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毅小时候的照片:老萨的历史真相档案之五十六--西路军覆灭祁连山（西安事变系列之二十） - 涅瓦河边 - 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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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虽然刚刚经历了古浪的失败，但主力还没有遭受严重损失，实力尚在。如果此时果断西进，到达新疆还是很有把握的。可惜就在这时，情况突然转变了。

不可能建立的根据地

1936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电示西路军，要求他们暂停西进，在永昌、山丹、凉州（武威）一线建立根据地。

徐向前陈昌浩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大吃一惊，他们都很清楚的知道在此处建立根据地绝无可能。

用徐向前之后的话来说：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且不说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仅从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来看，就缺乏建立根据地的起码条件。部队刚刚进入河西地带，四面受敌，防不胜防，整天同马家军血战，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呢？

创建革命根据地，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前提是消灭敌人，否则，便谈不上发动群众。毛主席说过：“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对西路军的要求有悖于此，仗还没打胜，就令一屁股蹲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行得通吗？

徐向前元帅的话没错，在青马四面重兵围困的情况下，西路军连立足都很困难，何谈建立根据地？就算能否建立一个根据地，西路军又靠什么来保证这个根据地的稳定？军事上打不赢仗，其他什么都是扯淡，建立根据地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以红军控制最久据点之一的永昌为例，红军在此处停留了一个多月，发动当地汉族群众建立了永昌苏维埃政府，选举了苏维埃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三十人，都是手工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结果红军前脚刚走，青马进城后立即对这些人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从苏维埃主席张仲科（木匠出身）以下全部被杀死，苦行经营一个多月的根据地瞬间灰飞烟灭！

在徐向前看来，毛周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要做出这样的命令。这曾经让徐向前迷惑多年的命令，其实并不复杂。这个也是很多年以后才被徐向前所明白的，当时中央军在苏区对中央红军步步紧逼，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的情况极为危急。

1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已经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在山城堡，伏击中央军胡宗南部一个旅。但山城堡战役的前提在于胡宗南部1个军3万人的孤军深入，如果此时还在黄河渡口防止西路军东反的中央军2个军又1个师赶来增援，中央军3个军又1个师共10万大军一起逼向山城堡，恐怕山城堡战役就不可能成功。如果不能在山城堡击退胡宗南部，暂时缓解中央军的攻势，中央红军怕是只能立即放弃陕北苏区。

毛周让西路军停下来不走，是想做出西路军要东反的假象，让在黄河渡口的2个军又1个师能够继续呆在那里，不能开往山城堡。这样就大大缓解了陕北苏区的压力，也为山城堡战役胜利创造最重要的条件。

但此举并没有考虑西路军的命运，完全把西路军当做一颗可以牺牲的棋子使用。西路军徐向前陈昌浩虽然对这个命令不理解，但终归是中共中央的正式命令，不能违抗。

此时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另外两个军已经和中央红军合股，张国焘彻底成为没牙的老虎，很快失掉了军权和政权，最终在抗战期间被逼逃走脱党。

张国焘完了，他的左右手徐向前和陈昌浩的下场如何就很难说。

当年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时候，没人会相信徐向前和陈昌浩对他是不支持的。

就这样一个罪名，就足够丢掉脑袋。后来张国焘的亲信黄超，李特都以托派特务为借口被枪决，连为张国焘说几句话的许世友等人一律被批斗。

徐陈作为老党员，政治斗争经验极为丰富，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此时两人就等于是戴罪立功，如果两人再不听从中央的命令，将来很可能被套上一个反革命反党分子的头衔，就算不死也绝对不会好过（后陈昌浩在文革中就被迫害致死）。

所以两人对中央命令噤若寒蝉，不敢不听。

话虽如此，但西路军毕竟有近2万条红军兄弟的生命，不能不管的。他们一边在11月24日提出反对中央决定的明确意见，说明了西路军的现状，一边在永昌，山丹，武威一线做防御部署。

在此处建立根据地无疑是自我毁灭，用徐向前的话来说，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进行战役战斗，历来重视集中兵力，形成拳头。而西路军担负的任务及所处的地形条件，却使兵力的集中，受到极大限制。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然而，当此之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压倒了一切。我们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武威的三百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要想集中兵力击敌，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

此时青马看到西路军居然停在河西走廊中部不走了，真是着急到了极点。河西走廊中部的位置极为重要，正好将南面的青海西宁的马步芳，东边甘肃武威的马步青，北面宁夏的马鸿逵隔开，此处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如果红军是借道通过，青马可以不对其进攻，只打其尾巴交差。而现在青马看到红军要在其心腹要害地区建立根据地，就只能玩命拼了，他们立即出动主力准备发动全面进攻。

马步芳还亲自到一线鼓舞士气，他说：共匪残暴成性，每到一个地方，即用种种苛虐方法，屠杀民众，我们与其俟共匪到来，束手待毙，莫若同共匪拼命，求一条生路。

这边徐向前陈昌浩再三电告中共中央，说明西路军的困境和此处无法建立根据地的理由，但电报发过去根本没人搭理，反而中共中央再三电报来命令西路军必须建立根据地。

西路军被迫在此处死守，从武威到永昌一线三百多里的距离上全部遭遇青马重兵的大规模冲击。从11月中旬一直打到12月上旬，西路军先后经历了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之战，永昌东南八坝之战，永昌以南水磨关之战，永昌之战，山丹之战，先后共歼灭青马6000余人，但自身损失也不轻。

红29师师长刘云理英勇阵亡，红37团团长李连祥也战死，还丢掉了永昌城，红军仅仅伤病员就有2000多人，伤亡被俘总数不下4000多人。更可怕的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消耗，弹药开始告罄，无法再有效阻挡骑兵的冲锋了。

这种打法，等于是完全的被动挨打。西路军以绝对劣势兵力在各条线上被青马围攻，处处都出现惨重伤亡。这种打法在名帅徐向前的眼中，完全等于自杀行为，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

如果一直像这样打下去，失败就是必然的。

这边青马的攻击非常猛烈，仅仅在永昌城外面一个小寨子，就整整冲了两天，前仆后继，一天至少冲击四次，前后居然死了900多人。从寨子望出去，几百米内全是青马骑兵和马匹的尸体。

双方无论拼兵力，拼火力，拼肉搏，拼机动力，红军都是不及。现在又要被迫以自己的短处去打别人的长处，怎么能不败？

眼见红军有生力量越打越少，又完全没有补充，徐向前和陈昌浩都认为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不然本钱都要拼光了。

徐向前自己愤愤的说：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主要靠什么作战形式去争取主动，消灭敌人呢？不靠别的，靠的是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声东击西，“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出敌不意，飘忽击敌，等等。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是变被动为主动，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主要法宝。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敌攻我防，死打硬拼，打得赢得打，打不赢也得打。敌人处于自己控制区域的内线作战地位，骑兵多，运动快，熟悉地形，能边打边补充，无后顾之忧。我们则完全相反，是在敌占区的外线作战，人地生疏，子弹打一颗少一颗，人员伤亡一个减少一个。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设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只有招驾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象这种打法，焉能不败？！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形成了近战、夜战、奔袭、伏击、迂回、猛打猛追等战术特长。扬长避短，才能百战百胜。但西路军受制于任务、地形、作战形式和骑兵为主的作战对象，使这些战术特长，无从充分发挥，以奏奇效。就拿对付敌人的骑兵来说，我们一无机炮火力，二无伏击阵地，三无大量骑兵。优势装备的敌人，瞬间蜂拥而至，倏忽一啸而去。你想打个歼灭战，谈何容易！敌人进攻，我军多用大刀同敌拼杀，消灭一个骑兵，往往要付出两三个人的伤亡代价。敌人败阵后一溜烟跑掉，我们干瞪眼。

