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圣和邓超相遇的女人:王文耀、王保春：江青与陈伯达的恩怨

王文耀、王保春：江青与陈伯达的恩怨

发布时间:2012-02-03 14:13 作者:王文耀、王保春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712次

 　　江青与陈伯达是从延安开始认识的,开始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但随着江青权力的膨胀，两人矛盾也逐渐尖锐起来。一次，陈伯达为了出去调查方便，坐了几次伏尔加。他去工厂、学校、郊区农村时喜欢坐这辆车，不招摇显眼，较为随便，但就一样不称心，车身小，上下车特别费劲。在一次会议上，江青对陈伯达很不客气地说：“哼，你比主席谱还大，主席才1辆车，1个厨师。你可好，用4辆车，4个厨师呀！”

 　　江青与陈伯达是从延安开始认识的。那时，陈伯达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江青涉及政治工作较少，她主要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所以，江、陈之间没有矛盾。据陈伯达说，江青曾两次向他表示想离开毛泽东，一次在延安，一次是解放初期在北京的西山。一段时期江青因身体不好，毛泽东就送她去苏联治病。 　　陈伯达帮了江青的忙 　　20世纪50年代初期，江青曾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但是从未见她到任上过班。后来她成为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 　　江青是个聪明且过于敏感的人。她是演员出身，对于艺术很内行。她也怀有个人野心，不断就中宣部的工作向毛泽东进谗言。20世纪60年代，她在上海和张春桥、姚文元秘密搞了一个在部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尽管他们曾几易其稿，但是毛泽东还是不满意，让他们去找陈伯达给改一改。陈伯达当时在上海正忙于工业调查，因有毛泽东的指示，只好为其修改，这才得以通过。 　　当时，周扬夫妇身体不好，刚在北京动完大手术不久，来上海修养。周、陈过去秀才交往，关系一直不错。陈伯达本想去看望周扬，但被江青知道后阻挡。江青说：“这里正准备批判周扬，而你去看他？不行，这让主席知道可不行。你不能去。”陈伯达无奈，只好派秘书王保春代表他去看望周扬以示关切。 　　江青与陈伯达争权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为小组的组长，江青为小组的副组长。江青为了权力，起初处处关心维护陈伯达。当陈伯达因劳累过度生病住院时，江青曾向文革小组成员郑重宣布：“小组的大小事情，都要随时请示组长。”由于江青对陈伯达大献殷勤，陈伯达便写报告给毛泽东，说在他生病住院期间，由江青代理组长职务，临时将权交给江青。这期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群众，江青就代表中央文革出席并讲话，大出风头。从此，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随风转向江青，渐渐远离陈伯达。待陈伯达出院后，江青紧握权力再也不放手。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还是江青说了算，她随心所欲，陈伯达得听她的。从此，陈、江意见不一，起了矛盾。 　　江青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不断膨胀，到处发号施令。陈伯达为了约束江青的权力，便找王力、关锋、戚本禹开会起草了给中央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的办事机构，一切言行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擅自作主。