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美国电影传染影评:普陀山与“东亚海上丝绸之路” 王连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1 13:28:14
“丝绸之路”,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都发源于中国而通向世界，几千年来一直是我国与世界各民族友好往来的纽带。它不仅仅是传布丝绸、瓷器等商品的“贸易之路”，也是传布世界各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交流之路”，传布中国人民和平友好情谊而使中华民族“走向世界之路”，传布发明创造、科学技术的“造福人类之路”，而且也是当今我国对外开放、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可是，尽管在宋、元、明、清许多古籍和志书中大量记载着舟山的普陀山乃古代“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之重要中转港，但从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其实，“海上丝绸之路”早在10年前，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研究规划，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是当今世界各国学者的热门话题。自从我开展此项研究以来，已有5批韩国著名学者、专家、韩国国家电视台、韩国“海上王张保皋研究会”等单位主动来到普陀山，进行实地考察、拍摄电视纪录片和学术交流。为使舟山在国际“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争得应有的一席之地，兹将普陀山与“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专题分朝代予以叙述。
一 “丝路”促成“观音道场”形成和发展
为什么在我国东海中会出现一个“观音道场”？其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作为一个“山史”的研究者，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惑着我。最近，随着普陀山新罗礁、高丽道头等古迹的发现及其具体位置之确定，证实了古代从浙东沿海一带通往朝鲜、日本存在着一条“东亚海上丝绸之路”，而“丝路”之客观存在促成了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和发展，这是笔者近20多年来专研普陀山历史所得出的一个新观念。
按照传统的说法，普陀山之所以成为观音道场，是因为“佛指名山”（亦称“佛选名山”）。这“佛指名山”，有双重意义：一是根据佛教《华严经》载，善财童子为求“菩萨道”，曾经参访53位善知识，其中第27参，到普陀山参见观世音菩萨，经文说，鞞瑟胝罗居士告善财言：“善男子，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汝诣彼问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并说颂曰：“海上有山多圣贤，众宝所成极清净，华果树林皆遍满，泉流池沼悉具足，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汝应往问诸功德，彼当示汝大方便。尔时善财童子••••••渐次游行，至于彼山，处处求觅此大菩萨，见西面岩谷中，泉流萦映，林树蓊郁，香草柔软，右旋布地，观自在菩萨于金刚宝石上结跏趺坐，无量菩萨皆坐宝石，恭敬围绕，而为宣说大慈悲法，令其摄受一切众生。”因《华严经》是释迦牟尼成道第27天，在菩提树下为文殊、普贤等菩萨宣说“自内证法门”的一部大经典，补怛洛迦山（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宏法道场，这些内容是从释迦牟尼口中说出的，故谓“佛指名山”。
二是据宋代《高丽图经》（以下简称《图经》）、《佛祖统纪》、《宝庆四明志》以及日本的《元亨释书》等史籍记载，唐大中年间（近经考证，应为咸通年间），日本僧慧锷入唐求法，来到五台山中台精舍，见观音像貌端雅，恳求请归其国，众人从之。慧锷即将像肩负到明州开元寺。觅得唐人张友信（一说张支信）便船，将登舟，像忽重不可举，与同行新罗商客等人竭力负之，乃克胜，舟过昌国梅岑山（今普陀山），涛怒风飞，舟触新罗礁，漂至潮音洞一带，船上人十分恐惧。慧锷夜梦一僧谓之曰：“汝但安吾此山，必令便风相送。”慧锷含泪以梦情告众，众人皆惊异，于是，在新罗贾客等人协助下，置像于洞侧，礼拜祈祷而去。山上居民张氏目睹此异，将像请回己宅供奉，被称为“不肯去观音”，意为菩萨不肯去日本，选中了梅岑山作为显化道场，结合《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所说，观世音菩萨早在过去无量劫前已经成佛，号“正法明如来”，为度众生，所以“倒驾慈航”化为菩萨，来到娑婆世界（地球），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世界都可成为观音显化圣地。所以选中普陀山作为道场，可说是“佛（观音）选名山”。
上述两种说法，特别是后者，一千余年来被各种地方志和有关史籍所引用，清康熙间，文学家裘琏编纂《普陀山志》时，将“佛指名山”列为“普陀十二景”之一，诗云：
海外奇峰翠入天，峰头朵朵削青莲。名山如此不肯去，成佛应居灵运前！
清末民初，康有为游普陀，亦题诗云：
观音过此不肯去，海上神山涌普陀。楼阁高低二百寺，鱼龙轰卷万千波。云行岛屿清未了，梵杂风潮音更多。第一人间清净土， 欲寻真歇竟如何！
大家对于“佛指名山”，似乎没有异义。但是，当你掌握有关此山史料越多，就越会感到，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一定还存在一些较为客观的原因——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因为观音信仰早年在舟山地区传播外，还存在一些更为直接的因素。近来，随着对本山历史的深层次研究，先后发现和考证出普陀山高丽道头和新罗礁两处遗址，而此山古代是“海东诸夷，如三韩、日本、扶桑、占城、渤海数百国雄商巨舶，皆由此取道放洋”之地（元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据许多志书和古籍记载，这里“东控日本，北接登莱，南亘瓯闽，西通吴会”，“东五潮至西庄石马山与高丽分界”。当我充分了解到普陀山在我国古代航海史上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环境后，终于意识到，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不仅与观音信仰在我国传播以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济世拔苦的神格深入人心有关，而且与古代“东亚海上丝绸之路”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先有“东亚海上丝绸之路”，才形成新罗礁，有了新罗礁，才有“慧锷触礁”，当年，慧锷等大批入唐求法僧正是搭乘这些商船往返于中日韩等国，进行广泛的佛教文化和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是“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促成了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和发展。
二 观音信仰何时传入舟山
近据德国学者艾德金斯博士 （《J．Edkins; 中国佛教》p．124．）研究，认为“印度佛教介绍观音信仰，大概始自公元前后，以前可能没有。中国观音信仰也很早，约在汉代已经有崇拜观音。”他认为世界上观音信仰形成于公元稍前，对于这一点，我表示赞同。一般认为，研究观音起源，最确切的方法仍在于研究《中国译经史》。首先，据东晋法显三藏历15年、出访西域30余国归国后所著的《佛国记》所载，印度大乘佛教信徒皆供养礼赞观世音菩萨，他经过海路回归中国之际，遇上狂风暴雨，船上贾客怖惧不已，唯有法显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因此蒙观音威神护佑，逐渐脱离海难。他又记述西天竺摩头罗国的新头河附近人民，供养文殊菩萨和观世音等菩萨，当时观世音菩萨已成为印度民众信仰中心。此前，东汉灵帝熹平元年（172），竺佛朔译出《道行经》一卷，光和二年（179），支娄迦讖译出《道行般若经》十卷；中平二年（185），支娄迦讖译出《成具光明定意经》，在上述经典中，均列有观世音菩萨圣号，证明观音思想于公元一、二世纪左右在印度已很盛行，而且已传入中国。进一步追溯，最初将佛教传入中国的大月氏国迦叶摩腾，他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入洛阳，《高僧传•第一》说他此前，曾经在天竺诸国讲解观音信仰的《金光明经》。说明在公元一世纪初，印度本土对讲述观音功德的《金光明最胜王经》信仰已十分普及，由此可推知，约在公元一世纪稍前，观音信仰在印度形成。被视为观音信仰传入中国之象征的，乃是前述支娄迦讖于东汉中平二年译出《成具光明定意经》，至西晋竺法护译出《正法华经光世音普门品》、姚秦鸠摩罗什译出《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观音思想迅速在中国传播，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汇，不断发扬光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观音信仰。东晋年间（317—420），此种信仰已普及大江南北，所谓“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当时，翁州（今舟山岛）已建有观音庵（今普慈寺），——南宋隆兴元年（1163）昌国知县王存之《普慈禅院新丰庄请涂田记》载：“县内有普慈禅院，依山瞰海，实东晋韶禅师道场，缁素过海礼宝陀、九峰、万寿，必驻锡焉” ；元大德《昌国州图志》载：“普慈寺，始东晋，时仅一小庵，以观音名。”翁州的观音庵充分说明了东晋时观音信仰已在舟山地区普及，当时被称为梅岑山的普陀岛，已有渔农民居住，渔民们出海捕鱼，最惧怕的莫过于遭遇海难，而能“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的海上保护神观世音菩萨之信仰，不可能不波及此岛。据明崇祯年间高僧木陈道忞所撰《普陀山梵音庵释迦文佛舍利塔碑》载：
明州古称三佛地，其最著者曰鄮山，盖周厉王时，东天竺无忧王所藏释迦文佛真身舍利处也。去明州薄海五百里，复有补怛洛迦山者，则普门大士化迹所显，以佛菩萨慈悲喜舍因缘故，自晋之太康、唐之大中，以及今上千龄，逾溟渤，犯惊涛，扶老携幼而至者不衰。
木陈道忞（1596—1674）乃明末天童密云禅师法裔，清初，应召入京说法，受清世祖（顺治）礼遇，敕封“宏觉国师”，为一代名衲，学贯三乘，精识五明，其所叙述，必有所据。可惜历代《山志》只载“唐之大中”，忽略了“晋之太康”。根据种种迹象表明，西晋太康年间（280—289），观音信仰很可能已经波及普陀岛，而位于今定海北门外之普慈寺，东晋时是一处专供观音的小庵院，后曾充作信徒们礼谒普陀岛之接待寺。当然，当时的普陀岛（梅岑山）尚无寺院，之所以被认作观音圣地，仅仅因为其地貌环境与《华严经》所描述的“补怛洛迦山”十分相似，如在山之西隅，有磐陀石（又名“金刚宝石”）、五十三参石，所谓“西面岩谷中，树木蓊郁，香草柔软，右旋布地，观自在菩萨于金刚宝石上结跏趺坐，无量菩萨皆坐宝石，而为宣说大慈悲法”，所以信徒们认为，这里很可能即为观音大士说法的地方。然而，佛陀所说的“布怛洛迦”，其实在印度，唐贞观年间（627—649）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载：“秣剌耶山东方有布怛洛迦山，山径危险，岩谷欹倾，山顶有池，其水澄清如镜，有大河绕山，周二十匝，流入南海。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近据德国、美国学者考证，此山位于南印度哥摩林岬附近，马莱亚山东方；日本学者高桑驹吉进一步考证说：“补陀洛迦在秣剌耶山南方帕帕那桑至阿甘斯特亚玛雷之间，即今派托里密地区之毕蒂哥山，自公元前一世纪印度形成观音信仰后即为人们所崇仰。”但此山系半岛，并非佛经所说海岛，而且环境险恶，山上有“崇崖峻岭，洞谷深涧。••••••有大蛇萦者”，“有愿见菩萨者，不顾身命，涉山登水，忘其艰险，能达之者，盖亦寡矣。而山下居人祈心请见，（观音）或作自在天形，或为塗灰外道，慰喻其人，果遂其愿。”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这与《华严经》所说“海上有山多圣贤，众宝所成极清净，花果树林皆遍满，泉流池沼悉具足”的幽美环境相差甚远。因此，谒者罕至，到公元三世纪，已无人问津。相反，随着观音经典在汉魏、两晋时代陆续传入中国，信徒们根据观音大士普门示现——整个娑婆世界均可成为观音净土的教义，逐渐认识到地处我国越东沿海的“蓬莱境”、“瀛洲界”梅岑山，与佛经所载的观音说法处十分相似，因此经常有人来此朝拜。不过，这仅仅是最初当地渔民或邻近郡县民众的一种信念，只能算作普陀山观音道场形成的萌芽状态。使普陀山成为现在那样举世闻名和公认的观音圣地，则要借助于唐中叶以后“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促成与传播。
