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塔糖有副作用吗:戈尔巴乔夫退休生活-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演唱会上众星云集，高朋满座。组织者计划通过演唱会筹集500万英镑善款，用于癌症慈善机构。戈尔巴乔夫以她妻子命名的赖莎基金会(Raisa Foundation)也将从中受益。

　　而在俄罗斯国内，总统梅德韦杰夫刚刚授予戈尔巴乔夫俄罗斯最高的荣誉勋章——圣安德鲁勋章，他担任苏共领导人期间的大幅画像也在克里姆林宫展出。自1991年12月25日辞去苏联总统，在冷暖世态和功过争议中一路走来的戈尔巴乔夫，此时名利双收，似乎步入人生征途的又一个春天。

　　这位从权力顶峰跌落下来的老人，20年间，一直在忙些什么?

　　退休待遇一降再降

　　20年前，因为苏联解体，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陷入人生中一段最为阴暗的低谷。

　　那时的他，为了个人荣辱和家庭生计，不得不放下总统的尊严，就下台条件和叶利钦、亚科夫列夫等当权派讨价还价。最后商定的结果是：叶利钦许诺保证给他退休金、吉尔牌轿车等退休待遇，戈尔巴乔夫必须在1月7-8日腾出办公室、公用住宅、别墅。

　　也许是瞻望前途，戈尔巴乔夫对自己的安全没有信心，要求免除他对所发生的一切的法律责任。叶利钦不解地问：“您什么坏事也没做，干嘛要免除法律责任呢?”这或许纯属形式问题，君子之间没有必要讨论。自认问心无愧的戈尔巴乔夫立马在辞职书上签了字。

　　然而，仅仅几天以后，戈尔巴乔夫仍在自己办公室整理资料，清理保险柜。电话铃响了，赖莎在别墅那边抱怨：科尔扎科夫率一帮人来，要求他们打开房门，清点物品，在24小时内离开。

　　尽管屋内还有私人用品，警卫人员也给他们帮腔，“请按照法律办事，等主人回来再行动”，戈尔巴乔夫夫妇还是被扫地出门，家用物品被很不客气地搬到过道。

　　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尝到了失势的痛苦。他们一家后来搬到柯西金路10号国家分配的一套住房里，面积80平方米，过去是供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住的。在随后的私有化过程中，他将这套房子买下来了。

　　这时，除莫斯科市内这套三居室住房，戈尔巴乔夫在郊外还拥有一套乡间别墅、两辆汽车和20名保镖，俄罗斯政府每月给他4000卢布退休金(约合400美元)。但接下来由于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不停地闹别扭，他的退休待遇被当局一降再降。

　　先是在1992年2月，戈氏批评叶利钦犯了“战略性错误”。俄罗斯当局收回了拨给他使用的吉尔高级轿车，代之以一辆普通的伏尔加轿车;

　　当年10月，俄罗斯宪法法院审理“苏共案”(即审理叶利钦总统关于禁止苏共活动的命令是否违反宪法)，数次传唤原苏共领导人出庭作证。利加乔夫、雷日科夫等均出庭为苏共辩护，唯独戈氏加以拒绝，声称这是“政治把戏”，有损他的尊严。为此，宪法法院对他处以100卢布罚款，俄罗斯司法部下令禁止他在作证前出国访问，当局收回了原先拨给“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使用的大楼，把总共350平方米的办公用房全部转交给财经学院;

　　随后，戈尔巴乔夫继续指责叶利钦，称他“当反对派是独一无二的，但并非建筑大师，领导不了一个国家”，呼吁俄罗斯尽早举行总统选举。这样一路骂到1995年，俄罗斯当局把拨给他使用的伏尔加轿车也收回了。

　　其实，两人在政治上吵归吵，闹归闹，生活中叶利钦还是挺照顾戈氏并给他面子的。2004年，叶利钦在其回忆录《午夜日记》中谈到戈氏时说:“尽管我们俩互相不满意对方”，但当局仍然保障他“具有正常生活的条件”，使他“能够自由表述他的观点”，甚至“可以参加1996年的总统竞选”。

　　在总统任上，叶利钦还多次邀请戈氏参加克里姆林宫的活动，但戈氏一次也没有回应过他的邀请。1999年七八月，赖莎患急性白血病赴德国治疗，叶利钦曾打电话给戈氏表示慰问;9月20日赖莎去世，叶利钦下令派出一架专机去德国将赖莎遗体空运回国,葬在莫斯科名人公墓;举行葬礼时，叶利钦又派夫人奈娜到场表示哀悼。

