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七天乐2013完整版:卷入中国革命洪流的朝鲜人

这是一组让曾经饱受日本欺凌的国人看了以后十分解气的镜头：1946年2月，原关东军军人策划的通化暴动被平息后，一组日本暴徒在冰天雪地里被反绑着，由东北民主联军李红光支队战士押到通化城墙上挨个跪下，随着一声令下，跪着的日本人每人背后都挨了一枪，不管死没死，统统被一脚踹下城墙，掉进墙下河面冰窟窿里……

    负责通化平暴的李红光支队，全部是由朝鲜籍干部战士组成，相对于中国人，他们更加仇恨日本人，在当时的国共内战中，东北朝鲜人几乎全族一致、旗帜鲜明地站在共产党一方，辽东军区在通化暴动之前得到情报，获悉此次暴动有国民党的背景，而当时汉族部队存在国军进攻东北初期大量反水的现象，所以，暴乱发生时，军区首先想到的就是从海龙、磐石调来李红光支队，该支队果然不负众望，在金雄和方虎山指挥下，一举平定了暴乱。后来，在辽沈战役中，这支朝鲜人部队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四师和一六六师，围长春、占沈阳，而更多的朝鲜人被混编于四野各军中，随着林彪出关，在打天津、湘西剿匪直至解放海南岛战役中，表现出色，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的进军中，许多人长眠于中国的土地上。

    如果把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的历史追溯到从黄埔开始的话，则从1924年到1949年，每个历史阶段都有朝鲜人参与其中，作为一股支流，虽然他们在汇入中国革命的洪流里以后没有掀起过巨澜，但是，历史却见证了他们在每一个关键时期的作用。

    1924年，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中国革命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使正在中国活动争取朝鲜独立人士深受鼓舞。当时，在广州相继出现了陆军军官学校、广东航空学校、中山大学等新型学校，以苏联红军为榜样的黄埔军校最为吸引人，海内外的革命青年中有一个充满激情的口号：“到黄埔去！”。黄埔前几期都有朝鲜人，到第五期，在黄埔聚集的朝鲜籍教职员及学生达到200多人，这其中包括了崔庸健、李范奭、杨林、金元凤（金若山）、朴孝三、李青天等后来在中国和南北朝鲜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在校期间，金元凤与金山发起创建了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青年会拥有会员300人，还办有刊物《革命行动》，为朝鲜青年在广州各校入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27年，上海发生了四一二政变，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革命阵营里的朝鲜人面临了一次选择，他们大多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1927年4月，金元凤、朴建雄、柳子明、金奎光等100余名朝鲜青年离粤赴汉，集合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部分参加了南昌起义。留在广东的150多名朝鲜人，在广州起义期间，组成了起义部队特务营，被安排防守一个重要位置，不久后，起义首领张太雷突然战死，主力便撤离广州，而撤退时，由于组织混乱无序，竟然无人想起通知朝鲜特务营，导致他们一直坚守在原来的岗位，除崔庸健等几个人突围外，其余全部阵亡或被张发奎俘虏后枪毙。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央苏区有几位朝鲜人多次在多次被解放后老干部的回忆录中提及，他们是陈龙鹤、武亭、杨林、崔音波等。

 1927年6月，武汉的国民政府组建了总指挥部警卫团，黄埔四期（一说五期）炮科毕业的朝鲜人陈龙鹤受中共委派成为该团的一员。9月9日，陈龙鹤随部参加了毛泽东、卢德铭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来随部上了井冈山，任第三十一团一营一连连长。1928年8月，毛泽东亲率三十一团主力前往湖南接应红军大队，一营留守井冈山。湘赣两省国军乘虚而入，用4个团的兵力进犯。陈龙鹤率领全连凭借险要地势，配合袁文才的三十二团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可惜的是， 1932年4月，陈龙鹤所在的红一军团第十二军参加攻占福建南部城镇的漳州战役，激战中，不幸牺牲。

