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根道写真机 成都:上海滩黑道传说2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6 02:29:30
三．4．01
也是在淞沪抗战结束不久，法租界开始禁烟禁赌，这次是来真的。因为开赌场贩鸦片被投诉，杜月笙不得已连租界公董局华董都只能辞掉了，他和他的三鑫公司等诸多事业，眼看在劫难逃。
之前的法租界确实太乱了，烟赌肆虐、治安糟糕，完全不像一个现代社会应有的样子。法租界当局无所谓，越是这样才越好发财嘛！只是邻居英租界不干了，长此下去，自己苦心经营的一方净土非被污染不可。
英国人没有孟母幸运，不能择邻而居，便通过伦敦向巴黎抗议，历数上海法租界多年来的种种乱象，并警告说：再不管的话，法租界将不再是法国人的地盘，而变成青帮的天下。法国政府这才急了，派人一调查，英国人说的不算太夸张，赶紧把领事范尔迪以及巡捕房总巡费沃里撤掉，派梅里埃和法伯尔接任，从严从重治理整顿，用今天的话说，也可以叫打黑反贪。
费沃里经常说“杜先生是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临走前他和杜月笙有过一次谈话，请他和自己一起去法国，安度余生。理由是：中国的租界不会长久，杜月笙的烟赌事业也不可能长久。至于杜的其它那些正经事业，费沃里没好意思说那不是你的擅长，但他从局势出发，认为中国的将来会如何，很难说。所以，不如急流勇退。
这样的关心和推心置腹，杜月笙不能不感动，但他正在如日中天，哪里舍得走？只说没那么多钱拖家带口的去国外享清福，婉言谢绝。
“也好，杜先生。”费沃里真的非常有诚意，“无论何时，只要你来法国，请事先通知我，我会尽自己所能，为你准备好舒适的房子。”
不出费沃里所料，梅里埃和法伯尔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烧向了烟和赌。杜月笙一个人就开了五家赌场，还和黄金荣等入股了张啸林开的有“远东第一大赌场”之称的福生公司，再加上庞大的烟土生意，一旦关掉，每月损失如何巨大姑且不说，单是这些“事业”所养活的不计其数的弟兄们该怎么办？总不能把他们安置到银行去上班吧？
还好通过淞沪抗战，杜月笙和吴铁城市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知道“有困难，找市长”，就找到了吴铁城，吴市长非常爽快，热烈欢迎杜先生把所有事业全部转移到华界来。
原来早在一年前，国民政府对鸦片就实行了开放的政策，美其名曰“寓禁于征”，理由充分而又崇高：鸦片的生产、贸易和消费，与其让它处于秘密状态，不如让它公开化，以便于控制它，限制它，并逐渐禁止它。这显然是经过了专家的缜密论证，否则哪里有这么冠冕堂皇？只是他们他们都假装忘了，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话，孙中山说过：凡主张法律准许鸦片营业，或对贩卖鸦片之恶势力表示屈服，均为“民意之公敌”。
舆论自然大哗。其实当年北洋军阀如段祺瑞、曹锟等因为政府缺钱，也都想过行“寓禁于征”的“善举”，架不住舆论的强烈谴责，最后都没好意思执行，就连卢永祥、孙传芳等地方军阀也只是私下里干，从不敢公开承认。不过国民党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这一次的舆论风暴对他们毫无影响，鸦片，这个能毁了一个民族的东西，终于登堂入室了。
