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农民手中的“中国农村税改史”

　　湖北监利县农民朱建华，完整保存了1993—2006年14年间的农民负担卡。这些农民负担卡作为生动记录党的惠农富民政策变迁的珍贵史料被湖北省档案馆收藏。2月1日，朱建华当选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走进了中国最高议政殿堂。

　　3月5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我是一名农民代表，听了总理的报告后，我心里非常激动。总理的报告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农村现在的变化，我手上的这个票据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从原来的有税到减税到后来的免税，一直到现在我们农民种田政府还有补贴，我们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全国人大代表朱建华在会上发言说。

　　他所说的“票据”是指他保存的1993—2006年14年间的农民负担卡，因其见证了中国农业税费发展的历史，而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称为“珍贵的史料”。现在已被湖北省档案馆收藏。

　　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农村处副研究员余爱民认为：“中国农业新政足足让农民负担减轻10倍，朱建华的个人经历是中国农民的一个缩影，朱建华的14年的监利农民负担卡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农村税改史。”

　　来北京参加“两会”之前，朱建华花了20多天时间，走访数个乡镇，将当地农民反映的关于农村物价、农民养老、农业水利等方面的问题，形成议案带到了会上。

　　除此之外，朱建华还花了一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在他的另一个身份上——监利县隆欣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总经理，有关该合作社未来一年的总体规划和即将进行的工作部署，被朱建华整整齐齐地写成方案，装入卧室兼办公室一角的文件柜中。

　　而早在6个月前，朱建华还和所有当地农民一样，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种田汉子。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变化，都归功于他精心保存的那些农民负担卡。

　　普通农民手里的“中国历史”

　　朱建华的家在监利县新沟镇交通村。

　　在一条由监利通往潜江市的省级公路旁边，朱建华的二层小楼和村民们的房子连成一线。如果不是路前屋后的大片水田，人们很容易把这里当成一条小街。

　　朱建华用“住上了小楼，开上了农用车，打上了手机”，来形容近年来颇为富足的生活。

　　但14年前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那时候种地没有收入，全家五口人靠我一个人做点提篮小卖的生意糊口”。

　　朱建华指的种地没有收入，是指在当时种一亩地，在扣除成本和上交给国家的农业税后，不仅赚不到钱，有时候还要倒贴。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农民不得不抛荒而外出打工。“那时候到处是没有人种的地，蒿草疯长，有的人倒找粮食请人种地，都没有人接。”朱建华说。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农业税很高，农民承受不了。”在朱建华卧室兼办公室的房子里，正在准备两会提案的他告诉记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严重。以他家为例，当时仅4亩多地的家庭，1993年的应交税款为288元，实交453.83元，到了2000年应交税款为781元，而实际负担却高达1514元。

　　也就是从1993年起，一向对土地有着特殊感情的朱建华，开始有意识地将当年交纳农业税的凭证，精心地保留了下来，直到现在。

　　众所周知，从2004年3月底起，为鼓励农业生产，中央决定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取消农业税试点，朱建华所在的湖北省从2005年起全部免征农业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朱建华所保留的14年农民负担卡，正好全面见证了我国农业税改革的历史，被有关专家称为鲜活的中国农业税改革历史标本。

　　记者注意到，朱建华提供的这些“负担卡”，有着鲜明的历史印记。首先是农业税在名称上的变化。1993年及其后的几年都是《农业承包合同书》上注明应税金额，直到2003年，改称“农民资金和劳务负担明白卡”，相关税费在明白卡上一一注明。

　　其次是纳税凭证的变化。“刚开始时，就是一张普通的内部收据”，朱建华说，1998年到1999年，改为“监利县农村合作经济内部结算凭证”；2000年到2001年则改为“湖北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收款专用凭证”；2002年到2004年，又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完税证明”。

　　2005年取消农业税后，朱建华再没有收到农业税征收的票据。当年，他只承担了政策范围内的资金负担。

　　在朱建华的“办公室”里，记者详细抄录了这个普通农民家庭从1993年起到2006年的全部负担款数据。

　　这组被认为是一个农民手里的“中国历史”的数据分别是：1993年，应交税款：288.20元，实交453.83元；1994年，应交492元，实交523.2元；1995年，实交996.93元；1996年应交788.70元，实交961.40元；1997年，应交595.50元，实交1103.50元；1998年，应交1808.10元，实际交1443.60元，当年因欠交364.47元未完成任务，朱建华被强制参加学习班；1999年实交596元；2000年应交781元，实交1229.40元，加抵工245元，实际完税金额为1514.40元；2001年应交710元，实交860元。

　　1998年至2001年，朱建华历年拖欠税款共674元。2002年，朱建华当年上交1515元，除完成当年的应交税款672元外，还将前几年累计欠账全部交清。这一年，有关部门在为他核账时，还将剩下的169元现金退还给了他。

　　种田能手的命运拐点

　　朱建华一家共有5口人，按照当地的生活水平，维持全家一年的生活费用，少说也要上万元。在2003年以前，全家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朱建华在外做小生意或打短工维持。

　　朱建华告诉记者，从1993年到1998年那段时间，主要是靠提篮小卖做生意赚点生活收入，随后，他还经营过小酒厂，至今十里八乡的乡亲他认识很多，“都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1998年，他曾独自前往广州打工；第二年，他被湖南衡阳一家化工厂聘用，做过短时期的车间管理员。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建华一家拥有的4.9亩水田，也从没有抛荒过。“我对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朱建华说。但从地里刨食的希望却一再落空，靠着自己的精打细算，1998年，朱建华买了一台农用车在乡村跑运输，生活条件慢慢好转起来。

