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星激凸:颜真卿研究三题

颜真卿研究三题

时间:2010-11-04 18:55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8016次本文只对评价颜真卿、研究其思想的三个有关课题进行探索，不涉及其书法艺术方面。而在可以运用的资料方面，鉴于他的诗、文及其他类著作，到了宋代，佚失很多，北宋所编的文集，南宋时又已不全，明代复有文集出现，然真伪（多为书帖类）杂收，难全征信。故本

 

本文只对评价颜真卿、研究其思想的三个有关课题进行探索，不涉及其书法艺术方面。而在可以运用的资料方面，鉴于他的诗、文及其他类著作，到了宋代，佚失很多，北宋所编的文集，南宋时又已不全，明代复有文集出现，然真伪（多为书帖类）杂收，难全征信。故本文所据资料，除了旧、新《唐书》的有关纪、志、传以外，只据名为四库全书本实为明嘉中安国所刻本（后文简称四库本）以及清道光中黄本骥所编，当代学者凌家民重订本的《颜真卿集》（后文简称黄本），包括内中所收的唐人令狐峘《鲁公神道碑》，殷亮《颜鲁公行状》，宋留元刚、清黄本骥二家的《颜鲁公年谱》这几种。时贤的专著（如《颜真卿传》）、论文等，有关需要辩证部分稍予涉入。上引诸资料中彼此矛盾之处（两《唐书》本传即有记事不同之处），经考证择善而从，具体的考证文字从略，引用资料只列题目，不注某版某页。   一、政治生涯及初步评价   1、一生历任官职 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举进士。二十四年（736）试书判入拔萃科，授朝散郎，秘书省校书郎。二十六年，母丧守制，二十九年丁艰完毕，复出为官。天宝元年（742）举“文词秀逸”科（制科），授醴泉尉。天宝五载（天宝三年至肃宗至德年间，称载而不称年）以前，王鉷以清白荐①转通直郎，授长安尉（此事可能在三至五载间的任何一年，已不可确考）。六载（747），迁监察御史，两年之间三次受差遣充河东朔方军、陇右军试覆屯交兵使。八载八月，迁殿中侍御史，旋得罪杨国忠，调为东都畿采访判官。九载（750）八月，又回殿中侍御史任。十一载（752）迁朝议郎、武（兵）部员外郎。十二载（753）为杨国忠所忌，出为平原郡太守。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颜真卿守平原，通使朝中。十五载（756）加户部侍郎，仍为平原太守。三月加河北招讨采访使。七月，肃宗即位，改为至德元载，授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加银青光禄大夫，仍兼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二载（757）弃平原还朝，于路上除宪（刑）部尚书。随肃宗还长安后为宰相崔圆所忌，出为同州刺史（此后郡改州，太守改刺史）。三载（758）改乾元元年，转蒲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使持节蒲州诸军事，封丹阳县开国侯。为御史诬奏，改饶州刺史。乾元二年（759）六月拜升州刺史，充浙西节度使兼江宁军使。乾元三年（760）因预测刘展欲反叛，被淮南、江南、江西都统李峘认为无故生事参奏，内召为刑部侍郎。这年闰四月，改元上元元年，八月因率群臣上表问候迁于西内的太上皇（玄宗），被李辅国遣御史诬奏，贬蓬州长史。至宝应元年（762）四月，唐代宗即位，迁利州刺史，未到官，刘晏让户部侍郎位与真卿。二年（763）三月改吏部侍郎，重加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这年七月改元广德元年。八月，加金紫然而未到官，便改为尚书右丞。不久吐蕃寇上安，代宗避往陕州，真卿从行，不久返长安。广德二年（764），迁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朔方行营汾、晋等六州宣慰使，亦未成行，留知省（刑部）事。三月，晋爵鲁郡开国公。 代宗永泰二年（766），上《论百官论事疏》，得罪宰相元载，从以诽谤罪，贬石硖州别驾，接着改吉州司马（殷亮《行状》认为改吉州别驾，窃以为应作别驾为是）②、这年十一月，改元大历元年。大历三年（768）四月，除抚州刺史。七年（772），似解抚州刺史任，归东京。九月，授湖州刺史。十二年（777）三月元载伏株，召入朝，八月，擢刑部尚书。大历十三年（778）因年已70岁，三次上章请交致仕（退休），未蒙允准。三月赠吏部尚书。十四年（779）五月，代宗死，以吏部尚书充礼仪使。德宗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恶之，八月，解吏部尚书任，授光禄大夫，迁太子少师，仍充礼仪使。二年（781）五月，杨炎罢相，卢杞为相。