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玲珑十二皇子身份:从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反思中国诗歌民族性的流失

何漂

　　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自家门口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这对于整个世界诗歌历史的发展毫无疑问是一件大事。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获诺奖，让我有了深深的反思。诺奖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价值和地位，为什么能够得到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广泛认同，究其根源，我认为诺奖的文学精髓之一就是其弘扬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是人性的光辉和人类社会命运的结合，是关注人类整体命运和某个民族人性和文化特征的理念集合。　　纵观所有的诺奖作品和受诺奖所推崇的文学大师，我们不难发现诺奖所推崇的文学民族性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是歧视和偏激甚至是极端，它不局限在一个套子里，不局限在某种权威中，诺奖作品中折射出来的文学民族性所推崇的价值理念是超越国家差异与时代差异的。这也不是说他们的作品偏离了他们自己的民族，失去了本土文化作为其作品的精神依托和植根土壤，相反地，他们那些杰出作品所立意的就在于他们那个民族的人性、文化、社会和历史，而这种精神的真谛和思想的升华便是同样能够在世界其他民族里放射光芒的。　　诗歌的民族性是指诗人创作的诗歌更应该是有自己的民族特征，有自己民族的文化元素和内涵，并且这种特征、元素和内涵是上升到一种精神的高度和深度，这才是真正可以傲立于世界的，正所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诗人艾青在关于中国诗歌为什么一定要有自己的民族特性的问题上曾经说：“凡是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一定具有民族气魄······我们的作品具有民族的风格，人们才能看了我们的作品认为是中国诗人的作品。”　　就像1904年诺贝尔文学奖给法国诗人弗·米斯特拉尔的获奖理由是：“他的诗作蕴涵之清新创造性与真正的感召力，它忠实地反映了他民族的质朴精神。”而1945年给智利女诗人加·米斯特拉尔的获奖理由是：“她那由强烈感情孕育而成的抒情诗，已经使得她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世界渴求理想的象征。”诺奖在人类文学世界中不断地弘扬着一种追逐于爱与美的真理。　　拿诺奖作比较，只是来反思我们自己，并不是崇洋媚外，更不要有任何的政治偏颇，也不要走入政治左右文学评判的误区。当代中国的诗坛，站在世界文学的滚滚大潮中，站在国内文学的风口浪尖上，我们不要自卑我们的文学界里没人获得诺奖，也不要轻狂扬言我们不需要诺奖，更不要偏激诺奖不适合中国，我们要做的是立即反思和自省，从这一过程中找回中国诗歌真正的灵魂，找到中国诗歌与世界的差异和差距，进而优化我们本民族的诗歌创作，让中国诗歌去更大的世界绽放光彩。中国诗歌不是单纯地需要诺奖，而是需要有诺奖所倡导的文学精神，尤其是文学民族性。　　对于当代国内文学界有部分人对于诺奖的怀疑和排斥，如果抛开政治家之间的阴谋和底牌以及各种体制之间所吹嘘的价值观不去做过多研究以外，单从文学精神的角度去深思，这种不入世甚至是固步自封、妄自菲薄、自命清高的言论和做法是一种荒唐和愚昧，姑且不在此高谈诺奖的魅力和价值，一种文学奖能够成为世界的共识，自然有他的理由和贡献。中国人应该超越世俗鄙见、放弃政治异解、统揽时空、立意深远，站在整个人类文学的高度去看待和反思我们与诺奖的距离和差异，毫无疑问，作为文学繁盛、人才辈出的中国，诺奖需要中国，作为要在世界民族中站稳根基的中国文学，中国一样也需要诺奖。千万不要把诺奖仅仅看成是一纸荣誉，而是一种情操和思想，一种精神和标准，那样我们来谈论关于诺奖对于中国诗歌的反思就会更有意义。过去战争年代的纠纷就让他随着时光的流水远去，当我们真正站在文学的立场和角度去思考我们民族文学的发展和进步的时候，诺奖或许有中国文学革新和进步所亟需的营养和动力。