三 “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与新罗礁
过去，只知道是“日本僧慧锷请观音像到山”，而历代《山志》对此事描写仅寥寥数言，语焉不详。近经考证，公元863年，慧锷是搭乘明州船主张友信之船去日本的，船上当然不止慧锷一人，据日本高僧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及我国北宋的《高丽图经》等史籍所记载的内容综合分折，此次赴日，船上还乘有许多“新罗贾人”，而且，慧锷从五台山将观音像肩负至明州开元寺，找到张友信便船，“以之登舟，而像重不可举，率偕行贾客尽力舁之，乃克胜”（南宋《宝庆四明志》）。舟过普陀岛，触新罗礁，漂到潮音洞地方，就和贾客们一起“相与诛茅，敬置其像而去”。所谓“相与诛茅”，说明慧锷将观音像从船上扛上岸，置于潮音洞畔，是得到“偕行贾客”等人帮助的，据《图经》记载，这些贾客乃新罗人。——最近，笔者有幸读到日本人伊势兴房当年所撰《头陀亲王入唐略记》（现藏日本东大寺观智院）全文，略云：
贞观三年（唐咸通二年、861）三月，亲王被许入唐••••••更移肥前松浦之柏岛；十月七日，仰唐通事张友信，令造船一只。四年（862）五月，造舶已了，时到鸿胪馆。七月中旬，率宗睿和尚、贤真、慧锷、忠全、安展、禅念、惠池、善寂、原懿、猷继并船头高丘真岑等，及控者十五人，舵师张友信、金文习、任仲元（原注：三人并唐人），建部福成、大鸟智丸，水手等僧俗合六十人，驾舶离鸿胪馆••••••八月十九日著远值嘉岛。九月三日，从东北风飞帆，其疾如矢••••••七日午时，遥见云山，未时著大唐明州之扬扇山，申时到彼石丹岙泊，即落帆下碇。
••••••大唐咸通三年九月十三日，明州差使司马李闲，点检舶上人物，奏闻京城。其年十二月，敕符到云：“须取彼器或早随故，许著越州。”五年（唐咸通四年、863）彼州观察使郑晖略，更为实录以言上。十二月，亲王、宗睿和尚、智聪、安展、禅念及兴房（即本文作者伊势兴房——笔者）、任仲元、仕丁丈部、秋丸等驾江船牵索，傍水入京。但贤真、慧锷、忠全并小师、弓手、舵师（张友信）、水手等，此年四月自明州归本国毕。
上文对于专研普陀山历史的人来说，真是资料中之瑰宝！从文中可知，当年，慧锷是搭乘张友信在日本柏岛打造之船、跟随头陀亲王入唐的，与他同来的尚有宗睿等9位僧人。此船在海上航行4天5夜，于咸通三年九月七日到达明州石丹岙。十二月，亲王、宗睿、伊势兴房、任仲元等9人改乘运河上的拉牵船入京。张友信（舵手）与弓手、水手若干人，陪同慧锷、贤真、忠全并小师于翌年（863）四月回日本。从咸通三年十二月至次年四月，慧锷在唐逗留了不到5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朝礼了五台山，在该山中台精舍获得观音圣像一尊，准备请回日本••••••总的说来，船上除舵手张友信、弓手、水手外，起码还有贤真、忠全和小师3位僧人，更有搭乘此船赴日贸易的新罗商人。资料还提到一些其他同船人的姓名，如一起入唐的船头高丘真岑 、与亲王同赴长安的日本人仕丁丈部、秋丸等，从而证实了普陀山供奉的第一尊“不肯去观音圣”像，并非像历代《山志》所载系由慧锷一人置于山上，而是他率领同船的新罗商人、僧人贤真、忠全以及一位不知名的小和尚，还有船主张友信等人共同搬上潮音洞畔。慧锷之所以要把佛像留下，是因为舟触新罗礁，遇风涛，他以为“菩萨不肯东去”。可知新罗礁，在此次事件中是一大关键，如果没有此礁，唐人张友信的船就不会受阻，这尊观音圣像也许早已被顺利地请往日本，普陀山供奉观音之机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发生，也许，普陀山这块宝地会被后来的妈祖等海上保护神所占领（明万历年间，曾在山上建天妃祠，即今佛学院）。从现存的宋代人所留下的资料可以证实，先有新罗礁，后有慧锷触礁，而且，在慧锷到山前，山上似乎早已有观音信仰。例如，据历代《山志》所记，早于慧锷16年，唐大中元年（847），已有梵僧（一说西域僧）来潮音洞前“燔十指，指尽，亲见大士说妙法，授与七色宝石，灵感始启。”又如《图经》所载，山上的宝陀院乃“萧梁（502—549）所建”，比慧锷早300余年；历代《山志》还记载，早于慧锷200年，被称为“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650—676）已撰有《观音大士赞》曰：
遥望洛迦之山，稽首聊申赞歌：南海海深幽绝处，碧绀嵯峨连水府，号名七宝洛迦山，自在观音于彼住••••••
按王勃，字子安，14岁应举及第，授朝散郎、王府编修，补虢州参军。后因探父，溺南海受惊死。他生前“遥望”的洛迦山，当然不可能是印度的毕蒂哥山。如果说，他所指的洛迦山即现在的普陀山（普陀洛迦，古为一山），说明在慧锷请观音像到山前200年，山上已有观音信仰了。王勃究竟死于何地，学界尚无定论。据说他死前已见到其父，那么，“溺南海死”，是否探父归，欲谒洛迦山而落水毙命？据《王子安集》说他死后，他的两个侄儿曾到甬东一带寻踪，可能与此有关。——当然，对于王勃和普陀山之事，还须作进一步研究，不能视作定论。另一方面，既然当年慧锷是搭乘张友信的商船去日本的，说明在此之前，从我国江南一带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海上航线早已形成（详后），这条航线，因为当时从我国运往各国的商品以丝绸和瓷器为主，所以后人称之为“东亚海上丝绸之路”。新罗礁，是这条“丝绸之路”遗留至今的非常宝贵的实物见证。新罗礁名称，当然与新罗国有关，具体地说，与朝鲜半岛上“统一的新罗时期”（676—935）有关。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两国交往史上关系最密切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空前活跃。有许多新罗船往返于中、韩、日三国和南亚地区，经营海上贸易、船只租赁、航舶打造、提供航海人员和海运等业务。据史载，这一时期“遍中国”都有新罗人居住，主要分布在7个道（关内、河南、河北、淮南、剑南、山南、江南道）；19个府（归义、徐、泗、海、登、密、青、淄、莱、兖、金、江、台、楚、扬、池、宣州和京兆、成都府）。其中又以京都长安、河北道和河南道、山东半岛、江浙地区之傍海地带为主。在新罗人聚居的地区，分别存在着新罗村、新罗院、新罗坊、新罗译语处、勾当新罗押衙所等组织或机构。这一时期，又是新罗以及日本学僧入唐求法之兴盛时期，大批新罗僧人翻山越岭、踰溟渤、冒沧瀚，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吸取唐代文化。据《韩国禅教史》等书记载，此间的新罗入华学僧，比其他各个历史时期入华学僧人数总和还要多——被载入韩中两国史籍的有185人，其中不乏像义湘、梵日、元晓、慧超等名垂千古的新罗高僧。此间，唐朝廷为积极与外国进行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制定了一系列优待来华外国人的政策。唐《户令》规定：“诸没落外蕃得还，及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闻。”同时规定，定居唐境的外国人享受免除赋税10年的优厚待遇。（唐《赋税令》：“外蕃人投化者复十年。”）唐律中还有不少保护市场公平交易的法律条文，为外国人来华贸易提供了法律保障。因此，还有更多未被载入史籍的入唐僧和不同阶层的新罗人，至今，浙江临海等地有许多无名氏新罗人墓葬。另外，由于唐政府对入唐求学的新罗学生采取厚待政策，强烈地吸引了新罗莘莘学子，入唐求学的学生络绎不绝，人数相当众多。如《唐会要》载，唐文宗开成二年（837）三月，“新罗差入朝宿卫王子，并准旧例，割留习业学生及先住学生等二百十六人，请时服、粮料；又请旧住学习业者放还本国。”《旧唐书》载，唐文宗开成五年四月“鸿胪寺奏，新罗国告哀，质子及年满合归学生等共一百五人，并放还。”《东史纲要》载：“新罗自事唐以后，常遣王子宿卫，又遣学生入太学习业，十年限满还国，又遣他学生入学者，多至百余人。”新罗学生或学僧们入唐，大多从海路附商舶而至，在中国的登州或明州（今宁波市）登陆，其中又以明州为主。而普陀山是当时出入明州商舶必经之地，无论驶往新罗或日本的贸易船，都须在这里候风候潮。这一时期，被称为“海上王”的新罗清海镇大使张保皋，凭借其军事力量，组织庞大的国际贸易船队，垄断着韩、中、日沿海以及南亚一带航海活动，他所控制的船队，经常出入明州，途经马秦山（朱家尖）、石牛港（今普陀山机场）、梅岑山（普陀山）一带进行海上贸易和长途运输。据《新唐书》、韩国的《三国遗事》以及唐代诗人杜牧的《张保皋传》等史籍记载，张保皋，又名弓福、弓巴，新罗人，大约在新罗宪德王（809—825在位）间入唐。时值新罗多次遭受灾荒，如宪德王六年（814），连续两年洪灾，民众流离失所，渡海来唐谋生的不计其数；宪德王八年，“是岁，新罗饥，其众一百七十人求食于浙东。”（《旧唐书》卷199东夷传•新罗条）就在这时，身为平民的张保皋来到中国，从军入伍，成为武宁军将领王智兴帐下一名士卒。当时，山东半岛被豪强李师道所据，唐宪宗为平定这一割据势力，派遣驻屯半岛的武宁军节度使李愿率军征讨。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十二月，“武宁军节度使李愿遣王智兴击败师道之众九千，斩首二千余级，获牛马四千。”（《旧唐书》卷199东夷传•新罗条）元和十四年，“王师诛李师道，智兴率徐军八千会诸道之师击之，与陈许之军大破贼于金乡，拔鱼台，俘斩万计。”（《旧唐书》卷156王智兴条）在李愿、王智兴平定李师道的战争中，张保皋等参加了平藩战斗。由于他善刀枪马术，屡立战功，升任为“武宁军小将”。据《新唐书》载：“后保皋归新罗，谒见兴德大王（826—835在位）曰：‘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愿得镇清海，使贼不得掠人西去’。清海，海路之要也，王与保皋万人守之。自太和（827—835）后，海上无鬻新罗人者。”上述“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可见当时在中国的新罗人之多。唐朝的生产力大大超过新罗，生活条件比新罗优越得多，并对入唐谋生的新罗人采取许多优惠政策，所以除被迫卖到中国的奴婢以外，尚有不少自愿投奔中国的新罗人。清海镇即今韩国莞岛，位于韩国全罗南道的最南端，像舟山一样，由诸多小岛组成。为中，韩、日三国航海之要地。张保皋出任清海镇大使后，一方面积极肃清海盗，使新罗人不复为其所掠，卖到唐朝、日本为奴婢，并在我国山东赤山建法华院，宏扬佛法。另一方面积极经营唐、新罗、日本之间海上交通线，这条航线，即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形成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海上通路，包括北路航线和南路航线。北路航线：从中国的密州（今山东胶州湾南沿）、登州（山东蓬莱、掖县一带），可至朝鲜大同江中；南路航线：从楚州（江苏淮安）、扬州、明州（浙江宁波）、定海（浙江镇海）、梅岑山（今普陀山），经黑山岛至今韩国全罗南道的灵岩。由于张保皋控制了当时东亚一带海上贸易，使清海镇成为新罗的海上王国。石牛港，位于古马秦山（今朱家尖）与顺母山之间，航道广阔，潮流平缓，中间有一座大山，形如水牛，惟妙惟肖，称石牛山（今泗苏山），是古代出入明州的中国、新罗、日本及南亚各国船舶必经之地。在石牛港和普陀山之间，即莲花洋，洋面上有一块很大的状如斗笠的海礁（附三：新罗礁照片二帧），这就是被韩、中两国学者视为古代“东亚海上丝绸之路”遗留下来的实物见证——新罗礁。2002年8月29日、2003年3月22日、4月11日，笔者曾3次应前来采访的韩国电视台和学术界要求，雇小舟陪同其登礁考察（附件四：韩国学者考察新罗礁照片2帧）。它的具体位置，南距朱家尖蜈蚣峙码头约1里余，北距普陀山短姑道头约2里余，孤悬在石牛港北口至普陀山之间，惊涛拍岩，群鸥栖息，远远望去，仿佛一艘出没在翰海间的仙舸，是往返朱家尖——普陀山必经之地，如今，每天有上百次往返普陀山与朱家尖的快艇在其侧畔开过。礁呈长形，东西走向，长约百米，海拔9．4米，花岗岩组成，东边有一处约100平方米大小的乱石坪地，西边为高坡；西南海面上有许多干出礁，分布在长约300米的水域中，涨潮时被海水淹没，帆船过此，稍不留意，或是经西南风一吹，就会触礁（实地调查时据朱家尖渔民反映，他们在非常熟悉这一带海域地形情况下，也时常触礁）。古时，无论去宁波或是从宁波去日本，新罗，都必须途经此礁。当我们站在礁上时，仿佛看到许多载着大批丝绸、瓷器等货物驶往日本等国的新罗船，以及载着金银、药材、珍兽等货物，从朝鲜半岛等地驶来的各国商船，从礁边擦过，并常有船只触在暗礁上。沉舟侧畔千帆过！各国商船，特别是一度垄断中日韩三国沿海贸易的新罗商船对此礁印象实在太深了，他们船过礁旁，就得小心翼翼，丝毫不敢大意，驶近此礁，就意味着即将到达大唐明州，因此取名“新罗礁”。从上述史料分折，可知新罗礁名称，很可能形成于张保皋航海活动最频繁的时期以及明州三江口国际贸易港形成初期——唐长庆元年（821），由于浙东沿海一带贸易飞速发展，明州州治从小溪镇迁到三江口，公元829年至845年，张保皋任清海镇大使，而慧锷所乘之船触礁在唐咸通四年（863），时间顺序正好吻合。张保皋时期，是“东亚海上丝绸之路”初步形成并逐步趋向兴旺阶段，是新罗人主导海上航运和贸易时期，也是韩国海洋文化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张保皋被近代韩国人民誉为韩民族之骄子，在韩国，设有“海上王张保皋研究会”，专门从事“东亚海上丝绸之路”和张保皋业绩研究，获得韩国政府和该国一些财团的支持，自去年拙作《普陀山新罗礁钩沉》等文章发表以来，该会成员闻讯，主动来山进行学术交流，他们对新罗礁的存在产生浓厚的兴趣并予以密切关注，多次组织专家前来考察，并希望通过进一步研究和交流，深层次发掘舟山地区古代与韩国友好交往史迹，促进两国的学术和旅游观光事业的发展。为此，今年3月24日，普陀山管理局蒋宝华局长组织“佛光之旅”友好访问团出访韩国，在汉城，受到张保皋研究会会长金文经教授等人热情接持，并进行了学术交流，签订了由韩方捐资建造普陀山新罗礁纪念碑亭、每年由该会派出数百名学生和学者来普陀山实习和考察等意向书和协议；有多家韩国电视台前来采访，并有数十家旅行社争相了解普陀山旅游资源。访问团回国不久（本月11日），即有汉城QchanneL电视台来山拍摄电视新闻风光片，韩国人民为发扬与我市的传统友谊，表现出极大的主动和热情。
