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之下第二季评价:战争与和平：石油风云（下）

作者：丹尼尔·耶金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1479    更新时间：2012-1-30  顶    荐  【字体：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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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那些迅速增长的大量石油搞到市场上去还存在着问题。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和它的四家母公司正在为建筑横贯阿拉伯的塔普莱恩输油管一事进行斗争，因为这条输油管将把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输送到地中海去。但是在铺设这条输油管的道路上有几个主要障碍。供应短缺的钢材仍处在美国政府控制之下，而且美国出口的钢产量中有很大一部分必须用于制造这一庞大输油工程所需要的各种尺寸的油管。独立经营石油的企业家和他们在国会中的盟友试图阻止这个部署，其目的是为了不让他们所担心的巨额廉价石油蓄积起来流入美国市场。可是杜鲁门政府内有人颇有份量地支持塔普莱恩输油管，支持的根据大多来自这样的看法，即中东的石油供应对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实施是必要的。一位国务院官员提出警告说，不建设输油管，欧洲复兴计划将严重地受到妨碍。
另一个障碍是输油管必须经过的一些国家对此所持的固执态度，尤其是叙利亚。它们都索取似乎过高的过境费。那时，也正是巴勒斯坦的分割问题和建立以色列国家的问题使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趋于恶化的时候。不过，一个以色列国家的出现以及随
后美国对它的承认，还不只是对输油管过境权利的威胁。伊本。沙特同任何阿拉伯领袖一样，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问题上是最坦率和坚决的。他说咱从七世纪以来犹太人一直是阿拉伯人的仇敌。他对杜鲁门说，美国对一个犹太国家的支持，对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利益来说，是致命的一击；如果一个犹太国家出世，阿拉伯人“将把它围困起来，让它活活饿死”。1947年当伊本。沙特访问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达兰总部时，他赞美主人给他吃的柑橘，可是接着他就直截了当地问是否来自巴勒斯坦，就是说来自犹太集体农场。主人一再肯定地说，柑橘来自加利福尼亚。在反对一个犹太国家的问题上，伊本。沙特手里握有一位英国官员所称的一张“王牌”：他可以取消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特许开采权来惩罚美国。这个可能性不仅使与之有利益关系的公司、当然也使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感到十分惊慌。
然而以色列的产生有它自己的趋势。1947年，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建议把巴勒斯坦分割开来，这个建议联合国大会和犹太代理机构都接受，但是遭到阿拉伯人的拒绝。一支阿拉伯“解放军”占领了加利利并攻击耶路撒冷的犹太区。暴力统治了巴勒斯坦。1948年，英国毫无办法，放弃了它的托管权并撤走它的军队和行政人员，使巴勒斯坦陷入无政府状态。1948年5 月14日，犹太全国委员会宣告以色列国成立。它几乎马上受到苏联的承认，很快地接下来就是美国的承认。阿拉伯联盟发动全面攻击。第一次阿以战争开始了。
以色列宣布成立国家后数天，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詹姆斯。杜斯向国务卿马歇尔传达信息说，伊本。沙特已经表示他也许在某种处境下被迫对美国的石油特许开采权实行制裁……不是由于他个人的愿望这样做，而是由于阿拉伯公众舆论对他的压力非常之大，他不能继续顶下去。可是，国务院进行了一次匆忙的研究，发现尽管存在大量的贮藏，中东（不包括伊朗在内）仅为自由世界提供6 ％的石油，把这一部分的石油消费削减掉“对消费者不致造成很大的困难”。
伊本。沙特当然可以取消特许开采权，不过这样做须冒相当大的风险。因为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是他迅速增长的财富的唯一泉源，而且同美国保持温和大度的关系能为沙特阿拉伯的领土完整和独立提供基本保证。国王一贯对英国人怀有猜疑，他怕伦敦也许会发起一个新的联盟来维护哈希姆王朝成员，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曾经做过的那样，帮助二十年前被伊本。沙特逐出麦加的哈希姆王朝成员重新攫取他的王国的西部。他的忧虑增加了，因为据说约旦的哈希姆国王阿卜杜拉已将“沙特政权比作犹太人占领巴勒斯坦”。何况对伊本。沙特来说，哈希姆王朝成员构成比犹太人更有威胁性的敌人。苏联和共产党人，如果按苏联对其北方施加的压力和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共产党活动的影响来看，也构成一个更危险的威胁。
说实在的，面临哈希姆王朝成员和共产党的双重威协，伊本。沙特在1948年后期和1949年逼迫美国人，甚至英国人，与他订立一个三方防卫条约。驻沙特阿拉伯的英国外交官在他向伦敦呈递的年报内评论说，“由于以色列成为一个现实，而且大多数阿拉伯人也将认为是一个不可能凭主观愿望使之消失的现实，沙特阿拉伯政府只好承认实际上以色列国是存在的而同时又强调对犹太复国主义在形式上抱有敌意。”伊本。沙特发觉他能够把一个由四家私营公司所有的纯粹商业性企业的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同在该地区其他部分执行的美国政府政策区别开来。当其他阿拉伯国家宣称沙特阿拉伯应该取消特许开采权来反击美国以资证实它对阿拉伯事业的忠诚时，伊本。沙特回答说，石油开采权使用费有助于使沙特阿拉伯成为“一个更坚强更有力的国家，能更好地在抵制犹太人的妄想方面帮助它的阿拉伯邻邦”。
于是，即使犹太和阿拉伯在巴勒斯坦进行战争期间，沙特阿拉伯境内继续在疯狂地开发石油，同时横贯阿拉伯的塔普莱恩输油管的建设仍在进行。这条油管于1950年9 月完成。要让它灌满油还需要两个月；11月，石油开始到达在黎巴嫩的西顿这个地中海上的终点站，在那里油船装满石油去完成旅程的最后一段而到达欧洲。这条输油管全长一千零四十英里，它将代替从波斯湾到苏伊士运河的七千二百英里的海运路程。它的年通过量相等于六十艘油轮从波斯湾经过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的运载量。这些石油将为复兴欧洲提供燃料。不再“离我们远了一些”：安全的新特点政治和经济的交叠对英美两国政府来说在四十年代后半期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战略焦点。拿英国来说，即使他们从帝国的遥远的势力范围撤走，他们也不能丢弃中东。苏联人正在对“北层国家”——希腊、土耳其，特别是伊朗施加压力，而伊朗、科威特和伊拉克是英国的主要石油源泉。继续进入这个地区在军事战略上是必要的，而况英伊石油公司的红利是英国财政部的一个主要岁入创造者。外交大臣贝文对内阁国防委员会说，“没有中东和它的石油，”他看不到“有什么希望能够达到我们目前指望的大不列颠的生活水准”。
如果英国的焦点缩小，那么对美国来说，在前景和承担义务方面的转移，其范围却大大地扩展了。一位美国总统不会再说1941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说过的话，沙特阿拉伯“离我们远了一些”。美国日益成为以石油为基础的社会，它不再能够以国内生产来供应其自身的需要。美国的领导人和政策制订者也正在趋向给国家安全下一个广泛得多的定义——这个定义反映了战后力量平衡的现实情况、与苏联日益发生冲突以及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衣钵正在从英国传给美国，后者迄今为止是世界上杰出的大国。
苏联的扩张主义—一其实是和也许是——把中东带上了中心舞台。对美国来说，这个地区的石油贮藏所构成的利益，按其本身的重要性来看，不亚于西欧的独立；中东的油田必须保持在铁幕的西边和受到保护，以保证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生存。军事计划者相当怀疑在一次扩大的“热战”里油田究竟能否防守得住，他们至少既想过如何毁灭油田，也想过如何保卫油田。但是在冷战里，这宗石油价值很大，应当尽一切可能来防止损失。
沙特阿拉伯是美国政策制订者的主要焦点。1948年有一位美国官员说，这里有“大概可以称为在对外投资领域内世界上最最高的经济奖赏。”而就在这里，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正在缔造一种独特的新关系。1950年10月，杜鲁门总统写信给伊本。沙特国王。信中说，“我愿向陛下重新作出过去已经屡次向您作出的保证：美国关心维护沙特阿拉伯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任何对您的王国可能发出的威胁都将是美国所关心的急务。”这话听起来非常像一种保证。
正在兴起的特殊关系表明了公私利益、商业利益和战略利益的交织。它的实施既见诸于政府这一层次，也见诸于整个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这个组织已不仅成为石油开发的一个机制，而且也是全面发展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机制，虽然它同阿拉伯社会的广阔区域隔离开来而且总是在规定的沙特国家的界限内运行。这是一种不大可能的结合——在沙漠中游牧的（贝都因）阿拉伯人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经营者之间的结合，一个传统的伊斯兰专制国家与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的联合。然而，它却是一个注定要持续下去的结合。
能源独立的终结万一发生战争，既然中东石油不能轻易地得到保护而且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话来说，是“十分容易受敌人的干扰”的，那么在未来的冲突中又如何可以保证全面的安全呢？这个问题在华盛顿和在石油工业界里都成为一个主要议题。有人提出在和平时期内输入石油以便在战时可以保存国内的资源。这种号召见诸于一位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尤金。罗斯托的一本有争论的书《对石油工业的一项国策》。一个新成立的联邦机构——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在1948年评论主要政策时也提出类似的理由：输人大量的中东石油将使西半球每天生产出来的一百万桶石油封存起来，实际上是在地下形成一个军用储备——“石油的理想仓库”。
许多人主张美国仿效德国在战争期间的做法——建立一个合成燃料工业，不仅从煤中提炼出液体，而且也可从科罗拉多群山的油页岩以及从丰富的天然气中提炼出液体。1948年《纽约时报》载文说，“美国现处在一个深刻的化学革命的开端。今后的十年将看到一个将使我们不倚赖外国石油资源的大规模新工业的兴起。汽油将从煤、空气和水中生产出来。”内政部乐观地宣称汽油可以产自煤或油页岩，成本是每加仑十一美分——说这话时，汽油的批发价格是每加仑十二美分！
在石油工业里，更现实的和普遍的看法是，合成燃料充其量还是刚冒头。但是，1947年后期，由于冷战加剧，内政部号召实行另一个曼哈顿规划：一个庞大的轰动性的一百亿美元的计划，该计划在四至五年内能够每天生产两千万桶合成燃料。但事实上，在杜鲁门政府管理之下，对这方面的研究只批准了总数为八千五百万美元的经费。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本的估计越来越高，到了1951年估计从煤里炼出汽油的成本要高于常规汽油的市价三倍半。可以取得的廉价的外国石油不断增多，从而使合成燃料不合时宜和太不经济。进口的石油扼杀了合成燃料。合成燃料因而假旗息鼓了三十年，直到为了应付进口石油一度中止而急忙复苏起来。
紧接着战后的几年里，技术开展了国内新的领域的探索和发展。在钻探方面达到了比以前深得多的进程，从而增加了生产。更有创新意义的是近海生产的发展。远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经营者在圣巴巴拉附近的码头进行钻探，但是油井每天的产量仅一至二桶。二十世纪初的二十年内，在路易斯安那和委内瑞拉的湖泊中开始固定平台钻井。三十年代，钻井者进入紧靠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的沙滩的浅水处，可是没有什么成就。他们只是从陆地跋涉了一段距离的浅水而已。可是进入近海，进入墨西哥海湾看不见陆地的较深水域是另一码事了。这个举动要求产生一个新的工业。一位俄克拉何马的独立经营者克
尔一麦吉毅然冒险，而这个险是非常之大的。那时还没有建筑固定的钻井平台及其操作的技术。再者，关于这样一些重要事务的基本知识，如天气（包括飓风）、潮汐和洋流等，不是粗浅，便是无知。
由于规模很大，克尔一麦吉的管理部门加以推论，认为与那些大公司较量，要获取美好的“真正第一流”的近海面积没有很大希望和机会。但是，就墨西哥湾的近海井址来说，却没有什么竞争。实际上，许多别的公司都认为近海开发简直是不可能的。克尔一麦吉把设备一块一块组合起来；1947年10月的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早晨，在离路易斯安那州海岸十英里半的第32区段，钻工们钻出了石油。
第32区段的那口井是属于里程碑性质的事件，其他公司随着跟上克尔一麦吉，也干起来了。然而近海勘探的建设并不像所期待的那样迅速，部分原因是费用问题。一口近海的油井比一口在岸上同样深的油井要多花五倍的钱。同时发展也不得不放慢，因为联邦政府和那些真正持有这大陆架的国家之间发生剧烈的斗争。当然，它们斗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谁将获取税收和岁入，而这件事务在1953年前是得不到解决的。
鉴于合成燃料十分昂贵和近海开发只是刚开始，那么不用进口石油的话，还有其他什么可供选择的办法呢？有。这个答复可以在晚上用眼睛看到——在得克萨斯连绵不断的公路两旁，可以看到从平整的平原上向上喷射的明亮的标枪似的光柱。那是天然气，过去一直被认为是石油生产的一种无用和麻烦的副产品，因为没法加以处理都被烧掉。天然气是石油工业的孤儿，只有极小部分被利用，大多数在西南地区。可是这个国家看来拥有巨大的天然气贮藏，至少在住宅取暖和在工业方面完全可以代替石油，因此或可代替煤。但是它缺乏市场，因此在能源基础上，天然气的售价仅仅是从同一口井中产生出来的石油成本的1 ／5.天然气要供人使用并不需要复杂的工程步骤。问题是输送：如何把它送到人口众多和大工业集中的东北和中西部的市场上去。那意味着需要长距离的横贯一半国家的管道，所谓长距离在这项工业里迄今为止一直是指一百五十英里。不过，商业上的论据，把对于国家安全的关心和对外国石油的倚赖状况结合在一起，是咄咄逼人的。在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所赞同的判断里，众议院装备委员会宣称增加天然气的使用“是为了降低国内石油消耗而立即可行的最迅速最便宜的方法”，所以应当使钢材“优先于其他拟议中的用途供给生产天然气管道之用”。
1947年，“大英寸”和“小英寸”的大大小小的管子——战时匆忙制造出来的将石油从西南运至东北的管子——都卖给得克萨斯东运公司并移作天然气的输送管。同年，在南加利福尼亚煤气公司的母公司太平洋照明公司所主张的规划里，洛杉矾同新墨西哥和西得克萨斯的天然气田连结起来了。由艾尔帕索天然气公司所拥有的那条输气管有了一个译名，叫做“最大英寸”。到了1950年，州与州之间的天然气输送量达到二万五千亿立方英尺——几乎是1946年的两倍半。如果没有这些增加的天然气的话，美国每天将多消耗几十万桶石油。
到了那时候，新的石油秩序已经建立起来了，其中心为中东；在这个秩序里，各家石油公司都在以疯狂的步伐运行以满足市场迅速增长的需求——在美国，1950年消耗量比1949年猛增12％。石油将证明是受人喜爱的燃料，不仅在美国，西欧以及后来的日本也都如此，它提供了推动二十年惊人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能源。战后的石油秩序，其形成是为了迎合新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是一个伟大的成功。到了1950年，已经很清楚，工业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战后马上产生的深怕跟不上需求的忧虑。相反，正如那一年七月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一次对形势的分析所描述的，“看来在将来，能供应给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中东原油也许会大大地超过需要。”对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是这样，那么对其他大石油公司也是这样。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这个预测不过提示在未来的年月里，石油工业会面对大规模的石油过剩。同时，即使这个石油新秩序已开始在产生巨额利润，但是就这些利润如何分配这个问题的剧烈斗争已经在爆发之中。
22、平分：石油新交易
1950年美国财政部代表在伦敦与英国官员进行商议。在讨论过程中，美国人提到关于沙特阿拉伯石油政策的某些发展情况，其结果肯定会影响整个中东。有一位美国官员吐露说，“沙特阿拉伯政府最近曾对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提出一些惊人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了一个批准石油开采权的政府所能想得到的所有要求。”然而，不管以什么形式，所有要求都归纳为一件事：沙特人要从石油开采权上取得更多的钱。一大笔更多的钱。
这种要求并不只限于来自沙特阿拉伯。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各石油公司和各国政府之间就战后的石油秩序所赖以维持的财政条款问题，时断时续地进行频繁的斗争。中心问题是如何分配所谓“在自然资源的经济学中那一笔不容易处理而又很重要的钱”——租金。斗争的特征各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国家中那些发动斗争者的中心目标是一致的：把石油公司和征税的石油消费国国库的岁入转移到石油输出国国库里去。不过，钱并不是利害攸关的唯一争执。还有权势问题。
地主与租户
约翰。梅纳德。凯因斯有一次说过，“讲实际的人认为自己远远不受任何理智作用的影响，他们通常是某些过去的经济学家的奴隶。”谈到石油，这个“讲实际”的人不仅是凯因斯脑海中的商人、实业家，也包括国王、总统、首相和独裁者在内，还有石油和财政部长们。伊本。沙特和当时的其他领袖们以及一直存在的各个君主，都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一个难以置信地发了大财的证券经纪人李嘉图的奴隶。（李嘉图还在威灵顿大败拿破仑于滑铁卢时赚了一笔大钱。）
李嘉图出身是犹太人，是贵格会教徒，后来成为下议院中有学问的议员；他是现代经济学的始祖之一。他和他的朋友及智敌托马斯。马尔萨斯共同构成亚当。斯密的后继的一代。
李嘉图提出过那个后来为民族国家同石油公司之间的斗争提供框架的概念，就是与正常利润有些不同的“租金”这个概念。他的个案研究涉及粮食谷物，但也可应用于石油上。李嘉图说，假定有两个地主，一个地主的田地比另一个的更肥沃。
他们两人都以同样价格出售谷物。但是田地肥沃的地主的成本比那个田地不那么肥沃的地主的成本要低得多。也许后者得到利润，不过前者不仅得到利润，还获得一笔大得多的收入——地租。他所得的报酬——地租——出自他的田地的特殊质量，不是出于他的心灵手巧和辛苦劳动，而是独特地出于自然赐给他的丰富遗赠。
石油是另一宗自然的遗赠。它在地质学上的存在与凑巧居住在藏有石油的那块土地上面的人民的身份和作为之间毫无关系，或者与在发现有石油的那个地区上占支配地位的政权的性质毫无关系。这宗遗赠也产生地租，它的定义可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市价，另一方面是生产成本加上对附加费用的补贴（运输、加工和分配）和一些资本报酬的津贴，地租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差额。举例来说，四十年代后期，石油售价为每桶2.50美元左右。在得克萨斯，有一个含硫的低产油井经营者也许在他生产出来的石油上只得到十美分的利润。但是在中东，生产一桶石油的成本只需费二十五美分。扣除五十美分来支付诸如运输等其他费用，再在2.50美元一桶的石油上打十美分的“利润”，这样仍旧可以留下一个很大数目，即每桶中东石油可留下1.65美元。这个金额就构成地租。生产上升数量乘以地租，钱就非常迅速地累积起来了。至于谁——东道国、石油公司或向之征税的石油消费国——将获得那些地租而且获得多少呢？对于这个有争论的基本问题没有一致的意见。
各方都有合法的要求。东道国对埋在地底下的石油持有主权。然而这些石油要等到外国公司冒险投入资本和雇用专业人员去开发、生产和在市场上销售之后才有价值。实质上，东道国是地主，石油公司不过是租户，作为租户它当然要付双方同意的地租。但是，如果经过租户的承担风险和作出的努力，发现了石油，地主的财产的价值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租户应当按原先的条款付原来的地租呢，还是地主应当提高地租呢？石油经济学家M.A.阿德尔曼说，“这是石油工业中的重大分歧：发现了一宗丰富的石油就意味着有一个不满足的地主。地主知道租户的利润远远超过继续生产所需要的费用，就要求得到一些地租。如果他得到了，他就会得寸进尺地要求更多的地租。”
战后为了地租面进行的斗争不完全限于经济方面，也是一场政治斗争。对地主——生产石油的国家——来说，这斗争与主权、国家的建立和反对“外国人”的强有力的民族主义主张等主题交织在一起，因为“外国人”被认为是在“剥削”这个国家，窒息它的发展，不让它取得社会繁荣，也许在败坏这个国家，以及傲慢自大俨然像“主人”一样以“优越者”自居。“外国人”还被视为彻头彻尾的殖民主义的体现。他们的罪恶还不止于此；他们还在吸干地主及其后代的“无法替代的遗产”
和天赐奖赏。当然，石油公司的看法与之完全不同。它们已经冒了险和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它们情愿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投入资本和力气；它们签订了花费很大劲儿进行谈判才得到的合同，获得了某些权利。把原来没有价值的东西使之具有价值。
它们需要对所冒的风险予以补偿——它们还钻了一些没有油的井。它们认为自己受到贪心不足、掠夺成性和不可信任的地方当局的欺压，而不认为自己在“进行剥削”
；它们的哀呜倒是：“咱们给人抢了。”
这个斗争还另有政治的一面。对工业世界中石油消费国来说，能得到石油是一个战略性的奖赏，不仅对它们的经济以及它们的发展能力至关重要，而且也是国家战略的一个中心和必要的因素—《《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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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也将渐渐成为税收岁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在直接征收消费税方面和刺激全面的经济活动方面都有好处。对生产国家来说，石油意味着力量、影响、重要性和地位——这一些以前都是缺乏的。因此，这是一场金钱在其中标志着力量和自尊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斗争往往那样地剧烈的缘故。在这个史诗性的竞赛中，第一条战线是在委内瑞拉开始的。
委内瑞拉的例行程序净化委内瑞拉的戈梅斯将军的专制独裁于1936年结束了，那是由于这个独裁者的死亡（其他一切办法都失败后，这是唯一的办法）而实现的。
戈梅斯留下一个烂摊子；他把委内瑞拉看作是独家所有，一个私人的大庄园，为了他自己的富有而加以经营的财产。人民中大多数始终贫困如洗，而这个国家的石油工业却发展到全国总的经济命运都有赖于它的地步。戈梅斯还招来一片广泛的反对声。在戈梅斯手下，军人们受到屈辱的对待；他们薪俸很低，没有地位，还必须抽出一部分时间去照看独裁者自己的无数牛群。同样重要的是在民主左派中所掀起的反对浪潮，其中心活动表现在后来出名的“1928年的一代”——加拉加斯中央大学的学生在1928年反叛戈梅斯。当然那时候他们失败了，他们的领袖不是人狱带上六十磅重的脚镣，便是流放或者被戈梅斯送到内地疾病丛生的原始森林去同筑路工一起劳动。“1928年的一代”的许多成员死去了，不是这样便是那样地成了戈梅斯恐怖统治下的牺牲品。那些幸存者成了改革者、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核心，他们在戈梅斯死后设法重新进入委内瑞拉的政治生活。委内瑞拉的“1928年的一代”
最后掌权时，它提供了在全世界重新明确石油公司与生产国家之间和地主与租户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同时提供了重新分配地租的方法。
由于石油已经支配着委内瑞拉的现金经济——在三十年代后期已占出口总值的90％以上——戈梅斯的继承者开始变革工业的混乱管理，并且同在委内瑞拉生产石油的各个公司对合同安排实施一次全面的修订，包括地租的重新分配在内。美国是这个过程的催化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盛顿对于同墨西哥就其石油工业国有化问题不断发生纷争一事记忆犹新而且太深刻了，它一心一意要保护委内瑞拉的这条途径，因为委内瑞拉是在美国境外最最重要的石油来源而且是比较可靠的来源。
于是，美国政府要直接介人以避免再来一个墨西哥，并保障它在战争中期的一笔战略性的重大奖赏。至于各石油公司方面，它们不愿冒实现国有化的险。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是在委内瑞拉的主要生产者，也知道自己屁股底下躺着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贮藏，因此如果失去了这些石油贮藏，它们是承担不起这笔损失的。委内瑞拉是廉价石油的主要来源，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克里奥尔公司的生产占这家公司全球总额的一半并为它创造其总收入的一半。
可是，面临委内瑞拉的政府发起的重新分配地租的运动，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内部对采取什么对策存在着尖锐的分歧意见。公司中的传统一辈（其中有些人曾经是戈梅斯旧政权的密友）坚决反对任何变动，不管它是由加拉加斯推动的还是由华盛顿推动的。反对这些人的是华莱士。普拉特，他在担任高级经理以前曾经是该公司的首席地质专家。由于他在拉丁美洲有过长期的经验，普拉特认为世界已经改变；在公司方面，这种改变和适应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为了保障公司的长远利益起见是必要的。他还相信死不和解的抵抗也许不仅要花很多钱而且是徒劳无益的。
在普拉特看来，最好是帮助创造新秩序，比成为其受害者要好一些。辩论掀起时，在华盛顿发动了阵阵令人痛苦难忘的政治攻击，其目标正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原因是对该公司在战前与I.G.法本公司的关系问题发生了争执以及司法部又在进行一次新的反托拉斯运动。结果是新泽西公司改变了它对维护公共利益的政策以及政治环境的态度和走向，而且不仅仅在美国境内是这样。再者，罗斯福政府明确表示由于该公司未能适应而由此产生了与委内瑞拉的争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不能指望华盛顿予以支持。
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简直不能冒在委内瑞拉失去其地位的风险。华莱士。普拉特胜利了，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的机构内安置了一个新的头头，名叫阿瑟。普劳德菲特，他同情理解这个国家的社会目标，对在变化中的委内瑞拉政治状况具有尖锐的敏感。二十年代美国搞石油的人从墨西哥移居到委内瑞拉时，普劳德菲特也在这个队伍中。这次他记忆犹新，始终记得在油田问题上政府与石油公司关系的恶化和当时剧烈的劳工斗争。他决心要把他曾在墨西哥学到的痛苦教训带到委内瑞拉去。
所有的主要角色——委内瑞拉政府、美国政府、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都想把问题妥善解决。为了有助于顺利促进事务的发展，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采取前所未有的步骤向委内瑞拉政府推荐一些独立性的咨询顾问，其中包括前总统的儿子和凭其本身能力而成为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的小赫伯特。胡佛，他能够帮助加强委内瑞拉同石油公司讨价还价的地位。韦尔斯还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确保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一起进行。由于咨询顾问们的协助，终于根据新的“平分”（50％对50％）原则煞费苦心地拟定了一个解决办法。那是石油工业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按照这个新概念，各式特许开采权使用费和捐税将提高到这样一个程度，即政府所得到的同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所获得的净利润大致相等。实际上，双方成为平等的伙伴，把地租平分为二。作为交换条件，关于各式特许开采权的有效期的问题将置之不顾——当然尖锐的责问还是存在的，例如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及其所攫取的一些公司是如何得到某些特许开采权的。目前存在的特许开采权的资格也将凝固化，期限也将延长，新的勘探机会也将设法提供。对石油公司来说，这一切都是可取的收获。
对于这条已经提出的法规，由“1928年的一代”幸存者所组成的自由一社会主义政党（民主行动党）提出了批评。他们指控这条法规，按照其文字来看，其结果对委内瑞拉并不有利，分配比例也远远低于50％对50％；他们的论点是，委内瑞拉应当从石油公司过去曾获得的利润中得到补偿。民主行动党关于石油的代言人胡安。
帕布洛。佩雷斯。阿方索宣告说，“委内瑞拉石油工业的全面清洗——即它的例行程序的净化——在各石油公司向我们国家付给充分的补偿金之前将仍然不可能实现。”
尽管民主行动党的代表弃权，委内瑞拉国会还是在1943年3 月通过了新的石油法规，把取得的协议“奉为神明”。
那些主要的大公司十分愿意在新的制度下生存下去。壳牌石油公司的董事弗雷德里克。戈德伯在那项法规通过以后不久谈到委内瑞拉政府时说，“他们追求的是钱。除非我们对岸的朋友怂恿他们这样做，他们还不太可能拒绝高收入，不管其来源如何。”但是，在委内瑞拉经营的一些小公司，不像大公司那样，却义愤填膺。
潘特佩克石油公司的总经理威廉。巴克利打电报给国务卿斥责那条新法规是“难于负担”的，并宣称所以接受它仅仅是由干处在“委内瑞拉和我们的国务院逼迫之下”。
他补充说，它将明显地诱发进一步的“骚动和侵犯美国石油公司的财产所有权的企图”。巴克利的电报归了档。
两年之后，在1945年，一些不满的年轻军官与民主行动党合作发动政变推翻了委内瑞拉的临时政权，罗米洛。贝坦考特成为新的军政府的第一任总统。在他崭露头角当上旬928 年的一代“的领袖之前，贝坦考特曾在大学的锦标足球队中踢前锋，接着被流放，后来成为民主行动党的总书记；当政变发生时，他是加拉加斯市政参议会的一员。发展部部长是佩雷斯。阿方索，他曾经是针对1943年石油法规在国会内起带头作用的主要批评者，他现在申诉说，经应允的平分（50％对50％）实际上算出来约是60％对40％，有利于石油公司。佩雷斯。阿方索对税收法制定了一些重要的修正，进行这些修正计划是为了保证分配真正不折不扣地50％对50％平分。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接受了这些变动；它的常驻经理阿瑟。普劳德菲特对国务院说，”
对所得税结构的面上修改，不可能提出有理的反对意见。“总之，1943年的石油法规和佩雷斯。阿方索随后的调整使得委内瑞拉与石油公司之间的地租问题来了一个戏剧性的重新分配。作为这些变动的结果，加上生产的迅速扩大，1948年的政府总收入，同1942年相比，增长了五倍。
佩雷斯。阿方索在另一个空前的举动中决定试图在工业的后阶段生产上攫取一些收入；他说，他要委内瑞拉“收获运输、炼油和市场销售方面的利润”。为了追求这个目标，他坚持不以金钱而以实物的形式来收受应该属于委内瑞拉的部分特许开采权使用费——就是说要石油。然后他转过身来将抵充使用费的石油直接在世界市场上出售。贝坦考特说，这个做法打破了全世界普遍的行业“禁忌”，“现在委内瑞拉这个名字在世界石油市场上，大家都知道指的是一个通过直接谈判可以向它买到石油的国家了。市场销售这个神秘的面纱——在这面纱背后盎格鲁撒克逊人一直维持着对权利和秘密的垄断——永远除去了。”
同曾经在墨西哥发生过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较大的公司不仅适应地租的重新分派，并且在民主行动党掌权期间同它建立了满意的工作关系。克利奥尔石油公司迅速行动，招收该国国民加入它的队伍；不到短短的几年，它的劳动力中90％是委内瑞拉人。克利奥尔石油公司的阿瑟。普劳德菲特甚至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美国国务院游说，那时候克利奥尔公司本身被《幸福》杂志描述为“大概是在国外的美国资本和技术的最重要的前哨”。
贝坦考特也许有一次曾经称那些国际公司为“帝国主义章鱼”。但是他和他的同事基本上是实用主义者；他们认识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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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需要这些公司，并且可以同它们一起工作。石油提供了60％的政府收入；石油实际上是政府的经济基础。见坦考特后来说，“要是通过法令把这项工业国有化，那等于跃入空中而自杀。国家的目标可以不用国有化的手段来达到。贝坦考特带着自豪的口气表明说，由于四十年代中期的税收改革，结果是委内瑞拉政府从每桶石油上面所收的钱要比墨西哥政府所收的多7 ％，而墨西哥的石油工业已经国有化了。而且，委内瑞拉的生产量则六倍于墨西哥。
在贝坦考特执政期内，“50％对50％”的平分原则在委内瑞拉是稳固地确立起来了。可是时间在流逝。1947年12月，70％的选票投向一个新的民主行动党的政府；不到一年之后，天1948年11月，这新政府又被那些曾经在1945年的政变中与它联盟的同一军事小集团成员推翻了。
有些石油经营者欢呼这次1948年11月的政变。威廉。巴克利说，他感到高兴，因为贝坦考特和他在民主行动党内的盟友，“已经使用国家的大量美元财富来增强俄共在西半球的利益，而且已经迫使美国资本为这种反美运动提供经费。”然而这不是那些石油大公司的看法。阿瑟。普劳德菲特觉得这次政变“使人沮丧和失望”。
它威胁着花了三年紧张的努力才建立起来的与民主政府之间的稳定关系。
贝坦考特在许多方面表现了他的实用主义。他甚至邀请一个著名的美国公民来建立一个新的企业——国际基本经济公司，来资助委内瑞拉的发展规划和新的商业。
这位特殊的美国人在石油上发了大财。他就是最近才辞职的国务院美洲事务协调员——约翰。D.洛克菲勒的孙子纳尔逊。A.洛克菲勒。
中立区对于地主和租户之间关系叉一次空前地重新下定义以资明确的事件，发生在世界的一个偏僻地区，那个地方不是归一个地主而是两个地主所有。这个中立地带就是1922年在科威特与沙特阿拉伯划边界过程中英国人切割开来的约两千平方英里的荒芜沙漠地。为了迁就和容纳贝都因人——他们在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之间来回游牧，对国籍概念模糊——两国同意对这一地区共同掌有主权。如果说每个制度都包含自我毁灭的种子的话，那么就是在这个中立地区里——以及在它的石油权利的分配方式上——最终将导致战后石油秩序结束的消蚀过程开始了。
战争结束时，美国政府具体地说国务院同意并积极支持在中东的许多关于石油的新安排，但是它时断时续地一直担心着一件事：那些从“大笔石油交易”中兴起的大石油公司之间的连锁关系。它关心它们对竞争和市场的影响。它甚至更忧虑的是怕形成这么一种概念：既有这一小组石油公司在起支配作用，又有美国政府在支持它们。整个形势也许太像一个卡特尔，对在这个区域内和区域四周的民族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势力来说是一件绝好的有利的事。同时，中东的这个新制度也许很容易激起美国国内各个不同集团的批评和反对，不仅包括反对托拉斯的人和大企业的自由批评者，也包括国内石油工业的独立部分，这一部分人对“大石油公司”怀着固有的敌意而现在则变本加厉地憎恨“外国石油”。
为了预先防止这些批评和概念的产生，华盛顿采取一种惊人的和显然十分明确的政策：鼓励“新公司”参与中东石油的开发以便抗衡那些大公司和它们的组合。
这种政策将解决国务院另外两个政治上的忧虑。引进更多玩牌者来参与牌戏会刺激开发中东石油贮藏的步伐，从而给这个区域的国家带来更大的岁入，这本来就是这些国家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目标。同时，据认为中东的石油来源越多，卖给消费者的价格也就越低。但是，唯一的问题是分派地租的方式太多；对消费者降低售价和增加产油国的收入这两个目标最终是相矛盾的。
1947年，为了推行这个新政策，国务院发了通函告诉美国公司说，科威特也许将把它对中立区的权利付诸投标，美国政府将高兴地看到各公司会利用这个机会。
有几个大公司认为那太冒风险了。它们怕如果加入投标比赛，它们说不定必须提出比它们目前付出的特许开采权代价远为优越的条件，这就要大大地激怒原来的有关国家。
有一个人十分熟悉美国这次突然推进的政策以及在中东出现的机会，他就是拉尔夫。戴维斯——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前主持市场销售的总裁，他曾经担任过战时石油管理署署长哈罗德。伊基斯的副手，后来又担任内政部石油与天然气司司长，现在已不担任公职而过着平民的生活。1947年，为了投科威特中立地带特许开采权的公开招标，戴维斯组织了一个财团，其中包括著名的独立经营公司，诸如菲利普斯石油公司、阿什兰石油公司和辛克莱石油公司。这个组织叫作美国独立石油公司（AMINOIL ）。多么好的名称，没有比它更好的了！戴维斯提醒他的合伙人要有思想准备费大劲去压服对手们——他说，他们现在正在“谋大利、大大利”，同大公司的竞争将非常剧烈。
但是美国独立石油公司进入竞争的过程很独特，其机会来自一个名叫吉姆。布鲁克斯的人，他是得克萨斯油田上的焊工。在沙特阿拉怕完成了一项指定的工作后回国，在路上他在开罗的谢菲阿德旅馆歇宿。凑巧住在同一旅馆里的有一位科威特埃米尔的秘书，他刚接到指令要找一个与那些大公司没有关系的得克萨斯石油企业家，目的是为了引进新的投标者。焊工的牛仔帽是足以引起他俩进行交谈的题目，很快地该焊工被邀请去科威特城的达斯曼宫作客；在宫里他帮助修整水管工程，使用水节约了90％，故而博得这个缺水公国的无尽的感激。焊工回到美国后，石油工业界传开了他新结交的友谊，尽管这故事并不被人认为是特别可信的。可是由于他有这个宝贵的联系，他被吸收入美国独立石油公司的谈判代表队，效果极好。美国独立石油公司从科威特那里赢得了中立地带的特许开采权，标价使整个石油工业界都为之目瞪口呆：七百五十万美元现金，每年特许权使用费最低为六十二万五千美元以及15％的利润分享——还加上送给科威特埃米尔的一艘价值一百万美元的游艇。
投标问题解决了，剩下的是沙特阿拉伯在中立区的权利，现在这些权利也成为人们攫取的对象。
“城里有最好的旅馆”
如果美国政策的一个目的是在于通过分散所有权来分散财富，那么在中立地带的沙特阿拉伯特许开采权落到一家美国的独立石油公司手里这个办实将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在赢得特许开采权后的八年内，一个自称J.保罗。格蒂的石油经营者将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了。从他进入商界的早期起，这个内向的、爱虚荣的和不可靠的格蒂就受到赚钱这个强烈欲望的驱使，加上他有赚钱的非凡才干。有一次他说，“城里总是有最好的旅馆的，最好的旅馆里总是有最好的房间，最好的房间里总是有人住的。当然城里也有最坏的旅馆，最坏的旅馆里也有最坏的房间，而最坏的房间里也总是有人住的。”很明显，他是打算占有那最好的房间。
格蒂经常在谋求胜利，对人行使权力，然后（有些人就是这样来看的）背叛那些倚靠他或曾经信任他的人。当然，他同古本金一样是不信任人的。他解释道，“一个人几乎总是被其手下的人所抛弃的。他们在80％的时间里也许是不错的，但是在其余20％的时间里他们会干些简直不可思议的勾当。”有两件事格蒂不能忍受：在比赛中遭到失败和与人分享权威。他一定要处在控制地位。他的一个经营伙伴说，“我对保罗。格蒂的为人非常熟悉。我同他斗过一千次，但从未赢过他一回。
格蒂不喜欢改变主意。他不管你手里掌握什么凭据。即使你能让他看到一个十有九成是对他有利的决定，他也不会动摇和让步——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就是不行。“
格蒂是一个赌徒，但是在他押下最大的赌注时，他是谨慎保守的，并尽一切可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他解说道，“如果我要在典型的赌博这玩艺儿上进行冒险，我情愿拿钱买下一个赌场抽头，自己不赌。”
格蒂的父亲是明尼苏达州一家保险公司的律师，他曾去俄克拉何马州收取一笔呆账而最终成了一个身价百万的石油富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的儿子开始建立他自己的石油业，同他父亲的事业齐头并进。父亲是一个说话等于契约那样的人，相反，儿子却从事石油行业中称为“精明的生意”；他做生意非常巧妙而且把它作为乐事，因此他把这些技巧几乎变成一种艺术。他对他的胜利，不管是买卖或其他事务都感到洋洋得意。拳击家杰克。登普西有一次同他吵嘴。登普西说，“格蒂体魄健壮、生性好斗、动作敏捷。我从来没有遇见一个人像他那样专心致志和具有强烈的意志——也许他是得天独厚。这就是秘诀所在。”
作为一个年轻小伙子，格蒂就已开始无拘无束的浪漫生活和性的冒险，他特别喜爱少女。他结婚五次，但是婚约誓言对他来说甚至不是什么妨碍；他的有些更为秘密的暧昧事件简直是以他喜欢的但并不那么审慎的化名保罗先生进行的。他喜欢在欧洲旅行，因为人们不会那么注意到他同时与两三个妇女“鬼混”。可是他的生活中也有过唯一的真正的爱情，对象也许就是一个法国妇女，她是在小亚细亚当总领事的俄国人的妻子；他同她于1913年在君士坦丁堡发生过热烈多情的风流韵事。
在君士坦丁堡的码头上他对她说再见时，心里在想那不过是暂时的离别，可是从那以后，在接着发生的战争和革命骚乱中却永远失去了同她的联系。甚至在六十年后，当他谈到他的五次婚姻时，语气是就事论事的，好像是谈论五件诉讼案，可是一提到这位女士——玛格丽特。泰拉苏夫人——就足以使他流泪。
格蒂肯定还有其他严肃的追求。他浅尝文学，想当一个作家，他至少写了七本书，包括一本关于如何富起来的书（为《花花公子》杂志写的）、一本石油业的历史、一册关于艺术品收藏的书以及一册题为《十八世纪的欧洲》的巨著。他也开始了一个有意义的、作为艺术品收藏家的生涯，因此他的收藏品成为世界上杰出
收藏中的一宗。尽管那些不是他本职的兴趣（特别对妇女的兴趣）把他卷入了头条新闻和诉讼案里，但是他从不让任何这一类的事妨碍他的主要职业：他的专职是一心一意通过石油攒钱发财。他曾公开说过，“如果一个人让他的家庭生活干扰他的业务，那么他在生意上是个失败者。”或者正如他对他的一个妻子更坦率地吐露真话时说的，“我在想到石油时就不想姑娘了。”
格蒂总是在寻找便宜的交易。一位同业说，“他仅有一个主意。他迷恋于价值。
如果他认为某件事物具有价值，他就买进，永不再卖出。“在追求价值时，他毫不犹豫地逆流而行。在二十年代，他肯定钻探石油比买其他石油公司的超值股票来得便宜。1929年的证券市场暴跌以后，他完全改变方针；他看出石油股票按资产价值来计算，是在大打折扣地抛售，故而他在证券交易所的大厅里转向有奔头的石油股票——在此过程中他投入一场持久的和剧烈的斗争，买进潮水石油公司的股票，准备接收这家公司，当时，他的主要对手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他这次匆促收购股票是一次大赌博，而且也是一次正确的决定。他所购进的股票成为他在三十年代发财致富的基础。
格蒂总是要求以最便宜的价格买进，即做最合算的交易，在这方面的追求他是不顾一切的。大萧条时期，他解雇了所有的雇员，然后以低薪重新雇用他们。1938年，他购进了纽约第五街的皮埃尔旅馆，出价是二百四十万美元，合旅馆原来的建筑成本的1 ／4 弱。同年，在纳粹占领奥地利几个月之后，格蒂住在维也纳；在那里他设法进入路易斯。罗思柴尔德男爵的家里。他不是去拜访男爵的，当时男爵被纳粹监禁着，而是去看男爵的价值高昂的珍贵家具，因为他知道这些家具也许即将脱手出售。他对所看见的家具都很喜欢，于是立即前往柏林（那里有他密切联系的女朋友），设法探听党卫队打算怎样处理罗思柴尔德的家具。最后他终于大打折扣地购得了几件家具，感到极为满意。可是在那几年里，他自己也是在担惊受怕中生活的。他对他的一个妻子说，他在加利福尼亚保存着一艘大游艇以便万一共产党人在美国上台，他可以迅速逃走。
到了三十年代末，格蒂已经成为十分富有的人。由于他已经向民主党和不少政治家作了大量的捐赠，他图谋获得一个外交官的职务；后来美国参加战争，他就立刻图谋在美国海军里获得一项任命。可是他白费心思，因为联邦调查局和军事情报部门都知道他曾与纳粹领袖们有过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对他产生了怀疑，认为他甚至同情纳粹，至少在日子已经快到尽头之前还是如此。有的报道说还不止于此；例如，有一则希奇古怪的说法说他把德国和意大利间谍安插在他的皮埃尔旅馆的职员之列。根据海军情报部的说法，他申请在海军里获得一项任命“遭到拒绝因为他被怀疑有间谍活动”。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他在后半生一直迷恋独裁者。
在战争期间，格蒂在塔尔萨经营一家飞机制造厂，是他的一家石油公司的子公司。这个时候他的古怪行为是多样的。在塔尔萨他不仅在一个钢筋混凝土地下室里管理他的企业，而且居住在里面，部分原因是他怕德国纳粹空军的轰炸。他一定做到每吃一口食物须嚼三十三次才下咽，而且他开始喜欢每天晚上搓洗他自己的内衣，因为他厌恶商业性质的洗涤剂。到了五十五岁时他已做过第二次整容并把他的头发染成一种古怪的红棕色，这一切使得他的容貌看起来有些干枯，像是经过防腐处理似的。
战争的结束却重新激起他赚钱、赚更多的钱、赚大钱的强烈野心。由于美国人在战后年月里沉迷于道路和公路，他首先把精力投入他相信肯定可以致富之道：制造旅游用的住房拖车。但是他放弃了这个行当，改行从事他熟悉的石油行业。即使没有经过勘查，他也下决心要获得中立地带沙特的特许开采权。他宣称，“如果一个人在世界石油业里想出名的话，他必须在中东有一个立足点。”这就是他的机会。
格蒂的太平洋西方石油公司的落基山分部的勘探队头头是一个年轻的地质学家，名叫保罗。沃尔顿，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哲学博士。在三十年代后期，沃尔顿曾在沙特阿拉伯为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工作过，他熟悉那里四周的情况。沃尔顿在同沙特人做交易时将成为格蒂的出头人。格蒂把他召到皮埃尔旅馆来进行几天的讨论和介绍情况。沃尔顿后来一直记得格蒂脸上显出的“半疯狂”的表情——一种他已经形成的不高兴、生气的愁容，沃尔顿捉摸出来他的这种表情是为了保持距离，不让人接近他和染指他的钱。沃尔顿发觉格蒂虽然十分聪明却傲慢自大。可是，他们两人之间关于沙特石油开采权的讨论进行得很顺利，格蒂为这次交易规定了范围——特许开采权的初步出价应该是多少，以及沃尔顿可以把价钱提到多高。他还给沃尔顿一个坚决的命令：沃尔顿到沙特阿拉伯去，不准同任何人讨论任何事情。
沃尔顿出发去吉达，不久即面对面同阿卜杜拉。苏莱曼聚在一起，他就是近乎二十年以前曾经为了原先的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取得特许开发权一事而主持过谈判的同一财政部长。苏莱曼安排沃尔顿乘DC－3 飞机在中立地带沙漠上空低飞。
沃尔顿简直不能相信他从飞机上所看到的景象：一片平地上隆起的一个小土丘。他非常兴奋。那土丘几乎完全像科威特的布尔甘油田上的那个土丘，布尔甘在当时已是被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油田。
尽管他回到吉达时十分兴奋，沃尔顿记得格蒂告诫他的安全禁令，因此他非常谨慎小心。在吉达他住的旅馆房间门上没有锁，所以他片纸不留。他不敢打无线电报给格蒂，因为他肯定电报会遭到拦截。他不打电报而由航空发了一封手写的信。
他告诉格蒂，从小土丘来判断，关于有否石油所下的一笔大赌注的希望是一半对一半。他想把这希望提高一些，但在1938年那一次他发现石油以后他曾经到过沙特阿拉伯，他记得有两座看起来似乎分毫不差的结构，但是经过钻探，竟都是“干得要死”的桔井。但是，一半对一半的希望比探测落基山时的可能性大得多，落基山的希望是一对十或者甚至是一对二十。
沃尔顿开始与苏莱曼谈判，谈判大多在吉达的苏莱曼住宅的阳台上举行的。很明显，这笔交易将是高价的。沙特阿拉伯又需要钱了，而且非常需要；正如1933年那样，苏莱曼要求预先付给一大笔红利。按照格蒂的指示，沃尔顿开口答应八百五十万美元。最后成交先预付九百五十万美元；即使没有发现石油，也保证一年付一百万美元；特许开采权使用费每桶是五十五美分——远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所付的要高。沃尔顿还同意格蒂要搞训练的计划，建造住房、学校和一座小清真寺，并为沙特的军队提供免费汽油。此外，苏莱曼还坚持要格蒂出资来装备和维持一个分队的沙特陆军以保卫开采石油的地区，抵制可能来自伊朗或苏联的威胁。最后，还是由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签名发电报给沙特政府，解释私营的美国公司在法律上不准资助另一个国家的军队，才把这个问题在议程上划去。
到了1948年的最后一天，苏莱曼已向沃尔顿保证格蒂已赢得了特许开采权。可是苏莱曼也小心谨慎起来，他告诉美国独立石油公司和一家华尔街公司说，如果他们中间有谁超过格蒂的出价，就可以取得开采权。但是标价太高，风险太大；两家公司谁都没有接受。当然在沃尔顿方面来看，他已经打了一局很出色的牌戏。苏莱曼适可而止，不再提出要高于九百五十万美元的价格。他以后从未获悉格蒂在皮埃尔旅馆里曾经授权给沃尔顿可以把价钱出到一千零五十万美元。可是，格蒂的公司——太平洋西方公司——为在一片未经查明的沙漠中盲目钻探而付出了一笔空前的高价。
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各自持有所谓在中立地带的一笔“一半的未分利益”。这意味着它们将分享这整个馅饼。因此，它们各自的特许开采权获得者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合并经营。结果形成一个完全不愉快的结合。美国独立石油公司和格蒂的太平洋西方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坏极了；格蒂和美国独立石油公司的头头拉尔夫。
戴维斯互相不能容忍。太平洋西方公司是独自一人的班子；美国独立石油公司是一个难对付的组合体，要求事事须获得它的许多成员的同意批准。
在勘探这个地区方面，美国独立石油公司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事事都难办。
它艰苦奋斗，想把成本压低和尽可能便宜地去干每一件事。但是不管美国独立石油公司干了些什么，在格蒂看来，总是不够便宜。勘探工作拖长了而且经证明困难更大，从而成本比预期的要高得多。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美国石油经营者中间忧虑迅速地日益增加。忧虑是有根据的：到了1953年开始的时候，自从特许开采权获得以后五年已经过去了，两家公司眼看开支超过了三千万美元，而除了五口不出油的干井之外，他们的努力都白费了，看不出什么成绩。格蒂想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减轻他的焦虑。他集中精力在他的买卖上。他在欧洲到处游荡。他花了几个星期研究他珍藏的伦勃朗的《马丁。洛坦》的画像。像一个世纪前的年轻的约翰。D.洛克菲勒一样，六十岁左右的格蒂每晚把他的收入和开支加起来计算一下，使自己放松放松。有一笔从巴黎寄来的账目在“收入”项下列出了几个总数，都是以千数和百万数计算的，而记在“开支”项下的账目是诸如“报纸——十生丁”，“公共汽车费——五生丁”。回到美国后，他最终在争取控制潮水石油公司一战中赢得了胜利，买下了一把路易十五的珍贵的漆桌，并报名参加阿瑟。默里舞蹈学校的一门课程，学费是一百七十八美元，还特别集中学习桑巴舞和吉特巴舞并提高他领舞的能力。
可是，格蒂的耐心和信心正在低落。不仅那一连串的干井，还有开支的不断外流（包括他每年付给沙特阿拉伯的一百万美元在内）使他深为恼怒。格蒂宣告他唾弃处理这个问题的整个方式。美国独立石油公司的勘探队坚持置那个沃尔顿从飞机上看见的小土丘于不顾。格蒂却坚持在该处再打第六口井。再者，无可挽回的代价就是无可挽回的代价；
如果第六口井还不出油，他将退出。这个极端的行动后来经证明是不必要的。1953年3 月，美国独立石油公司勘探队在沃尔顿始终认为会找到石油的地方钻出了油。说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发现，经证明这是一个保守的说法。《幸福》杂志把这次发现石油描述为“介乎巨大与历史上空前之间”的发现。
亿万富翁格蒂初访那个中立地带只是后来的事。有一次在期待出访时，他在听“自学阿拉伯语”课程的唱片。他认为从中学到的语言足够用来在他与美国独立石油公司联合作东举行的“宴会兼研讨会”上说明中立地带的地质情况。这次讨论会是为科威特埃米尔和沙特国王举行的，这位沙特国王是最近逝世的伊本。沙特的儿子。格蒂的对手为美国独立石油公司的拉尔夫。戴维斯，他从来没有去过中立地带；用美国独立石油公司另一位总裁的话来说，他患有“一种对尘土、污物和细菌的病态恐惧症”，凭着这个正当的理由他一直呆在家里。
格蒂利用他在中立地带生产的石油，特别是廉价的、浓厚的“蹩脚油”在美国、西欧和日本建立起大规模一体化的石油企业。他重新调整他所有的股份和财产，把格蒂石油公司放在首位并自居为一个巨大石油帝国的唯一司令。到了五十年代末，格蒂已在美国最大汽油市场商人中占第七位。《幸福》杂志于1957年公布他是美国最富的人和唯一的亿万富翁。听到这个消息他漠然置之。他说，“我的银行不断对我说我是有这么多的钱，但是我不希望被人发觉。”然后他补充了一个明智的告诫说，“如果你的钱可以数的话，那你不会有十亿元。”他还得到了一个名声——亿万富翁守财奴。他晚年过的是乡绅老爷的生活，住在名叫萨顿的乡村大宅院，是坐落在英国萨里郡的一座精致的有七十二间房间的都择王朝式的庄园住宅。他在光彩四溢和极其贵重的艺术和古董珍品中间安装了一个要付费的电话，供客人们使用。
保罗。沃尔顿这个地质学家于1948年在沙特阿拉伯谈判时患了阿米巴痢疾而病倒了。三年之后他才复原。格蒂给了他一干二百美元奖金；沃尔顿回到盐湖城以独立地质工作者的身份开业。六十年代初，在他从空中第一次看见中立地带的那个土丘的十余年以后，他去了英国，在伦敦打电话给格蒂。亿万富翁邀请他去萨顿大庄园。此时格蒂专心致志于保持身体健康，在客人面前还表演锻炼的积极成果；他早已年逾七十，还经常举重，器械就放在他的卧室里。两人回忆了格蒂当时为美国独立石油公司的那班人拒绝探钻沃尔顿曾经从空中发现的小土丘时大发雷霆的情景。
后来美国独立石油公司的人让步了，经证明沃尔顿是对的——格蒂也是对的。格蒂说，那中立地带显然是他最大的单独一笔资产。沃尔顿回忆说，“那个地区的经营给了他很满意的印象。”是的，他应当十分满意。据估计，他的公司至今在那里的油田内安然蕴蓄着十亿桶可以复原的贮藏量。中立地带不仅使他成为美国最有钱的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公民。至于沃尔顿，那位曾经发现油田的人却仍然回到盐湖城兜揽一些十分平常的钻探生意而已。
当格蒂于1976年八十三岁逝世时，葬礼上由贝德福德公爵致颂词。他说，“我一想到保罗，就想到钱。”对保罗。格蒂来说，不可能再有比这句话更高的赞语了。
1948—1949年期间，格蒂同沙特人达成的异乎寻常的交易是独立的石油公司的出现所造成的结果，而这种局面正是那些基础稳固的老公司所害怕的。然而，总的来说，对格蒂的太平洋西方公司那次的喊价，普遍的反应是大吃一惊，因为它所答应的条件远远超出人们可能有的料想。格蒂对沙特人所付的每桶五十五美分的特许开采权使用费，赫然威胁着美国独立石油公司付给科威特的每桶三十五美分和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刚刚被迫付给沙特人的每桶大约三十三美分的使用费——并且远远盖过莫伊石油公司和伊拉克石油公司分别付给伊朗和伊拉克每桶十六分半以及科威特石油公司正在付出的每桶十五美分。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总经理宣称，每桶五十五美分特许开采权使用费是“完全荒谬的和没有理由的，而且应当对在伊朗和伊拉克遇到的困难负责”。一位英国外交家愤怒地谴责“这个臭名远扬的太平洋西方公司”
所获得的特许开采权。
关于独立公司的出现会产生什么结果的凶兆预感，没有一个人比那个在谈判中东开采权中最精明能干的卡洛斯特。古本金更强烈了。他写信给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总裁说，“这些新集团缺乏在中东发展石油特许开采权的经验。他们向当地的一些政府提出异想天开的条件而这些政府也想从我们这里得到难以想象的实惠。
其结果是到处发生麻烦。“也许古本金对格蒂怀有个人的怨恨；毕竟这个美国人在中东石油这个未定的葡萄园中是一个钻营者，这个葡萄园古本金曾十分小心地培植了半个世纪。再者，格蒂在另一个领域中也在向古本金挑战——他们为了争取列入世界级艺术品收藏家的地位而剧烈地竞争。然而古本金的话确实出于他长期的经验，而且是带着一个精明的过来人的智慧而说的。他预言道，”我相信，当地的一些政府之间尽管互相并无好感，然而在石油开采权问题上他们会合在一起尽他们的可能来挤压我们。我怕国有化之风和其他错综复杂的情况……也许也会波及到我们。“
他最后提出警告说，“我不会保持沉默的。”
“撤退是必然的”
一直在迅速高涨的对沙特石油的需求于1949年平静下去了，因为美国发生了一次衰退和英国发生了不少经济问题。由于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生产下降，沙特的岁入也减少了，但是国王和他的王国所承担的财政义务却在继续迅速增长。这种情况使人总要回想起三十年代初和四十年代初的两次财政危机。那时士兵和军官都拿不到薪金，对部族的补助金也停发了，政府债台高筑。
在目前的窘迫时刻，他们向何方求援呢？只能转向非常赚钱、利润很高的公司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财政部长阿卜杜拉。苏莱曼在“杰克”。菲尔比的帮助下曾于1933年巧妙地谈判过早先的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特许开采权。但是现在，他经常威胁要停止这整个的石油经营，除非沙特阿拉伯能分享他所谓的“巨额公司利润”。苏莱曼的要求看来是无止境的：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应当出资负担建筑工程；应当向一项沙特的“福利基金”捐款；应当提供新的贷款。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总顾问说，“每次公司答应＿件事，总是还有一件接踵而来。”但是沙特人真正要的是重新谈判原来谈好的特许开采权，这样一来政府的“所得”，也就是地租的份额会大大增加。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显然是一家十分赚钱的公司，沙特人方面坚持要得到他们应得的份额。他们要得到委内瑞拉人已经得到的份额。
不仅仅是委内瑞拉人最近已经达成交易的消息从加拉加斯那里传过来。一个委内瑞拉代表团正在把“50％对50％”（平分）的概念向全中东推广，甚至不怕麻烦地把有关文件翻译成阿拉伯语。委内瑞拉人负担这些费用并不全然出于利他主义。
在加拉加斯，正如罗米洛。贝坦考特评论的那样，“从中东来的低成本、高产量石油的竞争对委内瑞拉已经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严重威胁。”最好把中东石油的成本提高；如果中东人提高他们的税收的话，这一点是会做到的。所以，用一位国务院石油专家的讥讽话来说，委内瑞拉人是想把“平分原则的好处推广到抢走他们生意的地区——中东”。
委内瑞拉代表团到达离沙特阿拉伯最近的地方是伊拉克的巴士拉；沙特人不喜欢委内瑞拉在联合国关于以色列问题进行投票时的做法，故而不让委内瑞拉代表团进入沙特阿拉伯。不过，“平分”的概念却迅速地跨过了边境；当沙特人看到1949年的数字时，他们能看出差别有多大！那年，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利润几乎是沙特阿拉伯从特许开采权上所得的三倍。然而真正给他们以深刻印象的是美国政府的税收已经上升——上升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在1949年，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付给美国政府的税款为四千三百万美元，比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付给利雅得的开采权使用费高出四百万美元。沙特人向美国人说清楚，他们知道该公司赚了多少钱、付给美国多少税款以及它在沙特阿拉伯所付的特许权使用费（经过比较）是什么样的比例。
他们也明白地说，正如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头头微妙地所表达的那样，他们“对这样的情况丝毫不感到高兴”。
保罗。格蒂关于中立区特许开采权提出的新条件，肯定地向沙特人表明石油公司能够付得再多一些。然而沙特人不想压挤得太厉害，因为在特许开采区内还要进行一个投资很大的项目。再者，由于刚刚看到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损失了部分销售市场，沙特人也就不想以额外费用来为难这家公司，加重成本也许会使它的石油不能与其他波斯湾国家生产的石油进行竞争。
也许沙特人可以从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再榨出一些钱而不致直接影响该公司的竞争地位。他们进行过研究；他们甚至瞒着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保留了他们自己聘请的美国税法的顾问；而且他们很高兴得知在美国税法里有一条最有趣和令人好奇的条款，它能使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不受缺损。该条款称为“外国税收抵免”。
根据追溯到1918年的立法，一家在海外经营的美国公司可以从美国的所得税中扣除它向外国所付的税款。立法目的是避免使在国外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处于不利地位。特许开采权使用费和其他固定支出——做生意的成本费用——不能扣除，只有为所得收入交纳的税可以扣除。这个区别非常重要。因为那意味着：如果沙特阿拉伯在已经获得的1949年的特许开采权使用费三千九百万美元之外，还另外收取三千九百万美元的税款的话，那么这笔三千九百万美元的税单可以从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欠美国政府的四千三百万美元的税单中扣除。结果是，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只须付给美国国库四百万美元——四千三百万与三千九百万之差数——而不是四千三百万美元。在沙特阿拉伯方面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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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获得的不止三千九百万而是加一倍——七千八百万。换句话说，加在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头上的总的税额仍是原数，但是其中大部分由利雅得收取而不是由华盛顿收取。在沙特人看来，事情就应当是这样，因为就他们而言，石油是属于他们的。
以一个新的武器装备起来的沙特阿拉伯，继续向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施加压力，直到最终于1950年8 月，该公司只能面对现实，同意就特许开采权的彻底重新修正问题进行谈判。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不断与国务院保持接触，国务院十分坚决主张满足沙特的要求。
1950年6 月，朝鲜战争已经开始，美国政府那时候甚至更担心在中东的共产主义影响和苏联的扩张，以及该地区是否稳定和石油来源的取得是否牢靠。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必须加以遏制。尽管对美国国库是一个损失，国务院还是希望看到更多的税收流到沙特阿拉伯和在该区的其他产油国的口袋里去，以便保持那些亲西方的政府掌权执政和把不满情绪约束在可以驾驭的范围之内。以沙特阿拉伯的情况来说，尤其迫切需要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来保持美国公司的地位。
自从墨西哥没收美国和英国的石油公司以来，时间刚好过去了十二年。没收这件事一直是作为“事情可以坏到何等地步”的严重警告。国务院一份政策文件有一个结论说，“既然公司撤退是必然的，使撤退尽可能对所有有关方面都有利和有秩序，看来是有好处的。”正如掌管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吉所看到的，“平分”已经成为无可逃避的定则了。他后来说，“沙特人知道委内瑞拉人在拿50％。为什么他们不可以也要一个呢？”在1950年9 月18日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麦吉告诉在中东经营的美国石油公司的代表们说，“避免正面冲击”的时刻肯定就要来到。
最后一块绊脚石是四家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母公司。它们中间有些坚决反对这个主张；原先的关于特许开采权的条款毕竟具体地规定禁止交所得税。但是在下一个会议上，麦吉直率地对那些母公司说，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长期合同本身产生“讨价还价交易的实际必要性”。在谈到支持“50％对50％”时，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一位执行副总经理说，“从心理观点来看，这样一个定则听起来是公平的而且在沙特阿拉伯也将是公平的。”母公司被说服了。1950年12月30日，经过一个月的复杂的谈判，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同沙特阿拉伯签订了一个新协定，其中心就是委内瑞拉的“50％对50％”（平分）的原则。
但是，即使沙特人对他们新规定的岁入感到满意，还存在一个公开和十分重大的问题：这些税款支付是否够格可以允许税收抵免？事实上，这些支付是否合格一事到1955年才确定；在审核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1950年纳税申报时，国内税务局才批准税收抵免。国会国内收入征税联合委员会于1957年才予以批准，它是根据各种各样的税法、它们的立法历史、司法判决案例以及国内税务局关于“其他类似地位的纳税人”的判决而批准的。在后来的年月里有些人争辩说，美国政府特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篡改税法，在税收抵免一事上给予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以特别豁免。
但是根据能够得到的记录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裁决与税法是符合一致的。
同时以及嗣后，应交税款大量流出，从美国国库转移到沙特阿拉伯的国库。然而在1949年，美国财政部曾经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征税四千三百万美元，对比之下，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付给沙特阿拉伯的特许开采权使用费当时是三千九百万美元。到了1951年地租的分派就完全不同了。那年，沙特阿拉伯从该公司收取了一亿一千万美元，而在实施税收抵免条例后，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仅向美国财政部缴纳六百万美元。
沙特一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交易对邻近国家迅速产生了影响。科威特人坚持要享受类似的待遇，海湾石油公司怕如不作出反应，定有后果。海湾公司董事长德雷克很担忧，他对美国官员们说，“我们也许一个早上醒来发现我们已经失去了科威特。”海湾石油公司克服了‘莫伊石油公司顽固的董事长威廉。弗雷泽爵士的反对而使得该公司（在科威特石油公司中的合伙人）同意在科威特实施“平分”的分配原则。英国国内税务局反对英伊石油公司的那部分股份实现税收抵免的原则，但是压力来自英国政府中的其他部门，一直等到税务人员最后理解了才同意有一个适当的税收抵免的机制。在邻国伊拉克，“50％对50％”的交易于1952年初也已经到位了。
于是，李嘉图提出的地主与租户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个新的基础。石油公司这些租户必须掌握其意义。在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内部，有几个部门合作起来就“平分”的安排编制会计核算底稿，提供该公司作内部指导。底稿指明新泽西标准公司自从墨西哥实行没收以来经历了一个大量受教育的过程。“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在任何国家的地位安全与否不仅是有赖于服从法律和合同或者我们向有关政府纳税的税率和税额若干，而是有赖于我们整个关系是否随时随刻为那个国家的政府和公众舆论所接受——也为我们自己政府和公众舆论所接受——而被认为是‘公平’的。如果不被接受，那就要改变。”不幸的是，“‘公平’和‘不公平’基本上是情感方面的概念而不是固定的可资测量的标准。”不管它对工程师、实业家和经营国际石油公司的冒险家来说，使人何等窘迫和讨厌，那是生活现实。“经验已经说明‘50％对50％’的概念包含着某种使人内在地感到满足的东西。”
不论满足与否，那是一种必需。但是关于地租问题的斗争是否已经以一个持久的和平条约宣告结束了呢，还仅仅是一个休战协定呢？是不是石油公司现在有条件能够有效地抵御民族主义、主权主张和民族国家不可避免的要求更多税收的渴望呢？
为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经理一层准备的底稿提出一个严重的告诫说，“要是我们承认在任何国家平均分派不算‘公正’的话，在每一个国家里我们的论点都得被驳倒而站不住脚。”至于“平分”，底稿的告诫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应当就此原则表明立场：“‘50％对50％’是一个有利地位，不需要维护而且不易遭受攻击；‘55％对45％’或者‘60％对40％’就不会有吸引力，而且只能在无限止的撤退中落到后卫的防守地位。”
分水岭1950年12月的沙特一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50％对50％”协定有充分理由被一位研究英帝国衰亡的历史学家称为一次“革命”——“对中东来说，在重要性的程度上不亚于是把权力移交给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和政治分水岭。”至于对美国政府来说，这个协定满足了迫切和紧急需要，即要增加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几个国家的政府的收入，以便维持战后的石油秩序和帮助维持那些“友好”政权继续执政。涉及的风险和赌注是巨大的。在当时，根据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援助的每一块美元在国会内都成了一场战斗，一种使中东各国政府能从石油公司的利润中抽税的商定，比试图从国会那里获取额外援助更为有效。再者，“平分”原则具有顺利得当的心理感受。在政治方面以及在象征意义上，它都干了需要于的事情。
许多年后，于1974年，那时围绕石油的国际政治已经到了猛烈争论的地步。作为助理国务卿的乔治。麦吉曾经是沙特一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交易的经纪人，他曾于1950年帮助设计出这个协定，现在在参议院一次听证会上受到质询。一位参议员问他，税收抵免是否真正是“一个十分独特巧妙的手法，把几百万美元的钱通过行政决定从国库转移到一个外国政府的财政部手里而无须经过美国国会的分配和批准呢？”
麦吉表示不然。那不是戏法。当时同财政部和国会都商量过，这个决定并不是秘密。在沙特阿拉伯采用之前，“平分”的原则在委内瑞拉已经运行了七年。麦吉解释说这个责问不得要领。“这份石油开采权的所有权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资产。”不按照这一类的方式行事，所背的风险简直是太大了。麦吉说，“实质上，威胁所至，便是石油开采权的失落。”
实际上，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的开采权是保存下来了。但是，在1950年12月与沙特的“50％对50％”的交易签署定当后的六个月内，在邻近的伊朗所发生的事件证明那里的地主和租户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获得满意的解决。
23、“老摩萨”和为伊朗的斗争
1944年，当消息传到德黑兰说伊朗前国王礼萨。巴列维在流放期间死于南非以后，死者的儿子和继承人身心交瘁。许多年以后，他把当时的反应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莫大的悲痛”。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一直崇拜他的父亲——波斯的哥萨克旅的坚强和身材魁梧的司令员，他在二十年代攫取了权力并自封为国王。礼萨国王嗣后使这个难以驾驭的国家建立了秩序，以仓促的步伐使之现代化并制服了那些有权威的毛拉；父子都把毛拉视为中世纪以来危险的死敌。
但是更使那位儿子悲痛和内疚的是，如果他不是其父王宝座的真正篡夺者的话，他在促使其父亲倒台上起了部分作用。1941年8 月，德国侵犯苏联之后两个月，英国人和俄国人派遣军队进入伊朗来保护在阿巴丹的炼油厂和从波斯湾到苏联的供应线。德国在俄国和北非的迅速推进使盟国大为吃惊，由此盟国深怕会对伊朗发动一个钳形攻势。它们废黜了曾经对纳粹表示友好和同情的礼萨国王并以其儿子替代他，那时他儿子年仅二十一岁。
在礼萨国王死后，穆罕默德。巴列维将每时每刻想起他的父亲而且为对他的回忆而困扰。他将永远努力使自己无愧于礼萨国王，要求别人也要求自己以国王的标准来判断自己。1948年一天，国王自己向一位来访者承认，“我的姐姐阿什拉芙昨天问我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只耗子。”他付之一笑，但他明显地表示他并不觉得可笑。言外之意总是有暗示说他软弱无能，优柔寡断，不足以同他父亲相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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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总是有一个方面国王不知如何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一个外来者。六岁时，他被托给一个法国家庭女教师看管；十二岁时，他被送往瑞士念书。他的教育和经历使他与伊朗社会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1950年，美国大使沉思后说，“当然，那可能是他太西方化了一些，因此不适合于一个东方国家。”这个可能性将在近乎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追随他而形影不离。
然而，不管国王自己有什么热望，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被投入变化莫测的环境里，这些环境即使对最有自信和实践经验的政治家或许也是一个强烈的挑战。他的王朝的合法性是有问题的和未定的；在伊朗，君主的作用是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国王必须同外国的长期干预作斗争，也须向苏联对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施加的压力以及非常明显的英国的经济存在作斗争。他被迫作斗争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在一个由各种分歧——阶级的、地区的、宗教的和现代与传统对立的分歧所撕裂的政治制度中的权威。一方面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由暴躁的阿雅托拉。赛义德。卡萨尼领导，他对现代世界的每一个人侵都不能容忍——外国顾问来到伊朗也好，礼萨允许妇女不戴面纱也好，他都不能容忍。另一方面是共产党和与莫斯科有关系的组织得很好的左翼党派伊朗人民党。在这两方面中间存在着改革者和民族主义者以及共和党人，他们都要求重组政治制度，还有跃跃欲试想夺权的军官们。
伊朗的政治文化本身是混乱和变幻不定的，是由任意的夸大和强烈的情感来驱使的。贪污腐化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英国代办把德黑兰议会中所玩的游戏规则归结为一个直率的准则：“代表们期望贿赂。”在农村里生活着许多部族和氏族，他们对屈从德黑兰和巴列维感到痛恨。实际上，国王的领土没有一处不受分裂运动的影响。四十年代后期，伊朗这个国家受着赤贫的煎熬和经济趋于崩溃的苦难。整个国家笼罩着绝望。
只有一件事真正把国家联结在一起——对外国人的仇恨，特别对英国人的仇恨。从来没有这么多恶行统统归罪于如此迅速地在衰落的政权。英国人几乎被认为是超自然的魔鬼在控制和操纵整个伊朗。每一个伊朗政治家，不管他在政治上处于什么地位，实际上都不得不谴责他的仇敌和对手为英国代理人。甚至旱灾、歉收、蝗灾都归咎于那些聪明伶俐的英国人的恶毒阴谋。但是仇恨特别集中在伊朗最大的工业雇主、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以及现代外国世界入侵伊朗的太明显不过的有形象征身上——莫伊石油公司。
对莫伊石油公司的仇恨部分是由于石油地租的斗争所点燃起来的。在1945年到1950年期间，英伊石油公司的利润达两亿五千万美元，而伊朗的开采权使用费仅为九千万美元。英国政府从莫伊石油公司那里收到的税款超过伊朗所收到的开采权使用费。把事情进一步推到严重地步的是，公司的红利的很大部分落到它的主要所有者英国政府手里，还有谣传说，莫伊石油公司以很大的折扣将石油卖给英国海军。但是在伊朗，远为重要的不是多少英镑多少便士，而是情绪和象征。这两者促使政治家和街头群众疯狂激动以及把对莫伊石油公司的仇恨转为一种民族的感情困扰。当国内事情搞得这样糟的时候，要找一个外国替罪羊是非常方便和唾手可得的。
最后的机会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把伊朗看作是伦敦的责任，主要是一场“英国的表演”。可是嗣后冷战开始，加上对波斯湾石油的安全问题的忧虑越来越大，这就使伊朗在美国外交政策事务中占了显著的地位。苏联部队于1946年由伊朗北部撤走，但是到了1949年，美国害怕伊朗的经济和政治陷人如此衰败的状态，伊朗可能会轻易地成为苏联的牺牲品。
伊朗的前景越来越飘忽不定，政治舞台更加混乱，这局面是由当地流行的暗杀行动和暗杀策划造成的。1949年2 月，一个穆斯林狂热者乔装成摄影师企图在国王莅临德黑兰大学时把他杀死。虽然暗杀者在近距离的地方开了六枪，国王却只受到轻伤并表现了很大的勇气，反应冷静。他后来说，“这次暗杀企图奇妙地未能得逞，又一次证明我的生命是得到保障的。”国王对自己的看法和对他国家前景的看法却以此为转折点。他利用这次事件来颁布戒严法和发起一个有力的运动来树立其个人的权威。他命令把他父亲在南非的尸体挖掘出来运回伊朗国葬，并授予“伟大的”溢号。后来，礼萨国王骑在马上的巨大塑像在他儿子的版图内陆续竖立起来了。
国王在扩大他的政治控制的同时也努力调整伊朗与莫伊石油公司之间的经济关系，这与其他出口石油的国家所发生的情况是类似的。美国害怕苏联的野心，同伦敦比起来美国估计不会有多少损失，于是就推动英国政府和英伊石油公司增加付给伊朗的特许开采权使用费。美国人的出头人是专管近东和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吉，他同时正在促成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50％对50％”新交易，而且他也认为莫伊石油公司与伊朗之间目前的盈利分配并不合理。英国官员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但强烈地对麦吉和其他一些美国人的干预和随意劝告表示不满。这些人喜欢把1949年时正巧进入三十七岁的麦吉称为“那个幼稚的神童”并特别倾向于把他看作为他们所碰上的麻烦的祸种。他们认为他是反英和反英伊石油公司的。在这一点上，他们想错了。麦吉作为牛津大学罗兹奖学金获得者认识了莫伊石油公司的约翰。卡德曼爵士的几个女儿，并且曾经去过卡德曼的乡间住宅。在牛津大学攻读地质物理学博士学位的过程中，他同英伊石油公司一起搞过地震研究工作（地点在该公司有兴趣钻探的汉普郡某地），后来，带讽刺意味的是，该公司曾问他愿意不愿意去伊朗从事地质物理学家的职业。他经过慎重考虑后回绝了这个工作，但仅仅是为了思乡的缘故，他想回美国去。后来他说，“那时候我对英伊石油公司怀有亲切感。”
事情的发生说明他的选择是对的。在他从英国回来以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麦吉在路易斯安那州发现一块大油田，从而他获得了财富、独立和机会，使他把以后的生涯完全献给公职。他同杰出的埃弗里特。德戈利尔的女儿结婚；在他服军役以前，他一直是德戈利尔的石油鉴定公司的合伙人。麦吉是毫不掩饰的亲英派（在晚年他担任英语民族协会的主席）。他认为英国人需要自救，特别当他们对石油采取“十九世纪式”态度的时候更需要自拔。麦吉还公正地反映了他的同事们的意见，当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就伊朗这个题目提出批评时，曾把这些意见总结为“莫伊石油公司和英国政府出乎寻常地固执不化是愚蠢的”。
在另一方面，尽管美国人看来从未这样相信过，英国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也同样不和。英国政府是莫伊石油公司的一个所有者，拥有51％的股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之间怀有丝毫深情和共鸣。相反，有的是猜疑和怨恨，它们之间有几次最剧烈的斗争，是典型的所谓“部长和经理之间的战斗”。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早在1946年就抱怨说，英伊石油公司“实际上是国家资本的私营公司，它干的每件事都对英国政府与波斯之间的关系产生反应。作为外交大臣，我没有权力或势力去干任何什么事，虽然政府拥有这笔大财产。据我所知，没有任何部门能做什么。”
对英伊石油公司来说，对整个情境当然另有很不相同的看法。该公司是世界上第三大的原油生产者，其中大部分来自伊朗，而且它认为按目前情况，伊朗人这笔交易对他们是相当有利的。根据1933年的协定，伊朗不仅接受一笔特许开采权使用费而且也得到该公司的全球利润的20％，这个条件比其他任何石油生产者所给的来得好。此外，莫伊石油公司已经成为主要的国际石油公司之一，它正在试图进行一桩复杂的全球性业务。它以一家私营公司的身份在运行——这是1914年丘吉尔攫取该公司股份时原来的宗旨——它的高级经理人员不喜欢和抵制政治家和文官侵人业务和指手划脚的劝告。他们认为官僚们——莫伊石油公司董事长威廉。弗雷泽爵士把他们贬称为“伦敦西区的绅士”——简直不懂石油业务，或者老实说，不懂在伊朗做一点买卖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压力如此强大，以至于到了1949年夏，英伊石油公司被迫同伊朗人谈判订立一个补充协定——对1933年修订过的特许开采权协定的补充。这个新的建议规定大幅度提高特许开采权使用费，加上一大笔一次付给的款子。
虽然莫伊石油公司和伊朗政府达成了协议，伊朗政府怕议会反对，故而压住不发，差不多一年没有将协定呈交议会，一直等到1950年6 月才这么做。议会的石油委员会的反应是愤怒地谴责这项新协定，号召取消特许开采权并要求将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一位主要的亲英政治家遭到暗杀，那位感到害怕的首相决定采取“谨慎为上策”的态度，很快地提出辞呈。
国王提名陆军参谋长阿里。拉兹马拉为新的首相。他是一个清瘦、年轻的“典型士兵”，由圣西尔法国军事学院毕业，有抱负但很冷酷。人们都知道拉兹马拉做过一件闻所未闻的事——他有一次退回了一笔贿赂。他谋求同国王保持距离和培植他自己的权威。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把他看作是最后的机会，因为伊朗看来越来越易受共产主义颠覆和苏联直接扩张的袭击。
同月，即1950年的6 月，北朝鲜和南朝鲜之间的冷战变成了热战。苏联部队和伊朗部队早已发生边境冲突；在国务院里，乔治。麦吉迫切地指导制订一个防止意外计划，准备对付苏联入侵伊朗。再者，在朝鲜战争当中，对伊朗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迫切情况，因为伊朗占中东石油生产总额的40％，而英伊石油公司在阿巴丹的炼油厂是东半球航空燃料的主要来源。
利害关系突然上升到那么严重的高度，美国政府立即更强烈地敦促英国政府对莫伊石油公司施加压力，要它提出一个伊朗政府能够迅速接受的条件。但是威廉。弗雷泽爵士不那么轻易让步。由于他有许多年与伊朗人打交道的经验，他并不尊重他们的政府制度，能指望于他们的只是忘恩负义、蒙骗欺诈、背后诽谤和提出新的要求罢了。他也不那么和
气地倾向于美国人。他会痛斥美国人，把降在英伊石油公司头上的麻烦归咎于美国在德黑兰的政治干预和美国石油公司—一特别是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在中东的活动。
弗雷泽显然是决定英伊石油公司地位的人物。在任何情况下，他是一个强大的反对者。他丝毫没有约翰。卡德曼的外交手腕，他是一个坚韧顽强和难以和解的独裁者，他以他自己的方式经营莫伊石油公司。异议是不能容忍的。英伊石油公司在科威特的合伙者海湾石油公司的董事长评论说，弗雷泽的统治是那样的全面，因此莫伊石油公司的其他董事们“不敢自己支配自己”。据说弗雷泽是一个“十足的苏格兰人”。他的父亲曾是主要的苏格兰页岩油公司的创办人，后来他把它卖给莫伊石油公司——正如后来有人说的，“威廉产自页岩”。同弗雷泽一起工作的一个人说，“在石油业中棘手的讨价还价是惯例，极少有人能占他的上风。”
他的对手换成英国政府之后，情况并无不同。在外交部里的国务大臣谈到弗雷泽时说，“他看来十足像一位格拉斯哥的会计师，当他发现资产负债表上反映不出哪怕一小笔账目的时候常常流露出嗤之以鼻的神气。”在同他打过交道的另一位英国官员看来，弗雷泽是一个“固执狭窄的老吝啬鬼”。虽然许多高级政府官员认为应当把他撤职，同时他的退休问题是常常在考虑之中，但他们似乎没有力量来使之实现。弗雷泽用来对付他所有对手的强大力量之一来自英伊石油公司为英国国库和英国总的经济赚钱这个事实，这是至关重要的。
弗雷泽毫不留情地抵制英国政府要他同伊朗进一步谈判的屡次请求，同时弗雷泽又不理睬美国人。但是随后在1950年秋天，弗雷泽来了一个突然和不属于他性格和心思的转变。他不仅要挺身出来为伊朗更快地攫取更多的钱，而且提到要资助伊朗的经济发展和支持伊朗的教育事业。其中发生了什么事？那并不是弗雷泽突如其来的皈依慈善事业而发善心，而是他获悉了所谓“麦吉炸弹”——即迫在眉睫的沙特阿拉伯“50％对50％”的交易的成交——的消息；他认识到他必须赶快行动起来。可是时间已经流逝。12月，同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达成50％对50％的交易的消息传来，迫使拉兹马拉首相撤回他对补充协定的支持，这就是它的结束。
最后，莫伊石油公司出头提出它自己的50％对50％的交易。但已经不够了。在伊朗，现在整个反对意见集中在声名狼藉的英伊石油公司身上。反对派的领袖是一位年长的煽动家穆罕默德。摩萨台，他是议会中石油委员会的主席。摩萨台宣称，“这个受苦受难的国家的一切不幸，其来源不是别的，就是石油公司。”另一位代表咆哮地说，最好用一颗原子弹把伊朗的石油工业毁灭掉，这比留在英伊石油公司手里来得好。大家都在要求把石油工业国有化并把英伊石油公司赶出去。拉兹马拉首相不知所措。最后于1951年3 月，他在议会演说时喊出他反对国有化的主张。四天之后，正当他要进入德黑兰的中央清真寺时，他遭到一个年轻木匠的暗杀，那个木匠是受伊斯兰恐怖分子指使杀死“英国的走狗”以完成“神圣使命”。
拉兹马拉的被谋杀挫折了主张妥协的人们的锐气，削弱了国王的地位以及壮了广泛的反对者的胆。议会着手通过一项把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决议，但是决议没有立即实施。后来议会在1951年4 月28日选定了现在是莫伊石油公司第一号敌人的穆罕默德。摩萨台为新首相，并授以具体的和广泛地属于民众的权力来执行国有化法。国王签署了这条法律并于5 月1 日生效。莫伊石油公司在伊朗的日子看来是完了，因为国有化法令中称这家公司为“原公司”。正如英国大使所报告的，虽然英伊石油公司在全世界都有业务，但“已经依法废除”，德黑兰“已经采取行动，表明它不再存在”。
摩萨台派遣胡齐斯坦省长官去英伊石油公司在霍拉姆沙赫尔的总部。到达那里后，省长在大楼前宰了一头羊作为牺牲，然后向发狂的群众宣告特许开采权已无效。莫伊石油公司在伊朗的所有设施以及他们所生产的石油现在归伊朗国家所有。摩萨台的女婿接着发表兴奋的演说，在演讲中他宣告殖民主义的日子已经过去，繁荣的日子即将来临。由于兴奋，他说着说着就昏倒在地，不得不被人抬走。新成立的国家石油公司的董事由德黑兰大学工程系系主任默赫迪。马扎尔甘领导，他们带着文具、橡皮图章和一块大招牌出现在阿巴丹的炼油厂，一切都标上“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记号——那块招牌是准备钉在一幢办公楼门上的。人们又宰了几十头羊作为祭礼以庆祝这件大事，聚集在一起来欢迎董事们的巨大人群兴奋得发了狂。但是，尽管羊是作了牺牲品，事情还是没有办妥。随后的五个月里，莫伊石油公司在伊朗的设施的地位，依然蒙罩在悬而不决之中。
“老摩萨”
穆罕默德。摩萨台年近七十，模样看来很虚弱，秃头，长长的鼻子，眼睛圆圆的小而有神，他将在今后的两年里主宰这出戏剧。他将狡猾地骗过各方人士——外国石油公司、英美政府、国王和他自己的国内对手。他本人是明显地充满矛盾的人。尽管他带些世界性色彩并在法国和瑞士受过法律教育，他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反外国人的志士，而且着迷于反英。他是一位大官僚的儿子和前朝一位国王的曾孙，因此摩萨台是一个贵族，持有巨大地产，包括全归属于他个人所有并住着一百五十个家庭的村庄。然而他接过了改革和共和主义以及煽动乌合之众的衣钵，借此来呼吁和动员城市群众。他又是波斯政治学学院的第一批教授中的一员，曾卷入1906年的立宪革命，后来立宪革命在他整个生涯中一直成为他的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参加过凡尔赛和会、定制了一个刻上“民族抵抗委员会”字样的橡皮图章和图谋对抗外国特别是英国干预波斯的举动。但没有人听他的陈述；他返回本国时深感殖民主义强国辜负了他的希望和理想。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摩萨台担任好几个部长级职务并在反对礼萨国王想把波斯转为独裁国家的行动中起了带头作用而自封为绝对统治者。为了这些活动，摩萨台几次入狱和被软禁在他的庄园里；在软禁期间他忙于业余攻读医学和研究“顺势疗法”。英国人和美国人于1941年驱逐礼萨国王一举为摩萨台提供了一个信号：他要重新闯入政治舞台。他迅速地集合了一批追随者；他长期以来专门从事的反对派活动为他自己牢固地树立了“纯洁”的人的声誉，全身心地投身于伊朗和把外国统治从伊朗清除出去的事业。
摩萨台在个人作风上并不矫饰而且有些怪异；他常常穿着睡衣接见伊朗人士和重要的外国人士而且往往伸展着肢体，横躺在床上。他躺着的时间很多，因为有人说他患有一阵阵头晕的毛病。他的保镖总是很贴近他；可以理解的是他经常生活在怕遭暗杀的恐惧之中。摩萨台一刹那时会说些适合他的需要的话，不管所说的是多么夸大其词或稀奇古怪。可是过了一会儿，不管刚才曾经多么强烈地表示过，他所说的主张没有不可以推翻或改变的，并常以说一个笑话或仅仅付之一笑了之；如果他觉得更方便和直截了当的话，他会把所说的完全加以否认。唯一重要的是，凡是他所说的，不论什么，都要有利于他的两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保持他自己的政治地位和赶走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在追求他的目标时，经证明他是善于戏剧性地同政治揉在一起的大师。在公众场合，他会放声大哭，也会呜咽；在演讲达到高潮时他会昏倒，那是常事。有一次他在充满热情的演说中途，因筋疲力尽而倒在议会的讲台上。有一位议员是医生，马上赶到他前面；医生担心这位老人快要死去，抓住摩萨台的手腕把脉。当他在计数脉搏时，摩萨台睁开一只眼睛，对他眨眼。
美国和英国官员同摩萨台打交道时喜欢称他为“老摩萨”。艾登评论说，那个“老摩萨”，加上他的睡衣和铁床，是“战争以来，第一次成为漫画家手里的真正的丰富资料”。即使某些被摩萨台激怒的人以后也永远会记得他们如何被他逗乐的。起初，美国人倾向于把摩萨台看作为一个理智的民族主义领袖，同他也许可以谈些交易。他可以成为对付苏联的屏障和通过他可以进行改革；不选择摩萨台，伊朗便会陷入共产主义。而且从头至尾，对冷战的考虑和惧怕，在形成美国的政策和概念方面所起的作用大于英国。无论如何，对华盛顿来说，它有更正当的理由来反对旧式的英帝国主义。与杜鲁门有同样权威的人说，英伊石油公司的威廉。弗雷泽爵士看起来像一个“典型的十九世纪殖民开拓者”。美国人比英国人更懂得摩萨台的大问题集中在伊朗内部的竞争对手身上；总是有一种需要在迫使他，就是要遏制那些比他自己更民族主义、更极端、更坚持原教旨主义和更坚决反对外国人的人。同时，他会巧妙地应付和嘲弄强国而从来不来一点点妥协。最后，美国人对他失去了耐心。当一切都过去之后，迪安。艾奇逊道出他的尖酸刻薄的判断。他说摩萨台“是一个好演员和一个大赌棍”。
英国人自始至终对事情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美国人不了解同摩萨台谈判有多难；有些英国官员还认为对共产主义的危险是太夸大了。英国内阁的波斯专门委员会的大臣彼得。拉姆斯博顿说，“摩萨台是一个穆斯林，在1951年他不会倒向苏联人。”真正的危险是对伊朗现在存在的利益以及在中东的已经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安排。有些人认为摩萨台是一个“疯子”。对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办法呢？此外，用英国大使弗朗西斯。谢泼德爵士的话说，还有一个事实，即对摩萨台必须密切加以注视，因为他是“狡猾不可靠和完全不择手段的”。按大使的看法，这位伊朗首相看来“相当像一匹拉出租马车的马”，并散发出“轻微的鸦片味”。但是在行将展开的局面中，使英国人激怒的也许莫过于他们的全国冠军英伊石油公司以及英国本身将败于一个穿睡衣的老人之手。
Y 计划紧接着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的余波和面对着如此诡计多端和不可信任的对手，英国人急忙重新研究他们的取舍。有人强烈地感到必须设法挽救国家在国外的最宝贵资产以及国家的首要石油来源。怎样干？内阁考虑了一个应付意外的进行军事干预
的建议——Y 计划。内阁的结论是，内地的油田鞭长莫及不易取得，但是阿巴丹岛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所在地完全是另一码事，它是远为合理的目标。可以出其不意地占领阿巴丹。一次迅速和强烈的显示武力，也许足以重新赢得相当大的尊严和面子，也足以转变形势。
可是也许办不到。英国人肯定要有人丧命，有人要沦为人质。美国政府拚命施加压力，反对武装干预，因为深怕英国人在南部搞这样的行动将使俄国人在北部的行动合法化，而结果是伊朗将会落到铁幕后面去。此外，进行军事行动还有别的障碍。印度刚刚独立，不再有一支印度军队可以调遣。英国可以想象得到全世界会鞭挞它搞旧式的帝国主义。英国本身的力量严重地遭到限制；因为英国在国际收支平衡上有严重的困难，所以它没有持久的力量。它又能拿什么来支付一次旷日持久的军事卷入呢？
然而，有人争辩说，万一英国在这个问题上陷于失败，它在中东的整个地位将从根本上遭到削弱。国防大臣伊曼纽尔。欣韦尔宣告说，“如果让波斯得逞和逃脱处罚，埃及和其他中东国家都从中得到鼓动，认为它们也可一试。下一件事可能就是试图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在内阁外面，反对党领袖和那位可尊敬的帝国护卫者丘吉尔对艾德礼说话时自称“对美国的态度感到相当吃惊，美国似乎并没有完全理解那块从里海延伸到波斯湾的一大片土地的重要性：那个地区比朝鲜更重要”。丘吉尔强调“石油供应处于平衡的重要性，它是制止俄国人着手侵略的一个因素”。外交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在谴责“逃避和投降”政策时谈到使用武力的问题。伞兵部队为了保护的目的已经在塞浦路斯进驻就绪，如有必要撤退阿巴丹的大批英国工人及其家属的话。可是在有些人看来，英国似乎跃跃欲试地执行Y 计划并对它衰落的帝国力量进行一次军事上的考验。
埃夫里尔在奇境武装干涉的前景对华盛顿敲响了警钟。英国人也许将伊朗径直推到热望着的苏联的怀抱里去。迪安。艾奇逊急忙安排同英国大使以及同他的老朋友埃夫里尔。哈里曼的会晤。在6 月的一个傍晚，艾奇逊坐在哈里曼住宅的阳台上，俯望着波托马克河并直率地说明白他要阻止英国人干一件在他眼里是愚蠢的、或者也可说是危险的事。他建议哈里曼在英国和伊朗之间进行调解。在场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主意——那就是说除去哈里曼他本人以外，大家都不太愿意接受这一个任务。可是哈里曼答应出马。
哈里曼是一个身材高大和严肃质朴的人，他是一个百万富翁，但已放弃他个人的业务而就公职。他曾经处理过许多复杂和微妙的事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担任过罗斯福的特别代表、驻莫斯科大使、驻伦敦大使、商业部长和马歇尔计划驻欧洲的美国代表。但是他从未卷入过这样不同寻常的谈判。他于1951年7 月中到达德黑兰。随行的有一位美国陆军中校弗农。沃尔特斯充当翻译（摩萨台处理事务时要用法语）和沃尔特。利维，他曾指导过马歇尔计划中有关石油的事务而且刚刚设立了他自己的咨询公司。
英国人勉强地接受由哈里曼去努力充当那正正经经的经纪人。他们更加担心的是利维这个人；凡出现国际石油事务时，有些美国官员知道他是“国务方面的真正权威”。利维不隐瞒他的看法，他认为莫伊石油公司的地位已经衰落到这样的地步，它决不能够仍以现有的形式回到伊朗去。他所表达的是在美国方面早已成为常识的想法。利维说，如果英国人要重新获得他们全面的石油地位，他们必须把莫伊石油公司的存在加以“伪装”并在一个新的经营公司——一个财团——之内加以“稀释”，由若干公司控制，其中有些公司应是美国公司。这个所谓的建议把一个主要的英国公司悲惨地“混杂化”，使英国人感到愤怒。他们猜疑提出这个成立财团的建议的真正理由是，美国公司急切地在一旁伺机进入伊朗。当年轻的众议员、前美国驻伦敦大使的儿子约翰。F.肯尼迪以考察名义出外旅游在德黑兰停留的时候，英国人的猜疑加深了。他给英国大使一个提示说，如果出现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由美国公司挺身相助将是一件好事”。
在德黑兰，哈里曼和他的一行人住在属于国王的一个宫殿内。宽大的接待室的墙壁上都贴上成干块小镜子，给人以宝石在闪闪发光的印象。开始时这一切都很新奇和富于外国情调。哈里曼和他的一行人没想到他们竟会在那里呆上近两个月的时光。不久，他们对这个装饰感到厌倦了。
哈里曼由沃尔特斯陪同去拜会摩萨台，他的私宅与王宫相反，朴实无华。他们发现首相横躺在床上，他的手掌交叉着垫在颈下。两扇门用衣柜挡着以防有什么暗杀者轻易闯入。当哈里曼和沃尔特斯进入时，摩萨台有气无力地挥着手表示招呼，并随即确切地告诉哈里曼他对英国人的看法。首相说，“您不知道他们有多么诡诈。您不知道他们如何玷污他们所摸到的每一件东西。”
哈里曼表示不同意。他很熟悉英国人；他曾在他们那里当过大使。他说，“我向您保证他们中间有好有歹，而且大多数是介乎两者之间的。”
摩萨台俯身向前，握住哈里曼的手，只是微笑了一下。只是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摩萨台才偶然提到他的心爱的孙子不在国内，他去上学了。哈里曼问道，“哪里？”摩萨台回答说，“哦，当然是英国。还会有什么别的地方？”
很快他们为要进行的讨论作了通常形式的安排：摩萨台坐着或伸展着肢体横在床上，双手紧紧在颈下交叉着；沃尔特斯中校坐在床脚处，可能采取瑜伽姿势；哈里曼坐在一张几乎紧靠床边的椅子上，处在两人中间。这个安排有助于摩萨台的不太好的听觉。沃尔特。利维常加入一起讨论。就在这里，就在这样不调和的情景下，也许系着战后石油秩序的命运和决定中东的政治走向。不断地来往于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感觉是这样的强烈，以致沃尔特斯向华盛顿订购了一本《爱丽思漫游奇境记》作为一种非官方的指南来解答以后也许会碰到的什么问题。
一天又一天，哈里曼由利维协助，试图教育摩萨台认识石油事业的一些现实。哈里曼打电报给杜鲁门和艾奇逊说，“在他［摩萨台」的梦幻世界里，简单地通过石油工业国有化的立法可以产生带来利润的事业，他还希望谁都按照他所规定的条件来帮助伊朗。”哈里曼和利维设法给摩萨台说明市场出路这个需要，有了出路才能将石油销售出去，但是没有效果。他们说，那公司之所以称为“莫伊”并不表明它所有的石油都产自伊朗。收益也包括炼油和运往许多国家销售所赚来的钱。在谈话中间有一度摩萨台似乎要求在每一桶石油上增加一些收入，而不是总的售价（包括从那桶油上派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产品的所得）。哈里曼说，“摩萨台博士，如果我们要明智地谈论这一切事情，我们必须在某些原则上一致同意。”
摩萨台盯了哈里曼一眼。“譬如说什么原则？”
“譬如说，部分加起来不会大于总和。”
摩萨台目不转睛地看着哈里曼，然后以法语回答道，“那是错的。”
哈里曼虽然不会说法语，却认为他已经抓住摩萨台的大意，但是他不能相信。他表示怀疑地问道，“‘那是错的’是什么意思？”
“那么，说说狐狸吧，”摩萨台答道。“狐狸的尾巴常常比它的身体还长嘛。”放了这一炮以后，首相把枕头蒙在头上，在床上翻来滚去，哄然大笑起来。
可是也有几次，在一天讨论结束时刻，摩萨台似乎对一个解决办法的框架表示同意。不过第二天早晨美国人再来谈判时，却被告知他不能贯彻他所同意的东西。他挺不过来。对摩萨台来说，比石油市场或国际政策远为重要的是，整个石油事务在国内政治上该怎么个玩法以及他的各种对手——左的和右的——和国王的支持者们会怎样反应。他特别怕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他们这些人反对同外国世界打任何交道。毕竟，拉兹马拉将军遭一个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的暗杀还只是几个月以前的事。
哈里曼感觉出这个恐惧何等厉害地抑制着摩萨台，所以他去拜会阿雅托拉。卡萨尼，此人是宗教右派领袖，由于同情轴心国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监禁在狱。这位毛拉表示他虽然对英国人一无所知，但有一点他确实知道他们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人。事实上，照此对待，所有外国人都是邪恶的。阿雅托拉于是继续说下去，讲了一个美国人的故事。那个美国人大约几十年前来到伊朗从事石油业务。在德黑兰一条街上，他遭到枪击后马上被送到医院去。一群搜寻他的暴徒冲进了医院，看见他躺在手术台上，立刻把他砍死。
“您懂吗？”阿雅托拉问道。
哈里曼立刻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恐吓。他咬紧嘴唇，亟力控制住怒火，以刚强的语言回答说，“阁下必须懂得我一生中曾有许多次处在危险情境之中，我是不会轻易地被吓倒的。”
“好，”阿雅托拉耸耸肩说，“那么试试看也无妨。”
在谈话过程中，阿雅托拉。卡萨尼指控摩萨台犯了最大最大的罪——亲英。卡萨尼说，“如果摩萨台屈服，他的血也会像拉兹马拉一样流淌。”这样毫无疑问，卡萨尼是一个不可调和的危险的反对者。但是哈里曼对摩萨台首相却产生了某种好感。他会做戏、逗乐和多少有些和蔼可亲之处，因此哈里曼开始叫他“老摩萨”，当然不是当着他的面这样叫的。
哈里曼也认为他看到了解决办法的一线曙光，一种有可能的权宜之计。他飞回伦敦，建议英国人派遣一个特别谈判代表作为进一步行动继续谈判。人选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百万富翁理查德。斯托克斯，哈里曼陪斯托克斯回到德黑兰。具有一些信心的斯托克斯大胆地宣布了他的目的——向摩萨台提出一个“大好条件”。
同斯托克斯一起去德黑兰的还有唐纳德。弗格森，他是有影响的燃料电力部常设次官，一贯批评英伊石油公司及其董事长威廉。弗雷泽；认为弗雷泽是一个狭隘、专制和对较大的政治潮流和考虑不敏感的人士。可是他对作出任何解决的可能性也抱怀疑态度；他深怕作成的交易会使其他英国在国外的投资都会受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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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些贪婪的政府没收的威胁，而对这些政府又没有另外别的有效制裁办法。他声称“正是英国的企业、技术和努力才能在波斯土地下面发现石油，把石油采出来，建造了炼油厂，在三四十个国家发展了销售波斯石油的市场，还建造了码头、油库、泵站、公路和铁道槽车等运销设施以及一个庞大的油船队”。为了这个理由，他在道义立场上认为要求50％对50％（平分）的分配——正如穆斯林宗教领袖阿加汗曾极力主张过的——是“鬼话而且应当指出是鬼话”。
无论如何，弗格森认清了摩萨台的目的“并不是要得到更优惠的条件而是赶走这个外国公司，连同它的居统治地位的影响一起赶出波斯”。摩萨台无意让英伊石油公司再回来。再者，他现在成为他曾经亟力激起的民众狂热情绪的囚犯了。因此，在第二轮谈判中，没有办法在决定性问题上意见一致，即如果得到解决，究竟谁将真正经营和控制在伊朗的石油工业的问题。斯托克斯使团的一个高级谈判代表彼得。拉姆斯博顿回忆道，“在我们居住的宫殿的花园里举行的晚间谈判很像《费加罗》一剧中的最后一幕戏。在玫瑰丛背后潜藏着一些不知道是谁的隐隐约约的人影。人人都在互相窥视侦察。人们鬼鬼祟祟地在四周来回走动。我们都始终不明白同谁在打交道。摩萨台也是这样。”斯托克斯决定退出谈判。他的使命以及哈里曼的时间长得多的使命都失败了。哈里曼打算下结论说，“摩萨台的老手段是与英国人斗。争执如果得到解决反会使他的政治权力完蛋。”可是，在离开德黑兰的飞机上，哈里曼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说，“没别的，我就是从未失败过。”但那是因为在此以前他从未尝试同任何像“老摩萨”那样的人打过交道。
“站稳了，你们这些无赖！”——永别了，阿巴丹与此同时，油田和炼油厂停止运转了。英国人设法发动禁运，方法是对油轮主进行威胁，如果他们装运“盗窃来的石油”将诉诸法律。此外，英国禁止货物运往伊朗，英格兰银行中止原来给予伊朗的金融和贸易方面的便利措施。总之，对付没收的做法是搞经济战。
伊朗议会通过了一条法律进行报复，谁被发现犯了“怠工和疏忽职守”罪应受死刑的惩处。有人写信给英伊石油公司驻伊朗的总经理埃里克。德雷克，指控他犯了这样的“怠工和疏忽职守”罪。经英国大使的劝告，德雷克匆忙离开伊朗，乘着一架小型飞机溜了。此后他就在伊拉克的巴士拉的一个办公室管理伊朗石油经营，后来又在波斯湾的一艘船上办公。在苏伊士与英国参谋长等人见面后，他用了化名飞回英国，到了英国他突然被召去参加艾德礼的一个内阁会议。这个邀请使专制的威廉。弗雷泽爵士大光其火，他没有受到邀请以及他本人太忙没有去见德雷克；但德雷克毕竟不是别人而正是莫伊石油公司的人，一个处于危险的人。尽管弗雷泽生气，德雷克还是去参加了会议，为了躲避新闻记者，他通过后花园的一条秘密通道进入唐宁街10号。德雷克向内阁陈述说，如果英国对阿巴丹无所作为的话，最后英国将失去更多的东西，包括苏伊士运河在内。接着他被带领去会晤反对党领袖丘吉尔。丘吉尔在就他与内阁讨论的事提了些考问之后，突然咆哮起来，“你带着手枪吗，德雷克？”德雷克解释说他已经把他的手枪交给了伊朗当局，因为那里通过一条新的法律，规定未经批准持有枪支者须判死刑。“德雷克，你可以用枪打死一个人的。”丘吉尔提醒他，“我知道因为我干过。”
在哈里曼和斯托克斯的使命失败后，英国政府又一次就使用军事力量占领阿巴丹岛和那里的炼油厂问题进行辩论。事实上，秘密的军事准备已经远远提前，因此到了1951年9 月，占领阿巴丹岛的行动可以在不到十二小时内发动起来。但是，能得到什么呢？整个伊朗难道不会联合起来对付英国人吗？难道他们不会冒同美国决裂的风险吗？无论情况如何，使人意外吃惊的因素已经没有了。艾德礼对他的内阁成员说，“如果在阿巴丹剩下的英国职工也被赶出，那对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耻辱。”但是英国政府决定反对使用武装力量来阻止被驱逐。回想起来，在危机发生的头几个月内公众曾威胁要用武力，但随后并没有这样干，有人就把它看作是英国在中东所享有的信任和地位真正开始结束了。
1951年9 月25日，摩萨台给最后一批留在阿巴丹的英国雇员们一个限期，不多不少一个星期内必须撤走。几天之后阿雅托拉。卡萨尼宣告实行一个特别的全国性假日——“对英国政府仇恨日”。在阿巴丹的炼油联合企业里，英国的石油人员和医院里的护士为了自娱举行了一个歌唱和讽刺剧的晚会；活报剧的名称是：“站稳了，你们这些无赖！”
10月4 日早晨，石油人员和家属们聚集在他们的社交中心体育俱乐部门前。他nJ带上钓鱼杆、网球拍和高尔夫球棍；有几个人带上他们所豢养的狗，尽管他们大多数的爱畜都已弄死了。这群人不仅包括炼油工人，也有管理宾馆的不屈不挠的那位女士。仅仅三天以前，她还用她的伞来阻止一个伊朗坦克司令员驾车越过她家的草坪。牧师也来到俱乐部前的人群中，他刚把那座小小的礼拜堂锁上，那里面存有这个海岛社区的历史档案——“在阿巴丹出生、受洗、结婚和死亡者的记录”。
等着所有这些人的是英国巡洋舰“毛里求斯号”，它将把他们带到上游的伊拉克境内的巴士拉这个平安的避难所。一边是军舰的军乐队在举行少见的礼节仪式的同时演奏了伊朗国歌，另一边是伊朗海军的汽艇在巡洋舰与海岸之间穿梭往来。到了中午时刻，人都上了船，“毛里求斯号”开始缓缓地向巴士拉驶去。军乐队继续在演奏，不过现在奏的是“博吉上校”。乘客们也大声歌唱，在炎热的阳光下汇成一个大合唱，唱着这首严肃的军队进行曲的未公布和比较下流的文本的歌词。在这个以音乐来表示蔑视的情绪中，英国向它的海外最大的一个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而现在实际上停止运行的炼油厂道别了。这次是战后六年内英帝国主义撤退的特别屈辱的顶峰。许多中东石油开采权中的第一份开采权，也是一下子被取消的第一份开采权。
“一阵步枪劈啪声”
由于英国有效的禁运，也特别由于莫伊石油公司对那些获取伊朗石油的炼油厂和销售商提出诉讼一举非常警觉，从伊朗没有流出一滴油。但是禁运也产生另一个结果，在朝鲜战争期间的紧急时刻，大量石油从世界商业中给取消了。在亚洲有些地方，实行了配给制；苏伊士以东的飞行被削减。美国国防石油管理署作出了令人气馁的估计说，没有伊朗，世界石油将在1951年年底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很快就形成一个机构来处置石油短缺的问题。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处置的基础是英美合作。在美国，在1950年国防生产法案的规定下，加上反托拉斯豁免，十九家石油公司组成了一个志愿委员会来协调以及汇集供应和设施。它同一个类似的英国委员会密切合作，把石油运送到全世界来消除瓶颈口堵塞和短缺。这些公司本身也亟力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拉克增加生产。结果，战后石油的巨大发展的势头支持了英国对伊朗的禁运，人们担心的短缺从未出现。到了1952年，伊朗的生产跌落到每天只有两万桶，而1950年是六十六万六千桶，世界石油生产总额由1950年的每日一千零九十万桶增加到1952年的一千三百万桶——增加额是伊朗1950年总额的三倍多。
英国对付伊朗的政策于1951年10月加强了，那时工党政府由一个新的保守党政府取代，新政府又一次由年已七十七岁的丘吉尔来主持，他比摩萨台大五岁多。丘吉尔开始显出他是老了；他自诉说，“我的‘老脑袋’不像以前那样听使唤了。”但是他关于伊朗国有化的问题有坚定的看法：工党政府太无决断和太软弱了。他对杜鲁门说，如果我在执政，“也许会爆发出一阵步枪的劈啪声”，而英国“却不至于被人从伊朗踢出来”。对于这一切所发生的事件，真是一个绝妙嘲弄。丘吉尔大约三十七年以前担任海军第一大臣时，曾购下政府当时在英波石油公司的股份。现在，他又活了好多年和在政界中活动了好多年，仍能回来主持政府，时机恰逢这家公司处在最大危机的时刻。他是会竭尽其力来保卫这家公司的。
他的外交大臣是安东尼。艾登爵士，此人同这个重大问题有另外一种密切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牛津大学时艾登的专业是东方语言，他曾是波斯语的优秀生和优美的波斯文学的热爱者。艾登一直保持他的一些波斯联系。1933年他任外交部次官时，曾在解决礼萨国王要没收英波石油公司而引起的危机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八年之后，在1941年，作为外交大臣，艾登对礼萨国王与纳粹的调情感到十分焦虑，故而参与了作出侵犯伊朗、推翻国王的决定并起了主要作用。他个人深被这个国家所吸引，因此好几次访问了伊朗。当他于1951年重新当上外交大臣时，他仍旧能够背诵波斯的不少谚语。但是一个重大的危机——国有化和赶出阿巴丹的后果——在等着他。他说，“我国在整个中东的权威遭到了极大的动摇。”
