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三歌曲舞曲:毛泽东为何反复打倒邓小平？

（1975年1月－1976年10月） 

1975年“全面整顿”邓小平复出

1974年的毛泽东，已然不愿意继续“天下大乱”了。正像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近期召开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中所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毛泽东希望在保证文化大革命政治成果的同时，保持全国政局的稳定。

因此，在1974年底有关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毛泽东抑制了江青的野心。这个一直难产的四届人大，曾经在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引发出林彪事件。因为四届人大是一个重建国家政权的程序，它涉及到一次重大的权力再分配。

当林彪一伙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吵吵闹闹时，问题远不在于使林彪当上国家主席或者副主席，因为林彪本人身体不好，太多的国务活动未必是他本人所热衷的。然而，林彪担当国家主席或者国家副主席，必然会使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这些人的权力越出军队范围，扩展到政府领域。这无疑是非常诱人的前景。

这个诱人的前景催发出的野心膨胀，使得林彪集团更早地覆灭了。

当1974年再次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时，江青一伙在组阁问题上的忙碌同样因为这是他们把权力由党内、政治局内拓展到国家政府的机会。毛泽东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利用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机会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后面时，毛泽东明确地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让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这时的毛泽东目光十分犀利。对江青这一提议的整个心理背景，看得清清楚楚。毛泽东一方面仍然需要江青、张春桥等人保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思想势头；另一方面，他绝不愿意将中国的整个权力交给这个极端而不稳妥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他越来越需要启用邓小平。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5年1月8日－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选举了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1月13日－1月18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副总理。此后，因为周恩来病重（患癌症）住院，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

邓小平这个不寻常的人物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九个年头，开始全面浮现出来。这时，世界及中国的目光才将这个“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回顾了一下。

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同刘少奇一样，从1966年开始就遭受批斗，随后被隔离审查。也许由于炮火更多地集中在刘少奇身上，他多少被人们所淡忘。1969年10月，林彪曾发出所谓的紧急备战的“一号通令”，邓小平于1969年10月与刘少奇同期被遣送出北京。刘少奇去了河南开封，他则被送到江西软禁，在那里劳动，生活。“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于1971年11月及1972年8月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揭发林彪的问题，并表示愿意为党再做工作。这一政治上能屈能伸、豁达自然的举动，表现出了邓小平从政的风格。

1973年2月，邓小平结束了三年多的“劳动改造”，回到北京，并于3月10日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得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他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12月，在有关八大军区调动的谈话中，他引人注目地出现在毛泽东身边，被毛泽东当做“军师”介绍给大军区的司令员们。1975年元旦以后，邓小平便以大权在握的实力派人物的形象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除了毛泽东这个人物最值得研究以外，另有两个人物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是江青，一个是邓小平。他们都特别值得我们研究。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扮演了一个最不“通情达理”的角色，而邓小平则表现得最“通情达理”。将这两个人物放在一起对比，他们的路线，他们的作风，他们的人格，都形成鲜明的对照。

江青显得极端、疯狂、激进。邓小平显得稳定、坚固、求实。

江青有着一整套矫揉造作、虚假夸张、沽名钓誉的表演。邓小平的作风则显得言行一致、简练明确、磊落朴素。

邓小平是我们要略做深入考察的人物。他在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中表现出的正常的、健全的人格，无疑是中华民族在那个历史阶段中还多少可以自信的地方。包括他在江西丧失自由的劳动生活中，做工、种菜和亲自照顾残疾儿子的平常表现，都让我们感到中国人稳定如常的性格素质。

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早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投身于革命运动的。然而，由于他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没有过多的理论色彩，不被更多的理论教条所束缚，因此，在他一生的政治行动中，表现出一种超越身边很多人的求实精神。

任何意识形态、任何理论框架，既能给人增加睿智，也能给人增加愚蠢。理论具有稳定的品格，这种品格能够保证思维的连续性，也能造成思维的僵化。理论是财富，也可能成为包袱。

邓小平显然是一位绝不让理论成为包袱的人。他在他的位置上以一种非常务实的精神，将最简单的理论化为直接的行动口号。他的这种个性曾使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中国以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获得极大的发展机会。

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理论，是此时的邓小平绝不可能公开否定的。1974年底，毛泽东又对理论问题做了重要指示，这些涉及到文化大革命伟大意义的“马列主义”理论，邓小平也绝对不能悖离。邓小平的高明在于，他能非常简捷地将毛泽东的一些口号综合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动纲领。

这就是在1975年经他提出的非常著名的“三项指示为纲”：第一项，是毛泽东关于理论学习的指示，有一大篇话，邓小平一言概之；第二项，是毛泽东关于要安定团结的指示，这是邓小平开展“全面整顿”的尚方宝剑；第三项，是毛泽东关于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这自然是邓小平整顿中国的目的性口号。

1975年邓小平一登台，就显出了排山倒海的气势。他的旗帜是“三项指示为纲”。他在这面旗帜下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四个字：“全面整顿”。他凭借过去在党内曾经有过的威望，也凭借他在党内的干部基础，更凭借他一贯的雷厉风行、坚强果断、严厉干练的风格，立刻在全国局势中显示出巨大的力量。

正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抓住具体的焦点性的题目作文章。邓小平要扭转全国的国民经济混乱和停滞不前的状态，也要寻找突破口。他决定从铁路运输的整顿入手。当时国民经济全局中最薄弱的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

1975年2月15日－3月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这个会议体现出了邓小平坚强的整顿方针。针对全国铁路运输中存在的组织纪律性松散、规章制度涣散、资产阶级派性严重、无政府主义倾向泛滥以及各种制造事故、杀人抢劫、煽动停工停产、哄抢物资的混乱情况，做出了坚决整顿的部署。随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1975年9号文件）。邓小平特别明确指出：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

