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德标转换器:透过辽宁丹东人生活剖析谜一样的朝鲜

　　目光所及，中国一侧看不到任何铁丝网、士兵，而对岸却铁丝密布，隔100米就有一个哨所，士兵均荷枪实弹。

　　“文革”期间，中朝关系一度陷入低谷。丹东中断了与朝鲜的一切来往不说，还成为双方叫板的前沿阵地。

　　曾到朝鲜拉电线的王景昌记得，白天，双方的高音喇叭在鸭绿江两岸互骂对方“变修”。晚上，他参加单位的工宣队去江边站岗，防止对面有人偷渡过来。

　　偷渡的原因很简单：缺粮。改革开放前，丹东跟朝鲜一样都是计划经济。在丹东，配给经济导致每人每月只能分到半斤猪油、三两豆油、29斤大米。但即便如此，日子过得也比朝鲜强。

　　与丹东隔江的新义州，粮食问题一直难以解决。

　　直到1981年，中朝贸易恢复正常，新义州缺粮的状况才有所改观。那时候，新义州用大米向丹东换玉米填补粮食缺口，朝鲜边防士兵向过江的中国人要香烟、糖果，都很常见。

　　1992年，中韩建交，王万经也不意外。其时，丹东人早已跨越了姓资姓社、敌我矛盾这一意识形态的樊篱，致富才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当时在丹东，个体户不断涌现，23岁的丹东化学厂劳服公司职员刘庆辞掉了工作，摆起了水果摊，经过十几年的打拼，如今她已是一名资产逾5亿的边贸商人。朝鲜却仍视个体经济为洪水猛兽，一直坚持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在农村则实行公社制度，下地劳动都要插一个小红旗。

　　30年里，丹东高楼不断拔起，王万经却只看到对面多了两层小楼。那个曾经帮助过的兄弟，如今却活得如此贫穷闭塞，他心里很不是滋味。2002年，他去新义州旅游，限制很多，有两位朝鲜导游跟着，只能在指定地点参观，不能跟老百姓接触。临走前，他们被安排参观一家幼儿园小朋友表演，演完，他们给小朋友送上铅笔，小朋友鞠躬致谢。

　　王说，他和老伴现在住着100多平米的商品房，而在朝鲜，据说是将军才有的待遇。

　　朝鲜全靠天吃饭，凡是能种地的地方都种上了，一发洪水，就会颗粒无收。1995年，鸭绿江发大水，丹东这边有防洪坝，不是很要紧，但新义州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因为没有堤坝，那边只看到几个树尖露出水面。”王敏回忆说。

　　新义州的防洪坝至今都没修起来。

　　作为导游，王敏常常往返中朝。每次，她都会嘱咐游客多带点吃的东西，走的时候，可以留给朝鲜导游或是宾馆服务生。

　　钢丝上的来往

　　而在丹东人商人的眼里，屡次发生的朝鲜商社社长骗钱事件，让朝鲜人的形象一落千丈。

　　在朝鲜，所有商社均属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可赖账等明显带着“市场经济”风险的事情，照样会发生。

　　1996年后，中朝贸易开始热络，丹东作为最大的对朝口岸，占据7成份额。王景昌的弟媳当时搞的是对朝粮食贸易，有一次，粮食发到朝鲜了，七八十万欠款至今都没追回。

　　王万经的儿子被骗的金额更高，可能有几百万。

　　因为有太多的前车之鉴，2004年，刘庆试水无烟煤之初，像走钢丝一样小心翼翼。

　　最初，她跟朝鲜人做生意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

　　一年的磨合，慢慢有了信任，她才决定先给美金或人民币，后送煤。

　　“写个欠条就完事，不会签合同，签合同也没保障。”刘庆说。即便如此，也有出纰漏的时候。2007年，一位社长拿了她500万后，音讯全无。刘庆拖朋友找了好多关系才找他的上司，上司让他还，他没有退路，到去年才把钱还清。

　　吃一堑长一智，刘庆在新义州开了个办事处，请朝鲜华侨负责考察朝鲜商社的规模和信誉，还有社长的为人。但刘庆始终相信，只要以诚相待，大多数人还是善良的。

　　知道对方不富裕，每次，刘庆去朝鲜跟社长会谈，都会在丹东买些酒、猪头肉和烤鸡带过去，请对方一起吃。碰到金日成生日时，还会给对方送去花篮、现金、方便面和苹果。“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非常紧缺。毕竟我的利润空间比他们大很多，为什么不也给他们一点实惠呢？”刘庆说，朝鲜对她来说，不仅是一个生意伙伴，更是一个需要保护的弱者。