四 确定新罗礁正确位置之证据
新罗礁，这块“迷失”200余年的古礁，经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列为专题研究项目，通过多方调查研究和考证，终于恢复了原名。但是，要改变一个旧的观念，往往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鉴于此礁位置，在解放初某单位测绘普陀山地形图时，被标在今西方庵频海观音跳石外之小丘上，所以，许多人对目前考证出其正确位置在朱家尖石牛港北口海域中，抱有疑虑，一时“转不过弯来”。有不少人问我：“在导游图上，新罗礁明明标在山之东面观音跳外小山上，怎么搞到普陀山西面去了？”查上世纪80年代印刷的导游图，均未标新罗礁，90年代印刷的导游图所标新罗礁位置，来源于某测绘单位绘制的《普陀山地形图》。而该测绘单位则是因为从民间传说中得知普陀山附近有一处新罗礁，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此礁，根据僧民们反映，当年，日本僧慧锷因舟触新罗礁，所以在潮音洞留下“不肯去观音”，认为新罗礁一定在潮音洞附近。鉴于潮音洞对面不远处的一块礁石已被命名为“善财礁”，不知新罗礁在哪里，恰好在洞南另一个海岬上——观音跳石的外面有一座小丘，它的西南有一脈狭长形岩石延伸入海，似礁非礁，因其位置“在潮音洞附近”，这一带除此而外，别无其他礁石了，所以就把新罗礁名称标在这座小丘上。其实，此山丘长约120米，宽约100米，海拔11．3米，面积12000平方米，与观音跳石相毗连，根本不是海礁。而且其位置在普陀山东边，与文献记载“新罗礁位于普陀山西南”根本对不上茬。那么，笔者如今寻找到的新罗礁，有没有强硬的证据呢？回答是肯定的。鉴于新罗礁在“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普陀山观音道场形志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又是当今遗存下来的、在中国沿海为数不多的、蕴涵着中韩日3国人民传统友谊的珍贵遗迹，有必要列出能证实其准确位置之证据：
一、在宋代，天台宗僧志磐所著《佛祖统纪》卷四十二“唐大中十二年条”载：日本国沙门慧锷，礼五台山，得观音像，道四明，将还国，舟过补陀山，附著石上，不得进••••••乃结庐以奉之（原注：今山侧有新罗礁）。志磐虽未亲到普陀山，但从唐代到宋代，对于山之近海有新罗礁这一事实，人们並不陌生。
二、历三十五年（1607）礼部尚书周应宾所编的《普陀山志》卷二《山水》篇说：
新罗礁，在石牛港中大洋。（附件七：万历《普陀山志》“新罗礁”记载复印件）
周应宾编志距今约400年，说明明代，人们对新罗礁位置尚清楚。
三、康熙四十四年（1705）刊印的裘琏所编《南海普陀山志》卷二《形胜》载：
新罗礁，在西南大洋中，石牛港口，即日本僧慧锷触舟祷佛处也。说明300年前，人们对新罗礁位置并不含糊，而且进一步阐明它在普陀山的“西南大洋中”，即日本僧慧锷触舟祷佛处，比《万历志》更为确切。——其实，在民国初编纂的《普陀洛迦新志》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只因为解放初测绘地图的人没有仔细查阅《山志》（估计那时测绘者手头没有《山志》），就随随便便地根据流传于民间的“慧锷触礁”传说，含糊地把礁名标在观音跳石外小丘上，而后来的“导游图”，更未经查考，依样画葫芦，以致造成一错再错。
四、在古人所题《新罗礁》诗中，可证实其具体位置，如清代文士祝德风《新罗礁》诗云：
石牛港口望慈航，礁纪新罗庇十方。迎得五台神相至，潮音洞口布坛场。
上诗可证实礁的位置在“石牛港口”，另有几首吟咏诗，虽与其位置无关，但足以说明古人对新罗礁并不陌生，辑录如下：
清杭州庞檀《新罗礁》诗：大士寻声遍海天，如何日本独缘悭。只缘认定潮音好，万古名蓝远近传。
清释心果《新罗礁》诗：夷僧一苇到新罗，礁触行舟不许过。大士威神寰海震，大雄大力大恩波。
清释岳宗《新罗礁》诗：礁以新罗号，曾停慧锷舟。观音不肯去，世世法幢留。
清杭州徐易奇《新罗礁》诗：佛相原无住，慈航有所之。洛迦不肯去，息假此间宜！
五、万历三十五年绘制的《普陀山全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新螺礁（古时对外来名词常使用谐音字，故新罗礁也被写作“新螺礁”）的位置在普陀山的西南面，即在山西边磐陀石对面海域中，与现在某些导游图标在山东边观音跳石外大相径庭。同时，可以看出，万历《普陀山全景图》所绘新罗礁呈斗笠状，基本与现在拍摄的照片一致。——从该图所绘其他普陀山古迹，如磐陀石、二龟听法石、普陀禅寺、多宝塔等数十处景点可看出，此图虽不是一张成比例的用现代仪器测绘的标准地图，但所绘主要景物基本是写实的，十分严谨。该图由25幅册页连接而成，东起青鼓垒，西至风洞嘴，绘图者不仅熟谙山上情况，而且对每一处景点位置、形状等都经过仔细观察和实地踏勘。所以对于新罗礁位置形状和大小，在未弄清楚前，决不会轻易下笔，更不用说这是一张进呈御览的山图。据万历三十五年五月初五日御用监太监张随《进普陀山志表》载，志书完成后，连同山图一起即进呈御览：“敬请词臣••••••爰奉成书，敬呈睿览，伏愿慈悲益广，功德弥增。甘露柳枝，洒为沧溟之泽；丽天慧炬，散为日月之光。将圣寿与岳渎同长，而皇图与天地并永矣！”如果任意下笔，搞错了，就是“欺君之罪”，会遭杀身之祸！所以，《明万历普陀山全境图》所绘新罗礁位置，应该说不会错。
六、新罗礁既然在石牛港北口海域中，那么，石牛港在那里呢？据万历《普陀山志•卷二山水》载：“石牛港，在莲花洋西，宋中官王贵等诣山礼佛，心未敬信。辞归，满海阻铁莲花。贵望（普陀）山叩谢，有白牛浮至，尽食其花，舟始移。白牛还立水次，乃一白石，如牛，故名。”明朝中叶常熟名士钱希言笔记《狯园》载：“高皇帝（明太祖）命信国公（汤和）往补陀山，有意拆毁其寺。忽海中铁莲花拥出水面，灿然作链，金色光烛，上下鱼龙交沸。信国舟不及波而返。奏闻，帝异之，即命官修葺殿宇。敕命到日，共见大青牛浮海而至，吞啮铁莲叶，其声如雷，舟始获济，至今（距）洛迦山五里有莲花洋石牛港。”钱氏记述石牛港距普陀山5里，均与现在情况相符合。清康熙《南海普陀山志》载：“石牛港，莲花洋南，旧志云••••••（下同《万历志》。）”以上指出，石牛港在莲花洋西南，在明万历《普陀山全图》中，也可看出，它位于莲花洋、金钵盂东南、普陀山西南（附十：明万历“石牛港图”复印件）。另有清光绪《定海厅志•舆地全境图》，都可看到石牛港在朱家尖顺母乡，呈南北走向，港西岸是顺母、泗苏（古石牛山）两山，东岸为朱家尖本岛。港区自建国初以来，逐渐淤积成浅滩。1958年5月至1959年11月围垦朱家尖、顺母、泗苏3岛间海塗，筑海塘4条，全长523米，建成国营顺母农场，1966年改名为曙光农场；1972年至1976年筑新北塘、钓鱼礁海塘各一条，全长1740米，围垦耕地8500亩。至今，石牛港港道旧址浅处南端遗有红旗水库，北端遗有石牛港河。古石牛港今已成为曙光农场，现又建成“普陀山机场”。当年“从海底浮起食尽铁莲花的大青牛，即今之泗苏山。
石牛港和新罗礁的位置既已阐明，遗留下来的尚有2个问题，一是新罗礁地名是怎样失传的？二是古时进出宁波港的航舶为什么一定要经过石牛港和新罗礁？关于新罗礁名失传原因，是因为舟山迁民，舟山除明洪武二十年（1387）、嘉靖三十六年（1557）两次大规模迁民外，又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康熙十年（1671）两次迁僧民于内陆，关于顺治那次徙民，甬上举人谢泰交有一篇纪念友人黄与坚的《笔记》云：“先是浙东以舟山民徙内地，舟山环岙七十二，居民计数万，踉跄迁徙，冻馁载道，时严冬。先生（黄与坚）出家钱，并发囷粟为粥，糜人给之。条上便宜事四：渡民宜广招船户，不得禁私渡，一也；风汛不测，当宽期，使获济，二也；徙民槖装，毋抢夺，三也；令所在地方安插，无得拒阻隔，四也。四者行，流人皆德之••••••”当时，四明诗人李邺嗣看到舟山徙民情状悲惨，赋《翁洲词》云：
（序：翁洲未徙前，城门鸣，鸟聚噪，万数井水墨，未几变起。翁山多猿，山家畜犬禦之，火后犬奔，山猿鸣，满谷所谓鸟乱于上，兽乱于下矣！） 黑云如山海上奔，白日鬼啼翁洲门。鸟鹂百万啄人屋，腥风夜吹井水浑。须臾大火空城起，七十二岛同时焚。寿冷流民缘岸哭，十家五家徙鱼腹。黄犬嗥嗥走山谷，老猿引雏尽登木。
每次迁徙，都使人民流离失所，大量文献遗失，许多地名湮没。新罗礁地名，估计是在顺治、康熙两次迁徙和长时期海禁中失传的。由于新罗礁上停满了海鸥，所以后来，当地居民给它取了一个新名字叫“缸爿礁”（舟山方言，称海鸥为缸爿）。
至于古人进出宁波港，为什么一定要经过石牛港和新罗礁？这个问题牵涉到木帆船航行在不同地域风向、潮流等情况以及我国东南沿海的气象知识和复杂的非机械化驾驶技术，大概已罕为人知。明代的《舆程记》载：“由沈家门经莲花洋、石牛港、钵盂山，共七十里至补陀山。”崇祯年间，张岱游普陀山，在《游记》里写道：“渡莲花洋••••••过金钵盂，进石牛港、短姑道头，则恍如身到彼岸矣。”可见古人对于从沈家门至普陀山，必顺经过石牛港，早有记录。笔者为此曾特地访问了50多年前撑过木帆船的老年人。据年迈老大们介绍，现在的“普陀山机场”等地方，解放前是一片大海，即石牛港。因港内四面环山，潮水平缓，风不甚大，所以，驾驶木帆船往返沈家门和普陀山，必须经过此港。如果航行其西面的普沈水道（现在建跨海大桥处），即使顺风顺水，也会被强烈的潮流漂向塘头山那边；有时候，遇到潮流风向不好，从沈家门驶到普陀山，从早晨出发，直到天黑才能到达，须航行10个小时！这对于目前乘惯快艇，15分钟即可到达目的地的人们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可是，事实确实如此。笔者在沈家门解放前夕也曾多次有过此种经历，有一次，跟随母亲赴普陀山看望居住在洪筏房的妙善法师（我母亲早年拜其为师），帆船走的是金钵盂山东边航线，当木帆船穿出石牛港，经过新罗礁，即将到普陀山时，只见湍急的潮水在船舷边奔流，老大忽然高声叫“调腔啦！”船身一下子侧向另一面，风帆瞬间转向，船体剧烈倾斜，樯帆碰到海水，“嚓嚓”地溅起白色的浪花，船儿飞快地向另一方向驶去，离普陀山越来越远••••••关于此类情况，民国初盛叔型有一篇《游洛迦山记》，足资参考：
洛迦山在普陀之东南，相隔仅十余里，夜设灯塔，以便航轮。•••••即启程，时方黎明，鸡鸣月落，海风拂襟，积虚浮素，云水郁蔼，翘首东望，旭日如火，觉爽怀异常。至中流，微波击舟舷，舟身略动，余亦不之意。暗思僧人何胆怯，此微波轻浪，即言之可骇如此，真不值一笑。既而渐近麓，山中风景，已在目前，度不过里许程，因笑谓僧曰：“此即君所谓骇浪汹涛耶？”言未竟，舟忽转东，疾行如飞，则洛迦山已失其向。舟子力转舵，重不可移，回首普陀，已在隐约间矣。余乃大惊，同往游者皆倒卧舱中，被复体，如不胜痛苦者。或呕或吐，狼藉遍舱。僧则嗒然如丧，颜色惨淡，俯首念“弥陀”不止。须臾，浪略静，余方窃喜，忽又一浪击舟身，砉然作响，舟乃升降如点额，忽又转西，旋转水中，既而向前直驶，回视旧地，已在数十里外，北望普陀山慧济寺，已如天星，在若隐若现间矣。时余方倚舷望海景，特觉头目昏眩，两耳鸣蝉，知不可复待，乃骇极，倒舱中卧，舟子导者，皆面如死灰，泪珠夺眶。余以枵腹，得免呕吐，方悟启程时之幸不加餐也。良久，洛迦山始达，时已中午，计距启程，约八个小时，而余居舟中，恍如历十余寒暑也。亦可苦矣。
从普陀山至洛迦山，现在只须半个小时，而木帆船却航行了8个小时，我之所以要引述上段文字，因为人们大多没有搭乘帆船航行大海之经历，特别是年轻人，不明白古人航海是多么艰难，对于古人行舟为什么宁可稍多走一些航程、一定要选择风平浪静的石牛港不甚理解，殊不知，木帆船凭借潮流和风力航行，仿佛我们骑自行车上坡，须左右拐弯，迂回向前，以利用来自一定方向的风力。——这也可算作是一种“海洋文化”知识吧。
五“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之形成
