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民国军阀是如何挑选妻妾的？

 　　中国三千多年的漫长封建社会中，盛行一夫多妻的“妻妾制度”。但凡有社会地位的文武官员、豪门大户，几乎无不妻妾成群。中华民国成立后，移风易俗，社会各界逐步推行“一夫一妻制度”。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在知识界、文化界，以及政府的文职官员里面，比较顺利地推行了“一夫一妻制度”（当然有中间状况、有过渡阶段）；而在军阀界、“武化界”，则相当顽固地仍然坚持“妻妾制度”。例如袁世凯（1859-1916）妻妾10房；曹琨（1862-1938）妻妾4房；段祺瑞（1865-1936）妻妾7房；张作霖（1875-1928）妻妾6房；等等。
　　那么，民国军阀们如何挑选妻妾呢？
　　个案很多。本文从中举出两个典型例证：张宗昌（1881-1932）和杨森（1884-1977）加以说明。可以看出，起先军阀挑选妻妾，多为妓女、“戏子”或贩卖的“丫头”等沦落红尘的下层女子；而后来军阀挑选妻妾，则逐渐注重文化教养，寻求一些女学生。
　　张宗昌（1881-1932）
        妻妾不知数，可考者24名。张宗昌（1881-1932）是山东军阀，人称“三不知”将军，即“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可考者，计有24个女人。
　　原配贾氏：张宗昌在老家订了一门亲事，姑娘是邻村的贾氏，贫民出身。张、贾二人没有感情，亦无子女。1916年，张宗昌在南京遇刺，本人无恙，但贾氏却遇害了。
　　大太太袁氏：张宗昌的“大太太”是袁书娥，沈阳人。张宗昌闯关东后，22岁与袁氏成婚。共生有三男三女。长子三岁夭折；次子张济乐，又称伯伟，号孟揖，生于1914年；老三宁乐，号康侯，生于1917年。三个女儿：长女春娇，后自杀；次女春亭，三女春梅，小学毕业后改为张纯。张宗昌1932年被刺身亡后，袁氏带着亲生的二男二女回到沈阳，住在老桂林街上一栋三层小楼里，以典当为生，到1944年因病去世。袁氏晚年心情压抑苦闷，每天只吃一顿饭，整天跑到小楼阳台上仰头泣呼：“宗昌啊！你为什么死得这么惨啊！你看看今天我们过的什么日子？”
　　纳妻妹为妾：袁书娥的妹妹袁中娥，小3岁称“二姑娘”，张宗昌收为二房。袁中娥生有一女。
　　三姨太到七姨太：1920年左右，张宗昌先后娶了五房姨太太，多为妓女，嫁给张宗昌是为了跳出火海；这5房姨太均无子女。
　　四姨太雅仙是个妓女，为人风流，深受张宗昌宠爱。雅仙善于掠财，积蓄颇丰；1928年，雅仙下堂。
　　七姨太人称“老七”小巧玲珑，聪明伶俐，张宗昌送“老七”珠宝、首饰很多；1927年，七姨太要求与张离婚，后嫁给天津国民饭店老板。
　　八姨太安淑义，原为张家侍女。是朝鲜义士安重根的侄女，新义州人。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事件后，日本人要杀安家满门。安重根的弟媳带着六个女儿、一个儿子连夜逃到中国丹东。安家的第四个女儿--安淑义就被人贩子卖到张家做了侍女。安淑义为人温柔、贤淑，张宗昌纳安氏为妾后，1922年生有一女张春绥。张宗昌被刺杀后，1943年3月13日安氏于贫病交加中去世。
　　九姨太富贵儿，原是杂耍艺人，浪迹街头巷尾，因擅长耍花轱辘棒，有时也在杂技团里献艺。张宗昌观看曲艺，相中了富贵儿，收为九姨太。
       十姨太祁氏，河北霸县人，家境贫寒，长大后被卖到北京八大胡同妓院。张宗昌到妓院游乐，恰逢祁氏，赎其从良。1922年底生一子，张盛乐。张宗昌被刺身亡后，祁氏被安排到石老娘胡同，与八姨太安氏一家同住。1941年除夕之夜，日本宪兵闯入她家，将其子张盛乐抓走，盛乐被严刑拷打逼疯。祁氏忧愤成疾，于1944年病逝。
　　十一姨太，出生在东北一富农之家，长相奇丑。
　　十二姨太乃一艺人，是张宗昌游玩时遇上的。到张家后，耐不住寂寞，不愿意苦守空房，两个月后就要下堂，后另嫁他人。
　　十三姨太在张家呆的时间更短，不足一月就下堂，另谋出路。
　　十四姨太是妓女，北京人，平时爱好就是买衣服，好打扮。1931年，十四姨太在铁狮子胡同因患肺结核，不治而死。
　　十五姨太在张家呆的时间也很短，不久就下堂另嫁他人。
　　十六姨太是个唱京剧的武生，为人忠厚老实，张宗昌之母对之十分喜爱，让她随侍左右。没有孩子，张宗昌死后，拿着治善后委员会分给的3000元大洋，改嫁给一布贩。
　　十七姨太是个美女，嫁给张宗昌后生一女，名春霄。张宗昌死后，十七姨太不愿守节，带着女儿另嫁他人。
