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亚蕾有孩子吗:解密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的内幕(组图)

 

　　1954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故宫城墙上

　　总结十大关系

　　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初，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高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1953年执行第1个五年计划算起，已经有了3年多的实践经验。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也逐步有所了解。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已经提到我们党的面前。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从1955年底起，刘少奇分别听取了中央一些工业部门的汇报。1956年2月开始，毛泽东用1个半月时间听取了中央许多经济部门的汇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参加了这些汇报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领导同志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的一次时间比较长、内容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由毛泽东集中概括出来的。毛泽东在4月25日举行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接着又在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对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形成的过程，毛泽东在1958年2月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经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1个半月，每天谈1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当时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中进行过传达。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把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多方面地体现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其他文件中。在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对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也就是毛泽东多次谈到的“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作了深刻的阐述。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也分别结合各个方面的建设事业。就这个讲话的原则精神做过论述和发挥。这些，都在实际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从1958年开始，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受到了“左”的指导思想的严重干扰。在60年代国民经济的调整过程中，关于十大关系的许多重要的思想原则，又重新提出和实行，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为了进一步教育全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刘少奇于1965年底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将这个讲话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看了这个讲话的整理稿后批复：“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同年12月27日，中央写了1个通知，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

　　当时印发的《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为基础，吸收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的。在这个整理稿中，原讲话记录稿中有些重要的内容，如对苏联和某些东欧国家在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对斯大林的态度等问题上的错误的批评，对我国国内工作中过高地估计战争危险，不重视发展沿海工业，以及在行政措施上照搬苏联的做法等缺点的批评，没有整理进去。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期间，关于《论十大关系》一文，曾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将两次讲话记录稿进行综合整理。最后在胡乔木具体主持下完成了整理工作。这个整理稿忠实地体现了讲话的主要精神(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的经验)和语言风格，恢复了以前整理稿中没有整理进去的重要内容，并做了必要的文字加工。整理稿于7月10日送邓小平，13日转送毛泽东。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当天，毛泽东即审阅了这个稿子，并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1976年12月26日发表、随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论十大关系》一文，就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订的这个整理稿。 

　　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的指导思想，正如他在后来的讲话中多次说到的，是要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8年3月10日，他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960年6月18日，他在《十年总结》中又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后来，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许多重要的思想和原则，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和十年###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在长时期内未能得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重要的指导思想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的运用和发展。

　　谈双百方针

　　1957年3月17日正好是星期天，下午2时，市委办公厅值班室的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在电话中说，立即通知塘沽区和4个郊区区委书记来办公厅待命，并要办公厅通知全市党员干部到礼堂开会。因为事情来得突然、紧急，市委秘书长、办公厅下属工作人员都赶来，四处找人通知开会、安排会场，忙得不可开交。

　　晚上，市人民礼堂里气氛热烈。千余名干部坐定不久，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掌声雷动，会场内灯光格外明亮起来。在热烈掌声之后，黄火青说：“同志们，现在我们请毛主席讲话。”全场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就座后亲切地向台下问：“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人提出什么具体问题。毛泽东就说，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吧！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全党关心的问题。

　　要成为建设的内行

　　毛泽东首先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变化，他说：过去我们党做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呢？过去几十年主要工作是搞阶级斗争，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打败蒋介石，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城市还有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都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从我党建立以来，一直到去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放在这一方面。从1840年反对帝国主义的鸦片战争算起，到去年——1956年就达116年之久，才把旧的生产关系改变为新的生产关系，把旧的上层建筑改变为新的上层建筑。这是1个很大的斗争。过去做这个斗争的时候，人们在开头对我们是不相信的，不相信我们能成功。现在，我们赢了，人们相信了，说我们是好汉。现在人们都相信了，说共产党行了，行在什么地方呢？说政治你们行，军事你们行，你们有这两门。建设呢？现在要搞建设，共产党行不行？历来人们就说共产党恐怕是不行的。我们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主，不是没有搞建设。要讲不会，也会一点，因为过去抓阶级斗争时，在根据地也多多少少的学了一点。但是，搞大规模建设，盖大厂，搞设计、施工、安装，我们就不会了。不过，世界上的事情是可以学会的，像我们过去从不会抓阶级斗争到会抓阶级斗争一样。 

