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溶为什么没有回归:周恩来秘书符浩揭秘“913事件”

符浩：中国第一代外交官

就像当年改名字时的含义一样，符浩大使的确成了中国外交史上一个不可替代的符号。这位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前驻越南、日本大使，见证并书写了新中国的外交史。在亲身经历了战争与和平的艰辛历程后，符老无比感慨地说：“我是中日之间战争与和平的历史见证人，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中日关系应以史为鉴，继往开来。”

戎马倥偬初涉外交

符浩是典型的褪下戎装穿起礼服的外交部开山元老。打过日本侵略军，又从晋冀鲁豫打到长江，解放上海，战功赫赫的符浩并没有想到，血与火的洗礼为自己开启的是一扇五十年外交生涯的大门。

原名符忠孝的本文主人公，一九一六年降生在陕西礼泉县一个贫苦农家，苦难艰辛的童年生活没有磨灭这个穷人家孩子的志气，反而激发他求知上进的信念。凭借毅力和聪颖，他考进当时陕西最好的学府西安师范。在那里，这个正直的热血青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寻找中国和自己的出路。西安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一九三七年符忠孝考入延安抗大第三期，并响应号召上前线，从此成为一名军人。

刚进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便来看望新生，点名到符忠孝时，由于浓重的湖南口音让人听起来像是“符号”，同学马上纠正，而罗瑞卿却幽默地说：“小题大做，一个标点，一个符号，有什么不可以”。于是，“一个标点，一个符号”的典故就在抗大传开，符忠孝豁然有悟，索性取其谐音改名叫“符浩”。符浩永远不会忘记在抗大的日子，至今还珍藏着毛泽东讲课那天给自己题上“了解对象，尊重对象”的日记本。而这八个字几乎预言了符浩一生所从事的事业。

离开抗大，符浩被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某团任政治处干事。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符浩身经百战，多次死里逃生，是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在当“敌工科长”时，出生入死潜入敌营策反，促成山东战区抗战以来伪军反正规模最大一次的伪王道部起义。长期从事对日军和伪军的工作，符浩积累了丰富的对敌工作经验，并和许多日本反战军人结下深厚友谊。从那时起，符浩的外交才能已初露峥嵘。而他第一次做外交的经验也比别人早，一九四六年，在渤海军区政治部联络部任部长的符浩，被派到敌占城市德州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德州第十五小组的中共上校代表。

符浩与美国代表怀特中校、国民党代表刘金明上校等人围绕德州的停战换防执行问题谈判交涉近四个月，情况复杂多变。国民党企图收编城中伪军，以抢占在中共解放区范围内的德州，美方代表则表面中立实际扶持国民党。符浩一面积极配合执行停战工作，一面小心防范城内伪军反扑，以及国民党军故意制造的摩擦，同时让美方代表无可挑剔。经过巧妙周旋，符浩维护了中共的胜利成果。最终，在伪军的一再袭扰下，中共决定以武力解放德州城，国民党代表在感到形势不妙后提前逃回北平，美方代表在八路军的保护下完成了停战执行任务，虽然未能帮国民党抢占解放区，却不由衷心佩服中共的谋略与胆识。而符浩的首次外交答卷也颇为精彩，以至后来这段历史被拍成电影。

之后，符浩随华东野战军攻占济南、会战淮海、横渡长江、解放大上海，直至全国解放，他作为一名英勇善战的军人，完成了自己的每一项使命。1950年，时任华野三十三军九十八师政治部主任的符浩被抽调进入刚刚成立的外交部，开始了近五十年的外交生涯，一路披荆斩棘，顶过凄风苦雨，为中国迎来了外交新时期的明媚曙光。

首任联大代表团秘书长

进入外交部不久，中国着手建立与蒙古共和国的外交关系，符浩被任命为驻蒙古大使馆政务参赞。临行前，符浩与夫人焦玲一起前往西花厅听周总理指示工作。一看到身着戎装的符浩，周总理就笑着说：“已经是外交官了嘛，怎么还穿军装？”并且细致地对焦玲说：“要当参赞夫人，可得学会穿旗袍呀！”两个“土八路”出身的外交官这才真正意识到了外交工作的性质，从各方面注意做一个合格的“代表中国”的外交官。

一九五二年，符浩从蒙古回到国内任亚洲司专员。翌年夏，朝鲜战争结束，战后的战俘遣返工作复杂而繁重，符浩受命前往开城协助李克农担任志愿军遣俘代表团顾问，争取最多的志愿军被俘人员返国。

回国后，符浩调任亚洲司副司长。一九五五年，他赴印度任使馆政务参赞。符浩在印度工作六年又半，参加了第一次中印边界谈判，亲自解救护送被达赖集团掳走的西藏女活佛回国等许多重大不为外人所知的事件。一九六二年，从印度回国的符浩先后任人事司副司长、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和外交部办公厅主任。“文革”期间，耿直硬颈的符浩首当其冲多受磨难，却还不顾个人安危与外交部九十一名领导干部联名保陈毅。那段不堪回首的疯狂岁月，符浩以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精神支撑走过，他所不能忘怀的是曙光初现的一九七一年。