三年（782），卢杞忌真卿，八月改太子太师。四年（783）年，李希烈反，卢杞奏请真卿为淮宁军宣慰使。为希烈所囚。贞元元年（785）八月被希烈遣人杀害。二年（786），李希烈死，真卿灵柩归京师。十一月，赠司徒。 2、几点说明 （1）唐制，取士诸科，以进士科为贵，但进士登科后，不马上授官，必须吏部试以身、言、书、判。中判及格，称为人等，三判优，称为（书判）拔萃，立即授官。中进士科，不论授官与否，可以参加制科考试，进士及第而又制科登科，再授京畿县尉的，在唐代升迁最快，故颜真卿天宝元年，又考制（文词秀逸）科。所授醴泉尉为畿尉，长安尉为京尉。 （2）唐代官职署衔，应区别为文武散官司、职事、勋、爵。当然还有官品。其中职事官是正式的官职。职事官都带有散官官阶。散官看似无用，但服用官服的颜色（一至三品服紫，四、五品服绯，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却根据散官的品级，而非职事官的品级。职事官变动大，散官却以门荫结品、劳考而叙，升上去除了罢官，不大变动。散官品高，职事官品低，官名上加个行字。相反情况，官名上加个守字。真卿的散官官品大多高于职事官，所以经常看到他的署衔是行抚州刺吏、行朔州刺吏、甚至行吏部尚书（广德二年为检校刑部尚书，不带行或守字）。勋官不轻易授与，有功勋才加勋官。他任蒲州刺史时，勋官为上轻车都尉（正四品，见《祭侄季明文》），后为正二品的上柱国，中间升迁情况已不可考。爵也只有功者方受封，真卿受封过两次，即丹阳县开国侯、鲁郡公。 （3）真卿历任官的官品，列举于后。文散官：朝散郎，从七品。通直郎，从六品下。朝议郎，正六品上。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光禄大夫，从二品。 勋官：上轻车都尉，正四品。上柱国，正二品。 爵：开国侯，从三品。开国郡公，正二品。 职事官：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醴泉尉，正九品下。长安尉，从八品下。监察尉史，正八品上。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上。武部员外郎，从六品上。上州（德州平原郡、同州、蒲州、湖州、饶州、抚州）刺史，从三品。吏部、户部、刑部侍郎，正四品。吏部、刑部、工部尚书，正三品。尚书右丞，正四品。中州（硖州）别驾，正五品下。上州（吉州）别驾，从四品下。升州、蓬州、旋置旋废。蓬州长史，从五品上。太子少师，从二品。太子太师，从一品。司徒，正一品。几次为御史大夫，都是兼官，并不在御史台办事。 3、升沉迁转评述 依唐代制度，颜真卿属沂州高门第二大姓（见敦煌残本《贞观氏族志》）。他出仕又是沿着当时的正途捷径（进士、制科、畿尉、清望官）一步步走的，按说他迟早青云直上，不成问题。但他一生得罪了五个奸臣兼权相（其中一个宦官），所以每当升官顺利，任侍郎、尚书，有拜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可能时，就开始由权相指使佞臣，捏造个错误，赶出京师，任地方官了事。唐代重视朝官，轻视外官，外官官职再高，也被称为“粗官”。杜牧在朝中不得意，想去任地方官，但满腹牢骚，有诗说：“拟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唐代有个朝廷允许的习惯，为臣者若有冤屈事，可以到昭陵（唐太宗陵墓）哭诉。杜牧因在京城不得志，要去外任，差一点去哭昭陵。 头一次，真卿正沿着正常路线升迁，到了六品官的尚书省员外郎，再升迁便是郎中、侍郎（二者当中也许转几个中介官）、尚书，可以为相了。却因为得罪吉温而触怒杨国忠，出为平原太守（上州刺史，但也是粗官）。不过由于秉性忠烈，遇到了安禄山造反，与杲卿等“一十七郡连城盟”，延缓了安禄山向长安的进军，立了大功。所以先升户部侍郎，再升工部尚书，甚至弃郡回朝时，在路上转刑部尚书，银青光禄大夫、散官、职事官一下子升到三品。打下了这个基础，以后职事官总在三、四品之间摆动，只有极短时间，贬为五品州长史一次。在颜真卿方面说，骤然高升，是意料之外的。但这是他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反叛的关键时刻，一腔忠忱，以不避生死的表现博得的。 第二次是在肃宗朝，因为肃宗患病，掌权的宦官李辅国矫诏把太上皇（玄宗）移至荒凉的西内，实际上是软禁起来。颜真卿率一部分大臣上表向太上皇请安，得罪了李辅国（后来太上皇在西内死得不明不白），被贬为州长史。在此之前因议论朝政，被宰相崔圆（崔圆是陷事李辅国的小人）贬至外州。但是由同州、蒲州、经饶州至升州，都是从三品的上州刺史，还两次兼防御使（蒲州）及节度使（升州）的军职，比起作州长史，倒还算重用。这一回直到代宗即位，罢黜李辅国，才被召还。 第三次因为反对宰相元载林止大臣上书言事，一贬11年，历经硖州、吉州、抚州、湖州。