智的选择，不仅性命堪忧，还有晚节不保之虞。在取义与偷生这二选一的残忍游戏中，必然是一个艰难的决择。而在最可能的是，他在理想和亲情的痛苦煎熬中游移不定，毕竟他的妻子和家人将面对生离死别。

于右任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这位清朝光绪年间举人，因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被清廷通缉，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1907年起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立报》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民立报》诞生于清王朝垮台前一年，它第一个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在辛亥革命胜利之际，于右任以“骚心”的笔名发表了在《民立报》上发表了《长江上游之血水》，其情溢于言表：“秋风起兮马肥，兵刃接兮血飞。蜀鹃啼血兮鬼哭神愁，黄鹤楼头兮忽树革命旗！”彼时的于右任看到的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他描述的“蜀江潮接汉江潮，波浪弥天矣”，正是他百年前在曙光初露时表现出的浪漫情怀。但此后政局走向则令其大失所望，这种失望一直伴随他走完人生的终点，最后随着一篇《国殇》戛然而止。

哀莫大于心死。面对一个看不到前途的国家，一生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于右任却无法瞑目，因为国家在他的心中已经不存在了，它不过是个没有灵魂的空架子。屈原在《国殇》中有：“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据戴震《屈原赋注》：“‘殇’之义二：男女未冠笄而死者，谓之‘殇’；在外而死者，谓之‘殇’。‘殇’之言伤也。‘国殇’，死国事；则所以别于二者之殇也。”看来，屈原的《国殇》是一篇凭吊烈士的祭文。由此想到，对不久将别于人世的于右任，他的《国殇》是否亦有此意呢？这是否是对革命破产后一种凭吊和追悔？回顾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历史，猜测彼时老人的心境，我想到了两首唐诗，一为曹松的《已亥岁》：“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另一个是张虫宾的《吊万人冢》：“可怜白骨攒孤冢，尽为将军觅战功”。是的，我们往往真不知道，我们在所谓的继承先烈遗志的誓词背后，看到的原来是悚目惊心的背叛。由此观之，于先生做《国殇》时，也许是这种心情挥之不去后的心情使然吧。

明天将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此刻，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正在北京隆重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国家领导人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并回顾了辛亥革命100年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指出了新形势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但此刻，开启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嘱依然萦于耳际：“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由此看来，我们似乎还在路上，如何突出重围倒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此刻，我不禁想到了一首80年代的歌曲《心愿》，这首歌词无疑是浅薄与深刻的复合体，拆解后用来描摹当下的现实却丝丝入扣： “翻身的土地争奇斗艳”不过是一种虚幻的现实， “坎坷的道路汗浸血染”是历史的追忆。当然，“沉重的翅膀诉说艰难”应该是对当今改革的现实描述，而“不朽的永远是信念”只能是洞若观火后的无奈了。

适值辛亥革命百年庆典之际，遥想于右任老先生从高歌“蜀江潮接汉江潮”的激情浪漫，到行将就木时的“国有殇”，这种巨大的情绪跳跃中不值得我们深思么？这是大彻大悟后的真情表达，是收获“跳蚤”后的追悔莫及，是对生灵涂炭的惋惜。遍观宇内，人民何在？看来，我们用什么来回应老先生的生死眺望，这才是当下对辛亥革命百年最好的纪念！

于2011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