实事求是的说，国民党做毒品买卖，此时还是外行，那么就一定得找专业人士合作，而既专业又关系密切的，自然非杜月笙莫属。于是，江浙、上海一带的禁烟局、禁烟处，无处不是杜门中人，以总部设在上海的江苏禁烟局为例：局长曾镛，杜月笙是他儿子的干爹；财政处长金廷荪、运输队长顾嘉棠、护缉队长芮庆荣、查缉处长马祥生等等，更都是杜月笙的亲密战友；就上海本地来说同样如此，杜月笙本人担任着上海禁烟委员会常务委员，高鑫宝当上了金山县禁烟局局长，谢葆生则是上海县禁烟局副局长……也就是说，整个江南地区的鸦片运销、土行管理等，依然牢牢的掌握在杜月笙手上。
合作得如此亲密无间，杜月笙以其丰富的江湖经验，却依然对官府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有所忌惮，所以公司的总部和业务重心一直保留在法租界，现在没办法了，才不得不彻底搬家。好在吴市长丝毫不计较这些，来的是朋友，又是纳税大户，理应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杜月笙因祸得福，鸦片生意做得越来越兴隆。
在此之前，1930年的时候，原潮州帮土行会计华清泉，伙同郑芹初，以原华利土行为基础，勾结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温建刚，在南市保安队一中队部搞了个吗啡厂，有专门的军警站岗保护。这种大买卖，幕后老板当然是杜月笙，还有就是孔祥熙和吴铁城。所以说这个厂不仅有黑社会背景，也有官方背景。当然其巨额利润，孔祥熙、吴铁城个人之外，也必须向官方进贡。杜月笙专门派出了自己的弟兄、有“吗啡大王”之称的陈坤元出任总经理兼技术顾问，该厂雇有300多员工，设备先进，产品纯正，畅销大江南北，甚至远销海外，赢利颇丰。
肯定会有人眼红。某一天，上海警备司令戴戟，派手下特务将陈坤元扣押在了英租界新新公司楼上，准备秘密押回司令部敲诈勒索。不想此事被一个叫陈小姐的高级妓女无意间看到，和上海滩上大部分交际花、高级妓女一样，陈小姐和杜月笙相熟，见杜先生手下被绑架，当即打电话向杜报告。
杜月笙马上叫来顾嘉棠，让他带了八个枪手，硬闯新新公司，从特务手中把陈坤元抢了回来。因为这是在租界，戴戟吃了哑巴亏也不敢声张，他本人又是十九路军的背景，知道十九路军的几个老大陈济棠、蒋光鼎、蔡廷锴等跟杜月笙的亲密关系，更是没有报复的胆量，只能认了。
待到杜月笙兴师动众的来到华界，按说这类事情应该不会再有了，没想到竟来了个更大的麻烦。
当时上海有两个大规模的制毒机关，都在华界，一个是杜月笙那个，另一个在上海北郊长江边的浏河镇附近，是蓝衣社罩着的。蓝衣社又叫中华复兴社，在国民党内部势力强大，戴笠此时也只不过是其下属的特务处处长。这么一个组织，按说一般人不敢招惹，但问题是上海市保安队（杨虎担任保安司令）不知道它的雄厚背景，为了捞一笔，居然把这个吗啡厂给抄了。等杨虎和吴铁城把事情搞明白后，大惊失色，赶紧把抄没的东西奉还。
蓝衣社哪里肯善罢甘休？他们以牙还牙，大批人马冲进杜月笙他们设在保安队里面的吗啡厂，抢走所有设备、吗啡以及鸦片不说，还以保安队制毒贩毒为由，把状告到了南京。
事情闹大了，南京政府不得不派人来上海做做表面文章，最后是把温建刚这个倒霉蛋抓起来枪毙了事。当然，其他的人，少不了都要批评教育一番，批评教育之后，该干啥还接着干啥。
这一场纷争显然不是杜月笙挑起的，而且毫无疑问，最终是他输了。不过蓝衣社那边见如此的证据确凿、即使告御状居然也奈何不了这个家伙，加上有戴笠从中斡旋，也乐得见好就收。从此双方相安无事，各自发财不亦乐乎。
三．4．02.