“海上丝绸之路”之形成，首先要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没有腹地，没有特产，没有一定的富裕，没有对外贸易，是不可能形成“丝绸之路”的，唐初，江南一带经济发展是“东亚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基础。唐朝建国后，为了巩固封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措施，特别是从唐太宗贞观到玄宗开元时期，是唐朝经济的繁荣时期，属于江南道的江浙地区，经济的发展尤其迅速。以浙江为例，在海盐、鸟程、安吉、钱塘、盐官，余杭、富阳、会稽、诸暨、明州等地区大力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单位面积产量不断提高，户口迅速增长，从武德至天宝年间，湖州人口从14135户增至73306户；杭州从30571户增至86258户；越州从25890户增至90279户；明州人口达到42027户207032口。特别是手工业和商业的兴盛，奠定了“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之根基。唐代的越窑青瓷是闻名世界的，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越窑产地主要集中在今上虞的前寺、帐子山、凌湖和余姚上林湖、慈溪上岙湖、白洋湖一带，其他如宁波、绍兴、诸暨、镇海，鄞县、奉化、黄岩等地也有生产，是大宗出国的主要产品之一。而丝织业的发达，更是“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奠基石”。浙江当时是“丝绸之乡”，据《元和郡县志》和《新唐书》记载，当时丝织品的花式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如杭州产的绯绫、白编绫、丝绸、织绵、纹绫、柿蒂绫等多达数十种。此外，造纸业、制盐业、矿冶业、造船业等都相当发达。唐代造船地点，多为盛产丝绸和陶瓷地带，如北方的登州、莱州；南方的扬州、明州（宁波）、翁州（舟山）、温州、福州、泉州、广州、交州（今属越南）等地。唐初，将作监（主管造船的太监）阎立德仅在洪州一处，即造“浮海大船五百艘”。唐代海舶，长20丈，可载六七百人、货万斛。船体两侧有大擸，结合龙骨加强纵向强度，其舵长5丈，“虽有恶风怒涛，截然不动，絮一丝引千钧于山岳震颓之地，真凌波之至宝也。”（《岭外代答》）唐代的明州港，位于奉化江、余姚江，甬江三江交汇处，因其内连运河，外通海道，故处于海外交通与内河航运的枢纽地位，此地北通日本、高丽，又是去新罗航路最为捷近的主要港口；南联西去印度、阿拉伯等国的“南亚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唐代四大海港之一，一时间，“海外杂国贾舶交至”。
据《遣唐使》等书考证，宁波港最早对外开放，是在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即日本齐明天皇五年，那年由坂合部石布为大使的日本第四次遣唐使船2艘，于七月三日从本难波港启航，九月十三日抵达百济（朝鲜半岛南端）的一个小岛，正遇百济与新罗在战争，而大唐帝国与高句丽（朝鲜半岛北部）也因上年（658）战争而关系十分紧张，唐朝还准备响应新罗国王请求从海上进军百济。在这种军事形势前，日本遣唐使要按过去习惯在山东半岛上岸赴长安是危险和不可能的。因此，两舶便改变航线，次日径向东海驶去。据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两千年》一书说：此次遣唐使中有一位担任送唐客使的日本人名叫伊吉博德，他在事后留下《伊吉博德书》一文，据该文记载，他们一行于九月十四日开进大海，但在第二天傍晚，遭遇逆风，大使所坐第一船漂流到南海的一个名叫尔加委的海岛，大多数人不幸被岛人所杀。但副使津守吉祥所坐的第二船，反因这船强风而在十六日半夜抵达越州会稽县的须岸，（大概是杭州湾头的舟山列岛附近——原注）归路也同样是走的南路，可能是从舟山列岛的某一个岛（很可能是普陀山——笔者）进入东海。据专家们考证，此次遣唐使为外国使船第一次到宁波。因为当时鄮县（宁波）隶属越州，《伊吉博德书》所说的“须岸山”，这在鉴真的弟子元开真人所撰《唐大和上东征传》中也提到过这一地名。但在会稽县和鄮县古代地方志中查不到这一地名，从“山”字可知，是个山型海岛，而鄮县沿海有星罗棋布的翁山（今舟山）群岛。须岸山的位置，日本学者藤田元春论证为舟山列岛南，属象山县的珠岩山；另一学者安藤更生认为应在普陀山（古称梅岑山）南的朱家尖（古称马秦山），这个岛，在鉴真船到时已改属明州翁山县了，而在唐显庆四年日本第四次遣唐使时还是地地道道的越州鄮县境。当年日本使船从舟山进甬江，到达三江口，也可说到达越州境内。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浙东采访使齐澣认为越州的鄮县经济发达，已成为海产品和丝绸集散地，向朝廷建议从越州划分出鄮县、奉化、慈溪、翁山（今舟山）4县，增设明州统领之，当时明州州治设在原鄮县县治、即鄞江上游的小溪镇（今鄞江桥一带）。唐大历六年（771），因海内外商船日益增多，“三江口据江海之冲，为善后之备”，将鄮县县治移至三江口港区。此时，明州州治仍在小溪镇。长庆元年（821），明州州治与鄮县县治对换地点，这与“海上丝路”形成和发展有关。此间，新罗长期受唐朝保护，官方和民间往来频繁。在浙江以北，即现在江苏省和山东省的沿海州县，到处都有新罗坊，坊内置总管加以管理，并置有精通中日韩3国语言的“译语”等人。此间，日本使船也多次在明州登陆，如天宝十一年（752）、贞元二十年（804）都有遣唐使船途经普陀山到达明州。开成四年（839），日本遣唐使藤原常嗣一行回国时，嫌日本船不够完善，在楚州新罗坊租新罗船9艘，雇用该州涟江县新罗水手、译语等60余人。此外，经过这条航线的民间商船更是不计其数，“海商船舶畏避沙滩，不由大江（指钱塘江），惟泛余姚小江（今宁波市内的姚江），易舟（由海船换乘内河小船）而浮运河，达于杭（杭州）越（绍兴）矣。”（宋《西溪丛语》）。当时形成了往返于明州、梅岑山、新罗、日本等国的“明州商帮”，其中有被后人称为航海家的张友信、李邻德、李延孝、元净、金文习、任仲元等人；新罗艄公著名的有张公清、金珍等人；日本船主有神御井等人。其中张友信曾于大中元年（847）送日本学僧惠运、仁好、慧锷等回国，后来在日本大宰府任唐通事（翻译）多年，因此特别著名。中、日、韩3国交通如此频繁，唐船、日本船、新罗船来往年年不绝，因此，这时赴唐的日本、新罗学僧和请益僧搭乘便船入唐求学非常容易，所以竟有像慧锷那样往来于日唐达3次之多的。他初次入唐是在会昌元年（841）秋天，这次他朝拜了五台山，登上天台山过冬，次年春天，他为了到本国请求五台山供养费，在明州搭乘李邻德的船返回日本。后来到会昌四年再次入唐，日本的《文德实录》说慧锷携带桔皇后所制的绣文袈裟和宝幡等入唐施舍给五台山僧侣，于大中元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明州的望海镇（今镇海）搭乘张友信、元净等人驾驶的船归国。《元亨释书》说他这次在唐谒见了杭州盐官县灵池寺齐安国师，并邀请他的弟子义空赴日本，首传禅宗。当时日本和新罗学僧或学生回国时，在楚州或明州寻觅便船，楚州新罗坊的译员刘慎言等常和在长安、天台山的日本僧人通信，或代觅便船，照料一切。这些所谓便船，其实都是贸易船，它们把大量的中国丝绸、瓷器等运往世界各国，又从世界各国运回各色各样的特产，在促进国际经贸发展的同时，促进了世界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而且也推动了东西方海洋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交流，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六“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与观音文化东传
“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使中日韩三国人民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各方面，乃至民间友好往来，都发生了密切联系、交流和相互影响，这是中华民族对东亚乃至世界文明所作出的贡献，现着重讨论有关宗教文化交流中的观音信仰之传播。如前所述，观音信仰源于印度，发展于中国，然后再从中国传入朝鲜与日本。在海东入华求法请益僧中，最早接触观音信仰的是百济僧发正。据《观世音应验记》载，发正于梁武帝天监（502—519）中负笈渡海入梁，留学30年，大约在梁武帝中大通年间（535—546）回国。他在起程还国时，听说越州界（包括今宁波、舟山等地区）山有观音应验的“堵室”，于是前往观之，看到两位修道者为念诵《观音经》的事而辩论，后观音现化为老翁，使两位道者皆获感化，发正目睹斯异，就将此事传入百济。近有韩国学者认为这“越州界山”有可能是越州海外的梅岑山（普陀山）。之后，新罗国也开始供奉观音，如《三国遗事》载，鸡林之北岳金刚岭东阳柏栗寺，有大悲像一躯，“或云，是中国之神匠塑众生寺佛像时，并造也。”这一记载说明新罗之观音信仰也是从中国传入的。大约在7世纪至8世纪中叶，相当于中国初唐、盛唐时期，朝鲜半岛上观音信仰已普遍流行，盛极一时。唐天宝四年，即新罗景德王四年（745），禺金里贫女宝开之子长春航海从商，久无音讯，其母在敏藏寺观音像前“克祈七日”，其子忽回，谓由乡僧自“吴涯”导引而来云云。景德王时代，有汉岐里妇女希明之子“生五稔（年）而忽盲”，于是抱至芬皇寺左殿北壁千手大悲画像前，令子作歌而祷，眼复明。景德王之末（755），又有努肣夫得与怛怛朴朴两人同入南白月山修道，分别求弥勒、念弥陀，期证菩提，观音化现为一娘子，先试之，后助之，两人乃先后成正果。中韩两国文献中所载诸如此类故事颇多，不一而足，可见当时海东观音信仰之盛况。大约从这个时期开始，逐步在那里形成了几个观音信仰的中心地。
其中最著名的是韩国东海岸五峰山洛山寺。据《舆地胜览》载，洛山巅地之东数里许，“巨海边有窟，其高可百尺，其大可容万斛之舟，其下海湾常出入为不测之壑，世称观音大士住处也。”洛山寺观音圣地，相当于我国普陀山观音道场，都是据《华严经》认定的观音居住弘法之所，它作为韩国最大最闻名的观音道场，自古及今一直声名盖世。韩国的《三国遗事》将洛山寺的历史追溯至新罗华严宗祖师义湘法师，谓：义湘法师从唐求法还国，以大悲真身住于海边窟内，因名之为“洛山”，即佛经中“宝陀洛迦山”之略名。师于此斋戒七日，一日，“浮座具于晨水上，龙天八部侍从引窟内参礼，空中出水精念珠一贯给之，湘领受而退。东海龙亦献如意宝珠一颗。师捧出洛山寺，并以所受二珠安镇于圣殿而离去。后来，“新罗佛教十圣”之一的元晓法师至圣窟，欲瞻礼观音真身，因风浪大作而未能如愿，唯于途中遇观音应化之女子。新罗显安王二年（858），新罗“禅宗九山”之一的阇崛山派创始人梵日禅师曾于洛山村石桥下发现石雕观音像，截左耳，正与他在唐朝明州（今宁波）开国寺求法时所见沙弥相似，方知其与菩萨应化之缘，于是遵该沙弥之嘱，于洛山上方吉地建殿堂3间，奉安此石观音像。义湘所受二宝珠，虽历劫难，但至高丽忠烈王时（1275—1308），仍然被视为国宝藏于内府。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唐大中十二年（858）重建洛山寺的韩国国师梵日，也曾入唐求法，于会昌元年（841）跟随杭州盐官县灵池院齐安国师习禅，直至大中元年（847）归国，其间经历了“会昌法难”；而请第一尊观音像到普陀山的日本僧慧锷于会昌四年携带皇太后亲手绣制的绣文袈裟、宝幡等，搭乘新罗梢公张公清等26人驾驶之舶入唐，会昌五年，亦遇法难，勒令还俗，只好暂时裹头，流落在楚州。大中元年，宣宗重兴佛教，慧锷也到杭州灵池院谒见齐安国师，聘请其弟子义空赴日本宏扬禅宗。据此，慧锷很有可能在灵池院齐安国师处遇到过新罗高僧梵日，俩人极可能有交往。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当时日本僧在唐朝与新罗僧关系密切，而且“很得到新罗僧俗的助力。”后慧锷于大中元年六月二十二日搭乘张友信、元净等37人驾驶的商舶归国，梵日也在同年从明回国。到大中十二年，梵日在韩国重建洛山寺观音道场，慧锷复又入唐，于咸通四年（一说大中十二年）再次搭乘张友信船回国，因遇风涛，“舟触新罗礁”而在普陀山留下观音圣像。从种种迹象看，新罗僧梵日和日本僧慧锷以及梢公张友信三者存在一些蛛丝马迹的联系，很值得研究。
近来，有学者认为“很有可能是新罗人选出酷似洛山的潮音洞，并模仿红莲庵而在潮音洞建了观音院，中国普陀山观音窟与韩国洛山观音窟的景观与构图极为相似，这一事实绝非偶然。”（韩国东国大学教授曹永祿《再论普陀山潮音洞不肯去观音殿的开基说》）也有学者认为“很久以前，新罗商人就和普陀山寺院有很深的因缘，在那儿他们从事佛教信仰。”（韩国顺天乡大学教授朴现圭《中国佛教圣地普陀山与新罗礁》）但也有韩国研究者对义湘创建洛山寺观音道场提出异义，认为最早记载义湘生平事迹的《义湘讳日文》（唐朝新罗崔致远著）、宋《高僧传》均无义湘创寺以及与观音相关的消息，洛山寺观音道场之创始，其正式命名，应是高丽王朝初期之事，而且是受中国观音道场普陀山影响的结果。中国普陀山观音信仰起始甚早，后来，在公元863年，日本僧和新罗贾人等在潮音洞留下观音圣像，称“不肯去观音”；到后梁贞明二年（916），在山上建“不肯去观音院”；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王舜封使三韩还朝，奏闻观音灵异之事，神宗为题“宝陀”寺额，梅岑山终于被普陀洛迦山所取代。在此前后，东海诸国如高丽、日本、扶桑、阿黎、占城等国雄商巨舶，由此取道放洋，遇风涛、寇盗者，无不望山归命，以求安全。普陀山观音灵异之事不胫而走，传于海东，这是再自然不过之事。