公元777年，元载伏诛，才又回京任职。 第四次，德宗初即位，得罪了宰相杨炎，这时真卿年过七十，又三次请求致仕，是资历深的四朝老臣，杨炎不敢把他贬为外官，只调开了掌管全国官吏选授、考课大权的吏部尚书职位，还升了半级，改为闲官太子少师。 第五次，杨炎不久罢相死去，卢杞为相，颜真卿没有得罪他，又提出他父亲卢奕在洛阳被安禄山所杀、传首平原时，自己依礼葬之的事。无奈卢杞天性嫉妨贤能。真卿已升至从一品的太子太师，无法再贬为外官，才耍阴谋，劝德宗派他宣抚叛将李希烈。虽被希烈所害，但三载幽囚，守节不屈，倒作成了真卿成为后代忠烈的榜样。 元载等人，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有所论列，他说：“唐人韦处厚就说过：‘建中之初，山东向化，只缘宰相朋党……杨炎为元载复仇，卢杞为刘晏报怨，兵连祸结……’代宗、德宗时的元载、杨炎和刘晏、卢杞这两个统治阶级内部的集团之争，就严重得多了。”仿佛颜真卿晚年的三次被贬、害，是卷入了朋党之争。其实不然。元载杨炎是一党，很明显；刘晏和卢杞一党，就不那么明显。刘晏为人正直，他荐真卿为户部侍郎，纯粹是由于敬重真卿的为人和作地方官的政绩。元载和卢杞，是唐代有名嫉贤妒能的奸臣，杨炎虽创两税法，善于理财，但党元载，杀刘宴，城原州，过多于功，也不是好东西。《旧唐书》传赞说：“载、（王）缙、炎、（庚）准，交相附会。《左传》有言，贪人败类。”比起刘赞刘晏为“丰财忠良，晏道为长”来，一忠一奸，是明显的对比。真卿正色立朝，直言不阿，从不买权臣的账，元载把他一贬11年，杨炎当然讨厌他。 颜真卿一生的宦海浮沉，几起几落，都与大奸巨恶的当权与去位有密切的关系。了解了上述背景资料，就可以进一步论述下一个课题。   二、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颜真卿算不上思想家，但是他的学术思想、艺术（侧重于书法）思想、宗教思想、政治思想，都有研究价值。其中，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含蕴比较丰厚。可惜的是，他的两大巨著《韵海镜源》（360卷）、《礼仪集》（10卷），及《吴兴集》、《庐陵集》、《临川集》（各10卷，以上5书均见《新唐书·艺文志》）均已散逸，宋留元刚、明安国、清黄本骥所编的文集，收录的多是附碑帖以传的各体文章，只能从今存各文中搜集资料，作有限的探讨。学术思想内容宏大，特别关于三礼部分非笔者今日力所能及。宗教思想，闻有日本学者撰文研究，未见其文。艺术思想已经有不少书法家写过，予也外行，不容置喙。所能谈一点的只有政治思想一个方面。因为，虽然文献资料不多，但是颜真卿在中唐政坛上活跃了50年，且饶有政绩，可以从他的政治实践中分析归纳他的政治思想。 1、儒家为本，循名责实 研究颜真卿思想的，大多认为他属于正统的儒家，但又受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他不是纯儒。宋代曾巩可以作为主此说的代表，他在《抚州颜鲁公司祠堂记》中说：“公之学问文章，往往杂于神仙浮屠之说，不皆合于理。”虽然也举出他屡次“忤于世”（得罪奸臣），称得上“奋然自立”，却又说是“盖天性然也”。 主张这种看法的不大明白政治实践源于政治思想，而日常生活中接近僧道与文章中为仙人作记，为寺塔感应书碑并不代表他思想中特别政治思想中杂有佛道两家思想成分，我们且看一看他50年从政生活所反映的政治思想有哪一些内容。 （一）服膺儒家大一统思想。这是《春秋·公羊传》诠释、阐述儒家政治主张的一个内容，颜真卿维护大一统的唐王朝，不遗余力，贯串毕生。抗安禄山十万之师于前，甘李希烈三年之囚于后。因为安、李称兵反叛，都是为了分裂割据（在第三个课题将具体分析这一观点）。 （二）讲求（并实践）入世亦即用世，摒弃出世亦即遁世：他以50年持续不离政坛证明自己这个主张。当代学士朱关田先生认为：“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佛道之学盛行，尤其是老庄思想，以其清静无为，神仙洞府而深深地为官场失意者所仰羡……鲁公在当时风气的熏染下，受符菉、服名药、崇超然、劝放生，儒学之中涵融道、佛思想，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思想进步，特别是在这十一年的贬谪时期中，消极无为以至于到了庸俗的地步。”持有这种观点的还有一些古今学者，不过说得没有这么严重。这里且不辩佛道思想在唐代是否安史之乱以后才盛行，也不追究颜真卿的思想如不受佛道影响会进步到哪个方向。只说生活中受符菉、服名药、崇超然、劝放生是否就等于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消极无为了这个命题。且看一下朱先生特别提出的11年遭贬，鲁公在政治上是什么样的表现。