中国文坛，尤其是中国诗坛，向诺奖的文学精神看齐，不是在丢失自己的文学民族性，反而可以更加阻止我们本土文学民族性的流失，帮助我们重建和完善自己文学的精神系统和信仰价值。　　当然，盲目地追求诺贝尔文学奖，只会成为诺奖的奴隶，而不向诺奖的旗帜看齐，只会遮蔽中国诗歌突围的光芒。虽然中国的诗人没有获得过诺奖，未免有些惋惜，但更为重要的不是埋怨而是反思，即便现在有位中国诗人获得了诺奖，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欣喜和愉悦，因为在整体的诗歌历史进程中，或许中国的诗歌整体仍然是停留在自己所盲目崇拜的水平。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诗歌，在世界诗歌中的地位慢慢被边缘化，试想，历史上的诗歌大国在今天何以沦落至此？中国诗人本应有的核心价值存否？答案让人惊心，中国诗歌的民族性在流失。　　敢问当代的中国诗歌，路在何方？中国的诗歌一直在创新，但是这创新的背后是弥漫硝烟的批判和怀疑、否决和打破，而真正诗歌所需要放射的灵魂光芒则阴暗在那些一派派、一代代所谓的争论之中，中国诗歌所谓的正统更迭频繁，圈子和派系关系重重，导致诗歌的发展成了“圈地运动”。从宏观上看，我认为“破而未立”是当代中国诗歌与诺奖存在的真正的距离。中国的诗人有越位的嫌疑，大部分的诗人一旦具有先觉意识，便往往很容易成为批评家，他们把犀利的笔锋针对社会的弊病，可是对于打破后的精神体系如何重建，发现出的深度问题如何解决，似乎并不被诗人所在乎。对于诗歌本身的发展也是如此，几乎每隔几年就出现新的诗歌热点，甚至是诗歌主张和派别，他们在一次次批判前辈的基础上试图走出禁锢，但是也未曾建立出属于适合本民族整体诗歌文学发展的体系，朦胧派崛起，新生代又来，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发展，实际上却遗留了很多问题，也许一个民族所需要的诗歌精神就在这些所谓的极端诗歌革命中渐渐地消失和颓废，原本传统中优秀的品质和内涵被无端抛弃，转而引进一些什么新品种来，就好像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浪起。很多诗人在为所谓的诗歌主张争夺地盘，各守阵地，各自发展门生，壮大势力。这导致我们的诗歌界不缺名人，而缺大师，传道授业成了派系遗传，有的诗人甚至凭借一两首所谓的代表作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不思进取了，在国外，很多年迈70的诗人仍能够写出经典，甚至超越自我，但是在中国，这样的现象几乎是少得可怜。因此，中国的诗歌难以上升至高境界，这与诗人的价值取向和生活状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扪心自问吧！很大一部分诗人似乎太热衷于名与利的争夺和自我文学利益的得与失，这难道还谈得上文学民族性吗？文学的民族性需要诗人的团结和凝聚，需要诗人认真的总结和学习，需要诗人具备有容乃大的气度，需要诗歌界有向心力，需要诗人有定力。试问中国诗坛何日能消停名利的争夺呢？　　我们至今还无可否认的是中国诗人重奖不重精神，重名气不重使命；有一部分意识到民族性的中国诗人只从本民族文化和人性中汲取而不给予，只破不立。像这样的诗歌界，人民大众怎么不会把诗歌边缘化呢？难道整体徘徊在那样的文学壁垒中能够创造出群众喜爱的作品吗？在中国，有一种怪现象，写诗的恐怕比读诗的还多，诗人就责怪在读者身上。可是我们不难发现那些西方的诗歌大师，像保罗·策兰、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金斯堡、里尔克、阿多尼斯、耶胡达?阿米亥、曼德尔施塔姆、布罗茨基、茨维塔耶娃等等，他们的诗集畅销，他们的声望很大，他们的读者群很多，他们有着很广泛大众基础，这又是为什么呢？就不说国外，为什么我们如今每逢遇到什么重要时刻和特殊事情，心里勾起的还是李白、杜甫、王维、苏轼、柳永、白居易、李商隐、王昌龄，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艾青、食指、北岛、海子等诗人的作品呢？而且这些咏叹和使用中，古代诗人还占很重的分量。　　面对西方强势的诗歌狂潮，我们自己的诗歌不要完全西化，更不要局限当前，脱离了民族性去谈诗歌甚至要去世界诗坛争夺风云、站稳地位是不可取的。我们有很多诗人在不自觉地充当西方大师的忠实粉丝，他们不是在汲取营养进而完善本民族的诗歌精神财富，而是一味地模仿、照搬，甚至稍加以修饰的抄袭，像这样的中国诗人，西方那些真正懂诗的大师他们会买账吗？试问如果那些已经在国外被译成他国文字的中国诗人的作品，难道那些作品里都留着西方民族文化和人格的血液？难道西方的审美水平会青睐中国诗歌那样的作品吗？　　