徐向前认为必须马上改变这种打法，宁可违背中央命令立即西进或者东反，不然西路军肯定会失败，甚至全军覆没。

------------------河西走廊在民国时候地形民情并不好，人口稀少，粮食更少，而且民族成分复杂。尤其武威张掖一代为青马马步青盘踞多年，当地民风凶悍，少数民族一般不跟红军合作，少量汉族居民又起不到什么作用。红军在这些区域基本得不到补充，打一个少一个。

就在非常危急的时候，12月12日突然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当时消息传到西路军，陈昌浩大喜过望，连平时喜怒不行于色的徐向前也非常激动，一再询问事变的具体情况。

很多红军战士兴奋的高声欢呼，甚至对土寨子外的青马骑兵大喊：你们还打什么？你们蒋委员长已经在西安向我们投降了！

当时徐向前和陈昌浩等人商议，认为此刻情况已经好转，青马宁马都停止了进攻。西路军应该放弃建立根据地的错误指示，或者继续西进新疆接受苏联援助，或者立即东反回甘肃兰州，同甘肃省主席东北军军长于学忠会合（到兰州不需要渡黄河，当时黄河渡口都是中央军控制）。他们认为此时青马宁马不会敢于进攻，中央军又蜂拥赶赴西安，大的空档已经形成，正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无论西进和东反都有很大的把握。

此时在西宁总部的马步芳，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也傻了眼。马步芳一直支持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在他看来蒋介石比袁世凯，冯玉祥要好，至少给与他们宗教信仰自由。马步芳对张杨叛乱恨得咬牙切齿，但此时毕竟中国的未来全局很难说。如果张杨和红军合作，又得到苏联的援助，扣押蒋介石建立西北联合政府，青马就必须选择是继续投靠中央政府还是归顺西北最强的实力派张杨和红军的联合体。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刻，一旦做出错误决定，说不定青马盘踞青海半个世纪的地位就会顷刻瓦解。

马步芳作为青马的掌舵人，为保证青马的政治地位和割据的现实，不能轻率做出决策。他只得赶忙停止了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准备看看西安事变的发展后再说。

但西安事变的变化出人意料，张扬和中共最大的后台苏联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谴责张杨是叛乱，并且攻击他们受日本特务影响。苏联不愿意帮助，面对中央军50万大军 压境，全国甚至全世界舆论的声讨，张杨中共自然无法控制局面，瞬间垮了。西安事变很快和平解决，蒋介石在口头同意国共合作，并且不再打内战后被张学良亲自释放。此时苏联也愿意给与巨额军事援助换取国府和中共的合作。既然国共肯定要合作，苏联又肯以数亿卢布的军援作为担保，英美发等帝国主义也迫切希望中国停止内战，大局基本已定。那么在河西走廊建立一个小小的根据地就是无足轻重的了。

西路军无需建立根据地，只要西进新疆，接受苏联援助武装起来就行了。

于是此时中共中央电告西路军领导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

这个电报传到西路军，徐向前和陈昌浩认为，西进总比留在原地等死好，也全部拥护这个决定。12月底，西路军奉命撤离永昌武威地区，立即开拔向西急进。

高台惨败

1937年1月上旬，徐向前指挥西路军势如破竹的连克小城高台（高台守军1000多民团被包围以后全部投降）、临泽(今蓼泉)，准备以他们作为基地，继续西进酒泉。高台离酒泉已经很近了，一旦到了酒泉，只要红军继续西进400多公里就可以到达新疆。

当时红5军主力在最前方的高台，总直机关及红5军一部驻蓼泉，红9军驻沙和堡(今临泽)，红30军和总指挥部驻倪家营子。

青马被西安事变锁住了手脚，虽然蒋介石被释放回去，但将来西北局势如何也很难说，会不会发生西北大战也是个未知数。

马步芳得知丢了高台，蓼泉仍然不敢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需要等待西安事变彻底结束再说。此时青马骑兵焦急的在红军控制的土寨子外飞奔示威，但不敢开枪，也不敢冲锋。

这个本来是绝好的机会，但就在西路军准备继续西进的时候，突然在1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来另外一个命令：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

7日、8日又连电西路军，要其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

可以说，中共中央再次命令西路军停下来不走了，再去建立不可能建立的根据地，这下又犯了青马最大的忌讳。

为什么中共中央这样下命令？这又是因为此时蒋介石已经在南京扣押了负荆请罪的张学良，并且集中几十万大军威逼西安。蒋介石虽然保证和中共合作，不再打内战，但他认为处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国府内部的事情。这一来，局势又急转直下。蒋介石完全有撕破口头协定，消灭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势头。

西北大战一触即发，战局紧急，在陕北的中央红军又被迫考虑放弃陕北苏区突围。此时中共中央希望西路军放弃西进的计划，还是在河西走廊立足，这样可以有效牵制青马宁马和甘肃的中央军部队，为中央红军突围提供条件。

西路军再次被当做一颗棋子使用。

可惜此时青马并不再停手不打了！得知蒋介石被释放并且出兵西安以后，马步芳已经摸清了未来中国的形势。不管结局如何，未来仍然是蒋介石控制中华民国大局，不会有大的变化。马步芳由此彻底下定决心为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效忠，一定要全力消灭试图在他地盘建立根据地的红军，维护青马的回教割据地位。

马步芳通告南京中央政府，表明了立场：西北人民，拥戴国家，爱护桑梓，决不与杨等叛部及万恶赤匪同戴一天。

马步芳很快把全部主力集结起来围攻西路军，正规军为2万人，民团20余个，共计人马6万余人，并且宣称“死力堵截，阻止西进和东进”，“消灭共匪于河西走廊”。

马步芳和青马前敌总指挥马元海经过分析，认为驻扎在高台的董振堂红5军实力最弱，决定集中部队首先击破高台的红5军。 

1月12日，青马以一部兵力佯攻钳制临泽地区红9军，30军，而以大部兵力绕道西进，插入红5军孤守的高台地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董振堂是西北军出身，河北人，会武功。他担任第25师73旅旅长时候，率部发动宁都起义，整个旅投共。其实当时旅长已经是很高的职位了，如果董振堂只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根本没必要起义。守高台的红5军每人只剩下3，4发子弹，实在抵抗不住青马骑兵的冲锋，守了7天就已经是奇迹了。

此时高台城内有军长董振堂在内的红5军39团、45团和其他部队共2800人，5军政委黄超带着5军仅有的一部电台同郭锡山的红14师的37团，43团各一部几百人驻守蓼泉（之前被青马突袭，红5军的电台和通讯人员损失严重）。

本来董振堂和黄超认为蓼泉和高台近在咫尺，派个通讯员就可以联络，虽然只有一部电台并不影响指挥。

这种错误的部署，导致红5军在高台的主力部队始终无法有效和西路军指挥部联络，也就无法求援。

而攻击高台的青马部队有5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及炮团、民团共2万余人，双方兵力差了10倍之多。

董振堂是经过几次反围剿，走过长征的老将，面对青马数倍主力的进攻，他自然知道凶多吉少。由于青马骑兵来的极快，等董振堂发现的时候高台四面都被围死，突围已经是不可能了。董尽一切可能加强高台城的防御，他们把木箱、木柜等抬上城墙，装上土再浇水冻结，使城墙加宽加高，以利防守，还在城下建立了很多土木碉堡工事，同时派出通讯员骑马向后方求援。