766年2月，贬硖州别驾，代宗以为处分太过，3月就改为吉州别驾，在吉州两年，欧阳守道《吉州颜鲁公祠堂记》：“公之留吾庐陵，甫两年而去，虽憔焄蒿怆怆……在人目中，人固忠孝之。”768年迁抚州刺史，在州4年，“治陂灌田，民赖其利（黄本骥《年谱》）”。“以约身减事为政，然而接遇才人……未尝暂废焉（殷亮《行状》）。”772年任湖州刺史，在州5年，“乃加勤于政，而以杭州富阳丞李峘为本州防御副使……委垦草辟田之务于崿……而境内宴然（同上《行状》）。”这才是颜真卿的政治表现，完全是儒家积极用世的表现，哪有佛道两家出世的影子？ （三）矢忠矢孝，教忠教孝。忠、孝为儒家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鲁公之忠，在此不赘述。教孝，本传有一段生动的描写：“有郑延祚者，母卒29年，殡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30年不齿，天下耸动。”他把孝这个伦理概念，引入政治领域，以收教化之效。 （四）历任职官，恪守本职。唐代所设百官，都本着儒家思想进行治理。颜真卿无论任中朝官或地方官，都认真研究本职特点，严肃地对待公务。其例子下面将举出。 （五）颜真卿对治民的办法，似乎重礼治，轻法治。孔子的主张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颜真卿三为刑部尚书，今传文集中一篇关于这方面的文章都没有，他未曾任礼部尚书，但有《请除禫服奏》、《请除素练听政奏》、《更定昏礼奏》、《庙享议》、《元陵仪注》等多篇奏议，可为明证。 但是倘若说颜真卿的政治思想还有儒家以外的成分，那就是他有名家（后为法家接受过去）“循名以责实”的思想，而且由于他将这种思想与儒家的政治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大容易为人所发现，只能令人感到他在一些小事情上太固执，不惜因而得罪权臣，有些因小失大而已。其例证很多。例如：（一）长安收复，肃宗还京，他依春秋例，因太庙已毁，请筑坛于野，皇旁素服东向哭。宰相厌其言，贬之为同州刺史。（二）摄事太庙，言祭器不饬，宰相以为诽谤，贬硖州别驾。（三）肃宗时元帅广平王（后来的代宗）领兵20万收长安，百官谒于庙堂。王未上马，他的都虞侯（大将）管崇嗣先上马，真卿便弹劾他，幸而肃宗向他解释“崇嗣老将，有足疾”，才算没有闹出不愉快的事来。（四）吐蕃寇长安，代宗东走陕州，还长安时，他请皇帝先谒五陵、九庙而后还宫，宰相元载认为行不通，二人吵了一架，“载深衔之”。（五）肃宗初年，他自平原还朝，被授予宪部尚书，接着令他兼御史大夫。这本是外加的荣誉职，并不真管御史台的事。他上《谢表》，却说：“臣闻东汉之时，凡有制诏，皆下丞相、御史府，人到于今称之（御史大夫）副相……则知其官何可妄授？”名不符实的加官，他非要名实相符不可，固执得多少令人感到可笑。 2、观其议论、政绩、觇知指导思想 传世的文集中，还收存有几篇颜真卿的谢表。这些谢表是循例而作的，但颜的谢表却很有价值，因为他在表中都分析了待任官职的职责和特点，以表示自己到任后如何去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思想方面的。后来实践起来，在地方官任上，大体上做到了或者基本上做到的。在朝官任上，就不知做到几成，因为干扰太大，力不从心。那时候几个有名的奸邪，除了李林甫之外，都讨厌他。还有一个鱼朝恩，他也顶了一下，幸而没有遭到报复。可惜的是这种谢表没有全部留传下来，否则我们更能多了解一下他的政治思想。例如他曾任吏部尚书，这是当时登用人才、进退百官司的要职。谢表不传，无从知道他对这个职务如何去做的打算了。后来杨炎不惜以二品高官太子少师为挡箭牌，把他从这个正三品官吏部尚书的职位上换下来。可见他履行职务，必然有许多让杨炎头痛的地方。 《让宪部尚书表》的中心思想，是认为自己弃郡是宁愿为此受朝廷的罪，总比受擒贼手为好。渡河南来，又没有什么成就，不应该受宪部尚书的高位。希望朝廷“重贬臣一官以示天宪，使天下知有必行之法……荣宠过于尚书远矣。”关于他的弃郡，在当时形势下，是否不当，下一个课题还要予以分析。但作为颜真卿来说，认为失守防地是大过错，就个人说“损臣益国，臣受其益；损国益臣，臣受其损。”这是一种高境界的公重于私的观点，一般儒家大臣，既未必懂得，也不能做到。 《同州刺史谢上表》中，分析同州情况：“窃以此郡破亡，再陷凶逆，生灵涂炭，邑室空虚，杀伤者虽或盖藏，逃亡者尚未归复。”他针对这种情况，采取的办法是“谨当励精悉力，宣谕皇明，旬日之旬，望有所校……其户口实数并利害切急者，伏望容臣括责，续状奏闻。”这里体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是积极的。不像黄老之学的清静无为，那是消极的。 《蒲州刺史谢上表》中，因为同时任命颜真卿兼本郡（州）防御使，所以他分析了蒲州的军事要害地位，说：“窃以此州之地，尧舜所都，表里山河，古称天险。”