那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出逃坠机温都尔汗。外交部于十四日接获驻蒙古大使馆的直线电话关于中国一架军用飞机在蒙古境内机毁人亡的报告。姬鹏飞立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情况，得到总理的一系列处理指示。当天下午，符浩亲自密封了蒙古使馆电报送到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的人民大会堂。回到家，兴奋的符浩去乔冠华家，两人开怀对饮。符浩不禁吟起了“月黑雁飞高，阐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唐诗。乔冠华也一时诗兴大发，遂改其句曰“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

在这次开怀小酌不久，又一件振奋人心的喜事降临了——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二七五八号决议通过了表决。中国迅速组成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乔冠华任团长，黄华为副团长，而符浩则是代表团秘书长。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接连出现重大突破，美国也与中国频繁接触，中国外交二十年来的工作已开始显露出硕果。临赴纽约前一晚，毛泽东接见代表团成员，这在以往是从没有过的，足见他对重返联大的重视。在会见中，周总理特意在介绍符浩时指明：“他是属于''''九十一’人，政审通过的。”谈话时，毛泽东肯定地说：“我还是喜欢九十一人。”这就是明确地表示支持陈毅，并肯定了外交部九十一人的行动，使符浩等人轻装上阵，远赴联合国。

心情激动的符浩，在飞往纽约的途中，将纷繁思绪反复吟哦成诗一首，其中一句“心潮逐浪云天外，誓挽强弓射大鲸”尽吐胸中豪情，为日后在联合国这个国际大舞台书写中国外交新篇章做出绝佳序言。

践履中日友好的缔约者

一九七二年五月，在周恩来提议下，符浩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但“文革”后期，符浩受到冲击靠边站，一九七四年又被派往形势紧张的越南担任大使。不久，“四人帮”被粉碎，符浩回国接受驻日本大使的新任命，展开了外交新旅程。

符浩与日本打交道，除去抗战时期，他曾于一九五五年随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并且是一九七二年田中角荣首相访华接待班子的负责人。一九七七年，符浩再次成为中日缔结友好条约的关键人物。这双亲自赶走侵略者的手，又要为两国的和平，紧紧握住日本友人的手。历史的安排，让符浩感慨万千。

符浩向日本天皇递交国书后，接待的第一批客人就是日本促进日中缔约全国委员会的三位召集人。随后，在日本各界为符浩举行的盛况空前的履新招待会上，符浩切身感受到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对缔约的热情，深感中日缔约是大势所趋。之前，符浩从日外相园田直那里已直接得到他积极促成缔约的信号，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首相福田赳夫的态度。

到任不久，福田首相在办公室接见符浩。两人像是老友一样谈笑风生，读了八年汉文的福田话题围绕中国文化，从四书五经、战国策一直说到自己的名字“赳夫”。符浩接口说：“是出自《诗经》''''赳赳武夫，公侯干城’，阁下乃国家栋梁也。”福田听后大笑，连声说：“哪里哪里。”会见气氛瞬间融洽。福田说：“联合声明发表已经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的纪念会我将出席。我对五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感到高兴。今后怎么办？……我要努力建立一种体制，使两国关系能够无误地、长久地持续下去。”回去后，符浩对福田说的“一种体制”作了认真思考，并广泛拜会各界知名人士和日本内阁有关省厅大臣，得出结论，福田所指应是缔约问题。

当时使馆中关于福田是否会推动缔约存在两种看法，不少人认为身为右翼的福田不可能推动。而符浩则在多方考察调研后，认为左翼不敢、不能做的事，右派可以去做，福田很有可能同意缔约。为协调两种意见，符浩在最后给国内的报告中采用了“不排除缔约的可能”。之后的事实证明，福田首相一见到园田外相就以确定口气问他“你打算几时去中国？”缔约之事顺利进行，直到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中日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即时生效。

为中日友好做出巨大贡献的符浩大使，自己就是一位中日友谊的最好例证。抗战时期，担任敌工科长的符浩，对被俘日军做思想教育工作，成功化敌为友，许多日本军人参加了反战同盟，与中国人民一起抗日。其中有三个与符浩一起战斗的日本军人战后回到日本。当听说新任大使叫“符浩”，便猜测可能是“符科长”，于是聚在电视机前观看符浩大使抵日的报道。电视画面里符浩大使夫妇一出机舱，三个老人就齐声说：“是他，是他，嘴很像，没错！”于是他们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请求见面，但被年轻的接线生想当然地拒绝了。后来符浩知道了一直耿耿于怀。