长征时期的钢铁后卫可不是浪得虚名的，最擅长防守的红5军在无险可守的高台，同十倍数量的青马整整激战了一周之久，造成青马很大的伤亡。

骨干为西北军的红5军在防御战中最厉害的杀手锏是精确射击和大刀肉搏。红5军当时每个士兵仅有3，4发子弹，所以没有绝对把握不开枪，甚至直到青马骑兵冲到眼前才能开枪。

一旦骑兵冲到近距离，红5军士兵立即挥舞大刀和其肉搏，1个拼不过就2个拼1个，3个拼1个，拼死1个算1个。

在如此顽强英勇的防御下，青马骑兵在城外丢下大量尸体，七天内居然没有能够打入高台城一步。但此时红5军情况已经极为险恶，突围出城的通讯员全部阵亡，和后方完全联系不上，兵员损失巨大，高台城下的碉堡工事都被青马摧毁。更重要的是总指挥徐向前和有电台的红5军政委黄超都不了解高台被围得情况，不可能有援军。

就在同时，在蓼泉的红5军政委黄超领导的郭锡山红14师一部分兵力，也被青马包围强攻。由于他们主要是非战斗人员，情况绝不比高台要好，黄超和郭锡山他们自顾不暇，无力解救高台，也丝毫不了解高台的危急情况。

一周激战以后，红5军伤亡也很大，加上本来只有不到3000人，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20日，之前被收编的高台当地民团300多人突然叛变，他们打开城门放青马骑兵进入。青马主力随即如蚂蚁一样冲入高台县城内。

董振堂等红5军剩下的官兵都知道到了最后的时刻。由于步枪子弹已经打完，他们扔掉空枪，由军师团一级军官亲自拿着大刀，带领残余部队和青马展开近战肉搏。当时还能够动的红军伤病员全部上阵，他们挥舞大刀，削尖的木棍（大刀），木叉，甚至石块瓦块，和青马骑兵血战到底。

双方在小小的高台县城整整肉搏了9个小时之久，最终红5军弹尽援绝，全军覆没。

红5军军长董振堂在激战中被子弹击中左胸受了重伤，为了不被生俘，董用尽最后一点力气举起手枪，开枪自尽。除了董振堂以外，红5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仁以下2800人全部牺牲或者被俘！

高台县城在21日清晨被青马攻克，马步芳兴奋无比的向南京告捷：高台匪全部消灭，匪军长董振堂等阵亡。

直到这个时候，西路军总部徐向前陈昌浩才从破译青马告捷的电报中，得知高台危急的消息。徐向前火速派出唯一的红军骑兵师500余人骑马飞奔赶往救援。

可惜这又是一个悲剧。

这支红军骑兵部队为1936年刚刚组建，士兵多是刚学会骑马，连马都是临时找来的，马上战斗力也远远弱于青马（连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日军骑兵都不是青马骑兵的对手）。更惨的是他们数量仅为对手的二十分之一。他们在增援路中遭遇青马数量优势的骑兵拦截，双方狠狠打了一场骑兵对攻战。实战中，少量的红军骑兵不是青马优势兵力的对手，甚至一些青马士兵发现红军骑兵的马居然还是之前战斗中缴获青马的马匹。他们随即打起呼哨，这些青海马自小被训练，听到呼哨声立即向青马骑兵奔过去，有的还甩下了马身上的红军骑兵。结果几小时激战之后，红军骑兵师基本覆灭，师长董俊彦，师政委秦贤道均全部英勇阵亡。

高台被青马占领以后，青马不但以极为凶残的手段残杀了大量红军重伤员和战俘（被活埋的就有700人），还将董振堂，杨克明的首级斩下，挂在高台城上悬首示众，后又送到西宁邀功。

攻陷高台以后，青马立即集中主力攻打蓼泉。留在蓼泉的红5军14师两个团一部，大半为非战斗人员。他们赶在青马主力到达之前，拼死向外突围，急忙向后方撤退。但又在途中遭遇青马骑兵的拦阻，差点又全军覆没。

此时红14师师长郭锡山见势不好，为了保命，他丢下红5军政委黄超，自己奔出去向青马投降。当时郭的警卫员想阻拦，郭锡山拔出手枪对他打了一枪，但没有打中，郭随即骑马跑了（郭锡山后来还娶了马步青的妻妹，成为青马的一个师参议）。

好在此时红9军陈海松政委已经奉命率领一部主力从临泽赶来救援高台，终于将红5军在蓼泉剩下的几百人救了回去。

高台此战后，红5军等于覆灭，加上此前的古浪红9军被重创，西路军只剩下1万4000多人，其中还有一大批是伤病员，实力削减了一半以上。

徐向前陈昌浩分析形势以后，一致认为西路军情况险恶，如果在留在此地一定会全军覆没。但现在青马将主力移到西部，东面则非常空虚，红军可以乘机东反，也必须立即东反。

1月21日，徐向前、陈昌浩决定率部东返，致电军委：“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达到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

西路军随即开拔，一路上不断和尾追的青马骑兵交手，终于在1月28日主力全部退守临泽以东的倪家营子。

在这样的行军中，骑兵的优势就很好的体现出来。

红军一路东反，马家军骑兵或在后面追击，或在两侧与西路军并行。

他们的矮小青海马一天可以走西路军步兵三天走的路，人也不太辛苦，完全占了红军的上风。

有时候双方靠的很近，红军军官从望远镜中清楚看到马家军骑兵马匹的颜色。两军就这样并排行军，即使双方都互相看得见，红军士兵仍然不开枪，因为他们的子弹已经很少了。

后来战士回忆：有时候青马的骑兵挥舞着马刀挑衅式的向我们冲过来，我们就从子弹袋里拿出一发子弹装入枪膛，瞄准他们。眼看骑兵一点点的近了，甚至连他们满脸的络腮胡子都看的很清楚，看得到他们挥舞马刀的闪光，但是我们不能开枪，因为我们每人只剩下3，4发子弹。

这时候青马骑兵勒住缰绳回头走了，我们才放下步枪，退出子弹，放回子弹袋里。

由于白天骑兵威力太大，在旷野上是在抵挡不住。红军只好夜行晓宿，并由一路纵队改为两路纵队，缩短行军距离，防止青马骑兵袭击。

但仍然防不胜防，马家军的骑兵部队行动迅速，西路军步行一夜，敌人骑兵几个小时就能赶上来。

血流成河的倪家营子

-----------倪家营子打的极为激烈，大家可以看到几十年以后的照片，土墙上仍然很多枪眼。

到了倪家营子以后，西路军情况稍微好转。

倪家营子位于临泽东南，分上、下营子，共有43个屯庄，是个人粮较丰的大自然村。南北长约16里，东西宽约3-4里，靠南的屯庄与祁连山毗连。由于河西走廊自古土匪众多，所以每个屯庄的四周都用厚厚的黄土砌成高达2-3米以上的围墙，方方正正，防御土匪、盗贼、野兽的袭击。大户人家的屯庄的院落，围墙修得更加坚固、厚实，四角并筑有高高的望楼和碉堡，能看出好几里地远。

这在当时已经是红军能够凭借最好的防御地形了，也有一些粮食储备和饮水。

此时中共中央态度有所改变，当时西安情况已经好转，经过两次奉化谈判，中央军大军已经按兵不动，希望用政治手段压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共中央也知道西路军情况严峻，他们经过几天的商议以后，电复西路军：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答复，如果按照这个计划来做，西路军很快就会离开河西走廊，青马保住自己地盘是不会继续追击的。

但就在西路军开拔准备东反的时候，中央又突然改变决定，命令西路军仍然在倪家营子建立根据地。

这是因为西安事变已经接近结束，此时蒋介石已经下令停止对陕北苏区的进攻。国共谈判就在眼前，谈判就要有筹码。现在红军仅仅控制一个贫穷的陕北苏区，显然筹码不够多。如果西路军能够在河西走廊建立一个根据地，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根据地，中共中央也能此为筹码扩大红军编制，要求更多的经费和武器，马上就能有实际的效果。

