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地枪王2百度网盘:老萨的历史真相档案之四十五--延安夜话(西安事变系列之九) - 涅瓦河边 - 萨沙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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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准备和周恩来在延安正式谈判,这是张学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谈判,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谈判,他决定了中国之后半个世纪的命运。

 

在谈判之前,又有一个新的事件发生,这也是对西安事变有重要影响的一件事。

 

特使刘鼎

张学良刚从洛川回到西安,就接到上海李杜将军的一份密电,电文只有五个字:朋友已找到。

张学良大喜过望,知道李杜联系到上海共产党了。张当时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还在上海,所以虽然已经和李克农接触,但还是更相信共产国际的力量。

他随即派出原来是李杜副官的高级参谋赵毅,将这个朋友秘密接来西安。

这边朋友还没有到,另一路神仙却先到了西安,他就是军统领袖戴笠。

戴笠这个人能力极强,白手起家组成了不亚于苏联克格勃,美国CIA的军统组织。军统的前身复兴社分子遍布全国,在东北军内部有不少人潜伏。

张学良自认为跟李克农联络的事情做得密不透风,实际上3月5日他和李克农见面的时候,潜伏在洛川的六十七军副官处副官刘宗汉就将张李两人会面的情况立即汇报到南京,甚至还汇报了两人达成协议的大概内容。

戴笠深感惊恐,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蒋当时正在全力围剿困居四川北部的红四方面军和山西境内的东征红军,尚没有精力处理这样的事情。况且蒋介石并不相信亲如兄弟的张学良会做出这种事情。

蒋问戴笠这个情报可信度有多少,戴笠说有七八成。

蒋介石斥责戴笠说,谁都可以说七八成,就是你不能这么说。你是搞情报,知道这种重要情况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不确定性,就会导致我们大政策的决策失误。

戴笠不敢多说,随即表示自己马上亲赴西安去了解情况。

于是戴笠赶赴西安,进行新的情报部署,同时拜见张学良,探探口风。

当时中央情报系统在西安势力还是比较强的,对西安的各方面都有监控,主要有四股力量。

第一就是西北剿匪司令部政讯处处长曾扩情,他是军统的人。其主要力量都是深入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军队,负责监视两军,是从事军方工作的。曾扩情资历很老,为黄埔一期生,也是复兴社的创始人之一,此时俨然是西安军统的领导人。中统体系形式上也受他领导,连戴笠也称他曾大哥。

第二就是西北剿匪司令部第二处处长江雄风,他兼任西安军警督察处处长,也是军统的人。西安的军警都受他指挥,是从事除了军方以外其他所有领域的情报工作的负责人。

第三就是省会公安局局长马志超,马也是军统体系,除了自己的治安警察以外,还有武装警察500多人,是有武装的一支情报力量。他受江雄风领导,是实际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第四就是国民党陕西省省党部,它就不是军统体系的情报组织,而是陈果夫陈立夫建立的中统情报组织,设有行动队的武装特务,负责直接执行南京方面的各种命令。党部表面上是国民党在西安的最高党务机关,权力高于西安政府。

根据国民党情报系统的惯例,任何一个地方都设有中统和军统两个组织,这样可以互相合作,也可以互相监视。

 

戴笠一到西安,各情报的密报雪片般飞来,都说西安中共势力活动频繁且大胆,甚至超过当年江西中央苏区。戴笠看到这些情报以后,也不觉吃惊,随即向蒋介石立即汇报。

蒋介石还是认为张学良不可能通共,但他对杨虎城不放心,加上向来小心谨慎,还是做出了一些应对的部署。

他派出自己身边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到西安,给张学良担任参谋长,实际是是监视张学良的,同时领导在西安的中央情报机构。

晏道刚在长征期间都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做事尽职尽力,深受蒋信任。

不过晏道刚没有什么军政经验,之前都是做副官的任务,经受考验也不多,加上人比较老实,没有什么手腕,所以他担任这个职务其实是不能胜任的。

 

戴笠稍后跟张学良在西安金家巷张公馆会面,张学良当时还有喉病,不能太说话,一行人就稀里哗啦打起了麻将。

打麻将中戴笠几次用语言挑张学良,暗示已经知道张学良的一些行动,张装聋作哑,以风月事情岔开话题。当时盛传戴笠想追著名影星蝴蝶,张学良和赵一荻都以此取笑,戴笠也讪笑着应对。

几圈麻将还没有打完,突然张学良的副官孙铭久进来汇报,说是给张学良治疗喉病的医生到了。

张学良说什么医生,之前不是看过医生了吗,我正在和雨农兄打牌,让他回去,明天再来。

孙铭久得令以后出去,没有几分钟他又回来了。

孙铭久说那个医生说他是副司令之前托朋友请的名医,副司令可能忘记了。

张学良少爷脾气发作骂道不是让他明天再来吗,你闹什么?