终于，一次符浩到京都访问，在演讲会上他看到台下一双热切的眼睛，那正是闻讯赶来的三人之中的松木春一老人。演讲一结束，符浩就走下台去，与久别的老友紧紧抱在一起，感人的场面引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符浩与这几位老朋友及其家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后来，他们还曾来中国，与符浩大使一起旧地重游，缅怀一起战斗的岁月。这些老人及其后代都是促进两国友好事业的积极参与者。

外交家的桑榆情怀

从外交部离休后，符浩进入人大常委会对外委员会主持工作，继续从事外交工作。一九九三年，七十七岁的符老正式从人大退下，在家中以写作为乐。古诗词造诣极深的符老，有随兴赋诗习惯，无论是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风云变幻的外交旅程中，符老都有佳篇，如今已汇集出版了诗词集《天南地北集》，并有回忆性文选《风雨沧桑集》。

历经数十年风雨沧桑的符老已九十高龄，这位豁达正直的第一代外交官有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谈起近况，符老毫不掩饰对感情笃深的老伴焦玲的赞许：“她把生活安排的很好。我每天都去散步，和老朋友聊天，只是最近不大写文章了。”焦玲也是从烽烟里走来第一代女外交官。这对有着传奇经历的外交官伉俪既是事业上的最佳搭档，也是生活中惹人艳羡的佳偶。

从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的位子上退下来，焦玲也没有闲着，在外交部老干部大院里在老同事的拥戴下，一连当了三届离退休干部的中共支部书记。生性豁达开朗的焦玲，与相濡以沫的丈夫符浩一样为人淡泊，三个子女也继承了他们的性格，好学而不耽于名利。家中古香古色的摆设大多是喜欢历史考古的小儿子“淘”来的旧东西，简单古朴不失风雅。墙壁上还悬着日本大画家东山魁夷的真迹和吴作人大师写的“同求大道”、“自异融流”两幅大字。焦玲环视一下自家的客厅说：“我们这个家说朴素是真朴素，说富有也真富有，算是个平融之家吧。”

这对相携走来的外交官夫妇，两人的性格却颇为不同，焦玲个性鲜明，感情强烈，对看不惯的社会风气常常义愤填膺，交通问题、公共卫生问题等等，都是她很关注的。采访中，坐在一旁沙发上的符老微笑着说：“我老伴儿脾气大，我脾气好，所以能以柔克刚。”这位老大使打从当年在演兵场上看到焦玲飞身跳马的英姿，他就知道注定一生的缘分来了，如今相携共度六十载，人间至福莫过于此！

（来源：中华网）

符浩，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历任驻蒙古大使馆参赞，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驻印度大使馆参赞，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外交部副部长，驻越南、日本大使等职。“林彪叛逃事件”发生时，符浩恰为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成为事件发生后国内首批知情人中的一员。

1971年9月13日上午，外交部获悉，当日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以东300公里的温都尔汗地区有爆炸声，随之火光冲天。下午，符浩等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已知道林彪和叶群等人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于零时32分由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朝西北方向逃跑，目标很可能是某个外国。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外交部一边密切注意外电报道，一边研究和提出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的交涉或应对方案。14日上午，符浩与其他外交部党组成员来到部会议室开会。一进入会议室，符浩便感到气氛里有一种严峻感，不像以往那样活跃、有点幽默。但每一个与会者都很镇定，会也开得有条不紊、从容不迫。主持会议的是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在会议上，大家对林彪出逃作了四种估计：1.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2.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讲话；3.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立即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等已到达邻国某地；4.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静。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在各种情况下对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态的问题。

会议正在进行中，突然值班秘书拿着一份手抄特急报告快步走进来，径直奔向姬鹏飞。姬鹏飞接过报告仔细阅读，神态冷静沉着。当他的目光离开文件，脸上绽开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家说道：“机毁人亡，绝好的下场。”接着把报告读了一遍。原来，这是驻蒙古大使馆的直线电话，关于中国一架军用飞机在蒙古境内机毁人亡的报告。以及许文益大使已向对方提出要求到现场调查等。顷刻间，会议的气氛活跃了许多。分管对蒙外交的副部长韩念龙从姬鹏飞手里接过报告，逐字逐句仔细看了一遍。为了让毛泽东与周恩来尽快知晓这一消息，姬鹏飞立即要王海容与主席和总理办公室联系，但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两位自前天夜里起，一直没有合过眼，刚刚服过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惯要4个钟头以后才能醒来。姬鹏飞要求再一次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一份特急和特别重要的文件，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

一番紧张工作过后，已是下午2时，饥肠辘辘的符浩回到办公室，从抽屉中找出一包应急用的苏打饼干，权作是午餐。可还没吃两口，就被通知去姬鹏飞的办公室。正巧姬鹏飞也在吃饼干。嘴里一边嚼着饼干，姬鹏飞告诉符浩，总理来电话说，他和主席对外交部的同志迅速把报告送到并叫醒他们感到满意。周恩来特别对驻蒙古大使馆面临突发事件，在不了解实际情况下，为使国内尽快得到信息而启用已经封闭两年之久的专用电话线，以最快的速度把报告传回来表示满意。