可惜此时西路军已经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他们在等待中共中央命令的10日内，他们在倪家营子和青马又血战了10天。此时西路军弹药已经耗尽，面对蜂拥冲锋而来的青马骑兵，红军的机枪已经无法使用，步枪火力又拦不住集群冲锋的骑兵，只能在近处用手榴弹阻挡一下，随后拿着大刀，刺刀，木棍和青马肉搏。

以青马主攻的西南面来说，红军投入了最精锐的红30军熊厚发的88师防御，88师红军战士在稍远距离都不敢开枪，直到青马冲到20，30米才开枪射击然后扔出手榴弹，一旦将青马冲锋队形打散，88师战士立即手持刺刀大刀上去反冲锋，将青马打退。有时候一天就要进行十几次这样的反冲锋，88师将士依靠钢铁般的意志奋力守住了阵地。

当时88师263团九连防御 汪家墩，在青马数百人连续冲击下，一天时间内9连130多战士誓死抵抗，毙伤敌人400，500人，但自己最后只剩下9人，其中还有4个轻伤员。接替他们坚守汪家墩的七连，仅仅一个上午打退青马的六次进攻。

而青马此时也彻底拼了命，他们知道红军弹药不多，主要靠缴获。于是青马骑兵冲锋时候就带一两排子弹，打完了就用马刀砍。这样就算被打死了，红军从尸体上也缴获不到什么弹药。

仗打到这个地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红军非战斗人员包括女卫生员和轻伤员也拿起刺刀和削尖的木棍参与了肉搏。

一些红军重伤员由于不愿意拖累战友，抱着手榴弹扑向青马骑兵和其同归于尽。

虽然打的这样惨烈，却不能改变红军的命运。

此时青马也抱着玩命的态度拼了，他们把几乎全部能动用的兵力，共6个步骑旅及大量民团共7万多人全部集结到倪家营子附近。青马如浪潮一样的冲锋，一波刚刚打退，另一波立即冲过来，青马士兵或者高喊着宗教口号，或者大声叫骂，血红着眼睛冲锋，完全像疯了一样。

青马主攻部队旅长韩起功更是向所部强调：“倪家营子为最后决胜战，生死在此一举，人人抱必死的决心，奋勇当先。”实战中韩起功一马当先的冲锋，一颗子弹擦着他飞过，打死了他身后的侄子。另一个旅长马朴也在冲锋中被红军击伤。

红军这边誓死抵抗，寸土必争，血流成河。两军经常是一会打进土寨子，一会追出到旷野，一会又杀进土寨子，一会又杀出来，每一次进出都留下一地的尸体。

目睹战场惨烈的现状，徐向前陈昌浩都感到如果继续打下去，西路军肯定会覆灭。他们再次给中央电报，措辞强硬的要求趁西路军还有实力能够东反的时刻，立即放弃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返回陕北。

再等待中央命令期间，西路军又连续打了10日，前后大半个月内击退青马大规模进攻八九次，青马损失数千人，连青马继任的前敌总指挥马元海也中弹受伤。

但西路军损失也很大，全军只剩下1万人，其中伤病员高达三分之一。

------------------陈昌浩在当时可以中共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当时红军中有名的美男子。他是留苏回来的高材生，年少得志，器宇轩昂，才干突出，身为张国焘器重。可是此时陈昌浩已经没有当年的气质，他清楚知道自己面临着什么。

但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2月17日中央发了一封措辞严历的电报给西路军，其中一段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

电报中严厉批评徐向前陈昌浩不听中央指挥，违背军令，畏战恐敌，并将之提到了政治上的高度，甚至直接指出以前两人跟着张国焘反对中央的情况。

为什么中央会这样，这是因为2月15日国民党第五届全体中央委员会议召开，讨论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这是决定之后中共命运的最重要会议。中共随即提出自己的要求，十七路军杨虎城和东北军代领袖于学忠也提出自己的要求，正好是最终谈判的关键时刻。

如果此时西路军东逃，这个筹码就完全没有了，所以中共中央认为西路军怎么样也要守住，等到谈判结束。

徐陈这边知道这份电报的严重性，一般来说这样的措辞就是要整他们的预示。

但此时已经无法再拼下去，西路军是徐陈一手建立起来的部队，有着很深的感情。美国拍过大片《兄弟连》，里面美军士兵在战斗中像兄弟一样互相帮助，同生共死。而老红军的战友之情比他们还要多得多。这样一批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互相帮助，三次走过可怕的大草地，翻过几十座雪山，无数次面对残酷死亡的威胁，天底下恐怕再也没有一支部队和他们有着同样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相同的信念，也是因为这样的信念才走到一起来的，也愿意为了信念献出自己的生命。

徐陈两人是绝对不愿意看着自己的子弟兵，全部死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的。

他们经过商讨，最终得出一致的意见，认为个人的安危是小事，上万西路军战斗的生死才是大事。宁可自己回到苏区被杀头坐牢，也要救出西路军的剩余部队。

他们经过和西路军高级军官商讨，决定违背中央命令自行东反。

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向东突围，边打边走。2月23日，西路军到达西洞堡。还有战斗力的红30军集中主力88师和89一举歼灭东面的青海省宪兵团（都是学生新兵，战斗力不强），消灭其800多人，缴枪1200余支，并获被服、军毯、罐头等大批军用物资。

此战胜利虽然不错，但陈昌浩此的思想却发生了变化。

后来徐向前回忆道：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在内。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

其实徐向前说的轻松，看看苏联的大肃反和中共的整风多么厉害，当年徐向前妻子程训宣被红四方面军在肃反中枪决，徐向前自己连问都不敢问，现在这样指责陈昌浩显然有失公平。谁也不是大罗金仙，完全不顾自己安危前程，又怎么可能没有思想包袱。

就像徐向前说的那样，陈昌浩此刻已经有了极重的思想包袱。他认为西路军的形势既然好转，打了一个胜仗，振奋了士气，就还是应该执行中央命令，回倪家营子建立根据地，等待西安和平谈判的结果。

这是为什么呢？就像徐向前说的那样，在于陈昌浩知道自己和徐向前等军官不同，他是张国焘最信任的政工干部，参与了几乎所有红四方面军的重大决策，等于是半个张国焘。徐向前他们是军官，可以用一句军人必须服从党的命令来推脱。但陈昌浩就是制定和下达党的命令的人，又怎么推脱？如果张国焘倒了，别的所有人都可能够逃过去，但陈昌浩是绝对逃不过去的。

古往今来，又有几个人真正能够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光是为了别人的。老萨翻遍古今历史，还真难找到几个。

陈昌浩本来就有很重的压力，此时看到战局似乎好转了，又希望能够不要冒着违抗中央命令的巨大风险办事。其实这是一种标准的压力下的所谓侥幸心理。

此时徐向前等人几乎全部反对，但陈昌浩是西路军政委，具有最高的决策权，是西路军的一把手。而且陈昌浩也是去执行中央的命令，合情合理，其他人也没法说什么，西路军被迫返回倪家营子。

坐以待毙和奋力求生

此时已经是甘肃的寒冬，滴水成冰的季节，西路军大部分士兵都没有棉衣，他们穿着草鞋布鞋，身上披着单衣走在积雪上。红军战士找不到粮食，甚至连饮用水也找不到，又冻又饿又渴。因为伤员高达三分之一，能走伤员都自己走了，实在走不动的就由其他战士抬着走。本来战斗人员就很少，又要分出一批人去抬担架，这样一来能战斗的就更少了。

