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重捣by拓跋狗剩上:神秘特工李士群之死 7

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被人行刺受伤住院后，陈璧君决心乘此机会彻底了断施旦与汪精卫的关系。
一天夜晚，一个姓丁的大特务头子领着两个便衣来到施旦家，把一包美元、两本护照、两张机票甩到桌子上，恶狠狠地说：“限你们两个三天内离开南京，离开中国，不准再回来，也不能告诉任何人，立即准备！”
施旦的丈夫问道：“为什么？我们也没有犯法！”
“你们得罪了在当前中国不能得罪的人，要想活着，就赶快离开，我只能告诉你这些！”姓丁的厉声说。
施旦轻轻地推开丈夫说：“没必要再理论了，我们听他的。老丁，我早就认识你，也早听汪主席介绍过你，你是个精明之人，也不会为了别人的私事把事都做绝了，汪主席和别人以后都会知道这事的。我们需要准备一下。”
姓丁的态度缓和了一些，说：“这是上峰命令，我没有办法，三天够了，你们哪也不能去，门口有人守卫，三天后我来送你们！”说罢就走了。
第四天，施旦夫妇在一群便衣特务的“护送”下从上海登上了飞往欧洲的飞机，在瑞士定居下来。
施旦的丈夫在华侨们的帮助下开始学习经商，施旦就整天待在屋里读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小说和诗歌，莎士比亚、歌德、卢梭、雪莱、席勒、济慈、雨果、大仲马、小仲马、白朗宁夫人、乔治桑，弄到什么就读什么，主要是为了打发时间。在屋里呆的时间长了，就出去买些报纸，打听中日战争之事，再就是想自己和汪精卫的事。她丈夫经商赚了一些钱，有了外遇，并且一反常态，开始责备她和汪精卫的关系来。
施旦马上和其办理了离婚手续，并决定回国。
她首先到香港，暂时住在一个亲戚家，然后天天搜集关于中国政局、尤其是关于汪精卫的信息。不久施旦得知汪精卫在南京另立山头，当上了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她立即决定回国与汪精卫团聚。
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施旦一回到中国，就被日本“松”机关盯上。
其实，日本的情报机关对汪精卫的一切都是了如指掌的。汪精卫和施旦的那点事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施旦从瑞士到香港的行踪，始终被严密监视着。
原来，施旦的父母亲和一个弟弟都生活在热河（今河北），“松”机关以此为要挟，要施旦贴近汪精卫，逼迫她向他们提供情报。
施旦说出一切后，李士群立即秘密派手下去华北，将施旦一家人带回上海，隐藏起来。这让施旦喜出望外，也感激涕淋。
此事办得机灵，让汪精卫好生满意。
“松”机关向日本大本营告状，说施旦可能是中共或者重庆安插在汪精卫身边的间谍。
“梅”机关也随即反驳，说“松”机关手伸得太长，自作主张将施旦安插到汪精卫身边。如今汪精卫爱施旦爱得死去活来，再把施旦从汪精卫这边弄走，只有让汪精卫把所有怨恨泄在日本人头上，而不是怨恨陈璧君。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日本大本营没有支持“松”机关。
“松”机关也因自己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在拆“梅”机关的台，也不敢大肆声张。
最终，大家有了默契。
不久，由汪伪政府秘书长宣布，正式任命施旦为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负责管理主席的机要事务和主席工作期间的生活事务，待遇按照政府有关规定处理。同时宣布，施秘书的住所就安排在机要室隔壁，无关人员非经批准不得入内。
这样，施旦成了名正言顺的政府官员，可以堂堂正正地出入政府大院和汪精卫的办公室，随侍左右；汪精卫也随时可以召唤施旦或进入施旦的住室。
几天后，陈璧君又找到汪精卫说：“我并不反对你与施秘书来往，只是提醒你注意身体和政治影响，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任命我到广东给陈耀祖当指导员。”
陈耀祖是她的弟弟，广东又是陈的故乡，她要把广东建成为陈家的根据地和大后方，汪精卫立即同意了。陈璧君还提出施旦不能住在南京，要尽量减少施旦公开场合出面的机会。这些汪精卫也同意了。从此以后，汪精卫和施旦过了几年心安理得的甜蜜生活。
施旦成了上海愚园路1136弄“汪公馆”名副其实的女主人。
“汪公馆”的主楼为四层，其中地下一层，地上三层，系钢筋混凝土结构，坐北朝南，外形为哥特式，但局部立面带有西班牙式建筑风格，远望犹如一座欧洲古城堡。整个建筑物中信道繁多，且弯弯绕绕，时明时暗，十分复杂，连空气中都凝聚了警觉诡危的气氛。都说建筑是文化的沉淀，乱世的建筑结构多少显现了乱世的人生。