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义湘创建洛山寺观音道场”说虽无历史文献为证，但自有道理：义湘曾入唐从智俨法师研习华严宗，在海东则被推尊为华严宗始祖，而《华严经》80卷本中又有“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以及善财童子于南海紫竹林参谒观音之说，因此，由义湘出来担当创建洛山寺的任务是既恰当、又可增加此道场的权威性。实际上，自《三国遗事》成书之日起，义湘创寺说已流传了六、七百年，几乎成了“约定俗成”。——无论如何，韩国的观音信仰是从中国传入，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韩国的另两处观音道场是众生寺和五台山，其中众生寺的观音圣像是中国画师塑成的，“国人瞻仰，禳祷获福，不可胜记”，后来成为“国家祈恩奉福之所”。此外，韩国的五台山与中国不同，既供奉从中国五台山传来的文殊菩萨，也宏扬观世音菩萨。
至于日本的观音信仰，则是在发正将观音信仰传入百济不久，就有百济国僧日罗，应日本国王之请，到彼国传法。日罗“精博内外，神异不侧”，日本圣德太子微服至日罗居住馆舍，日罗见而指曰：“神人也。”随即跪地再拜，并说偈云：“敬礼救世观世音，传灯东方栗散国。”（《本朝高僧传》）这是日本观音信仰之权舆，至今，在日本有33处“观音灵场”，于1993年与普陀山结成友好关系，每年组团前来朝拜。
一 “丝路”促成“观音道场”形成和发展
为什么在我国东海中会出现一个“观音道场”？其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作为一个“山史”的研究者，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惑着我。最近，随着普陀山新罗礁、高丽道头等古迹的发现及其具体位置之确定，证实了古代从浙东沿海一带通往朝鲜、日本存在着一条“东亚海上丝绸之路”，而“丝路”之客观存在促成了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和发展，这是笔者近20多年来专研普陀山历史所得出的一个新观念。
按照传统的说法，普陀山之所以成为观音道场，是因为“佛指名山”（亦称“佛选名山”）。这“佛指名山”，有双重意义：一是根据佛教《华严经》载，善财童子为求“菩萨道”，曾经参访53位善知识，其中第27参，到普陀山参见观世音菩萨，经文说，鞞瑟胝罗居士告善财言：“善男子，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汝诣彼问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并说颂曰：“海上有山多圣贤，众宝所成极清净，华果树林皆遍满，泉流池沼悉具足，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汝应往问诸功德，彼当示汝大方便。尔时善财童子••••••渐次游行，至于彼山，处处求觅此大菩萨，见西面岩谷中，泉流萦映，林树蓊郁，香草柔软，右旋布地，观自在菩萨于金刚宝石上结跏趺坐，无量菩萨皆坐宝石，恭敬围绕，而为宣说大慈悲法，令其摄受一切众生。”因《华严经》是释迦牟尼成道第27天，在菩提树下为文殊、普贤等菩萨宣说“自内证法门”的一部大经典，补怛洛迦山（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宏法道场，这些内容是从释迦牟尼口中说出的，故谓“佛指名山”。
二是据宋代《高丽图经》（以下简称《图经》）、《佛祖统纪》、《宝庆四明志》以及日本的《元亨释书》等史籍记载，唐大中年间（近经考证，应为咸通年间），日本僧慧锷入唐求法，来到五台山中台精舍，见观音像貌端雅，恳求请归其国，众人从之。慧锷即将像肩负到明州开元寺。觅得唐人张友信（一说张支信）便船，将登舟，像忽重不可举，与同行新罗商客等人竭力负之，乃克胜，舟过昌国梅岑山（今普陀山），涛怒风飞，舟触新罗礁，漂至潮音洞一带，船上人十分恐惧。慧锷夜梦一僧谓之曰：“汝但安吾此山，必令便风相送。”慧锷含泪以梦情告众，众人皆惊异，于是，在新罗贾客等人协助下，置像于洞侧，礼拜祈祷而去。山上居民张氏目睹此异，将像请回己宅供奉，被称为“不肯去观音”，意为菩萨不肯去日本，选中了梅岑山作为显化道场，结合《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所说，观世音菩萨早在过去无量劫前已经成佛，号“正法明如来”，为度众生，所以“倒驾慈航”化为菩萨，来到娑婆世界（地球），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世界都可成为观音显化圣地。所以选中普陀山作为道场，可说是“佛（观音）选名山”。
上述两种说法，特别是后者，一千余年来被各种地方志和有关史籍所引用，清康熙间，文学家裘琏编纂《普陀山志》时，将“佛指名山”列为“普陀十二景”之一，诗云：
海外奇峰翠入天，峰头朵朵削青莲。名山如此不肯去，成佛应居灵运前！
清末民初，康有为游普陀，亦题诗云：
观音过此不肯去，海上神山涌普陀。楼阁高低二百寺，鱼龙轰卷万千波。云行岛屿清未了，梵杂风潮音更多。第一人间清净土， 欲寻真歇竟如何！
大家对于“佛指名山”，似乎没有异义。但是，当你掌握有关此山史料越多，就越会感到，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一定还存在一些较为客观的原因——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因为观音信仰早年在舟山地区传播外，还存在一些更为直接的因素。近来，随着对本山历史的深层次研究，先后发现和考证出普陀山高丽道头和新罗礁两处遗址，而此山古代是“海东诸夷，如三韩、日本、扶桑、占城、渤海数百国雄商巨舶，皆由此取道放洋”之地（元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据许多志书和古籍记载，这里“东控日本，北接登莱，南亘瓯闽，西通吴会”，“东五潮至西庄石马山与高丽分界”。当我充分了解到普陀山在我国古代航海史上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环境后，终于意识到，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不仅与观音信仰在我国传播以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济世拔苦的神格深入人心有关，而且与古代“东亚海上丝绸之路”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先有“东亚海上丝绸之路”，才形成新罗礁，有了新罗礁，才有“慧锷触礁”，当年，慧锷等大批入唐求法僧正是搭乘这些商船往返于中日韩等国，进行广泛的佛教文化和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是“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促成了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和发展。
二 观音信仰何时传入舟山
近据德国学者艾德金斯博士 （《J．Edkins; 中国佛教》p．124．）研究，认为“印度佛教介绍观音信仰，大概始自公元前后，以前可能没有。中国观音信仰也很早，约在汉代已经有崇拜观音。”他认为世界上观音信仰形成于公元稍前，对于这一点，我表示赞同。一般认为，研究观音起源，最确切的方法仍在于研究《中国译经史》。首先，据东晋法显三藏历15年、出访西域30余国归国后所著的《佛国记》所载，印度大乘佛教信徒皆供养礼赞观世音菩萨，他经过海路回归中国之际，遇上狂风暴雨，船上贾客怖惧不已，唯有法显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因此蒙观音威神护佑，逐渐脱离海难。他又记述西天竺摩头罗国的新头河附近人民，供养文殊菩萨和观世音等菩萨，当时观世音菩萨已成为印度民众信仰中心。此前，东汉灵帝熹平元年（172），竺佛朔译出《道行经》一卷，光和二年（179），支娄迦讖译出《道行般若经》十卷；中平二年（185），支娄迦讖译出《成具光明定意经》，在上述经典中，均列有观世音菩萨圣号，证明观音思想于公元一、二世纪左右在印度已很盛行，而且已传入中国。进一步追溯，最初将佛教传入中国的大月氏国迦叶摩腾，他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入洛阳，《高僧传•第一》说他此前，曾经在天竺诸国讲解观音信仰的《金光明经》。说明在公元一世纪初，印度本土对讲述观音功德的《金光明最胜王经》信仰已十分普及，由此可推知，约在公元一世纪稍前，观音信仰在印度形成。被视为观音信仰传入中国之象征的，乃是前述支娄迦讖于东汉中平二年译出《成具光明定意经》，至西晋竺法护译出《正法华经光世音普门品》、姚秦鸠摩罗什译出《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观音思想迅速在中国传播，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汇，不断发扬光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观音信仰。东晋年间（317—420），此种信仰已普及大江南北，所谓“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当时，翁州（今舟山岛）已建有观音庵（今普慈寺），——南宋隆兴元年（1163）昌国知县王存之《普慈禅院新丰庄请涂田记》载：“县内有普慈禅院，依山瞰海，实东晋韶禅师道场，缁素过海礼宝陀、九峰、万寿，必驻锡焉” ；元大德《昌国州图志》载：“普慈寺，始东晋，时仅一小庵，以观音名。”翁州的观音庵充分说明了东晋时观音信仰已在舟山地区普及，当时被称为梅岑山的普陀岛，已有渔农民居住，渔民们出海捕鱼，最惧怕的莫过于遭遇海难，而能“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的海上保护神观世音菩萨之信仰，不可能不波及此岛。据明崇祯年间高僧木陈道忞所撰《普陀山梵音庵释迦文佛舍利塔碑》载：
明州古称三佛地，其最著者曰鄮山，盖周厉王时，东天竺无忧王所藏释迦文佛真身舍利处也。去明州薄海五百里，复有补怛洛迦山者，则普门大士化迹所显，以佛菩萨慈悲喜舍因缘故，自晋之太康、唐之大中，以及今上千龄，逾溟渤，犯惊涛，扶老携幼而至者不衰。
木陈道忞（1596—1674）乃明末天童密云禅师法裔，清初，应召入京说法，受清世祖（顺治）礼遇，敕封“宏觉国师”，为一代名衲，学贯三乘，精识五明，其所叙述，必有所据。可惜历代《山志》只载“唐之大中”，忽略了“晋之太康”。根据种种迹象表明，西晋太康年间（280—289），观音信仰很可能已经波及普陀岛，而位于今定海北门外之普慈寺，东晋时是一处专供观音的小庵院，后曾充作信徒们礼谒普陀岛之接待寺。当然，当时的普陀岛（梅岑山）尚无寺院，之所以被认作观音圣地，仅仅因为其地貌环境与《华严经》所描述的“补怛洛迦山”十分相似，如在山之西隅，有磐陀石（又名“金刚宝石”）、五十三参石，所谓“西面岩谷中，树木蓊郁，香草柔软，右旋布地，观自在菩萨于金刚宝石上结跏趺坐，无量菩萨皆坐宝石，而为宣说大慈悲法”，所以信徒们认为，这里很可能即为观音大士说法的地方。然而，佛陀所说的“布怛洛迦”，其实在印度，唐贞观年间（627—649）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载：“秣剌耶山东方有布怛洛迦山，山径危险，岩谷欹倾，山顶有池，其水澄清如镜，有大河绕山，周二十匝，流入南海。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近据德国、美国学者考证，此山位于南印度哥摩林岬附近，马莱亚山东方；日本学者高桑驹吉进一步考证说：“补陀洛迦在秣剌耶山南方帕帕那桑至阿甘斯特亚玛雷之间，即今派托里密地区之毕蒂哥山，自公元前一世纪印度形成观音信仰后即为人们所崇仰。”但此山系半岛，并非佛经所说海岛，而且环境险恶，山上有“崇崖峻岭，洞谷深涧。••••••有大蛇萦者”，“有愿见菩萨者，不顾身命，涉山登水，忘其艰险，能达之者，盖亦寡矣。而山下居人祈心请见，（观音）或作自在天形，或为塗灰外道，慰喻其人，果遂其愿。”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这与《华严经》所说“海上有山多圣贤，众宝所成极清净，花果树林皆遍满，泉流池沼悉具足”的幽美环境相差甚远。因此，谒者罕至，到公元三世纪，已无人问津。相反，随着观音经典在汉魏、两晋时代陆续传入中国，信徒们根据观音大士普门示现——整个娑婆世界均可成为观音净土的教义，逐渐认识到地处我国越东沿海的“蓬莱境”、“瀛洲界”梅岑山，与佛经所载的观音说法处十分相似，因此经常有人来此朝拜。不过，这仅仅是最初当地渔民或邻近郡县民众的一种信念，只能算作普陀山观音道场形成的萌芽状态。使普陀山成为现在那样举世闻名和公认的观音圣地，则要借助于唐中叶以后“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促成与传播。
三 “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与新罗礁
过去，只知道是“日本僧慧锷请观音像到山”，而历代《山志》对此事描写仅寥寥数言，语焉不详。近经考证，公元863年，慧锷是搭乘明州船主张友信之船去日本的，船上当然不止慧锷一人，据日本高僧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及我国北宋的《高丽图经》等史籍所记载的内容综合分折，此次赴日，船上还乘有许多“新罗贾人”，而且，慧锷从五台山将观音像肩负至明州开元寺，找到张友信便船，“以之登舟，而像重不可举，率偕行贾客尽力舁之，乃克胜”（南宋《宝庆四明志》）。舟过普陀岛，触新罗礁，漂到潮音洞地方，就和贾客们一起“相与诛茅，敬置其像而去”。所谓“相与诛茅”，说明慧锷将观音像从船上扛上岸，置于潮音洞畔，是得到“偕行贾客”等人帮助的，据《图经》记载，这些贾客乃新罗人。——最近，笔者有幸读到日本人伊势兴房当年所撰《头陀亲王入唐略记》（现藏日本东大寺观智院）全文，略云：