杜先生搬到华界后，法租界大大小小的土行，诸如郭鸿泰、陈源大之类，自然就都相继跟了过来，其中当然也包括上海最大的土行郑洽记。
郑洽记的老板郑四太爷，是鸦片经销行业的泰山北斗，他有个四少爷叫郑正秋，这时也来到杜公馆找杜月笙帮忙，不过为的不是烟土的事——四小开从来就没干过和烟土有关的营生。
郑正秋，我们前面提到过，就是抱打不平写文章痛骂黄楚九那位义士。那事儿，最后是黄楚九请到杜月笙出面，郑正秋才算罢手，所以说，杜先生其实欠着郑编辑一个人情，两人不陌生。
郑正秋是广东潮州人，和杜月笙同岁，是中国电影的拓荒者，著名电影、戏剧艺术家、评论家。
中国第一部电影是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景丰所投资拍摄、京剧大腕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中的几场戏，那是1905年的事。而1913年，由郑正秋创作剧本、并和另一个拓荒者张石川合作拍摄的《难夫难妻》，则是中国第一部有故事情节的电影。
当时由于经济环境的原因，民族工商业出路有限，于是大量的热钱涌入了新兴的电影市场，大大小小的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诞生，那情景，有点像这些年的房地产。
1922年，炒股赔得一塌糊涂的张石川及时割肉，邀集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以及任矜苹，五个人一共凑了一万块钱，号称5万资本，组建了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张石川担任总经理，兼导演，全面负责拍片事宜 ；郑正秋担任协理（副总经理），负责编剧、兼导演 ；周剑云当经理，主管外联公关、以及签订合同等等。这将是中国电影早期最重要的一家公司，巅峰时期，胡蝶、阮玲玉、杨耐梅、宣景琳等都在其旗下。
那会儿拍电影是个很赚钱的买卖，通常一部电影成本在四千元左右，普遍能回收一万元以上，利润相当高。马克思说过，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法律，而拍电影是正当生意，不需要践踏什么，所以各个电影公司拍片热情不是一般的高。但影片质量往往参差不齐，演员的薪水也偏低，女主角日薪在4到7元之间，其他演员更等而下之。
和现在一样，烂片占了绝大多数，偏偏数量众多，十天半月就是一部，对电影市场冲击极大。“明星”是大公司，需要维护公司形象，拍片就比较严谨，旗下的明星待遇也要好得多，比如胡蝶走红之后，“明星”给她的月薪是2000元，一半付现金，一半另算，这在当时算超级高薪，大体抵得上现在某些混得不太好的国企老总的待遇，当然跟平安保险老总六千多万的年薪还是没得比。
市场的无序加上竞争的惨烈，明星公司表面虽然风光，日子其实并不太好过，比如有时候资金跟不上，张石川的太太就得进当铺，而且这种事发生的比较频繁。
好在张石川和郑正秋都是天才，1928年，两人根据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拍摄的电影《火烧红莲寺》大为轰动，观影盛况足可媲美我们熟悉的《阿凡达》、《泰坦尼克》，一集一集的拍下去，火了将近一年，算是为公司大赚了一笔。
随后的事情是我们更加熟悉的：从《火烧红莲寺》第一集火了后不久，《火烧青龙寺》、《火烧白雀寺》、《火烧灵隐寺》等等山寨之作立即以不可阻挡之势纷至沓来，市场终于还是归于命定的混乱。
张石川、郑正秋他们毕竟眼界更开阔一些，别人还在池塘里混战的时候，他们跳上了岸，准备开拓更广阔的天地——他们盯上了有声电影。
当时的国产电影全是无声的，根据影院不同，票价大概在两三毛三五毛左右；有声电影票价贵得多，要1块6毛，但这块市场完全被外国片垄断了。
明星公司决定改拍有声电影，第一部片子定为谁都知道一拍就能大火的《啼笑因缘》。当然，玩有声电影，无论是更新、添置设备，还是技术力量支持，都需要一大笔资金。郑正秋他们有魄力，1931年春夏之交，公司派人赴美国采购有声电影器材，两部专业录音机，花去1万1千美金，一部有色摄影机花去1万多美金，乱七八糟加一块，总共花掉近3万美金。当时一美元约合两块银元，这笔投入着实可观。
这还不算，作为技术支持，“明星”高薪聘回的三个美国技师，每人每周200美金不说，合同规定还得提供高级食宿。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一个成语——不惜血本。
除了转型的需要，敢于不惜血本的底气，还在于“明星”买下了《啼笑因缘》的版权，可是他们可能是因为疏忽，没有拿到内政部的电影摄制许可证，这为后来的一场纠纷埋下了隐患。