陈龙鹤生前所在部队攻克漳州后，缴获了一架教练飞机，撤出漳州时，一位不知名的朝鲜籍红军干部奉命驾驶飞机，飞往红都瑞金。这架教练机只能载两个人，除驾驶员外，另一位就是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临上飞机前，杨成武“警告”聂荣臻说：“你就这样冒冒失失地坐上这架飞机，你可知道这架飞机可靠吗?”聂荣臻微笑说：  “我信得过这位朝鲜同志。”果然，这架飞机平安降落在瑞金，在没有导航和通讯的条件下，真不知道这位勇敢的朝鲜籍驾驶员是凭着什么样的经验和毅力飞过武夷山的。

     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克湘北门户岳阳后，缴获了十多门七五野炮和山炮，对于仅有少量迫击炮的三军团炮兵连而言，获得这批平射炮无异喜从天降，但关键时刻却遇上了一件尴尬事：在打算用这批大炮轰击游弋在洞庭湖中的英国、日本等外国军舰时，堂堂万余人由国军正规军平江起义而成的红三军团，竞只有两人会操作这些玩意儿，一位是军团长彭德怀本人，另一位却是来自朝鲜的炮兵连长武亭（金武亭），没办法，战士们只好把炮隐蔽置放好，然后由彭德怀和武亭两人逐门瞄准、装填，发射了几十炮，大约有十发命中敌舰。过后不久，三军团由于有了这一批火炮，在攻打湖南省会长沙市的战斗中，如虎添翼，何键设在长沙浏阳河西岸的防线在武亭的炮击之下轰然洞开，三军团也因此而成为那个时代唯一一只攻陷过省会城市的红军部队。长征时期，武亭指挥红军炮兵部队，在突破四道封锁线、强渡湘江等战役中，充当了救火队的作用。部队进入贵州以后，由于弹药耗尽及轻装行军的需要，武亭手中除迫击炮以外的所有平射炮统统被销毁或隐藏，几乎成为光杆司令的他此时又回到三军团总部。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草地会师以后，张国焘有意以大吃小，武力解决一方面军，被彭德怀察觉，又是这位武亭，关键时刻，怀揣着彭德怀新编制的电讯密码，背着电台，拿着指北针，独自一人找到一军团驻地，将密码及电台交给林彪，进而一三军团及时联动，远离四方面军而迅速北上，避免了红军之间的一场血斗。