周恩来指示，从即时起，指定专人译办驻蒙古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他亲启。而且，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符浩回忆，依照周恩来的指示，当天下午5时58分，他将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3号铅字打印18份，提前两分钟按指定入处走进大会堂北门。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告诉符浩，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已到齐，连董老也来了，就等符浩送的文件了。听到王良恩特别提到董必武，符浩自然明白这次会议非同小可，因为那时董必武年事已高，一般不出席会议。

之后不久，中国政府代表团按原定计划出国访问，符浩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虽然“9·13事件”余波未了，但毛泽东嘱咐中国代表团继续通过巴黎渠道保持与尼克松、基辛格的联系。9月26日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代表团全体成员向周恩来汇报准备情况并听取指示。会后，符浩刚走出北门，一位服务员追上他，告诉他总理请他去西大厅。

符浩一时不知道总理请他去有什么指示，也顾不得多想，便疾步走回西大厅。大厅里只有周恩来一人，好像在思考着什么。看到符浩已经转回来，周恩来招手示意他坐下，又望着他想了一会，然后说：“你明天一早就要动身去巴黎，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停顿了一下，周恩来的语气更加郑重，接着讲道：“中央已决定逮捕黄、吴、李、邱等人。这些也告诉他。”并叮嘱符浩，这些情况只能告诉黄镇一个人。

林彪叛逃之夜的周恩来

（来源：中华取名网）

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密切注意外电反应，抓紧研究和提出因林彪事件可能引起的对外交涉所需的应对方案。

在做完这一切后，天已经亮了。

人民大会堂外面，丝毫没有显示出什么异样。人们依旧是那么的平静，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该散步的散步。天安门广场上，首都民兵师的队伍还在演练队形，准备迎接国庆22周年的检阅。广播喇叭的新闻播音中还不时有林副主席的字眼。外面的行人谁又能料到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刚刚渡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不眠之夜？

北小厅，周恩来在办公桌前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连卫士轻轻地把窗帘拉开和关灯的声音都没能把他惊动。

从12日晚上7点半吃过一顿饭后，到现在连续紧张工作10多个小时没吃东西，也没休息。卫士担心他的身体，但此时此刻也不敢说什么，只能在一旁静候。

沉思了好一阵子，周恩来起身走出北小厅，前往毛泽东所在的118厅。往常，周恩来总是会问：主席休息了没有？但这次他没问，他知道毛泽东肯定没有休息。

据当时在周恩来身边的卫士高振普回忆，周恩来在毛泽东那里大约谈了半个小时。

从毛泽东处回来后，正好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电话。

许世友的嗓门很大：“报告总理，我已派参谋长带部队占领了南京的全部机场，辖区内的其他机场也已同时出动部队全部占领，请总理放心，请毛主席放心。”

“好啊，世友同志，有情况随时报告。”周恩来脸上露出了昨晚以来难得的一丝笑意。

类似的电话还有一个，是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打来的。电话是打到中南海西花厅的。秘书纪东接的电话。丁盛在电话里说：请报告总理，我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已经遵照总理的指示去办了。

周恩来得知后，吩咐把纪东叫到了人民大会堂，暂不要回西花厅。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保密。

13日上午9时左右，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周恩来吃了一碗面条和一个包子。随即又召集政治局委员、军委和总参作战部的同志到大会堂东大厅开会，分析由于林彪外逃可能发生的情况，研究制定紧急方案，调整部队部署，重点是应付外国势力的入侵，并拟定向全军发出的紧急战备指示。

从12日下午5点多从西花厅出来到13日一整天，周恩来都没有回过西花厅，连续20多个小时没回家。在西花厅的邓颖超担心周恩来的身体，来过好几次电话。从卫士们支支吾吾的言语中，政治经验丰富的邓颖超预感到国家肯定出什么大事了，她不是像以往那样催周恩来早点散会，而是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按时给周恩来吃药。1967年，周恩来就已检查出患了冠心病。

13日晚上10点15分，空军司令部送来一份报告：18时4分，蒙古人民共和国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2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从18时起进入一等戒备。

周恩来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这可能是关于林彪座机坠毁的最早消息。虽然当时还不能确定这架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的飞机就是林彪的座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周恩来一定会把它与林彪的座机联系起来。因为从时间上和方向上都存在这个可能。

那么，接下来，周恩来会不会电告我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使馆，要他们密切注意这件事呢？当然这只是笔者的推想，目前还没有材料显示周恩来是否有这样的动作。

14日上午11时左右，连续忙碌了50多个小时的周恩来看上去显得格外疲倦。在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再劝说下，周恩来服了安眠药，在北小厅躺下休息了。连续高度的紧张和劳累使他很快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躺下休息前，周恩来告诉卫士：有什么情况随时叫醒他。