而自己治州当务之急是“余凶（安史）未殄，防御是先。况扼秦晋之喉，抚幽并之背，既号股胧之郡，实资心膂之贤。”已经准备（备战）安史从河东来攻时，再一次作“心膂之贤”了。后来，他任升州刺史兼浙西节度使时，《谢上表》也是着眼于升州（今南京市）的军事地位。他说：“九州天险之地，六代帝王之都……形胜是先，腹心斯切。亲贤重寄，镇遏攸难，矧在庸微，宁堪寄此？是以拜命之日，以荣为忧……即当修缮甲兵，抚循将士，视察要害，以备不虞。”他并不是空言搪塞皇帝。殷亮《行状》说：“（扬州长史）刘展反状已露，公虑其侵轶江南，乃选将训卒，辑器械，为水陆战备。都统（唐制，用兵时置元帅、都统、招讨使等。都统或总三道，或总五道）使李峘以公为太早计，因密奏之，肃宗诏追（调回京师）。”不久，刘展反了，李峘战败，奔江西，“议者多公而怨峘焉”。 引述上面几份资料，加上前面引过的鲁公在抚州、湖州的治绩，旨在说明两点：（一）颜真卿治理地方，其政治思想是要作一个好使君，即古之循吏；（二）他能区别各所在任州的不同情况，先急其所急，区别对待。这又表示了他不是古代那些有心作个好官却又平庸无能的人。 唐太宗有一段关于“择官”的话：“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惟贤才’……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吴兢《贞观政要·择官》）颜真卿与唐太宗，虽然一臣一君，在政治思想方面，这一点上却是不谋而合的。 3、维护明君纳谏的原则 封建王朝，历代设有谏官，有意让他们说些皇帝听不到的话。这叫作“兼听则明”，对皇帝来说，叫作“明四目，达四聪”。这是古代一种较好的制度。元载因为为引用私党，怕百官（特别是谏议大夫、御史等官）论奏其短，定了制度，百官凡欲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上闻。颜真卿认为君主纳谏，是关系下情上达，政治清明的大事。不顾元载正炙手可热，上了《论百官论事疏》，反对这种做法，把壅塞言路提到关系国家存亡的高度，有些话，说得异常激切：“臣闻太宗勤于听览，庶政以理……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也。天宝以后，李林甫威权日盛，群臣不先咨宰相辄奏事者，仍托以他事他故中伤，犹不敢明约百司，令先白宰相……权柄恩宠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达，所以渐致潼关之祸，皆奸臣误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于今日，旷古未有，虽李林甫、杨国忠犹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觉悟，渐成孤立，后纵悔之无及矣。臣实如忤大臣者罪在不测，不忍辜负陛下。” 这封论事疏，除了表现颜真卿对皇帝纳谏的作用见得真切外，还表现了他具有“苟利社谡，生死一之”的思想。 上面所论，仍只是颜真卿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的概略。然而了解了它，才可以进一步探讨下面一个课题。   三、颜真卿的历史地位   1、旧说面面观 （1）当时每一次在颜真卿任命新官的谢表后面，皇帝都有“批答”，虽多是书舍人草拟的，然仍须皇帝认可。其中常有对颜的评语。最早的《皇帝即位贺上皇表》上写的是：“卿忠能报国，孝则保家，怀不二之心，秉难夺之操。”在弃郡归朝的《让宪部尚书表》上，批示是：“卿能审事宜，捍御凶盗，虽平原不守，而功效殊高。自远归朝，深副联望。”以后的批示，大约是“卿德重才博，久而益彰”、“卿夙负名器，列在朝廷”、“卿簪绂之端，名节素重”、“卿学行有闻，谋猷克壮，屡经寒岁，不改松筠”、“卿门传儒行，代挹公才，忠义在躬，干蛊从政”、“卿郁然词宗，雅有朝望”、“卿明迈伟才，忠贞壮节”等等，看来一致承认他是世族的一员，家传儒学，有学有行，有德有才，有谋猷，也只是说他某一事有错误，对以上优点，都未否定。 （2）他死节后，赠官的诏书说：“故光禄大夫，守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公颜真卿，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属贼臣扰乱，委以存谕，拘胁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惟犹生。朕致贻斯祸，惭掉靡及。”以后唐文宗称他为“忠烈之臣”。这期间朱泚作乱，德宗经历了逃往奉天的艰险，又贬了卢杞，所以能承认派真卿宣抚李希烈是个错误，但对颜真卿作出的评语，却很泛泛，只有“公忠杰出”和“坚贞一志”两句接解了一点实质。令狐峘给颜真卿写神道碑铭，虽然例当歌颂，但他是个史官，还能如实而概括地评价真卿的主要特点。