这个危机对文登也提出了一个个人的进退两难的麻烦问题。他自己的资财的很大部分都投在莫伊石油公司的股份里面，现在股票价格已下落。经过深思，他认定他拥有股票是不合适的，尽管政府自己也持有股票而且没有规定或惯例要求这样做，他还是以最低的价格出售了他的股票。这样，他就失去一个机会去建立厚实的经济保障，他这个行动最终还使他付出很大代价，包括出售他的庄园在内。
随着保守党重新执政，使伦敦和华盛顿疏远的基本分歧更加清楚了。美国人怕如果摩萨台倒台，共产党人将继承下去，所以最好还是同他打交道而不是同他作对，尽管同他打交道可能是非常恼人的。相反，英国人的观点认为很有可能由一个更加讲理的政府继承他，而且越早取代他越好。在伊朗问题上给予默认——加上摩萨台有本事泰然行动而不受惩罚——将无可避免地和无可抗拒地诱使全世界的国家照办，而导致国有化和没收的传染病的流行。英国经不起拿它的其他国外资产进行冒险。燃料和电力部大臣唐纳德。弗格森爵士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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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对美国的最高层说明：即使他们的看法是对的，为了不使波斯陷入共产主义而有必要维护摩萨台博士，他们也必须选择，要么保全波斯，要么毁了这个国家。“应该怎么办和责怪谁的问题，在英国政府内部进行了许多无益的争辩，还有，官员们对英伊石油公司和它的蒙昧无知表示了极大的不耐烦和愤怒。文登本人也抱怨说该公司的董事长威廉。弗雷泽爵士是”在云界仙境里“。
1951年秋，在英国人撤离阿巴丹几个星期以后，摩萨台去了美国，打算在联合国为伊朗辩护。他也去华盛顿向杜鲁门和艾奇逊提出正当的理由并要求经济援助。美国政府要伊朗保持稳定，但是不打算帮助摩萨台摆脱困境去获取稳定。当摩萨台开始向杜鲁门和艾奇逊解释说他是在“替一个十分穷困的国家——一个全是沙漠和沙土的国家——说话”时，艾奇逊插话说，“对，你们有石油，很像得克萨斯！”首相结果仅仅获得了最低限度的经济援助。
但是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吉在摩萨台访美期间同他进行了约八十小时的谈话之后，认为他好容易才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的大纲。其要点包括由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取得阿巴丹炼油厂（前提是该厂成为一家荷兰——换句话说，是非英国——公司）以及给莫伊石油公司一份特别购买石油的合同，其中规定实行50％对50％的平分原则。但是摩萨台坚持一个额外条件：禁止英国石油技术人员在伊朗工作。艾奇逊亲自在巴黎一次午餐桌上把建议向安东尼。艾登透露作为试探。当艾奇逊从巴黎打电话给麦吉和其他在国务院急切地等候消息的人士时，他报告说，艾登断然拒绝这整个建议而且摩萨台的额外条件激怒了艾登，他认为那是屈辱性的条件。抱有很大希望的麦吉听了目瞪口呆。他为解决伊朗石油危机所作的努力都失败了。他说，“对我来说，那简直是世界末日。”摩萨台是否同样苦恼不太清楚——他是否真正需要一个协定也不清楚。摩萨台离开美国的前夕对一个美国人说，“我这样回去比我带了一个协定回去，我的地位要强硬得多，这个协定我还必须向我们的狂热者好好推销哩，是不是？”
然而，杜鲁门政府仍然在希望同“老摩萨”达成协议。在国务院里而且事实上在伦敦的外交部里，有不少人建议由各个公司组织起一个财团来经营伊朗石油工业。也有人提出一个独创性的计划，由世界银行按照这个计划接管在伊朗的石油经营作为一种托管，直至能协商达成一个最后解决办法为止。这一切主张都由于伊朗没有兴趣妥协而失败，因为妥协就要缓解国有化和伊朗的控制或者会给英伊石油公司提供机会东山再起。
由于危机在1952年的头几个月中一直拖延下来，摩萨台政府卖不出石油，国库空虚，经济状况恶化。但是这一切它似乎都不在乎。重要的是摩萨台是群众拥护的民族领袖，他曾完成把外国人赶出去和恢复民族传统的目标。他宣称，石油可以让它留在地下给后代享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注意到摩萨台对国王根本上抱有反感，他把这一点归根于一个古老贵族家庭出身的人对“一个突然腾达的、专制的骗子所生的低能儿子的暗自蔑视情绪”。但是摩萨台这个立宪主义者转向使用超立宪的手段来治理国家，包括利用街头的暴民和乌合之众来操纵政治。他也在行使更多的独裁权力。一个反对派领袖说，“我始终认为此人不配身居高位。但是我从未想到过，即使在我最可怕的恶梦里，这个七十高龄的老人会变成一个挑动暴民的人。一个经常叫凶手暴徒守候在议会四周的人是不折不扣的公众祸害和威胁。”摩萨台也证明他自身是一个有名的政治手段的创新者；他是第一个利用无线电广播激起他的追随者的中东领袖。他在广播中号召时，成千——有时候似乎是几十万——的人会疯狂地奔向街头吟唱呀、恫吓呀、捣毁反对派报社呀……面对摩萨台受到群众欢迎，国王也无能为力。他对美国大使说，“我能做什么呢？我是束手无策的。”
“愿今晚好运气碰上一位小姐”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艾奇逊又遇见了文登。后者说“到了某个阶段也许有必要……对国王强调一下需要从权力方面推动摩萨台。
但是，美国还有英国无论如何都未放弃同摩萨台的外交努力。杜鲁门央求丘吉尔接受伊朗国有化法律的有效性，因为“看来这法律在伊朗人的眼里已经成了同《古兰经》一样的神圣……如果伊朗每况愈下走向共产主义，那么维护合法立场即使直到最后一分钟，对我们任何一方也都不会有什么满意可言。”丘吉尔想要促成向摩萨台提出一个联合呼吁；关于摩萨台，他说，“我们是同一个在破产、革命和死亡的边缘的人打交道，可是我依旧认为是一个人嘛。我们如果联合起来对待，也许能说服他。”
杜鲁门勉强同意搞一个联合建议进行仲裁来决定对收归国有的财产予以补偿，但是经过诸多搪塞和辩论之后，摩萨台拒绝接受那个建议，他说这建议是英伊石油公司安置的“陷阱”。
到杜鲁门政府结束时，英美双方都已打算放弃摩萨台。1952年后期，英国人向美国人提出双方可能合作来导致伊朗政府的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搞政变。美国的答复珊珊来迟，一直拖延到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以后，到那时才为这个考虑开了绿灯，得到了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及他的弟弟、中央情报局的新局长艾伦。杜勒斯的支持。
可是，在杜鲁门政府最后的几个星期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第一个星期里，美国发动了另外一次外交攻势来努力拟定伊朗和英国之间关于石油的解决方案。经过许多无益的讨论，摩萨台又一次说“不”。与此同时，伊朗的情况更为恶化。在国有化之前，石油出口为国家创造了它2 ／3 的外汇和1 ／2 的政府岁入。但是迄今已有两年没有来自石油的税收，通货疯狂膨涨，经济在崩溃。国家的情况比国有化以前远为恶化。法制和秩序在瓦解；德黑兰的警察长被绑架后杀死。再者，摩萨台显不出有什么管理的天才。他在床边主持内阁会议。1953年初的几个月内，他试图攫取更大的权力来支撑自己在国内的地位——如延长戒严令、靠教令来统治、控制军队中的委任、恫吓和堵住反对派的嘴、废除上议院和解散下议院以及搞一个苏联式的公民投票，这次投票他获得了99％的胜利。摩萨台引起了许多曾经一度支持他的民族主义者和改革派的反对，因为他亟力垄断权力和越来越依靠“暴民手法”和人民党。原教旨主义者也转而反对他，因为他图谋扩大他的权力。这些宗教人士确定他是伊斯兰的敌人。《时代》杂志挑选他为“当年风云人物”这件事，在有些人眼里，恰恰证明他是一个美国代理人。摩萨台看来也在准备除掉国王。而且他越来越靠近苏联。至于国王本身，他似乎一如既往，永远是孤弱无能的。
摩萨台向莫斯科倾斜越来越成为不祥之兆，一位新的苏联大使来到了德黑兰——他就是1948年共产党人在布拉格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时在那里当苏联大使的那个人。只有幼稚天真的人会相信俄国人不是在搞组织行动和通过他们的代理人和人民党来获取政治控制权。俄国人渴望已久的目的（罗曼诺夫王朝和布尔什维克人一样渴望）最后看来就要到手了；作为纳粹一苏联条约的一部分，克里姆林宫毕竟将伊朗标明为苏联“愿望”的中心。这只鸡就只等拔羽毛了。
在华盛顿，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阴沉的会议上，国务卿杜勒斯预言伊朗不久将在摩萨台手下成为一个专制独裁国家，接着就是共产党取而代之。杜勒斯说，“不仅自由世界将被夺去由伊朗石油生产和贮藏为代表的巨大资产，而且俄国人将获取这些资产从而以后无须为他们的石油资源而担心。更糟的是，……如果伊朗屈服于共产党人，那就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中东的其他地区以及全世界石油贮藏的60％左右在短期内都得落入共产党的控制。”
“有没有什么可行的行动可以挽救局势？”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问题。有。
在英国方面，外交大臣艾登因循拖延。但是那时他正在生病，1953年7 月时他还在养病。直接负责领导外交部的丘吉尔批准了推翻摩萨台的计划。美国人也这样做了。用艾伦。杜勒斯的话来说，军事行动开始“活动”了。法兹洛拉。扎赫迪将军忠于国王，他将带头向摩萨台挑战。两个西方国家认为他们不是在支持一个政变——那是摩萨台正在进行的——而是国王和扎赫迪的一次反政变。
关于所谓“埃杰克斯行动”的现场控制归中央情报局的克米特。罗斯福负责，他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儿。英国情报机构MI6 提供支援。1953年7 月中旬，“金”。罗斯福乘汽车从伊拉克进入伊朗。但是“埃杰克斯行动”动手之前，多疑的国王还须经过说服，使他相信这项行动计划是真实的而且有成功的机会。他深知美国政府曾经试图讨好摩萨台，也怀疑摩萨台是英国的代理人，虽然也许是一个有点游移不定的代理人。为了秘密地同国王会晤来减轻他的疑虑，克米特。罗。斯福有一天深夜藏在汽车里的毛毯下面潜入宫殿庭园。他成功地说服了国王。
1953年8 月中，“埃杰克斯行动”富于强烈悬念和高度戏剧性地展开了。所有的主要角色都有代号。国王称为“童子军”；摩萨台称为“老家伙”。克米特。罗斯福的代号是“右前额疮疤先生”，因为一个边境卫兵把其护照上的特征错读成他的名字。克。罗斯福在德黑兰的他的一个侦探的家里紧张地等待了好几天，把时间消磨在不停地放当时百老汇风行一时的音乐剧《小伙子们和姑娘们》中的歌曲“愿今晚好运气碰上一位小姐”的唱片。这首曲子成为这次行动的主题歌了。
但是一开始，运气并不好。原来的布置是一俟国王发布摩萨台免职的命令即开始行动，但是命令的传达耽搁了三天，当时摩萨台已经从他的一个支持者或是苏联情报处得到暗示。他把前来传达命令的官员逮捕，并发动自己的力量来推翻国王。扎赫迪将军躲起来了。摩萨台的支持者和人民党控制了街道。他们把德黑兰的广场上的国王父亲的塑像砸了，推倒在地。国王本人也逃亡，先是到巴格达。对他来说，反政变已经失败，他也永远不会有什么希望再回到德黑兰去。他对美国驻
巴格达大使说，他不久将找工作做，因为他家庭人口多，在国外他仅有极少的资产。
国王的第二个停留地点是罗马，他和他的妻子在“精美旅馆”里租了一个套间作为居所。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衣服，也没有仆从，也没有钱。王后上街漫步，出人商店，却没有现钱买任何东西。这一对王室夫妇只能节省膳食，在旅馆的公共餐厅里进食，并从周围的记者们那里获取一些第二手消息。总之，在“精美旅馆”里的一段时光是极度焦虑紧张的。
8 月18日，副国务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对艾森豪威尔说明“埃杰克斯行动”已经失败，并沮丧地补充说，“现在我们必须对伊朗整个形势有一个新的看法，也许必须接近摩萨台，如果我们在那里要有所挽救的话。我敢说这意味着对英国人增添一些困难。”但是第二天早晨，德黑兰的形势发生逆转。扎赫迪将军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传阅了国王免除摩萨台职务的命令的复印品。一个亲国王的小规模示威发展成一群浩荡呼喊着前进的人流，领头的是翻筋斗的杂技演员、显示他们的肌肉和臂力的摔交运动员以及挥舞着铁棒的举重运动员。人数越来越多，他们从集市所在地蜂拥而出，走向市中心呼喊他们憎恨摩萨台、支持国王的口号。突然到处都在张贴国王的肖像。汽车都开了前灯表示对国王的支持。虽然发生了街头殴斗，气势明显地是在亲国王的力量那一边。国王撤销摩萨台职务和委任扎赫迪接替摩萨台的事实已传播开来。军方的关键人物向国王靠拢，受派遣去平定亲国王的游行示威者的士兵和警察反过来加入了群众的队伍。摩萨台爬上他花园的后墙逃走了，德黑兰现在属于国王的支持者了。
在罗马的“精美旅馆”里，一个通讯社的记者急忙去见国王，手里拿着一份新闻简报，上载“德黑兰：摩萨台已被推翻。国王的部队控制德黑兰”。王后放声大哭起来。国王脸色发白，然后开口说：“我知道他们爱戴我。”他凯旋地回到德黑兰。政变——或者说反政变——是千钧一发的事，但是它成功了。1953年8 月底，国王恢复王位，他的新任首相上台执政，摩萨台被逮捕。被摩萨台的支持者推倒的国王父亲的塑像又在重新竖立起来。
在此后的几年里，关于美一英军事行动的意义将发生很大的争论。它花了不到十万美元还是付出了数百万美元的代价呢？是这两个西方国家制造了这次反政变还是它们仅仅起了润滑作用呢？摩萨台的日子肯定是完结了；他的支持的基础已经大大缩小，他要么将倒向左边或者倒向右边。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情报机关MI6 的所作所为起了促进作用，它们在不肯定和多变动的日子里提供了财政和后勤援助，壮了反对者的胆和帮助接上重大和决定性的联系。“埃杰克斯行动”成功了，因为它符合群众对国王和现存政权的越来越大的支持这个形势，也符合了人们对摩萨台不断增长的失望的局面——一摩萨台图谋把现存政权变成由他而不是由国王最后掌权的政权，而这样的政权也许最终会处在苏联控制之下。用这次行动的一个策划者的话来说，“埃杰克斯行动”在德黑兰“创造了一个局面和气氛，迫使人民在一个已经建成的君主政体同摩萨台提出的不可知的未来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即使如此，成功也不见得是确有把握的。克米特。罗斯福回到华盛顿就直接向艾森豪威尔报告。总统以赞美的心情在他日记中写上埃杰克斯行动“看来更多地像一部廉价小说而不是一件史实”。
“一个公司集团”
伊朗国王重新掌权后，打算使石油恢复生产和进入世界市场。但是，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当然，莫伊石油公司已经瘫痪，不起作用。要它起带头作用只能在伊朗重新燃起民族主义之火。至于英国政府，用燃料和电力部的一位官员的话来说，“它已经完全受挫了。”
很明显，华盛顿必须在解决石油问题上带个头。国务院留住小赫伯特。胡佛作为国务卿杜勒斯的特派代表去研究一下是否可以产生一个由几个公司组成的企业财团来照顾英伊石油公司的利益。胡佛是前总统的儿子，又是有些名气的石油咨询顾问，曾经帮助制定原先同委内瑞拉达成的50％对50％的平分协议。他也在各方面都表示过不喜欢英国人。胡佛将寻求的解决办法已经成为美国的寻常处方，也是英国政府曾经考虑过的方案：一个财团，莫伊石油公司可以伪装成若干公司中间的一员呆在这个企业财团中，而这些公司有几家是美国公司。
可是，那些美国石油公司，至少是那些大公司，对于把自己卷人伊朗一事极少表示热忱。它们在中东其他地方的石油生产正在迅速扩大。那些享受较高岁入的阿拉伯石油生产国特别冷淡，不愿意减低它们自己的份额和岁入来让位于伊朗石油，并且它们也许会把那股不高兴发泄在石油公司身上。那四个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合伙公司在沙特阿拉伯持有的石油足以满足在看得见的未来岁月里的需要；它们正在那里投入大量的资本。所以何必要投资于它们并不需要的伊朗石油呢？
再者，又有谁想要对付伊朗人和他们的国内政治形势所引起的麻烦呢？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个官员回忆说，“没有任何保证我们在几个月内不会输得精光。”他解释道，“无法预言这个国家会不会存在下去。”政治上的冒险并不止于民族主义者和宗教方面的原教旨主义者而已。俄国压力对伊朗不断施加的威胁造成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代表所谓的一种“神经过敏的”不安局面。
对美国官员来说，他们并不觉得石油公司的一些总裁是极容易对付的人士。1953年中期，国务院的一位高级石油战略家理查德。芬克豪泽在详细分析中东石油问题时提醒他的同事们说，“对任何处理方法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因素是，必须以非常谨慎的和外交的方式来对待搞石油的人士。负责石油工作的官员似乎对任何暗示说这项工业搞得并不完美的说法过于敏感了……激情、自负、忠诚、猜疑揉在一起使得打动理智很困难。”
于是，在努力促使美国搞石油的人士去做他们并不那么特别想做的事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外交手段；要他们去做的事就是进入伊朗去帮助补救局面。华盛顿方面在英国的支持下也同样投入了大量的严肃的劝说。新泽酉标准石油公司在中东的协调员霍华德。佩奇后来说，“如果美国和英国政府没有真正地敲敲我们的脑袋，我们真不会回去的。”尤其是国务院，它唠唠叨叨地只谈一个题目：如果伊朗的石油不流动，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将崩溃，接着不是这样，便是那样，它总之要陷入苏联阵营里去，转而将威胁中东的其他国家——具体地说，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拉克——一以及那里的特许开采权。按严格的商业条件来说，这也可能意味着严重的麻烦：苏联也许会将伊朗石油倾销到世界市场上去。共产主义的威胁为我们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去参与到伊朗这个国家里去，这会带来一个显著的好处。参与进去会使美国公司获得一个重要的有利地位，即使不是百分之百地控制，至少能左右伊朗的生产率而伊朗的生产率无论如何必须与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生产率取得平衡。
小胡佛在伦敦停留一下并对威廉。弗雷泽爵士说，不存在任何选择，莫伊石油公司务必采取主动。小胡佛说，“谁给提琴手钱，谁得邀请客人参加舞会。”所以弗雷泽于1953年12月写信给每一家美国大石油公司的董事长，邀请他们来伦敦讨论组成企业财团的事。发出这样的邀请对弗雷泽来说，是屈辱性的承认自己是给打败了。同时，美国公司接受这个邀请也不激动。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写信给国务卿杜勒斯说，“从严格的商业观点来看，我们这个公司没有特别的兴趣来加入这样一个集团，但是我们很明确地意识到这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巨大利益。因此，我们准备作出一切适当的努力。”
但是，在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以及其他公司作出这样的努力以前而且实际上在能够进一步做些什么事情之前，还须克服另一个障碍。那是一件最尴尬的事：美国政府在向各大石油公司提出反托拉斯的大规模诉讼——这几家大公司正是美国政府图谋把它们推进那个支持伊朗的新财团的几家石油公司。司法部又一次忙于准备向那些公司提出刑事诉讼，控告它们归属于一个“国际石油卡特尔”和从事与国务院现下正在为伊朗推进的完全一样的业务关系。这使事情全然处于混乱的状态，而且决不是一件可能鼓起各公司热心参加一个财团的事情。
石油卡特尔案有两个相反的、甚至是互相矛盾和颠三倒四的公共政策搅在一起针对着主要的石油公司，而且这种情况在美国一再出现。在一个时候，为了推进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保护它的战略目的以及增进国家的福利，华盛顿会支持这些公司和它们的扩展。在另一些时候，这些公司又会受到反对“石油巨子”的人民党的攻击，因为据说它们使用贪婪的垄断的手段来谋利以及它们态度傲慢自大和行事遮遮掩掩。然而，以前这两种政策从来也没有搞在一起，造成如此尖锐和可能起瘫痪作用的撞击，其结果可以带来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司法部里的反托拉斯律师十分怀疑在大石油公司之间是否有任何的合作。这些律师说，在哈罗德。伊基斯任内出现的保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足够的石油供应的系统，仅仅是对战前一个卡特尔盖上一颗“官方橡皮图章”而已。他们以厌恶的态度来看待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和四十年代的其他一些石油大笔交易。他们想搜出暗藏着的洛克菲勒家族的操纵之手，并且不理睬为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这家合营企业所作的一些解释：如所包含的经济和政治风险、发展开采权和建设输油管以及建立炼油和销售系统所需要的非常巨大的资本，还有从美国政府本身那里来的不那么温和的促进。在华盛顿对之产生怀疑的人士不止是反托拉斯的律师们。1949年，联邦贸易委员会行使他们发传票的权力索取公司的文件，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委员会对从未见过天日的各公司之间的国际关系进行了最广泛、详细的历史分析。那是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工作，直到现在这项研究的成果还被石油工业研究者所使用。
这项研究分析具有无疑地明确的观点，正如标
题所说明的那样——“国际石油卡特尔”。国务院的一位第一流石油专家当时就“它的十分有偏向的非客观的探讨”有所评论。一般来说，它把复杂的事件以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以支持首要的命题，即国际石油实际上确是一个卡特尔。特别是它显示出一个基本的无知偏见；在“国际石油卡特尔”的领域里，石油公司毋须适应和屈从政府的要求和意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卡特尔意识的政府、全世界的独裁政权、历年的英国和法国政府以及石油生产国的政府（后者要求多一些岁入和总是可以取消特许开采权）。
那些与外交政策有关联的机构——诸如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被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吓坏了。他们认为报告将为那些试图削弱西方在中东和其他各地的地位的人提供弹药。用白宫的情报顾问委员会的话说，它将“大大地帮助苏联宣传”和“将推动苏联达到它对整个世界的目的”。这份分析报告出现的时刻不能再坏了；美国正陷在朝鲜战争里，而且正在试图促成伊朗危机获得解决；成为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目标的正是同样这些公司，它们已经被拴住，表示愿意保证为战争供应足够的石油和填补由于伊朗停止生产而造成的巨大供应缺口。
杜鲁门政府由于怕产生不幸的反响把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定为保密文件。但是消息还是传出去了，因此要求发表那份报告的压力增强了，特别由于1952年总统竞选已经在望，杜鲁门最终允许一个参议院的小组委员会把它公布，尽管报告有些删节。报告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从利雅得到加拉加斯各地都有细致的读者，而且毫不惊奇的是，甚至在巴库电台的新闻评论节目中这份分析报告也成为对中东广播的题目。
在联邦贸易委员会报告正式公布以前几个月，它最后已经成功地劝说司法部的高级官员们进行反托拉斯的刑事诉讼，指控的罪名是“按照现状的共谋”。司法部自己对这“石油卡特尔”所编的历史包含许多错误和奇特的含沙射影之处。例如，据说“现货市场的价格是历史上最高的”。报告暗示说很明显，那不过是该“卡特尔”操纵的结果，与伊朗的停产和停止供应或者与朝鲜战争和经济繁荣没有任何关系。根据司法部的说法，不存在任何外国政府向石油公司提出要求的情况；甚至也不存在什么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
对国务院来说，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太坏事了；一次拖得很长的刑事调查将更为危险。成立一个大陪审团这件事本身看来将使石油公司蒙上违法犯罪者的污名，而且司法部一发动就不仅会招来所有其他国家的政府——特别是那些中东国家的政府——去盯住那些石油公司，而且使这种抨击合法化。更具体地说，这样一次起诉会使原来想把美国公司拉进来去解决伊朗危机一举成为不可能。然而，杜鲁门总统还是于1952年6 月批准司法部去开始进行刑事调查，挑选大陪审团成员和发传票索取有关文件资料。
司法部也想盯住外国公司——壳牌石油公司、英伊石油公司和法国国家公司，它们都是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成员。这些公司也收到传票和要它们交出文件的命令。英国政府大为激怒；它认为司法部的行动是对主权的侵犯并构成一种不能接受的治外法权的主张。在伦敦看来，这桩诉讼案本身显然是完全愚蠢的，因为它将不仅使任何解决伊朗危机的办法进一步复杂化，而且破坏同石油生产国已建成的广大范围的关系并威胁西方的战略、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根本利益。在1952年9 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艾登外相把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说成“发霉的面包”和“搞政治迫害者”的把戏。他还补充说，即使如此，联邦贸易委员会的透露“可以对国家利益造成极端的不利”。英国政府十分坚决地命令莫伊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不准以任何方式进行合作。荷兰政府也被要求对皇家荷兰壳牌集团中的皇家荷兰公司发出同样的指令。英荷两国政府与法国政府一起向国务院提出强烈抗议。
司法部是在按照一个新的、扩大了的对反托拉斯的定义进行工作的。即使那些公司无可置疑地曾经在美国国境以外从事过卡特尔行为，这一点本身并不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但是美国企业在美国国境以外的做法，在新的解释之下，可以是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律的，如果那些做法对国内价格或美国商业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的话。
果然不出所料，司法部的抨击使得那些石油公司相当胆怯，不敢与国务院的怂恿合作，参与伊朗的石油业务。华盛顿毕竟曾经赞美和鼓励过那些“大规模石油交易”的——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财团、科威特石油公司、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改造以及与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和英伊公司等公司订立的合同——其根据的理由是，用1947年国务院备忘录的话来说，它们会“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现在，司法部却在准备以刑事共谋罪来控告这些公司，而它们的行动恰恰是国务院与此同时正在试图说服它们去加入伊朗财团而要采取的一模一样的行动——无疑这些公司是在冒风险，万一司法部某一天恼羞成怒，说不定要火上加油哩！
迪安。艾奇逊由于怕不仅在伊朗会产生后果而且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全面目的也有不利影响，竭力要求司法部撤销诉讼。由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从旁协助，他试图劝说司法部长詹姆斯。麦格雷纳里后退。但是无效。究竟要不要起诉的决定须由杜鲁门作出，可是时间短促，艾森豪威尔已经于1952年11月当选，杜鲁门政府的最后几个星期的时间即将飞快地消逝。
总统将作何决定呢？哈里。杜鲁门懂得一些石油业务。他年轻时曾经是一家打算在几个州试探性钻探石油的公司的一个合伙人。那个时候，杜鲁门是受到“发现大矿脉、获取大财富”这个通常梦想的诱惑去干的，但是没有干成，反而亏了本。奇怪的是，一个买下杜鲁门的一些租地的团体不久却在那里发现了一块很大的油田；后来在晚年时杜鲁门有时候会沉思，假使他和他的合伙人发现了石油，情况又会如何呢？大概他最后会成为一个石油百万富翁而不是总统。杜鲁门对石油大企业一直是抱怀疑和批评态度的；他曾经担任过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于1942年曾为了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同l.G.法本公司在战前有过关系而使之受到公众的嘲弄。但是，不论杜鲁门的平民主义的倾向性如何、他的是非感又如何以及什么才能称为好的国内政策，在杜鲁门看来，所涉及的风险太大，远非寻常。他担心的一个国家是伊朗。有一次，在讨论朝鲜战争中途，他手指着地球仪上的伊朗对一个助手说，“这里就是他们要开始制造麻烦的地方，如果我们不谨慎。只是袖手旁观，他们将进入伊朗并占领整个中东。”这里的“他们”指的是苏联人。
1953年1 月12日，杜鲁门政府结束前不到两个星期，总统宣布他的决定。刑事调查被撤销，将代之以民事诉讼。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3年4 月提出这项民事诉讼，指控五家美国公司参加“一个非法的联合和共谋来限制美国的和州与州之间的在石油和石油产品方面的商业活动。”司法部没有提出刑事诉讼的唯一原因，按照一位高级反托拉斯律师I.J.埃默格利克的说法，是出于“两位总统、两位国务卿或者他们的主要代表人、两位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央情报局和若干现任和前任的内阁成员等人的几经考虑的判断”。
为了执行新政府的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给司法部长发出了一个指示：“对在近东经营的西方石油公司执行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律，可以认为是次于国家安全的利益。”但是事情非常明显，那些石油公司不会加入有关伊朗的财团，除非它们得到一项免于起诉的特别明确的保证而且从一个政府到下一个政府永远有效。1954年1 月，司法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两者都提供了明确的保证。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司法部长赫伯特。布劳内尔说，建立伊朗财团的计划“不会违反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律”。
建立财团现在对产生一个在伊朗经营的新的西方公司财团所作的认真努力开始了。那个机构将成为体现多方面外交的杰出例子。除了莫伊石油公司以外，参加的公司包括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四个合伙人——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加上英伊石油公司在科威特的合伙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在科威特与海湾石油公司拴在一起的壳牌石油公司以及法国国家石油公司。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也密切卷人。那七家具体的公司之所以有资格作为成员是因为它们是在中东其他地区生产石油的联合企业的成员，并且与英伊石油公司一起承担这个地区的大部分石油生产。在伊朗脱离世界石油市场的年份里，邻国的生产急剧增长，而且对所有的有关方面来说，情况很明显，这个地区增加的产量必须加以控制以便给伊朗恢复石油出口留出余地。要保证所有七家公司都默然同意，唯一的办法是给每家公司一份新财团的股份。
即使在伊朗的形势得以处理之前，其他石油生产国也必须加以安抚。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合伙人去觐见那位年老的、不久即将去世的伊本。沙特国王，带着微妙的使命去解释为什么它们接受伊朗石油从而减少了沙特产量的增长。他们说，他们将加入伊朗财团的一唯一根据是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个地区也许会陷入混乱“。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想得到更多的石油，他们并不需要那里的石油，而是”在我们的政府的请求之下作为一件政治事务来做的“。伊本。沙特对此很理解。其中的地理政治学是清楚的：要不然伊朗也许会倒向共产主义，将给沙特阿拉伯带来许多危险。国王说，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合伙人应当着手去做。但是他对他们提出一个重要警告：”说什么你们不应当为了满足做这件事的要求而提高到超过你们必须提高的幅度。“
各公司派遣了一个小型代表团去德黑兰同伊朗人谈判。谈判又一次像过去那些无休无止的波斯谈判一样，争论的问题、有关的定义和追求的目标者是在变动。虽然摩萨台已经失势以及伊朗的官员十分渴望再度出口石油，可是人们看不到他们在伊朗主权或获取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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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租上表现出让步和妥协。再者，国王和他的谈判者完全有理由惧怕再次发生暴动和把他们驱逐出国——或者甚至发生更糟糕的情况。因此，结果是他们表现得很强硬和坚持。
在某一时刻各公司的谈判小组一度感到沮丧和失去希望，准备回伦敦，可是他们留下一些成员在德黑兰，他们说笑话称之为“人质”。新泽西标准公司的霍华德。佩奇于1954年6 月率领谈判代表回到德黑兰再进行一次尝试。终于在1954年9 月17日，在各公司中起中心作用的佩奇同伊朗财政部长草签了一份财团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之间的协议书。1954年10月29日，国王在上面签署。第二天——也就是在英国人被迫在《博吉上校》乐曲声中不光彩地从阿巴丹炼油厂撤走那天三年之后——在阿巴丹就举行了一种不同的典礼。一边是佩奇和伊朗财政部长在发表庆祝演说，一边石油开始流入等候着的油船。第一艘离开码头的油船是英伊石油公司所有的“英国提倡者号”。伊朗重新回到石油交易中来了。
财团的建立标志着石油工业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外国人持有特许开采权的概念第一次被谈判和互相同意所替代。墨西哥的经验曾经是专横地下令没收。但是现在，在伊朗，各方面都承认（又是第一次）在原则上石油资产属于伊朗所有。在这新的交易下，伊朗的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将拥有这个国家的石油贮藏和设施。但在实践上，它不能对财团下命令。作为一名合同代理人，财团管理伊朗的石油工业并购下所有产量，而财团中每一家公司则通过它自己的独立市场系统去处理它自己份额中的石油。莫伊石油公司虽然屈从了，但仍旧是占优势的合伙者，它占据了财团40％的股份。壳牌石油公司占14％，五家主要美国公司开始时则各占8 ％，法国国家石油公司占6 ％。
几个月之后，财团的组成略有变动。通过与美国政府事前作好的安排，美国公司每一家都让出1 ％给一个叫作伊利康公司的新的实体——大财团中的一种“小财团”，由九家美国独立的石油公司组成，其中有菲利普斯石油公司、富田石油公司、俄亥俄标准石油公司和阿什兰石油公司。它们的加入是美国政府为了政治和反托拉斯的原因而坚持这样做的结果。没有它们的参加，财团也许经不起美国国内政治的作用而生存下去。正如霍华德。佩奇后来开玩笑说，存在着一种感觉，即“因为人们总是为此喋喋不休，我们最好还是让一些独立公司参加进去”。对这整个主张，英国人是十分光火的。一位对谈判起中心作用的英国官员回忆说，“我们不知独立公司为何许人。我们不认为他们是有信誉的市场上的商人。我们认为他们会在整个中东的各个方面打乱步骤的，他们不是能与之做买卖的那号人。”但是英国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同意美国所坚持的主张。
那个“小财团”是向任何美国的独立石油公司开放的，只要它的财力曾由普赖斯。沃特豪斯结算公司审查过并予以认可。但是，由于谋求安抚发怒的英国政府，国务院向伦敦保证：国家本身已经负起“责任管理好独立公司的引进”，并诚恳地答应“只有好的和可靠的独立公司”才会允许加入。
伊朗财团建成之后，美国现在是在中东的石油方面和多变的政治方面唯一起作用的角色。即使由于伊朗的错综复杂的局面所造成的石油供应中断已经比预期更容易地得到了解决，仍然有几个人担忧越来越多地倚赖中东石油这个情况的含义是什么。摩萨台倒台和国王回国以后几个月，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前负责中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伊。亨德森试图集中整理一下他的思想。他不能肯定光是摩萨台的消失就意味着所扣的长期风险有任何减少，特别是关于石油供应的安全可靠性。他在1953年预言道，“看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说在未来的某一时候—…。中东的各个国家……将联合起来并一起决定统一政策，这对各公司的经营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继续和增加现在西方对中东石油的倚赖最终可能使欧洲的石油消费者完全受它们的支配。”
针对石油公司的反托拉斯一案继续在磨蹭。司法部长批准成立伊朗财团的影响只使生产过程前阶段的其他联合生产安排，诸如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免受反托拉斯的抨击。因此，这个案件收缩到生产过程后阶段上的市场销售和分配设施方面，于是在六十年代早期造成由标准真空公司、新泽西标准公司和纽约标准公司所组成的在远东的联合公司解体。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在欧洲的生产过程后阶段的系统（由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联合所有）为了商业上的理由解散了。即使越来越多的独立经营的公司和国家石油公司进入了世界石油市场，直到1968年美国政府才最终对反托拉斯一案来个收场。到了那个时候，财团已经在伊朗经营了几乎十五年了。
在莫伊石油公司方面，它在伊朗石油混乱中却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好结果。它始终一贯坚持必须对它被收归国有的财产予以补偿，作为任何财团式的安排的一部分。既刻板而又固执的威廉。弗雷泽爵士坚持要求补偿竟激怒了屡次谈判的所有参加者（包括公司方面和政府方面的）。但是弗雷泽还是不愿后退——很不愿意。由于始终坚持，他终于获得了补偿，尽管补偿并不来自伊朗，（甚至在国王统治下，伊朗坚称它什么都不亏欠，）而是来自加入财团的其他一些公司。它们为了莫伊石油公司据称曾放弃了60％的权利，预付给该公司约九千万美元。此外，莫伊石油公司按财团控制的全部生产量收取每桶十美分的特许开采权使用费，直至另一笔约五亿美元的钱也付清为止。于是，尽管正式承认了国有化和接受了伊朗确实对它的石油贮藏和石油工业享有所有权这个事实，其他公司而不是伊朗政府却在为石油权利付钱给莫伊石油公司。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资深常务董事约翰。劳登说，“对弗莱泽来说，那是一宗出色的交易，是威廉。弗雷泽一生中所做的最好买卖。毕竟英伊石油公司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供销售。它早已国有化了。”
另一位在伊朗危机中起主要作用的性情暴躁的老头儿，日子也并不好过。穆罕默德。摩萨台被重新登位的国王付诸审判；他为了为自己辩护发表了激动的演说，结果坐了三年牢狱。他的晚年是在他自己的庄园里受到软禁度过的，他在那里仍进行关于顺势疗法的实验，正如他在三十年前做的一样——那时国王的父亲也把他软禁过。与此同时，膨胀的石油岁入正在把年轻国王（现在他被稳固地安置在伊朗的孔雀王位上）的不安全感转变成一位怀有全球壮志和自信的君主的抱负。
24、苏伊士危机
苏伊士运河——在埃及沙漠中挖出来的一条连接红海和地中海的一百英里长的狭窄水道——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是法国人费迪南德。德。雷赛布的亲手杰作，嗣后被称颂为“伟大的工程师”。事实上，他完全不是工程师，虽然他有其他许多成就——作为一个外交家、企业家和事业振兴者。他的才干也不止于此。
六十四岁时，他与一个二十岁的女子结婚，不久即连生十二个儿女。
这条水道虽然经过了长期的讨论，一直被认为是不可能开凿的。后来德。雷赛市筹资开设一家私人公司，即苏伊士运河公司，从埃及获得了特许权来开凿一条运河，实际工程始于1859年。1869年，十年之后，运河终于筑成。英国人很敏锐，一看到它就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尤其是运河大大地缩短了前去英帝国的宝石——印度——的路程；英国人懊悔他们在“我们前往印度的公路”（威尔士亲王给它的绰号）
工程里没有一些直接的股份。幸运的是，1875年埃及持有的44％的运河产权，由于埃及的赫迪夫（埃及统治者的称号）无力清偿债务而在市场上出售。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以闪电式的速度并在罗思柴尔德银行英国分行的及时资助下，策划攫取了这些股份。苏伊士运河公司成为一家英一法公司，迪斯雷利在努力完成之后写了一张简练和不朽的条子给维多利亚女王说，“夫人，您拿到手了。”
运河给旅行者和做买卖的人带来了无穷的好处，因为它把前往印度所需的旅程时间减少了一半。但是，运河的最大意义是战略性的；说实在，它是英帝国的主要公路和生命线，把英国与印度和远东连在一起。“保卫通向印度的交通”成为英国安全战略的根本依据。英国部队常期驻扎在苏伊士运河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运河的军事重要性清楚无遗，那时候英国人在阿拉曼担任警卫以防推进中的隆美尔前来袭击运河。
但是，在1948年，运河突然失去了它传统的合理根据，因为在那年，印度宣告独立，不再能根据它对保卫印度或一个正在结束的帝国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些理由，来保持对运河的控制。可是，正是丝毫不爽地在同一时刻，运河起了一个新的作用——不是帝国的公路而是石油的公路。苏伊士运河是大多数日益增加的波斯湾石油输入欧洲的道路，它把绕过好望角前往南安普敦的一万一千英里的航程缩短到六干五百英里。到了1955年，运河全部交通量的2 ／3 是运输石油，从而欧洲的石油的2 ／3 通过运河。由于运河的北边有横贯阿拉伯的塔普莱恩输油管和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输油管，它在国际石油工业的战后结构中是一个关键性的连接环节，并且是正在大大地依赖于中东石油的西方国家的具有独特重要性的一条水道。
民族主义者：角色找到了它的英雄人物
英国已经控制埃及从而也控制苏伊士运河达3 ／4 世纪，开始是通过明目张胆的侵略和军事占领，然后通过对一连串它庇护的政权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但是早已存在有一股埃及民族主义的焦躁不安的趋势，这股潮流在战后早期几年里已壮大起来。1952年，一班军官成功地发动了政变并把骄奢淫逸的法鲁克国王放逐到里维埃拉。国王尽管无人痛惜，却在那里搞了许多女友和大大地发胖而又出了名。1954年，纳赛尔上校推翻了1952年政变的有名无实的领袖穆罕默德。纳吉布而成为埃及的毫无疑问的独裁者。
纳赛尔是邮局职员的儿子并且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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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天生的策划者，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十年以前曾经开始他原先的反英花招；从那时起又喜欢玩暗中密谋的把戏。关于纳赛尔，中央情报局秘密编了一个简介，其结论是“他对搞阴谋活动抱有孩子气般的兴趣”。甚至在当上国家元首之后，他会对来访者和同事们说他依然觉得他是一个阴谋家。他也具有抓住和引导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的新精神的能力。他曾是摩萨台的有天赋的学生，善于辞令，能言善辩，运用广播来动员群众和激起十万或几十万的示威者热烈激动地走上街头。他将成为正在兴起的第三世界国家由军官变成激烈的民族主义领袖的模范。
纳赛尔的确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献身于埃及的恢复和独立事业。但是他也要走出去，越过埃及的国境从阿拉伯语世界的这一头到另一头，从北非的西部边沿到波斯湾的海岸。他的强有力的广播电台名为“阿拉伯人之音”，它的电波穿越中东，把他的热烈演说传播开去，号召摈弃西方并恐吓这个地区的其他阿拉伯政权。他的纲领包含泛阿拉伯主义、建立由纳赛尔领导的新阿拉伯世界、消除以色列分裂阿拉伯世界的楔子以及纠正他所谓“历史上最大的国际犯罪”——制造以色列国。
苏伊士运河——在烈日下弓旧船只通过运河的领港员大多数是法国人和英国人，他们穿着完美无迹的齐膝的袜子、短裤、笔挺的白衬衫和船长帽——正是在行将成为纳赛尔的新埃及鼻子底下存在的十九世纪老殖民主义太明显不过的和使人难堪的象征。可是，象征并不是唯一要考虑的事。正同摩萨台以前的石油特许开采权一样，运河公司的大部分收费所得都落到欧洲人股东的腰包里，包括最大的股东英国政府在内。如果埃及能够获得对运河的完全控制权，所收的费将为一个穷途末路的国家开辟一个新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个国家的新的军人领袖搞民族主义辩术比搞经济管理的经验远为丰富。
无论如何，特许权的寿命不会长了。条约将于1968年到期，同时英国的势力已在衰退。按照1936年的英一埃条约的条款，英国目前仍在运河区维持一个军事基地和一个大规模的供应中心；但是埃及人等不及他们的撤走，正在对他们进行一个骚扰运动，包括恐怖袭击、谋杀和绑架。为了保护中东而维持一个基地有什么意义呢，尤其是基地遭受来自原来应予保卫的一块核心领土的袭击？1954年，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指导了一次谈判；达成的协议是驻在运河区的英国部队将于二十个月内撤走。第二年，在他继丘吉尔而成为首相前刚两个月，艾登在开罗停留时，他说阿拉伯语——还使用阿拉伯谚语——使纳赛尔吃了一惊。
当然，希望还是有的，英国政府可以同埃及在合理的条件下保持关系，不过当纳赛尔试图把苏丹并入他的大埃及时，这个希望就消失了。在华盛顿，对纳赛尔有比较宽容的看法，政府和许多国会议员倾向于对欧洲殖民国家采取一种在道义上有优越感的态度，加上有一个愿望，希望看到它们更迅速地摆脱它们的帝国。美国人认为殖民主义的遗迹对西方同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苏伊士运河公司尽管它的河道具有经济和战略意义，但它是这些遗迹中最有目共睹的一个。
运河公司的董事长后来痛苦地在美国人面前评论说，“该公司具有出自可悲的殖民时期的某种发霉的十九世纪味道。”
然而，1955年秋季，关于纳赛尔行动的警告不仅在伦敦而且也在华盛顿日有所闻，因为消息传来，那位埃及独裁者已经转向苏联集团要求得到武器。这是否意味着苏联影响的扩大？可不可能苏伊士运河对西方石油和军舰的通行实行关闭？早在1956年2 月，国务院曾向石油公司提出修改1950年的“自愿协议”的问题——即原先用来对付伊朗石油供应中断的协议——万一运河因不论何种原因关闭，不让油船通过的话，这项协议将使石油公司之间及石油公司与政府之间进行合作。可是，对这些公司来说，政府关于联合行动的建议看来行不通，因为存在着违反反托拉斯法的威胁。这个威胁决不能认为是空洞无用的；毕竟司法部还在对主要的石油公司进行反托拉斯诉讼。然而石油公司本身所担心的是供应中断的可能性。1956年4 月，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委托进行一项研究，如果运河确实遭到封锁，如何把波斯湾的石油往西输送。
差不多与此同时，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在埃及访问纳赛尔。劳埃德向他说清楚，对英国来说运河是“中东石油联合企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英国是极其重要的”。对这一点纳赛尔答复说，石油生产国从其石油中获得利润的50％，但是埃及没有从运河上获得利润的50％。他宣告说，如果苏伊士运河是石油联合企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埃及应当同石油生产国一样也享受50％的待遇。然而结果是，对现存的协议丝毫未作修改。
1955年末，为了试图安抚纳赛尔和充实埃及的经济，美国人和英国人连同世界银行一起开始考虑贷款给埃及在尼罗河上的阿斯旺建筑一座大水坝。这项规划看来是在进行。同时，根据两年以前文登已经谈判好的协议，最后一批英国部队在1956年6 月13日撤出运河区，这就使纳赛尔进一步感到满意。但是，纳赛尔与苏联集团达成的军火交易已经使华盛顿感到惊恐和不友好，认为埃及人将把他们有限的资源抵押出去来支付苏联的军火而不是投资于水坝的建筑。再者，这样庞大的规划预期要带来经济困难和艰苦的工程，从而会导致对资助国家的反感和责怪，也许最好让苏联受到这项长期花钱的工程的拖累。不管怎样，在美国，反对声浪越来越高。来自南部的美国参议员对水坝工程是怀敌意的，因为他们怕它会使埃及大大增加棉花的收成从而同世界市场上的美棉进行竞争。同以色列友好的一些国会议员对向一个无情地对抗以色列存在的政府提供援助也并不感到兴趣。纳赛尔已经承认那时所称的“红色中国”，这行动进一步使政府和许多国会议员感到惊恐。但是最后予以解决的一举来临了，当时共和党的参议员告诉杜勒斯说，只可批准向两个选定的中立领袖中的一个提供外援：南斯拉夫的铁托或埃及的纳赛尔。不可向两者都提供。杜勒斯挑选了铁托。艾森豪威尔肯定了这个决定。英国人予以同意。1956年7 月19日，杜勒斯取消了阿斯旺水坝贷款的建议，使纳赛尔和世界银行感到意外。
“德。雷赛布”代号：纳赛尔的行动纳赛尔感到愤怒、屈辱，急于复仇。他认为运河收费可以用来作为阿斯旺水坝的资金；在他眼前的这个厌恶的殖民主义象征要抹掉。7 月26日，在亚历山大，就在他还是少年时代第一次加入反对英国人的示威的那个广场上发表演说。现在，作为埃及领袖，他一再把诽谤诬蔑堆在运河的建筑者德。雷赛布的头上。这不仅仅是历史教训。“德。雷赛布”已成为埃及军事行动的代号；等到演说结束，军队已控制了运河区。苏伊士运河被收归国有。
那是一个惊人、大胆的举动。占领的直接后果是迅速和突然出现紧张局面。在英格兰，财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在重复他爱读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的预言时，恐惧地在他日记中写道：“昨晚和今天一直刮着我记忆中最猛烈的狂风。”在开罗，纳赛尔确定有必要躲开这越来越厉害的紧张，溜到地铁电影院去欣赏赛德。夏里斯在《在拉斯维加斯见我》中的表演。
接下来就是三个月的外交界的热闹表演和寻求妥协的徒劳无功的活动。9 月中旬，在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指示下，曾经不断地引领船只通过运河的英、法领港员撤走了。领港职业被认为是商船队中最高的工作，伦敦和巴黎的高级官员都推断埃及人自己无法管理这条运河。说实在，引导一艘船通过运河的确要求相当高的技术，因为水道狭窄和常有来自西奈的猛烈侧风。但是埃及政府已经多年来坚称埃及人可以培训为领港员，而且到了国有化时，相当数目的能胜任的领港员已经训练就绪准备掌舵了，同时苏联集团也急忙地派遣了一些领港员来援助。所以在纳赛尔统治之下，国有化的运河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正常地运转。
就在危机刚开始时以及在整个越来越高涨的危机中，英国和法国政府明白地说明一点：它们不愿意干任何事来阻碍交通，特别是通过运河的石油运输。但是美国政府的立场又如何呢？在那几个月里，美国的地位看来是模糊的，不仅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看来，甚至在一些美国官员看来也是如此。使事情更糟的是，个人之间的赌气和作风上的冲突引起了艾登和杜勒斯之间关系上的不愉快。在两个人之间发生不协调的一次会议之后，艾登的主要私人秘书写信给他一个朋友说，“福斯特说话慢，慢得使主人（艾登）不愿意听他说些什么，而我们的那位说话的风格是那么绕圈子和难以捉摸，所以对方由于是一位律师和猜不透其正确意思而离开会议。”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日记里确定了部分问题之所在。他写道，杜勒斯“在述说时并不特别有说服力而且有时候看来奇怪地缺少理解，不懂得他的言词和态度可以打动另外一个有个性的人”。在杜勒斯方面，他和其他美国人一起，发现艾登此人既傲慢又呆滞。
可是他们之间的不协调不止于风格；其中还有具体的怨愤。艾登和杜勒斯在两年以前曾经为法国的印度支那战争发生过冲突。艾登曾经推动外交解决而杜勒斯对那种和平解决并不感兴趣。现在，在苏伊士问题上，他们又交换了角色。
1956年8 月，国有化发生以后的几天，杜勒斯重新向英国和法国外交部长保证“必须找到一个办法使纳赛尔吐出”运河。那种措辞随后的几个月里总是在艾登的耳朵里回荡，给他安慰。但是美国人却提出了若干在英国人看来是不现实的外交策略——或者如果以更怀疑和挖苦的眼光来看像是旨在推延英国人和法国人方面要采取的更为直接的行动。
事实上，美国的政策不是由杜勒斯而是由艾森豪威尔制定的。从一开始，总统就对美国应当采取什么立场这一点丝毫无疑；在他看来，使用武力既没有保证也没有依据，政策的实质是阻止英国人和法国人进行军事干预。总统认为这两个欧洲国家简直不能在埃及建立一个能生存下去的顺从的政府。与此同时，任何这样的军事干预的意图
都会激起不仅是阿拉伯人，还有整个发展中的世界起来反对西方并且反而使苏联人占便宜，让他们（用艾克的话说）声称持有“世界领袖的衣钵”。再者，他向艾登说，“纳赛尔靠做戏起家，”最好的方法是让那出戏渐渐销声匿迹。艾森豪威尔对他自己的顾问们抱怨说，英国的思想“不合时宜”，而纳赛尔则体现了这个地区人民“把白人打翻在地”的要求。对埃及进行袭击肯定会把纳赛尔变成整个发展中世界的英雄并削弱那些友好的阿拉伯领袖，从而危及中东的石油供应。艾森豪威尔一再严肃地劝告伦敦不要使用武力；对他和他的顾问们来说，美国的政策是一清二楚的。然而事件的发展将证明，美国的政策对政策所指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来说并不是一清二楚的。
但是对艾森豪威尔最最重要的是，美国必须看起来并不与（即使是间接地）似乎是要回到殖民统治时代去的主张有关联。相反，埃及的局势也许会显出它能提供一个在发展中国家的圈子里获得支持的机会——即使它能带来与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和法国分离的后果。在听完了艾森豪威尔的声明报告之后，纳赛尔对他一个助手开玩笑地说，“他究竟站在哪一边？”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艾森豪威尔准备参加1956年11月的连任大选。他的政府刚上台时就结束了朝鲜的战斗，他是作为一个和平者参加竞选活动的，现在他最不想看到的是出现可能会吓倒选民和威胁他的竞选运动的军事危机。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来没有真正地把美国总统竞选的日程表作为因素考虑在内。
一方面公开的外交表演在继续进行，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第二条轨道上秘密地工作着。
他们正在策划在运河区进行军事干预，虽然他nl都还没有充分作好采取这个行动的准备。英国人发觉他们在旅游高峰期间必须征用远洋班轮，甚至必须要求一家私人搬运公司皮克福德公司用车来运输坦克部队。
“我们不想被人扼死”
伦敦和巴黎都强烈地倾向于进行军事干预。法国人认为纳赛尔对他们在北非的地位是一个威胁。这位埃及领袖不仅怂恿在阿尔及利亚的反叛者，他们在两年以前已经开始争取独立的战争；还向他们提供训练和供应。法国人决意要挫败纳赛尔和重新争回德。雷赛布曾靠法国资助而建筑起来的运河。他们已经同以色列人开始了一个军事对话，因为以色列人有他们自己的理由来打击纳赛尔。那位埃及总统也在建立军备，表面上是为了进行反对以色列的战争。他还在策划游击队侵入以色列，并已经着手对以色列的南部港口埃拉特进行封锁，这毕竟是一个好战的行动。
但是为什么运河对英国人如此重要呢？答复是，石油是一个关键。运河是咽喉。
1956年的4 月，运河国有化的几个月之前，“B 先生”和“K 先生”——斯大林死后的苏联领袖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一两人一起来到伦敦。在同他们会晤之前，文登已经同艾森豪威尔仔细透彻地考虑过他打算对苏联人说些什么，艾森豪威尔也完全同意。总统劝告说，“我们不应当对任何措施都予同意，这样做会使那头大熊的爪子紧紧抓住石油的生产和运输，而石油对我们西方世界的防务和经济是生命攸关的大事。”艾登在与苏联领袖讨论的过程中，警告他们不要干预中东。他说，“对石油一事我必须绝对地坦率，因为我们会为石油而战斗。”为了讲得透彻明白，他加上了一句，“我们没有石油不能活下去……我们不想被人扼死。”
纳赛尔占领运河使真相毕露。英国的国际金融状况发发可危；它的国际收支很脆弱。英国已经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人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它的黄金和美元的储备只够支付三个月的进口值。英国从中东的石油财产上所得的收入占它的创汇总额的很大部分，失去了这笔收入将使经济一蹶不振。而且纳赛尔在埃及的胜利也许会引起与摩萨台在伊朗的胜利一样的反响。英国的声誉将一败涂地而声誉对英国人非常重要，尤其是他们已经感觉到自己到处在失去地盘。一个凯旋的纳赛尔会继续暗中破坏和推翻对英国友好的政权并损害英国——以及美国——在整个中东的石油地位。艾登警告艾森豪威尔说，有一天“纳赛尔可以拒绝供应石油给西欧而我们将要处在他的支配之下”。
艾登的焦虑不仅在于石油和经济，也在于苏联的力量一下子涌进中东这个真空的可能性。“文登非常担心苏联在中东的扩张，”一位直接向文登汇报石油事务的外交部官员回忆说，“美国人不愿把中东从英国人那里接手过去，所以只留下英国人去担任抵制俄国人进入中东的差使。”
对于石油供应受到威胁和其中涉及的危险性一点，财政大臣麦克米伦同艾登抱有完全相同的想法。他也相信英国处在一个十分危险和易受攻击的地位。无疑，他是不会像文登那样在表面上显出焦虑的样子的。实际上，在苏伊士危机的开头两个星期里，他在日理万机中找时间阅读了几千页的十九世纪小说和另外几干页的其他作品——简。奥斯汀的《诺桑觉寺》和《劝导》，狄更斯的《我们共同的朋友》，乔治。艾略特的《教区生活场景》、《米德尔马奇》和《亚当。比德》，然后再接着几个星期阅读了萨克雷的《名利场》，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关于马基雅弗利和萨沃那洛拉的生平的书以及C.P.斯诺的一本新的小说。麦克米伦后来说，如果他当时没有阅读这些书，“我会发疯的！”但是他同任何别人一样有力地支持艾登的预测和需要采取行动的主张。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我们对埃及采取强硬行动，而结果是运河封锁、通向黎凡特地区的输油管切断、波斯湾叛乱以及石油停产——那么联合王国和西欧‘就认了’。”然而，“如果我们在外交上遭到失败；如果纳赛尔‘得逞而逃脱处罚’——加上中东各国在骚乱中把‘石油国有化’…
…我们也同样地认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在我看来很清楚，我们应当抓住我们的唯一机会——采取强硬行动，并从而希望我们在中东的朋友能够站稳、我们的敌人倒下以及石油得到拯救，可是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
“莱茵兰”的再现——二十年以后当他们面临苏伊士危机之际，文登、麦克米伦以及他们周围的人士，还有法国总理居伊。摩勒和他的同事们的脑海里都浮现着强烈的历史记忆。对他们大家来说，纳赛尔是一个复活了的墨索里尼，甚至是一个刚出现的希特勒。他们认为在轴心国被打败刚刚十年后，另一个从阴谋家转变成蛊惑人心的独裁者已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高视阔步，煽动群众，并为追求实现巨大野心而推动暴力和战争。西方领袖们的主要经历曾是两次世界战争。对艾登来说，通过外交来防止悲剧发生的失败经验始于1914年。他后来写道，“我们大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带着我们这一代的烙印，我的烙印是在萨拉热窝发生的暗杀事件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一切。”他回顾1914年那些危急的几个星期里协约国所实行的外交和政策时又说，“重读这些记录而不感到我们对总是落后一段负有责任，这是不可能的。
……总是落后一段行程，致命的一段。“
各国政府未能及时作出反应这一点，通过三十年代所发生的事件，甚至更深刻地铭刻在我们的记忆里。1956年是希特勒违反条约的义务而把莱茵兰重新军事化的二十周年。英国人和法国人原可在1936年阻止希特勒的行动。希特勒那时会失去他的势头和威信，甚至可以被推翻；这样，几千万人不致丧命。但是，西方强国没有采取行动。再者在1938年，西方国家没有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相反姑息在慕尼黑的希特勒。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希特勒原本也可以被制止，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骇人大屠杀也可以避免。
艾登在1938年勇敢地辞去外交大臣的职务以抗议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采取的绥靖政策。现在，在1956年的夏季和早秋，在他看来，纳赛尔正在开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扩张计划。对艾登来说，纳赛尔的《革命的哲学》读起来像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纳赛尔也想建立一个大帝国，在他的书里他强调阿拉伯世界在同“帝国主义”
斗争中应当使用由控制石油带来的权力——石油是“文明的重要的神经”。纳赛尔宣称，如果没有石油，工业领域里的所有机器和工具都仅仅是“一块块的废铁——生锈的、静止不动的和没有生命的东西”。艾登曾经试图妥协。关于英国部队从运河地区撤出的问题，他在1954年与埃及的解决协议中曾经投入过他个人威信的很大影响，正是因为这一点而受到他自己的保守党中一部分人的相当厉害的攻击。现在，他认为他已被纳赛尔出卖了。同希特勒的诺言一样，纳赛尔的许诺分文不值。违反国际协议而占领运河，这是不是又一个莱茵兰？进一步迁就和抚慰纳赛尔会不会是另一个慕尼黑？艾登不想从头再经历这一切。他的两个弟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了命；他的大儿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杀。他对他们和其他死去的几百万人怀有歉疚，因为西方国家于1914年太迟缓懒散，没有站出来制止那时的危机，而在三十年代则又太无决断，没有制止希特勒。如果必须对纳赛尔使用武力的话，宁早勿迟。
摩勒总理曾经被关在布痕瓦尔德的德国集中营里，他的想法与文登相同；比利时外长保罗。亨利。斯巴克也这样认为，在危机期间他写信给英国外交大臣说，“我不愿向您隐瞒我常受到记忆的困扰，想起了在希特勒时期刚开始时犯下的错误，为这些错误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上述的类比在华盛顿就不如在西欧那样发人深思。但是如果在如何对待纳赛尔问题上得不到一致的意见，西方国家为了应付苏伊士问题上的决斗可能引起的石油危机至少在起草应急的计划。艾森豪威尔授权建立一个中东紧急状态委员会，它被授予的职责是研究如果运河被阻塞，如何向西欧供应石油。司法部对参加这个计划的公司赐与有限度的反托拉斯指控的豁免权，但是不足以让它们共同合作来分配供应量和交换信息——关于石油需求、油船以及为了增加供应的联合经营所必需的其他一切后勤资料信息。然而这个委员会同英国石油供应顾问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就
应付危机的计划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总之，石油公司认为西欧需要的大部分石油可以通过在西半球增加的生产来满足，这样做就要求美国和委内瑞拉大量增加生产。7 月的最后一天，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执行委员会收到它在4 月间委托进行的调查研究的报告，内容是如果没有苏伊士运河，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这项研究所建议的不是建造更大容量的油船而是从波斯湾的源头，通过伊拉克和土耳其直达地中海的一条大口径的输油管。这条输油管的成本估计为五亿美元。可是有一个小障碍，那就是时间问题；要花四年的时间才能建成。而且过分依赖输油管也有危险，不多几天之后叙利亚作为对西方的警告，停止石油通过横贯阿拉伯的塔普莱恩输油管二十四小时，这就证明过分依赖输油管的危险。
9 月间，艾森豪威尔在发给艾登的电报中坚称，“使纳赛尔成为一个比他本人远为重要的人物”是有危险的。对这一点，外交部的常务次官伊冯。柯克帕特里克爵士尖锐地回答道：“但愿总统是正确的。但我深信他是错误的。……如果纳赛尔在巩固他的地位并逐渐获得对拥有石油的国家的控制权，而我们却袖手旁观，那么根据我们所得到的信息，他能够使我们遭难而且他是决心要这样干的。如果中东的石油一年或二年不给我们，我们的黄金储备就要消失。如果我们的黄金储备消失，英镑集团就要解体。如果英镑集团解体，加上我们没有石油贮藏，那么我们就不能在德国或者，说实在，在其他任何地方维持一支力量。我怀疑我们能否支付我们的防卫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费用。而一个不能为自己的防卫提供经费的国家也就完蛋了。”
在同一个月里，由于苏伊士危机还在酝酿，一个艾森豪威尔十分赞赏的富有的得克萨斯石油企业家罗伯特。安德森，作为总统个人的使节秘密前往沙特阿拉伯。
其目的是要使沙特人对纳赛尔施加压力，令其妥协。在利雅得时，安德森警告沙特国王和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说，美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技术进展，将产生比石油远为低廉和效率更高的能源，有潜在的可能使沙特和所有中东的石油贮藏分文不值。
如果运河一旦成为敲诈的工具，美国也许会被迫把这种技术提供给欧洲。
沙特国王问道，这个代替品可能是什么呢？
“核能，”安德森回答。
沙特国王和费萨尔亲王曾经读过核动力的材料，两人中看来谁都没有对这个警告产生什么印象，也没有表示什么忧虑，担心沙特石油无法在世界能源市场上进行竞争。他们对安德森的警告不理不睬。
同时，英国和法国的作出决策的关键人士对用外交手段解决危机的前景抱怀疑的态度，现在前景都集中在联合国身上。他们的结论是，只有军事力量才能对付纳赛尔并制止他的“莱茵兰”的打算。采用武力1956年10月24日，英国和法国的高级外交和军事官员，包括各自的外长，在巴黎郊外塞夫勒的一所别墅里与以色列的最高级代表团秘密会晤，以色列的代表中包括戴维。本一古里安、摩西。达扬和希蒙。
佩雷斯。这三个国家达成共同谅解：针对埃及的威胁和军事压力，以色列将发动一次军事打击，穿过实际上无人居住的西奈半岛直指苏伊士运何。英国和法国则发表一份保护运河的最后通碟，如果战争继续的话（看来肯定是要继续下去的），他们将侵入运河区来保卫那条国际水道。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最终目的是要求运河问题的解决得以实现，以及如果可能的话，在解决过程中推翻纳赛尔。
以色列与法国之间比以色列与英国之间存在着远为密切的理解，因为在英国的官场里，对以色列和犹太人怀有相当大的反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艾登本人对阿拉伯人和阿拉伯文化怀有一种好感，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对他的私人秘书说过，“让我在你的耳边轻语，我喜欢阿拉伯人，不喜欢犹太人。”现在却准备同那位自封的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作对。对比之下，财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认为犹太人“有个性”。但是在塞夫勒，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和他的助理却带着鄙弃的态度来对待以色列人。实际上，此前的几个星期内，英国也曾考虑支援约旦，如果战争在以色列与约旦之间爆发的话，并且为此警告过以色列人。法国人之所以在塞夫勒带头把以色列入拉入英法计划方面，其中一个原因是想保证英国和以色列在同埃及对抗的中途，不至于因约旦问题而互斗。
在塞夫勒达成的秘密协议的前一天，埃及和叙利亚成立在埃及控制下的联合军事指挥部。第二天，约旦同意联合军事指挥。木已成舟，一切都定了。然而又出现一出政治和个人混合的戏。它是一串类似的能够使苏伊士危机进一步复杂化的戏剧中的一出。10月24日，塞夫勒会议的同一天，红军部队开进布达佩斯去镇压在匈牙利爆发的一场反对苏联控制的革命。
接着安东尼。文登的医疗发生了情况。1953年，在胆囊手术过程中，一个粗心大意的外科医生把他的胆管弄坏了；虽然在随后的几次手术里进行了修补，正如他有一次说的“在里面安置了大部分人造的东西”，也留下在压力下再犯病和受痛苦的可能性。后来有人说，这种情况，说真的，会慢慢地毒害头脑。更糟的是，文登从此以后为了胃痛必须经常服药，还经常服用兴奋剂（显然是苯丙胺）来抵消止痛药的效果。这些药物治疗在那个时候还不太清楚有什么相互作用和副作用。艾登给别人的印象是他非常激动不安。在纳赛尔占领运河之后，两套药物的服用量必须大大增加。10月初，艾登垮了，体温升至华氏106 “，被急送医院。虽然后来10月的大部分时间他回到了指挥职位上，但他仍有病态并且药物治疗不断加重。有人就看出了他在性格上有所变化。一位英国情报官员私下对一个美国同行说，”唐宁街的老友告诉我，咱们那位老头儿感到很不自在，而且紧张得很。“有时候，文登设法从紧张和他自己的病痛中找出一些安慰，方法是安坐在唐宁街10号他妻子的起居室里双目凝视着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科达爵士送给他的德加的作品——一个在洗澡的姑娘的铜像。
艾登不是唯—一个感觉到病痛的影响的人。1955年艾森豪威尔有过一次心脏病发作，后来在1956年6 月又患回肠炎动了手术。所以在逼近的对抗里，大西洋两岸的两位主要演员身体欠佳。还有第三个也快加入他们的行列了。
经过几个月的迟疑不决和拖延耽搁，事情开始迅速发展。10月29日，以色列发动进攻，把塞夫勒协议付诸行动，进入了西奈半岛。10月30日，伦敦和巴黎发出了最后通碟并宣告他们占领运河区的意图。同一天，俄国部队撤出布达佩斯，许下诺言不再干预。下一天，10月31日，英国人轰炸埃及飞机场，埃及军队开始越过西奈半岛急促撤退。
整个苏伊士行动的发生对美国人是意料之外的事。艾森豪威尔在南方进行竞选活动期间首先获得以色列进攻的消息，极其恼火。艾登出卖了他；他的盟国故意欺骗他。他们这样漫不经心也许会促成一个远为广泛的国际危机，包括同苏联发生直接冲突在内。他们已经这样干起来了，而美国正全力以赴地进行只有一个星期就要来临的总统选举。艾森豪威尔非常生气，他打电话给唐宁街10号，并亲自给了艾登一个“下马威”。或者可以这样说，至少艾森豪威尔自己认为他是这样干的。事实上，他大发雷霆，把接电话的艾登的助理也当作首相本人；总统也不等那个接电话的说明自己的身份，把谴责的气话一股脑儿倒在那不幸的助理头上，没等助理请艾登来接电话就把电话一挂了事。
11月3 日，挨到杜勒斯被急送医院；诊断结果是严重胃癌，他的胃被切除了相当大的部分。因此，现在重要演员有三个病了。从11月3 日起，杜勒斯不参加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日常事务掌握在副国务卿小赫伯特。胡佛手里，此人曾经组成伊朗财团并在伦敦被认为对英国人抱有反感。
由于后勤问题、计划不当和艾登的动摇不定，英国和法国部队几天后才能进一步采取最后通碟上所说的行动，对运河区进行侵犯。与此同时，纳赛尔不折不扣地在能造成最大破坏的地方迅速采取行动。他把十余艘装满石块、水泥和空啤酒瓶的船沉入河底，有效地阻塞了运河水道，从而掐断了石油的供应，而石油供应的安全正是这次进攻的直接原因。叙利亚的工程师接到纳赛尔的指令，破坏了沿着伊拉克石油公司输油管的泵站，石油供应进一步减少了。
为了防止如果纳赛尔封锁运河造成石油短缺而在英法联合进行筹划的几个月中，英国人一直推定美国会挺身而出以美国石油来弥补缺口。这个推断经证明是一个很大而且具有决定性的错误，这个错误估计也不亚于他们置美国总统选举日期于不顾的错误。艾森豪威尔不允许紧急时期的供应安排付诸实施。他对助理们说，“我倾向于这样的想法，哪些人开始这个军事行动，就应该让哪些人自己去解决石油问题——可以这样说，他们是自讨苦吃。”石油会给华盛顿提供惩罚其西欧盟国和对它们施加压力的手段。艾森豪威尔没有向美国的盟国提供石油，而是要加以制裁。
到了11月5 日，以色列人已在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巩固了控制并取得了蒂朗海峡。同一天，英国和法国部队开始向运河区进行空中袭击。在联合国的一位英国外交人员回忆说，“我记得艾登来过一个电话并听到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清脆和贵族气派的口音说，‘伞兵正在降落’。那是一个不真实的世界，犹似他是从火星上打来的电话。”在前一天，苏联部队重新进入布达佩斯并野蛮地着手粉碎在匈牙利的反叛。正巧苏伊士发生问题，这就杜绝了西方国家对匈牙利的起义和苏联的干预作出任何有效的一致反应的可能性。说实在，莫斯科甚至丝毫也不感到窘迫或害臊，以辱骂方式谴责英国人、法国人和以色列人是“侵略者”。苏联人还恫吓要进行军事干预，甚至也许要对巴黎和伦敦进行核打击。艾森豪威尔说得很清楚——“像白天过去黑夜必然来临那样丝毫不爽”——任何这样的攻击，结果将是对苏联进行毁灭性的反击。
炼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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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尽管艾克作了答复，美国政府对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怒气未消。从华盛顿发来的电报的信息没有变动，依然是不赞成军事行动，英国人和法国人必须停止行动。11月6 日，艾森豪威尔以压倒的优势获得了对阿德莱。史蒂文森的胜利。同一天，英国人和法国人同意就地停火；到那时候他们仅仅沿着运河获得了一个立足点。
对他们来说，战争还不到一天，可是战争的目的——使用运河不受限制——已经失去。但是华盛顿说得很明白，停火是不够的。他们必须撤走。以色列也不例外，不然的话，它将面临来自华盛顿的经济报复。艾森豪威尔对他的顾问们说，迫切需要的是，不要“使阿拉伯人对我们大家都恼火”，因为他们可以对来自整个中东的石油来一个禁运。
没有美国的支援，整个西欧很快就要缺油。冬天即将来到，存货只够使用几个星期。西欧3 ／4 石油的正常运输路线由于失去运河和中东输油管两条运输线而中断了。此外，沙特阿拉伯实行了对英国和法国的禁运。在科威特，破坏行动使那个国家的供应系统都关闭了。消息传到英国内阁的埃及委员会说，美国正在考虑对英国和法国实行石油制裁，哈罗德。麦克米伦高举双臂说，“石油制裁！那就完了。”
11月7 日，英国政府宣告石油消费必须减低10％。艾登在走进下议院时，反对党工党报之以嘘声，该党原先赞成对纳赛尔采取强硬政策，现在突然改变了观点。议院中的批评者现在宣告，如果要发配给票证，应当印上安东尼。艾登爵士的肖像。
11月9 日，艾森豪威尔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碰头，开始考虑对欧洲人的援助。他谈到使各石油公司在一个主要供应方案上进行合作。他微笑着说，“尽管我的司法部长是顽固倔强的，”他会发给各公司一张证明书来证明它们是为了国家安全的利益而经营的，从而保障它们不受反托拉斯的起诉。但是，如果各石油公司的头头为了参与这个方案而入狱了，事情会怎么样呢？总统大笑起来说，那么，他会赦免他们的。但是他也十分强调地说明，这一切都仅仅是应急计划。但在英国人和法国人实际上开始撤出埃及之前，任何石油供应紧急方案绝对不会付诸实施。欧洲人强烈地抱怨说，美国将通过“把它们留在炼狱”的办法来惩罚英国和法国。国际上的石油公司看到短缺日益严重，请求艾森豪威尔政府让中东紧急状态委员会付诸行动。
但是正如一位石油公司总裁所说的，“政府干脆拒绝了。”
英国在另一方面显示出经济上的脆弱。它的国际金融地位不稳，苏伊士的军事进攻一开始，马上发生了英镑大挤兑。英国人坚称这挤兑是得到艾森豪威尔默许的，也许得到他的支持和甚至由他煽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的促使下，拒绝伦敦要求紧急财政援助的请求。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的经济官员向伦敦报告说，他在华盛顿寻求迫切需要的财政援助时“到处碰壁”。他还说，美国人“看来决意要把我们作为顽皮男孩来对待，必须吸取教训，事先没有得到老奶奶的允许不能自行其是”。
到了11月中，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开始到达埃及。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表示炼狱还未过去：中东紧急状态委员会不会付诸行动，除非所有的英国和法国军队都撤出埃及。石油短缺的情况看来逼近眼前了。艾森豪威尔写信给他战时的同事、英国将军伊斯梅勋爵（他现在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头头），谈到“自由世界已经卷入的悲哀”。他“并不是对西欧的燃料和财政窘境漠不关心，远远不是这一回事”，可是他重申他不想去“招惹阿拉伯世界”。他还说，刚提到的考虑是“一件极端需要审慎的事务，还不能公开谈论”。伊斯梅回电感谢艾森豪威尔所给的信息，但是秘密地警告他“来年春天，北大西洋公约的部队也许由于缺乏石油而实际上动弹不了”。最后，在11月底，伦敦和巴黎保证从苏伊士迅速撤走它们的部队。这样，艾森豪威尔才批准让中东紧急状态委员会付诸行动。美国人胜利了。他们在英国人和法国人已经在纳赛尔手里遭到失败和羞辱的包袱上，再踩上了一脚。在这整个棘手的事情中，纳赛尔是唯一十足的赢家。
可是11月中，当英国和法国部队还在埃及境内时，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去沃尔特。里德医院看望杜勒斯。至少根据劳埃德的回忆，紧接着便是一次非常令人费解的谈话。
“塞尔温，你为什么停下来了？”杜勒斯间道。、“你为什么不搞到底，把纳赛尔拉下来？”
劳埃德发愕了。毕竟，就是这同一个国务卿，他在表面上尽他可能阻止英法行动，而他的政府在行动一开始后就有效地把它刹住了。
“哎呀，福斯特，”劳埃德答道，“如果你仅仅向我们使个眼色，我们也许可能干下去了。”
杜勒斯回答说，他不可能这样做。
“石油上扬”和“糖缸”：克服危机12月初，运河封锁以后一个月，在英国和法国受挫以及整个西欧处在能源危机边缘的时刻，紧急供应方案终于付诸实施了。
“石油上扬”，当时是这样称呼的，是欧洲各国政府及石油公司与美国政府及石油公司之间的一次合作行动。
大部分的中东石油生产并未中断。问题首先是一个运输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发掘其他供应来源。由于距离较短和航行时间也较短，一艘油轮从西半球运油到欧洲的数量是从波斯湾绕过好望角运油到欧洲的数量的两倍。于是，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重点是把油船来一个全面重新部署，以便使西半球再度成为欧洲的主要供应来源，正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那样。油轮的路线重新规定，各公司都可以使用，供应互换互惠——一切都为了一个目的，把石油运输尽可能搞得最快最有效。
在欧洲，也作出了大量的努力来保证紧急供应——这一供应被称为“糖缸”——在各国之间能平等分配。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后来称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立了一个石油紧急状态小组，实际上它在作出分配，分配依据的公式反映了苏伊士危机前的石油使用量、储存水平以及当地的能源供应情况。“石油上扬”的补充措施是实行配给和其他一些“需求限制”。比利时在星期天禁止私车行驶。法国把石油公司的销售额限制在苏伊士危机前的70％的水平上。英国对石油征收新税，结果造成汽油和燃油价格上升以及伦敦出租汽车费涨价，后来人们永远挂在嘴上称之为“苏伊士六便士”。发电厂接到劝告不用石油而改用煤作燃料；到了12月底，英国实行汽油配给。
尽管油轮的部署是第一位的问题，石油供应本身仍然落在后面。据估计，西半球的生产必须大大提高来满足欧洲的需要——需要额外供应的石油大部分来自美国，那里有很多生产能力受到限制暂时停产。国际上的石油公司走遍美国原油市场搜集可能取得的额外供应来满足“石油上扬”的需要。但是各个公司和各有关政府都没有估计到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它几乎使谁都感到惊愕，几乎完全拒绝在1957年严寒的冬季增加一些生产，并基本上关闭了受限制而暂时停产的油井。这里就出现了独立生产石油的公司同主要的石油公司之间旧日斗争的一个新的角斗场。正如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董事会的内部备忘录所微妙地指出的那样，铁道委员会代表了得克萨斯的独立经营的石油公司，“他们的利益通常来说，完全是国内利益”。该委员会害怕内地的原油和汽油存货堆积，如果欧洲不来购买额外的石油，油价就会压低。
当然，它要的不是任何别的，而是价格的提高，决不是价格的降低。
该委员会拒绝显著增加生产，这触发了反对的风暴。英国石油公司的埃里克。
德雷克称之为“不亚于欧洲的一次灾难”。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欧洲代表说那是“很糟的”，并且可以导致该公司对欧洲的供应下降50％。文登和麦克米伦两人都亲自抗议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的政策，英国报界谴责深埋在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心里的这种不可知和神秘的使然作用。《每日快报》发表文章说，“不额外给油——得克萨斯哲人如是说。”尊敬的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委员汤普森上校并不踌躇，一拳来一脚去，他回答英国的抱怨说，“我们已经给它运去许多桶原油，但是我们所得到的只是批评说我们没有按照它的吩咐大力相助。很显然英国目前仍然把我们看作是它的一个省或领地。”
得克萨斯独立的石油公司的情绪明显地有了好转，因为他们从大公司和市场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在得克萨斯的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附属公司亨布尔公司深怕供应短缺，宣布它把在油田所购的石油价格提高每桶三十五美分。其他公司竞相效尤；从得克萨斯独立生产公司那里获得了额外的石油，对“石油上扬”方案的供应也就上升。但是不久掀起了新的谴责浪潮——这一次是针对石油公司的，它们被控勾结起来共同涨价。在短缺面前，价格上涨必然发出两个信号：增加生产和降低需求，两者不仅在苏伊士石油危机期间是受欢迎的，并具有积极性，而且为使“石油上扬”方案行得通，这也许也是必要的。然而，由于它们既是石油又是政治，涨价引起了很多的争执并且导致国会听证会上十分激烈的争论，意见记录长达两千八百多页，以及司法部对二十九家石油公司的新的反托拉斯起诉。该案在1960年终于遭到否决，因为一位联邦法官裁定说，加价有“经济上的正当理由”，政府的证据“并未超出怀疑的程度”。
“石油上扬”方案涉及大量的协调和熟练的后勤工作。它依靠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盟国大西洋石油供应系统的工作经验和人员。不过，大量的官僚主义和行政的复杂性问题必须加以克服。一大帮子政府、公司和供应委员会必须制订指导方针，整理和交流情报，并须保证使方案实施得当。其中存在着很多的混淆和辨别不清之处；但“石油上扬”方案执行得很好，看来几乎不费什么劲。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嗣后，有一家公司的总裁试图说明，如果认为在一个危机期间，“你什么都不用干，只要按一下电钮就万事齐备”，那是会导致错误结论的。这是一个告诫，它应当被牢牢记住，如果将来再发生什么危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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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到了1957年，石油危机终于接近尾声，主要由于这“石油上扬”的方案起了出乎意料的效果。失去的石油供应的几乎90％都已补偿。在欧洲，立即执行的避免浪费的保存措施，加上那年天气暖和，失去的供应的其余部分也补足了，所以实际的短缺还是很少的。总之，欧洲的经济当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受到石油中断的打击。
1956年，石油只占能源消费总额中的20％左右。虽然有变动，欧洲主要仍旧是燃煤经济。这样的情况后来才改变。
1957年3 月，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输油管部分地重新开通，到了4 月，苏伊士运河已经清除了障碍，足以让油轮恢复通行。纳赛尔胜利了；运河现在毫不含糊地属于埃及，由埃及经营管理。虽然埃及的领港员穿戴得没有像他们的前任英国和法国领港员那样挺括，他们十分胜任这项航运任务。波斯湾的石油生产者渴望供应能重新运转；科威特曾经由于无法运输石油而生产下降一半。4 月间，美国政府中止“石油上扬”紧急方案。5 月中旬，英国政府结束汽油配给，然后终于勉强采取步骤，指令“英国船只使用苏伊士运河”。这样，苏伊士危机真正过去了。
“艾登爵士”的下场美国参与此事的一个成员后来对危机有这样的记忆：“苏伊士的那几个月真是一段奇特的时光。其中有高雅的喜剧、卑劣的阴谋和深刻的悲剧，但大多数是悲剧——是对个人来说，也是对国家来说。”它对首相安东尼。艾登——纳赛尔称他为“艾登爵士”——来说，构成了他的一个个人大悲剧，他在那时候以前已经积聚了一个非凡的记录，包括预知能力、勇气和外交手腕，但是他的声誉却不光彩地同纳赛尔凿沉到运河河底的一些船只一起沉没了。曾经长期准备担任首相一职的艾登在危机的整个时期中，不断处在情绪紧张的状态之下。互二月，当危机还在火头上时，他的病迫使他去牙买加长期休假，住在詹姆斯。邦德这个人物的塑造者伊恩。弗莱明租给他的一所房子里。他从牙买加回来后，医生告诉他，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去就首相之职。从圣诞节到新年这一段日子他是在契克斯首相别墅里安静地度过的，在那里思考他的未来。那时候他写信给一位朋友，把自己描述为“就是这样不后悔……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很少几个人——如果有的话——把这些事件比作1936年——然而又是这样的相像。”1957年1 月，他提出辞呈。
首批中第一个被告知这个消息的是哈罗德。麦克米伦，他住在隔壁唐宁街＊号；是文登召他进入唐宁街10号前边的小会客室的。麦克米伦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还能想象他在那个令人难过的冬日下午的情景，看来依然如此年轻、愉快、温雅——这一切典型地体现1914—1918年战争时期他所享有的最佳青春的情景……那次可怖的大屠杀的幸存者往往感觉到他们负有一种特别的责任，像宣誓担任什么职务的人们一样。就是带着这种精神他和我进入了政治。现在，在这些年来的长期服务以后，在他的权威达到最高峰的时刻，他被一种神秘的然而无可避免的命运打下来了。”惊愕之余，麦克米伦经过相连的通道悲哀地走回到唐宁街11号财政大臣的住宅。第二天早晨，在11号的房子里，他坐在格莱斯顿的肖像下静静地读着《傲慢与偏见》来安抚他的灵魂，直到一个请他去王宫接受首相大权的电话把他打断为止。
苏伊士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分水岭。它将在英国文化、政治和国际地位上造成严重的破裂。然而苏伊士事件并不预示英国的衰亡，而是说清楚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些什么。英国不再属于世界强国中的最高梯队。两次世界大战的流血和国内的分裂不仅已经大大地耗尽了它的金库，还消磨了它的信心和政治意志。艾登对他在苏伊士事件上所做的事无疑是对的。几年以后，伦敦的《泰晤士报》谈到艾登时说道，“他是认为英国是一个大国的最后一位首相，也是面对一个证明英国不是一个大国的危机的第一个首相。”这话等于是对一个帝国的墓志铭，同时也是对一个人的心情的描述。安全可靠的前途：输油管对油轮苏伊士危机引起了国际石油工业界的深思。尽管运河重新开放通行，石油公司不再相信它们可以倚靠它。各公司和政府之间对建筑更多输油管的问题展开了大量的讨论。但是叙利亚封锁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输油管一事已经表明输油管是多么易受阻挡。很明显，油管不是对安全运输这个压倒一切的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要冒的风险太显而易见了。1956年就苏伊士运河作为颈喉要害进行激烈讨论时，有一点没有予以十分注意：如果运河和中东输油管易受袭击，有一条可供选择的安全道路——绕过好望角的路线。可是，为了经济和实用起见，利用这条路线向西欧供应石油将需要大得多的油轮。可是，在石油工业界的一般看法是，从物质上讲，这样的大油轮无法建造。但是日本造船厂利用内燃机和更优质钢材方面的进步，很快证明是可以建造的。壳牌石油公司的常务董事约翰。
劳登回忆说，“在1956年，制造油轮的人说再大的油轮成本太高，燃料费用也太高。
使我惊奇的是，日本人却多么迅速地在制造这些油轮！“它们经证明不仅非常经济，还能提供必要的安全。于是，超级油轮也是苏伊士危机的后果之一，正如英国的影响、威信的衰落和纳赛尔地位的上升一样，是危机带来的后果。正如一位英国官员所说的，”很明显，油轮不那么容易遭受政治上的风险。“结束苏伊士问题上的分裂随着苏伊士危机结束，英国和法国方面仍旧对美国人怀着怨恨。1957年初，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尖刻地评论说，艾森豪威尔”对于殖民主义、联合国和作为政策行动的言辞的效果怀着童子军式的见解……为挽救他的健康的需要，加上他的天然的倾向，使得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懒散的（也许是最受尊敬的）总统之一“。
在危机期间，美国的重点放在试图提高它同阿拉伯石油生产国打交道的地位。
艾森豪威尔本人就非常重视“把沙特国王树为中东地区的一个主要人物”以替代纳赛尔，并且强调地向阿拉伯石油生产国说明美国的意图是努力“恢复中东石油在西欧的市场”。除了这个考虑以外，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支持中东稳定的亲西方政府作为对付苏联扩张主义的堡垒。英国和法国当然同意这些战略性目的。它们与美国之间的分歧在于手段，而不是目的。
然而在大西洋两岸都认识到需要愈合苏伊士问题上的分裂。这个过程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大有帮助，即新任的首相是哈罗德。麦克米伦，他的“镇定自若”逐渐为人所知，虽然他后来也承认在内心里他常常“受到神经性忧虑的痛苦”。他同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一起工作过而且互相维持友谊和高度尊重。当麦克米伦被提名作为文登的可能继承者时，艾森豪威尔把他描述为“一个正直的杰出的人”。不知怎的，麦克米伦的母亲出生在印第安纳一个小市镇里这一点并无损害。麦克米伦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苏伊士危机上得到了难受的教训之后，他说，“我们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握在华盛顿的统治者的手里。”这完全是事实。麦克米伦在接受艾森豪威尔的良好祝愿后回答说，“等待着我的头痛的事很多，对此我没有什么幻想，但是三十三年的议会生活把我锻炼得相当坚强，我希望它没有影响我的幽默感。”
中东和石油问题当然是最麻烦和使人头痛的两个问题，再加上与美国的联盟有了裂痕。医治这个创伤的正式程序还得在艾森豪威尔同麦克米伦在百慕大举行的会议上产生。会议是1957年3 月在“海中”高尔夫俱乐部举行的。麦克米伦在准备这个会议时，石油问题总是在他脑子里盘旋。他要了一张标明各石油公司在中东的位置的地图，也要了一张这些公司本身的“家谱”。石油和中东安全两个题目互相搅在一起，形成了会议的主要议题。正如艾森豪威尔后来说的那样，关于石油进行了“一些十分坦率的交谈”，包括促进建造超级油轮的可能性问题。苏伊士危机的教训使所有西方国家看到了中东多变的不稳定性；现在在百慕大，英国人强调维持科威特和其他沿海湾国家独立的重要性，它们的统治者看来都十分脆弱，容易发生纳赛尔式的政变。会议双方都同意英国需要尽它一切的可能去保证波斯湾的安全。麦克米伦称中东石油是“世界上最大的天赐财富”，他敦促两国政府合作来取得这个地区的长期和平和繁荣——他说，类似它们在战时曾经有过的那种“共同处理的方式”。
百慕大会议确实弥补了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分裂。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都答应互相“自由地”进行私人通信，每星期一封。这两个国家毕竟在中东有共同的目标。
但是正如苏伊士危机已经戏剧性地表现过的那样，在未来的岁月里，正是美国的权力而不是英国的权力将取得支配的地位。
1970年，苏伊士危机之后十四年，英国保守党赢得了大选，爱德华。希思成为首相。他在唐宁街10号为艾登，如今是阿冯勋爵，举行了一次晚宴。苏伊士危机期间，希思曾是艾登党内的组织秘书。对艾登来说，他回来作为唐宁街10号的上宾，这个夜晚充满着美好的柔情感伤。希思作了一个机智诙谐和温和动人的演讲，艾登起身即席致答词。他特别为英国人民祈祷上帝——愿他们也许会在北海底下发现“一个油湖”。那正是他们在1970年刚开始要干的事，虽然他们未能及时从中得益来防止爱德华。希思有朝一日又遭到一个能源危机而下台。如果英国人在1956年早知道或者甚至猜测到有这样一个油湖存在，那么那一年的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啦。
25、大象
按石油工业的说法，一片广大的油田被称为一只“大象”。到了五十年代初，在中东发现的大象的数目迅速地在增加。1953年，地质学家埃弗里特。德戈利尔写信给一位朋友、伊拉克石油公司的主要地质专家韦林斯，他的公司刚刚连续三个月发现了三只大象。德戈利尔说，“中东正在迅速地进入一种状况，而这种状况在美国则是自石油工业早期以来几乎总是长期不变的，即现在问题所在是市场而不是生产。”他还说，他的公
司——德戈利尔和麦克诺顿公司——是当今的主要石油工程公司，正在完成一项秘密研究，为沙特阿拉伯政府调查它的贮藏。1943年德戈利尔按照哈罗德。伊基斯的吩咐曾初次前往沙特阿拉伯，自那年以来，对那个国家的石油贮藏情况了解得很多。德戈利尔知道在这新的一次调查研究中，据报发现的贮藏量远远超过他在十年以前所作出的初步估计。他对韦林斯说，尽管调查结果不致出现“完全像天文的数字，但是其数量之大，可以说把数字再增加十亿桶，对可取得的石油总额来说，也算不了一回事。”
石油工业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多十亿桶或少十亿桶不再有什么大区别。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末，支配世界石油市场的主要是异常迅速的增产这个活力因素，它汹涌澎湃，活像一股强大和有点可怖的海面下的逆流，以似乎不可抗拒的力量把石油工业中每一个人推向前进。消费增长的步伐要是在战后初期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消费在迅速增长，而石油的生产甚至增长得更快。
自由世界的原油生产的增长是巨大的；从1948年每天八百七十万桶增至1972年的每天四千二百万桶。美国的生产从每天五百五十万桶增至九百五十万桶，同时世界总产量中的美国份额从64％跌到22％。这个百分比下跌的原因是，石油生产惊人地向中东转移，那里日产量从一百十万桶增至一千八百二十万桶——增加了1500％！
更激动人心的是，在已经证实的石油贮藏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就是说，人们现在稍有把握地能够知道某一个具体的油田中的石油储量以及可以更为经济地开采出来的生产量。在非共产党的世界里，已经证实的世界石油贮藏量从1948年的六百二十亿桶增至1972年的五千三百四十亿桶，几乎增加了九倍。美国的贮藏量则从1948年的两百十亿桶增长到1972年的三百八十亿桶，但是它在统计意义上是缩小了，因为从占世界总贮藏量的34％降至仅占7 ％。虽然主要增长发生在非洲，但是迄今为止，增长中的大得惊人的部分还是在新的重心——中东——那里的贮藏量已从两百八十亿桶增至三千六百七十亿桶。在1948到1972年期间，增加到自由世界贮藏量中去的每十桶里，有七桶以上是在中东。这些巨大的数字所意味的事实是，一方面世界在快速消耗石油，另一方面新的贮藏量的增加却还要快。1950年，石油工业估计按照目前已经证实的储藏量和目前的生产率来看，世界上的石油足够用十九年。到了1972年，经历了那么多年的快速增长、消耗的猛增以及一窝蜂的高速生产之后，世界石油贮藏的寿命估计是三十五年。
中东“大象”的一股劲儿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角色要使劲地加入这个游戏以及造成剧烈的市场竞争——一场永无休止的以削价作为最后杀手铜的战斗。对那些石油公司来说，这种削价是必要的商业决策。但是削价经证明犹似把极其容易燃烧的火种投入石油生产国的民族主义柴堆上去——由于纳赛尔在苏伊士运河上获胜，这堆柴在中东已经在燃烧了。
战后的石油秩序依靠两个基础。一个是由四十年代的巨大石油交易所组成，从而建立了在中东经营的那些石油公司之间的基本关系。这些协议性的安排为了石油储藏量的迅速发展动员了必要的资源，把生产同贮藏量的规模所要求的炼油和市场系统连结在一起，以及发展和保证了必要的大得多的需求。第二个基础是由各公司同石油生产国政府之间的特许开采权和合同的关系所组成，这种关系的中心是得来不易的“50％对50％”分配利润的协定。所希望的是，在这两个基础上将建立起相对的稳定。
石油大公司和石油消费国的政府由于怕可能会出现与希望相反的情况，都不愿从“50％对50％”的原则上退却。正如1954年后期英国内阁的中东石油委员会说的，“为建立石油公司同中东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伙关系，已经取得了一个合理的基础……中东各国政府方面如有任何超出界限的侵占……将严重地损害我们的石油供应系统。”但是对产油国的政府来说，这完全是另一码事。如果他们可以做到的话，为什么不把税收提高呢？只要他们并不是不可挽回地离间各公司、离间华盛顿和伦敦的话。
当然，伊朗国王是这样想的。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他不用担心他究竟是一只小鼠呢还是一个男子汉，这种日子已经过去了。他早已私下宣告说，“伊朗命里注定要成为一个大国。”为了满足他的野心和胃口，他要得到更多的石油收入。他又要实行在石油上取得更大的独立性的政策，从而削减和限制各公司组成的财团的权力，这个权力曾是他同摩萨台进行屈辱性的斗争的一个成果。但是他付不起推翻伊朗的基本对外关系和安稳局面的代价。他需要一个对话者。但是这样一个人士不可能来自大石油公司，也不可能来自美国主要的独立经营的石油公司，因为它们都已加入了这个财团。那还有谁呢？
一个欧洲人，一个有他自己的石油事务的意大利人恩里科。马太。
一个新的拿破仑主要大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大官僚公司，而这些公司规模太庞大、太复杂、太稳固了，反映不出任何个人的形象，恩里科。马太便决意要创立一个新的大公司——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AGIP），这家公司大体上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铸造的。他是一个自吹自擂的大胆冒险者，一个雇佣兵，拿破仑式事业家的返祖型人物。五短身材、鹰鼻鹞眼的马太看起来像一个热诚的但是很世俗的十六世纪耶稣会会士。他双眼黑色阴沉，弓形眉毛高挂在额上，稀疏的头发往后直梳。他生性固执，头脑灵巧，善于操纵和猜疑成性。他具有善于即兴解决问题的才能以及赌博、冒险的习性，加上对他的基本目标的坚定不移的追求，那就是为意大利、为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以及为恩里科。马太自己在天下争得一席地位。
马太是北意大利一个警察的难以驾驭的儿子，他十四岁就不上学而去一家家具厂工作。到了三十岁出头的时候，他在米兰自己经营一个化学工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米兰成为一个党派（天主教民主党）的领袖。战争结束，由于他具有管理和从政的本领，他受托去经营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在北意大利的残余机构。在那时候，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成立将近二十年。意大利仿效二十年代的法国，开始创立一个国营炼油公司——全国第———来同国际上的石油公司竞争。到了三十年代中期，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在意大利获得的市场份额可与埃索公司和壳牌公司相比拟。但是在意大利境外，它一点也算不上。精力饱满和怀着熟练的意大利风格的政治手腕的马太着手把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转变为一个比以前大得多的企业。然而没有现金这件事难以办成，战后的意大利是一个现金奇缺的国家。需要的钱后来在北部意大利的波河流域找到了，那里发现和发展了相当大的天然气储藏，可以创造很高的收益来资助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在国内发展生产和在海外大展宏图。
1953年，马太采取了一个重要步骤来实现他的雄心壮志，那时候各个国营碳氢化合物公司合并成一个实体——意大利国家碳化氢公司（ENI ）——一个广泛扩展的联合大企业，共有三十六个附属企业，从原油、油轮、加油站到房地产、旅馆、收费公路和肥皂厂等都有。虽然原意是要对这个联合企业施加政府的影响，但是各个经营公司如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国民天然气管道公司和若干其他公司将作为商业实体而不同程度地自主经营。可是，意大利国家碳化氢公司的董事长，碰巧还有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和所有其他经营公司的常务董事或总经理都是恩里科。马太一个人。1954年美国驻罗马的大使馆带着奇怪的口吻报告说，“在意大利的经济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意大利政府所有的实体“发觉它本身处在独特的地位：财政上有偿付力、领导得力和只向其领袖一人负责”。报告继续写道，意大利国家碳化氢公司的前途将深刻地由“恩里科。马太身上表现出的无限雄心”来形成。
马太本人成了受人欢迎的英雄，是意大利一个最显著的人物。他体现了战后意大利的远大理想：反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复兴和重建，以不具有旧时代关系网的“新人”出现。他还向国人许诺意大利要拥有自己可靠的石油来源。意大利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它不仅深刻地意识到它的资源短缺，也为它的许多苦难包括军事上的失败而自怨自艾。现在有了恩里科。马太，这些问题、至少是能源领域里的问题将可以得到解决。他唤起国民的自豪感，知道怎样去激发公众的理想。沿着国内的公路和高速公路，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建造了许多汽车加油站，这些加油站比国际上一些竞争者所建造的更大、更美观也更方便，有些加油站还附设饭店。
据说马太很快就成了意大利最有权势的人物。意大利碳化氢公司拥有《今日报》，向从右翼到极左的几家报纸发津贴并资助天主教民主党和其他党派的政治家。马太并不太喜欢政治家，但是在必要时他要利用他们。他会抱怨说，“与政府打交道犹似吮什。”马太说话简明，可是平凡粗犷，同意大利政界人物的雄辩辞令相比大为逊色。然而他有吸引力、很迷人和有说服力，加上强烈的激情和诚恳，支撑这一切的后盾是有推动力的、火山似的和不可抗拒的精力。许多年以后，他的一个助理回忆道，“任何与他共事的人为了他都会赴汤蹈火，尽管你无法真正解释是什么缘故。”
意大利国家碳化氢公司在逐渐成长，看来也是如此，因此马太对自己的意识也在增长，不过这对他有时也造成不利。有一次马太到伦敦赴约，他要与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常务董事约翰。劳登共进午餐。这是老的与新的、已经有建树的与刚成为新贵的一次会见。劳登的父亲雨果曾经是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到了本世纪中叶，他的高大、贵族式的儿子不仅是国际石油业界杰出的公司领导人，而且也是它的重要的外交人士。他本人又是一个对人物品格的精明的判断者。在这样一个场合，马太表示非常需要壳牌公司不那么愿意给的东西。这就是这次午餐约会的原因。劳登后来回忆道，“马太是一个十分难对付的人物。他也是一个非常自负和爱虚荣
的人。”至少这是劳登和他的壳牌石油公司的同事对马太的看法。所以在开始进餐时，劳登（表面上显出不知道）问马太他怎么会进入石油业的。马太看到一家大公司如此地看重他无疑感到非常得意，因而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他一生的故事来，直到午餐结束。劳登说，“最后我们在吃甜点时，他就向我们提出要求。我们不能答应他，这样就结束了整个谈话。”可是，这不是最后的一次，劳登还会听到他的话的。马太最艰苦的一次战斗马太高于一切的目的是保证意大利碳化氢公司和意大利拥有自己的国际石油供应来源，不倚靠“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公司。他想要在中东原油的租借中占一个份额。他大声地不断攻击“卡特尔”，这是他对那些大公司的称呼，他也把创造出“七姊妹”这个名词的功劳归于自己，借此嘲笑那些大公司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多头联合。“七姊妹”包括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四个合伙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埃克森）、纽约标准石油公司（莫比尔）、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切夫隆）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加上海湾石油公司、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以及英国石油公司，它们在科威特是连结在一起的（1954年，英伊石油公司由于采取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那家附属公司的名称，而重新定名为现在的英国石油公司）。实际上，还有第八个姊妹——法国国家石油公司，它同“七姊妹”一起加入了伊朗财团并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纽约标准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以及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一起加入了伊拉克石油公司。但是由于法国国家石油公司不适合归于“盎格鲁一撒克逊”标题之下，马太随手把它的名字划掉了。马太非常怨恨这个大公司组成的排外性俱乐部，原因并不是它的存在，而是他自己不在其中。
马太当然想取得会员资格。他认为摩萨台实行国有化以后，由于他在大公司对伊朗实施石油禁运上认真地予以响应和合作，他在大公司和英美政府在摩萨台倒台后形成的伊朗财团中已经赢得了一个地位。法国人由于是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成员，接到邀请加入这个新的伊朗财团。九家美国的独立经营的公司由于美国反托拉斯的关系，也被硬塞了进去，虽然它们大多没有国外利益可言，也没有必要在伊朗生产石油。但是，几乎没有什么资源和严重地倚赖中东的意大利被排挤在外。马太为之大怒。他要求找机会挤进去——也是为了报复。
当1956年苏伊士危机发生时他找到了这两种机会，那次危机迫使已经巩固起来的一些石油公司采取守势，也清楚地表明英国的势力在中东后退的程度。那就意味着有了一个真空，马太就跨步前去填补这个真空。他使用他自己想出来的反殖民主义辞令并抨击“帝国主义”，在这方面他同石油出口国的民族主义热是不相上下的。
马太开始跟伊朗和它的国王认真地谈起话来。如果说大公司通过联合企业的办法擅长于公司之间的通婚，那么马太比它们更胜一筹：在追求意大利进入伊朗石油的道路上他转念想到了王朝这一着，把一位意大利公主嫁给国王，国王正迫切地需要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同时，国王也迫切需要从伊朗财团那里取得更大份额的石油收入。摩萨台留下的遗产之一便是国有化，这给予国王比较大的财政灵活性。在其他石油生产国家里，已经取得石油开采权的外国公司仍旧是地下贮藏的所有者。对比之下，政府持有伊朗所有的石油资源，而且国王不比摩萨台差，也承担起控制国家石油资源的责任。
马太利用这个局势，在1957年春季和夏季开始行动，与伊朗制订一个完全是空前的协定，将伊朗的新地位和国王的雄心都考虑入内。国王亲自支持和推动这个协定，让他的政府采纳；按协议的条件，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将成为意大利碳化氢公司的合伙者，也是它的地主。这实际上意味着伊朗将得到利润的75％，而意大利碳化氢公司得到25％——打破了“50％对50％”的协定。正如保罗。格蒂和其他一些人已经发觉的那样，作为一个后来者，人局游戏总是要多付代价的。
当国王和马太交易提出的新条件透露出去时，石油世界大都大为不安。已经在伊朗和中东建立的公司更是震惊，美国和英国政府也同样吃惊。马太究竟要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干？有些人怀疑这份新协定是否仅仅是“企图让意大利进入财团的一种敲诈勒索的形式”。当然，马太并不感到难堪地提出，他愿意看到有人来收买他。他轻声地说，一笔小数目就够了，比如说伊朗财团中有5 ％和阿拉伯一美国公司中有10％。各公司对他的大胆要求非常震惊。恩里科。马太的要价并不便宜。
有人想试试同马太合作。1957年3 月一位英国官员说，“意大利人不论怎样决心强行挤入中东的石油。依我个人的看法，我敢肯定石油公司是不会乐意赞许的，英国石油公司、壳牌公司和美国人作这样的考虑是明智的，即是否让意大利人占一席之地，其害处也许较小，要比给他们一个借口在中东胡作非为好些。”可是，这个意见无疑是少数而且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另一位官员说，“马太先生是一个不可靠的人物。我怀疑我们要不要向他暗示可以同他妥协从而使他更狂妄自大，加重了他的夸大症。”说实在，总的意见是不能让马大进入财团，因为他如果加入的话，那么比利时石油公司（PETROFINA ）就马上会来敲门，正如各个德国石油公司一样也会来要求进入，而且谁知道以后另外还有谁呢？再者，基本上，同马太合作是不可能的。必须运用所有可能想得出的劝说词来试图制止这个“75％对25％”的交易。
美国人和英国人向伊朗政府和国王提出了抗议，警告说，推翻“50％对50％”的原则将“严重地损害中东的稳定局面”并威胁欧洲石油供应的安全。意大利外交部秘书长对马太的权势感到忿恨，他十分秘密地向英国进行劝告，秘密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的谈话没有通过正常渠道来报道，要英国对马太采取一种十分强硬的路线。秘书长说，表明愿意同他达成妥协的任何一点点暗示，甚至任何客气礼貌的表现，都会被马太看作是“软弱的标志”。
一切反对的表示都无效。到了1957年8 月，马太的交易已经差不多要成功了，而且有理由怀疑他这个人实际上是在德黑兰。英国大使从伊朗发来报告说，“意大利大使馆起初是对他的行踪严加保密。但是我们十分肯定他在德黑兰，所以我在星期六晚上乘一个机会……从古尔哈克骑马去法麦尼的意大利大使馆的夏馆所在地。”果然，英国大使碰见了恩里科。马太坐在一棵树底下休息，喝着威士忌苏打，高兴地庆祝他的胜利——因为那天正是他同伊朗签订协定的日子。他和蔼可亲，说话毫无拘束。他真诚地说，“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的协定已经不是神秘的事，不管怎样，现在都是公共财产了。”他随后开始提供一篇论文，“主题是中东现在应当是工业化欧洲的中西”。大使后来回忆和轻描淡写地说，“马太无疑在一幅宽广的画布上挥着一支大笔无拘无束地画着他想画的东西。”
