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日记安宰贤具惠善:柏蔚林：简评“应学俊—苏伟”关于“重庆模式”的对话

柏蔚林：简评“应学俊—苏伟”关于“重庆模式”的对话

　　最近应学俊先生在网上连发三篇评论，分别是《“重庆模式”是否存在？问题何在？》、《从重庆政要回避“重庆模式”说起》、《杨帆们的直言与苦恼》，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探讨“重庆模式”，引起不少的反响。我个人读后认为，近年来关于重庆的评论文章连篇累牍，但这三篇的分析，剥茧抽丝，层层深入，可谓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应“三篇”中提到的，一直为“重庆模式”在理论层面成型推波助澜、实践中广造声势，《重庆模式》一书的两位主要作者，苏伟教授和杨帆教授都对应学俊的文章予以了及时的回复，其中苏伟教授还以在《共识网》专稿的形式，逐条逐点回答了应学俊先生的质疑。简而言之，在反复几次阅读了应学俊先生的原文和苏伟教授的长篇回复之后，我相信正如应先生后来所言，无需多加申辩，读者自然会有一个对比。在我看来，苏伟教授的回复不仅没有能驳倒应学俊先生的质疑，而且在总体上也反映出了这一“模式”的苍白无力。

　　一般而言，自从香港《亚洲周刊》的记者在2008年使用了“重庆模式”，这一概念开始逐渐引起国内国际舆论的重视，以后随着“唱红”“打黑”“唱读讲传”运动在当地的大规模开展，“重庆模式”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上的热点话题之一。迄今为止，虽然各种观点频出，但基本上都是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追问，或褒或贬，总体而言，系统全面性的总结不多见。而应文三篇的独到之处，虽然几篇都不长，在于从最深层起开始，对“重庆模式”是否一个伪命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核心的思考，在于追问，重庆到底做了什么与众不同的事情，可以上升到一种模式的地步？该作者认为，即便就是今天开始免提“模式”二字，后退一步到“探索”，我们仍然看不到重庆的独到之处究竟何在。

　　在上面第一篇文章中，应学俊接连追问，一条条论据信手拈来，关于廉租房、保障房，关于“唱红”，关于“打黑”， 关于户籍改革，这些某些新闻媒体反复颂扬的所谓新政，哪一项不是已经运作多年，哪一项不是已经先例累累？据此，应学俊明确提出，根本就没有什么“重庆模式”存在，而之所以现在能搞得如此轰轰烈烈、声势浩大，原因之一就在于要“搏出位”的心理。进而由于运动的主导者缺乏理论指导，思想水平仍然停留在毛时代的理想主义宏大叙事之中，策略调整无力，结果造成了适得其反的社会效果。其第二篇和第三篇文章其实是对第一篇的进一步细化，进一步描述了对该“模式”理论化以及在全国范围推广的官方努力。总而言之，我的读后印象是，一种旧时代回光返照的可能性要远大于一种全新模式破壳而出的可能性。

　　苏伟教授的反驳从为自己正名开始，首先认为应学俊是“典型的主观主义”，而自己则是“就这么简单，也就这么单纯”，出版《重庆模式》一书，也就仅仅是几个人凑在一起，兴致所在，也就决定了，“只是一件很小的事”，并没有更深的官方背景。对于现在官方拒绝承认“模式”一说，苏伟教授表示自己要坚持这一提法。对于应学俊对所谓“模式”的一连串质疑，苏做了以下的回应：

　　-----关于廉租房和保障房，“重庆决定从2009年起，三年盖4000万平方米这样“三位一体”的公租房，到现 在已开工建设近3000万平方米，建设总量和配租、入住数量均为全国第一。”；

　　-----关于户籍制度改革，“重庆开展的，是全国规模最大，内容最彻底的户籍改革。”；

　　-----关于“打黑”，“把除恶与反腐结合起来的打黑，能不成为举国瞩目、举世瞩目的典型吗？”；

　　-----关于“唱红”，　“把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结合起来的唱红，能不成为举国瞩目、举世瞩目的典型吗？”。

　　顺着苏教授的文章思路开始，其实读者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结论，在这场问答中，应学俊究竟有无误读苏教授的角色。无可否认，重庆这几年来一直处于广泛的争议之中，褒贬双方立场分明，针锋相对。褒的一方，比如乌有之乡，一直到今天还在其网站上大力宣扬重庆的一举一动。而另一方，就是比如所谓南方系媒体，以及南派律师团，也一直没有停止各种质疑。我个人一直试图关注的，则是重庆本身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态度。如果说国内社会上争议很大，而重庆本身也是高校云集之地，知识分子众多，却一直没有见到任何拿到台面上的议论。是大家意见高度一致，或者更精确地讲，还是出于一些人所共知的原因而鸦雀无声？我虽然信息有限，但基于对政治大环境的理解，更趋向于后者，相信这也会是多数读者的理解。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当苏教授的名字接连出现在各种媒体之上，并在事实上成为了“重庆模式”的代言人之一，应先生的解读自然是合情合理的了，更不必提应先生举出的那些官方人物和言论作为佐证了。当然也可能苏教授在开始时想法的确很简单，但当这一场运动轰然而至的时候，事情就已经起了变化，想“简单”也简单不了，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应学俊看到的是这一点。