他说：“自登朝及作藩牧人，常以安居厚俗为务，奖善伐恶为志。言非至公不发于口，事非直道不几于心……蕴是至美，行乎至俭，强暴莫敢冲，千飚不能动。大义久废公起之，醇风久 公还之。”又说：“便于己，希权幸不为也；君有命，蹈汤火不辞也。心在弭乱不在动，志图报国不图生，故杀身成仁、视死如归，虽汉之龚胜、魏之王经无以加焉。”他没有提守平原的事，因为平原后来毕竟失陷了。至于二颜使安禄山分兵，唐明皇得以出逃，并且考验了朔方军李光弼、郭子仪的战斗力，聚集了以后收复两京的力量，这些，令狐峘还看不出来。但是他看出了颜真卿杀身成仁的节操及以己身之榜样，改革醨薄风气的用心，“大义久废公起之，醇风久醨公还之，”实在说得深刻，这与我们今天提倡精神文明的榜样作用，实有相通之处。 （3）《新唐书·颜真卿传赞》：“当禄山反，哮噬无前，鲁公独以乌合婴其锋，功虽不成，其志有足称者。晚节偃蹇，为奸臣所挤，见殒贼手。毅然之气，折而不沮，可谓忠矣。”《旧唐书·颜真卿传》：“史臣曰……清臣（颜真卿）富于学，守其正，全其节，是文之杰也。苟无卢杞恶直，若任之为相，岂有希烈之叛哉……噫，‘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两书的内容合起来，可以说给了颜真卿一个较全面的评价。但总令人感到不够深刻。 2、当代学者的评价 范文澜《中国通史》是从安史之乱的全局评论颜真卿平原起兵的作用的，他说：“当时在河北地区有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起兵声讨安禄山……颜真卿募勇士，十天就得万余人。附近诸郡杀安禄山所置守将，响应平原，共推颜真卿为盟主，平原会合清河、博平两郡兵大破叛军，攻克魏郡城，军声大振。……李光弼率汉蕃步骑兵万余人，太原驽手三千人出井陉……击败史思明军……郭子仪率大军出井陉，与李光弼会合，有汉蕃步骑兵十余万人，史思明大败，逃往博陵郡。河北民众到处自动集结……各部在当地抵抗叛军的侵袭。郭、李大军进入河北，各部争来投效。唐在河北已取得了优势并且继续加强了这个优势……史思明在博陵郡收集败兵数万人，又被郭子仪，李光弼击败。安禄山在洛阳分出步骑兵二万人，又发范阳等郡兵万余人。合史思明残部，共有5万余人……756年6月，郭子仪、李光弼大坡史思明军，斩首四万级……郭、李围博陵，军声大震。河北十余郡都杀叛军守将归顺朝廷。洛阳叛军大动摇，安禄山恐慌。”若不是唐明皇、杨国忠逼着守潼关的哥舒翰出战，致使潼关失守，整个战局是完全可以扭转过来的，证据是“（安禄山）召高尚、严庄来骂道：你们教我造反，说是万全。现在已经好几个月，还进不得潼关，北路已断，唐兵各路会合，我只有汴、郑几州，万全在哪里？”（《中国通史》第三册168页。）英人崔瑞德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有大体相同的评价（见该书453-457页）。其实，古人有的已经正确地看出了这一点。文天祥的《过平原》诗说：“君家兄弟奋戈起，一十七郡连城盟。贼闻失色引兵退，不敢长驱窥帝京。明皇西狩灵武立，中兴遂起勤王兵。唐家再造李郭力，逆贼牵制公威灵。”不过，对当时大局说得没有范文澜先生透彻。 关于颜真卿守节死于李希烈事，因为只限于大臣个人生死，几本有名的唐史专著，都不曾涉及。 另一方面，也有人在上述两个方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关于守平原的功过问题，有人以为，颜真卿最后到底弃平原南逃，这就不如张巡和许远了。有人以为，颜真卿在《让宪部尚书表》中自己也说：“诸郡无援，相次陷没，皆由臣孱弱无谋，致此颠沛。诚合殉命危难，死守孤城。以为归属阙庭，愈于受擒贼手，所以僶俛偷生过河。”是自己认为弃郡乃是“偷生”，所以不宜把守平原的作用估计过高。 关于颜真卿被李希烈所杀的事，当然史学界都承认他守节不屈于叛臣，应该肯定。不过有人认为，既然颜真卿70岁时三次请求致仕，75岁时受命宣抚李希烈已知是卢杞陷害之计，何不就此再要求致仕？还有人认为，死于叛臣，只算忠于一个王朝，不值得过高评价。 对于这两件事，应该怎样评价？愚以为应该放在对历史发展有何影响这个角度上观察。下面试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3、反对分裂与民族气节 （1）对安禄山和李希烈反对唐王室的分析： 唐王朝是一个封建王朝，到了唐玄宗晚年，的确是奸臣当道，皇帝贪图享乐，不理朝政，不任用贤才。征云南，争石堡城，有穷兵黩武的苗头。信任野心家安禄山，除了沿边十道节度使以外，内地包括长安附近几乎不设防，租庸调制弊病很多……开元初年的清明气象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以清君侧（针对杨国忠）为名举兵造反，应该怎样评价呢？ 首先，安禄山本人虽是营州杂胡，他部下又多“诸蕃兵马”，但是，他的反唐，绝对不是中华多民族中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战争。