　　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

　　毛泽东在讲话中向党员干部提出，要学科学，要学会当教授，学会当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学会当医生，要跟自然界做斗争。 

　　毛泽东在讲这个问题时，他的目光投向台下，幽默地问大家：在座的有没有大学教授？台下只有两人举起了手。一位是天津医学院院长朱宪彝，另一位是津沽大学、南开大学的教授王金鼎。黄火青说：可能还有的没有举手，毛泽东说：是啊！你们的势力不大，就不敢举手。

　　毛泽东接着分析了这个问题的现状，他说：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在大学教书不行，在医院当医生不行，在工厂里头搞工业当工程师、技术员不行。我们党内没有什么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在中学里头当教员的也少。文学艺术方面有点儿也是三七开，优势还在党外。共产党在学校名为领导，实际上不能领导，因为你不懂嘛。所以应该承认这是我们不行的方面。但他们只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不对。共产党也能领导，他们没有讲。为什么能领导呢？我们可以领导他们，把这些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医生统统放到计划里头，做出什么长远计划、年度计划，在这方面领导他们，以计划去领导他们。此外，还有什么一条可以领导他们呢？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他们，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去领导他们。就具体业务讲，我们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发展来讲，我们能领导。

　　毛泽东联系新的形势提醒大家：过去阶级斗争高潮的时候，我们在建设、科研、办学校方面不懂，人们原谅我们这方面的缺点，现在问题暴露出来了。在大学怎么教书？医院里怎么开刀？科学研究怎么解决？……这一套我们就不会。我们才开始学习，这种情况的改变得要1个时间，大概需要三个五年计划，至少15年才会有1个改变，更大的改变，时间还要多一点。现在的大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再过15年，他们就是大学教授，就是工程师，也许不要15年，还有现在的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中学教员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愿意加入共产党，条件适合的也可以接受他们加入共产党。再有三个五年计划是可以学到的。有些人看不到这种变化，认为共产党可能永远学不到。我看是可以学到的。

　　毛泽东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经济建设问题的精辟论述，使听讲的党员干部们折服。他们懂得，毛泽东要求自己不仅要会搞阶级斗争，还要学会科学、技术，要成为社会主义各行各业的内行。

　　我们的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指出，要发展科学、技术、文化，就必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鉴于人们当时并不十分理解这个方针，还存在一些疑虑。毛泽东开导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竞赛。放出坏事来怎么办？现在有好多坏事，有许多怪议论，我说不要紧。有些怪议论批评它就是了。人们很怕开出的花不好看，怕它有毒，说百家争鸣中国共产党只有一家，其他99家把我们包围了，没办法……

　　毛泽东说，对于社会上许多不同的意见，我们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采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在讨论辩论中去解决，分清是非。我们只有这样一种办法，别的方法都不妥。现在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想继续用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或者叫“军法从事”：你不听话呀，那就正军法，拉出去砍了。这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其实对付阶级敌人也不是那么简单，还有许多细致的方法。现在不是对付敌人，而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待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民族资本家、大学教授、医生等等，这个简单方法就更不行了。对于各种不同的意见，在科学方面，不论我们懂不懂，我们现在不懂将来懂了，都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能“军法从事”。一门科学可以有几个学派去争鸣。经过争鸣，就能出真理。社会科学也是这样，而不是用我们看不顺眼就去整一下的办法。对思想、精神方面的问题，比如宗教、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艺术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  