会还未完，江青来了，她大发脾气：“我还是不是代理组长，我还是不是第一副组长！”她看了报告的草稿后，立即加上自己的话，并且反复强调说：“我加上的这句是最最重要的！” 　　陈伯达抱怨：毛泽东痛斥江青的话没能向下传达 　　1967年二三月间，陈伯达对我们说，毛主席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对江青的霸道行径严厉地批评过。毛主席生气地说：“有人说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话不对！她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上！她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多次批评过她，她听了吗？！她这个人呢，有武则天之心，而无武则天之才！”毛泽东说完后，谁也没有说话。后来，还是周总理打破沉闷的气氛，说：“江青同志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很辛苦，是有成绩的。”这时紧张的气氛才缓和下来。然而散会后，没有一个人传达。可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还哭闹着诉委屈：“正因为我是他（指主席）的老婆，他总是限制着我。这么多年来，如果不是这样，我早就放开工作了，我真是受不了……” 　　陈伯达不满地说：“别人做错了事，主席有时生气地批评别人几句，就马上向下传达，被批评的人，很快就会倒台了。而主席这么严厉地批评江青，就没人传达一句，反而还护着她。”陈伯达说完直叹气。 　　我们听完陈伯达的话后，心想，陈伯达自己也挨了批评没有向下传达，还埋怨总理。看他情绪不好，我们只能安慰陈伯达说：“总理也很为难，因为江青和主席总还有夫妻关系这一层，而且批评她是希望她好嘛，也不是要打倒她。她不是说过，主席对没有希望的人，是不批评的。再说假如没有正式请示过主席就向下传达，主席万一不高兴，说这是我的家事，怎么你们也要管？那就不好收场了嘛！”陈伯达听后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陈伯达与江青厕所之争 　　1968年有一段时间，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转到了京西宾馆。陈伯达因平时喝水较多，年纪大了又有尿频的毛病，常去厕所。京西宾馆会议室附近的厕所外边门上写着盥洗室，里边只有一个厕所，不分男女。 　　一次，陈伯达刚上完厕所出来，正巧江青推门欲进。这时，江青见陈伯达从里边出来，便气愤地问陈伯达：“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伯达吃惊地看了一下门上的标记说：“这哪里写着是你的厕所？！”说完便不满地走了。江青怒气冲冲朝着陈伯达大声地说：“今天你闯进我的厕所，明天你还要闯进我的卧室了！” 　　从此，这个厕所就再也没有人敢去了。 　　江青向陈伯达怒摔茶杯 　　1968年八九月的一天夜里，陈伯达从十一楼（江青住处，也是江青的代号）开会回来，直接回到自己的卧室。王文耀知道陈伯达回来了，便拿着精选好的文件卷宗送到他的床前（陈伯达习惯回来就上床看书）请他审阅。 　　陈伯达斜靠在床头，目视前方，脸色不是很好，看样子受了很大委屈而又无法对别人说。看到陈伯达痛苦的样子，王文耀吓了一跳。王文耀知道陈伯达的日子一直不怎么好过，便轻声问他怎么了。陈伯达小声地说：“没有什么，有点不舒服。”等了片刻，陈伯达看屋外无人进来便小声地对王文耀说：“你不要告诉别人，刚才‘十一楼’（江青）给我发了很大的脾气，还摔了杯子。”说着便从被窝里拿出一个纸包给王文耀。 　　王文耀听后吃了一惊，当他双手接过纸包时，陈伯达小声说：“这个我拿出来时谁都不知道，只有‘十一楼’知道。也可能她还会要回去的，你看怎么处理一下？”王文耀说交给我吧。并问陈伯达：“她为什么向你发那么大的火，都有谁在场？” 　　陈伯达摇摇头叹了口气说：“有康老（康生）、姚文元他们。说是研究工作，可是一开始她就向我面前扔了一封信让我看，说我把写信的人逼到绝路上去了。康老在一旁说‘那不是信，那是绝命书呀！’” 　　