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回到从前的说说幽默:天主教国家的经济为何稍逊一筹

 世界上完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梵帝冈。但大多数人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却不少，比如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爱尔兰，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西班牙、葡萄牙、菲律宾、巴西、阿根廷等。在经济发展方面，这些国家赶不上犹太教和新教国家，但比起伊斯兰教国家而言，还是大有可观。这里的关键在于：不是拉丁语系或伊比利亚半岛的民族性不如盎格鲁·撒克逊，而是天主教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富国强民方面远远不如新教。从马丁·路德和亨利八世改宗至今，天主教国家在和新教国家（泛指加尔文，路德，英国国教等罗马教廷之外的文艺复兴时代诞生的新派别）的较量中，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这不是偶然的。
 
大致说来，天主教作为中世纪的欧洲主流意识形态，在形式和精神等诸多方面都有太多的旧时代烙印（虽然后来在普世价值方面进步得不错），相比掺杂了民族主义成分的新教派别，少了很多功利的因素，太拘泥于教条，抱着个圣母养着个圣父的天主教在国力的较量上是跑不赢新教的美国和拉美，北欧和南欧，其实都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差异。同在北欧，血统相近的苏格兰人，爱尔兰人为啥比英格兰邻居差那么多？就是因为苏格兰爱尔兰长期笃信天主教的原因。我们不妨就信奉天主教的南美国家在经济上的表现做点探究。
 
如果我们用一种宏观的眼光来看美洲，就会发现美洲目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一种是以新教伦理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另一种是以天主教伦理为核心的文化体系。拉美的文化体系属于后者，这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征服美洲和殖民化过程中所留下的遗产。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西方文明的扩张给南北美洲带来了相同的命运；所不同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早于英国1个多世纪在美洲建立了殖民地，随后逐步完成了对格兰德河以南地区的征服。西葡两国把伊比利亚的天主教传统移植到南美洲，英国却把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传统带到了北美洲（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某些地区除外）。天主教和新教都属于基督教的范畴，但却具有不同的伦理观，这一根本区别成为南北美洲以后的经济发展出现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新教伦理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发展迅速，与天主教伦理占据优势的拉美的落后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着眼文化，我们不难发现，天主教伦理观尽管存在着许多合理成分，但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具有在“正统”观念下维护传统制度的倾向，蕴涵在天主教伦理中的传统性常常表现得非常明显。从总的趋势来看，天主教尽管也在努力适应时代变迁所带来的挑战，但以它为核心的伦理观在根本上有敌视或蔑视新生事物的传统，至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这样。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时，这种注定给人类社会带来天翻地覆变化的生产方式对传统社会的冲击是巨大的，甚至是致命的。然而，按照天主教的正统观念，这种反传统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基本精神却是“离经叛道”的。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以及最终替代封建制度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天主教尽管无法阻止这一趋势，但对传统的维护势必使它从一开始就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因此，受中世纪封建制度长期潜移默化形成的天主教伦理，在许多方面不符合体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精神。阿明托雷·范范尼长期是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出任意大利首相。在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统治期间，范范尼被流放了近12年。在此期间，范范尼完成了一本名为《天主教、新教和资本主义》的书，这本书的出版使他在学术界一举成名。范范尼的基本命题是，天主教不符合资本主义精神。他指出：“任何试图准确地理解天主教和资本主义主张的人，不可能不惊奇地发现，两种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一种思想的阐释者与另一种思想的阐释者竭力争夺对社会的支配地位。我们这里只是再次强调，天主教的精神气质是反资本主义的，天主教一直反对资本主义的建立。”1993年，美国学者迈克尔·诺瓦克出版了一本名为《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专著，第一章的题目就是“反资本主义的天主教徒”。在西方学术界，探讨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尽管学者们对天主教伦理的评判褒贬不一，但天主教伦理观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长期不合拍显然是其中很多人的共识。
 
再从基督教发展史来看，新教的出现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突破了罗马天主教在欧洲一统天下的局面，从与传统对立的角度反映出基督教对时代精神的回应。新教是在欧洲封建制度走向没落时出现的，因此新教的反传统本质既有助于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脱颖而出，又不可避免地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最终在一些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出现了以经济快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如拉美著名学者马里亚特吉指出的：“西方的经验非常具体地表明资本主义与新教思想的一致。在历史上，新教思想是资本主义的精神酵母。新教改革包含着自由国家的实质和萌芽。新教思想和自由主义分别作为宗教流派和政治倾向，都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个论断是正确的。”显然，新教所体现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是早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反应，从本质上讲是为这个脱胎于中世纪的新兴阶级扩大活动范围和最终获得统治地位服务的。当然，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各种因素综合的产物，但新教伦理无疑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0世纪初，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提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此后，围绕这个命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提出质疑者也大有人在。韦伯的命题是经典的，但韦伯的分析并不是无可挑剔的。学者们可以对韦伯的理论构架提出不同的观点，但很难从根本上完全否定他的这一基本命题，这也就是韦伯至今依然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研究的视角转向南北美洲的比较时，基督教中这两种不同的伦理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更加明显。
 