自“清乡”以来，李士群在汪精卫心目中的地位急剧上升，他不再是当年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特务，而是办事得力、忠心耿耿、具有真正实力的爱将。李士群对施旦的悉心保护，更让汪精卫从心底感到高兴。李士群和重庆方面没有瓜葛，更让汪精卫放心。只有李士群和陈公博，才是他汪精卫感到贴心，值得完全信任的人。
影佐祯昭中将调走，柴山兼四郎中将接任，从表面上看是一种人事上的波动，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反映了日本军方的矛盾心理和犹豫不决的态度。

在日本方面原来认为，汪精卫自清末以来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很有些德高望重的份量，现在又在执政的国民党中身居要职，对中国中上层人士有号召力。只要他一出马收拾中国这残局，中国上下必然热烈拥护。待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国”一建立，就能把蒋介石的抗日政府孤立起来，日本征服中国的大业，也就圆满完成。至少也能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目的。

可是自1942年起，战争的决胜点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的海战和空战，日本军方为自己的的大半个身子仍旧深深地陷在中国这片泥沼之中拔不出来而惶恐不安。

特别是对中国的战争、更令其胆寒。

以前他们认为若不迅速解决在中国的战事，日本征服亚洲将成泡影；而今他们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对中国的战争，几乎是天方夜谭的梦想。中国广袤的人文土地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根本是无法占有的。汪精卫这样的“新政权”，根本是一群“窝囊废”，浪费了日本人的军力、物力，只有让战线更长；更不用想趁机抽身他顾。

汪精卫和他的“政府”再也不是日本人的“香饽饽”，而是“烫山芋”，是个挥之不去的大包袱！

柴山兼四郎的敌意，也让汪精卫集团上上下下，全体感到透心凉!

在汪精卫和陈公博的鼓励下，李士群谈出了他的观点：“日本对英美宣战一事，大大出乎政府的多数人的意外。珍珠港的消息使他们大吃一惊，日本决定和美英开战事先并没有同他们磋商过。日方最高顾问影佐祯昭将军又是坚决反对扩大战事的温和派，在他的影响下，大多数官员故一直都以为日本继续在东北对苏联施加压力比'南进’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何况德国一直向日本施加强大的压力，要日本进攻苏联并停止刺激英美；德国会从欧洲东进，关东军最终会从东北三省北进，共同发动对苏联的庞大的钳形攻势。”
李士群说：“那样判断是有很多理由的：日本和俄国是世仇；中国抗战爆发后，苏联大大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日本关东军急于为张高峰和诺蒙坎两次败北报仇雪耻；反共是近卫颁布的三原则之核心等等。但是事实上，日苏两国一直在暗中联络，他们联手欺骗了世人。这就是政治：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盟友是暂时的，第二位的，只有自己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日本对英美宣战以后，很多事情明摆了：凭日本的力量，决非英美对手。日本海军的胜利是暂时的，它的力量远远不能和美国相提并论。所以，我们也应该及时调整我们的方针政策。影佐祯昭将军调走后，接替他的柴山兼四郎中将是和影佐祯昭将军完全不同观点的'主战派’。他对我们不会像影佐祯昭将军那么友好，所以我们更应该未雨绸缪，把我们的思路拓宽。”
“日本人非常厉害，也非常狡猾！”

看到汪精卫和陈公博都很感兴趣的样子，李士群乘机提起了吴四宝。

“当年影佐祯昭将军要求整肃吴四宝，我表示为难。因为我和吴四宝有兄弟名份，不便下手。影佐笑了笑说：那就由日本人出面吧，到时让林中佐全权负责。说是让宪兵队把他关个几年，既对民众有交代，又能去掉吴四宝的恶霸之气；可是到头来，日本人却用药毒死了他。这还不算，还在外面造谣中伤我，说我过河拆桥，害死兄弟。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把我挡在前面做恶人。其实，过河拆桥的正是日本人自己。”

“所以，和日本人不用讲道义。日本人事实上的不坚持反共，和把苏联友好放在第一位，我们也可以照样行事和共产党接触。”见汪精卫和陈公博的眼光在鼓励着，李士群继续谈下去：“日本人把唐生明当宝，可见他们还是非常重视蒋介石的。我们这里，周佛海和重庆方面的已经是明铺暗盖，招摇得很了。”
说到这里，汪精卫恨恨地骂了一句：“这个'三姓家奴’！”
汪精卫和周佛海，历史上积怨很深，很难化解。
但是，就是这样两位发誓不再共事的大人物，却在上海沪西坚定地走在了一起。在建立南京亲日政权以后，汪精卫对周佛海是以“国士”相待，十分倚重，与蒋介石仅把周佛海当作侍从不可同日而语。
“士为知己者死”！