　　“现在的情况和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朱建华说，从2005年以后，他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从以前的副业又转到了种田的主业上。

　　“2006年是取消农业税的第一年，我们一家负担的国家资金任务，只有农业排涝水费一项320元，与国家三补资金157元相抵后，亩均负担只有29.39元了。”朱建华当年开始承包其他村民的10多亩地，加上自己的4.9亩地，共种田20亩。

　　在国家取消农业税的同时，农产品价格也在逐年提高，以棉花为例，以前每市斤仅2元多的棉花，现在能卖到3元多，涨了二成以上。一减一增之后，土地再次成为农民抢手的香饽饽，“找地种、抢地种”一时成为交通村很多村民的做法。

　　被当地村民称为种田能手的朱建华，去年承包的20亩地大获丰收，“大约全年创收在35000元以上”。

　　作为最直接感受国家农业新政的当代农民，拥有高中学历的朱建华早在农业税取消的当年，就萌发了写封信感谢党中央的念头。

　　2007年9月18日，朱建华在电视里看到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的新闻后，立即提笔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写信，希望将自己保留的14年农民负担卡作为礼物，献给十七大。

　　事隔数月后，朱建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我那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4点起来写信，几百字的信写了整整两个多小时。”朱建华从文件柜的最底层，找到了当时写信时的底稿递给记者，“当时有了这个念头后，我就一直激动不已！”

　　朱建华在信中写道：“为了表示对党和政府的感谢，我想把我从1993年到2006年这十几年珍藏的农村税收票据，寄给党中央，它有力地证明了我党对农民的深切关怀，充分展示了农村税费改革前后的鲜明写照。”

　　颇为巧合的是，就在朱建华提笔写信的同时，湖北省委政研室的同志正在该村调研。朱建华将信写好后，便委托省政研室的同志，将信转交到了当时的省委书记俞正声手中。

　　俞正声在收到朱建华的信和农民负担卡后，于9月25日亲笔回信感谢朱建华。“谢谢你送来的珍贵礼物，1993年以来的农民负担卡，它不仅是党的惠农政策的真实写照，也是一份珍贵的史料……党的农村政策的核心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使农民富裕起来，但真正达到缩小城乡差别的目标，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做艰苦的努力。这既要靠国家的政策，也要靠农民同志的奋斗。祝你在勤劳致富的道路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自此以后，朱建华的名声迅速传开，当地党委政府也对朱建华的行为给予了肯定。

　　此时，恰逢湖北省第十一届人大推选全国人大代表时期。2月1日，朱建华当选为湖北省出席全国人大的124名代表之一，并成为时隔17年后，全国农业大县监利县推选出的又一名农民代表。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监利农民杨凤玲作为爱国拥军模范，曾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明星农民的第一份议案

　　监利县隆欣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是该县于2007年8月8日成立的一家公司加农户型的企业化组织。2008年2月18日上午，该合作社法人代表李常孝在该社的首次理事大会上宣布，朱建华为该合作社总经理。

　　朱建华的入股资金是人民币5万元，但朱建华能当上总经理，显然不止是出资额的因素。用李常孝的话说：我们看中了他身上的明星价值。

　　“机会只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李常孝说，朱建华能有今天受人关注的成功，是因为他区别于常人的那种细心，14年的农民负担卡就是一个明证。“我们之所以能请到朱建华到我们合作社来，也是如此。”李常孝说，在朱建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前，他就多次与朱建华进行了沟通，并最终达成朱建华入社的结果。“要是现在我们去请，可就请不到了啊。”

　　和李常孝一样，记者在新沟镇交通村采访期间，很多受访的农民都愿意将朱建华当成他们村里的明星。“他现在走到哪里，都有人能说出他的名字。”当地群众黄京虎说。

　　“我是农民代表，当然要把农村最基本最真实的情况，带到中央去。”朱建华说，自己身处农村第一线，对当前农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身就很了解，“通过这次机会，我要把农村最实际的问题提出来，希望中央针对实际情况作出更好的决策。”

　　为了更翔实地掌握情况，朱建华利用自己早年做小生意时积累的人脉关系，利用春节前后走亲访友的机会，先后到监利县新沟镇、周老镇、分盐镇、荒湖农场等地，接触了100名当地群众，并很快整理出4个方面的意见。

　　在朱建华草拟的议案中，这4个方面的意见被分列成4个板块。

　　一是近年来物价上涨情况对农民生活的影响。“这几年来，物价上涨过快，农资成本增加是一块，农民生活资料的价格上涨是另一块，这两块共同作用，对很多农民的生活质量构成了很大的影响。”

　　二是农村水利建设方面的问题。朱建华提出，当地很多农村水利建设基础设施，都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比如变排站，很多已经老化，个别的已经不能再用。”朱建华说，水利设施是当地农业发展的基础，必须加大投入和抢修力度。

　　三是农民养老问题。“现在年轻人都外出打工，真正在家种田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了，他们有的身体本身就有病，根本无力完成繁重的劳动。”朱建华说，虽然农村中建立了部分敬老院，但传统习惯让很多人不愿意走进敬老院。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四是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朱建华说：“虽然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可以免除学杂费，但进入高中阶段后，很多家庭承受不了，迫于就业压力提前退学的情况屡见不鲜。”芳摘自3月10日《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