　　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也正如应文所指出的，重庆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强势政府包办一切。苏教授对于前面质疑的回答，也是依据在这一默认的框架之下进行的，没有极其强势的政府，这些事情一件也办不到。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已经看到了历史上不少的强势政府，在短时间的高效率之后，除非做出转型，否则无以为继。就这一点而言，从重庆目前的实践看来，我们的确看不出有什么即成的“模式”可以夸耀，甚至连“探索”，也都难免令人怀疑是在走回头路。几十年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搞改革，总结了一条经验，国企逃不过“投资饥渴症”的顽症。道理很简单，花国家的钱，给自己办事情，没有道理要缩手缩脚，不需负责任，不要白不要。现在国内的左派都在批判资本主义国家高福利，导致经济难以为继，大有幸灾乐祸的感觉。看一看今天的重庆，这两条都适用，一方面通过国有平台大修大建大投资，一方面给社会做出各种福利许诺。这也就是苏教授列举出的“重庆模式”的核心所在。这些反驳的话语，看似强悍，但如果我们深入的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应学俊的质疑仍然是有效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重庆方面曾经在报纸上做过几大版的论述，核心之一就是加工贸易，算是该“模式”的组件之一。经过过程不详的计算，重庆市政府认为某一年世界上的笔记本电脑还有4000万台的市场（注：这就是惠普投资4000万产能的来历），今后将有每年3亿台的销售总额，然后决定据此打造一个世界IT产业基地，并在当地形成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在这里我们无需对重庆有关领导关于“笔记本电脑不是黄昏产业”的论断进行评判。通过产地密集的上下游链条关系，来降低物流成本，是重庆经济战略的一个重点，也是当地引资的一个重要卖点。根据报道，经过地方政府的努力，现在已经有一些世界知名厂商进驻了重庆。但是这个时候，任何对当代国际经济有所了解的人都可能明白，重庆的思路是很老套的：加工贸易是已经搞了几十年的套路，更重要的，这种产业上下游集群的概念不但陈旧，而是隐含着巨大的市场风险。

　　几年前日本丰田曾经遭遇了一次重大质量事故，被迫召回近1000万辆汽车，损失巨大。究其原因，在于加拿大生产的加速踏杆出了问题。这就带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精明的日本商人并没有搞一个基于地理距离的产业集群呢，把汽车生产的环节统统放在一起呢？在事实上，现代国际资本的成本控制理念早已超出常人的想象，地理距离已经不是关键因素，其采购链条已经是全球化的。《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佛里德曼曾经在其名著《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谈到过这么一件事，他有一次去一家快餐店订餐，与其对话的服务人员却并不在那家店里，而是在千里之外的一个服务中心。通过这样的例子就很容易明白，一旦进驻重庆的那些国际代工巨头并没有按照政府的规划，与本地的下游形成直接的业务关系，而是按照最低成本的原则，进行异地异国采购，那么下一步会怎样，就很难说了。一般而言，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经济带的形成都是商业竞争与优化的结果，而以政府为CEO来进行过于理想化的规划，其市场风险则是完全未知的。计划经济的说明书从来都是天衣无缝的，但结果也是人所共知的。

　　“唱红”“打黑”就略过不提了，没有什么好谈的，议论已经很多。苏伟教授在文章最后还祭出“政治立场”的法宝，对应学俊等怀疑分子作出意识形态上的甄别，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些都可以放置一旁，值得一看的，是在当前“共富”框架之下的民生工程和农村户籍改革，如果能做出些突破，倒也不失为一种可供全国上下学习的“模式”。然而可惜的是，在我看来，这些“共富”的许诺恰恰就对应了今天左派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同样只能是一种表面上的公平、正义，并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当年哈耶克、米塞斯、佛里德曼等人提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时候，其基本点就是个人主义、尊重市场、保护产权。这些看起来都没有问题，但在实践中的结果就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也是其招致左派批判的原因。重庆现在讲“共富”，似乎又是一张普适的药方，但现实未必会那么简单。上面皇恩浩荡，下面万民欢腾，永远都只是梦里才会出现的幻觉。前一段时间我做了一点小小的调查，关注的对象就是那些“撤村转户”的农民，结果发现农民改了市民身份，问题依旧多多。快速的城市化只是表面的繁荣，其背后的矛盾还远没有得到重视。香港学者潘毅一年前在重庆做调查，就遇到有失地农民长期得不到安置的问题。

