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听取林彪的四条指示后，我又向国防部长林彪写信，建议对林彪提出的四条训练方针稍作修改。……4月25日，林彪批示：同意李作鹏的意见。两次向林彪的书面请示，均得到林彪的重视及肯定，我自然十分高兴。
所谓“彭黄反党集团”的来由是：1959年7月，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后开中央全会）。彭德怀在会议期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后称“意见书”），信中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农业生产发展指标过高，发展速度过快，发展比例失调，并由此产生的浮夸虚报、“共产风”、小资狂热性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毛主席对这封信的看法是：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向党进攻，目的是动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锋芒直指中央领导。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猖狂进攻。毛主席还说，他与彭的关系，历史上就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毛主席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定为“反党集团”，把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定为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庐山会议结束后，军委立即在北京召开会议，面对面的批判彭、黄。部队高级干部千余人参加会议。我因工作关系，断断续续地参加了会议，大致了解了庐山会议发生的情况。
军训部的整风运动首先是学习中央有关文件，提高对总路线、大跃进的认识，并揭发批判“彭黄集团的罪行”，以后又联系本部的具体情况，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重点清肃右倾错误思想。半天业务工作，半天开会学习，拖拖拉拉，党委扩大会前后开了两三个月才结束。我因参加外事活动和其他工作，没有全部参加。当时我没有什么右倾可言，主要是去年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因此整风的矛头不是对准我。
部党委扩大会开完已近年末，按训练计划，我立即组织军训部和各军兵种及有关部门参加的七个全军军训考核工作组，对九个军区32个全训师的军事训练进行年终考核，我带着工作组，跑了一半以上的军区和三分之一以上的全训师实地考核，由于全年训练工作安排早、落实快、抓得紧、训练效果突出，因此，对这些师的训练成绩总评为良好。
此间，军委成立“军委军事训练与学术研究小组”，组长是叶剑英，副组长是粟裕、张宗逊、刘志坚。我是十四名小组成员之一。
12月下旬，召开的全军训练工作会议，由军训部承办了会议组织工作。会议增加了批判“彭黄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内容，会议传达了国防部长林彪提出的四条训练方针，同时交流了各军区全训部队的训练工作经验，讨论了1960年训练纲要，最后叶剑英元帅在会议上做了总结讲话。
由于受国内自然灾害和苏联经济封锁的影响，军费开支也受到一定的控制。这关系到当年全军全训师数量、训练经费和训练弹药基数配备的确定。这个问题在全军训练工作会议上进行了研究，并将研究方案报军委和总参。
3月上旬，总参批准下发了军训部拟制的《关于全军训练工作物质保证工作规定》，《规定》明确海、空军战斗训练经费和通用弹药器材，由海、空军司令部向总参军训部提出年度申请计划，报经总参批准后，由海、空军司令部具体掌管。陆军各兵种战斗训练的经费、弹药、器材等，由总参军训部和各级合成军队训练部门统一掌握，按照兵种技术专业分工管理的原则进行管理。
到总监部和军训部工作已是第三个年头了，我对全军，特别是陆军的军事训练工作的思路方案、经费分配、组织安排、协调检查、考核总结等已比较熟悉，并对训练中的不足也十分了解。
为了使全军在和平时期的训练更接近实战的要求，我结合全军的训练情况，两次向国防部长林彪写信请示，提出全军训练方面的建议。
第一次是4月13日，我向国防部长林彪写信（这是我建国后第一次向林彪直接请示）建议：“每年度每个军争取一个师进行全训合练，三年内使每个师能轮流进行一次师的全训合练。”
4月23日，林办电话传达说“林彪同志同意李作鹏的意见”。
第二次是4月21日。当时林彪对我军训练方针提出四条指示：1，全军研究毛泽东军事著作；２，继续总结人民解放军的战斗经验，编出自己的条令；３，研究原子弹等条件下的作战与训练；４，限于军以上的干部选学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军事理论和批判地选读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
在听取林彪的四条指示后，我又向国防部长林彪写信，建议对林彪提出的四条训练方针稍作修改。
我建议对四条训练方针的“第四条”稍作改动，即不要“限于军以上”，改为“主要是军以上”或“有自学能力的干部应读一部分马恩列斯的军事理论，军以上干部还应批判地选读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因为有“限于军以上”几个字似乎对发挥全军干部学习马恩列斯军事理论的积极性容易产生误解。
4月25日，林彪批示：同意李作鹏的意见。
两次向林彪的书面请示，均得到林彪的重视及肯定，我自然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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