马太对自己内圈的人表示茫然不解，他感到困惑的是大公司所作出的反应，“他们给我们在伊朗的两块小地方，可是人人都在大声吵嚷。”当然，他知道其中原因。然而意大利碳化氢公司和伊朗之间的合伙关系进行得不太好，这并不是由于这交易本身的缘故而是由于地质学上的问题。在它们合伙的地区发现的商品化的石油并不多。所以进入伊朗并没有满足马太为意大利谋求自己可靠供应来源这个梦想。不过他确实完成了他的雄心计划的另一部分：“50％对50％”的原则已经突破，大大地削弱了他认为是“七姊妹”的力量所在的基础。1957年8 月，德黑兰的英国大使馆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报告说，“国王和他的大臣们正在通过各种口头技巧试图掩饰，说关于这件事情他们是一无所知的，并且佯你原则未经触动。但是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50％对50％’原则差不多像‘四分钟跑完一英里赛跑’那样寿终正寝了，而且同样地是不可避免的。”
日本进入中东意大利并不是在中东石油桌上寻求一只座位的唯一工业国家。日本对石油非常敏感，因为当它正在开始在经济方面非同寻常地攀登的时候，也就是它的石油几乎完全倚靠进口的时候，它受制于它的历史和地位。苏伊士运河危机使得日本更为紧张。它也要求有自己的可靠供应，政府和私人的几个主要政策委员会正在得出一个结论说，不管怎样努力来保护国内的煤炭工业，进口石油将成为日本的最最重要的燃料。但是流入日本的石油大部分受美国和英国的大公司的控制，还要通过它OJ自己的日本附属公司，通过合资企业，或者通过同几年以前才被允许再度开始营业的独立的日本炼油厂订立长期合同。
1957年春，正是苏伊士危机行将结束以及马太正在同伊朗一起建立新伙伴关系的时候，消息传来说日本几家公司组成的一个财团正在向沙特人和科威特人追求一项特许开采权来勘探离中立地区不远的近海地区。那是一个大胆的策略；终于有一个强有力的集团——壳牌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也对这同一地区表示兴趣。
这整个主张是在意大利乘火车的旅程中出现的，当时日本开发银行的一个职员正巧碰见了另一个日本商人，此人提起他同一些熟悉中东石油情况的人士有过接触。回到日本以后，那位银行职员对他父亲山下太郎述说了那次谈话的情况，他父亲是一位企业家，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为南满铁路雇员在满洲修建出租房屋而发了财。战后，他除了在日本经营企业，也在政治上建立了一大批很好的关系。山下太郎抓住了他儿子提到的主张，凑成了一个财团——后来称为阿拉伯石油公司——筹措资金并获得了日本政府的赞助和支持。整个事业必须临时凑起来；参加的公司中没有一家对石油工业具有什么重要的经验。
缺乏经验并不使那些大石油公司和西方政府担忧，它们担忧的是日本人由于急切地想闯入石油工业会犯下弥天大罪——英国外交部称之为“真正冲破‘50％对50％’的协定”。马太的交易无疑使用了关于“合伙关系”的辞令在“平分”协定上加了一块遮羞布。如果“平分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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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无法保持神圣不可侵犯（至少在原则上），那么公司与政府之间的稳定关系又可能有什么基础呢？然而除了无视这项原则以外，又有其他什么办法使像日本那样的新来者——缺少参加这局游戏的老手们所拥有的财政力量——能够进入中东呢？
日本人开始先同沙特人谈判，后者坚持要日本先一次性付给各种名目的大笔款项。但是日本是十分缺少资本的国家，日本的那个集团也没有必要的资金来付款。沙特人于是建议减低必要的先付款项的数目，如果日本人在收入方面肯少拿些，即低于50％的话。经过大量来回商讨以后，日本人同意拿44％，沙特阿拉伯人拿56％。此外，如果打出了石油的话，沙特人要在公司中获得股份。
当关于这些条件的信息在英国和美国的公司里传开时，警钟就敲响了。中东关系的整个结构也许要受到威胁。但是能干些什么呢？伦敦和华盛顿应向日本人提出抗议吗？一位官员说，“外交部内的感觉是，直接与日本人交涉不会得到多大好处。日本人很可能把这种方式认为是一种暗示，表明他们是相当聪明的，其结果也许使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他们的‘非平分’交易在大量的外交辩解中间并不表示什么。”
能否说服日本政府撤回对这个计划的支持？相反，日本内阁却再次证实它赞同这项计划。至于沙特人，他们对这项协议也很高兴。沙特国王于1957年10月初打电报给科威特的埃米尔说，“我们同那个公司之间已经在原则上达成一项协议，”还加上一句说，日本人正在等候科威特的邀请。埃米尔回答说，“我们两人无疑十分关切保护我们两国的利益，如真主愿意的话，我希望我们在努力同一家好公司建立联系方面取得成功。”不久以后，科威特也同阿拉伯石油公司签订协议。科威特先让沙特人去进行交易，这种谨慎立即获得效益；沙特人已经赢得收入的56％而科威特却又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赢得了57％。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沙特人改正了这个差别。
阿拉伯石油公司于1959年7 月开始近海钻探，并于1960年1 月第一次发现石油，为此沙特和科威特政府在那个公司中获得了10％的股票份额。由于阿拉伯石油公司并不掌握它自己石油的任何出路，日本的通商产业省吩咐日本各个炼油厂在按比例的基础上接受石油，名之为“国家计划”。有一段时期，阿拉伯石油公司以日本为例外，因为日本仍然是一个非常缺少资本和前阶段生产技术的国家。日本大部分仍旧倚赖在战后岁月里发展起来的系统，其基础还是通过大公司之手运来石油。但是阿拉伯石油公司确实为日本提供了一个独立的石油来源，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它提供的数量近乎日本的总供应量的15％。
即使是美国人……
不论他们是哪个国籍，想要进入中东这个争吵圈子从今以后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并须遵守新的先例——即使是美国公司也不例外。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好久以来一直在后悔在1932年大萧条到了底谷时把它的委内瑞拉生产的石油卖给了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现在，在五十年代后期，印第安纳标准公司决定它也必须成为美国公司大扩张活动中的一部分，并对它的股东说要重新到海外去寻求“有利可图的经营机会，不论机会在哪儿”。老呆在家里太危险了。
1958年，它同伊朗很快地达成了原则上的协议——只是印第安纳标准公司也必须先付一笔非常之大的红利。国王最近同他的妻子离婚，因为她不能向他提供他所谓的“后嗣”，也就是一个能继承他的儿子。这是他在同一个来访者谈话过程中说的。在那个来访者看来，国王似乎由于离婚而成为“一个情绪上站在十字路口的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处在敏感脆弱的心境里的人，一个孤独的人，几乎没有一个真正亲密的朋友而且与他有关联的人也很少，现在他正在把自己更深入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这是一个大好机会，把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这笔交易转变为国王寻求地位和同财团、大石油公司斗争过程中的另一个里程碑。毕竟印第安纳公司不像意大利的新来者；它是一家很巩固和很受人尊重的美国公司，也是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个继承者——最著名、最突出和技术最先进的公司中的一家。为了强调这笔交易的重要意义，国王个人坚持要求印第安纳标准公司的董事长弗朗克。普赖尔飞到德黑兰来签署协定。
国王在第一次会议开头就发表了一篇出人意料的演讲，使普赖尔有些慌乱。国王说，“你们知道——我们不是阿拉伯人。我们是雅利安人，我们同你们是一个种族，我们有伟大的历史。我们有强大的自尊心。”
印第安纳公司董事长回答说，“哦，是的，我们知道，陛下。”
国王的自尊得到了抚慰后，讨论的其余部分就很顺利，双方随即签署协定，这使其他石油公司更为恼怒。印第安纳标准公司不像意大利碳化氢公司那样，它在波斯湾内哈尔克岛以南的一块近海油田开始发现大量石油。为了奉承国王，油田以古波斯王大流士的名字命名。以后不久，国王重新结婚，他的新夫人为他生了一个男孩，他的“后嗣”现在看来是有保证了。
纳赛尔在上升伊朗国王针对大石油公司已经建立的地位所进行的维持民族尊严的运动中，并不是单枪匹马的。在整个中东，民族主义在渐渐加强，趋向顶点，而纳赛尔是它的推动力。苏伊士运河事件对他来说是一个大胜利，证明一个中东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司和西方政府的强权上，是能够取胜的。他已经消除了摩萨台失败的耻辱。现在，一项出名的技术创新——价格便宜的晶体管收音机正在把他的激动人心的声音传送给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穷苦大众，使他到处都被视为一个英雄。
1958年，纳赛尔头上又加了桂冠，那就是埃及终于迷惑了苏联，使持勉强和怀疑态度的苏联提供资金来建造阿斯旺水坝。同年，作为纳赛尔的呼吁的一个重大象征，叙利亚联合埃及共同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似乎是他的泛阿拉伯主义梦想实现的第一步。表面上的合并不祥地把两个支配中东石油运输路线的国家——埃及有苏伊士运河、叙利亚有沙特和伊拉克两条输油管——凑在一起。至少在理论上，纳赛尔有条件可以单独地威胁石油供应或者甚至实实在在地掐断大部分供应。为了反击英国驻伊拉克大使所谓的纳赛尔的“钳制”，接着就进行了关于赶快建设通向波斯湾以及法奥港出口终点站的伊拉克输油管的议论。但是当时这个地区的形势以及伊拉克本身的形势每况愈下，看来要走向一场全面大灾难。
三年来，纳赛尔一直在进行恶毒的宣传战，指向伊拉克和哈希姆王朝成员，这个王室是英国支撑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把它安置在巴格达新产生的王位上的。1958年7 月，策划政变的军官对他们的部队讲了一个牵强附会的故事说，他们曾接到命令要开到以色列去缴械。这个故事足以使士兵们起来支持反叛。随后发生的政变触发了暴力和野蛮行动。人群涌上街头，高举纳赛尔的大幅肖像，随着人群的是一些蠕动着的活狗，它们代表伊拉克王室。国王费萨尔二世本人被冲进王宫的部队砍去了头。王太子被枪杀，他的手足被砍掉，插在尖铁上，在全城示众，他的尸体被肢解，连同苦于其他官员的尸体一起在街上拖曳而过，然后挂在国防部的阳台上。亲西方的首相赛义德化装成一个妇女想逃出城市，被人认出，当场被暴徒吊死。他的尸体也在街上拖曳而过，然后来了一辆卡车在尸体上来回开动，压到无法辨认为止。
巴格达新政府立刻要求大幅度修改伊拉克石油公司的特许开采权。巴格达的恐怖的政变使得该地区的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胆战心惊；纳赛尔主义看来注定要在中东成为最高统帅。
石油是正在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焦点。自从五十年代初以来，半官方所谓的“阿拉伯石油专家”一直在中东举行会议和进行接触。开始时主要的议题是对以色列的经济战：对这个新的国家实施石油封锁，并通过黑名单、骚扰、没收等威胁手段迫使国际石油公司执行。可是，随着时间的消逝，议程扩大了。虽然埃及不是一个石油出口国，纳赛尔却利用这些会议直接卷入石油政治里去。他图谋煽动和制造舆论，不断强调和推敲主权问题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且对波斯湾的石油和海湾国家施加他的影响。于是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情况：“穷人”以“富人”的资金来谋求地位的改善。1957年春在埃及举行的“阿拉伯石油专家”秘密会议上，代表们建议设立国内炼油厂以增加炼油量，建立一支阿拉伯油船队以及铺设通往地中海的阿拉伯输油管。他们还讨论产生一个阿拉伯的“国际团体”或“国际财团”来管理中东的石油生产、增加岁入和同石油公司的力量抗衡。那个小组强调有必要培养阿拉伯的技术力量以便向大公司挑战，打破它们的神秘性。
在那次会议上，民族主义和对抗的强烈情绪的矛头越过了大石油公司而指向西方国家。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塔里基宣称，石油是“阿拉伯人挥舞的最强大的武器”。代表们日益感到自己的力量，似乎为了庆祝，他们抽出时间去观看和庆祝苏伊士运河在埃及的绝对控制下重新开放后第一艘油轮通过的情景。那艘船载的石油是为保罗。格蒂从中立地带运出来的。
可是代表们关于成立一个财团或石油输出国的组织的谈论仍然是初步和不成熟的，他们过分关心的仍然局限于阿拉伯世界。要使议论成为现实，还需要有其他主要产油国尤其是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参加，而且还需要一个能起催化作用的人——胡安。帕勃洛。佩雷斯。阿方索。
胡安。帕勃洛。佩雷斯。阿方索1948年，把“50％对50％”原则编入法典以后不久，委内瑞拉新的民主政府被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了，控制权落入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上校这个野蛮、腐败的独裁者之手。在他的政权下，石油生产以十分迅速的步伐上升，到1957年产量已经加倍。对佩雷斯。希门尼斯的支持逐渐消失，他的政权于1958年1 月倒台，重新让给委内瑞拉的民主势力。这个新政府的许多领袖原是四十年代民主政府中的著名人物，后来成为流放和佩雷斯。希门尼斯监狱中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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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新的总统是罗米洛。贝坦考特，他曾是1945年革命军人集团的头头。在他被放逐的年月里，他不仅是佩雷斯。希门尼斯的善辩的反对者，也是国际石油公司的激烈批评者；他说，这些大公司与“独裁制密切关联”，曾把委内瑞拉变成一个“石油工厂”，这种情况典型地反映了戈梅斯独裁者的黑暗时代。
可是，贝坦考特和他的同事们已经从1948年的政变中得到了教训：在民主的政治派别中，需要保持联合和团结，不应排斥其他党派和利益集团。在头几年中，新政府必须同来自右和左的包括共产主义游击队的攻击作斗争。由于艾森豪威尔的政府对佩雷斯。希门尼斯表示友好，委内瑞拉国内存在着很大的反美情绪。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于1958年访问委内瑞拉时，他的车队在从机场驶入加拉加斯途中遭到一群愤怒的暴徒的袭击，险遭不测，几乎受伤甚至身亡。1960年，贝坦考特自己也受到暗杀的袭击，座车被炸，严重烧伤。1948年的那次政变仍然历历在目，所以贝坦考特现在谨慎行事。不论他以前曾对石油公司大肆抨击到什么程度，他现在需要它们了。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和他的同事们“都不是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者”。贝坦考特在处理石油问题时向一个人请教，那人就是佩雷斯。阿方索。虽然佩雷斯。阿方索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且确实是一个细心和讲究实际的分析家，他也是一个严峻而自信的道德家，其所怀的热诚不是政治家而是知识分子所有的热诚。一个同他一起工作的委内瑞拉人说，“他的决心坚强如钢，可是他说话温柔而且是近乎苦修式的人物。”
佩雷斯。阿方索生于加拉加斯一个富裕的家庭，他曾在美国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医学，后来回到加拉加斯攻读法律。可是后来他家破产，沉重的负担落在佩雷斯。阿方索肩上，因为他作为长子，觉得应对他的十个兄弟负责。这整个经历深深地震动了他；嗣后信奉节约和计划性成为他的性格的一个部分。他于1932年结婚时已经是一个不信国教的新教徒，不墨守成规而有严格的判断力，1932年结婚时他拒绝由一个他认为无能和腐败的加拉加斯法官来主持婚礼，而是和他的妻子去乡下找了一个当地的法官主婚。戈梅斯政权结束后，佩雷斯。阿方索与贝坦考特协力工作，在众议院内以反对党的石油工业专家的身分出现。从1945年起，他先在革命军政府内、然后在民主政府内担任开发部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开始对1943年的法律中的不足、不当之处进行修改来保证委内瑞拉真正能得到利润的50％以及对石油工业更大的控制权。
1948年11月，佩雷斯。阿方索接到美国驻加拉加斯大使的电话。大使说，即将发生一次政变，他想请佩雷斯。阿方索接受大使馆的庇护。佩雷斯。阿方索思索了一下拒绝了，并说他愿意冒险，说罢就回家吃午饭和静待事态发展。他被捕了，被认为是民主政府的幕后操纵者而投入监狱。后来他对他的家属说笑话，他担任部长时工作太卖力太辛苦，那次坐牢倒像是放假，给了他一个休息机会。实际上这不是一个玩笑；他受到严酷的对待，有一段时间他被单独监禁。
最后，他被允许流亡；他离开这个国家时对日常的政治感到厌恶并答应他的家人他将永远不回到积极的政治中去。他先在华盛顿市的韦斯利高地区找到安身之所，他同他一家依靠他们在加拉加斯一所房子出租的收入来勉强过日子。他替一些流亡的报纸写文章并做木工，可是比其他任何事情更重要的是专心致志于研究石油工业。他是国会图书馆的常客。他仔细阅读订阅的美国杂志，从《福布斯》、《幸福》、《民族》到《汽油杂志》，并把大量时间放在研究一个特别使他着迷的机构——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即那个开始时调节得克萨斯的石油生产、从而在三十年代初最黑暗的“石油每桶十美分”时期调节全国石油生产的机构。在华盛顿度过了几年的流放生活后，佩雷斯。阿方索经济桔据，他和家人迁往墨西哥城。另一个搬家的原因是他担心他的孩子们太美国化了，日后回到委内瑞拉去会感到不舒服——他认为这一天总是会来到的。
这一天于1958年来到了，独裁政权被推翻了。佩雷斯。阿方索的妻子要求他不要再回到政府任职。但是贝坦考特坚持要他回到加拉加斯去担任矿业和碳氢部部长；佩雷斯。阿方索还是去了。给他深刻印象的是，1958年的加拉加斯看来是多么富裕啊，靠了石油收入的支持，它与十年前他逃离时的加拉加斯大不相同了。然而他并不完全赞许。他认为石油财富是自然和政治的赐予，不是出自艰苦劳动，而且不久他就看到了他认为是石油财富产生的恶劣后果的现象。当他的一家还是在墨西哥过流放生活时，他们设法凑集了一笔钱买了一辆1950年的胜家牌汽车，这是一辆英国汽车，式样看来很像莫里斯牌；是佩雷斯。阿方索个人有限的几件宠物之一。当他回到委内瑞拉时，他把胜家牌汽车随后用船运去。那辆车到达码头后，搁在那里两个月逐渐生锈了；也没有人费心去通知佩雷斯。阿方索说车子已经运到了。最后，他知道这个消息后就派了一个机修工去海港把汽车开到加拉加斯来。在途中，车子走不动了。机修工事前忘了检查一下油箱，结果发现引擎里汽油耗尽。车子完全不能再开动了；引擎也完全烧毁了。必须搞一辆卡车来把它拉走，后来终于把它送到他在郊区的别墅。可是车子已经严重腐蚀。佩雷斯。阿方索把它看作活像一个天赐的征兆；他把车放在花园里的一只乒乓桌附近，作为一件已腐蚀。的和畸形发展的圣物和标志，以象征他所看到的和对一个国家来说石油财富的危险性——一懒惰懈怠、满不在乎和信奉购买、消费、浪费的思想态度。
佩雷斯。阿方索曾发誓决不让自己被权力的浮饰所引诱；一旦他回到职位上去；他坚持过一种简朴、有纪律和节俭的生活。他把自制的沙丁鱼三明治带到办公室去当午餐。他在新的职位提出了对石油工业结构的精辟的理解和明确的目标。他不仅要增加政府在地租收入上的份额，也要实现把石油公司控制生产和市场的力量权威向政府转移。他的理由是石油价格太便宜对消费者不利，因为结果是一个无法再生的资源将过早地消耗殆尽，以及对发展新的油田抱心灰意懒的态度。对生产国来说，石油是国家的遗产，它的好处属于当代人民及其子孙后代。石油流出来的资源和财富都不应浪费。石油的收入应当用来更广泛发展国家。石油的生产和分配应当由主权政府而不是外国大公司作出基本的决定。人的天性不允许挥霍这个宝贵资源的蕴藏。
可是，佩雷斯。阿方索也受到精明的生意经的驱使；他知道一方面虽然委内瑞拉同中东的产油国有亲密关系，另一方面那些国家也是它的危险的竞争对手。根据一项估计，如果同波斯湾产油国的每桶二十美分相比的话，委内瑞拉的生产成本比较高，每桶约高出八美分。所以在公开的生产竞赛中委内瑞拉必然处于不利地位；它将失去市场销售的份额。于是委内瑞拉有一个极好的理由谋求说服中东产油国去要求大公司付与更高的税款，从而提高它们石油的成本。
佩雷斯。阿方索采用的提高委内瑞拉地位的窍门实际上是根据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的做法，他在流放期间曾对这个机构作了大量的研究。他甚至进一步直接与它接触并聘请它的一位咨询顾问来向他解释按比例分配的神秘奇妙之处，以及如何在委内瑞拉加以应用。他也知道，仅仅是同中东产油国谈判这一着是不够的，而是要模仿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建立一个全球联盟。委内瑞拉可以通过促进中东提高石油成本的办法和使生产成本较低的产油国同意建立一个国际按比例分摊分配的系统的方法，就像得克萨斯已经形成的巧妙的做法那样，来保护它的市场销售份额。这样一个共同战线的组成将通过调节生产而防止委内瑞拉的主要岁入来源——它的石油工业——被千百万桶中东廉价石油所淹没。
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初勉强作出的决定——对外国石油加以限额以便保护国内生产者，使委内瑞拉受到的打击比其他国家都来得厉害，因为它的总出口额的40％是销往美国的。于是美国采取了另一个步骤。为了安抚美国的一些近邻，它对从陆地上运输的——即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运来的——石油不加限额，作为例外，其根据的理由是为了国家安全。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大西洋上的战斗”，说陆地运输石油比较安全，因为敌人的潜水艇无法阻止它。对委内瑞拉人来说，那简直是一种随便的虚构，用来减少美国同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磨擦，所以他们被激怒了。佩雷斯。阿方索以尖刻的口吻对他的一位助手说，“美国人把骨头扔给我们啃。”委内瑞拉强烈地提出抗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毕竟是主要的和可靠的供应者，并且在将来也是一个战略性资源。而且正是墨西哥，而不是委内瑞拉，曾经把美国的一些石油公司收归国有。那么，为什么委内瑞拉反而在受惩罚呢？
怀着强烈的怨恨，佩雷斯。阿方索飞往华盛顿，这次他不再是一个政治流放者试图去开始一个朝不保夕的生活，而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大国的矿业和碳氢部部长。他带了一个产生西半球石油系统的建议来到华盛顿，但是这系统将由各国政府管理，而不是由各个石油公司来经营。在此系统中委内瑞拉作为一个国家将获得一个限额——也就是得到保证的美国市场的一个份额、各公司不再有特权来决定从哪一个产油国取得石油。佩雷斯。阿方索所要求的并不异常怪诞；他能指出毕竟这同美国食糖限额制一模一样，运行方式也是一样，即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份额。但是，石油还不是食糖。
美国政府对佩雷斯。阿方索的建议并不感兴趣；事实上它也从来没有对之作出什么反应。加拉加斯的新的民主政府感到受了侮辱。佩雷斯。呵方索就谋求在别的地方找到一个更想听取他的建议的听众——在开罗。
“红色酋长”
阿卜杜拉。塔里基是沙特阿拉伯人，一个组织来回于沙特阿拉伯与科威特之间的运输车队的骆驼主的儿子。他的父亲要他继承他的行业。但是塔里基的聪颖在年少时已经显露出来，因此他被送到科威特去上学。后来他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在开罗学习，在那里
他吸收了那养育纳赛尔的民族主义泉水。由于获得了奖学金，他前往得克萨斯大学攻读化学和地质学，随后他在得克萨斯石油公司获得了培训地质工作者的职务。他对美国的看法是在得克萨斯形成的，据说他在那里的时候有好几次不让他进入酒吧间以及享受其他设施，因为他被当做墨西哥人。1948年，他回到沙特阿拉伯，实际上是第一个在美国受教育的沙特阿拉伯的专家治国论者，也肯定是在地质学和化学方面受过训练培养的第一个沙特人。他也娶了一个美国老婆。1955年塔里基三十五岁时，被委任为新创立的石油和采矿事务局局长。从一开始他的意图不光是从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收集石油方面的统计数字提供给王室，他还成立了一个专家组，包括一位美国律师和一位年轻的沙特专家治国论者希沙姆。纳西尔，他准备不仅质问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特许开采权的基础和根据，也指责西方的石油公司本身。
塔里基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他不仅是纳赛尔的热烈拥护者，也对曾经创立现代沙特阿拉伯的家族提出强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抨击，而且，也许就这个王国唯一重要的经济地位来说，他同时又是那个同一家族的仆人。被有些人称为“红色酋长”的塔里基占有了这个地位，尽管他有他的看法，这是王室内部沙特国王与他的弟弟费萨尔之间正在进行的权力斗争所造成的结果。正如老伊本。沙特晚年所担忧的，他的长子、难于捉摸和古怪的沙特国王正在使国家陷于外交政策上的困境，又是一个优柔寡断和过分挥霍无度的人。对比之下，费萨尔是一个精明和冷静审慎的儿子，对这个儿子老国王已经把最重要的外交和政治事务都委托给他了，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被派去访问英国。费萨尔坚持败家子般的挥霍无度必须加以约束。他同沙特相反，倾向于与纳赛尔敷衍，他实际要的是同比较因袭传统的一些政权结盟，同美国和西方结盟。塔里基把那么多的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这样的权力斗争上，而且又缺乏一个唯一的能统治的人物，他还是能够在一个绝对关键性的领域里相当独立自主地形成政策，而这一政策正巧为王国产生整个财富。
开始时，塔里基集中在试图对炼油和市场资产加以控制，以此作为一个提高沙特的石油岁入的手段。他要创立一家沙特的石油公司，能在消费国家内联成一体，甚至把加油站都联合进来。他甚至还想提出一个主张，计划使美国的公司胆战心惊，出一身冷汗，那就是把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无保留地收归国有。但是在1959年初，他的全部战略忽然改变了。他突然决定，对油价和生产的控制比之国有化和一体化更为重要。他改变主意的原因是油价突然下降。
竞争的压力五十年代期间世界石油需求增长，但生产量的增长更为迅速。出口国总是在寻求更高岁入，它们中大多数所采取的方法是增加出售量而不是提高油价。越来越多的石油在寻求市场，而石油市场的实际容量总是这么一些。结果，石油公司被迫在它们出售中东石油的价格上打折扣，而且折扣越打越大。
打折扣出售在世界石油历史上造成一个重大的差异，即“公布”的或正式价格牌价持久不变，而实际的原油售价在下跌。正是按照前者即牌价来计算产油国的“所得”——税收加开采权使用费的。这个牌价应该与市场价格不相上下的，而且原来情况就是这样的。但是由于打折扣的办法推广开去，就出现了这两种价格之间的缺口，而且缺口越来越扩大。“公布”的牌价不容易轻易地减低，因为它对产油国的岁入具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它们继续根据“公布”的牌价收取它们的50％的利润。可是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公布”的牌价是一个“虚假”的价格，只作为计算岁入的基础而存在着。事实上，产油国从实际价格上所实现的利润的百分比要比50％高，也许是60％或70％。换言之，中东各国政府不受影响而各石油公司却在承受削价出售的后果。从1958年开始，打折扣的问题越来越尖锐。美国强行实施进口限额在很大程度上是把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石油市场对美国境外迅速增长的石油产量关闭起来。其结果是，那些增加出来的石油必须奋力挤到非全球性的石油市场上去。
可是还有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原因使打折扣出售的做法越来越盛行，那就是世界市场来了一个强大的新的参与者——或者可以说是一个重新参与者——苏联。斯大林对苏联石油工业的软弱和不足痛苦地反复思考还不到十二年，但是巨大的投资和努力有了回收，使俄国石油工业的产量远远超过以前的水平。那新发现的伏尔加一乌拉尔地区经证明是一个大富源。1955至1960年之间，苏联石油产量实际上增加了一倍；到了五十年代末，苏联已经取代了委内瑞拉而成为世界第二大产油国，仅次于美国。实际上苏联的产量相等于中东生产总额的3 ／5 左右。
起先，苏联生产的大部分石油在苏联集团内部消耗。可是到了1955年，俄国已经在商业规模上恢复向西方出口石油。自从1958年以后，石油出口高涨，并且成为世界市场上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央情报局认为它是“国际石油领域内不可忽视的力量”。苏联已经准备好恢复扮演俄国在十九世纪时是西方的一个重要的石油供应者的角色。它要获得买主，不管什么买主都好；它也削价出售，为了获得买主并使他们成为华盛顿所谓“苏联经济攻势”的一部分。1958年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提出警告说，“自由世界面临一个十分危险的形势——苏联的产量可以扰乱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
对那些石油公司来说，迎接这个挑战和钳制俄国人的一个办法，除了西方政府对苏联石油进口加以重大的限制之外，是予以竞争性的反应——削减售价。可是，各公司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窘境。如果只减低市场价格，那么各公司就单独承担这个削价的全部后果。它们能否敢于把“公布”的牌价也来一个削减，以便让产油国也分担与俄国人竟争的负担呢？
它们于1959年初就这样干了。英国石油公司首先削价——每桶减价十八美分，降幅约为10％。它的行动马上触发了来自石油出口国的谴责怒潮。佩雷斯。阿方索勃然大怒。阿卜杜拉。塔里基也大光其火。一家石油大公司大笔一挥片面地削减产油国的国家岁入。石油出口国激动地采取行动。
阿拉伯石油代表大会一个阿拉伯石油代表大会已经安排好于1959年4 月在开罗召开。在开罗举行会议象征着纳赛尔的地位在阿拉伯世界里已经上升。四百人出席了大会，当然包括塔里基。作为一个“观察员”出席的是佩雷斯。阿方索，他对英国石油公司的削价和根据美国新的限额对委内瑞拉石油实施限制这两件事十分生气，同时仍然对最近华盛顿草率地拒绝他提出的西半球石油方案感到刺痛；陪同他来的是一个委内瑞拉代表团，带着该国的税法的全部文件以及其他译成阿拉伯语的石油立法文件。令人注目的一个缺席者是伊拉克。尽管纳赛尔的思想意识在阿拉伯世界占了优势，巴格达的新统治者们并不倾向于把自己从属于纳赛尔，而且在那次流血的政变之后不久，伊拉克与埃及就闹不和。结果，伊拉克正式抵制阿拉伯石油代表大会，因为这次会议在开罗召开，而且会议有可能会出现由纳赛尔对石油事务一个人说了算的危险。
出席者耐心听完一大堆发言和看完一大堆文件，这些都是事先计划好的，大多数是技术性的。不过英国石油公司在会议前夕削价的举动改变了情绪和气氛，促使关键性的与会者怀着激动的心情谋求组成共同战线来反对这一个做法。石油大公司担心会议也许会谈到国有化问题，所以它们派了观察员去开罗参加会议。可是代表们的所见所闻使他们感到宽慰。为了使英国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放心，这家公司的代表迈克尔。哈巴德写道，“就政治问题没有占得上风而言，会议可以说是成功的。”他还补充说，在阿拉伯和西方代表之间也进行了非正式的讨论，“气氛非常友好。对西方所认为的石油工业中的基本事实，他们不知道，这是这次大会的主要特点。”另一个英国石油公司的代表说，这次会议“对石油工业与那些阿拉伯东道国家的日后的关系来说，可以打个‘干’号分数。”
英国石油公司确实在这次会议期间试图进行一些公司自己的私人外交。哈巴德向董事长报告说，通过“幕后活跃人物《石油周刊》的万达。雅布隆斯基小姐”，他得以安排与阿卜杜拉。塔里基的会晤。雅布隆斯基向他保证，“从她个人所知情况来看，有可能与沙特阿拉伯人讨论经济事实。”哈巴德还说，“不幸的是，经证明情况并非如此，为了石油生产上的偏私现象，我们受到了猛烈抨击，科威特的人口只有几十万，生产却比在沙特阿拉伯更为迅速上升，而沙特有好几百万人属于生活水平低下的贫困阶层。”哈巴德最后说，“事实证明完全不可能同他们建立任何接触点。”（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官员后来抱怨说，当西方经营石油的人士同塔里基谈话一开头就使用这样的语气“我的好伙计，要是你像我一样搞了多年石油……”时，“他们本想这样可以搞好关系，实际上已经弄巧成拙，搞得更糟了。”）
“向大家问候，万达”
但是万达。雅布隆斯基在开罗时比哈巴德所知道的还要忙。作为《石油周刊》的记者以及后来《石油情报周刊》的编辑，她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石油新闻记者。一头金发，穿戴时髦，她怀有欧洲人机敏处事的本领，这种本领是必需的，使她能应付各种各样的场合。虽然她具有塔贝尔那样的坚定果敢和独立性，她不是石油工业的评论家而是在它全球性扩张的伟大年月里为交流和情报提供了一条渠道。她善说俏皮话，巧妙而又坚韧，是一个在工程师和民族主义者男性超然的世界里串来串去的单身妇女；她能直觉地掌握分寸，如何与她所接触到的人格斗和予以刺激挑逗，虽是以迷人的方式和动人的风度来进行的，直到她能取到她所要的报道为止。她实际上认识石油工业里所有的重要人物。多年来，她周期性地以她的轰动的独家新闻来刺激某一家公司或某一个国家，使得它们火冒三丈；有时候，各公司都停止订阅她的刊物，但她终于使它们感到羞愧而重新订阅。归根结底，在石油工业里，没有
一个处在掌权或负责地位的人士能够缺了她的刊物而过日子的。
雅布隆斯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位由著名的植物学家转而成为地质学家的女儿；她父亲加入了一家波兰石油公司而最终该公司成为纽约标准一真空石油公司（后来称为莫比尔公司）的一部分。他的工作是周游全世界去调查纽约标准石油公司计划建立销售市场的那些国家里，在地质学上有无可能发现石油而足资竞争的情况。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雅布隆斯基从她父亲处学到的更多是关于植物而不是石油的知识；每当她说出一种植物的名称，她就能得到一个便士。有一次在横跨美国的一次汽车旅程中，她见一种说一种，一下子就得到了一百多美元。她跟随着她父亲走遍世界，虽然她常常与她父亲有长期的分离；到了她进入康奈尔大学时，她已经在许多学校学习过—一新西兰、埃及、英国、摩洛哥、德国、奥地利和得克萨斯——并且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骑着骆驼从开罗旅行到耶路撒冷（事后她全身必须经过消灭虱子的处理）。她有一次说道，“我对世界持有一个不同的态度。我不能适应任何一个地方，除了纽约以外。”
1956年，苏伊士危机刚过去，雅布隆斯基去中东十二个国家作了一次值得纪念的采访旅行，其间甚至吵着要获得沙特国王的邀请去利雅得访问他。她后来写信给她在纽约的同事说，“你们猜猜看我昨晚是怎么过的？就在沙特阿拉伯国王的女眷住的内室里！你们不要马上下结论，让我告诉你们，我就在那里……喝茶（用玫瑰水煮的）、吃晚餐、进行一次十分愉快的‘女人之间的闲聊’……与你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或者在《天方夜谭》中读到的是两码事。没有那种幻想的电影腔的东西。只不过是朴素、平常、温暖的老家和家庭的气氛——正像我们自己的家一样，当然不用说家庭的规模要大得多哩！向大家问候——万达。”她在信中未提到守卫在国王女眷住的闺房门前的太监，这些守卫对她故意视而不见。
雅布隆斯基不仅会晤了沙特国王，也会见了阿卜杜拉。塔里基；她把后者描述为“在中东须加以注视的第一号人物——就石油开采权政策而言……他是一个负有使命的年轻人”。她详细摘录塔里基对在沙特阿拉伯经营的美国石油公司所发的恶毒谴责的言论。二三年后在第二次大会期间（塔里基在此期间的抨击仍然不减其刻毒性），她也传递了一项重要的信息。她对塔里基说，“还有一个家伙完全同你一样地难对付。”她指的是佩雷斯。阿方索；她还答应把他和塔里基凑在一起。
1959年在开罗召开的阿拉伯石油代表大会上，她遵守了她的诺言，邀请佩雷斯。阿方索上她在开罗希尔顿旅馆的房间里去喝可口可乐。在那里，她向他介绍了阿卜杜拉。塔里基。佩雷斯。阿方索说，“久仰大名，久仰大名！”佩雷斯。阿方索之所以来参加会议为的是一件正经事，现在这件事可以开始了。阿方索和塔里基两人同意他们应当同其他主要出口国的代表私下谈谈。但是在哪儿谈呢？在开罗郊区的马迪有一个游艇俱乐部；现在不是季节，所以那个俱乐部实际上是空关着的。他们可以在那里再会晤，不会引人注目。
在马迪的接连几次的讨论进行得如此的不透风，加上极端的防范，以致后来伊朗方面的参与者说，“我们是在詹姆斯。邦德特工的惊险小说的气氛里会晤的。”参加者除了佩雷斯。阿方索和塔里基外，还包括一个科威特人；一个不断坚称他只作为观察员来出席的没有受权代表政府的伊朗人；一个伊拉克人，由于他的国家目前抵制大会，他是以阿拉伯联盟官员的身份出席的。出于这一切的考虑，他们开会不能作出正式的记录。但是佩雷斯。阿方索知道怎样绕过这个障碍；他们可以订出一个“君子协定”，里面只载明对他们政府的一些建议。这样，大家都毫不迟疑地签了字，除了那位伊朗人以外，他非常惧怕没有国王的批准而采取行动，因此他失踪了；以致其他出席者还得要求开罗警方去寻找他，以便让他也签上名。
君子协定中的建议反映了佩雷斯。阿方索在离开加拉加斯之前早已存在脑子里的一些主张：各政府建立一个石油咨询委员会；它们要保卫价格结构；它们要成立各个国家的石油公司。各国政府也受到敦促，要它们正式扬弃西方国家极为宝贵的“50％对50％”原则，改为对它们有利的至少是“60％对40％”的分摊。此外，它们应当逐步建成它们国内的炼油厂，走向石油工业的后阶段程序，为了“确立稳定的市场”而使它们更加一体化，从而更好地保护它们的岁入。尽管君子协定是秘密签订的，但是从各方面来说，它是石油工业变革动态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朝为了对付石油大公司而组织共同战线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至于万达。雅布隆斯基，她照旧是接近这次行动的中心的；她刚作了一次媒人，撮合了一个行将发展成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联盟。
26、欧佩克和调压锅
但是，石油剩余额继续增长。按牌价再打折扣继续进行，大体上都是苏联大肆销售造成的结果；苏联通过削价和以货易货的交易加强在西方出售石油的攻势。在这些冷战年月里，西方有许多人认为苏联加强石油攻势不仅代表商业冒险，而且也是政治进攻，其目的在于在西欧形成倚赖苏联石油的局面，削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团结以及破坏西方在中东的石油地位。参议员肯尼思。基廷谈到俄国人时说，“经济战特别适应他们征服世界的目的。”关于苏联的气势汹汹的领袖，他又说，“赫鲁晓夫已经不止一次地吓唬我们要把我们埋葬。现在越来越明显，他还要把我们溺死在石油海洋里，如果我们让他得逞的话。”
肯定的是，苏联正在证明它是一个十分坚强的竟争者。苏联人需要美元以及其他西方的硬通货来购买工业设备和农产品。出口的石油当时和现在一样，是他们不得不销售给西方的很少几样东西中的一样。在纯粹经济条件上，苏联的价格是不能轻易地抗拒的。在某一个时候，俄国石油在黑海一些港口可以以中东石油牌价的大约一半的价钱随意购到。石油大公司深怕在西欧销售不出去，市场落到俄国人手里而西欧又是中东石油的主要市场。当西方大公司注意到俄国石油的最显著的购买者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头号讨厌的人物、意大利的恩里科。马太的时候，它们内部的焦虑不安增加了。
正如在1959年那样，大公司对付石油普遍过剩特别是反击苏联威胁（政府对进口苏联石油予以限制除外）的唯一途径又是作出竞争性的反应，即削低价格。但是价格削到什么程度？如果只减低市场价格，那么石油公司单独要承担全部损失。然而问题是，它们有没有能力可以再度削减牌价来进行冒险呢？1959年2 月的第一次削价曾经激起了一个阿拉伯石油代表大会并导致那份君子协定的签订。如果它们再来一次削价，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T 字尺与计算尺
1960年7 月，开罗的阿拉伯石油代表大会召开后十五个月，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会在纽约开会来考虑牌价这个麻烦问题。会议陷人争论。
该公司有了一个董事长，此人大家都称为“杰克”，是个严肃稳重的人，名叫门罗。
拉思伯恩。他的一生简直是美国石油工业的一本教科书。他的父亲和他的伯父都曾在西弗吉尼亚当过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炼油工人。他本人曾经读过化学工程，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他就去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在巴吞鲁日的大炼油厂工作。他是新潮中的第一个成员，这个新潮正如一个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人所说的，把炼油技术从仅仅被认为是“猜测和技艺的结合”的观点中脱离出来使之变成一门科学。
到了三十一岁的时候，拉思伯恩是巴吞鲁日炼油厂的总经理。在那里他发展了很多的政治技能来挡住路易斯安那州那位蛊惑人心的政治头儿休伊。朗的恶意攻击，此人“惯常参加竞选来反对标准石油公司”。（作为他个人反对标准石油公司的行动之一。朗有一次给年迈的塔贝尔一百美元，购买她写的《标准石油公司历史》一书的绝版本。）拉恩伯恩在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逐级晋升到最高职位。作为头头，他很自信、果断、冷静，对聊天闲谈不感兴趣。他的一位同事说他是“一个带着丁字尺的工程师”。最大的弱点是他的整个事业都放在美国国内的职位上，所以他不能直觉地抓住外国石油生产者不断变化的心态。对平民主义者休伊。朗的抵制并不是像拉恩伯恩所想象的那样能够使他作好准备来对付石油输出国的民族主义领袖。
他简直没有体会再度减低牌价这一举动会引起什么反应。在他看来似乎甚至没有必要与生产国商讨，他对他们怀有一定的不耐烦的情绪。他有一次说过，“对有些穷国来说，钱是易于醉人的酒，对这些国家中有些穷人也是这样。”
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当时是由似乎是数不清的委员会管理着，所以在内部人们称公司为“新泽西标准委员会公司”。这个制度旨在预先阻止仓促轻率的决定，保证每一个问题都经过仔细分析和全面的思考。但是，正如一位同事有一次说的，拉恩伯恩具有“那样大的决心，他放弃了遇事都需要非常大量的证明和根据的做法”。
而在这一时刻，由于全神贯注在如何在供应过剩中获得市场这一战略问题上，拉思伯恩决定要冲垮公司内的委员会制度，强行实施削减牌价。
霍华德。佩奇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中东问题谈判专家，并且曾经是组成伊朗财团的人物，他很不同意拉思伯恩的做法。他和其他董事会成员认为拉思伯恩并没有充份理解这个问题或者说可能产生的反作用。他曾有一个时期在这个问题上与拉思伯恩闹过不和。佩奇具有广泛的国际经验；他在战争期间曾在哈罗德。伊基斯手下帮助组织美国与英国之间的石油供应工作；后来他成为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中东协调员。一个曾经是他的谈判对手的人说，“他是一个十分坚韧的人。他总是在腿上搁一把计算尺，以便用来仔细计算，每桶石油的价值要算到半分钱为止。但是他又是一个有眼力的人，而且很能理解别人的眼力。”佩奇抓住了中东民族主义具有爆炸性的力量这一点，他怕他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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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同事尤其是拉思伯恩抓不住它。
为了努力使和他共事的董事们懂得和体会到这一点，佩奇安排刚从中东回来的无畏的新闻记者万达。雅布隆斯基同新泽西标准公司的董事们见面。根据曾在事后同雅布隆斯基谈话的一个英国外交家的报告，她对董事们说在那里“各个阶层几乎是普遍的对纳赛尔阿谀奉承，对西方的敌意则明显地加深了。在石油领域里，这种敌意采取了像反对在外地主所有制那样的越来越强烈的呐喊的形式。她曾听到许多人强烈地抨击那些来自外国资本的国际性石油公司，说这些公司正在把阿拉伯国家的财富抽干！这些公司的高级总裁们在遥远的伦敦、纽约、匹兹堡等地控制中东产油国家的经济命运，这是不可容忍的。”雅布隆斯基对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董事会说，伊拉克石油公司和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现存结构也许是“短命”的——这一点是他们活在世界上最不愿意听到的。
在另一次单独同雅布隆斯基的会晤中，拉思伯恩对她关于民族主义力量的论述表示强烈地不同意。他对她的担忧不以为然。他刚从中东回来，说她过分地悲观了。
雅布隆斯基尖刻地回答道，“你没有深入下去。杰克，为你自己做件好事吧！
要知道你得到的是红地毯的待遇，你在那儿只呆了几天啊！如果你没说你刚才说的那些话，也许更明智一些。“
现在，当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会就削减牌价进行辩论时，佩奇据理反对。
这样做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将削减各个国家的政府岁入。他说，同各国政府商量一下，同它们妥协，但是不要单方面行事。佩奇提出一个动议说，可以削减，但只能在同各国政府讨论并获得同意后付诸实施。其他董事支持这个动议。拉思伯恩不支持而他又是董事长。他私下斥佩奇为一个“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他决定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着手进行削价，公司应按他的愿望和意志行事，那就是事前不必去请教任何政府或者任何个人。就是这么一回事。
1960年8 月9 日，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没有直接向输出国提出警告而宣布中东原油的牌价每桶削减十四美分——约减低7 ％。其他公司也相继削减，尽管它们不那么热衷，而且有几家公司是怀着很大的忧虑这样做的。对壳牌石油公司的约翰。
劳登来说，那是“决定命运的举动。在对各国政府如此紧要的一个工业里，你就是不能让市场力量牵着走。你必须把其他一些事情考虑在内。必须异常小心”。在1959年那次削减牌价中有过教训的英国石油公司咕哝说，它“遗憾地听到这个消息”。
产油国方面的反应远远超过“遗憾”。它们的国家收入的相当一部分突然被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拿走了。再者，削价决定对它们的财政地位和国家身份具有那么大的重要性，却是由单方面予以执行的，事前未经任何商量。为此各产油国大为愤怒。霍华德。佩奇回忆说，真是“闹翻了天”。另外一个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总裁曾经反对过削价，削价公布时他正在巴格达。他后来说，他很“高兴能活着出来”。
“我们做到了！”
输出国被激怒了，它们等不及了。标准石油公司在1960年8 月宣告削减牌价后没有几个小时，阿卜杜拉。塔里基就打电报给佩雷斯。阿方索，然后匆忙地去贝鲁特进行二十四小时的访问。新闻记者们问他将发生什么事。他答道，“等着瞧。”
塔里基和佩雷斯。阿方索想把开罗的君子协定的签署者尽快地召集在一起。伊拉克人在愤怒和激动的混杂心态中看出了一个政治机会。卡塞姆的革命政府并不愿意在中东屈从纳赛尔式的秩序，并且竭力反对纳赛尔通过支配阿拉伯联盟和各种阿拉伯石油会议而在石油政策上运用他的影响。伊拉克人现在看到，削价一事可以作为催化剂来建立一个完全由输出国（包括伊朗和委内瑞拉两个非阿拉伯国家）组成的新组织，从而把石油政策同纳赛尔分离开来。伊拉克人也希望这样的集团在他们同伊拉克石油公司对抗中支持他们，并且为他们提供他们极度需要的额外收入。所以他们抓住这个机会在伊拉克赞助之下把其他输出国聚在一起，很快地发出了请输出国来巴格达开会的邀请。
当伊拉克政府发来的电报被送到加拉加斯佩雷斯。阿方索的办公室时，他兴奋极了。这就是他极力主张成立的国际“得克萨斯联合会”的必要条件。他高举电报，兴高采烈地向他的助理们宣告，“我们做到了！”
各石油公司很快地体会到单方面的削价是一个可怕。的错误。1960年9 月8 日，壳牌石油公司伸出了橄榄枝；它把牌价提高了二至四美分。这个姿态太晚了。到了9 月10日，主要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科威特、伊拉克、伊朗——的代表到达巴格达。卡塔尔作为观察员列席会议。这次会议的预兆并不特别好。
由于有人图谋对新的民主政府发动政变，佩雷斯。阿方索不得不推延从加拉加斯动身。巴格达市布满坦克和武装士兵；新的革命政权对一次预期会发生的政变提高了警惕。在讨论进行时，每个代表背后都站着武装警卫员。
然而到了9 月14日，这个集体完成了它的工作。一个对抗国际性石油公司的新的实体已经建立起来，它名叫“石油输出国组织”；它明白宣布它的意图：维护石油价格——更确切说，恢复到未削价前的水平。从那时起，成员国将坚持石油公司必须在定价问题上同它们商量，因为定价对它们国家岁入的影响是非常关键性的。
它们也要求建立一个“调节生产”的系统，这是塔里基和佩雷斯。阿方索两人所梦想的一个世界性的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他0 地保证要团结一致，如果大公司试图对他们中间的一个施加“制裁”的话。‘欧佩克的产生为大公司提出了很好的理由要它们反省、作出建设性的让步和彻底的道歉。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代表几个星期之后在一次阿拉伯石油会议上无可奈何地说，“如果你们不赞成我们做的事，我们表示遗憾。任何时候，在任何大小事务上，你们如不同意我们做的事，我们只能抱歉，事情就是这样了。我们所做的事究竟是对是错，事实上是你们觉得那是错的或者你们不了解为什么我们这样做了，那么，在我们这方面来说就是失败了。”
作出道歉是慎重的，因为欧佩克的五个发起会员是占世界原油输出额80％以上的输出国。再者，欧佩克的创立代表了“在石油输出国方面，是对主权采取的第一个集体行动”，这是后来一位欧佩克副秘书长法希尔。贾拉比所用的词句，他还说这也表明“国际经济关系的第一个转折点，转向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控制”。
然而，尽管有那么多的动作和言论，新建立的欧佩克看来并不十分具有威胁性或威望。而且大公司不管作出了什么样的初步道歉，肯定地说它们并没有把它太当一回事。标准石油公司的霍华德。佩奇说，“我们并不怎么重视它，因为我们认为它行不通，起不了作用。”巴格达成立会议上的伊朗代表以及欧佩克的第一任秘书长法阿德。鲁哈尼的评论说，大公司开始时佯称“欧佩克并不存在”。西方各国政府也并不太注意它。1960年11月，欧佩克成立之后两个月，中央情报局在关于“中东石油”的四十三页的秘密报告里，只用了四行文字来提到这个新组织。
六十年代的欧佩克说实在，欧佩克在它的早期几年里只能声称作出了两个成就。
它保证石油公司在未经商量单方面采取任何重大步骤这一点上将谨慎从事。而且它们也不敢再削减牌价。除了这两点，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欧佩克在它第一个十年中很少有所作为。在所有的成员国家里，除伊朗外，地底下的石油贮藏按照合同实际上是属于有特许开采权者，即属于石油公司，从而限制了那些国家对它的控制。再进一步说，世界石油市场被过剩的石油压垮了，而石油输出国又是竞争者；它们不得不为能否抓住市场以便维持岁入而担忧。因此，它们花不起代价来疏远那些大公司，因为它们要依靠大公司进入市场。
六十年代标志着非殖民主义化连续不断的进程，“第三世界”许多问题和争执也在这十年中纷纷出现。然而石油世界的主权问题（这些争论问题在1960年欧佩克组成时是非常突出和主要的）由于石油公司以提高产量满足输出国想得到更高岁入的要求，在随后的几年里平静下来了。另外还存在着较广泛的政治因素。在沙特阿拉伯，费萨尔国王现在牢固地掌握政权，他与他的哥哥沙特相反，倾向于西方。实际上，沙特阿拉伯与埃及之间不久发展了政治竞争，其顶点就是也门发生的代理战争。在中东范围以外，委内瑞拉的兴趣在于追求同美国建立稳固的关系并想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争取进步联盟中成为一个主要国家。总而言之，国际政治的环境，包括美国的支配地位以及它对几个产油国的安全的重要性，阻止了产油国家太直接地向美国和其他西方工业国家进行挑战。
即使欧佩克成员国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经济目标——增加他们的岁入——它们中间的政治对抗仍然相当厉害。1961年科威特完全脱离英国而独立，当时伊拉克不仅要求把这个小国家据为己有，而且威胁要进行侵犯。只是在英国派遣了一个人数不多的陆军连队协助保卫科威特之后伊拉克才后退。但是伊拉克因此以暂时中止它在欧佩克中的会籍表示抗议。两个主要产油国——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也怀着疑虑和妒忌，互相侧目而视，甚至当纳赛尔的高升和埃及以及整个中东的民族主义高涨对这两国的王朝及其在这个地区的政治领导地位形成威胁的时候，它们仍然如此。
伊朗国王要尽快地增加岁入，他认为这一点只有通过多卖石油才能做到，而不是抑制生产和提高油价。而且他要肯定伊朗能够重新获得和保持适合于他本人的野心的卓越地位。他说，“伊朗必须恢复为第一号产油国。国际石油按比例分配的办法在理论上好听，但在实际上是不现实的。”
沙特的阿卜杜拉。塔里基赞成按比例分配，同沙特国王联合在一起。那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因为费萨尔在权力斗争中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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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962年，塔里基被撤职，由年轻的内阁法律顾问取代他当石油部部长，他就是艾哈默特。札基。亚马尼，他本人并不对创立一个国际性的得克萨斯委员会的概念怀有特别的兴趣。就这样塔里基同欧佩克的关系割断了。嗣后十年半的时期里，他在外到处流亡，作为一个咨询者对其他产油国进行顾问；他还以新闻记者和辩论文章作家的身份对石油大公司进行谴责并敦促阿拉伯人去抓取对它们的资源的全部控制权。
欧佩克的另一个创立人佩雷斯。阿方索不仅对政治而且对欧佩克本身也不再抱幻想了。部长的职务和到处旅行使他的健康由于过分劳累和紧张而受到损害，终于在1963年辞职。他说他的使命曾经是把产油国搞在一起；他已经做到了，因此他也没有什么更多的事可做。辞职后几个星期，他严厉批评欧佩克没有效率和没有为委内瑞拉带来任何利益和好处。然后他退隐去他的别墅从事写作和研究哲学，努力设法把他的房子和花园成为一块孤立的飞地，使他得以在一个到处涌现着发达景象、喧闹声和汽车的城市里进行思考和批评。但是佩雷斯。阿方索不再谈论“发展石油”
；相反，他开始把石油称作“魔鬼的排泄物”。他把那辆生锈的胜家牌汽车留在花园里作为一件浪费石油财富的见证物。在他晚年时，他继续关心节约而不是挥霍资源以及工业社会所产生的污染问题。1979年他逝世前不久说道，“我首先是一个生态学家。我一直首先是一个生态学家。我现在不再对石油感兴趣。我活着是为了我培植的花朵。作为生态保护集团的欧佩克实际上已经消失了。”
在六十年代大多数年月里，各大石油公司竭力谋求避免与欧佩克进行直接谈判。
其中一家公司的总裁回忆道，“我们的立场是我们持有石油特许开采权，我们要同油田所在的国家打交道。”欧佩克本身在整个六十年代里仍然（正如另一位石油公司总裁所说的）是一个插曲：“石油世界的现实是美国的进口限额、俄国的石油出口以及竞争。这就是充塞在行业性报纸专栏里的内容，也是充塞在石油公司总裁的脑海里和政府决策者的备忘录中的东西。这一切是石油工业的重要的根本性事物。”
突出于其他一切之上的是使人头晕目眩的需求增长以及甚至更令人头晕目眩的随时可以取得的供应增长。看来欧佩克要向大石油公司的力量提出一个有效的挑战这样的时刻已经消逝了——或者说将永远不会出现。
“新领域”——更多的大象欧佩克一成立，它的成员国几乎立即失去了差不多快要抓住的对世界石油输出的全部控制权。完全新的产油地区在六十年代发现并开采了，增加了正在淹没市场的供应量。虽然大多数产油国最终将成为欧佩克的会员，它们开始进入世界市场时都是竞争者，想从基础比较稳固的输出国的市场份额中分一杯羹。
在那些年月里，非洲被认为是世界石油的“新领域”，法国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阐明过的政策带头勘探非洲，当时克列孟梭曾经说过石油是“大地的血液”——他还曾决定他不能再依靠他的“杂货铺”，即向法国供应石油的外国公司，来获取如此关键性的重要商品。如果法国仍然要保持一个强国地位的话，它必须拥有自己的石油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个月之内，戴高乐下令要以最大的干劲在法帝国范围内开发石油。其目标是使世界各地的法国石油生产量至少要相等于法国自己的消耗量，从而有助于国际收支和增强国家安全。然而法国的为首的大公司法国国家石油公司正专心致志于解决伊拉克石油公司及其在中东的地位问题，所以政府责成一组新的国营公司在石油勘探局管辖下，在帝国的其他各处勘探石油。经过几年的努力，在西非的加蓬发现了石油。
在北非，法国的摩洛哥高级专员不顾许多人的怀疑已经在推动勘测撒哈拉沙漠的潜在可能性。巴黎大学的最著名的地质学教授宣告说，他非常肯定撒哈拉沙漠没有石油，如果偶然在那里发现了，他将高兴地把发现的石油点点滴滴地都喝下去。
可是这个地域很大，谁都可以去勘探，去竞争，毋需批准；于是另一家国营公司石油自治公司开始勘测，1956年在阿尔及利亚发现了石油。
在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发现石油使法国欣喜若狂。在那里法国将第一次控制中东以外、“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鞭长莫及的石油资源（虽然壳牌石油公司也是开发阿尔及利亚石油的伙伴）。同年后期发生的苏伊士危机只增强了“撒哈拉”对法国的重要意义，又一次证实在石油和政治支持上依赖不可信任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
的危险——这次指的是美国人。法国人觉得他们被美国盟友出卖了。再者，那次危机对法国人的自尊和经济稳定都是一次严重的打击。法国政府的经济委员会号召加强国际勘探活动，特别是在非洲。委员会宣告说，“石油来源的多元化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安全的基本条件。”
这一切使得新发现的阿尔及利亚石油以及它的迅速发展更具关键性和决定性意义。“撒哈拉”在法国成了一个有魔力的词。“撒哈拉”将使法国摆脱对外国人的倚赖并免受外汇危机的极端痛苦：“撒哈拉”将使法国工业的重振成为可能：“撒哈拉”将成为法国对德国的战后经济奇迹发生地鲁尔区的回答。戴高乐亲自于1957年前往撒哈拉油田作私人的访问，那是在他重掌政权的前一年。他对住在沙漠营房里的石油人员说，“你们带到世界上来的是我们国家的伟大的机会，是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的机会。”
把石油运出来是非常困难的。油田深人沙漠的腹地；即使像水那样极简单的东西也必须用卡车来拉，要越过几百英里的没有路的荒地。可是到了1958年，在发现石油后的两年内，第一批石油开始从沙漠流出，向法国输出。不过撒哈拉石油的输出有一个很大的不方便。阿尔及利亚陷入了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流血战争，战争于1954年就已经开始，阿尔及利亚反叛者认为撒哈拉沙漠是阿尔及利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法国人对此作出相反的抗议。撒哈拉石油生产的未来前途不能完全认为是稳定的。实际上，在有些法国人圈子里，认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和意大利的马太先生正在勾结反叛者想获取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撒哈拉石油的优惠供应。
可是法国政策的一击起了作用。不论要冒多大风险，到了1961年，那些主要属于或受制于法国的石油公司在世界各地生产的石油相等于法国需求量的94％。第二年，阿尔及利亚正式赢得独立。但是戴高乐同阿尔及利亚人谈妥的埃维昂协定保证维持法国在撒哈拉石油上的地位。
不过很难说同阿尔及利亚的交易能维持多久。为了增强法国的全面石油地位和同石油大公司进行更有效的竞争，石油自治公司于1965年同石油勘探局的国家公司集团合并，后者在法国发现和开发了一个重要的天然气田。燃料部部长安德烈。吉拉德解释道，“我们决定以现实的态度来适应国际形势。”合并的公司名为石油勘探和活动企业，普遍称为ELF －ERAP. 最后它被简称为ELF ——该企业的一种汽油牌子的名称。在阿尔及利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石油勘探和活动企业发动了一次全球性的勘探活动，因此不仅成为一家新的主要公司，列入最大的石油公司的名单里，而且也成为世界上最大工业集团之一。
在其他国家里，生产也开始形成规模，这是受到热切希望一下子发大财的独立经营公司的鼓动。尽管它们在中东已拥有巨大财产，它们还是想分散它们的石油来源，以免万一波斯湾附近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它们可不遭扣押。正如壳牌石油公司一位常务董事于1957年所说的，它们想“在商业上采取守势，而不是把所有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冒孤注一掷的险”。壳牌石油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于1937年就联合在尼日利亚开始勘探，最后在1956年在尼日尔河的沼泽三角洲发现了石油的苗头。但是世界上别的地方都不能同荒凉的沙漠王国利比亚所展示的异乎寻常的现象相比拟。这个现象改变了世界石油工业，最终还将改变世界政治。
利比亚的头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人和英国人之间进行的巨大的沙漠斗争中，数以千计的坦克在利比亚的砂砾石块上来回滚动。正是在那儿，隆美尔的部队由于长期缺乏燃料，最终遭到覆没。甚至他们的燃料计量表的数字在降低时，双方都不知道他们打仗的地方离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储藏石油的地方仅仅一百英里左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年从军事观点来看，利比亚无足轻重。它只是美国在东半球的一个主要轰炸机基地惠勒斯空军基地的所在地而已。除此之外，在国际上它算不上什么。这个人口稀少的国家是由三个显然不同的“省份”被相当武断地连在一起而创立的。在它的摇摇晃晃的政治制度的顶上坐镇着年老的伊德里斯国王，他实在并不喜欢当国王。实际上，他有一次写了一封辞职信，但是沙漠部落游民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阻止他退位。利比亚是一个非常穷困的国家，受尽干旱和蝗灾之苦。它的经济前景很难说有什么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月里，它的主要出口货物有二：细茎针茅，是用来制造钞票纸的一种草；以及废金属，是从轴心国和同盟国军队留下的武器及生锈的坦克和卡车上收集来的。
但是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地质学家中越来越多的人推测这个国家也许会产油。
为了鼓励探勘和开发，1955年的利比亚石油法提供好几块较小的特许开采地，而不像波斯湾国家那样提供很大的特许开采区。掌管该法的利比亚石油部长解释道，“我不要利比亚像伊拉克或沙特阿拉伯或科威特那样开始。我不要我们的国家被抓在一家石油公司的手掌里。利比亚打算给独立经营的公司许多小块地，它们在东半球的其他国家里没有石油生产和特许开采地需要保护，因此没有理由制止勘探和生产，相反，在利比亚它们倒能干得越多越快越好。石油法还提供了另一个刺激。政府的收入限定在它的石油的实际市场价格上计算，其价格要比越来越虚构的牌价低些。这意味着利比亚的石油要比来自其他国家的石油更有利可图。这就是一个极好的理由为什么任
何一家公司都要使利比亚的生产达到最高限度。利比亚石油部长说这样安排的中心目标是：”我们要迅速发现石油。“
分散化的战略起了作用。1957年，在第一轮谈判中，十七家公司成功地投标争取总共八十四项特许开采权。利比亚的重型货车开始转动了。然而工作条件算不上方便。这个国家十分落后。没有通向外面世界的电话。谁要打一个海外电话给美国，他必须飞到罗马去打。地质学家在油田工作上的进度受到他们以前从未遇见过的障碍的影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地雷估计有三百万枚。地质学家和油田工人常常被未发觉的地雷炸伤或炸死。各公司组织了探测和清除地雷的小分队；后来不得不把那些曾经为隆美尔埋地雷的德国人招募来扫除地雷。
初期的勘探结果使人失望，人们产生了灰心丧气的情绪。英国石油公司已经开始处理库房的器材、租赁地和别墅，准备撤走。后来在1959年4 月，在地中海岸南面约一百英里的一个名叫泽勒坦的地方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交上了好运。国务院为英国外交部下了一个总结：“利比亚中了头彩。”带讽刺意味的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已经想结束在利比亚的牌局了。毕竟它已持有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特许开采权的30％份额，看来已经足以提供无穷无尽的石油；而且它又是伊拉克石油公司和伊朗财团的成员以及在委内瑞拉的最大的生产者。然而，尽管风险看来非常大，在利比亚搞到石油还有一个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好处。曾经担任新泽西标准公司全世界生产协调员的M.A.赖特说，“我们去利比亚搞石油的目的之一是以此来同中东进行竞争。有了另一个原油的来源，我们同沙特人打交道就有比较有利的地位。”
此外，像其他公司一样，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倾向于认为在利比亚所冒的政治风险低于在波斯湾国家或委内瑞拉所冒的风险。
泽勒坦发现石油之后，一股勘探热就开始了。到了1961年，发现了十块良好的油田。利比亚开始输出石油了。油质非常高，都是“可爱的”（即低硫的）原油。
同波斯湾的重质原油（大部分可炼出燃料油）相反，利比亚的原油可以精炼成更大比例的汽油和其他轻质“洁净”的产品，这些产品对欧洲越来越庞大的汽车队来说是太理想了，而且完全适合于目前正在开始的环境保护时代的需要。再者，利比亚石油生产的地点几乎好得不能再好了；它不在中东，运输也不需要通过苏伊士运河或绕过非洲之角。从利比亚出发，这个短途旅行又快又安全，跨过地中海就到意大利和法国南海岸的炼油厂。到了1965年，利比亚已是世界上第六石油输出大国，占世界输出石油的10％。到了六十年代末，利比亚日产三百万桶以上；1969年它的产量实际上已超过沙特阿拉伯的产量。对一个在十年前还没有发现任何石油的国家来说，那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成就。
但是随着如此迅速和出乎意外的繁荣的来临，利比亚的商业环境逐步受到腐败的侵蚀。似乎人人都伸手要钱。一位石油企业的总裁抱怨说，他的公司正在“被一点一滴地耗尽”完了。一位在西方石油公司（一家美国独立经营和获得相当多的利比亚特许开采权的公司）工作的地质学家巴德。里德回忆说，“如果你使用任何一家当地的承包商，敲诈就来了。压力来自种种地方。如果内兄是海关关员，那么突然间某一宗你需要报关通过的设备迟迟不放行。如果你要保证你的设备能到达，那你要同某一货车运输公司或某一承包商号作交易。”管理王室的家族特别出名的是他们要的赏钱非常大。这个家族的一位年长的成员遇到车祸因而触发了各种各样的危机；一个美国石油人员解释说，因为此人之死“真正使人难以捉摸这回究竟该向谁去行贿了”。
利比亚石油的大幅度激增，显著地影响了世界油价，迫使苏伊士危机后已经开始下降的油价进一步下跌。凡是苏联石油中断的地方，利比亚石油的洪流就涌进去填空。在利比亚，一半以上的生产掌握在独立经营的石油公司手里，许多这样的公司，不像大公司，都没有自己的销售出路。它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加以节制，因为它们没有其他供应来源加以保护。更有甚者，由于存在着为了保护和鼓励高成本的国内石油而规定的限额问题，利比亚的石油被排斥在美国市场以外。因此，政治以及经济和地理加在一起，迫使在利比亚经营的独立石油公司都去挤入唯一的欧洲市场并拼命地图谋以任何代价出售它们的石油。不仅在欧洲而是全世界都有寻求市场的石油，其数量超过需求。结果形成残酷无情的竞争。1960到1969年之间，石油市价每桶下跌三十六美分，降低了22％。把通货膨胀因素计算在内，石油价格下跌更为严重——降低了40％。新泽西标准公司的霍华德。佩奇回忆说，“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买到石油，而且价格总是低到你出价多少就是多少。我的意思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剧烈竞争的市场。市场简直瘫痪了。”
马太的最后一次飞行那么恩里科。马太这个人又怎么样呢？他曾推动对大公司的权力进行挑战以及发展石油工业本身的结构。当他把意大利碳化氢公司及其附属石油公司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变成一支世界力量时，他发动一个战役又一个战役，最后不仅迎战基础稳固的老公司，还有美国政府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后两者都为他企图成为廉价的苏联石油的大买主而惊慌起来。马太意图把他的以地中海为基础的输油管系统同向西挺进的苏联系统连接起来，而且在此过程中以意大利制输油管换取俄国石油。但是他也想在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其他大公司的激烈斗争中取得妥协，并且准备前往美国同新总统约翰。肯尼迪会晤。美国政府支持石油公司同马大达成缓和的努力，并且用1962年4 月美国驻意大利大使的话来说，“充分抚慰他的受损害的自我主义并尽量减少将来的争论。”
1962年10月27日，马大乘私人喷气式飞机离开西西里。飞机上唯一另外的乘客是《时代》杂志的罗马分社社长，他由于预计到这位意大利石油巨头行将有美国之行而正在研究如何写一篇关于石油大亨的封面故事。他们目的地是米兰，但是他们永远也到不了那里了。飞机在离米兰里那特机场跑道约七英里的地方遭遇强烈雷暴雨而坠毁。
因为那是在意大利，在米兰，因为他是一个十分有争议的人物，关于坠毁的原因就有许多猜测。有人说，西方情报机关破坏了他的喷气式飞机，因为他同苏联有石油交易。有人说是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顽固派法国秘密军队组织搞的破坏，为的是马太批评了殖民主义和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作用，以及马太向阿尔及利亚反叛分子调情而进行报复，马太同反叛分子调情的目的在于为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在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安排好位置。但是更可能的是意外事故，气候和他个人的性格构成了命运，因为马太总是匆忙而缺乏耐心，个性又坚强，当有重要事务等他去处理的时候他不肯让风暴阻碍他的降落。他常常催逼不太愿意冒险的飞机驾驶员同米兰常有的坏天气搏斗，而且总是安然无恙地过来了。这一次他只不过是逼得过了头罢了。
马太死时年仅五十六岁，这正是在他建筑的帝国大厦到达顶峰的时候。他一直似乎是不能征服的和攻不破的。《纽约时报》的外交事务专栏作家称他为“意大利的最最重要的人物”，比罗马的总理或梵蒂冈的教皇还重要。据说，对于被称为“意大利奇迹”的战后持续繁荣，他起的作用比任何其他人都大。后来，罗马的意大利碳化氢公司总公司所在地被称为“恩里科。马太广场”，他的意大利国家碳化氢公司和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继续在发展扩大，但是没有了马太，意大利碳化氢公司作为世界上头号不合常规的石油公司的冒险年代过去了。
新来的竞争者虽然马太死了，可是他已经挑动了一个最终要推翻石油大公司的全球统治的革命。无疑并且与惯常的形象相反，石油工业的结构经常在变动。二十世纪国际石油的历史是一部“新来者”继续不断闯入已经建立起来的老秩序的历史。
但是直到五十年代为止的大多数年月里，看来总是有一条路使新来者可以有所成就；他们多多少少也可成为已经确立的秩序的一部分。这种可能性于1957年马太同伊朗做交易以及日本人在中立地区近海仿效照办之后就中止了。六十年代在利比亚的狂热活动把马太已经开始的革命继续下去，而且生动地显出情况有多大的变化。现在，在国际石油这一局游戏中有许多参加者——他们的利益和兴趣显然各不相同，而且参加者数目太多，不可能进行“七姊妹”时代的俱乐部式的少数人之间的合作共事了。
玩这场国际石油游戏的人数爆炸性地增长有几个原因。技术的进步和传播减少了地质方面的风险，并且使得勘探和生产的专门知识都容易取得。正在生产和将要生产的国家采取了让步政策，有利于独立经营公司和新公司的进入。旅程、交通和信息方面的改善使得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都不那么相距遥远而且更容易互相接近和彼此进入。国际石油投资的高收益率，至少在五十年代以前提供了吸引力。美国的税收法规使外国投资风险小、更有吸引力。在美国的按比例分配也鼓励各公司前往国外寻找使他们能够开足马力的生产力。同时，工业化国家之间对石油的需求正在上升到新的高度，而消费国和生产国的政府都越来越指望石油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安全、自尊和权力的有形标志。
还有一个因素在起作用：美国在西方盟国和世界经济中拥有卓越的地位。尽管出现民族主义等制造的危机，美国的影响遍及各处，取代了老的殖民帝国的影响。
美国的军事力量广泛受人仰视，它的经济成就是钦佩和敬羡的对象。美元居最高地位，美国处在鼓励美国资本、技术和石油及其他工业的管理知识外流的经济秩序的中心。而且它有能力形成一种能够对付风险和威胁的政治秩序。私营企业点头称是。
在石油这局游戏中，参加者的激增是非凡的，特别在中东地区。1946年在该地区。营的仅有九家石油公司；1956年是十九家；1970年达到八十一家。然而，甚至这仅仅是大规模扩展的一部分。
1953到1972年之间，有一个估计说，有三百五十多家公司或者进入外国（即非美国或不包括美国）的石油工业，或者显著地扩大了它们参与的范围。在那些“新的国际公司”中有十五家是美国石油公司；二十家中等规模的美国石油公司；十家大的美国天然气、化工和钢铁公司；以及二十五家非美国企业。这种情况同战后时期刚开始的形势多么不同！那时候只有六家美国企业，加上五家被承认的在海外有一点积极勘探兴趣的美国大公司。1953年，世界上除了七家最大的在国外拥有两亿桶经证实的贮藏量的大公司以外，任何地方都没有一家私人经营的石油公司；到了1972年，至少有十三家“新的国际公司”每家拥有二十多亿桶在国外经证实的贮藏量，总共加起来，新来的公司拥有一千一百二十亿桶——占自由世界总储藏量的1 ／4.1972年，“新国际公司”的总日产量为五百二十万桶。
有了这样拥挤的一个竞赛场，最明显不过的结果之一是利润率下降。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石油工业对外投资的得益率很高——有人说这是在骚动的战后年代对于前往不易进入的远方地区进行冒险的报酬；也有人说这是寡头卖主垄断的结果，石油是由一小撮大玩客统治的工业。以后，一连串的危机——摩萨台和伊朗、朝鲜战争、苏伊士——继续把利润率提高到20％以上。不过随着1957年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出售石油的强烈竞争开始迫使价格和利润下降。自那以后而且在整个六十年代，对国外石油的投资产生11％到13％的得益，同制造业的得益相差无几。一方面输出国得到的钱空前地多，但是另一方面石油工业本身所得的报酬却没有像过去那样多了。
走钢丝——伊朗对沙特阿拉伯石油生产的全球战争加剧了中东两个主要产油国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长时期竞争。世界各地的产量膨胀使大公司陷入政治困境。
它们必须使供需平衡，即使是新入局者也在开始生产了，这意味着对世界上贮藏量最大的波斯湾地区必须限制其生产量。虽然波斯湾地区的生产会迅速增长，但它不会超过贮藏量所允许其增长的速度，或者超过这一地区各国政府的要求。在美国，生产是由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和在其他州的类似机构来管理和限制的。在波斯湾周围远为丰富的石油省份，生产额是受主要大公司的约束，由它们来估计需要多少去填补世界上其他地方计划需求与现有产量之间的差额。于是，波斯湾成了一个稳定器，一个平衡供需的控制机制。它是“起决定性影响的地区”或者如一些石油人员喜欢说的，称之为“调压锅”。但是分配增长幅度，尤其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并非易事。即使做到一半也需要相当的智慧和力气，因为伊朗国王正处在雄心勃勃、趾高气扬的境地，而沙特阿拉伯却无意在石油生产上实际上在任何其他方面承认伊朗的领导地位。
这两个国家之间有许多冲突点：一个是阿拉伯人而另一个却不是；一个是伊斯兰教逊尼派而另一个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两个国家都想在这个地区内和在产油国当中当领袖；两者都有未满足的领土野心。在石油生产水平上的竞争加剧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基本嫉妒和猜疑。因为生产量可变成财富；财富转而意味着权力、势力和敬畏。
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竞争为大公司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后来成为埃克森石油公司董事长的肯尼思。贾米森说，那简直是“走钢丝”。利害关系的风险非常之大，可称举足轻重。大公司不愿丢失在任何一个国家里的地位。对组成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四家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莫比尔公司（前身是纽约标准一真空公司）、加利福尼亚标准公司和得克萨斯公司——来说，有一点很突出：说什么也不应危及沙特的特许开采权。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负责中东的董事霍华德。佩奇说，这是为了充分照顾到沙特人的情绪，使他们乐于保持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地位，“因为这是整个世界上最最重要的石油特许开采权，我们不能冒任何会失掉它的风险。”如果在产量问题上使沙特人觉得是在向伊朗倾斜，那就会使这项特许开采权受到威胁。
但是伊朗在潜势上是这个地区的可能起主宰作用的国家；如果做不到使伊朗国王总觉得满意的话，也必须安抚他。加利福尼亚标准公司中东协调员乔治。帕克赫斯特说，“在这个时期里，没有谁能汲出足够的原油来满足波斯湾所有的政府。”
假定在已经作了适当的投资情况下，供应的潜势简直会在任何一点上超过需求。必需的增产必须以某种方式作出这样的分配，使哪一个政府都感觉不到另一个政府在做一件比它好的交易。沙特阿拉伯的得利将是伊朗的损失，反之亦然。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佩奇说，“这真像一只气球。在一处按进去了，另一处就会鼓出来，所以如果我们答应所有那些要求，我们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事情更趋复杂的是，主要大公司在各个不同国家里作为合伙者在交易，所以它们有不同的、分散的竞争利益。有的手头的原油超过需要，有的却缺少原油。佩奇说，“你必须要做的事便是一直要同你的合伙人日日夜夜地谈判。它们总是在斗争。”
还有使斗争更剧烈的是一些美国的独立经营公司，它们原来是挤入伊朗财团的。它们没有其他原油来源或其他重要的特许开采权需要保护，它们不那么关心整个世界形势；它们所更为关心的是尽可能多地从伊朗拿走石油并尽可能积极地在市场上出售石油。它们不断地推动伊朗多出石油，因此大公司猜想是它们在激励国王这样做。
但是，如果伊朗生产上去了，用佩奇的措词来说，这意味着独立经营公司将会有更多的石油来“兜售”而不利于大公司，同时大公司不得不节制沙特的生产并把一切情况向发怒的艾哈默德。札基。亚马尼解释清楚，也许还须向费萨尔国王本人作出解释。
如何在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分配生产额的问题，严格地说，并不是一件经济事务。两个国家在成本上的差距通常只是一两个便士——佩奇称之为“花生米”——的问题。而实际上是一项战略性和政治性决定；而且在许多场合下，责任落在代表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四家合伙老板的霍华德。佩奇的肩上，他必须作出解释和为公司的行动辩护。沙特阿拉伯的石油部长札基。亚马尼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劲敌。
他知道佩奇在个人方面喜欢伊朗人，他并不犹豫地向佩奇直率地表示怀疑，认为佩奇是偏爱伊朗而牺牲沙特的石油生产。
同伊朗人打交道也同样困难。1954年的财团协定作出保证说，伊朗的产量将至少同这整个地区的平均年产量增长得一样地快，但是国王确信他受了那些石油公司的蒙蔽。1964年，在白宫的一次午餐上，他对林登。约翰逊表示他担心石油公司将给阿拉伯产油国以优惠。国王还说，欧佩克已经成为“阿拉伯帝国主义的工具”。
国王被他本人的帝国幻想所鼓动并且热中于为他的国家重新扮演中东石油输出的头号角色，他千方百计地要说服那些公司，他甚至试图使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根据地缘政治理由向那些公司施加压力。
国王在同他的老朋友金。罗斯福（此人曾在十年前帮助策划了使国王得以重新执政的一次反政变）的一次会晤中对他的立场说得很清楚。他告诉罗斯福他被美国“当作小学生来对待感到厌烦”。他还列举了他如何帮助西方的利益的种种方式，包括“伊朗站起来向纳赛尔的入侵作斗争”。但是他所得到的回报只是“漠不关心”
和“粗暴的对待”而已。他加上一句说，“美国对敌人比对朋友表现得更好些。”
他警告道，伊朗和美国的特殊关系“行将结束”。为了把他的意思讲得很清楚，他同俄国人修好，同莫斯科作一笔天然气买卖并威胁要把伊朗的输入来源从西方转向苏联。
国王的战术起了作用。美国和英国两个政府都敦促各公司“尽它们的可能”满足伊朗的要求。伊朗人也不断对各公司直接施加压力，要求增加生产量。各种各样的使国王高兴的补救办法都试过了。各公司甚至放弃使用西方日历而改用伊朗日历，以便在该年内推动增加一些产量。在谈判中，没有人敢向国王指出他犯了错误，即使在简单的算术计算上，可是他的确犯过这一类的错误。六十年代中期他额外施加的压力获得了他渴望的效果。1957和1970年之间，大多数年份伊朗的生产增长的速度大于沙特：这些年里，伊朗的生产总共增长387 ％，而沙特阿拉伯增长258 ％。
但是由于沙特阿拉伯开始的基础较大，两个国家的相应生产量——以净数来讲——在1970年都在各自的5 ％之内。尽管争执连续不断，绷紧的钢丝上的平衡举动成功了。
可是为了这个成就，各公司、沙特人和伊朗人都受了另外一方的很大恩惠，那就是激进的伊拉克，虽然该国提供的服务是十分漫不经心的。六十年代初期，伊拉克取消了伊拉克石油公司（原先由卡洛斯特。古本金创立的公司）所持有的特许开采地的99.5％，只给它留下正在实际产油的那个地区。伊拉克石油公司转而停止在这个区域向新的勘探和生产投资。结果是伊拉克的生产量原本可以同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生产量并肩高涨的，由于产生了一个不可能解决的分配问题而在整个六十年代中只能逐渐靠拢了。
在那些年份里有一个时刻，阿拉怕半岛的东南角阿曼出现了一局十分有兴趣的石油游戏。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也许是在意料之中的）有了一个机会进入那里。
但是这个问题摆在该公司的执行委员会前面时，霍华德。佩奇提出反对。他曾经花了很多时间同沙特人和伊朗进行谈判，所以在他说来，并不要求他费什么劲就能想象出他们会多么激怒。尤其是如果新泽西标准公司和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图谋限制沙特的生产量以便留一个份额让给在邻国的一个新特许开采权进行生产，他可以想象出亚马尼会说些什么。这就无疑会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首要原则发生矛盾，那个原则便是决不干任何“会危及我们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特许开采权”的事情。
但是，新泽西标准石《《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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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公司生产部的成员们不同意佩奇的看法。他们毕竟是地质学家，就他们来说，发现和开拓新贮藏是这局游戏的所有目的。他们的雄心壮志是要发现新的“大象”，所以他们对阿曼这个目标十分兴奋。一个刚从阿曼回来的地质学家对执行委员会说，“我敢肯定那边的油田藏有一百亿桶石油。”
佩奇回答道，“好，那么我绝对肯定我们不需要进去，事情就这样定了。假使我肯定我们不到那里去取得石油，我也许会投入一些钱；但是如果因为我们有可能要丢掉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特许开发权而去那里搞到石油的话，我是不会投资的。”根据这个逻辑，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没有进入阿曼。然而，那些地质学家是对的。由于壳牌石油公司领的头，阿曼的确成了一个重要的产油国。
“美国独立经营的汲油者”
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欢迎委内瑞拉和中东的廉价石油，所以在一度迟疑之后，工业国家的政府也表示欢迎。但有一个例外——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便宜的外国石油不再作为缓解对美国石油储备的压力的一个办法而受到鼓励和赞许了。相反，至少在美国独立的产油公司之间，进口石油的越来越大的洪流被认为是削弱国内价格并破坏国内工业的一个危险的威胁。早在1949年，怒气冲冲的来自达拉斯的地质学家，名叫“得克斯”。威利斯的曾写信给他的参议员林登。B.约翰逊，问他是否“能够为我们这些独立汲油者做些什么事来对付外国石油？那些外国石油今年已经破坏了得克萨斯独立的石油公司所开采的价值二十亿美元石油的市场”。得克斯。
威利斯要肯定约翰逊是否理解他和他的石油伙伴们的感觉。他说，“为了少数几个阿拉伯亲王以及因为……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声称他们需要这笔钱，而使得克萨斯的独立石油经营者人人都破产，这是毫无道理的。”
约翰逊和产油各州的国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清楚地听到得克斯。威利斯及其伙伴们的话，并且竭力敦促要给国内石油工业一些保护来应付委内瑞拉和中东的石油。有一个时候，约翰逊派遣他的助理约翰。康纳利与一些得克萨斯议员一起去国务院，他们这一班人都要给相当冷漠无情的官场以深刻的印象，就是说，“他们的重新当选也许关键在于他们能否给他们的选民以一个满意的答复。”产油各州的代表谋求将输入石油的关税提高十倍，从每桶十美分半提高到每桶一美元零五美分，并把输入额限制在国内消费量的5 ％。这些努力没有得到杜鲁门总统的赞同，总统对一位国会议员说，“那些为了石油那帮人的好处而要我们中断我们的对外贸易的人们，他们的推理一定大有问题。”
朝鲜战争结束后以及摩萨台倒台和伊朗石油重返市场之后，输入的石油更进一步入侵国内石油和燃煤领域。结果是产煤和产油各州组成了一个不大有希望的联合组织来谋求限制这些输人。但是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所最不愿意干的事情之一便是对输入的石油加税和制定限额。它要鼓励更加自由的贸易，同发展中国家扩大经济关系并把这些国家保持在西方轨道之内。然而国会坚持要赋与总统通过对1955年贸易条例的“国家安全修正案”来限制石油输入的权力，这样可以使总统能够控制输入的基准线，如果他认为国家安全或经济福利受到了威胁的话。
艾森豪威尔不愿意使用这项新的权力。他的政府没有对外国石油实行强制性的限制，而是号召输入者“自愿”限制。它发起一个针对输入公司的强有力的写信和道义说服运动，但是运动经证明并不有效，因为面临的情况是中东来的石油继续在增加以及输入的石油具有价格较低的优势。
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集中突出了对国家安全的忧虑。随着危机过去之后的石油降价使独立经营公司进一步要求以关税或限额的形式来给它们提供保护。大公司以及它们在国外的生产机构都未参与这次叫嚷。依然反对保护主义的艾森豪威尔出面提出一个变通办法。他问道，如果在紧急状态下国家安全需要取得石油，那么为什么不让政府把石油大量储存起来？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他以过去的“一项老建议”
来提醒他的同事，即由政府购买低成本的外国石油，然后把它储存在已经枯竭的油井里。他大概记得1944年所发生的事，那时巴顿将军的汽油已经耗尽，他面对着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即在那“无情的时刻”要在发怒的巴顿和不肯通融的蒙哥马利之间分配汽油。把石油储存起来这个办法也许并不会改善国内石油工业的正常运行情况，但是它将调和对于国家安全的忧虑同政府的自由贸易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
但是艾森豪威尔的主张没有得到支持。说实在，他指定的一个就石油输人和安全问题作出报告的委员会却拒绝了总统这个具体的变通办法，认为简直是太不实际了。
国家安全和“一个微妙的平衡”
独立经营的石油企业家要求强制性的控制——而且要快。因为输入的石油继续在上升，他们加强了要求征收关税的运动，他们要求从相等于1954年国内生产额的15％提高到1957年的19％以上。在那年6 月同三位赞成限制的参议员会晤时，抱勉强态度的艾森豪威尔把他试图达到平衡的很多考虑大纲式地罗列出来：“国内工业的健康、国防、各州的税收、美国贮藏的全面枯竭问题以及鼓励勘探而不造成国内石油过多地在市场上销售，从而不适当地减少我们国内的石油储备。”总统说，总之，“应当取得一个微妙的平衡。”为了试图取得这个平衡，政府于1957年采取了更加明确的志愿控制制度。政府现在在处理非正式地分配进口权利的事务。
没有人特别喜欢这个“志愿”分配机制。然而如果人人合作，它会行得通的。
可是，有几家公司决意不予合作。有一个很明显的理由：因为它们已经承担了对外国石油的大量投资，使它们不适当地处于不利地位。这种情况不仅限于大公司。保罗。格蒂已经开始了一个六亿美元的扩展计划来制造油轮、加油站和一个大型炼油厂，这一切都是根据他从科威特中立地区生产的石油进行的。格蒂采取简单的权宜之计而不理睬志愿限额制度。毕竟这个制度是自愿执行的。太阳石油公司非常担心与一个“志愿”计划合作是否包括反托拉斯的含义，因为这计划的作用是在维持价格。正在那时刻，司法部正在按照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向大公司起诉，控告它们在苏伊士危机期内曾经采取行动来响应来自担心石油短缺的联邦政府其他部门的鼓动。
太阳石油公司的总经理罗伯特。邓洛普也记得三十年代的“麦迪逊案件”，当时司法部成功地以反托拉斯法指控石油工业，由于它支持哈罗德。伊基斯和内政部推行的稳定市场方案。现在，政府能作出什么保证使太阳石油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以后不会因为它们同所谓志愿制度合作再度受到反托拉斯法的指控呢？这种志愿制度看来相当地像一个政府主持的提高价格的方案！
1958年的衰退毁坏了这个志愿制度。虽然石油需求大幅度地下降，输入却进一步增加；对实行强制性控制的政治压力越来越无法抵抗。外国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克拉伦斯。兰德尔大发雷霆地对国务卿杜勒斯说，那些想乞灵于“国家安全”的名义来限制输入的人头脑完全糊涂不清。如果担心国家安全，那么最应当做的事是鼓励输人以便保存国内储备。他说，“我们的政策应当保存我们手头已经有的而不是采取步骤使我们的石油供应更迅速地消耗殆尽。”
可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拒绝实施强制性限额。杜勒斯在同司法部长赫伯特。布劳内尔通电话时抱怨说，“关于国家安全的这个玩意儿完全是装饰门面，弄虚作假。”
“他们所做的，”杜勒斯继续说，指的是要求强制性控制的得克萨斯人，“无非是试图把油价抬高和使更多的得克萨斯油井进入生产，以及加速新的钻探，而钻探工程只有在油价上涨时才能进行。”在资深者和精明的搞政治活动者中间，产油各州和独立经营者在国会内有强大的代言人。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来自得克萨斯州；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写的，对他来说，“石油和得克萨斯州是不可分割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来自得克萨斯州，对他的选民一样敏感。到了1940年他已经使自己成为在得克萨斯石油富翁圈子中间为民主党政治家筹措经费的关键人物。最强有力的一个参议员是罗伯特。克尔，他来自俄克拉何马州，是一个百万富翁。艾森豪威尔能够看出将要发生的事；他最后对杜勒斯说，“除非行政当局采取某种行动，不然的话，国会会有所行动。”他对总统的否决能否得到支持表示怀疑。
总统对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很高兴，他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发泄了怒气，批评“美国的特殊利益者倾向于几乎不可抗拒地迫使像这样的计划得以执行，而这类计划是同基本上要求美国推进世界贸易的增长相冲突的”。然而，四天之后，在1959年3 月10日，艾森豪威尔宣告对输入美国的石油实行强制性限额。在这场斗争开始以来足足十年之后，美国终于采取正式的控制措施。这些措施可以说构成在战后的年月里唯一最最重要和有影响的美国能源政策。那些独立经营的“汲油者”兴高采烈；大公司则为之失望。
“一个非常健康的国内工业”
限额制度实行了十四年。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进口石油不能超过总消费量的9 ％。肯尼迪政府在1962年，把限额略加紧缩。后来，在六十年代下半期，约翰逊政府的确作了一些努力把放松限额作为降低石油价格的一种方式，从而有助于抵制由于越南战争而开始上升的通货膨胀。但是基本上，限额制度依然未动。
石油的输人限额听起来很简单、很直截了当。实在并非如此。随着时间的消逝，对限额的管理越来越错综复杂。说实在，在众所周知的强制性石油输人计划之下，关于分配问题、解释上的争执、寻找漏洞以及越来越紧张的寻找例外情况和要求豁免等人与人的斗争继续不断。多少年来，计划变得越来越纠缠不清和歪曲。一个活跃的市场发展起来了，不是石油本身的市场，而是石油输入“券”或者说输入石油的“权利”的市场。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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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工业实际上是在挖肉补疮。
但是这一切还不能同人们所熟知的各种名称如“墨西哥旋转木马”或“布朗斯维尔U 形转变”相比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德国潜艇袭击油轮的记忆犹新，由于“国家安全”仍是限额之所以产生的目的，因此从墨西哥或加拿大由“陆地”运到美国来被认为比由油轮装运更安全些，同时给予某种优惠和税收豁免，这样凑巧也有助干增进同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政治关系。但是在这里有蹊跷：墨西哥到美国没有输油管，而石油肯定不会用卡车从几百英里外的墨西哥的生产中心运过来，因此墨西哥的石油是用油轮运到得克萨斯州的边境市镇布朗斯维尔，然后装上卡车，过桥进入墨西哥绕一个圈子，又过桥回到布朗斯维尔，重新装上油轮运往东北。以这种由“陆地”运输的方式使石油获得完全合法的豁免资格。
到了约翰逊政府时期，有一位官员把这个整个限额计划称为“一个行政上的恶梦”。它也起了不少深远的影响：按照原来的意图，它在国内石油勘探方面（与在美国境外勘探相对而言）形成的投资水平高于这个计划出现以前的投资。它把美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向加拿大倾斜，由于那个国家有进入美国市场的优惠。它的另一结果是在美国的维尔京群岛和波多黎各建成具有大量炼油能力的设施，由于那里的炼油厂在限额方面可以得到出于经济发展理由的特别豁免。最后，这项计划对全球石油贸易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如果各公司不能把外国石油纳入它们在美国的系统里（这是它们合并的目的），那么它们就必须去世界上别的地方寻找和发展市场。
这个计划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在美国，价格比没有这个保护时来得高。再者，限额这个措施使得在得克萨斯州和其他各州的按比例分配的一些制度回到它们可以稳定国内价格的地位上去。说实在的，在国内，强制性限额采用以后的十年时期使人们回忆起三十年代充分实施按比例分配之后的油价稳定的情景。1959年美国油井现场的平均油价是每桶2.90美元；十年之后1968年是每桶2.94美元——无疑是稳定的而且高出东海岸市场上的中东原油价格60％到70％。对比之下，通过关闭美国市场的办法，强制性的控制形成美国境外的油价低于国内。
尽管有这一切的豁免问题、复杂情况和行政上的恶梦，输入限额的确达到了它的基本目标：为国内石油生产提供充分的保护来对付低成本的外国石油。到了1968年，美国的原油产量比1959年提高29％，1959年是开始采用强制性限额的一年。没有这个保障，美国的石油生产肯定会不升不降或者下降。大、小石油公司都适应了强制性的限额。大公司尽管在开始时吵吵嚷嚷地批评限额措施，最后终于看到了这个措施的好处，它能保护它们自己的国内经营的利润率，即使必须牺牲它们的国外经营作为代价。它们之所以能加快调整是由于其他地方的需求正以相当快的速度在增长，足以吸收它们在国外的生产量。
强制性限额计划也给国际上的石油公司上了一课。它们也许持有金融资源，它们也许具有规模和专门技术，但是独立经营的公司有政治门路和神通；那些来自产油地区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要对它们的支持作出反应。有时候这一点还必须加以清楚的说明。在六十年代中期，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拉塞尔。朗不得已对一些大公司的总裁们进行一番说教。他解释道，从各产油州来的众议员“对石油工业的国内部分怀有特别的兴趣，因为那部分向我们的国民提供就业机会，向州政府提供税收，而这些对我们的经济是必要的。”朗要求石油业的总裁们思考其中的含意，“我们希望你们这些在海外生产石油的家伙要体会这一点：凡涉及你们在海外的付税信誉或者甚至在海外的耗减折扣，或者对你们海外的雇员的特别纳税待遇等等问题时，你们可以信任的能在这方面保护你们的经营的家伙就是那些对国内石油生产有兴趣的人们。”朗总结他的谈话时说，“拥有一个十分健康的国内工业和尽你们一切力量来为此目的进行合作，这是对你们大有好处的。”
这些国际性的石油公司勉强地吸取了这个教训。
27、碳氢人
不论全球政治有多少曲折，不论帝国主义力量如何衰退和民族的自豪感如何高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的趋势是沿着一条迅速上升的直线前进的——这个直线便是石油的消耗。在理论上，如果可以说太阳以能量供给行星的话，那么正是石油现在给行星上的人口提供动力，两者都是以燃料这个熟悉的形式以及通过新的石油产品的激增来这样做的。石油露头了而且胜利了，成为无可争议的国王——以一系列炫目的塑料制品打扮起来的君主。他对他的顺民很慷慨，与人共享他的财富，到了和甚至超过了浪费的程度。他的统治是一个信任的时代，一个成长的时代，一个扩展的时代，一个惊人的经济成就的时代。他的慷慨的赏赐改变了他的王国，迎来了一个“免下车”的文明。这是碳氢人的时代。
爆炸
1949年到1972年之间，世界能源消耗增长了三倍多。可是，与石油需求的增长相比，还是逊色的，在相同的那些年份里，石油需求增加了五倍半以上，石油需求的增长到处都很迅猛。1948年到1972年之间，在美国，消耗增加三倍，从每天五百八十万桶增加到一千六百四十万桶——除去与其他地方发生的情况相比之外，其增长的情况是空前的。在同样年份，西欧的石油需求增加十五倍以上，每天从九十七万桶增至一千四百十万桶。在日本，这种增长也同样惊人；消费增加了一百三十七倍以上，每天从三万二千桶增至四百四十万桶。
是什么情况促使全世界石油的用途激增？首先是迅速和极度的经济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收入上升。到了六十年代末，所有工业国的人口都享有仅仅二十年以前他们还认为是高不可攀的生活水平。现在人们有钱花了，他们花钱购买住房，也购买准备在新居里使用的电气用具，配上中央取暖系统和制造冷气的空调设备。好多家庭有了一辆汽车还买一辆。美国的汽车、机动车的数目从1949年的四千五百万辆增至1972年的一亿一千九百万辆。在美国以外，机动车增加的数目甚至更加不可估量，从一千八百九十万辆增至一亿六千一百万辆。为了生产汽车和家用电器以及袋装商品，为了直接和间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工厂必须生产越来越多的供应品，而这些工厂也越来越多需要石油作燃料。新的石油化学工业把石油和天然气转变成塑料制品和一大群化学品，而在每种用途上，塑料替代了传统的材料。1967年的一部电影《毕业生》中有一个难忘的镜头描写一位年老的向一个对自己的前途尚未作出决定的年轻人吐露成功的真正秘密：“塑料”。可是在那个时候，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间，石油跌价，跌到十分便宜的地步；这也是促成石油消费猛增的有力因素。许多国家的政府鼓励使用石油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工业现代化，以满足社会和环境的需求。还有一个最终的理由说明为什么石油市场发展得那么快：每个石油输出国都要提高它自已的石油销售量以便获取更大的收入。这些国家中有许多使用各种刺激和威胁对获得开采权的石油公司不断施加压力，要他们多多生产，这样又推动了石油公司积极地把石油推销到尽可能找到的新的市场上去。
一切数字——石油生产的数字，贮藏的数字，消费的数字——都指向一点：规模大些，再大些。在各个方面，石油工业变成尾大不掉，因为不论生产或消费，一切的增长都不可能在没有基础结构和设施的情况下达到。无数的新炼油厂建立起来了——由于它们的设计旨在为迅速增长的市场服务和争取规模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新的工艺使有些炼油厂得以增加高值产品——汽油、柴油和喷气式飞机燃油和供暖燃油——的产量，一桶原油的提炼率从不到50％提高到90％。其结果是，喷气式飞机、柴油机车和卡车以及家庭石油取暖设备陡增。油轮队成倍成倍地增加，常规大小的油轮让路给巨大的适于远航的超级油轮。越来越精致的加油站在整个工业世界的道路交叉口和公路两旁到处出现。“越大越好”的想法也迷住了石油消费者。大马力引擎、装饰着奢华的镀铬尾翼的美国汽车越来越长，也越来越宽大。行驶八英里就要耗费一加仑汽油。
煤让出了王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繁荣的几十年里，一场新的战争正在进行，虽然不是属于报纸头版上的公报所报道的那一种战争，但是是湮没在每天商业报纸上的一页一页新闻里的战争。保罗。弗兰克尔是一位精明的石油事务研究者，他把它称为“一场运动的战争”。对现代工业社会来说它反映了一场伟大的历史转变。它产生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也对国际关系和日常生活的组织和模式起深刻的撞击作用。对消费者的心灵、思想和钱包来说，那是煤和油之间的战斗。
煤推动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煤既便宜又易于得到，它真正可说是大王。十九世纪经济学家W.S.杰文斯写道，“煤不是站在其他一切商品的旁边而是完全站在它们上面。它是国家的物质能量，万应援助，我们所干任何事情的要素。有了煤，任何功绩都变为轻而易举的事；没有了煤，我们又被扔回到旧时代的艰苦穷困中去。”煤王在二十世纪前半期中一直高居王位。可是，他无法抵挡从委内瑞拉和中东汹涌流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遍地球的石油潮水，无法站在原地不动。石油很丰富。对环境来说，石油更能吸引人并且能简便地处置。石油逐渐比煤低廉，这一点成为石油最最可取和起决定性作用的特点。使用石油为能量一密集型工业提供了竞争上的有利因素。它也给予改用石油的国家以同样的有利因素。
潮水首先冲向整个美国。世上尽管有汽车，可是即使是美国，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它也主要地仍然是煤经济。不过到了那个时候，煤工业的自身成本结构使它成为抨击的目标，因为石油经过几次削价，比煤低廉，如果按每一美元所提供的能量来计算的话。此
外，还有另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从煤转向石油，那就是美国煤矿的工潮。由美国矿工联合会主席约翰。刘易斯领导的煤矿工人罢工实际上是每年的老规矩。刘易斯的浓眉在全国报纸漫画家中间成了一个熟悉的形象，另一方面，他的好战言词动摇了传统的煤的消费者的信任。他夸口说，你如果能中断煤的生产，你可以使“我们经济的每一部门都停顿下来”。对任何一个担心自己的生产线能否继续运行的制造商来说，对一个为了能否满足严冬电力的需要而焦虑的公用事业经理来说，刘易斯的激烈的辞令和矿工联合会的好战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要求，要他们去找一个煤的代替品。那就是石油，对石油来说不存在这样明显的威胁，而且尤其是燃料油；这种油很大比例是从委内瑞拉输入的。一个委内瑞拉的石油企业家有一次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应当在整个委内瑞拉向公众进行募捐，打算在加拉加斯的中心广场建立一座约翰。刘易斯的塑像——把他尊为对委内瑞拉石油工业最最有利的恩人和英雄之一。”和英雄之一。”
欧洲的转变
煤王的衰落在欧洲似乎另有一个不同的过程，主要是由低廉和容易取得的中东石油推动和促进的。1947年，战后第一次能源危机是欧洲的煤严重不足。对英国来说，留下来的遗产却是短缺这个幽灵。政府深怕煤的供应会不足，开始鼓励电力厂从烧煤转向烧油作为临时措施。1956年苏伊士危机确实为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提出一个关于中东石油是否可靠的大问号。在紧接苏伊士危机后的时期内，英国决定着手进行它的第一个核能的主要规划来减少它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在工业国家中也讨论了维持商业需要以外的存货的计划——即紧急用途的储存——作为未来石油可能出现中断的一种保险。但是，对安全的担心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欧洲脱离煤的举动仍没有减弱。
石油胜过煤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环境，特别是在英国。伦敦长期来吃“杀手烟雾”的苦楚，这是烧煤而产生污染的结果，特别是在屋内敞开烧煤造成的。烟雾一降，伦敦的医院都挤满了患严重呼吸道疾病的人。针对这种情况，在禁止家庭用煤取暖的地方设立了“无烟地带”；1957年议会通过了洁净空气条例，该条例赞成使用石油。可是最强大的推动力是费用；油价在下降，煤价则否。从1958年以后，石油作为工业燃料比煤便宜。家庭转向石油（也转向电，后来又转向天然气）。煤炭工业以根据“活火”为主题的强烈广告战作答。尽管有动听的辞令，但一碰到家庭取暖问题上，煤是在消失的余烬。
一方面价格较低的石油在经济上有利，另一方面充满冲突的煤炭工业中存在着成本、紊乱和失业问题，为了试图把两者平衡一下，英国政府采取了在面对低廉的进口石油的情况下给国内煤炭工业以一些保护的政策。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政府已经大致上作出结论，认为英国的国际贸易地位要求在使用石油上有迅速的进展。不然的话，英国制造商在同使用低廉石油的外国厂商竞争时将很不利。一位政府官员把这个转变总结为“石油已经成为经济的生命线，对所有其他工业化国家都是一样，它影响经济的每个部门”。
这个转变模式的确在整个西欧都在重复施行。到了1960年，法国政府已经正式承诺了要推行国内煤炭工业的合理化改革和缩减，并全面转向石油。它强调说，使用石油为推动工业企业的现代化提供了一条途径。约翰。梅纳德。凯因斯有一次说过，“日耳曼帝国实在是建筑于煤和铁而不是血和铁上。”但是德国也转变了，因为石油比煤便宜。转换的程度是引人注目的。1955年，煤提供了西欧能源使用量的75％而石油仅为23％。到了1972年，煤的份额缩小到22％，而石油的份额上升到60％——几乎是一个180 “的转变。
日本不再贫穷
在向石油转移方面，日本稍微慢了一些。煤是它的传统和基本的能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争期间，石油主要用于军事，只有一小部分消费在民用运输上以及为了照明而继续使用煤油。炼油厂和石油工业的其他基础设施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幕中被毁了。一直等到1949年，美国占领当局才允许在日本重建炼油厂，而且那时候还只是在西方公司（新泽西标准、纽约标准、壳牌和海湾）的指导监护下进行的。占领结束以及重获政治独立以后，加上发生朝鲜战争，日本才开始它的非凡的经济增长过程。
第一阶段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基于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到了1956年日本政府已经能够发出一个划时代的宣言：“我们不再生活在战后重建的日子里。”日本不会再永远贫穷，所期望的是煤将为继续增长提供动力。五十年代初期，煤所提供的能源占日本全部能源的一半以上，而石油只占7 ％——比木柴还少！但是石油价格继续在下降。到了六十年代初，日本政府和日本工业不用说将把赌注押在石油上。正如在别处一样，石油会使经济免去煤矿工人骚动的威胁；而且仍然还有一个原因在起作用——石油比煤要便宜得多。
由于石油本身对日本经济更为重要，日本政府把它视为重要的政策问题，谋求减少石油工业中的外国影响。通商产业省调整日本的石油工业，以便日本独立经营的炼油公司在同那些直接与国际大公司有联系的公司竞争时可以获得相当大的市场份额。独立经营的公司被视为比较可靠，它们更愿意专门地为实现日本的经济目标承担义务，更能有保证地纳入日本经济和政治制度。1962年的新的石油法给予通商产业省颁发输入石油许可证和分配销售的权力。通商产业省利用这个权力来支持独立经营的炼油厂，促进竞争，尽可能将石油的成本维持在低廉的水平上。由于炼油厂家都竭力地争夺市场，价格战发生了。日本似乎是在补偿已经失去了的时间，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完成向石油经济的转移。六十年代的后半期，一方面日本的经济本身以完全不寻常的每年回回％的速率在增长，另一方面，石油需求甚至以更为不寻常的速率——每年18％——在增长。到了六十年代末，石油为日本总消费额提供70％的能源，相比之下，五十年代初仅仅为7 ％！
石油需求的增加大部分反映在日本工业的活力上。但是另外一种力量也在起作用——日本的自动化革命。1955年，日本工业只生产了六万九千辆汽车；整整十三年以后，在1968年，生产了四百十万辆，其中85％在日本境内销售和使用，只有15％是输出的。这意味着国内汽油消费极大幅度地增加了。但有助于把日本建成一个可怕的全球性经济大国的汽车大输出那时还尚未开始。
战后世界的两个奇迹是日本和德国，两者都不仅从战败状态中恢复过来而且为经济运行树立了令人欣羡和惊愕的楷模。经济史家艾尔弗雷德。钱德勒回顾了这两个国家的成就，简洁地把它们成功的诀窍总结为“德日两个奇迹的根据是改进了的组织机构的安排和低廉的石油”。不是它们所有的同盟者或竞争者（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有进入“改进了的组织机构的安排”的途径，但是大家都享有丰富的石油的好处。结果，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繁荣的日子里，整个工业世界的经济增长都是由低廉石油来推动的。仅仅在二十年内，工业社会的支柱基础发生了一个极大的改变。在全球的基础上，在1949年，煤曾为世界提供了2 ／3 能源。到了1971年，石油连同天然气提供了世界能源的2 ／3.十九世纪时经济学家杰文斯关于煤曾经说过的话，现在在一个世纪以后变成现实，但不是说中了煤而是说中了石油。石油高高地站在其他一切商品之上；它是普及世界的援助，几乎是我们所干的一切事情的要素。
争取欧洲