　　十八姨太是上海人，人称“上海太太”。以带孕之身嫁给张宗昌，生有双胞胎，一男一女，男孩名东乐，女孩名春和。张宗昌死后，十八姨太带着子女到上海居住，从未告知子女其父亲为张宗昌，也再未与张家其他人来往。
　　十九姨太和二十姨太，是1928年张宗昌的部下贡献的两个雏妓，当时年方16岁。
　　十九姨太卢辅义，1929年生有一子，名昭乐。张宗昌被枪杀时，卢氏年方19岁，未守节，嫁给胡叔潜，乃进步人士，其长兄即胡子昂。卢氏再婚后生有二子，其中一子丢失，另一子定居于香港。卢氏生子后与胡家闹翻，下落不明。
　　二十姨太长得满脸的青春痘，不为张宗昌喜欢，后不知所终。
　　二十一姨太朱宝霞，是著名的评剧演员，为人比较善良，她与张宗昌没有孩子，张被刺杀后，她继续演戏。新凤霞在回忆录中数次提到的朱宝霞，即是此人。
　　二十二姨太，是个典型的日本女人，1931年张宗昌在日本纳为妾。回到旅顺时，因不习惯中国的生活，不足20天就只身回国。
　　二十三姨太李艳红，是唱梨花大鼓的女艺人。1931年张宗昌在宴会上遇到李艳红，遂纳为妾。年方20岁。
    　张宗昌曾对手下人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共妻当然是好的，共产就不对，东西能拿来的才是你的，不能拿来的就不是你的！共妻不一样，你睡不到的女人和别人睡就没错。”
　　这种混帐话，恐怕也只有张宗昌能说出口了。
　　        杨森（1884-1977）：
        公开的妻妾12人。杨森（1884-1977）又名伯坚，字子惠。1884年2月生于四川广安县龙台寺乡，祖籍湖南衡州府草堂寺。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在顺庆府（今南充）中学毕业后，1904年投考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唐式遵、潘文华等同学，后来形成以刘湘、杨森为首的“速成系”四川军阀集团核心。曾任护国军第一军少校参谋，第二军第4混成团团长，川军第二军军长等职。1937年任第六军团长，后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十军军长、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等职。1949年任台湾“总统府”顾问。1977年5月15日病逝。
　　杨森的发妻张氏，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杨森考入成都陆军速成学堂后，张氏暴病身亡。1908年，杨森从军校毕业后，遵从父母意愿，续弦广安老家的谭正德填房。
　　填房：谭正德，育有长子、长女。杨森妻妾成群后，谭氏遭冷落，独自守着广安老家空房，直到1976年以92岁高龄谢世。
　　三妾刘谷芳，云南禄丰人。1913年杨森在滇军时所娶，抗战时期，刘谷芳患肺病去世。
　　四妾田衡秋，是杨府十二钗中地位最高者，深得杨森宠爱。1921年，杨森任沪永镇守使，依仗权势强娶。1949年，田衡秋带杨森财产先行逃往台湾。未过几年，前往香港探亲时，因突发脑溢血引起半身偏瘫20年。晚年全靠美国的女儿担负。
　　五妾萧邦琼，是杨森长驻沪州时强娶，1931年，萧邦琼由沪州上船时，溺水身亡。
　　六妾陈顺容，是典型广东女子。原为三姨太刘谷芳的贴身丫头，15岁时被杨森酒后奸污，后收为妾。后来得精神病，死于重庆。
　　七妾曾桂枝，贵州毕节人。本是杨森养女。早年交由刘谷芳当丫环，改名杨家桂。14岁时被杨森强奸，随后圆了房。几年后送往上海、北京等地求学。然而曾桂枝在上海读书时，与陈姓同学相恋。杨森得知后，将二人枪杀于渠县郊外。
　　八妾汪德芳，成都人。其父原为杨森军部秘书，被迫将女儿嫁与杨森，当时年仅15岁，念中学。成亲后，杨森准她到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就读。学成归来，在杨森创办的成都天府中学任校长，成了社会名流，当选过国民党”国大代表”。“文革”期间，因杨森之故，被逼自杀于乐山。
　　九妾蔡文娜，泸县人。她在泸县女子中学上学时，被誉为”校花”。杨森差人强行说合， 14岁时收为小妾。蔡文娜在成都上大学时，和同学吕某相恋；被杨森杀害。
　　十妾郑文如，重庆南岸裕华纱厂女工。杨森担任国民党贵州省主席时，手下医官系郑文如将郑文如带至贵阳，送与杨森。当时年仅17岁，后患肺病，被杨森抛弃。解放后，郑文如留在重庆，嫁了一名工人。
　　十一妾胡洁玉，为杨森家仆胡应忠之女。14岁时到重庆求学，杨森索娶胡洁玉。后被杨森带去台湾，生有一女，后带女儿远赴美国留学。定居美国。