　　1954年9月毛泽东会见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的西藏代表

　　毛泽东强调，实行“双百”方针，对不同的意见就要说服而不要压服。他说，有两种方法：一是压服，一是说服，我们采取哪种方法？现在有些人等不及了，想压一下。压是压不服人的，最终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你为什么用压服办法对付科学、文化、宗教以及不同的意见？如用压服办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就输了。要学会做说服工作。我们南方有句话：叫花子打狗。叫花子是讨饭的，要学会打狗。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理论文章，学会做说理的报告。有一位同志对我说，“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就这一冲呀？你三冲两冲还是不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做有说服力的报告。

　　毛泽东针对干部的思想顾虑，解释说：至于各种错误意见在报刊上发表，开座谈会，发议论，会不会把我们天下搞乱，把人民政权搞垮？我说完全不会。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愿意跟我们合作，大多数人是如此。有极少数人仇视我们，也不是特务分子。许多人完全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学了一点，但是实际上不相信。再有一些人，相信了一些，不完全。我们党内也有一些这样的人，没有完全想通马克思主义，还不懂。两种片面性的人都有：教条主义的，肯定一切的，别人说不得坏话，本来我们有缺点，不允许人说一说；也有另外一种人，什么都是坏的，否定一切。这两种片面性，这两种形而上学，是存在的。

　　要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要经风雨，见世面，在斗争中锻炼成长。他以内部发行《参考消息》为例说：在座同志都看《参考消息》，就是不要把自己封锁起来，要知道一点世界上的事情，看看敌人怎样骂我们，他们的家里又是1个什么样的情况。有人怕《参考消息》，一扩大发行会使敌人气焰嚣张，很危险。黄火青同志告诉我，你们这里有位同志主张每条国际消息都加1个按语。那就麻烦了。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去思考，去辨别。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斗争还要发展。我们在中国办事情，如果不发展，我们的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要按具体情况来具体解决。对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对人民政权可不可以批评，对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对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有一样不可以批评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那样的法西斯主义。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怕批评。老干部那么一批评就倒了，吹一口气就倒了？除非12级台风。12级台风吹倒树，吹倒房子，但是吹倒老干部也不易，只要你是正确的。至于你有错误，正需要有点风吹一吹。我过去用洗脸打比方，你们三天洗一次脸还是一天洗一次脸？为什么要一天洗一次甚至洗两次呢？就是因为有灰尘。那么党就不需要洗脸吗？党也需要洗脸。毒草并不可怕，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暴露出来不可怕，而且还有作用。需要这些东西跟我们见面，以便和它们做斗争，使我们发展起来。牛痘是什么？是一种病毒，也是一种微生物，给人种那么一点，就产生了免疫力。一辈子不害病的人是很危险的，有一天他害病就受不了，因为没有同细菌做过斗争。无产阶级思想要同资产阶级思想做斗争，马克思主义要同非马克思主义做斗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各种艺术的发展需要互相竞争，互相比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互相竞争，批评讨论，正确的东西才能发展起来。

　　1956年2月毛泽东和钱学森在宴会上

　　元代诗人杨维祯诗云：“二月春光如酒浓”。毛泽东在早春二月在天津干部会上的讲话，犹如催红唤绿的春风，使海河两岸春光灿烂，春回大地。虽然后来历史发生了曲折，使“双百”方针在一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能贯彻执行，但也正是历史曲折发展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了它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的客观需要。毛泽东1957年2月在天津干部会上的讲话，至今仍熠熠生辉！
　八大的思路

　　1956年前后，我们党破除了对斯大林理论观点的迷信，破除了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提倡独立思考，提倡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构想社会主义建设方略，拟定方针政策。毛泽东总结这段历史时，多次指出：“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

　　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从现在的认识看，虽然不能说在1956年已找到了一条我们现在理解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路线，但是1956年的探索在许多方面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获得了许多好的思路、思想观点和实践经验。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从1955年11月到1956年4月，毛泽东先后对农业问题和工业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找了华北九省的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34个部长了解工农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在此期间，刘少奇为准备八大政治报告也听取了中央30多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周恩来等领导人分别参加了这些汇报会。