王文耀问陈伯达这个写信的人是谁，陈伯达不肯说，只说：“他是人民日报社的一个编辑，是搞文艺工作的（后来才知道是李希凡）。‘十一楼’说我把他逼上绝路。你们知道，《人民日报》我就没有怎么管，怎么就说是我逼他呢？你不知道，她对我发了很大很大的脾气呀！”陈伯达说着形象地学着江青当时生气摔茶杯的情况：“嘭的一下，水洒了一地，杯子也碎了。我怕外边服务员听见了进来看见，就把地上的碎片捡了起来，用纸包上了。”陈伯达还说，过后他看江青似乎也有些后悔。 　　这些东西带回来以后，陈伯达又怕江青找他的麻烦，不知放到哪里才好，就交给王文耀处理，并且说扔掉，别扎着人。 　　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江青的边是不能沾的。王文耀拿着这包碎瓷片也不知怎么办？不能丢，丢了江青要时拿不出来就坏了；可是不扔，她又会说你还留着干什么。王文耀想来想去，觉得还是留着好。当天晚上，王文耀就把碎瓷片埋在了十五楼门前小河边的松树下。 　　过了不久，据说李希凡授意人民日报社一位青年，拼揍了一张江青和毛泽东的合影照片。有一次开会时，江青忽然就着这张照片说：“人家说我要当武则天、慈善太后，我又没有她们的本事。李希凡有什么历史问题也不跟我说。”陈伯达插了一句：“你说我要逼死他，谁还敢给你说。”江青大声说：“你造谣……我瞧不起你！”陈伯达也顶了一句：“我也瞧不起你！”这时，周总理对江青说：“你是说过的呀。”江青又和周总理对顶起来。陈伯达生气地走出会场，在走廊里转了一圈，又准备进会场，刚走到门口，周总理出来见到陈伯达说：“你还回来干什么？！”陈伯达理解周总理的意思，便转身出门，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江青说：陈伯达比毛泽东谱还大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陈伯达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于当时社会上较乱，组织上出于安全着想，为他配备了一辆苏制保险吉斯车和一辆国产红旗车（这些车都属中办车队管），当然他原来坐的那辆灰色吉姆车还在。另外我们工作人员有时因工作出去办事，就临时从红旗杂志社司机班暂借一辆米色的伏尔加小车用一下。陈伯达为了出去调查方便，也坐过几次伏尔加。他去工厂、学校、郊区农村时喜欢坐这辆车，不招摇显眼，较为随便，但就一样不称心，车身小，上下车特别费劲。 　　在一次会议上，江青对陈伯达很不客气地说：“哼，你比主席谱还大，主席才1辆车，1个厨师。你可好，用4辆车，4个厨师呀！”陈伯达当时就愣了，说：“我，我哪儿有那么多车和厨师，我怎么不知道！”他散会回来后，很不高兴地问我们，他是不是有那么多的车和厨师。我们当时听了也很吃惊。后来仔细一想，情况也不完全对。陈伯达原来坐的是1辆吉姆车，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组织上给他配备了两辆车，1辆保险吉斯和1辆红旗车。保险吉斯车他只坐过一两次就不坐了，嫌太大，太显眼，让人退回去了。红旗车起初也说太大不愿意坐，后来换了1辆小红旗，开会时常坐。厨师，陈伯达原来住中南海迎春堂时，是不要厨师的，吃饭是工作人员到甲区的西楼特灶食堂打饭吃。1967年，因刘叔晏（陈伯达的夫人）怀疑有人爬她家的墙，让公安部的人进去查脚印，被江青知道了，被“赶出”中南海。搬到新建胡同以后，组织上给陈伯达配备了1名厨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陈伯达自己就住在了钓鱼台十五号搂。同时住在十五楼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尹达、关锋以及其他工作人员。按照钓鱼台原来接待外宾的习惯规定，住在哪个楼，吃饭也就在哪个楼里。陈伯达住的楼里有3名厨师，特级厨师宋师傅给陈伯达做饭，另外两位给文革小组成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做饭。这是当时按接待外宾的做法，还未改变。江青可能将这3名厨师和陈伯达新建胡同家中的那位厨师算在一起，陈伯达就有4名厨师。 　　