孙铭久面露恐惧说他从上海来的,刚到西安就赶来给副司令赶来给看病。他还说病情紧急,早一点治疗早恢复。

听到的是从上海来的,张学良开始醒悟了。

此时戴笠能在国民党高层混的如鱼得水,自然也不是泛泛,他察言观色说既然是医生来了,张副司令还是赶快去看病,自己先告辞了。

赵一荻也赶忙说,学良这几天话都不能说几句,还是赶快治疗好。

张学良跟戴笠客套几句,随即送客,然后去看那个医生。

 



-----------------戴笠一首建立了军统组织,全盛时期有6万特工,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戴笠出道很迟,30岁时候才进入黄埔军校(当年男人很多16岁到18岁就成家,30岁相当于现在的40岁),最终却有了大成就。所以我经常跟年轻人说,只要有坚定的信念,肯吃苦,再加上一点天赋,迟早会成功的。其中信念是最重要的。

 

这个医生,就是李杜介绍来的中共党员,也是张学良需要的中共联系人。

张学良对这个人的印象不错,他看起来文质彬彬,一副知识分子的派头,但是气质不俗,处事得体果断,一看就是经受过生死考验的人物。

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刘鼎。

刘鼎原名阚尊民,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刘鼎是四川省南溪县,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的童年和少年跟现在的大部分人没有什么不同,就是一味读书求学。到了1920年,刘鼎离开家乡到杭州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学习。1924年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在柏林被朱德推荐加入中共。其后几年,他先后就读于德国著名的哥廷根大学与柏林大学,是当时中华民国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

1925年刘鼎因为参加共产党活动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随即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学习、任教了三年,他兼作翻译,还担任过东方大学中国支部书记。期间学习了包括兵器构造、爆破原理、无线电技术、电报电话在内的很多军工知识,也为之后刘鼎成为八路军兵工系统领袖打下了基础。

在苏联时期,刘鼎认识了在此处进行特工培训的女共产党员吴先清。吴先清1925年底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她之前结过婚,她的丈夫宣中华在四一二事件中被捕遇害。吴和刘鼎属于革命夫妻,也是自由恋爱,他们结婚以后,感情非常好,两人生了一个孩子,在苏联几年平静的日子过得很幸福。

可惜1929年两人接到命令,要回国参加中共的工作。他们忍痛把仅一岁的孩子送到苏联的保育院(类似于孤儿院),先后回国。

1929年刘鼎回到中国,立即加入最危险的上海中共特科二科。上海中共特科二科是当时中共最为重要的一个组织,科长是陈赓,更高的领导者就是周恩来。二科主要负责中共的情报收集工作,刘鼎此时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不但擅长化妆,跟踪,侦查,情报传递等基本特工技能,还精通地下无线电台。刘鼎记忆力极强,能够记住整本复杂的译电密码。除了这些以外,刘鼎还擅长投毒等暗杀技巧,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1929年时期特科还是全胜时期,虽然国民党在1927年前后成立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组(军统的前身),但由于两个单位组织时间短,没有系统训练,有经验的专家极少,经费不足,总体力量比较薄弱,无力和中共地下组织对抗。

当时中共派出所谓的龙潭四杰胡底,钱壮飞,杨登瀛,李克农四个人潜伏在中统内部,尤其是钱壮飞为当时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所谓机要秘书就是负责处理一切机密文件的秘书,由他挑出重要的文件给徐恩曾处理,其他不重要的就交给下属执行科处理。由此,钱壮飞得知所有中统秘密情报,导致中统的工作在1929年底到1931年几乎没有任何进展。

至于杨登瀛更是了不起,他是中统在上海特务组织的主要领导人。由于上海最繁荣的就是租界,而租界为英法美等各国惯例,中国军警在此处没有执法权,无法逮捕和审讯。所以需要一个能够和租借的洋鬼子,上海三教九流人士交往密切的人物来协调联络。杨登瀛就是这么一个任务,他是中统和几国洋鬼子打交道的负责人。杨登瀛事这方面的高手,在上海不但和英美法日租界的高层搞得如胶似漆,更在上海青帮红帮极有面子,通吃黑白中外几条道。