　　近年来，来往中朝两地的朝鲜商人、华侨越来越多，丹东各种身份的朝鲜人至少有上万人。丹东一些大的商店、餐馆都标有朝文，以此招揽朝鲜人前来消费。“在朝鲜，他们有钱不一定能买到东西。”刘庆说。

　　朝鲜社长“玩失踪”并不是最让丹东商人头疼的地方，最要命的是朝鲜经常闭关。2006年那次核试验就闭关了七天。

　　对朝旅游亦经常关闭。“没准哪天就会通知你旅游中断。”王敏说，一次次教训让她也学乖了。“报名时间会提前一些，并写上如果因政治原因停团，我们不负责。”

　　此次核试验后，朝鲜并未闭关。

　　刘庆说，她很难预测下一次闭关是在什么时候，只能听天由命。但她心里清楚，闭关只是暂时的，朝鲜太需要丹东了。“他们需要跟中国合作，他们需要钱。”朝鲜粮食的30%是中国支援的，边贸进口的60%来自中国。

　　丹东也同样离不开朝鲜。“丹东朝贸纳税额起码占据丹东总纳税额的20%-30%。”刘庆说。这个闭塞邻国的资源就像一座金矿等待外人慢慢开掘。“朝鲜的无烟煤二十年都开采不完。”刘庆说，如果朝鲜能再开放一点，就更好了。

　　开放的猜想

　　接受采访的丹东人都不约而同地发出同样的感叹：假如丹东对面不是朝鲜，而是韩国，丹东肯定比现在发展的更好。因为朝鲜不开放，丹东成了死角。由于担心随时爆发战争，很多大企业不愿意到丹东投资。“战争这个东西你也知道，一旦爆发，企业会血本无归。”刘庆说。

　　的确，跟新义州相比，丹东是富裕的，但在辽宁，丹东却是出了名的穷市。根据2008年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在辽宁14个地级市中，丹东仅名列第十，在全国更是排到180名之外。而在1978年，国家统计局排出的全国50强城市中，丹东名列第44位。

　　当时，丹东是全国着名的轻工业基地。全国70%的蚕丝产自辽宁，辽宁70%的蚕丝产自丹东。照相机、电冰箱、轴承的产量都是全国前茅，光无线电工厂就有十八个。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一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丹东企业未能跟上转型的步伐，从此一蹶不振。

　　曙光曾在2002年短暂地出现。那年9月，朝鲜设立新义州特别行政区，中国商人杨斌得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赏识，被委任为行政长官。但仅隔两个月，杨斌即因农地不合法使用等罪名被捕。自打那以后，新义州开发的事至今没有着落。

　　而比邻一个不开放的国度，机会永远都要少。

　　1964年，中朝双方顺利解决了边界线的划分，其中规定，鸭绿江中74个小岛有72个归朝方。让王景昌不可理喻的是，有时丹东人不小心游到岛上，会以越境被抓，等公安去搞定。

　　改革开放后，鸭绿江上建起了多座水电站。“都是中国投资和建设，朝鲜就等着分一半。按照人口平均来说。电力分配，还是朝鲜占优势。”王景昌说。

　　自打朝鲜核问题爆发后，朝鲜变得更加孤立无援。王敏有时听到对岸敲锣打鼓，那可能是国家发了块豆腐。

　　贫穷是朝鲜的痛处，出境前，王敏都要提醒团员，千万不要提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涉及到朝鲜国家领导人，都不要谈，不要问。

　　即便是在丹东，这些问题也相当敏感。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王敏希望匿名。多位边贸商人直接拒绝采访，他们的理由很一致——以后还要跟朝鲜做生意。

　　因为比邻，丹东人的生活总要受到朝鲜的影响。

　　5月底，渔民接到上级通知，6月1日开始禁止在中朝边境海域捕鱼，这比往年提前了15天。少数市民害怕鸭绿江的水受到核污染，开始像2006年朝鲜第一次核试验后那样去超市抢购饮用水。

　　不过，这对丹东人而言，几乎是可以忽略的影响。“至少核试验对我们生活层面没有任何影响，各人都过各人的小日子。”刘庆说。

　　夜幕降临，鸭绿江边人声鼎沸，灯火辉煌，对面的新义州却一片漆黑、鸦雀无声。唯一看到有点光亮的地方，王敏说，那是金日成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