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爱情完整版:杜子：中国文化的“七缺”

廿年前，林毓生提出中国文化需要「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的构想之后[6]，愈来愈多关心中国文化更新的人士，开始采纳此一构想。此构想主张将非中国文化的理念放入中国文化的核心，从而改变中国文化。我认为，我们也可将此构想纳入文化基督化的工程中。
基督教能为中国文化的缺乏提供哪些贡献？是否可以放入中国文化的核心？
在有关「重建中国文化」的当代讨论中，有不少学者将「宗教」视为可行的解决管道。1994年在美国纽泽西召开一场会议中，我询问哈佛大学的中国思想史教授杜维明博士一个问题：「基督教能为中国文化提供哪些贡献？」他回答说：「超越观！中国文化没有超越观。」在1998年6月的「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现代化」会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新成立的「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卓新平博士也指出，基督信仰中的「超越观」以及「原罪论」是可以借镜并有益于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于是我开始思考，中国文化中所缺乏的、而且唯有基督信仰能贡献的独特之处是什么？我归纳出七个层面的缺乏，而这些都只能由独一无二的圣经救赎性启示的内容提供；是其他所有人类创造的宗教、哲学所没有的内容，这也让我了解，唯有基督的救赎才能转变及更新中国文化；这些都不是儒家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所能提供的。只有基督的救赎才能使中国发生根本彻底的改变。 基督教
1.中国文化缺少「超越观」
哲学家所谓的「超越」，是相信在自身之外有一位神。被称为「外在的超越」（outer transcendence）。商周时期，中国人相信一位超越的神，叫做「上帝」。但到了孔子的时代，因着理性化的进展，这种将「天」视为「至高无上的位格」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逐渐淡化。儒家学说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它的核心是理性的道德人文主义。虽然五四时期的学者试图以西方人文主义（之后他们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取代儒家，但仍在理性主义的范畴里，他们继续在「无神」的思想下，试着去满足中国人在灵性及道德上的需要，当代的新儒家讨论如何以「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达到「内在的超越」（inner transcendence）的境界，可见他们仍然拒绝「外在超越」。仍是倚靠自己内在的自给自足，拒绝在人之外上帝的存在；就如卓新平博士所说：新儒家「内在的超越」确有其限制。[7]
「神是宇宙的创造主及护理者」的观念，是中国文化最需要的运作性思维架构。我们要如何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恢复有「神」的观念？藉由心意更新而产生彻底的变化，我们可以在现代人的认识中恢复中国人在上古时代对「天」的信念（普遍启示），并以圣经的观点对「天」的信念予以光照性的诠释（特殊启示）。当我们把上帝主权「有位格之神」的信仰引入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时，必会遭遇阻碍，尤其是对无神论者。因此，要进行「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项工程，就必须对传统和现代的无神论思想予以研究和批判，并追溯中国历史中早已存在的有神论源流。虽然，在普遍启示中古代中国对上帝的认识仍有局限，但我们可以通过介绍圣经三一真神的定义，即认识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及和人的关系来完善上帝的概念。 copyright 基督网
我们向中国人介绍上帝是创造者，世界和人类都是上帝的创造物，从而让中国人看到没有上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缺陷和错误。如果基督教有神论最终能取代中国的无神论世界观，那么中国文化就会产生巨大的突变。为此，我们需要证明上帝在人之上，人在世界之上，而世界和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此外，我们也需要让中国知识分子知道无神论世界观此一封闭系统的有限性，它与基督教的有神论世界观是相抵触的。以图一表示两种世界观的不同：
当代中国无神论者的世界观认为人和世界都一样，都是物质性的。基督教认为人和世界都是受造者，而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使人的地位又与世界不同。人如果不正确的认识上帝，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和世界。此外，创造的秩序说明了人在世界中的角色，以及与上帝的关系，这都是中国人应该明白的。
2.中国文化缺少「原罪」的观念
有些非基督徒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到，中国文化缺少「原罪」观念所造成的影响。黄仁宇注意到西方（基督徒）有原罪的观念，使他们对被罪玷污的人性有较为实际的了解，于是发展出一套人人都必须顺服的普遍法（universal law）的观念；此法被视为管束人类罪恶的方法。同样的，基督教「神是律法的颁布者及最终的审判者」的观念，为西方提供了强制法的理念依据（上帝是律法的赐予者和最终的审判者）。黄仁宇指出[8]，中国人因为相信人性本善（孟子的理论），所以认为人有自制力，能靠着一己之力行善；因此，法律在中国社会被认为是专为恶人所制定的，而「君子」有高尚的品格，不需要这种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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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人性本善」的观点，在儒家学说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甚至持续影响今天的新儒家。可是，若缺乏「原罪」以及「上帝对罪的审判」（包括最后的末日审判）的观念，是不可能有效地制止罪恶。虽然教育的目的是要达到完美道德，但它至今仍无法有效地制止社会的罪恶；因为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认为，藉由教育他们可改善自身行为，并运用他们的自由甚至忽略了「法律」约束的范围。
基督徒的任务就是要使人明白，亚当的罪落在全人类身上所带来的影响——它能定人罪、污秽人并使人成为罪的奴仆——藉此使人转而发现自己需要救赎。黄氏也发现「救赎」提供了一股约束的力量，能控制人的罪性。这就表示我们必须按圣经有关「人论」、「罪论」的教义，严正地指证由孟子到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对人性的错误观念。卓新平指出中国人缺乏原罪的观念，所以无法意识到人的有限与不完全，也未能培养自我批判的传统。若欲促成中国现代化，中国人应重新评估人性特点，体认罪在人生命中的控制性力量，将原罪的观念纳入中国文化，否则中国人将继续通过自我实现的方式追求人的完美。[9]
3.中国文化缺少「救赎」
没有「原罪」、「罪疚感」及「罪的刑罚」的观念，就无法清楚地明了救赎的概念。基督宝血的代赎只能借着特殊启示来了解；这是基督信仰最独特的地方，也是中国文化缺少的内涵。没有救赎，就不可能改变中国人的人格特质；因为中国文化假设人可以凭己力达到完美道德，但此假说已被证明全然失败。基督教的救赎，乃是藉由圣灵的大能改变蒙救赎之人的生命，而个人的改变又是社会整体之改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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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一项要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将福音遍传中国。中国文化基督化取决于中国民族福音化。基于孟子与新儒家「人人皆可为尧舜」的信念，中国人因此坚持儒家「自我实现」的概念，这是最大的文化障碍，拦阻人接受藉由「相信」与「悔改」而得救的真理。
4.中国文化缺少「饶恕」
中国文化没有「无条件饶恕」的观念。中国人有所谓的「恕」，是社会地位较高之人给予地位较低者的饶恕，借着这么做，饶恕者便有一种自我优越感，提升了自己的道德或社会地位。中国文化还有所谓的「报恩」、「报应」、「报仇」，这也是中国文学的主轴。中国文化没有基督无条件的爱。人们只能透过经验神在基督里的饶恕才能明白这样的爱。中国人背负着仇恨、不信任及复仇的重担，亟需经历神的饶恕和大爱。
如何将仇恨转化为爱？最好的方法就是大量地展现基督的饶恕和爱。唯有此法才能让中国人亲眼看见真实饶恕的力量，这是基督救赎大工所带来的结果。中国文化的更新需要个人心灵得洁净，才能释放出改革社会全新的道德动力。
5.中国文化缺少超越家庭关系的「爱的团契」
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以家庭为中心」，家庭中包含了责任与关怀。就此角度而言，中国人的「爱的团契」是以家庭关系为基准。然而，这种爱是按关系而有等级之别，因此有其限制。除了在家庭、同质团体或某些特殊社团中，人们无法经历到委身的爱。而且在中国的各种宗教中，也没有爱的团契；因为中国的宗教倾向个人化，并且常是功利主义取向。然而基督的信徒却因着与基督的联合，而聚集在一起敬拜和享受团契生活。今天出现在中国以及海外华人教会中的爱的团契，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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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阶层与威权结构，产生了等级之别的爱与亲属义务的概念。人们依照他的政治地位与权力等级而隶属于不同阶层：A.皇帝；B.贵冑；C.官员；D.士（学者）；E.农、工、商。
同样地，还有另一种层次分明的威权结构：