由于迅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扩展，连同从煤到油的转移以及大众化汽车的问世，欧洲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市场。随着保护主义的限额限制了美国输入石油，所有到海外去找石油的美国公司不得不另找市场，这意味着到欧洲而不是别的地方去找市场。与此同时，产油国一直不变地对那些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增加产量。海湾石油公司的总裁威廉。金说，“每年我们的人去科威特城犹似一年一度的朝圣。那是普遍如此的。可是这种会晤非常麻烦，双方都发出威胁和说些劝诱的话。科威特人总是告诉我们他们多么想要我们多打油，而我们总是告诉他们油太多了，没有销售市场。”科威特人总是指出伊朗人已经增加了。“最后，双方都同意了一个数字——增加5 ％或6 ％。”
这些额外的石油到哪里去销售呢？发展中国家里有一些销售的机会。海湾石油公司在南朝鲜建造了一座肥料厂，借此换取在南朝鲜设立一个炼油厂和销售系统的权利。它还贷款给一些日本公司如出光和日本矿业公司，使它们能够建立炼油厂，贷款的担保是一项长期购买原油的合同。但是欧洲显然是最重要的市场。进入欧洲和随后的扩张不仅需要经济实力而且也需要政治手腕，因为那里的直接和间接的政府调节控制比在美国还多。例如，公司不可以随便在外面买一块地设立汽油加油站；政府在分配地点方面实施严密的管制，结果是为了地点问题惊人地耍弄手腕。海湾石油公司总裁威廉。金说，“在欧洲，竞争是骇人听闻地激烈，因为其中需要花的钱是大笔大笔的。不同公司的人谈话时相互非常客气，举止行动也很友好，可是我们要全力以赴设法去偷抢别人的市场，别人也试图偷抢我们的。”
壳牌石油公司是率先进入欧洲市场的买卖人，这意味着它处在守势的地位，必须学习如何能具有更大的竞争力。例如在西德，德意志壳牌石油公司自豪地宣告它的二百二十个年轻的推销员是经受过“美国风格的积极推销术”的训练的。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甚至必须更加积极，因为它正在试图树立它的相对地位。在英国，一个汽油加油站常常设有好几家公司的专用油泵，有时候出售多至六种不同牌号的汽油。对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来说这是异端。它要加油站只出售它的埃索牌汽油；它差不多达到了这个目标。为了赢得整个大陆正在实施机械化的农民的喜爱，它在欧
洲主办了一个世界犁地比赛。求助于美国伟大的传统，它的加油站开始免费提供公路地图和当地旅游指南以吸引欧洲人以及越来越多的美国旅游者，他们都已长大成人，期望免费获得地图作为一种公民权利。
横跨欧洲的巨人般的大公司中间也有若干机敏的小公司，它们已经发展了生产而且正在争取市场；这样一来又进一步刺激了对石油的渴求。它们中间最出名的大陆石油公司，后来被称为科诺科公司（CONOCO）。它在1929年已经开办，是由一家落基山市场公司（原是标准石油帝国的一部分）与一家立足于俄克拉何马州的原油生产者和炼油厂合并而成的。这家新的企业是一家严格限定的美国地区公司。随后在1947年，董事会请来了一位新总经理伦纳德。麦科勒姆，他曾经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全世界生产协调员。麦科勒姆想集中扩大这家公司在北美的生产。但是他不久即发觉大陆石油公司在竞争上处于不利地位。四十年代后期，比较低廉的外国石油在涌入美国而造成递增的需求，与此同时大陆石油公司的生产正受到在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和其他地方实行的比例限额的限制。大陆石油公司在以后的十年里花了很大一笔钱在埃及和非洲其他地方钻探，但没有收获。尽管碰上这些头痛问题和令人失望的情况，然而麦科勒姆相信，在原油问题上，公司最好是一个“富者”，比“穷者”来得强。他说，“如果你打算成为一个‘富者’，你必须有胆量尽可能攫取多一些面积——胃口要大。虽然一小块地也许看来是有把握的，但是你最好尽可能多拿到一些以免落空。”
五十年代中期，大陆石油公司在利比亚拿到了很大一块地，是同马拉松公司和阿美拉达公司合伙的，称为绿洲集团。五十年代末，绿洲集团开始在利比亚大规模地干起来。但是正巧在这个时刻，华盛顿大幅度地改变了规则，完全削弱了麦科勒姆原来的战略逻辑的根据。新的输入限额排除了大陆石油公司原来计划好把比较低廉的利比亚石油运入美国市场的可能性。这就是说，那部分石油必须运到别处去；所谓“别处”，当然指西欧——世界上最有竟争力的石油市场。
开始时，大陆石油公司把增长的利比亚产量销售给在欧洲的大公司和独立经营的炼油厂。一位大陆石油公司的总裁回忆道，“我们完全是新手，我们不得不走出去到处寻找。”但是该公司没有什么灵活性，它还须给它的买主以相当大的价格优惠。于是，它面临典型的困境——依赖别人。本世纪初，威廉。梅隆把海湾石油公司变成一个综合公司，有自己的炼油和推销系统，这样他就毋须向标准石油公司或其他任何公司说“借光”。现在，六十年后，麦科勒姆也得这样做。
所以从1960年开始的三年里，该公司在西欧和英国建立了自己的后阶段的炼油和销售系统，白手起家惨淡经营，尽其可能来获取炼油和市场的机会。它生产出来的优质利比亚石油特别适合炼成汽油，迫使大陆石油公司去发展它自己的汽油加油站网。此外，它同占有战略地位的独立经营的炼油厂商谈判和签订长期合同。它在英国建立一个效力很高的炼油厂并且销售以“喷气式飞机”为牌子的成本低廉的汽油。到了1964年，麦科勒姆开始寻找外国石油以后的第十七年，大陆石油公司在海外的生产量超过了在美国的生产量。它成为一家重要的综合性国际石油公司，这一成就是麦科勒姆所始料未及的。
这一类公司的增加，每一家都多多少少是作为自主的链锁企业而组织起来的，加强了市场上的竞争压力并进一步推动石油价格的下降。它们的成功也将在供应石油的国家里激起民族主义的情绪。总之，这些公司最脆弱和容易受打击之处是生产环节的两个极端——井口和油泵。
吸引消费者
消费者，尤其是有车阶层的汽油消费者，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美国，驾了汽车到处奔驰，趾高气扬，潇洒大方。战争年月的匾乏和配给在人们的记忆中已是遥远过去的事。对建造炼油厂和精炼设备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加上石油供应的不断增长，为汽油供应商之间的剧烈竞争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处方：把价格压低。
这一着太适合美国的汽车驾驶者不过了，他们是屡次“价格战”的受益者。随着汽油加油站如雨后春笋样地在街头出现，它们的经营者一下子都在加油站的门口刷上了手写的大字标志，宣告他们的价格比马路对面的一家要便宜半分钱。价格战的第一枪往往是由独立经营的加油站发出来的，它们不属于大公司，能从二级市场上买到低廉的剩余汽油。大公司不那么喜爱价格战——它们发觉自己在掠夺性的降价冲击面前是脆弱的——常常采取“我们是被迫的”态度。可是尽管提抗议，当它们试图积极地打入新的市场的时候，大公司有时候也发动价格战。
竞争也表现在其他形式上。驾驶汽车者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受到那么好的服务。他们车子的车胎的充气和汽油足不足都有人检查，玻璃窗也有人洗刷，加油站还免费递上喝饮料的玻璃杯和抽奖彩票表格，为的是赢得顾客的喜爱和抓住顾客。五十年代初还采用了信用卡使顾客同某一公司有固定联系。电视也提供了一个完全新的媒介，为全国通行的牌子做广告诱使顾客只买这些牌子的汽油。得克萨斯石油公司除了在大都会歌剧院广播节目煽动热烈的听众以外，又进一步在电视上吸引远为广泛的观众来欣赏得克萨斯明星剧院和米尔顿。伯利的表演，鼓动千百万的忠实观众，要他们“把你的汽车托付给戴星徽的人员”。得克萨斯公司还自豪地向它的主顾保证，为了他们的方便，它甚至在四十八个州都“登记”了所有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盥洗室。
接着兴起了关于汽油添加剂的宣传战。添加剂的目的在于使一种牌子的汽油有所区别，因为汽油毕竟是差不多一模一样的商品，不管它是什么牌子。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在五十年代中期，十四家最大的市场买卖人中有十三家开始出售新的“优惠”汽油，激烈地竞赛，在荒唐的夸张广告上互相赶超。在那些初步进行氢弹试验的年份里，富田石油公司宣称它的汽油“为了和平而使用氢”，这是一个大胆而相当平常的声明，因为所有碳氢物，包括汽油在内，都是由包含氢的分子所组成的。壳牌石油公司声称它的TCP （磷酸三）旨在抵消火花塞积垢，是“三十一年里汽油的最大发展”。辛克莱石油公司的“强化一X ”汽油包含可以抑制引擎生锈的添加剂。城市服务公司不甘落后，曾经宣告如果一种添加剂已经够棒了，那么五种添加剂简直是美妙得不可思议；它推出了产品“5 －D 优质”汽油。使用添加剂的新产品名单越来越长，所有公司不论使用什么添加剂，都有一个共同的说法——自称产品是“多年研究”的结果。
壳牌石油公司由TCP （磷酸三）而得到激励，把它的汽油销售量在一年里提高了30％。这种不当的行为不能听之任之而不受指责。纽约标准一真空公司赶发了一个“保密”备忘录给它的“莫比尔”汽油的销售商，提出警告说，TCP 没有什么价值而且可能损坏汽车的引擎。纽约标准公司宣称它自己的“双倍效率”的莫比尔汽油“无与伦比！”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甚至走得更远，宣称TCP 是一个销售术的骗局，是无病治病，因为火花塞积垢实际上并不存在。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代之以提高辛烷的含量而推出它自己的新产品“总体效率”。由于这么许多公司推出所谓“真正”汽油而品种激增，消费者现在有了挑选，在所谓“正规”或“标准”的汽油和各种“高辛烷”或“经过严格试验”的优质品之间进行选择。在一定时期以后，莫比尔公司又提供了另一品种“高能汽油”，说明在独特的炼油进程中“轻量低能原子由强大高能原子所替代”。很自然，一辆“高性能”汽车的驾驶者必然感到不得不去购买一种“高性能”的燃料——每加仑多花几分钱——即使只是为了获得真正的或想象中的乐趣，也会去买，为了能看到别的倒霉驾驶者在红灯处吃他车后的尘雾。
使用添加剂不过是赢得消费者心理的一种办法。1964年在英国作为在汽油销售方面推出“新面貌”的一部分，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第一次推出了“埃索”虎的图像和一句口号“在你的油箱里放一只老虎”。这个老虎图像走遍了埃索石油公司的欧洲市场，有助干使它的牌子一目了然。它第一次在美国出现时，并不那么完全成功。一位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总裁带着嘲弄的口气评论说，“这并不是一只十分好看的老虎。”在老虎第一次出现十年以后，一位一度在迪斯尼制片公司工作过的年轻艺术家把它重画了一下。这个新的老虎也被称为“多年研究”的结果，它带着友好的脸容，活泼欢乐，心情愉快和助人为乐——活像一个推销员。看来“在你的油箱里放一只老虎”在销售汽油时可比放任何一种新的添加剂还有效。壳牌石油公司为“埃索”虎汽油在美国受到欢迎和被越来越多的驾驶者所采用而感到恼火，它的经理们开始把他们的明星添加剂TCP 更加口语化地称为“雄猫活力”。
新的生活方式：“六条到达月球的人行道”
不可阻挡的石油洪流涌到哪里，哪里的事物就在转变。转变最剧烈的地方无过于美国的地貌景观。石油的丰富使汽车数目激增，这又转而产生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生活方式。这个时代确实是碳氢人的时代。公共运输纽带，特别是铁路曾把美国人同人口密度比较高的中心城市连结起来，但在汽车的冲击下中断了，巨大的郊区化的浪潮波及全国。
二十年代时，虽然向郊区迁移已经开始，但是这个转移的发展已停顿了十五年，第一次是由于大萧条，然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它又马上重新开始。实际上，起点也许可以说是在1946年，那时有一个建筑工人名叫威廉。莱维特的一家在长岛的汉普斯特德镇购地，加起来一共购置了四百英亩的土豆田，地处纽约市东二十五英里。不久推土机前来平地，卡车将运来的建筑材料每隔六十英尺卸下一堆。苹果、樱桃和常绿树的树苗种在每一块界定的场地上。这第一个莱维特镇上的房屋价格是七千九百九十美元到九千五百美元，最终将包括一万七千四百幢房屋，可以让八万二千人在那里成家。到了一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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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时候，莱维特镇将成为战后郊区的原型，体现美国梦想的一个变化形式和在一个变化无定的世界里的美国价值准则的肯定。正如威廉。莱维特所解释的，“凡拥有自己房地产的人没有一个会是共产主义者。他要于的事太多了。”
郊区化以惊人的速度逐渐扩大，一户一屋的新住房的数目在1950年从十一万四千幢增加到一百七十万幢。靠了开发者的魔术，各种地貌——花椰菜和菠菜地、乳牛场、苹果园、鳄梨园和柑橘林、李子和无花果林、年久的种植园、赛马场、垃圾堆、山坡上的密灌丛以及光秃的平原荒地——都改成住宅小区。1945到1954年之间，九百万人搬往郊区。还有几百万人也接踵前往。1950年到1976年间，总共住在中心城市的美国人数增加了一千万，而住在郊区的人数增加了八千五百万。到了1976年，住在郊区的美国人比住在中心城市或农村地区的要多。正当把郊区从建筑到价值说得一无是处成为一种理性上的时尚时，对千千万万在郊区定居的人来说，郊区提供更良好的住房，可以抚养生育高峰时出生的婴孩，也可清静独居不受干扰，可以自行管理，还可提供空地空间，有孩子玩耍的院子，可以开设更好的学校，可以获得更多的安全——总之，是大萧条和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的一个充满了乐观和希望的安全地方。
郊区化使汽车成为一个实际的必需品；过去的农村景观被到处流动的汽车重新塑造了。这个新的美国的轮廓不是高楼大厦而是低矮的房屋；为服务和满足郊区房屋所有者的需要，新的机构出现了。购物中心外面都有好多英亩的免费停车场，它们成为消费者向往的地方以及零售商的战略重点。近至1946年，全美国只有八个购物中心。第一个有计划的大零售中心是于1949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市建造的。到了八十年代早期，已经有了两千个大购物中心，它们把所有零售业务的2 ／3 的现金纳人了出纳机。第一家全封闭的温度控制的购物中心于1956年出现在明尼阿波利斯附近。
人们认为“汽车旅馆”这个名词早在1926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就创造出来了，指的是沿公路开设的加油站附近兴盛起来的木屋群。但是汽油时代的这个特别创作的声誉开始时并不是什么可以吹嘘的事物。近至1940年，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提醒全国说汽车旅馆是“犯罪营”和“邪恶和腐化的窝”。这位政府的最高级警探说，汽车旅馆的目的是提供非法性关系的幽会场所和罪犯的躲藏处，他警告全国有“色情业”迫近的危险；他揭露有些汽车旅馆的木屋出租给搞性活动的人一个晚上多达十六次。但是当美国的家庭在战后年月里驾车上公路邀游时，出于需要而产生了体面感。那是在1952年，两位企业家在孟菲斯开设了一家“度假村”旅馆。自那以后，汽车旅馆犹似雨后春笋。由于坐在车子后座上的孩子们既疲乏又乱发脾气，还要吵嘴，对一筹莫展的父母来说，整整一天长途驾驶后的黄昏时刻瞥见那远处出现的绿色度假村的招牌，真是求之不得，就像是令人无限欢迎的灯塔，意味着暂息、缓解，甚至拯救！在美国全国，一家子人可以在汽车旅馆里找到宽敞的地方，房间里都安放着电视机、小块包装的肥皂、“魔指”振动床——还有在过道里放着冰块和果味汽水机。
人还必须吃东西，不论他们仅仅驾车在自己的郊区走走或者作长途旅行；因此饮食店的性质也得变。全国第一家“免下车”餐馆名叫罗伊斯。黑利猪肉摊，于1921年在达拉斯开设。可是直到1948年以后麦克唐纳兄弟二人在加利福尼亚的圣贝纳迪诺他们的餐馆处燃起路旁服务之火，这个办法大大地减少了菜单k 的花样并开创了食品的流水线式生产。然而快餐的新时代认真地始于1954年，那时有一个牛奶冰淇淋机器推销员名叫雷。克罗克的，他同麦氏弟兄合作，于下一年开设了第一家新的快餐店，招牌就取名麦克唐纳，地点设在芝加哥的一个郊区；以后的发展都是历史了。
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免下车”国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林奇县，坐在汽车内在“世界上最大的‘免下车’教堂”参加礼拜是可能的事。在得克萨斯州你可以在“免下车”登记窗口办理一个社区学院的课程注册手续。电影在“免下车”影院的巨大银幕上闪烁着，青少年观众把这些影院称做“恋情加油站”。每年早秋，汽车展销厅的新型号汽车展览成为全国性的庆祝活动，到时候所有人看来都要一本正经地思考对底特律的创新喊一声“啊”和“呵”表示惊奇和赞美——全框架的保险杠、更多的克罗米或更长的尾翼——提供长尾翼的理由是有必要包含一个复杂的灯光系统安装在车身背后。有时候，还增加一个理由说“这些精巧的尾翼对车辆行驶时起稳定作用”。一位学者则指出那“也许能起作用，如果是在空中飞行”。但这是汽车不是飞机。然而在地上它可加速行驶，以越来越高的速度飕飕而过，送它的乘客上下班，甚至成为一个流动办公室，这对旅行推销员来说是一个恩赐。美国的家庭中有90％靠汽车去度假。某一位幸运的汽车驾驶者把第五十亿张公路地图塞入他汽车上的贮物箱里，这些地图都是汽油加油站免费供给的。去获得一张见习驾驶许可证，随后再获得驾驶执照成为青少年一生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他们自己的“汽车”是表示成熟和独立的最重要的象征。汽车对约会也是绝对重要的，对确定关系、发生两性关系以及求婚求爱的程序仪规等也是绝对重要的。六十年代后期的一次调查发现，美国所有婚姻中的40％是在汽车中求婚而成的。
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动脉和血管便是道路和公路。在这一点上，正如在其他许多方面，维护公共利益的政策支持了这个必要的发展。1947年，加利福尼亚州提高汽油税，洛杉肌的高速公路的建设认真地开始了，包括最最关键性的市区“交换道”（立体交叉）在内，它把各自的高速公路连成一个单一的大系统。同年，越过全国在新泽西，艾尔弗雷德。E.德里斯科尔州长在他的就职典礼演讲中透露，在他这个州里伟大社会的理想是一条收费公路从称为花园州的新泽西州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这样将结束在战后年月里一直在威胁着新泽西州的拥挤和长期交通阻塞的局面，并且能够使跨州的驾驶员少花一小时又十分钟。德里斯科尔认为对新泽西的未来没有比一条收费公路更为重要的了。
1949年开始建筑，激起了州内人民极大热情，欢呼“奇迹式的公路”和“明天的公路今天来建筑”。在那时候，还没有环境影响的研究，没有反发展的争论诉讼，只有一种意识，即在美国你能够快速地把重要的事办成。整个工程，从第一次计划到最后一个收费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落成通车典礼用一顿早餐来庆祝，以资不忘，早餐的每个细节都由一个人亲自掌管，此人就是美国公路菜谱大师——餐馆老板霍华德。约翰逊。
新泽西州公路不久成为美国最繁忙的收费公路，大概也是全世界最繁忙的一条。它的地标是一些歇脚区——沃尔特。惠特曼区（靠近3 号出口）、托马斯。爱迪生区、多利。麦迪逊区、文斯。隆巴迪区等等——还有霍华德。约翰逊的许多餐馆的橘红色瓦屋顶。在公路通车那一天，州长德里斯科尔宣布说，“收费公路已经使新泽西州从招贴板、热狗摊和废品旧货栈背后露头了。驾驶者们现在可以看见真正新泽酉的美了。”很少几个驾驶者会同意这样的描写。其他收费公路比它远为美丽：康涅狄格的梅里特公园大路、纽约的泰康尼克公园大道。有一位评论家说，“把地貌的主要特色完全遮掩起来，使人看不清，是很难的，但是这条「新泽西］收费公路做到了。”然而它的建成是为了求速度和便利，不是为了美，是碳氢人的实用纪念碑，因为碳氢人迫切需要迅速地从一个地方前往另一地方。它是永远不停地在延伸的迷津中唯一的短途小径。
1919年，艾森豪威尔少校曾经率领他的机械化部队横跨美国进行军事远征，那时几乎没有一个道路系统可循。这使得他想到将来要有高速公路。三十七年以后，在1956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州际公路法案，在全国建造纵横交叉的四万一千英里的超级公路系统（后来增至四万二千五百英里）。联邦政府准备承担成本的90％，其大部分钱来自从石油税收中累积起来的一项特别指定的专用公路信托基金。这项计划得到好多家利益集团的广泛联合体的积极支持和推动，这个联合体称为“公路院外集团”，包括汽车制造商、州政府、卡车运输业、汽车商、石油公司、橡胶公司、工会、房地产开发公司等等。甚至还包括美国停车协会在内，因为不管行车路程有多长，驾驶员最后必须结束他们的行程，需要二个地方停车。
艾森豪威尔本人主张实施州际公路规划，理由有好几条：交通安全问题和拥挤堵塞问题以及由于公路运输效率不高而造成浪费几十亿元的问题，还有对冷战的极大恐惧而提出的民防要求。他说，“如果我们的城市遭到原子弹袭击，公路网必须可以让攻击目标地区迅速撤离。”最后形成的计划是庞大的，艾森豪威尔对建筑的规模感到自豪，他使用奇妙和迷人的比拟说，“这个系统的总路面合起来成为一个停车场，大得足以容纳美国所有汽车的2 ／3.建成这些道路所灌入的混凝土可以建设八十个科罗拉多河上的胡佛水坝或六条通向月球的人行道。这些建筑工程所使用的推土机和铁锹搬走的泥士和石块可以把整个康涅狄格州埋到地下二英尺深。自从战争结束以来，政府所做的事和采取的行动以这个工程为最大，它将改变美国的面貌。”他的话，如果有道理的话，还不是充分如实的说法、与此同时，当美国人和美国货开始沿着无穷无尽像带子似的道路移动而且车流越来越庞大时，公共运输和铁路将是输家。在那些扩展的年份里，什么都是越大越好，那么越长、越宽也就越好。
即使在美国人的起居室内，石油也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六千万以上的人每周都在欣赏一出名为《贝弗利乡巴佬》的情景喜剧，1962年它一上电视，立刻轰动一时，在两三年里收看率一直名列前茅。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有几百万人观看。它讲的是克拉姆彼得一家，一个欧扎克高原的乡巴佬家庭；由于他们的前院里偶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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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油井而发了财，于是他们立即离开胡特镇而迁往贝弗利山的宅第里。发噱的是他们的天真和不懂“大城市的生活方式”。观众非常喜爱这出戏和可爱的石油亿万富翁，说什么也不能忘记剧中的那首主题歌：来听听一个叫杰德的人的故事，他是山里人，勉勉强强养活了一家子，有一天他带了猎枪去找些吃的，从地下噗噗地突然冒出了黑糊糊的，——那是石油，黑色金子，得克萨斯的茶。
《贝弗利乡巴佬》是一种蹩脚的颂扬。因为实际上，对幸运的克拉姆彼得一家来说石油不仅是“黑色金子”，而且也是消费者的“黑色金子”，它使什么都成为可能并使工业世界走上富裕的道路。不过还有一个叫人时常思考的问题：碳氢人依靠的石油洪流究竟可靠到什么程度？有什么风险？
再度危机：“——再出现的恶梦”
虽然埃及的纳赛尔没有石油来显示他自己的意志，但是他有军事力量。他热中于建立自己的威信；在六十年代，他的威信在阿拉伯世界里已经下降。他要对以色列于1956年所取得的战场上的胜利进行报复，他一再重申他的号召——要“清算”以色列。1956年他最终的胜利使得他过于相信他的好运气。他也被叙利亚拖着走，那时叙利亚正在发起向以色列进行恐怖袭击，所以纳赛尔不能让别人认为他缺乏战斗性。1967年5 月，纳赛尔命令那些自从1956年苏伊士危机结束以来一直在执行任务的联合国观察员离开埃及。他在亚喀巴湾对以色列航运实行封锁，切断它南边的埃拉特港的交通并威胁要阻碍它输入石油的能力，他还派埃及部队进军西奈。如果发生冲突的话，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将把他的武装力量交给埃及指挥。埃及开始空运士兵和军用物资去约旦；其他阿拉伯国家已准备派遣或者在计划派遣它们自己的部队去埃及。6 月4 日，伊拉克遵守新的约旦一埃及军事协定。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眼看着阿拉伯军事力量在他们四周集结，这个套索似乎抽得越来越紧。
第二天早晨，即6 月5 日，大约在八点钟光景，以色列人作出了反应，先发制人地进攻了。第三次阿拉伯一以色列战争——六天战争——已经开始。以色列把一切赌注都押上了，在开始的几小时内成功地在地面上把埃及和其他交战国的空军力量很快地消灭掉。制空权已经在手，以色列部队打退了阿拉伯军队。实际上，按埃及和约旦那方面来说，六天战争的结果在三天之内已经决定了。在西奈的埃及部队垮了。到了6 月8 日，按纳赛尔自己所说的，以色列军队已经完全越过西奈，摧毁了所有埃及物资的80％，并且到达苏伊士运河的东岸。在随后的几天里，匆忙地就地实现停火。结果是以色列仍控制着西奈、耶路撒冷的全部、西岸以及戈兰高地。
在阿拉伯人中间，十余年来一直在谈论挥舞“石油武器”。现在是他们的机会了。6 月6 日，战争开始以后第二天，阿拉伯各国的石油部长正式号召对与以色列友好的国家实行石油禁运。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于是对美国、英国和西德（尽管不那么严格）实施禁运。艾哈默德。札基。亚马尼在6 月7 日通知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几个合伙公司说，“按照部长会议昨晚在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务请停止向美利坚合众国或联合王国运送石油，特此通知。贵公司必须监督严格执行，如发现点滴石油运达上述两国，贵公司应对后果负严重的责任。”
为什么产油国故意切断它们自己的主要岁入来源呢？对某些国家来说，这个决定是受到它们自己边境内的骚扰的影响——油田工人罢工、暴乱、破坏——也由于它们惧怕纳赛尔尽管在政治上已大大削弱还有能力在广播里煽动群众和上街的暴徒。最厉害的骚扰发生在利比亚，那里的外国石油公司的办公楼和人员都受到暴徒的袭击；大规模的撤离计划很快地为西方石油工人及其家属制订出来了，飞机将每半小时从惠勒斯机场起飞一次。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也由于罢工和破坏中断了生产。
到了6 月8 日，运出来的阿拉伯石油已经减少了60％。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的生产完全停顿。在阿巴丹的伊朗的最大炼油厂关闭了，因为伊拉克航运领港员拒绝在沙特一阿拉伯河工作。中东石油初步损失总共是每天六百万桶。此外，后勤完全混乱了，不仅是由于受阻而且也由于（像1956年一样）苏伊士运河和从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通往地中海的输油管被关闭的缘故。6 月27日——位美国内政部助理部长说，“这次危机比1956——1957年苏伊士封锁时的一次更为严重。那时，除了北伊拉克以外，没有一家大生产公司关闭，而且问题完全属于运输方面。现在……[ 西欧石油] 的3 ／4 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地区，其中一半现在停止生产。所以欧洲正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石油短缺的危急局面。”
在6 月末和7 月初，因为尼日利亚凑巧爆发了内战，形势越来越险恶。这个国家的东部地区新发展的重要石油生产集中地要求从政府石油岁入中获得更大的份额。尼日利亚政府予以拒绝。在为了石油岁入的斗争的背后还有根深蒂固的种族和宗教的冲突。东部地区称自己为比夫拉，并分离出来，于是尼日利亚政府就对它的石油输出实行封锁。这场冲突使处在危急时刻的世界市场每日又减少了五十万桶石油。
美国对六天战争的决策，部分由于它几乎全部集中在越南问题上，具有浓厚的权宜性质，以致参与者都称之为“漂浮的掷骰子赌博”。为了作出一些努力来更好地协调政策，约翰逊总统设立了一个特别执行委员会，由麦乔治。邦迪担任主席并模仿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约翰。肯尼迪曾经使用过的特别执行委员会的做法——这个组织后来都称为“未知的特别执行委员会”。邦迪的委员会把它的时间大部分花在考虑关闭苏伊士运河的后果意义上。与此同时，各石油公司被迫采取匆忙的激烈行动。华盛顿的内政部回复到朝鲜战争时开始使用的权力，组织了一个外国石油供应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大约二十四家美国石油公司组成。如有必要，反托拉斯法可以暂时延缓实施，以便各公司能够联合起来管理后勤和组织另一次向欧洲输送石油。这个委员会就是1951—1953年伊朗国有化危机期间和1956一1957年苏伊士危机期间被要求采取行动的同一委员会。一位担任委员会顾问的律师说，正如他在以前两次危机中说过的那样，“那真像一个一再出现的恶梦”。
工作上的打算是，代表工业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石油委员会在万一发生危机时将宣布紧急状态并实施像1956年那样的“苏伊士制度”，并在西方国家之间协调全部分配。可是当美国要求采取这一步骤时，许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拒绝了，因为它们自信能够作出它们自己的安排。为此美国官员大吃一惊。没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关于宣布紧急状态即将来临的决议，司法部不肯批准对美国公司相互合作所必需的反托拉斯的豁免。直等到美国提出警告说，没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声明，美国公司不同外国公司分享信息（和石油——言外之意）的时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才一致（法国、德国和土耳其弃权）通过“紧急状态的威胁”的确存在的动议，从而允许美国的和国际的协调措施可以付诸执行。
主要问题再度发生在油轮和后勤上。正常的石油流通必须大规模地重新组织。非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转向运往遭受禁运的国家（或者，拿美国来说，石油从海湾沿岸运到东海岸），而原先是运往美国、英国和德国的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现在却要往别处运了。苏伊士运河的封锁和地中海输油管的关闭意味着，正如1956年一样，要绕过好望角，航程大为延长，从而造成疯狂抢夺油轮的情况。英国石油公司发觉重新组织运输的工作如此复杂，故而它放弃使用计算机——因为它不能很快地编制程序——而回到使用纸和笔。然而，“长得多得多”的航程所提出的要求可以比原先所期望的易于满足，这是由于发展了“超级油轮”——1956年苏伊士危机所促进的一个发明创造。到了1967年，苏伊士危机之后仅仅十一年，已经有了比1956年时的油轮容量大出五倍的超级油轮。还有日本制造的六艘超级油轮，每艘总载重量为三十万吨，比1957年的标准油轮大七倍。这六艘油轮已经作好服役准备，将穿梭来往于波斯湾和欧洲之间。
尽管存在着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忧虑重重，问题经证明并不像所期望的那样严重。阿拉伯国家的国内动静渐趋平静，而且一旦阿拉伯输出国使它们的生产恢复运行，那次的最大限度的损失约为每日一百五十万桶——等于正常情况时运往三个遭禁运国家（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数量。损失的一百五十万桶可以在极短时期内补上，办法是动用充足的存货以及日后从其他地方增加的生产量里予以补足。七年以前，在196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曾把美国的闭井油说成是“一旦得不到中东石油时欧洲安全的主要因素”。这个假定在1967年经证实了。美国政府中有些人——以及得克萨斯独立经营者——提出的国家安全论点，赞成按比例配给，事实证明这种论点是正确的；美国持有一宗大规模的闭井油储藏量可以迅速地命令转人生产（尽管这储藏量也许没有像公开声称的那样大）。连同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和其他各州的相应机构的分配，美国的产量每天上升近一百万桶。委内瑞拉的产量每天增加四十余万桶，伊朗的产量每天增加约二十万桶。印度尼西亚的生产也上升了。
到了1967年7 月，六天战争以后仅一个月，“阿拉伯石油武器”和“有选择的禁运”明显地失败了；供应正在重新分配到需要的地方。外国石油供应委员会停留在扮演一个信息性和顾问性的角色；为了联合行动和反托拉斯豁免的正式的紧急状态机制永不需要了。国际性的石油公司各自都在运行，已经设法对付和处理好这个局面。
最大的输家倒是执行禁运的那些国家。它们放弃了相当大数目的岁入而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再者，它们接到帐单，要求他们向埃及和其他“前线”阿拉伯国家不断提供大量补助。扎基。亚马尼开始公开质询在这种情况下禁运有什么价值可言。不是所有人
都予以同意。伊拉克就号召对所有买主彻底禁运石油三个月，给西方一个教训。但是它的这个要求在其阿拉伯兄弟中间没有。个人接受。1967年8 月末在喀土穆举行的一次阿拉伯最高级会议上，纳赛尔（他为了阻止一次政变而把一百五十个被逮捕的高级官员留在开罗）承认他的国家完全破了产，不名一文极需金钱。参加会议的领袖们都认识到把石油从油井里抽出来赚取石油收入是正确的该做的事；这个认识代表了“积极的”阿拉伯战略的主张。到了9 月初，对美国、英国和德国的输出禁运取消了。
在这一时刻，短缺的危险都消失了。即使在8 月，阿拉伯产油国一方面还在遵守有选择的禁运令，另一方面已经把它们的总产量提高来补足损失的产量并抓住整个市场份额不放。结果，阿拉伯在8 月的总产量比六天战争以前的5 月份的产量实际上高出8 ％！单单阿拉伯产量的增加比由于尼日利亚内战而造成的损失高出一倍。
尽管这次最近的混乱相当容易地对付过去了，但是事情可以变得更严重和更困难，倘使各个输出国的总产量继续受到阻碍的话（不管是出于自己决定或出于政治不安定）或者事情是在不同的市场情况下发生的话。美国内政部在它作出的关于处理那次危机的报告里得出两个教训：分散供应来源和维持“一个庞大的灵活的油轮队”的重要性。在危机后的时期里，伊朗国王总是渴求提高产量，他提出一个巧妙的主张，他认为这个主张会吸引华盛顿的决策者和赢得他们对他同石油公司继续斗争的支持。他说，伊朗应当获得一个输入美国的特别限额，输入的石油将在废旧的盐矿里存储起来作为战略储备，这样会使美国获得更大的安全感和供应灵活性，同时也给他一个新的市场出路。但是，还得经过另一次石油危机才能使这个明智的主张得到贯彻。
到了1967年，情况很清楚，能取得的供应至少在短时期内的确将超过需求，这是因为六天战争结束后全世界生产普遍地高涨。在10月，《华尔街日报》的头条新闻的标题是“中东战争引起短缺恐惧，新的供过于求消除威胁”。《汽油杂志》已经在提醒可能有一个新的危机——“供应过剩”。石油工业的总裁们对石油供应不再担心，而是在回忆1956年苏伊士危机引起的反应如何在五十年代后期加剧了市场的过剩，并导致美国实行输入限额和牌价的削减——以及欧佩克的诞生。看来钟摆又一次要向大家都太熟悉的由短缺到过饱的进程摇摆过去。
煤炭局的卡桑德拉
六天战争的结果看来证实了石油供应何等可靠。碳氢人继续认为他的石油是理所当然的一码事。石油规定和推动了他的生活，但是由于它是如此普遍存在、如此地容易取得，以至于他很少想到它。毕竟石油是在那里躺着，丰富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价格又低廉。它像水那样流着。石油过剩已经有了近二十年了，一般的看法都认为石油将一直继续下去，没有定限，是永远不变的。这当然是石油工业里大多数人对事物的看法。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切夫隆）的一项研究于1968年后期报告说，“现成原油过剩的‘威胁’很大。在许多地区，要增加生产的压力将继续存在，即使超过了市场的要求。”如果消费者对这件事有所思考的话，他们也会期望低廉的石油继续存在，实际上犹似与生俱来的权利和所有物，而不是某些可以改变的环境的产物；他们主要关心的事莫过于在价格战期间，要不要再往前驾驶一两个街区，可以每加仑省下两分钱。
持不同意见者和怀疑论者也是有的，他们提出问题并说些不合时宜的话，但是他们人数很少。其中有一个是德国出生的经济学家E.F.舒马赫，他是罗兹奖学金获得者，曾在牛津大学读书，后来又在哥伦比亚大学，三十年代后期在英格兰永久定居。他有一度为《经济学家》杂志和伦敦的《泰晤士报》撰稿；1950年担任国家煤炭局的经济顾问，该局控制英国战后已经国有化的煤炭工业。实际上他隐名担任这个职务：二十年之久。但是弗里茨。舒马赫具有一个想象力丰富和开阔的头脑。他后来着迷于佛教。他为发展中国家调查研究他所谓的“中间工艺”来替代高成本和从西方抄袭来的陈列柜式的工业规划。
作为煤炭局的顾问，舒马赫还有一个具体项目要护卫。他受托向煤炭工业在它同石油争取市场份额的剧烈斗争中，提供知识上的粮草。他是最坚强的人物之一，是站在最后成为（看来是无可避免的）输家一边的，他怀着怨恨和遗憾看到煤炭这样不体面地从“万应药”王位上被废黜了。以后，他会大大受到环境保护论者的赞美的，但是当时他却在保卫煤炭这个肮脏的燃料和反对采用石油。不过他的焦点是放在消耗殆尽的问题上，不是放在焚烧的后果上，这个问题在二十年后受到他的后继者极大的关心。
舒马赫在1964年说，一能源没有代替品“。他说这话是在响应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和煤炭的赞扬者杰文斯。他还说，”现代生活的整个大厦是建筑在煤炭上面。虽然能源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可以买卖，可是它不‘仅仅是另一种商品’而是一切商品的前提，同空气、水和土一样是一个基本要素。“舒马赫为使用煤作为世界的能源亟力辩护。他认为石油是一个有限的资源，不应当无节制地用掉。他也认为石油不会总是低廉的，因为贮藏会减少，而输出国又谋求取得越来越大份额的租金。更具体地说，他对依赖中东石油的问题提出警告。他写道，”藏有最丰富、最低廉石油的地方是在一些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国家。面临着这样的不稳定局面，放弃对长远看法的追求而仅仅希望最好情况的出现，这是有引诱力的想法。“
在乐观的时代里，舒马赫自己的长远看法是忧郁的。他用经济学的说法来表明有风险。他警告说，由于消耗的增长率很快和低廉的价格，“世界的石油供应在今后二十年内将得不到保证，按照目前的价格肯定不行。”有一次他甚至很想把他的警告用更形而上学的话来表达。他摘引了一位著名的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话并宣称，“燃料众神的末日将在不太远的将来降临到我们头上。”
但是他的声音是旷野里的呼唤。一个庞大的石油过剩依然存在，舒马赫对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的公众继续发出悲戚的哀诉。1970年，他感到沮丧并且判断他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到的工作来反对石油，与它斗争，于是他从煤炭局退休。他的争辩收效甚微；实际上，他在煤炭局任职的年代恰恰就是石油无情地废黜煤炭老国王并承担起对工业社会的宗主权的二十年。舒马赫喜欢无可奈何地说，“小鸡将回家歇息了。”在这时刻，他看来像一个急躁易怒、有些古怪和令人扫兴的人，不愿与人们在一起。但是他不久将出版一本书，对碳氢时代的格言和“越大越好”这个迷人说法的真正根据进行挑战。不会太久，事情的发展会使得他看来不那么像一个令人扫兴的人而知。
第五部 主宰世界的战争
28、转折年代：石油出口国对石油公司
公元前330 年，古波斯帝国的首都——波斯城受到亚历山大大帝的劫掠，留下了二千多年前的荒凉废墟。到1971年10月，它又恢复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生命。在荒芜的遗址上架起了三座巨大的帐篷和五十九座稍小的帐篷。这是伊朗国王为庆祝二千五百年前建立波斯帝国举行的一次盛会，《时代》杂志称之为“整个历史上最盛大的狂欢会之一”。参加庆典的显贵有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美国副总统、南斯拉夫铁托元帅、二十位国王和酋长、五位王后、二十一位王子和公主，还有其他十四位总统、三位副总统、三位总理、两位外交部长。在典礼进行过程中，这位伊朗国王当众与波斯帝国的缔造者、波斯王居鲁士大帝的神灵作灵的沟通，保证他要继承这位已故二干五百年的统治者的传统和事业。然后，满饰珠宝和佩戴勋章的贵宾们被邀请乘车登上古波斯城的山上，观看在星光闪闪下震耳欲聋的声光表演，不可思议地，它戏剧性地再现了亚历山大对波斯城的破坏。
在举行古波斯城庆祝活动前，伊朗政府就如何安排出席盛会的如此众多贵宾的席次这一高级外交至为重大的问题，迫切地向英国征询绝密意见。对各个不同的当权者有可能发生冒犯的事情都将是一件大事。伦敦外交部礼宾司提供了一个富有创新的方案：特别制作一张呈波浪形曲线的桌子，让每一位贵宾都能挨近巴列维家族的一名重要成员。
为了突出地表明他的崇高地位，伊朗国王曾邀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参加他的庆祝会，但却使女王陛下派驻德黑兰大使承担了一件不愉快的差使，他解释说女王已有约在先，要去他国出访。但是，这个“他国”恰巧就是邻国土耳其，这不能不使这位国王感到恼火。于是他邀请查尔斯王子参加。遗憾的是查尔斯也有不便，他正出航北海，在海军一艘驱逐舰上值勤。然而，不用担心的是波斯古城的这次盛会非同一般，而是二千五百年一次的庆典，尤其是国王正在向英国洽购数百辆英制酋长式坦克，这些坦克恰恰攸关英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伦敦方面建议由菲利普亲王和安妮公主参加。伊朗国王接受了，但并没有因此得到完全的抚慰。
庆祝活动的膳食是由巴黎著名的马克西姆大饭店供应的。菜肴食品的烹制和递送全由巴黎来的一百六十五位厨师、面包师和侍者来承担，极尽精美。除菜肴食品外，饮用的二万五千瓶酒也是从法国运来的。（因为宴会如此强调法国风格，以至于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的缺席也备受注意。“假如我去了，”他事先私下解释说，“他们会把我当作侍者领班看呢。”）壮丽的表演和庆祝会的花费估计约为一亿到两亿美元之谱。当有人对这样的奢侈提出异议时，伊朗国王不能抑制他的恼怒反问道：“这有什么可抱怨的？他们是指我们给五十位左右的国家首脑举行三两次宴会的事吗？我们是不可能用面包和萝卜头来招待他们的，我们能这样做吗？谢天谢地，伊朗宫廷还付得起法国马克西姆饭店的服务费。”
古波斯城庆祝会以后，英国在努力抚慰伊朗国王；减轻两国之间各种紧张关系的过程中，特邀他到温莎城堡与英王室在阿斯科特赛马场共度皇家周末
。这次访问邀请果然非常成功。只是在国王要与女王去一起骑马时出了岔子。就在他们要上马前几小时，人们才惊慌地了解到，作为伊朗男子，国王是不骑母马或骗马的，非公马不骑。但是，这时没有公马可供使用。正当英国方面陷入绝望之际，女王想起安妮公主有一匹公马。但新的不安是这匹公马的名字叫哥萨克。因为这位国王的父亲就是在二十年代执政的哥萨克旅旅长的儿子。假使这位国王对他父亲的事、英国在废黜他时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在总的方面对英国人的疑心有所敏感的话，他很可能会把提供这样一匹坐骑认为是一种新的和公然的侮辱，实在是一件极大的羞辱。可是，马的名字被成功地瞒过了国王，他骑上了这匹马。这次骑马和其他的周末活动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伊丽莎白女王、菲利普亲王、国王与王后共乘一辆敞篷马车在阿斯科特赛马场跑道上绕行。后来国王给女王写信称女王为“亲爱的至尊王亲”，英国回复表示赞同。
国王在波斯城举行盛大庆祝的全部目的是要树立自己为波斯王居鲁士大帝的传人，上帝的指定人。他拜访女王提高了他的地位，因为这显示他与女王的平等地位。他不再是一个傀儡、被人使用的工具，或仅仅是一个被任命的王位继位者。他现在是一个拥有巨大财富、权力和自豪的人，正在登上中东和国际舞台扮演一个能起关键作用的新角色。
英美的退却
战后的中东石油秩序是在美英支配下发展和维持的。到六十年代后半期，两国的政治力量都在后退，这意味着石油秩序的政治基础也在削弱。美国在越南陷入代价高昂、不得人心和不可能取胜的战争泥淖已有多年；同时，在全世界许多地方流行着反美主义，谴责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经济剥削已经成了时尚和老一套的运动。美国人自己，不仅由于越南战争，而且在“越南的教训”问题的争论上——它与美国对全球承担任务的程度和性质有关——产生了重大分歧。然而，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越南战争的教训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向美国挑战的危险和代价与他们过去承担的相比要少了，肯定远远不会有他们为摩萨台所付的那种高代价，而所得可能要大得多。
与英国相比，美国是中东的后来者。早在十九世纪初，英国就卷入了波斯湾的事务。当时，它首先是从平定骚扰这一海域的海盗开始的，它在海湾长期海战频仍的阿拉伯酋长国之间建立了休战和平。作为交换，英国根据协议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这些协议也就发展成为对各个“休战”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保证。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类似的条约和非正式协议更扩大到巴林、科威特和卡塔尔。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陷入经济衰退而处境维艰，结合国内和国际的政治问题，对帝国进行清理成了英国在战后世界发生的主要戏剧性事件。大不列颠正式从阿拉伯半岛南端的港口城市亚丁引退。亚丁是完全由英国人建立起来的一个城市，处于波斯湾石油航道的战略地位，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现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当英国总督离去时，军乐队奏起了乐曲《人事无常》。然而，的确人事无常。随着英国人的撤退，亚丁为严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南也门吞没了。接着，在1968年1 月初，为应付国际收支危机，哈罗德。威尔逊首相宣布英国打算终止它在苏伊士运河以东承担的防卫责任，到1971年，将从波斯湾完全撤出它的军事存在，从而消除了十九世纪以来在英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和英国统治的最后主要残余。
波斯湾的酋长们和其他统治者被威尔逊的决定惊呆了。仅在三个月前，英国外交部还再次向他们全体保证，英国不打算离开海湾。酋长们请求英国继续保持军事存在。迪拜酋长国的统治者问道：“是谁要求他们离开的？”巴林的埃米尔说得更为直率，“英国如能再有一个温斯顿。丘吉尔就好了，”他说，“英国衰弱了，但它过去是那么的强大。你们要了解，我们和海湾所有的人都会欢迎它留下来的。”
英国在海湾的地位实际上只有大约六千地面部队，加上空中支援力量，每年要花费的经费为非英币计算的一千二百万英镑。看来这可能是一笔相当小的数目，与这地区英国石油公司巨大投资所产生的对英国国际收支平衡起着非常有利影响的公司利润，或是对政府国库的巨大收入来说，都只不过是一点保险费。有些酋长们说，他们愿意自己拿出一千二百万英镑来维持在这地区的英国军队。这一建议被愤怒地拒绝了。英国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嘲笑“那些希望留住英国部队的人打算让英国人成为他们的雇佣兵”的想法。但是，有人指出，在西德和香港不是接受了这种补偿付款吗？其实，促使希利产生这种动机的原因不只是经济的需要，民族主义的发展使他相信，若在中东保持军事存在，在“政治上将是不明智的”。
英国的确帮助了许多小国联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联邦国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希望它能给它们提供一些保护的办法。随着这一使命的完成，英国人于1971年11月打起背包离开了海湾。他们的离去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海湾形势的最根本的变化，意味着影响这一地区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安全体系的结束；给这个供应当时自由世界32％石油并拥有世界已探明石油储备58％的地区，留下了一个危险的权力真空。
伊朗国王，如他在上一个月举行波斯城盛大庆祝活动时表明的，他急切地打算填补这个真空。“波斯湾的安全必须得到保证，”他说，“除伊朗外还有谁能担当这个职责呢？”美国是不乐意见到英国离去的。但是，要是没有英国人的话，那就要有伊朗国王。总而言之，这时是处在尼克松主义的年代。尼克松主义企图依靠当地强大而友好的强国担当地区宪兵来应付美国力量产生的新的政治和经济不安定因素。看来，除伊朗国王外，再没有起这种作用的合适人选了。尼克松自己也已逐渐加深对伊朗国王的尊重。尼克松首次会见伊朗国王是在1953年，即他恢复王位不久的几个月之后。在那时，他就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伊朗国王的力量正在愈益强大。假如伊朗来领导，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当尼克松在1962年加利福尼亚州长选举失利后，他出国作环球旅行。伊朗国王是热诚接待他的少数几个元首之一。尼克松不会忘记伊朗国王在他失势时对他表示的尊重。现在，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国王的意向不仅是在伊朗，而且想要领导整个地区，他得到了尼克松政府的支持。虽然事实常常不按照认可的要求去发展，但舍此别无选择。苏联武器大量涌向邻国伊拉克，它长期怀抱着称霸海湾和海湾石油的野心。从此以后，支配海湾的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安全体系。
二十年过剩局面的结束：转向卖方市场
在七十年代，世界石油市场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需求赶上了可能获得的供应，二十年来石油的过剩局面过去了。结果，世界迅速变得愈来愈依赖于中东和北非的石油洪应。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工业世界大部分地区经济高度发展，在有些年出现全面的繁荣。这是用石油作燃料发展起来的。自由世界的石油需求量从1960年差不多一千九百万桶上升至1972年每年四干四百万桶以上。因为工厂、发电厂、家庭和汽车燃烧的石油制品数量越来越大，全世界的石油消费出乎预料地急速增长。在美国，汽油耗用量的增加不仅由于人们乘车行程的增加，而且因为汽车的装备越来越重和要携带诸如空调等等的“额外附加设备”。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的廉价石油对讲究燃油效率的汽车没有任何刺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是美国本士石油工业分水线的年份。美国用完了它的过剩生产力。回顾乔伊纳老爹、东得克萨斯油田和哈罗德。伊基斯的时代，数十年来，石油生产就已由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俄克拉何马企业委员会、路易斯安那资源保持委员会和其他州的同类机构进行管理。它们曾按比例分配限量生产，保持实际生产远远低于生产能力，以促进对资源的保护，并保持可能出现长期性供给过剩情况下的石油价格。并非它们工作的故意安排，其结果为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提供了石油的可靠储备，提供了能在危机时刻动员起来的高涨生产能力——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扩大供给危机或是1951年、1956年和1967年等年份的有限得多的危机。
但是，对限量生产的需要连同进口配额一起被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因价廉造成的低投资和相对低的石油资源发现率打消掉了。现在，美国所能生产的每一桶石油都有急切的买主等着要。在1957年到1963年期间，美国的剩余生产能力总计为每日四百万桶左右；到1970年就只余下一百万桶了，这个数字甚至可能还是夸大了的。也就是这年，美国的石油生产达到了每日一千一百三十万桶。这是石油生产的顶峰，过去从来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从那以后，美国的石油生产开始下降。1971年3 月，在1 ／4 世纪中，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第一次允许按百分之百生产能力生产。“我们觉得这是个历史性时刻，”委员会主席这样宣告，“糟透了的历史性的令人悲哀的时刻。得克萨斯油田曾像一个可靠的老战士，能在需要他的时候挺身而起迎接任务。但这个老战士现在再也挺不起身子来了。”随着石油消费继续不断增长，美国不得不转向世界石油市场来满足需求。原由艾森豪威尔限定的配额放松了，净进口额从1967年每日二百二十万桶迅速上升到1973年每日六百万桶。在同时期，进口石油在石油消费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从19％上升至u 36％。
美国剩余生产能力的消失包含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意味着西方世界曾经依赖的“保证余额”已经用完了。1968年11月，美国国务院通知参加巴黎欧洲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欧洲国家的政府，美国的石油生产即将达到生产能力的极限。如果发生紧急情况，那时就没有任何作为保证准备的缓冲余地了，美国将没有能力提供支援供应。会议的其他代表为之吃惊不已。欧洲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67年实施禁运才不过一年，而且，中东显然不再是安全的地方了。
诚然，危急关头在于对中东石油日益增长的依赖性。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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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已开始了新的石油生产（后者是在1970年初内战停止以后），但与中东生产的发展相比，产量未免相形见细。在1960年到1970年之间，自由世界的石油需求量已增加了每日二千一百万桶。在同期，中东的生产量（包括北非在内）增加了每日一千三百万桶。换句话说，石油消费的巨额增加，2 ／3 正从中东的油井得到满足。
受环境保护的影响
工业国家正在发生又一项有重要意义的转变。既要增加对石油的需求，又要实施使用控制，这种似是矛盾的做法的结果是人们对环境的看法和与环境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环境问题在政治研讨程序中顺利地开始获得它的重要地位。在世界各地，空气污染敦促公用事业从烧煤转变为燃烧污染较轻的石油，从而对石油的需求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1965年，纽约市市长保证要在城市禁止烧煤。在1966年感恩节，一场空气污染的危机打击了纽约，浓重的烟雾把城市紧紧地笼罩起来，因而对烧煤作了限制。在两年内，纽约市的公用事业公司统一爱迪生公司就改烧石油。1967年，美国参议院以88票对3 票通过了空气净化法案。1970年，颁布联邦法规，确立了为大家所熟知的对环境影响的法律陈述：在工程项目批准前，必须预测并考虑重大的新工程项目对环境可能产生的后果。在同年，为纪念地球日，十万人沿纽约市第五街举行了游行。
公众对《发展的极限》一书产生了特别广泛和强烈的反应，从中反映的新环境意识可谓无过于此了。该书是一篇关于罗马俱乐部对“人类处境”研究项目的报告，出版于1972年。该书认为，假如几个基本问题——人口、工业化、环境污染、食物生产、能源消耗和资源枯竭（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的世界性发展趋向继续有增无减的话，现代的工业文化将难以保持下去，“这个星球将在以后几百年内的某个时候达到发展的极限”。这项研究不仅是对资源枯竭提出的警告，也是对碳氢化物燃烧造成的环境后果、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增加和全球变暖的新忧虑提出的警告。这是一个一般性的警告，未来危机的发生时间是很不确定的。
研究报告本身正好发表在关键的时刻。全球范围的经济繁荣，伴随着高度的通货膨胀和资源利用的较高增长，正与美国石油储备的减少、美国石油进口和世界能源利用的显著增长同时发生。而且，新的环境意识正促使工业世界开始重新安排公共政策并改变企业的策略。这意味着，用太阳石油公司经理的话来说，能源公司们的一场“新比赛”。《发展的极限》一书成为对能源和环境问题争论的指导原则。其论据是对迫在眼前的能源不足和资源紧张状态所以产生担忧和悲观思想的有力因素。这种思想在七十年代是那么的普遍，无论石油进口国还是输出国都由此作出反应并形成它们的政策。
环境保护论对能源平衡有着多方面的影响。放弃烧煤的进程在加速，依赖比较净化的燃油趋势在增加。核动力因比燃烧碳氢化物对环境影响有改进而被推广利用；同时，寻找新油源的工作在设法加快进行。在接近六十年代末期时，加利福尼亚州近海开发石油主要生产基地大有希望。在十九世纪末毕竟就已经在靠近圣巴巴腊的浅海边进行过第一次水下钻井。当今，在七十余年以后，沿着风景如画的加利福尼亚南海岸，高耸的钻架正在矗立而起。但是，在1969年1 月，在圣巴巴腊海峡的钻井意外地碰到地理上的异常情况。结果，估计有六千桶石油从未经探明的隙缝渗漏出来，噗噗地冒出水面，一层黏稠的重原油飘流到近海水域，冲上三十英里的海滩。公众的怒喊声响彻全国，一直影响到美国的政治领域。尼克松政府指令暂停开发加利福尼亚近海石油，实际上停止了开采。尽管对石油有着巨大的需求，对在环境污染敏感的其他地区，包括在整个北美最有开发前景的地区开发能源的反感情绪因石油泄漏而有增无减，这个最有开发前景的地区极有可能阻止美国石油生产的下降和抵消对中东石油的有增无减的依赖，这个地方就是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大象
早在1923年，美国沃伦。哈定总统就在阿拉斯加北极海岸创建了一个海军石油储备基地。在以后多年里，有一些开掘石油的冒险分子曾出没在这地区的周围。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发生后，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开始在阿拉斯加勘探石油，但在1959年打出一口迄至当时花费最大的干井后，他们暂停了勘探。
另一个感兴趣的是英国石油公司。由于伊朗摩萨台的政治余波和其后的苏伊士危机，英国石油公司诚然渴望减少它对中东的绝对依赖关系。在1957年，苏伊士危机之后的一年，它作出了从多方面尤其在西半球寻找石油资源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受到英国政府的有力支持。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1958年给澳大利亚首相罗伯特。孟席斯私下的信里这样说：“英国的石油公司主要依赖中东的石油供应维持他们在西欧，甚至整个东半球的业务，他们深知他们控制的中东石油供应是不安全的。英国的石油公司也了解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联合王国政府将欢迎他们为减少对中东的依赖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尤其英国石油公司为了扩大它的石油供应基地，有它自己问业上的原因：英国石油公司受到苏伊士危机的打击比件何其他国际大公司都要厉害，这家公司在它所控制的石油资源范围内试图减少其因中东供应受阻而产生的脆弱地位。”
辛克莱石油公司给英国石油公司推荐一帖摆脱对中东依赖的灵丹妙药——在阿拉斯加进行联合勘探。但是，在阿拉斯加寒冷的极北地区北坡，一连钻了六口花费巨大的干并后，两家公司中断了他们的钻探。海湾石油公司也表现对阿拉斯加有某些兴趣。它的一些勘探专家提出勇敢的争辩，认为尽管打了干井，但这里在地质学上是富有前途的，公司应该在北坡试行勘探。但是，公司的最高管理当局甚至断然拒绝考虑这一要求，一位高级经理直截了当地说，“那得要花费五美元一桶的成本，而在我们这一辈子，石油价格还绝对到不了五美元一桶。”
但是，另一家公司——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独立经营的富田石油公司还在阿拉斯加进行调查。在难以到达的北坡那儿，厚层海相沉淀特别吸引了他们。1964年，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决定重新进入阿拉斯加，它的子公司——亨布尔石油公司成为富田石油公司的合伙人，承担款项总数为五百万美元多一点。1965年，这家新的联合企业获得在北坡普鲁德霍海湾结构的2 ／3 的勘探租赁权。英国石油公司一辛克莱联合企业是其他部分租赁权的主要获得者。
在同年，富田石油公司与大西洋炼油公司合并，组成大西洋富田公司，后来简称为阿尔科（ARCO）公司，担任联合公司最高领导的是罗伯特。安德森。虽然安德森常常给人以无所拘束的印象，几乎非常随便，或许甚至有点漫不经心，但他所具有的决心和专心致志的品质，仍然使他有资格成为最后剩下的、伟大的石油开掘冒险家之一和二十世纪的石油巨头。安德森是芝加哥一位银行家的儿子。这位银行家在三十年代曾以他的深谋远虑见长，向得克萨斯和俄克拉何马的独立油商提供他人根本不愿提供的贷款。年轻的安德森是在芝加哥大学的附近地区成长的，在开设经典著作课程盛行的时期，他就读于芝加哥大学，他也有过将来当一名哲学教授的想法。但是，他父亲的客户石油商对他未来憧憬的吸引力远过于他在校园所见到的学究式人物。在1942年，他前往新墨西哥接办了一家日产一万五千桶的炼油厂。不久，他转向石油勘探，成为越来越有名的独立石油商。他的快速心算具有同洛克菲勒和德特丁同等的天赋。他在早年就能胜过计算尺，其后，袖珍计算器也赶不上他，而且他在会议场合有纠正他人小数点错误的习惯。“我从来没有特别意识到‘能力’的含义，”他解释说，“它所能起的最大作用是帮助你力排纷繁，继续往前。在谈判中，你偶或能考虑到他人不了解其重要性的某些东西。你要保持先走一步。”
多年来，安德森常常表明他是一个兴趣广泛又多样的人，一直是石油行业中善动脑筋的持异见者。他为各种思想观念所吸引，与社会科学教授们融洽相投，对价值的看法、管理方法和社会变化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他喜欢实业家们参加的研讨会，讨论诸如技术、人文主义。环境保护乃至亚里斯多德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总之，不管他获得的许多成就，他一点也不像典型的石油巨头的处事方式。他信奉的许多东西，对与他同等地位的人来说，是完全不合常规的。在他的心底里，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盲目开采石油的冒险家，除石油和地下的石油蕴藏外，再没有其他东西能使他那么热情倾心的了——那是“工业的绝对中心”，他常这样说。“在这一事业上反复得出的教训表明，假如你不能容忍失望的话，你就不应在这个行业干下去，因为你进行的钻探有90％是失败的。你必须真正能容忍经常的挫折。”但是，其他的10％常常证明是令安德森十分满意的结果，不仅使他成为豪富，尤其能够使他最终成为美国的最大地主。
但是，在1966年冬，看来90％的失败在阿拉斯加可能就要结束了。大西洋富田公司在亨布尔公司的参与下，在阿拉斯加北部海岸以南六十英里处打了一日代价高昂的井，但是一口干井。列入计划的还有在北坡普鲁德霍湾要钻的一口井。但是这计划中的一口井是否要继续钻下去还颇有疑问。这要看安德森了，这需要他的决断。他是看好钻探的，他相信有石油的。可是，除英国石油公司和辛克莱公司打的六口干井外，现在又加了大西洋富田公司自己的一口干井，当然，他做石油生意不是为的赔钱。尽管他没有十分的把握，他作了同意的决定。那个地点恰巧离阿拉斯加已经竖起钻架的地方只有六十英里。他后来说道：“这个决定与其说是另砌炉灶，不如说对已经计划好要钻的一口井作了不要报废的决定。”
1967年春，大西洋富田公司和亨布尔公司联合企业开钻了这口假使失败将肯定是最后一口试钻的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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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口井被命名为普鲁德霍湾州井第一号。1967年12月26日，一声巨大的震天动地的响声吸引了大约四十多人聚集到这口井旁。他们都紧紧地裹着厚厚的御寒服——这时气温在华氏零下30“，而且必须同每小时三十海里的大风搏斗。天然气的轰鸣声越来越大。对在场的地质学家来说，声响就如四架大型喷气机在当头掠过发出的声音。从井口喷出的一道天然气的火焰在强烈的大风中直指上空三十英尺。他们钻到了石油。在1968年年中，在距原发现油井七英里的地方又打了一口”扩边井“，证实这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是一个世界级的大油田。是一头真正的大象。德戈利尔和麦克诺顿石油工程公司估计，普鲁德霍湾可能拥有多达一百亿桶可采取的石油储藏量。任凭怎样嫉妒，这是在安德森许可下打出的井，这是安德森作为一个石油商从未作过的最重大的决策。普鲁德霍湾是北美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大油田，比在三十年代早期打破石油价格的乔伊纳老爹的东得克萨斯油田还要大一倍半。
在供不应求的石油市场，普鲁德霍湾的石油还不会影响任何价格结构，但是，它具有大大放慢美国的石油进口增长速度并显著减低世界石油供求平衡紧张的潜力。据估计，它的总产量可能很快达到日产二百万桶以上，成为次于沙特阿拉伯加瓦尔油田和科威特布尔甘油田的世界第三大油田。开始，大西洋富田公司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与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子公司亨布尔一道，考虑油田可能在三年内投入生产。但是，当北坡的管理机构简化后，看来将加快油田的开发进程。大西洋富田公司及时从海湾和西方石油联合企业的嘴里抢走了辛克莱公司，成为当时美国石油界最大的一次兼并。现在，大西洋富田、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成了北坡的三大石油公司。这次兼并使大西洋富田公司成为美国第七位最大的石油公司。
石油开发的一大障碍是荒僻的北方的自然环境：难以到达、气候极端恶劣、条件艰苦和对人生存的狂暴威胁——“这是一个极差的、险恶的、不可忍受的工作地方，”一位地质学家这样说。这个地方不同于迄今在采取石油的任何油田。当今还没有在这种环境下采取石油的技术。这里有几英尺厚的北极冻土带。在冬天，气温要下降到差不多华氏零下65度，冻土带冻得如同混凝土一般硬；但到了夏天，冻土融化成海绵样的大草原，没有穿越冻土带的道路。在冻土带的下面是永冻层，这层的泥土是永远冰冻的，深度下达几千英尺。在永冻层打桩，通常的钢桩将碎散得像苏打吸管一样。
假如这个障碍能克服，还有一个使人难以对付的挑战，即如何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石油运送至市场？虽经认真考虑过的一个方案是使用破冰油船通过北冰洋海运至大西洋。其他方案包括建议建造一条单轨铁路或一支汽车队和横穿阿拉斯加的八车道公路作不停的循环运输（直到计算出将需用美国所有的大部分汽车而作罢）。一位著名的原子物理学家推荐采用核动力潜水油船在北极冰下航行，把石油运送至格陵兰的一个深水港。这个深水港也可采用核爆炸方法来建造。波音和洛克希德公司探索了使用大型喷气输油机的想法。
最后作出的决定是建造一条输油管。但是，如何确定输油管的方向？一个方案建议造一条八百英里长的输油管，从油田南下直达瓦尔德兹港，再从那里换装油轮通过易受环境影响的威廉王子海峡，海运至市场。另一方案建议造一条全部经由陆路的输油管，向东通过阿拉斯加至加拿大，然后往南进入美国，最后可能以芝加哥为终点。对跨阿拉斯加输油管持反对意见的人争论说，实施这一方案“可能会因油轮事故导致石油严重泄漏”；而经加拿大的路线方案，总的来说，对环境保护比较有利，并可减少为阿拉斯加天然气另外建造昂贵的输气管道。然而，阿拉斯加线路有“全美管线”的有利条件，因此，按照推理比较安全；而且还附加有灵活性的优点：阿拉斯加的石油可以随便运往美国或者运往日本；石油商只需同两个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打交道，彼此都是美国政府，而不是另外要同渥太华的加拿大联邦政府打交道，受制于三四个各有自身财政体系的省和地方的管辖权，也不要同加拿大的环境保护论者和多个美国州政府打交道。此外，加拿大政府似乎还反对建造跨加拿大的输油管。经对所有这些方方面面考虑后，又提出一个论点：建造跨阿拉斯加输油管看来比加拿大线路要快得多，从而选择了跨阿拉斯加管线方案。
输油管的施工遇到一连串的工程问题的挑战：需要许多革新的和独创的技术。例如石油从地下喷出来时是华氏160 “，但是随后就要进入输油管，流经零下好多度的永冻层。假如在表层以下，石油通过的永冻层是高含水量的话，它可能使这一地区变成一片烂泥地，而输油管失去支持将可能被折断。但是，不管可能碰到什么样的施工问题，由大西洋富田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组成的跨阿拉斯加输油管建造集团，加上一些在北坡地位较小的公司，急忙行事匆匆从日本一家公司购买了五十万吨48英寸的输油管，而不考虑还有时间等待美国制造厂来加快生产。它们犯了一个错误，输油管工程甚至到即将开工前还不得不来个急刹车。
输油管工程因爱斯基摩人和阿拉斯加其他土著提出索赔要求以及合伙人之间的争吵而放慢下来。但工程全部停顿下来则完全是另外一个原因：环境保护论者在1970年赢得了联邦法院的禁令。新组织起来的各种环境保护运动因圣巴巴腊油井泄漏事件更形高涨，目标集中到在阿拉斯加建造输油管这个问题上。有些环境保护论者说，这些公司正在设法进行的工程，行动得也太快了一点，没有经过充分的研究、了解、掌握技术或小心注意存在的问题，油管工程计划也非常粗糙，一旦发生事故，其后果将是对环境的一大灾难。加拿大路线比较好，在环境保护问题上风险比较少。他OJ表示，工程进行之前美国应当制定一个能源节约计划。其他一些环境保护论者则争辩说，不能恢复原状的自然财富和独特的自然环境将会受到损害和破坏，这个工程决不能进行。我们不需要阿拉斯加的石油。
热切的石油公司相信它们能克服反对的意见，向位于育空河岸的补给点运进价值七千五百万美元的履带式拖拉机和拖车，准备开工修建道路，铺设管道。但是，汽车、拖拉机和储存的油管五年也未能投入施工。对建设输油管的禁令继续有效。原来指望在1972年生产的阿拉斯加石油没有流出来；相反，美国从外国进口的石油量在上升。至于在育空河岸旁的汽车和拖拉机，石油公司花费了成百万美元来维护引擎的清洁和保暖，以等待时机的到来。
正当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近海新油源的开发明显成问题的时候，随着在北海发现石油出现了另一个大有希望的油田。但是，北海石油的开发还很难肯定。这一开发项目既规模巨大，且所费不菲。这里的环境条件也非常艰苦且变幻莫测。同阿拉斯加的北坡一样，在北海开采石油将需要采用完全新的一套技术。这就需要时间，需要很多时间。但是，阿拉斯加和北海另有一个共同点：尽管它们蕴藏的石油在自然条件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但在政治条件上都处于非常稳定的地区。虽然如此，它们对世界石油供需平衡越来越紧张的局面都起不了提供迫切的缓解作用。这意味着，当今仅有一个地方能提供额外需要的石油来满足世界对石油几乎无限量的胃口——那就是中东。
博士在临近1970年8 月底的一天，天将拂晓，一架法国“猎鹰”喷气式包机进入利比亚上空，旋即降落在的黎波里飞机场。机舱门打开，一位矮胖粗壮年过七十二岁的男子，在微曦中走出舱门。他是一个非常着急的人。此时，他急匆匆地实际上是从洛杉矾直飞过来的，只在都灵停留一点点时间换机。他怕就要失去他称为他的“闪光夺目的明星”——他的公司在利比亚蕴藏丰富的石油的开采特许权。但是，正如他经常表现的那样，他竭力使自己成为有把握的人。他为了做交易贯注了一生的精力，他坚信有一次自己说过的并奉为信条的一句话：“没有比一桩未能谈定的交易更糟的事了。”
这人就是阿曼德。哈默博士，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
论到做交易，在当今整个世纪还很少有人是阿曼德。哈默的对手。他在1898年出生于纽约市一个犹太移民家庭，老家在临近黑海的敖德萨城。除了其他情况外，要提一提他有一位有钱的叔父在那里从事福特汽车经销业务。在十九世纪，敖德萨是一个大商业中心，西方工业家同中东商人都汇集于此。在某些方面，敖德萨在哈默的气质卜始终留有一些影响。他的父亲朱利叶斯。哈默不但是一个开业医生和制药商，还是一个左派党人，1907年在欧洲见过列宁，是美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但是，阿曼德没有他父亲那样的社会主义思想，他热衷的是赚钱，做交易——总之，他是一个资本主义者。
1921年，刚从医科学校毕业的哈默动身前往苏联。他为这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带来救济医疗用品。同时也为了收取苏维埃政府在家庭医药生意上所欠的十五万美元。通过他父亲的关系，哈默得为列宁所知。这时，列宁正许可已崩溃的俄国经济有某些竞争的自由，并鼓励同资本主义的西方进行贸易往来。列宁对哈默表示了特殊的照顾，并把他推荐给斯大林，作为“通向美国‘实业’界的一条小渠道，而且是应该尽一切可能利用的渠道”。由此，哈默在他的弟弟维克托的帮助下，根据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留在苏联做起生意——特许开采一处石棉矿，担任福特拖拉机和其他产品的代理商，经营国家特许的铅笔生产。他甚至在西伯利亚开设了他自己的皮毛行，有自己专门雇用的毛皮兽捕捉手。但在二十年代末，当斯大林掌权后，哈默正确地看出了不祥的预兆，随之打起了他的行李背包。他和维克托随身带出许多俄国艺术品，在美国的百货公司出售。其后，哈默经营过许多行当，从啤酒桶、波旁威士忌到种牛精液，赚了数百万美元。
他在1956年五十八岁时来到洛杉矾，已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像其他许多人那样，打算就此退休。这时，他是一家著名美术馆的所有人和艺术品收藏家。为了寻
求减免所得税的合法手段，他在石油业作了一些投资。当时，几乎只是当作一场游戏，他买下一家规模不大濒临破产的名叫“西方”的石油公司。他对石油业真是一无所知。但到1961年时，西方石油公司在加利福尼亚首次发现一块大油田。哈默这位惬而不舍的生意人，买进了许多公司，到1966年，西方石油公司的年销售量几乎可达七亿美元。
通过巧妙的经营和选择良好的时机，哈默最后把西方石油公司发展成世界最大的能源公司之一。对他来说，这可不是一般的管理规模，几乎无时无刻要同世界各地通话，他亲自指挥经营，亲自决策，就像是一位现代的马库斯。塞缪尔。他结交的政治关系是当世无双的；他具有无往而不达的才能和堪称无量的运气。在他的无休止的谈判中，如他的对手某次所说，哈默能表现得慈祥和蔼，常能借用讲述一个轶事来打破紧张局面。但是，他追求他所需要的东酉时，又是非常执著和认真；为谋取他自己的利益，他有高超的本领能让人们在聆听意见时感到正中下怀。“这位博士是当世最伟大的演员之一，”这是许多自认为是哈默继承者当中的一个作出的尖刻评论。
哈默同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重新签订了合约，最后成为苏联五位总书记与美国六位总统的中间人。他与克里姆林宫的接近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唯一的能向戈尔巴乔夫讲述关于列宁的第一手情况的人，戈尔巴乔夫是在列宁逝世后十年才出生的。直至最近1990年，九十二岁的哈默仍然是西方石油公司的现任董事长。信奉他的股东们继续对他赞誉倍至。他是真正属于像洛克菲勒、塞缪尔、德特丁、古本金、格蒂和马太等一类的伟大的石油冒险家之列的人。但他又是一个不符合现时代的人，像是一个从十六、十七世纪旧时代出身的、被特许搜捕他国商船的私掠船船长，在气质上是一个“来自敖德萨的商人”，乘坐着他公司的喷气机环航全球，寻求下一笔大交易。但是，利比亚的一笔交易就可能使他具有世界企业巨头的地位。
对利比亚石油的疯狂争逐已开始很久了，1965年，西方石油公司在第二轮投标中赢得了特许开采权。“西方”的厚厚的投标书在一百十九份投标书中显得非常突出，因为这份投标书是在哈默监督下，在羊皮纸上写成的，外包红、黑、绿三色缎带——利比亚的国旗颜色。作为搞好关系的馈赠，西方石油公司允诺在伊德里斯国王童年的故乡和他父亲安葬地所在的沙漠绿洲建立一个实验农场。哈默向国王赠送了一套金的国际象棋。公司还向有指望能帮助它获得特许开采权的人支付代理佣金和特别佣金。
西方石油公司赢得的第102 号和103 号开采区距离地中海大约一百余英里，面积几达二千平方英里，位于荒凉多砾、灼热的锡尔特盆地沙漠。“最难忍受但又免不了的事，就是钻出的是干井，”哈默有一次这样说。但是，在钻探场地最初钻出的几口井都是一无所获的干井，而且花费巨大。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会开始喧噪埋怨“哈默干的劳而无益的蠢事”。利比亚是大阔佬扔钞票的地方。但是，哈默坚持干下去。
他的坚持终于如愿以偿。1966年秋，西方石油公司在102 号地区打出了石油。但同西面相距四十英里的103 号地区后来被称为伊德里斯油田的地方钻出的石油相比，却是相形见拙。西方石油公司钻出石油的地方正是莫比尔石油公司先前钻探过的地下。莫比尔公司以前曾持有这块地方的特许开采权，但它后来放弃了。第一口井日产原油四万三千桶；另一口井更为出众，日产七万五千桶。西方石油公司打出了一个蕴藏量属世界上最富之列的油田。那是运用新研究出来的地震技术，才使这位爱说俏皮话的加利福尼亚老板找到了巨人莫比尔公司所失去的东西。随着这一发现，哈默说道：“天下大乱了，我们成了大人物了。”
由于1967年交了又一次好运，苏伊士运河因六日战争而关闭，因而，利比亚的石油具有更重大的价值。利比亚石油的兴旺繁荣进入了疯狂时期。德戈利尔和麦克诺顿石油工程公司估计，根据当时的发现，单西方石油公司一家拥有可复原的石油储藏量就达三十亿桶，几乎为同时期在阿拉斯加北坡发现的石油储藏量的1 ／3 ！但是，在阿拉斯加未能解决的建设一条输油管问题在利比亚无疑是能做到的。通常建造一条横穿沙漠的一百三十英里输油管需时三年，但因加快了进度，管线在取得特许开采权后不到一年时间就建成了，实际上，西方石油公司在它取得特许开采权后不到两年就把石油运到了欧洲。利比亚石油产量很快就超过日产八十万桶。从零起家，西方石油公司已成为世界生产石油的第六大公司；而且通过承包合同和收买石油生产过程的后工序系统打开了通向欧洲竞争市场的道路。
但是，这一暴发的巨人却是非常脆弱，由于它的成功片面依靠利比亚，而年迈的伊德里斯国王是不可能活得太长久的。为立足于多方面经营，哈默试图收买美国的一家主要煤矿生产企业克里克岛煤矿公司。但在商定前，克里克煤矿公司的总经理威廉。博兰诺决定，他还得调查一下利比亚政治稳定的前景。博兰诺找了国务院、大通曼哈顿银行和花旗银行等地方的人谈话。普遍的回答都是相同的：有理由可以预期利比亚的政治在五六年内是稳定的，而且也“很容易预料在国王死后，权力将会按照法定程序移交的”。合并随之进行。那是在1968年，但那些专家们全都绝对地错了。
利比亚人的挤榨1969年8 月31日夜至9 月二日凌晨，一位利比亚高级军官在他自己的卧室里突然被一位年轻的军官叫醒，他对这位执著的年轻人说，他太早了，计划的政变还在几天以后。天哪！对这位高级军官来说，这是另一场政变。几个月来，整个利比亚的军事方面一直闹哄哄地在策划密谋，因为各种军官和政治家的集团都在准备推翻伊德里斯令人苦难的统治。由有超凡领袖魅力的穆阿迈尔。卡扎菲领导的一群激进军官，以有力的打击战胜了所有其他的人，包括他们的部队上司。那些人已计划好他们自己将发动的政变，时间就在三四天以后。说实在的，许多参加9 月1 日政变的军人，当时还不知道究竟是谁在负责，甚至还未弄清究竟是哪一个政变。
卡扎菲和他同伙早在整整十年以前就开始密谋了，那时，他们还只是在中学读书的十几岁的少年。他们在纳赛尔及其著作《革命的哲学》和他的电台“阿拉伯之声”的鼓舞下，决心在他们的生涯和事业上都效法纳赛尔；而且，他们还决定将来获取权力的道路将不通过直接参加党派的政治活动，而要通过军事学校走纳赛尔同一条道路。在卡扎菲的心目中，正如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所说的，纳赛尔的革命学说与“穆罕默德时候的伊斯兰教思想”已经合而为一。他们这个集团已完全为纳赛尔和统一阿拉伯的纳赛尔理想所俘虏。在适当的时候，卡扎菲将谋求继承纳赛尔的衣钵。像纳赛尔一样，他是天生的阴谋家，而且同纳赛尔同样古怪而乖僻；在他的心态上有着狂郁症患者的那种广泛的摇摆性。他不仅企图担当阿拉伯世界的领袖，而且要成为阿拉伯世界的真正化身。在这样做时，他就要策划和无休止地掀起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其他阿拉伯国家和西方的运动；而且，因有巨大的石油收入，他愿意成为银行家、资助人和全世界众多恐怖集团的付款人。
在顺利成功的九月政变以后，卡扎菲的新革命指挥委员会首先采取的行动包括关闭美、英在利比亚的军事基地，驱逐大批意大利人。卡扎菲还关闭了国内的所有天主教堂，命令除去十字形装饰物，拍卖掉教堂里的东西。其后，在1969年12月一次反政变流产后，卡扎菲完全巩固了他的政权。现在，他准备好要来处理石油工业了。1970年1 月，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官员发起了攻势，要求增加石油牌价。卡扎菲警告在利比亚经营石油的二十一家石油公司的头头，如果达不到他的目的，必要的话，就要停止生产。“五干年来，人民没有石油也生活过来了，”他说，“为了获得他们的合法权利，再加几年没有石油，他们也能生活下去的。”
开始，压力多数是施加于埃索一利比亚石油公司的。军政府要求石油牌价每桶提高四十三美分。埃索一利比亚的首脑回想当时的情况说，“当时的四十三美分，天啊！世上哪有这样的价格。”埃索公司提出增加五美分。其他石油公司都还不想改动价格。由于受到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大多数有其他石油来源的大石油公司的阻碍，利比亚人转而把矛头指向别无其他油源的西方石油公司。他们了解它的弱点。如一位利比亚人所说的：“它所有的蛋都在一个窝里。”在1970年暮春，利比亚人命令西方石油公司把石油生产——公司的命根子——从日产八十万桶削减至五十万桶左右。就在西方石油公司未履行此项命令时，利比亚警察就拦阻、搜寻和骚扰公司的经理人员。虽然其他公司的产量也被削减，也受到骚扰，但西方石油公司所受到的那种关注特别严格。
卡扎菲的政权选择了非常有利的时机发动它的这场运动。利比亚正供应着30％的欧洲石油。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放，保持着对运输的压力。其后，在1970年5 月，一辆拖拉机损坏了叙利亚境内的一处塔普莱恩输油管。本来，沙特阿拉伯通过这条输油管每日要向地中海输出五十万桶石油；这一事故使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出口受到阻碍。油轮的运费立即上涨了两倍。石油没有短缺，现在倒是运输短缺了。由于这一情况，面对着地中海对岸的欧洲市场的利比亚和卡扎菲，现在正处于重要地位。利比亚人亟想利用他们的有利条件。他们削减自己的石油生产大大加剧了石油市场的短缺和紧张。由于叙利亚境内输油管的关闭和利比亚削减石油生产共同作用的结果，石油市场的油源被突然缩减，每日减少了一百三十万桶。再者，年轻的利比亚军官在处理石油经济和战略问题时，并非是在黑暗中瞎干。早在八年前被解职的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阿卜杜拉。塔里基，这位激进的、反西方石油公司的民族主义者现在正在的黎波里，担任革命政府的顾问。
由于压力不断加重，哈默变得焦虑不安。他在埃及要求卡扎菲心目中的英雄纳赛尔总统向他的“门徒”说情。因为担心利比亚的石油一
旦停产会威胁利比亚对埃及军队的补助，纳赛尔劝说卡扎菲慢慢来，同时告诉这位利比亚领导人不要重蹈他自己的错误——埃及曾为他的国有化政策和驱逐关键的外国技术专家付出昂贵的代价。但这个劝告被当作了耳边风。
哈默试图寻找其他能向西方石油公司按原价提供石油的公司，否则，如果它不屈服于利比亚的要求，坚决对抗卡扎菲的话，到那时候将被收归国有。但他没有获得成功。甚至对埃克森公司董事长肯尼思。贾米森的拜访也未导致供应哈默所需要的石油，至少条件不符合他的要求。哈默非常痛苦。但也许是贾米森简直就没有把哈默当一回事。哈默的一位主要顾问私下说，“贾米森拒绝哈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世界上最大企业埃克森公司的总经理所碰到的是一个艺术品商人，并非同行业的石油商，他正借助一个世界性计划，要从被冷落的状态中卷土重来。”
没有希望寻找替代油源的哈默提出又一个全球性计划。在得克萨斯州林登。约翰逊的牧场的午餐会上，他试图促成一笔易货贸易，在麦克唐奈。道格拉斯军用飞机和伊朗石油的交易中担任中间人。但这次尝试也失败了。1970年8 月底，他接到他在利比亚的经理乔治。威廉森打来的紧急电话，通知他关于利比亚人有可能把西方石油公司的经营实行国有化的消息时，他几乎束手无策了。这一警告使他闪电般地急速划破夜空飞抵的黎波里。
在利比亚方面，谈判是由副总理贾卢德领导的。他比清教徒卡扎菲较爱说笑，但仍然是一个不讲情面的谈判者。有一次，他与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代表在讨论过程中，他把他们的建议揉成一个纸球朝着他们的脸扔了回去表示气愤。另外一次，他肩上背着冲锋枪冲进坐满石油公司经理的房间。在与哈默的第一次会议中，他向博士送上热卷饼和咖啡后，把他的左轮手枪放在哈默面前的桌上。哈默微笑着，但感到非常困窘；他从未对着枪管与人谈判过。
哈默白天进行艰巨而又乏人的谈判；每天夜晚飞回巴黎，为的是可以从而茨饭店的套房里安全地打电话给他在洛杉矾的董事会。每天在两地之间往返还有一个理由。尽管贾卢德提出愿意接待他在已废黜国王伊德里斯的王宫里居住，但哈默担心可能被“拘留”而延长停留时间。而现在他的确可以使他的警戒放松一点。在谈判的第一天，出于小心，防范利比亚人可能扣押他的私人飞机，他乘坐了一架法国包机来到的黎波里。其后，他稍为放心了一点，每天早晨从巴黎动身时就改乘他自己的更为习惯的“墨西哥湾流二号”飞机，机上设有软木墙壁的卧室。他总在凌晨2 时返回巴黎，早晨6 时左右又从巴黎飞往利比亚。他一生有着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打小盹的惊人本领，而且把这一本领充分运用在飞行途中。
由于紧张的讨论一再拖宕，准备庆祝政变一周年的群众一直在街头呼喊处死反对革命政权的人。但是，当贾卢德和哈默走进房间的一个角落握手时，谈判最后得到了一致意见。在原则上，他们达成了协议。看来这笔交易已经确定，只待签字了；但突然又出现一个有关合约形式的新障碍。存有疑心的哈默决定立即离开这个国家，留给乔治。威廉森来完成这一交易。第二天，哈默在巴黎的丽茨饭店得知最后的成交合同已经签字。利比亚增加石油开采权使用费和税收20％。西方石油公司得以继续留在利比亚。至于其他公司，它们还在犹豫，但到9 月底，实际上全都屈服了，尽管十分勉强。利比亚人庄严地承诺在五年内他们将遵守这些新协议。
但是，远比石油牌价上涨三十美分和利比亚的利润份额从50％增加到55％的意义更为重大的事情发生了。利比亚的协定决定性地改变了石油生产国政府和石油公司之间的力量平衡。对石油出口国来说，利比亚人的胜利正给他们壮了胆，这一胜利不仅使石油实际价格的下降发生意想不到的逆转，而且使石油出口国重新开始争取主权和石油资源支配权的斗争。这一斗争早在十年前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时就开始了，但后来停顿了下来。对石油公司来说，这是一场退却的开始。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负责利比亚业务的董事简明地总结新协定的意义时说，“我们过去所熟悉的石油工业将不会存在多久了。”西方石油公司的乔治。威廉森也预感到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当他准备在最后文件上签署他的名字时，他对西方石油公司的另一位经理说，“在西方世界，每一个驾驶拖拉机、卡车或轿车的人都将受到这个协定的影响。”他们签署了文件，然后威廉森和他的同事同利比亚人坐在一起，呷饮着在这无酒精土地上的最好饮料橙汁苏打水，默默地沉思着未定的未来。
跳蛙式地涨价伊朗国王当然不想让利比亚暴发的青年军官超过自己。1970年11月，他突破利润按50％对半分成的障碍，从财团公司赢得55％的利润份额。其后，财团公司无可选择地决定对其他海湾国家也提供55％的利润份额。从此，一场跳蛙游戏开始了。委内瑞拉采取立法规定，把它的利润份额提高到60％；而且，还规定可以单方面提高油价而毋须征询或同石油公司进行谈判。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一次会议上认可55％为最低的国家利润份额，并威胁如不满足这一要求就切断对石油公司的供应。会议还坚持石油公司的谈判对象是石油输出国的地区集团，而不是以石油输出国组织作为谈判的实体。其后，在1971年初，利比亚又跳越伊朗提出新的要求，显然这场竞赛是没有尽头的，除非石油公司建立自己的共同阵线，并与阵线紧靠在一起获得成功。
壳牌石油运输贸易公司董事长戴维。巴伦第一个赞成组织共同阵线，他说，“我们壳牌公司的看法是，雪崩已经开始，”没有一个统一阵线，石油公司就可能“被逐个瞄准打倒”。在巴伦的极力主张下，终于产生了联合打交道的对付办法。根据联合行动的对付办法，石油公司将作为一个单一的团体同作为一个集团的石油输出国组织进行谈判，而不是同各个石油输出国进行谈判。他们希望这一做法能遏制住蜂拥而来竞相争取提高利益的要求。由于获得美国司法部允许放弃执行反托拉斯法，石油公司着手创建一个“联合阵线”，回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为对付苏联曾经组织过的那种阵线。但今日的世界比当时更为复杂，相对的局中人也更多。这个现代的统一阵线最后由二十四个美国的和非美国的公司组成，它们提供自由世界差不多4 ／5 的石油生产。石油公司还达成一项秘密协定——利比亚安全网，规定任何公司如因抵制卡扎菲政府而被削减石油生产，其他公司将提供替代石油。这一协议使六个月前哈默设法要从埃索公司取得供应但失败了的这种交易制度化了。这也体现了美国驻利比亚的石油商务参赞詹姆斯。普莱克所说的，是大公司与独立石油商之间的“休战协定”。
1971年1 月15日，石油公司匆促联合发出“给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一封信”，提出与石油输出国在全球范围内“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建议。这封信的目的在保持石油公司的统一阵线，要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整个地进行谈判，而不是如石油输出国组织所想的，与各个石油输出国或各个地区集团进行谈判。否则，石油公司将抵挡不了石油输出国竞相攀比提高收益分成的进击。
但是，伊朗国王坚决反对石油公司提出的一揽子解决问题的计划。他说，因为“温和派”不可能约束“激进派”——利比亚和委内瑞拉。然而，只要石油公司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与海湾国家分别谈判，国王答应签订一个稳定的、保持五年不变的合约。“假如石油公司想玩什么花招，”他补充说，“整个海湾都会关闭油井，不会有一滴油流出来。”
在德黑兰开始了谈判的进程，代表联合阵线的是埃克森公司负责中东事务的董事乔治。皮尔西和英国石油公司董事、职业律师斯特拉撒蒙德勋爵。后者是一位友好而和蔼的人，爱和科威特石油大臣打趣，因为他的外表而称呼他“格鲁乔”。斯特拉撒蒙德又是英国石油公司在摩萨台事件时的董事长威廉。弗雷泽的儿子。这位董事长在伊朗仍然是最不受欢迎的人。由于这样，斯特拉撒蒙德勋爵感到他不得不向搞不清的伊朗人说明：“我不是我父亲那样的人。”
石油公司认为，在他们同伊朗国王的斗争中，有着美国政府的支持。但皮尔西和斯特拉撒蒙德发现，在他们到达德黑兰时，华盛顿方面已默许了国王的立场。两位石油老板为之目瞪口呆，感到非常愤慨。皮尔西说：“这使整个做法显得愚蠢极了！”
1 月19日，皮尔西和斯特拉撒蒙德勋爵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海湾委员会会晤。海湾委员会参加成员有伊朗财政大臣贾姆西德。阿穆泽加尔（曾在康奈尔和华盛顿大学受教育），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札基。亚马尼（曾在纽约大学和哈佛法学院受过部分教育），和伊朗石油大臣萨道恩。哈马迪（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这三位大臣很是固执。他们愿为海湾国家讨论石油价格，而且只为海湾国家进行讨论，不涉及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其他成员，事情就是这样，无其他可说。伊朗国王自己对石油公司进行了公开指责，并威胁如石油公司不同意他的看法就有可能实行石油禁运。他甚至唤出了摩萨台的幽灵。“1951年那时的条件已不再存在了，”他严厉地警告说，“现在，伊朗没有一个人要蜷缩在毯子里生活，或把自己隔绝在封锁的房间里。”他又说，仅仅想进行“一揽子”的谈判，“不是开玩笑就是要浪费时间”。
德黑兰谈判的第一阶段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一次私下会见中，亚马尼告诫了皮尔西，说皮尔西所听到的事是确实的。亚马尼透露在石油出口国之间正讨论着石油禁运以增加他们反对石油公司的资本。而且，亚马尼承认，沙特和其他海湾石油生产国也支持这一打算。皮尔西震惊了。沙特除了在战时从来没有禁运过石油。他问：“这么做，费萨尔国王支持吗？”亚马尼回答说是的，伊朗国王也支持。皮尔西力劝亚马尼不要采取这一步骤。
“我认为你不了解石油输出国组织内的问题，我不能不赞同，”亚马尼说。
石油公司尽管不愿意，但还是作出结论，他们必须放弃坚持一揽子的处理态度——这里不再有选择余地。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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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同意公开谈判。否则，根本不会有谈判解决的结果；石油输出国将走简单地独自决定石油价格的路。但是，石油公司不惜任何代价，需要坚持推托的理由，纵然只是一个托辞，公司方面要石油输出国与它们谈判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由自己决定事情该怎么办。
此时要进行的谈判有两场：一场在德黑兰，一场在的黎波里。1971年2 月14日，石油公司在德黑兰作了有条件的投降，新的协定埋葬了对半平分的原则。过去视为神圣的对半平分原则持续了二十年，它的时代已经过去，已经最后完成了任务。新的协议确定政府收取的利益比率最低为55％，同时每桶石油的价格上涨三十五美分，并对每年的涨价承担了义务。石油输出国作出庄严承诺，在以后五年内不再增加已经取得协议的数额。
德黑兰协议标志了一条分水岭；主动权已从石油公司转到了石油出口国家的手里。“对石油输出国组织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一位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官员这样说。“在德黑兰会议以后，石油输出国组织获得了力量。”紧接着德黑兰会议后，伊朗国王在瑞士圣莫里茨滑雪场发表他同意协议的承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发誓，“将不会再有跳蛙式的上涨了。”壳牌石油公司董事长戴维。巴伦是一个高明的预言家，他说，“毫无疑问，买方市场已经过去了。”
现在再来看看另外一场的谈判——石油输出国组织在地中海的石油价格谈判。地中海委员会包括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也参加，因为后两国也有部分石油经输油管输向地中海。德黑兰协议签字几天以后，在的黎波里与利比亚——贾卢德少校，阿拉伯方面明确的谈判负责人——之间的讨论开始了。贾卢德采取了现在大家熟悉的所有策略——恐吓、胁迫、革命的说教，并以禁运和国有化相威胁。1971年4 月2 日宣布达成协议。石油牌价提高九十美分——大大超过了德黑兰协议所默认的数额。利比亚政府增加石油收入几乎可达50％。
伊朗国王怒不可遏，他再一次跳蛙了。
参与：“像天主教婚姻一样不可分离”
德黑兰作出的五年不变的保证和的黎波里协议，证明都不过是幻想。当石油输出国组织为补偿七十年代初美元贬值而寻求提高石油牌价时，一场新的战争很快就接踵而来。但是，这场战斗和另一场更为重大的矛盾冲突相比就显得不重要了。另外的这场矛盾冲突将极大地改变石油公司与输出国之间的关系。这是关于“参与经营”的战争：输出国要接管它们境内石油资源的部分所有权。假如石油输出国赢得这场战争，将意味着石油工业的彻底改组和根本改变所有局中人在这局牌戏中所扮演的角色。
美国在国外的石油经营多半基于特许开采权制度。它的历史可上溯至1901年威廉。诺克斯。达尔西和他到波斯从事大胆而盲目的投机事业。根据特许开采权制度，石油公司按照契约向统治者取得在指定土地上勘探、占有和生产石油的权利。达尔西在波斯的土地面积大达四十八万平方英里；西方石油公司在利比亚的面积为二干平方英里。但是，现在就石油输出国而论，特许开采权已是过去的事，它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衰亡时期遗留下来的东西，完全不符合当今非殖民化、民族自决和民族主义的新时代。那些国家不想成为单纯的收税国家。这不仅仅是为收取更多租金的问题，对石油出口国来说，更重大的问题是对自己自然资源的主权问题，其他任何事情都要通过同这一目标的对比来权衡。
彻底收归国有曾明显是一些石油出口国家的政权——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俄国、墨西哥和伊朗——所采取的手段。“参与经营”的概念是通过谈判取得部分所有权，是有意识地作为替代收归国有和取得全部所有权而设想出来的另一种手段，因为这个办法可以满足某些主要石油输出国的利益。石油不仅是民族骄傲和政权的象征，而且是一项商业。彻底收归国有会破坏与国际性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并使石油生产国直接投入销售石油的商务活动。这样，石油生产国将同样面临那些独立的石油公司在中东开发了巨大的石油储备后一直为之困扰的障碍——即如何把石油卖出去的问题。这将导致与其他石油输出国争夺市场的大战。石油公司不仅可以自由地到处选购价格最廉的石油，而且有着强烈的推动力促使他们这样去做，因为他们现在将一直要在消费市场上出售石油赚取利润，而不是在生产石油上赚钱。
“在石油生产国家的我们——已经变成自己石油的商品经营者和销售者——将在一场石油竞争性生产的赛跑中觉察到自己的处境，”这是札基。亚马尼在警告彻底国有化时说的一番话。“随着各个石油生产国家在价格下降时为设法保持它们预算收入的需要，把大量石油投放到市场去，其结果将是价格结构上的惊人的崩溃。”代价、风险将不仅是经济上的问题。“财政上的不稳定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亚马尼坚持认为，参与经营的办法——与大石油公司的联合所有制而不是排斥它们——是既能满足石油输出国的要求又能保住价格制度的一种办法。他说，这种办法将产生一种结合力，“像天主教的婚姻一样，是不可分离的。”
参与经营适合沙特阿拉伯的情况；它意味着渐进的变化，而不是根本推翻石油工业的秩序。但对其他石油输出国来说，渐进的参与就不适用。阿尔及利亚没有谈判的借口，它在境内的法国石油企业中拥有51％的所有权，早在十年前阿尔及利亚赢得独立时，它就持有这一比例。委内瑞拉通过了法规，规定所有石油开采权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期时将自动转归政府所有。
石油输出国组织本身号召立即实行参与经营，并以“统一行动”相威胁——如得不到满足就削减生产。亚马尼被推举负责石油输出国方面的谈判工作。迫使石油公司赞同的压力越来越加强。随着英国在1971年末撤出海湾，伊朗攫取了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几个小岛。对阿拉伯人中的好斗分子来说，非阿拉伯人攫取阿拉伯人的领土是一个极大的冒犯。为了惩罚英国在这次卑怯行动中的“勾结共谋”，远在二千四百英里外的利比亚把在该国的英国石油公司的股份收归了国有。伊拉克又把伊拉克石油公司在该国最后剩下的基尔库克特许采油权收归国有，这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现的产量很高的油田，是古本金与石油大公司所有争吵的焦点，也是伊拉克多数石油生产的基地。“现在全世界的趋向是实行国有化，沙特阿拉伯不能单独与之对抗，”亚马尼警告各个石油公司，“石油业界应理解这一点，作为让步达成妥协，以便在这一情况下，它们能尽可能挽回自己的利益。”
但在可能达成协议之前，有些基本问题有待研究解决，其中包括数值计算的基准问题。例如，依照选用的会计公式来计算，科威特石油公司的25％所值可在六千万到十亿美元之间。由于这一情况，双方最后走到一起，想出一种新的会计概念——“修正的最新帐面价值”，其中包括通货膨胀和其他大量乱七八糟的因素。1972年10月，海湾国家和石油公司之间终于达成一项“参与经营协议”。协议规定立即分配的参与份额为25％，到1981年上升到51％。尽管石油输出国组织对协议表示赞同，但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其他国家中推行这一协议，却没有像亚马尼所希望的那样受到欢迎。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伊朗都置身局外，不参加协议；科威特石油大臣批准了协议，但遭到议会的拒绝，因而科威特也没有参加。
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几家合伙公司最终同意了沙特阿拉伯参与经营，因为其他可供选择的出路——完全国有化——还要糟。埃克森公司董事长怀有希望地说，他希望协议能产生“未来比较稳定的关系”，这一协议起了“保持国际私有石油公司重要的中间人作用”。其他公司没有那么有把握。在纽约召开的由约翰，麦克洛伊担任主席的一次石油公司经理会议上，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宣布了同意参与经营的初步决定。在火气很大的讨论会结束时，麦克洛伊征询在利比亚独立经营的石油公司邦克亨特石油公司经理埃德。吉恩的意见，吉恩极为烦恼。在波斯湾的任何让步，他相信只会刺激利比亚提出更大的要求。他补充说，他刚才听到的阿美石油公司的计划使他想起一个关于吊在一间小房子里的两副骷髅的故事，他继续说，一副骷髅对另一副说：“我们怎么到这里来的？”另一副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是，如有点勇气，我们是能够出去的。”
“会议休会！”麦克洛伊立即高喊，所有人都散去了。
在亚马尼与阿美石油公司达成协议后，利比亚接管了一家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国家碳化氢公司50％的股份；接着又接收了邦克亨特石油公司的全部资产。卡扎菲与乌干达残暴的独裁者伊迪。阿明站在一起，骄傲地宣布：通过接管邦克亨特公司，我们给美国的“冰冷而傲慢的脸上，重重地掴了一记耳光”。随之，他继续对在利比亚经营的其他石油公司实行51％的国有化，其中包括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
伊朗国王一心一意保证要以比沙特阿拉伯更好的政策来结束对石油的争执。但对伊朗来说，参与经营与伊朗是不相干的。由于1951年的国有化，伊朗拥有了石油和生产设施。但是，石油工业的实际经营者不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而是1954年建立的国际财团。因此，伊朗国王坚持要取得的，不仅仅在于更高的产量和与亚马尼设计出来的协议相当的财政收入，而且要取得更大的控制权。接着，他得到了他需要的东西。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将不仅是业主而且是经营者；1954年成立国际财团的几家公司将建立一个新公司作为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服务承包商以替代过去的国际财团。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被正式承认为石油经营企业，这对一家国家石油公司来说是首要的事，是伊朗国王在寻求把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转变成世界首位石油公司过程中获得的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胜利，而且也是他个人的胜利。现在，他们进入他最显赫的阶段。“我已最终获得成功，”国王宣告，“七十二年来外国对我国石油工业的经营控制已经结束了。”转折的年代石油输出国在取得对石油公司更大的控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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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采取的是参与经营或是彻底收归国有，都同时取得对价格的更大控制权。不多久以前，它们还只寻求通过提高产量来增加它们的收入，竞相向市场投放越来越多的石油。这样做却好像要把价格往下压，但现在它们寻求的是更高的价格。石油供需平衡的紧张局面有利于它们新采取的态度，其结果，在德黑兰和的黎波里建立了新的体系。按照这一新的体系，价格是石油公司和产油国家之间谈判的主题，带头提高石油牌价的是产油国家。石油公司已无能力组织起新的联合阵线，它们的政府也无能为力。事实上，石油消费国的政府尤其不想支持或帮助石油公司与石油输出国进行对抗。它们的注意力为其他问题所分散。石油价格似乎不是最需要优先考虑的事；而且，有些人认为，价格的上涨，无论怎样都是有道理的，可能会有助于促进能源节约和新能源的开发。
但是，两个主要西方政府的反应中有进一步考虑的因素。英国和美国都强烈地希望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合作，而不是对抗，对它们的想得到更多收入的要求不予反对。在七十年代初期，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已经注意到阿曼苏丹呼吁帮助平息一次激进派叛乱的要求，就着手要担当地区警察的作用。它们的武器购买量在迅速增长，这一进程是石油价格上涨和海湾新的安全因素交互作用程度的一个刻度表。
现在且把政治和人物搁置一边不谈。七十年代初出现的供需平衡问题传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廉价的石油对经济增长曾经给予了巨大的恩赐，但这一现象不可能持久了。需求量也不可能按照原来的速度继续增长下去；而且，需要开发新的石油来源。这就是备用生产能力消失所意味的结果。因此，在有些问题上必须作出让步，而所指的有些问题就是价格。但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作出让步呢？那是十分关键性的问题。有些人认为，1976年将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因为德黑兰和的黎波里的协议即将到期。但是，供需平衡关系现在就已非常紧张了。
当然，中东可复原的石油储量还是非常大的，就在这样的时候，可能达到的生产能力也还只能紧紧跟上实际的需求。一直到1970年，不计美国，全世界的石油超额生产能力还有日产三百万桶左右，其中大部分都集中在中东。到1973年，用纯物理学的计算来表示，额外的生产能力减少了一半；降低到大约日产一百五十万桶左右——粗略地说为总需求量的3 ％。同时，有些中东国家以科威特和利比亚为首，一直在削减它们的产量。到1973年，可以确实列为“可利用的”剩余生产能力合计仅为每日五十万桶，正好为自由世界消费量的1 ％。
不仅在石油方面，而且几乎在任何工业方面，甚至在没有政治原因条件下，一个利用率为99％、安全余地为正％的供需平衡关系，可以认为是非常危险和靠不住的。政治因素将更增加其危险性。
所有这些情况对将来可能意味着什么呢？一位美国外交官詹姆斯。普莱克，以他对先兆愈来愈强烈的敏感性注视着这些情况。普莱克在十年前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时曾是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的一位经济官员，现在是的黎波里美国大使馆的一位石油官员。在1970年11月底，他坐下来把自己的看法整理成报告准备急速发往国务院。自从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军官在的黎波里发动政变以来，已有十五个月了；其后，同是这批青年军官在石油价格上突然采取行动，时间过去差不多也有三个月了。普莱克在利比亚人与西方石油公司、埃索公司、壳牌公司和其他石油公司斗争的整个时期一直以日记形式写报告，但是，现在有时间可以多思考一点。天气已经转凉，变得有点儿多风暴。从地中海刮来一次次暴风，空气中散发着特别浓烈的盐味和海洋的气味。在利比亚的西方人士怀有一种长期不安，甚至恐惧的感觉。传说某某在受着折腾，某某被扣押或驱逐，谣言经常不断。而且，不论公司的高级人士或西方外交官都发现有特工人员在跟踪，常常从汽车的后视镜中可以辨认出来，因为他们坐的是白色的大众牌小轿车。
普莱克花了几个星期才写完他想告诉华盛顿的报告。他不需要过分夸大情况，这样反会使得电报不受重视。当他写着报告的时候，他通过他办公室卫生间的一扇窗户，穿过一条小弄，看到西方石油公司的一间办公室，工程人员正伏在设计桌上，仿佛工作一切如常，什么也没有变化。但是，照普莱克的看法，什么都已变了。原来争夺石油的旧格局已经过去了；即使在华盛顿或伦敦，还没有人完全领会到这一点。国际的石油秩序已不可挽回地改变了。他在12月最后发至华盛顿的报告中论述说，利比亚所发生的情况非常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即石油生产国“将能克服它们的意见分歧，在控制石油生产和涨价上进行合作”。
但这不仅是一个价格问题，而且是一个力量的问题。“西方工业国家对石油作为能源的依赖程度已一览无余，控制石油供应作为提高石油价格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其实用性已可谓彰明较著。”照他的看法，美国和其盟国同石油工业一起，“在应付石油供应局面已发生变化的力量平衡问题上”，简直缺乏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准备。投下的赌本很大。尤有甚者，虽然在1967年“石油武器”还没有出台，但“在当前形势下，一些人号召在中东冲突中利用阿拉伯的石油为武器的基本理论也已得到加强”。
他补充一个贯穿中心的论点：“对石油资源洪流的控制已成为整个历史上的战略问题。维护自己对重要能源的控制权，将使中东国家重新获得在这领域失去很久的、与西方国家面对面抗衡的强国地位。”普莱克强调他不是在为维护现状而辩护，那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要理解世界正在怎样起着变化和怎样为此作好准备。最大的罪过是漫不经心。
普莱克的文章给美国大使以深刻的印象。为了加重分量，大使用自己的名义发送了这篇文章。但据普莱克所知，在华盛顿没有人认真注意过这一信息。他肯定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29、石油武器
时间正好在1973年10月6 日下午2 时以前——按照当年日历，这一天正是犹太人节日中最神圣的赎罪日——二百二十二架埃及喷气机呼啸着直升上空。它们的目标是在苏伊士运河东岸和西奈半岛的以色列指挥所和阵地。几分钟后，三千多门野战炮沿着整个阵地开了火。差不多在同时，叙利亚的飞机向以色列北部边境发动了攻击；接着是七百门大炮的弹幕猛击。从而开始了十月战争，第四次阿以战争——历次阿以战争中破坏最大、最激烈、后果最深远的一次战争。冲突双方的武器是由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供应的。但是，一种最有潜力的武器为中东所独有，那就是石油武器。这一武器是采用禁运方式——削减产量和限制出口——来行使的。用亨利。基辛格的话来说，它“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世界，因为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已经发展形成了”。
禁运和战争本身一样，是一种突然袭击和突击行动。但是，回顾通向两者的道路，在某些方面看来是容易看得清的。到1973年，石油已成为世界工业经济的命脉，而在石油的生产和流通领域已很少有剩余。在整个战后时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紧张的相等式供需平衡；同时，石油输出国和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继续在分解。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额外的压力都可能触发一场危机，假如是这样，将是全球均衡关系的一场危机。
美国参加世界市场
1969年，当理查德。尼克松的新政府在华盛顿组织就绪时，石油和能源问题就开始列人美国的政治议事日程。头等要事是石油进口的迅速增长。在十年前，艾森豪威尔勉强制定的强制性石油进口计划，因限额限制日益紧张而引起的争议和公司、地区间的很大差异，使计划的执行步履维艰。这个计划的漏洞和例外规定，对打主意钻空子的人来说，是非常有利可图的，这一切都十分明显。尼克松设立了一个石油进口管制专门调查委员会作为总统的顾间团，由劳工部长乔治。舒尔茨领导，负责检查石油的限额计划并提出变动意见。
各石油消费州和诸如公用事业、石油化工公司等石油用户都急切希望放松限制，以便获得较廉价的石油供应。然而，独立油商则坚决主张保护限额，以保证他们保持高于世界市场的石油价格。至于早在十年前曾为限额而斗争的大多数人，现在一般已经妥协，适应了这一制度并对此感到满意。价格保护了他们的国内生产，而且，石油公司已安排好了在美国国外销售外国石油的销售系统。因此，它们多数对未来的改变感到担心而表示反对。
按照最后研究的结果，乔治。舒尔茨的委员会建议取消全部限额，代之以关税，从而改变必须由行政部门批准配额的做法，把这一任务交给市场去解决。舒尔茨的研究报告在政治上不仅受到有力的反对，而且是压倒多数的反对。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已经处在低谷深处。从1955年以来，油井钻机的数量在不断下降；1970年至1971年降至最低水平，只及五十年代水平的1 ／3 多一点。有一百位国会议员担心建议意味着要进口更多的石油，联合签署了一封信，责难舒尔茨的报告是对国内工业的一个威胁。尼克松这位狡猾的政治家把报告束之高阁，仍旧维持了限额。