　　重庆的农村改革一直是很多人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因而这里就有必要稍微深入地探讨一下。“地票”是重庆一直引以为豪的发明之一，那么“地票”究竟是怎样的工作原理呢？崔之元教授首先引用了美国的一个例子，即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在一个社区内，按照规划进行开发的土地所有者，必须从按照规划加以保留的土地所有者那里购买足够”份额“的土地发展权，方可进行土地开发”。在事实上，这里的误导是很明显的。在美国，土地是可以私有的，因而私人拥有所谓“发展权”，政府的规定如果使私产的潜在经济效益无法发挥，属于违宪。出于控制城市扩张的考虑，政府会允许发展商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如建高层），条件是支付费用。这样郊区的地主可以得到这笔钱，也就让渡了所谓的发展权，从而保护了绿地。而重庆做法的实质是，用复垦的增量耕地（即地票）来对付耕保红线，然后做一个数字和空间上的置换，从而得到合法的建设用地指标。这样的结果是城市继续摊大饼扩张，占用的是郊区的好地，平衡进去的则多是边远贫瘠的新耕地。二者的效果截然不同。

　　在重庆这一以对付中央18亿亩耕保红线为目的的实践中，除了用数字游戏的方式满足了上级“占补平衡”的要求外，看似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崔教授预言说，“地票交易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能够远距离、大范围地转换，大幅度提升偏远地区的农村土地价值，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发展。”然而这背后同时也隐藏着对农民权益的巨大侵害。崔之元如此定义说，“‘地票’是指将闲置的农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益公共设施用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而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在土地交易所交易，转让给有建设用地需求的对象。”对此我很感慨，受过西方教育的崔教授在美国一定没有胆量提出这样的方案，为了经济增长，去剥夺某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权利和土地。而在重庆，爱国左派的崔教授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公开提出剥夺农民的建议，宅基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益公共设施用地，以发展的名义，都是可以随时拿来就用的。

　　那么是不是重庆就真的不可能有所作为呢，不能真正创新出一种模式呢？当然不是，重庆完全有这样的机会。最近就“血汗工厂”的问题，美国各大媒体一直在对苹果公司及其海外代工厂家进行严厉的抨击。从现有的材料看，重庆的大思路无非也是走在“血汗工厂”内迁的路上，便宜土地、便宜劳动力，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大环境下，这一点毫不稀奇。我们可以看到重庆各式各样的招商引资方案，各种宏大的目标，但是我们不知道，如果有一天重庆的工人与资方发生矛盾时，当地政府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如果重庆能够在保护工农权益方面有所作为，仅此一点，就足以成为独树一帜的“重庆模式”。今天的中国，如果能改掉秦晖先生所说的“低人权优势”发展模式，哪怕是一点点的努力和进步，何愁不会成为整个国家甚至世界的一盏明灯呢？还用得着挖空心思去搞各种面子工程吗？前一段时间发生了重庆动用警力为农民工讨薪的事件，引起很多的关注。这件原本不大的事情背后，却恰恰反映出了这场貌似热烈的运动并未能惠及下层，如果不是偶然遇到警察介入，那些拿不到工资的农民工又去哪里说理呢？

　　最后总结一下。我虽然不能认同著名左派学者汪晖先生对于“文革”的评价，但认为汪晖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政治判断是精确到位的。在他看来，今天的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经历“去政治化的政治”。换句话说，工农阶级已经完全从领导阶层中消失，从政治权力框架的角度看，最为重要的，就是社会下层已经完全失去了发出声音、为自身谋求利益的机会。执政党已经褪去了原先浓烈的政治色彩，全面实现了向官僚体制的嬗变，从而不再是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力量。黄亚生的研究则认为，中国经济一直就不是市场经济，在早期时，具有一定的自由主义倾向，故而工农阶层能得到一定的好处，但90年代以后，就全面转向重商主义，国家聚敛大量的财富，却严重损害工农阶层的利益。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回顾重庆的改革，就会看到，无论从何种角度，重庆迄今为止的确并没有跳出这样的框架。苹果的老板乔布斯在生前的某一天，对某一产品提出了批评，于是助理立刻飞往中国，要求全部返工。西方媒体都感叹，这是因为中国是唯一随时可以命令工人以极低的报酬，长时间加班加点的地方，而且官方工会明确取消了罢工和集体谈判的权利。简而言之，在我看来，如果重庆能够在当前“血汗工厂”作为主流模式的情况下，在保护工农权益方面有所作为，不要把自己天然视为全体人民的总代表，而是让下层人民有为自身利益博弈的条件，那才不愧为响当当的“重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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