政治层面：天子─官员─平民
社会层面：圣贤─士─平民
家族层面：族长─家长─家庭成员

在这种威权结构及分级的爱与义务下，人际关系变得政治化，只有在亲密的朋友和亲人之间，才能真实地分享关怀。为了改变这种阶级的架构，我们必须清楚阐述神创造的真理，并教导人人平等的概念（因为每个人都是神的创造）。「人权是创造之主所赐与、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个观念源自于对「神」、对「神的创造」的信仰，所以就此角度而言，要发展中国的人权，最重要的是强调创造论以驳斥进化论及自我存在论的思想。
6.中国文化缺少「来生」（future life）的盼望
传统中国哲学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都无法解答「宇宙是如何开始、未来又将如何结束」 的问题；中国文化没有清楚的历史哲学，这也就是说，它缺少来生的盼望。死亡是一切事物的终结；因为没有死后的盼望，中国人是带着恐惧与绝望的心情面对死亡。中国人也不相信灵魂不朽。 基督网
为了把盼望带入中国文化，基督徒必须提出基督信仰的历史观：世界的起点始于神的创造，历史的中心是神的救赎，而历史的结束是圆满的成全（consummation），基督再来掌权到永远。以图二表示：
7.当代中国文化的「知识论」需要修正
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相信人性可臻至完美，因此容易将「理性」视为最高准则，将「科学」视为求知之路，并以「进化论」来解释生物科学与历史。然而，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看见理性与科学方法的有限。他们把科学方法（此方法是透过研究大自然、受造界发展出来的）应用在所有层面的知识——包括神与人。他们骄傲地表示，只有通过科学验证的才能被称为知识。如此一来，他们只认定物质界的事物，并且将神及属灵的事情都排除在知识范围以外。这种「无头去尾」的知识导致今日中国文化更严重的物质主义取向。这就是为何当今的中国人正在承受着属灵的精神危机。
欲纠正这种错误的文化，必须指出科学方法的有限性，它只适用于认识受造物、客观的事物，而非认识神本身或主观事物，如人对人的认识。中国人需要知道，如果要了解一个有位格的主体，就必须要这个主体先把自己彰显出来（这也同样可以应用于人际之间的了解）。要了解神，我们就必须寻求并且接受祂的自我启示——也就是圣经和耶稣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