当然，这样做使许多不局限于美国的石油消费利益而希望取消限额制度的人大失所望。伊朗国王写信给尼克松，要求克服限额的障碍，直接向美国出售更大数量的石油；他争辩说，这样做攸关伊朗的安全和经济的发展。用一位白宫顾问的话说，由于英国的撤退形成“波斯湾权力真空”的局势，尼克松政府对伊朗为提高石油生产以增加收入的要求是同情的。但是，尼克松政府不准备取消进口限额，甚至不打算取悦于伊朗国王。“由于无法找到能增加伊朗石油在美国销售的办法，你的失望是可以理解的，”尼克松写给国王的信中这样说。“我们没有获得成就的原因是我国在石油进口政策上存在重大复杂性。”尽管是正式的道歉，尼克松答应给国王一份石油进口管制委员会的石油进口报告副本，作为他个人的开导。
然而，到
这时候，美国的整个能源供应系统已经清楚地显示在政治上使人焦虑不安的供需紧张迹象。从1969年底到1970年初，这是三十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但无论石油或天然气都供应不足。由于电力公司已不再燃煤改烧了石油，在这几个月里，对低硫石油的需求大大增长。而这种低硫石油又必须从利比亚和尼日利亚进口。在随后的夏天，由于电力工业的生产能力受到约束，导致大西洋沿岸到处灯光暗淡。同时，美国石油的剩余生产能力已不复存在，石油工业正在尽其所能汲取每一桶石油以满足日益膨胀的需求。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供应问题成为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能源危机”开始成为美国政治词汇中的一个用词；而且，有些人士认为，这是美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主要理由是各类能源需求的迅速增长。1971年，尼克松强制实施石油价格的控制，作为他一揽子反通货膨胀计划的一部分，使国内的石油生产失去信心，同时却刺激着石油的消费。天然气供应变得更为紧张，首要原因是控制价格的管理制度无法跟上市场的变化。人为的低价无论对新油源的勘探或能源节约几乎没有一点刺激。在国家许多地区，尽管发电厂的生产强度已接近生产能力，但仍然免不了出现电力不足的现象，甚至发生断电。公用事业部门正匆促订购新的核能发电厂作为一大堆问题——包括对电能日益增长的需求、石油可能要涨价的前景以及对烧煤的环境保护新限制——的解决办法。
在1973年初的几个月里，由于石油的需求继续猛增不已，使独立炼油厂的石油供应发生了困难；而且，夏季驾车季节汽油短缺的局面也迫在眉睫。4 月，尼克松发表了迄至当时美国总统第一次就能源问题发表的演说。在演说中，他作出意义深远的宣告：他正在打算取消限额制度。美国国内的石油生产即使在限额制度保护下，也再不能跟上美国的大胃口。尼克松政府为对来自国会山的政治压力作出反应，在作出取消限额制度决定以后，随即推行了一种“自愿的”分配制度，意欲保证对独立炼油企业和石油市场商人的石油供应。这两个法令，一个紧接一个，标志着情况已全然改变：限额制度的用意是在石油剩余情况下，对石油供应进行管理和限制；而分配制度则旨在石油短缺情况下，对可能获得的石油供应通过发售进行分配。
“狼来了”
随着能源问题被列入政治的议事日程，詹姆斯。埃金斯，一位高高个子、浅黑肤色的外交事务官员，国务院的主要石油专家之一，向白宫提出了详细报告，分析研究这些问题。最近，他在国务院主持一项石油问题的秘密研究。在研究结论中他推断，世界石油工业“由买方主宰市场的局面已是奄奄一息形将消逝”。接着，他补充说，“到1975年，可能更早一些，只要几个主要石油供应国家中的任何一国，能通过停止供给石油而引起一场石油供应危机的话，那时，我们就将进入一个永远由卖方主宰的市场。”他说，现在是“结束‘冗长的’能源问题研究的时候了”。美国应该代之以采取行动，减少石油的消费增长速度，提高国内石油生产，并力求从“安全的油源”进口石油。这种行动，他说，“可能既不受欢迎又代价高昂。”因为从来没有采取过这样的措施，但无论不受欢迎也罢和代价高昂也罢，都没有经受过检验。实际上，随着石油进口的迅速增长，正在出现一个与之完全对立的情况。
1973年4 月，即尼克松取消限额的同一个月，埃金斯从他当时担任的白宫职务出发，再次对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他草拟了一份秘密报告，塞满了许多针对日益增长的能源威胁的建议，其中有扩大煤的利用、发展合成燃料、加强节能措施（包括一项昂贵的汽油税）和大量增加用于研究和开发碳氢化物以外能源的经费。但是，他的意见受到他人的怀疑。尼克松在国内问题上的首席顾问约翰。埃利希曼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节能不是共和党人的道德观。”同月，埃金斯把他所关切的问题公诸于众。他在《外交》季刊发表一篇论文，以表达经济和政治的趋势为题：“石油危机：狼来了的时代”。这篇文章传播很广，但也引起许多争论。埃金斯的观点远未获得广泛的赞同或接受。例如，《外交》季刊的竞争对手、骄傲自恃的《外交政策》杂志同时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石油真的短缺了吗？”这篇论文强调并不短缺。文章宣称“世界‘能源危机’或‘能源短缺’纯属虚构”；同时，似乎暗示埃金斯自己是国务院、石油输出国或石油公司阴谋策划的一部分。因而举起了警告旗，但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反应，必须指出，无论在美国或作为一个集团的工业国家之间，都没有为了采取可能需要的更加一致的预防行动而出现必需的一致意见。
然而，没有进口障碍以后，美国现已成为国际石油市场的具有完全资格的、而且具有巨大需求量的一名成员。它与其他石油消费国一起加入了向中东争抢石油的行列。除了撤销限额控制制度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但是取消限额意味着给已经动荡不定的市场再增加新的大宗需求量。石油公司见油就买。“不管我们现在已有的石油，”海湾石油公司的供应贸易部经理一再呼唤，“我认为我们必须走出大门去购买石油。我们需要多方面扩大来源。”到1973年夏，美国的石油进口量为每日六百二十万桶，与之相比，1970年为每日三百二十万桶，1972年为四百五十万桶。独立的炼油企业也争先恐后涌向市场，参加哄抬油价的抢购集团，争抢可能获得的石油。行业杂志《石油情报周刊》在1973年8 月报道，由于“美国和欧洲的独立石油企业以及日本人发慌地购买石油，促使油价直线上涨”。
由于世界性石油需求向着现有的石油供应极限节节上升，市场价格超过了官方的牌价。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事实上标志了二十年来的剩余局面已经终结。在那样长的时间里，市场价格反映的是长期供过于求的情势，因此市价低于牌价，刺激着石油公司和政府之间的不愉快关系。但是，现在情况翻了过来，石油出口国家肯定地不会再被人置之不顾了，它们也再不会看到在牌价和有利于石油公司的市场价格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了。
石油出口国抓紧时机力图修改它们的参与计划和回购协议，这样可使它们能够获取价格上涨的更大份额。对此，利比亚最为放肆。1973年9 月1 日，即卡扎菲政变四周年纪念日，利比亚把尚未接管的石油公司的51％经营份额收归了国有。尼克松总统对此作出反应，亲自警告说：“没有市场的石油，如多年前摩萨台先生知道的，对一个国家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但是，严厉的警告根本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这不仅因摩萨台与卡扎菲相隔已有二十年，而且在市场情势方面也有着显著的差别。当摩萨台将莫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时，在中东其他地区正在开发大量新的石油生产能力；但当今1973年，已没有多余的生产能力，市场肯定看好，而且供不应求。利比亚在销售适合环境保护需要的低硫石油上根本不存在困难。
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激进派——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开始争取修改两个被设想为神圣的文件——德黑兰协议和的黎波里协议。到1973年春夏之际，其他石油输出国见到公开市场上飞跃上涨的油价，也趋向于修改协议。它们提到通货膨胀的上升和美元的贬值，但与其他任何情况相比，更重要的是石油价格方面发生的情况。从1970年至1973年，石油市场价格翻了番。石油输出国每桶石油的收益上升了，但在保持高价的市场上，石油公司方面的收益部分也在增加。这一现象与石油输出国的目标和思想明显相反。本来预期石油公司分得的利益应该下降的，但现在却是上涨了。亚马尼在1973年7 月对阿美石油公司总经理说，以1971年德黑兰协议为基础的价格制度“现已运转失常”。在9 月，亚马尼准备发表称颂德黑兰协议的讲话。这个协议，他说，“不是明存实亡就是正在消亡中。”他接着又说，假如石油公司不合作制定一个新的价格协议，那么石油输出国“就将独自行使我们的权利”。正当石油经济在起着变化时，围绕它的政治也正在起着变化——而且是令人注目的变化。
秘密：萨达特的赌博
1970年纳赛尔死后，当萨达特开始执政时，许多人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且断定他可能维持不了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但这位埃及新总统被大大低估了。“纳赛尔留给我的遗产是十分可怜的，”他在过后这样说。按他的观点，他所继承的国家，在崇高的泛阿拉伯主义美丽辞藻下，在政治上和伦理上都已破产了。埃及人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取得了胜利。从这一次胜利产生的过大野心和自信心已经化为灰烬；尤其1967年战争失败的后果使国家陷入经济崩溃的境地。萨达特没有领导从大西洋延伸到波斯湾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野心。作为一个埃及的民族主义者，需要他集中精力的不是泛阿拉伯主义的幻想，而是埃及的重建。
埃及将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20％以上投入军费开支（以色列紧跟在后为18％）。在这种情况下，埃及的经济还能获得发展吗？萨达特需要结束与以色列的长期冲突，摆脱外交上的僵持局面。他需要有某种程度上的稳定与和解，但经过几年一无成果的谈判和讨论，他得出结论，只要以色列还留在苏伊士运河东岸，这种希望是不可能出现的。以色列几乎没有要求谈判的动机，而他也不可能从弱者和蒙受耻辱的地位出发来进行谈判；当整个西奈还在以色列手中时，肯定不可能。他还得做一些使自己有分量的事情。他行动的第一步是巩固他在国内的地位，保证他在国际问题上有放手处理的权力。他清洗了埃及的亲苏分子；接着，在1972年7 月撵走了傲慢的苏联军事顾问，人数达两万之众，虽然他还继续接受苏联的军事供应。尽管如此，萨达特没有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作出他所期望的反应。
在1972年底至1973年初，萨达特作出他的重大决定。他将诉诸战争，这是他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唯一出路。“这是萨达特的想法，在事前简直没有一个人了解，”亨利。基辛格后来这样说，“
萨达特的目的其实不全在争夺领土，为的是挑起一场改变当时各方面已经冻结的态度的危机——从而打开谈判的道路。这一令人震惊的行动可能会使双方，包括埃及，都能显示出某种灵活性，而当以色列认为自己具有军事优势和埃及为战败耻辱而气馁时，要出现这种灵活性是根本不可能的。总之，他的目的与其说是军事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和外交上的。”
萨达特的决定是精心设计，故意作出来的，他正在按照克劳塞维茨的名言行动：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方式进行的继续。然而，他同时是怀着深深的宿命论的观点作出他的决定的。他知道他在冒险。当已露出战争可能爆发的口风，甚至一般人已在谈论时，事态并未被认为非常严重，尤其将作为战争对手的以色列认为是这样。但是，到1973年4 月，萨达特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已经开始并在为发动埃一叙联合进攻制订战略计划。萨达特的秘密——他准备战争的细节和实际情况——被严格保密。除埃及和叙利亚最高指挥部以外，沙特阿拉伯费萨尔国王是了解萨达特内情的少数几个人之一。那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冲突中石油将处于中心地位。
出了鞘的石油武器：费萨尔改变了主意
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阿拉伯世界各国就一直在谈论着采用尚未清楚地定名的“石油武器”，来达到针对以色列的各种目标，包括整个地消灭以色列到迫使它放弃领土。但是，当充裕的阿拉伯石油似乎在无限量滚流的时候，它还不足以提供为最后的斗争手段，这一事实使武器的使用常常对不上茬儿。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俄克拉何马——这些州能经常而迅速地向世界石油市场投放额外的石油。但是，一旦美国的生产率达到100 ％，美国的石油生产像一位老战士，就再不能起来抵御石油武器的进攻了。
在七十年代初期，由于市场出现供不应求，阿拉伯世界的各种人物变得更为鼓噪，要求使用石油武器来达到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目的。但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不在其中。他对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仇恨并不亚于其他阿拉伯的领导人。他肯定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有接管中东的阴谋；他对纳赛尔和尼克松两人都说过，以色列是激进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真正后台老板。然而费萨尔却不改初衷，拒绝使用石油武器。1972年夏，在萨达特为政治需要号召控制石油供应时，费萨尔很快表示强烈反对。这不仅毫无用处，他说“连作这样的考虑也是危险的”。政治和石油不能纠缠在一起。沙特阿拉伯在1967年战争中，就从自己切身经验看到了这一点，当时它削减石油输出，除了使自己的收益和市场遭受损失外，毫无所获。费萨尔相信，任何切断石油供应的行动都不会使美国受到影响。因为，在1985年以前它还不需要阿拉伯海湾的石油。他强调说，“因此我认为应拒绝考虑这个建议，在现时讨论这个问题，我看是无益的。”
费萨尔的小心翼翼不仅有经济上的理由，同时也有政治上的理由。在阿拉伯半岛的南也门，不久前，英国国旗还在亚丁海港上空飘扬，现在建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在半岛的其他地方，也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游击队在进行战斗。1969年，阴谋小集团推翻了利比亚的君主统治和苏丹的文职政府；沙特阿拉伯则揭露了在一些空军军官中组织的一起阴谋计划。费萨尔害怕激进主义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蔓延开来，对君主统治的正统性进行挑战。因此，他拒绝把它列入议事日程。他知道，他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战略关系上与美国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对他的王国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为着王国的繁荣，也为着王国的安全。很难指望对与自己的生存有着如此重要关系的政府采取反对和好战的行动。但是，到1973年初，费萨尔在改变他的主意。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的一部分在石油市场上。比预计的时间早得多，中东石油，不是美国石油，已经成为提供最后斗争手段的一大资本。尤其沙特阿拉伯已成为所有石油用户包括美国在内的边际供应者；美国对海湾的依赖不是如广为预言的那样，要到1985年才出现，而是在1973年就出现了。最后，沙特阿拉伯取得了得克萨斯曾经保持过的那种地位。这个沙漠王国现在是向全世界供应石油的自由生产国。在万一发生危机的情况下，美国已不再能为供应它的盟国而增加生产了；而且，美国自己也终于难以自保了。在供需平衡上的作用，使得沙特阿拉伯愈来愈举足轻重。它在世界石油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大，从1970年的13％增加到1973年的21％，而且其增加的势头还在继续。它的平均产量，在1973年7 月达到每日八百四十万桶，比1972年7 月的生产水平——每日五百四十万桶超出62％，产量还在继续提高。阿美石油公司正在进行满功率生产，事实上，它为满足意想不到的蜂拥而来的需求已高速度地提高了生产。有人断言，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为防止油田受到损害，并使生产能力可能有更大的发展，沙特阿拉伯将不得不削减石油生产。
此外，在沙特阿拉伯有一种不断增强的看法，感到他们现在赚得的收益多得无法花了。两次美元贬值，使拥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在财政存款上遭受突然减值。利比亚和科威特对石油生产施加了限制。科威特石油大臣用修饰的措辞问道：“生产并出售更多的石油以换取没有保证的纸币，这有什么意义呢？石油是我的面包、黄油和实力，为什么生产它来换取到下一年就要降值百分之多少的纸币呢？”也许，有些沙特人也在提出，他们的国家应该同样这么做，大大削减它的石油生产。
石油市场的这些变动情况恰好同重大的政治情况的发展相一致，使阿拉伯石油武器的潜能与日俱增。费萨尔跟纳赛尔多半是疏远的，他把纳赛尔设想为要颠覆传统政权的激进泛阿拉伯主义者；至于纳赛尔的继承人萨达特则纯属两路人物，他是埃及的民族主义者，他正在试图消除纳赛尔的许多政治遗产。萨达特通过伊斯兰会议与沙特人关系已变得非常亲密；而费萨尔也同情萨达特力图摆脱令人窒息的熊的拥抱——纳赛尔与苏联的同盟关系。没有沙特的支持，萨达特可能被迫要回到与苏联结盟的原状，而俄国人将因此可能利用一切机会来扩大他们在整个地区的影响，这与沙特阿拉伯的利益恰恰背道而驰。到1973年春，萨达特在与以色列，也许包括西方在内的一次对抗中，强烈地迫使费萨尔考虑使用石油武器来支持埃及。在自己的王国和整个阿拉伯世界，费萨尔也感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愈来愈大的压力。他若被认为对“前线”国家和巴勒斯坦人的支持是三心两意，而不是直截了当的，其后果他是担当不了的。沙特的财产从石油设备开始，将要冒被游击队袭击的危险。1973年春，一群武装分子袭击了塔普莱恩输油管在黎巴嫩酉顿的终点站，摧毁了一座油库并使其他一些设施受到损坏。几天后，输油管本身也遭到破坏。还有其他许多事件，其中包括一次破坏沙特阿拉伯境内油管的袭击事件。所有这些突出地显示着沙特的脆弱性。
这样，政治和经济的因素集合一起改变了费萨尔的主意。沙特由此开始宣传他们观点的活动，警告除非美国采取接近阿拉伯的观点和疏远以色列的立场，否则他们将不再增加石油生产能力来满足不断增长的石油需求，并将以某种形式来使用阿拉伯的石油武器。1973年5 月初，国王亲自会见阿美石油公司的经理人员。费萨尔说，他诚然是美国的一位坚定而可靠的朋友。但是，美国“对今日中东发生的事情所奉行的方针要作某些改变是绝对必须的义务”。
“他率直地谈到通常阴谋活动的目的，但他强调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一起正险些儿要把美国的利益逐出这个地区，”阿美石油公司总经理在后来的汇报中这样说。“他提醒，在今日中东，除沙特阿拉伯外，对美国的利益都是非常不安全的。他说现在该轮到那些作为阿拉伯的朋友并在这地区有利益关系的美国人和美国企业，迫切地为改变美国政府的态度做些事情的时候了。简单地拒绝对以色列的政策和行为承担责任将大大有助于克服当前的反美情绪，”阿美石油公司总经理说，接着又补充说国王的意见有着“非常的紧迫性”。
在这次会见中，没有特别提及有关石油本身的问题，这使忧心仲仲的阿美石油公司经理松了一口气。然而，过了几个星期以后，当阿美石油公司母公司的总裁们在日内瓦国际饭店会见亚马尼时，这一问题被明确地提了出来。亚马尼问他们，是否希望向刚从巴黎和开罗访问回来恰巧来到日内瓦休息的国王，作一次礼节性的拜访？这几位石油企业家当然乐意接受邀请。在谈话中，亚马尼顺便提到，国王方才在开罗访问的日子不好过，萨达特强烈地对国王施加压力，要求他给予更大的政治支持。当石油企业家会见国王时，国王对他们说：“就美国在中东的利益而言，结束的时刻快要到了。因为美国政府未能给予沙特阿拉伯积极的支持，沙特阿拉伯在它的阿拉伯朋友中有被孤立的危险。”费萨尔强调地表示他不会让这种孤立情况发生。他告诉石油企业家：“你们将要丧失一切。”
他们相信国王所说非假。“很明显，石油开采权现处在危险之中，”一位石油公司的总裁在会见后这样说。他们责怪美国的新闻媒介，并表示他们自己对各种阴谋活动的理论都不予置理。现在的议事日程，如这些国际石油公司总裁所认为的，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必须并尽快要做的是，（1 ）把美国公众在这地区的真实利益告诉他们（目前他们正被受控制的新闻媒介错误导向）；（2 ）把情况立即告诉政府的领导人。
一周后，国际石油公司的总裁们到了华盛顿，来到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他们概括地通报了费萨尔的警告，“必须紧急采取行动，否则，将要丧失一切。”他们赢得聚精会神的听众倾听他们的呼声，但只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他们的说法。政府官员承认问题是肯定有的。但是，依照石油公司代表所说的，他们也表示了“很大的怀疑，即任何激烈的行动都是迫在眉睫的，或者防止这种事态发生的办法都将不同于现在已进行的办法”。政府官员说，沙特人过去曾面对过比纳赛尔大得多的压力，那时他们“处理得很好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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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应该同样处理得很好”。在华盛顿，石油企业家被告之，总而言之，短期内美国在任何情况下，已难能再做些什么。“有人相信”，国王“在喊着狼来了，但除了他想象中的狼，实际上狼并不存在”。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认为，国王在日内瓦会见时发表的意见是对“国内消费”而言的——对这一点，一位石油公司的总裁尖锐地回答说，在那里没有一个人是从“国内”去的。
三家公司——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都公开要求改变美国的中东政策。埃克森公司前负责中东业务的退休董事霍华德。佩奇也公开提出同样的要求。费萨尔国王突然表示可以接见美国的新闻界，尽管它们被认为是“受到控制的”，热切地作出了回答。国王立即受到《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新闻周刊》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采访。他对各家的采访发表了相同的讲话。“无论在哪一方面，我们都没有向美国限制出口的想法，”他告诉美国电视记者，但是“美国全盘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并反对阿拉伯，使得向美国继续供应石油，甚至与美国保持友谊都非常困难”。
神经不安的领导人
在1973年6 月，理查德。尼克松正在加利福尼亚圣克莱门特他的庄园里接待参加最高级会谈的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最后一晚会谈结束后，两位领导人已要就寝的时候，发生了出乎意外的一些事。表现焦虑的勃列日涅夫涸不安而难以入眠。他突然要求与尼克松作计划外的会见。这样做，尽管明显不合外交礼仪，特工人员还是叫醒了尼克松。尽管总统怀有猜疑，他还是在自己的小书房接见了勃列日涅夫。时已子夜，从书房外眺，太平洋上一片漆黑。在一小火炉前，会见持续了三个小时。勃列日涅夫以不加修饰、激动的语言表明，中东正具有爆炸性月B 里很快会发生战争。这位苏联领导人坚持，避免战争的唯一办法是在外交上要有新的首创性。勃列日涅夫通报情况说，即使不太具体，一般来说，有关萨达特和阿萨德的意图，苏联是知道一些情况的——毕竟他们在供应着武器——而这一后果将威胁到苏美双方新的“缓和关系”。但是，尼克松和国家安全助理亨利。基辛格认为，勃列日涅夫不可思议的外交手段是迫使按照苏联的条件来解决中东问题，只是加重分量的一个手法，并非真正的警告，因而未予置理。
在1973年8 月23日，萨达特作了一次未经宣布的利雅得之行，去见费萨尔国王。埃及人现有重大消息。他告诉国王，他正在考虑要与以色列开战。战争将首先发动突然袭击，他需要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和合作。他获得了允诺。费萨尔提出，他答应为萨达特的武库提供五亿美元的资助；而且，国王保证他会使用石油武器的。“但是，要给我们时间，”据报道国王补充了这一意见。“在进行仅两三天就停止的战争中，我们不需要使用石油作为武器，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进行相当长时间能够动员起世界舆论的战争。”
萨达特的计划对费萨尔的影响非常明显，其后不到一个星期，亚马尼在8 月27日告诉阿美石油公司的总裁，国王突然询问起阿美石油公司的详细情况、定期生产报告，扩展计划和缩减生产对消费国——尤其对美国的后果影响。问题的着眼点，是国王询问假使阿美石油公司生产每日减少二百万桶，会产生什么影响。“这完全是新出现的现象，”亚马尼解释说，“国王从来没有为这种细节操过心。”
亚马尼发出警告。他说，在美国，由基辛格领导的一批人在有关沙特阿拉伯意向的严重性上，“正把尼克松引向歧途。为此，国王一直在接受记者采访并发表公开讲话，旨在消除美国可能存在的怀疑。任何了解我们的政体和它如何工作的人都理解，只有一个人，即国王，才能作出限制生产的决定；而且，他在作出决定时毋须征询任何人的意见。”亚马尼继续说，国王“百分之百地决心要影响美国改变政策，并为达到这一目的而使用石油武器。国王感到他个人有义务要尽一些力，他知道石油在现在是一项有效的武器”。亚马尼又说，“加之，国王还经常受着阿拉伯的舆论和阿拉伯领导人尤其是萨达特施加的压力。他正在失却耐心。”亚马尼又补充了另一个细节，说国王现在常常处于神经十分不安的状态。
1973年9月：“压力波及四面八方”
到1973年9 月，有关石油供应的可靠性和能源危机日益迫近的谈论已不胫而走。石油杂志《中东经济研究》用大字标题登出“在石油舞台上：压力波及四面八方”。在同一个月里，国际大石油公司正和尼克松政府部门讨论着它们共同担心的事，利比亚可能会停止这些公司的全部生产。经过一再争论，尼克松政府决定对国内供应紧张的某些石油产品实行强制性分配。
费萨尔国王对石油公司的总裁们说，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简明地表示拒绝承担责任，将有助于避免使用石油武器。在一定程度上已有过这样的表态。美国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向以色列电视记者表示：“尽管我们的利益在许多方面和以色列的利益是平行不悖的，但美国的利益同以色列国家并非是同义词；而且，就美国的利益范围来说，它超出地区的任何一个国家……在我们国家有越来越受人关切的问题，例如能源问题，在当前形势下是一个关键因素。我认为只有鲁莽的傻瓜才不相信这一点。”接着，他被问及阿拉伯石油生产国会不会在未来某个时候——譬如说在八十年代，利用石油作为反对美国的政治武器。“我不是洞察一切并能预言未来的人，”西斯科回答说，“但在阿拉伯世界明显存在竭力主张把石油和政治连结在一起的呼声。”
甚至更高级的美国政府人士也有过拒绝为以色列承担责任的表态。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尼克松被问及阿拉伯人是否会“把石油当作棍棒来使用，强行改变中东政策”。总统回答说，“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所有石油消费国，包括美国在内，都可能受到影响。尼克松说，“如果你真的被它击倒，那我们大家就都成了同一囊中物了。”接着，他对双方——包括以色列在内，走向死胡同的态度进行了谴责。“以色列简直就不肯等待纷争的解决，而阿拉伯人也不肯等待中东纷争的解决。双方都有错。双方都需要开始谈判。这就是我们的立场……顺利地进行谈判，其收获之一将可能减少石油的压力。”
所有主要的石油消费国都感受着石油的压力。在德国，波恩政府最终在9 月份公布了它的第一个能源计划，其中心很大部分在石油供应的可靠性上。领导提出该项计划的是国务秘书乌尔夫。兰茨克。当美国在1968年向欧洲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警告，美国的剩余生产能力正在消失时，就已引发了兰茨克自己的忧虑。他在后来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起动点。从此以后，我一直在设法转变德国的能源政策。问题不再是如何解决我们的煤炭问题，而是如何把石油供应的可靠性问题纳入我们的政策。这是非常，非常难办的事情。我为取得充分根据来说服那些在政治信念上是那么根深蒂固地认为不存在能源供应问题的人们，已花了五年时间。”
在日本，在同样焦虑不安的9 月，通商产业省新成立的资源能源厅发表了一份有关能源问题的白皮书，其中述及石油供应总的不稳定形势，并强调必须制定措施以应付不测事件。这是由于近些年来令人担忧的事情愈趋加重的缘故，或者由于日本石油需求的疯狂增长意味着日本的依赖性和易受打击性也愈趋加深的缘故。国家的大部分石油是由国际石油公司直接或间接供应的。无论政府官方或企业界人士都能觉察到，石油的控制权在迅速从石油公司转移到石油输出国。1973年9 月的白皮书率直地说，“迄今由国际石油公司掌管的石油管理体系已经崩溃了。”因此，对日本来说，这一情况意味着“在六十年代对国际石油问题的被动反应，已再不容许日本这样做了”。
在那时候，根据形势的变化，在日本的外交政策上出现了新的动向。在这以前，日本的外交政策是牢固地系定在美日同盟关系上的。这一新动向称之为“资源外交”，旨在按照保证石油供应的要求来重新确定日本的外交政策。其最著名的支持者是通商产业相中曾根康弘（后为日本首相），他主张“日本要以竞争的态度来奉行自己的独立方针，这是不可避免的。盲目追随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于美国，我们已不应再那样盲目地追随。在1973年6 月，中曾根康弘就已要求制订“站在石油生产国一边的”新资源政策。到这时，日本的一些有关各界已在经常议论对能源危机的担忧。在去冬，已经发生过煤油和汽油的短缺；现在，1973年夏季期间，同美国一样，出现有电压降低的迹象。至少在来访者看来，日本的政策制订者凡是关心能源问题的，几乎都读过詹姆斯。埃金斯的文章“石油危机：狼一定要来了”，而已接受了文章的看法。唯一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9 月26日，首相田中角荣对一位电视记者说，“关于能源危机，可以清楚地看到石油危机将在今后十年里发生。”
但时间毋宁说是十天。因为就在此刻，萨达特正着手为发动战争进行他的读时计算。
再没有事情需要进一步谈判
1973年9 月中旬，在维也纳的一次会议上，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国家要求与国际石油公司订立一个新的协议。德黑兰和的黎波里协议均已失效，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决意要为自己夺取石油公司正从市场价格上涨中赚得的、被他们称之为“横财的利润”。石油公司的代表应召来到维也纳，于10月8 日与亚马尼为首的小组会谈。
为了作为一个集团参加会议谈判，石油公司还得再次获得司法部的业务检查许可证，证明它们不违犯反托拉斯法。石油公司的联合律师、德高望重的约翰。麦克洛伊在9 月ZI日向华盛顿当局提出批准上述许可证的要求，同时，全力以赴地不仅在公司和司法部之间，而且在持怀疑态度的司法部和发愁的国务院之间进行折冲斡旋。在一次与司法部的激烈会谈中，麦克洛伊援引了过去的司法部部长，追溯到罗伯特。肯尼迪，他就曾批准过国际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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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公司在涉及外交事务的困难问题上制订共同的策略。“假如司法部不予许可，”他说，“司法部将对国际石油公司被逐个瞄准击倒负有责任。”埃克森公司的董事长肯尼思。贾米森提出争辩，“为继续遏制反复无常的阿拉伯世界，行业的组织是必不可少的。”但司法部的代言人引证马萨诸塞理工学院一位教授写的书中，几乎没有论及和眼前政治危机有关的情况，他们坚持认为油价上升是由于一体化的大石油公司在策划，而不是由于市场的条件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利用这些条件所造成。贾米森瞪着眼睛直表示怀疑。但是，最后在10月5 日，即维也纳会议预定召开的前三天，司法部的反托拉斯部门才勉强发给麦克洛伊的当事人需要联合参加会议的许可证。
虽然在前不久的春季，华盛顿曾担心过中东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但到夏季，这种担心已经消除。好几个月来，美国的情报部门多半已不再考虑有发生战争的迹象。因为在道理上讲不通：以色列既没有发动战争的理由，也不可能像1967年那样敢于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而且，以色列在军事上被认为是具有优势的，阿拉伯人想要发动战争，将在战争中被打得焦头烂额，这样做也是显然不合理的。以色列的生存一直在危险之中，而它也始终不考虑会发生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对形势的看法。
但有一个不同于共同看法的例外意见。在9 月底，国家安全局报告说，突然加剧的军事活动征象显示中东很可能在近期内发生战争。可惜这一警告未被注意。10月5 日，苏联人突然将家属空运撤离叙利亚和埃及。这一行动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也未被置理。中央情报局在当天向白宫提供的分析报告说：“出现的军事准备行动并不表明任何一方有发动战争的意图。”10月5 日午后5 时30分，以色列送给白宫的最后预测说：“我们考虑，由（埃及和叙利亚）两国军队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大。”代表整个美国情报机构的警备委员会观察检查了形势的发展和可能出现的情况，宣称战争未必可能。
在同一天，华盛顿时间还在下午，但中东已是晚间时候。这时，在以色列，整个国家处于停滞状态，他们严肃的最神圣的节日赎罪日已经开始。在利雅得，去参加石油输出国组织会议的沙特阿拉伯代表团成员登上了他们去维也纳的喷气机。他们还利用在机上的时间集中研究了有关石油市场内部诸因素的记录资料——诸如价格、通货膨胀、石油公司的利润和比重级差等问题。代表们只是在10月6 日抵达维也纳时才知道一件惊人的消息——埃及和叙利亚已经发动对以色列的突然袭击。美国东海岸时间是早晨，美国的高级官员和石油公司的总裁们醒来时才知道，中东已在进行战争。
战事的爆发在维也纳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代表当中引起了大骚动。当国际石油公司的负责人来到会场参加谈判时，他们发现阿拉伯代表正兴高采烈地传阅着报纸的文章和照片。毫无疑问，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至少感受到支持和信心，因为在他们看来，阿拉伯人是战场上的赢家。至于国际石油商这一方，除了神情不安外，不可能有什么表现。不仅在商议价格问题时他们处于防御地位，而且，阿拉伯人会随时使用某种形式的石油武器。伊朗的石油大臣注意到石油商们“有点儿恐慌”。他还更深地觉察到“他们正在逐渐丧失自己的力量”。
正当战火在中东熊熊燃起的时候，在谈判桌上，石油公司提出让牌价增加15％，约为每桶四十五美分多一些。这对石油输出国来说是完全不够的，对此感到可笑。他们要求增加100 ％，即再加三美元。差距真是太大了。由埃克森公司的乔治。皮尔西和壳牌公司的安德烈。贝纳德率领的国际石油公司谈判小组在未同他们在欧洲和美国的领导人商量之前无法作答。他们还能继续谈判下去吗？下一次在谈判桌上他们又能作出怎样的新开价呢？伦敦和纽约传来了决定性的答复，主要精神是“不要出价”，至少在目前如此。差距是如此之大，致使石油公司不敢在未先征询主要工业国家政府的意见以前，就贸然从事弥合差距的危险尝试。对西方世界的经济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样巨大的增幅能转嫁给消费者吗？而且，石油公司在过去已为向石油输出国组织过于轻易地让步而受到批评。而现在的决定太重大了，太具有政治性了，不单单是它们自己的事了。因此，各公司总部告诉皮尔西和贝纳德不要进一步谈判下去，要求推迟一段时间，只能与西方政府进行磋商。从10月9 日到＊日，向美国、日本和西欧六个国家的政府详细征求了意见。获得的答复实质上都是一致的：石油输出国追求的增加额实在太大了，石油公司应该明确地拒绝把出价提高到现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可能接受的程度。
时间已是午夜以后，正当10月12日的凌晨时刻，战争爆发以来的第六天，皮尔西和贝纳德来到洲际饭店亚马尼的套房和他相见。他们向亚马尼说明，在这时候他们无法再进一步出价，要求给予两个星期的时间，以便在这期间作出答复。亚马尼未说什么。那时，他为皮尔西叫了一杯可口可乐，切了一只酸橙，榨成计冲人饮料。亚马尼在等待着，他希望把事情继续谈下去。他把可口可乐递给皮尔西，但无论皮尔西还是贝纳德都无可回报。
亚马尼最后说：“他们对此会不满意的。”他接通了打给巴格达的电话，精神高亢地用阿拉伯语谈着，然后告知这两位石油商：“他们对你们很恼火。”
科威特的代表团也住在洲际饭店。亚马尼给他们的一个房间打去电话。科威特石油大臣穿着睡衣很快过来了。继而进行了激动的谈话。亚马尼开始查阅航空时刻表，已没有事情还需要进一步谈判了。这次临时会谈终于在晨曦朦胧时结束了。在离去时，乔治。皮尔西问以后可能发生什么情况。
亚马尼回答说，“收听无线电广播吧。”
萨达特的奇袭
选择赎罪日作为发动阿拉伯最近一次攻击的日子，目的是在以色列几乎没有戒备的情况下打它个措手不及。以色列的全部防御战略决定于迅速地总动员并调度在待命中的预备役军人。但是，没有一天像这天那样难于作出反应，为了进行默念、忏悔、良心上的自我反省和祈祷，以色列整个国家都停顿了下来。而且，萨达特在专心致志于战略上的突然袭击，并为此大力进行伪装活动。至少以前有两次他制造假象，像是要准备战争。这两次，以色列花费了很大的代价，并在预算紧张的压力下进行了动员，但结果是白费劲，毫无意义。这一经验达到了萨达特所希望的——使以色列人在心理上保持怀疑和盲目自满。真的是这样，以色列的参谋长为在1973年5 月花费巨大代价进行不必要的动员受到了公众的批评。阿萨德也参加了蒙蔽活动。一个与叙利亚有联系的恐怖组织劫持了几名从莫斯科去维也纳旅行的苏联移民，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为此前去奥地利处理这一危机。在10月3 日以前，以色列领导人的注意力都放到这件事情上去了。
然而，对真正的日益迫近的袭击准备是有警告预兆的。但是，以色列人同美国人一样均未予置理。在发动袭击前几个星期，在叙利亚的一个情报人员向美国提供了惊人的确切消息，包括叙利亚下达的战争命令。但是，这一情报因丢失在其他几百件包括有些与之相反的情报文件中而未被利用，只是在事后才被鉴定出来。在叙利亚，阿萨德已命令作好大量墓地的准备，这是又一个不祥的预兆。10月3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向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询问关于埃及大规模军队调动的事。中央情报局官员回答说：”当英国人还在埃及时，他们每年在这个时候经常要举行秋季军事演习，埃及人只是继续这个习惯而已。“有些美国官员注意到有关埃及医院正在突然腾空床位的报告，但这些报告都被认为只不过是埃及进行的军事演习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并被认为没有什么意义而被丢在一边。在10月正日和再次在10月3 日，一位年轻的以色列中尉军官向他的L 级递送了有关埃及部队调动的报告，表明战争已经迫近。但这些报告也未被置理。以色列军方，特别它的情报部门受着一种”概念“——即对战争必要先决条件的一种特殊观点的束缚。这一观点从其定义解说上，排除了在当前情况下埃及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但是，在10月初，以色列在埃及的一名主要情报人员发来紧急报告；他被安排急速离开埃及赶往欧洲详细汇报情况。他所说的一切是毫无置疑的，但莫明其妙的是他的报告被拖延了一天才送达特拉维夫。到这时候，已经太迟了。
美国人和以色列人一样犯了基本的错误，没有考虑萨达特的思想方式，没有把他们自己放到萨达特位置来考虑问题，没有充分认真地对待萨达特和他的讲话。所持的态度和概念想法使重要的预告情报未能得到鉴别、分析和正确的解释。基辛格过后承认，直到1973年10月，他认为萨达特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不如说是一个演员。萨达特的冒险得逞了，阿拉伯发动的突然偷袭对以色列造成的惊慌失措，就像三十二年前对美国人的珍珠港事件一样。此后，以色列人会自问，他们怎样会这样毫无戒备地遭受打击的。所有的预警报告是那么的清楚，但是要把这些情报从夹杂着蓄意伪装的反面情报噪声中分离出来，特别在盲目自满和自负已经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却是那么的困难。
在突击开始前九个半小时，当以色列人获得证实战争即将开始的消息时，他们像割断了腿腱似的仍然行动不起来。今日已非1967年当时。他们无法行动在先，无法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而且，按照一条决定命运的错误消息来看，他们认为的战争开始时间比实际时间要迟四小时。他们没有作任何程度的准备，因此，在进攻开始的几天内，以色列人在猛攻面前节节败退，被打得七零八落，埃及人和叙利亚人获得了大规模的胜利。
“犹太人的第三神殿就要垮了”
一旦战争爆发，安排停战很快成为美国的首要目标，通过停战让交战双方撤回到它们战前的阵地，然后努力寻求通过外交解决争端的办法。美国最优先考虑的是不想直接介入冲突；它不想为了反对苏联向阿拉
伯人提供物质而自己向以色列人供应物资方面做得太显眼，但是，它的这种态度被认为并不是为了所谓的以色列的优势。美国的政策不希望看到以色列被打败，它认为最好的结果，用一位高级官员的话来说，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以色列获胜，但在战争中被打得鼻血淋淋”，这样使得它可能更顺从于进行谈判。
然而，由于以色列方面的第二次大失算（第一次失算是以为根本不会发生战争），看来有比鼻子出血糟得多的意外情况就将发生。以色列设想过它的储备物资足以维持打三个星期的仗，这是从1967年六日战争的经验得出的假设。但是，从以色列的观点来看，1967年的战争是一场非常好打的战争，因为当时它兼有在军事上的优势并得益于突然袭击。现在得到苏联武器充分装备的埃及和叙利亚把它一下就打得只有招架之功，而且，以色列人发觉自己的作战物资以使人惊恐的速度被快速毁灭殆尽，远远大于他们原先的考虑。在物资需要上的失算，对以色列来说，可能是最严重的一个失算；而且还可能直接导致世界石油市场产生令人惊愕的变化。
10月8 日，在偷袭两天以后，华盛顿通知以色列，可以使用一架不标明国籍的埃尔艾尔航空公司飞机从美国获得某些物资供应。它们认为这样做就已足够了。但是，以色列在最初的偷袭打击下，还在继续溃退。心神错乱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对梅厄总理说：“犹太人的第三神殿就要垮了。”梅厄为此亲自给尼克松写去一封密信，向他告警以色列正在挫败之中，可能很快被摧毁。10月9 日，美国知悉以色列部队陷于极度困境，而且供应短缺，十分危急。10月10日，由于叙利亚已开始后退，苏联重新向叙利亚大规模提供新的补给，随后又向埃及提供新的补给。苏联还命令空降部队处于戒备状态，以鼓励其他阿拉伯国家参加战争。美国在那时才开始商讨让更多不注明国籍的埃尔艾尔航空公司飞机来美运输追加的军事供应。同时，国务院开始敦促美国商用航空运输公司提供包机向以色列空运物资。基辛格认为，这样做法在形象上可不至于过分显目，并可能避免美国与以色列完完全全一鼻孔出气。基辛格后来说道：“我们意识到有必要保持阿拉伯人的自尊。”但是，苏联大规模提供新补给的行动很快就变得明目昭彰。到10月11日星期四，美国认识到，以色列如果得不到新的补给，就将在战争中遭受失败。按照基辛格考虑政策的基本原则，美国是不可能让苏联武器来打败美国的朋友的，尼克松对政策的考虑更是这样。而且，谁又能知道战争的结果到底会是怎样的呢？
10月12日星期五，尼克松收到两封私人来信。一封是四家阿美石油公司的合伙公司——埃克森公司、莫比尔公司、得克萨斯公司和加利福尼亚标准公司——的董事长经由约翰。麦克洛伊送来的急情。他们在信中说，在维也纳会议上，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代表团正在要求石油牌价提高100 ％，看来是“难以接受的”。但是，由于“自由世界的石油工业基本上已没有剩余生产能力，它们的生产没有保障”，因而允诺在价格上作某种幅度的提高。此外，他们还有一些更紧急的情况需要通报。假如美国对以色列增加军事援助，可能会出现“滚雪球效应”的报复行动，“从而产生严重的石油供应危机”。信中进一步警告说，“美国在中东的整个地位正在受到严重的损害，日本、欧洲或许还有苏联的利益正大量取代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不仅危害到我们的经济，而且将危害到我们的安全。”
第二封信是以色列总理梅厄的一封告急信。她在信中写道，她的国家的生存和人民的生命现正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在星期五的午夜左右，当基辛格得知再过几天以色列的作战物资可能就要告尽时，梅厄的警告得到了证实。基辛格并从国防部长施莱辛格那里了解到，为安排商用包机所作的努力已全部告吹。美国航空公司不敢冒阿拉伯禁运或恐怖主义者袭击的危险，而且它们也当然不想把它们的飞机开到战区去。它们说，美国政府若要征用它们的飞机去执行任务，总统就必须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假如你要给以色列送去补给，”施莱辛格对基辛格说，“我们将不得不全部动用美国的空运部队来运送，此外别无选择。不运用空运力量，就不会有新的补给。”
基辛格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他要求施莱辛格取得以色列同意，让美国空军的飞机能在夜幕降临时降落卸下物资，黎明前返航。假如它们不被人见到，新的补给就可能尽量做到不引人注意。10月13日星期六黎明前，施莱辛格得到以色列的允诺，军事空运指挥部开始把军事供应物资从落基山和中西部基地运至特拉华州的一个飞机场。但是，美国飞机在去以色列途中需要作一次停留补给燃料。星期六早晨，美国要求葡萄牙同意给予在亚速尔群岛的着陆权。这事经由尼克松亲自出面，直接施加压力才获得必要的许可。
华盛顿迄今还想保持隐蔽的形象，但是，它对保守秘密的设想没有考虑到天时的不测变幻。在亚速尔群岛的拉日什飞机场有着强劲的侧逆风，会使C －SA大型运输机遭遇危险，因之使满载军事物资的飞机受阻于特拉华。侧逆风直至近傍晚时候还未见减弱，这样就延迟了半天时间。结果，C －SA型运输机没有在星期六晚上的黑夜时间抵达以色列，而是在10月14日星期六的日间才隆隆地从高空降落下来，飞机身上巨大的白色星标赫然在目。现在，美国扮演的是以色列的积极盟友，而不再保持它在国际事务中的调停人身份了。援助的范围已扩大到抵消苏联对阿拉伯提供的大量新补给的程度，但这并没有什么关系。阿拉伯的领导人不知道美国为幕后支援而作的煞费苦心的努力，他们认为美国空运物资是美国表示支援以色列的故意惹人注目的明显姿态。
在埃及可能突破西奈的紧要山口前，以色列成功地阻挡了埃及的进攻，并在10月15日发动了连续对埃及部队进行的第一次胜利的反攻。在同一时候，10月14日在维也纳，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与石油公司进行的谈判业已失败，输出国组织的海湾国家计划在科威特市重新召开讨论它们自己的石油价格问题的会议。但是，自与公司间的会谈破裂以来，大多数代表还滞留在维也纳，此时他们感到一筹莫展。他们万分紧张地订购机票，但由于战争，各航空公司所有飞往中东的航班实际上均被取消了。看来代表们根本离开不了。这也就是说计划在科威特召开的会议也开不成。最后，发现那时有一个航班还在飞行——一架飞经日内瓦的印度航空公司的喷气机要在科威特市作中间停留。在10月15日傍晚，许多代表团赶往机场，匆匆登上了这架飞机。
10月16日，海湾国家的代表们——五个阿拉伯人和一个伊朗人——在科威特市与会，重新讨论几天前在维也纳亚马尼的旅馆套房里中止商讨的问题。他们将不再等待石油公司的答复，自己采取了行动，宣布提高石油牌价70％，即每桶提高到5.11美元，求得与恐慌抢购的现货市场价一致。
他们的行动有着双重的意义——价格本身的提高和单方面强行决定行动的方式。石油出口国要与石油公司谈判解决问题的托辞现在已成历史的往事。石油的定价已由石油出口国全部掌管。原先由石油公司单方面定价，后来发展到石油出口国获得起码的否决权，再进而由双方共同谈判定价，直到目前新采取的由石油出口国单独行使宗主权的做法，这一个转变过程现在是彻底完成了。在作出这一决议时，亚马尼对一位其他国家在科威特市的代表说：“我已有很长时间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的到来。这个时刻现在已经来到，我们是我们自己商品的主人了。”
石油出口国预计在增幅上可能引起种种令人苦恼的怨言，已对此作好了准备。它们宣布消费国政府正在征收零售油价66％的石油税，而它们收得的相当量仅为9 ％。伊朗石油大臣贾姆西德。阿穆泽加尔说，石油出口国只是使价格和影响市场的诸因素相适应；在今后，它们将根据消费者愿意付给的水平来定价。亚马尼建议埃克森公司的皮尔西要收听的广播，就是10月16日关于石油价格的重要决定。然而，当事情披露时，皮尔西是从报纸上获悉的。
假使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能够单方面提高油价，那么它们下一步会做些什么呢？而且，在战场上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第二天，即10月17日，尼克松在白宫向他的高级顾问表示对国家安全的担心：“没有人能更敏锐地意识到石油和我们的战略地位的利害关系。”同一天，绕过半个世界，他又在科威特市对这项声明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阐述。伊朗的石油大臣已经离开会议，其余阿拉伯的石油大臣和部长们前来参加一个专由阿拉伯人参加的秘密会议。他们的议题就是石油武器。这是在每一个人心头牵挂的问题。科威特石油大臣宣称：“现在，在气氛上比1967年要有利得多了。”
禁运
但是，沙特阿拉伯究竟怎样做依然是一个问题。尽管萨达特不断要求，费萨尔国王在未与华盛顿再作接触前，还是不愿意采取反对美国的任何行动。他写给尼克松一封信，告诉他假如美国继续支持以色列，沙特和美国之间就不能不出现“冷淡”关系。这是在10月16日那一天。
10月17日，当石油大臣和部长们正在科威特市与会的时候，先是基辛格，继而基辛格和尼克松一起接见了以沙特阿拉伯奥马尔。萨卡夫为首的四位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大臣。对萨卡夫，基辛格常称道他的性格“既和蔼又有见识”。讨论是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看来存在有某些共同的基础。尼克松保证努力争取停火，以便可能在“联合国242 号决议规定的范围内解决争端”。该决议的内容规定以色列要撤回到它1967年前的边界。沙特国务大臣似乎确认以色列有在1967年的边界范围内存在的权利。基辛格说明美国提供新的补给不能视为反对阿拉伯的行动，只是“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相对行动，美国必须对俄国人的供应作出反应。他补充说，该地区原来的状态是不能占据的，待战争过后，美国将承担积极的外交使命，将为建设性地和平解决纷争进行调停说服工作。
尼克松向萨卡夫作
出最后的承诺是由亨利。基辛格作为谈判人提供斡旋服务，这似乎是尼克松保证一定能够成功的看法。尼克松并使萨卡夫和其他外交大臣们确信，尽管基辛格是犹太人后裔，但他“”并不受国内压力的支配，也就是说不受犹太人的压力支配“。他继续补充说，”我看得出，对基辛格是一个犹太美国人的情况，你们可能会感到担心。但一个犹太美国人可能是一个忠心的美国人，基辛格就是一个忠心的美国人。他将与你们合作，一起进行工作。“当总统作这一番不必要的说明时，基辛格由于既窘且恼感到坐立不安，而萨卡夫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们彼此都是闪米特人嘛，“萨卡夫机敏地回答。这位国务大臣既而来到白宫的玫瑰园，他对采访记者说，会谈是建设性的和友好的；根据报纸报道，在玫瑰园接见记者时大家都面带笑容，通情达理并互致恭维赞美之词。在与萨卡夫和其他阿拉伯外交大臣会谈后，基辛格对他的下属说，他感到意外的是会议没有提及石油问题，看来阿拉伯人不像要利用石油武器来对付美国。
但是，这恰恰是阿拉伯石油大臣正在科威特市考虑的事项。早在1973年初，萨达特在他的一次边想边说的讲话中谈到埃及可能的选择时，就谈论了石油武器。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在他的推动下，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专家考虑到美国国内日益增长的能源危机，就已开始进行拟订使用石油武器的计划。来科威特市的阿拉伯代表团至少对10月17日会议前形成的概念是熟悉的。但是，激进的伊拉克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不同的想法。伊拉克首席代表号召阿拉伯国家把它们的愤怒目标瞄准美国——－一把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企业统统收归国有，从美国银行抽回全部阿拉伯的资金，并着手对美国和其他与以色列友好的国家实行禁运。会议主席、阿尔及利亚的石油部长对这样一个建议认为行不通和难以接受而不予考虑。亚马尼根据国王的指示也表示拒绝，认为这样的建议将成为对美国进行全面经济战的宣战书，其结果，至少可以这样说，对各方都难能作出定论。愤怒的伊拉克代表退出了会议并不参加整个禁运计划。
与伊拉克相反，阿拉伯的其他石油部长们均同意实行禁运，按九月份生产水平削减产量5 ％，并在以后保持每月减产5 ％，直至它们达到目的时为止。但对“友好国家”的石油供应则将继续保持在先前的水平上。出席会议的九位部长和大臣们还同时通过一项秘密决议，要使“美国的石油供应遭受最严重的削减，累进减低产量的目的在导致美国无法从参加决议的各个国家获得任何石油供应”。有几个国家立即宣布，它们将开始削减产量10％，而不是5 ％。不管它们的减幅多少，削减产量比对单一国家实行禁止出口要有效得多，因为石油常常可能被转运过手，就像1956年和1967年危机时曾发生过的情况那样。削减产量可保证石油供应可获量的绝对水平因之下降。总的计划是非常刁钻的，每月减产可能达到的数量加上石油消费国之间的差异，将使石油进口国国内和国家之间产生不稳定、紧张和竞争对抗，并扩大到最大程度。计划的一个明显目的是要从开始起就把工业国家分离开来。
在科威特市的两次会议——10月16日和10月17日——在形式上是不相关联的。提高油价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夺取单独定价权只是早先开始的行动在逻辑上的继续。使用石油武器的决定则是沿着另外的道路行动的。“然而，毋须赘言，”《中东经济研究》评论说，“这次新的阿以战争可能增强了阿拉伯油价谈判代表的决心。”而且，评论接着在一段显然非常重要的含蓄陈述中指出，“削减产量还可能附带地起到促使油价更进一步上涨的作用。”
在科威特市会议后，情况在迅速发展。10月18日，尼克松会晤他的内阁成员，他对阁员们说，“情况的变化显然表明战事可能要延长；苏联已开始大规模提供新补给的工作。在此时候，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以防止苏联在军事力量对比上造成对以色列不利。为此，我们在上周末开始了一项向以色列提供新补给的计划。”他接着回顾前一天与萨卡夫及其他部长们会谈的情况，“昨天在与阿拉伯的外交部长们会谈时，我表明了观点，我们主张停火，并谋求在联合国242 号决议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争端。迄今为止，阿拉伯对提供新补给的行动保持着克制态度，我们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继续避免与它们发生对抗。”尼克松这时仍然很乐观。
第二天，10月19日尼克松公开提出向以色列提供二十二亿美元的一揽子军援计划。这是在一两天以前作出的决定；这一信息事先向好几个阿拉伯国家作了通报，使它们在正式公布时不至于感到震惊。这个策略试图使埃及或以色列最终都不能获得压倒对方的优势地位，以致双方都会明白必须到谈判桌前来进行谈判。在同一天，利比亚宣布对美国实行全部石油禁运。
10月20日星期六凌晨2 点，基辛格动身前往莫斯科，试图寻求一个停火方案。在飞机上，他获悉使他进一步感到震惊的消息。作为对以色列援助计划的报复，沙特阿拉伯远非以滚雪球式削减产量，现在将对美国实行全部石油禁运，哪怕是一桶石油。其他阿拉伯国家不是已经实行就是正要实行同样的石油禁运。现在，石油武器——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一种“政治讹诈”的武器——已全部出笼，投入战斗。已有三十年历史的战后石油秩序至此终于寿终正寝。
禁运几乎完全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阿美石油公司的一位高级经理人说，“我甚至想都没有想过有发生禁运的可能性。我想过，假如战争爆发，而且美国站在以色列一边，在阿拉伯国家的美国公司是决不会不被收归国有的。”尽管眼下有说明情况的证据：阿拉伯世界几乎谈了二十年的“石油武器”，19 67 年那次未奏效的尝试，1973年在德黑兰谈判期间所作的禁运恫吓，1973年萨达特公开讨论“选择石油作为进攻的手段”，以及1973年石油市场供不应求的极度紧张形势，但在美国政府内还是没有人重视禁运的可能性。毫无疑问，不管费萨尔与萨达特商讨内容的性质如何，也不管萨达特可能听到什么样的承诺，费萨尔和其他保守的阿拉伯领导人因他们的国家安全要依靠美国，他们是不愿意直接向美国提出挑战的。而且，要是美国不向以色列提供补给，他们可能已感到意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感到震惊。现在，引使情况变化、最后促使削减生产并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的原因，是美国以非常公开的形式向以色列提供新的补给——由于亚速尔群岛拉日什机场的侧逆风的影响——和随后二十二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有些阿拉伯领导人考虑，假如不采取行动，一些国家的政权可能要遭受街头暴民的袭击。而且，对以色列进行援助的公开表现也给他们以充分借口来同美国较量，因为其他阿拉伯国家显然要求他们这样做。
在10月20日，甚至石油禁运这件事也还不是当天发生的惊人事件的结尾。在莫斯科，只是到星期日早晨，基辛格才得知华盛顿在前夜发生的事件。这就是后来出名的星期六晚上的解职事件，是尼克松在他总统任期内的一个紧要时刻，解除了被任命调查水门丑闻的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的职务。他曾发出传票索取总统办公室的秘密录音带。为查明尼克松本人在这桩错综复杂的违法事件中直接牵连的程度，获取这些录音带已成为总统和国会之间斗争的中心。在解职事件以后，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和他的首席助理威廉。拉克尔肖斯立即辞职以示抗议。“现时，”白宫的参谋长亚历山大。黑格在电话上告诉基辛格，“乱得不可开交了。”
第三流的偷窃行为
在中东兵戎相交和历时数周的石油危机过程中，一个主要角色却在其他方面心事重重。理查德。尼克松彻底卷入了一系列事件，从他最初称之为“第三流的偷窃行为”逐步升级为史无前例的、以总统自己为中心的水门丑闻事件。自从蒂波特山丑闻以来，美国已很久没有听说过像这样的丑闻了。在十月战争期间，水门事件一长串情节内容的披露，整个国家对此事件的着魔，事件对战争和石油禁运、美国的能力和美国国内的感受的影响——所有这一切相互作用，为世界舞台上的戏剧主场增添了一节不可思议的和荒诞离奇的剧情。例如在10月9 日，孤注一掷的果尔达。梅厄示意要飞往华盛顿亲自恳求援助的那一天，尼克松正在解决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的辞职问题。阿格纽要求尼克松帮助他寻找担任顾问的工作，并抱怨国内税务局正在千方百计查明他所付的领带款额。10月12日，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了解以色列可能要被打败并在竭力设法解决如何给予新补给问题的那一天，他们却为参加一个被基辛格描绘为“心神不安的仪式”而被召到白宫，在那里，尼克松介绍杰拉尔德。福特为他所选择的新的副总统。
在随后的几周里，虽然尼克松可能暂时摆脱了他个人的危机，重又在世界危机中进行纵横，美国政策的实际控制权却交给基辛格掌管。现在，基辛格除担任国家安全特别助理职务外，又被任命担任了国务卿。基辛格原先在两处地方工作：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设在借自哈佛闪米特博物馆的一幢建筑物里；另外，还为尼克松的劲敌纳尔逊。洛克菲勒提供服务。这位前教授作为纳粹德国的犹太难民逃来美国时还只是一个孩子。他一度怀抱的志愿，除想成为一名开业会计师外，别无奢望。现在，通过水门事件的奇崛转折和由于总统权威的摇摇欲坠，他逐渐成了美国政府合法性的真正化身。基辛格的名气超乎寻常地扩大，起着填补美国政府因总统职务受到不信任而造成的真空的作用。当对美国的信任受到严重考验时，无论对华盛顿、新闻媒介或世界各国政府来说，他是作为权威和保持连续性的必要人物出现的。
看来发生的事情太多了，超量的新闻把新闻媒介和大众的脑子塞得满满的。水门事件和总统的尴尬处境对中东局势和石油问题有着直接的和重大的影响。假如萨达特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在1972年的选举以后，能利用他的影响打开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对话，他很可能——至少可以说服——不会开战。而且，总统若不是心烦意乱，他也可能把注意力更集中到能源问题的处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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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来的。但是，一旦战争爆发，由于尼克松是那么心事重重，他的信用又是如此低落，以致他在对付战争挑起者、石油输出国、矛头明确指向美国的经济战，以及在对付俄国人方面，不能起到最后决策所必要的总统的领导作用。对外国的领导人来说，他们不能理解这一不可思议的水门事件的变化过程，有些方面像是仪规表演，有些方面像是一场马戏，有些方面像是一出悲剧，有些方面像是一部惊险小说。这一事件的衍变强烈地影响着美国的政治和总统的任职。
水门事件还给七十年代的能源问题带来持久的特点。巧合的意外事件——石油禁运、星期六晚上的解职事件、水门事件和十月战争——似乎隐含着逻辑上的联系。事情以迷离而神秘的方式配合在一起；这一印象使人留下深刻而持久的怀疑，由此助长了阴谋策划的理论，阻碍了对当前能源问题作出更为合理的反应。有人争议，石油危机是基辛格为改进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相对经济地位而在幕后操纵的。有人相信，战争是尼克松蓄意发动的；而且，石油禁运实际上是尼克松鼓励的，目的在转移公众对水门事件的注意。石油禁运和一些石油公司对总统竞选的不合法捐款，这两件事一起涌入公众的脑海，而不合法捐款是重选总统委员会从美国提取的非法赃物的一部分，这就大大扩大了对石油工业界传统的不信任，并导致许多人产生想法，认为十月战争、石油禁运和能源危机都是因石油公司的贪婪所造成和巧妙地操纵的。诸如此类的感觉留在人们心中的时间，要比十月战争和尼克松的任职本身长久得多。
进入戒备状态
10月21日中午，即星期六晚上解职事件的第二天，亚马尼在利雅德会见阿美石油公司总经理弗朗克。琼格斯。亚马尼利用储存在计算机的石油出口和目的地的情况资料——这是在早些日子沙特就要求阿美石油公司提供的——对沙特将要推行的削减产量和石油禁运措施规定了实施准则。他承认这一制度的管理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他说沙特正“期待着阿美公司来监督执行”。他接着说，“阿美石油公司的购销者偏离准则规定的任何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处理。”在说到某一情况的时候，亚马尼搁下业务运行上的细节不谈，转而向琼格斯提出比较理性的问题。问他对刚才发生的事情是否感到吃惊？琼格斯回答说，“不吃惊，只是这次削减量比我们原先预计的要大。”
亚马尼针对琼格斯的回答，接着问道，“假如这一措施不见效果，则在采取第二步行动时是否会感到吃惊。”
“不会，”琼格斯说，“我不会感到吃惊。”
基于前些时候同亚马尼的谈话和其他消息，琼格斯的猜想认为，“随后的行动，即使不断绝外交关系，美国的利益将可能被全部收归国有。”这是亚马尼对琼格斯预兆不祥的评论中暗示的，“下一步将不会再是同样的做法。”
在同一时候，基辛格和俄国人在莫斯科作出了停火计划。但在以后几天里，贯彻停火的工作却陷于重重困难。无论以色列人还是埃及人都没有遵守停火规定；而且，埃及第三军有极大可能被俘或受歼。勃列日涅夫在这时刻给尼克松写来一封率直而带有挑衅口气的信。苏联将不会看着第三军受歼不管。假如发生这一情况，那么苏联在中东的信誉也就要遭到毁灭，至于勃列日涅夫，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也就像个傻不可及的人了。勃列日涅夫要求组织一支美苏联合部队开进战区去把交战双方隔开。假如美国不愿合作，则苏联将单方面进行干预。“我必须坦率地说明这一立场，”勃列日涅夫以威胁的口气写道。他的威吓使人感到事态的严重。众所周知，苏联的空降部队已进入戒备状态，而且，在地中海的苏联舰队看来正以准备交战的形式在行进。最使人忧虑的是从一艘通过达达尼尔海峡驶人地中海的苏联货轮上、检测到可能是核子武器的中子放射物。目的地是埃及吗？
六位负责美国国家安全工作的高级官员被召集来参加深夜在白宫情报室匆忙召开的紧急会议。尼克松本人因亚历山大。黑格的劝告，没有起床出席会议。黑格对基辛格说，总统“心神太乱，不便参加会议”。有些与会者不见总统出场，感到意外。官员们阴沉地研究了勃列日涅夫的电文。苏联的直接军事干预是不能容忍的，这样会打乱整个国际的秩序。不能让勃列日涅夫以为苏联可以利用水门事件对美国总统职能的影响。还有进一步应予警惕的是，就在几小时前，一直为美国情报机构追踪的被认为在向埃及和叙利亚空运军火的苏联飞机“消失不见”了。谁也不知道这些飞机现在哪里。它们是否会飞返苏联去载运已经处于戒备状态的空降部队，把他们运往西奈？
在白宫情报室的官员们得出结论，战争的危险已突然升级；美国必须对勃列日涅夫的挑战作出坚决的反应。可能要准备以武力来对付武力。美国部队的准备状态被提高到三级防御战备状态，在有些方面还要高——这指的是10月25日早晨美国军事力量在全世界进入核战戒备状态。信息很清楚，美国和苏联正在互相摆开对抗的架势。这样的严重势态，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若是估计错误，就有可能导致一场核对抗。随后的时刻真是非常紧张。
但是第二天，中东的战事停了下来，埃及第三军获得了新补给，停火已开始生效。这一切来得正是恰到时候。两个超级大国被从它们的戒备状态拉了回来。两天后，埃及和以色列的军事代表，在1 ／4 世纪中，第一次为举行直接谈判而相会。同时，埃及和美国开始了新的对话。这两者都是萨达特在一年前酝酿他的冒险行动时的目标。核武器被收回了鞘，但阿拉伯人还在挥舞石油武器；石油禁运还照样在进行，它所带来的后果远远超过了十月战争。
30、“为我们的生存而竞争”
石油禁运标志着世界石油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正如战争的重要性不能听任将军们自行其是一样，石油的重要性现在也很清楚，不能听任石油企业家们自行其是。石油已变成众多人物垂青的领域，包括总统和总理们，外交、财政和能源部长们，国会议员，掌握石油调节大权者和“石油沙皇”，激进主义分子和专业权威等等。石油尤其是基辛格关注的事务，他得意地承认，他在1973年以前对石油事务还毫无所知，对国际经济也所知甚少。他感兴趣的是政治和重大的策略问题。在禁运开始后的几个月里，他常对助手们说，“不要和我谈多少桶石油的问题，这就像多少瓶可口可乐一样。我不熟悉这些事！”但是一旦石油武器被用上了，这位外交杂技演员就比其他任何人都急于要将这把剑收入鞘中。
“市场减少的供应量”
所谓“阿拉伯的石油禁运”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影响到整个市场的滚雪球式的产量限制——产量开始削减后，以后每月增加削减5 ％。第二部分是全面禁止石油出口，实施对象最初只有两个国家——美国和荷兰，以后扩大到葡萄牙、南非和罗得西亚。通过出奇的转折，石油禁运扩大到驻扎在东半球的包括第六舰队在内的美国军事力量。美国军事力量在那里执行的任务，事实上有一部分就是保护有些正在实施石油禁运的国家。石油公司可能认为，它们在执行这一中止供应的特殊行动时有过“暗示”，表示短缺的石油可从其他油源补足；但即使作过暗示，五角大楼没有人见到过，在这次可能关系到整个美国部队的重大军事危机中，五角大楼作出了怒不可遏的反应。国会也没有人见到什么暗示，国会匆忙通过一项修正案，把歧视国防部定为一项犯罪行为。同时，美国的武装力量的供应获得了恢复。
1973年11月初，自开始使用石油武器以来还只有两个星期，阿拉伯的部长们就决定增加全面缩减产量的幅度。但是，真正减少的石油产量究竟有多少呢？在10月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可以获得的阿拉伯石油总量为每日二千零八十万桶。在12月石油禁运最严重的时刻，总量为每日一千五百八十万桶，市场供应量总共减少每日五百万桶。但是，现时美国没有剩余生产能力。而剩余生产能力的消失反映了现时政治和石油的潜在动力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六年前，即1967年的六天战争期间存在的情况已大相径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各次能源危机中，美国的剩余生产能力是西方世界保障能源安全边际差额的唯一重要油源；但是，现在这个边际差额保障已不复存在。因为没有剩余生产能力，美国已失去在紧缺情况下提供急需石油以影响世界石油市场的能力。以伊朗为首的其他石油生产国能够增加的产量为每日六十万桶。伊拉克不仅因它提出与美国开展全面经济战的建议遭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拒绝而感到愤然，而且它竟然提高产量，从而增加了收入。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为了寻找理由解释他的国家政策，痛斥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政府是“众所周知与美国政府和美国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勾结在一起的反动统治集团”，并攻击削减对欧洲和日本的供应是要把它们推回到为众所斥责的美国的怀抱。
由于在其他地方增加了产量，在十二月份，供应的净减少量为四百四十万桶，差不多为两个月前自由世界可获得的石油总量五干零八十万桶的9 ％。乍一看来，在比例上并不算大。但按国际贸易销售的石油量计算则达14％；而且，由于石油消费一直以7.5 ％的年增长率在迅速增长，因此，供应量的减少影响所及要严重得多。
但是，有关石油减少的程度和范围只有在事后才能获得全部情况的资料。在产量削减过程中，究竟可获得多少石油，有着很大的不可靠性；而且，在减少数量的消息上不可避免地夹杂有夸大的倾向。混乱状态是矛盾和片断性消息造成的，而且全都带有狂暴而激烈的情绪。问题得不到反响更愈益加重忧虑和混乱。会不会每个月都要进一步增加削减量？会不会有新的国家受到石油禁运？会不会有国家从“中立国”转到“优惠国”，甚至“最优惠国”的名单上来？——这意味着阿拉伯人为回报这些国家的良好行为而给予更多的石油。同时，又会不会有其他国家发现自己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另外，还有一件很不可靠的事情。石油输出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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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是根据收益来考虑问题的。1967年，当它们发现石油禁运使它们的收益下降了，它们便从石油禁运退了回来。费萨尔国王吸取那次教训，因而至少在1972年一整年，他不愿采用石油武器。但是，现在每桶石油的价格在直线上升，石油输出国尽管减少数量，仍能增加它们的总收入。它们可以少卖一些，但仍能赚得更多。看在收益上，它们可能决定持久性削减产量，永远不让恢复原来削减了的石油来供应市场。这将意味着长期性的石油短缺，旷日持久的忧虑以及甚至更高地价格。
在加油站的恐慌抢购
造成恐慌价格的蹊径莫过于难忘的1973年最后几个月的石油供应形势的作用了。其作用力的组成包括：战争和暴力行为、削减石油生产、石油禁运、石油短缺、急需石油的消费者、无法摆脱进一步削减产量的恐慌以及阿拉伯国家不再恢复原来产量的可能性等等。到处弥漫着恐慌和不安的气氛，结果促使大家都想通过自我奋斗去取得所需的石油。无论石油公司还是石油消费者都像发狂似地在寻找另外的石油供应，它们不仅为着当前的需要，而且也为将来进行储备以防发生石油短缺或其他不可预测的需要。这种恐慌的抢购意味着给市场增加额外的需求。石油购买者可说是不顾一切地哄抢，到处钻营，只要是石油，什么样的都要买。一位没有可靠石油供应来源的独立炼油商说，“我们竞买的不只是石油，我们是在为我们的生存而竞争。”
石油的公开竞买促使油价进一步上涨。伊朗石油的牌价按10月16日协议规定为每桶5.40美元。到11月，尼日利亚的一些石油价格达到每桶十六美元以上。12月中旬，伊朗为了检测石油市场的能力，决定举行石油公开大标卖，出价惊人，高达每桶十七美元以上，比10月16日以前的价格增长了六倍。当时，在谣言充塞、受人巧妙操纵的尼日利亚石油标卖市场，一家日本贸易公司——缺乏购买石油的经验，在要协助解决日本石油供应的压力下，并与其他八十家左右的石油公司进行竞争——出价达到22.60 美元一桶。当出价公布时，这家贸易公司没有发现有出更高价的买主，然而这笔交易没有完成；但在那时，谁也无法知道这个底细。有传说还有比此更高的出价。
石油禁运及其后果引起的冲击影响，通过工业国家的社会组织向四面八方延伸开去。罗马俱乐部的悲观观点似乎已被证实。看来，舒马赫已确实成为一个预言家。他悲叹石油需求的惊人增长速度的危险性和唯中东是赖的风险，他的这番话现在证明是正确的。无约束的增长速度和“越大越好”的哲理思想曾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占支配地位的信条。现在，舒马赫这个几十年来默默无闻的人，在1973年及时出版了他的《从小得美》这本书，他要成为那些向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流行的“越大越好”哲学挑战的人们的代言人。现在，在他以后的岁月里，这位往昔的煤炭战士和能源预言家，成了他所在时代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书名和含义——“从少得多”——在石油禁运以后，成了环境运动的一句时兴话。舒马赫在世界各地都被捧为名人。英国女王授与他高级英帝国勋爵并邀请他在白金汉宫午餐，他还曾与菲利普亲王一起共用便餐。舒马赫向世人宣告，“该结束欢宴来处理真正的问题了，”但是，接着他问，“要结束的是谁的欢g 呢？”
匮乏的时代已在眼前，前景再说也是暗淡的，那就是：经济失去增长的势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国际金融制度可能陷于极度混乱；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无疑将遭受重大倒退。在战后的年代，持续的经济增长曾对社会的凝聚起着粘结剂的作用；现在我们有充分理由来疑虑，经济失去持续增长的活力会对工业国家的民主制度产生怎样的影响？长期存在的经济问题是否就意味着两次战争期间的国内冲突的重现？在过去的历史上，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世界上首要的超级大国和国际秩序的担保人——美国，现在已被少数几个小国迫陷于守势地位，丢了脸。当今的国际体系是否就要解体了呢？西方的衰落是否会意味着不可避免地引起世界的混乱呢？至于消费者个人，他们开始要为价格的高昂、自己的钱袋和生活方式的中断而发愁，他们担心时代的末日就将来到。
石油禁运对西欧和日本的心理影响是不可言喻的。如若中断供应将立即把它们推回到丧失一切和匮乏的痛苦战后年代。它们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获得的经济成就，突然间似乎都变得朝不保夕。在西德，当经济部长开始承担石油供应的分配任务时，他几乎立即发现自己为火急万分的工业部门发来的电传文件湮没了。首先是甜菜制糖工业发来的告急电，当时，它们正处于生产的季节性高潮。如果中断燃油供应二十四小时，生产作业就将全部停止，食糖将在各条管道里晶化。由于恐惧德国的甜菜制糖工业要停顿下来，并恐惧市场得不到糖的供应，因而炼糖厂很快得到了足够的燃油分配。
在日本，石油禁运更成为一次破坏性的打击。由强劲的经济增长树立起来的自信心被突然粉碎了，一下于重又出现了对经济脆弱性的担心。日本人问着自己，这是否意味着不论他们尽到怎样的努力，他们仍将回到贫穷的老日子去呢？石油禁运引起的担忧触发了一连串市场商品的恐慌，使人回忆起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曾动摇过日本政府的激烈的“米荒暴乱”。出租汽车的司机举行了愤怒的示威游行，家庭主妇急忙抢购囤积生活洗涤剂和卫生纸，有些人甚至囤积了两年以上的需要量。卫生纸的价格涨到原价的四倍，就像石油价格一样，已不受政府的控制。因而，在日本，石油的短缺伴随着引起一场卫生纸的短缺。
在美国，石油供应的缺额打击了认为美国资源无限富饶的基本信念。这种坚定无疑的信念深深地生根于美国人的性格和经验感受之中；甚至直到1973年10月，有很大一部分公众还不知道美国在进口石油。但无情的是，几个月后，美国的驾车人看到汽油零售价已逐步上涨了40％，尽管他们对原因还是不懂。没有其他价格的变化能像汽油那样有着明显的、即时的和起着内在作用的影响。驾车人不仅要付更多的钱才能装满他的油箱，而且，他们经过加油站常常每天都要见到一次油价上涨。随着联邦能源局约翰。索希尔所称的“石油供应临时节减措施”公布施行，汽油短缺的现象变得更为强烈，出现了更为有名的“汽油排队”情况。
这些“汽油长队”成为石油禁运最明显的标志和美国人对石油禁运最直接的感受。就在石油禁运开始以前，由于市场的石油供应日益紧张，美国推行了一项石油分配制度，它的用意是要对全国的石油供应实行平均分配。但现在却一反原意被曲解为保证汽油不得从供应充分的地区转移到欠缺的地区去。由于传闻和谣言蜂起，美国人成了他们自己对商品恐慌的牺牲品，但他们不是为的日用洗涤剂或卫生纸，而是汽油本身。过去，汽车驾车人乐意在量油器指示油箱告尽时才去加油，但是现在忙着要“灌满”他们的油箱，哪怕只是买一美元，这样使得买汽油的长队越排越长。这是出于深谋远虑，谁也不想冒明天没有汽油的风险。在有些加油站，规定只在每周某日出售汽油，或者择日向汽车牌照号码末尾为单数或偶数的驾车人出售汽油。驾车人排队要等一或两个小时，引擎不能熄火，他们心中的火气也越来越大，有时他们烧去的汽油比可能买到的汽油还多。在全国许多地方，汽油站竖起了“对不起，今日无汽油”的告示牌，与往昔汽油剩余的年代常见的打折扣广告的“汽油战”告示牌相对照，真是恍如隔世。禁运和由此引起的石油短缺是今日与美国的过去突然的断裂，而这番经历将严重地损害到美国人对未来的信心。“把石油价格的上涨与牛肉价格的上涨相提并论”
理查德。尼克松想设法恢复那种信心。在＊月初一次讨论能源问题的内阁会议上，一位内阁成员建议关掉公共建筑物上的灯光。这位注重法律和公共秩序的总统指出：“可是你得要雇用更多的警察。”尼克松心里所想还有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方面。1973年11月7 日，他向惊恐不安的国家发表有关能源问题的总统重要演说。他提出了一整套建议。市民们应调低他们的温度调节器和实行合伙用车。他将要求主管部门放宽环境标准的规定，暂停公用事业由燃煤转向燃油，并成立能源勘探和发展局。他要求进行一项巨大的全国性计划——能源自立计划。他说，“让我们以阿波罗精神和曼哈顿计划的决心把它确定为我们国家的目标，到七十年代终了时，我们的能力将发展到足以满足我们自己的能源需要，而不需依赖任何外国的能源供应。”但是，要求如何实现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尼克松表达得还很不充分。这一计划在技术上需要有很多新的发展，要有大量的钱，而且要在环境论的新路上作一个急遽的转向。他的僚属告诉他，到1980年做到能源自立的目标是不可能的，并建议他不要宣布这一目标，这样做是非常不明智的。但是，尼克松拒绝了僚属的意见。因为能源问题当前不仅是一场危机，而且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
尼克松解除了原来总揽能源大权的约翰。洛夫的职务，他的任期在石油禁运前就已满期，代之以财政部副部长威廉。西蒙。尼克松向内阁宣布西蒙的新职务时，他将之与第三帝国的军火巨头阿尔贝特。斯佩尔的地位相比拟。尼克松解释说，假如不给予斯佩尔对德国政治机构的最后发言权，德国可能早就被打败了。这一比拟使西蒙感到有点狼狈，但是，尼克松还继续说，西蒙将具有“绝对的权威”。但是在破碎的、有争论的华盛顿，肯定不会有这种权威的。这位新的能源巨头发现自己被卷进了国会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没完没了的意见听取会，几乎不得停息。有一次，他接到国会通知，匆忙离开正在进行的会谈，赶去参加这样的意见听取会，并又很快赶回来以便结束和两位副州长的谈话。当他坐进汽车时，脑袋撞破了头皮。虽然西蒙的创口需要缝针，但委员会主席不愿推迟意见听取会。这样，这位能源巨头接受询问整整坐了五个小时，他头上的创口沁着鲜血。在汽油长蛇队存在的几个月里，情绪是那样的紧张，甚至西蒙的妻子也放弃使用任何记有他丈夫名字的赊账卡。
能源局抵制
了不断要求实行汽油配给的呼声。最后，因鼓噪得越来越响，尼克松下令印制了配给券以备使用。他说，“这些配给券可能得暂时保藏起来。”尽管他的政府在继续制订政策和方案，但尼克松本人在对危机作出反应时需要深思熟虑。他的助手之一罗伊。阿什给他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他要非常谨慎。阿什说，“我要极力劝告，在下个月或以后两个月，不能让基于目前石油的实际紧缺情况造成的压力受到赶时髦和时事刊物歇斯底里的严重干扰，导致产生不必要的、甚至结果相反的能源政策。我怀疑，在几个月以后，我们再来回顾能源危机，可能会有点像我们今日估量牛肉价格问题那样，是政府要不断考虑的一个日常问题，而不是一场总统的危机。”在这份备忘录上，尼克松写了两条批语：“完全正确，很有意义。”但是，对公众来说，在汽油价格上发生的问题远远超过牛肉的价格问题。作为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现在看来将处于危险之中了。
这要责怪谁呢？许多人认为，石油工业界要对石油禁运、短缺和价格上涨负责。在石油公司本身以外，尼克松政府成了怨恨的另一个重要对象。在12月初，舆论分析家丹尼尔。扬克洛维奇为提请总统注意，交给黑格将军一份备忘录。这是他应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的请求，针对公众刚出现的恐慌征兆而写的。扬克洛维奇说明，人们“愈来愈害怕国家的能源已经消耗殆尽。再加有许多情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公众的不稳定心态，这里混杂着误传的消息、不信任、混乱和害怕”。而那些结合在一起的情况包括水门事件，对石油工业界的不信任（认为它们在利用汽油短缺为借口，不正当地提高石油价格），对工商业的信心普遍下降，以及认为尼克松政府“太倾向于大企业的利益”。扬克洛维奇又说，水门事件“使公众对国家现状的情绪普遍低落”，作为一项直接的结果，公众对国家情况表示满意的民意调查，已从1973年5 月的62％直线跌落到1973年12月底的27％。
显然，对削弱了的政府来说，由于水门事件，它更有必要去做出一些具有积极作用的事来。但是，尼克松主宰的白宫为设法解决石油危机每迈出一步，丑闻就跟踪而来，不仅引使公众，而且引使政策制订者不断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国务院燃料能源局主任史蒂文。博斯沃斯回忆说，“由于水门事件，存在着普遍瘫痪的感觉。国会被水门事件迷住了，行政部门不能摆脱水门事件的困扰，而白宫则进行自卫。在部门之间，对任何问题都很难作出政治上的决策。除基辛格以外，华盛顿就不存在真正的决策机构。”
正如基辛格常说的，“水门事件就像一只九头蛇那样的妖怪。”看来，他是唯一能排除这只“妖怪”干扰的人。他努力坚持外交政策，包括涉及石油问题的外交政策，使之不受水门事件的影响；但是国内的能源政策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1973年11月，白宫一位官员就事先安排要发表的一项政府有关能源问题决定的通告与黑格发生争议。“我完全理解宣布能源的决定是想把星期一变成一个充满令人忧虑的新闻的一天，借此来转移向西里卡法官转交录音带的问题，”他说，他指的是尼克松秘密的椭圆形办公室的录音磁带移交给一位联邦法官的事。“不管怎样，我们若是认为能采取某种行动来掩藏这一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几个星期以后，白宫顾问罗伊。阿什补充说，有关总统对能源问题任何决定的消息，不论在哪一天发表，都不会得到报纸的突出报道，他说，“或许没有任何新闻能盖过水门事件。‘它接近尼克松的人看来，总统总是在寻找一些政治上的”惊人事件“，包括石油和中东问题在内，以设法转移国家死死盯住水门事件和揭露丑闻新材料的注意力。假如这是他的策略的话，那他是失败了。
有难同当，有苦并尝
全世界都在激动、愤怒和猜疑的情况下，石油供应的不足量又如何在各国之间分派呢？由政府还是石油公司来分派？有几家石油公司已预告石油供应的不稳定状况。对美国石油公司来说，尤其对阿美石油公司的合伙人来说，它们的主要问题是阿以争端。只要美国扔掉以色列的包袱，或者大大限制对它的支持，那么一切都会回到正常轨道上来。按照这一构想，以色列人一般是不肯让步的，阿拉伯人则不会是这样。对欧洲石油公司来说，问题又完全不同：紧张的供需平衡关系已从它内在的本质上变得不稳定和不可靠。由于工业世界过份依赖于地球上这一反复无常的地区，使它极易遭受打击。真正的解决办法是放慢石油需求的增长速度，同时要重视采取保障能源供应的措施。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一直在向政府领导人送发秘密的“粉红色报告书”，警告说在石油供应上存在着危险的不正常情况，随之而来可能会出现“对石油的疯狂争夺”。壳牌公司不同于美国公司的做法，它一直在活动争取在政府间缔结一个在发生危机时分摊石油供应的协议，而且实际上它的计划小组已经开始就这一制度如何实施的问题在草拟协议的纲要。
在1973年10月以前，西方国家的政府就如1956年和1967年时候所作的那样，也曾共同讨论过一项分摊计划。然而，各国政府都坚持制度要适合自己国家的需要和地位，而且，在危机实际还未发生以前，争论的问题太复杂了，在利害关系和承担的风险上很难达成协议，缺乏足够的推动力，再加这种协调关系与美国的政治可能会有扯不尽皮的争论，因此很难进行协议的准备工作。到1973年6 月，工业国家终于同意成立“一个非正式的工作小组来研究和评价各种选择方案”。这就是危机发生前它们获得的进展情况。
在危机发生的时候，由于各种情况都不能确定，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关系都各自专为自己打算，并且阿拉伯人狡猾地意图离间西方的盟国关系，因此不可能很快建立起那种分摊供应的制度。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之间是有紧急分摊石油供应的协议的，但从来没有实行过。而且，削减石油产量的主要目标毕竟是针对美国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把欧洲国家分为从“禁运对象”到“最优惠国家”的不同类别。这一做法在打击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实行分摊协议的行动能力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美国政府可能会援用1950年制订的国防生产法案。该法案规定实行反垄断免税，以便在指明的危机期间使各公司能联合提供物资供应和信息资料。追溯到朝鲜战争和1951一1953年伊朗实行国有化＿政策时，惯常都是利用这一法案来改变危机的程度。然而，在现时实施这一法案可能会火上加油，阻碍石油公司使用以小保大的方法度过危机的能力，并使美国不仅与阿拉伯人，而且与西方盟国间的冲突更加鲜明和困难。再者，在发生水门事件的时候，若想乞助于这一法案，将会引起种种猜疑和对政府与石油公司之间串通一气进行喧嚷的批评；尼克松根本不能依靠用国家利益的牌子来解决危机。
余下应付危机的唯一选择，只有让石油公司，首先是大石油公司去解决。在此以前，石油公司曾对它们在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所起的缓冲作用引以自豪。壳牌石油公司的戴维。巴伦曾称这一作用为“薄薄的润滑油”。但是，时下当石油的润滑作用被突然除去，要在供应紧张之时做这样的缓冲器，将要承受多么痛苦的摩擦。
一方面是阿拉伯政府强烈又严厉的压力。威胁是不含糊的，石油公司可能失去在中东的全部地位。当沙特阿拉伯在10月18日命令第一次削减10％的产量时，阿美石油公司立即执行了命令。但它削减的仅仅是作为外加的一点额外产量。它是一家在有些人认为是美国在海外投资的一颗最重要的宝石，能不惜任何代价设法在实际上避免执行反对美国的石油禁运。但美国公司今后也会逐渐出现不协调和不惬意的看法的。但它有什么选择呢？与被国有化或被捧走的结局相比，采取合作态度，把石油尽可能多地售往世界市场，难道不更好一些吗？“其他选择只有一个：根本不把石油装运出去，”阿美石油公司的一位董事、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乔治。凯勒后来说，“显然，从美国的最大利益考虑，宁愿把每日五百万桶、六百万桶或七百万桶石油售往我们在全世界的朋友，而不要削减这份产量。”
但是，在另一方面，石油消费国家的政府全都在寻求公众需要的石油，它们当中最强大的恰巧就是美国。它不仅是国际七家大石油公司中五家石油公司的本国政府，而且是当前整个石油行动的首要目标。石油公司知道，它们采取的任何行动都要受到本国政府的详细检查和事后的评价。它们既不想失去市场，又不想被关在外面，也不想惹起消费者和它们政府的调查和报复。
在这样的情况下，符合逻辑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有难同当，有苦共尝”。即石油公司通过销售全世界的阿拉伯石油和非阿拉伯石油，设法从总供应量中把减产的同一百分比数分摊给所有各国。关于在石油禁运期间如何组织石油分摊的问题，在1967年伴随战争发生的石油禁运时期，它们已取得了一些经验。但在1973年，规模和风险则要比1967年大得多。作为按比例分摊的基础，它们或者采用1973年头九个月的实际消费量为依据，或者按最近时期预估的需求计划量为依据。壳牌石油公司的一位高级决策人指出，“当政府还未就其他任何抉择办法集体达成协议前，有难同当的做法只是起到防御作用的行动方针。”接着，他又说，对公司来说，“看来，这是避免招致自己毁灭的唯一道路。”其他任何道路，对国际石油公司来说都是自取灭亡。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使有难同当的原则得以加强，那就是国际石油公司中存在的“内部市场”。例如，一家大石油公司远东业务的负责人，他必须随后向日本和其他业务经营地区的政府说明情况，如果他认为他的欧洲对手将获得比他更大比例的配额，肯定要大发雷霆的。
尽管石油公司根据长时期的经验，在正常情况下是左右供应问题的行家，但现在，他们必须忙乱地临时凑合着办事。一位管理海湾石油供应业务的负责人回忆说，“这简直是受罪。我们在日夜不停地工作。在办公室，工作人员分成小组通夜工作，在国家之间进行分配，计算数额，制定供应
计划，并对那些苦恼的恳求作出回答。我们必须削减在全世界范围原先约定的供应承诺，并在全世界范围按比例重新分摊。就是说，除要削减我们的客户外还要削减我们自己的炼油厂。我们还必须为我们的第三方客户作斗争。海湾和其他石油公司每天都受到连珠炮似的责问。‘你们是美国公司，既然你OJ能把石油运去美国，为什么还要卖给南朝鲜和日本？’在报纸上，我们每天都要受到攻击。要再装货给美国炼油厂的压力是如此之大。我们不得不提醒我们的董事会，我们已把长期合同出售给客户，我们要按照客户与我们自己一视同仁的原则来处理。我们还必须和在油田工作的人接触，告诉老朋友们现在要裁减他们，还要向全世界解释供需的差额情况和按比例分摊的原因，要做到这一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大规模的重新分配工作提出了大量的后勤工作问题。即使在平安无事、按老一套办事的情况下，管理一个一体化的石油联合企业也是一件高度复杂的工作。从不同产地提供的原油，在质量上都各不相同，必须与运输系统连接起来，然后运送到指定处理这些特定石油的炼油厂去。在分配原油时是不能随自己心愿来决定的。炼油厂用了“不合适的”原油，除要降低效率和减少利润外，内部机构也要受到很大的损害。供应的原油一旦通过炼油厂转变成许多石油产品，然后必须流人销售系统并与对各项产品保持平衡需要量的“市场需求”连接起来，把汽油、喷气机燃油及供暖用燃料销售出去。
还要麻烦的问题是石油公司还必须算出它们供应油料的实际成本，这样，它们的销售才不致亏蚀或因利润率过高而招致攻击。石油开采权使用费的成本、政府参与的份额、产品的回购价格、数量，所有这些每周都在变动，而且由于各石油输出国的跳蛙式和追溯性的加码，成本计算更加复杂。壳牌公司的一位经理说道，“在某个时候根据已知的全部情况作出的计算，在一个月后是否会因这些情况有了修改而被推翻，这是根本无法知道的。”事实确实如此，唯一有把握的事是油价一直在上涨，上涨，再上涨。
管理的规模大而无当，要决策的问题几乎无以计数。在正常情况下，指导石油在联合企业内运转的复杂计算是由计算机根据经济上的和技术上的标准策划的。现在，至少政治标准也重要了，不仅不得同阿拉伯人作对，违反他们的限制，而且，还要尽最大可能来满足石油进口国的需要。要采用许多手法才能达到这两个目的，但石油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使它们的手法发挥了充分的作用。
各国政府对石油公司按比例分摊削减的石油产量有着不同的反响。华盛顿几乎没有下过直接的指示。新任联邦能源局局长约翰。索希尔敦促石油公司给美国“尽量多”供应石油，但是，他同时承认“应关心世界各国在世界石油供应上享有某种公平合理的份额的权益”。亨利。基辛格在一次与石油公司总裁们一起参加的会议上，特别重视这一点，要求他们“要照顾荷兰”，因为它与以色列的传统友谊关系被阿拉伯人列为他们要打击的特别目标。
日本人感到有特别容易遭受打击的危险性。在它本土几乎不生产什么能源。它的令人惊叹的经济增长是由进口石油供应燃料的。不仅它的公众处于恐慌之中，而且，日本是高度依赖国际大石油公司的，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公司。在一次会议上，日本通商产业省的一位高级官员提请大石油公司的代表注意，不要把非阿拉伯的石油从日本转移到美国去。公司的代表回答，它们正尽可能公平地分摊石油，而且，只要各国政府愿意，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可以全部交给各国政府去办，包括日本在内，它们真将谢天谢地。日本政府退步了；此后，它似乎满意于当前的做法，尽管它仍继续监视着石油分配的实施情况。
在反应上最不安的要数英国政府了。联合王国已被阿拉伯政府列为“友好国家”，因此认为尽管削减产量，它仍可按照1973年的供应量获得100 ％的石油供应。贸易和工业大臣把阿拉伯国家的保证有信心地告诉下议院。他自己亲自去沙特阿拉伯进行政府与政府间的石油贸易谈判。英国政府并持有英国石油公司的一半股份，但是，按照追溯至丘吉尔在1914年取得股份时的协议，英国政府是不可以干预商业事务的。但这次究竟是商业事务还是安全事务呢？而且，当前煤矿工人与以爱德华。希思为首相的保守党政府之间就将发生一场对抗的斗争，煤矿工人威胁要进行一场大罢工，石油供应要减少的同时，煤炭的供应可能也要降低。石油短缺将大大增强煤矿工人的谈判实力。希思希望尽可能获得更多的石油，以便作好与煤矿工人斗争的准备。希思召请英国石油公司董事长埃里克。德雷克爵士和壳牌运输贸易公司董事长弗朗克。麦克法金到他的契克斯乡村别墅。陪伴首相的有他的几位阁僚。很明显，希思假如不能诱导石油公司接受他的观点，他就将设法胁迫他们这样做。英国必须受到优惠的待遇。希思告诉他们，两家公司不得削减给英国的供应，石油供应的流量必须保持正常时候需要量的100 ％。
两位董事长都指出，石油公司能做些什么不是由它们自己选择的；正如麦克法金后来表白的，由于“政府未能就如何应付石油短缺拟订出计划”，导致他们被吸到真空吸尘器里来了。每家公司在它们有交易往来的许多国家里，都有一张在法律上和道义上应尽的义务网；但是，万一要由它们来处理石油短缺问题，可能遵循的唯一方针就是实行均等的牺牲，尽管它们明白，即使实行这一原则，要坚持下去也愈来愈困难。麦克法金还提出另一方面的问题。他表示非常抱歉，皇家荷兰／壳牌集团的60％的股份属于荷兰所有，而英国仅有40％。因此，尽管他万分不同意希思的要求，但作为假设，他纵然同意希思的要求，也不可能欺凌荷兰的利益。
希思受到断然拒绝而感到恼怒，他更坚持向德雷克施加压力寻求特别待遇。由于英国政府持有英国石油公司51％的股份，希思粗率地说，德雷克就该按照首相的命令去做。但是德雷克是一个极为直截了当的人，而且，他肯定是向来不习惯于让步的。作为1951年英国石油公司在伊朗的总经理，他曾勇敢地顶过摩萨台，曾为此受到死的威胁；此后，他曾同样坚决地顶过英国石油公司的董事长、专制的威廉。弗雷泽，为此他受到威胁说要把他放逐到英国石油公司在澳大利亚的一家炼油厂去。可以肯定，他现在是不会在希思面前让步的，正如他后来所说，不会让首相来“毁灭我的公司的”。在伊朗经受了一次国有化以后，德雷克不想再次作为国有化的当事一方。假如他默认首相的要求，他能肯定，英国石油公司建立在其他国家的设备上的未来命运将是被别的国家收归国有。
因此，当希思进逼他时，德雷克提出他自己的问题来挡开希思的进逼。“你是作为一个股东还是作为政府来要我这样做的呢？假如你是作为一个股东要求我按照英国正常的需求量给予英国100 ％的供应，你该知道我们就会在法国、德国、荷兰和其他国家受到国有化的报复。这对小份额的股东将意味着巨大的损失。”接着，德雷克就公司的法规尖锐地教训了希思。公司的法规禁止给某一个股东比其他股东更优厚的待遇。所有的董事都有关心公司整体利益的责任，而不是关心特定股东的利益。因此，不仅公司在要受到更多削减石油供应的国家里有遭受报复的风险，而且，英国政府将会因滥用支配权而受到少数股东的指控。“假如你是作为政府而要求我去做的话，”德雷克继续说道，“那我就必须告诉你，我必须有个书面通知。那样，我们就能向其他政府申明我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执行政府的指示。或许，而且仅仅是或许，我们可能会避免遭受实行国有化。”
希思在这一点上发了脾气。“你非常懂得，我是不可能用书面通知的，”他的声调是低沉的。毕竟他是一个主张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和主张与欧洲国家合作的伟大战士。
“那么，我就不能按照你的要求做，”德雷克以非常坚定的态度回答。
当然，希思通常可以要求议会通过强迫英国石油公司给予特别优惠的法律。但经过几天考虑以后，无疑包括深思过这样的行动对英国与欧洲盟国的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希思的怒气才平静下来，放弃了坚持特殊待遇的要求。
伦敦白厅的政府公务员对全面情况比政治家要了解得更为清楚。他们明白“公平分配”原则的优点，而且，在寻求变通原则的手法上更为熟练。他们在向国际石油公司施加压力时，同时提醒它们，北海油田的勘探许可证是要由英国政府来决定的。用这样的方式，它们就能保证英国获得它们愿意解释为“公平分配”的供应份额，更多一些的分配。
有难同当和公平分配原则的做法，实质上是转移供应渠道。非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转向遭受石油禁运的或被列入中立名单的国家，而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则直接供应列入优惠名单的国家。总加起来，五家美国大石油公司最后按照这一做法转变供应方向的石油约占它们所有量的1 ／3.总的说来，有难同当原则的采用是很有效的，经过对在能源和石油增长率之间的巨大差距的数据进行调整后，日本在禁运期间所受的损失为17％；美国为18％；西欧为16％。联邦能源管理局后来为参议院的跨国小组委员会写了一份关于非正式的石油分配制度如何发挥作用的追溯性分析。考虑到所有的情况，报告写道，“很难想象有其他分配计划会对削减了的石油供应做到更公平的分配。”各石油公司“在禁运期间被要求作出困难的、变化不定的政治决策，这样的决策超出了公司关切的正常业务范围”。报告提到，那种事情是它们决不希望必须再做的事情。
新的价格世界
正当在现货市场上狂热地哄抬油价的时候，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部长们于1973年12月末在德黑兰开会，讨论石油的官方价格。提出的价格幅度从石油输出国组织经济委员会建议的高达二十三美元一桶，低到沙特阿拉伯提出的八美元一桶。沙特阿拉伯害怕油价像火箭似地猛涨，可能导致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国家一起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亚马尼在谈到工业国家时说，“假如你们减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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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下来，我们也将减低下来。”他认为巨额的标卖价格并不表明市场的实际状况，而只是反映了出于政治原因在石油禁运和削减生产时期内举行标卖时的实际情况。费萨尔国王也要保持禁运的“政治特性”，而不要将之看作攫取金钱的借口。尽管如此，由于各国从其独一的主要商品获得的收入可能增加好多倍的前景，才使石油输出国肯定地对它们的不安保持缄默、不再言语。
最最积极且直言不讳的国家是伊朗。这里终于使伊朗国王有了机会，来取得他认为可为他的伟大抱负提供资金所必需的收入。伊朗竭力主张新的牌价为11.65 美元，这将意味着政府的提成为七美元。伊朗人有一个确定价格的基本原理。它不是根据供需关系，而是根据国王所称的“新概念”，即以替代石油的能源——从煤和页岩油中提取的液体和煤气——的成本来确定石油的价格。假如这些其他能源的加工方法符合经济原则，或如国王所说的，那么这一成本就是石油必要的最低价格。国王在私下骄傲地引证阿瑟。D.利特尔在这个课题上为伊朗所作的研究。利特尔假设的前提先后得到许多石油公司的赞同。但是，这项研究存在难以分析的计算环，事实上，他的研究充其量是全凭推测作出的。因为所有这些替代能源的加工方法，属于商业性经营的只有一个，这是在南非独一无二的、范围有限的一个煤炭液化企业进行的生产。壳牌公司的中东首席顾问曾对这一问题作了这样的总结：“替代石油的能源，按需要的数量来看，还只是经济理论上的，而不是现实中存在的。”正如在最近的能源短缺局面中，要出现页岩油的奇迹，简直是妄想。
经过许多艰苦的商讨后，在德黑兰与会的石油部长们接受了伊朗国王的主张，新价格将为11.65 美元，这是具有历史性和重大意义的一次涨价。石油牌价已从1970年的1.80美元涨到1971年2.18美元，1973年年中涨到2.90美元，1973年10月又涨到5.12美元——现在涨到11.65 美元。这样，从十月战争开始以来（从10月到现在的12月）——已涨了两次价，为这以前价格的四倍。新牌价采用特定的沙特阿拉伯的原油——阿拉伯轻油作为定价的“标号”。所有其他石油输出国的原油价格都要按此基准来调整，根据质量（含硫量的高低）、比重、抵达主要石油市场的运输费等定出价格的级差。国王指出，这个新价大大低于最近在伊朗石油公开标卖的投标价17.04 美元。他宽厚地说，这个价格是出于“好意和宽宏大量”订出来的。
在12月底，理查德。尼克松给国王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私人信件。在信里，他概述了油价上涨的“不安定影响”和可能对世界经济引起“灾难性问题”，要求重新给予考虑，收回涨价的决定。总统说，“在石油供应受到人为约束的时候，作这样大幅使的涨价是非常不合理的。”国王的回答很简单，而且不讲情面。他说，“我们知道这一能源对国际经济的繁荣和稳定的重要性，但我们也知道，对我们来说，这一财富的来源到三十年后可能就要完结了。”
国王感到有一项新的任务；现在他要担当世界石油的说教者。他宣称，“石油几乎可以称之为真正的贵重产品，但当我们可以大大使用煤炭来取暖、发电的时候，我们却毫不经心地用石油来给房屋取暖，甚至用来发电。既然地下还埋藏有亿万吨煤炭，为什么还要把这一贵重的产品在短短时间内，比方说三十年里，就彻底耗竭呢？”国王还爱好担当世界文明的说教者，他奉劝工业国家，“它们要了解，它们取得惊人的进步和更为惊人的财富收入的时代是以廉价石油为基础的。这个时代现在结束了，它们必须寻找新的能源。最后，它们将不得不束紧它们的腰带；最后，那些富有人家的孩子，他们每餐都享有丰盈美食，出入有车，做着几乎是恐怖主义分子的勾当，到处扔掷炸弹，他们应该对先进的工业世界的所有方面作一番反思。而且，他们将必须更加努力工作……那些从上一代那里得来那么多金钱的青年男女也将要考虑，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来为自己谋生。”他在石油短缺和大涨价的时候表现的傲慢态度，使他不多几年以后在危急中需要朋友帮助时大吃苦头。
关系紧张的盟国
石油禁运是利用经济形势的一个政治行动；与这行动相交叉的，还有在相互关联的三条战线上采取的政治行动。这三条战线包括：以色列和它的阿拉伯邻邦间的战线；美国和它的盟国间的战线；工业国家，尤其是美国，和阿拉伯石油输出国间的战线。
在第一条战线上，基辛格是周旋于政治风云的中心人物。他要设法利用战争造成的新的现实情况：以色列大大丧失了自信心，而阿拉伯国家，尤其埃及在某些方面重又得到了恢复。“穿梭外交”变成了他的不知疲劳、戏剧般的艺术表演的特征。在行进过程中，有着好几个里程碑，包括在1974年1 月中旬签订的埃以撤军协定和最后在5 月底签订的叙以撤军协定。尽管谈判很艰苦，捉摸不定，要随机应变，但这些谈判将为四年后更大范围的协议打下基础。在整个过程中，萨达特是基辛格的一位特别合伙人。当然，萨达特知道他自己的目的何在。他原先求助于战争来影响改变政治。在战争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里，他有了更好的机会与美国人合作来达到改变政治的目的。如他公开所说的，由于“在这场赌博中有99％的牌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当然，萨达特是一个政治家，他知道他自己的拥护者，一次他在私下里承认，“美国实际只掌握有60％的牌，但我说99％是使人听起来更顺耳些。”而且，即使是60％，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也肯定地足够作为他倾向于美国的理由。在战后不到一个月的开罗会议上，在基辛格心目中，对萨达特就已确信无疑，他已完成了他的突击行动，现在，他已作好准备开始走向和平的进程；而且，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寻求转变中东的心理状态。
石油禁运促使西方盟国发生的裂痕是盟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裂痕中的最严重的一次；而且，无疑是1956年苏伊士危机以来最坏的情况。在十月战争以前，关系已经有些紧张。一旦石油禁运开始，以法国为首的欧洲盟国就急忙尽快地脱离美国，采取更能取悦于阿拉伯国家的立场。亚马尼和他的阿尔及利亚同行一起往访欧洲各国首都之行加速了这一进程。在每一个停留点，两位部长都要对欧洲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反对美国和它的中东政策，转向支持中东国家。为此目的，亚马尼利用他特有的机灵手段，以怀有内疚的心情说道，“我们感到非常抱歉。由于阿拉伯石油削减了产量，给欧洲引起诸多不便。”无疑，他留下了他对他们寄予的希望。
由于欧洲人顺从地改变了他们的政策，设法与美国分手，发起与阿拉伯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对话”和“合作”，美国的高级官员开始挖苦欧洲人对石油输出国组织软弱无能，都在不遗余力地急着迁就他们，向他们让步。在欧洲人方面，他们坚持认为美国在对待石油输出国的态度上，太好对抗，太好斗。的确，在欧洲国家中有着很大的变化。法国和英国最热衷于和美国保持距离并向石油输出国表示殷勤；德国表现得差一些；相形之下，荷兰对传统盟国承担的义务表现得最为坚决。有些欧洲人强调，我们有广大的和眼前的利益需要保护。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直率地对基辛格说：“你们依赖阿拉伯国家的只占你们消费量的1 ／10，但我们则要全部依赖它们。”
欧洲人的立场既包含有怨恨的成分，也有劝善惩恶的意思。法国人长久以来一直感到“英一美人”不公平，中东的石油大多不让他们分享，尤其在沙特阿拉伯有战后放弃权利的红线协议；而且，在他们对阿尔及利亚的斗争中，美国人还曾在暗中进行破坏。再者，还有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当英法两国因苏伊士运河与纳赛尔发生对抗的时候，美国人急于要它们两国退出在全球担当的角色，极大地帮助了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打自美国人那次公然挖它们墙脚那件事以来，已经十七个年头过去了。但是，按照爱德华。希思首相在私下有所指地告诉美国人的，“我并不想挑起对苏伊士危机的争论，在这一点上为的是许多人。”但是，“在这一点上”生动地为的是他希思自己。在苏伊士危机痛苦的日子里，他曾是文登忠实的执行人。在1973年亚正月中旬，欧洲共同体通过一项决议支持阿拉伯在阿以冲突中的立场。有些阿拉伯国家的官员对此还不感到满意，有人描写这个声明像是“一个在远处抛来的飞吻，这是非常引人高兴的；但是，我们更喜欢的是要与我们更亲密，更亲近的表示”。但是，这个决议清楚地表示了阿拉伯人设法要迫使采取的那种和解态度；而且已使欧洲人足以赢得在12月暂停削减5 ％的供应量。但这样做仅仅为了确保欧洲人继续保持良好的表现。阿拉伯的石油部长们警告欧洲人，假如对美国或以色列不继续施加压力，最终还是要给予削减供应惩罚的。
对欧洲共同体有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尽管它的许多成员国正被列人“友好国家”的名单，但成员中还有荷兰一个国家继续在受阿拉伯人的石油禁运。假如其他成员国决定禁止把石油转运荷兰，它们就要违反共同体关于商品自由流通的基本规定。然而，它们还是赞成严格那样做，直到荷兰有力地指出因为欧洲天然气的主要供给来源，包括法国全部供应的40％以及巴黎取暖和烹任用的大部分天然气都来自阿拉伯。因而作出了暗中妥协，涉及欧洲共同体中间的不特别说明的“共同立场”和加快从国际石油公司调剂非阿拉伯石油的供应。
在日本，它们认为自己与中东危机完全没有直接的关系，为被列人“非友好国家”名单而感到懊丧。日本的石油供应44％来自阿拉伯海湾国家。在所有工业国家中，它是最依赖石油，将之作为整个能源的来源的国家，与美国相比，美国在石油方面的能源比重为46％，日本则达77％。日本曾经理所当然地认为，石油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基本的和可靠的燃料。现在，不能再这样认为了。亚马尼指着空白表格阐明对日本的新出口政策：“假如你们对我们不友善，你们就休想得到我们的石油；假如你们保持中立，你们可以得到石油，但不能按照过去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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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假如你们表示友好，你们就能得到如过去一样多的石油。”
在石油禁运以前，日本政府和企业界的“智多星”们就已经提出要改变日本对中东政策的方向。但他们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用外务次官东乡文彦的话来说，其原因是“在1973年以前，只要我们有钱，我们总能买得到石油的”，而且，因为日本主要是从国际石油公司购买石油，不是向中东国家直接购买。在危机开始后，“智多星”们极力加强他们的鼓吹工作。11月14日，就在基辛格在东京劝说日本外务大臣不要与美国发生分歧的同一天，焦虑不安的企业界领导人在私下会见了首相田中角荣，“直接恳求”对政策作出重大改变。几天以后，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对发表亲阿拉伯声明的欧洲国家进一步免除石油供应的削减量。这是改变政策所得报偿的确实证明。同时，匆忙派遣秘密出访中东的日本非官方使者发回报告说，阿拉伯国家认为“中立”是不够的，因为在实际上，“中立”就是反对它们的事业。11月22日，东京发表了它自己赞同阿拉伯立场的声明。
这一宣告表明，日本在战后年代首次在外交政策上与美国发生重大分歧。这样的行动是不可能轻易从事的，因为日美同盟是——或者说曾经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础。在声明发表四天以后，日本得到了自己的报偿，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免除十二月份对它供应量的削减。作为它资源外交的一部分，东京派遣一大群高级代表前往中东，利用在政治上投下的果断的一掷来经营生意——提供经济援助、贷款、新工程项目、合资经营、双边贸易、建造工厂。根据石油分配和削减量的现实情况，实际上，国际大石油公司表示他们不可能按照过去的情况向日本供应石油。因此，日本不能依赖它们，必须自己来做交易，以寻求有保障的供应。但是，不管阿拉伯的不断坚持，日本仍然拒绝和以色列断绝一切外交上的和经济上的关系。外务次官东乡争辩说，力求抛开这些束缚的日本正在患着熟悉的传染病——“石油相思”。