贞观三年（唐咸通二年、861）三月，亲王被许入唐••••••更移肥前松浦之柏岛；十月七日，仰唐通事张友信，令造船一只。四年（862）五月，造舶已了，时到鸿胪馆。七月中旬，率宗睿和尚、贤真、慧锷、忠全、安展、禅念、惠池、善寂、原懿、猷继并船头高丘真岑等，及控者十五人，舵师张友信、金文习、任仲元（原注：三人并唐人），建部福成、大鸟智丸，水手等僧俗合六十人，驾舶离鸿胪馆••••••八月十九日著远值嘉岛。九月三日，从东北风飞帆，其疾如矢••••••七日午时，遥见云山，未时著大唐明州之扬扇山，申时到彼石丹岙泊，即落帆下碇。
••••••大唐咸通三年九月十三日，明州差使司马李闲，点检舶上人物，奏闻京城。其年十二月，敕符到云：“须取彼器或早随故，许著越州。”五年（唐咸通四年、863）彼州观察使郑晖略，更为实录以言上。十二月，亲王、宗睿和尚、智聪、安展、禅念及兴房（即本文作者伊势兴房——笔者）、任仲元、仕丁丈部、秋丸等驾江船牵索，傍水入京。但贤真、慧锷、忠全并小师、弓手、舵师（张友信）、水手等，此年四月自明州归本国毕。
上文对于专研普陀山历史的人来说，真是资料中之瑰宝！从文中可知，当年，慧锷是搭乘张友信在日本柏岛打造之船、跟随头陀亲王入唐的，与他同来的尚有宗睿等9位僧人。此船在海上航行4天5夜，于咸通三年九月七日到达明州石丹岙。十二月，亲王、宗睿、伊势兴房、任仲元等9人改乘运河上的拉牵船入京。张友信（舵手）与弓手、水手若干人，陪同慧锷、贤真、忠全并小师于翌年（863）四月回日本。从咸通三年十二月至次年四月，慧锷在唐逗留了不到5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朝礼了五台山，在该山中台精舍获得观音圣像一尊，准备请回日本••••••总的说来，船上除舵手张友信、弓手、水手外，起码还有贤真、忠全和小师3位僧人，更有搭乘此船赴日贸易的新罗商人。资料还提到一些其他同船人的姓名，如一起入唐的船头高丘真岑 、与亲王同赴长安的日本人仕丁丈部、秋丸等，从而证实了普陀山供奉的第一尊“不肯去观音圣”像，并非像历代《山志》所载系由慧锷一人置于山上，而是他率领同船的新罗商人、僧人贤真、忠全以及一位不知名的小和尚，还有船主张友信等人共同搬上潮音洞畔。慧锷之所以要把佛像留下，是因为舟触新罗礁，遇风涛，他以为“菩萨不肯东去”。可知新罗礁，在此次事件中是一大关键，如果没有此礁，唐人张友信的船就不会受阻，这尊观音圣像也许早已被顺利地请往日本，普陀山供奉观音之机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发生，也许，普陀山这块宝地会被后来的妈祖等海上保护神所占领（明万历年间，曾在山上建天妃祠，即今佛学院）。从现存的宋代人所留下的资料可以证实，先有新罗礁，后有慧锷触礁，而且，在慧锷到山前，山上似乎早已有观音信仰。例如，据历代《山志》所记，早于慧锷16年，唐大中元年（847），已有梵僧（一说西域僧）来潮音洞前“燔十指，指尽，亲见大士说妙法，授与七色宝石，灵感始启。”又如《图经》所载，山上的宝陀院乃“萧梁（502—549）所建”，比慧锷早300余年；历代《山志》还记载，早于慧锷200年，被称为“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650—676）已撰有《观音大士赞》曰：
遥望洛迦之山，稽首聊申赞歌：南海海深幽绝处，碧绀嵯峨连水府，号名七宝洛迦山，自在观音于彼住••••••
按王勃，字子安，14岁应举及第，授朝散郎、王府编修，补虢州参军。后因探父，溺南海受惊死。他生前“遥望”的洛迦山，当然不可能是印度的毕蒂哥山。如果说，他所指的洛迦山即现在的普陀山（普陀洛迦，古为一山），说明在慧锷请观音像到山前200年，山上已有观音信仰了。王勃究竟死于何地，学界尚无定论。据说他死前已见到其父，那么，“溺南海死”，是否探父归，欲谒洛迦山而落水毙命？据《王子安集》说他死后，他的两个侄儿曾到甬东一带寻踪，可能与此有关。——当然，对于王勃和普陀山之事，还须作进一步研究，不能视作定论。另一方面，既然当年慧锷是搭乘张友信的商船去日本的，说明在此之前，从我国江南一带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海上航线早已形成（详后），这条航线，因为当时从我国运往各国的商品以丝绸和瓷器为主，所以后人称之为“东亚海上丝绸之路”。新罗礁，是这条“丝绸之路”遗留至今的非常宝贵的实物见证。新罗礁名称，当然与新罗国有关，具体地说，与朝鲜半岛上“统一的新罗时期”（676—935）有关。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两国交往史上关系最密切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空前活跃。有许多新罗船往返于中、韩、日三国和南亚地区，经营海上贸易、船只租赁、航舶打造、提供航海人员和海运等业务。据史载，这一时期“遍中国”都有新罗人居住，主要分布在7个道（关内、河南、河北、淮南、剑南、山南、江南道）；19个府（归义、徐、泗、海、登、密、青、淄、莱、兖、金、江、台、楚、扬、池、宣州和京兆、成都府）。其中又以京都长安、河北道和河南道、山东半岛、江浙地区之傍海地带为主。在新罗人聚居的地区，分别存在着新罗村、新罗院、新罗坊、新罗译语处、勾当新罗押衙所等组织或机构。这一时期，又是新罗以及日本学僧入唐求法之兴盛时期，大批新罗僧人翻山越岭、踰溟渤、冒沧瀚，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吸取唐代文化。据《韩国禅教史》等书记载，此间的新罗入华学僧，比其他各个历史时期入华学僧人数总和还要多——被载入韩中两国史籍的有185人，其中不乏像义湘、梵日、元晓、慧超等名垂千古的新罗高僧。此间，唐朝廷为积极与外国进行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制定了一系列优待来华外国人的政策。唐《户令》规定：“诸没落外蕃得还，及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闻。”同时规定，定居唐境的外国人享受免除赋税10年的优厚待遇。（唐《赋税令》：“外蕃人投化者复十年。”）唐律中还有不少保护市场公平交易的法律条文，为外国人来华贸易提供了法律保障。因此，还有更多未被载入史籍的入唐僧和不同阶层的新罗人，至今，浙江临海等地有许多无名氏新罗人墓葬。另外，由于唐政府对入唐求学的新罗学生采取厚待政策，强烈地吸引了新罗莘莘学子，入唐求学的学生络绎不绝，人数相当众多。如《唐会要》载，唐文宗开成二年（837）三月，“新罗差入朝宿卫王子，并准旧例，割留习业学生及先住学生等二百十六人，请时服、粮料；又请旧住学习业者放还本国。”《旧唐书》载，唐文宗开成五年四月“鸿胪寺奏，新罗国告哀，质子及年满合归学生等共一百五人，并放还。”《东史纲要》载：“新罗自事唐以后，常遣王子宿卫，又遣学生入太学习业，十年限满还国，又遣他学生入学者，多至百余人。”新罗学生或学僧们入唐，大多从海路附商舶而至，在中国的登州或明州（今宁波市）登陆，其中又以明州为主。而普陀山是当时出入明州商舶必经之地，无论驶往新罗或日本的贸易船，都须在这里候风候潮。这一时期，被称为“海上王”的新罗清海镇大使张保皋，凭借其军事力量，组织庞大的国际贸易船队，垄断着韩、中、日沿海以及南亚一带航海活动，他所控制的船队，经常出入明州，途经马秦山（朱家尖）、石牛港（今普陀山机场）、梅岑山（普陀山）一带进行海上贸易和长途运输。据《新唐书》、韩国的《三国遗事》以及唐代诗人杜牧的《张保皋传》等史籍记载，张保皋，又名弓福、弓巴，新罗人，大约在新罗宪德王（809—825在位）间入唐。时值新罗多次遭受灾荒，如宪德王六年（814），连续两年洪灾，民众流离失所，渡海来唐谋生的不计其数；宪德王八年，“是岁，新罗饥，其众一百七十人求食于浙东。”（《旧唐书》卷199东夷传•新罗条）就在这时，身为平民的张保皋来到中国，从军入伍，成为武宁军将领王智兴帐下一名士卒。当时，山东半岛被豪强李师道所据，唐宪宗为平定这一割据势力，派遣驻屯半岛的武宁军节度使李愿率军征讨。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十二月，“武宁军节度使李愿遣王智兴击败师道之众九千，斩首二千余级，获牛马四千。”（《旧唐书》卷199东夷传•新罗条）元和十四年，“王师诛李师道，智兴率徐军八千会诸道之师击之，与陈许之军大破贼于金乡，拔鱼台，俘斩万计。”（《旧唐书》卷156王智兴条）在李愿、王智兴平定李师道的战争中，张保皋等参加了平藩战斗。由于他善刀枪马术，屡立战功，升任为“武宁军小将”。据《新唐书》载：“后保皋归新罗，谒见兴德大王（826—835在位）曰：‘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愿得镇清海，使贼不得掠人西去’。清海，海路之要也，王与保皋万人守之。自太和（827—835）后，海上无鬻新罗人者。”上述“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可见当时在中国的新罗人之多。唐朝的生产力大大超过新罗，生活条件比新罗优越得多，并对入唐谋生的新罗人采取许多优惠政策，所以除被迫卖到中国的奴婢以外，尚有不少自愿投奔中国的新罗人。清海镇即今韩国莞岛，位于韩国全罗南道的最南端，像舟山一样，由诸多小岛组成。为中，韩、日三国航海之要地。张保皋出任清海镇大使后，一方面积极肃清海盗，使新罗人不复为其所掠，卖到唐朝、日本为奴婢，并在我国山东赤山建法华院，宏扬佛法。另一方面积极经营唐、新罗、日本之间海上交通线，这条航线，即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形成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海上通路，包括北路航线和南路航线。北路航线：从中国的密州（今山东胶州湾南沿）、登州（山东蓬莱、掖县一带），可至朝鲜大同江中；南路航线：从楚州（江苏淮安）、扬州、明州（浙江宁波）、定海（浙江镇海）、梅岑山（今普陀山），经黑山岛至今韩国全罗南道的灵岩。由于张保皋控制了当时东亚一带海上贸易，使清海镇成为新罗的海上王国。石牛港，位于古马秦山（今朱家尖）与顺母山之间，航道广阔，潮流平缓，中间有一座大山，形如水牛，惟妙惟肖，称石牛山（今泗苏山），是古代出入明州的中国、新罗、日本及南亚各国船舶必经之地。在石牛港和普陀山之间，即莲花洋，洋面上有一块很大的状如斗笠的海礁（附三：新罗礁照片二帧），这就是被韩、中两国学者视为古代“东亚海上丝绸之路”遗留下来的实物见证——新罗礁。2002年8月29日、2003年3月22日、4月11日，笔者曾3次应前来采访的韩国电视台和学术界要求，雇小舟陪同其登礁考察（附件四：韩国学者考察新罗礁照片2帧）。它的具体位置，南距朱家尖蜈蚣峙码头约1里余，北距普陀山短姑道头约2里余，孤悬在石牛港北口至普陀山之间，惊涛拍岩，群鸥栖息，远远望去，仿佛一艘出没在翰海间的仙舸，是往返朱家尖——普陀山必经之地，如今，每天有上百次往返普陀山与朱家尖的快艇在其侧畔开过。礁呈长形，东西走向，长约百米，海拔9．4米，花岗岩组成，东边有一处约100平方米大小的乱石坪地，西边为高坡；西南海面上有许多干出礁，分布在长约300米的水域中，涨潮时被海水淹没，帆船过此，稍不留意，或是经西南风一吹，就会触礁（实地调查时据朱家尖渔民反映，他们在非常熟悉这一带海域地形情况下，也时常触礁）。古时，无论去宁波或是从宁波去日本，新罗，都必须途经此礁。当我们站在礁上时，仿佛看到许多载着大批丝绸、瓷器等货物驶往日本等国的新罗船，以及载着金银、药材、珍兽等货物，从朝鲜半岛等地驶来的各国商船，从礁边擦过，并常有船只触在暗礁上。沉舟侧畔千帆过！各国商船，特别是一度垄断中日韩三国沿海贸易的新罗商船对此礁印象实在太深了，他们船过礁旁，就得小心翼翼，丝毫不敢大意，驶近此礁，就意味着即将到达大唐明州，因此取名“新罗礁”。从上述史料分折，可知新罗礁名称，很可能形成于张保皋航海活动最频繁的时期以及明州三江口国际贸易港形成初期——唐长庆元年（821），由于浙东沿海一带贸易飞速发展，明州州治从小溪镇迁到三江口，公元829年至845年，张保皋任清海镇大使，而慧锷所乘之船触礁在唐咸通四年（863），时间顺序正好吻合。张保皋时期，是“东亚海上丝绸之路”初步形成并逐步趋向兴旺阶段，是新罗人主导海上航运和贸易时期，也是韩国海洋文化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张保皋被近代韩国人民誉为韩民族之骄子，在韩国，设有“海上王张保皋研究会”，专门从事“东亚海上丝绸之路”和张保皋业绩研究，获得韩国政府和该国一些财团的支持，自去年拙作《普陀山新罗礁钩沉》等文章发表以来，该会成员闻讯，主动来山进行学术交流，他们对新罗礁的存在产生浓厚的兴趣并予以密切关注，多次组织专家前来考察，并希望通过进一步研究和交流，深层次发掘舟山地区古代与韩国友好交往史迹，促进两国的学术和旅游观光事业的发展。为此，今年3月24日，普陀山管理局蒋宝华局长组织“佛光之旅”友好访问团出访韩国，在汉城，受到张保皋研究会会长金文经教授等人热情接持，并进行了学术交流，签订了由韩方捐资建造普陀山新罗礁纪念碑亭、每年由该会派出数百名学生和学者来普陀山实习和考察等意向书和协议；有多家韩国电视台前来采访，并有数十家旅行社争相了解普陀山旅游资源。访问团回国不久（本月11日），即有汉城QchanneL电视台来山拍摄电视新闻风光片，韩国人民为发扬与我市的传统友谊，表现出极大的主动和热情。