长征时，红军大学改为干部团，一位在北伐时期就担任叶挺独立团营长的朝鲜人杨林（毕士悌）担任该团参谋长。四渡赤水时红军减员太大，这支全由干部精英组成的特殊队伍也参加了战斗，杨林同基层指挥员一样亲自在火线拼杀。1935年4月末，中央决定从滇北抢渡金沙江，杨林等亲自带前卫连一昼夜强行军180华里，在守渡口的敌军鼾睡时如神兵天降般到达，不费一枪不损一人便占领了渡口并缴到船只。为保护渡口安全，次日晨，他又率一个排迅速北上通安镇，以伤亡12人的代价便击溃敌一个团，俘敌数百，得到军委嘉奖。到达陕北后，杨林被派到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任参谋长。1936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时他率一个营作为先锋首先登岸。在向纵深突破时，他的腹部被碉堡中射来的子弹打穿，他便因抢救无效而永远合上了双眼。由于杨林的牺牲，致使参加长征的30多名朝鲜人最终只剩下武亭一人活着到了延安，彭德怀后来在一次大会上发言说：“太多的外国革命者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牺牲了，如果我们继续让他们在中国死去，还会剩下谁来为他们祖国的革命事业战斗呢？我们无法为那些已经死去的同志做些什么，但是我们不应该在浪费外国同志的生命了。”在彭德怀的呼吁下，中央军委给武亭下达了休息的命令，这使得当时正被胃肠病恶化折磨的武亭脱离了生命危险，从此他们两人成为了终身的朋友和同志。彭德怀也没想到，十多年后，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竞是和他这位异国战友的祖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说到在华朝鲜人抗战时期对日本人进行的战斗，就不能忽略东北的朝鲜人。在中国的东北靠近朝鲜边境一带，生活着200多万朝鲜人，他们的祖先18世纪以来陆续从朝鲜半岛移居而来，朝鲜被日本吞并后，更多的谋求独立复国的半岛仁人志士，纷纷越过鸭绿江，进入中国，这其中包括刺杀伊藤博文的义士安重根、朝鲜国父金日成的父亲金亨稷等。朝鲜移民是东北最坚定的抗日群体，也是东北最早接受共产主义的民族，还在20年代，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李东辉，为了借助苏联之力抗日复国，就在苏联远东发誓，全体在海外的朝鲜人，愿服慵共产主义，但由于东北的朝鲜移民鱼龙杂混，信仰什么的都有，仅仅是同属共产主义团体，就有相互排斥的十多个派别。抗战初期东北朝鲜人热衷于内斗，抗日的和亲日的斗、抗日内部国民党背景和共产党背景的斗、共产主义团体内部的各派别也斗，而且斗得很出格，几乎每次聚会，到最后都演变成了各路红色豪杰的全武行打斗，打来打去，有些肢体战打不赢的就把嘴皮战打到了莫斯科，第三国际对此不胜其烦，干脆一纸令下，解散所有朝鲜共产党团体，按照一国一党原则，在中国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一律并入中共。自此，在东北的朝鲜共产党人，全部成为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的支部，朝鲜人金策和崔庸健先后都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或实际负责人，杨林（毕士悌）在被调往中央苏区之前，一直就是中共满洲省委的军委书记。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抗日团体多于牛毛，仅东北抗联，全盛时期就号称有11个军，每个军都有朝鲜人，其中，第二军几乎是清一色的朝鲜人，第二军、第三军和第七军的军长都是朝鲜人。金日成、崔庸健、金策、吴振宇、林春秋、白鹤林等后来成为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军首脑的那批人，全都出自东北抗联，他们后来被历史学家们称之为“满洲抗联派”。抗联后期，相当一部分抗联部队消失或投降，唯有以朝鲜人占多数的部队一直坚持下来。这其中涌现了一批可歌可泣的人物，如，跟随杨靖宇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就是他的两个不知名的朝鲜警卫员、八女投江里面就有3个朝鲜女壮士，李红光、李启东等一大批朝鲜人优秀儿女牺牲在白山黑水之间。

１９４０年，东北抗日联军遭受严重损失，残部开始陆续退入苏联，金日成所率第一路军警卫旅约百余人也随后于进入苏联，在黑龙江东岸建立了南野营，以后各个零星退入苏联境内的抗联残部合并改编为苏联红军教导旅（国际旅），编为四个营，金日成任第一营营长，苏军所授予他的军衔为大尉，该营全由朝鲜人组成，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崔庸健此时在国际旅担任副旅长，是金日成的上级。

   抗战时期，朝鲜人在华的抗日势力主要有三股，除开上述在东北受中共和苏联双重影响的抗联武装外，在关内还有受国民政府影响的韩国临时政府下辖的韩国光复军和受延安影响的朝鲜独立同盟两股势力。