正当传统的盟国给阿拉伯的要求让路的时候，美国设法在工业国家中鼓吹协调一致的反应。华盛顿害怕采取两国互惠主义——国与国的物物交换贸易——可能导致更为僵化的、更带有持久政治色彩的石油市场。但是抢购风已经刮起。1974年1 月，石油杂志《中东经济研究》刊出标题“大家抢做双边贸易”。石油工业界抱着怀疑的态度注视着政治家们为取得国家的石油供应进行的疯狂争抢。一位石油界人士，壳牌公司的弗朗克。麦克法金对两位内阁高级官员为签订一份不到四个星期石油需求量的易货合同，像要解救受围困的堡垒那样飞往他国的情景，禁不住感到惊奇，尽管其中带有某种玩世不恭的味道。代表团、使者、政治家和政治家的朋友，他们大多很少有石油贸易的知识，屈尊就驾来到中东，就像逃避《圣经》所述的世界末日的灾难一样。至于基辛格方面，他害怕这些双边安排会破坏他通过谈判解决阿以战争的努力。假如工业国家继续保持它们采取的那种乱哄哄的做法，基于恐慌和消息不灵的竞相出价、重商主义和利己主义，那么，所有这一切很可能最后以每况愈下而告终。
美国要求在1974年2 月，在华盛顿召开一次能源会议。它想减轻为石油供应竞争的恐惧心理，弥合盟国内部的深刻分歧，保证石油不至于成为在西欧同盟中制造分裂的持久因素。英国已得出结论，尽管列入“友好国家”名单，但不给它们多买石油，它们还必须面对同样的涨价，而且生产国最关心的事则是参与分享。实际上，这时的英国，政治形势已经显著地发生了变化。在英国，煤矿工人与首相希思的对抗不仅已转化为罢工，而且已经转化为全面的经济战，由此，把英国的石油短缺放大了好多倍。没有足够的石油供应来迅速替代发电厂“的用煤，国家的经济陷入了瘫痪，因为打自1974年发生煤炭短缺以来，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电力供应时断时续，工厂实行了三日制工作周；甚至家庭热水需用的热源也供应不足；一些牧师在英国广播公司严肃地辩论家庭成员分享洗澡热水的道德问题，从而提倡把热水的需要量缩减到一浴缸以作为对国家福利的贡献。结果导致在希思政府的最后几个星期里，英国支持参加华盛顿的能源会议。
日本也表示参加。它们认为工业国家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反应。它们还渴望找到一个准则依据；用一位官员的话来说，按照这一准则来减少它们所认为的“美国政策向对抗性变化的趋向”。德国也渴求讨论多边关系的基础。只有法国表示不同意。它们继续坚持旧的观点。尽管它们勉强出席了华盛顿会议，但在口头上仍是主张对立的观点。极端信奉戴高乐主义的外交部长米歇尔。乔伯特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欧洲共同体与会代表的秘密会议，说了句充满不满情绪的招呼话：“叛徒们，你们好。”
在美国方面，美国的官员明白暗示，在能源争端上的不和可能会危及美国在安全问题上的整体关系，包括保持在欧洲的美国驻军。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代表绝大多数赞成发展共同一致的意见和在国际能源问题上达成某些共同政策的好处，会议结果决定为“下一次”危机制订一项能源紧急分配计划并创建国际能源署负责计划的安排和管理执行，而且，更扩而大之负责协调政策，使西欧各国的能源政策平行不悻。国际能源署将帮助扭转双边互惠主义的竞赛，为共同一致的反应确定准则依据，包括在政治上的和专业上的问题。国际能源署将在1974年以前建立，地址在巴黎第十六区林荫地带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扩建部分的建筑物内。但是，作为主要工业国家的法国拒绝参加。保持旧观点的外交部长乔伯特说，国际能源署是一部“战争机器”，是战争的工具。
石油武器的入鞘
石油禁运会在什么时候和怎样自行结束呢？没有人能确实地知道，甚至阿拉伯人也说不上。在1973年12月的最后日子里，由于在解决阿以争执上取得某些初步的进展，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在禁运上稍微放松了一点。按照基辛格在一月初嘲笑的说法，石油禁运已变得“愈来愈不适合时宜”。他亲自两次去沙特阿拉伯拜访费萨尔国王。第一次去时，当他走进大厅，见到王国的显要人士穿着黑色长袍，头戴白色头巾在那里靠墙而坐。基辛格作为一个美国的犹太移民，感到“有些意想不到的思想，不可思议的命运转折使一个受纳粹迫害的流亡者成为美国的外交代表在这阿拉伯半岛上往返周旋”。他同时发现讨论的形式也是他从未经历过的。“国王说话的语气总是文文雅雅的，即使作强调说明时也是如此。他爱用可作多种解释的省略语来发表意见。”基辛格坐在房间中央国王的右边。“在和我说话时，他总是朝前直视着，偶尔沿头巾旁边瞥一下，以弄清楚我对有些不好理会的话是否已了解了大意。”遇到这种情况，要不是国王在谈论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要接管中东的阴谋，就是在谈论妨碍结束石油禁运的实际政治问题。国王表示抱歉但态度很是坚决。在结束石油禁运上他没有独立行事的自由。行使石油武器是全体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决定，它的撤销也得由联合决定来处置。国王说，“我需要的是要有人去见我的同事们，敦促他们进行考虑。”他还常常坚持他的基本条件，耶路撒冷要成为阿拉伯的伊斯兰城市。当问他，哭墙怎么办呢？他回答说，可在其他地方另造一座哭墙，让犹太人去倚着它痛哭。
由于石油禁运没有解除的迹象，华盛顿现在转向它的新盟友萨达特。石油禁运的建议人和受益人现在变成了撤销禁运的主要拥护人。他说，同战争一样，禁运已达到了使用的目的，现在应该结束了。而且，的确他认为当前禁运再继续下去，将与埃及的利益发生对立。在石油禁运的威胁下，美国本身在朝向中东和平的道路上仅能走到这一地步。再说，禁运毕竟是经济战的一种行动，拖延下去可能长期对美国与其他像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国家一系列的全盘关系造成损害，对这些国家造成不利影响。因为，最后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不论发生水门事件或没有发生水门事件，都是不可能使它长期处于这样的地位的。
但是，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已经成功地打出了它们的王牌，它们不想很快行动把它从桌面上拿走，它们也不想被人认为对美国的甜言蜜语让步得太快。然而，由于拖长禁运，越来越多的石油正在流回到石油市场，削减供应的作用越来越小。沙特人向美国人表明，假如在叙利亚战线上不见有某种动向，至少阿萨德的默许，石油禁运还是不能结束。由于在埃及战线上取得了外交进展，阿萨德对萨达特大发雷霆。事实上，在是否取消禁运这一点上，阿萨德是有否决权的。为帮助结束禁运，沙特人为美叙就戈兰高地的撤军谈判打开了大门。1974年2 月中旬，费萨尔在阿尔及利亚首都会见了萨达特、阿萨德和阿尔及利亚总统。萨达特清楚地说明，他认为石油禁运已超过了它的期限，可能会对阿拉伯的利益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他说，美国人正引着大家走向新的政治现实。费萨尔同意结束禁运，只要美国对叙以撤军作出建设性的努力。但在以后几个星期里，阿萨德坚持强硬路线的立场，阻止其他国家公开赞成结柬石油禁运。但是，它们提出严正的警告，不取消禁运，美国的和平努力就无法进行。在3 月18日，阿拉伯的石油部长们同意结束禁运，只有叙利亚和利比亚没有同意。
在谈了二十多年并且好多次意图都遭到失败以后，石油武器终于被成功地使用了。产生的影响不仅使人信服而且势不可当，甚至比它的建议人敢于指望的还要大得多。它彻底改动了中东和全世界的结盟关系和地理政治因素；它还改变了世界石油和石油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关系，改造了国际经济。现在，它可以重新入鞘了，但是，它的威胁还继续存在着。
在5 月，亨利。基辛格可能担保达成叙以撤军，和平的进程看来已经开始。在6 月，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了以色列、埃及、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石油禁运现在已成过去的历史，尽管是最近刚过去的历史，至少在涉及美国时是如此。（对荷兰的禁运仍未改变。）美国可以正当地宣称在中东外交上开始取得了某些重大成果。然而，水门事件是始终存在的问题。尼克松在旅程
中的举止行为给人以不拘小节的印象。在特拉维夫，尼克松与以色列内阁的全体阁员坐在一起。突然他宣布他知道对付恐怖分子的最好办法。他霍地立起身，手里持着假想的冲锋枪，佯装把所有的阁员都扫倒在地，用芝加哥的腔调发着“呵……”的声音，就像真的在打枪似的。以色列人被他弄得莫明其妙，感到有点儿担心。在大马士革，尼克松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应该迫使以色列后退直至落下悬崖。他做着奇怪的砍斩手势以示强调。在这以后，阿萨德在会见其他美国人时常常要重提尼克松当时的说明。
尼克松在埃及出足了风头。他在埃及的日子真可称之为凯旋的日子，成百万热情奔放、如痴如醉的埃及人都出来欢呼。这确是对他最后的一次欢呼。这具有许多讽刺性的味道。毕竟这里是纳赛尔的国土，他曾策划动员群众谴责西方，尤其是谴责美国帝国主义。现在尼克松受到敌对国家群众的欢呼，好像他不是在埃及这个国家，倒像是在美国。与在开罗街上对他欢呼的喧嚷、兴奋情况对照，他在国内所受的痛苦的对立态度，结果表明他维持总统职位的时间只有最后几个月了。对埃及人来说，这是庆祝萨达特重振埃及，恢复在纳赛尔后期大大败坏了的威信。对尼克松来说，他仍然可能受到对结束禁运和他政府外交成效的庆祝，但他此刻无意享受这样的庆贺。他在外访期间健康不佳，他的一条腿因患静脉炎发肿，而且在旅途中花费了许多余暇时间听取对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录音带的控告，这最终迫使他辞去了总统职务。
31、欧佩克的绝对统治
时代是变化的，帝国都浮沉兴衰。维也纳卡尔吕格环形马路上有一幢现代化办公大楼，底层有一个小书店，为纪念它的主要承租人，历来被称为“得克萨斯公司大楼”。可是在七十年代中期，由于另一个承租人的到来，摹地里以“欧佩克大楼”的名字叫开了。这一变化象征了全球大变动的一个深刻进程；石油输出国一下子取得了以往跨国公司所占有的地位。
其实，欧佩克最后在维也纳安顿下来纯系偶然。最初，它在日内瓦落户，但是瑞士人怀疑它的认真意图，甚至它的重大意义，拒绝给予它一个国际组织机构的外交地位。然而，奥地利人热衷于创造可提高他们国际声誉的任何条件，乐意给予方便，于是1956年，尽管奥地利同国外的航空联系渠道差一些，欧佩克还是迁到了维也纳。欧佩克进驻维也纳，搬进得克萨斯公司大楼，清楚地表明当初对这个相当神秘古怪的组织是多么不以为意。这个组织尽管在创立之初嚷嚷了一番，但一直没有达到它的主要政治目标——由石油输出国维护其支配资源的“主权”。
然而当时，在七十年代中期，一切发生了变化。国际秩序颠倒了过来，欧佩克成员国受人奉承、恭维、责骂和谴责。这是蛮有道理的。石油价格处于商业的中心位置。那些似乎控制油价的人被视为世界经济的新主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欧佩克成员国资格，实际上与苏联以外的世界上所有石油输出国为同义词。欧佩克成员国将决定是要有通货膨胀还是要有经济衰退。他们将会成为世界的新银行家。他们将谋求制定国际经济新秩序，这种秩序将不只是再分配消费国给生产国的租金，而要达到建立一种对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大规模再分配。他们会为其余的发展中国家树立一个榜样。欧佩克成员国对于世界上一些最有权势的国家的外交政策，甚至自主权，有相当的发言权。因此，难怪欧佩克的一位前秘书长有一天回顾当年时，把1974年到1978年说成是“欧佩克的黄金时代”。
然而，他缅怀往事肯定有一种怀旧感。当然，欧佩克国家的确在七十年代中期完全取得了对他们自己资源的控制，对于谁拥有他们的石油已经毋庸置疑。但是在那些岁月里，不仅同消费国，而且在欧佩克内部始终贯穿着对于这一宝贵资源的价格的激烈斗争。而且仅此问题就将对整整十年的经济政策和国际政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石油和世界经济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和输出国完全掌握决定油价的权力，引起油价翻了两番，这使得世界经济的每个角落发生重大变化。石油输出国总的石油收入从1972年的二百三十亿美元上升到1977年的一千四百亿美元。输出国积累了很大的财政盈余，也使世界上的银行家和经济政策决策人忧心仲忡，担心他们无法把钱花完；闲置在银行帐户中的花不掉的好几百亿美元可能招致世界经济的严重收缩和混乱。
其实，他们是用不着犯愁的。这些刹那间成了暴富和肯定做梦都没有想到如此有钱的石油输出国开始实行一项使人眼花缭乱的花钱计划：工业化、基础设施、津贴、公共设施、必需品、奢侈品、武器、浪费和行贿腐化。由于花钱似水，港口远远超出它们的吞吐能力而堵塞，船舶得等上好多个星期才轮到卸货，各种货物和劳务的卖主和推销员从工业国冲到石油输出国，抢订早已客满的宾馆客房，挤进政府各个部的等候室里。一切都是为了要向石油输出国推销，因为他们如今有钱购买一切。
武器交易成了大买卖。在西方工业国家看来，1973年石油供应的中断以及他们高度依赖中东的状况，使得石油供应的保障成了头号关心的战略问题。大力开展武器销售是加强这种保障并保持或扩大影响的一个途径。这个地区的国家也热衷于购买武器。1973年的事件已证明这个地区局势的动荡；不仅地区和国家的对立深化，野心巨大，而且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摆出了核戒备的架势。
但武器只是1973年以后的大买卖中的部分内容，买卖包括一切，从消费品直到整个电话系统。日本“达申”小型运输卡车在沙特阿拉伯的推广普及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据日产公司的一位经理说：“养护骆驼是很花钱的，而保养一辆‘达申’汽车要便宜得多。”当然，七十年代中期在沙特阿拉伯购置一辆“达申”牌汽车要花一千三百美元，而一头骆驼的标价才七百六十美元。但是一加仑汽油只有十二美分，同骆驼饲料的现行价格相比，给“达申”汽车加油比喂养一头骆驼省钱多了。几乎一夜之间，日产公司成为沙特阿拉伯天字第一号汽车供应商，而“达申”小型运输卡车成了放羊的贝都因人最喜爱的宠物，而他们的先辈过去都是骑骆驼的伊本。沙特军队中的骨干。总而言之，输出国的大量挥霍加上它们过热的经济所引起的飞涨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它们的财政盈余不久就会消失殆尽。结果是果然如此——尽管银行家们当初还担心他们花不完。1974年欧佩克在购买货物和劳务以及诸如投资收入等“无形”收入方面的收支盈余有六百七十亿美元。到1978年这一个盈余变成了二十亿美元的赤字。
对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来说，油价突然猛涨带来深刻的混乱。源源流入石油输出国国库的石油租金使它们的购买力大大收缩——成了所谓的“欧佩克税”。交这种“税”使工业国家陷入严重衰退。1973年和1975年之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减少6 ％，而失业率却翻了一番，达到9 ％。1974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下降。当日本人担心他们的经济奇迹也许已经结束时，头脑清醒过来的东京学生在游行示威中不再呼喊“该死的国民生产总值”而是发现努力工作和终生雇用的诺言是新的好处。同时，油价上涨给本来已深受通货膨胀影响的经济以更强烈的通货膨胀冲击。虽然工业世界的经济在1976年已开始恢复增长，通货膨胀已深深侵入西方的机体之中，以至于它开始被看成是当代难以消除的问题。
受油价上涨打击最严重的是那些不幸苍天未曾赐予石油的发展中国家。在七十年代，油价对经济发展的冲击最为严重，那些发展中国家不仅受到同样的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而且油价上涨也使他们的国际收支陷于瘫痪，牵制了他们发展的能力，甚至完全阻止了经济增长。一些国家的出路是借贷，因此“欧佩克”国家相当多的剩余美元通过银行系统“回流”到这些发展中国家去。这样，它们就以举债的权宜办法对付石油冲击。；但是，还得想出一个新的类别——“第四世界——来概括更低一层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被打得人仰马翻站不起来，它们的贫困也更为加剧了。
发展中国家的非常困难的新问题是使石油输出国处于一种为难和尴尬的境地。它们毕竟也是发展中国家，而且它们如今宣称自己是“南方”的先锋，要设法结束工业国家的“北方”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它们说，它们的目标是要强行在全球把财富从北方重新分配到南方。起初，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考虑到它们自己的商品出口和总的前景，高声欢呼“欧佩克”的胜利，并宣布它们的团结一致，而这时正是对“国际新秩序”议论纷纷的时候。但是“欧佩克”的新油价对其余发展中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挫折。一些石油输出国实行他们自己的借贷和供应石油的计划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石油输出国的主要反应是鼓吹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广泛的“南北对话”，并坚持把油价和其他发展的问题挂钩，直言不讳地主张促进全球财富的再分配。
1977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就是要体现“南北对话”。一些工业国家希望，由于它们的参加，他们取得石油就有了保障。法国人对基辛格在石油禁运期间发挥的领导作用仍然耿耿于怀，并长期嫉妒美国在中东石油上所处的地位，他们推动这种对话是作为取代美国政策的可供选择的办法。另外一些国家比较不事声张，把“对话”视为消除石油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对抗，并提供对付石油涨价办法的一个途径。虽然对话进行了两年，花了很大力气，但最后没有取得什么结果而收场。参加国甚至不能就一项公报取得一致意见，对其余发展中国家来说，最紧要的实际上不是巴黎动听的词藻，而是他们自己的工农业产品在工业化世界中的市场上呈现萧条的现实。
沙特人对伊朗国王
在七十年代中期，欧佩克本身成为国际上的头号奇观。全世界的眼睛集注着它的会议，以及它们的戏剧动作、盛况和骚动，人们的耳朵急于捕捉世界经济动向的任何风声，竭力要听到某部长堂而皇之穿过大饭店休息室
时对高声提问的迅速回答。继欧佩克之后，石油语言——“差数”、“季节浮动”、“存货积累”——这时成为政府决策人、新闻记者、金融投机商的用语。虽然欧佩克在此期间通常被说成是一个“卡特尔”，其实不是。埃克森石油公司前中东协调人霍华特。佩奇1975年说：“你可以把欧佩克叫作一个俱乐部或协会，但确切地说，不是一个卡特尔。”为了证明他的这个观点，他伸手去拿一本《芬克和瓦格纳词典》，词典给卡特尔下的定义是：“生产国控制某个商品的价格和产量的一个联合体。”欧佩克当然试图确定价格，但不是确定产量——还没有。没有配额和指定的生产水平。根据某种提法，市场实际上不是由一个“卡特尔”，而是由一个“多少有点不守规矩的寡头卖主垄断”所操纵。在此期间，大多数输出国实际上是按生产能力生产。唯一例外是沙特阿拉伯，它确定其产量是为了实现其价格目标。
为回答关于油价上涨的批评，石油输出国通常的回答是指出，如果人们剖析工业国的消费者按每桶油计算的石油制品所付的价格，西方政府以税收名义获得的收入比欧佩克国家以出售石油所获得的收入还要多。这是西欧的情况，那里历来征收高额石油税。例如1975年西欧消费者购买石油制品所付的钱，约45％归政府所有，约35％属于欧佩克。其余20％用于船运、提炼、商人的利润等等。这个论点对美国来讲就不那么正确。因为那里的税收构成只占18％，而属于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的约占50％。在日本，政府拿28％，45％归欧佩克。不论如何折算，消费国政府对欧佩克说法的回答是，它们在本国国境内采取什么措施，如何向他们的公民征税，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且，它们的销售税的宏观经济后果跟“欧佩克税”的宏观经济后果惊人地不同。
但真正的问题是，今后会出现什么情况。消费国在1974年到1978年关心的核心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个：油价将继续上升还是保持或多或少的平稳，从而为通货膨胀所削弱？经济是增长还是崩溃、就业、通货膨胀以及数百亿美元在世界各地的流向等等都将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答案。虽然欧佩克通常被说成有“激进派”和“温和派”之分。这个同样的问题也是中东两个最大的产油国，即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继续斗争的焦点。这不是新的抗衡，在六十年代，这两个国家一直为谁生产的石油最多而竞争，现在这两国仍然为价格和争夺优势地位进行着斗争。
在伊朗国王看来，1973年12月油价上涨是他的伟大胜利，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胜利，从此以后他看到了他的契机、机遇和前景——仿佛上天赐予了似乎无穷无尽的收入，以实现他建立他所谓的伊朗伟大文明的雄心，并且解决伊朗日益增大的国内经济问题。伊朗皇后在七十年代说过，“我的丈夫生平最大的嗜好之一是：开飞机，开汽车，驾驶油艇——速度！”伊朗国王把他爱好速度的激情运用于他的整个国家，企图飞快地把伊朗推入二十一世纪。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会无视这种高速所引起的激动不安和迷失方向，以及许多不同意他迷恋现代许多新玩意儿的人的反感和不悦。国王声称伊朗将成为世界上第五大工业国；它将成为新的西德，第二个日本。他吹嘘说，一伊朗将是世界上不能等闲视之的国家之一，人们梦想到的一切都能在这里实现。“
大量石油金钱的流入使他脱离了现实。国王让他的野心和梦想弄得身心憔悴，他开始相信皇帝的种种气派排场。谁敢不同意国王的意见、进谏和传递任何坏消息呢？至于对待提高油价的批评，国王的态度是尽量挖苦和傲慢地打发回去。他说，西方的通货膨胀使得有理由进一步提高油价，他不信所谓高油价本身可能对通货膨胀火上加油的看法。他对美国大使说，“工业大国可以用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手段干坏事而逃之夭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要你知道，伊朗国王不会在油价问题上屈服外国的压力。”而且伊朗的石油储量比较有限，至少同其邻国相比是比较有限的，这也为主张提高油价宜早不宜迟提供了根据。因为如果迟了，伊朗的石油储量可能枯竭。而且，最后还有伊朗国王的傲慢。过去的种种屈辱这时可能统统被埋葬，所有的讽刺挖苦都可置之不顾。1975年时他说，“有些人过去认为——也许有些人今天还以为——我是美国人手里的玩物，为什么我要同意充当玩物呢？我们有理由拥有力量，能使我们更加强大，因此，我们为什么要满足于做别人的工具呢？”
可是在他大力促进油价进一步上涨的时候，伊朗国王和他隔海相望的邻国发生了冲突。沙特人从来不赞成1973年12月油价上涨的幅度。他们认为上涨的幅度太大，对他们自己的情况构成的危险太大。他们害怕经济上的后果。而且他们吃惊地发现他们在失去对欧佩克对石油作出根本性决定的控制，这是对这个石油王国的存在及其未来极其重要的。油价进一步上涨所激起的衰退以及通货膨胀周期的反复出现不符合沙特人的利益。沙特人由于他们的石油储量丰富，与伊朗不同，保持长期市场对石油的需要对他们有着决定性的利益。他们担心高油价和由此引起的预期，可能促使人们节能，甚至采用其他燃料，从而改变并压缩长期市场对石油的需求，因此使他们的石油储量减值。
从以上考虑又派生出其他的心事。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幅员广大但人口稀少的国家，譬如从人数上讲，并不比弹丸之地的香港多。石油收入的迅速增加可以造成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关系以及危险的期望，削弱使这个王国结合在一起的纽带。沙特人也不愿意让更高的油价干预和破坏他们在阿以冲突方面的目标或者使之复杂化。而且他们担心高油价对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产生影响，因为这种不稳定到时候可能会对他们构成威胁。在七十年代中期，欧洲的经济困难似乎使政府为共产党大开方便之门，尤其在意大利是如此，而且共产党人在欧洲地中海沿岸掌权的前景使沙特政府深为不安，沙特政府对苏联阴谋包围中东已经非常害怕。
利雅得还有另一个心事，那就是伊朗。他们深信伊朗国王竭力提高油价目光过于短浅，过于为他的野心所驱驶。进一步提高油价只会使伊朗更有钱有势力，使它能购买更多的军火，从而改变战略的均势并鼓励伊朗国王在海湾称霸。沙特人间，美国人为什么对伊朗国王那么着迷？1975年8 月美国驻利雅得大使向华盛顿汇报说，扎基。亚马尼说过，“伊朗和美国永恒友谊的谈论使他和其他沙特人恶心。他们知道，伊朗国王是个权迷心窍的自大狂，他的心态非常不稳定，而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的观察力就有问题。”亚马尼发出警告说，“如果伊朗国王离开舞台，我们也可能在德黑兰遇到一个暴力的反美政权。”
出于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的多种多样原因，沙特人在欧佩克的屡次会议上有目的地、强有力地推行他们反对进一步提价的方针。他们的坚定不移的态度有一个时期甚至迫使欧佩克接受两种不同的油价：沙特人和他们的盟友阿联酋一种较低的油价，其他十一个成员国一种较高的油价，当其他石油输出国寻求提高油价的理由时，持反对意见的沙特人会提高产量，设法削弱市场。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安地发现，他们可维持的生产能力并不像他们原先以为的那么多。
亚马尼
在沙特人上述的所有谋略中，人们的注意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艾哈迈德。札基。亚马尼。对全球的石油工业，对政治家和高级公务人员，对新闻记者以及在全世界看来，亚马尼成了事实上的石油新世纪的代表和象征。他有一双大而清澈的似乎一眨也不眨的褐色眼睛，和一撮经过修剪的略微弯曲的山羊胡须，这副面容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熟知。但是为了追求简单化和个性，也是对沙特阿拉伯不透明的政治结构的反应，全世界有时候混淆了他的作用，并把他说成拥有比他实际拥有的更大的权力，归根到底他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个代表，尽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代表。他不能强制规定或单独决定沙特的政策，他可以影响沙特的政策。他的外交作风，他高超的分析和谈判的本领，他应付报界的能耐，这一切使他有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的权力增长还由于他的命长，他呆在那里的时间比其他任何人要长。
虽然人们都管亚马尼叫“族长”，拿他的情况来说，这个头衔是对像他这样的杰出平民的尊称。按出生经历看，亚马尼是个汉志人，一个来自比较世俗和商品化的沙特红海海岸的城里人，而不是一个来自比较偏僻的沙漠酋长国的内志人，内志酋长国是拥护伊本。沙特发家的根据地，把利雅得看作是他们的中心。亚马尼在1930年生于麦加，正是那一年，圣约翰。菲尔比说服老国王伊本。沙特相信“这个王国要摆脱极为困难的财政状况，唯一的出路是让人家勘探石油和矿藏。”在亚马尼的童年时期，骆驼仍然挤满了麦加的街头，亚马尼晚上看书，不是靠油灯就是到已挂起了电灯的清真寺去。
他的祖父和父亲是宗教教师和伊斯兰律师；他的父亲曾是荷属东印度和马来亚的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这种知识和宗教虔诚两者的结合，形成了亚马尼的世界观和聪明才智的发展。在他的父亲回到沙特阿拉伯后，他们家在麦加的房子成了他的学生集会的地方，“其中许多人是著名的法理学家，他们和我父亲讨论法律和辩论案子，”亚马尼后来说。“我开始参加他们的讨论，而且在他们走了以后，我父亲和我往往还会几个小时不睡觉，他教导我，也会批评我的观点。”
亚马尼的聪明才智早在沙特的学校念书时就已显露。他离家到开罗读大学，然后进纽约大学法学院学习，接着又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念了一年，进修国际法。他还培养了一种能力，能够凭直觉了解西方，特别是美国，以及如何跟美国人沟通思想而又轻松自如。回到沙特阿拉伯之后，他在国内开设了第一家法律事务所，充当政府各部门的顾问，并于1957年拟订阿拉伯石油公司的特许开采权合同，这家公司是打进中东大石油公司之列的日本国际财团。
亚马尼也为各报纸撰写关于法律问题的评论，最终引起了最有用的靠山费萨尔亲王的注意。费萨尔亲王是伊本‘t 沙特的《《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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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子。他请亚马尼当他的法律顾问，1962年，当费萨尔与他的兄弟沙特的争权取得胜利之后，他采取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撤了民族主义的石油大臣阿卜杜拉。塔里基的职。他任命三十二岁的亚马尼为其继任人。亚马尼最初的任务是终止塔里基同阿美石油公司之间的对抗，同时以更加敏锐和巧妙的手法和效率去努力达到同样的最终目标。“我宁愿随时听塔里基的大叫大嚷，”阿美石油公司的一位经理人抱怨说，“亚马尼则以动听的说理把你逼到绝境。”
到1973年禁运时，亚马尼已经担任了石油大臣十一年，有了相当多的经验和手腕——和极高的谈判才能，他的声音柔和，迫使对方苦撑苦挨，默不作声地听取他讲话。他几乎从来不发脾气，他越是愤怒，越是平静。浮夸的词藻不是他的风格。他合乎逻辑逐点说下去，对每一点的论述详略得恰好足以阐明问题的实质、前后关系、当务之急以及后果。他讲得又是那么简单明了有说服力，那么具有压倒之势而无法招架，只有狂人和傻瓜才能表示不同意，这种陈述方式对许多人来说是使人人迷，不可抗拒，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绝对叫人发怒的。
亚马尼精心制造他的神秘气氛，他是耐心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人的大师。需要时，他会一言不发，以手指拨弄他随身带着的安神念珠，凝视着他的对话者，直到话题改变为止。他始终在“下棋”，细心捉摸着对方的位置以及如何达到他要达到的地方。虽然他是一个老练的策略家，擅长于玩弄阿拉伯国内外的短期需要所要求的那种策略，他也总是设法从长远考虑问题。这是和他作为一个人口稀少而拥有石油储量居世界1 ／3 的国家的代表相称的。“在我的公职生活中，在我个人生活中，在我所做的一切，我从长远考虑问题，”他有一次说。“一旦你开始短期考虑问题，你就会遇到困难，因为短期考虑只不过是为眼前利益的策略。”西方世界，他认为，就是受短期考虑——民主制度的必然结果——之害。亚马尼生性是谨慎和算计的。“我无法容忍赌博，”1975年他在已达到他的登峰造极地位时说。“对，我恨赌博，赌博败坏灵魂，我从来不是一个赌徒，从来不是。”在石油政治中，他坚持认为他从来不赌博。“这始终是一种计算过的风险。哦！我周密计算我的风险。当我冒风险的时候，这意味着我已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防范措施，把风险降低到最小限度，几乎达到零。”
亚马尼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许多人认为他才华横溢，是个一流的外交家，广泛而精辟地了解石油、经济学和政治学。“他是一位老练的战略家，”一位跟他打了二十五年交道的人说。“他从来不单刀直入，但他从来不迷失他的目标。”在西方，他体现了欧佩克的统治和石油权势的支配地位。在许多西方领导人看来他是一位通情达理而有影响的对话者，而且十分有见识。在许多公众看来，他是最明显可见的，因此是石油出口国代表中挨批评和嘲笑最多的人。有些欧佩克内部和阿拉伯世界中的人憎恨他，要么是不满他的出人头地，要么是认为他太接近西方，要么是干脆认为他得到的赞誉太多。嫉妒的对手和惯于持怀疑态度的人说对他的“评价过高”。经常和他打交道的阿美石油公司的一个高级职员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称亚马尼的“镇静自如到了近乎招摇的地步”。
跟亚马尼打了很多交道的亨利。基辛格有意挖苦并几乎故意轻松自如地赞扬他说：“我觉得他聪明过人而且知识渊博，他能就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许多学科发表精辟透彻的见解。他的警觉的眼睛和一小撮山羊胡子使他看上去像一个自命不凡的年轻绅士，他把石油政策当游戏，但不真正有意带来预示大动乱的信息，之所以特别如此是因为他提出这种信息时，声音柔和，带着过分谦虚的笑容，和他行动的含意并不相称……当时在他的国家，他由于出身，不能跻身于为亲王们保留的政治领导地位，而由于才智又不屑过平凡的生活，他脱颖而出进入一种在王国中行使政治实权既不可缺少而又无关宏旨的地位，他成了杰出的技术人员。”
亚马尼很大程度上是费萨尔的人，忠于挑中他的这位国王。国王反过来也把亚马尼看作得意门生，赏给他大量的房地产，这些房地产在石油繁荣时期价格飞涨，构成了亚马尼个人财产的基础。亚马尼跟国王的亲密和热切的关系使他具有制定石油政策的全权，尽管他总是处于费萨尔的最终控制之下，而且始终不逾越皇室规定的路线，而且在国王本人之后，涉及石油政策的最杰出的皇室成员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法赫德亲王。
1975年3 月，亚马尼陪同来访的科威特石油大臣觐见费萨尔国王。费萨尔的一个侄子跟在这一行人后面进入小小的接待室，当这位科威特人在国王面前屈膝下跪的时候，这个侄儿走上前去对着费萨尔的脑袋开了几枪，几乎当场把他打死。后来有些人说谋杀是为了报仇，这个侄子的兄弟十年前在率领原教旨主义者袭击一家广播电台以抗议把电视引进这个王国的过程中被打死。另一些人说这个年轻人受了极左的不良影响。另外一些人于脆说他是神经错乱，精神失衡，并指出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当学生的时候，因出售迷幻药而受刑事控告，他受到毒品的影响。
接着在这一年12月，名叫“卡罗斯”的国际恐怖主义者，一个来自委内瑞拉的疯狂的马克思主义者，率领其他五个恐怖主义分子在维也纳卡尔吕格环形马路的欧佩克大楼里袭击了正在举行会议的石油部长。在最初几分钟有三个人被打死。恐怖主义者把石油部长和他们的助理扣为人质，最后开始一次折磨人的空中旅行，先飞到阿尔及尔，接着到的黎波里然后折回阿尔及尔，一路上扬言要把部长们杀死。他们一再说有两个人已经和绝对地被处死刑，他们是伊朗石油部长贾姆希德。阿穆泽加尔，另一个就是他们的头号猎取对象亚马尼。在紧张的飞行中，亚马尼以抢动他的安神念珠和独自朗诵《古兰经》度过时光，相信他将不久于人世。在维也纳最初的攻击以后四十四小时，艰难的考验终于开始在阿尔及尔结束，暂缓执行“死刑判决”和释放包括亚马尼在内的每一个人。有些人认为一个阿拉伯国家政府中的一派对恐怖主义分子提供了帮助，甚至可能答应一笔巨大的犒赏。
1975年后，亚马尼变得念念不忘于安全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费萨尔被暗杀以后，他从来不像以前那样对石油独自作主。费萨尔的继承人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哈立德，他已患有心脏病，并不想使自己显得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法赫德成了皇储兼副首相。当涉及石油时，他也是主要的决策人，亚马尼要对之汇报的。在外界看来亚马尼仍是第一号人物，但是在沙特阿拉伯国内，对于政策有最后发言权的是谨慎小心的法赫德亲王。在正式的场合法赫德清楚表示，反对提高油价的不仅仅是亚马尼的态度，而是沙特的政策。进一步提高油价，法赫德宣称，会引起“经济灾难”。诚然，在1977年于华盛顿同吉米。卡特总统私下会晤的时候，法赫德竟然极力敦促卡特对另两个欧佩克国家即伊朗和委内瑞拉施加压力，以防止进一步抬高油价。
当时，沙特阿拉伯的政策使其他石油输出国十分恼火，不由得劈头盖脸的破口大骂，但他们往往小心地冲着亚马尼发作而不是把矛头对准皇室。“当你收听伊朗电台和看伊朗的报纸时，你就会知道我是一个魔鬼，”亚马尼抱怨说。德黑兰的一家大报责骂亚马尼是“资本主义集团的傀儡，而且是不仅对他的国王和国家而且对阿拉伯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叛徒”。伊拉克石油部长说，亚马尼的所作所为“是为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效劳的”。对这种言词，镇静自若的亚马尼的反应是捉摸不透的一笑和眼睛一眨也不眨的凝视。
美国的战略
不论欧佩克内部的争斗如何，利雅得和华盛顿之间在涉及油价的时候，肯定通常有一种共识。美国政府从尼克松政府起直到福特和卡特政府，始终反对抬高油价。因为这种提价只能进一步损害世界经济。但是华盛顿不愿咄咄逼人地强迫油价下降。“使油价立即下降的唯一可能将是对诸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这样的国家展开大规模的政治战。如果他们不合作，他们就会拿自己的政治稳定也许甚至安全去冒风险，”福特的国务卿基辛格1975年解释说。“即使对立即降低油价来说，这样的代价也是太大。如果你促使推翻了沙特阿拉伯的现行体制，让卡扎菲接管，或者如果你打破伊朗能够抵制外来压力的形象，你就开展了可能挫败你的经济目标的政治趋势。”的确有些人担心石油输出国可能突然大大降低油价，从而破坏很花钱的新石油的开发。例如在北海的新石油的开发。因此国际能源机构的成员国之间曾讨论建立一种“最低的保障价格”以提供一种底价来保护西方世界以较大的代价进行对能源的投资，防止世界油价突然大幅度的也许是有政治动机的削价。
华盛顿的中心目标是稳定，它竭力宣传反对进一步抬高油价，担心这样会激起通货膨胀，使国际收支和贸易体系瘫痪，并妨碍经济的增长。在欧佩克举行每次会议之前，美国总要派遣一大批特使前往世界有关各方。以一大批列满关于通货膨胀和能源使用情况的电报为依据，美国官员总要据理力陈，反对石油价格有任何的增加。当然，从形成美国的对外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有争议的庞大官僚方面有时也会发出矛盾的信息。有时候，沙特人甚至会怀疑美国人在对他们玩弄花招，怀疑美国跟伊朗国王秘密勾结抬高油价。其实尼克松、福特或基辛格出于其他的战略考虑，不愿对伊朗国王施加太大的压力。而且在美国国内意见并不一致，恰恰相反还有着一系列斗争，使得能源问题成为七十年代中期头号的政治争议的问题。然而在国际上，美国的政策中心目标一贯是使油价重新稳定，而让通货膨胀抵消价格上涨。在华盛顿追求油价稳定中，一切修辞手段，从哄骗和奉承，到对末日的预言以及含蓄的威胁，都使用了。
其他不那么明显的办法也尝试了。在有助限制油价和确保对美国的新石油供应的努力中，甚至考虑过同苏联合伙做石油生意的想法。基辛格进行一种“以石油换小麦”的交易。根据这种交易，美国将进口苏联的石油以换取美国的小麦。1975年10月在莫斯科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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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了一项初步的谅解书。不久苏联的高级官员来到华盛顿进行紧张的谈判。在这方面是基辛格为他的美苏缓和论取得一次“胜利”的机会。因为他的这种缓和在国内遭受批评越来越多，如能取得某种胜利将是有益处的。由于所谓利用苏联的石油“打破”欧佩克的控制这一饶有趣味的反常事件也可能意味着欧佩克的一次“失败”。
经过几天冗长的讨论，俄国人发现一个周末在华盛顿无所事事，为了轻松轻松，同苏联人做石油生意的海湾石油公司用公司的喷气机把他们很快地送到迪斯尼乐园去。在去佛罗里达的路上，苏联代表团的团长对他的主人解释为什么谈判是那么困难：基辛格坚持要作尽可能多的宣传以使欧佩克难堪，俄国人很愿意出售自己的石油，但他们不愿意被迫用硬通货去买美国的小麦，交易需要保持，如果不是秘密，也至少保持很低的姿态。他们不愿意自己被人家看作是拆欧佩克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台脚。还有一个条件的问题；基辛格坚持认为美国的小麦要按世界的小麦价格计价，而俄国的石油的定价要比世界石油价格低20％左右计价。当俄国人问为什么这样不平等的时候，美国人解释说，美国的小麦已进入一个基础巩固的市场上销售，而俄国的石油还需要开辟新的市场。因此苏联人为了进入新市场就需要降价以求。最终这个交易吹了。但是苏联官员在迪斯尼乐园确实玩得很痛快。
美国对稳定油价的保证使它和伊朗迎头相撞；毕竟，伊朗国王是油价强硬派中最畅言无忌和有影响的，而美国敦促他不要如此。当福特总统批评他抬高油价时，伊朗国王马上对他反唇相讥：“谁也不能对我们发号施令，谁也不能对我们指手划脚，因为我们会以指手划脚回敬。”当然伊朗不亚于沙特阿拉伯，也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美国有密切关系的。然而当政府部长、商人和军火商到德黑兰巡回演出时，以及当伊朗国王继续就西方的弱点和弊病教训和奚落西方社会时，华盛顿的有些人不禁怀疑究竟谁是谁的被保护人。
七十年代初，尼克松和基辛格确立了一种“空白支票”的政策，允许伊朗国王随意购买美国的武器，只要不是核武器，即使是技术最先进的，要买多少就可以买多少。这项政策是英国撤出海湾以后为地区安全而确立的“两支柱战略”的一部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都是支柱，但是两者之间伊朗显然是美国一位官员所说的一个“大支柱”。到七十年代中期，伊朗购买的武器占美国在国外销售的武器的整整一半，美国国防部对这种空白支票感到吃惊：在国防部看来，伊朗需要的是强大的常规军，但不是极端现代化的武器系统，因为这类武器伊朗掌握起来可能会有困难，而且也可能落到俄国人手里。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个人就告诫过伊朗国王，伊朗缺乏技术力量来消化那么多复杂的新武器系统。“他爱上了F －15战斗机，”施莱辛格说。虽然伊朗国王通常不理睬这种告诫，但在F －15战斗机问题上，他听取了劝告，并没有购买这种飞机。
财政部长威廉。西蒙的批评尖酸刻薄。“伊朗国王，”他说，“是个狂人。”可想而知，伊朗国王对这种刻画提出强烈抗议，于是西蒙马上道歉：人们断章取义地引用了他的话。他的原意是，他解释说，伊朗国王是一位石油价格的“狂热者”，正像人们可能说某人是一个“爱网球或高尔夫球爱得发狂一样”。当这件事情发生时，美国大使正好不在德黑兰，于是，这个不讨好的解释这句话的差使就落到代办的身上，他反复向宫廷大臣解释了西蒙的歉意，这位大臣答道：“西蒙也许是一个优秀的债券推销员，但他不完全了解石油。”据报道伊朗国王本人说：“他和西蒙一样通晓英语，他确切懂得西蒙先生的含义。”
但是虽然有种种挑剔和批评，尼克松和福特政府始终是意见一致的。伊朗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盟友，在中东发挥着重大的安全作用，因此不应采取任何行动削弱伊朗国王的影响。尼克松、福特和基辛格在战略上和个人方面都对伊朗国王有偏爱；他没有在1973年对美国实行禁运，伊朗可以在地缘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基辛格会对他的同事说，沙特人是“小猫咪”。但是同伊朗国王他可以谈论地缘政治。伊朗毕竟同苏联有共同边界。
伊朗国王1977年颇有理由对美国新总统吉米。卡特感到担心。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的话说，“尼克松和基辛格专为自己打算的机会主义更合乎伊朗国王的口味。”卡特政府两项最重要的政策，人权和限制武器销售，对伊朗构成直接威胁。尽管实行上述政策，新政府仍然保持其前任的支持伊朗国王的方向，正如卡特政府期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事务官员加里。西克后来所写的：“美国除同伊朗保持密切关系外，别无其他明显的战略选择。”
伊朗国王在油价问题上态度的变化促进了这种密切关系。到卡特进入白宫时，伊朗国王正对提高油价的价值进行重新考虑。极度的激动和洋洋得意、石油美元的冲击以及石油繁荣本身正在破坏伊朗经济和社会的结构。结果已经显而易见：混乱、浪费、通货膨胀、诱惑、贪污以及日益严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面使反对政权的力量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不希望参加伊朗国王的伟大文明。
1976年年底，国王本人沮丧地把困难概括为：“我们有了钱，我们无法花。”他这时不得不承认，钱不是补救办法，而是他的国家的许多毛病的病因。提高油价，对他不会有帮助，因此为什么他要在随着卡特的到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保持同美国关系的时候，在这一问题上向美国挑战，自讨麻烦呢？起初，卡特政府决定发动和保持一个“价格冻结攻势”作为美国的中心政策。而在国务卿赛勒斯。万斯于1977年5 月访问德黑兰向国王再次保证美国继续支持伊朗以后，伊朗政府开始要求在油价上不要搞得过分，从而使其他石油输出国，甚至伊朗自己的官员吃惊。伊朗国王私下甚至对美国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说，“伊朗不想被叫做油价的鹰派。”伊朗国王是否经历了一次对市场看法的变化？油价的头号鹰派是否变成一个鸽派呢？
1977年11月伊朗国王来到华盛顿会见卡特总统，就在伊朗国王到达白宫时，在反对和支持伊朗国王的示威者中间（主要是伊朗留美学生）爆发了一场战斗。警察用催泪瓦斯驱散了示威者。烟气吹送到卡特总统欢迎伊朗国王的白宫南草坪上。卡特开始眨眼睛和擦眼睛，而伊朗国王用一块手绢擦眼泪，这部新闻片不仅在美国的电视上，而且由于伊朗实行新的自由化也在伊朗播放，从而使伊朗人民对他们的国王有了一种不那么宏伟的看法。这种情景是他们以前从未获准观看的。这个场面以及示威本身使得一些伊朗人相信，美国将要同穆罕默德。巴列维脱离接触，他们由于不了解美国的制度，觉得卡特为什么要“允许”这种示威呢？
他们在秘密会议中，卡特既为人权也为油价的稳定而进行游说和疏通。在伊朗国王看来，卡特是在要求他做一笔交易，同沙特阿拉伯一道节制油价，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将继续源源不断提供武器和解除对人权的压力。卡特强调“提高油价对工业经济国家的惩罚性影响”。跟他自从1973年底以来的大部分说法相矛盾，伊朗国王同意卡特的意见，他答应敦促其他欧佩克国家，给“西方国家一个机会”。
伊朗这时同沙特阿拉伯一起站到了节制油价的一边。由于这两个国家占欧佩克石油产量的48％，它们能够对其他成员国发号施令，而且油价将受到制约，因此伊朗国王和沙特阿拉伯人之间的搏斗结束了。伊朗国王被争取过来了。在1974年到1978年的五年中，欧佩克范围内只有两次相当小幅度的提价：从1973年12月在德黑兰确定的10.84 美元，增加到1975年的11.46 美元和1977年底的12.70 美元，但通货膨胀增长率要更加迅速，因而不出所料，损害了实际的油价。到1978年石油价格，如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大约比紧接禁运以后的1974年低10％。总之，由于提价限于比较小的两次，实际油价其实还要低一些。石油不再便宜了，但是也没有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油价冲破了顶。
科威特和“我们的朋友”
如果说石油输出国除了它们彼此之间以外，已不再需要同其他任何人谈判油价问题的话，石油开采特许权问题还需要谈判，特许权使人想起石油公司支配的时代，是石油输出国还贫穷的日子的遗留物。石油国家这时说，特许权的存在是可耻的。当然，伊朗的特许权已由于摩萨台在1951年实行的国有化而被取消了，而且伊拉克在1972年已完成了对伊拉克石油公司特许权的国有化。虽然在1973年油价冲击以后，一些特许权仍然保持着，在科威特、委内瑞拉和沙特阿拉伯最后几个大特许权的终结是标志着二十世纪特许权安排的最后寿终正寝，这种特许权安排是以1901年威廉。诺克斯。达尔西向波斯作出大胆而有风险的承诺而开始的。
科威特的特许权第一个拿出来出售，科威特石油公司是由英国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建立的，为的是终止他们的激烈竞争，这一竞争是由按捺不住的弗朗克。霍姆斯少校和安德鲁。梅隆大使的决心而激化尖锐的。四十年以后在1974年初，科威特取得了科威特石油公司的60％的股份，留给英国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40％的股权。接着在1975年3 月初，科威特宣布它将接管最后的40％的股权。而且不保持同英国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的特别联系。这些公司干脆只受到和其他买主一样的待遇。如果英国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不同意科威特的条件，将会怎么样呢？“我们将会说，非常感谢你，再会，”科威特石油大臣阿卜杜勒。马塔里布。卡扎米说。目标是，他又说，“获得对这个国家石油资源的完全控制。”他说到了实质：“石油是科威特的一切。”
海湾石油公司的詹姆斯。李和英国石油公司的约翰。萨克利夫被迅速招到科威特市。萨克利夫对这位石油大臣说，“应当考虑到老关系，”科威特人的回答斩钉截铁，“不付任何赔偿金。”萨克利夫和李在会见首相时，就这些年由于租金的斗争而引起利润分摊发生变化的情况作了一个简单回
顾，即一从六十年代的50％对50％的分摊概念到目前的大约98％归政府，2 ％归公司的分摊办法。“他们希望这次能做出满意的安排。但是人家很坚决地对他们说，科威特打算接管100 ％，这是一个主权问题，这一问题不容辩论。
科威特同这两家公司斗争了几个月，这两家公司企图抓住某种优惠不放。有一次，英国石油公司的高级谈判人沃尔特斯半开玩笑地对科威特人建议说，要是他们把他们部分新财富投资于英国石油公司的股票，而不是取得科威特石油公司的实际资产，他们将能取得更多的好处。科威特人不感兴趣，至少在当时是不感兴趣。最后，在1975年12月，照科威特的条件双方达成一个谅解。海湾石油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提出要求二十亿美元的赔偿金。科威特人对此发笑。这两家公司只拿到了这个数目的一个零头：五千万美元。
交易一旦做成，这两家国际性的石油公司仍然认为他们会保留优惠。海湾石油贸易公司总经理赫伯特。古德曼奉命带领一小班子人前往科威特市对新的关系作最后的接触时，就是这样以为的。但古德曼很快发现，实际上的变化是太大了，不是说人们可以指责他过于天真，古德曼是世界上最有经验的石油供应者和商人之一；事实是他的毕生经历体现了六十年代这十年中国际石油公司的非凡发展和扩充。古德曼以前是一位美国国务院驻外人员管理局官员，于1959年参加海湾石油公司工作，他在任何著名的石油大厅中都有他的位置，在东京的四年期间，他有过同日本和朝鲜主顾签订一系列长期合同、销售十亿多桶石油的殊荣。对一个石油业人士和在国外的美国人来说，六十年代是一个光荣的年代。“当时做一个美国商人是一个令人信任和尊敬的标志，可以到处通行无阻，”古德曼回忆说。“你把它看作是当然的权利。人们对你献上殷勤，对你的信用、神通和力量有一种尊重。为什么？是随国旗——美国享有巨大的可靠性和尊重——而来的贸易。美国的护照是一个真正的通行证，一个安全的保证。后来，那种标志开始失去光泽，我随便到哪里都能感觉到。这是美国力量的衰退——罗马人从哈德良长城撤退。我要告诉你，我无论到哪里都能感觉到。”接着发生了石油禁运，油价上涨，尼克松出洋相和辞职，以及美国人突然撤出越南。现在，古德曼1975年在科威特市亲身感到，科威特人也坚持认为，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古德曼像他一行中的其他经理人员一样，还期望海湾石油公司会从科威特获得某种特殊价格或者优惠，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将近半个世纪之久，许多科威特青年到匹兹堡来接受培训，跟海湾石油公司的人员家属住在一起，并会获得一切殷勤的招待以及个人关系和联系。但是现在不行了，出乎意外，人家对古德曼说，海湾石油公司将像任何其他顾客一样一视同仁。科威特人还说，海湾石油公司将只得到足够的石油供它自己的炼油厂使用，不能供它在日本和朝鲜的第三方顾客使用。但是，古德曼回答说，那些市场是海湾公司花了很大力气开发出来的。他知道，他是花了很大力气的。科威特人说不行。那些是他们自己的市场，是以他们自己的石油为基础，他们将在那些市场上销售他们自己的石油。
海湾石油公司的人员不能不注意到，跟过去相比，他们现在所受到的待遇是多么的不同。“我们日复一日从旅馆到部里，然后等着，”古德曼说。“有时候由一个低级人员出来接待，有时候没有。”有一次在讨论中，古德曼试图使一位科威特官员回想起海湾石油公司为科威特所做的一切的历史，至少是他，也是海湾公司所了解的历史。科威特人变得十分恼火，“不论你们做了什么，我们都付了钱的，你们从来没有帮我们什么忙。”然后，他走出了会场。
最后，海湾石油公司对于进入它自己系统的石油得到厂一一个很小的折扣，但是对于它可能卖给其他任何公司的石油则根本没有任何折扣。“对科威特人说来，这是推翻了殖民权力，”古德曼后来表示。“有这样一种误解，美国人在这方面自负，以为我们给这些人做了很多事情，我们会得到他们的爱戴。这是美国人的天真，我们认为我们的关系良好。他们却从不同的观点看问题，他们总是觉得人家是以恩人自居，他们记住这点。在所有这些关系中，有这样一种爱和恨的东西。”
“然而，”他又说，“这是一时的。这只不过是他们将变得非常富裕。”
委内瑞拉：小猫死了
在委内瑞拉的巨大特许权也被一扫而光。在七十年代初，人们已经对将发生什么情况没有任何怀疑。这个国家毕竟是石油民族主义者、欧佩克创始人之一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的国家。1971年，委内瑞拉通过了一项“归还法”，这项法律说石油公司在这个国家的所有特许权和其他资产都将在特许权期限终止以后归还给委内瑞拉，赔偿金有限。第一批特许权将在1983年开始到期。“归还法”，加上委内瑞拉“不再给予新的特许开采权”的政策，其经济影响是不可避免的：石油公司放慢了它们的投资，这就是说，委内瑞拉的生产能力是在下降。生产的下降反过来不可避免地会煽起对石油公司的民族主义的反感。“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埃克森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的子公司克里奥尔石油公司总经理罗伯特。多尔夫回忆说。“这项政策是没有新的地区可以开发了。因此我们不准备饲养这只小猫咪了，于是他们就抱怨说小猫咪快死了。”
1972年，政府通过了若干法律和法令，对于石油工业从勘探到销售的各个方面实行有效的行政控制。它也把实际税率提高到96％。因此它虽然还没有国有化，却已经实现了国有化的许多目标。但是国有化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1973年油价上涨和欧佩克显然取得的胜利，很快加强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和自信，加快了最后一幕的演出。在新时代，1983年是等不及了。外国人所有制就是不再能接受了，而国有化需要尽可能快地实现。关于这一点，所有政治派别的意见看来差不多是一致的。
随之而来的是两套谈判——而不是一套，第一套是同国际石油公司，先是跟埃克森公司和壳牌公司，接着是跟海湾公司和另外一些公司。另外一套谈判在委内瑞拉人自己中间进行。第一套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当1974年结束时，这个国家仍然处于就石油国有化问题进行激烈辩论的过程之中，”一位参加者说。“这个战场清楚地划分为主张同外国石油公司激烈对抗以及非激烈的谈判解决问题的两方。”阿方索从他的住宅花园中介人，站在对抗者的一方；他宣布不仅石油工业而且外国在委内瑞拉的所有投资都应立即收归国有。
然而，人们在解决的过程中没有表现出像原先预料的那样的深仇大恨，这部分是由于石油公司的现实主义。有些人可以把它称为“宿命论”。委内瑞拉早年一直是它们的大部分利润的来源。有一个时候占埃克森公司全球石油收入的一半。如果你想爬上壳牌公司，即使不是埃克森公司的最高位置，那个地方也是必经之途。但是在新时代，它们没有办法反抗。对它们来说，最要紧的事情是保持获得石油的通道。“我们赢不了，”克里奥尔石油公司的多尔夫说。“价格坚挺；市场状况是在助长所有国家的气势，它OJ以为发生的事情将会永远继续下去，实际的国有化使我们很少有回旋的余地。”
委内瑞拉在国有化以后将需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保持外部世界的技能和技术的源源流入，以使石油工业尽可能地有效率和现代化。石油公司同委内瑞拉谈判服务合同，按照这个合同，前特许权所有人继续转让技术和人材，作为交换，它们将得到十四或十五美分一桶的报酬。第二个条件是取得进入市场的通道；国有化后的石油工业将生产大量石油。它需要出售石油，但在国外没有自己的销售系统。与此同时，前特许权所有人仍然需要石油供给它们的生产过程的后续系统。因此，他们同委内瑞拉订立了长期的合同，使石油进入市场。国有化以后第一年，埃克森石油公司同委内瑞拉签订了据认为是当时曾经缔结过的最大的单个石油供应合同，每天供应九十万桶石油。
委内瑞拉政客和石油业人士之间进行的第二套谈判要困难和动感情得多。在石油工业内已经有两代委内瑞拉人成长起来；此时，在直到最高层的所有职务中有95％的职务是由委内瑞拉人担任，其中许多人是在国外接受部分培训，并在跨国公司中取得国际经验，他们一般认为他们得到了公平的待遇。这时的问题归结起来是，政府收入所依赖的委内瑞拉石油工业将主要是一个政治实体，其议程由政客以及国内政治的相互影响所决定，还是一个归政府所有、作为企业经营的实体，由有着较长期的目光和由石油业人士决定议程？在这个问题背后，当然是国有化以后的委内瑞拉权力之争，也是一场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前途而进行的搏斗。
某种无法逃避的考虑决定了结果的发展方向。石油工业及其健康发展对于委内瑞拉的整个经济福利最关紧要。在加拉加斯，人们普遍担心可能会创立“另一个墨西哥石油公司”，那就是说一个像墨西哥石油公司一样非凡强大的国有公司，是一个针插不进的国中之国。或者，人们担心，结果也可能是一个削弱的政治化的腐败的石油工业，对委内瑞拉经济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这个结果还受到另一事实的影响，那就是不仅在委内瑞拉的各个子公司中，而且在最高层都有一大批有造诣、技术上先进的石油业人士。如果石油工业政治化了，他们可能干脆卷起铺盖走路。
在那种情况下，不久前作为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候选人取得压倒优势胜利的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选择了一项“温和‘与务实的解决办法，一项石油工业本身能够参与的解决办法。即建立一个国家控股公司——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DVSA），发挥财政，规划和协调的中心作用，也充当政客和石油业人士之间的缓冲。在国有化之前的机构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批业务公司，后来合并为四个，然后为三个公司。每一个都是完全一体化的综合性的石油公司，一直经营到它自己的加油站。这种类似的竟争，人们希望，会确保效率并且防止另一个臃肿
的官僚的国家公司的发展。这种结构也会有助于保持公司各个方面的文化修养、传统和效率以及改善经营的集体精神。1976年的第一天，国有化生效了。佩雷斯总统称之谓”一个信仰的行动“。这个国家的国有化新石油公司很快注定要凭自身的能力成为世界新石油工业中的一支重大力量。
沙特阿拉伯：交出的特许权
剩下的就是所有特许权中最大的特许权——在沙特阿拉伯的阿美石油公司的特许权。经过三十年代惨淡经营的岁月，一贫如洗的伊本。沙特国王更希望的是发现水而不是石油的年代，阿美石油公司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企业。1974年6 月，沙特阿拉伯根据亚马尼的参与原则办事，取走了阿美石油公司的60％的股份。但是到了这一年的年终，沙特人对合伙组成阿美石油公司的几家美国石油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说，60％硬是不够的，它要100 ％。在石油国有化的新时代，少于此数的任何方案是一种屈辱。石油公司采取坚决不让步的态度。他们的头号信条毕竟是“决不放弃特许开采权”。那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即使这条规则经受不住七十年代中期的政治压力，石油公司至少也要想方设法尽力作最好交易。沙特人方面也同样态度坚决，非要得到他们想要的条件并在必要时施加经济压力。到时候，还是石油公司被说服，它们在原则上同意沙特阿拉伯的要求。
可是，由于双方在重大的业务和财政问题上反复争论，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把原则付诸实践。这一谈判要决定占自由世界石油蕴藏量足足1 ／3 的归属，其艰巨和困难自不待言，谈判也是到处流浪的。1975年整整一个月，阿美石油公司的合伙公司的代表和亚马尼在贝鲁特上面的一个小山城贝蒂梅里安营扎寨。每天早晨石油企业家就会从他们的旅馆走过一条小街来到亚马尼权作住宅的一个古老寺院。他们在那里辩论如何估价一种非同寻常的资源以及如何保持取得这种资源的途径。接着他们听到风声说，一个恐怖主义集团可能策划对他们进行袭击和绑架，突然间这条小街看起来显得不是古雅而是危险的了。他们立即撤离，于是谈判者就无精打采地跟着亚马尼作他的全球旅行。
最后，在1976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他们在利雅得亚马尼下榻的雅马马饭店套房中达成了协议。四十三年前在利雅得，在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勉强同意为取得在荒无人烟的沙漠进行盲目开掘油井的权利，预付十七万五干美元以后，伊本。沙特下令，让人在原特许权的文件上签字。到1976年，这个沙漠已探明的蕴藏量估计为一千四百九十亿桶——占自由世界总的蕴藏量的1 ／4 以上。而现在特许权就一举废除。“这真正是这个世纪的末日，”那天晚上在雅马马饭店现场的一个美国人说。
但是这个协议决不是规定脱离联系。双方彼此都还有许多需要，还是原先把阿美石油公司的伙伴们拴在一起的那个老问题：沙特阿拉怕拥有的石油足以供几代人的需要，而这四家石油公司拥有必需的巨大销售系统来把大量石油运销出去。因此根据新的安排，沙特阿拉伯将接管阿美石油公司在这个国家的全部资产的所有权和权利。阿美石油公司可以继续担任经营者并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服务。对此，它将获得二十一美分一桶的代价。反过来它将销售沙特阿拉伯80％的产量。1980年沙特阿拉伯根据帐面的净值，对阿美石油公司在这个王国的所有财产支付赔偿金。这样一来，这个大特许开采权的全盛时期终于成为历史。石油生产国达到了它们的宏伟目标；它们控制了自己的石油。这些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就成为石油的同义词。
关于沙特阿拉伯和阿美石油公司的四家合伙公司之间的协议，有一件怪事。沙特人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它一直到1990年，达成协议十四年以后才签字。“这是很实际的，”公司的一个谈判人说。“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完全的控制——但他们不想要拆散阿美石油公司。”结果十四年中生产和销售了大约三百三十亿桶石油，做了七千多亿美元的生意，而这一切用阿美石油公司的一位董事的话说是在“过渡”的情况下进行的。
虽然起初石油公司通过供应合同，仍然同他们以前在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和科威特的特许开采权有联系，这种关系由于这些国家和政府的多元化政策，也由于市场上存在的机遇和可供选择的其他关系，随着时间的转移而削弱了。此外，在“大特许权”终止的同时，各石油输出国和国际石油公司之间出现了新的关系。国际性的石油公司不再是对地下的石油拥有所有权的那种“特许权所有人”，而是成了只是“承包人”，持有生产分成合同，使它们对它们发现的石油中的一部分享有权利。这种新型关系是由印度尼西亚和加利福尼亚一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在六十年代后期创造的服务“凑巧是人们所熟知的勘探、生产和销售石油的服务。但是这种名词术语上的变化却反映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政治变化：这个国家的主权由双方以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所能接受的方式予以承认。殖民历史的余辉被消除了；石油公司毕竟只是作为被雇佣者留在那里。到七十年代中期，这种生产分成合同在世界许多地方变得很普遍。
与此同时，不经过石油公司扮演中间人的传统角色，由输出国自己直接销售到市场上去的石油数量，引人注目地日益增加——从1973年占欧佩克总生产量的8 ％增加了四倍，达到1979年的42％。换句话说，石油生产国的国营公司的经营范围进入了石油生产的后续过程，进入他们国境以外的国际石油业。这样，在许多方面，全世界的石油工业在五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在欧佩克的统治下具有崭新的面目。甚至更加引人注目的变化还在前头。
32、调整
廉价石油的终止是否意味着碳氢人的道路的终止？石油为他的机器提供了动力，也为他提供了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开始珍视的一切物质享受，今后他是否还买得起石油？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廉价和方便的石油为经济的增长输送了燃料，从而间接地促进了社会的安宁。如今，昂贵和不牢靠的石油看起来将限制、阻止甚至消除经济增长。谁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但风险已经隐隐出现，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凄凄惨惨几十年的重大教训之一是经济增长对于民主体制的生存是何等重要。在此之前，石油输出国一直埋怨说，他们的主权由于石油正在受到损害。1973年以后，是工业国家发现他们的主权受到削弱并且遭到攻击，它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而且他们的对外政策受到限制。权势在国际政治中的实质似乎由于其对石油的油滑反应而发生了变化。难怪七十年代的十年对碳氢人和整个工业世界来说是一个积怨、紧张、不安和毅然决然而又悲观的时代。
然而碳氢人不会那么轻易拱手交出他们战后的遗产，于是对新的现实进行大调整的进程这时就开始了。国际能源机构到头来不是一个法国人当初预料的对抗的机构，而是一个在西方国家之间进行协调的工具和使他们的能源政策并行不悻的办法。它制订出能源紧急分享计划的程序，也制订了政府控制的战略石油储备的目标，以备在一旦供应中断时可以调动来弥补短缺。国际能源机构也为估价各国的政策和研究常规的和新的能源提供讲坛。
西方世界在七十年代中期的中心目标归结起来就是基辛格所说的改变石油权势所渊源的市场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是供需的平衡以及工业国家经济对石油的全面依赖。实际上所有的工业国家出于对价格和安全上的担心，都采取了对策，开始实施旨在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的能源政策。为设法改变这种“客观条件”，各个消费大国都根据自己的特点行事，反映了各自的政治文化特性——日本人有着国家和私人的共识；法国人有着国家指导的传统；而美国人有着通常易于闹派别的政治辩论。组合也许有所不同，但是要使新的石油权势卷土重来的因素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使用替代燃料，寻求多元化的石油来源以及节能。
各国的对策
经过阿拉伯石油禁运的最初惊慌和冲击，日本开始安排其对策。通商产业省发表了一个可以说是个人的“声明”；它限制自己总部大楼里的电梯使用，为了减少夏季电力空调的需要，也作了很大的努力来推广一种独创发明：男式“节能式”的短袖茄克衫服装。虽然电梯的使用仍受到限制，新服装尽管经大平首相亲自推广，仍然没能流行起来。
在日本，为了争夺对能源决策的领导权，爆发了相当轰轰烈烈的斗争。然而在各个方面，这个国家还是致力于果断地改变其能源状况。从六十年代初以来，日本的能源一直以取得廉价和可靠的中东石油为基础的。能源不再便宜或者可靠了，而日本赤裸裸的弱点再一次暴露得十分明显。对策和变化的路线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和身体力行。这些措施包括将发电和工业生产用电从石油改为其他燃料、加快核发电的发展、扩大进口煤和液化天然气、把石油进口的来源从中东扩大到环太平洋。资源外交列在日本国际关系的最前列，这个国家卖力地谋求讨好中东和环太平洋的石油生产国和能源供应国。
政府和企业界为促进工业方面的节能，特别是减少使用石油，发起了齐心协力的运动。这一运动的集中和立即产生的深远意义，是其他任何努力无法比拟的。运动的成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计，并对于日本企业取得新的国际竞争能力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意义，这一对策其实是为其他工业国家树立了范例。“无论是工人还是企业领袖在1973年以后都非常担心，”当时的通产省副大臣天谷直弘回忆说。“他们担心他们公司的存亡，因此人人同心协力。＂1971年，通产省对于从”能源密集型“转到”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必要性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根据的前提是日本的石油需求迅速增长将对世界石油市场造成过分的压力。重工业不特别喜欢这项调查研究，因为这暗示重工业将成为破产者；于是这个在油价还比较低的时候拟订的报告挨了许多批评。但是197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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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的危机为以极危险的速度执行这项新战略提供了动力。“我们使用的将不是地底下的资源，而是我们头脑里的资源，”天谷说。“日本人习惯于地震和台风之类的危机。能源冲击是一种地震，因此即使它是一种大的冲击，我们已准备好去适应。”
“从某一方面说，”他又说，“这是一种好事，因为它迫使日本的工业作出迅速的变化。”
在法国，最高能源官员是让。布朗卡尔，他是精英集中的法国矿业公司的工程师和成员，有长期石油工业的经验。作为工业部能源总代表，他协调政府的政策和国营能源公司的政策，1974年初甚至在巴黎还试图对石油生产国奉行和解的双边政策时，他就向乔治。蓬皮杜慷慨陈词，“今后的时期将相当不同，是一个改革而不是危机的时期。……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要视阿拉伯的决定行事，那是不合理的。我们必须遵循一项能源多元化的政策并且设法减少对石油的需要——或者至少不允许需求增加。”
布朗卡尔发现蓬皮杜是一个很善于听取他的主张的人，蓬皮杜在1974年初召集了一个高级顾间会议，他虽然身患重病，而且因为药物治疗的副作用，身体浮肿，要参加长时间的会议显然有很大的痛苦，然而这次讨论肯定了法国能源政策的三个基本支柱；迅速发展核动力、恢复用煤以及十分强调节能——一切为了恢复法国的自主。蓬皮杜在这次会议后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但他的继任者吉斯卡尔。德斯坦继续推行这三项计划。由于法国政府的体制不像其他西方国家那样容易受到像环境保护者之类的外部干预者的影响，法国在短短几年中就在投入核动力方面超过其他国家。但是核动力也在其他国家进行着；而发电到八十年代初将会成为石油失去的西方主要市场之一，意图也确是如此，虽然没有其他地方像法国发展到那么大的程度。
法国也发展了咄咄逼人的政府节能政策。检查员往往会对银行、百货公司、办公室突然袭击，进行“检查”，用特殊的寒暑表测量室内温度，如果温度超过官方批准的摄氏20度的水平，就会对大楼的行政管理部门实行罚款。然而法国全面节能计划最惊人的创举也许是取缔任何“鼓励”能源消费的广告。一个制造商可以登广告说他们的可携式电热取暖器比任何其他的电取暖器更有效，但他不可以说电取暖是最好的取暖方式。因为那样就鼓励了能源的消费。据说法国节能局的官员在上班的路上收听电台的广告，如果判断这个广告是鼓励能源消费的，那么到吃午饭时分这个广告就会从电台撤销。
广告的取缔给石油公司造成了特殊的困惑，石油公司习惯于进行咄咄逼人的宣传，以便哪怕是为了从他们的竞争者那儿赢得回％的汽油市场。他们不再这样做了。这时候他们至多只能吹嘘各种添加剂节约汽油的特性。埃克森石油公司的老虎商标在法国被驯服了；不再是在油箱内，它有见识地劝告驾驶汽车者检查他们的轮胎，调节他们的发动机以节约汽油。石油公司不可以赠送加油站通常在世界各地赠送的那种小玩意和奖励，如有柄大杯、玻璃杯、汤匙和贴花画。这些礼物毕竟可以鼓励消费。与此相反，他们能赠送的唯一东西是廉价工具箱，但是里面必须有一把刷子来清洁火花塞以提高效率。
法国的两家国营石油公司之一托塔尔石油公司拼命想在公众面前扬名。他们终于想出一个聪明的主意，开始建立招贴牌，画一幅法国绿色农村的美丽图画，加上一个简单的文字说明：“这就是法国”和托塔尔石油公司的招牌。这个广告被取缔了。托塔尔石油公司的人大惑不解地说：“这是为什么？”“这很简单，”节能局局长让。西罗特说，“消费者看到这个广告会说‘石油公司浪费大量的钱在做这种广告，因此公司必然很有钱，因此必然没有什么能源问题，因此浪费能源不成问题。’”
“肮脏的利润”
这种笑声决非作家尤金。奥尼尔始料所及的，他很可能会感到困惑。在百老汇重演他的受欢迎的戏剧《身败名裂者的月亮》中，一个角色在第二幕开场时怒吼，“打倒一切暴君！标准石油公司该死！”每晚观众们都哄堂大笑，有时拍手叫好。那是1974年初，离剧本写就已过了三十年，但是这句台词在另一出戏中回响，这出戏是在参议员们和众议员们就能源危机和石油公司的作用举行听证会时，在国会的大厅中同时演出的。在所有这些听证会中，最具有戏剧性的是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这个小组会的主席是亨利。杰克逊；他在孩提时期由于酷似一个连环画中的人物而被他的姊姊取了外号叫“斯库普”，甚至在他当上了参议院有势力的内政委员会主席时仍被叫作斯库普。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实际而一丝不苟的杜鲁门式的民主党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还喜欢说自己头脑“清醒”。尼克松私下会怒斥他为“斯库普。杰克逊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但是一名白宫助理试图向发怒的尼克松解释说，“我们在内政委员会的人碰上杰克逊，就有一种很大的自卑感，因为说老实话，他要统统把他们赶出白宫。”
这时，在听证会上高唱平民主义是势不可挡的，杰克逊会在他的长期生涯中捞到最大的政治资本。七家最大的石油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排队站在一个桌子旁宣誓作证。然后在充满电视灯光的拥挤的听证会会议室中面对杰克逊和他的同事，他们要谈他们公司的经营和利润情况，受到难堪的质询，这些经理人员不论在地质学或化学工程或总的行政管理方面如何本领高超，但涉及到政治领域时，他们绝不是杰克逊等参议员的对手。他们给人的印象是无能，孤立咱满和孤陋寡闻。
听证会的时机也极好：石油公司报告他们的利润有了巨额增加，同时阿拉伯的石油禁运还在生效。在一个充满不信任和敌视的气氛中，杰克逊宣布他的小组委员会将调查是否真有石油短缺。“美国人民，”他宣布，“想要知道这个所谓的能源危机是否只是一个借口；一个幌子；为的是要消除价格竞争的主要来源—一独立经营的石油公司，提高油价，废止环境保护法律以及迫使实行新的税金补贴。……先生们，我希望在我们今天离开这里以前，我们能够得到对这些或那些问题的回答。”他又气势汹汹地补充说，“如果不能，我们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将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到回答。”
杰克逊等参议员接着强烈攻击企图为自己辩护的公司经理人员。“阴谋策划论是绝对的胡扯。”美国海湾石油公司的总经理有气无力地抗议，他说，“我知道人们为美国态势的迅速变化有点困惑不解。”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一位高级副总经理宣称，“我们没有诈骗或欺骗任何人，如果小组委员会的任何成员对得克萨斯石油公司这种行为持有证据的话，希望向我们提出来。”当埃克森石油公司的一位高级副总经理记不起他的公司1973年的红利数字时，杰克逊尖刻地说他是“胡闹”。
石油业人士受屈辱，变得镇静起来，他们被激怒了，尤其是因为杰克逊找到一句台词，这句台词也许够不上尤金。奥尼尔的那一句，然而却博得全国人民雷鸣般的掌声，特别是那些在1974年冬天仍然为购汽油在花费时间排队的人。杰克逊说，公司犯了赚取“肮脏利润”的罪。听惯了恭维话的石油业人士对这种攻击没有思想准备。“我们没有还击余地，”海湾石油公司遍体鳞伤的总经理在听证会后抱怨说。但杰克逊知道，他是在代表许多美国人讲话，因为他有他们的感受。这时候，当他回家时，他家附近的两个加油站总是关闭的。“我们得在中午时间派办公室的一个工友想法找到一个开门营业的加油站，”他在听证会后沮丧地说。他对于他认为的石油公司的傲慢和贪婪极为痛恨。他建议公司由联邦政府颁发许可证。杰克逊成功地使“肮脏的利润”一词成为全国风行一时的流行语，时代的标尺。当埃克森石油公司不幸偏巧在听证会的第三天发表它1973年的收入比1972年增加59％时，公司董事长肯尼思。贾米森觉得不得不宣称，“我不感到难堪。”许多人不是那样认为。
奥尼尔在剧本中诅咒的标准石油公司已于1911年解散，但是引用他的话看来仍然恰当，因为约翰。洛克菲勒对勾结、操纵和秘密交易的种种阴险暗示，再一次把他的阴影投在地上。在整个美国，这时最不得人心的机构之一就是石油公司。这在其他工业国家也是如此。一些日本刊物刊登文章谈到美国石油公司如何策划危机，以便增加利润。确实，公众的呐喊和要求作出交代和控制的呼声是如此强烈，以致送到一家最大石油公司董事会去的一份机密规划文件1976年警告说，“私营石油公司的前途未V.石油生产的前期过程的业务转移到政府之手的趋势将继续下去，石油公司将充当承包人的角色，不是形式上就是事实上的这种角色。在消费国中间，政府对于石油生产的后续过程的卷入，无论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卷入，预料也将增加。下一年，即1977年，壳牌石油公司在伦敦的一个高级经理人员甚至发表意见说，”对于一个石油公司生存的威胁今天与其说是来自输出国的政府，还不如说是来自输入国的政府。这乍听起来似乎不对，其实是如此。“
他的论点颇有道理。在产油国中，最糟糕的事毕竟已经发生。石油公司被国有化了，它们不再拥有石油，它们不再确定油价和生产数量。就石油输出国来说，石油公司是承包人雇用的帮手，石油公司的经理人员自问，现在是否已轮到消费国政府来收拾他们的石油公司呢？一些工业国家对石油公司的一些做法进行反托拉斯的调查。政治风险，至少从高级经营管理的角度来衡量，转到了工业国家，特别是转到美国。减少石油生产税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枯竭津贴大大减少了；外国的税金信贷也有较小幅度下降，而这种信贷，“黄金般的诀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促进在委内瑞拉及中东的石油开发和保护美国人在这两地的地位，曾经发挥作用。这时国会中要把油价压低到原来水平的活动在继续，甚至为了压低天然气的价格施加了更强大的政治压力。争取“脱卸”运动的威胁也同样严重，所谓“脱卸”是指拆散一体化综合性的公司，把它们变成分别负责原油和天然气生产、运输、提炼和销售的完全单独的公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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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候，一百名参议员中有四十五名赞成“脱卸”。石油工业界对这个运动的意见可以用它们爱用的一个词儿来归纳——“肢解”。
当时人们对这种“肮脏利润”的抨击连续不断。这个引起很大的争论和愤怒的问题，骨子里的情况究竟怎样呢？直到1972年的五年中，虽然需求大大增长，最大的石油公司的利润几乎完全没有涨落。当时的利润从1972年的六十九亿美元增加到1973年的一百十七亿美元，而到1974年的最佳年景猛增到一百六十四亿美元。原因有几个。即时上涨的大部分为国外的业务，由于输出国抬高油价，石油公司从他们还拥有的非美国的股份油的涨价中也沾了光。他们的美国石油储备的价值和市场价格也上扬了。而且他们在涨价之前以较低的价格，譬如说，2.90美元买了石油，作为存货，然后当他们最后以11.65 美元的价格出售这批石油的时候，他们赚了钱。由于美元疲软，他们的化工业务也颇为出色，但接着利润在1975年又回落到一百十五亿美元，比1973年减少了。这也有几个原因。由于经济衰退，总的石油需求下降了，输出国注意到了石油公司是靠股份石油谋利，于是匆匆着手抬高税金和产地使用费，以确保租金进入他们的国库，而不是进入公司的腰包。也是这一年，某些税款上的好处也减少了。以后几年，利润又上升，在1978年达到一百五十亿美元，以实际价格计算，它们刚刚跟得上通货膨胀的上涨率。公司利润以绝对数字来看，是巨额的，但是除1974年以外，它们的利润率多少低于美国工业的平均利润率。
获利情况的另一个特点是意味深长的。利润集中于石油工业的上游部分——原油和天然气生产，石油公司在美国和北海等地所拥有储备的价值随着油价的上涨而增长。而下游——炼油、油轮、加油站等等——是在1973年之前根据石油需求每年平均增长7 ％一8 ％的预计而建立的，而实际需求要低得多，因此下游的生产能力扩大得远远超过了需求，整个油轮队中有1 ／3 油轮过剩。这种过大的生产能力，加上中东股份原油的丧失，使得国际石油公司开始怀疑，他们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为处理中东石油在欧洲建立的大规模的下游系统是否合理和值得——因为中东的石油这时已经从他们那里取走了。
美国的能源政策：“中国人的水刑”
虽然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届政府在国际能源政策的路线上有惊人地强有力的共识和连续性，在国内政治方面却没有类似的一致。与此相反，在能源状况的国内方面，其特点仍是就油价控制以及石油公司的做法和政策进行引起不和和混乱、怒气冲冲、措词激烈的辩论。尼克松在1974年8 月辞职，但是“水门”事件的惨败给人们留下了严重的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以及对能源危机本身的普遍怀疑。
石油和能源已快要成为国家政治中最热气沸腾的大锅，它由于美国生活方式受到“威胁”以及在权势和金钱方面涉及的重大利害关系而变得更加难办。早在1971年8 月，在消灭通货膨胀的努力中（当时达到几乎5 ％，这被认为是高得无法接受）。尼克松对整个经济实行了价格管制，大多数管制获准到1974年终止，但对石油的管制照旧不变。与此相反，政治斗争以及时代的强大压力产生了鲁布。戈德伯格关于物价控制、权利和分配的令人惊畏的制度，使得六十年代强制性的石油进口计划相形之下显得像三行的日本无韵诗那样简单。
公众希望华盛顿“有所作为”——而这作为就是要把油价恢复到以往的美好时光，而且同时确保石油足够的供应。市场已被搞得混乱和不正常，每做出一个决定就继续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你每解决一个问题，似乎就又造成两个问题，”政府的一个调度人哀叹道。那些懂得如何使这个体制运转的人能够大有作为。例如，取得对原油供应的权利就成为一宗大生意，于是结果就是重新起用任何能够物色到的“废弃的陈旧炼油设备”——使得根本无效能的“茶壶”炼油厂卷土重来，这种炼油厂是三十年代初期东得克萨斯油田的石油泛滥以来不曾见过的。种种计划产生了很多浪费的动作，国会没完没了的听证会、律师的工作多得需要构成本世纪最大的“律师伸冤”计划。一位学者写道，“对石油工业来说，联邦注册处变得比地质学家的报告更为重要。”无论在股份方面的短期利益如何，在无效率、市场混乱、力量分散以及资源和时间分配不当方面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仅仅是给联邦能源局提出标准报告的需要，就连累石油工业大约二十万人回答问题，一年投入了估计五百万人／时。规章制度的直接代价——只是从政府机构和石油工业主规章问题上所花费的开支来衡量——在七十年代中期共达几十亿美元。整个规章运动与其说是增进了全国人民的福利，还不如说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中造成很大部分的慢性周期性偏头痛。可是这就是时代的特征。
与此同时，确实需要有一些重大的作为。1975年1 月福特总统拣起尼克松的独立自主计划的主题，提出一个宏伟的十年计划，要建立二百个核发电厂，二百五十个大型煤矿，一百五十个大型煤火力发电厂，三十个大型炼油厂，二十个大型合成燃料厂。不久以后，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体现石油庞大机构的那个人的孙子，支持一项甚至更宏伟的一千亿美元的计划来补助合成燃料等高成本能源工程，商业市场是不会支持这种高成本工程的。但是反对者对这些工程的代价表示异议，于是洛克菲勒的倡议未能实现。然而，在尼克松一福特的年代，有两项意义非常重大的成就。紧接在禁运以后，国会给阿拉斯加的输油管开了绿灯。这项工程最终耗资一百亿美元。环境保护主义者说，推迟上马以及重新反复考虑已使得这些油管更加安全并在环境保护方面更加合理。事实上，横贯阿拉斯加油管使得有可能对美国能源供应作出自从乔伊纳老爹三十年代发现东得克萨斯油田以来最重要的新贡献。
另一个里程碑是在1975年为汽车工业规定燃料效能标准。根据这一新标准，一辆新车平均燃料效能在十年期间需要提高一倍。就是从当时的每加仑汽油十三英里增加到每加仑27.5英里。由于当时在全世界每天使用的每七桶石油中就有一桶是作为汽车燃料，在美国的马路和公路上烧掉的，这样的改变将会不仅对美国而且对全世界的石油平衡产生巨大影响。包括燃料效能标准的这一立法也建立了战略石油储备；这个主意也就是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后提出、伊朗国王在1969年试图向美国推销的。这项计划极佳；这样一种储备将大大提高补偿供应发生任何中断的能力。可是实际上，储备建立的速度结果是慢得要命。
1977年，吉米。卡特当了总统，他是作为一个给水门事件玷污了的不振的美国政治带来道德上新生的局外人而参加竞选的。能源问题在许多年前就引起他的注意。他曾经在美国海军中担任潜艇兵，他一直记得核潜艇之父海曼。里科弗海军上将一度提出的警告：人类如何正在耗竭大自然贮藏的石油供应。在竞选期间，卡特答应在就职之日的九十天内提出一个全国性的能源政策，并且一心要实现他的诺言。
他把这项工作交给哲学博士、经济学家詹姆斯。施莱辛格，施莱辛格原来是以国家安全经济学专家而成名的。他是一个兼收并蓄的人，具有有力的分析才智和强烈的责任感以及据说是“知识分子的热忱和道德激情”。他对于政治和管理方法上孰是孰非持十分明确的看法。在需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时不吞吞吐吐或转弯抹角。他本人不大有耐心作随和的互让，然而他肯定可能考验他的对手的耐心。他会慢条斯理、一字一顿地亮出他的思想，他的神气有时候好像是表示，他的听众，不论是将军还是参议员，甚至是总统，都是些不能理解最显而易见的原理的一年级研究生。
尼克松从兰德公司挑出施莱辛格到预算局任职，接着担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然后任命他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但不久以后又调他担任国防部长。可是，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六或星期天早上，人们可以看到，他手里拿着望远镜，在华盛顿周围的乡下，他不是以他的职业身份出去寻找俄国人，而是追求他观赏鸟儿的爱好，他对这个嗜好十分热衷。他在国防部的任职于福特时期结束，当时施莱辛格对基辛格的缓和政策以及导致西贡陷落的美国对南越的最后苦难所持态度表示异议，并在内阁会议上十分清楚地申述了他的看法。在民主党1976年全国大会以后，卡特打电话给施莱辛格，邀请他上卡特在佐治亚州普兰斯的家中谈论政治和政策。施莱辛格是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的密友，杰克逊在涉及能源方面究竟是一位最重要的参议员，也是跟卡特争取获得提名的竞争对手。竞选结束后杰克逊竭力劝说卡特让施莱辛格当新政府的能源战士。卡特非常愿意。他不仅对施莱辛格有很深的印象，正如施莱辛格本人说的，“如果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是你首要能源部长的朋友，那是多少有些方便的。”
在卡特政府的头几个星期中，“能源”被他们列为头号问题。卡特看了中央情报局1976年末准备的、预料未来石油将短缺的报告；他觉得这个报告令人信服，有说眼力，报告对于促使他按照他的做法继续干下去起了重要作用。施莱辛格和卡特一样深信，碳氢化合物将经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对于美国是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危险。当然施莱辛格是一位经济学家，他不相信绝对的能源枯竭，而是认为，为了平衡市场，油价必然上涨。两人都深深担心石油市场偏紧给对外政策造成的影响。正如卡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的，许多美国人，显然包括卡特和施莱辛格，“对于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国家正在被一些沙漠国家作弄极为不快”。
1972年，早在危机之前，施莱辛格还是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时，曾表示了一种异端的想法：美国应该以国家安全、对外经济政策和环境改善为理由促进节能。“汽车一加仑跑十英里，绝缘很差的大楼同时又加热又调冷，我们可以采取些措施来改进这种状况，”他当时说过。的确，他曾劝告环境保护者说，他们立论的“核心”应当是对这样的“假设前提提出挑战，即认为对能源需求的增长或多或少是自动的”。这
时，在1977年，他比以往更相信，节能应该成为任何能源政策的核心。不幸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前提，许多人并不像他那样看得清楚。
新政府仍然保证要在头九十天内拿出其无所不包的能源计划，这样匆忙并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去不仅仅同国会委员会的主席，而且同更广泛的有关国会议员—一或甚至在政府内部—一建立必要的共识和工作关系。计划本身的发展是尽量保密的，而且施莱辛格需要把头九十天的1 ／3 用于提出紧急天然气立法以帮助缓解1976年一1977年的短缺，对于建立能源部的立法也需要时间。由于还有许多其他事情发生，施莱辛格要求卡特放缓九十天的保证。“我说过九十天，”卡特坚定地回答，“我作出了保证，我打算遵守保证。”
可是卡特本人对于正在出现的能源计划并不完全满意。“我们基本的和最困难的问题是提高紧缺能源的价格，而同时把对我们经济制度的破坏减少到最低程度，而在承受财政负担方面做到更大的公平。”他在给施莱辛格的一封短信中写到，“我不满意你的办法，这是极为复杂的。”为了说明他的意见的要害，卡特又哀叹地补充说，“我对它无法理解。”
这个计划定在四月初总统的一次重大演说中披露，在前一个星期天，施莱辛格在电视采访节目中露面，在节目里他试图找到一个比喻来说明能源挑战之大，他想起了威廉。詹姆斯的一句话——“相当于道德上的战争”。结果是星期天那天看电视的观众，包括吉米。卡特，对这句话印象颇深，于是把它用在自己的演说中。因而，卡特在1977年4 月身穿开襟羊毛衫向全国人民发表炉边谈话时，介绍他的能源计划是“相当于道德上的战争”；于是，以后这个绰号常为人所知。贬低他的计划的人喜欢用这个比喻的缩略语MEOW（猫叫）来嘲弄他。
卡特的计划包括一系列旨在改变美国能源状况的倡仪，在定价中引入经济合理性，并减少对进口石油的需要。在施莱辛格的思想中，头号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个办法，让处于价格管制下的国内石油价格上升到世界市场的价格，这样消费者会对正确的价格信号作出反应。现行制度是把价格受管制的国内石油和价格较高的进口石油，调和为一种消费者付的最后价格，这实际上就是说，美国要对进口石油给予补贴。因此卡特的计划颁布一项程序，通过“原油平均税”来结束对国产石油的价格的管制。在这里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1971年8 月原先实行价格控制的是尼克松的共和党政府。这时试图取消管制的是一个民主党政府。卡特和施莱辛格在寻求一种机灵的——如果说是非常复杂的话——方法使这个国家从天然气的价格管制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政府比它的前任更强调节能和煤的使用。它谋求把某种竞争机制引入电力部门，并鼓励开发可供选择的取代能源和再生性能源，其中包括太阳能。
政府的做法是好像发生了一场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危机；然而公众不认为存在危机。而在推行其计划的过程中，卡特在特别利益集团如何对美国制度起作用的问题上受到了一次直接教育。这些特别利益集团包括自由派、保守派、石油生产商、消费者集团、汽车公司、主张和反对核能的积极分子、煤炭生产商、公用事业公司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大家都有相互冲突的议程。可是在施莱辛格看来，争议的问题是完全清楚的。美国面临“一个长期的全国性的重大问题”。他不认为世界上的石油即将用完，而是支持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经济高增长发展的石油消费率不能再保持下去。“我们不得不停止依靠原油来换取经济的增长，”他后来解释说，“我们需要戒除这个习惯。”他由于对自己就这个争议问题的有力分析很有信心，对辩论的风暴和接踵而来的斗争之艰苦没有思想准备。他参加了一次又一次的国会听证会，开始想起在他当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时委员会中一位老战士给他的一个忠告：“有三种谎言——谎言，糟透的谎言和能源谎言。”施莱辛格后来说，“我多少有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心态。如果总统说某些事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我原来以为他会得到比我们发现的更多的拥护。但是全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作为国防部长，一个人不反对你，就是支持你。但是在能源问题上，你看到利益集团反对利益集团，你无法得到共识，这是使人苦恼的。”
在所有的能源问题中，天然气是最有争议和难以处理的。因为在天然气定价以及价格由政府控制还是由市场来决定这个问题上，卡特政府直接进入了已有数十年之久的政治和几乎神学方面的斗争之中。争论激烈到施莱辛格不禁在参众两院关于天然气的会议期间发表议论说：“如今我懂得什么叫地狱，地狱就是能源会议没完没了永无止境的开会。”然而，不知怎么地，还是作出了妥协，一个很错综复杂的妥协。天然气价格将允许有限度地增加，某些当前价格管制的天然气，将解除管制，而某些不管制的天然气，将恢复管制一个时期，然后再解除管制。但是为了定价的目的，为这种至多也不过是一个碳原子和两个氢原子的同样的标准分子所组成的商品却创造了许多不同的类目。
尽管经历了种种血淋淋的政治斗争以及由此导致的很多政治资本的耗竭，卡特政府仍然能够宣称在能源战线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国家能源法的通过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它开始使我们的需求适应能够获得的手段，”施莱辛格对伦敦的听众说。“道路的转向是由于未来石油供应的实际的和政治的局限性而强加给我们——我们大家——的。”但是当他回顾继卡特最初号召采取行动以后的几乎将近两年的斗争时，他不禁叹道，“反应与其说像威廉。詹姆斯所说的相当于道德的战争，还不如说是政治上相当于中国人的水刑。”
繁荣时期
到1978年底，在其他地方，像在美国一样，禁运以后的政策也刚开始使人感觉到它的影响。然而，对禁运，有一种反应差不多是立即发生的。油价的增加，对期货石油涨价的预期，大大扩大的现金流动以及投资者的欲望——这一切加在一起，激起了全球寻找石油的狂热和膨胀。当有人要求描述这个世界范围的热潮时，埃克森石油公司副勘探经理简单地归结说：“这是真正的疯狂。”直到1972年底还一直是不景气的勘探业，这时候开足生产能力，一切东西的价格，不论是半潜式钻井装置或者是动力定位钻井船或者还是俄克拉何马州时代老式的地面钻井人员的价格，都比1973年哄抬了一倍。
而且，投资的流动很可观地改变了方向。第一条戒律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开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无论如何，由于国有化，在大多数欧佩克国家的勘探已被排除，同时有一种相当强有力的前提假设认为，如果一个公司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成功，其成果还没有来得及吸收就可能被没收，剩下给公司的将是少许一点点儿。因此石油公司把它们的勘探开支尽可能地改投到西方工业化国家：投向美国（尽管对美国的石油潜力越来越悲观）、加拿大以及北海的英国和挪威地段。在1975年，海湾石油公司全面检查了它的全球预算。凡是没有敲定和承诺投资的每一个美元，都被悄悄地抽出第三世界而划回到北美和北海。到1976年，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把它在世界范围的非美国的80％生产开支集中于北海。“在1973年和国有化以后，你得去别的地里猎取兔子，”埃克森石油公司的一位经理回忆说，“我们到仍能得到对石油的股份权益和所有权的地方去。”
石油公司也开始从事迥然不同行业的多种经营。这样做或多或少是难以证明为正确的，因为在同时，这些公司正在以他们需要把他们能得到的所有的钱投资于能源为根据，而要求取消价格管制，这就事实上损害了他们自己的立论依据。但是多元化反映了这么一种看法，石油公司的商业和政治环境可能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严峻，越来越受到政府干扰和管制的约束。还有其他一些事情，那就是不单是使人不得安宁的担心，由于地质的枯竭，石油公司以及石油本身的日子也许屈指可数了。在1970年和1976年之间，美国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下降了27％，天然气储量下降了24％。看起来美国快要从石油山上掉下来了。虽然在能源生意以外的实际投资同石油公司总的财政手段比起来是小的，但是它们仍然是很大数目美元的承诺。纽约标准石油公司（莫比尔）购买了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连锁商店，埃克森石油公司进入办公室自动化业务，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进入铜矿业务。但是最引起欢笑和讥笑的莫过于海湾石油公司竟然买下了“林林兄弟和巴纳姆、贝利马戏团”。这件事看来确实最清楚不过地证明，闹哄哄的新时代——欧佩克的绝对统治和高油价、华盛顿的混乱、激烈辩论和能源战的新时代——真正是一场马戏表演。新的供应：阿拉斯加和墨西哥欧佩克在整个七十年代继续支配着世界石油市场。1973年它占整个咱由世界“石油产量的65％，1978年占62％。虽然还不太明显，但是它的控制正开始松懈。价格的刺激和安全的动机正在促使在欧佩克以外的地区开发石油，在几年左右，这些新的来源将改变世界的石油供应系统。虽然勘探石油的活动遍布世界各地，三个新的石油产地阿拉斯加、墨西哥和北海将具有压倒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三个产地在油价猛涨以前已经被发现，所以没有开发是由于政治、经济、环境保护论者的反对、技术障碍等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还有简单的时间因素，重大的能源计划需要很长的超前时间。
由于禁运以后几星期阿拉斯加油管的紧急上马，那里的工作终于得以开始。钢管和拖拉机是1968年就乐观地买下的，堆放在育空河结冻的两岸，这时正好适应需要，而拖拉机的发动机在近五年也按时负责地交付了。现在可以被用上了，因此工作进展迅速。到1977年，八百英里的输油管线已经铺好，部分油管悬放在冻土带上的支柱上，于是第一批石油从北坡流向阿拉斯加南海岸瓦尔德兹的装船港。到1978年，流过这条输油管的石油每天超过一百万桶。几年内流量将达每天二百万桶，相当于美国总的原油产量的1 ／4.在墨西哥三十年代末如火如茶的国有化斗争以后，石油工业转
而面向国内。墨西哥不再力争充当世界最大的输出国之一，相反，作为国营公司和墨西哥民族主义的化身的墨西哥石油公司致力于供应国内市场。墨西哥石油公司还经受到政府和强大的石油工人工会之间争夺控制的斗争，这个石油工会偏巧，虽然不是偶合，处于墨西哥石油公司主要承包人之一的这样一种不寻常地位。几十年中，墨西哥石油公司是处于压力之下的公司。它的收入受到国内低油价的限制，它的开发又是由一些谨小慎微的工程师领导的，指导他们的是一种保守的伦理观，这种理论认为，为了子孙后代计，资源应该节约使用。墨西哥石油公司为扩充它的储备基地所作的工作比较少，虽然产量增加了，还是跟不上“墨西哥经济奇迹”迅速增长的需要。因此墨西哥不仅不再是一个输出国，而实际上成了一个小小的输入国。虽然为了保持面子，花了很多力气去掩盖这样一个事实，譬如，它不得不匆匆忙忙向壳牌石油公司买下了一船委内瑞拉石油。
为寻求更多的石油，墨西哥石油公司在南部塔巴斯科绵延起伏的无树平原开始一项深钻井勘探计划。1972年，在名叫雷福马的不寻常结构地区钻井发现了石油。油田高产量的油井导致这个地区得了个“小科威特”的称号。继那里发现石油不久，在附近的沿海地区坎佩切湾又发现大量石油。
这时情况变得很清楚，墨西哥拥有世界级的石油储量。1974年，虽然石油的出口被某些人批评为违背墨西哥民族主义信条，这个国家还是开始小规模地再次向世界出售石油。虽然产量上去了，墨西哥石油公司的工程师在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埃切维里亚担任总统的最后几年中，对石油储量的估计仍然十分谨慎。但是随着何塞。洛佩斯。波蒂略1976年当选新总统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洛佩斯。波蒂略曾经是埃切维里亚的财政部长，他继承了大萧条以来墨西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墨西哥的经济奇迹把天然气用完了，经济陷于停顿，比索的价格崩溃了，这个国家被国际上的放款者认为是风险大的国家。使问题更严重的是人口的增长比经济的增长来得迅速——每两个墨西哥人中有一个年龄不满十五岁，40％的劳动力不是失业就是没有充分就业。在洛佩斯。波蒂略实际接管前几个月，情况非常严重以致有谣言说有可能发生军事政变。
新的石油是老天赐福。1973年的油价冲击也是这样，它使得石油更加值钱。洛佩斯。波蒂略决定让新发现的石油在新经济战略中发挥中枢作用，他任命老朋友豪尔赫。迪亚斯。塞拉诺为墨西哥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迪亚斯。塞拉诺不像他的前任，他是一个桥梁专业建筑工程师，了解石油工业。他由于曾为石油工业提供服务已成为百万富翁，他抓住了这时已经近在手边的潜力。石油将向墨西哥提供它迫切需要的外汇收入，它将消除国际收支逆差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将为在国际上借新贷款提供担保，并且它将使墨西哥处于以石油为基础的新的国际经济中心。总之它将成为再次增长的发动机。
可是洛佩斯。波蒂略总统提出要谨慎小心的告诫：“货币的消化能力就像人体的消化能力。不能吃得过饱，否则你要生病。经济方面也一模一样。”但是洛佩斯。波蒂略的行动比他的言词有力得多，而且有相当不同的着重点。很多借自国外的投资源源流入石油工业。储量的勘探和扩充以迅速的速度推进；官方鼓励的关于石油潜力增加、增加又增加的谣言一直在传播。生产以危险的高速进行着，甚至超过了计划。日产量从1972年五十万桶增长到1976年的八十三万桶，1980年又增加到一百九十万桶——在不到十年中几乎增加了三倍。
虽然直到1976年墨西哥还一直是一个国际债主希望回避的国家，这时它已成为世界上最积极的借债国之一。《幸福》杂志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为什么银行家突然爱上了墨西哥”。原因当然是石油。“银行界的每个人，不管张三、李四、还是王五都在敲它的大门，”制造商汉诺威信托公司的副董事长说。纽约一份金融通讯在1978年甚至选举墨西哥的一个官员为“本年的最佳借款者”。这个头衔该由整个国家荣膺。几乎不存在任何克制：墨西哥政府在向国外借贷，墨西哥石油公司在借贷，其他国营公司在借贷，私营公司在借贷，人人都在向国外借贷。总共借贷了多少钱呢？谁也不知道。但是这似乎无关紧要。墨西哥寓于石油中的信用是好的。或者说，银行家和他们的墨西哥同行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墨西哥已成为世界石油市场一支重大的新力量，这是二十年代以来不曾有的，它将提供另一个重大的可供选择的供应来源，破坏欧佩克的绝对统治。北海：最大的赌博许多世纪以来渔民把北海当作他们的天下，捕捉鲜鱼是中世纪北欧最大的买卖，其后在比较近代是捕捉黑线艝和艝鱼。但是到七十年代中期，从直升飞机上可以看到下面水域一种新的海上工作者：浮动的钻井机架、供应船、平台、铺管驳船——起初是单个的，以后大量出现，有时候几乎挤满海面。这里，在挪威和英国之间的北海海域，进行着世界石油工业的最大的新赌博，也是它的资本投资和力气的最大的单个集结地。没有一个大石油公司敢于落在人后，许多新的赌客纷纷入局，从工业公司到稳重的爱丁堡投资信托公司到汤姆逊勋爵，后者是报业大亨，拥有伦敦《泰晤士报》，是阿曼德。哈默的合伙人。
从1920年起抱着希望的人在两岸打了数以干计的近岸油井，结果是明显地令人失望；这个地区的总产量从未超过每日二十五万桶。1956年苏伊士危机再次促进了在欧洲寻找可靠的石油和天然气来源；1959年在荷兰的格罗宁根，壳牌石油公司和埃索石油公司发现了大型天然气田，这是当时在苏联以外已知的最大的气田。石油公司由于知道北海的地质和荷兰的地质相似，于是开始在近海的沿海水域勘探。1965年，英国和挪威正式同意在它们之间的中部正中划分北海的矿产权利的办法，同一年，在北海比较浅的南区发现了大型天然气田；于是建起了按以后标准衡量属于比较原始的平台来开采天然气。有些公司则以充其量是一种淡淡的兴趣而不是怀着渴望继续勘探石油。
来自俄克拉何马州巴特尔斯维尔的菲利普斯石油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个。它的兴趣是在1962年激起的，当时公司的副董事长在荷兰休假期间注意到了格罗宁根附近的一个钻井架。两年以后，在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花了一个下午趴在地上，研究了摊在巴特尔斯维尔公司的篮球场上的三百英尺地质资料后，菲利普斯公司决定从事一项勘探计划。但五年以后，在1969年，在打出了一连串劳而无功的干井以后，公司准备叫停。包括菲利普斯石油公司自己的努力在内，在挪威大陆架打了三十二口井，其中没有一口油井有商业价值。就钻井而言，北海是比这个公司曾经尝试过的任何地方都要费钱和困难得多。从巴特尔斯维尔发给在挪威的菲利普斯公司经理们的函电是明确无误的：“不要再钻井了。”
可是本着追溯到德雷克“上校＂1859年宾夕法尼亚打井和1908年在波斯第一次发现石油的伟大传统，菲利普斯石油公司勉为其难，决定再作一次尝试——这只是由于它已为使用”海盗号“钻塔付了款，并且没有一家公司要转租这架钻塔。无论钻塔是否开钻，菲利普斯公司都得每天付钱。天气变得很糟糕，海面波涛汹涌。有一个时候钻塔挣脱了锚，开始漂离钻孔。另一个晚上，狂风暴雨，眼看钻塔快要倾覆，于是在头一天白天建议将钻塔紧急撤离，但是”海盗号“钻塔完成了任务；在1969年11月，它在中线的挪威一侧，埃科菲斯克油田2 ／4 区域发现了巨大石油储存。这正巧是技术上的重大时刻；美国宇航员刚刚在月球着落。当”海盗号“的钻井负责人检查从海床下一万英尺深处取得的油样时，表明极高质量的油样外表使他十分吃惊。”宇航员的成就是伟大的，“他对钻井塔的地质学家说，”可是这个怎么样呢？“他举起了石油；石油有金黄的光泽，差不多是透明的，但肯定和黄金差不多。
菲利普斯石油公司的发现使得所有的石油公司都重新估价他们的地质资料并加紧他们的活动。在北海，不再有任何找不到雇主的钻塔需要到处求人雇用了。几个月以后，有人在伦敦的一个技术会议上激动地问菲利普斯石油公司的一位高级经理人员，菲利普斯公司是用什么办法分析石油埋藏地的地质的。
“运气，”他回答说。
到将近1970年末，英国石油公司宣布在埃科菲斯克油田西北一百英里英国一侧的福蒂斯油田发现了石油。这是一个巨型油田。接着在1971年又发现一连串重大的油田，其中包括壳牌石油公司和埃克森石油公司的布伦特大油田。北海石油热开始了。1973年的石油危机把石油热变得更加轰轰烈烈了。
幸而新一代的技术这时已经可资利用或者正在开发，使石油工业得以在北海这样一个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地带从事生产。整个事业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经济上都是既具风险又有危险的。钻塔需要能穿过以前从未试过的深得多的水层进行工作，然后在海床再往下钻四英里。而所有的设备和工人都需要对付一个汹涌和恶劣的海洋以及世界上某种最糟糕的天气。“当北海发脾气时，没有什么像它那么恶劣了，”一位船长叹道。不仅是天气恶劣而且可以一天变化三四次；过几小时可以刮起一场突然的风暴；五十英尺高的巨浪和时速七十英里的大风并非罕见。抽汲石油的固定平台——实际上是建在人工岛上的小工业城——不仅需要矗立在泥、流沙、粘土和沙浪底部，而且还需要建造能经受愤怒的有九十英尺高的“百年浪头”以及时速为一百三十英里的大风。
总起来说，开发北海是世界最大的投资项目之一，由于迅速膨胀的开支，花钱就更多。它也是一流的技术奇迹。而且它是以迅速得惊人的方式进行的。1975年6 月18日，英国能源部大臣安东尼。韦奇伍德。本在泰晤士河入海口一艘油轮举行的仪式上转动了阀门，第一批石油就流上岸进入了一家炼油厂。安东尼。本公开地热情宣布6 月18日应该从此成为举国欢庆的一日。私下里他根本不喜欢这个落成仪式。安东尼。本是工党左翼的一个领导人，对国有化有一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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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热衷而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对石油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有一种生来的厌恶，他况且生性极为多疑。他不悦地在他的日记中指出，他被迫参加“完全是国际资本主义和英国保守党权势集团的典型”的公司仪式。而当他转动阀门时，“据说石油上岸了，”他极为怀疑地补充说。
由于安东尼。本在重复政府和石油公司之间的传统斗争上扮演主角，他找到了发泄对石油公司敌意的大得多的口子。北海的储备已经探明，风险大大减少；因此英国政府决定，它像其他许多国家政府一样，也要获得更大份额的租金，并对其“命运”有更大的控制，而且也许是彻底的国有化。“石油公司可以为减少纳税越过国境，比大袋鼠在野狗追逐下可以越过一条篱笆更加容易，”安东尼。本的国务大臣巴洛格勋爵抱怨说。斗争的结果是对石油收入设立特种税，并建立一家新的国营石油公司，即英国国家石油公司。公司这时对政府参股的石油拥有所有权，反映了购买北海产量51％的权利，并且本来准备使它成为国家第一。英国政府为获得更多收入和对北海石油更大控制所开展的大力活动，使得一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最后发作，“我认为那些欧佩克国家跟英国之间不再有多少差别。”
在某些方面，英国首相威尔逊也有这样的思想。1975年夏天，在庆祝北海打出第一批石油不过几星期，他正坐在唐宁街10号三楼的书房里抽着烟斗。威尔逊担任首相的任期已是最长的。他由于有一句话值得刻在全世界的所有议会和国会的墙上而对政治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政治生活中，一星期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威尔逊在1964年最初执政时曾许下诺言，要把呆滞的英国引到“技术革命的白热化”，但是这时，在十年以后，石油的开发技术似乎是英国的最佳经济赌注，而不是计算机和宇航空间。正是那个暑天，威尔逊在反复思考英国的石油生产如何能从涓涓细流增加到也许每天二百五十万桶，从而改变英国的经济前景，并肯定影响世界石油力量的平衡。他已经像一个石油国家的首相那样思维。这时候，福特政府正在宣传反对提高油价。“我们有兴趣看到石油价格不下跌太多，”威尔逊说。“如果美国真要把油价拉下去，这里的许多人未必会同意。”
在这一切中间有很大的讽刺意味。威尔逊所住的那个房间是安东尼。艾登二十年前使用过的，当时艾登正为对付苏伊士运河、纳赛尔、民族主义以及对英国的石油供应的威胁而奋力挣扎。1956年所设想的威胁是那么严重，以致文登决定以发动未得逞的攻击形式，对苏伊士运河使用军事力量，这对于结束欧洲在中东的历史作用以及肯定对文登的前程起了很大影响。威尔逊没有遭遇这样的下场。其实，他供认的这一野心却是足以使艾登为之震惊的。作为新兴的石油大国的领导人，威尔逊和蔼地说，他希望到1980年当欧佩克的主席。
“危急关头”