历史上，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生活在这片大陆上的印第安人尽管已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仍处在原始社会或原始部落制状态。即使比较发达的几个印第安帝国，其制度所能保证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不能与欧洲国家相提并论。因此，在欧洲殖民者的眼中，这是一片未被开垦的新大陆。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块大陆的未来发展主要取决于欧洲国家把什么类型的制度移植到被殖民的土地之上。当时的欧洲正处在新旧生产方式的交替时期，新的生产方式已经初露端倪，而旧的生产方式尚未退出历史舞台。一般来讲，在天主教居支配地位的国家，封建制度的基础比较牢固，抵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新生事物的力量居于统治地位。西班牙和葡萄牙便是这类国家的典型，当它们开始在海外殖民时，自然会把本国的制度移植到美洲。所以，在欧洲日趋衰落的封建制度伴随着伊比利亚殖民者的枪炮声来到了新世界，殖民者实际上把天主教伦理中与资本主义精神相悖的价值观也带到了这块将要被“重新绘制”发展蓝图的大陆。经过数世纪的殖民化和殖民统治，母国的落后制度在这一地区深深地扎下了根，给拉丁美洲留下了很难磨灭的文化遗产。
 
总而言之，新教伦理给美国带来了资本主义精神，使美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创造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令人观止的“经济奇迹”；而天主教伦理却使拉丁美洲长期走不出封建传统的阴影，在漫长的现代化道路上艰难地跋涉。制度的不同，自然会使经济发展出现巨大的差异。即使采取类似的制度，如果不改变根深蒂固的落后的文化观念，这种差异不仅不会缩小，还会加大。北南美洲不同的发展经历证明了这一事实。墨西哥学者卡洛斯?富恩特斯指出：“你们（美国）从零开始，是一个处女般的社会，完全等同于现代，没有任何封建的因素。相反，我们是作为中世纪没落的封建秩序的附庸建立的。”他还断言，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并不是说在拉丁美洲缺乏发展的机会，“但（历史）证明它不能消灭封建主义”。从不同的伦理观念产生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个层面上来讲，富恩特斯这番话的确值得深思。
 
新教国家经济上的突飞猛进
 
纵观世界经济，我们可以看到：信奉新教的国家——主要有英国，爱尔兰，德国，荷兰，北欧五国等。同时这些国家曾经的殖民地（主要是新大陆方面的国家，旧大陆都有自己成熟的宗教体系）现在也以新教为主，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利亚，新西兰等——在经济上都一枝独秀，说它们主宰了世界经济命脉，不算过分。
 
     非常有趣的是，这些国家不仅经济上突飞猛进，大有客观，而且在社会福利社会均富上，也做得不错——以至有人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原因很简单，在这些欧洲国家，社会最平等，贫富差距最小。国民上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失业了也有够用的钱，挣钱多了，就得上交济贫，变成公益，等等。他们的各级政府是由人民直接、自由、公开的选举产生，三权制衡，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财政由议会讨论决定，政府向富人高征税，用来照顾穷人、老人和儿童。因此，在政治上它们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是，在经济上，它们采用的是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应该叫作“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美国也差不多，只不过政府管社会福利的程度不如欧洲，尤其是共和党偏向小政府低税收，更鼓励个人和社会力量的发挥，更多一些自由资本主义的色彩，因此效率更高，经济更发达。现在，有了大半个世纪的实践效果和正反经验，欧洲与美国双方、民主党（社会党）与共和党（保守党）双方，都开始互渗互补、取长补短，开始尝试“第三条道路”。那么，这些新教国家为什么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能保证社会福利社会公平？这跟他们信奉的新教又有没有关系呢？
 
    研究欧洲宗教与经济，我们可以发现：欧洲宗教改革以后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在短短时间内创造了超过全部文明史的物质财富，推动了生产力和社会文化的空前发展。但是，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现代化过程为什么产生和发展于基督新教国家，后来又在基督新教国家最为发达？对于这个有趣又有意义的问题，百科全书式的现代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从比较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入手，研究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作出了重要的发现。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资本的积累，这就要求资本持有者把金钱或财富积聚起来，投资办企业，扩大再生产，而不是挥霍无度、吃光用光。用日常语言来说，这个基本条件就是节俭或勤俭，而这正是基督新教要培育的伦理精神和文化气质中很重要的一项。韦伯在谈到基督新教的伦理时说：“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多地挣钱，是和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在经济上获利，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这样，基督新教的所谓“入世苦修主义”的伦理，就提供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所谓“勤俭”，不仅是要把金钱用于投资，还要有真正的敬业精神，而这又正是基督新教伦理的一个基本部分。韦伯曾这样总结“职业思想”同新教的“核心教理”的关系：“上帝允许的惟一生存方式，是要完成个人在现世所处地位赋予人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因此，“劳动必须被当作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当作一项天职来从事”。并且，“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这种“天职”观念，对于需要“分工合作”、“敬业精神”的市场经济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在论及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劳动的意义时，韦伯道：“惟有劳作而非悠闲享乐，方可增益上帝的荣耀。”并且，“上帝更乐于人各事其业以积极践履他的意志”。因此，“人须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甚至在对付使人堕落的性诱惑方面，“除了粗茶淡饭和冷水浴外，用来抵御一切性诱惑的药方，与用来抵制宗教怀疑论和道德上的寡廉鲜耻的药方一样，那就是‘尽忠职守’”。
 