　　中央领导人初步的调查研究，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就是毛泽东从1956年1月在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开始讲的“一穷二白”的形象说法。不仅毛泽东，整个党中央当时考虑问题的思路是，承认落后，不甘落后，改变落后。“一穷二白”的概括，从主导方面看，旨在激励中国人民奋起改变落后面貌的革命精神，强化中华民族为世界多做贡献的赶超意识。(当然，后来对这个问题的宣传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它的主旨精神有了某些改变。)

　　党的八大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指出：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基本结束，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虽然是对我国政治形势的估量，但实际上是对国情的进一步认识。如果说“一穷二白”是对国情的历史基础的表层概括；那么对主要矛盾的论断，则是对国情的现实关系的动态分析。它揭示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内在因素，为确定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使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提供了理论根据。

　　在1956年前后，党中央确定的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是：第一步，用大约3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的时间，打下现代工业化的基础；第二步，用10个五年计划至20个五年计划，即50年至100年的时间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

　　在1956年前后，我们党在经济建设方针的这样几个基本问题上，有的突破了原来的一些思想框框，有的将一些零散经验开始系统化为规范理论。

　　工农业关系。在1个较长时期内，我们党把苏联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轻工业的道路作为两条对立的工业化道路来认识。苏联重工业的发展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靠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片面追求重工业发展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市场供应一直处于短缺的紧张状态就是苦果之一。一些东欧国家照搬苏联的办法，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损害。鉴于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党中央认为决不能走苏联的老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工农业关系的初步认识的基础上，经过对工农业问题的调查研究之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的思想。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还提出，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个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按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

　　沿海与内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过去斯大林有1个论点，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受这个观点的影响，再加上朝鲜战争还进行，在“一五”期间强调了内地工业、国防工业的比重，影响了工业布局和资金投向。朝鲜战争结束后，经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在1955年底到1956年初，我们党逐步感到国际形势在趋向缓和。苏共二十大也提出了1个新观点，即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1956年三四月间，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各部门汇报时指出：沿海地区占我国工业的70%，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发展。如果说沿海不敢利用，那么东德、捷克就不要建设了。还批评说，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打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在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与此相联系，还涉及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的阐述，指出：既然设想可能有1个和平时期，国防工业步子可以放慢，有些生产规模可以缩小。非要下这个决心不可。不能再徘徊歧路，东边走几步又回到西边走。如果算错误，大家一道犯，到时候将功折罪，戴罪立功。实践证明，这是1个符合实际的科学认识，表现了政治家们的高度预见。

　　经济建设必须坚持“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在1955年到1956年间，我们党的领导人对于这个问题存在两条对立的思路。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尽管其理论论证是“辩证的”，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强调反对右倾保守，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周恩来、陈云主张经济建设要根据需要与可能，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意见，强调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并将此精神作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之一。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周恩来在主持审定“二五”计划的建议草案过程中，将“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删掉了。随后，党的八大通过了这个指导方针，明确指出：“党中央委员会所建议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靠的”，并说还应当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对于1956年上半年开展的反冒进，尽管思想上有保留，但服从了政治局大多数的意见；对于八大的这个精神，他也是同意的，并主持修改了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审定了周恩来的报告。正因为这样，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倾向才顺利地得到了纠正，并使“一五”计划提前完成。

　　1956年2月毛泽东与童第周(右二)、胡愈之(右三)、华罗庚(右四)、费孝通(右五)等交谈

　　综合平衡。这是党中央在反冒进过程中形成的思想，由陈云作了较为系统的概括。鉴于1956年初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多招收了100万职工，农贷和其他贷款过多，使财政信贷多支出近30亿元，引起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全面紧张的教训，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强调“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同年11月，陈云在关于商业工作的讲话中分析了商品供应紧张的问题，提出“要注意国家建设规模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平衡问题，”认为这虽是“紧张的平衡，”“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到了1957年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陈云进一步提出了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以及物资、财政、信贷三大平衡的著名观点。

