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颂赵医生看的书:（图）1962年中印战争的罕见照片

中印边境战争是1962年6月或10月至11月间发生在中国和印度的藏南边境的战争。在中国被普遍称为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中印边界全长约1700公里，习惯上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长约650公里，从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之处的底宛格里;中段，长约400公里，从西藏普兰县的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至札达县的6795高地;西段长约650公里，从札达县的6795高地至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口。

整个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根据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东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中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是沿喀喇昆仑山脉。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背景。

中国政府以亚洲和平和中印友谊为重，对印度的武装侵占活动一直采取克制忍让态度，并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一、周恩来总理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鉴于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在宗教及商业上的紧密联系，中国政府争取印度的友好合作是极为重要的。1952年6月14日，周恩来在中国已完成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后，针对印度政府历次来的照会中所提它在西藏的各种“权益”，

向印度驻中国大使潘怩加就中国处理印度与中国西藏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个原则和一项措施。周总理指出：“对于印度在中国西藏的关系的现存状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政府缔结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

因此，新中国与印度在西藏的关系，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1953年12月，周总理接见中印两国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他说：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商谈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谋求解决那些如正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应该按照这些原则进行。印度代表团对这五项原则表示完全赞同。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２日尼赫鲁给周恩来写信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

1959年9月8日周恩来在给尼赫鲁的回信中明确指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双方应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在信中指出：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维持边境的和睦，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

最近中印边境出现紧张局势，都是由于印军越境挑衅造成的，应该由印度方面负完全责任，希望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印军和行政官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周恩来在接到尼赫鲁1959年9月26日的来信后，又于11月7日给尼回信。信中指出：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可能出现;为了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确保边境的安谧，并且为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创造良好气氛，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

周恩来接到尼赫鲁1959年11月16日的来信后，于12月17日又给尼回信。信中再次提出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具体步骤，建议两国总理举行会谈。经过一段交涉和安排，到1960年4月，周恩来亲赴新德里，与尼赫鲁举行会谈。

然而，中方为争取公平合理地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真诚努力，仍然没有得到印方的响应。双方除同意由两国官员共同审查、核对和研究有关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并向两国总理提出报告外，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尽管如此，周恩来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并为推动中印双方沿着和平谈判的道路走下去，他在离开新德里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书面讲话，指出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可以找到六个共同点或接近点。他建议把共同点或接近点肯定下来，以便于两国政府继结商谈。

他提出的六点完全是对等的，没有任何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要求，但印方仍拒绝了中方这一建议。１９６０年６月到１２月，中印两国官员举行会晤，分别提出和审查对方提出的边界主张的论据。我方用大量确凿的材料论证中国所指的传统习惯的中印边界线是有历史和事实根据的。

为避免边界局势进一步恶化，从１９６２年８月至１０月，中国曾反复建议中印双方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讨论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却坚持要中国从西段自己的大片领土上撤出，甚至要中国东段撤出位于“麦线”以北的扯冬地区以北作为同意谈判的先决条件，这就断然关闭了和平谈判之门。

战争爆发：印度政府策动和支持的西藏农奴主叛乱遭到失败，对中国西藏执行扩张主义的幻梦破灭后，尼赫鲁公然抛弃中印友好的旗帜，把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努力和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进而得寸进尺，对中国步步进逼。

尼赫鲁扩张主义的逻辑是：“我已经侵占的地方是我的，我想要侵占的地方也是我的。昨天我可以侵占你一寸，今天我就可以侵占你一尺。”对尼赫鲁来说，中国要还不撤出他要侵占的土地，他就施行前进政策”，直到采用战争手段。

这样，从１９６１年开始，尤其是从１９６２年４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了４３个军事据点。印度政府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对华战争的规模和程度，都超过了过去的英帝国主义。当时印度立场：在东段已将中国军队“赶回两英里”，在西段全线向前推进，欢呼并祝贺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

见１９６２年７月７日印度《闪电》报。在此情况下，尼赫鲁得意忘形，一再悍然拒绝中国政府多次提出的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决心铤而走险，诉诸武力。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日，尼赫鲁在新德里声称：印度政府要“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１２日，他公开下令：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上全部“清除掉”。１４日，印度国防部长口称：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接着，他又乘飞机赶到靠近中印边界东段的印境提斯浦尔城，进行军事部署。

随即，印军在东段大量增加兵力。１７、１８两日，入侵印军在东段和西段边境上，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猛烈炮击，挑起了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 但是，印度方面毕竟错误估计了形势，它以为它当反华急先锋和南亚霸主，会得到美国和前苏联等国的援助和赏识；以为当时中国经济困难已严重到不可克服的程度；

以为美国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正企图窜犯我东南沿海，牵制了我主要国防力量，西南地区防务空虚，以为中苏裂痕加深，中国“孤立无援”。所以，它认定此时还是在中印边界全线进攻的“良好时机”，不管它怎样进攻，中国是不敢还手的，因而利令智昏，走上了军事冒险主义的道路。

中国政府和边防部队遭到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对印军的不断入侵挑衅和蚕食祖国领土的行径，始终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耐，采取了一系列避免武装冲突的措施。这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印度政府扩张侵略的野心，揭穿了它捏造“中国侵略印度”的谎言，争取了国际舆论的同情。

当印军侵占中国领土、频繁挑起边界纠纷时，中国政府指示中国边防部队，必须作好两手准备：力争好，准备坏。即在争取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同时，必须作好应付印军进攻的准备。当印度政府大幅度右摆时，中央军委曾适时告诫边防部队，要提高警惕，加强边防，防范印军的进攻，当印军大肆占地设点，步步向前推进，

严重威胁中国边防部队安全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指示：对印军的入侵，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当尼赫鲁政府大肆反华，疯狂挑衅，调兵遣将，停结部队，完全堵塞了和平谈判的一切渠道后，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决定：为了打击印度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卫祖国边疆的安全，

创造中印边界问题谈判解决的条件，决定对入侵印军进行反击。中央军委立即对反击作战作出指示：军事指挥工作，政治动员工作，后勤保障工作，务必精心计划，周密组织，切实做好。指出，此次同印度反动派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求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指示，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立即进入了战备状态。为了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组织指挥，由西藏军区组成了“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指挥成员有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司令部副参谋长石伴樵，政治部主任吕义山，后勤部副部长于一星等，

主要负责东段指挥。西段，新疆边防部队组成了“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由副军长何家产负责指挥。西藏、新疆边防部队接到中央军委反击作战的命令后，迅速部署兵力，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迎击印军大规模进攻。

这次反击作战，是在号称“世界屋嵴”的喀剌昆仑山上和喜马拉雅山之脉南侧地区进行的。该地区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这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对作战行动有严重的影响，作战的艰苦性是罕见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从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０日开始，至１１月２１日基本结束，作战经历了两个阶段。

和平谈判是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唯一途径，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中印边界这场战争，中国方面完全是被迫的。中印两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世界问题是英国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

１９７９年２月邓小平接见印度外长时指出：“中印两国应该求同存异，世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子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只要双方以诚相见，按照上述原则，是能够圆满解决的。希望中印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

中国、印度共同有着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印度的圣河佛殿，经典颂文，曾经给中华民族的成长注入过丰富的营养。中国的四大发明特别是造纸术和火药，也为印度的经济、文化的繁荣做过贡献。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和平共处，休养生息，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印之间从未发生真正的战争。我们这一代人即使遇到再大的问题，也应坐下来，和平协商、谈判解决。切不可对上辜负了列祖列宗的遗德，对下贻害后世子孙。 ——周恩来

中印战争的罕见照片

中印战争的罕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