杨登瀛为中共工作以后,立即对上海的中共机关不遗余力的保护,导致中统在上海的行动一再失败,中共叛变的叛徒通常刚和中统接触即被中共锄奸科暗杀。

中共也留出一下过期的资料,一些已经撤离的机关,还有一些不坚定和叛变共产党员给杨登瀛处理,杨由此在中统内部功劳最大,是当时最红的人物。

虽然如此,但地下秘密工作从来都是极为险恶的,单单上海租界的外国巡捕就有3000多人,四处都有他们的耳目。中共特工人员随时可能被捕或者遇难,必须有极为坚强的意志才可以。

在特科期间刘鼎遭遇过无数风险,他多次改变社会身份伪装自己,包括办成卖糖果的小贩。他曾经担任最为危险的情报传递工作,将双重间谍杨登瀛的情报带回科特。由此中共连续营救了一大堆同志,也处死了诸如出卖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的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在内的众多叛徒。

其中有件事情最为有名,1931年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关向应在法租界被捕,绝密的手抄文件也落入敌人手中。

法国巡捕头子看不懂中共文件,托国民党中统驻沪特派员杨登瀛找一位“鉴别专家”。这个鲍君甫是中共特科的潜伏人员。杨登瀛向法国人推荐所谓德文学者刘鼎,刘鼎去了以后,非常从容。他向法国人报告,这些德文的文件都是一些技术资料,没有什么政治色彩,只是有些激进言论。其实真正的机密文件已经被刘鼎偷偷替换了。

法国人没有质疑学者味十足的所谓专家刘鼎的鉴别,既然这些文件都不是政治性的,关向应应该就是个有些激进的读书人,不是共产党分子,稍后在中共的巨额行贿下将其释放。

刘鼎由于工作出色,被中共任命为特科二科副科长,他的夫人吴先清也跟其一起活动,她还担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任谍报组长(后吴在1937年苏联肃反中喊冤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处死)。

但是特科工作确实非常危险,1931年4月中共特科行动三科科长,中共情报三巨头之一的顾顺章叛变。由于顾顺章领导的特科三科是行动科,负责消灭叛徒和武装对付国民党特工,顾顺章对中共在上海的组织了如指掌。顾顺章叛变以后,虽然有卧底钱壮飞抢先的汇报,但中共在上海组织仍然受到灭顶之灾,刘鼎的上级杨登瀛被捕,二科科长陈赓和特科负责人周恩来侥幸逃走,而中共领袖恽代英和毛泽东的好友蔡和森先后被捕遇难。蔡和森死的最惨,他的手脚被用铁钉钉在墙上,胸部被刺刀刺了几十刀才惨死。前后被捕的全国共产党员有800人之多。

中共中央对顾顺章叛变一事极为痛恨,立即下了锄奸命令。

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通缉令历数顾的种种罪行,并称: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后周恩来奉命亲自带领康生等特科队员对顾顺章家锄奸。顾顺章是老江湖,自然不敢在家。顾当时可谓全家革命,他的岳父母,兄嫂,妻子,甚至小姨子都为中共机关服务,或者看门,或者做饭,或者买东西,都不知道顾顺章已经叛变。由于自认为家人没有叛变应该没有危险,顾一没有转移家人,二没有排出武装人员保护。结果周恩来和康生认为顾顺章叛变肯定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家庭人员应该有参与,都是叛徒。所以周恩来和康生等一行人没有杀到顾顺章,反而杀死了顾顺章全家9口人,只留下顾顺章的9岁小女儿和12岁小舅子没杀。

杀死顾顺章全家还有情可言,最倒霉的是当时顾家在打麻将,请了朋友。结果来打牌的一个朋友斯励(共产党员)和顾家保姆也都被用绳子勒死灭口。

顾顺章知道被灭门以后,在报纸上公然谴责暴行,并且悬赏捉拿周恩来等人。中统局长徐恩曾后来为顾找了一个南京女孩做太太。



---------------------特工头子顾顺章一生唯一的照片。顾本人非同小可,跟陈赓一起赴苏联接受过克格勃的一年特训。顾顺章本人也是个传奇人物,他武功很厉害,手枪打的极准,非常勇敢,敢打敢冲,加上工人的出身,深受苏联领导人器重。顾除了特工的技能以外,还会三个厉害的招数,第一就是徒手脱逃术,就是可以依赖一些随处可以得到的小东西打开手铐锁链,巧妙脱逃。由于顾顺章的这类技术极高,甚至以此为职业表演魔术,并且经常在上海登台演出。第二就是催眠术,他能让意志力比较薄弱的人受影响。第三就是土遁术,这就是风传了,不过很多人相信。特工最终处死顾顺章的时候,由于怕他使用邪术,用铁钩穿透了他的琵琶骨。

