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否知否电视剧剧照:孝道也是制度的一部分

    8月28日，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民政部原副部长李宝库先生在中国社科院举行的“福利社会论坛”上表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弘扬中华民族的孝道应该成为重要的道德保障。李宝库先生的这番话，引起了一些人批评，《华商报》、《成都商报》等媒体特地刊登了批评李宝库先生这一观点的文章。我要为李宝库先生辩护一下。那些批评李宝库先生的观点，要么是曲解李宝库先生的意思，要么是曲解中国传统孝道的含义，因而有误导社会的倾向。
    有一种批评观点认为，子女讲孝道，老人在家里养老，政府和社会就可以不投入，这是政府在逃避责任。这一观点是对李宝库先生意见的严重曲解。媒体报道上，李宝库先生的原话是“孝道应该成为重要的道德保障”。道德保障是指在头脑里有孝敬老人的思想。李宝库先生显然没有把“孝道”等同于经济保障和制度保障。李宝库先生提出这个观点，与他的论据是有关系的。李宝库先生指出，现在我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较高，只有1%的农村老人选择在社会养老机构养老。一些评论并没有真正搞清李先生原话的含义。
    《论语-为政篇》有这样的文字：“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孔老夫子的意思是说，孝敬老人要有好脸色，要和颜悦色，要用真心让老人开心。与“色难”相反的是，对老人的吃穿、治病等物质方面都能提供，然而，脸色很难看。如此对待老人，与对待动物有何区别？甚至还不如对待宠物。因此，仅仅让老人在物质条件上没有困扰，但缺乏感情的温暖、亲情的交流，老人并不能真正幸福。李先生说当前中国农村老人自杀率较高，实际上有两个原因。一是全社会的养老制度保障还没有完全建立，二是中国传统的孝道已被抛弃，在这两种情况的夹击下，农村老人的处境的确令人唏嘘。李先生的意思，其实还有进一步的含义：即使政府的养老保障完全覆盖到农村老人，如果子女不解决“色难”问题，老人同样不会快乐。所以，李宝库先生才说，传统的孝道是“重要的道德保障”，我全然看不出李先生此话中有政府“逃避责任”的意思。
    一些批评意见还指出，“福利制度”是一种政治设计、政策设计，是……制度保证。言外之意是说，孝道不是制度保证。这种观点也是我曾经批评过的“制度崇拜”的产物，而我认为，孝道同样也是制度的一部分。政府的行为可以分成两种方式，一是政府直接管理某些事情，二是政府提倡一种方式，让社会自己管理。对于前者，政府要成功地管理，必须有相应的财力和权力，因此，就需要借助收税、分配之类的手段，就要扩大政府的职能和权利。对于后一种，政府权力不需要扩大，只需要提倡一个榜样或模式，让社会活动处于一种良性的状态。因此，后一种方式事实上符合当今西方某些人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理论。这恰恰是中国古代孝道的精髓。
    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主义、重利轻义，缺乏孝道的传统。面对这个局面，西方社会的政府不得不亲自管理养老这件事情，否则，社会问题就会很严重。如果类似的问题政府管得越多，就越难避免“大政府”的局面，政府的权力将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庞大。然而，即便如此，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并不能保证亲情的存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需要看到中国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现实。西方社会由于长期倡导个人主义，老人有了政府提供的物质保障，即便没有亲情的交流，也不觉得有什么异样，反而会觉得很正常，坦然地接受现实。而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维系非常重要。当中国社会近代以来错误地抛弃了传统后，孝道本来应该发挥的作用失去了，学习西方的方式又不能很快建立起来，社会的某些领域出现严重问题，几乎是必然的。

    而且，李宝库先生还意识到，在养老问题上，即使中国政府按西方社会的模式，建立了“制度保证”，也不能真正改变农村老人的生活品质。没有感情的温暖，吃饱穿暖的等死，并不是一种幸福。当今中国居住在养老院的老人，即使子女花大钱，让父母住在条件很好的养老院，老人们对养老院生活的满意度，也远远不如西方社会住在养老院的老人，本质就在于此。这是中国的传统决定的，难以改变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幸福永远是一种人际关系，哪怕物质条件差一点，有温情、有温暖、有关爱，生活才有意义。
    此外，批评李宝库先生的某些观点把赡养老人当成了子女的一种负担，这种观点认为，子女本身就很穷，如何有钱赡养老人？这种观点明显把金钱关系放到了亲情关系之上，在思想深处已经受到西方社会金钱至上观念的严重污染。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孝道并不是单向的行为，“父慈子孝”是一种表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另一种表述。这个行为模式的本质是，父母养育孩子和孩子孝敬父母是相互的。如果把子女赡养老人只看成金钱关系，那么，是否父母养育孩子也只是一种金钱关系？
    纯粹从制度上说，“养儿防老”在今天的确不完全合适，然而，出于计划生育需要而提出“养儿防老”观念的转变，丝毫不能否认传统孝道的重要性。孝道的全部意义也并非只在于“养儿防老”。在中国古代社会，孝道是一种最有效、最低成本、最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一。在这个古代制度的外围，政府的行为只是弥补这一社会行为方式的不足，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而非政府大包大揽，把所有的事情都管起来。传统的孝道实际上是真正符合“社会自治”的方式。与之相比，西方社会由政府统管的方式，未必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一旦政府的能力丧失或减弱，将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从社会稳定性上说，提倡孝道的社会自治，比政府大包大揽要稳定得多。
    当今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已经背离了实行传统孝道的环境，比方说住房。中国社会现代的住房模式几乎完全模仿西方社会的方式，以小家庭为核心。文化观念也向年轻人灌输“独立生活”、“独立居住”的概念。这种现象除了是个人主义的必然外，同时也是资本家希望多赚钱，增加产品消费的伎俩。现代中国人为何不能与父母同住一起？三代同堂的方式为何不能被今天人普遍接受？从赡养老人的角度说，三代同堂的方式，明显比分开居住成本更低，而且更容易沟通感情。然而，现实是，即便在当今中国农村，年轻人与父母分开居住的现象也日益普遍。我认为这一现象并不合理，提倡孝道要结合中国的现实，从很多细节入手，比方说，在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领域，我认为政府应该添加一个辅助项目：如果三代同堂居住，可以享受更多的优惠，并且在住房设计上就认真考虑这个因素。这是将现代福利制度与中国古代孝道传统相结合的一种方式。然而，大势所趋，要改变它并不容易，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某些人在长期否认中国传统的意识影响下，一听到孝道，就条件反射地认为，孝道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落后的，甚至还把孝道与忠君联系起来，上升到政治正确的高度。为了否定忠君而彻底否定孝道，把孝道与现代福利制度对立起来。提倡孝道立即被他们联想到是政府想省钱，想逃避责任。从本质上说，这种观点还是丑化中国、否定传统长期流行的后果。这种被扭曲的思想基础，使得这些批评者难以看清孝道真正的意义，也容易使他们对提倡孝道的观点产生很多曲解。因此，从根本上说，与这些批评意见的争论，关键还在于改变对待中国传统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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