《啼笑因缘》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的作品，大约是在杜月笙开银行的时候，《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的主编严独鹤，约请张恨水创作，完成后于1930年3月17日开始在报上连载，一时间洛阳纸贵；同年11月30日连载完成，依然是余音袅袅。
为了拍好更名为《啼笑姻缘》的电影，张石川他们还特意把张恨水从北平请来，聘请他和严独鹤作为编剧，每月支付数百元，志在必得。同时，公司的电影明星包括蝴蝶在内，倾巢而出，在上海、北平两地拍摄。
小说《啼笑因缘》实在是太受欢迎，所以还是发生了撞车事件。先是有剧团排好了京剧《啼笑姻缘》，在位于北四川路上的广东大舞台演出，明星公司的法律顾问立即前往找到剧团负责人，提出警告，要求停演。这个剧团比较温和，他们承认有错，但因为排这出戏，确实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马上停演，剧团及艺人的生活都将受到威胁。于是他们请出了大亨顾竹轩，经顾老大调停，双方商议决定，京剧改名为《戚笑姻缘》，并只做短期演出。
接下来的一个就不好对付了，因为这个人是我们前面说到过的顾无为。
也是在淞沪抗战结束不久，法租界开始禁烟禁赌，这次是来真的。因为开赌场贩鸦片被投诉，杜月笙不得已连租界公董局华董都只能辞掉了，他和他的三鑫公司等诸多事业，眼看在劫难逃。
之前的法租界确实太乱了，烟赌肆虐、治安糟糕，完全不像一个现代社会应有的样子。法租界当局无所谓，越是这样才越好发财嘛！只是邻居英租界不干了，长此下去，自己苦心经营的一方净土非被污染不可。
英国人没有孟母幸运，不能择邻而居，便通过伦敦向巴黎抗议，历数上海法租界多年来的种种乱象，并警告说：再不管的话，法租界将不再是法国人的地盘，而变成青帮的天下。法国政府这才急了，派人一调查，英国人说的不算太夸张，赶紧把领事范尔迪以及巡捕房总巡费沃里撤掉，派梅里埃和法伯尔接任，从严从重治理整顿，用今天的话说，也可以叫打黑反贪。
费沃里经常说“杜先生是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临走前他和杜月笙有过一次谈话，请他和自己一起去法国，安度余生。理由是：中国的租界不会长久，杜月笙的烟赌事业也不可能长久。至于杜的其它那些正经事业，费沃里没好意思说那不是你的擅长，但他从局势出发，认为中国的将来会如何，很难说。所以，不如急流勇退。
这样的关心和推心置腹，杜月笙不能不感动，但他正在如日中天，哪里舍得走？只说没那么多钱拖家带口的去国外享清福，婉言谢绝。
“也好，杜先生。”费沃里真的非常有诚意，“无论何时，只要你来法国，请事先通知我，我会尽自己所能，为你准备好舒适的房子。”
不出费沃里所料，梅里埃和法伯尔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烧向了烟和赌。杜月笙一个人就开了五家赌场，还和黄金荣等入股了张啸林开的有“远东第一大赌场”之称的福生公司，再加上庞大的烟土生意，一旦关掉，每月损失如何巨大姑且不说，单是这些“事业”所养活的不计其数的弟兄们该怎么办？总不能把他们安置到银行去上班吧？
还好通过淞沪抗战，杜月笙和吴铁城市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知道“有困难，找市长”，就找到了吴铁城，吴市长非常爽快，热烈欢迎杜先生把所有事业全部转移到华界来。
原来早在一年前，国民政府对鸦片就实行了开放的政策，美其名曰“寓禁于征”，理由充分而又崇高：鸦片的生产、贸易和消费，与其让它处于秘密状态，不如让它公开化，以便于控制它，限制它，并逐渐禁止它。这显然是经过了专家的缜密论证，否则哪里有这么冠冕堂皇？只是他们他们都假装忘了，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话，孙中山说过：凡主张法律准许鸦片营业，或对贩卖鸦片之恶势力表示屈服，均为“民意之公敌”。
舆论自然大哗。其实当年北洋军阀如段祺瑞、曹锟等因为政府缺钱，也都想过行“寓禁于征”的“善举”，架不住舆论的强烈谴责，最后都没好意思执行，就连卢永祥、孙传芳等地方军阀也只是私下里干，从不敢公开承认。不过国民党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这一次的舆论风暴对他们毫无影响，鸦片，这个能毁了一个民族的东西，终于登堂入室了。