　　这些善意举动终于融化了两人多年来的恩恩怨怨。2007年叶利钦去世之后，戈尔巴乔夫亲自参加葬礼，冰释前嫌，虽然他对叶利钦的政治遗产至今仍持批评态度。

　　写书演讲获利颇丰

　　比政治上的个人恩怨更让戈尔巴乔夫寒心并给他以重创的，当属席卷俄罗斯所有家庭的经济崩溃。

　　在俄罗斯“休克疗法“期间，由于卢布不断贬值，戈氏的生活每况愈下，他的退休金到1994年9月仅相当于1.5美元，汽车被收回，身边的保镖只也剩下3名。尽管此后，俄罗斯当局把他的退休金提高到相当于国内最低退休金的40倍，从1997年1月开始，他每月能拿到约300万卢布(合210美元)

　　的退休金，但仍不足以应付家庭生活的开支，更无法维持“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活动。

　　更倒霉的是，在1998年8月的金融危机中，由于他存钱的银行破产，戈尔巴乔夫仅有的8万美元存款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以致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几个月都没法上班。

　　戈氏下台时建立的这个基金会，有100多名工作人员，主要是他执政时期的一些亲信和幕僚。基金会名义上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研究与预测，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继续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个据点。为了维系自己的政治存在，有朝一日重返政治舞台，他必须维持基金会的正常运转。

　　为此，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拼命挣钱。在下台的最初几年，他给美国《纽约时报》撰写专栏文章，内容包括共产主义的未来、海湾战争、克里姆林宫与罗马教皇的关系，以及他个人与叶利钦的关系等，稿费收入十分可观。

　　在撰写专栏之外，写书是戈尔巴乔夫又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据不完全统计，他退位20年来出版的作品多达80部，多数是对改革时期的回忆与反思，其中既包括反思苏联解体的《八月事变的原因与后果》、《不幸的改革者》,也有洞察当今俄罗斯社会的《新思路·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关于过去与将来》等。这些书以大胆新锐的观点而著称,直指俄罗斯政府的弊端和不足,每本新书的面世,都会带来不小的影响。

　　写书给戈尔巴乔夫带来丰厚的收入，帮他渡过俄罗斯经济长达10年的萧条期。据1996年戈尔巴乔夫竞选总统时自报，他的总收入在1994年曾达到23.8亿卢布(约合90多万美元)，其中23.3亿是在意大利、美国和德国出版著作的稿费;1995年的总收入是10.87亿卢布(约合20多万美元)，其中10.75亿是稿费。

　　2001年，在苏联解体10周年时，戈尔巴乔夫推出了《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这是他最畅销的一本书，为他赚了数百万美元的版权费，现在已成为世界各国研究冷战历史的宝贵资料。

　　下台后，戈尔巴乔夫频频出国活动，先后应邀访问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与在国内受到的冷落相比，在国际上颇为风光。

　　1992年4月，戈氏携夫人赖莎去日本访问12天，会见日本天皇、首相和报界;同年5月，他去美国访问两周，走访了十大城市，在大学讲台发表讲演，会见政商要人，大出风头。外电评论他“在旋风式的美国之行中，成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宠儿”;同年11月，戈氏携妻女前往柏林，参加授予他柏林市荣誉市民的特别仪式。

　　从这些活动和讲演中，戈尔巴乔夫每次都能得到丰厚的报酬。例如，他的日本之行就获得50万美元的报酬;戈氏在美国讲演，一小时的出场费达12.5万美元。

　　在西方演艺界，戈尔巴乔夫也出尽风头。1997年，他为美国“必胜客”比萨饼连锁店拍过广告片;2001年，他又与德国慕尼黑一家名叫Zolzer

　　TV的电视制作公司合作，拍摄一套专访全球领袖人物的纪录片《权力的秘密》，戈尔巴乔夫担任该纪录片的采访和主持人工作，负责采访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教皇保罗二世、美国前总统布什、德国前外长根舍、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等重量级政治家;2004年,他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意大利影星索非亚·罗兰为俄罗斯音乐剧《彼得和狼》一起配音,令他意外地获得了格莱美奖。

　　这些活动伴戈尔巴乔夫走过了政治上失意的20年，给他带来许多乐趣，以致于在他80岁生日的伦敦演唱会上，他由衷地欢呼，“我这20年过得非常快乐!”

　　东山再起屡屡受挫

　　作为一个曾经高踞权力之巅的大国领导人，政治一直是戈氏心中难以割舍的牵挂。1992年，戈氏访问墨西哥，一个“鞋类博物馆”希望他提供一双具有纪念意义的鞋子，他说:“我还没到应该进博物馆的份上呢!”观察家为此评论说:“他实际上一直在等待需要他复出的那天到来。”

　　“如果社会认为戈尔巴乔夫从现在起应该发挥一种不同的作用，那我会加以考虑。”在公众场合，戈尔巴乔夫并不讳言他的政治野心。“我还可以干很多事情，”1993年5月，他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以“待召政治家”自居，表示要像戴高乐1958年上台前那样，养精蓄锐，伺机再起。

　　这期间，莫斯科发生的“炮打白宫”事件，让戈氏看到了复出的希望，跃跃欲试。“如果局势发展到我不得不撇开一切而去处理俄罗斯事务和拯救这个国家的地步，我将这样去做。”他对采访他的记者声称，要出来“拯救国家”。

