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城县曾莉红:石飞：“伟人加减定律” - Qzone日志

●“领袖加减定律”　　作者：石飞
　　我孤陋寡闻，不知此前是否有过“领袖加减定律”之说，不过，我可是经过对大量社会现象的剖析和归纳总结之后，郑重提出来的。其实，“领袖加减定律”早已在我们社会泛滥风行，成为了一种社会“潜规则”。何为“领袖”？在这个定律里，领袖有大小之别，层层级级主政者都是“领袖”。如何“加减”？即对领袖人物，凡负面的乃至错谬和不雅的，都要想方设法减掉（或粉饰或遮瞒）；凡正面的光采荣耀的，都要千方百计添加（或伪造或妄编），目的就是要把大大小小的领袖们都塑造得“高、大、全”、绝对伟大、光荣、正确，一个个都是聪明绝顶、智慧超人、清正廉洁、拯世庇民、必须顶礼膜拜的神。
　　敲键盘时瞥一眼日历，“12.26”，刚巧是毛伟人的诞日，那就先来说说官方民间是如何对毛伟人进行“加减”的罢。
　　今年6月，红网搞时评佳作颁奖，我凑上了，有幸去长沙玩了一趟，还安排游了岳阳楼。岳阳楼二楼正中立着一块巨型诗碑，镌刻着毛泽东手书杜甫诗作《登岳阳楼》，黑色大理石衬托着龙腾蛇走的草书金字，气势豪迈，巍焕壮观。不过，有点遗憾，杜诗原文是：“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毛伟人把“老病有孤舟”写成了“老去有孤舟”，显然是毛伟人写错了，书写他人的诗文必须完全忠实于原作，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都不能随便改动，这是舞文弄墨的最基本的常识，毋庸辩白。
　　错了就错了罢，伟人也非神仙，孰能无错，更何况记错一句诗写错一个字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实话实说就是了。不料想，解说员小姐却说：我们的伟大领袖永远胸怀人民疾苦，时刻惦念人民的健康，曾经为“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而激动得夜不能寐写了并写下七律《送瘟神》二首。他老人家是故意把“老病有孤舟”写成了“老去有孤舟”的，既然血吸虫病消灭了，还把“病”字留着干什么？再者也是伟大领袖的心愿的昭示，祝福全国人民永远没病，永远健康。哎呀呀，毛伟人的家乡人真会替他“文过饰非”，只是侃的离谱，驴唇不对马嘴，让人大跌眼镜。毛的这幅字屏没有时间落款，所以莫衷一是。一说，毛1964年7月由湘返京，火车经过岳阳，毛望见了窗外湖水浩淼，即兴展纸挥毫，书下了杜诗。另一说，是毛逝世后工作人员清理遗物时发现的。对此说，1995年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参观岳阳楼时予以证实，并根据原件所放位置和对墨迹的判断，认定书写的时间应是1976年春夏。看来，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但是，不管哪种说法都与什么“消灭血吸虫病”、“人民健康”扯不上影子，毛诗《送瘟神》缘起于“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不假，可那是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的消息，毛诗《送瘟神》写于7月1日，10月3日《人民日报》首发。
　　“领袖加减定律”在对毛伟人长征的宣传中相当突出。在纸质作品和影视镜头中，毛的形象或是与战士相互搀扶而走，或是手拄拐杖艰难迈步，或是骑马匆匆而过，或是落坐山坡凝神沉思，甚至亲自肩扛担架抬着伤员……这些无疑都是在给毛伟人做“加法”，为其形象增辉。然而，毛伟人长征一路睡担架的真实镜头可是从来没有向世人公开过，鲜为人知。即便偶尔有了揭秘，也会被主流人士帮助做“减法”——那是特殊情况下，病体虚弱的时候。实际情况是，长征刚开始，“一过于都河，毛便开始坐担架，而且在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坐着担架赶路。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长竹杆和绳网组成的，既轻便，又有弹性，就象水手的网状吊床一样上下左右地晃荡。他深深地陷在担架里，在睡觉时不会被晃出来……”“不单独毛这样，差不多所有的中共高级领导人都是坐担架行军的。”足见当时红军内部的等级森严。这是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76-78页）介绍的，作者是美国资深新闻记者、美国作协主席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他亲自采访了胡耀邦、杨尚昆、李先念、余秋里、肖克等亲历长征的中央高级干部。解放军出版社在编后记中写道：“本书作者有机会亲自采访了参加过长征的我国现今的许多领导人和健在的老将军，会见了不少党史军史研究人员。”可见此史料的真实可靠性，并不是某些主流机构所说的，因为毛患病不得已才坐担架，长征坐担架是高级干部的一种“特殊待遇”。伟人在担架上酣睡的惬意与普通士兵的奔徙艰辛反差太大，有损伟人的光辉形象，故必须采取“减法”手段，予以屏蔽。
　　“领袖加减定律”，事无巨细地全覆盖，不放过任何枝节。在毛伟人的婚姻问题上，“领袖加减定律”可是被用足用活了。在毛伟人的婚姻上，主流社会一直把杨开慧当作毛的元配夫人来宣传，许多国民都被误导而笃信无疑。日前我浏览了数十家官方、民间网站的《毛泽东年谱》，大家好像统一过口径似的，都只显示毛1920年（27岁）冬同杨开慧结婚，无疑是要昭示毛与杨是初婚，杨是毛的元配妻子。“伟人烈士配”，相得益彰，锦上添花焉！事实并非如此，在毛杨结合的13年前，毛在家乡就与罗氏初婚过了。罗氏1889年10月20日生，乳名秀妹子。她与毛的婚姻是明媒正娶，18岁那年（1907年），她坐着花轿，吹吹打打嫁到毛家。当时毛14岁，个头却比媳妇高。毛罗两家相距七八里路，都是当地的殷实大户，门当户对。毛家有良田20多亩，兼做米商生意，银田寺有商号，家里有长、短工。秀妹子嫁到毛家后，关系很融洽，小夫妻温馨和美。罗氏1910年春（农历正月初二）患痢疾去世，时年不满21岁。