 

刘鼎的一席话

当年10月10日刘鼎在上海外滩一家公园和人接头的时候众多特务秘密逮捕,他一口咬定自己是教书匠,遭遇酷刑仍然没有说一个字。后来依靠夫人吴先清的嫂子是空军司令周至柔的同学,通过内部关系,让刘鼎假装做了悔过的申明,才侥幸将其保释出来。

释放以后,刘鼎受到特务监视,不敢在上海逗留,在1933年赶赴中央苏区。

在赶赴中央苏区的路上,刘鼎先进入方志敏红十军控制闽浙赣苏区。方志敏慧眼识才,将刘鼎留下,负责军工工作。当时闽浙赣苏区条件极为恶劣,部队不但弹药不足,连一门迫击炮都没有。刘鼎在四面封锁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建立了洋源兵工厂,自己担任政委。这个所谓的兵工厂只有一台小型手摇车床和几十名工人。刘鼎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发挥自己出色才能,在几个月后这个兵工厂不但可以生产地雷,手榴弹,步枪,还生产出了几门小口径迫击炮,解决了红十军没有炮兵的历史。

好景不长,红军主力在国军第五次围剿下,被迫准备长征。红十军奉命在1934年11月组成抗日先遣队向浙江安徽进发,以吸引国军包围江西苏区的主力部队回访,减少红军长征的压力。

该部挺进国民政府控制核心区域,顿时遭遇国军数倍兵力围攻,该部在1935年1月27日的皖南怀玉山被国军全歼。除了粟裕领导的500人侥幸突围,包括方志敏在内的一些官兵都被俘虏,刘鼎也在此战被俘。

此时刘鼎在此化名隐藏身份,由于兵工厂规模太小,外面国军根本不知道红十军这类土共还有这种单位,所以真的以为刘是一个普通兵工工人。国军将其将其囚禁在江西九江俘虏营,一同被俘的方志敏由于名气太大由于无法隐藏身份,在1935年8月被枪决。

国军对红军普通被俘士兵并不重视,看管一天天的松懈。

刘鼎在1935年10月从俘虏营设法逃走,由于当时红军已经长征,南方各苏区已经被封锁,刘没有办法,只好再次回到上海,试图找到组织关系,至少可以找到自己的夫人。

可惜当时刘鼎的夫人吴先清已经在9月再次回到苏联受训,之后在1937年死于苏联的肃反(吴去过日本,被苏联借口日本特务流放到西伯利亚后失踪,估计不是被枪决就是折磨致死以后随便埋葬了。当时被斯大林杀掉的中国人很多,很多来苏联打工的中国民工也被当做特务处死,吴只是其中一个而已。),由此夫妻两人从1933年分开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一面。

刘鼎跟夫人吴先清感情深厚,刘鼎被捕以后,吴冒着极大危险亲自去求空军司令周至柔。她找到周至柔时候,周得知吴先清是共产党后便哈哈大笑,说:“绿客婆来了”。吴先清坦然地说:“是的,我来了。今天要么你把我也关起来,要么把刘鼎放出去。”可能是看在同乡的份上和佩服吴先清的大胆无畏,周没有为难她。

 

可以说,刘鼎本人的家庭生活是比较不幸的。

 

刘鼎是特科成员,和当时为共产国际秘密成员的宋庆龄有过接触。他找到宋庆龄,宋告知他目前中共在上海组织都被粉碎。1933年初由于军统中统太过于厉害,中共实在无法在中共站住脚。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率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临走时指定由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领导上海中央局。结果从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仅一年时间,上海中央局连续遭到六次大破坏,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三个领导人先后被捕叛变;1935年7月上海中央局停止活动,整个上海的地下党除了极个别的组织和极少数的几个人,被国民党破坏殆尽。

除了中共组织以外,共产国际在上海组织也几乎全军覆没。连共产国际远东情报负责人也被逮捕后驱逐出境,共产国际和中共的电报联络也完全中断。宋表示也没法联系到中共组织,让刘鼎化名“周叔和周教授”,暂时居住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养病(刘鼎在红军服役时候有慢性病),等待机会。