1973年价格冲击的一个奇怪结果是兴起一个新的职业——石油价格预测。在1973年以前，这一职业实际上没有必要。油价的变动是以美分而不是美元计的。许多年来价格没有多少上落，可是1973年以后预测行业欣欣向荣。油价的走势不仅对能源工业而且对于消费者和成千上万的行业（从航空公司、银行到农业合作社），对于国家政府以及对于国际经济都有决定意义。这时候似乎人人都在做预测生意。石油公司在预测，政府在预测，中央银行在预测，国际组织在预测，经纪商行在预测，银行在预测。的确，人们也许会想起美国作曲家和抒情诗人科尔。波特的一个叠句：“鸟儿干，蜜蜂干，甚至有知识的跳蚤也干。”
这种特殊的预测像所有的经济预测一样，是艺术，也是科学。判断和假设支配着预测。而且这种预测很大程度上受进行预测的这个“社会”所影响；因此它也是一种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现象，反映同辈人的印象以及个人和集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摸索确定性和共同安逸的方式。最后结果往往是走向共识的强大趋势，即使这种共识每隔几年就改变其调子。
当然，到1978年，在整个石油预测界以及根据这种预测作决定的人中间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共识：虽然阿拉斯加、墨西哥以及北海合起来，到八十年代初或中期可能给世界市场每天增加六百万桶到七百万桶石油。这种新来源只可望用作一种补充和某种现代的费比乌斯的延缓和推迟，而不是决定性地消除石油短缺以及结帐日的必然到来。因为，大多数预测者一致认为，另一次石油危机在今后十年左右、在八十年代后期出现是非常可能的，那时候，需求将再一次接近可以获得的供应量。结果，用流行的话说，很可能是“能源缺口”，即某种短缺。用经济术语说，任何这种不平衡都将由另一次大涨价来解决，像七十年代初期发生的第二次石油冲击求得解决那样。虽然在种种预测中可以找到一些变异，但是在中心主题上它们是相当一致的，无论预测来源于大石油公司、中央情报局、西方政府、国际机构、独立的著名专家还是欧佩克本身。不仅预测家相信，而且依靠预测制定政策和进行投资并选择自己的行动方针的决策者也相信。
这一共同看法骨子里最重要的一个假设是相信“铁的法则”——那就是在经济增长率同能源和石油使用增长率之间有着一种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密切关系。如果经济像人们通常认为的每年增长3 ％或4 ％，石油的需求也将每年增长3 ％或4 ％。另一种说法是，收入是能源和石油消费的主要因素，而事实正像1976年、1977年、1978年所衡量的似乎证明了这一估计。工业世界的经济增长从严重衰退回升，在这三年中平均达到4.2 ％；石油的需求平均也增长大约4 ％。这样出现的未来世界的情景是对当时的现状的一种预测：增长的经济将继续要求石油数量的增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将使需求增加。节能的未来的影响将减轻。这将为1973年重演准备舞台。
欧佩克长期战略的主要倡导者亚马尼开始背离他一贯提倡的价格稳定的主张，而是改为主张会鼓励节能和发展替代能源的油价定期和小幅度增加的做法。他说，这比普遍预料的使人痛苦的价格涨幅更为可取，带来的动荡也较小。“根据我们自己的研究和我看到的所有可靠的研究报告，”他在1978年说，“有很强烈的迹象表明，在八十年代中期某个时候，如果不是以前的话，将出现石油供应的短缺。……无论我们怎么办，这个日子正在临近。”
亚马尼这番话是表达了石油输入国和输出国知情人士普遍的看法。即使在华盛顿，有些看到石油实际价格是在下降需求是在上升的人，也开始认为较早地实行适度的石油提价，也许可以避免以后有更多的痛苦。危急关头在十年左右内肯定要到来。人们也普遍认为，情况并不说明在近期内油价会有很大的增长。这一看法是根据对经济的观察。政治当然是另一回事。政治从来不是易于纳入处理经济增长率和需求伸缩性的模式的。但是也不能轻视。政治不会允许任何人搞一个长期战略后就舒舒服服万事大吉。
吉米。卡特在三大洲进行激动的旅行，在1977年的最后一天，他从华沙到新德里的途中到达德黑兰。他说他曾问过卡特夫人，她希望在哪里度过除夕，她说六个星期前，国王夫妇访问华盛顿时，卡特夫妇感到很是愉快。然而在他们的选择背后，现实政治的考虑不下于感情因素的考虑。伊朗国王感动了卡特，伊朗国王在走向自由化方面正在迈出相当大的步子，并且在谈论人权。两人之间有了新的谅解。这时卡特比他刚上任时能更好地欣赏伊朗及其领导人的战略作用。伊朗是一个主权国家，对这个地区的稳定不可缺少，他是抗衡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势力和野心以及反西方的激进势力的力量和野心的决定性因素。伊朗作为世界上两大石油输出国之一以及地区强国，也是对保障世界石油供应起中枢作用的。
卡特也想对伊朗国王在人权问题上的进步以及在油价问题上改变立场向他表示感谢。油价立场上的变化被视为伊朗国王方面的重大进步，而且总统对国王上次到达白宫南草坪遇到闹事和催泪瓦斯一事感到遗憾和尴尬，他要清除伊朗国内和国外的任何疑虑，而且坚定地强调美国的支持。因此在除夕的宴会上，他起立作了值得纪念的祝酒。他说，“由于国王的伟大领导，伊朗是世界上多事地区的一个稳定安全岛。对陛下，对您的领导，以及对您的人民向您表示的尊敬、钦佩以及爱戴，致以莫大的敬意。”按照这一强烈和有希望的凋子，总统和国王迎接了1978年重要的元旦。
并不是人人都像总统描述的那样看待这一稳定安全岛的。在卡特访问后不久，一家活跃于伊朗的美国独立石油公司的总经理游览了德黑兰后回国。他有一个秘密信息急于要告诉他的一位董事。“伊朗国王，”他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33、石油冲击：大恐慌
吉米。卡特离开伊朗之后一周，德黑兰的一家报纸发表文章，对伊口朗国王的一名势不两立的对手进行粗暴攻击。这位对手是一名年迈的什叶派教士，名叫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他当时正在伊拉克过流亡生活。这篇文章的作者虽然采用了匿名，但它看来是出自国王政权的一名官员之手。卡特的访问也许加强了国王政府每况愈下的信心。确实，这篇文章早已在准备之中，因为随着霍梅尼本人对国主政府的严厉攻击以盒式录音带的方式在伊朗全国秘密流传，人们对政府的愤怒情绪与日俱增。
伊朗王室和主要的伊斯兰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仇恨，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礼萨。汗同什叶派教士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这种仇恨，也是世俗势力和宗教势力之间规模更大的斗争的一部分。但是，1978年1 月7 日这家报纸发表的文章引发了斗争的一个全新的阶段。
幻灭和反对
七十年代中期，很明显的情况是，伊朗简直不能吸收正在源源流入的大量增加的石油收入。石油美元被胆大妄为地乱花在奢侈的现代化计划上，或者丧失于浪费和腐败之中。石油美元正在导致全国性的经济混乱以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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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政治的紧张。农村人口正在大量涌入已拥挤不堪的城镇；农业产量在下降，而粮食进口却在增加。通货膨胀笼罩了全国，滋长了人们种种不可避免的不满情绪。德黑兰的一名中级管理人员或公务员，要把薪金的70％花在房租上。伊朗的基础设施无法应付突然而来的人口压力。落后的铁路系统垮掉了；德黑兰的街道上车辆拥挤不堪。全国的电网无法满足需求，发生故障。德黑兰和其他城市的部分地区常常停电，有时一天要停四五个小时。这对工业生产和国内生活来说是一大灾难，也是引起人们愤怒和不满的新因素。
伊朗各界人士对国王政权和乱七八糟地仓促搞现代化，正在失去耐心。他们试图在混乱中把握住一些确实的东西，于是日益注意传统伊斯兰的和越发狂热的原教旨主义的号召。得益者是阿亚图拉。霍梅尼。他在宗教上的正直行为和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使他成为反对国王及其政权以及实际上反对七十年代中期伊朗的性质和时代的体现。霍梅尼于1900年左右出生在离德黑兰一百八十英里一个小镇的宗教教师之家。其父在他出生后几个月便去世，据一些人说，他是在前往朝圣的途中被一名政府官员杀害的，他十几岁时母亲亡故。霍梅尼后来致力于宗教研究，至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他已是伊斯兰哲学和法律的颇有名气的讲师，传播有关教士严格控制下的伊斯兰共和国的思想。
许多年来，霍梅尼把巴列维政权看作是既腐败又非法的政权。但他直到约六十岁时，才在政治上变得活跃起来。当时，他成为反对被称为“白色革命”的国王的改革计划的领导人物。霍梅尼对一项建议表示愤慨。该建议认为，地方议会的议员不再只限于由男性穆斯林担任。当政府根据“白色革命”的规定，重新分配大批房地产（其中包括什叶派教士的大量财产）时，霍梅尼挺身而出，成为最不屈不挠的反对者之一。他一再被捕入狱，最后流亡伊拉克。他对国王的憎恨，只有他对美国的嫌恶可以相比。他认为美国是巴列维政权的主要支持者。他在伊拉克流亡时，以血仇和报复的言辞发表他对美国的谴责。他似乎受一种特别强烈的十足的愤怒所驱使。他本人成了人们日益不满的集中反映。阿亚图拉的其他比较温和的言辞，被这位流亡者严厉的不妥协的声音淹没了。
反对的另外一个方面也出现了。随着卡特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以及后来于1976年当选为总统，人权问题便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大课题。而伊朗国王的人权纪录并不好。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伊朗国王的人权纪录也是有代表性的，但比这个地区其他一些国家的人权纪录要好些。国王的一名主要批评者、1976年调查过伊朗人权状况的“法理学家国际委员会”的委员得出结论说，伊朗国王“远远够不上列人暴君之列。他甚至不偏不倚”。但是伊朗秘密警察“萨瓦克”是残忍的、狂暴的，尤其在拷打时手段是卑鄙的；它还很无情、愚蠢、冒昧，到处渗透，态度专横。以上所述，没有哪一点符合正在雄心勃勃地谋求成为世界强国的伊朗这个伟大文明古国的形象。而伊朗国王还正在向工业世界讲述它本身性质的缺陷呢。因此，伊朗的人权纪录变得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更多地被报道，从而进一步助长了伊朗国内外的人们对国王及其政权越来越敌对的情绪。国王本人感到了美国在人权间题上施加的强大压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当这种批评日益增长之时，他仍决心沿着政治自由化的道路前进。
“搞四十天又四十天的连续斗争”
1977年末，由于霍梅尼的大儿子被神秘地谋杀，霍梅尼的言论更加愤怒激烈。这次谋杀被认为是“萨瓦克”所为。接着是1978年1 月7 日报纸发表的那篇文章。文章嘲笑霍梅尼，对他的宗教资历和虔诚提出疑问，对他的伊朗国籍表示异议，耸人听闻地指责他种种不道德行为，其中包括作为一个年轻人的伤风败俗的爱情诗著作。这种在报纸上对霍梅尼的攻击，引发了他的宗教活动的老家——圣城库姆的骚乱。政府调来了军队，示威游行者被抢杀。库姆的骚乱触发了穆斯林宗教领袖同政府之间新的对抗，这种新对抗采取非常独特的形式。伊斯兰什叶派规定四十天的哀悼期。根据计划，为库姆被杀害者致哀的四十天哀悼期结束的那一天，举行新的示威游行，于是有更多的人死亡，要为更多的人哀悼。接着，又是四十天之后，又有更多的人示威游行，更多的人死亡。这种周而复始的无情抗议活动的一名领导人后来称它是“搞四十天又四十天的连续斗争”。骚乱和示威游行扩大到全国，发生了进一步激烈的冲突，有更多的人被枪杀，更多的人成为殉难者。
军警对批评这个政权的人的攻击，只会壮大那些与国王敌对的人的队伍。撤销对什叶派宗教界的津贴，使教士们疏远和更加愤怒。事实上，公开的反对正成为国家生活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在整个1978年上半年，其严重性一直被低估。国王对英国大使说，是的，局势是严重的，但是他决心推行自由化。他的最势不两立的敌人以及最强大的敌人是毛拉，以及他们对群众思想的控制。国王说：“不可能同他们妥协。要一直对抗下去，直至一方不得不失败。”国王表明，他不会想象自己是会失败的。
美国政府方面，也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想象国王可能要垮台。对华盛顿来说，任何替代办法实际上都是难以想象的。这位强有力的伊朗君王，毕竟在位已长达三十七年之久。他在全世界受到人们的爱戴。他正在使他的国家现代化。伊朗是世界上两个石油大国之一，仅在几年之前，其石油财富远远超过它所拥有的任何东西。国王是一位重要的盟友，是一个关键性区域内的一名地区性警察，是“栋梁柱”。他怎么可能被推翻呢？
美国关于伊朗的情报受到压制。由于美国更加依赖于国王，因此美国不大愿意去冒使他发怒的风险，而设法去查明他所藐视的反对派中间发生的情况。在华盛顿，具有能对伊朗作必要分析的才能的人才少得令人吃惊。直到那一天晚些时候，那些情报“消费者”（人们有时这样称呼美国的国家安全高级官员）对分析伊朗国王政权是否稳定的问题似乎没有很大的要求，这或者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不必要，或者是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担心结论可能是非常令人不快的。一位灰心丧气的情报分析家作出的评语是：“你不能泄露关于伊朗的情报。”
美国情报界在1978年一年中，努力争取召开一次“评估伊朗局势的全国情报会议”，但会议始终没有开成。每天有大量的情报，但严重的困难在于估计各种不同的不满和反对势力是如何相互影响和制约的。8 月中旬，国务院的《晨讯概要》认为，国王正在失去对国内局势的控制，伊朗的社会结构正在瓦解。但是，直至1978年9 月28日国防部情报署还作出预测，“预计在今后十年内”国王“仍将有力地执掌政权”。这种预测毕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过去曾安然渡过了其他几次危机。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各种迹象表明，反对国王的风暴正在日益高涨，有些迹象特别可怕。1978年8 月的两个星期内，反对“罪恶的”影片的原教旨主义者焚烧了全国六家电影院。8 月中旬，在大炼油厂之都的阿巴丹，约有五百人涌入电影院，一些人锁上了门，焚烧被困的电影观众。虽然不安定的局面依然存在，但人们认为，作恶者是原教旨主义者。9 月初，连德黑兰也发生了流血的示威游行。这是转折点。从此以后，国王的政府作为有效的统治力量开始崩溃。但国王仍加紧推行他的自由化，其中包括就1979年6 月的自由选举进行商谈。
在那些接近国王的人看来，国王本人似乎发生了一些问题。他显得同人们疏远，比较孤立。有关他健康的谣言已流传了几年。他患了癌症吗？还是患了无法治疗的性病？9 月16日，英国大使又去看望国王。“我对他的外表和举止发生变化而担忧。他看上去身体萎缩，面色萎黄，行动迟缓。他似乎已精疲力竭，无精打采。”事实上，国王已患了癌症，而且患的是一种白血病。法国医生们曾于1974年首先诊断出他患这种病。但是疾病的严重性对国王和他的妻子都隐瞒了数年之久。同样，国王坚持要对他的治疗充分保密。后来，华盛顿的一些人对法国政府的一些人本该知道这件事表示怀疑。英国政府，以及可以非常肯定地说，美国人都不知道。他们如果获悉关于国王生病的事实和性质，那末对许多方面作出的估计也许会大不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国王开始越来越感觉到疾病的影响，对疾病的后果担心。这也许有助于解释国王为什么优柔寡断和态度令人惊奇地超然，甚至精神欠爽，以及看来被宿命论所控制。
“好像是水中的雪”
正当他的国家政局恶化的时候，国王犹豫不决起来。他不想对日益高涨的叛乱进行全面的战争。“世界舆论”正非常密切地注视着。这些就是他的人民。但是他又不肯让步。他被美国政府发出的互相矛盾的忠告所迷惑。他感到被每个人出卖了。他一再表示，他怀疑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情报机构（还有供他的反对派通讯热线的英国广播公司）正在共谋反对他，尽管其原因从未很清楚。
随着几星期时间的流逝，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人举行罢工，其中包括石油工业的技术人员。1978年10月初，在伊朗的敦促下，霍梅尼被驱逐出伊拉克。巴格达的复兴党政权毕竟不得不担心它本国的什叶派人。科威特不让霍梅尼避难，于是他前往法国，后来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在巴黎郊区住了下来。伊朗政府也许认为离得远，日久会淡化。但这种想法错了。法国允许霍梅尼及其追随者打通国王过去在德黑兰安装的直接拨号的国际电话，从而大大地方便了通讯联络。但是，这位对西方世界了解很少并且藐视它的年迈而又愤怒的教士，在他的家门口向常驻在那里的新闻媒介进行宣传，证明他自己是一位宣传的能手。
但国王继续推行他的自由化计划。学术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这些口号正被提出来。但这种西方式的权利，对那些正在奋起反对国王及其王朝以及整个现代化进程的人来说，几乎引不起兴趣。10月底，国王只能说，“我们像
水中的雪，每天都在融化。”罢工使经济和政府瘫痪，学生失去控制，游行和骚乱继续无法加以遏制。
伊朗的石油工业处于日益严重的混乱状态。主要的产区叫作“菲尔兹”——产油地。“菲尔兹”位于伊朗东南部，其中包括英波石油公司于1908年首先发现石油的马斯吉德苏莱曼。七十年以后的今天，“菲尔兹”的经营由“伊朗石油服务公司”掌握。该公司的前身是在摩萨台垮台和国王回归后，于1954年建立的国际联营企业。伊朗石油服务总公司由移居国外的石油人士担任职员，他们大多来自会员公司。总公司设在阿巴丹以北约八十英里的阿瓦士。10月，产油地一些罢工的伊朗工人进入在阿瓦士的伊朗石油服务总公司大楼。没有一个人设法驱逐他们。到11月，他们之中的二三百人住在走廊里，在那里膳宿，其策略上的目的是要向伊朗石油服务公司和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增加压力。西方石油人员仍从事他们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设法避免介入工人事务。与此同时，在外面的庭院里，即席的祈祷礼拜会已经开始。起初，只有五六个人参加，但是不久，石油人员可以从窗户里看到，每场礼拜会上诵经的信徒人数增加到数百人。
人们立即感受到了罢工的影响。伊朗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石油日产量为五百五十多万桶，其中约有四百五十万桶出口；其余供国内消费。到11月初，出口量已减少到每天不足一百万桶，三十艘油船依次在哈尔克岛的装货设施处排队等待装油，但那里缺乏石油，而当时国际市场上冬季的石油需求旺季刚刚在开始。石油公司曾经对市场普遍疲软作出反应，让它们的库存量一直下降。世界市场上石油会短缺吗？此外，伊朗本身的稳定取决于石油收入，这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基础。于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赴南方的“菲尔兹”，谋求同罢工的石油工人对话——或许他这样想。当他到达那里以后，他受到愤怒的罢工工人成群结队地骚扰。他立即决定放弃谈判，逃离这个国家。似乎找不到结束这次罢工的办法。
国王试图制止日益严重的混乱局面，采取了过去一直希望避免采取的严厉步骤。他任命了一个军事政府。这是他的最后一招，但是他任命的一名负责的将军身体虚弱。这名将军不久患了心脏病，从未行使过权力。但新政府至少暂时能够恢复石油工业的一些秩序，使生产继续进行下去。这时军队开进了在阿瓦士的伊朗石油服务总公司大楼，他们在那里同罢工工人尴尬相处。罢工工人继续在走廊里安营扎寨。
当事件发展到结束阶段时，伊朗最重要的盟友美国的政策一片混乱，并且受到冲击。在197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卡特政府的高级官员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其他重要的紧迫的事情上。促使埃及和以色列达成戴维营和平协议、同苏联人举行战略武器谈判、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美国政策的前提条件是，伊朗是一个可靠的盟国并将是这个地区的“顶梁柱”。出于对伊朗国王的敬重和希望不触怒他，美国官员同他的政权的各种反对派保持了距离。这也表明，他们缺乏同新兴的反对派联络的渠道。对于那位阿亚图拉在当时出名的录音带上究竟说了些什么话，甚至没有人向华盛顿提供任何报告。华盛顿的一些人士坚持认为，伊朗的骚乱是苏联策划的一个秘密阴谋。人们常常提出同样的问题：无论情况如何，美国政府能够做什么？只有少数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军方能够抵挡持续不停的全国范围的罢工和有宗教思想的士兵的脱逃。1978年最后的几个月中，确实发生了对华盛顿推行的政策的官僚主义的激烈辩论。如何支持国工或确保一个友好的继任者政权继续下去？如果国王垮台，如何支持国王使他不被抓起来而又避免同他的继任者形成对抗性的关系？如果需要脱身的话，那末怎样使他在政治上能生存下去的情况下摆脱他而又不损害他的地位？华盛顿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从而导致给伊朗的信号互相矛盾：应把国王粗暴地吊死，国王应退位，应使用军事力量，应遵守人权，军方应发动一次政变，军方应袖手旁观，应建立摄政等等。一位高级官员回忆说：“美国从未发出过明确一贯的信号。而是一会儿一种行动方向，一会儿是另一种，前后摇摆，从无决断。我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些，作出一种抉择后坚持一种政策。”来自美国的这种不和谐的信号，肯定使国王及其高级官员不知所措，损害了他们的打算，大大地削弱了他们的决心。同时，华盛顿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国王究竟病得怎样。
要迅速使美国对伊朗采取某些新的主张的努力由于以下事实而复杂化了，这就是，国王成了美国和其他地方新闻界厌恶和批评的目标，从而导致了一种人们熟悉的型式：从道义上批评美国政策，同时，以一些浪漫主义的和不现实的观点预测霍梅尼及其目标。一位著名教授在《纽约时报》上谈到霍梅尼如何忍让，“他周围的亲密顾问”如何“均由温和的进步的人士组成”，以及霍梅尼将如何“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一种急需的人道的统治模式”。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甚至走得更远。他说，霍梅尼最终将被人们称为“圣徒”。处于窘境的卡特总统立即感到，必须表明“美国不是在同圣徒打交道”。
自六十年代初以来一直介人每次中东危机事务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是，讨论伊朗局势的美国高级官员“首次系统性会议”直到11月初才召开，从日期上说，开得太迟了。这表明缺乏一致性已达到何等严重的地步。11月9 日，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威廉。沙利文在致华盛顿的题为“想一想不可想象的事”的一份引人注目的电报中表示，他终于遇到了令人不愉快的现实。他说，也许国王最终不能渡过危机，美国应该着手考虑突发性事件和另作选择。但在华盛顿，并没有作出有意义的反应。而官员们的论战继续在激烈地进行。只是卡特总统亲手写便条给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询问为什么他以前一直没有得到关于伊朗国内局势的真实情况。与此同时，沙利文大使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对伊朗的局势“束手无策”。
“血液奔流”
1978年12月是哀悼的一月，教徒们举行列队行进的仪式，按照什叶派的教义自我鞭打。高潮的日子是阿苏拉斋日，这一天纪念祭司侯赛因殉难，并象征对不合法的暴君进行不断反抗。霍梅尼许诺，这将是复仇和“血液奔流”的一月。他号召做新的殉难者。他宣称，“让他们杀五千、一万、二万。我们将证明血比剑更有力量。”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遍布全国，有些示威游行规模之大确实惊人。所有的反对派似乎已团结起来，军队正在崩溃。国王这时无所适从。他私下说，“独裁者可以屠杀人民而苟延残喘，而国王不能以这种方式行事。”可是，他该怎么办呢？并且，除了其他种种使他感到不体面和羞辱以外，还有人搞电话恶作剧。有人告诉国王，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正在从华盛顿打电话。毫无疑问，国王准备同美国的主要自由派和人权战士之一交谈，但他拿起电话听筒后，听到的一种声音只是一再重复的简单咒语：“穆罕默德，退位！穆罕默德，退位！”
石油服务公司的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已悄悄地着手准备一个撤离计划，使产油地区的一千二百名外国石油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安全撤出。这个小组搜集地图，寻找可以使用的沙漠简易机场，以便机场关闭时让飞机着陆。但是他们没有非常认真地作出这种努力。接着，一天下午，埃克森石油公司官员、伊朗石油服务公司总经理乔治。林克午餐后乘汽车回去工作。当他的司机停下车，走出汽车去开车门时，一名攻击手从路边跳出，把东西扔进汽车内。林克本能地打开车门跳出。片刻之后，汽车爆炸了。此后，撤离计划出现了新的严重问题。
罢工再次控制了产油地区，伊朗的石油生产量又迅速减少。局势相当严峻。伊朗石油服务公司负责经营的总经理助理保罗。格里姆是从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借来的人员。他的职位使他同工人们直接对抗。个子高大、直言不讳的格里姆直率地向一些出于害怕和惶惑而参加罢工的蓝领外国人发出警告：如果他们不回去工作，他们就要被解雇。而他则被挑选出来作为设法中止罢工的人。12月中旬，在格里姆驾车去工作的途中，有人驾车紧随其后，从车上向他开了一枪，子弹打中了他的后脑，他立即死亡。撤离家属的工作现在就匆忙地开始了。
到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伊朗的石油出口完全停止。这后来证明是世界石油市场的一次决定性事件。欧洲的石油现货价格猛涨到比官方价格高出10％到20％。石油的减产还使伊朗国内石油供应落空。在德黑兰，人们排起长队，以取得少量配额的汽油和标准烹任燃料的煤油。军人朝天开枪，以维持秩序。石油工人拒绝向军方提供任何石油产品，使部队无法调动。最后，一艘美国油船驶往伊朗，以提供它急需的燃料。这样颠倒过来向产油大国供应石油是有讽刺意味的。在以后情况紧急的几周中，这艘油船仍停留在附近，有时停泊在近海，有时逆水驶往阿巴丹，但是油船从未能卸货，因为不能作出充分安全的卸货安排。
“我感到疲倦”
12月底，统治集团勉强取得一致意见，认为要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并且要国王离开伊朗，表面上是为了到海外去治疗疾病。但是人们对实际情况将发生什么变化，几乎毫不疑惑。巴列维王朝看来行将结束。实际上，“菲尔兹”地方的石油生产也是如此，至少暂时是这样的。圣诞节之后的一星期内，伊朗石油服务公司决定撤走它的所有西方雇员。无论在荣耀的帝王宝座附近的德黑兰，或者在华盛顿，对于发生的事情几乎都不是秘密。这些外国人认为，他们的离开只是暂时的安排，直至秩序恢复为止，这只是几周或最多几个月的事情。为此，严格限制他们每人只带两只手提箱。他们让住所原封不动，屋内各种东西大多仍放在原来的地方，因为他们还要回来。他们面临的窘境，类似1951年石油人员被摩萨台逼迫离开阿巴丹时的情况——他们不能随身带走的狗怎么办？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要离开多久，所以他们做了他们的前辈所做的事情：把他们的狗从屋里拉出，或者开枪
把它们射死，或者用棍棒打死。
他们聚集在阿瓦土机场。他们最后的目的地是雅典。他们要在那里以游览消磨时光，等待局势完全明朗后，才可能再回去。威廉。达尔西。诺克斯和乔治。雷诺兹的后嗣们再次不光彩地离开伊朗。但与1951年“告别阿巴丹”不同，这次没有仪仗队、没有行敬礼、没有乐队、不唱《博吉上校进行曲》的歌。阿瓦士过去曾是非常繁忙的机场，有无数的国内航班，还有小飞机和呼呼作响的直升机在阿瓦士和各个石油生产点之间飞来飞去。但是，现在已没有国内航空业务，石油业已停业，阿瓦士荒凉的机场上空，空寂而又平静。
1979年1 月8 日，英国大使前去向国王告别。这个在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受了各种变迁的君主政体现已面临末日。在波斯波利斯庆祝波斯君主制度二干五百周年的那种盛况已经过去。权力也一去不复返了。公元前330 年，亚历山大大帝攻占了波斯波利斯，焚烧了王宫。现在，阿亚图拉。霍梅尼正在嘲弄这位自称的波斯波利斯的继承人。像同种异型的男巫一样，穆罕默德。巴列维终究显出他只是一个垂死的人。事情即将告终。
国王同这位大使交谈，显得平静和超然。他谈论事件，似乎这些事件同他本人无关。这使得大使愈加感动。尽管大使这么多年来把自己锻炼成一位有自我修养的职业外交官，但他发现自己哭了。国王尴尬地设法安慰他，说：“没有关系，我知道你的感受。”考虑到他们有关的环境，这是一次非常奇怪的谈话。国王谈到，他正继续收到互相矛盾的忠告。接着，他做了一个奇怪的姿势，看了看表，说：“如果现在轮到我，我十分钟后就离开。”这场戏确实结束了。
1 月16日正午，国王出现在德黑兰机场。他对聚集的一小批人说：“我感到疲倦，需要休息。”他装着似乎只是出去度假。接着他登机，最后一次离开了伊朗。他的行李包里带着一小匣伊朗的泥土。他的头一站将是埃及。
国王一离开，整个德黑兰随即迸发成欢腾的海洋。此情此景是1953年国王本人胜利回国以来从未见过的。汽车喇叭嘟嘟叫，汽车前灯闪烁，饰有霍梅尼照片的汽车挡风玻璃上的刮水器嗖嗖地划动。街上到处有人群在载歌载舞，欢呼狂叫。报纸迅速分发，上面刊有令人难忘的通栏大标题：“国王已出走。”在德黑兰和全国，国王父亲的和国王本人骑马的巨型雕塑像被狂暴的民众推倒。巴列维王朝和它的时代消亡了。
谁将统治呢？在德黑兰已留下一个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以国王的一名长期的反对派为首。2 月1 日，霍梅尼乘一架租用的法国航空公司747 飞机回到德黑兰。飞机上的座位已出售给西方记者，以支付这次飞行的费用。而霍梅尼本人则坐在头等舱地板的毯子上度过了这次航行。他带来了第二个政府：以默赫迪。巴扎尔甘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巴扎尔甘自己作为国王反对者的背景是很完美的。的确，在二十八年前的1951年，巴扎尔甘曾被穆罕默德。摩萨台挑选为国有化石油工业的负责人。正是他，当时随身带着“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图章和木质标记，立即亲自前往油田。后来，他在国王统治下的狱中服刑。现在，尽管霍梅尼持久地憎恨摩萨台，说他是一名世俗论的民族主义者，但是由于不同政治势力的结合，巴扎尔甘成了阿亚图拉领导新伊朗的候选人。因此，在一个短时间内，在德黑兰有两个互相对抗的政府。但当然只能有一个政府。2 月的第M 个星期，在德黑兰郊区的一个空军基地爆发了战斗。交战的一方是叫作“霍马法斯”的同情革命的军士，另一方是帝国卫队的部队。军方对联合政府的支持瓦解了，巴扎尔甘执政。美国武官在一份发往华盛顿的电报中提供了对局势的简明概括：“军队投降，霍梅尼获胜，正在销毁所有的机密材料。”
最后一个撤离的人
并不是所有的石油人员都离开了“菲尔兹”油田。要求有二十人左右留下来，以便保持伊朗石油服务公司合法存在的设想（如果以后同政府发生任何争执的话）。在留下的这批人中有杰里米。吉尔伯特。他原是爱尔兰的一位数学家，后来成为石油工程师。他被英国石油公司派往伊朗石油服务公司，现在是该公司负责资本计划的经理。他们留下只有几天，后来他们在面临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也决定离开。但由于吉尔伯特突然患严重的传染性肝炎病而住进了医院，因此不允许他登上撤离的飞机。在1 月的混乱日子里，他住在医院里，发高烧。他在病床上夜间可以听到诵经声和炮火声，在国王出走的那天白天，他能听到盛大庆祝活动响亮的声音。除了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外，他同阿巴丹以外的世界的唯一接触，是一大束鲜花。这是伊朗石油服务公司给予他的礼遇。
吉尔伯特身体非常虚弱，几乎不能在病房周围走动。他被医院里的伊朗人误认为是美国人。一群护士开始聚集在他病床的窗外，叫喊“处死美国人”。另一名病人事先不发出警告，就突然用拐杖开始打吉尔伯特的头部，始终说着骂美国人的话。吉尔伯特现在的国籍问题产生了另外的问题。离开伊朗的唯一通路是要穿过伊拉克，但由于在黎巴嫩执行维护和平使命的爱尔兰部队最近同伊拉克士兵互相射击对抗，因此伊拉克拒绝给吉尔伯特入境签证。为了获得签证，他简直不得不跪在当地伊拉克领事馆的一名代理人面前，为爱尔兰人的一切罪恶赔不是。
1 月底，他终于感到有足够的精力离开伊朗这个国家。在灰蒙蒙的边境交叉口，伊朗官员几乎不看一眼就挥挥手放他过境。但伊拉克卫兵怀疑他是间谍，扣留了他，对他进行搜查，审问他数小时之久。这时，去巴士拉唯一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一辆出租汽车已经开走。当吉尔伯特最后获释后，他问道：“我怎么去巴士拉？”
一名卫兵回答道：“走去。”
没有其他的选择。他又虚弱又疲劳，带着两只行李包，沿着通往巴士拉的肮脏公路慢吞吞地步行。两三小时之后，一辆运货车越过他并停了下来。司机同意他给一点报酬带他去巴士拉。但当吉尔伯特拿出伊朗钱币时，司机哄然大笑说，那是不值钱的东西。吉尔伯特把他最后几块美元付给司机，才得以到达巴士拉机场。但是现在他已几乎分文全无。他怎么能够到别的地方去呢？于是他想起，他不久前刚收到美国捷运公司的一张信用卡，把它塞在皮夹子内，尚未使用过。感谢上帝，他每次离开家时总带着它，于是他登上飞往巴格达的飞机。他于深夜到达伊拉克首都，经过几次尝试后，找到了一家旅馆。他打电话给家里。家里人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以为他仍舒适地住在阿巴丹的医院里。
吉尔伯特三天没有离开过旅馆房间。当他认为他有足够的力气进行下一段的航行时，他乘了另一架从巴格达飞往伦敦的班机。星期五晚到达希思罗机场后，他从机场打电话给英国石油公司的人事部门，宣布他终于赶到了。伊朗大型石油联合企业“菲尔兹”油田的最后一名西方石油人员终于撤离了。但是，接电话的这位人事官员由于正在谈他自己的周末计划而分散了注意力，听错了吉尔伯特的话，认为打电话的人是在讲有关那位失踪工程师的情况。他说：“杰里米。吉尔伯特，我们一直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你同他接触过吗？”
这是他遇到的最后的无礼之举。吉尔伯特鼓足剩下的一点力气，从希思罗机场的公用电话里大声地骂，不仅辱骂这位不幸的人事官员，而且也辱骂同世界石油工业有联系的每一个人。
惊慌开始了
伊朗的旧政权垮了，新政权出现了，但非常艰难。已经发生了为控制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伊朗像受到一次强烈地震而摇撼。以伊朗为中心的巨大的震波遍及全世界。世界上的一切都受到冲击。任何事物和任何人都没有例外。当两年后这场震波的高潮终于过去以后，幸存者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处在崭新的地面上。一切的东西都不同了，他们所有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这场震波引起第二次石油冲击，使油价从每桶十三美元上涨到三十四美元，不仅使国际石油工业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又一次使世界经济和全球政治产生巨大变化。
这次新的石油冲击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伊朗石油停止出口的1978年12月底开始，延续到卫979 年秋。伊朗石油的减产，由于其他地方的增产而部分地抵消。沙特阿拉伯从自己规定的每天生产八百五十万桶的最高限额，到1978年年底增加到日产一干零五十万桶。i979年第一季度，它把日产量减少到一千零十万桶。但这仍大大高于它的八百五十万桶的“最高限额”。欧佩克的其他成员国也增加了产量。如果把所有的数字加在一起，那末在1979年关键性的第一季度里，自由世界石油的日产量比1978年第四季度少二百万桶。
后来，石油发生了真正的短缺，这并不出人意外。伊朗毕竟是世界上第二石油输出大国。但是，如果以世界每天的石油需求量五千万桶来衡量，那末这次短缺不过4 ％到5 ％。为什么石油供应减少4 ％或5 ％竟会导致油价上涨150 ％呢？回答是因为惊慌，惊慌是由五种因素引起的。第一种因素是石油消费的明显增长，这种增长向市场发出了信号。从1976年起，石油需求量大增。石油储存和非欧佩克石油的影响尚不清楚。实际上所有的人认为，石油需求量将继续上升。
第二个因素是，由于伊朗的革命，石油工业内部的契约安排趋于瓦解。尽管有大的动乱，世界石油业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工业。但是，联系不再是同一所有权之间的正式联系，而是长期合同的较松散的联系。根据石油公司对伊朗依赖的程度，伊朗以中断的办法程度不同地打击了石油公司，导致按照合同供应石油趋于瓦解。这种中断使许多新的买主冲击市场，力争取得石油的数量与他们失去的石油数量相等。他们都尽一切努力，避免处于石油短缺状态。这是典型的完整的石油工业的真正目的。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之间的联系终于中断了。过去处于次要地位的现货市场，成了中心。过去这种名声不太好的贸易活动，现在将成为中心的当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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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之急。
第三个因素是石油消费国政府的互相矛盾和冲突的政策。1974年，在华盛顿能源会议上，基辛格发起建立国际能源安全体系。这个体系仍在发展，但它在许多方面尚未经受过考验。各国政府由于国内的原因而采取的行动，被认为是重大的国际政策，从而加重了市场的紧张状态。虽然各国政府保证要进行合作以平抑物价，但是这些国家的公司却在狂热地哄抬价格。
第四个因素是，动乱向石油输出国提供机会以攫取巨大的额外收入。它们可以再次在世界舞台上行使权力和影响。它们之中的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利用每一次机会抬高价格，有一些石油输出国则操纵供应，以进一步扰乱市场，取得额外的收益。
最后，纯粹是情绪的力量。忐忑不安、忧虑、慌乱、恐惧和悲观，这些情绪支配着惊慌期间的行动并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事后，当石油的产、供、销等各项数字都计算出来，用回顾往日的办法来分析石油的供需平衡问题之时，上面所说的这些情绪看来发展到荒谬的地步。这是不可理解的。这些情况毫无疑问都是真实的。整个国际石油体系似乎不是失去控制而是已经崩溃。给这种情绪火上加油的是，相信预言已经实现。预计八十年代中期发生的石油危机，提前到1979年就来临了。这是1973—1974年发生的混乱的第二阶段。这并不是暂时的混乱，而是更深刻的石油危机的提早到来。这将意味着油价将长期高昂。至于伊朗革命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法国革命曾经遍及整个欧洲，一直到莫斯科的门口，它才消耗了力量。伊朗革命是否会发展到附近的科威特、利雅得，再到开罗以及更远的地方？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与狂热的民族主义相结合，已使西方世界震惊。虽然原教旨主义仍然难以理解和深不可测，但它的动力之一是显而易见的，即抵制西方，抵制现代世界。这种认识导致人们普遍地不寒而栗。
正是被正在出现的情景震惊的买主们，担心1973年的状况重演。他们受惊慌所支配。他们像1973年所作的那样，增加石油储存，从而无意识地使石油短缺更为严重。世界石油产业保持着数十亿桶的石油储存，在任何哪一天，都可用储存的石油进行供应。在正常情况下，这些石油是使资本高度密集的这部“机器”（从油田到炼油厂直至加油站）顺利运转所必需的库存。一桶石油，从海湾的油田运到炼油厂和销售系统，再运到加油站的地下油库，可能要花费九十天的时间。如果这个系统任何环节缺油，本身就要付出高昂代价，并且也会影响这个系统的其他部分。因此，为了使供求平衡，并使一切顺利运转，保持库存量是不断努力的中心环节。除了基本需要之外，石油工业还有一种保险的缓冲：另外的储存，以防供或求发生任何不测的变化。例如，由于一月寒潮，冬季的用油量骤增；或者，由于风暴毁坏了海湾的装油设施，油船到达的时间因而推迟了两星期，这时，可以从石油储存中提取必要的石油供应。
当然，要维持库存是很花钱的。石油必须购买，设施必须维护，资金必须拨出。因此，石油公司并不希望石油储存量超过它们日常经验所表明的必需的储存量。如果它们认为石油消费呆滞，油价将下跌，那末它们就会减少库存。而且，当它们打算以后油价进一步降低时买油；它们就会尽快地减少库存。1978年的大部分时间石油市场疲软，当时，石油产业就是这样减少石油库存的。相反，如果公司认为，油价将上涨，那末它们就会较多地购进今天的廉价石油，从而明天就可以少购买较昂贵的石油。这就是1979年和1980年惊慌期间发生的疯狂情况。事实上，公司购买石油的数量大大超过预期的消耗量，这不仅是由于价格的原因，而且还由于它们不能确定以后是否能买到石油。购买石油的数量超过实际的消费需要，加上囤积居奇和哄抬物价，这些正是公司和顾客首先努力要避免的。总之，1979年——1980年的惊慌表明，有关石油危机的预言以真正巨大规模在自我实现，最后是自我否定。石油公司不是惊慌期间抢购石油的唯一买主。在消费环节上，工业部门的石油用户和公用事业单位也狂热地增加库存，以防止油价上涨和可能出现的石油短缺。驾驶汽车的人也是这样做的。在1979年以前，西方世界典型的驾车人，其油箱仅装载1 ／4 的汽油就开车。1979年起，他突然担心汽油短缺，也开始增加储存量。现在是另一种说法：他要使油箱保持3 ／4 的汽油量。于是，几乎一夜之间，突然有十亿多加仑的汽车燃料，被美国受惊的驾车人从加油站的油库中买去并取走了。
石油公司增加储存的热潮，加上消费者也储油，导致在实际消费量之外每天另外增加三百万桶石油的“需求”。如果这三百万桶加上每天供应减少二百万桶，结果是每天短缺五百万桶，即相当于消耗量的约10％。简言之，抢购、因油使石油的实际短缺数翻了一番以上，并进一步加剧了惊慌的气氛。就是这种机制，使油价从每桶十三美元上涨到三十四美元。
“不可抗力”
要是石油短缺平均分布的话，这种惊慌也许会受到抑制。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英国石油公司由于其历史地位，比任何其他公司更加依赖伊朗。该公司40％的石油供应来自伊朗，因此，伊朗中断供应，使它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用石油工业的暗语来说，英国石油公司是“原油多头户”；那就是说，它的原油供应量远远超过它自己的提炼和销售系统的需要量。因此，它是石油“批发商”，通过长期的合同把它的许多石油出售给“第三方”——或者出售给其他的石油大公司，如埃克森公司，或者出售给独立的炼油厂商，尤其是在日本。但是现在，英国石油公司失去了伊朗的供应，便援引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条款，削减对它的客户的石油供应量。它完全取消了它同埃克森石油公司签订的供应合同，与此同时，努力在其他地方购买石油。但无论是英国石油公司或壳牌石油公司都不是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合伙公司，因此，它们同沙特阿拉伯增产石油，没有直接联系。沙特增加的产量供应给参加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四家美国合伙公司。
就这样，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无论是直接由于伊朗混乱，或者由于英国石油公司削减供应而失去石油的其他一些发生麻烦的公司也援引“不可抗力”条款，减少运给客户的石油量，或者完全取消合同。1979年3 月，面临4 月1 日要同日本客户重订合同的埃克森石油公司，让人们知道，当一些合同被提出来要重订的时候，该公司将结束它同第三方合同中的许多合同。自从1974年以来，埃克森石油公司一直告诫它的客户，要使石油供应多元化，而“不要仅仅依靠埃克森”。用埃克森石油公司董事长克利夫顿。加文的话来说，“凶兆已经出现。委内瑞拉已从我们这里被夺走。我们在沙特阿拉伯不再拥有油田开采权。我们不再能在沙特和日本消费者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埃克森石油公司的决定不是轻易得出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因此，埃克森石油公司已开始逐步结束它同第三方之间的合同。就这次危机的情况而论，它的1979年3 月的说法具有意想不到的重要意义。
连锁反应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自始至终设法在伊朗取得一个适当的位置，这种努力取得了成功。结果，日本比其他工业化国家更多地依赖伊朗。至1978年，伊朗供应日本的石油约占其需求总量的20％。此外，现在显然不能再依靠大公司了。日本的炼油厂商不让他们的炼油厂由于缺乏原油供应而闲置。政府再次正视日本明显缺乏自然资源的现实。由于日本的工业基础主要以石油为燃料，因此日本的经济奇迹受到石油短缺的威胁。由于二十年艰苦奋斗取得的经济增长看来行将消失，因此日本的惊慌情绪比其他国家更为普遍。作为一项节能措施，政府下令银座明亮的电灯光应予以减弱。更为重要的是，它敦促日本的客户直接进入世界市场，这是他们以前做得不多的事情。日本的大贸易公司率先在全世界搜寻，以谋求石油供应。要开发他们过去从不需要的渠道，往往需要足智多谋。一家贸易机构发现，要同各部和国家石油公司的官员进行会见，最好的办法是把手套作为礼物送给秘书。为了培养伊拉克石油部长的感情，这家贸易机构向部长提供了世界一流针灸师的服务。
许多国家的独立炼油厂商参加了老牌石油公司和日本人狂热谋求石油的行列。国营石油公司（如印度石油公司）也这样。印度石油公司也依赖伊朗。过去买主比较少，现在突然顾客盈门，从卖主看来，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情况。但石油卖主仍然只有少数几个。于是，突然之间，所有的石油买卖活动集中在现货市场进行，而在这之间，现货市场一直是一种陪衬。就原油和石油产品而言，现货市场的石油成交量不超过总供应量的8 ％。现货市场是一种平衡机制，买主可前去买到廉价石油，例如炼油厂的剩余石油，而不是以合同作保证的比较昂贵的石油。但它是边际市场，当买主涌向现货市场时，价格就上涨，并且一涨再涨。到1979年2 月下旬，石油现货价格为官方价格的一倍。人们往往仿照欧洲巨大的石油港口，称石油现货市场为“鹿特丹市场”，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由繁忙的电话和电传网络联结而成的全球市场。
“蛙跳”和争夺
这时正是石油出口国的极好机会。它们在两方面作出反应。随着来自世界各地客户的电传提出的新的要求，它们开始在官方价格上增加额外费用。然后，石油输出国开始以尽可能多的供应量和尽可能快的速度从长期合同转换到十分有利可图的现货市场。一位欧佩克石油部长私下说：“如果在现货销售中放弃每桶石油加价十美元，我将是一个傻瓜。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们不卖这个价，别人也会卖这个价。”石油输出国还坚持要它们长期的客户除了按照合同的官价获得石油外，还应购买高价的现货石油。它们也援引“不可抗力”的条款，完全取消了合同。一天下午，壳牌石油公司收到一个石油输出国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文宣称，由于“不可抗力”，合同规定的石油供应量已不再有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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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壳牌石油公司又收到该国发来的另一份电报，通知说，可以根据现货交易原则提供原油。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可以提供的现货原油的数量恰恰等于数小时前由于“不可抗力”而停止供应的数量。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在于价格提高了50％。情况还是过去的那种情况。壳牌石油公司接受了这项建议。
但是，1979年3 月初，伊朗的石油出口开始回到世界市场上来，这要比所预计的迅速得多，尽管数量要比国王垮台之前少得多。由于石油供应显然得到缓解，现货价格开始回跌到官方的销售价格。在这样的时刻，某种完全没有灾难的秩序本来可以重新建立。3 月初，国际能源机构的一些成员国保证要削减5 ％的需求量，以有助于稳定市场。但是，市场上的紧张情绪和狂热的竞争，有其自己的势头。谁能相信伊朗的石油会保持它的新的可用性？虽然霍梅尼宣称已控制了石油工业，但是就当时外界所能断定的而言，伊朗的“菲尔兹”油田由一个激进的左翼集团所控制。这个集团叫作“六十人委员会”，主要由好战的白领工人组成。该委员会正在作为这个集团自己的一个事实上的政府行事，任意监禁石油行政官员和其他官员。此外，不祥之兆是，欧佩克其他的成员国开始宣布削减各自的产量。随着油价的上升，把石油保存在地下以待将来出售，将更加值钱。
3 月底，欧佩克举行会议。现货原油价格上涨了30％，石油产品价格上涨高达60％。欧佩克还决定，其成员国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在石油官价上加上“它们认为正当的”任何附加费和额外费用。亚马尼直截了当地承认，其真正的含义是，“欧佩克的任何成员国都可以自行其事”。石油输出国正在放弃官价结构的任何概念。市场能承受什么价格，它们就开出什么价格。现在世界石油市场上有两种游戏。一种叫“蛙跳”，即生产国竞相提高油价。另一种叫“争夺”，即买主拚命争夺石油供应。焦急的买主在竭力奉承各种石油出口商的过程中相互粗暴对待。它们之中有被中断石油供应的石油公司、炼油厂商、政府、新型贸易商以及大公司。这种激烈的狂热活动，都没有带来任何新的供应。这种活动所进行的一切，加剧了对现有石油供应的争夺，促使油价上涨。壳牌石油公司供应部协调员说：“没有人能控制一切。你就是要对此作斗争。在一切方面，你会感到必须现在购进。不管现在价格如何，但同明天你花钱购买相比，现在买油还是合算的。你必须说‘行’，否则你会处境不利。这就是买主的心态。在你看来，尽管价钱贵得吓人，但明天会更糟。”
只有一个石油输出国明确地坚持反对附加费、额外费和其他表现形式的迅速提价。这个国家就是沙特阿拉伯。自从1973年油价增加四倍以来，它一直为进一步提价而斗争。现在它反对蛙跳式提价，因为它担心，短期的获益不管收益多么巨大，紧接着将给石油输出国带来巨大的也许是灾难性的损失。石油会由于抬价过高而削弱它在能源市场上的竞争力。中东产油国将再次由于能源安全的原因而遭到回避，成为多余。它们对工业世界的重要性和它们的影响将下降。
沙特发布了叫作“亚马尼法令”的法令，它声称，沙特阿拉伯将保持官方价格，不加附加费。此外，沙特阿拉伯还坚持，参加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四家合伙公司不仅向它们的分支机构，而且向第三方买主以官方价格出售石油。如果沙特阿拉伯发现，它们在价格上增加了额外费用，那将受到严厉惩罚；即当每家公司为石油供应短缺感到痛苦之时，它们就会冒沙特切断石油供应的风险。沙特阿拉伯实际上是石油输出国中采取这种立场的唯一的国家，不仅在欧佩克的三月会议上如此，而且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也一直如此。虽然它在欧佩克中唯一的盟友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但是西方国家对它施加很多的幕后压力和直率的恳求。从华盛顿、波恩、巴黎和东京派出一名又一名高级官员前往利雅得，要求沙特价格适中，并赞扬沙特在这方面采取的每一个行动。
但是，在1979年第二季度，沙特减少石油生产，使日产量回复到这次危机前每天八百五十万桶的“最高限额”。尽管沙特坚持保持官方价格，但这种减产助长了石油现货价格的上涨。关于沙特减产，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沙特是否在试图向霍梅尼新的伊斯兰政权发出和解与睦邻的信号，为伊朗恢复石油生产让出市场地盘，从而避免一场地区性的对抗？或者，沙特是否想对以色列和埃及于3 月26日签署的戴维营和平协议表示不满？或者，沙特要把精力集中于自己的财政状况？沙特人内部也正在辩论关于保存石油储备的问题，以及“超过实际财政收入需要的整个生产问题”，尤其是当他们看到美国的石油进口实际上正在上升的时候，更是如此。或者，沙特在看到伊朗石油重新回到国际市场后，是否简单地认为危机正在缓和，并即将过去？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严酷的事实是，只有沙特阿拉伯拥有美国过去曾经有过的那种剩余生产能力。这种生产能力如果投入生产，可以平息紧张情绪。因此，即使当西方的使节赞扬沙特价格适中时，他们还紧迫地一再要求沙特增加生产，把更多的供应量投入市场，以缓和惊慌情绪。
“危险地生活着”
3 月28日凌晨时分，在新近举行的欧佩克会议休会之后数小时，发生了时间上巧合的历史恶作剧之一，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附近的三哩岛核电站的一个泵出了毛病，接着一个阀门也出了毛病。结果，数十万加仑的受放射性污染的水倾注入装有反应堆的大楼。近乎惊慌的几天过去之后，才有可能对事故的程度加以估计。一些人坚持认为，这不是一次“偶然事故”，而是一次“事件”。不管怎么称呼它，一个核电站发生了不能想象的、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有些东西严重地出了毛病。
这次三哩岛事故本身，对核动力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很大的疑问。它还威胁到西方世界普遍的设想：核动力将是对1973年石油危机作出反应的主要方法之一。通过限制对核的选择，三哩岛事件是否意味着由于限制核的选择，工业世界将发现自己比过去预期的更加依赖石油？总的说来，这次事故助长了人们的忧郁和悲观情绪以至宿命论。宿命论目前正支配着西方世界。负责欧洲共同体能源的一位官员说：“我们曾设想过八十年代中期的情况，将会发生对石油的真正争夺。设想的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来到。”英国能源大臣戴维。豪厄尔说：“所有的选择都是困难重重的，大多数的选择非常花钱。朋友们！我们现在正危险地生活着。”
西方各国政府努力动员削减石油需求量，缓和物价的螺旋形上升，这种努力证明是不充分的。但是，它们不愿意实行国际能源机构新设计的石油应急分享制度，因为担心它会使市场比较僵化。无论怎样，石油短缺实际上是否已经达到该制度规定的正式触发点即短缺7 ％，这是不清楚的。各国政府由于要在下述两个基本目标之间作出选择而四分五裂。这两个目标是：一是取得比较低价的石油，二是在任何油价的情况下保证石油的可靠供应。过去，西方国家政府曾经能做到两者兼顾。但是现在它们发现，这两个目标是互相矛盾的。各国政府谈论第一个目标，但当开始感到来自国内的压力时，便谋求第二个目标。
最优先的任务是要维护国内的消费者。他们既是选民又是石油供应的对象。欧洲的一位能源部长解释说：能源问题已成为“近期的政治”。西方各国政府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咄咄逼人的追逐石油的促进者和战士，或者间接通过公司或直接通过国家之间进行交易。结果是，在那些被认为是联盟的国家中，引起怀疑、责备、指责和愤怒。对于消费国以及对于石油公司来说，似乎是人人都为自己打算。油价继续在上涨。
在美国公众看来，在加油站周围重新出现曲曲弯弯延伸几个街区排队购买汽油的队伍，是人们情绪惊慌的具体体现。1973年的恶魔已重新到来。由于伊朗石油供应中断，事实上存在着汽油短缺。过去适合用伊朗轻原油和类似轻原油的炼油厂，不能从重原油中提炼出那么多汽油和其他轻油产品。但炼油厂不得不把重原油作为代用品。加利福尼亚州汽油的库存量很少。有关现货石油短缺的新闻报道和谣言出现以后，全州一千二百万辆运载工具全部立即出现在加油站用瞅加油。全国实行紧急状态规定，使事情变得更糟。有一些州，为了避免石油供应中断，禁止驾车人一次购买价值超过五美元的汽油。而结果恰恰与想法相反，因为它意味着驾车人必须更为经常地来到加油站加油。这时，对油价的管制限制了对节油的响应。确实，要是汽油价格不予管制，加油队伍也许会很快消失。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自己的分配体系是根据历史资料确定的，它使分配方式凝固化，不让市场有灵活性，也就是不是为了满足需求而改变供应。结果，大城市地区的汽油供应短缺，而乡村和度假地区则有相当充足的汽油供应。在度假地区，唯一缺少的是旅游者。简而言之，美国这个国家由于它自己政治上的无所作为，通过排队买油的机制来定量供应汽油。使情况更糟的是，加油队伍本身又产生了加油队伍。一辆汽车平均要在加油队伍处排队等候一小时，用去零点七加仑的汽油。一项估计表明，在1979年春季和夏季，美国驾车人排队加油每天大概要浪费掉十五万桶石油！
随着加油队伍遍布到全国，石油公司再次成为头号公敌。对它们的指责纷至沓来，说什么：各石油公司正在扣压石油，油船被扣留在近海以提高价格，石油产业故意囤积石油，制造石油短缺，以提高价格。埃克森石油公司董事长克利夫顿。加文决定亲自“到公众中去”，设法反驳这种指责。加文是一个冷静、慎重的人，他喜欢非常仔细地估量一切事情。他是一名受过训练的化学工程师，曾在石油业的各个方面工作过。像他的父亲那样，他还是一位热情的鸟类观察家。这是他同他的伙伴一起参加的取悦活动（后来他参加了美国最大的保护野生动物组织全国奥杜邦协会委员会）。现在他接受新闻界的采访，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在“菲。多纳休”节目中露面，这对这位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来说，肯定是第一次。但是，似乎每当加文开始解释石油
库存的基本情况以及事情的复杂逻辑关系时，目光呆滞的采访者就会打断他，改变话题。
加文用人民大众的语气讲话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他回忆说：“美国人滑稽可笑。美国人崇拜那些既大、规模紧凑又能成批生产的企业的产品，却憎恨又大又强有力的任何东西，而石油工业就被看作是规模最大又最强有力的工业。”这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憎恨情绪，但加文并不打算利用任何这种机会。一天，他驾车行驶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中心的波斯特路上，发现自己的汽车前面的汽车在排队，等候在他的当地的埃克森加油站加油，加文只得坐在汽车里在路上等待。汽油商人认出他是埃克森公司的董事长，向他走过来，表示愿意将他的汽车绕过加油站的后面，带到排队的前面。
加文问道：“你怎么向排队的其他人作解释呢？”
商人帮腔地回答：“为什么？我告诉他们你是谁。”
加文坚定地说：“我就坐在这儿。”
石油和总统排队加油标志着吉米。卡特总统职位终结的开始。他是伊朗革命和石油市场动乱的又一名受害者。两年以前即J977年卡特来到华盛顿就任总统时，带着自相矛盾的人物特点。这种特点反映了他两方面的经历：他从海军军官成为花生农场主，又是一个再生的基督徒。他是一名传教师，谋求毫不矫揉造作地行使他的实实在在的总统职权，使水门事件后的美国在道德上复兴。他还是一名工程师，设法具体细致地管理美国政治机器错综复杂的事情，以显示出他既能指挥解决大问题又能处理具体小事。
卡特本来看来是特别适合于在1979年惊慌之时担任美国总统的领导职务的。作为传教师和工程师，他的议事日程和兴趣毕竟集中于能源和石油，使能源和石油成为他的政府的头等国内大事。现在，他面临着他过去曾经告诫过要防止的危机。但是，对这位先知既没有给予报答也没有赞扬，而只有责备。到1979年3 月中旬，在进入危机后两个月，他的白宫能源问题首席顾问埃利奥特。寇特勒巴警告说，“投枪和箭正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射来，它们来自希望摆脱管理结构的人，来自关切通货膨胀的人，来自那些希望有一个令人兴奋和肯定的计划的人，来自那些不希望石油公司成为暴发户的人，总的来说，来自那些想使我们政治生活过不去的人。”不久以后，三哩岛发生了事故，这个焦急不安的国家看到了吉米。卡特这位核工程师的照片，他穿着浅黄色的安全靴，走过受损坏的工厂的控制室，亲自进行检查。
4 月，卡特发表了关于能源政策的重要讲话，讲话只是加强了掩护的炮火。他宣布取消对油价的管制，而这肯定会激怒自由派，他们总是几乎把一切坏事都推在石油公司身上。他在取消油价管制的同时，对石油公司的“超额”收入征收“暴利税”，这同样肯定地会激怒保守派。保守派把惊慌归咎于政府干预、管制和咄咄逼人的规定。
总统的一个能源特别工作组不断召开秘密会议，设法找出一些解决汽油短缺的办法。对付全球性的石油中断和结束排队加油的唯一快速办法是，使沙特人再次增加石油产量。6 月，美国驻利雅得大使递交了卡特总统的一封正式信件以及卡特亲笔书写的照会。两项文件都恳求沙特增加石油产量。美国大使还去会晤了石油最高委员会领导人法赫德亲王，谈了数小时，谋求亲王答应增加石油产量并设法抑制油价。同月，卡特前往维也纳，同苏联主席列。勃列日涅夫完成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谈判。谈判进行了七年，经历了三届美国政府，签订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这本来可以作为一项划时代的成就而大庆特庆。但当时的情况并非如此。简直谈不上庆祝。唯一重要的事情是排队加油，而这是卡特的过失。“最坏的时期”
美国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现在似乎受到汽油短缺的折磨。美国汽车协会对全国六千二百八十六家加油服务站的调查表明，6 月23日星期六关闭的占58％，6 月24日星期日关闭的占70％，使美国人在夏季的头一个周末就买不到很多汽油。独立的卡车运输业者正在进行狂暴的全国性罢工，迄今已有三周的时间，以抗议燃料短缺和油价上涨。一百名卡车驾驶员扰乱拥挤高峰时间的交通，使沿长岛高速公路长达三十英里的交通堵塞。这又激怒了数以万计的驾车人。汽油价格上涨不是唯一的问题。通货膨胀也上升到空前的程度。
正如过去发生的情况那样，在供应短缺但不是严重惊慌失措之时，华盛顿会增加对“合成燃料”庞大计划的支持，以减少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在许多人看来，三哩岛事故关闭了核动力的大门。替代办法是，每天生产几百万桶合成燃料的计划。合成燃料主要是指通过化学和工程过程生产油状的液体和液化气。主要方法是把煤氢化，这一过程类似于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利用过的过程。此外，把落基山脉的页岩予以粉碎和加热，使其温度达到900 华氏度。这样一项计划肯定至少要花费数百亿美元，要花几年时间才能完成。此计划将提出重大的环境问题，根本不能肯定的是，这项计划是否能真正起作用，至少在建议的规模上起作用。但是在政治上，这一概念看来日益不可抗拒。
正当人们越来越支持“合成燃料”，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对受围攻的政府的压力之时，卡特亲自动身去国外，前往东京出席经济最高级会议，会晤其他西方大国的领导人。西方世界七国首脑由于担心石油短缺会影响国际经济的全面正常运行，从而把东京会议变成一次完全讨论能源问题的最高级会议。这也是一次令人极不愉快的会议。心情非常紧张。卡特在日记中写道，“这是经济最高级会议的第一天，也是我外交生涯中最糟的日子之一。”会议讨论的言词又严厉又苛刻。卡特写道，连午餐也“索然乏味，很不愉快”。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骂骂咧咧向我走来……他断言，美国干涉中东事务，试图搞一项和平条约，这是引起全世界石油问题的原因”。至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卡特认为她是“一个强硬的女人，固执己见，意志坚强。不能同意她对石油问题一无所知”。
卡特的下一步骤原定是去夏威夷度假。但是，白宫国内政策首席顾问斯图尔特。艾森施塔特担心，假日现在将成为这头一次旅程安排的政治灾难。他认为，已经花了大半个月在海外旅行的总统一行，并不理解全国的心情。一天早晨，艾森施塔特驾车在前往白宫的路上，在康涅狄格大街当地的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加油站附近碰上排队加油的车队。他在车上坐等了四十五分钟，发现自己几乎同样受无法控制的愤怒情绪所支配。这种愤怒情绪正在折磨着从美国的这一端到另一端的美国同胞。全国发泄愤怒的目标，不仅是运气不佳的加油站经营者和石油公司，而且还包括美国政府本身。艾森施塔特后来说：“这是一个黑暗时期，通货膨胀问题、能源问题等所有问题都交织在一起。有一种四面楚歌和对这个头号问题无能为力的感觉。”被对外事务吸引住的总统，需要了解国内正在发生的情况。
因此，在东京最高级会议的最后一天，艾森施塔特给卡特发了一份关于汽油继续短缺的严峻的令人沮丧的备忘录，其中写道：“没有其他任何事情使美国人民这样沮丧、慌乱和愤怒，或者，把他们的痛苦对准你本人。”他又说，“在许多方面，这似乎是最坏的时期。但是我真诚地相信，我们能够把它转变为具有良好机会的时刻。”精疲力竭的卡特取消了夏威夷之行，从东京回国。他发现，他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直线下降到25％，只能与尼克松在辞职前最后几天得到的支持率相比。他回到在马里兰山中的戴维营，那里有一份107 页的分析全国情绪的材料，这是由他最喜爱的民意测验者帕特里克。卡德尔撰写的。卡特的目的是要对国家的未来进行思考。他还会见了美国各界领袖，并且接受一本新书的见解，该书认为，“自我陶醉”是美国问题的中心。
7 月，沙特人把他们的石油日产量，从八百五十万桶提高到九百五十万桶。他们注意到美国的恳求，并对评价自身安全方面的利益作出了反应。沙特人提高产量将有助于缓和今后几个月的石油短缺，但这不是一个长期的解决办法，正如前几个月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这也不是可以作为美国和西方世界整个福利的基础的某种东西。这种追加的石油供应也不能立即大大地平息美国公众急躁的情绪。
结果，卡特被迫做一些事情，并且被认为正在做一些事情。有些事情是重大的，有些事情是肯定的，有些事情似乎需要长期解决的。他接受有关合成燃料的庞大计划的概念。这项计划的主要根据是1975年由纳尔逊。洛克菲勒提出的投资上千亿美元的计划。这将是急需的“令人兴奋和肯定的计划”。卡特的班子拼命地工作，以便把它变成一项具体建议。有些人怀疑地提出了一些意见。7 月12日的《纽约时报》头版有一篇报道说，哈佛商学院一批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新的研究认为，美国可以通过能源节约计划减少石油进口量，比通过合成燃料计划减少石油进口量花的钱要少得多，见效也快得多。另外一些人告诫说，合成燃料计划会对环境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但是，7 月，卡特向这个忐忑不安的国家发表讲话，谈了美国的“信任危机”。他在讲话中宣布了他自己的计划，即到1990年美国每天生产二百五十万桶合成燃料，主要从煤和页岩油中提炼而成。他原先想建议每天生产五百万桶，但是他说错了。虽然他没有用这个词，但是他的讲话也就被人叫作卡特“有小毛病”的讲话。
卡特还希望对他的内阁进行调整，尤其是要迫使两名内阁成员辞职。他们是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和卫生部长约瑟夫。卡利法诺。卡特的政治顾问汉密尔顿。乔丹和乔迪。鲍威尔曾使他相信，这两名内阁官员不忠。斯图尔特。艾森施塔特则与总统争辩，说他曾每天同这两人一起工作，他们是支持政府的。艾森施塔特过去为了其他事情劝说过卡特。这次，他比过去更加强烈地劝说总统不要解除卡利法诺和布卢门撒尔两人的职务，说卡利法诺在政治上有着强有力的支持，而布卢门撒尔是政府反通货膨胀的主要战士。但是卡特已经下定了决心
。他们必须离职。但是如何离职呢？就在召开一次内阁会议之前，卡特告诉他的一些高级官员，他已决定让他的全体内阁成员提出辞呈，然后他仅仅保留他仍然需要的那些人。有些高级官员极力设法说服他，认为这样一种行动可能引起惊慌情绪。但总统反对。他坚持己见，认为对危机感到厌倦的这个国家会把调整内阁看作是积极的行动，使国家面目一新。
卡特立即举行紧张的内阁会议。这次会议形势严峻，政府也发现自己陷人严峻的形势。根据事先制订的计划，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建议，所有的内阁部长提出辞呈，以便卡特重新组阁。总统表示赞成。几分钟后，中东和平谈判代表罗伯特。斯特劳斯走了进来，他不知道刚才发生的情况，也不知道室内气氛为何如此阴沉，打趣地说，每个人都应当辞职。他讲话后鸦雀无声。最后，内阁其他部长中的一位部长俯身低语：“鲍勃，住口。”他们刚刚全都提出辞职。
总共有五人离开内阁，有些被解职，有些辞职。目的是要支持总统的领导地位。但它产生了非常相反的效果。一些内阁部长离职的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全国和西方世界动荡不定。那天午餐时分，《华盛顿邮报》国内版编辑隐晦地低声说，美国的中央政府刚刚垮台。
猫和鼠的辩论
1979年夏季世界石油市场的现货价格有所缓和，但只是略有缓和而已。欧佩克的一些成员国继续减少它们的产量。伊拉克宣布，把它的石油禁运扩大到不准向埃及运输石油，以惩罚萨达特同以色列于1978年签订戴维营和平协议而犯下的罪行。埃及曾经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1973年运用石油武器的支持者。自1973年来引人注目地使用“石油武器”的尼日利亚，把英国石油公司在这个国家内拥有的广泛的财产国有化，以报复英国公司，说它间接向南非销售。然后，尼日利亚回过来，以高价拍卖它新近国有化的石油。
在整整那一段时期里，买主在面临不肯定局面和担心未来的情况下，始终不断地寻求石油，增加库存，装满储油罐。买主的想法是，需求将继续上升。这是致命的估计错误。实际上，石油需求已经开始下降。这是节油以及经济下降的初步反映，但这次石油需求下降最初几乎难以觉察。购买石油仍然很狂热。正如壳牌石油公司供应协调员所说：“同石油生产国政府的每一次谈判，都是恶意伤人的行为。公司总经理和谈判代表都有一个主要的想法——坚持期货石油，限制需要现货购买的数量。而石油供应者当然感觉到这一点，于是，‘猫和鼠的辩论’就开始了……合同的条件和必须支付的石油价格都不断恶化。”
在多数惊慌的情况下，情报——或者更确切地说缺乏情报——是关键的问题。要是有及时、可信、可靠和普遍承认的数据，各公司本来会及早地认识到，它们正在把库存增加到那么多的程度是不必要的，而作为基础的石油需求量正在下降。但是这方面的统计数字不很多。此外，已经有的初步数字并没有受到重视。因此，库存增加的势头或多或少仍然不减，价格也在继续上升。
这种增加无论如何不局限于欧佩克国家。英国新的国家石油公司将其合意、可靠的北海原油提高了价格，甚至一度在石油市场上带头涨价。石油市场的一位观察家问：“如果英国国家石油公司和英国政府暗中像欧佩克那样行动，那末，谁能指望欧佩克结束油价螺旋形上升呢？”除了沙特阿拉伯之外，欧佩克各国不失时机地迎头追赶。市场进一步被商人扰乱。在商人看来，反复无常和混乱不堪造成了市场繁荣。他们有些来自壳牌的商品贸易商行，有些在1973年后才进入石油业，有些是匆匆赶来凑热闹的新手，他们唯一需要的资本是必须安装好一台电话机和一台电传机。似乎他们无所不在，似乎每一笔交易都有他们的份，他们同传统的石油公司争夺，而仍在公海上的货物被一次又一次地出售，一批货出售五十六次。商人唯一关心的是快快把货卖出去。巨额的资金是利害攸关的事情。一艘超级油船装一次货价值可达五千万美元。
商人的目的是要打破大公司一套完整的体系。在过去的日子里，石油停留在公司的一套渠道内，或者在公司之间交易。但是现在，国家石油公司在整个石油生产中占有越来越多的份额，它们没有自己的下游企业，于是，它们把石油出售给各种各样的买主：石油大公司、独立的炼油厂商和商人。当商人们能够利用期货市场上的低价和现货市场上可变动的高价之间的差额牟取暴利时，他们便使出浑身解数，尽力而为。一家大公司的一位经理人员说：“商人可能处于极好的地位，他必须做的一切是设法使自己搞到某种期货合同。”然后他能转手，以每桶石油加价八美元在现货市场上出售，这样买卖一批货就使他获取巨利。商人是怎样获得他能赚大钱的期货合同的呢？“为了获得石油期货合同，他必须做的事情是，向有关各方提供很少的佣金。有时候需要塞红包。”同商人随后能赚的钱相比，这仅仅是一种小费而已。
就这样，在1979年夏季和初秋，世界石油市场处干无政府状态。它的全球性影响远远超过乔伊纳老爹在东得克萨斯发现石油之后的三十年代初期的影响，也远远超过西宾夕法尼亚石油工业最初期的影响。一方面石油生产者和商人的腰包鼓鼓囊囊的，另一方面消费者不得不把手愈来愈深地伸进口袋掏钱，以支付恐慌的代价。对许多兴高采烈的石油出口国来说，这是石油威力的另一次巨大胜利。他们认为，市场的承受力和他们所能赚的钱都是没有什么限制的。西方世界有些人阴郁地开始担心，利害攸关的事情不仅是世界上这种最重要的商品的价格，不仅是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的完整性，而且是国际秩序和他们所了解的世界社会。
“世界危机”
1979年夏季，在离开吉米。卡特的内阁的人中还有詹姆斯。施莱辛格。施莱辛格不仅由于能源市场发展的局面而情绪沮丧，而且由于国际政治和美国的立场而沮丧。他决定在华盛顿发表的告别演说中发泄他的感情，就像他四年以前所作的那样。当时，杰拉尔德。福特迫使他不当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异常忧郁，他打算他的这一次演说是劝告性的，是一种告诫。他开始援引温斯顿。丘吉尔写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世界危机》作为他演说的主题。正是在这本书的内容中，丘吉尔提到，他努力使英国海军从使用煤改为使用石油，尽管存在着要冒依赖伊朗石油的风险。现在，六十年以后，这种风险奇异地不可思议地成了现实。
施莱辛格说：“今天，我们面临着世界危机，其范围要比半个世纪以前丘吉尔所说的世界危机更为广泛，由于石油问题，这种危机变得更加凶多吉少。未来这种危机如果有任何缓解的话，也只是稍稍缓和而已。由于政治决定、政治上的不稳定、恐怖行动或重大的技术问题而造成的石油供应任何重大的中断，都会招致严重的破坏……能源的未来是凄凉的，今后十年可能更加凄凉。”但是，正如施莱辛格后来谈到他本人时说的，“我不是一个沉思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这种局面不再能有所作为了。这样，他带着这种预示性的告别词，也带着某些解脱之感，离开了公职生活。不久之后，反映在他讲话中的悲观主义，以及对事态发展的深深的忧虑，具有更加异乎寻常的重大意义。这种事态发展，施莱辛格把它看作是西方的日益衰弱，其他人则称之为西方的衰落。
34、“我们正在垮下来”
1979年五四月4 日华盛顿时间上午3 时之后不久，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政治官员伊丽莎白。安。斯威夫特给华盛顿市哥伦比亚特区国务院大厦第七层楼的通信作业中心，即国务院的通信神经中枢打通了电话。她的话使电话线另一端的华盛顿官员从沉睡般的寂静中惊醒过来。在德黑兰，那时已经是上午过半了。斯威夫特报告说，一大批年轻的伊朗人已闻入大使馆院子，包围了使馆办公大楼，并正在强行闯入其他大楼。一个半小时之后，斯威夫特又打电话说，攻击者已纵火焚烧大使馆的部分建筑物。又过了半小时后，她报告说，一些闯入者威胁要杀死就在室外的两名非武装的美国人，阻挡大门的书桌和沙发已被推开，并说，这些伊朗人已闯入办公室，即使大使馆官员极力继续不断地打电话试图同伊朗政府中掌权的某些人联系，也无济于事。斯威夫特继续用职业性的、注重事实的方式对电话线另一端震惊的收听人说，美国人的双手正被捆绑起来。“我们正在垮下来。”这是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她刚说完这句话，一名在衬衫上别着霍梅尼图像的伊朗青年从她的手中夺走了电话听筒。接着，斯威夫特同其他美国人一起，都被蒙住了眼睛，带入禁闭室。电话线仍长时间地接通着，但无人在那里。接着是毫无动静。
在国王统治时期，美国大使馆有一千四百名官员；国王下台后，使馆人员减少，留有基干工作人员约六十三名。他们被一大批粗暴的后来被完全称作是“学生”的狂热者扣作人质。有些美国人不久被释放，留下五十人被拘留。这就开始了伊朗的人质危机。第二次石油冲击进入一个新阶段。它具有更可怕的地缘政治学色彩。
扣留人质的人把其特有的不满情绪集中在穆罕默德。巴列维以及美国同他的关系。他的父亲礼萨。汗曾在南非找到一块流亡之地。而这位儿子并非如此。他在自己的流亡中，成了过去传说中不祥之兆的现代版。他在任何港口都找不到避难所，似乎苦于永久地漫游。他前往埃及、摩洛哥、巴哈马和墨西哥。但是无人愿意让他留下。他是一个被拒绝的人，一名流浪汉，一个世界上很少对他予以同情的人。实际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愿意去冒深不可浏的新伊朗的怒火。几年前，工业化国家尊敬的总理和恳求的内阁部长的一切奉承、恭维和巴结，全世界有权力的人的点头哈腰，这一切似乎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使事情更糟的是，癌症和有关的疾病正在损害国王的身体。值得注意的是，只是到了1979年9 月底，即在他被迫离开伊朗八个多月之后，美国高级官员才首次获悉，国王生了重病，而只是到了10月18日那天，他们才发觉他患了癌症。卡特曾强硬地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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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允许国王到美国治疗。但是卡特政府的最高层经过几个月的激烈争论，加以亨利。基辛格、约翰。麦克洛伊、戴维。洛克菲勒和其他一些人开展了强有力的活动，问题终于得到解决，美国允许国王入境。他于10月23日到达纽约市。他用了一个假名，进入康奈尔医疗中心的纽约医院检查身体，但这一假名恰巧是美国副国务卿戴维。纽瑟姆的真名。使纽瑟姆感到不快的是，国王的出现立即被人知晓，并被广泛报道。
几天之后，当国王正在纽约接受治疗时，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出席了在阿尔及尔举行的阿尔及利亚革命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在那里，他会见了伊朗新总理默赫迪。巴扎尔甘及其外交和国防部长。双方讨论的主题是，美国怎样能同新生的伊朗建立关系。布热津斯基坚持说，美国将不会参加也不会支持任何反对伊朗的阴谋。巴扎尔甘和他的部长们抗议美国允许国王进入美国。他们坚持美国应允许伊朗的医生对国王进行检查，以确定他是否真的生病，或者只是掩饰一个阴谋诡计。
关于阿尔及尔会晤的新闻报道，登在国王到达美国的消息之上，这使巴扎尔甘的神权政治的和比较激进的对手以及年轻好战的原教旨主义者感到惊恐。国王是敌人和头号坏蛋。他在美国的出现，使人们重新回想起1953年，回想起摩萨台的下台，回想起国王飞往罗马和他胜利地恢复王位的情景。它也引起人们的担心，美国是否将进行另一次政变，并重新恢复国王的统治地位。美国这个大撒旦毕竟有能力干出最可恶的事。这是巴扎尔甘在同大撒旦的首席代理人之一布热津斯基打交道，而且，在国王到达纽约之后只有一个半星期的时间。究竟为了什么目的呢？
“处死美国”
这样，为伊朗人闯入大使馆提供了动力和借口。也许原先只打算进行静坐抗议，但很快变成了占领和大规模绑架，并把大使馆变成了非同导常的竞技场，在大使馆前面挤满了小贩。他们出售革命的盒式磁带、鞋子、圆领长袖运动衫、衬衣、帽子和热的糖甜菜。占领者甚至开始回答打到大使馆的电话，称大使馆是“间谍窝”。看来，霍梅尼和他的心腹人物曾对这次有计划的袭击有所考虑并予鼓励。他们趁机利用这次袭击，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这是十分明显的。他们要利用跟着发生的危机，来除掉巴扎尔甘以及所有沾染西方和世俗污点的其他人，以巩固自己的权力，排除他们的反对派，其中包括霍梅尼所说的“喜欢美国的腐败的人”，并以主张神权政治的人士取而代之。到所有这些完成时，人质危机已持续了将近十五个月，确切地说是四百四十四天。每天，美国人看报上有关“囚禁中的美国”的新闻报道。每夜，美国人习惯于观看电视台播放的“被扣作人质的美国”的场面，其中包括狂热者高喊“处死美国”的反复合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广播公司以其深夜的人质危机节目，找到了成功地同约翰尼。卡森和“今夜演出节目”进行竞争的办法。
人质危机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七十年代世界石油市场上的权力转移，只是在全球政治斗争中发生的规模更大的戏剧的一部分。这好像是说，美国和西方的地位确实在下降，处于守势。看来，它们无法做任何事情来保护它们的利益，不管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正如卡特在人质被扣两天之后所概括的，“他们把球踢到我们这一边。”伊朗并不是动乱的唯一地方。倒霉的美国受到中东各种反对者的攻击，他们要把美国从这个地区赶出去。1979年11月晚些时候，在扣留人质的几周之后，坚决反对沙特政府和它同西方联系的约七百名武装的原教旨主义者，夺取了在麦加的大清真寺，这被认为是起义的第一阶段。后来，只是经过艰巨努力才把他们赶走了。沙特较大规模的起义从未成为事实，但是这次攻击在伊斯兰世界激起了冲击波。12月初，在沙特阿拉伯东部石油地区的心脏哈萨，爆发了什叶派的抗议。后来，在几个星期后的12月里，发生了另一次戏剧性的规模大得多的冲击。苏联入侵了伊朗的东部邻国阿富汗，从而震动了波斯湾各国和西方。在许多人看来，俄国仍在打算实现它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向波斯湾推进的野心，并正在利用西方的混乱，调整自己，以获取尽可能多的中东的掠夺物。这只北极熊也变得更加胆大妄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第一次在共产党集团之外大规模动用军事力量。
卡特总统于1980年1 月作出反应。他阐明了被叫作卡特主义的东西：“让我们的立场绝对地明确。任何外界力量企图取得对波斯湾地区的控制，将被看作是对美国切身利益的攻击。这样一种攻击，将被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任何必要手段击退。”卡特主义比过去美国一些总统所说的话更加明确，如早在1950年哈里。杜鲁门就向伊本。沙特作出了保证。卡特主义还具有历史上更早的共振，它非常类似1903年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警告俄国和德国不要进入波斯湾的兰斯多恩宣言。
卡特在担任总统的第一年即1977年在石油世界非常受到尊重，因为他迫使伊朗国王屈从，取消要提高油价的承诺。卡特曾经是一名魔法师，使国王驯服。把他从油价问题上的一名鹰派变成了一名温顺的鸽派。他策划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戴维营协议。现在，所有这些成就都被淹没。国王是一个被遗弃者，伊朗革命引起了1979年的石油恐慌，卡特的总统地位继续受伊朗发生的事件的咒骂。用政治术语来说，卡特本人被德黑兰的一批“学生”好战分子扣作人质。
在人质被扣留之后，垂死的国王及其随行人员迅速地充满歉意地离开了美国。在离开美国之前，他们在一个美国空军基地的一间窗户紧闭的治疗精神病的病房里，以忧郁的孤独心情度过了最后几小时。他们接着前往巴拿马，然后又去埃及，在那里，消瘦的国王必在离开德黑兰一年半之后，于1980年7 月去世。没有一个人真正关心他。根据他已去世这一点，哥萨克旅一名军官的儿子——穆罕默德。巴列维，已经同人质危机的结果，同石油市场的恐慌，同各国的国际斗争都不再有丝毫关系。而过去，在各国的国际斗争中，他曾经一度发挥过显著的作用。
人质被扣留引起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卡特作出了反应，禁止伊朗石油运往美国，冻结在美国的伊朗资产。伊朗进行反击，禁止伊朗石油输出到任何一家美国公司。禁止进口伊朗石油和冻结伊朗资产实际上是卡特容易采取的唯一手段。冻结资产使伊朗蒙受损失，而禁止石油进口并不伤害伊朗。但是，它必然引起全世界石油供应的重新配置，从而进一步破坏了供应渠道，并使较多的狂热买主进入现货市场。狂热的买主把油价哄抬到新的高度。有些石油每桶要四十五美元。伊朗人向焦虑不安的日本贸易公司提出的价格是，他们的一桶石油要五十美元。这种混乱局面加剧了扣留人质之后市场上的普遍不安和忧虑情绪，从而进一步助长了抢购和涨价的无休止循环。正如在扣留人质四天之后一家大公司的经理干巴巴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感到必须有比以前认为正常储备量更多的库存。”用产业界的话来说，增加库存是为了“保证供应”，换言之即保险。
人质危机产生了较广泛的后果。它有助于说明消费国家尤其是美国明显的虚弱以至处于无防备的状态，而美国的实力曾经是战后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基础。它似乎要证实，世界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石油输出国的手中，至少表面现象是这样。但是，石油市场上有些力量起的作用比政府更加强大。现在，正是轮到石油输出国作出自己致命的错误估计的时候了。
集市
几个月来，油价上升已成为各国总统和总理经常注意的目标，也成了新闻界的头版新闻。油价上升也是使沙特阿拉伯领导人情绪强烈沮丧的一个问题。由于他们失去了对石油市场的控制，并且由于这种控制似乎已转移到诸如利比亚和伊朗这样好战的和不妥协的对手的手中，因此他们再次感到惊恐。他们认为，油价狂涨威胁着世界经济，使世界经济衰退、萧条甚至崩溃，从而威胁到他们自身的幸福。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前途，取决于到麦加朝圣者人数的日子早就过去了。现在，对利雅得至关重要的正是各种“率”，如世界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和增长率。沙特人还担心，他们自己的地位将会受到另一种方式的损害；价格上涨会影响消费者对石油的信心，从而会刺激同欧佩克石油进行长期持久的竞争，以及大规模开发替代性燃料。这尤其会威胁这个拥有大量石油储备的国家，其时间将会延伸到二十一世纪。
沙特人以施加压力的办法对这种困难处境作出反应。同几乎任何西方国家的领导人相比，亚马尼更是一位鹰派人物，主张必须节油以缓和油价的上涨。至少同其他石油输出国强行规定的价格相比，沙特人设法降低自己的官方油价，即使这意味着不要那些唾手可得的钱，让钱留在谈判桌上。他们还继续提高石油产量，谋求抑制油价上涨。他们的目标是明确的：利用日益增长的石油供应过剩，促使油价下降。但是这种办法不会很快见效。在利比亚人和伊朗人进一步提高油价后，1979年10月中旬，亚马尼悲痛地宣称：“我们正在失去对一切事情的控制。我们感到非常不快。我们并不希望看到发生这类情况。”接着，几星期后，发生了人质的戏剧性事件。尽管沙特人采取了反措施，但在进一步混乱和不安定的市场上，油价一再上涨。建立某种稳定有可能吗？人们把目光集中在定于1979年12月底在加拉加斯举行的第五十五次欧佩克会议上。
当胡安。巴布洛。佩雷斯。阿方索在四十年代第一次成为委内瑞拉石油部长的时候，加拉加斯南边的山坡上是一片甘蔗田。现在这里是一幢高大的国际性的饭店“塔马纳科”饭店的所在地，这座饭店有老的边楼和新建的大楼以及巨大的室外游泳池，是委内瑞拉石油工业发展的标记。凡在加拉加斯做石油生意，这里正是人nJ下榻之地，也正是欧佩克的部长们开会的地方。他们面前的问题是要设法统—一片混乱的欧佩克油价结构。沙特阿拉伯石油的官方价格为每桶十八美元，其他国家则高达二十八美元，而现货价格为四十美元至五十美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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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之前，沙特人宣布，他们愿意将每桶油价提高六美元，达到二十四美元，同时希望其他国家降价，使油价一致。这看来不可能起作用。伊朗人立即将其油价又提高五美元。自从五十年代以来，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出现过极其严重的分歧，这次两国又一次出现这样严重的分歧。
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沙特人不断地生产额外的石油，以对付油价上涨。1979年，即使伊朗石油减产，欧佩克的石油日产量仍达到三干一百万桶，比1978年每天多三百万桶。那末，这些多生产的石油到哪里去了呢？亚马尼相信，并不是真正进入了消费，而是进入了石油公司的库存，因为石油公司担心，将来的石油供应会进一步中断。在有些地方，多生产的石油会从库存中流出，进入市场，以平抑油价。亚马尼后来解释说：“政治决定不能永久地否定神圣的供求规律。价格上升，需求下降，这是简单的基本知识。”
在塔马纳科国际饭店，亚马尼进入该大厦最高一层的总统套房居住，这是在他的要求下由委内瑞拉石油部长腾出的。他开始为他的观点进行活动。石油部长们在这位沙特部长的套房内秘密会谈。这次会谈后来成为马拉松式的会谈。亚马尼告诫他们他所看到的那种危险：他们正在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需求已出现减弱的迹象，油价继续上涨会勺十世界经济“带来”灾难“。其他部长中有些人同意他的观点，但大多数人不同意。亚马尼说，对欧佩克石油的需求会急剧下降，他们将必须削减产量以保护价格，接着又说，价格无论如何会暴跌。当亚马尼说这些话时，其他国家的石油部长对他嘲笑。一位石油部长说，亚马尼一定是在开玩笑；另一位石油部长说，他显然是有毒癖。部长们在亚马尼的套房内争论不休，争了足足十一个小时，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事实是，根本没有官方价格。亚马尼轻蔑地说，欧佩克和石油市场已成了一个集市。他还对其他石油生产国发出警告，并向消费者作出许诺。”市场上将供过于求，这种情况正在到来。“价格将会下降。
但是，其他的石油输出国无视这一劝告。它们相信自己的看法。伊朗石油部长说：“以万能的真主的名义，石油将不会有多余，价格将不会下跌。”大多数石油输出国认为，需求是不会变化的，以至于它们想按照什么样的价格卖给消费者，它们都能控制这种价格。会后不久，当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利亚开始再次提价时，它们的自信心得到了表现。其他国家纷纷仿效。
在动乱的1979年最后那些危急的日子里，石油输出国脱离了石油市场的实际，因此加拉加斯会议是一个契机。需求实际上正在减弱，新增加的石油供应正在发展，抢购正在退潮，库存正在增加，现货价格正在下降。沙特继续不断地超额生产。但是其他生产国继续提高价格，与此同时，有些生产国则削减生产，以有助于支持价格。现在人们谈论“供略过于求”，但是这被称作为新的“小恐慌”抵销了。在面临人质危机的情况下，华盛顿正在谋求同西欧和日本合作，发起对伊朗实施普遍禁运或制裁。这种努力助长了市场的紧张不安。
1980年4 月，由于人质事件困境而极度沮丧的卡特政府，对伊朗发动了一次军事营救行动。从航空母舰“尼米兹号”上派出八架直升飞机至伊朗荒凉孤僻的地方。这次军事行动的代号叫作“沙漠一号”。在黑暗中，他们要在那里集中六架C －130飞机。这种大型运输机将为直升飞机加油，并携带若干突击队。突击队将转换到直升飞机上，继续飞往德黑兰。这些突击队队员要夺回美国大使馆，解救人质，并把他们带到德黑兰附近美国其他空降部队控制的一个机场。
但是事情很快出了差错。一架直升飞机由于航行问题而在中途退出，另一架直升飞机发生机械故障。接着，夜半时分，包括满载四十四人的一辆公共汽车在内的三辆伊朗机动车经过这架美国飞机，距离近到可以看到车上的人。在迷茫的沙暴中，其余直升飞机中的一架同一架C －130 飞机相撞，突然燃烧起来，美军中有几人丧生。现在只有五架直升飞机可以派用场，而这次军事行动至少需要六架。这是执行卡特总统直接命令的一次流产。对于这次失败，全世界的新闻界立即予以报道并加以渲染。伊朗人立即把人质分散到德黑兰各地区，以防美国再次进行尝试。美国派遣营救人质的这一事实以及其不光彩的失败，大大加剧了石油市场的紧张程度。此外，伊朗石油产量再次下降。所有这一切引发了新的一轮抢购。各石油公司仍然把精力集中于它们的薄弱环节和出现新麻烦的可能性，并继续增加库存，作为“保险措施”。
对石油总的展望是渺茫的。根据对市场的一致看法，这种“供略过于求”在1981年春季之前将会结束。欧佩克长期战略委员会提出一项计划，油价从目前的基础上开始每年上涨10％至15％，这意味着在五年之内每桶油价将达到六十美元。在忧郁的时刻，似乎没有理由可以怀疑他们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在营救人质的尝试成为在伊朗沙漠里一场灾难的五天之后，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参议院一个委员会作证说：“在政治上，主要的问题是，争取能源供应的斗争将会变得多么险恶。叩外交》季刊1980年夏季号的一篇文章标题为”石油和西方的衰落“，这个标题概括了这个时期人们的忧郁心情。
1980年6 月，欧佩克再次在阿尔及尔开会。现在，由科威特同沙特一起，再次设法结束石油市场的集市状态，稳定油价，但又无济于事。这时平均油价为每桶三十二美元，几乎为一年半以前的三倍。这次会议在阿尔及尔一家旅馆的咖啡厅内举行，其他许多代表避免参加，他们仍在想那些“神圣的供求规律”。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亚马尼向一位朋友倾诉了他自己的感情。他说：“他们太贪婪了，太贪婪了，他们将为此付出代价。”
在亚马尼预言的那种困境下，石油市场的油价事实上又在开始下跌，根据1980年夏季市场趋势判断，他在阿尔及尔的预言看来很可能迅速成为现实。库存量很多；明显的经济衰退已经出现；在消费国，产品价格和需求都在下降；库存盈余继续增加。各公司甚至开始以超级油轮储油，尽管费用昂贵，但决不在市场上赔本出售。现在该是买主摆脱合同了，因为对欧佩克石油的需求正在下降。9 月中旬，若干欧佩克国家确实同意自愿减产10％，以稳定价格。
与此同时，欧佩克二十周年即将到来。经过了二十年，这个组织已从一个无足轻重的机构发展成世界经济中的巨人。目前正在计划为n 月份的欧佩克最高级会议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一个特别委员会预先已在制定长期的战略。已授权编写一部正式的历史，同时拍摄一部电影，并有一干五百名记者将应邀出席在巴格达举行的盛大庆祝活动。欧佩克就是1960年在这座城市成立的。1980年9 月22日上午，欧佩克各国的石油部长、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满怀信心在维也纳的哈布斯堡宫集会，继续计划巴格达的庆祝活动。但在维也纳会议召开后的数分钟内，会场里不断出现混乱和忿怒的气氛，大会立即变成了秘密会议。因为巴格达已经计划好了另外的某些事。
卡迪西亚第二次战役：伊拉克对伊朗
就在同一天，正当这些部长们在维也纳准备坐下来开会时，一大批伊拉克飞机在事先不发出警告的情况下攻击了伊朗的十几个目标，与此同时，伊拉克军队开始在广阔的前线向伊朗推进，用重炮轰击城市和主要设施。战争的爆发再次震撼了波斯湾，使石油供应系统陷入危险境地，从而有第三次石油冲击的危险。
在9 月22日以前的几周内，沿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边境已发生过一些事件。实际上，自从4 月以来，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敌对状态已有悠久的历史。一些人会发现，目前的斗争只是过去冲突的现代表现形式。过去的冲突可以追溯将近五千年，追溯到两河流域有文字记载的文明的最初时期，当时，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即现在的伊拉克的军队，同来自伊拉姆即现在的伊朗的军队经常互相残杀。四千年前，建有“像山那样高”的城墙的伟大而骄傲的乌尔城被伊拉姆的士兵蹂躏、劫掠和破坏。一首古诗悲叹该城劫后的情景：死人而不是陶瓷碎片覆盖着通道，城墙在裂开，城门、道路堆满了尸体。
在欢宴的群众聚集的小巷，他们的躯体一片狼藉，像太阳下的油脂在融解。
诗中描写的情景很像四千年后的情况，现在，以美索不达米亚的后裔为一方，以伊拉姆的后裔为另一方，在同一块沼泽地带和同一的焦灼的沙漠里互相厮杀。
现在这场战争是由种族的、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和个人的种种对抗引起的，是由于争夺海湾地区的领导权引起的；是由于国家内聚力不安定引起的；是由于在已消亡的奥斯曼帝国的地图上任意建立“国家”和在中东任意划分边界引起的。的确，地理问题显然是处于冲突的中心。
伊朗国王自从1968年首次执政以来，与巴格达世俗的复兴党政权不和。两国间最重要的争议之一是弯曲的沙特一阿拉怕河，以及由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条伊拉克河流同伊朗的几条河流汇合的地方所形成的三角洲。沙特一阿拉伯河作为两国之间一百二十英里的边界，作为伊朗通向海湾的最重要通道，它对伊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阿巴丹炼油厂就建立在三角洲的泥滩上，但肯定不是它的唯一的一个。
然而，沙特一阿拉伯河对伊拉克来说也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伊拉克通往公海的唯一通道。伊拉克全国海岸线的总长度只有二十六英里左右，而伊朗的海岸线长一千四百英里。伊拉克的主要港口城市巴士拉离沙特一阿拉伯河的人海口实际上不足五十英里。由于这条河浅以及淤泥的增多，因此它必须经常疏浚。为此，对沙特一阿拉伯河的主权就具有巨大的象征性意义。使事情更糟的是，两国相当部分的石油基础设施——油田、泵站、炼油厂、输油管、装油设施、储油罐——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集中在沙特一阿拉伯河周围，并且都依靠这条河流。国王深谋远虑地铺设了输油管，以作为河上运输的替代办法，并把输油管的出海
的终端建在可以停泊超级油轮的哈尔克岛上。但是，伊拉克通过沙特一阿拉伯河的狭窄部分及其附近地区，出口其相当数量的石油，可是也有输油管分别取道叙利亚和土耳其。
国王和好战的复兴党人曾在一项协议中调整了各自的权利要求，这项协议于1975年在阿尔及尔定稿，由萨达姆。侯赛因代表伊拉克签署。从主权的观点看，伊朗取得了较好的结果。伊拉克人放弃了他们四十年来普遍接受的主张，即两国之间的边界在沙特一阿拉伯河的东边，即伊朗一边，并接受了伊朗人提出的以该河航道的中间线作为两国边界的主张。但反过来，国王却给了伊拉克人急需的一些东西。他抱怀疑态度地同意切断他正在向库尔德人提供的大量援助。库尔德人是一个独特的种族，占伊拉克总人口的20％以上，他们聚居的地区有大量的伊拉克石油待勘探。当时库尔德人正在为争取区域自治和民族平等而同复兴党人激烈斗争。国王抛弃库尔德人是一个大错，这也许是复兴党政权生存下去的一个必要条件。在阿尔及尔同伊朗发表联合公报仅仅六小时之后，巴格达就对库尔德人发动了一场有决定意义的攻势。三年之后即1978年，伊拉克在较小的程度上恢复了对库尔德人的宽容。在国王的要求下，伊拉克还驱逐了霍梅尼，他在伊拉克过了十四年的流亡生活。根据后来发生的情况，那样做原本不是一件帮忙的事情。
霍梅尼本人充满了对伊拉克政权的仇恨，对在伊拉克统治下他遭受的对待，急切地希望进行报复。他的忿怒集中在萨达姆。侯赛因总统身上。在漫长的复兴党人的阴谋活动中，侯赛因本人是一个大阴谋家。复兴党人的运动源自一个阿拉伯学生联盟，这个联盟是三十年代初由两名在巴黎的一所大学留学的叙利亚知识分子成立的。十年后，他们回到大马士革，发起成立复兴党。这是一个富有战斗性的泛阿拉伯组织，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阿拉伯国家。它狂热地谴责西方和帝国主义。它的意识形态和要求无所不包，它傲慢，无保留地敌视它的反对者和该组织以外的人。
在谋求实现它的目标的过程中，它颂扬暴力和专制主义。该党分裂成两个分支，最后，一支在叙利亚掌权，另一支在伊拉克掌权。这两支尽管源头相同，却为了突出自己的地位而成为势不两立的对手。
萨达特。侯赛因于1937年出生。在这之前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随着侯赛因的成长，他在极端的民族主义以及狂暴和阴谋的复兴党世界里养成了他的个性。
对他起决定性影响的人，是他的叔父哈亚。阿拉。塔尔法赫，叔父培养了他并成了他的保护人。塔尔法赫是逊尼派阿拉伯少数民族的狂热民族主义者，他憎恨和藐视欧洲的文化。不仅对叔父而且对侄子来说，具有指导意义的事件是1941年亲纳粹的民族主义者拉希德。阿里发动的政变。在此过程中，德国飞机袭击伊拉克境内的英国部队。当伊拉克部队威胁要对撤走英国妇女和孩童的一架飞机开火时，英国军队袭击了他们，政变失败。塔尔法赫参加了这次政变，政变失败后他被监禁五年，使他产生一种持久的怀恨、愤怒、憎恶心情，他以这种心情影响了他的没有父亲的侄子。拉希德。阿里政变成了复兴运动的主要神话。萨达姆。侯赛因还深受其家乡提克里特文化的影响。提克里特远离伊拉克的民族生活，而适应于条件苛刻的沙漠生活。提克里特沙漠中生存者的价值观，也就是萨达姆。侯赛因所吸取的价值观，那就是：怀疑、秘密行动、出其不意，完全使用武力达到目标。
正是在这种混乱和狂热的时候，1956年纳赛尔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获得了胜利。
当时仍是青少年的萨达姆。侯赛因参加了复兴党。五十年代纳赛尔主义的反帝思想此后对他仍有影响。据说，他在参加复兴党之后不久。执行了他的第一次暗杀任务，去暗杀提克里特的一位地方政界人物。他对复兴党作出的承诺得到了保证，从而为他的名声奠定了基础。1959年，他是试图在巴格达的大街上对伊拉克统治者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进行暗杀的突击手之一。这次袭击失败了，侯赛因在交火中受伤，在死刑判决的威胁下，侯赛因逃到了埃及，直到1963年他才返回伊拉克。此后，他负责组织复兴党的地下民兵队伍。1968年复兴党执政。几年来，虽然他已经是复兴党的铁腕人物，但只是到了1979年，在一次清洗的过程中，复兴党的许多成员被处决之后，他才取代了他的叔父的表兄弟艾哈默德。哈桑。贝克尔，担任了总统。
为了确保被囚禁的复兴党党员在被处决以前提供适当的供词，萨达姆。侯赛因扣留了他们家属中的一些人作为人质。到1979年，他早已被看作是一名难以和解的、令人害怕的强有力人物。被他认为是敌人、威胁和妨碍他的目标的人，或者被他认为只是有用的人或便于超过的人，他对之的态度都是冷酷无情的。
伊拉克的新政权，尤其是政党、军队和安全事务，由提克里特人控制。他们之中许多人在某个方面同侯赛因有私人关系。他们的控制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在七十年代中期政府禁止使用能表明氏族、部落或原来所在地的名字。侯赛因。塔尔法赫家族和其他两个密切相关的家族的高级成员，是他可以信任的唯一的一批人——达到了他可以信任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地步。他已经同他的堂妹即他叔父哈亚。阿拉。
塔尔法赫的女儿结婚。现在，阿德南。哈亚。阿拉。塔尔法赫——他叔父的儿子、他妻子的哥哥、他自己的堂弟——担任国防部长（他担任这一职务直至1989年他在一次直升飞机失事中丧生）。侯赛因。卡米尔。马吉德恰巧既是侯赛因的堂弟又是他的女婿，成了武器的首要买主，并负责发展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导弹。此外，人们继续感受到哈亚。阿拉。塔尔法赫本人的影响。1981年，政府印刷厂分发了由塔尔法赫撰写的一本小册子。其标题为他的政治思想动力提供了一些思想。书名是《上帝本不该创造三害：波斯人、犹太人和苍蝇》。
虽然霍梅尼在侯赛因完全取得权力之前的1978年被驱逐出伊拉克，但他认为侯赛因本人应对他的不幸遭遇负责，并把侯赛因列为他的首要的反对者之一。有一天，有人请求霍梅尼列出他的敌人的名单，霍梅尼回答说：“首先是国王，其次是美国撒旦，然后是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世俗的复兴党。”霍梅尼和他圈内人物认为，世俗的社会主义的复兴党是他们信念的死敌，并攻击复兴党是“阿拉伯主义的种族主义思想”。似乎这一些还不够坏，霍梅尼甚至说了更坏的话。他指责侯赛因是“矮子暴君”。
萨达姆。侯赛因有充分理由担心霍梅尼的谩骂。伊拉克人口中约有一半是什叶派教徒，而复兴党政权是非宗教的，并以人数较少的阿拉伯逊尼派为基础。伊拉克也是什叶派信徒最神圣的圣地；在伊朗支持下，什叶派中间发生的骚动正在增长。
1980年4 月在对侯赛因的副总理暗杀未遂之后，侯赛因下令处决在伊拉克的大多数著名的什叶派阿亚图拉，另外还处决阿亚图拉的姐妹，并开始指责伊朗的这位宗教领袖是“腐朽的霍梅尼”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国王”。
随着两国之间事件和反责的增加，伊拉克认为它看到了机会。伊朗处于无组织和混乱状态；在巴格达，人们的口头禅是“在伊朗，每个街道角落都有一个政府”。
伊朗军队士气低落，混乱不堪，处于血腥清洗之中。伊拉克可以沉重地打击伊朗，推翻霍梅尼，结束什叶派革命对伊拉克的威胁，并宣称对整个沙特一阿拉伯河道拥有主权，以保护伊拉克的石油地位。甚至还有更多诱人的李子可摘。侯赛因可以作为“解放者”向在伊朗东南部胡泽斯坦的占人口不到一半的阿拉伯人少数民族发出呼吁，也许能将这块领土（伊拉克人称它为阿拉伯斯坦）并人伊拉克，或者至少使它受伊拉克统治。争夺的目标不仅仅是兄弟般的重新统一；而且，伊朗石油储备的90％恰巧是在胡泽斯坦。除此之外，复兴党人还可消除当年傲慢所蒙受的创伤；1975年，它曾屈辱地不得不在沙特一阿拉伯河主权问题上向伊朗人让步。现在有不止一个真空可填补。当年充当海湾地区警察的伊朗国王已去世。侯赛因可以替伊拉克在这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地区称霸，也为自己称霸。此外，埃及由于签订了戴维营协议而同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国家不和，因此伊拉克还可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新领袖和斗士出现，作为曾挫败来自东部的威胁的斗士出现。它还可以成为主要的石油大国之一。总之，机会是无法抗拒的。
从一开始，侯赛因披着阿拉伯领袖的外衣。这符合泛阿拉伯的复兴党的思想。
如果霍梅尼要把他的合法性的象征建立在第七世纪发生的事件上，那末侯赛因也将如此。他宣布这场新的战争是“卡迪西亚第二次战役”——第一次战役发生在公元636 年至637 年，地点在纳贾夫附近，即现在伊拉克的中南部，当时阿拉伯人打败了波斯人。那次战役又导致阿拉伯人于642 年进一步战胜波斯人，后来被阿拉伯人庆祝为“胜利中的胜利”。它决定了萨桑波斯帝国的厄运，帝国的国王后来逃到东方，最终在那里被当地的一个暴吏暗杀。一个世纪之后，建立了巴格达。在此后的几百年中，巴格达在该地区处于突出的地位。现在是1980年，又轮到巴格达处于突出的地位，或者人们认为是如此。
侯赛因把他攻击的目标对准伊朗石油工业的心脏，其中包括阿巴丹和阿瓦士。
阿瓦士也是在十三个世纪以前为给予波斯帝国以最后致命打击提供通路的城市。侯赛因认为，只要伊拉克发动一场闪电战，给予一系列猛击，就能达到他的所有目标。
这种观点无论如何决不限于巴格达。在维也纳，攻击的消息使欧佩克三方面的部长级会议中断。在那里，普遍认为这场战争只需要一周或至多两周就会结束。但结果证明，伊拉克的战略是建立在严重的估计错误之上，因为伊朗人在经受了第一次打击之后，对伊拉克目标立即进行了还击，其猛烈程度毫不逊色。这次攻击使霍梅尼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权力，堵住批评他的人的嘴，处置他政府中的非教士，并且开始组成这个伊斯兰共和国—
—同时动员人民抵抗。几乎所有政治阵营的伊朗人急速进行共同防御。胡泽斯坦的阿拉伯人表示不希望由伊拉克来解放。他们不把伊拉克人作为“兄弟”予以欢迎，而是把他们看作是入侵者。伊拉克人对在战场上遇到的这种“人海”攻势毫无准备。几十万年轻人被什叶派殉教想象力所吸引，不顾自己的生命，向伊朗正规军面前的伊拉克阵地进攻。有些年轻人带着自己的棺材上前线，像过去那样，遵循霍梅尼的告诫：“伊斯兰最纯粹的愉快是要为真主去杀敌人或为真主而死。”他们都在脖颈上佩戴通往天堂的塑料钥匙。甚至利用孩童去为珍贵和稀有得多的坦克清扫布雷区，从而导致成千上万的孩童死亡。他们都在脖颈上佩戴通往天堂的塑料钥匙。甚至利用孩童去为珍贵和稀有得多的坦克清扫布雷区，从而导致成千上万的孩童死亡。
走到了道路的尽头
战争的爆发震动了石油市场。1980年9 月23日，即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伊拉克军用飞机开始对在阿巴丹的卅界最大的伊朗炼油厂持续空袭，并在10月份开始对它进行严重破坏。这些军用飞机还空袭伊朗每一个石油港口和石油城市。伊朗人对伊拉克的设施进行反击，完全中断了伊拉克通过海湾的石油出口。此外，伊朗及时规劝由一个对立的复兴党统治的叙利亚，切断伊拉克通过叙利亚境内的输油管的石油出口，使伊拉克只有一个通过土耳其的输油管，有限地输出石油。伊朗的石油出口由于战争而减少，但伊拉克几乎停止了石油出口，这是侯赛因没有考虑到的事情。
两伊战争在其初期使世界石油市场上的供应突然每天减少了将近四百万桶，相当于欧佩克石油总产量的15％，占自由世界需求量的8 ％。现货价格很快又上升。阿拉伯轻油价格达到最高水平，每桶四十二美元。恐慌又一次推动了市场。这是第三次石油冲击吗？是在中东及其石油工业崩溃后形成混乱和交战状态的下一个阶段吗？会把伊拉克从世界石油产供销平衡中排除出去吗？伊朗是否会再次失去其石油供应国的地位？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以及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争是否会使整个海湾地区不稳定？或者，也许更为严重的是，拥有三倍于伊拉克人口的伊朗，是否会把它的原教旨主义和反西方的革命逐渐传人中东腹地，并在那里流行起来？人们在考虑这些问题时，可以从两种角度看潜在的经济走向，一种看法肯定认为这是一次新的冲击，另一种看法则相反。究竟哪一种看法证明是正确的呢？
石油需求量肯定正在减弱。但是人们还不能知道，这是否是经济衰退的结果，这将意味着石油需求的暂时下降；或者这是节油的结果，这将会产生更持久的影响。经济萎缩已经开始，价格上涨的结果伴随着西方一些国家重新下决心不惜以一切代价对付通货膨胀，即使这样做意味着严重经济衰退。不管是什么原因，需求量显然正在下降。
与此同时，通过国际能源机构体系活动的有关各国政府，已吸取了1979年的教训，集中精力劝各公司不要抢购石油，不要争夺石油供应，不要提高价格，而要动用石油库存。国际能源机构发布的信息是要再次使人们放心：事情是可以控制的，这不是1979年的重演，必须从容不迫行事，避免“不值得的购买”（这是指购买开价已抬高的石油）。这个信息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次各公司的供应情况已十分不同。自从1979年初以来，各公司花了大量资金，不惜一切代价购进石油，其中包括远远超过需求的另外许多桶石油。这些额外供应的许多桶石油并不是进入汽车的引擎，也不是进入工厂的炉于，也不是进入发电厂，而是进入油库。大恐慌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转变成了大储存。两伊战争爆发之时，全世界的储油罐都灌满了石油。此外，石油公司还包租超级油轮用作额外的浮动油库。储存石油是很花钱的。在一个继续平静的时期，假定要在购买另外的石油和动用现有的库存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的话，石油公司是很可能会选择动用石油库存的。
但现在两伊战争严重地破坏了恢复的平静，重新引起抢购，而且，许多公司并不是都倾向于注意国际能源机构的信息，并避免那些“不值得的购买”，至少开始时如此。1980年11月，一家炼油商抱怨说，“不管我们显得多么克制，仍有其他一些人去那里，愿意以高价买油，从而推动了市场。”所有重要的问题是，在这种新危机的情况下，公司将如何对待它们的石油库存。在忧虑和动荡之时，必然的趋势是继续储存、囤积，观察发生什么情况。高价总是优于无货供应，即使第二天价格更高。因此，许多善于投机的人再次走遍世界去寻求石油。他们之中有日本贸易公司和石油公司，这反映出东京担心持续的供应中断可能即将到来。但是日本人几乎不是独此一家。一家美国公司的经理人员总结这个问题时说，提取库存“可能使我们以后处于严重麻烦之中”。他解释说：“商业公司不能承受这种行动。建议我们提取库存，意味着对危机将何时结束已有所了解。如果我知道，伊拉克和伊朗的石油产量在7 月前将恢复至战前水平，我肯定会减少库存。”但是他不可能知道。
1980年12月，欧佩克石油部长在巴厘开会，再次讨论油价问题。但是，在有可能进行任何讨论之前，有一件非常棘手的问题必须处理。且豆月，伊朗石油部长曾参观了阿巴丹附近的战场。不幸的是，没有人告诉他这个地区已被伊拉克人占领，于是，他本人也被捕，并被送进拘留所。不管有没有欧佩克，伊拉克人就是不释放他。伊朗人非常愤怒，以至于他们威胁要抵制欧佩克的一切会议。巴厘会议能否举行呢？这个问题落到了精明的外交家、印度尼西亚石油部长苏布罗托博士的身上。他拟定了一项令人满意的妥协方案。座位通常是按照英文字母排列的，因此，伊朗和伊拉克的代表座位按照英文字母注定要彼此紧挨着，而这本来是非常不愉快的事。苏布罗托打破先例，把印度尼西亚安排在伊朗和伊拉克的中间。考虑到两伊之间的水道是两伊争执的中心，于是有人就说，印度尼西亚现在正占领着沙特一阿拉伯河。尽管现在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伊朗代表团进入会场时，带着被俘的伊朗石油部长的大幅照片，坚持说，他仍是他们的代表团团长。他们只是在执行他的愿望。苏布罗托博士允许他们把这张大照片放在指定为这位未出席的部长的座位上，以便即使他不在场，他也可继续鼓励他的代表团，如果不是领导他的代表团的话。这样，由于避免了进一步的尴尬局面，会议才得以开始。会议结束时，除沙特外，所有欧佩克国家的油价都上涨到每桶三十六美元的市场价。看来，第三次冲击确实即将到来。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在世界的另一头，工业国家的能源部长们在巴黎聚集，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按照惯例，在部长们用过晚餐后，国际能源机构主任乌尔夫。兰茨克在他的办公室举行一次非正式的碰头会，以便在第二天上午举行正式会议之前随便讨论讨论，交换意见。但这次餐后讨论时，部长们心情忧郁。国际能源机构努力鼓励动用库存而不要去抢购石油，但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正如日本通商产业省一位官员所说，“不值得的购买”的提法是“不精确的，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尤其是，一些日本贸易公司疯狂地购买石油，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天晚上，在兰茨克的办公室里，在饮威士忌酒和抽雪茄烟的气氛中，这个问题激起部长们更多的辩论。