回到倪家营子，红军发现此处已经被青马彻底破坏，土墙被推倒，水井被填埋，能砸坏烧毁的都全部被毁灭。留下的重伤员都被残忍杀害，大街小巷到处是被杀的红军伤员的尸体。这些被杀害的红军，有的被大刀劈开头颅，有的被砍去四肢，有的被石头砸开脑袋和颧骨，有的被剥得赤条条的冻死。那些女战士被剥得光光的，有的被割去乳房，有的阴道里还被塞上木棍。这些都是当地青马民团和青马正规军合作的暴行！

看到西路军返回，恼羞成怒的马步芳立即命令再次集中部队猛攻。

这次总攻是青马有史以来最猛烈的一次全线猛攻。

当时红军战士回忆：青马的马队整天像潮水似的向西路军的阵地不停地冲击。五颜六色的黑马营、花马营、白马营、红马营的骑兵，奔驰在戈壁滩上，发出震人肺腑的嘶鸣，冲上来又退下去，退下去又冲上来，用白布裹着脑袋、蓄着络腮胡子、穿着羊皮袄的马家军，像醉汉似的，哇啦乱叫，挥舞着马刀，不断地冲锋。他们疯狂、残忍、野蛮至极，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砍。青马循化旅长韩忠良、团长马忠良先后被击毙。

每个屯庄周围，每个指战员的面前，都是埋葬敌人的坟场。他们的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长矛、木棍、石头、树叉同敌人拼搏。围墙被炮火轰塌了，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堵上来，负伤倒在地上了，仍握紧武器，单等敌人来到跟前，拼上最后的力气搏杀。武器没有了，就抱住敌人用牙齿咬，用手撕，拔掉敌人的胡子，扼住敌人的喉咙，咬掉敌人的耳朵、鼻子、手指。

在这块战场上，没有男和女、中壮年和青少年、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人人都是威武不屈的战士，他们用生命、理想迸发出的全部力量，以一当十，以百当千，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反复拼搏，日夜厮杀。

-----------------被杀害的西路军俘虏尸体。当时青马对俘虏极为凶残，看过《老萨谈中国的屠俘历史》都会知道一些。青马骑兵对被俘红军当膛戳一刺刀，将肠子拉出，拴在马尾上，然后打马奔跑，受害者肠肚拉出，痛苦到死。至于对被俘西路军女战士，一律强奸或轮奸，之后或杀或将其给军官为妾。

激战了9天，西路军几乎拼光了所有的有生力量，仅剩数千人还没有受伤，弹药基本耗尽。发给中共中央要求救援和东反的电报全部石沉大海。

红30军军长程世才去阵地查看后回忆道：绝大部分伤员受的是刀伤和手榴弹伤，头部和上肢居多，伤势都很重，但是他们不哭不叫。在刺骨的严寒中他们有的卧在麦秸草上，有的几个人坐在一起，背靠背，或互相把自己的脚伸在对方的屁股底下取暖。我们走过去，他们睁开半闭的眼睛，惨然一笑，没有任何怨言，没有任何个人要求，他们知道目前的处境，体谅上级的困难。有些伤员唯一的希望就是用布包扎一下伤口。但哪里去弄布条呢？我们又没有根据地，得不到任何补充。

程世才看到这种悲惨的现状和伤员们的坚强，忍不住躲起来偷偷的痛哭（怕被战士看到影响士气）。

伤员如此，活着的也好不到哪儿去。红军不但伤亡了数千人，军官也损失严重，30军269团团长徐广梓、269团政委朱德仕、269团政委冯有灿，267团政治处主任冯伦奎，265团政治处主任方忠家，265团政治处主任徐其新，268团政委万汉江，30军参谋处科长黄述生等人全部阵亡。

弹药也已经耗尽，一个红军副营长带领十几个战士死守一个小土寨，他们被数百青马战士包围。双方苦苦打了几个小时，土寨子的红军只剩下3，4个人。副营长见横竖是死，带着活着的战士全力突围出去，回到了后方。根据红军法律，私自放弃阵地就是死罪，要将他们枪毙。

在对这几个战士执行死刑的时候，几个战士提出唯一的要求就是用大刀砍死他们，节省几颗子弹好去对付青马骑兵。

要求东反中央没有回应，时机一失，形势就急转直下了。

此时各方面情况迅速恶化到了极点，西路军就算再想东反也不可能了。

陈昌浩也知道犯了大错，心急如焚，但向东突围已经无法考虑。

经过再次紧急讨论，徐陈一致认为必须立即向中共中央求援，立即放弃建立根据地的错误决定。

2月24日，陈昌浩西电告中央军委，电文中明确告知西路军马上就要全军覆没：“敌骑日夜接近，步骑炮集中日夜交战，西路军不战胜此敌，必有极大牺牲，西进不可能时，东进亦不可能。”请求军委派8个团以上的兵力，西进向凉州地区进攻，以救援西路军。“不然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同时恳望援军星夜奔来，或以更迅速而有效办法灭马敌，保全西路军之精神，取得甘北，奠定大计，策之上也。”

请注意全部牺牲，战至最后一滴血，援军星夜奔来几句，不到穷途末路是绝对不会这样说的。

这份电报传到陕北，连毛泽东也大吃一惊。他虽然知道西路军处境艰难，但也没想到居然马上就要全军覆没。

此时2月21日国民党第五届第三次全体中央委员会议已经结束，国府通过了赞成国共合作的《根绝赤祸案》，国共谈判终结。

西安事变基本搞定，张国焘也不敢再折腾，原红四方面军的部队都被毛泽东控制，大局已定。对于西路军的几千主力部队，中央还是需要的，毕竟这些战士每个人都有丰富作战经验，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都是革命的火种，每个人都可以当班长排长的。将来中共还要靠他打江山呢。

2月26日，中共中央紧急复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2月27日中共决定组成援西军，委任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林育英，林彪的堂兄）为政委，出兵增援西路军。但指示以不影响和平大局，不使增援军又陷入困境为前提。

愿望虽好，可惜一切都晚了。从甘肃东部到甘肃中部又岂是几天内能够办到的事情，远水救不了近火。

3月5日，军委才命令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向镇原方向开进。

此时西路军已经在倪家营子血战了整整一个多月，到了悬崖的边缘。

3月5日，西路军在青马怒涛般的冲击下已经开始全面崩溃。剩下能够作战的部队不足4000人，其他全是伤病员，再打下去眼见就是全军覆没。

徐向前陈昌浩经过紧急商议，认为西进东反都是死路一条，唯一可能的就是乘夜率领部队向祁连山方向突围。如果部队能够到达祁连山，就能够凭借高山密林阻挡骑兵的追击，或者会有一线生机。

马步芳则严令青马一线部队，务必将红军赶尽杀绝，不留一人！

3月8日，西路军终于放弃倪家营子，一路艰难前进。由于伤员实在太多，一些重伤员又无法移动，红军含泪被迫丢下一批伤员。

剩余不到8000红军战士虽然突围出来（其中三分之一为伤员），仍然摆脱不了机动能力惊人的骑兵追击。他们到达了临泽以南的三条流沟地区，再次被青马包围。

由于当时只剩红30军还有战斗力，青马主要攻击红30军。

血战整整5天，红30军被消耗了大半，88师师长熊厚发的左臂被打断，受了重伤，但终于还是掩护主力部队再次突围出来，另一部分部队则被打散。

突围出来的西路军部队在3月11日到达了祁连山下的梨园口，又被青马三个骑兵旅追上。

此时西路军包括伤员仅剩下4000多人，其中红30军只剩2000多人，红9军只剩1000人，红5军更是只剩下几百人。

徐向前将剩下还能够打仗的部队全部拿出来使用，红9军的73，81两个团部署在山口的两端，卡住大门。红30军的263，264两个团部署在二线，顶在中间。总指挥部和其余部队住梨园堡，掩护伤员撤往祁连山。