1936年初,张学良到上海联系李杜,宋庆龄和史沫特莱等人,希望中共派一个代表去西安。

三个人商议,都觉得刘鼎最合适。他首先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德语和俄语,张学良自己会说英文,对知识分子向来比较看重。其次,刘鼎虽然只有33岁,但是因为自身的丰富经历,政治外交甚至特工经验极为丰富,很适合处理这种复杂的问题。最后,刘鼎身份是灰色的,在1932年被保释以后,刘鼎表面上是中共脱党人员,在中共地下党示意下写过假的悔过书,其后来在方志敏红十军的经历也没有人知道,符合张学良对联络人身份的要求。

刘鼎本人几个月都在闲居,由于联络不上组织心情非常郁闷。期间国民党特务因为129学生运动在上海大搜查,刘鼎被迫去宋庆龄家住了几天,心情更是沮丧。

在宋庆龄找到他,说出希望他去西安的时候,刘鼎立即表示同意。

 

他此时会见张学良,直接说是宋庆龄介绍来的。

张学良认为刘鼎很可能是共产国际,也就是苏联的代表,总体还是比较谨慎的,由于不知根底,他试探的问了刘鼎几个问题。

第一红军为什么骂他投降卖国,不抵抗。这是张学良在摸苏联对他的态度。

第二苏联为什么在中东铁路事件把他打得那么惨,还说他勾结日本人。这是张学良在摸苏联对他历史问题的态度

第三红军为什么在陕北把他打得那么惨。这是摸苏联对中共和张学良合作问题的态度。

这些问题,刘鼎认为不能随便回答,推说比较累,明天再说。

张学良见夜深,也没有追问。

第二天刘鼎再次拜见张学良,回答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张学良在东三省不抵抗而撤军,必然遭受全国人民痛骂。共产党自然要和全国人民保持一致,获取民心,所以自然要骂张学良。

张学良对这个解释表示接受。

第二个问题,刘鼎说,张学良主动收回苏联在北满特权中东铁路,并且驱逐苏联雇员,苏联才被迫出兵维护权利,稍后也没有借机扩大特权。至于张学良和张作霖一直在东北排斥苏联,和日本合作。苏联政府攻击他们亲日也不是没有道理。

这点张学良也认可了。

第三个问题刘鼎表示张学良曾经在鄂豫皖苏区杀了不少红军,后到陕北全力发动剿共战争,红军出于自卫发动反击,将其击败,也是理所应当。

刘鼎又向张学良告诫,目前蒋介石是想借助红军消灭东北军,做法非常明显,几乎是路人皆知了。红军目前已经停止对东北军的进攻,转而东进山西,不可能南下占领陕南,说实话,就算红军想进攻,也没有这个实力。张副司令是聪明人,现在红军和蒋介石到底谁是对东北军最大的威胁,你可以自己想想。

张学良沉默了一会,说刘鼎说的有道理,但是这种情况下又能怎么办?

刘鼎说东北军现在最实际的是联合红军抗日,这样可以一雪前耻,又可以摆脱蒋介石借刀杀人的计策,这样张副司令本人也可以名垂千古。

 

这些话正说到张学良的心里去,之后张怕刘鼎留在身边,两人同吃同住,每天在一起十几个小时,连续这样十多天。刘鼎在中共和苏联工作过多年,熟知它们的一切。刘把共产党的主张,苏联的主张毫无保留的介绍给张学良。

张学良是个军人,对红军能够经历一年极为艰苦的长征居然不夸,只有几千人仍然能够顽强作战,战斗力不减等事情特别感兴趣。他的东北军装备是全国第一,训练也不错,军官大多上过军校,但就是士气不高,打仗不行,经看不经用。

刘鼎说红军之所以厉害,是跟布尔什维克主义分不开的,也是共产党宗旨和政策的必然结果。

刘鼎说,东北军和红军有根本性的不同,一个是封建体系的产物,一个是马列主义的产物。东北军内部派系繁杂,封建思想严重,士兵多为军饷,军官只为升官发财,都不可靠。不但无法跟红军相比,连蒋介石的黄埔系也比拟不了,目前最好以抗日思想作为团结他们的核心,普通士兵军官接受这些没有丝毫困难,这样人心齐,士气自然就高了,战斗力也会提高。

张学良对刘鼎的建议非常赞赏,这也是困扰他近10年的问题。

 

期间张学良感觉刘鼎为人爽朗直率,谈吐高雅,精明能干,由此把刘视为好朋友。他逐渐把高福源接通红军,李克农和他谈判,周恩来即将来延安的机密大事都告诉了刘鼎。

 