看看我们的诗歌界：那一批批像打了鸡血盲目疯狂和孤傲的诗人们，那一堆堆用金钱和权力堆积出来的诗歌荣耀，那一位位深居衙门、庙堂和书斋闭门不出造车的诗人们，那一个个自我封闭、自我陶醉、自我吹嘘的圈子，那一次次盲目西化和自闭的诗歌潮流，那一篇篇在记流水账似的诗作，那一首首糊里糊涂拿“性”当诱饵的诗作，那一个个自称先锋前卫把垃圾当圣经的伪诗人，那一个个掌握诗歌话语和权威资源雄赳赳气昂昂的诗歌大佬，真不敢想象中国诗歌的民族性还存有一点否？甚至连起码的文学性是否还在坚持，我都不禁很怀疑。所谓那些天天在写诗的人都弄懂了中国诗歌的真正本质和价值吗？当我们的后代来看我们这一代诗歌作品的时候，他们会是一种怎样的眼光和疑惑？那些快手笔下的累累文字，究竟在为这个民族创造了怎样的精神财富。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迄今只有二百多首诗作，而我们很多诗人出版诗集就像是在印发行政公文似的，中国人太注重数量的文学伦理，多、繁、盛的特征并不一定就代表有水平和高度。中国的诗人数量惊人，到处都是打着诗人牌子乱窜的人，试问这到底是诗坛的繁荣？还是“诗人”身份的堕落？中国诗歌的民族性，你坚持了吗？　　我觉得当代中国诗歌界的弊病在三。其一、视野狭隘、立意浅薄、语言贫瘠、思想、情感、艺术未能超越时代的困惑和局限，对政治的依附性太强；其二、名人太多，大师缺乏，圈子化严重，派系重重，缺乏高度、深度与广度；其三，功利主义弊病，艺术生命过于短浅，易生懒惰和享乐思想，易于满足。　　对于当代中国诗歌的现状，我们的社会对此也是负有责任的。中国诗歌民族性的流失，还需要中国社会还一片纯净的中国诗歌土壤。社会需要给诗人以独立人格的空间，我们现在对诗人的态度慢慢有点偏颇了，在世俗的眼中，诗人似乎就成了百无一用的书生，尤其是在经济社会，过分地以经济指标去衡量诗人价值的观点是极端和片面的，这样很容易磨去诗人固有的人格和尊严，社会需要重新来看待诗人价值和意义。　　当然，当代中国诗歌还是有很多值得鼓舞的诗人和诗作，尤其是正在崛起的一代，但是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存在的。在当代中国诗歌界，一部分在上一代就已形成实力派且拥有广泛的名望和社会资源的诗人往往垒砌高台，让人望而生畏，他们不善于挖掘新生的诗歌力量，不注意引导年轻一代诗人的正确成长方向，甚至自树权威，使自己无法超越自己，尤其在传播媒介上，很多优秀的新一代诗人很难在重要的诗歌媒体上发表作品，成名何其艰难，更不要说他们创作高峰的涌现了。正因为当代中国诗歌所谓的权威还在，很多隐藏在民间和草根的诗人以及优秀的作品未能得到真正的展示，他们似乎还在被压抑着和控制着，但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很久了，已经在慢慢改善了，中国出版的逐渐自由和民刊势力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诗歌的发展。　　当前，民间还有很多真正意义上的优秀诗人，多么希望他们能够诞生出蕴含着民族性的中国诗歌，将中国诗歌推向历史的更高潮。纵观近几年的中国诗坛，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诗人继余光中、洛夫、北岛、舒婷、多多、杨炼、顾城、海子、梁小斌、欧阳江河、韩东、于坚、李亚伟、翟永明、王小妮、张枣之后开始在诗坛风云而起，但是真正靠作品拔尖的年青诗人还依然是凤毛麟角，像最近几年风生水起的陈先发、雷平阳、朵渔、潘维、雪马、郑小琼、李成恩、南方狼等，就作品的文学民族性而言，颇值得研究的是雪马，他凭借《我的祖国》《江南》等作品开始在诗坛出头，《我的祖国》写得那样的饱含思想、真情流露，艺术手法独特，以质朴而通透的语言写出了民族的精神和灵魂；而《江南》里面的确有一股不失现代色彩又有传统底蕴的中国风，在《江南》里，可以看到有唐伯虎画里的意境，有李清照词中的惆怅，有朱自清笔间的才情。当然，还有其他年轻一代诗人的诗歌作品也能够让读者看到中国民族性的某些特色。   我多么期待看到那些正在狂躁和焦虑的年轻一代诗人们能回归到构建中国诗歌民族性冲出思想围城和艺术壁垒的道路上来，201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我们重重一锤，那不是在打击我们自己的诗歌血性，而是在击醒我们的创作灵魂，反思是一种创造的开端，我似乎看到了未来中国诗人登上诺贝尔奖台的那一刹那。　　（作者系作家、诗人、文艺评论人、《文艺巢》杂志主编）本文来自[左岸文化网] http://www.eduww.com  版权归原著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