实事求是的说，国民党做毒品买卖，此时还是外行，那么就一定得找专业人士合作，而既专业又关系密切的，自然非杜月笙莫属。于是，江浙、上海一带的禁烟局、禁烟处，无处不是杜门中人，以总部设在上海的江苏禁烟局为例：局长曾镛，杜月笙是他儿子的干爹；财政处长金廷荪、运输队长顾嘉棠、护缉队长芮庆荣、查缉处长马祥生等等，更都是杜月笙的亲密战友；就上海本地来说同样如此，杜月笙本人担任着上海禁烟委员会常务委员，高鑫宝当上了金山县禁烟局局长，谢葆生则是上海县禁烟局副局长……也就是说，整个江南地区的鸦片运销、土行管理等，依然牢牢的掌握在杜月笙手上。
合作得如此亲密无间，杜月笙以其丰富的江湖经验，却依然对官府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有所忌惮，所以公司的总部和业务重心一直保留在法租界，现在没办法了，才不得不彻底搬家。好在吴市长丝毫不计较这些，来的是朋友，又是纳税大户，理应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杜月笙因祸得福，鸦片生意做得越来越兴隆。
在此之前，1930年的时候，原潮州帮土行会计华清泉，伙同郑芹初，以原华利土行为基础，勾结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温建刚，在南市保安队一中队部搞了个吗啡厂，有专门的军警站岗保护。这种大买卖，幕后老板当然是杜月笙，还有就是孔祥熙和吴铁城。所以说这个厂不仅有黑社会背景，也有官方背景。当然其巨额利润，孔祥熙、吴铁城个人之外，也必须向官方进贡。杜月笙专门派出了自己的弟兄、有“吗啡大王”之称的陈坤元出任总经理兼技术顾问，该厂雇有300多员工，设备先进，产品纯正，畅销大江南北，甚至远销海外，赢利颇丰。
肯定会有人眼红。某一天，上海警备司令戴戟，派手下特务将陈坤元扣押在了英租界新新公司楼上，准备秘密押回司令部敲诈勒索。不想此事被一个叫陈小姐的高级妓女无意间看到，和上海滩上大部分交际花、高级妓女一样，陈小姐和杜月笙相熟，见杜先生手下被绑架，当即打电话向杜报告。
杜月笙马上叫来顾嘉棠，让他带了八个枪手，硬闯新新公司，从特务手中把陈坤元抢了回来。因为这是在租界，戴戟吃了哑巴亏也不敢声张，他本人又是十九路军的背景，知道十九路军的几个老大陈济棠、蒋光鼎、蔡廷锴等跟杜月笙的亲密关系，更是没有报复的胆量，只能认了。
待到杜月笙兴师动众的来到华界，按说这类事情应该不会再有了，没想到竟来了个更大的麻烦。
当时上海有两个大规模的制毒机关，都在华界，一个是杜月笙那个，另一个在上海北郊长江边的浏河镇附近，是蓝衣社罩着的。蓝衣社又叫中华复兴社，在国民党内部势力强大，戴笠此时也只不过是其下属的特务处处长。这么一个组织，按说一般人不敢招惹，但问题是上海市保安队（杨虎担任保安司令）不知道它的雄厚背景，为了捞一笔，居然把这个吗啡厂给抄了。等杨虎和吴铁城把事情搞明白后，大惊失色，赶紧把抄没的东西奉还。
蓝衣社哪里肯善罢甘休？他们以牙还牙，大批人马冲进杜月笙他们设在保安队里面的吗啡厂，抢走所有设备、吗啡以及鸦片不说，还以保安队制毒贩毒为由，把状告到了南京。
事情闹大了，南京政府不得不派人来上海做做表面文章，最后是把温建刚这个倒霉蛋抓起来枪毙了事。当然，其他的人，少不了都要批评教育一番，批评教育之后，该干啥还接着干啥。
这一场纷争显然不是杜月笙挑起的，而且毫无疑问，最终是他输了。不过蓝衣社那边见如此的证据确凿、即使告御状居然也奈何不了这个家伙，加上有戴笠从中斡旋，也乐得见好就收。从此双方相安无事，各自发财不亦乐乎。
三．4．02.
杜先生搬到华界后，法租界大大小小的土行，诸如郭鸿泰、陈源大之类，自然就都相继跟了过来，其中当然也包括上海最大的土行郑洽记。
郑洽记的老板郑四太爷，是鸦片经销行业的泰山北斗，他有个四少爷叫郑正秋，这时也来到杜公馆找杜月笙帮忙，不过为的不是烟土的事——四小开从来就没干过和烟土有关的营生。
郑正秋，我们前面提到过，就是抱打不平写文章痛骂黄楚九那位义士。那事儿，最后是黄楚九请到杜月笙出面，郑正秋才算罢手，所以说，杜先生其实欠着郑编辑一个人情，两人不陌生。
郑正秋是广东潮州人，和杜月笙同岁，是中国电影的拓荒者，著名电影、戏剧艺术家、评论家。
中国第一部电影是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景丰所投资拍摄、京剧大腕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中的几场戏，那是1905年的事。而1913年，由郑正秋创作剧本、并和另一个拓荒者张石川合作拍摄的《难夫难妻》，则是中国第一部有故事情节的电影。
当时由于经济环境的原因，民族工商业出路有限，于是大量的热钱涌入了新兴的电影市场，大大小小的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诞生，那情景，有点像这些年的房地产。