17岁的毛非常悲伤，不久作词《虞美人·枕上》追思怀念亡妻罗氏：“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恁。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介绍，毛说“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方方面面便以此为据，渲染毛根本不承认第一次婚姻。这与事实不符，不是毛没实话实说，便是斯诺听错记错。罗氏嫁到毛家时明明是18岁，怎么变成了20岁呢？罗氏在毛家生活了三年，和毛同桌而食，同室而居，怎么“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至于马屁文人按着《西行漫记》的说法顺音侃，替毛伟人做“减法”，胡说什么毛“拒绝和新娘住在一起，并发誓决不碰她一指头”，未免卑劣无聊。让人无法理喻和匪夷所思的是，在毛逝世13年后的1989年，《湖南广播电视报》发表毛词《虞美人·枕上》，声称此词是毛赠给杨开慧的。再5年后，《人民日报》发表此词，将“倦极身无恁”校正为“剩有离人影”，并添加了“一九二一年”的字样。如此“张冠李戴”，算是把“领袖加减定律”做到极致了。不过，事实就是事实，谎言不难戳穿。学者彭明道先生深入毛家乡调查并详细考证有关资料得出的结论是，这首词绝非毛书赠杨开慧的，而是悼念亡妻罗氏的。（彭明道：《毛泽东的“枕上”“离人”究竟是谁——〈虞美人·枕上〉探幽》，《粤海风》2002年第1期；彭明道：《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书屋》2001年第2期。）　　

　　再说江青，她是毛伟人正儿八经的夫人，不管其“前科”如何，但毛爱慕她，心甘情愿与之连理，而且1938年毛江正式结婚，是经中央同意的，有多名中央领导参加他们的婚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在他们正式结婚前曾写信让警卫员送给毛，规劝他不要和江青结婚。毛看信后大怒，当场把信扯了。可见毛对江的爱情多么执着坚定。之后，两人一起生活38年，直到毛1976年9月9日去世，况且他们还有了“爱情结晶”——女儿李讷。江青在文革期间作恶多端，罄竹难书，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被判处死缓二年，后减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作为伟人搭配这样的老婆，自然显得难堪和掉价，但是，毕竟毛伟人已经驾鹤，不可能再与江青办理离婚手续。怎么办呢？那就替毛伟人做“减法”，否定江是毛的夫人。一说，毛江进京以后一直分居，婚姻早已名存实亡。如果当真如此，那江青如何还能走红文革，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如何还能进得了政治局？二说，中央曾经制定限制江青涉政的“约法三章”，即“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等等，大肆风传。其实，这纯属无稽之谈，相关内部人士证实决无此事。连张闻天也否认过，结婚是私人问题，不可能以组织名义做出什么“约法三章”。（阎长贵：《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中央有无“约法三章”？》，2009年3月6日新华网转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领袖加减定律”让我想起《赵南星小品》里的一个故事，一个秀才寿数尽，去见阎王，恰巧赶上阎王放屁，秀才即献《屁颂》一篇，曰：“高竦金臀，弘宣宝气，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兰之味，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至。”阎王闻之大喜，立即给那该死的秀才增寿10年。看看，对阎王爷的屁也予以了“加减”，臭味减掉，加上了馨香。文革期间，有一天毛伟人让身边女陪护孟锦云读他的《念奴娇·鸟儿问答》，该词中有一句“不须放屁！”，小孟读罢说道：“主席，您写不许放屁，可您今天放了28个屁。我都给您数着呢。”（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2009年4月22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显然，小孟是把毛伟人的屁也做了“加减”，臭味变成了香味，不然，一个女孩家家的怎会闻而数之记之赏之？
　　对于“领袖加减定律”，属下是努力挖掘，领袖们是欣然接受。当马屁文人实在找不到什么“加减”的由头时，就拼命“镀金”领袖们的“口水”。凡出领袖们之口的声音，不管重要不重要，即便是空话、套话、大话、假话、废话，一律在其前面缀上一颗璀璨的宝石——“重要”，“重要讲话”、“重要报告”、“重要指示”。现在连城市街道社区的书记和农村村支书的“口水”也前缀“重要”了，“重要”如此被滥用被亵渎，只会让人对“重要”产生莫名的逆反和恶感，中国的字太不值钱，中国的“重要”太儿戏。在中国这个有数千崇上、敬上、媚上、谀上、惧上传统的国度里，在各级主政者的手谕和口谕的前面添加“重要”二字，实在多此一举，滑稽怪诞。从前毛伟人的讲话前面从来没有加过“重要”，譬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毛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也没有说是“重要报告”，等等都是这样的。可如今与时俱进了，马屁文人阿谀献媚的本事大有长进哉！
　　“领袖加减定律”于社会发展进步有百害而无一利，与构建和谐社会背道而驰，只会弱化以人为本和民主法制观念，败坏社会诚信，催化官场腐败。但愿各级主政者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摒弃“领袖加减定律”，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实事求是地对待领袖，努力营造实事求是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