受国民政府支持的韩国临时政府属下的朝鲜抗日武装团体，初期也是门派众多，人多势众的就冠以这号军那号队，如在东北的“独立军”、在武汉成立“朝鲜义勇队”、在重庆组建成立“韩国光复军”；人数少的就叫“团”，如义烈团、铁血团等。以对日暗杀、爆炸等行为出名，如金九策划的上海虹口公园爆炸义举、日本东京的谋刺天皇事件，给全世界以很大震动。1942年，中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两支武装合并为韩国光复军，交由临时政府直接统辖。在抗日战争期间，光复军利用其通晓日语的优势，主要从事书写标语、对敌广播喊话等瓦解敌军工作以及审讯敌军俘虏、破译敌军密码等工作。1943年9月，光复军组成“印缅战区工作队”赴印，协助盟军工作。他们在前线担负宣传、喊话、审讯等工作，受到盟军的好评。1944年，100多朝鲜青年人在江西宜春成立了“飞虎队”并参加第四次长沙会战，主要工作是对日军实行策反。在会战期间，“飞虎队”20人组成特工队，伪装成日军，打入敌营，俘获日军官兵数人并炸毁敌军指挥所数处，立下战功。 1945年10月下旬，重庆各界纷纷举行各种仪式，欢送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回国。为了感谢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金九在登上飞机前发表了《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抗战八年来，敝国临时政府随国府迁渝，举凡拨借政时、供应军备，以及维持侨民生活，均荷于经济百度艰窘之秋，慨为河润”。金九归国后，由于对美苏托管朝鲜的现实持坚决反对态度，被美国背景的李承晚派势力暗杀，随着他的死去，中国国民政府支持的临时政府派在南朝鲜便树倒猢狲散，除部分在韩国军中任职以外，其他人影响力甚至还不如日本殖民时代的“韩奸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是从中国归来的，李范奭、崔德新等黄埔系的光复军军官，其在韩国军中的能量却大大逊色于曾经在伪满州国日军中任职的“韩奸”白善烨和朴正熙。

抗战时期的延安，不仅是全国各地青年向往的地方，而且也吸引了许多朝鲜人，特别是1941年，原属于重庆政府支持的朝鲜义勇队百余名主要干部在朴孝三等人带领下脱离韩国临时政府控制，投奔中共控制下的解放区，使延安的朝鲜人于1942年成立了朝鲜独立同盟，形成了与东北及重庆相互独立的第三股朝鲜人抗日力量。长征过来的八路军炮兵团长武亭担任朝盟负责人，在延安的朝鲜人，人才济济，流传至今的主旋律歌曲《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以及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谱曲者，就是朝鲜人郑律成。朝盟其分盟机构和工作据点遍布华北、华中、华南的根据地和敌占区，甚至在朝鲜国内也建立了分盟组织。以武亭为主，金若山、朴孝三、朴一禹等，形成了后来朝鲜政坛上与金日成的“满洲抗联派”相抗衡的“延安派”。70年代初期，中国出版了一部讲述新四军骑兵部队传奇经历的小说《连心锁》，主人公新四军骑兵团长许云哲的原型就后来在朝鲜战争中担任人民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的金雄，尽管金雄在60年代就被金日成打成“反党宗派份子”而不知所终，但当时比朝鲜“更左”的中国却出版这样一本书，也就表明对老金整肃“延安派”的不认同态度。

日本投降以后，武亭立即组织在延安的几百朝鲜人，组成朝鲜工作团，踏上东归的路程，当这支队伍到达中朝边境时，苏军占领下的北朝鲜早已被金日成的“满洲抗联”派控制，从鸭绿江对岸传给他们的指示是，除武亭等少数干部可以过江外，其他人就地分散，扩充队伍，帮助中共，参加中国的解放战争，于是金雄、方虎山等只好留在中国，组建扩充朝鲜人武装。

三年的解放战争中，东北总共约５００００多朝鲜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１９４９年５月金日成派金一到北平，向毛泽东转交了一封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请求把这些大约三个师的朝鲜军人成建制地转交朝鲜政府。中国随即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一六四师及一六六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了朝鲜。另外有大约一个师以上规模的朝鲜人混编在四野一五六师及四十七军各师中，因在华中地区参加战斗，暂时未移交，这１６０００余名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在进军华南后，情绪出现波动，有些人要求回国，1950年初，四野把这些朝鲜人集中到河南省，合并为一个师后。由金日成派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到中国，将他们连同武器装备一并带回了朝鲜。

自从这次“分家”以后， “延安派”干部朱德海、文正一等人留在了中国，他们与东北境内的朝鲜族一道，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56个民族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