--------------------老萨对刘鼎很钦佩,主要之前写过一些八路军兵工的文章,知道刘鼎对八路军的重要性。刘鼎在西安事变后主要从事兵工工作,担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建国后刘鼎担任刘鼎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分管兵工、机器制造等行业,是解放军军工之父。

 

这里面还有个细节需要说明,张学良是真的把刘鼎当做朋友的。张学良赶赴延安参加和周恩来的会谈,首先要飞到洛川县城。张本人会开飞机,在得知刘鼎曾经学过航空技术时候,邀请刘鼎一起驾驶飞机飞到洛川。

刘鼎本人虽然学过航空知识,但从没开过飞机,在张学良邀请下,刘自觉刚开始接触,一旦拒绝就会被张学良小看,就破釜沉舟的上机驾驶。

两人驾驶飞机,一会俯冲,一会拉升,都兴奋的哈哈大笑。飞机飞到洛川以后,张学良认为刘鼎有胆量,够朋友,对他更是亲热。

稍后,4月很快到了,双方按照协议要开始谈判了。之前毛泽东示好,首先解了对甘泉的围困,被围困在里面大半年的两个营守军得以撤到后方和其他部队换防。

其次,红军接触了从洛川到延安的交通封锁,东北军得以把100车给养送到物资极为短缺的延安。

张学良知道以后很高兴,称赞红军守信用。

 

这段时间,张学良又和原东北军体系内的激进分子高崇民谈过。高崇民是老同盟会会员,和杜重远的关系很好,和中共的关系也很好,张学良也比较器重他。

最初杜重远就是让高崇民把中共要求合作的信件交给张学良的。

张学良表示现在东北军形势非常险恶,抛去其他不谈,中央政府去年谈定新年提供给东北军第一笔200万军费,但其中70万要由河北地方军政首脑宋哲元提供。宋不但扣着70万不发,还问东北军追要之前在河北花费的所谓欠款。

高崇民表示可以东北军应该和中共,陕军十七路军合作,联合对抗中央政府。

张学良对高崇民说:当年诸葛亮在南阳给刘备分析大势,说曹操统治中国北方,雄兵百万,不能与其争锋。现在蒋公统治中国大部分地区,不仅仅是中国北方了,雄兵何止百万,我们怎么能跟他争锋?还是由我劝他先坚决抗日后剿共,不让我们和红军互相消耗为好。

高崇民说那还是公开跟蒋介石提出联共抗日的主张,看看蒋有什么反应。

张学良点头称是。

中共这边,周恩来从山西前线赶回苏区以后,一直等待和张学良谈判。

等待了十几天,双方终于在4月6日商量好谈判开始时间。

肤施夜话

 

周恩来,李克农根据协议带领一支红军警卫部队在4月7日从苏区出发,8日下午赶到延安东20里的川口。此时陕北雨雪交加,气候恶劣,双方的电台无法联系。由于延安城有东北军129师一个团驻守,不知道他们是否得到命令,周恩来他们不敢随便和守军接洽。等到直到9日早晨天气好转,双方电台才联系上。张学良命令129师师长周福成热情招待,派人把周恩来一行人接入城内,安排在一个非常秘密的地方居住。这边张学良于9日下午驾驶飞机带领刘鼎,王以哲两个人才到了延安。

虽然张学良和李克农已经谈判过,但终究是交过手的敌人。李克农部署红军部队,一旦出现问题,立即进攻延安城,解救周恩来。

9日,周恩来,张学良,王以哲,刘鼎五个人在延安的桥儿沟天主教堂开始了秘密的谈判。张学良手下黎天才在天主教堂四周密布哨兵,下令擅自走入教堂附近百米内的人员一律格杀勿论。

张学良刚见到周恩来,立即为周所倾倒。

周本人留着一把大胡子,浓眉大眼,双目炯炯有神,气度极为不凡,一看就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

张学良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周将军,欢迎,欢迎!延安是我军布防的边境,但蒋的耳目颇多,所以,对周先生还不能大张旗鼓地欢迎,请周先生见谅。

周恩来热情地握着张学良的手说:张将军,你好,我们就趁着夜色交谈吧,不过肤施是块宝地,我相信不久会大放光明的。其实算起来我们还是同乡,我就是在东北长大的 (1910年到1913年秋周恩来曾在沈阳读书) 。

张学良说:这我知道,听我的老师张伯岑(南开大学创始人)说起过。周恩来奇怪地说:张伯岑是我的恩师。怎么,张伯岑也是张少帅的老师?