周佛海为汪精卫的“和平活动”也是拼命的。

作为回报，在汪精卫政权中，周佛海的权力之大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

周佛海不但总揽了财政、金融、特务、外交等大权，也控制了军队。周佛海创办的税警团，武器最精良，人数约达三师之众。

周佛海掌管了整个汪政权人事的任免，权力如此之大，作风又是那样飞扬跋扈，加上周佛海喜欢拉帮结派和贪财钻营，和陈璧君、陈公博的冲突日益频繁，汪精卫越来越猜忌和厌恶他。

周佛海和重庆的关系虽然越来越明目张胆，但是，他的羽毛已丰，自成体系了，汪精卫已经拿他没有办法了。
为了不让周佛海翻天，汪精卫坚决支持陈公博和李士群联合起来牵制周佛海。
“日本人这点比我们的蒋委员长灵活，他是号称'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死硬派。”陈公博说起话来文绉绉的，“我们的国策是和平、反共、建国；如果我们和中共合作被蒋委员长知道了，一定要大做文章的。”
汪精卫和蒋介石不共戴天，谈起老蒋总是气不打一处来。
陈公博说继续说下去：“不过，我觉得士群的做法可以借鉴。就像我在76号那里看到的，标语牌上写的：举起左手打倒蓝衣社（军统），举起右手打倒CC派（中统），避开反共这码事。”
李士群马上接着说：“其实三年前，我到日本参谋本部时，日本人就要求我暗中和中共和苏联人联络。现在，你们看，苏联人一面要中国人坚持抗日，他们自己却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我们也不要太傻。我们也可以有多种准备，多方联络。”
“士群，你是警政部长，掌握着特工，你可以放手做嘛。我和公博都支持你的嘛。”汪精卫鼓励着说。
见时机已经成熟，李士群乘机回答：“报告主席，我们现在和共党的联系现在有价值的几条线中，最重要的为'小姚’和潘汉年。”
“潘汉年我知道，就是上次和周佛海密订新四军和我们双方在上海地区互不伤害，互不以暴力对付协定的人。'小姚’又是谁呢？” 汪精卫发话问道。
1942年春夏之间，李士群在潘汉年要求下，由胡均鹤陪同，在南京安排了潘汉年和周佛海见面。这次交谈气氛很好，并商定今后双方在上海互不伤害，互不以暴力解决问题。会谈后，周佛海还在76号为潘汉年饯行，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也在场。
女人的嘴，把不住。故汪精卫和陈公博渐渐知道了周佛海、李士群和潘汉年的往来。
李士群心中一沉，赶紧回答：“'小姚’就是现在的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这里有份他的简历，请主席和陈院长过目。”
陈公博接过简历，用广东话读给汪精卫听。
“饶漱石，曾用名梁朴，新四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23年加入CY（共青团），1925年加入CP（中共）。1928年前后，饶漱石主要在赣东北工作。之后，他被派到浙江西部地区从事青年工作，曾任CY浙江省委书记，从事浙江地区青年运动。因'饶’、'姚’谐音，加之保密需要，延安和新四军来往电报中，毛泽东称饶漱石为'小姚’。”
接着，李士群继续汇报说：“皖南事件后，我通过浙江省的共产党组织和饶漱石联系上的。他是我大学的同学，现在非常得到毛泽东的器重，位置在新四军军长陈毅上面。不过，饶漱石为人很谨慎，他不轻易和我们见面，他手下有个叫冯少白一直和我保持联络。”
“冯少白，这个名字很熟。是不是邵式军的哪个亲戚？” 陈公博插嘴。
邵式军是日本人最器重的人。日本人指定他担任税务总署署长一职，而且，明确规定汪精卫政府也不得过问税务。
所以，汪精卫和陈公博都很注意邵式军，讨厌邵式军，却拿邵式军没办法。
“正是。当年冯少白投奔延安时，毛泽东得知他在日本士官学校是以第一名成绩毕业时，觉得这是个可铸之材，亲自发展冯少白入党。为了对新四军'掺沙子’，毛泽东亲点了冯少白，派他深入江南新四军军部。我在杭州就和他见过面。我的感觉冯少白似乎更有可能直接接受延安的密令。至于潘汉年，是中共老资格的谈判专家，原来是延安中社部副部长，现在也转到新四军了。按地位和资格，他都比饶漱石高，不知为什么，他只担任华中局的情报部长，为'小姚’所领导。”
“共产党也和国民党一样，党内有党。” 陈公博，这位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平淡地说，“这两条线都要拉住，不要偏颇。”