　　十二妾张灵凤，台湾新竹人。杨森年近90岁时，以招募”秘书”为幌子，将这位17岁的中学生纳为小妾。
　　由此可见，军阀杨森的小妾，逐渐注重要有文化、要上学念书的女学生，例如七妾曾桂枝在上海读书；八妾汪德芳在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就读；九妾蔡文娜在成都上大学；十一妾胡洁玉，在重庆求学；十二妾张灵凤，是台湾的中学。
         “傻儿师长”：
         娶40妻妾的将军 怎么处理姨太出轨
　　在武夫当国的民国年间，军阀中妻妾成群者不在少数。那么谁的姨太太最多呢？川军将领范绍增。他的姨太太多达四十位，可谓旷古奇闻。不过，范绍增风流而不下流，对姨太太们很讲感情，不象军阀张宗昌、杨森之流经常强暴良家女子，且不把姨太太们当人看。
　　提起范绍增来，知道的人很少。但一说他就是“傻儿师长”的原型来，大伙就对其不陌生了。长期担任川军师长的范绍增，四川大竹县人，曾为袍哥中人，出身绿林。因为从小生就一副憨眉憨态，逗人喜爱，人称“范哈儿”。平生豪爽、侠义、耿直，在江湖上颇有盛名。
　　在那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年头，范绍增无疑是地方实力派。他在战场上作战颇为勇敢，在情场上更是春风得意，喜欢把中意的女子收为己有，短短几年下来，他的姨太太就有了四十位之多。
　　金屋藏娇建范庄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范绍增为了便于金屋藏娇，讨姨太太们的欢心，斥巨资在今重庆大礼堂对面的民国路，修建了占地面积客观的公馆——范庄。这处花园式建筑设计新颖，装修华丽，花园为亭台榭、怪石奇葩，绿树掩映；还辟有健身房、台球馆、游泳池、风雨网球场、舞厅；大门侧面养着狮、虎、熊等动物。稍后，他又在来龙巷修了一座规模稍小的公馆，在旁边又修了一座别墅。
　　范庄内众姨太太都有自己的居所，美色如云，范绍增每日公务之余，便在新公馆里左拥右抱，风光旖旎。
　　管理这么多姨太太，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范绍增在这方面却很有一套。他在范庄内专设了总管事、管事几人，其下配汽车司机、弁兵，花匠、跑街的、打杂的，中厨、西厨和饲养员等，工作人员总数不下百十人，专门服务几十位太太的生活。
   最受宠的十七姨太
　　在各具美色的众多姨太太中，范绍增特别宠爱千姿百媚的十七姨太，对之百依百顺，恩宠备至。球场上、泳池中，常可见到两人追逐嬉戏的身影。
　　这位排名第十七的美妾既天生丽质明眸皓齿，又懂得男人的心理，每每莺语燕喃婉转承欢，使范绍增极为开心。
　　自古美人多是非，其风流韵事在重庆颇多传闻，有好事者将其撰为《十七姨太外传》，印刷成书后颇吸引眼球，许多人争相购买，一时洛阳纸贵，一书风行，满城相传。
　　姨太太出轨事件
　　对姨太太出轨事件的处理，也体现出范绍增与众不同的地方，其宽厚与大度绝非其他军阀能比。1933年春天，范绍增的姨太太紫菊在重庆城里开明学校读书时（具体落实范绍增提高妻妾文化素养的精神），同青年校长王世均谈恋爱了，两情相悦情意绵绵。
　　东窗事发后，范绍增怒不可遏。王世均被抓到范庄关起来。眼看大祸马上降临二人头上。这时，两位亲家王瓒绪、陈兰亭求范绍增饶他俩一命。涕泪纵横的王母也跪地不住地叩头恳求饶过他儿子。
　　闯荡江湖多年的范绍增虽然没有喝过多少墨水，但重人情，讲仁义。他冷静下来一想，紫菊毕竟同自己有夫妻缘分，一夜夫妻百日恩。左思右想后，他最后决定把人情做到底。当众宣布:一、收紫菊作干女儿，王世均作干儿子；二、备办几桌酒席，为二人道喜；三、送紫菊大洋5000，作嫁妆费。全场皆大欢喜。王瓒绪竖起大拇指连声夸道:“范哈公，你搞得漂亮！搞得漂亮！”
　　上述佳话在山城重庆传开后，都称道:“范师长讲情义。” 如此去处理这样棘手的事情，令所有人都没想到。
    　姨太太外交
　　早在清代，重庆即被辟为商埠，商业发达，人文荟萃，外侨也不少。范绍增颇能与时俱进，他为了让姨太太们跟上时代的步伐，专程从上海聘来一帮教师，培养妻妾们学习西方文化。太太们开始西化，尤其是年轻貌美、文化较高的赵蕴华、何蜀熙，以后成了重庆上流社会的两朵交际花，对范绍增以后的飞黄腾达帮助很大。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内迁重庆，一时间，陪都权贵云集。有段时间，正在家赋闲的范绍增，为了巴结国民党要员，特别腾出范庄，盛情邀请显贵们进驻。刘继兴考证，先后在范庄住过的有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及南京警备司令杨虎等等。参谋总长何应钦、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整个抗战期间更是举家进驻。