张学良笑道: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就是听了张伯岑的劝告后才戒除的,从此拜张先生为师。我们可算是同师了。

此时刘鼎上前跟周恩来握手:周副主席,您还记得我吗?

周恩来迅速的想了一下,然后笑道:阚尊民?特科二科的副科长,我在上海的老战友。

刘鼎说:我现在叫刘鼎了,在张副司令身边做秘书。

周恩来说:张副司令,刘鼎可是我们红军中的大秀才哦,他留学过三个国家,会说好几个国家的语言。

张学良笑道:我知道,刘鼎兄精明能干,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对我的帮助很大。

几句客套话说完,双方随即进入正题。

张首先告知周恩来,他深知国民党痼疾缠身,非伤筋动骨的改革不能复兴。他游历西方以后,认为德意日之所以短期内强国,都是依靠法西斯主义。当时意大利独裁者莫索里尼曾经告诉张学良,中国之所以战乱平平,经济落后,就因为领袖太多了。他本人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所以拥护蒋介石为国家领袖,奉行法西斯主义,改革国民党,领导中国抗日复兴。

周恩来见到张学良非常直率,也就直接表明态度。周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一种形式,以压迫人民,个人独裁为基本形式,把资本主义表面的民主都抛弃了。中国根本不可能实行这种制度,第一中国现在还是资本主义最初期,没有这样的任何基础。第二中国国力弱,想和日本对抗,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而法西斯主义本质是摧残压迫人民,绝对不可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支持。如果这样做,中国抗日战争是必败无疑的。

最后,周恩来诚恳的向张学良指出,如果中国信奉法西斯主义,就必将走入德意日阵营,等于和欧美民主制度国家决裂,也和苏联决裂。中国奉行法西斯以后,英美这些国家不可能在信任中国,中国就只能和德意日合作,也就是与虎谋皮。

张学良对周恩来的高超眼光非常钦佩,表示他以后再也不提法西斯主义了。

张学良接着表示,他认为抗日必须联合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因为蒋介石是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控制着,掌握着中国绝大部分力量。如果按照红军现在宣称的抗日反蒋的政策,就等于派除了中国官方的力量抗日。以中国国力之弱,就算集中全国所有力量,也要通过艰苦的持久抗战才能击败日本。现在居然把国内力量大约五分之四排除出抗日阵营,抗战自然极难获得成功。他希望红军改变反蒋的立场,和蒋介石国民政府合作。另外,张学良认为跟蒋介石私交很好,他通过这几年各种场合的接触,和蒋介石的种种抗日准备,张认为蒋介石是有决心抗日的,也是绝对可以争取的。但是蒋介石一直认为中共是祸乱中国最大的根源,一定会消灭中共再抗日的。

说到这里周恩来不觉直接驳斥张学良的观点,他列举国共合作北伐成功的例子,指出只有国共合作中国才会有前途。同时周恩来怒斥蒋介石在四一二屠杀了无数共产党员,汪精卫甚至说什么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们背叛中山先生联俄联共的主张,集中全国兵力五次围剿红军苏区。最后周恩来表示,目前日本占领东北四省,扶持了伪满洲国,又在河北步步紧逼,建立河北北部的傀儡政权,同时势力渗入察哈尔和绥远,扶持蒙古德王建立伪内蒙古政权,华北五省朝不保夕,中国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张学良可以自己想想日本和中共谁是最有威胁的敌人。

张学良表示当然是日本,但是张认为蒋毕竟代表中国,又有中国大部分军事经济政治力量,不争取他不可能获得抗日成功。所以他主张国共合作抗日,不能反蒋抗日。



-------------------当时的延安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但是战略地位重要的重镇,由东北军一个团驻守。

 

这点周恩来表示可以理解,也可以考虑,但是要回去跟中共中央协商以后才能回答。这是中共方面近10年以来,对国民政府政策的重大改变。

后周恩来向毛泽东表示,如果坚决反蒋,就几乎失掉全部的蒋系盟友,应该考虑改变态度,考虑和蒋合作。

最后张学良表示,要他目前反蒋,他是做不到的。如果蒋介石真的投降日本,他一定会脱离出来自己做打算。但表示希望在这种时候要得到红军,尤其是苏联的帮助。他现在迫切想知道苏联到底是不是真心支持中国抗日,有没有私心,会不会支援东北军。