下午2时，刚刚入睡不到3个小时的周恩来，就被外交部的一个紧急电话叫醒。电话是王海容打来的，她说有重要情况要向总理报告。秘书只好把周恩来叫醒。周恩来预感到可能有林彪一伙的什么消息，叫王海容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并吩咐卫士到门口等候。

王海容送来的是我国驻蒙古使馆发回的密报：我国一架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2时左右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

机上9人全部死亡，其中有一女的。机号：256。

看完报告，周恩来顿感如释重负。虽然报告未说明那架飞机就是林彪座机(当时我驻蒙使馆也不知道)，但是，周恩来已猜到十有八九了。他高兴地连说；“啊，摔死了，摔死了。”

随后，一向注意仪表的周恩来穿着睡衣和拖鞋，疾步走向毛泽东所在的118厅，向毛泽东报告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

据当时在场的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这一进去，周恩来和毛泽东谈了一个多小时。

从118厅出来后，周恩来来到福建厅，向等候在这里的政治局委员宣布了林彪一伙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的消息。会场在短暂的沉寂后马上涌动着阵阵欣喜。

在这天的晚餐时，周恩来破例喝了点茅台酒。

从14日午夜开始，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分批向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和军队系统的主要领导人通报林彪事件的经过，要求各单位的领导回去后把握住本单位，紧紧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制定防范措施，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事情。mrzl.com

分批的通报会到15日下午4时才结束。至此，73岁高龄的周恩来几乎连续紧张地忙碌了整整3天3夜，中间只睡了不到3个小时，加上沙发上的几次小憩，总共也不足5个小时。

当周恩来迈着疲惫的双腿离开大会堂回到西花厅时，等候在门口的邓颖超心疼地对周恩来说：“老伴啊，看你的两条腿已抬不起来了。”

两个多月后，周恩来对在京的上层爱国人士回顾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之夜时说：“事后说来惊险得很，但当时处理并不紧张。因为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群众，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林彪死了

林彪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使周恩来大大松了口气。它至少消除了国际敌对势力可能给党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然而，就国内来说；危机并没有完全消除，紧急战备状态仍未解除。

摆在周恩来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保持国内政治局面的稳定，防止出现其他可能发生的事变。

为此，周恩来指示：对林彪事件要严格保密，保密时间尽可能长些，以赢得时间处理“善后事宜”。这是因为：除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外，林彪集团的其他党羽当时都还没有惊动。对这些人，要尽快找恰当时机解决，防止他们有些人狗急跳墙。另外，对当时国内的大多数人来讲，说林彪反对并阴谋暗杀毛主席，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更不要说相信这是事实了，这也就是毛泽东所顾虑的“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的问题。因此，如果过早地把林彪事件泄露出去，不但会引起广大群众的一些不必要的猜疑，而且可能会使林彪集团的一些党羽铤而走险，挑起暴乱。

笔者曾采访过一位当时在空军司令部任职、后来担任过空军司令员的老同志。他告诉我，后来空军向高级干部传达林彪事件时，空军司令部的一位二级部部长竟当场站起来，指责文件是胡说八道。

9月14日下午，周恩来接到我驻蒙使馆的密报后，立即指示：将报告用3号铅字打印18份，由符浩(外交部办公厅主任)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交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周恩来亲自启封；今天驻蒙使馆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向他们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9月14日，我驻蒙使馆的一位干部在归国休假路过中蒙边境时，向我某边防站站长讲了我国有一架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机上人员全部死亡的事。该边防站站长把这一消息逐级上报到军区。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将这个边防站站长隔离起来，并限令军区采取措施，让已知道这一消息的26个人谁也不许扩散。

9月20日，我驻蒙使馆奉国内指示派使馆二秘孙一先送林彪飞机坠毁现场照片及有关材料回国，并当面汇报。此前，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电告驻蒙古使馆，请许文益大使亲自带人到出事现场，查清飞机型号，遇难9人的身份，还要从各个角度拍摄下飞机、现场和9人的照片，特别是死者的照片要从不同角度拍特写，并向蒙古方面交涉，把9人的遗体运回国内。

随同孙一先回国的还有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公司的蒙语翻译贺喜。周恩来专门指示符浩去车站接车。

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听取孙一先的汇报。

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外交部的姬鹏飞、韩念龙、符浩，公安部部长李震、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等。

会上，大家根据带回来的材料分析了飞机坠毁的原因，应该是飞机由于燃料将要耗尽，被迫紧急降落。驾驶员不太熟悉地面情况，冒险以飞机肚皮擦地降落。飞机降落后失去平衡，与地面冲撞，油箱里还有残油，引起爆炸。从死者的遗体上看，都取下了手表等易于擦伤身体的物品，说明迫降是事先作了准备的。

会议开始时，周恩来看到只来了孙一先一人，当即警觉地问孙一先：“一同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翻译吗？”

孙一先一时被周恩来严峻的神色弄得不知怎么回事，忐忑不安地回答说：“他回家了。”

周恩来脸色一沉眉头顿蹙，严厉地责问：“谁让他回家的？”

在一旁的符浩回答说；“是我让他回家的。因为他没有到过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

周恩来有点火了：“那也不行，飞机坠毁他总知道吧，立即派人把他找回来!”