因为第一，安禄山在平卢多年，就一直与奚、契丹敌对甚至发生战争。第二、哥舒翰守备潼关的军队合成中，就有西北13个部落中的“蕃兵”，在河北大败史思明的李光弼率领的也是蕃汉步骑兵，总起来说诸少数民族是拥护唐王室的。第三，最主要的是唐王朝当时并没有以大汉族主义压迫少数民族，根本没有引起民族战争的理由。 其次，这次战争与农民起义反对腐朽的封建政权，性质完全不同。中国的农民起义除了局部性的（宋王小波、方腊，明唐赛儿）不论，只有清代嘉庆初年的五省白莲教大起义是在统治王朝全盛时期发动的，其余是到了封建王朝的末代，农民不堪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时，才有农民领袖登高一呼，群众纷起响应，并且结果大多数动摇了旧王朝统治的大起义发生（白莲教大起义开始时的口号也是官逼民反）。安史兵马，既非代表农民，又到处屠杀抢掠，当然不难只因为“造反”，便等同于农民起义。 第三，不能因为安禄山提出清君侧的口号，杨国忠恰巧又是奸臣，而且“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便认为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战争；安禄山起兵的目的并非真的清君侧，故此除了他的部下外，人民没有真正拥护他的。 （2）安史之乱，是军事野心家在统一、富庶、国际威信很高，朝政虽有问题，王朝仍属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之时，逆历史潮流，违背民心而发动的分裂战争。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包括多民族国家内以国家对国家名义的民族对抗战争，如宋与辽、金、元、明与蒙古等）中，有大大小小无数次发生在中国这块领土（指今日概念上的中国领土）上的战争。这些，固然不能以侵略或反侵略来划分，但是可以以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来区分，不能“春秋无义战”，只要是战争就反对。那么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是什么呢？简略地说，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凡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战争，便是正义战争；逆历史潮流的，便是非正义战争。 唐王朝是在结束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形势下建立的，这时民心思治，希望安定。而自太宗贞观年间至玄宗开、天年间，国家（虽为封建国家）基本上是安定的，国力是向上的。在国际上，日本、三韩、天竺、林邑、真腊、大食、波斯甚至大秦，都知道大唐这个大国（如今各国的唐人街便是受此影响而命名的）。杜甫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库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种太平景象，不能因为是封建王朝就轻易予以否定。甚至到安禄山作乱时，李崿（华）对颜真卿说，清河郡称为北库，储存江东市300余万疋，河北租调绢70余万，当郡采绫10余万，累年税钱30余万，仓粮30万（石）。可见富庶如故。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破坏大唐帝国的统一，称兵造反，其目的是自己作皇帝。他从一起兵，直到攻陷两都，一路杀戮、焚烧，而且目昏体疮，“以疾加躁及，动用斧钺”，倘若成功了，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果他虽失败了，安史之乱八年，还是将唐王朝划分为两个阶段。乱前是盛世，乱后是衰世。 安史之乱后，唐代三大弊端之一的藩镇割据，便是安史留下的祸端。藩镇治下，人民受到极端的刻剥和不断的战祸。李希烈便是这些藩镇之一，他虽僭号称王，却比不上安禄山，只能称为割据。然其制造分裂，破坏统一，性质与安禄山的起兵是一致的。 （3）因此颜真卿的守平原以拒安禄山，守气节以拒李希烈，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性质是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尽管他当时认识还提不到这个高度，我们今天却不能不这样评价他。说他为封建王朝尽忠，只识华夷之辨，不懂得安禄山也是中化诸民族的成员，这些都是浅层次的看法（皮相之见）。 