　　以上关于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虽还不很成熟，但却在摸索着走自己的路，有的直到今天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生重要影响。
　创立两类社会矛盾学说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随后爆发波兰、匈牙利事件(这些事件有复杂的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在我国，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基本解决，但人民内部的许多其他矛盾却突出起来了。由于苏共二十大与波匈事件的影响，加上实际工作中存在官僚主义等弊病，在一些地方闹事的情况增多起来了。1956年冬到1957年春，先后大约有10000工人罢工，10000学生罢课。在这样一种国际、国内矛盾迭起的情况下，正确认识与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成为毛泽东着重并反复加以思考的重大课题。毛泽东一方面批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做法，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另一方面又研究和吸取斯大林的教训，思考如何使社会主义社会沿着民主的方向发展。对于斯大林的错误，我们党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进行批评并总结经验。为了把我国建成1个民主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在1956年4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其中已经包含了后来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许多重要思想。接着，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希望把空气搞得活泼一些。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内阶级关系与主要矛盾的分析，关于工作重点转移以及进一步发扬民主等决定，毛泽东是同意的。在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对于党内与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12月4日，毛泽东在致黄炎培的信中写道：“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1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1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随后，经毛泽东修改于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正式地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概念，虽然当时是就国际范围的。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有两类社会矛盾，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1个总题目。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以后，继续发挥了讲话中提出的基本思想，并对讲话作了修改、补充。3月，毛泽东批改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其中批评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者对待这类事件的方针和办法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官僚主义是造成这类事件的主要原因，而且往往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根本办法是加强教育和扩大民主。3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天津、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党员干部会上讲话，主要论题也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曾亲笔写了一篇讲话提纲，其中明确提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并且批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种转变，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整风运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要求全党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作风。

　　从毛泽东这一时期思想的发展看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是他经过反复酝酿、深思熟虑的成果。它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的新问题。虽然说，肯定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这一点并不是毛泽东最先讲的，但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作为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全社会的现实的政治问题突出地提出来加以研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1个总题目，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确实还是由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来的。在我们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党的特殊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以及镇压反革命等对敌斗争任务的完成，意味着在一般情况下，大规模的敌我斗争就不再是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人民内部矛盾跃居突出地位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新问题，从理论上做了概括和分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这篇重要著作，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中心内容，或者说总题目，包含着广泛的思想内容，主要的有下面几点：

　　一、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肯定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了矛盾的，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的前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既有基本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毛泽东特别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就为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指明了方向。
　二、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这就是划分两类社会矛盾的界限。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 

　　三、明确了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处于突出的地位。毛泽东根据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矛盾与阶级关系的变化，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重点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面来。这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又一次说，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四、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强调要普遍提倡和善于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如在经济方面实行统筹安排的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并找出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及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搞好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等。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在解决这些矛盾时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最重要的原则，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那种主张实行西方的两党制、鼓吹绝对民主和绝对自由的倾向。

　　无论从这篇著作发表前毛泽东有关这一问题的认识以及从这篇著作的基本思想内容来看，都应该肯定，这篇著作的主导思想是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讲话和文章把这篇著作的基本思想说成是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是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作论证；林彪在党的九大所作的政治报告甚至说这篇著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就完全歪曲了这篇著作的本意。当然，这篇著作在发表前的修改过程中，不能不受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形势的影响，因而加进了诸如阶级斗争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样一些同原来讲话的精神和倾向不协调的论述。虽然如此，从这篇著作的整体来说，发表稿仍然保持了原讲话稿的基本精神，并且增补了一些重要内容，增强了一些理论分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主题这一基本思想仍然贯串全书。应该说，这才是这篇著作的主要价值，也是它所以值得充分肯定并对今后具有指导意义的主要根据。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恢复了这篇著作的本意，讲话指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科学地分析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说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人民发展经济和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本来可以成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端。遗憾的是，由于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一著作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和原则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大规模地混淆两类矛盾，即使对于认为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未得到正确处理。十年内乱的教训，从反面说明了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一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