四 确定新罗礁正确位置之证据
新罗礁，这块“迷失”200余年的古礁，经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列为专题研究项目，通过多方调查研究和考证，终于恢复了原名。但是，要改变一个旧的观念，往往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鉴于此礁位置，在解放初某单位测绘普陀山地形图时，被标在今西方庵频海观音跳石外之小丘上，所以，许多人对目前考证出其正确位置在朱家尖石牛港北口海域中，抱有疑虑，一时“转不过弯来”。有不少人问我：“在导游图上，新罗礁明明标在山之东面观音跳外小山上，怎么搞到普陀山西面去了？”查上世纪80年代印刷的导游图，均未标新罗礁，90年代印刷的导游图所标新罗礁位置，来源于某测绘单位绘制的《普陀山地形图》。而该测绘单位则是因为从民间传说中得知普陀山附近有一处新罗礁，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此礁，根据僧民们反映，当年，日本僧慧锷因舟触新罗礁，所以在潮音洞留下“不肯去观音”，认为新罗礁一定在潮音洞附近。鉴于潮音洞对面不远处的一块礁石已被命名为“善财礁”，不知新罗礁在哪里，恰好在洞南另一个海岬上——观音跳石的外面有一座小丘，它的西南有一脈狭长形岩石延伸入海，似礁非礁，因其位置“在潮音洞附近”，这一带除此而外，别无其他礁石了，所以就把新罗礁名称标在这座小丘上。其实，此山丘长约120米，宽约100米，海拔11．3米，面积12000平方米，与观音跳石相毗连，根本不是海礁。而且其位置在普陀山东边，与文献记载“新罗礁位于普陀山西南”根本对不上茬。那么，笔者如今寻找到的新罗礁，有没有强硬的证据呢？回答是肯定的。鉴于新罗礁在“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普陀山观音道场形志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又是当今遗存下来的、在中国沿海为数不多的、蕴涵着中韩日3国人民传统友谊的珍贵遗迹，有必要列出能证实其准确位置之证据：
一、在宋代，天台宗僧志磐所著《佛祖统纪》卷四十二“唐大中十二年条”载：日本国沙门慧锷，礼五台山，得观音像，道四明，将还国，舟过补陀山，附著石上，不得进••••••乃结庐以奉之（原注：今山侧有新罗礁）。志磐虽未亲到普陀山，但从唐代到宋代，对于山之近海有新罗礁这一事实，人们並不陌生。
二、历三十五年（1607）礼部尚书周应宾所编的《普陀山志》卷二《山水》篇说：
新罗礁，在石牛港中大洋。（附件七：万历《普陀山志》“新罗礁”记载复印件）
周应宾编志距今约400年，说明明代，人们对新罗礁位置尚清楚。
三、康熙四十四年（1705）刊印的裘琏所编《南海普陀山志》卷二《形胜》载：
新罗礁，在西南大洋中，石牛港口，即日本僧慧锷触舟祷佛处也。说明300年前，人们对新罗礁位置并不含糊，而且进一步阐明它在普陀山的“西南大洋中”，即日本僧慧锷触舟祷佛处，比《万历志》更为确切。——其实，在民国初编纂的《普陀洛迦新志》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只因为解放初测绘地图的人没有仔细查阅《山志》（估计那时测绘者手头没有《山志》），就随随便便地根据流传于民间的“慧锷触礁”传说，含糊地把礁名标在观音跳石外小丘上，而后来的“导游图”，更未经查考，依样画葫芦，以致造成一错再错。
四、在古人所题《新罗礁》诗中，可证实其具体位置，如清代文士祝德风《新罗礁》诗云：
石牛港口望慈航，礁纪新罗庇十方。迎得五台神相至，潮音洞口布坛场。
上诗可证实礁的位置在“石牛港口”，另有几首吟咏诗，虽与其位置无关，但足以说明古人对新罗礁并不陌生，辑录如下：
清杭州庞檀《新罗礁》诗：大士寻声遍海天，如何日本独缘悭。只缘认定潮音好，万古名蓝远近传。
清释心果《新罗礁》诗：夷僧一苇到新罗，礁触行舟不许过。大士威神寰海震，大雄大力大恩波。
清释岳宗《新罗礁》诗：礁以新罗号，曾停慧锷舟。观音不肯去，世世法幢留。
清杭州徐易奇《新罗礁》诗：佛相原无住，慈航有所之。洛迦不肯去，息假此间宜！
五、万历三十五年绘制的《普陀山全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新螺礁（古时对外来名词常使用谐音字，故新罗礁也被写作“新螺礁”）的位置在普陀山的西南面，即在山西边磐陀石对面海域中，与现在某些导游图标在山东边观音跳石外大相径庭。同时，可以看出，万历《普陀山全景图》所绘新罗礁呈斗笠状，基本与现在拍摄的照片一致。——从该图所绘其他普陀山古迹，如磐陀石、二龟听法石、普陀禅寺、多宝塔等数十处景点可看出，此图虽不是一张成比例的用现代仪器测绘的标准地图，但所绘主要景物基本是写实的，十分严谨。该图由25幅册页连接而成，东起青鼓垒，西至风洞嘴，绘图者不仅熟谙山上情况，而且对每一处景点位置、形状等都经过仔细观察和实地踏勘。所以对于新罗礁位置形状和大小，在未弄清楚前，决不会轻易下笔，更不用说这是一张进呈御览的山图。据万历三十五年五月初五日御用监太监张随《进普陀山志表》载，志书完成后，连同山图一起即进呈御览：“敬请词臣••••••爰奉成书，敬呈睿览，伏愿慈悲益广，功德弥增。甘露柳枝，洒为沧溟之泽；丽天慧炬，散为日月之光。将圣寿与岳渎同长，而皇图与天地并永矣！”如果任意下笔，搞错了，就是“欺君之罪”，会遭杀身之祸！所以，《明万历普陀山全境图》所绘新罗礁位置，应该说不会错。
六、新罗礁既然在石牛港北口海域中，那么，石牛港在那里呢？据万历《普陀山志•卷二山水》载：“石牛港，在莲花洋西，宋中官王贵等诣山礼佛，心未敬信。辞归，满海阻铁莲花。贵望（普陀）山叩谢，有白牛浮至，尽食其花，舟始移。白牛还立水次，乃一白石，如牛，故名。”明朝中叶常熟名士钱希言笔记《狯园》载：“高皇帝（明太祖）命信国公（汤和）往补陀山，有意拆毁其寺。忽海中铁莲花拥出水面，灿然作链，金色光烛，上下鱼龙交沸。信国舟不及波而返。奏闻，帝异之，即命官修葺殿宇。敕命到日，共见大青牛浮海而至，吞啮铁莲叶，其声如雷，舟始获济，至今（距）洛迦山五里有莲花洋石牛港。”钱氏记述石牛港距普陀山5里，均与现在情况相符合。清康熙《南海普陀山志》载：“石牛港，莲花洋南，旧志云••••••（下同《万历志》。）”以上指出，石牛港在莲花洋西南，在明万历《普陀山全图》中，也可看出，它位于莲花洋、金钵盂东南、普陀山西南（附十：明万历“石牛港图”复印件）。另有清光绪《定海厅志•舆地全境图》，都可看到石牛港在朱家尖顺母乡，呈南北走向，港西岸是顺母、泗苏（古石牛山）两山，东岸为朱家尖本岛。港区自建国初以来，逐渐淤积成浅滩。1958年5月至1959年11月围垦朱家尖、顺母、泗苏3岛间海塗，筑海塘4条，全长523米，建成国营顺母农场，1966年改名为曙光农场；1972年至1976年筑新北塘、钓鱼礁海塘各一条，全长1740米，围垦耕地8500亩。至今，石牛港港道旧址浅处南端遗有红旗水库，北端遗有石牛港河。古石牛港今已成为曙光农场，现又建成“普陀山机场”。当年“从海底浮起食尽铁莲花的大青牛，即今之泗苏山。
石牛港和新罗礁的位置既已阐明，遗留下来的尚有2个问题，一是新罗礁地名是怎样失传的？二是古时进出宁波港的航舶为什么一定要经过石牛港和新罗礁？关于新罗礁名失传原因，是因为舟山迁民，舟山除明洪武二十年（1387）、嘉靖三十六年（1557）两次大规模迁民外，又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康熙十年（1671）两次迁僧民于内陆，关于顺治那次徙民，甬上举人谢泰交有一篇纪念友人黄与坚的《笔记》云：“先是浙东以舟山民徙内地，舟山环岙七十二，居民计数万，踉跄迁徙，冻馁载道，时严冬。先生（黄与坚）出家钱，并发囷粟为粥，糜人给之。条上便宜事四：渡民宜广招船户，不得禁私渡，一也；风汛不测，当宽期，使获济，二也；徙民槖装，毋抢夺，三也；令所在地方安插，无得拒阻隔，四也。四者行，流人皆德之••••••”当时，四明诗人李邺嗣看到舟山徙民情状悲惨，赋《翁洲词》云：
（序：翁洲未徙前，城门鸣，鸟聚噪，万数井水墨，未几变起。翁山多猿，山家畜犬禦之，火后犬奔，山猿鸣，满谷所谓鸟乱于上，兽乱于下矣！） 黑云如山海上奔，白日鬼啼翁洲门。鸟鹂百万啄人屋，腥风夜吹井水浑。须臾大火空城起，七十二岛同时焚。寿冷流民缘岸哭，十家五家徙鱼腹。黄犬嗥嗥走山谷，老猿引雏尽登木。
每次迁徙，都使人民流离失所，大量文献遗失，许多地名湮没。新罗礁地名，估计是在顺治、康熙两次迁徙和长时期海禁中失传的。由于新罗礁上停满了海鸥，所以后来，当地居民给它取了一个新名字叫“缸爿礁”（舟山方言，称海鸥为缸爿）。
至于古人进出宁波港，为什么一定要经过石牛港和新罗礁？这个问题牵涉到木帆船航行在不同地域风向、潮流等情况以及我国东南沿海的气象知识和复杂的非机械化驾驶技术，大概已罕为人知。明代的《舆程记》载：“由沈家门经莲花洋、石牛港、钵盂山，共七十里至补陀山。”崇祯年间，张岱游普陀山，在《游记》里写道：“渡莲花洋••••••过金钵盂，进石牛港、短姑道头，则恍如身到彼岸矣。”可见古人对于从沈家门至普陀山，必顺经过石牛港，早有记录。笔者为此曾特地访问了50多年前撑过木帆船的老年人。据年迈老大们介绍，现在的“普陀山机场”等地方，解放前是一片大海，即石牛港。因港内四面环山，潮水平缓，风不甚大，所以，驾驶木帆船往返沈家门和普陀山，必须经过此港。如果航行其西面的普沈水道（现在建跨海大桥处），即使顺风顺水，也会被强烈的潮流漂向塘头山那边；有时候，遇到潮流风向不好，从沈家门驶到普陀山，从早晨出发，直到天黑才能到达，须航行10个小时！这对于目前乘惯快艇，15分钟即可到达目的地的人们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可是，事实确实如此。笔者在沈家门解放前夕也曾多次有过此种经历，有一次，跟随母亲赴普陀山看望居住在洪筏房的妙善法师（我母亲早年拜其为师），帆船走的是金钵盂山东边航线，当木帆船穿出石牛港，经过新罗礁，即将到普陀山时，只见湍急的潮水在船舷边奔流，老大忽然高声叫“调腔啦！”船身一下子侧向另一面，风帆瞬间转向，船体剧烈倾斜，樯帆碰到海水，“嚓嚓”地溅起白色的浪花，船儿飞快地向另一方向驶去，离普陀山越来越远••••••关于此类情况，民国初盛叔型有一篇《游洛迦山记》，足资参考：
洛迦山在普陀之东南，相隔仅十余里，夜设灯塔，以便航轮。•••••即启程，时方黎明，鸡鸣月落，海风拂襟，积虚浮素，云水郁蔼，翘首东望，旭日如火，觉爽怀异常。至中流，微波击舟舷，舟身略动，余亦不之意。暗思僧人何胆怯，此微波轻浪，即言之可骇如此，真不值一笑。既而渐近麓，山中风景，已在目前，度不过里许程，因笑谓僧曰：“此即君所谓骇浪汹涛耶？”言未竟，舟忽转东，疾行如飞，则洛迦山已失其向。舟子力转舵，重不可移，回首普陀，已在隐约间矣。余乃大惊，同往游者皆倒卧舱中，被复体，如不胜痛苦者。或呕或吐，狼藉遍舱。僧则嗒然如丧，颜色惨淡，俯首念“弥陀”不止。须臾，浪略静，余方窃喜，忽又一浪击舟身，砉然作响，舟乃升降如点额，忽又转西，旋转水中，既而向前直驶，回视旧地，已在数十里外，北望普陀山慧济寺，已如天星，在若隐若现间矣。时余方倚舷望海景，特觉头目昏眩，两耳鸣蝉，知不可复待，乃骇极，倒舱中卧，舟子导者，皆面如死灰，泪珠夺眶。余以枵腹，得免呕吐，方悟启程时之幸不加餐也。良久，洛迦山始达，时已中午，计距启程，约八个小时，而余居舟中，恍如历十余寒暑也。亦可苦矣。
从普陀山至洛迦山，现在只须半个小时，而木帆船却航行了8个小时，我之所以要引述上段文字，因为人们大多没有搭乘帆船航行大海之经历，特别是年轻人，不明白古人航海是多么艰难，对于古人行舟为什么宁可稍多走一些航程、一定要选择风平浪静的石牛港不甚理解，殊不知，木帆船凭借潮流和风力航行，仿佛我们骑自行车上坡，须左右拐弯，迂回向前，以利用来自一定方向的风力。——这也可算作是一种“海洋文化”知识吧。
五“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之形成
“海上丝绸之路”之形成，首先要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没有腹地，没有特产，没有一定的富裕，没有对外贸易，是不可能形成“丝绸之路”的，唐初，江南一带经济发展是“东亚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基础。唐朝建国后，为了巩固封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措施，特别是从唐太宗贞观到玄宗开元时期，是唐朝经济的繁荣时期，属于江南道的江浙地区，经济的发展尤其迅速。以浙江为例，在海盐、鸟程、安吉、钱塘、盐官，余杭、富阳、会稽、诸暨、明州等地区大力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单位面积产量不断提高，户口迅速增长，从武德至天宝年间，湖州人口从14135户增至73306户；杭州从30571户增至86258户；越州从25890户增至90279户；明州人口达到42027户207032口。特别是手工业和商业的兴盛，奠定了“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之根基。唐代的越窑青瓷是闻名世界的，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越窑产地主要集中在今上虞的前寺、帐子山、凌湖和余姚上林湖、慈溪上岙湖、白洋湖一带，其他如宁波、绍兴、诸暨、镇海，鄞县、奉化、黄岩等地也有生产，是大宗出国的主要产品之一。而丝织业的发达，更是“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奠基石”。浙江当时是“丝绸之乡”，据《元和郡县志》和《新唐书》记载，当时丝织品的花式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如杭州产的绯绫、白编绫、丝绸、织绵、纹绫、柿蒂绫等多达数十种。此外，造纸业、制盐业、矿冶业、造船业等都相当发达。唐代造船地点，多为盛产丝绸和陶瓷地带，如北方的登州、莱州；南方的扬州、明州（宁波）、翁州（舟山）、温州、福州、泉州、广州、交州（今属越南）等地。唐初，将作监（主管造船的太监）阎立德仅在洪州一处，即造“浮海大船五百艘”。唐代海舶，长20丈，可载六七百人、货万斛。船体两侧有大擸，结合龙骨加强纵向强度，其舵长5丈，“虽有恶风怒涛，截然不动，絮一丝引千钧于山岳震颓之地，真凌波之至宝也。”（《岭外代答》）唐代的明州港，位于奉化江、余姚江，甬江三江交汇处，因其内连运河，外通海道，故处于海外交通与内河航运的枢纽地位，此地北通日本、高丽，又是去新罗航路最为捷近的主要港口；南联西去印度、阿拉伯等国的“南亚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唐代四大海港之一，一时间，“海外杂国贾舶交至”。