红9军政委陈海松率领剩下两个团近1000人死守山口两端，在青马数千人的冲击下力尽人亡。这个被朱德称为青年一代最有前途的陈海松本人身中8弹不幸阵亡，红25师师长杨朝礼，73团团长孙传言，81团团长肖永继也一同阵亡。

青马歼灭红9军剩余部队并没有太大损失，他们继续攻击二线红30军两个团。264团被青马压迫在一道峡谷里，263团被分割到另一条山梁子上。264团很快被青马歼灭，263团知道只要自己一败，西路军就彻底会覆灭，所以全部抱着必死决心拼了。

他们拼死抵抗了几个小时，有很多红军战士见肉搏不是青马骑兵的对手，干脆抱着青马骑兵滚下悬崖，同归于尽。这几个小时为大部队争取了时间，西路军总部和非战斗人员突围了出去。

不过妇女独立团残余部队却被青马包围，这只中国红军历史上第一支妇女部队全部覆灭，被俘的红军女战士都被青马残杀，强奸。

-------------蒋介石和毛泽东对西路军也都很重视。但毛泽东对西路军究竟怎么想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后来毛泽东对西路军的定位很不寻常，而且一直没有更正，直到毛去世也没有改变。

3月12日，中央电报发过来：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

这个命令在当时就是废话了。

此时西路军包括伤病员仅剩3000人，能够作战只剩不到1000人了。

在康龙寺西路军最后一次遭遇青马的大规模进攻。负责担任后卫，残余部队中还有些战斗力的红军红30军的265团和267团被击溃。

此时红军已经兵败如山倒，中低级军官基本全部阵亡，剩下的军官也失去去普通战士的控制力。很多红军战士自行逃走，向祁连山方向跑去，甚至就从徐向前身边跑过，也不看他一眼。

其实西路军在这个时刻就等于全军覆没了。

覆灭和分散突围

最后在3月14日，西路军残部到达祁连山下一个叫做石窝山的地方，西路军收拢残部仅剩2000人。

当天夜里，西路军剩余的高级将领开了一个会，讨论下一步的该怎么办。最终做出以下三个决定：一、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二、徐(向前)、陈(昌浩)脱离部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三、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各支队的行动。

当时徐向前目睹亲手建立的部队全部覆灭，同生共死数年之久的弟兄一个个失去生命，心情低落到了极点，恨不得举枪自尽。

在听到这个决定以后，徐向前表示反对，不同意脱离部队返回陕北：这支部队是我们从鄂豫皖带出来的，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

陈昌浩此时心情也不比徐向前要好，虽然他遵从中共中央决定行事，但他是西路军的一把手，按照现在观点就是公司的法人。中共历史虽然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北上抗日先遣队等失败，但从还没有这样主力部队全军覆没的惨重失败。这个巨大的历史责任，必然是要陈昌浩主要承担了，他又如何能够承担的了？

陈昌浩此时头脑还是清醒的，他认为目前西路军已经覆灭，就算他们两人现在自杀也不能改变任何情况，必须返回陕北去。西路军覆灭的责任并不是他们的，需要中央给一个说法。

徐向前后来回忆，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

徐向前听到这句话，也就没有再坚持。

3月16日，陈昌浩和徐向前在一个警卫排保护下离开部队向陕北进发，余下部队分散成几股突围（包括陈昌浩怀孕的妻子张琴秋也被留下，在戈壁滩上生下了孩子后被俘）。徐向前命令一旦遇到青马主力部队截击，就立即分散开，用陈昌浩的话来说：能活一个算一个吧。

会议还决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8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把西路军余部编成3个支队，红30军剩下的五个营和总部直属队人员共1000余人编为左支队，由红30军政委李先念，军长程世才率领，从康隆寺向南深入祁连山区。

红9军剩下的3个步兵连，两个骑兵连共500人编为右支队，由红9军政委王树声，军长孙玉清率领，由康隆寺向北依托祁连山打游击；

另外还有重伤员、病号及妇女、小孩等无法作战的几百人编为一个支队，由红5军参谋长毕占云率领，就地转移，实际就等于等死了。

由此西路军彻底覆灭！

徐向前和陈昌浩带着警卫排走了几天，发现人多目标太大，随即分散撤退。

徐陈两人走了几天以后，投宿到大马营村一个汉人医生但复三家。陈昌浩当时有病，高烧不退，但复三正好是陈的湖北老乡，为其精心治病。

陈昌浩让徐向前先走，自己留下治好病再说。

于是徐向前化装成放羊人，靠一路乞讨为生，向陕北走去。相比其他红军指战员，徐向前这方面的经验丰富，曾经打过多年的游击战。他白天睡觉，晚上步行，一路躲过国军和当地民团设置的管卡，前后走了数千里。这一路仅为艰辛，徐向前身上虽十几个陈昌浩给的金戒指（两人的路费），但由于自己化妆成逃荒的牧羊人，不敢拿出来用，只好靠讨来的残羹剩饭和野草野果勉强充饥，终于走到了苏区。徐向前一辈子打仗，心肠极硬，有胆色，无数次面对死亡威胁，从没流过一滴眼泪，但在路上突然见到陕北苏区派来接他的耿飚（原红四方面军红4军参谋长），徐忍不住当场痛哭流涕。

由于徐向前为单纯军事将领，并没有参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政治路线决策，此次西路军覆灭中也是完全听从中央决定，并没有明显失职行为。加上人才难得，徐向前在抗战中被任命为129师副师长。话虽如此，但其实徐向前此时再也没有受到彻底的重用，其最高的职务不过是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而林彪，彭德怀，粟裕已经分别为解放军东北野战军，西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而之前大雪山和中央红军会师的时候，徐向前身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手下不下10万之众的时候，当时林彪，彭德怀不过是红一方面军的一个军团长（也就是师长）而已，两个军团总兵力只有7000多人。而当时的粟裕还在浙江敌后领导一个不过1000人的挺进师开展游击战。

----------------曾经骁勇善战的红四方面军。当年李德对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非常钦佩，认为他们是一支训练有素，军纪严格，极为顽强的劲旅。没想到这只劲旅在祁连山全军覆没。

至于陈昌浩的下场就要惨的多，在老乡但复三家养好病后，他犹豫再三，最终没有敢像之前说的那样--去陕北跟中央斗，而是返回湖北老家暂时隐居。

实际上当时张国焘已经被整倒，包括许世友在内的红四方面军大将都在被整，后来张国焘的心腹李特，黄超都在新疆被王明下令枪决，如果陈昌浩此时去了恐怕没有好的结果。

直到抗战爆发以后，陈昌浩才回到苏区，要求参加八路军去打日寇，结果却遭到了激烈的批评。中共中央认为陈是张国焘忠实的爪牙，应该对西路军覆灭负责。

后中共中央借口陈昌浩有严重的胃溃疡，将其送到苏联治病，实际是去接受共产国际的审查。在苏联陈昌浩很快遭遇苏德战争的冲击，被当做有问题的党员，流放到中亚一个可怕的集中营，做了2年背石头之内的重体力工作，每天只有一点点食物。后苏联战局好转，陈昌浩才和一群流放犯回到莫斯科，担任一个政府的小职员。陈昌浩多次要求回国，都被拒绝，被迫在苏联呆了13年，还跟一个苏联纺织女工格兰娜结了婚（格兰娜和陈昌浩结婚时候不知道他的身份，认为他就是个小职员）。陈昌浩直到1951年才得以回国。在他做出深刻检讨，承认了历史错误以后，中央才给了他一个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的工作。陈昌浩自己也一直在强烈的自责中挣扎着，当时如果他在突围出倪家营子后，不再听从中央命令把部队拉回去，说不定上万红军战士都能活下来。