随后，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符浩：“你当过兵没有?你不是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嘛!”

两个小时后，那位翻译贺喜被人从酣睡中叫醒，送进了警卫森严的外交部招待所。此后，孙一先和贺喜这两位同志就被“隔离”了半个来月，直至他们听了有关林彪事件的传达后，才恍然大悟，恢复了自由。

有了这滴水不漏的保密措施，于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的十几天里，人们从新闻广播、报纸杂志里听到看到的仍然有“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的字眼。天安门广场上，成群的学生仍旧在为庆祝国庆操练队列，仍旧高喊“向林副主席学习！向林副主席致敬！”的口号。一切都显得那么风平浪静，那么井然有序。然而，就在这样一种“内紧外松”的平静中，林彪集团的党羽都一个个从政治生活中悄悄地消失了。

从当时获取的一些材料就已见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们当时分别任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海军第一政委、总后勤部部长，都身居要职，手握兵权。如何处理这几个人，关系重大。考虑到他们过去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历程中都有过战功，毛泽东对他们还是寄予了一定的希望，希望他们能主动承认错误，争取宽大处理。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看他们10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但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4人非但不主动揭发林彪的问题，也不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而且还在家里拼命烧材料，销毁罪证。对他们的活动，周恩来已经觉察。

9月23日，林彪事件后的第十天，毛泽东要汪东兴询问周恩来有关黄永胜等人的情况。周恩来立即来到毛泽东处报告了黄永胜等人在拼命烧材料的情况。毛泽东说：他们是在毁灭证据，看来这些人是要顽抗到底了。

“请主席放心，这件事我马上去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上午一定办成。”周恩来明白毛泽东的意图，已经到了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采取措施的时候了。

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立即布置逮捕黄、吴、李、邱等人的工作。

本来打算在23日晚上对黄、吴、李、邱采取行动，但因为第二天上午李先念要率代表团去越南访问，邱会作要去机场送行，而林彪事件尚未对外公开，对黄、吴、李、邱采取行动仍需要秘密进行，为不引起外界的猜测，周恩来和其他有关负责人商量，临时决定改在24日上午。以开军委办事组成员会议传达毛泽东指示的名义，通知黄、吴、李、邱24日上午9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mrzl.com

23日晚上，周恩来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一切都已布置完毕。

24日上午7点多，周恩来驱车来到首都机场为李先念送行。纪登奎、邱会作等先一步等候在候机室。像往常一样，周恩来和他们一一握手，气氛没有丝毫的异常。只有知情的杨德中等人，始终紧随在周恩来的左右，警惕着周围的动向。

送走李先念后，周恩来对纪登奎、邱会作说：“上午9点在人民大会堂开军委办事组成员会议，传达主席的指示。”纪登奎知道这个会是要解决黄、吴、李、邱的。在回城里的路上，周恩来对同车的杨德中说：“把车开快一点，我们先一步到大会堂，再与邱会作单独谈一谈，争取让他多交代些问题。”

不料，周恩来的座车提速，在后面的邱会作等人的车也加快速度跟了上来。

本来中央领导人专用的红旗车上配备了通讯设施，但因为反窃听都拆掉了。杨德中心里只能干着急。

大会堂北门，邱会作的车与周恩来的座车几乎同时停下。尽管杨德中抢先下车，但已来不及了，早已等候在这里的执行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邱会作隔离到了福建厅。

周恩来和叶剑英、纪登奎在东大厅等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到来。9点，黄永胜、李作鹏先后来到，与邱会作一起隔离在福建厅，只有吴法宪迟迟未到。

周恩来在东大厅来回走动。叶剑英急了，甚至要北京卫戍区作好到住地逮捕的准备。

过了十几分钟，吴法宪终于来了。

警卫森严的福建厅，气氛显得非常紧张。黄、吴、李、邱4人已经觉察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了，都低着头沉默无语。

当周恩来走进福建厅时，他们4人惶恐地站了起来。周恩来还是一一跟他们握了握手。这些人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毕竟还是有过战功的老同志。

落座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黄、吴、李、邱4人实行离职反省。

周恩来说：“中央决定对你们4人隔离审查，希望你们与林彪划清界限，交代你们的错误。”

“林彪叛逃后，根据多方查证，证明你们4人是站在林彪一边，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搞分裂活动。毛主席等了你们10天，希望你们觉悟，主动向中央交代问题。你们不仅没有交待，反而相互串连，销毁证据，完全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中央不能不采取断然措施，把你们分别隔离起来。这便于你们交待问题，也便于中央对你们进一步审查。”