陈伯达对此极为在意，提出不要厨师，说原来就没有厨师，要和大家一起去食堂吃饭，或者打饭回来吃。后来钓鱼台改为各楼就给首长一人做饭，工作人员都集中到十七楼去吃饭，十五楼就留下宋师傅给陈伯达做饭。陈伯达心里不痛快，起初他只是说饭菜不好吃，味道像饭馆的菜饭，说是说还吃些。其实他并非对宋师傅本人有意见。宋师傅看到陈伯达常剩下饭菜，知道他对饭菜有意见，便当面征求陈伯达的意见，以便改进自己的工作。陈伯达对宋师傅说，你做饭的技术很好，很辛苦，表扬了一番。同时又说，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吃不惯这样好的饭菜，喜欢吃普通的饭菜。宋师傅也向我们工作人员征求意见，很诚恳地想改进工作，其结果还是一样，做好的饭菜，陈伯达只吃很少一点，大部分剩下。 　　1969年12月林彪发出一号战备令时，陈伯达被遣散住在京西的玉泉山。陈伯达平时吃饭是两菜一汤，一荤一素。宋师傅每次做好香喷喷的饭菜送上去，鱼、虾原封不动端下来，倒了浪费，别人吃了也不好，只好中午的菜晚上热一下再送上去。但陈伯达还是未动，照旧端下来。我们每次都劝，陈伯达就一句话：饭馆子味，不想吃。急得这位钓鱼台名厨宋师傅都要哭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工作没有做好，常此下去怕影响陈伯达的健康，这可是大事。可能宋师傅也向钓鱼台的领导汇报过，觉得自己工作不好。其实，陈伯达的目的就是不想要厨师，和江青斗气。 　　米粮库胡同的房子装修好后，战备解除了，陈伯达搬进了新房，他吃饭还是如此，并提出请宋师傅回钓鱼台。我们说，宋师傅走了你吃饭怎么办？陈伯达说：“你们随便给我做点吃的就行了。你们忙不过来时，就让李玉元（管理员）做就可以。”我们也不好为难宋师傅，就请他回钓鱼台了。 　　李玉元是农村来的，做城里人吃的饭菜水平差了点，我们俩也就常抽空去做饭。三个人中就王保春还会做几个像样的菜，但偶尔为之还可以，长此以往可不行，其间闹过几次笑话。我们做的饭菜也比较单调，也就是鸡丝面之类的。陈伯达是福建人，爱吃鱼，我们就做红烧鱼什么的。一次，李玉元去供应站采购了一只宰好的鸡，拿回来洗洗就放锅里煮，熟了以后，老李准备把它切成丝，做鸡丝面。这时王保春去厨房看看，发现老李切的鸡肉丝怎么有黑色杂物。一看未切完的整块鸡肉上，有个像橘子样大小的黑糊糊的东西，再仔细看发现，老李煮的鸡没有取出鸡嗉子，将鸡嗉子里鸡吃的杂物当肉切了。幸好发现得早，没有把它做到饭里。还有一次，李玉元给陈伯达学做了一条红烧鱼。陈伯达开完会回来正饿，听说老李做的是红烧鱼很高兴。李玉元非常高兴地将自已得意之作送了上去。这时王保春有事去向陈伯达汇报，一进门，只见陈伯达和平时一样，边看书边吃饭，吃得正香。陈伯达用筷子不停地在那条红烧鱼身上捅来捅去，鱼皮都剥得吃光了，可是鱼肉和鱼骨、鱼刺怎么也分不开，鱼肉还露出红色。王保春在一旁看出了问题，便对陈伯达说：“您别吃了，那鱼好像不熟，再去烧一下吧。”陈伯达看不清楚，还固执地说：“嗯，没关系。”王保春赶快将鱼端到厨房，又回锅烧了一遍送上去，陈伯达才算吃完了这顿饭。 　　在这段时间里，陈伯达因为感冒，中央开会他请假没有去。周总理很关心他，同时也知道他让宋师傅回钓鱼台去了，没有厨师做饭，便给陈伯达打电话，批评他说：“你让厨师回钓鱼台是不对的，怎么能让秘书们你做饭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工作嘛！你这样把身体搞坏了，让我怎么向主席交代！”周总理同时也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有你们自己的工作，还是要找个厨师来给伯达同志做饭，要注意他的身体才是呀！”当时陈伯达正患感冒，周总理介绍了他自己对付感冒的办法。他对陈伯达说：我有时在感冒初期，喝一杯茅台酒就好了，挺灵的，不妨你也试试看，少喝一点。”陈伯达告诉我们，他也想试试总理这个办法。我们就为他买了一瓶茅台酒，他只喝了一小杯的少半杯，就受不了了，发起烧来。其实他和总理不一样，总理平时参加宴会多，还可以喝一点酒。而陈伯达平时一点酒不沾，所以他说：“总理好意向我介绍他的经验，可到我这儿怎么就不灵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