1962年5月，陈昌浩在武汉和几百名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见面的时候，流着泪向这些曾经跟着自己冲锋陷阵的老部属下们鞠躬致歉。他说，兵败祁连之事，我实在难辞其咎，两万精英，喋血大漠，当我想到这些英灵，犹如万箭穿心。这番话，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可惜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开始，陈昌浩全家遭受批斗，被指责张国焘忠实走狗。陈昌浩在目睹彭德怀、贺龙、陈毅或被戴高帽游街示众或被拳打脚踢大肆侮辱，又听说原总共总书记李立三自杀，张霖之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最后听说连朱德都被抄家，朱德夫人康克清被挂牌子游街。

作为老政工干部的陈昌浩头脑还是清醒的，自知以他的罪名难逃一死，在1967年7月，这个61岁的老人服毒自尽。这个27岁就敢于坐上红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向国军控制的城市抛洒传单，在大草地以一句：你们要坚决服从命令，绝对不许开枪，从而避免红军自相残杀的传奇将领，就这样死在文革中。自杀后，上面却认定陈昌浩是反革命畏罪自杀，将其草草火化并且将骨灰随便丢弃，直到陈昌浩坟墓中仍然是一个空骨灰盒。这个曾经在中共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却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而在陈昌浩死后，他的苏联妻子格兰娜虽然已经被迫跟他离婚，却仍然被指责为：大叛徒张国焘的忠实走狗陈昌浩的老婆。格兰娜因为这个罪名，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八年之久。陈昌浩前妻，也是原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师长张琴秋，也因为西路军历史问题被逼跳楼自杀。陈昌浩的儿子，哥哥等几乎所有亲戚都连带遭殃。

除了这两人以外，其他人的结局各异。

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和红9军军长孙玉清这支右支队运气很差，他们突围的方向有大量青马部队，他们在3月25日的牦牛山附近被青马一个团拦截，500人全部被打散。

他们在祁连山的原始森林艰难行进，天气严寒，又没有粮食，加上不时和搜山的小股青马士兵和民团交火，越打越少，终于遭遇不幸！

4月上旬的一天，当孙玉清和几个战士走到酒泉以西20公里的南山三道沟文殊庙时，突然与搜山的青海民团遭遇。本来就已经负伤的孙玉清行动不便，不幸被俘。

马步芳下令将其押送到西宁，一再诱惑其投降。马步芳认为如果能有一个红军军长投降他，对于青马有着很大的政治意义。马步芳给与孙玉清隆重的接待，甚至组织西宁所有军政大员给孙接风洗尘。但孙玉清根本不理会，甚至明确的告知马步芳：我从参加革命时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 现在我死而无憾，并引以为荣！

见收买没有作用，马步芳暴露出残忍的本性，他秘密下令将孙玉清斩首处死。

随即马步芳的参谋长耿文带着几个亲兵去砍下了孙玉清的首级，并且拍下照片，送到南京邀功。

至于王树声运气较好，被打散以后他带着3个战友侥幸突出祁连山。但刚下山突然遭遇了十几个骑马的蒙匪！蒙匪将他们包围在一间房子里面，让他们把枪和钱都交出来。王树声本来是红四方面军的悍将，外号绷麻子，最是好强善战，此刻到了这种地步，要是硬拼就是死路一条，不屈服不行。

王树声下令将四人身上仅剩下的十几块银元，几个金戒指和四把手枪交给了蒙匪。这些蒙匪还算有些人性，没有赶尽杀绝。蒙匪不但没有杀害他们，还给他们每人留了一个金戒指作路费。

四人继续往陕北走，很快就身无分文，就在这时却遇到了流浪到此处的红5军保卫局长欧阳毅。欧阳毅比他们先走了一步，但情况也好不到哪边去。欧阳毅带着两个战士下了祁连山以后，被其中一个姓周的警卫员持枪抢劫，抢走了欧阳毅身上仅剩的10块银元，还险些被杀。好在欧阳毅写的一手好毛笔字，在当地暂时靠卖字为生，准备存够路费就回陕北。欧阳毅遇到王树声以后，就收起卖字摊子跟他们一起走。由于几个人都身无分文，只好一路乞讨。

但王树声是个硬汉子，又是文化人，实在拉不下这个脸面，也不知道怎么要饭。刚开始他们几个人看到一个村子里面升起了炊烟，就赶快进村要饭，结果被人家一顿臭骂：“老子还没有吃哩，滚！”其他人也就忍气吞声了，王树声却被骂急了，回骂了几句。

甘肃民风强硬，那家的男人追出来就要打，王树声怕一打架就会被当地驻军警察发现，只好拔腿跑了。欧阳毅他们赶忙跟着劝，说了不少好话，人家才算了，还给了他们一些残羹剩饭。

后来他们摸出来规律，看到村子冒烟之后，还要等一二个小时，才能进村去要。那时村民吃过饭，有点残汤剩水，有的就会行善积德。可惜很快就到了春荒时节，农民自己也在饿肚子，讨饭也就越来越困难了，有时候几天都讨不到。

他们几个人就只得临时干些重体力活，赚一口饭吃，还经常被监工用皮鞭抽打。就这样一路艰难行走，期间几次遭遇国军和当地民团的关口检查，本来是逃不过去的。好在当时国共已经开始合作。比如一次哨卡的国军士兵听出他们是南方口音说，对另外一个哨兵说：“我看这几人像共产党，扣下吧!” 另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哨兵却说：“别扣了，放他们走吧!别的地方抓住了共产党也会放，如今讲统战了，我们何必过这道手。”

王树声几个人就这样靠乞讨一路逃回陕北，到达陕北时候已经是半年后的8月。王树声最终成为解放军的开国大将，和他一起要饭的欧阳毅成为解放军中将。

另一路左支队的李先念，程世才领导红30军为主干的残部1500人继续沿着祁连山向西行军，青马的马忠义部及湟源民团李增荫团一直尾追，所有下山的山口都被青马封锁，想下山也是不可能的。李先念只得率领部队在零下30度的祁连山原始森林中行军。

当时青马的前敌总指挥马元海说：共匪已经放弃通过兰州到嘉峪关大道西进的企图,转向南移,窜入祁连山区之可能性很大,诚如此,则为孤军深入,陷于狭长崎岖山峦层叠,路径狭小的山岭绝地,给养补给都是难以克服的实际困难.且该地区是祁连山的主峰所在地,高度海拔六千公尺,终年积雪,不曾融化,在此严寒季节,匪军窜入毫无人烟的的山区,只能是死路一条.而且匪军大多是南方温暖气候中生长惯了的人,对于严寒刺骨的气候,绝难适应,因此天时地利对于共匪绝对不利。

马元海对祁连山的描述倒是没有错，在这样的严寒下，西路军没有棉衣，也不敢生火取暖。部队便停下宿营时候。干部、战士三人一堆、两人一伙地在石崖边、枯树下背靠背地坐着，头上顶着一块羊毛毡片御寒。每天早上总有一些战士再也无法站起来，活活冻死在祁连山上，尤其伤员死的最多。到了十几天后左支队下到祁连山下时，1500人中只有900多人活了下来。

在祁连山上，没有粮食，也没有医疗。红30军骨干88师师长熊厚发之前左臂受了重伤，因为没有医药导致手臂伤口化脓感染，无法跟随部队行军。为了不拖累战友，他自愿留在祁连山上，后被青马在搜山中发现被俘，也押送到西宁。马步芳让其投降，熊厚发对其破口大骂。由于红30军88师在之前杀伤青马数量最多，被青马军官痛恨。在马步芳的命令下，青马士兵将熊厚发绑在大炮上，然后开炮，将他活生生的轰死了，年仅24岁。