“你们放心，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事，你们的家属、孩子不会受到牵连，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

宣布完后，周恩来问：“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黄、吴、李、邱4人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周恩来随即下令将他们4人带走。

黄、吴、李、邱是林彪集团的4员干将，对他们的隔离审查，是中央在林彪事件后采取的又一重大行动。同日，周恩来召集军队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处理黄、吴、李、邱4人的决定。会后，周恩来起草了中央通知，通知宣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林彪反党宗派活动中“陷入很深”，“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该通知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

在此前后，林立果“联合舰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也相继被抓捕归案。

舒云：林彪策划政变最关键罪证神秘冒出

（来源：《林彪事件完整调查》选载）

2006年李维信接受舒云调查访问说，“九一三”之夜他最后一个离开林立果据点“将军楼”前，并没有在茶几上发现这个写有“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红色拉链本。这就奇了：这个林彪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最关键罪证，是怎么突然冒出来的？

周恩来指示：好好保护上交拉链本的人

10月8日19点30分，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任安平、殷古风写了一封信给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员曹里怀：送去关于王兰义（空军学院行政处副处长）收存和上缴的叛国分子林立果的笔记本、调查报告一份，并附有王兰义本人的交代和揭发材料。

10月9日，九一三事件过去26天，这个本子连同王兰义写的材料，经李德生呈报周 恩 来。李德生回忆：我看了发现，内容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看不出是什么时候，是怎么写出来的。我派人提审李伟信（林立果党羽），才知道这是《五七一工程计划》。毛主席看后，认为搜查到的林*彪罪行材料中，这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要求立即“印发政治局各同志阅”。

周恩来指示，要好好保护上交拉链本的人。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林彪从庐山上下来后，一直想找毛泽东谈谈，但毛泽东不见他。为了能见上毛泽东，最不爱照相的他不得不去求江青，江青给他拍了这张照片，但最后还是没有见上毛泽东。

王兰义回忆：真是好好“保护”了。第二天，我就被关起来了，一关五年。先在空军学院办“学习班”，又被转到开封关了一年。其实关进去十多天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专案组不相信我说的，非要说我是反革命，死也要保他们，说手铐脚铐随时都可以给你戴上。那三个人（王治松、高文勇、牛占景）也被关起来了。很长一段时间专案组也不露面。我每天只能看毛主席的《别了，司徒雷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1973年4月，李德生半夜突然把我叫到京西宾馆，很客气，说你们有功，向中央提供了情况，做了件大好事。你们放心，中央认为你们不是他们的人。李德生问我现在正在干什么，我说我正在隔离审查，每天看毛着，看报。李德生说，邓小平的文件看了没有？我说没看。李德生对专案组说，邓小平都要出来工作了。中央文件还要让他们看，叫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凑一凑情况，就完事了。但我们还是照样关着，一个一个审，一个一个放，我们四个人关的时间最长。王平水（空军政治部副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称我“王兰义同志”。我心里好激动，当了四年多“敌人”，第一次有人称“同志”。

那时我们每天向战士汇报，学了没有，什么想法，记录几句话。半年时间，一直想让我承认参与“两谋”（谋杀毛泽东、南逃广州）。你怎么能不知道？谁相信你没看过“五七一工程纪要”？为什么不把“本子”交上去？审查不出来，就逼，人家都完事，解脱了，只有我通不过。专案组说别再傻了，就你一个人了。放风时碰到王治松，也劝我，你编一个就算了。专案组说好几个副参谋长、副主任都检讨了。让我看白云（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任学耀（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等人的检讨，说人家都承认“上贼船”了，你连“上贼船”都不承认，顽固到底。我说你无限上纲，我怎么能承认？我就是干日常工作，我自己对自己最了解，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这样又关了我一年多，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才放我回北京。结论是前两年的结论，党内警告，复员回原籍，派人到原籍给我整理房子。

我家属没有工作，一直有病，孩子也在北京工作，我带家属回老家，两个重病人不是送死吗？退休人员有文件，我符合就地安置的条件。人家说，涉案人员一律不许留在北京。我说我是委员，为什么不能留在北京？北京有这么多的老百姓。我一直不服气，越顶越吃亏。关了那么长的时间，我的身体也不行了，视神经萎缩，双眼几乎失明。从1973年开始，脊椎炎造成两条腿瘫痪，走路只能挪着走。病耽误了，处于那种情况，也没法治。我说我没有工作能力，要求治好病再说。我知道周总理的指示：王兰义交出《五七一工程纪要》，说明他不是他们的人，对他不能给处分，不予追究，安排工作。我一直坚持，写信到空军，不行，又写给中央，要求落实总理指示。人家要我拿文字材料来，我说我没有见到正式文件，但空军政委高厚良都说过这个。单位也有不少人支援我，说我们给你派车，你去闯李德生家。以后突然来个通知，重新修改我的结论：你向中央提供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对全党认识林*彪面目，提供了有力物证，是有功的。到1989年5月，中央批下来，恢复我团职，级别动了一级，在北京安置。虽然还不算彻底解决，但我不再计较了。