会议结束后，在邓小平的支持下，铁道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赴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对“老、大、难”的路局进行了重点的整顿，召开了声势浩大的万人大会、十万人大会，宣传落实中共中央9号文件，发动群众批判派性，落实各项政策。特别集中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对派性倾向严重的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限期改正；到期不改者，采取撤职、调离原单位等果断的组织措施。改组和重新配备有问题的领导班子。对于个别挑动武斗、停工停产的派性头头，给予了坚决打击，以至逮捕法办。在打击过程中，又注意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整顿”以很大的声势先后解决了影响铁路畅通的几个“老、大、难”地区，震动了整个铁路运输系统。中共中央的9号文件在1975年3、4月份，成为一个影响全国生产局势的文件。全国二十个路局，除南昌外，全部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全国铁路的平均日装车量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铁路正点率的提高不仅使生产、也使人民的生活受益，民众普遍对铁路的整顿表现出了热烈的欢迎。铁路运输面貌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焕然一新，给全国各条战线以强烈的震撼。这一切，使邓小平的整顿拥有了更广大的民众基础。也给了一切深入思考文化大革命的人一个结论：那就是民众已经厌倦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也厌倦了一轮又一轮意识形态的宣传与斗争。

邓小平对铁路的整顿之所以获得如此成功，大概和全国范围内的这一民众情绪有关。他的整顿在1975年一出台，有如此锐利的开头，是因为他借助了社会中原本存在的一个“势”。

铁路之战一举成功，他又将整顿的重点移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领域。

1975年5月8日－29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北京召开了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和十一个大钢厂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钢铁座谈会。在这个会上，邓小平正式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并将铁路整顿的经验推广到钢铁工业。在一系列强有力的部署下，仅仅经过一个月的整顿，钢铁工业的生产形势明显好转。几个欠产严重的大钢厂生产状况都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化。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的平均日产标准。

在铁路及钢铁整顿大见成效的基础上，1975年7月20日－8月4日，邓小平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对国防工业更是采取了一杆子插到底的务求速见成效的整顿。

而后，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和部分地委书记会议等一系列会议，铁路、钢铁等率先整顿的经验扩展到国民经济所有部门，整个经济形势出现明显好转。

1975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中曾这样概述：“3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5、6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比较好。”

邓小平把从铁路突破形成的整顿大势迅速扩展到工业生产领域之外，教育、科技、农业及军队都全面地展开了整顿。

1975年6月24日－7月15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以毛泽东“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为大前提，展开了整顿军队的战略部署。在这个会议上，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五个问题；而军队的领导班子则要解决“懒”、“散”、“软”三个问题。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在全军上下受到了一致欢迎。它表明在军队内也存在着与工业领域一致的形势特征，绝大部分人都渴望或者意识到需要整掉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混乱，尽快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秩序。这个在“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帜下开展的整顿，在本质上是一句谁也没有说穿的话：回到文化大革命前。

从军队来讲，任何一级指挥员都会以军人的眼光意识到，军队目前这种“肿”、“散”、“骄”、“奢”、“惰”的状态，完全不适应现代化国家的军队要完成的任务。且不说个人的利益如何，仅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来讲，全党、全军、全国的民众大概都知道这样的整顿是必须的。再不整顿，民族的生存就会出现危机。

全国范围内对整顿的欢迎，表明了一个全国性的共识。这种共识又和整个民众的生活现状相联系，因为混乱的交通、混乱的生产所造成的供应、生活的混乱，是直接危及每一个人的。至于文学艺术生产的荒芜，也无疑影响着民众精神生活的需要。对科技领域、教育领域的整顿，不仅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且更直接地关系到这一领域的干部及知识分子的社会处境。

客观地说，邓小平在1975年的整顿，并没有今天改革意义上的任何新东西，有的只是对文化大革命前秩序的恢复。仅此一点，就使邓小平的整顿形成了一个潮流，在全国受到广泛的拥戴。这不能不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概括邓小平在整顿中的做法，其主要的方针就是六条：

第一，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各级领导班子，重建各级领导班子。

第二，打倒派性，消除混乱，建立安定团结的秩序。

第三，落实有关干部、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的政策。

第四，整顿规章制度。在不触犯文化大革命政治思想原则的基础上，将必要的规章制度重建起来。

第五，重视和整顿教育。

第六，重视和加强科研。

透过这些方针我们发现，邓小平的整顿之所以势如破竹，不仅是借助了全党、全军、全国民众要求恢复正常秩序的共识，借助了全国对文化大革命共有的厌倦心理；还有一些具体的阶层利益性质。

在邓小平的整顿中，第一，给了万里这样一批党的高层干部以重新强有力地回到国民经济第一线掌握权力的机会。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是被文化大革命摧毁了的管理国家的干部体系重返领导地位的潮流，这也正是后来江青等人把邓小平说成是“还乡团”的原因之一。

第二，整顿使得更多的干部在落实政策中得到解放。这依然是在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秩序。规章制度的重建，给了各级领导干部管理生产的更多权力。

第三，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对教育及科研的重视与加强，对文学艺术领域的整顿与落实政策，广泛地代表了知识分子的利益。因此，干部与知识分子是受到全国大多数阶层支持的1975年整顿的最坚决的拥护者。

干部有着管理能力的“特权”，知识分子有着知识文化的“特权”。文化大革命剥夺了他们的“特权”，整顿又在恢复他们的“特权”。

1975年上半年的中国还不知道，整顿意味着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

对于这一点，也许连毛泽东和邓小平最初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