“潘汉年和我们有情报交换来往，影佐将军早就知道这事。影佐将军曾在一年前就让我通告潘汉年，日本暂时不打算进攻苏联。问题在于，现在的柴山中将是影佐将军的老对头，他一直想抓我们的小辫子。所以我们和共党的联系必须格外谨慎从事。”李士群颇有顾虑地说。
“没关系，我支持你。柴山只不过是顾问而已，拿主意的还是我们自己。”汪精卫又说大话了。
见汪精卫如此说，李士群马上抓紧机会汇报：“最近，潘汉年通过胡均鹤找到我，他准备到淮南新四军那里去一趟，同时还有几名商人同行，希望我能够提供方便，并保证他们的安全。”
汪精卫想了一想，高兴地说：“可以嘛，人家看得起我们，我们也应该表示善意。士群，你先把这件事办好，我倒有个设想。我想蒋匪是独裁的孤家寡人，我就和他唱对台戏。我学西方来搞民主。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协商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汪精卫一时兴起，开始了他的政治协商参政会的新设想。
接着说：“士群，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安排潘汉年，冯少白和我见面。最好是让饶漱石，陈毅来。让媒体知道也没关系。日本人可以和重庆偷偷摸摸联系，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和共产党谈判。让他们知道，我们可不是砧凳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的！”
汪精卫话中有话。
李士群：“主席，当初潘汉年要见周佛海，我让他们见面是因为我已经知道潘汉年已经失宠了，他们掀不起浪花来。毛润之真正信任的是冯少白。而且，冯少白已经向我表明，延安已经让他作为代表和我们接触。这就说明只有冯少白能理解延安的精神。只有他能代表让饶漱石，陈毅他们！”
李士群的话明显带有解释和为自己开脱的意思。
汪精卫马上说：“知道我当年为什么推荐毛泽东代理我做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吗？我早就知道毛泽东此人终成大器！”
接着汪精卫兴致勃勃地讲起历史往事来。
“有一年夏天在广州，中山先生同时接见毛泽东和蒋介石。蒋介石正襟危坐；毛泽东却因为天气太热，解开了衣钮，还不停地把报纸当扇子煽着。后来，中山先生说的嘴干了，叫人送上西瓜来。最初谁也没动，有几只苍蝇飞来了。中山先生再次叫大家吃西瓜，毛润之很随便，拿起西瓜就吃。而蒋介石却面有难色，不敢吃!”
汪精卫向李士群、陈公博俩人问到：“你们猜，他们两人走后，中山先生怎么说?”
李士群和陈公博面面相觑，一副茫然的神情。
汪精卫说：“中山先生说：这个毛润之看上去不拘小节，其实厉害着呢! 蒋介石禁忌太多！若他们俩人相斗，一定是毛占上风!”
汪精卫接着又说:“当年我有意提携毛润之，想必他一定心知肚明。士群，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让潘汉年和冯少白俩人都给毛润之带口信，就说我汪兆铭愿意和共产党摈弃前嫌，共商国事。为了中国四万万同胞，你共产党什么条件我汪兆铭都敢接受!”
李士群觉得汪精卫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那么，自己和饶漱石正式见面的时机到了。
提到饶漱石，李士群脑子里立刻出现了当年在上海大学中康生和饶漱石两个人之间唇枪舌剑的种种场面。
当年，年龄稍长的康生总喜欢以“老大哥”自居，而被称为“江西佬”的饶漱石却偏偏不买账，两个人经常明争暗斗。比他们年青的李士群总是安静地看着，从不多事多语。
时间过得真快！
如今他们两都成了中共的重要干部，自己却被逐出党外，不得不顶着“汉奸”帽子，走上如此一条险峻崎岖的路，李士群心里不由得一阵酸楚。
李士群和汪精卫紧密地结合起来，完全打乱了当初影佐祯昭制订的“梅”计划中的“以特制汪”；如果让汪精卫和李士群联起手来，日本对汪精卫的控制就要大打折扣，这也是日本人忌讳的。

所以，要巧妙地、不动声色地除去李士群，变成了日本的的当务之急！

但是，真正促进日本人对李士群痛下杀手的还是国民党军统的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