据《遣唐使》等书考证，宁波港最早对外开放，是在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即日本齐明天皇五年，那年由坂合部石布为大使的日本第四次遣唐使船2艘，于七月三日从本难波港启航，九月十三日抵达百济（朝鲜半岛南端）的一个小岛，正遇百济与新罗在战争，而大唐帝国与高句丽（朝鲜半岛北部）也因上年（658）战争而关系十分紧张，唐朝还准备响应新罗国王请求从海上进军百济。在这种军事形势前，日本遣唐使要按过去习惯在山东半岛上岸赴长安是危险和不可能的。因此，两舶便改变航线，次日径向东海驶去。据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两千年》一书说：此次遣唐使中有一位担任送唐客使的日本人名叫伊吉博德，他在事后留下《伊吉博德书》一文，据该文记载，他们一行于九月十四日开进大海，但在第二天傍晚，遭遇逆风，大使所坐第一船漂流到南海的一个名叫尔加委的海岛，大多数人不幸被岛人所杀。但副使津守吉祥所坐的第二船，反因这船强风而在十六日半夜抵达越州会稽县的须岸，（大概是杭州湾头的舟山列岛附近——原注）归路也同样是走的南路，可能是从舟山列岛的某一个岛（很可能是普陀山——笔者）进入东海。据专家们考证，此次遣唐使为外国使船第一次到宁波。因为当时鄮县（宁波）隶属越州，《伊吉博德书》所说的“须岸山”，这在鉴真的弟子元开真人所撰《唐大和上东征传》中也提到过这一地名。但在会稽县和鄮县古代地方志中查不到这一地名，从“山”字可知，是个山型海岛，而鄮县沿海有星罗棋布的翁山（今舟山）群岛。须岸山的位置，日本学者藤田元春论证为舟山列岛南，属象山县的珠岩山；另一学者安藤更生认为应在普陀山（古称梅岑山）南的朱家尖（古称马秦山），这个岛，在鉴真船到时已改属明州翁山县了，而在唐显庆四年日本第四次遣唐使时还是地地道道的越州鄮县境。当年日本使船从舟山进甬江，到达三江口，也可说到达越州境内。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浙东采访使齐澣认为越州的鄮县经济发达，已成为海产品和丝绸集散地，向朝廷建议从越州划分出鄮县、奉化、慈溪、翁山（今舟山）4县，增设明州统领之，当时明州州治设在原鄮县县治、即鄞江上游的小溪镇（今鄞江桥一带）。唐大历六年（771），因海内外商船日益增多，“三江口据江海之冲，为善后之备”，将鄮县县治移至三江口港区。此时，明州州治仍在小溪镇。长庆元年（821），明州州治与鄮县县治对换地点，这与“海上丝路”形成和发展有关。此间，新罗长期受唐朝保护，官方和民间往来频繁。在浙江以北，即现在江苏省和山东省的沿海州县，到处都有新罗坊，坊内置总管加以管理，并置有精通中日韩3国语言的“译语”等人。此间，日本使船也多次在明州登陆，如天宝十一年（752）、贞元二十年（804）都有遣唐使船途经普陀山到达明州。开成四年（839），日本遣唐使藤原常嗣一行回国时，嫌日本船不够完善，在楚州新罗坊租新罗船9艘，雇用该州涟江县新罗水手、译语等60余人。此外，经过这条航线的民间商船更是不计其数，“海商船舶畏避沙滩，不由大江（指钱塘江），惟泛余姚小江（今宁波市内的姚江），易舟（由海船换乘内河小船）而浮运河，达于杭（杭州）越（绍兴）矣。”（宋《西溪丛语》）。当时形成了往返于明州、梅岑山、新罗、日本等国的“明州商帮”，其中有被后人称为航海家的张友信、李邻德、李延孝、元净、金文习、任仲元等人；新罗艄公著名的有张公清、金珍等人；日本船主有神御井等人。其中张友信曾于大中元年（847）送日本学僧惠运、仁好、慧锷等回国，后来在日本大宰府任唐通事（翻译）多年，因此特别著名。中、日、韩3国交通如此频繁，唐船、日本船、新罗船来往年年不绝，因此，这时赴唐的日本、新罗学僧和请益僧搭乘便船入唐求学非常容易，所以竟有像慧锷那样往来于日唐达3次之多的。他初次入唐是在会昌元年（841）秋天，这次他朝拜了五台山，登上天台山过冬，次年春天，他为了到本国请求五台山供养费，在明州搭乘李邻德的船返回日本。后来到会昌四年再次入唐，日本的《文德实录》说慧锷携带桔皇后所制的绣文袈裟和宝幡等入唐施舍给五台山僧侣，于大中元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明州的望海镇（今镇海）搭乘张友信、元净等人驾驶的船归国。《元亨释书》说他这次在唐谒见了杭州盐官县灵池寺齐安国师，并邀请他的弟子义空赴日本，首传禅宗。当时日本和新罗学僧或学生回国时，在楚州或明州寻觅便船，楚州新罗坊的译员刘慎言等常和在长安、天台山的日本僧人通信，或代觅便船，照料一切。这些所谓便船，其实都是贸易船，它们把大量的中国丝绸、瓷器等运往世界各国，又从世界各国运回各色各样的特产，在促进国际经贸发展的同时，促进了世界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而且也推动了东西方海洋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交流，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六“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与观音文化东传
“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使中日韩三国人民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各方面，乃至民间友好往来，都发生了密切联系、交流和相互影响，这是中华民族对东亚乃至世界文明所作出的贡献，现着重讨论有关宗教文化交流中的观音信仰之传播。如前所述，观音信仰源于印度，发展于中国，然后再从中国传入朝鲜与日本。在海东入华求法请益僧中，最早接触观音信仰的是百济僧发正。据《观世音应验记》载，发正于梁武帝天监（502—519）中负笈渡海入梁，留学30年，大约在梁武帝中大通年间（535—546）回国。他在起程还国时，听说越州界（包括今宁波、舟山等地区）山有观音应验的“堵室”，于是前往观之，看到两位修道者为念诵《观音经》的事而辩论，后观音现化为老翁，使两位道者皆获感化，发正目睹斯异，就将此事传入百济。近有韩国学者认为这“越州界山”有可能是越州海外的梅岑山（普陀山）。之后，新罗国也开始供奉观音，如《三国遗事》载，鸡林之北岳金刚岭东阳柏栗寺，有大悲像一躯，“或云，是中国之神匠塑众生寺佛像时，并造也。”这一记载说明新罗之观音信仰也是从中国传入的。大约在7世纪至8世纪中叶，相当于中国初唐、盛唐时期，朝鲜半岛上观音信仰已普遍流行，盛极一时。唐天宝四年，即新罗景德王四年（745），禺金里贫女宝开之子长春航海从商，久无音讯，其母在敏藏寺观音像前“克祈七日”，其子忽回，谓由乡僧自“吴涯”导引而来云云。景德王时代，有汉岐里妇女希明之子“生五稔（年）而忽盲”，于是抱至芬皇寺左殿北壁千手大悲画像前，令子作歌而祷，眼复明。景德王之末（755），又有努肣夫得与怛怛朴朴两人同入南白月山修道，分别求弥勒、念弥陀，期证菩提，观音化现为一娘子，先试之，后助之，两人乃先后成正果。中韩两国文献中所载诸如此类故事颇多，不一而足，可见当时海东观音信仰之盛况。大约从这个时期开始，逐步在那里形成了几个观音信仰的中心地。
其中最著名的是韩国东海岸五峰山洛山寺。据《舆地胜览》载，洛山巅地之东数里许，“巨海边有窟，其高可百尺，其大可容万斛之舟，其下海湾常出入为不测之壑，世称观音大士住处也。”洛山寺观音圣地，相当于我国普陀山观音道场，都是据《华严经》认定的观音居住弘法之所，它作为韩国最大最闻名的观音道场，自古及今一直声名盖世。韩国的《三国遗事》将洛山寺的历史追溯至新罗华严宗祖师义湘法师，谓：义湘法师从唐求法还国，以大悲真身住于海边窟内，因名之为“洛山”，即佛经中“宝陀洛迦山”之略名。师于此斋戒七日，一日，“浮座具于晨水上，龙天八部侍从引窟内参礼，空中出水精念珠一贯给之，湘领受而退。东海龙亦献如意宝珠一颗。师捧出洛山寺，并以所受二珠安镇于圣殿而离去。后来，“新罗佛教十圣”之一的元晓法师至圣窟，欲瞻礼观音真身，因风浪大作而未能如愿，唯于途中遇观音应化之女子。新罗显安王二年（858），新罗“禅宗九山”之一的阇崛山派创始人梵日禅师曾于洛山村石桥下发现石雕观音像，截左耳，正与他在唐朝明州（今宁波）开国寺求法时所见沙弥相似，方知其与菩萨应化之缘，于是遵该沙弥之嘱，于洛山上方吉地建殿堂3间，奉安此石观音像。义湘所受二宝珠，虽历劫难，但至高丽忠烈王时（1275—1308），仍然被视为国宝藏于内府。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唐大中十二年（858）重建洛山寺的韩国国师梵日，也曾入唐求法，于会昌元年（841）跟随杭州盐官县灵池院齐安国师习禅，直至大中元年（847）归国，其间经历了“会昌法难”；而请第一尊观音像到普陀山的日本僧慧锷于会昌四年携带皇太后亲手绣制的绣文袈裟、宝幡等，搭乘新罗梢公张公清等26人驾驶之舶入唐，会昌五年，亦遇法难，勒令还俗，只好暂时裹头，流落在楚州。大中元年，宣宗重兴佛教，慧锷也到杭州灵池院谒见齐安国师，聘请其弟子义空赴日本宏扬禅宗。据此，慧锷很有可能在灵池院齐安国师处遇到过新罗高僧梵日，俩人极可能有交往。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当时日本僧在唐朝与新罗僧关系密切，而且“很得到新罗僧俗的助力。”后慧锷于大中元年六月二十二日搭乘张友信、元净等37人驾驶的商舶归国，梵日也在同年从明回国。到大中十二年，梵日在韩国重建洛山寺观音道场，慧锷复又入唐，于咸通四年（一说大中十二年）再次搭乘张友信船回国，因遇风涛，“舟触新罗礁”而在普陀山留下观音圣像。从种种迹象看，新罗僧梵日和日本僧慧锷以及梢公张友信三者存在一些蛛丝马迹的联系，很值得研究。
近来，有学者认为“很有可能是新罗人选出酷似洛山的潮音洞，并模仿红莲庵而在潮音洞建了观音院，中国普陀山观音窟与韩国洛山观音窟的景观与构图极为相似，这一事实绝非偶然。”（韩国东国大学教授曹永祿《再论普陀山潮音洞不肯去观音殿的开基说》）也有学者认为“很久以前，新罗商人就和普陀山寺院有很深的因缘，在那儿他们从事佛教信仰。”（韩国顺天乡大学教授朴现圭《中国佛教圣地普陀山与新罗礁》）但也有韩国研究者对义湘创建洛山寺观音道场提出异义，认为最早记载义湘生平事迹的《义湘讳日文》（唐朝新罗崔致远著）、宋《高僧传》均无义湘创寺以及与观音相关的消息，洛山寺观音道场之创始，其正式命名，应是高丽王朝初期之事，而且是受中国观音道场普陀山影响的结果。中国普陀山观音信仰起始甚早，后来，在公元863年，日本僧和新罗贾人等在潮音洞留下观音圣像，称“不肯去观音”；到后梁贞明二年（916），在山上建“不肯去观音院”；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王舜封使三韩还朝，奏闻观音灵异之事，神宗为题“宝陀”寺额，梅岑山终于被普陀洛迦山所取代。在此前后，东海诸国如高丽、日本、扶桑、阿黎、占城等国雄商巨舶，由此取道放洋，遇风涛、寇盗者，无不望山归命，以求安全。普陀山观音灵异之事不胫而走，传于海东，这是再自然不过之事。
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义湘创建洛山寺观音道场”说虽无历史文献为证，但自有道理：义湘曾入唐从智俨法师研习华严宗，在海东则被推尊为华严宗始祖，而《华严经》80卷本中又有“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以及善财童子于南海紫竹林参谒观音之说，因此，由义湘出来担当创建洛山寺的任务是既恰当、又可增加此道场的权威性。实际上，自《三国遗事》成书之日起，义湘创寺说已流传了六、七百年，几乎成了“约定俗成”。——无论如何，韩国的观音信仰是从中国传入，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韩国的另两处观音道场是众生寺和五台山，其中众生寺的观音圣像是中国画师塑成的，“国人瞻仰，禳祷获福，不可胜记”，后来成为“国家祈恩奉福之所”。此外，韩国的五台山与中国不同，既供奉从中国五台山传来的文殊菩萨，也宏扬观世音菩萨。
至于日本的观音信仰，则是在发正将观音信仰传入百济不久，就有百济国僧日罗，应日本国王之请，到彼国传法。日罗“精博内外，神异不侧”，日本圣德太子微服至日罗居住馆舍，日罗见而指曰：“神人也。”随即跪地再拜，并说偈云：“敬礼救世观世音，传灯东方栗散国。”（《本朝高僧传》）这是日本观音信仰之权舆，至今，在日本有33处“观音灵场”，于1993年与普陀山结成友好关系，每年组团前来朝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