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被俘英雄归国遭审查 要求相互揭发

核心提示：紧接着开始了背靠背的相互揭发。重点是揭发别人的战场主动投敌、参加反动组织、出卖党员干部、有意泄露斗争机密。还宣布了在此期间不许任意相互串连，不许订立攻守同盟等纪律。这一下更加重了大家心中的阴影，相互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

朝鲜战争虽已过去60年，亲历者已逐渐老去，许多历史真相却尚未揭开。作者亲历朝鲜战争并受伤被俘、坚决回国，他遭遇了历次政治斗争的歧视和折磨，直到80岁高龄仍然在为6000名归国难友上诉鸣冤、落实政策。本文摘自《我的朝鲜战争》(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张泽石。

祖国，您的儿子回来了

1954年1月3日清晨，在朝鲜平壤火车站，一列坐满了换防回国的志愿军专车在长鸣一声汽笛后正滚滚起动。站台上不少朝鲜妇女儿童挥舞着手中的纸花、彩旗伫立在寒风中热情地呼喊：“急文滚东母，多满那不西达！”(再见，志愿军同志！)一位苍白消瘦的年轻军人上身挤出窗口，向欢送人群默默地摇动着手中的棉军帽，顾不上抹去自己满眼热泪。那位年轻军人就是24岁的我，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似乎那时我挥手告别的不是刚刚结束了战争灾难的朝鲜人民，而是告别我自己那段刚刚结束了的战俘营的苦难岁月！

列车正好沿着我们三年前入朝时那条路线北去，我望着掠过窗外的那宁静的山谷，一路上对往事的回忆又引起了我的万千思绪。我想起：被俘后，使我和我的难友们最为痛苦的是那种严重的耻辱感！

大铁桥那边就是丹东市，河岸上伫立着那么多骨肉同胞在等着迎接我们归来呢！我闭上眼睛将额头紧压在窗玻璃上，从我心底深处升起一声剧烈颤抖着的撕裂长空的呼喊：“祖国，您的满身创伤的儿子回来了！”“归管处”对我们的“20字方针”

到了昌图，见到城里到处张灯结彩，“庆胜利”、“迎新春”的大红标语贴在新刷白的墙上十分醒目，才想起春节即将来临，而且这是朝鲜战争停战后的第一个春节呢！我们在“归管处”的招待所住了好几天，主要任务是“补课”。原来在我们留用开城的4个来月中间，难友们在昌图的“学习”内容都完成了一大半。我们必须跟上学习进度。“归管处”的领导郭铁主任亲自给我们“上课”，做报告。他在致以慰问之后，先传达了中央对待我们的20字方针：“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然后进一步解释了这个方针的内容和“归管处”执行方针的措施与情况。郭主任还说：“现在各团都已进入自我交待和互相帮助阶段。由于大多数同志都能虚心学习，端正态度，学习进行得比较顺利，有可能提前完成预定的计划，让大家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参加祖国建设。”他表示：“相信你们会很好地按照组织上的要求，认真完成学习任务。因为大家都是集中营的核心领导和斗争骨干。”

郭主任的讲话使我们很受鼓舞，惟一使我们有些不安的是在昌图听到了我们十分尊敬的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同志的情况，据说他的个人交代一再通不过，他的神经受到很大刺激，已经有些精神失常。这使我们心上蒙上了一层阴影！

“严格审查”开始了

元霄节过后，连里要我们抓紧写出自我交代材料，指导员给我们谈了话，明确我们“交待”的内容是从被俘到交换回国的全部过程。并提醒我们：“是否能交待好的关键是要端正态度！即端正对党的态度，也就是要对党绝对忠诚老实，特别是绝不隐瞒自己犯过的错误，那怕只是由于一时的糊涂而做错的事也不要放过！因此，能否交待好，也考验你们对党是否忠诚老实。”

这些话我是完全同意的，只是感到有些多余。我们靠什么去坚持斗争回归祖国，不就是依靠我们对党和祖国的忠诚么？还需要再考验么？我第一次感到有些不对头，但还是抓紧详尽地写完了自己的“交待材料”。我先请班长过目，他拿着我写的厚厚的材料，在手里掂了掂含笑说：“还是按规定先在班里读一遍，听听大家的意见吧！”等我在班里念完，得到总的意见是，比较详细，具体，但要大改：第一叙述过程太多；第二，强调客观太多，挖掘主观思想不够；第三，分析认识差。开完会，我找班长讲理：“被俘后咱们俩长期在一起，我的情况你最清楚，干嘛不在会上讲几句公道话！？”“老弟，你别埋怨，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谁都得过五关！”“那我该咋办？”“要想通得过你必须只写缺点错误，不说优点成绩；只写事实本身，不说过程；只写主观想法，不说客观原因；最后认识还必须深刻！”“你干嘛不早告诉我，让我白费功夫？！”“这又不是上级明文规定，这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道道，怎么敢随便泄露天机！要不是你，我还不想吭气呢！”“可我想不通：不让说优点成绩还怎么正确评价我们在战俘营的表现？”“现在上面要的是你的交待材料，不是总结材料，你别忘了20字方针里讲的是严格审查，不是全面鉴定！”我回到宿舍，爬在小炕桌上改写交待材料，却好久拿着笔发呆。我开始明白我们这些人原来并非有功于国的“斗争英雄”而是“审查对象”。我看着入朝慰问团送给我的茶缸上那“送给最可爱的人”几个大红字，感到非常刺眼，禁不住将杯子转过身去。