这样颜真卿弃平原和甘于宣抚李希烈便容易评价了。正如文天祥和范文澜所说的，起兵平原，迎来郭李大军，十七郡联盟，牵制了安禄山的精兵史思明，已经尽了他的心力。至于弃郡而走，有两个原因：一是玄宗无能，潼关长安相继失守，平原已完成了牵制任务。二是唐肃宗已经即位于灵武。郭、李两大将已经从河北撤兵到肃宗身边去加强这个新核心的力量，他弃平原去凤翔，性质与郭李退兵相同，我们不必苛责他没有像张巡一样死守孤城。 （4）最后谈一下民族气节问题。 前些年，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民族英雄这个概念应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才能成立。此前，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兄弟民族发生战争，说不上谁是民族英雄。你如果说岳飞是民族英雄，我也可以说金兀术是民族英雄了。相应地，鸦片战争以前没有民族英雄，自然也就谈不上民族气节与民族败类（有一位先生就否认秦桧是卖同贼，说他卖的是宋朝而不是中国）了。 秦桧之事且不谈，宋史学家邓文铭先生就说过：“称岳飞是民族英雄，他是当之无愧的。”这里也不多谈，只谈民族气节这个概念。愚以为民族气节不是缩小为中华某一民族如汉族的气节，而是指整个中华民族的气节。气节两字，也不应缩小到《史记》所说的“（汲黯）任气节”那样的范围。气，接近于文天祥《正气歌》说的“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列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但他说的唯心成分太重。正气应该是人们基本正确的世界观所表现的品质与道德情操。节，一般指节操，即执著地坚持人一生中正确的一方面，守而勿失，虽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也面不改色、心不跳。主要指大节。文天祥又写道：“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其实，时不穷也应讲节操，如我们今天常说的保持晚节。这气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主要方面，是鲁迅说的我们“民族”的脊梁。 古人讲究民族气节最早的有名的三个人是苏武、颜真卿、颜杲卿。除了杲卿的气节表现为“烈”之外，苏武和颜真卿则表现为久而弥笃，一个在冰天雪地中牧羊19年，一个在随时有死的威胁下二年零八个月。他们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充实他们的人格，还在于对后世所起的榜样作用。每当在敌人面前面临生死抉择时，人们便想起他们。文天祥、张煌言自然受到他们的影响，无数革命先烈也受到他们的影响。这种精神还要永久传下去。 评价颜真卿，在历史上给他定位，应该不要忘记他上述两个方面。这，也许不止是笔者一个人的看法吧？ 注：（1）《旧唐书·职官志》：“凡内外官有清白著闻，应以名荐……五品以上，量加升进。六品以下，有付吏部即量等第迁转。” （2）真卿自硖州移吉州，所任之官有两个不同的说法。；殷亮《颜鲁公行状》云：“载谮公讪谤时政，贬硖州别驾，代宗为罚过其罪，寻换吉州别驾。公与往来词客诗酒讲论，为乐甚。”令狐峘所撰的鲁公《神道碑铭》：“贬硖州别驾，换吉州别驾。”说得很清楚，罚过其罪，指处罚重了些。为减轻处分，由硖州别驾换吉州别驾（殷、令狐二文都用了“换”字），是因为吉州是上州，别驾为从四品下，硖州为中州，别驾为正五品下。《旧唐书》本传未记贬吉州事，而《新唐书·颜真卿传》却改为“贬硖州别驾，改吉州司马”，未言其原因。上州司马从五品下。据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当时“司马之事尽去，惟员与俸存”，是个不许过问州政，只拿薪俸的官。《靖居寺题名》开头，真卿自称“真卿以罪佐吉州”（贬硖州未到任，即换吉州，故有此说）别驾是过去郡丞，刺史的副手，故能称“佐州”，司马闲官，不能称佐州（宋留元刚《年谱》亦称“侈佐吉州”）。朱关田先生《颜真卿传》屏弃亲睹真卿其人的殷亮、令狐峘的记载，却采用了未记出处的《新唐书》本传说，写作：“昏庸的代宗则以为罚不当罪，又改贬为吉州司马”，替《新唐书》作了解释。但“罚不当罪”四字与殷亮的“罚过其罪”含意恰恰相反。朱先生又未记明已说出处，可信与否令人怀疑，故不从其说。这个问题还牵涉到另外两条资料，应当撰专文详予考辨。

（作者生前为临沂师院教授、山东省历史学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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