　　很会来事的范绍增专派他品味颇高的赵蕴华、何蜀熙两位姨太太成日陪伴在何应钦夫人王文湘、顾祝同夫人许文蓉左右，并经常送去时鲜食品、新款服饰，甚至金银珠宝。夫人路线大获成功。以后，范绍增先后藉此擢升至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
　　抗日功勋卓著
　　抗战中，范绍增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前动员会上，他对官兵们讲:过去打内战，都是害老百姓。这回抵抗日本侵略，我就是倾家荡产，拼命也要同你们在一起，把日本人赶跑。
　　民国28年初，时任第八十八军军长的范绍增率部出川，在江西东乡一带同日军作战；次年夏，又转移浙西作战；冬，调太湖张渚地区担任防守。日军第二十二师团长土桥一次指挥敌伪两万多人进犯，在宜昌一带展开激烈的拉锯战。范绍增亲临第一线督战，终于击败日军。民国30年春节时，老百姓慰问范部。范绍增在张渚各界劳军会上说:这回打日本人，不是老百姓帮忙，还是打不赢的；再一回我们不把仗打好，老百姓要吐我们口水！
　　1942年5月28日，范绍增率部击毙日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中将。酒井师团长被炸身亡，在日军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因为在日本陆军历史上，“在职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第一个”。5月29日，范绍增率八十八军又击伤日军四十师团的少将旅团长河野，连创两大辉煌战绩。
         对打内战已无兴趣
　　虽在前线打了胜仗，范绍增却被关于玩弄权术的蒋介石调任为没有实权的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明升暗降。范绍增一气之下，于民国31年初回到重庆。他频繁地与一些进步人士接触，思想逐渐倾向反蒋。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绍增面见顾祝同，要求把他原来的部队调去搞开垦。顾祝同示意还要准备与共产党打仗。范对打内战已无兴趣，旋去上海，参加民盟，民革等组织领导的民主活动。他在沪凭帮会及川军旧部关系，成立“益社”，自任理事长。该社在经商过程中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过联系，曾将药物，纸张等运往苏北解放区，有力地支持了人民解放战争。
　　1948年3月，国民党召开“国大”，范绍增被选为“国大”代表。选举副总统前，蒋介石召见范绍增等，要他们联系一部分代表支持孙科。范绍增直言不讳地说已经答应支持李宗仁了。蒋介石对范绍增当面抗命非常恼火，不久又得知范绍增和杨啸天等人进行不利于国民党的活动，立即手令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等将范等逮捕。范绍增得讯后逃离险境。
　　获得新生
　　1949年秋，经顾祝同斡旋，蒋介石委任范绍增为国防部川东挺进军总指挥。这年冬天，范绍增率所属官兵二万余人在渠县的三汇镇通电起义。人民政府对他既往不咎，将他作为起义将领对待，调任湖北省沙市军分区副司令员。
　　解放后，范绍增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解放军四野五十军高参，河南省体委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委员，省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等职。文革中因贺龙冤案的牵连，他也被收审关押了几年。不过，当有人想从他那里搜集贺龙的“黑材料”时，他把心一横，半句坏话也不讲，他坚信贺胡子是好人。粉碎“四人帮”后，范绍增得以平反，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补发工资，增加住房，在郑州养老。

　　1977年3月5日，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的范绍增在郑州去世，终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