1922年，炒股赔得一塌糊涂的张石川及时割肉，邀集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以及任矜苹，五个人一共凑了一万块钱，号称5万资本，组建了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张石川担任总经理，兼导演，全面负责拍片事宜 ；郑正秋担任协理（副总经理），负责编剧、兼导演 ；周剑云当经理，主管外联公关、以及签订合同等等。这将是中国电影早期最重要的一家公司，巅峰时期，胡蝶、阮玲玉、杨耐梅、宣景琳等都在其旗下。
那会儿拍电影是个很赚钱的买卖，通常一部电影成本在四千元左右，普遍能回收一万元以上，利润相当高。马克思说过，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法律，而拍电影是正当生意，不需要践踏什么，所以各个电影公司拍片热情不是一般的高。但影片质量往往参差不齐，演员的薪水也偏低，女主角日薪在4到7元之间，其他演员更等而下之。
和现在一样，烂片占了绝大多数，偏偏数量众多，十天半月就是一部，对电影市场冲击极大。“明星”是大公司，需要维护公司形象，拍片就比较严谨，旗下的明星待遇也要好得多，比如胡蝶走红之后，“明星”给她的月薪是2000元，一半付现金，一半另算，这在当时算超级高薪，大体抵得上现在某些混得不太好的国企老总的待遇，当然跟平安保险老总六千多万的年薪还是没得比。
市场的无序加上竞争的惨烈，明星公司表面虽然风光，日子其实并不太好过，比如有时候资金跟不上，张石川的太太就得进当铺，而且这种事发生的比较频繁。
好在张石川和郑正秋都是天才，1928年，两人根据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拍摄的电影《火烧红莲寺》大为轰动，观影盛况足可媲美我们熟悉的《阿凡达》、《泰坦尼克》，一集一集的拍下去，火了将近一年，算是为公司大赚了一笔。
随后的事情是我们更加熟悉的：从《火烧红莲寺》第一集火了后不久，《火烧青龙寺》、《火烧白雀寺》、《火烧灵隐寺》等等山寨之作立即以不可阻挡之势纷至沓来，市场终于还是归于命定的混乱。
张石川、郑正秋他们毕竟眼界更开阔一些，别人还在池塘里混战的时候，他们跳上了岸，准备开拓更广阔的天地——他们盯上了有声电影。
当时的国产电影全是无声的，根据影院不同，票价大概在两三毛三五毛左右；有声电影票价贵得多，要1块6毛，但这块市场完全被外国片垄断了。
明星公司决定改拍有声电影，第一部片子定为谁都知道一拍就能大火的《啼笑因缘》。当然，玩有声电影，无论是更新、添置设备，还是技术力量支持，都需要一大笔资金。郑正秋他们有魄力，1931年春夏之交，公司派人赴美国采购有声电影器材，两部专业录音机，花去1万1千美金，一部有色摄影机花去1万多美金，乱七八糟加一块，总共花掉近3万美金。当时一美元约合两块银元，这笔投入着实可观。
这还不算，作为技术支持，“明星”高薪聘回的三个美国技师，每人每周200美金不说，合同规定还得提供高级食宿。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一个成语——不惜血本。
除了转型的需要，敢于不惜血本的底气，还在于“明星”买下了《啼笑因缘》的版权，可是他们可能是因为疏忽，没有拿到内政部的电影摄制许可证，这为后来的一场纠纷埋下了隐患。
《啼笑因缘》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的作品，大约是在杜月笙开银行的时候，《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的主编严独鹤，约请张恨水创作，完成后于1930年3月17日开始在报上连载，一时间洛阳纸贵；同年11月30日连载完成，依然是余音袅袅。
为了拍好更名为《啼笑姻缘》的电影，张石川他们还特意把张恨水从北平请来，聘请他和严独鹤作为编剧，每月支付数百元，志在必得。同时，公司的电影明星包括蝴蝶在内，倾巢而出，在上海、北平两地拍摄。
小说《啼笑因缘》实在是太受欢迎，所以还是发生了撞车事件。先是有剧团排好了京剧《啼笑姻缘》，在位于北四川路上的广东大舞台演出，明星公司的法律顾问立即前往找到剧团负责人，提出警告，要求停演。这个剧团比较温和，他们承认有错，但因为排这出戏，确实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马上停演，剧团及艺人的生活都将受到威胁。于是他们请出了大亨顾竹轩，经顾老大调停，双方商议决定，京剧改名为《戚笑姻缘》，并只做短期演出。
接下来的一个就不好对付了，因为这个人是我们前面说到过的顾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