周恩来表示红军绝对没有问题,苏联也肯定会给与帮助,至于苏联的私心肯定是有,但是只要客观对中国有利就可以了。张学良听到这段话,心里就像吃下了定心丸。

 

张学良乐观的认为蒋介石会跟红军合作抗日,他一定会促进这个合作联盟形成。他的原话是: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面劝,我们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让他扭转过来。

 

由此双方经过一整夜的会谈,达成以下协议:

1.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张学良同意这是中国唯一出路,对中共的主张张学良表示研究后再提出意见.这是张学良根本态度的明确表示。

2.关于红军的集中问题,张学良表示承诺帮助红军集中河北;张国焘四方面军四万多人北上甘肃,试图进入陕北苏区,东北军可以让路;至于目前贺龙,肖克的二,六方面军也在北上陕北的问题,由于必须经过中央军防区,张学良不好直接插手,但是他表示可以去斡旋。

3.东北军派出去苏联协商援助的代表,取道欧洲;中共的代表由张学良负责保护,取道新疆。

关于停止红军和东北军两军作战问题,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

4.张学良目前无法公然表示联共,所以仍然要根据蒋介石命令进攻苏区,所以王以哲军继续防守延安,并且向苏区前进,红军需要谅解。

5.关于双方通商问题,普通用品红军可以自己去陕南购买,军用品张学良代为提供。

双方派代表常驻.

张学良认为红军目前试图通过山西进军河北不能成功,在山西也很难立足,还是转进绥远,打垮伪内蒙古政府的德王比较好(德王只有2万伪军武装,战斗力不强).但红军如果能够到达陕北,他可以通知驻扎在保定,石家庄的东北军53军万福麟部给与支持(张学良后派亲信黄显声去该军担任军长).

 

由此,双方达成全部协定,由此张学良彻底确定和中共的合作.

但张仍然做两手打算,如果蒋介石能够和中共合作抗日,自己就根本不用再和中共开战,不可能损失自己的力量。所谓兔死狗烹,蒋介石为了抗日,肯定要借助东北军20万大军,这样东北军就有救了。

但如果蒋介石不同意跟中共合作,而是仍然要让东北军和红军拼光,甚至在抗日之前利用其他手段消灭东北军。张学良就只能脱离蒋介石阵营跟中共等势力合作,在苏联的援助下另起炉灶。

 

这次会谈体现了张学良的不成熟,仅仅一个月前张学良不过只有联络中共,互不开战的主张,仅仅一个月后,通过和李克农,刘鼎,周恩来三个共产党员的交谈,就开始主张联共合作,甚至拉部队出去跟蒋介石政府对立,真是很不可想象。

此次谈话中,张学良对周恩来政治眼光的高瞻远瞩,谈判技巧的高超,甚至气宇轩昂都钦佩不已。近60年以后,张学良回忆到:周恩来这个人我很佩服,很佩服,这个人很佩服,他也佩服我,我们俩也没有谈多少,简单说,他说我,我也拿这话说他,他反应很快,就说几句话就明白了,用不著罗罗嗦嗦说很多事。



---------------------------延安会议的天主教堂,这个地方决定了中国未来半个世纪的命运。

会后张学良爽快的赠送给周恩来一份《申报》60周年纪念大地图一册。

由于得知红军军费紧张(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候仅有1000多大洋的军费,连过冬的棉衣都买不起。后毛泽东向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借钱,徐海东当时也穷的叮当响,仅有7000多大洋,还是一点点省出来的。徐咬牙借给毛5000多元),张学良当场赠送给红军2万银元,稍后还另外赠送了20万元给红军作为礼物。

稍后张学良还帮忙中共在西安采购了3000支步枪和60万发子弹,另外还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军用急救医药,兵工厂设备等,张都热情给与帮忙,还直接从东北军弹药中拨了一批,暗中交给红军。

会后,刘鼎奉命回到陕北苏区,向周恩来毛泽东汇报张学良的思想。毛周通过刘鼎的汇报认为张学良是很可能被争取过来的,红军前途顿时光明了。

但是刘鼎向毛周汇报,陕军十七路军杨虎城则滴水不进,他没有办法和其联络。

毛周对刘鼎说:杨虎城跟张学良不同,他是白手起家的老军阀,沉稳狠辣,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杨虎城在陕西的势力比张学良还要强,我们必须和他合作。我们已经暗中跟他接触了,近期就应该有结果。

由此,西安事变的主角又转到了杨虎城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