    按照新教的伦理，一种职业是否有用，能否获得上帝赞许，“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标准，换句话说，必须根据它为社会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只要合法致富不是为个人享乐，而是为履行职业责任，那么就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甚至是必须的。于是，韦伯总结说：“强调固定职业的禁欲意义为近代的专业化劳动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同样，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也为实业家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清教徒的精神气质是“合乎理性地组织资本与劳动”。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新教国家兴起和兴盛的原因，从国民素质这个重要的角度看，是因为基督新教对各行各业的民众所产生的道德影响，特别适合于市场经济的需要。基督新教主张，富人只是受托管理上帝的财产，作为管家或仆人，必须向主人交待每一分钱的去处，不为荣耀上帝而为自己享受而花钱是“非常危险的”。富人的责任是像《圣经》寓言所说的忠心仆人那样去使之增值，即投资或扩大再生产。于是，“当消费的限制与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这种勤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跟传统宗教伦理鼓励资本积累、扩大投资、分工劳动、敬业精神等更重要的，是“清教的世界观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它在这种生活的发展中是最重要的是它哺育了现代经济人。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是它“反对以财政垄断形式出现的有机的社会组织”，反对由政治特权造成的垄断性资本主义。这对正致力于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的当今中国，无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二是如何对待财富急剧增加的后果。由于基督教十分强调人的罪性或人性的软弱，所以它必须对付财富对人的腐蚀这一难题。新教复兴的著名领袖、循道宗创立者卫斯理写道：“宗教必然产生勤俭，而勤俭又必然带来财富。但是随着财富的增长，傲慢、愤怒和对现世的热爱也会随之而增强……肉体的欲望，眼睛的欲望和对生活的渴望也成比例地增强……难道没有办法阻止这种纯宗教的不断衰败吗？”随之而来的忠告是：尽可能获取，尽可能节省之后，必须尽可能奉献，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恩宠，像《圣经》所言，不在地上积财，要在天国积财。一个人的需要实际上很有限，上帝赐予你的财富，只是由你掌管而用之于人们。因此在西方，像交响乐团、芭蕾舞团、艺术馆、博物馆这类设施，还有大量的学校、医院、慈善机构、残疾人事业，都主要由富人捐钱来建设和维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新教伦理对于这些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于：首先，新教彻底否定了天主教的“圣礼得救”、“善功赎罪”论，认为圣礼和善功对于灵魂拯救是毫无用处的，因此新教把天主教和东正教所规定的七项圣礼削减为两项，这样就使广大信徒能够从各种复杂、繁琐的宗教活动和仪式中解脱出来，从而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世俗的工作与生产劳动中。其次，由路德奠基、加尔文进一步发展的新教救赎观认为，人是否可以得到灵魂拯救，取决于他是上帝的“选民”还是“弃民”，而“选民”的标志就是在尘世间取得事业的成功。因此，人们只有勤勤恳恳，尽心尽力地做好本职工作，通过刻苦努力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才能够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样一来，就把基督教徒最关心的灵魂拯救问题与人们在尘世间的工作表现和事业成就联系起来，因而有力地调动和激发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进取性和创造性，使广大新教徒在经济活动中体现出高度的勤奋和实干精神。再次，要想取得成功，不仅需要通过勤奋工作来创造财富，而且还需要通过生活上的节俭来积累财富。而“新教伦理”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正是大力提倡勤俭节约、严格自律的生活方式，坚决反对豪华奢侈、铺张浪费、讲排场摆阔气的生活作风，主张杜绝一切不必要的花销，把积攒的金钱财富全都用于生产性的投资和经营活动中而不是浪费在奢侈的生活中。新教伦理的这一特点，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精神前提，而且也成为日后西方社会中一切有事业心、有作为的企业家们的基本行为准则，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与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相比，新教徒通常能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进行资本积累、投资和扩大再生产。最后，由于新教还特别强调要让每一个信徒都能读懂《圣经》以便能够直接与上帝沟通，所以新教徒历来都很重视普及教育。又因为新教徒特别注重现世成就，而要想取得现世成就，就必须具备各种实用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所以新教徒不仅重视教育，而且还要求在教学内容中安排较多的世俗性、实用性的课程。
 
     由此可见，新教伦理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确实具有很重要的积极意义和促进作用，所以近代以来，大多数天主教国家和东正教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显著落后于那些以新教为主的国家，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洲都是如此。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中，新教徒在经济上也通常要比天主教徒或东正教徒更为活跃，更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