那天晚上我翻来复去睡不着，后来我责备自己这个党员的党性太差：“你应该站在党的立场来考虑问题。集中营情况那么复杂，你能保证回来的六千人都没有问题？不严格审查行么？你应该相信党组织，有思想问题应找党组织谈。”这样的自责反倒使自己内心稍为安定下来，进入了梦乡。

我在“想通”之后，较快地改写了交待材料。就这样我在群众的帮助和领导的启发下，检查出我在被俘时是带有一个未能扔出去的手榴弹的。我写上了：“有武器不抵抗被俘。”又想我由于当“翻译官”确实有时比一般难友吃得多点，便写上了：“被俘后怕饿肚子同意给敌人当翻译为敌服务。”并自己将这些行为定性成“严重右倾保命、丧失气节行为”。我的交代终于在班里得到通过，并为连里接受。

紧接着开始了背靠背的相互揭发。重点是揭发别人的战场主动投敌、参加反动组织、出卖党员干部、有意泄露斗争机密。还宣布了在此期间不许任意相互串连，不许订立攻守同盟等纪律。这一下更加重了大家心中的阴影，相互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

决定命运的时刻

1954年6月的一天终于召开了全团军人大会，由团政委宣布：上级已批下来对我们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意见。

团政委在大会上反复强调了要相信党，要严格要求自己，要正确对待个人和国家的关系，要愉快接受上级对自己所做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决定。他后面说些什么我已经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

紧接着大家回到连里听宣布个人结论和处理决定。我们低头坐在连部大院里，每个人的脸上都笼罩着一层乌云，气氛既紧张又沉重。连长拿着一叠档案，指导员逐个打开宣读结论。声音干涩而呆板。我听到一个个战友们的处理大都是承认军籍，开除党籍或团籍。有几个恢复军籍的，党籍也被开除了。更有两个军籍、党籍都被开除了。我的心下沉了。忽然我听到念我的名字，心又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上。

“张泽石，有武器不抵抗被俘。被俘后曾向敌人供出部队番号，又因怕吃苦去当翻译为敌服务但能参与领导对敌斗争……承认被俘前军籍，开除党籍。”我感到脑子一下胀大了，耳边反复轰鸣着：“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

今天大家受了委屈，你应该再次站出来申辨一下啊！

我转身去到连部，我又去到营部找到营教导员，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但教导员却很不耐烦地说：“你对别人的具体情况并不很清楚，最好只管你自己。”我也不客气地说：“我认为对我的结论也是夸大了缺点，缩小了成绩。”教导员说：“你结论上的话基本上都摘自你本人交待材料，又不是我们随便给你定性。”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使我血往上涌，忍不住说：“你在全营大会上宣布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还算不算话？”

“当然算话！”营长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他不知什么时候进了营部。见我转过身来，他阴沉着脸继续说：“你认为自己是什么大功臣？一个革命战士在战场上有武器不抵抗束手就擒算什么问题，没开除你军籍还不算宽大处理？”

我张了几次嘴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了，脑子一片空白，我扶着桌子停了一会儿，低头撞出门去，背后传来几声耻笑，我感到脊梁骨突发一阵颤栗。

三十年后落实政策

自中央下达“对右派分子给予改正”的文件后，我不止一次到北京九中党支部去要求复查改正我的右派问题，得到的回答总是“请稍候”，“已报上去了，请再等几天！”

我去九中找到新来的刘书记，希望确知是什么原因我的改正问题落实不了！刘书记是从“文革”中艰难地熬过来的正直的共产党员，他建议我再写一个申请书，承认自己有错误观点，但那只是在党支部向组织上汇报思想时提出的，并未在群众中散布过，按照中央政策规定不能算作右派言论，要求落实改正右派政策。

我一边写这个“申请书”一边想：所谓左和右完全是相对而言，就看你把标杆定位在哪里！若将标尺定在极左的位置上，一切正常的都必然要成为“右”的了。

“一定要他们承认自己完全做错了，也太为难他们了！”这样想，我也就谅解那些坚持不肯给我改正的当权者。

1980年3月15日我得到石景山区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正式通知！改正我的右派问题。

1981年底，根据北京卫戍区的正式批文，恢复我从1947年开始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党龄，恢复我从1949年参军时起的全部军龄。石景山区武装部换发了我的复员军人证书，补发了380元复员补助及医疗补助金。中共石景山区委组织部给我校党支部下达文件，宣布恢复我的中断了整整30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