这么重要的文件为什么放在茶几上？

王兰义发现的这个红色拉链本，经李伟信、程洪珍、刘世英识别，并同于新野的其他笔迹对照，认为这是于新野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原稿。

1980年10月13日，李维信在法庭交代：《五七一工程纪要》写好后，我没有见过。但是于新野在1971年9月11日，曾夸耀自己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一本我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留在北戴河首长（林彪）和主任（叶群）那里。

2006年有人访问过李维信。李维信说，最后收拾将军楼，没有烧东西，他也没有在桌上发现那个写有“五七一工程”的红色拉链本。这就奇了，最后离开的李维信说没有红色拉链本，而第一个进去的王兰义却是从将军楼里发现的这个红色拉链本，这是为什么呢？

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李维信确实没有看见，在李维信他们离开、王兰义他们进去之间的几天里，有人把这个红色拉链本放在了桌子上。另一个可能是李维信撒了谎，这个红色拉链本就是他放的。

这里还有一个疑点：一般说，既然是草稿，就应该只有一份。要是按李维信的说法，《五七一工程纪要》应该在北戴河，为什么这个“本子”却出现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的茶几上？是不是还有一个“副本”？可是北戴河的所有文件都没有被带走，全留在了北戴河。为什么没有发现“副本”呢？这说明，只有这一个“本子”。那么，北戴河的“本子”怎么出现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呢？而且“赤裸裸”地放在李维信精心善后的屋子里，这如何解释？来不及烧掉吗？粗心吗？于新野带到直升机上大批的文件，远没有这个本子重要的别的笔记本带走了，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本子”却拉下了？非常奇怪！事情还没有到火烧眉毛嘛，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却放在桌子上，难道怕别人发现不了吗？

林立果临去北戴河前，让李伟信和王永奎（空军情报部技术处副处长）把东西收拾一下，空军学院、西郊机场两个“秘密据点”的各种机器、器材能带走的带走，文件、报刊、书信、材料等能带的也带，不能带走的就烧掉。9月12日傍晚，李伟信和王永奎将器材全部装箱，然后翻箱倒柜，大大小小的箱子，东一堆西一堆，到处是散乱的纸片，浓烟滚滚。信和港刊等都统统烧掉了，空白的笔记本和几包避孕套也扔到火里，烧不着，又赶快丢进下水道。收拾差不多了，22点多，李伟信开着“嘎斯”69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接他弟弟李伟军和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在车上李伟信说，要是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申张正义，王大璋非常惊讶。23点，到空军学院将军楼，王大璋站在后门外往房子里望，全是纸箱，还有几个手提箱。后门外还有个卡车，上面装了大半车的箱子，有好多桔子水。因为见过林立果用桔子水泡饭，王大璋认定是林立果的东西。

李维信打电话让王琢把大卡车转移到北郊二高专7号楼的“秘密据点”。过了20分钟，李伟信叫王大璋上楼帮忙。二楼有个乒乓球房，床上有尼龙蚊帐，王大璋猜是林立果的住处。他们要他把壁柜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壁柜里只有一个饼乾盒。隔壁房间有很多录音带，李伟信正在退磁，说不知道能不能退得乾净。他叫王大璋把那边地毯上的木头渣弄到楼下。一直到9月13日□晨零点左右，李伟信和李伟军才从楼上下来。李伟信对李伟军说，你和王大璋还是到刚才的地方（东交民巷）去，明天早上接到我的电话，你们就直接去机场，接不到电话，你们自己想办法回上海。回到东交民巷，电话铃响了几次，都是李伟军接的。但第二天却不见李伟信的电话，他们就坐火车回到上海。

在这个“据点”里，最后离开的是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林立果心腹）、于新野和李伟信。但在于新野和周宇驰来之前，李伟信把到广州的人都打发走了，他弟弟李伟军和王大璋也被打发走了，只有李维信一个人最后收拾残局。烧了那么多东西，而且前面的小楼比后面的小楼烧得更多，更彻底，为什么写有《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这么重要的本子却完整无缺，摆在如此显着的位置，生怕别人看不到？怎么可能“漏掉”这么重要的本子？

当然，如此重要的“本子”，总不能从天上掉下来吧？

还有一个疑点：这个时候一分一秒都很宝贵，为什么李维信还专门去接王大璋？而且似乎也没让他干什么，倒好像有意让王大璋过来给他作证似的。

空军有25人被认为是林立果“小舰队”的人。从专案组嘴里，我们知道，这些人中，李伟信、刘世英等人比较合作，特别是李伟信，积极认罪，态度诚恳，和盘托出。他们的供词成为查清“小舰队”犯罪事实的第一批有力证据。 

《口述历史》节目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