　　时不我待，戈尔巴乔夫加紧了复出步伐。1995年2月，他在新西伯利亚州立大学发表演讲，受到大学生的欢迎。戈氏“欣喜若狂”，当即表示，他将参加1996年6月的总统竞选。1996年3月1日，戈氏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他“准备作为民主和改革力量共同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他说，竞选的目的是“把现政权赶下台，同时又不让久加诺夫一伙上台”，因为叶利钦的改革“只符合6一7%居民的利益”，而久加诺夫“是要把我们拉向后退”。

　　就在戈尔巴乔夫轰轰烈烈地展开竞选活动，志在必得时，选民的回应给他当头泼来一盆凉水。1996年4月24日，戈氏在鄂穆斯克州会见选民，被29岁的乌柳科夫猛击了一拳。这个青年人说:“我想打这个人一记耳光，以惩罚他对国家所做过的事。”

　　他在自己家乡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进行的竞选活动也遭到冷遇：没有记者采访报道;地方官员的故意怠慢;连他就读过的母校也拒绝他发表讲演;老朋友和邻居对他更是投以蔑视的眼光。

　　这一切都表明，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不得民心，他又一次高估了自己。尽管在登记总统候选人时他提交了100万人的签名支持，但总统选举的结果，他的得票率却不足1%。?在政治立场上，戈尔巴乔夫一向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从1996年竞选失利中吸取教训，促使他下决心把国内的社会民主派联合起来，组建一个新政党。

　　2000年3月11日，来自全俄70个地区的200名代表聚集莫斯科，宣布成立“联合社会民主党”，戈氏成为该党主席。他既反对重新回到过去，又反对激进自由改革，俄罗斯应采取一种全新的改革方针。“只有社会民主思想才能使国家从困境中走出来。”他宣称，该党反对某些政治家以建立“强大国家”为名，企图把“专制思想”强加于社会，使俄罗斯成为“专制国家”。

　　两个月后，联合社会民主党在俄司法部登记注册，在俄罗斯拥有70个地区分部，据称有60万党员。顾虑到这个新政党人数不多,影响很小,在俄罗斯政坛无足轻重，戈氏决定与季托夫领导的“社会民主党”联合。

　　2001年7月4日,两党召开联席会议,宣布建立“统一社会民主党”。在11月24日党的成立大会上,选举戈氏为党的领袖,季托夫为党的主席。但是据民意调查，该党的社会支持率只有1-2%。

　　尽管背后有政党支持，戈尔巴乔夫在民间仍不受欢迎。有人讽刺说,历史曾给戈氏一个超级大国,一个强大的苏共,但都被他“玩”没了,再建一个新党又会有什么前途?2005年10月13日,戈氏在莫斯科的一次集会上发表讲演,被一个男人当头泼了一杯水。泼水者说：“前总统对苏联解体、背叛国家、背叛党负有直接责任。”面对这种尴尬，戈氏只能无可奈何地自我解嘲：“这不是我第一次被泼水,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2003年12月议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使尽浑身解数，大造声势，宣称“站在总统一边”,企图利用普京的威信拉拢选民,但在竞选中仍难逃全军覆没的厄运。2004年5月，统一社会民主党内部分裂，戈氏被迫辞去党的领导职务,政治上东山再起的计划再次落空。

　　尽管选举中屡屡受挫，戈氏仍无意挥别政坛。“我曾是一国元首,万人簇拥,如今我虽然只能从侧面观望,但仍能够发挥影响,阐明观点。”他在落寞中这样慰藉自己的万丈雄心。

　　2009年5月，78岁高龄的戈氏高调对外宣布，他将重返政坛，与银行家列别杰夫联手组建一个新的反对党：俄罗斯独立民主党，以参加2011年的议会选举。可是，克里姆林宫的首席理论家弗拉季苏尔科夫随即否决了他的计划。由于普京时期出台的《俄罗斯政党法》对政党的注册和活动进行了严格限制，他明确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登记这个政党。”

　　此举将彻底堵死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任何可能性。“我已经将50年的生命都奉献给了我们国家的政治。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过再回到政治舞台，但当我每次要作决定时却发现，那里已经没有我的地方了。”如果真是这样，这位老人无限悲凉的感慨，将成为俄罗斯政坛的绝响。

　　2月21日，戈氏在莫斯科召开记者会，强烈批评俄总理普京和总统梅德韦杰夫背离民主原则。“除非进行紧迫的改革，否则等待俄罗斯的可能会是一场比埃及更糟糕的革命。”在国际政治学者和静钧看来，“戈尔巴乔夫点名批评梅普，这不是一个失败者的应激心理反应，而是来自历史经验的警示。”

　　但愿，对今天的俄罗斯，这种警示还不算太晚。

　　(参考资料：王正泉《下台后的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江河《戈尔巴乔夫的晚年生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网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