下了祁连山以后，左支队赶忙进入甘州河谷野牛山原始森林地带，青马尾追的骑兵无法再追入森林，随即放弃了追击。此时李先念用唯一的电台和中共中央联系上，毛泽东让他们尽快到达新疆，已经安排陈云在哈密接应他们。

李先念程世才率领剩下的几百人走出野牛山原始森林，又走上了安西附近的戈壁滩，遭遇了沙暴，加上没有粮食，每天都有战士倒下死去。

4月22日左支队抵达离安西县城仅140余华里的蘑菇台，当地一个有名的汉人道长郭元亨赠送给他们上千斤小麦、200多斤面粉及油、盐、牛羊、骡马等一批物资，这等于救了左支队，李先念他们非常感动。

---------------李先念，程世才领导左支队能够到达新疆，一半是因为他们的顽强，另一半是因为他们运气也不错。

情况刚有好转，左支队又在安西遭遇驻守在此处的青马第100师刘呈德团的追击，双方在红柳园打了西路军的最后一仗。

红9军政治部队主任曾日三和团长刘雄武带领200多红军战士留下阻击青马，其他人乘夜色分两路撤退。

突围的两路人都成功脱离了青马的追击，进入了红柳园外的戈壁滩。但负责阻击的曾日三和团长刘雄武等200多名战士全部阵亡。

看到红军进入戈壁滩，青马不愿意追入这种不毛之地，而且西路军此举也就离开了河西走廊，离开了青马的地盘，由此青马不在对其进行拦截。

这边红30军政委李先念和军长程世才率部队继续前进，在戈壁滩中顽强突围，沿途很多人倒下死去，但是不能停下。用李先念的话说：如果我们停下不走，我们就会死。

直至1937年4月底，左支队终于到达新疆省入口的星星峡，遇到了盛世才派来救他们的卡车，此时左支队1500多人只剩下420余人。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正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结盟，还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对中共也比较友好，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云亲自将李先念等西路军将士接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自此的西路军剩下的几百战士终于看到，苏联许诺给他们的几万只步枪和几十门大炮。可惜他们剩下的人数，还没有步枪的五分之一多了。

在左支队到达新疆的人也有不同的结局，红30军军长程世才建国后曾任装甲兵副司令员，55年被授中将军衔。30军政委李先念成为湖北省省长，后来还当上了国家主席。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和红5军政委黄超到达新疆以后，被王明以托洛斯基派特务为借口枪决，后在80年代被平反。

除了军官以外，西路军普通士兵也遭遇了不同的命运。

西路军战士在河西走廊血战5个多月，21800余名将士全军覆没，其中战死7000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43人，军长师长20多人），被俘后遭残酷杀害者约5600人（大多被虐杀而死，包括砍头，挖心，活埋，剥皮，开膛，练活靶），一共牺牲了1万3000人。还有约4700人被俘后被中共营救返回延安，另外还有4500人失散流落在河西走廊沿途（如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熊国炳重伤后被俘，他自觉无脸回部队，流落酒泉做小生意为生，结果1960年在三年饥荒中饿死在酒泉街头），有些人直到今天也没有被发现（大部分牺牲了）。虽然造成青马正规军和民团约2.5万人的伤亡，但自己全军覆没，是中共有史以来最惨重的失败。

为什么会失败

本来西路军苦战4个多月，每一步都按照中共中央指挥行事，以巨大的牺牲支援了河东红军的行动，是西安事变的大功臣，功不可没。可惜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这句话为西路军的失败定性了半个世纪，这方面历史被刻意的回避和隐瞒。

由此西路军阵亡和幸存战士都背上了执行张国焘错误政策的十字架，他们的牺牲和付出变得毫无意义，很多老战士含恨而终，更多人在文革时期因为此被斗得死去活来。直到毛泽东死后，1983年李先念担任国家主席才为西路军彻底平反。对西路军的结论是他们严格执行中央命令，失败责任不在他们，西路军战士都是革命英雄。

徐向前在晚年也写出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错误指挥，不顾西路军的现实和存亡，把其当做一颗棋子使用。

老萨审视西路军失败的全过程，虽然中共中央不见得有借机消耗掉张国焘部队的想法，但对西路军的忽视和不看重从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他们把西路军当做筹码使用，当做可以牺牲的财产，这也许是毛泽东后来错误给西路军定位的最好解释（其实如果不是毛指挥错误，他本没有必要这样做，金门战役中近万解放军一个人也没逃出，败得更惨，也没有被这样错误定位）。毛泽东不愿意承担不管西路军死活的责任，只能将责任推给当时已经不管事的张国焘。

这些用徐向前的话来说就是：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规定任务，必须权衡主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有一定的限度。“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道理，就在这里。只看到主观需要的一面，忽视了客观可能的一面，硬要部队去承担其无力承担的任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而陈昌浩和徐向前也有一定责任，他们在中央错误指挥下，没有能够坚决抵制，挽救西路军。当年林彪在平型关违抗毛泽东命令，导致平型关战斗大捷。后又违背毛泽东命令撤守四平，保住了东北解放军主力。违背毛泽东命令不去打锦州，结果通过长春拖住整个东北国军，将其全部歼灭在东北。彭德怀在百团大战前也违背毛泽东命令，一举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大大缓解了国府抗日正面战场的压力。粟裕更是违抗毛泽东命令，不派出两个纵队在淮海战役之前首先南渡长江，导致这两个纵队没有被国军消灭。

如果徐向前，陈昌浩也能更他们一样，或许自己可能完蛋，但西路军不会只剩下几百人。

徐向前晚年检讨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指的就是军事指挥上的机断专行问题。寓于其中的经验教训，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价，才换来的。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西路军虽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指挥员驾驭一个独立作战方向，不了解全局形势，不明白局部战争同全局战争的关系，打的便是糊涂仗。难免如坠五里雾中，晕头转向，缩手缩脚，无所适从，岂有应变自如，“不屈”、“不沮”、“不穷”之理？

西路军在西安事变之后失败了，无数战士死在冰冷荒凉的河西走廊，大部分人连个名字也没有留下。死者没有痛苦，更大的痛苦却由生者承担。谁也不知道徐向前，李先念等活着的西路军将领受了多大的痛苦，又有多少个晚上梦到这些挥舞大刀木管的英勇无畏战士，梦到苦战阵亡被悬首示众的董振堂，孙玉清，梦到被俘虏后惨遭强奸和杀害的女战士。

90年代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先后去世，他们留下的遗言是死后将一部分骨灰撒在一条山、古浪峡、永昌县、水磨关、大马营、三道柳沟、梨园口、石窝山、星星峡一线。他们希望能够死后永远陪伴，留在河西走廊的西路军战士的英灵，和曾经的战友们在一起。

--------------最终客死异乡的马步芳，在解放战争中，他的青马被彭德怀全部歼灭，青海的地盘也被解放军占领。青马其实并不难对付，只有有了足够的重装备，骑兵是没什么作用的。

1949年8月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万炮齐发占领兰州，消灭了马步芳的青马主力，随即大军西进直捣青马老巢。马步芳慌忙丢下部队逃亡台湾，青马对青海长达半个世纪的控制就此结束，所谓的穆斯林国中之国灰飞烟灭。马步芳在台湾不为国府要员所容，在1950携全家逃往沙特，由此在异国住了25年。这25年生活如何？只有马步芳自己知道。

1975年,一位到麦加朝圣的青海穆斯林老人曾暗访马步芳。当时弥留的马步芳已说不出话,两人在袖中用西部独有的方式手谈。说到欠下家乡的感情时,老人出示一个羊头、一个马头和一个牛头，马步芳连连摇头。再问时,马步芳老泪纵横,他颤抖着指指天、指指地、又指指自己的心。带着无限的乡愁，马步芳于1975年7月病死，成为异乡之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