最后，临近午夜时分，欧洲共同体著名的强有力的委员、比利时的戴维农失去了耐心。他把注意力集中于日本代表。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们不使你们的贸易公司得到控制，你们可能忘记丰田公司和索尼公司正在进入欧洲。”
室内一片寂静。日本官员坐在那里沉默片刻，正在考虑这一讲话，估量着怎样回答。日本官员终于说：“你是一位伟大的国际文职人员，”接着他就不再说话了。
不过，通商产业省加强对日本公司的“行政指导”，这做起来比较顺利。这些公司得到了信息后，如同美国和英国石油公司那样，在购买石油时比较克制。但是，市场投机者不限于对政府的政策作出反应。因为到1980年底，情况变得更明朗了。虽然石油库存仍然很多，但是需求量继续急转直下沛场价格下降。正是这种情况结合在一起，使得保持库存、囤积惜售愈来愈不合算，从而，正如国际能源机构所希望的，越来越促使动用石油库存，而不是购买另外的石油。
实际上，不仅石油消耗量正在下降，而且来自其他方面的石油供应正在弥补伊朗和伊拉克减产的数量。自从1978年底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沙特人一直在生产一桶接一桶的额外石油，以抑制油价的继续上涨，并为他们在欧佩克的兄弟规定一个限度。亚马尼曾说：“我们计划了这种供过于求的情况，我们希望看到这种情况，以稳定油价。”两伊战争的爆发破坏了沙特人的战略，沙特人不希望让事情发生麻烦，便在战争的头几次战役的数天之内，宣布他们正在增加生产，每天再增产九十万桶石油，使持续的生产能力达到极限。增产九十万，桶，接近于这两个交战国减产量的二八。欧佩克的其他成员国也提高了石油产量，甚至伊拉克和伊朗的一些石油又重返市场。与此同时，墨西哥、英国、挪威和其他非欧佩克国家的石油生产，以及阿拉斯加的石油生产，也在继续增加。它不再仅仅是“供略过于求”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不愿动用库存的情况消失了。的确，不去购买石油，而是动用库存石油，已成了不可抗拒之事。买主们现在开始反对高价，非欧佩克产油国渴望增加在石油市场的份额，正在大幅度削减自己的石油官价。它们的得益也就是欧佩克的损失。同时，对欧佩克石油的需求在下降。结果，1981年欧佩克的石油产量比1979年下降27％，实际上，降到1970年以来的最低点。亚马尼的预言终于成了现实。
欧佩克正接近道路的尽头，尽管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石油工业和西方石油消费国都没有对前景有任何想法。卡特的总统地位也逐渐结束。对吉米。卡特的最后的侮辱出自伊朗人的手，扣留在德黑兰美国大使馆的人质，直到卡特离职这一天才释放。美国总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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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职位由罗纳德。里根接任。他对自己和美国抱有令人振奋的信心，证明对选民来说，比卡特的“精神欠爽”要合口味得多。
与此同时，石油市场对七十年代油价猛涨和消费者对未来的担心，作出了反应。但是，石油输出国仍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事实，即市场的“客观条件”确实正在发生变化。它们不仔细考虑石油降价的问题。油价仍然很混乱，但终于在1981年10月，它们达成一项新的协议。沙特阿拉伯将其油价从每桶三十二美元提高到三十四美元，而其他产油国则同意把它们的油价从每桶三十六美元降低到三十四美元。这样，价格将得到统一。如果把所有的变化都考虑进去，那么，由于沙特提高了价格，因此，世界市场上石油的平均价格仍上涨了一至两美元。对其他的生产国来说，妥协当然意味着减价。但是也有安抚措施。沙特阿拉伯最后同意，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将其石油的日产量降低到原先的八百五十万桶的最高限额。
伊拉克和伊朗仍处于激烈的战争状态。但是，这两个极其重要的石油输出国之间的战争，也只能延缓而不能抵消两次石油冲击产生的强大力量。1981年10月是欧佩克油价上涨趋势、至少是为期十年的上涨趋势的最后时刻。“神圣的供求规律”已在起作用，促使油价下跌，虽然暂时还不带有仍会来临的可怕的报复。正如亚马尼所说，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35、完全是又一种商品吗？
过去，即使在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任何一次繁荣就其狂热的范围程度而言，都比不上七十年代末引起第二次石油冲击的那一次。那是历次繁荣中最繁荣的一次。随着石油价格猛涨到三十四美元一桶，卷入石油工业的金钱数额之大，使以往经营中所赚的钱或所投入的钱都相形见拙。石油公司把赚来的钱反过来又投入石油工业，谋求新的发展。有些公司还从银行得到贷款，从渴望赚钱的投资者那里筹集到更多的资金，并把自己的一切投入石油工业，以便能在这场疯狂的游戏中大显身手。当时又是独立的石油业主的黄金时代。他们拍手称快，施出浑身解数，租用更多的打油井机，向更深的地方勘探。他们投资再投资。为了祝贺这一切，在七十年代末，电视台播放了《达拉斯》，把该节目中贪得无厌的J.R.尤因，取代《贝佛里山里人》中可爱的克拉默佩特斯，介绍给美国和全世界的观众，给观众中的许多人留下了今后若干年内美国独立的石油业主的形象。
在美国，石油工业活动的汹涌澎湃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空前程度。狂乱的步伐必然意味着成本费用失去控制。同石油有关的每一种东西的价格都猛涨。供钻井找油的土地面积的价格直线上升。休斯敦、达拉斯、丹佛等石油城市的不动产价格也猛涨。一名钻探人员的费用上涨了几倍。地质学专业的年轻的毕业生也忙于应酬，喝酒、吃饭，受到别人的讨好，他们刚脱离学校初次工作，年薪就达五万美元。有二十年工作经验的地质学家放弃主要工作，自己经营，为自己开辟地盘，梦想成为一名新的H.L.亨特或者成为下一个卜保罗。格蒂。在这几年，美国的医生和牙医也把自己的钱投入石油钻探。他们听说，如果他们不去购买石油业的有价证券的话，他们的积蓄就会由于通货膨胀和油价上涨而大受损失。
有一种看法认为，石油工业正处在有些人称之为“油山”的危险的边缘。石油供应将会如同从悬崖上开始直线般地迅速降下来。并且，石油的枯竭加上欧佩克的好战精神，两者结合将保证石油这种日益稀少的商品卖高价，并且还不断涨价。结果，除了别的以外，技术与工程必然要制造石油的代用品，而这种代用品反过来又会限制石油价格的最高限度。这意味着，美国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境内落基山西坡岩石中的页岩油在被发现后经过了七十年，终于将得到开发并运到市场上出售。过去，每当世界石油供应出现严重短缺时，就指望开采那里的页岩油。而这一次，卡特总统于1979年提出作为解决美国能源问题的办法，正是开采那里的页岩油。
有些公司，如西方石油公司和联合石油公司，已经开始研究页岩油技术。1980年，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埃克森公司考虑到将来石油似乎不可避免地会短缺，便匆匆花钱把技术运用到西坡的殖民地页岩油工程项目。六十年前，在另一次石油供不应求的时期，该公司曾获得与现在的面积同样大的一块土地，以开发用作燃料的页岩油。但当时毫无成果。现在，埃克森公司遥遥领先，花了整整十亿美元用于开采页岩油，为迎接能源的“新纪元”作准备。该公司董事长克利夫顿。加文回忆道：“埃克森欣赏页岩油已有很长的时间。但这一次是巨大的挑战，技术上如此，经济上肯定也是如此。”尽管这样，美国看来要开发液体燃料的可靠来源。技术看来是能够发挥作用的。
然而，在这以后的两年期间，经济展望发生了急剧变化。说实话，油价正在下降；需求也正在下降。对这两项的预测也是如此。石油输出国的石油生产能力正在出现过剩，而对殖民地页岩油工程项目的费用估计则从开始起一直在上升。加文回忆道：“我们正在对日产量五万桶要花六十亿至八十亿美元加以考虑。而且，不能指望花这么多钱就够用了。一天夜里，我自言自语道：”我不能把股东们的钱那样花掉。“‘第二天，加文召集高级管理人员班子，问他们停止页岩油计划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这是一项令人难受的决定。我经受得住这项决定。“
1982年5 月2 日，埃克森公司简要地宣布，结束殖民地页岩油工程项目。现在，该公司在其经济展望中看不到任何东西能使页岩油工程项目继续进行下去。
该工程项目紧急停止之日，也就是科罗拉多州西坡繁荣实际结束之时。来福枪、城垛台和降落伞这三个镇成了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皮特霍尔的伟大传统的牺牲品。皮特霍尔在1865和1866的整整两年内从茂密的森林变成了拥有一万五千人的繁荣的城镇，再变成了令人胆怯的鬼城，那里被遗弃的店铺和住房被拆掉，其木材被运往油区其他地方去造房子。现在，科罗拉多州的上述三个镇内，新建成的住房已空无一人；风景点很快就杂草丛生；公寓有一半没有租出去；来自中西部的建筑工人收抬好行李回老家；路上看不到车辆来往；青少年们由于无所事事，便破坏尚未建成的住房和办公楼。来福枪镇一家办公用品商店的老板说：“我的买卖已经完蛋。”这个镇也已经完蛋。靠牺牲百业的繁荣而取得的繁荣是不能持久的。
基本原理
世界石油市场和油价本身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恶性通货膨胀不仅正在威胁到经济成就，而且还威胁到西方世界的社会结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作出了反应，实行严厉的紧缩通货的政策，导致利率急剧上升，最高时一度达到年利率21.5％的高人云霄的水平。正当由于油价上涨，工业资金枯竭之时，实行了紧缩通货。两者相结合的结果是，发生了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次经济衰退有两个谷底。第一个在1980年；第二个更严重，在1982年。经济活动的停滞大大减少了工业国家对石油的需求。发展中国家曾被设想为石油新需求的重要源泉，借以支持油价。实际情况正相反，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债务负担，由于它们的原料的销售市场遭受工业世界经济衰退的打击，也出现严重的经济下降，抑制了它们对石油的需求。
况且，能源经济本身也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在二十年代初期和四十年代中期，也出现过担心能源短缺，但由于能源价格上涨刺激了运用新技术和开发新地区，这种担心最后以出现生产过剩和供过于求而告终。这种模式随着油价上涨到三十四美元一桶和油价的进一步看高，预期会再次出现。欧佩克之外，正在大规模开发新油田。正当第二次石油冲击引起混乱时，墨西哥、阿拉斯加和北海油田开始大量产油。埃及也正在转变为一个重要的石油输出国。马来西亚、安哥拉和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其他许多国家也转变成石油生产国和石油输出国，它们之间出现了小规模的联盟，但合计起来，意义就重大。石油勘探、生产和运输等方面的技术，也由于重大革新而正在得到改进。阿拉斯加输油管的输送能力最初为一天一百七十万桶。在添加了一种挥名叫作“润滑剂”的化学品，减少了输油管内的障碍物质，从而改善了石油的流动性能以后，输送能力提高到每天二百十万桶。当油价为十三美元一桶时，石油勘探和生产上的许多事做起来经济上不合算，而当油价为三十四美元一桶时，这些事从经济上看就可以做了。美国一低地一48“的石油产量继续比预期的高。除了阿拉斯加运出的石油在逐步增加以外，上述情况意味着八十年代上半期美国的石油产量实际上在增加。
石油需求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二十世纪开始以来，石油在整个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愈来愈高。这种发展趋势由于油价上涨、安全考虑和政府政策而发生了180 “的转变。煤大量地重返发电厂和工业。核动力也迅速进入发电。在日本，液化天然气提高了它在能源经济和发电中的比重。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在全世界，石油正在被排挤出它的某些最重要的市场，正在迅速失去阵地。石油在工业国家整个能源市场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53％下降到1985年的43％。
不仅石油在能源总量中的比重在下降，而且能源总量本身也在缩小。这反映了能源效率在提高，换句话说，节约能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节能常常被忽视，甚至受到嘲笑，但节能的结果还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节能的含义主要不是指过清苦的生活，不是指“小就是好”，而是指提高效率和革新技术。1975年的立法规定，到1985年新汽车的燃料平均使用效率要提高一倍，即提高到每加仑汽油要使汽车平均行驶27.5英里，这样可以使美国原来的石油日消费量节省二百万桶，恰恰相当于阿拉斯加石油日产量的实际增加数二百万桶。1985年同1973年相比，美国能源的使用效率提高了25％，石油的使用效率提高了32％。要是美国的石油使用效率停留在1973年的水平上，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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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美国实际的石油日消费量要增加一千三百万桶石油。节能的成果是巨大的。其它国家也大幅度节能。日本在这一段时期内，能源的使用效率提高了31％，石油的使用效率提高了51％。
到1983年，即经济复苏的第一年，节能和燃料转换的影响已经很明显。非共产主义世界石油的日消费量为四千五百七十万桶，比高峰时的1979年的日消费量五干一百六十万桶，减少了约六百万桶。同样，从1979年到1983年，当石油的日需求量减少六百万桶时，非欧佩克的石油日产量却增加了四百万桶。紧接着，各石油公司急切地想方设法卖掉它们庞大的库存石油。这样庞大的石油库存是它们因预期石油需求会上升到新的高水平而建立起来的，可是，这样高的石油需求从来没有出现过。
石油需求的猛降，非欧佩克石油的供应量不断的增加，库存石油的抛售，这三大趋势结合在一起，使得向欧佩克提出的石油要货量每天减少一干三百万桶，即比1979年的水平下降了43％。伊朗革命和随后的两伊战争曾经削弱了这两个国家的石油出口能力。但突然之间，不是担心短缺，而是生产能力超过了市场需求，形成了大量过剩，总之，形成了供大大超过了求。
最后——卡特尔
对欧佩克来说，算帐的日子逼近了。最迟到1977年，欧佩克生产的原油占自由世界生产总量的2 ／3.到了1982年，非欧佩克的石油产量第一次超过了欧佩克，日产量的实际超过数字达到一百万桶，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上升。甚至苏联向西方国家出口的石油数量也在大幅度增加。这是由于苏联谋求利用油价上涨，增加从西方国家取得硬通货收入。
许多来自新来源的石油，尤其是北海石油进入现货市场出售。这引起了市场情况的明显反应。仅仅一两年前，石油的现货价格猛涨，高于官价；而现在，现货价格暴跌，跌到远远低于官价。许多按照官价买进石油的公司，损失了大量本来可以用来炼油和市场营销的钱。某种特定质量的石油的现货价格可以比期货合同价格每桶低八美元之多。正如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德国分公司总裁所指出的，这种差距是“微利”和“大亏本”之间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能做最简单算术题的买主为了寻找最便宜的石油，就会去跑“现货市场”和商店。新的非欧佩克产油国为了进入市场当卖主，就会不得不开出最能引起“市场反应”的价格即最便宜的价格，以争取市场份额。
欧佩克陷入了困境。它面对市场，只能作出无可奈何的选择：或者降价去夺回市场，或者减产以维持价格。然而，欧佩克国家并不希望降价，唯恐降价会破坏整个价格结构，失去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已经得到的好处，而且，它们不久前得到的威力和影响也会丧失殆尽。此外，它们还担心，如果它们降价，工业国家会利用这个机会提高货物税和汽油税，无形中把付出的油田租金从欧佩克的财库中取回，而为了提高油田租金，产油国在三十多年前就展开了斗争。
但现实是必须正视的。欧佩克如果不去降价以保产月B 就势必要减产以保价。在三年前的1979年，欧佩克的日产量为三千一百万桶。1982年3 月，欧佩克为其集团规定的最高日产量为一千八百万桶，并规定了每一成员同生产的限额，沙特阿拉伯是例外。不过，沙特阿拉伯也调整产量以支持欧佩克的整个安排。欧佩克在历史上曾多次讨论过要这么做，但这一次终于做成了。它采用了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在其早期实行的限制产量以保价的做法。用石油输出国的一名主要分析家的直率话来说，欧佩克已经使自己转变成一个卡特尔；规定和分配产量，还规定一种价格。
在确立限额后的几个月内，石油市场的动荡又增添了新的因素。伊朗在同伊拉克的战争中正在取得上风，对待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保守的海湾国家的态度和言辞更加好战。这不是中东唯一的一场战争。1982年6 月，以色列直接入侵黎巴嫩。在阿拉伯石油输出国规定的一次会议上，出现了一些议论，要对美国实行另一次的石油禁运，以作为“惩罚”。但是，石油市场的困境，加上伊朗给海湾石油输出国造成的直接地缘政治危险，使得上述议论中的建议不可置信，并被认为是不中肯的、危险的，并且很可能会给石油输出国利益造成很大危害的一种意见而很快地被搁置起来。与此同时，1982年6 月，沙特阿拉伯哈利德国王，一位患慢性心脏病的过渡性人物去世了。担任国家行政首脑的王储法赫德继承了王位。除了其他的以外，他还是王族中的一名石油专家。
新的限额办法是一项权宜之计。不过，到1982年秋，几件事情已经明朗：石油需求没有恢复，非欧佩克国家的石油产量继续在增加，石油的现货价格又在猛降。欧佩克即使实行了生产限额，它生产的石油仍然过剩，规定的价格仍然过高。
“我们的价格太高了……”
1983年，石油市场上的竞争继续在迅速升级。单是北海油田的英国那部分，自从1975年开始产油后，现在生产的石油超过了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尼日利亚三国产量的总和，而且北海石油产量会更多。为了对付竞争，非正式的打折扣和降价已成了欧佩克内的家常便饭。唯一的例外又是沙特阿拉伯，它保持三十四美元一桶的售价。其他许多国家把它看作是独负重担。石油买主们，甚至包括阿美石油公司的合伙公司在内，很快就抛弃沙特阿拉伯，去购买价格打折扣的石油。买主们不能轻易地把比较贵的石油硬卖给其分支机构和顾客。这些分支机构和顾客试图搞到价格较便宜的石油，同其他公司竞争。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产量下降到1970年以来的最低点。
1983年初，亚马尼提出一篇哲学专题论文，主题是关于欧佩克当前这次已经很明显的危机的起因。他说：“请原谅我作一个比较。这次危机的经历很像一名孕妇的经历。……危机开始时，很像正常的怀孕给人带来激情和欢乐。在这时候，欧佩克的其他成员国不顾我们发出的后果是否定的警告，希望我们把油价提得更高。此外，每一个成员国取得大量的财政收入，匆匆开展发展工程，似乎这种财政收入会源源而来，并会永远不断地增加。……我们陶醉于欢乐，虚度了这段时光。”但现在不得不面临其后果。亚马尼说：“对世界市场来说，我们的价格太高了。”
到1983年2 月底，全面崩溃看来即将来临。英国国家石油公司把北海石油每桶的价格降低三美元，降低到三十美元一桶。这对尼日利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尼日利亚是欧佩克的一个成员国，拥有一亿人口。它的经济过分依赖石油，发发可危。尼日利亚生产的石油在质量上可以直接同北海原油相匹敌。现在，尼日利亚通常的客户能够抛弃这个非洲国家，以比较便宜的价格得到北海石油。尼日利亚几乎门可罗雀，实际上也就停止了石油出口。这个国家不久前恢复了文官统治。它的国内政治因石油停止输出而颤抖。尼日利亚表示，要以同样的手段作出回答，尼日利亚石油部长亚哈亚。迪科坚定地说：“我们已准备好打一场价格战。”
1983年3 月初，石油部长们及其随员匆匆举行会议。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会议地点是在伦敦，也就是欧佩克的主要竞争对手——英国的家院。他们在海德公园角的洲际大旅馆聚会，会议令人沮丧地开了十二天，冗长不堪，给会议一些参加者以一种说不出来的反感，今后无论何时再踏进这家旅馆时，就会产生这种反感。然而，无论在思想上和形式上怎样反对降价，也无论怎样发怒和破坏，现实是不再能抗拒的。欧佩克把其油价大幅度削减了约15％，从三十四美元一桶降到二十九美元一桶。欧佩克这样大幅度削减油价，这在其历史上尚属首次。欧佩克国家还一致同意，该集团的石油日产量限额定为一千七百五十万桶。
可是，在欧佩克中，每个成员国该从这总的限额中分得多少份额呢？在分配限额的过程中，得失要以几十亿美元计算。成员国之间争吵不休，直到达成分配协议为止。在伦敦举行的这次石油会议开了十二天，成了马拉松式的会议。它防止了油价暴跌，至少暂时如此。欧佩克为了适应市场价格，对自己的油价作了调整，但不是像过去那样涨价，而是降价。这次会议还规定了新的生产限额，但这次规定不像上一年那样是暂时性的。
根本没有正式规定生产限额的国家确实有一个。那就是沙特阿拉伯。亚马尼坚持说，要是给沙特阿拉伯规定一个生产限额的话，那末该数字会明显少于日产量六百万桶。可是，亚马尼已接到的训令说，利雅得能够接受的生产限额至少应该是日产量六百万桶。会议公报只字未提给沙特阿拉伯规定生产限额，而只是说它将“成为产量不固定的国家，供应市场上尚缺少的那部分石油，以满足市场需求。”拥有自由世界1 ／3 石油储量的沙特阿拉伯第一次明确地担负起这样的责任，即沙特阿拉伯自己决定增加或减少其石油产量，以平衡市场供求，维持石油价格。可是，欧佩克这一套新的价格管理体系能够取得多少成效，取决于除沙特阿拉伯外其余十二个成员国能否摆脱弄虚作假，取决于欧佩克第十三个成员国沙特阿拉伯在发挥一个产量不固定的国家应起的关键性作用方面的意志和能力。
商品市场
在欧佩克的马拉松式会议以及欧佩克转变成一个真正的卡特尔这种明显的戏剧性场面的背后，是石油业本身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它不再由几家高度一体化的大石油公司所控制。取代这种情况的是，石油业变成一个由众多的买主和卖主组成的各行其事的、吵吵闹闹的世界。人们有时带着赞许、有时怀有恐惧说，石油正在转变成“完全的又一种商品”。
当然，石油自从它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最初进入市场以来，一直是一种商品。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油价上下波动很大，但是，随着不断地向一体化推进，也就是把从油井开始到加油站为止的活动由一家公司连接起来，其后果之一是，使油价的多变性成了石油公司内部的事。此外，石油被看成与其它商品有区别。亚马尼
吟咏道：“应记住，石油不是茶叶、咖啡那样的一般商品。石油是一种战略商品。石油这种商品太重要，不能听任它由变幻莫测的现货市场或期货市场或任何形式的疯狂投机所摆布。”然而，当前开始出现的，恰恰正是这种情况。原因之一是世界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庞大的过剩石油。同七十年代完全相反，现在不是消费国对石油供应忧虑，而是石油生产国不得不对进入石油市场发愁。买主希望油价打折扣却从来没有考虑过要支付他们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所不得不支付的那种为取得可靠供应而支付的溢价。正如一位石油经营者所指出的，买主“往往轻视保障，重视支出！”保障几乎不再是一个问题。现在，重要的是，在一个供大于求的市场上进行竞争。
第二个原因是石油业本身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由于民族主义和谋求租金，石油输出国政府确立起对其本国境内石油资源的所有权，同样，还逐步确立起对其生产的石油在国际市场上营销的权力，它们这样做，就打断了过去它们的石油储量同国外的特定的石油公司、炼油厂和市场之间的联系。石油公司同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石油供应之间的直接联系被切断了。这些公司便到其他地方去开发石油新的来源。但同样清楚的是，由于这些公司会成为过时，它们将不得不寻找一个新的身份，否则它们会毁灭。如果它们不再能成为一体化的公司，它们便会变成石油买主和石油商。这样一来，它们的重点便从长期合同转移到现货市场。在七十年代末以前，世界现货市场上买卖的石油占国际上石油交易量的比重不超过10％，是石油这个大宗买卖中的一项较次要的活动，只是吸收掉炼油厂过剩产量的一种方法而已。但到1982年底，在第二次石油冲击激起了动荡之后，世界市场上的原油买卖有一半以上或者是在现货市场上进行的，或者是参照现货市场的油价出售的。
英国石油公司没有什么可选择，只得带头走路。伊朗动荡和尼日利亚石油国有化的结果，英国石油公司丧失了其石油供应来源的40％，此外，科威特、伊拉克和利比亚也实行了石油国有化。该公司令人失望地被遗弃，同时也为了自己，便走出圈子，进入现货市场，开始购买石油，而且石油买卖的规模愈来愈大。随着短期现货市场的出现，“老式”一体化的长处便不再那么明显。新的英国石油公司可以到处寻找，去购买最便宜的石油；可以把效率推广遍及它的各个经营单位；可以胜任竞争；可以更加企业化。该公司大幅度下放权力，下属的各个单位实行自负盈亏。共同的精神文明也从七十年代受供应的计划者支配的状态转变为受商人和经营者支配的状态。公司曾经从一度被看作是一种准政府的官僚政治，转变为一名经理所说的“以买卖为导向的灵活机制”。但是，一体化在历史上的优点又怎样呢？英国石油公司的新董事长沃尔特斯就这一点说：“很明显，搞一些一体化是好事，但它不值得我们给它嘉奖。我们把自己看成是善于随机应变的人。”
沃尔特斯带头提出指责。他在很早以前就作出结论，认为在愈来愈受电脑模式的支配下，传统的一体化已没有意义。1967年6 月，“六天战争”爆发了两天后的一个星期六早晨，他正在伦敦北部海格特的自己家的园地上割草。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来到他的眼前。他被叫进屋里去接英国石油公司租赁部主任打来的紧急电话，电话中说，油船大王亚里斯多托。奥纳西斯突然取消了现有的一切租赁安排，打算把自己整个船队租给英国石油公司使用，但租费标准要比过去高一倍。英国石油公司要到中午才给予答复。沃尔特斯不久前刚受命负责英国石油公司遍及全世界的后勤，理应由他作出答复。作出的决定一进一出以千百万美元计算。他带着一种突然的失落感，认识到现时除了商业判断外，没有一种计算机程序能帮助他。他打回电说，行，接受开价。然后，他回去割草。事情很快就证明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到星期一，油船的租费比上一个星期五上涨了三倍。
从那一天起，沃尔特斯成了一名宣传英国石油公司应该分散权力的人。他说：“那件事促使我去思考我们整个的经营方式。我认识到，赞成进一步一体化的人正在走错误的道路。他们正在把应该由管理部门作出判断的事移交给机器。”在这一方面，沃尔特斯传道般的热情似乎会使他丢掉职业，可是他坚持己见，到1981年，当英国石油公司的全部经营业务处于崩溃之际，他当上了公司的董事长。沃尔特斯说：“那么多坚定的有关经营的假设有待去摧毁。”伊朗人已使英国石油公司部分地解体；沃尔特斯将完成这件事。他解释道：“对我来说，没有赢利就没有战略。”他对公司的经理人员说，“英国石油公司没有圣牛，如果你们告诉我们，哪些事情有经济意义，哪些没有经济意义，我就会告诉你们，哪些我们该保留，哪些我们不该保留。”沃尔特斯由于说了这些话而出了名。的确，必要性成了一种长处。
其他石油公司也正被同样的力量推向同样的方向。结果，实际上在每一家公司内都出现了两种人之间的一场斗争。一种人习惯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一体化的石油业，并受其制约。另一种人则认为一个新的世界，即买卖的世界已经到来。正在受到挑战的，不仅有原来的营运方式，而且还有根深蒂固的基本信念。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乔治。凯勒说：“过去教给我的概念是，你要使你自己的原油运往你自己的炼油厂，再流往你自己的下游系统。这是老生常谈，不言而喻。”把石油作为商品，按照买卖的方式在各个环节运行，这种主张在许多公司中遭到因循守旧者的抵制。他们把这种方向看作是经营石油业的一种不文明的、不道德的和不适当的方式方法，看作几乎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他们进行了种种劝说，但在适当的时候，别人对他们也进行这样的劝说。大多数公司把事情缩小只是为了建立起营业部门，不仅作为保证母公司营运中供求平衡的一种方法，而且还作为一个单独的赢利中心，一条根据自己的条件去赚钱的途径。要是在石油供应紧张时，石油输出国对待石油公司不讲交情的话，那末在石油生产过剩时，石油公司对待石油输出国也不讲交情。买主会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去购买价钱最便宜的石油，无论是为了自己使用，或者是为了转手再卖去，总之，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地具有竞争力。
阿美石油公司的四个合股公司——埃克森公司、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虽然有所减少，但仍继续大量购买沙特阿拉伯石油。即使它们知道它们购买这些石油按照的“官价”远远超过市场上竞相出售原油的价格，但它们仍大量地购买。基本的格言始终是保持同沙特阿拉伯的接触，石油公司拒绝切断这种联系。但在1983年和1984年，它们不得不勉强地承认，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价格太高。乔治。凯勒说：“我们这些在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工作的人总是把阿美石油公司看作是我们的业务经营。我们参与创办、发展了这家公司，并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因此，这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然而，我们不能源源不断地把钱往无底洞倒。我们不得不逐渐后退。最后，我们不得不对亚马尼说，我们再也不能继续这样干下去了。”尽管同阿美石油公司的联系没有断掉，但这种联系大为减少了。沙特阿拉伯不再是一个特殊的石油供应国。这四家石油公司和沙特阿拉伯之间贸易关系的改变，是石油业正在怎样进行转变的重大标志之一。
石油业发生的重大的结构性的变化，大大促进了上述向商品市场的转变。美国取消了对石油价格的管制和其它种种管制，也就不再同世界石油市场脱节。的确，现在美国同世界市场的其它部分的联系密切了。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而且由于世界石油总产量下降，美国的石油产量在自由世界总产量中的比重几乎达到了1 ／4.美国的石油业也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性行业，会对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美国原油业的一个个别发展趋势甚至会成为全世界石油业的新的带头羊。
从鸡蛋到石油
美国原油业这种发展趋势的出现，即得克萨斯西部中间环节的出现，反映了石油业经营中另一个重大的革新。它也发生在］983 年，即出现转折点的那一年。它发生的地方虽然不是在维也纳或利雅得或休斯敦，而是在纽约下曼哈顿的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第八十层楼的纽约商品交易所。这家交易所以尼梅克斯（wymex ）而著名。它开始实行原油的期货交易。
当一种商品的大部分在现货市场上出售，价格动荡多变时，买主和卖主便倾向于找出一种机制，以尽量缩小他们所冒的风险。这就导致期货市场的兴起。期货市场允许买主有权在将来的某个月内按照商定的某个价格购买商品。他能使他的买价预先定下来；他知道他所冒的风险。同样，一名生产者能预售其产品，即使在产品生产出来，或农产品收成之前，也能把产品预售出去。他也预先使售价定下来。买主和卖主双方都是折衷者。他们的目的是尽量缩小他们所冒的风险，减少他们遭受价格多变的可能性。那些指望在供求变动中利用市场心理进行投机买卖而发财的投机分子，则增添了期货的“流动性”。谷物、猪肉等等许多种不同的商品多年来是在美国的若干个期货市场之一进行交易的。七十年代，随着世界经济变得更加动荡和调节失去效力，黄金、利率、货币以及最后连石油也出现了期货交易。
跟其它交易所一样，纽约商品交易所没有真正极其突出的经历。它成立于1872年。这一年，约翰。D.洛克菲勒推出接管美国石油工业、排斥竞争的“我们的计划”。该交易所的期望比较适度，它反映了纽约市六十二名商人的利益，他们只是要找一块地方，以便于买卖日常产品。该交易所最初的名称为黄油和乳酪交易所。不久，增加了鸡蛋买卖。1880年，交易所改名为黄油、乳酪和鸡蛋交易所。又过了两年，它再次改名为纽约商品交易所。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除了鸡蛋现货交易外，鸡蛋期货交易也开始实行和展开起来了。
后来，在1941年，一种新的商品进入交易所的大门。这就是美国缅因州的马铃薯。以后，交易所又增加了黄色球
状的洋葱、苹果（麦金托什苹果和金黄香味苹果）、爱达荷州马铃薯、胶合板、白金等期货交易。不过，缅因马铃薯是该交易所的主要交易项目，一直到美国的马铃薯供求平衡发生根本的变化（世界大多数地方不知道这种情况）。缅因马铃薯的市场份额正在丧失给美国其它地方生产的马铃薯；此外，缅因马铃薯每年的绝对产量也正在下降。结果，缅因马铃薯的期货合同陷入困境。1976年和1979年，马铃薯合同一再爆发丑闻，其中包括已交割的等待纽约市检查的马铃薯库存发生腐烂败坏。在压力之下，交易所突然结束了缅因马铃薯的买卖。交易所本身也受到了要被取缔的威胁。
然而，正在这时候，纽约商品交易所又开始增添了一种新产品，一种家庭取暖用油的合同。当地的取暖用油的分配者发现这种合同有用。随后，在1981年，交易所开始汽油的期货买卖。可是，在伦敦洲际大饭店举行的欧佩克马拉松式会议结束后，过了恰好两个星期，即在1983年3 月30日发生了重大的革新。那一天，交易所开始实行原油的期货买卖。这两者差不多是同时发生的。这是富有讽刺意义的，因为原油期货合同会彻底破坏欧佩克规定石油售价的权力。现在一桶石油的所有权可以买卖许多次，与此同时，商人和投机者趁机赚钱，有时是赚大钱。
交易所内自行买卖、自负盈亏的场内商人开始热情地对待原油期货。他们一边推，一边挤进交易所大厅沸腾的人群，大声叫嚣，疯狂地挥动手臂，要登记他们购买期货的定单。商人们也一边推，一边挤进开始时对他们几乎不怎么友好的石油业。原有的石油公司对期货市场的最初反映是一种怀疑态度和完全的敌对态度。这些年轻人大声叫嚣，手势的动作粗野，他们心目中的长期也许只有两小时。而现在他们要打交道的一种行业，它的工程和后勤都极其复杂，它的作为每一件事的基础的关系应该是经过仔细考虑的，而且在这个行业中，今天决定的投资要到十年以后才能开始收回资金。这些年轻人对待这样一种行业该怎么办呢？一家大公司的高级经理说，放弃石油期货交易“如同牙医生放弃一条赚钱的途径”。但正是期货交易，而不是牙医的实践很快地得到人们的欢迎和尊重。没有几年，大多数的石油公司、某些石油输出国以及包括金融企业在内的其它许多投机买卖者参与了交易所内的原油期货交易。随着石油期货买卖的总金额像天文数字那样增大，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四楼的缅因马铃薯买卖成了遥远的、令人感到奇怪和窘迫的回忆。
曾经一度由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开出石油价格。后来由美国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系统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大公司开价。后来又由欧佩克开价。现在的石油价格，是公开市场上每一天都会瞬息变化的成交价，是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场内商人之间做交易时的成交价。这些场内商人同全世界各地注视电脑屏幕的买主和卖主有联系，接受这些买主和卖主的委托进行买卖。它像十九世纪后期的西宾夕法尼亚石油交易所，只是配备了现代技术而复兴。所有要买或卖石油的人都能在同一时刻获得同样的信息。他们都可以在交易所的外面做买卖，发挥作用。交易所里起作用的仍然是“神圣的供求规律”，只是现在，这里的供求变化立即显露给世界各地。交易所内所有的石油买卖的基准价是得克萨斯西部中间环节的价格。得克萨斯西部的原油很丰富，而且买卖又方便，因此，它的价格成了世界石油价格的一个很好的基准价。而在此以前，世界石油价格以阿拉伯轻油作基准。距今二十年前，阿拉伯轻油取代得克萨斯湾近海石油，成为世界的基准原油。现在，几乎绕了一整圈，回到了得克萨斯。而且，随着石油期货交易的迅速增长，得克萨斯西部中间环节的石油价格，同黄金价格、利率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起，都成了最能仔细测出世界经济每天脉搏和晴雨变化的最重要的测量仪。
新的石油大战：争夺价值差距
随着全球性市场的重大改组，石油业本身也经历了整个行业的公司改组。其影响之大，任何一家大公司概莫能免。一个行业取消了调节，撤除了保护，增加了竞争压力，从而典型的情况是导致企业的巩固、母公司收回子公司的全部股本使之脱离、接管以及其它种种变化。到1981年，美国完全取消对商品贸易的调节，石油也不例外。生产能力过剩和价格疲软也促使巩固企业或缩小规模。这意味着提高效率和增加利润。与此同时，通常控制美国大公司3 ／4 股份的固定投资者，即年金、互助金和货币的管理者变得更加敢作敢为，坚持他们的投资应该得到更高的利润率。他们受到压力，要在每一个季度作出好的表现，因此，不愿意长期等待。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石油业正在失去它在繁荣时期形成的吸引力。
不过，从本质上说，作为石油业重新组合的基础，乃是“价值差距”。当一家石油公司的股份总值不能充分反映按照市场销售价格计算的它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价值时，便用得上“价值差距”这个术语。股票价格与资产价值之间差距最大的公司也就是最容易受到冲击的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明显的含意是，一个新的管理部门可以做旧的管理部门办不到的事，也就是可以提高股票价格，从而提高“股东的价值”这项宝贵的事业。此外，还可能有意想不到的事，即勘探和增产一桶石油所花的钱可能比购买现存的正在营运中的石油资产所花的钱要高出两三倍。对公司的经营来说，含义是明显的，即“在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大厅里勘探石油”（即购买价值低估的公司）要比在得克萨斯西部表土层下或在墨西哥湾海床勘探石油花的钱更少。这里，股东的价值又一次成了一种动力。许多石油公司在两次石油冲击时赚了大量的钱，把这些钱投入美国的石油勘探，以谋求可靠地取代欧佩克。结果非常令人失望；石油储量仍在下降。花了这么多的钱，最终证明是无效的和浪费的。与其继续这样狼狈不堪地花钱，为什么不通过提高股息或高价回收股份，把更多的钱返还给股东，让股东们自己决定怎样去投资呢？或者，更好的办法也许是，为什么不去收买或合并价值已经明确的其它的公司，以取得价格便宜的石油储量呢？
因此，价值差距像地质上的断层那样，促使遍及整个石油业的大动荡。结果，石油公司与石油公司互相争斗，它们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的大战。在这场大战中，华尔街的种种投机倒把的炒手也插足其间，有时还操纵、控制。这是一场崭新的石油大战。
触发器
尽管在第二次石油冲击结束时，石油业变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还需要有一个触发器。它终于出现在阿马里洛，这是一个有十五万人口的城镇，位于得克萨斯州西北部干旱、平坦的潘汉德尔高原上。这个高原土地贫瘠，经常刮旋风，同外界几乎隔绝，距离丹佛比休斯顿近些。阿马里洛最大的产业是石油和天然气，但绝大多数由中小的独立经营者经营。阿马里洛及其附近地区另一项大的产业是养牛业。还有核武器。阿马里洛是美国核弹最后装配的唯一中心，据估计一天装配四个核弹头。阿马里洛还是独立石油经营者布恩。皮肯斯的老家。他比任何别的人都更善于引爆。他通过爆炸抹掉了一些著名的地界，改变了石油公司油区的地形。
当记者们严肃地询问布恩。皮肯斯，他是否就是《达拉斯》电视系列片中“现实生活中的”J.R.尤因时，他带着冷笑，把脸转了过去，避开记者，于是，他成了一名著名人士，一名专家。他在金融界受到广泛热烈的欢迎。他有作为，提高了股东们持有的股票的价值。不过，在石油业，他尽管得到一些人的钦佩，却也遭到另一些人的厌恶。他颇有策略地把自己放在石油业和华尔街的结合点上。他说，他正在搞好石油业的基础，同石油业的挥霍浪费作斗争，使石油业摆脱生产过剩、沉湎幻想和骄傲自大，为迄今为止丧失了权利的股东们的常被忽视的利益服务。他的对手们说，皮肯斯仅仅是一名聪明的机会主义分子，只有推销员的天赋，利用股东权利，掩盖其内心深处的老样子的贪婪。但周围的人都清楚一件事，即皮肯斯比大多数人都更早、更清晰地看到在第二次石油冲击的背后存在着石油业的弱点。他不但屈指数出石油业该做的事，而且还挺身而出，力图予以说明。坦率地说，正因如此，他的所作所为反映了独立的石油经营者对可恶的大石油公司的报复。
皮肯斯于1928年出生，在一个小石油产区成长。该地区离森密诺尔不远，是二十年代发现的俄克拉何马州最大的油田之一。他的父亲是一名土地经营者，从农民那里取得租契，然后把它们集中起来，成批推销给石油公司。皮肯斯的母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负三个县的汽油分配工作。皮肯斯是独生儿，长大时成了急躁轻率、充满自信、独立思考、说话尖刻和坦率直言的年轻人。他不愿意接受现存的秩序，而宁肯在其前进的道路上发生些事情。他还富于竞争意识，不服输。
当他的父亲运气变坏以后，全家迁到阿马里洛居住。他父亲在那里找到一个职业，替菲利普斯石油公司工作。年轻的布思。皮肯斯在学院学习了地质学以后，也去菲利普斯石油公司。但他忍受不了他的职务。他不喜欢官僚主义和等级制度。他的一个工头告诉他说／你如果想要在这家公司内步步高升，就必须保持缄默。“他确实不喜欢这个职业。三年半以后，1954年，他离开了菲利普斯石油公司，独立经营石油谋生，通过协商，把买卖集中起来，卖给阿马里洛一带的有钱人。他到西南部去旅游，使自己习惯于热风和一年中常有的向鼻子、嘴巴扑来的飞扬尘土，过一种美国人梦想的坚韧不拔的巡游生活。他往往在公路旁挂着大石油公司招牌的加油站的休息室内剃胡子，而他对这些石油公司早就相当厌恶。那是在五十年代中期贫困潦倒的日子里，那时石油业正处在周期性的下降。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驾车跑遍产油的各个州，皮肯斯是其中之一。他们利用公用电话亭作为自己的办公室，非法经营，集合一帮人和一名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如果运气好，会钻出石油和天然气，一直梦想找到一个大油田，一个真正的大油田。
皮肯斯比多数人走得更远。他为人精明，厉害。他有一种能力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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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一步一步地分析和思考问题，直到得出结论。到了适当的时候，他前往纽约，筹集资金，然后成功地在加拿大开展经营。到1964年，他把他的种种钻探业务集中成一家单一的公司，取名为梅萨石油公司。在梅萨公司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以后，他被股票价值与作为基础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些资产的价值之间的差距迷住。皮肯斯把目光盯住雨戈敦公司。这是一家懒散但规模却相当大的公司。它在当时美国最大的天然气储藏地——堪萨斯州西南部的雨戈敦拥有大片待开发的天然气。雨戈敦公司的股票价格总和远远低于它的天然气储量如果出售所能得到的金额。他说眼股东相信他作出的许诺，即在提高股票价格和改变对公司的管理方法的基础上，使股东们收回更多的资金。这是一种简单的概念，但在十五年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69年，他怀有敌意，完成了对雨戈敦公司的接管，把这家大得多的企业并人梅萨石油公司，成立一家独立的大石油公司。
皮肯斯几乎同其他任何人一样，被1973年后的石油狂热所迷住。他在美国租用了尽可能多的钻井机，到国外，到北海和澳大利亚去寻找石油。他还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商人，几乎在石油业内其他人还未听到过期货交易之前，他就已经是一名期货交易的老手。他早期的专长是做牛的期货交易。正因如此，他使梅萨公司兼营养牛业，作为一种副业。这使这家在石油业中规模较小的公司成了美国养牛业的第二大企业。这项投资结束得很可怜，他改弦易辙把公司从围栏地划出来。然而，即使在八十年代中期石油大战达到高潮，得失以几十亿美元计算之时，只要皮肯斯乘坐的飞机在得克萨斯降落之际，他会向窗外远眺，点点牛的头数，看看这些牲口是否长大了，以便决定牛的期货交易做长期的还是做短期的。这是一种游戏。
皮肯斯曾经非常爱好打篮球，后来又十分喜欢打网球。这意味着需要速度、快速突破、出其不意、反应迅速、经常准备好随机应变。他也是这样来对待做买卖的。他的经理人员之一在回忆七十年代的情景时说。“每星期六上午，我们往往涌进布恩的办公室，其中有些人还坐在地板上，布恩会问我们下星期打算怎样赚钱。”皮肯斯是阿马里洛地区星期六继续工作的唯一的石油业者，并因此而出了名。皮肯斯也引以自豪。他的工作作风是：工作事先有计划，注重细节，但又高度灵活，随机应变。这一切使他成为同官僚主义大公司进行较量的坚定的对手。他从不回避任何一次斗争。当他手下的人带话给他，说一名竞争者铺了一条输气管或做了使他不高兴的其它事时，皮肯斯会回嘴反击说：“告诉他们去拍胖子的马屁吧！”
到八十年代初，皮肯斯就看到了石油经营中的弱点。美国的石油产量正在下降，前景愈来愈可悲，发现石油的记录继续令人失望。与此同时，石油公司股票的价格并不反映公司已探明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销售价值。这对梅萨石油公司来说，是一条生财之道。如同雨戈敦公司那样，好多石油公司不行了。
1982年，皮肯斯最初的猎取目标是城市服务公司，它是石油业和公用事业巨头哈里。多尔蒂的产物，他早在二十年代就向一个持敌意的产业宣传在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中实行节约的好处。城市服务公司是美国第十九家大石油公司，在美国《幸福》杂志所列举的五百家最大的工业公司中名列第三十八位。它的规模比梅萨石油公司大二倍。可是，它的股票的卖价只相当于它拥有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估价的1 ／3.确切地说，这不是对股东的一大服务。梅萨石油公司获得这家比它大的公司的大量股票。当梅萨石油公司正在考虑收买计划时，城市服务公司投梅萨公司的标，而梅萨公司反过来又投城市服务公司的标。这时，海湾石油公司也介入，为购买城市服务公司开出了一个价格。这个价格比城市服务公司的股票总价格几乎翻了一番。它引起了轰动，但接着，海湾石油公司退出竞购。最后，阿曼德。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买下了城市服务公司的全部股票。梅萨石油公司从其持有的股份中获利三千万美元。这是第一步棋。
到这时，改组和大合并之风已遍及整个石油工业。起点实际上是在1979年。当时壳牌石油公司获得了加利福尼亚的一家重油生产户——贝尔里奇公司。二十年代初，壳牌石油公司提出价值八百万美元的定货单，使贝尔里奇公司运转，但接着又退出了。现在，1979年，壳牌石油公司付出三十六亿美元，收买这家公司。这笔钱比以前最大的一笔收买公司付出的钱还稍多一些。1981年，大陆石油公司以七十八亿美元的代价落入杜邦公司的手中，使加拿大的多默石油公司吞并它的企图落了空。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曾一度想把马拉松石油公司弄到手，后者是前标准石油公司的一家生产公司，同时又是位于得克萨斯州二叠盆地的美国最大油田之一的耶茨油田的部分股权的持有者。马拉松公司找到了替代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买主，以五十九亿美元的价格把自己出售给美国钢铁公司。后者就其本身来说，正在想方设法分散资金，摆脱美国钢铁工业面临的灾难。梅萨石油公司还为收买一家原油生产大户——通用美国公司开了价，但菲利普斯石油公司以十一亿美元的代价夺得了它。皮肯斯失掉了那个猎物以后，等待时机。另一个目标将出现。
墨西哥的周末
在这段时间内，全球的石油繁荣一直在衰退。美国的石油勘探在下降。在小的石油公司方面，重新筹集资金和破产的户数在猛增。大的石油公司为束紧腰带、节约度日而着手采取第一轮措施：削减支出、冻结人员、提前退休。投资者不再为通货膨胀发愁，开始抛弃小块油田，转向股票市场。在餐桌上谈论的题目中，人们更感兴趣的，已不是石油、钻探计划和地质学家，而是共同基金投资公司和火热的货币炒手。
随着下降趋势的继续，石油与全球的金融体系显示出是多么地相互依赖。这种情况在墨西哥比其它任何地方都更明显。墨西哥突然发展成为世界上的一个石油大国，在这基础上，到1982年墨西哥积欠的巨大的外债总额猛升到超过八百四十亿美元。同年，杰塞斯。席尔瓦。埃尔佐格当上了墨西哥的财政部长。他的父亲和他同名，曾经担任全国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个委员会于1937年察觉在墨西哥境内经营的石油公司谋取巨额利润时是心虚的，于是，提出根据，由卡德纳斯总统采纳后对它们实行国有化。此后，他的父亲担任国营墨西哥石油公司的部分领导工作，一直到因工资问题同石油工人发生对抗时离职。儿子杰塞斯。席尔瓦。埃尔佐格走的是墨西哥现代专家治国的道路，其中包括在美国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经济学，以后通过政府的官僚体系往上爬，直到1982年总统洛佩斯。波蒂略任命他为财政部长。
当席尔瓦。埃尔佐格认识到墨西哥正处在一次严重经济危机的边缘时，他大为吃惊。其原因在于：石油价格疲软，利率高，比索币值过高，政府开支缺乏节制，以及由于美国出现经济衰退而导致墨西哥非石油产品出口市场的枯竭。除了其他种种因素外，还有资金大量外流。席尔瓦。埃尔佐格认识到，墨西哥负担不起巨额外债。它付不出利息，更不用说偿还任何本金。但是，总统洛佩斯。波蒂略周围的人们对总统说，他是墨西哥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总统。他根本不想仔细听取经济困难的情况。席尔瓦。埃尔佐格后来说：“这是可怕的经验。”
席尔瓦。埃尔佐格开始秘密访问华盛顿。他于星期四晚上乘飞机离开墨西哥城，以便于星期五会晤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主席保罗。沃尔克，然后于星期五傍晚飞回墨西哥城，以便能在社会活动中露面，使别人不会怀疑他曾经离开过墨西哥城。他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得到一笔总额为九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但由于资本外流，这笔钱在一个星期内就被花掉了。1982年8 月12日，席尔瓦。埃尔佐格得出结论，临时应付已不行；墨西哥在支付所欠的利息的问题上已走投无路，无计可施。当然，只得拖欠。但这样一来，可能导致国际金融体系崩溃。美洲九家最大的货币中心银行贷款给墨西哥而承担的风险，相当于这九家银行资本总额的44％。而国际金融体系崩溃产生的第一次冲击波会使美国多少家银行、世界上多少家银行倒闭呢？第二次冲击波又会使另外多少家银行垮台呢？墨西哥怎样才能在世界经济中起作用呢？
8 月13日，席尔瓦。埃尔佐格再次飞往华盛顿。后来，这两天作为“墨西哥的周末”来回忆。席尔瓦。埃尔佐格在同美国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第一次会晤时就说明，墨西哥已用完了外汇。“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否则，国际性的后果将非常严重。”
在这次商谈结束时，里甘说：“的确，你们有一个问题。”
席尔瓦。埃尔佐格答应道：“不！部长先生。是我们有一个问题。”
墨西哥和美国会谈从星期五下午开始，实际上连续开到星期日凌晨。双方达成协议，包括提供贷款和美国为自己的战略石油储备而向墨西哥预购石油，一揽子总额达几十亿美元。但接着，到星期日凌晨三点左右，会谈看来即将破裂。席尔瓦。埃尔佐格发觉协议书中写有一笔一亿美元的服务费。一名美国人对席尔瓦。埃尔佐格说：“不错！当有些人经济非常困难之时，你借钱给他们，他们就该付一笔费用。”席尔瓦。埃尔佐格大发雷霆，厉声说：“这不是一笔买卖交易。很抱歉，我不能接受它。”他打电话请示洛佩斯。波蒂略总统。总统发怒说，停止这次会谈，立即返回墨西哥城。
还是在当天。过了一些时间，正当席尔瓦。埃尔佐格在墨西哥驻美大使馆中闷闷不乐地吃汉堡包，准备动身回国之时，美国财政部打来一个电话说，一亿美元的服务费已撤销。美国人可能不敢冒谈判破裂的风险。谁知道下星期一会出现什么后果呢？随着这项协议的签订，墨西哥的周末告终，现在是轮到一揽子应急措施的第一部分付之实施的时候了。
席尔瓦。埃尔佐格飞回墨西哥城，发现那里正在吵吵嚷嚷。他前往电视台，作了四十五分钟的电视讲话。他讲话时旁边有一块黑板，但上面没有写什么字。他的讲话只是说明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将于下星期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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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纽约市去会晤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和那些惊魂不定的银行代表们，搞出对墨西哥债务的重新安排。设计好一份债务备忘录。可是，没有人这样叫它，相反，人们称它为“借新债还旧债”。这是对墨西哥拖欠债务、至少是部分地拖欠债务的一种客气的说法。
筋疲力尽的席尔瓦。埃尔佐格再次飞回墨西哥。他在机场一着落，就驱车前往墨西哥城郊外山区中的一个小村庄。“我需要摆脱掉我们经历过的一切。我想起了我父亲及其在墨西哥征用石油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当时，我才三岁。后来，父亲常常对我讲起这件事。这是他的得意杰作之一。现在，我这里正处在1938年危机以来墨西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之中。这次危机也同石油有关。我们正是以石油作为基础而犯了可怕的错误。不过，墨西哥也曾有过以石油作为基础而取得胜利。我们有过墨西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繁荣。在1978年至1981年的那几年，我们受到过世界上最重要人物的奉承讨好。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我们认为自己富了。我们有了石油。”
1982年8 月，世界金融市场濒临恐慌，摇摇欲坠。但是，墨西哥周末的临时应急措施及随后的日子使得全球金融体系稳定下来。不过，墨西哥债务这场戏剧使人们认清了现实：全球石油繁荣的年代已经过去，“石油威力”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石油不仅可以意味着财富，而且也可以意味着弱点。况且，转变就在目前。世界石油危机现在正在导致国际债务危机。许多产油国原以为它们的石油始终不愁找不到市场，而且还能卖高价，因而大举借债，结果成了债务的世界大国。
当墨西哥处在破产边缘，摇摇欲坠时，美国俄克拉何马城一个不知名的市郊商店区的以佩恩广场命名的一家小银行也处于无力偿付的边缘。这家银行大量发放能源贷款，它谨慎行事的标准是受到了银行高级能源信贷员所欣赏的一种习惯的启发。他喜欢饮意大利苦杏酒和苏打水。佩思广场银行成了联邦储备系统和其他调节机构仔细考虑的焦点。正当墨西哥摇摇欲坠之时，市郊商店区的一家小银行为什么会受到如此重视呢？原因在于它发放了巨额的石油和天然气贷款，其中许多笔贷款是很有问题的。当时，它把总额约二十亿美元的贷款出售给其“上游”，即出售给大的货币中心银行，如伊利诺斯大陆银行、美洲银行和大通曼哈顿银行。佩恩银行的借贷证券一钱不值，银行破产了，管理人将它关闭了。但是故事并未到此了结。
就美国全国而言，在能源贷款方面最敢作敢为的大银行是伊利诺斯大陆银行，它是美国中西部最大的银行，也是美国第七家最大的银行。总的来说，它是贷款业务发展最快的一家美国银行，曾荣获优秀管理奖。该行行长曾被选为“当年度的银行家”。正如一名竞争者所指出的，伊利诺斯大陆银行作为一家能源贷款发放银行在“吃我们的饭”。它在全国石油和天然气贷款中占的比重以及在其他方面贷款中占的比重都在迅速提高。《华尔街日报》给伊利诺斯大陆银行起了一个绰号叫“猛打猛冲的银行”。
当油价开始疲软时，拥有来自佩思广场银行和其他来源的巨额能源贷款的伊利诺斯大陆银行显示出，除了稀薄的空气外，没有什么比较实在的东西可以出台。结果，1984年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挤兑银行的浪潮。在世界各地，其他银行和公司也纷纷挤着把存在该银行的钱取出。伊利诺斯大陆银行的信誉不佳。现在，互相衔接的整个银行体系的完整性处在危险中。美国联邦政府出面干预，给予巨额资助——五十五亿美元的新增资本和八十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以渡过难关，当然，还对它实行新的管理。虽然实行新的管理这个词汇过去几乎从未在美国使用过，但伊利诺斯大陆银行却因此而实行了国有化，至少暂时是这样。不过，要是不作出规模这么大的反应，其危险性是太可怕了，因此，不值得去冒这个险。
伊利诺斯大陆银行一旦维持不下去，能源贷款也会很快搞不下去。任何一家银行即使仍然愿意或有能力贷款给能源公司，也会严格地重新制定其贷款方针，以至于今后要获得一笔石油和天然气贷款并不会比谚语所说的骆驼穿过针眼容易多少。而缺乏资金，也就缺乏一股动力去勘探和开发石油和天然气，更谈不上繁荣。
钻头博士
另一件对石油业有长远影响的戏剧性事件发生在阿拉斯加附近的深水域。据认为，美国尚未探明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一半是在阿拉斯加或其附近水域。目光集中在一个地方——马克卢克，这是爱斯基摩语，意思是海豹皮靴。马克卢克是一个庞大的地下结构，距离阿拉斯加北岸有十四英里从这里经波弗特海通往北冰洋。它离开位于普鲁达霍湾的富饶的北坡油气区的西北部约六十五英里。马克卢克激起了整个石油界普遍的极大振奋。由英国石油公司的分公司和俄亥俄标准石油公司以及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牵头，许多石油公司参与合资盲目钻探，希望发现另一头“大象”，另一个东得克萨斯，另一个普鲁达霍湾，也许甚至会发现像杰出的沙特阿拉伯油田那样的大油田。它被渲染为会给一代人带来最令人振奋的前景。戴蒙德。沙姆洛克勘探公司总经理说：“这真是你们所梦寐以求的。”英国石油公司的地质学家们说，这是该公司参与过盲目开掘油井中风险最小的一个，机遇是三口井中有一口会出油，而不是通常的1 ／8 的可能性。不过，要弄清马克卢克有多少财富是很花钱的，花费要超过二十亿美元。物质环境是令人气馁的。石油公司必须用砾石筑起小岛，才能向寒冷的水域钻探，而且只能在海洋冰冻前，即在短暂的夏天进行。这里冬天的气温会下降到华氏零下80 1983 年夏天和秋天，马克卢克那里的石油钻探在实际进行了，石油业和金融界的想象力被那里的盲目开掘所吸引。有关石油公司的股票价格飞涨。如果石油勘探成功，那末，有关公司的地位，对美国前景的看法，世界石油的产供销平衡，甚至工业世界同石油输出国的关系，这一切都会随马克卢克而改变。然而，正如十九世纪伟大的盲目开掘油井者约翰。盖利所说的，只有“钻头博士”确切知道。1983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钻头博士”开口说话了，它的话迅速传遍全世界。在海底下八千英尺的深处，原以为是含油沙层，但钻机钻出的却是盐水。马克卢克打不出石油。
证据表明，马克卢克曾经一度有丰富的石油。可是，或者由于地质结构遭到破裂，油渗漏到表面，绝大多数石油已溢出，尽管没有在其周围测量。或者大概是由于大自然开的一个玩笑，使地区倾斜，导致石油迁移到普鲁达霍湾。俄亥俄标准石油公司的一家生产公司的总经理理查德。布雷说：“我们钻探的位置是正确的。我们只是钻探得太晚，晚了三千万年。”
在马克卢克盲目开掘油井，不仅是历史上花钱最多的一次干打洞，而且也是美国石油勘探史的转折点。干打洞似乎在宣布，美国的石油前景终究很可怜。把这么多钱往勘探下赌注，是太冒险太花费。将来，如果他们继续冒险，继续丧失这么多的钱，那将会给经营管理部门以惩罚。在许多石油公司的高级领导人的心目中，马克卢克的信息使人头脑清醒；他们应该从勘探石油转向获得已探明的石油储量，这种石油储量或者属于个人财产或者属于公司。在马克卢克失败后，他们更多地采取购买石油的方式。
家务事
促使石油业结构改变的，不仅有经济学和地质学的因素，而且还有家族内部日益严重的憎恨、不满和长期不和。凯克家族的后代为争夺继承家族财产而彼此争斗，导致美国最大的独立的石油经营者苏必利尔石油公司以五十七亿美元的代价出让给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可是，最出名的家族纠纷还是与格蒂石油公司密切有关的纠纷。这家又大又富的一体化石油公司由保罗。格蒂于三十年代创建，五十年代在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之间的中立区发现了大量石油以后，发展成为一家世界大公司。格蒂坚定地信仰价值，他于1976年去世。现在，在八十年代，格蒂石油公司新发现的石油一直补偿不了石油储量的减少，它的股份的售价又远低于公司持有的地下资产的价值。J.保罗。格蒂的一个儿子戈登爱好作曲胜过喜欢寻找石油——他刚刚根据埃米莉。迪金森的诗作了一组歌——但是，他感到疑惑的是，所有的价值到哪里去了？这使他同他的业务经理们发生了争吵。他们原以为他们掌握了权力杠杆，但戈登。格蒂及其同盟者却掌握了股份。1.保罗。格蒂对待包括戈登在内的各个儿子都不好，小格蒂就没有多大的理由去忠实地纪念他的父亲或忠于他父亲的事业。当机会来敲打大门时，他就准备去开门。
结果是出现过两次敲打大门。戈登。格蒂显然都作出了回答，不幸的是事情后来出现了复杂性。第一个来敲门的是宾佐尔石油公司。这是石油巨头体。利特克经营的一家独立的大石油公司，而休。利特克是乔治。布什在早期石油界的一个伙伴，又是布恩。皮肯斯的一个朋友。格蒂以某种方式同意宾佐尔石油公司的出价，尽管同意到什么程度后来成了相当严重的争执的焦点。第二个来敲门的是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它的董事长一天深夜来到一度为老格蒂所拥有的皮埃尔饭店，向小格蒂提出针锋相对的出价。小格蒂肯定地接受了。于是，得克萨斯石油公司以一百零二亿美元的代价获得了格蒂石油公司。得克萨斯石油公司还受到宾佐尔石油公司的起诉。
一家大公司之死
在得克萨斯石油公司一宾佐尔石油公司一格蒂石油公司传奇的初期，布思。皮肯斯起了小配角的作用，给了戈登。格蒂以个别指导：怎样评估石油业的价值。皮肯斯也曾多次购买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股票。但他把目光注视别处。梅萨石油公司被几乎遍及整个石油业的一个大问题所折腾。随着从繁荣突然转变为萧条，梅萨石油公司受权花三亿美元用于勘探计划。它有五十一台钻井机在工作，其中包括在墨西哥湾非常昂贵的五台。它的勘探工作得到海军、工人大军、船只和直升飞机的支持，它们令人难以置信地挥霍钱财。皮肯斯于1983年7 月在阿马里洛的一次董
事会会议上宣布：“好家伙！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办法赚三亿美元，还必须很快赚到这笔钱。我们在墨西哥湾损失的钱太多了。我们从这个地方找不到出路。一个油田目标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得一次底线分。”
要能很快赚到那么多的钱，就只有购买股票价格仅仅是其资产价值的一部分的那些大石油公司的股票。皮肯斯目光盯住的猎物就是石油“七姊妹”之一的海湾石油公司。这家公司是1901年古费和盖利在名叫斯平德托普的地方发现了石油之后，由梅隆家族在这个基础上创立的公司，后来发展成一家美国的大企业和一家全球性的公司。它坚定地把美国旗帜插在科威特。梅隆家族的人早已退出现行的管理；这个家族已四分五裂，卖掉了很多股份。皮肯斯认为海湾石油公司在大石油公司中是最脆弱的一家，它的股票价格只略高于其资产估价的1 ／3.在争夺城市服务公司期间，皮肯斯对海湾石油公司管理情况已作过仔细研究。他判定该公司效率低下，优柔寡断，严重的官僚主义机构使它反应迟钝。该公司被内部问题和上层的严重分裂折腾了达十年之久。在美国国内的非法的政治捐助，同水门事件的某些牵连，有争议的对外支付，这些已经导致了内部动乱，包括清洗某些最高级的管理人员，代之以在最重要的经历中有诚实表现的那些管理人员。
七十年代后半期，绰号叫“纯洁先生”、“童子军”的那个人接任了公司董事长。海湾石油公司必然成了在董事会中安置了一位修女的唯一的大石油公司。海湾公司的一名经理回忆道：“这些问题意味着六年没有作出什么决定。那时正是石油工业的紧要关头，欧佩克正陷于混乱，远东的每一件事动荡未定，而我们却正在失去在欧洲的地盘。”
海湾石油公司倒霉的事有一连串。1975年，占该公司相当一部分收入的科威特石油开采权被科威特收归国有。该公司又在一场同买卖铀有关的反托拉斯案件中，既花了很多的钱，又败了诉。该公司尽管从七十年代中期起大量花钱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寻找政治上可靠的石油资源，但在发现新的储量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成绩可言。它在美国国内的石油储量正在迅速下降，仅仅在1978年至1982年期间就下降了40％。它不得不滥支勘探费用，试图找到成亿美元价值的天然气，以应付若于年前签订的灾难般的合同。1975年丧失科威特的开采权之后，海湾石油公司在激烈竞争中的地位恶化。它还失去作为一家能担负起国际上大规模勘探和生产石油的全球性公司继续存在下去的依据。它还没有发现一处新的油矿。
当前的管理部门刚开始抓住怎样使公司更加精练、更富有竞争力和更有效率的问题。接替“纯洁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的是吉米。李。如同布恩。皮肯斯体现了独立的石油经营者，吉米。李的生涯反映了大石油公司的演变。当四十年代后期，科威特石油首次运抵费城时，吉米。李就在海湾石油公司在费城的一家炼油厂内工作。后来，在工业大发展时期，他在国外发迹。他在菲律宾和韩国建立了炼油厂和营销体系；他领导了该公司在整个远东地区的经营；正当中东石油生产国你争我夺，迫使各石油公司增加产量时，他作为海湾石油公司的人员在科威特工作。最后，他驻在伦敦，指挥该公司整个东半球的经营业务，这意味着他要负责从赢得欧洲汽车驾驶人的信任到在安哥拉打油井的一切事情。但现在他回到匹兹堡，重建公司的烂摊子。可是，对他来说，时间已不宽裕了。
1983年8 月，梅萨石油公司开始通过分散在全国的只有一两个人知道的数字密码帐户，把海湾石油公司的股票积聚起来。同年10月，梅萨石油公司组成了一个海湾石油公司投资者集团，向它提供合伙人和必要的金融手段，以便进行收买。10月晚些时候，梅萨石油公司加温，它说，它的目标是促使海湾石油公司把其在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一半转让给一个由股东直接拥有的石油产地使用费信托组织，付给它们以现金，消除股息上的双重征税。
海湾石油公司开始发动反击。目标是它的四十万股东，他们或者支持管理部门，或者支持皮肯斯。不过，海湾石油公司有一个大问题，它的高级管理部门在怎样反击的问题上出现严重分裂，从而妨碍海湾石油公司对皮肯斯作出反应，正如皮肯斯所估计的，海湾石油公司看来犹豫不决，效率低下。。与此相反，皮肯斯行动迅速、灵活，不断改进，并富于想象力。他懂得怎样讨好持有大量海湾石油公司股票的法人股东。他还懂得在公众面前怎样表现自己。他比在海湾石油公司工作的工程师更能有效地同报界打交道。他把自己打扮成股东的代表、一名可靠的石油经营者，一个平民党员，而不是来自“大石油公司”的“石油好家伙俱乐部”的一名冷漠的官僚主义分子。
李说：“我从来不希望在我的生涯中进行什么代理权的斗争。我也从来没有准备过这种斗争。”可是，海湾石油公司却进行了反击，而且是猛烈反击。李及其同事们恳求法人股东给予支持。1983年12月举行了代理权投票，海湾石油公司以52票比48票获得险胜。但这仅仅是一次暂时的解脱。皮肯斯继续来往奔波。他向海湾石油公司的董事会递交了一份书面建议，希望把该公司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直接分给股东。董事会干脆拒绝加以考虑。这以后，皮肯斯去见低档债券大王迈克尔。米尔肯，会晤的地点是在贝弗利山的德雷克塞尔伯纳姆，目的是商讨通过低档有风险的债券筹集资金，以便开价对海湾石油公司进行赤裸裸的收买和接管。
吉米。李知道时间已不多了。他不得不使股票涨价。他注视着炼油部门、营销部门和化学药品的经营被划分出去，分成几个单独的公司。但也有一些好消息；1983年海湾石油公司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95％已得到了恢复。可是公司仍很脆弱，非常脆弱。1984年1 月末，李接到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董事长罗伯特。安德森打来的电话。安德森在电话中说，他想谈谈“感兴趣的重大”事情。他们各带一名随员，在丹佛市的褐宫饭店的一个幽僻的餐室内共进晚餐。安德森确切地知道，他所企求的是海湾石油公司在美国国外的石油生产。他对该公司在美国国内的加油站或炼油厂都不感兴趣。他认为，国外的石油和天然气是大石油公司前途之所在，总的来说，大石油公司的成败取决于它们深入他们所称的“国际圈”的程度。正如他所认为的，除非一家公司是石油“七姊妹”之一并已经在那里有地盘，否则它需要经历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才能发展到在国际石油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要是占有了海湾石油公司，便可为大酉洋富田石油公司提供捷径。安德森后来说：“海湾石油公司丧失了科威特，是大受损失，但仍拥有中肯质量。”安德森在共进晚餐时说，他愿意以六十二美元一股的价格购买海湾石油公司。这比半年前四十一美元一股的卖价要高出很多。李的答复是，建议把这两家公司在美国的石油业合并，这样一来，要把大西洋富田公司大量宝贵的北坡石油储量的一半转让给海湾石油公司。安德森立即起身告辞道：“不！谢谢您。”
后来，李接到安德森第二次打来的电话。安德森说：“我认为应该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同布思。皮肯斯一起进餐。我告诉他，我们准备出价六十二美元一股，购买海湾石油公司。”
李克制住自己的讥讽，说：“感谢您告诉我这个信息。”安德森会晤皮肯斯的目的是想了解“皮肯斯在不卡住任何交易以使我们感到满意方面，想做些什么或想确定些什么”。可是，李的想法肯定不是这样。李一挂上安德森打来的电话，便召集应急班子。他说：“行！鲍勃。安德森刚刚从下面砍掉我们的双腿。为了一切实际的目的，我们在玩牌。”
安德森的第二个电话使吉米。李关于海湾石油公司可以继续独立存在的任何希望成了泡影。他后来说：“一切都完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石油公司有一种厌恶，即厌恶彼此间作出不怀好意的开价。可是，安德森的建议以及不久前纽约标准石油公司企图对马拉松石油公司的收买都表明，这条规则已不再起作用，大石油公司拥有巨大的财力，彼此角逐。现在，海湾石油公司第一次有人给它开了价。这个信息很快传开，这家公司将被别人买下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唯一的问题是谁是买主。情况就是这样，李便决定去争取最高的价格。他打电话给其他各大公司的总裁们。这是一件极其不愉快的工作任务，可是，安德森使情况发生变化，迫使李没有选择的余地。他给每一位大公司的总裁以同样的信息：“我们是脆弱的，有迹象表明有人想率先买下我们的公司。你如果有兴趣来瞧瞧，就着手准备好钱吧。”
皮肯斯玩了又一张牌。他超过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提出的六十二美元一股的开价，提出自己的投标开价为六十五美元一股。李说：“我懂得六十五美元是一个低球。如果有人要购买你的公司，你同样可以得到你能得到的最高收入。”他再次打电话给各大公司的总裁们。这一次，他坦率地说了，海湾石油公司准备出售。
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乔治。凯勒也接到他的电话，凯勒对海湾石油公司早就垂涎了。加利福尼亚标准公司继承了标准石油托拉斯西部营运的传统，继续将其总公司设在旧金山，这个地方远离油田，作为一个大石油公司总部所在地未必合适。这家公司具有令人敬羡的冒风险寻找石油的纪录，当然也包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沙特阿拉伯找油的经历。凯勒早就对石油业中的兼并予以谴责，至少在石油公司互相敌对时是给予谴责的。他曾经说过，石油公司最好能把钱用在寻找新的石油储量上。但他也像石油业的其他高级经理那样，被马克卢克的惨重失败所动摇。他说：“在那次事件以后，几乎每一个人都下决心把更多的钱投入更有利的赌博上。”
1984年元旦前夕，格蒂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打电话问乔治‘凯勒，询问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是否想瞧瞧格蒂石油公司，当时后者也卷入了兼并争夺之中。凯勒一回到旧金山，便布置了一个分析小组进行工作，以确定格蒂公司同苏必利尔石油公司、联合石油公司、太阳石油公司以及海湾石油公司比较起来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不久，格
蒂石油公司消失了，它被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吞并，但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仍然密切注视着海湾石油公司。在吉米。李第二次打电话后，凯勒布置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工作人员加紧工作，利用已出版的材料和海湾石油公司根据一份草草签订的秘密协议而提供的资料，研究兼并问题。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疯狂地着手对海湾石油公司作出估价。他们花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列出了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的资产价值。1984年2 月29日，该公司得出一种估价；3 月2 日又得出另一种估价；3 月3 日下午4 点得出又一种估价。根据最悲观的估价，海湾石油公司每股股票值六十二美元；而根据最乐观的估价，每股值一百零五美元，也就是说，海湾石油公司的估价总值在一百零二亿美元至一百七十三亿美元之间。凯勒说：“这个幅度很不平常。”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董事会接受管理部门的推荐，授权凯勒出价每股可高达七十八美元，并同意授权凯勒可根据出价的基本原则确定实际的出价。一位董事提议，董事会根本不需要给出价封顶，而让凯勒本人去确定出价。凯勒想到要单独一人负责出价时不平静地要求道：“看在上帝的份上，请规定一个最高价格。股票价格每提高一美元，就意味着相差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
3 月5 日，海湾石油公司董事会在匹兹堡总公司一幢在大萧条时期建造的华而不实的建筑物中开会。海湾石油公司大多数的经营在休斯顿进行。那幢建筑物实际上已被弃置；海湾公司的大部分业务都是在休斯敦指挥的，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小组被安排在它自己的那一层楼面上。海湾石油公司肯定不会屈从于皮肯斯提出的用低档而风险高的债券的出价。但是，谈判桌上另外还有三个出价。一个是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提出的。一些高级经理提出另一种开价，即在科尔伯格一克拉维斯一罗伯兹公司的安排下，由管理部门使用低档而风险大的债券进行举债收买。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也提出一个出价。因此，海湾石油公司董事会面前有三个购买申请人可供考虑选择。
在会议开始前，李向出价人交代了基本规则：“你们都只有一次机会，没有第二次机会。你们都必须在同一时间内各自投标。”大西洋富田公司总经理威廉。基斯尼克第一个走出来，递上每股七十二美元的出价。科尔伯格一克拉维斯公司接着向董事会递交了每股87.50 美元的出价，其中56％即48.75 美元用现金支付，其余38.75 美元付给新发行的证券。
等轮到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凯勒时，他随身携带的一封出价信中恰恰有一项即价格一项空着，尚未填写。他知道存在两大风险：原油价格会下降，利率则会上升。但他并不认为两者会同时发生。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董事会坚持，最后的出价授权凯勒亲自决定。凯勒努力想使问题得到解决，同时深知，他给每股出价增加一美元，就会增加支出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但他又不希望失掉海湾石油公司。像这样一种机会实在难得。他拿起笔在空白处填写八十美元一股，出价的总金额是一百三十二亿美元，全部付现款。他把信函递交给海湾石油公司董事会，为使其出价有利而尽其所能。他在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工作了四十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处境。海湾石油公司接待他时的态度似乎是冷淡的。
由于看不清结局的端倪，凯勒便回到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所在的那一层楼，等待海湾石油公司董事会作出决定。他所确实知道的一切，就是他刚才作出了历史上现款最多的一次出价。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的基斯尼克也在等待着。罗伯特。安德森在达拉斯召开了大西洋富田公司的董事会。他和其它董事们应付日常业务，但也在焦急地等待着，用一条电话专线直挂匹兹堡。有时他们通过电话跟基斯尼克联系。
那一天，海湾石油公司董事会总共开了七个小时的会，讨论了三个出价。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的出价最低，很快就被搁置起来；科一克一罗公司的出价也不行。从理论上说，它出价最高，但由于其中一半用证券支付，因此，风险比较大。海湾石油公司的金融顾问梅里尔。林奇和萨洛蒙兄弟公司搞不清科一克一罗公司出价中的“证券”实际值多少钱。现行的管理人员继续在适当的位置上，这是有很大好处的。可是，有些不参与公司业务的董事们担心，正因如此，接受这种出价看来是为了谋私利。何况，科一克。罗公司还保证不了它的财务。李说：“如果它不能把现款付清，布恩。皮肯斯提出了一个能兑现的投标价格。他瞧不起我们，因为他持有的股份超过了他需要”用来重新争取实现他的接管企图所必要的股份数。
时间在延长。乔治。凯勒仍在等待，同时在思考他的出价的冒险程度。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这是吉米。李打来的电话。李力图满不在乎地讲话。“喂！乔治，”他说，停了一下，接着又说：“你正好买了一家石油公司。”这时，凯勒所能想到的是，他跟一些人有同样的感觉。这种人生平第一次为买一幢房屋开了价，接着使他震惊的是，他突然发觉他现在已经成了这幢房屋的主人。这是一幢价值一百三十二亿美元的大厦。海湾石油公司董事会决定采取谨慎的方针，接受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提出的全部用现款支付的出价。股东们的景况会更佳。这就是海湾石油公司的结局。斯平德托普、古费和盖利、梅隆家族、科威特和霍姆斯少校，这种种一切俱往矣！全都成了历史。
大西洋富田公司扑了空。对此，安德森是沉着的。他简直从来没有想到过，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会出价八十美元一股。他出价的最高数是七十五美元一股。“我们认为，我们一起都会在那里僵持下去。不过，至少如果你失去一次兼并机会，你与其因差距小，不如因差距大而失去。要是每股只差一美元而失去，你就会感到痛恨。”
就皮肯斯而言，他为股东们争取到一大胜利；由于皮肯斯的努力，防止了一个效率低下的管理部门继续徒劳地追求荣誉，浪费金钱。自从他采取这次行动以来，海湾石油公司的股票价格在几个月内从四十一美元一股上涨到八十美元一股。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公司资本总额从六十八亿美元上升到一百三十二亿美元，使海湾石油公司的股东们获利六十五亿美元。皮肯斯说：“要是梅萨石油公司和海湾投资者集团不出场投标的话，这六十五亿美元永远不会出现。”股东们的权利已经得到维护。无论皮肯斯谋求迅速获利或者确实希望沿着原来的路线前进，成为一家国际大石油公司的总裁，他的海湾投资者集团已获利七亿六千万美元，其中约五亿美元归梅萨石油公司。在扣除纳税后，恰好三亿美元左右。这正是梅萨石油公司在1983年夏天渴望搞到的钱数。正如皮肯斯所说的，梅萨石油公司需要钱，亟需要钱。
吉米。李最初的反应是如释重负，一身轻松。事情已经过去了。董事会最后是一致投票通过，大大减少了股东诉求的可能性。李立即出发，去跟在全国的雇员们谈话，试图使他们重新振作起对前途的信心。几天后，他筋疲力尽，伤感起来，有时黯然泪下。他说：“除了希望海湾石油公司永远永远在这里以外，我一向别无所望。它曾经是我整个的生命，是我整个的生涯。当一想到它将不再存在时，我的内心平静不了。”
海湾石油公司全部并入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乔治。凯勒永远不会有任何理由，对在最后时刻填写每股八十美元的出价一事感到遗憾。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对海湾石油公司的估价并不过高。五年后，凯勒说：“那次买进是一次好交易。我们能够得到大量资产，否则，它们永远得不到利用。”然而，海湾石油公司为什么会陷入困境呢？凯勒说：“它忽视了它现有的坚实地位。它决定必须猎取一头‘大象’。看来它不甘心在它居住的城镇碰运气，而是决定去赌城拉斯维加斯大显身手。它处处碰壁。”当然，在七十年代两次石油冲击之后的狂热气氛下，任何一家大石油公司都会发生这种情况。不过，海湾石油公司付出的代价最高。
股东的价值
皮肯斯没有因此而善罢甘休。他迅猛开火，想通过开价收买菲利普斯石油公司和联合石油公司。前一家公司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巴特尔斯维尔；后一家公司在洛杉矾。在争夺菲利普斯石油公司方面，他的竞争对手是华尔街的一名咄咄逼人的金融家卡尔。埃卡恩，后者已经猎取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然而，上述两家石油公司通过法院和承担大量债务，成功地避开了被兼并。这就使这两家公司可以比受到兼并挑战前高得多的价格买回股票，从而使股东得到的钱增加。不过，在这两件事情中，梅萨石油公司都获得了大利。但是，“股东的价值”的喧闹声似乎正在失去其受人欢迎的色彩。联合石油公司＿整无损地摆脱了被兼并的威胁之后，该公司董事长弗雷德。哈特利接到西方石油公司阿曼德。哈默打来的电话，哈默说哈特利的勇气值得获得诺贝尔奖金。另一家一体化的大石油公司大西洋富田公司认为，对皮肯斯之流的人来说，在八十年代中期金融环境中的状况大概也太脆弱。罗伯特。安德森说：“除非我们股份的价值提高到比较接近我们公司的价值。否则，我们都是无力还击，无法逃避而只得成为坐以待毙的活靶子。”因此，大西洋富田公司通过高价回收自己的股票，实行了～种自我收买，同时大力加强本公司的活动和雇用状况。
在以后几年内，甚至石油业的巨头也继续通过合并和收买而进行改组。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付出五十七亿美元，取得过去不属于它的美国壳牌石油公司31％的股份。对于海牙和伦敦两地的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高级经理来说，这一次收买看来是他们可以利用的所有的投资机会中最好的一次。英国石油公司同约翰。D.洛克菲勒最初创办的俄亥俄标准石油公司——美国标准石油托拉斯的基础——进行合伙，以保证阿拉斯加石油在美国有其下游方面的出路。作为阿拉斯加交易的一部分，英国石油公司持有俄亥俄标准石油公司53％的股份，而后者则成了英国石油公司在美国的左右手。不过，包括马克卢克的完全失败在内，俄亥俄标准石油公司的石油勘探计划既花了大量的钱，勘探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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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又凄凄凉凉。由于幻想破灭，英国石油公司付出七十六亿美元给俄亥俄标准石油公司其余的股东，从而完全拥有了后一家公司，并对大量现金从阿拉斯加流出进行直接控制。
至少在九十年代初以前，有一家石油公司远离合并和收买的角逐场所。它就是埃克森公司。它有过可怜的有关收买的记录，被这种记录螫得很痛；美国《幸福》杂志曾刊载过七十年代五次最差的收买，其中两次属于埃克森公司。它在两年内在科罗拉多州页岩油项目上花了并损失了十亿美元。这是严重的。埃克森公司得出结论：在勘探、兼并或开辟新业务方面怎样使所有的资金得到恰当的使用，它还没有办法。此外，该公司的高级管理部门还认为，从一种政治上的判断以及几乎从一种信仰的对象来考虑，它不能接管别的大石油公司。用董事长克利夫顿。加文的话来说，埃克森公司患了“一种收买恐惧症”。
这一切使该公司的选择大为减少。加文解释道：“我们拥有巨额的现金进出量，但没有那么多的好的投资去向。”宁可把该公司不能有效地使用的钱取回来，还给股东，让他们花钱去做他们想做的事。从1983年到1990年年中，埃克森公司通过买回股票，总共花了一百六十亿美元，保证股东持有的股票的价格提高，得到良好的投资收益，并保证在这个过程中，布恩。皮肯斯或其它任何人都不会诉说什么埃克森公司的股东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一百六十亿美元的金额远远超过了得克萨斯石油公司付给格蒂石油公司的金额，甚至也超过了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购买海湾石油公司的金额。埃克森公司也花了大量的钱用于收买，一年大概是十亿美元，但它感兴趣的是特定的财产而不是整个公司，并且这项工作是悄悄地干的，它可能不让见报。埃克森公司还削减了40％的雇员。其结果，按照石油储量和收入来衡量，无论是绝对数或相对数，它同历史上的竞争者和主要的对手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相比，都成了一家规模较小的公司。马库斯。塞缪尔和亨利。德特丁大概会因此而自豪吧！
石油业的改组意味着石油业总的规模在缩小，合并在增多。刚开始工作的地质工作者在被雇用时不再有五万美元的年薪。确实，他们有根本不被雇用的情况。其余的地质工作者，即使处在其一生的顶峰时期，也会突然发现自己要被迫提前退休。损失最大的是那些失去职业的人。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收买海湾石油公司后，一名失去职业的经理人员说：“我认为自己正在为一个大的社会机构工作。我并不认为自己付出了一生中的二十五年以及我一家的全部代价，只是为了几张钞票。”石油业改组的大得益者是股东。重大的合并和收买，企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公司买回股票，等等，所有这一切使得一万多亿美元落入了法人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年金组织、市场套利者以及其他，些人的袋中。股东们终于获胜。
当管理人员又是股东时，他也获益。海湾石油公司董事长吉米。李失掉了他的职务，但在股票购买权上获益约一千一百万美元。然而，没有人超过布恩。皮肯斯。1985年，梅萨石油公司董事会在阿马里洛开会，以感激的心情投票通过奖给皮肯斯总值一千八百六十万美元的延期付息债券，以酬谢他收买海湾公司的一套做法，使梅萨石油公司赚了三亿美元。皮肯斯成了那一年美国收入最高的公司经理。
新的安全观
1985年5 月，西方七大国首脑举行一年一度的经济最高级会议。这次会议在波恩举行。议题是自由市场政策，取消管制，私有化。罗纳德。里根作出了美国将出现一个“新的黎明”的承诺，不久前以压倒的优势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里根政府已经看到作为七十年代特征的、在相当程度上由石油危机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失败主义和悲观主义正在消失。美国现在不是在患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病，而是正处在经济蓬勃繁荣和市场看旺。玛格丽特。撒切尔很好地从事重建英国社会；商业，艰苦工作以及早餐会谈已成为撒切尔英国的实在价值。甚至弗朗索瓦。密特朗，这位法国总统、社会党人和世界政治中最特殊的幸存者也抛弃了国有化和法国古典的国家主义，而转向自由市场。西方世界进入了经济相对有力增长的第三年。但这次经济复苏根本不同于战后过去几次的经济增长时期。这次复苏没有石油需求的增长来帮助推动。工业国家的经济很快适应了石油高价，而且石油的使用量比较稳定。
八十年代初，西欧国家计划大幅度增加购买苏联天然气的数量，从而引起了西方国家间的不和与争斗。这是过去几年内西方国家领导人不得不对付的唯一的能源问题。欧洲人希望使用苏联天然气作为他们的能源分散化战略的一部分F 减少对石油的依赖。他们还希望刺激机器制造业和钢铁工业，增加就业人数。里根政府则反对这项计划，原因是他们担心，扩大这项进口会给苏联人以影响欧洲的政治手段，他们不希望看到俄国人增加其硬通货收入，借以加强苏联经济和军事机器。随着争论的加剧华盛顿禁止用于开采天然气工程项目的美国设备出口，接着谋求禁止含有美国技术的欧洲国家生产的这类设备出口。
如此运用治外法权是可以争辩的。它激起了大吵大闹。结果是美欧之间爆发了1973年十月中东战争和石油禁运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冲突。两种不同的安全观点进行了生死搏斗。欧洲人强调就业和国内经济稳定，与此不同，美国人的重点是对付苏联的军事威胁。美国人的禁止出口，威胁了欧洲一些工业中的就业。它给英国机器制造业大企业约翰。布朗公司以严重的打击，以致玛格丽特。撒切尔亲自打电话跟里根谈这件事。她坚定地说：“罗恩！约翰。布朗快垮台了。”而且，为了推行她的观点，当约翰。布朗公司公开违抗美国的禁运，开始为天然气交易出口一些设备时，撒切尔乘飞机，亲自到苏格兰该企业去表态。
双方在发出不少怒气冲冲的声明和谴责后，终于达成了妥协。欧洲把进口苏联天然气的数量限制在最多不超过天然气消费总量的30％，并鼓励开发挪威巨大的特罗尔油气田，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一个可靠的替代性的天然气来源。天然气输送管之争随之结束，以后，能源安全的问题可能会被西方国家领导人搁置起来。
因此，1985年波恩经济最高级会议的议题表明，世界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工业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保护主义问题，美元问题，对付日本经济挑战的问题。这些都是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问题。而石油与能源这个突出的“南一北”问题根本排不到会议桌上。现在的石油和能源，如同六十年代那样，丰富够用，因此，不会构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石油供应再次可靠。全世界超过需求的剩余的石油生产能力每天达一千万桶，相当于全世界石油日消费量的20％。此外，美国、德国和日本正在把大量石油投入它们的石油战略储备。七十年代所没有的“安全系数”正在恢复。
与此同时，在中东，伊朗和伊拉克在继续冲突中正在突破想象中的一切“禁忌”。它们不仅互相攻击对方的城市，而且还彼此进攻对方的炼油厂、油田、油船以及挂其他国家旗帜的油船。过去，炸毁一艘油船足以导致油价猛涨。可是现在，如果一艘油船被击中，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上的油价可能会像容易上涨那样，容易下降。总之，西方国家领导人不再需要把能源问题列入他们作为七国首脑能随时着重讨论的为数有限的几个大议题之内。过去，在七国首脑会议上，石油往往是主要的问题和最令人感到棘手的问题。但现在，1985年，七国首脑发表的一份会议公报中没有讲到石油和能源，只字未提。自从十年前七国首脑会议召开以来，这还是第一次。
这种略而不谈的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表示，表明自从七十年代发生了同石油有关的经济和政治特大变动以来，世界经济已调整，使自己与之相应已经达到了何等程度。现在，石油看来不需要有任何特殊的关心；它确确实实完全是又一种商品。曾使六十年代经济蓬勃增长的均衡的一半因素——可靠的石油供应——似乎正在回到原状。然而，均衡方程式的另一半已不存在。石油仍然不便宜，还没有便宜。
36、大出汗：油价会下跌到何等地步？
八十年代中期石油价格的稳定摇摇欲坠。对此有利害得失者极其广泛，以至于众目瞪陵，大家都注视着石油价格的每一个起伏变动。正如埃索欧洲石油公司总经理于1984年所说的：“今天，石油价格是我们方程式中首要的变量，是引起前途不稳定的唯一最大的根源。”
油价会再次开始上升吗？或者它会疲软或直线下降？随着一个月一个月过去，“油价会下跌到何等地步？”成了世界各地的人们愈来愈多地听到的一个选句，它不仅在能源公司，而且在金融机构和政府的走廊里，以及在有其缘由的每一个地方都能听到。它的答案当然会对石油公司产生深刻的影响。不过，除此以外，答案还会决定“石油威力”在未来世界政治中发挥多大威势，还会有力地影响全球的经济前景以及正在变动中的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均势。石油高价有利于石油输出国，包括从沙特阿拉伯到利比亚到腰西哥到苏联。苏联主要靠石油和天然气，换取硬通货，用来购买它为实现经济现代化所亟需的西方技术。石油低价有利于石油进口国，其中包括德国和日本两个经济大国。美国介于石油输出国和石油进口国之间，摇曳不定。它兼有两方面的利益。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和石油消费国，然而，它又是世界上第二个最大的石油生产国，而且它的相当大一部分金融体系已经与石油高价同命运，共呼吸，息息相关。如果石油输出国和石油进口国举行拔河比赛的话，美国会站在哪一边呢？
尽管1984年欧佩克新的生产配额制度对产量作了进一步的限制，但这种制度不起作用。非欧佩克的石油产量继续在上升；煤、核能和天然气仍然在夺取石油的销售市场；节能仍然在使石油的需求缩小。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眼睁睁看着收入在减少，它们在生产配额上的弄虚作假行为不可避免地愈来愈明显。它们如果不能靠价格来实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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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入上的雄心，那就会给售价打个折扣，并力争依靠增加销售量来实现收入。欧佩克对自己内部也感到恼火。它采取了一项行动，雇用了一家国际会计事务所去治理石油生产配额。会计师们获得准许，可以查阅每一张发票、每一个帐户、每一张提货单。实际上，他们做不到这种查阅，甚至连进入欧佩克的某些成员国都很困难，并完全被拒之于关键性设施的门外。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石油输出国为了避开生产配额和疲软的石油贸易，转向易货贸易和抵偿贸易——用石油直接交换武器、飞机和工业品。其结果是，加剧了世界市场上石油的供应过剩。
油价高还是低？
市场的力量是难以抗拒的。英国工党政府在七十年代成立国营英国国家石油公司的过程中，不但使它成为北海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中属于英国政府所有的那一部分的代理人，而且还赋予它一种特殊的贸易职能，规定它每天向北海石油生产者购买原油的数量最高可达一百三十万桶，然后转手卖给各炼油厂。这样一来，由于英国国家石油公司公市了它的石油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它也就在世界石油市场上起着重要的定价作用。但是，随着油价疲软，英国国家石油公司发觉自己处境艰难窘迫，因为它每天向北海经营者购买一百多万桶石油采用的是一种价格，而出售这么多石油的价格比进价低！结果，英国国家石油公司和英国财政部大亏本。正如一名英国政府官员激动地说的，“公用事业部门中有一个机构买进石油是28.65 美元一桶，而卖出的价格比它低。这对英国财政部来说，显然是很痛苦的。它给我们以很大、很大的痛苦。这一点是肯定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本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不满，给以批评指责。从理论上说，她并不喜欢国营公司。她很可能比罗纳德。里根更加重视“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再说，对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是她的政治纲领中的一项基本条款。她认为，不存在安全方面的理由去维持英国国家石油公司，便于1985年春干脆予以撤销。英国政府由于采取了这项措施而摆脱了对石油业的直接参与。撤销英国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撤除了欧佩克油价的又一个重要的支柱。这是市场的又一个胜利。
石油业的一般看法是，油价很可能下跌几美元，然后在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以前，油价会反弹，开始再次上升。然而，原油的需求疲软，加以供应能力继续在增加，再加以向商品市场转变，所有这一切都非常强烈地促使油价朝着一个方向变动，那就是下跌。但是，它下跌到何等地步呢？
欧佩克的困境在加深
到八十年代中期，欧佩克面临紧要的抉择。它可以降低油价；但油价降低到什么程度才停止呢？或者，它可以继续保持油价。但如果它这么干，它在保证给自已提供正在缩小的市场份额的同时，会保护非欧佩克石油，支持同石油竞争的其他能源，并且节能也会兴旺发达。使事情更糟的是，欧佩克国家本身出口的石油会增多。甚至在两伊战争继续打下去的情况下，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交战国也在恢复石油出口。尼日利亚也提高了石油产量，并且由于渴望增加外汇收入，曾一度采取了旨在最大限度扩大出口的“尼日利亚第一”的政策。
事情跟通常一样，多半取决于沙特阿拉伯。1983年它曾明确地担负起作为一个产量机动的国家的职责，为保持欧佩克的油价而通过增减座动其石油产量。但到1985年，跟欧佩克其他产油国相对来说，沙特阿拉伯付出的代价之高，显得很不相称。维持油价意味着石油产量大幅度削减市场份额大量丧失，石油收入大踏步下降。1981年沙特阿拉伯的收入为一千一百九十亿美元，达到了高峰。到1984年下降到三百六十亿美元，1985年进一步下降到二百六十亿美元。与此同时，跟其他石油输出国一样，沙特阿拉伯已经开始了一个要花大量经费的大规模发展计划，现在则不得不予以大量削减。它开始出现巨额的财政赤字，并大量耗用外汇储备。但收支情况依然摆不平，以至于它不得不无限期推迟公布国家预算。
丧失市场还有一种后果，即，使沙特阿拉伯在世界舞台上起的作用降低到最低程度。正当两伊战争威胁到海湾地区，阿亚图拉。霍梅尼继续谋求向沙特阿拉伯报仇之时，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影响和重要性迅速下降，并有可能进一步恶化。这是同该国安全政策的基本格言背道而驰的。大片石油市场的丧失还削弱了沙特阿拉伯对中东政治、对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争执以及对西方工业国家的影响。石油威力正在丧失其意义。亚马尼在沙特阿拉伯的电视上说：“从理论上说，我们必须分清经济和政治的界线。换句话说，政治决定不应该影响经济事务和经济规律。但原油就是一种政治力量，没有人能否定1973年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威力靠的是石油，1979年阿拉伯国家对西方世界的影响达到了顶点也是由于石油。现在，我们的处境窘迫，原因在于以石油为基础的阿拉伯国家政治威力削弱了。这是连街上行人都知道的基本事实。”
沙特阿拉伯一再向欧佩克的其他成员国和非欧佩克产油国发出警告。它不会继续忍受丧失石油市场份额。它不会无限期忍受和允许欧佩克其他成员国破坏生产配额和非欧佩克产油国增加石油产量。谁也不能指望它继续充当产量机动的石油生产国。如果需要的话，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会像潮水那样涌往市场。这些警告是否意味着一种严重的威胁，一种明确的意向？还是它们仅仅是一种虚张声势，借以吓人？然而，如果沙特阿拉伯不作出某种改变的话，它的石油日产量可望会合乎逻辑地下降到一百万桶或者更少些，它的石油出口市场也将丧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就石油从根本上确定了该国的地位和影响而言，沙特阿拉伯在世界舞台上将几乎不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沙特阿拉伯。
市场份额
1985年6 月的最初几天，欧佩克成员国的部长们聚集在沙特阿拉伯的塔伊夫城开会。亚马尼在会上宣读了法赫德国王的一封信，国王在信中尖锐批评了欧佩克其他成员国的弄虚作假和给石油售价打折扣，指责这些行为已经导致“沙特阿拉伯丧失市场”。沙特阿拉伯不会对此永远容忍下去。国王说：“如果其他成员国认为可以自由行动的话，那末大家都会利用这种形势，沙特阿拉伯也肯定会维护自身的利益。”
国王的信一读完，尼日利亚石油部长接着说，他希望“这番明智的话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不过，在以后几个星期内，没有什么特殊的证据能说明国王的话已得到充分的理解。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日产量进一步减少到二百二十万桶的低水平，只相当于它的生产配额的一半，或相当于它五年前生产水平的1 ／5 稍多一些。1979年沙特阿拉伯平均每天向美国出口的石油高达一百四十万桶，到1985年6 月猛降到每天仅二万六千桶，已无足轻重。
1985年夏，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产量有时下降到低于英国北海油田的产量。这是忍无可忍的最后界线。对沙特阿拉伯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维持了油价，英国人才能生产更多的石油，而英国撒切尔首相却在继续夸耀自己忠于自由市场，继续吹嘘，不论油价高还是低，自己对市场的态度一贯如此。一个更大的威胁在逼近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在重建其石油出口能力，延长输油管线和铺设新线，其中有的还通过沙特阿拉伯。不论发生其他任何情况，伊拉克大量增产的石油将很快涌人已经很拥挤的石油市场。这种局面是难以持久的。总会有某种东西因维持不下去而不得不发生变化。如同在七十年代那样，这次发生变化的东西又是价格。不过，这次变化的方向与七十年代相反。然而，油价会下跌到何等地步呢？
一个往日的幽灵又在浮现，这就是约翰。D.洛克菲勒和一场油价全面大战的前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洛克菲勒及其同伙们往往通过“大出汗”，即通过削价向市场倾销，打败竞争者。竞争者被迫按照标准石油公司制定的规则接受停战；或者竟争者在缺乏标准石油公司那样持久力的情况下，被排挤出那一行业或被收购接管。当然，八十年代中期总的情况已不同；但是毕竟不那么不同。“大出汗”即将再次来临。
沙特阿拉伯从保价格转变为保产量，即保持沙特阿拉伯自己所希望的产量水平，并选择了一种简便的武器，即同阿美石油公司的合伙公司和设置在具有战略要害意义的市场上的其他石油公司搞净收益交易。在这种交易下，沙特阿拉伯不必向炼油厂提出一个确定的价格，而是根据石油制品在市场上赚取金额的多少而相应地得到其收入。不过，炼油厂保证得到预先商定的毛利，譬如说，两美元一桶。无论石油产品的最终售价是二十九美元或十九美元或九美元，炼油厂总是会得到它自己的两美元，而沙特阿拉伯得到的是销售款的其余部分（减去各种成本费用）。炼油厂的毛利是固定的。因此，它没有任何特殊的动力在销售方面去争取提高油价，避免降低油价。炼油厂只会希望尽可能多炼油。它知道，无论油价高低，它每多炼一桶油，就增加两美元的毛利收入。不过，增加产量和减少对原油售价的关心，其意义在于，这是对付油价下跌的一种完善的办法。沙特阿拉伯就其本身来说，希望能用增加产量的办法来弥补因油价较低而遭受的损失。但是，沙特阿拉伯人也小心翼翼，避免引起过分的对抗；沙特阿拉伯的目的在于重新达到它原先的生产配额的水平，仅此而已。它对通过这种新的交易所达到的交易量，规定了一个限度。沙特阿拉伯在这样做时，把其新政策的矛头既指向弄虚作假、夺走其市场份额的那些欧佩克成员国，同时又指向非欧佩克石油输出国。
1985年夏，参与阿美石油公司股份的一家石油公司的一名高级经理接到亚马尼打来的一个电话。亚马尼这位石油大臣了解到，这位经理早些时候曾经说过，如果油价经得住竟争的话，他将有兴趣增加购买沙特阿拉伯石油的数量。亚马尼在电话中解释道，现在的情况正是这样。这位经理便于8 月飞往伦敦商讨净收益交易的条件，他说，“听起来像是经得起竞争的”，他立刻签了字。其他许多公司不论是否参与了阿
美石油公司，也与沙特阿拉伯签订了类似的合同。
这项交易合同的一个明显的含意是，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官价已不复存在。它在石油市场上出售石油，随行就市，能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这也意味着，欧佩克的石油价格也不复存在。1985年9 月下旬和10月初，世界各地石油市场上对沙特阿拉伯的净收益交易议论纷纷，神经紧张和忧虑不安并起。但一旦沙特阿拉伯努力推行市场份额战略，其他石油输出国出于纯粹的竞相自卫，也会着手仿效。于是，净收益交易开始流行起来。石油业的下游环节曾经长期处境不佳。现在，最后在炼油上有钱赚，这对下游环节来说，无异是天赐良机。自从七十年代以来，人的智慧似乎想不到这一点。
现在，油价会大跌吗？大多数的石油输出国认为会大跌。但它们预期油价最低跌到十八美元或二十美元一桶。它们认为，如果油价跌至这个水平以下，开采北海石油就会不合算。对此，它们估计错了。北海石油的税率很高。以尼尼安油田为例，油价从二十美元一桶跌至十美元一桶，石油公司只损失0.85美元。英国财政部由于是大部分租金的获得者，也就大受损失。尼尼安油田的实际经营成本，即开采一桶原油的成本只有六美元，因此，只要油价在六美元之上，就没有理由封闭油井，停止开采。况且，封闭油井，暂停开采，这在技术上很复杂，经济上很花钱，因此，即使油价每桶跌至六美元以下，也会勉强继续开采。正如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乔治。凯勒当时所说的：“油价没有一个恰当的下限。”但当时也有极少数谷油输出国认为，即使油价那样下跌，石油生产也会一切照常进行。这种看法也是不合理的。
1985年11月初起，随着冬季的来临，石油期货市场上为首的西得克萨斯中间产品的油价继续上升，11月20日上升到31.75 美元一桶，创造了纽约商品交易所的最高记录，掩盖了价格暴跌的威胁。当然，许多人确实认为沙特阿拉伯不会照自己说的那样去做，认为它仅仅是一种精心制作的警告，用来吓唬欧佩克其他成员国和恢复纪律。
11月油价达到最高点的约十天以后，欧佩克再度开会。沙特阿拉伯曾经通过行动，为争取市场份额而在实际上向欧佩克其他成员国挑战。现在，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欧佩克作为一个集团。宣布自己的意图是为了夺回失去的市场而同非欧佩克产油国作斗争。会议公报包括新的准则：欧佩克不再保护价格；现在，欧佩克的目标是“为欧佩克在世界石油市场上争取和保持一个公正的份额，以便与成员国的发展所必需的收入相适应”。
然而，这番话有多大实际重要意义呢？12月9 日，欧佩克一成员国高级官员正在一间会议室开会讨论前途。这时，会议公报文本送了进来，一名高级官员便轻蔑地说：“啊！这完全是欧佩克的又一个冬季公报。”
接着，油价开始暴跌。
第三次石油冲击
油价开始暴跌引起的后果就其动乱和戏剧性而言，不亚于1973年——1974年和1979年——1981年的危机时期。西得克萨斯中间产品石油价格从1985年11月底最高峰时的31.75 美元一桶直线下跌到十美元一桶，仅仅几个月就暴跌了70％。有些波斯湾石油的售价约六美元一桶。在第一、二次石油冲击期间。最低程度的石油损失和供应中断曾经足以引起油价飞涨。这一次，石油产量的实际变动也是很有限的。1986年头四个月，欧佩克石油的平均日产量约为一千七百八十万桶，比1985年的平均日产量只高出9 ％左右，实际上大致相当于1983年整个欧佩克的生产配额。总的说来，欧佩克石油增产使整个自由世界的石油供应量只增加3 ％稍多一些。然而，加上要夺回市场份额的表态，它促使油价暴跌，跌到几个月前真正想象不到的低水平。
这确实是第三次石油冲击，不过，一切后果在方向上同前两次相反。现在，不是买主们在争夺供应，而是石油输出国在争夺市场。现在，不是卖主而是买主在玩跳蛙游戏，竞相追逐石油的最低价格。这种新的局面再一次提出了保障的问题，但保障的内容是新的。对石油输出国来说，这种保障就是石油的需求要有保障，即保证石油能进入市场。这种关切看起来也许是一个新问题。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同五六十年代促使石油输出国激烈竞争的问题是一样的。当时的激烈竞争曾导致胡安。佩雷斯。阿方索在离国出访欧佩克的第一站埃及之前，先去美国，谋求在美国得到一个有保证的市场。对石油消费国来说，七十年代那种对保障石油供应问题的关切，现在在争夺市场份额的斗争中，似乎变得都不必要的了。但将来怎样呢？廉价的进口石油是否会破坏过去十三年通过艰苦工作而重新建立起来的能源保障呢？
油价不仅在暴跌，而且在失去控制。在人们的忆忆中，这是第一次没有定价的结构。连欧佩克也没有一个石油官价。市场得胜了，至少暂时如此。油价不是由欧佩克成员国之间通过费力的磋商来确定，而是通过成千上万笔的个别交易随行就市形成。净收益交易、现货交易、“即期收益交易”、易货交易、加工分成交易、“了结”交易等等这种、那种交易似乎无穷无尽。这些都是石油输出国在力争保持或重新夺回市场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变通、取巧的手法。不仅欧佩克同非欧佩克产油国争夺，而且不顾1985年12月欧佩克会议公报，欧佩克各个成员国彼此之间也在争夺客户。在这种激烈竞争的环境下，事情发展到为了争夺市场而提供的折扣愈来愈大。1986年年中，伊拉克国家销售委员会负责人说：“人人为了每一批货物的交易或每一季度的定货而没完没了地谈生意，弄得精疲力竭。到最后，石油输出国的那些懒得再商谈下去的谈判代表，干脆提出全面打折扣，使其售价比欧佩克其他成员国部便宜。”由此可见，导致油价暴跌的起因不是加工交易或任何其他特定种类的交易，而是以下基本事实：进入市场的石油数量超过了市场需求，还有市场的调节者（在这种场合下，也就是欧佩克尤其是沙特阿拉伯）的作用被取消了。
遍及石油世界的一般反应是冲击、震动。欧佩克是否想有所作为？它能否有所作为？这个组织已严重分裂。伊朗、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希望欧佩克能采取一项开采量少得多的新的生产限额，以便使油价恢复到二十九美元一桶。以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为主的石油产量较多的国家则仍然在争取重新夺回市场份额，尽管亚马尼认为不得不对买主有所指责，他对一家大石油公司的一位经理说：“我永远不会向并不希望得到石油的人出售一桶石油。”与此同时，欧佩克的两个极其重要的成员国——伊朗和伊拉克继续陷在一场殊死的搏斗中。伊朗敌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的态度也未见缓和。
非欧佩克石油输出国在收入上遭受的损失也毫不逊色。它们开始比较认真地对待欧佩克的警告，开始进行“对话”，但比较迟了。墨西哥、埃及、阿曼、马来西亚和安哥拉作为观察员出席了欧佩克于1986年春举行的一次会议。挪威保守党政府起初宣布，挪威是西方的一名成员，不会同欧佩克磋商。然而，挪威的政府收入的约20％来自石油。挪威政府补偿不了它的预算。于是，执政党下台，反对党工党取而代之。新首相立即宣布，挪威将采取步骤，协助稳定油价。新政府的石油大臣在威尼斯登上札基。亚马尼的一艘游艇，一边游大，一边讨论油价问题。然而，总的来说，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之间的对话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实质性结果。由于欧佩克内部以及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之间意见很少一致，因此，1986年春的整个时期内，“大出汗”继续在进行。
“一个小动作”
对于最近这次危机，许多石油公司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它们的领导人曾经确信，“它们”，即欧佩克不会做蠢事会毁掉自己的一大部分收入。极少数几家石油公司的想法正好相反。壳牌石油公司在伦敦的计划员，仔细阅读了基本材料，准备好一份“石油崩溃说明书”。该公司坚决认为，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即使认为“说明书”说的情况不可能发生，也必须认真对待这份说明书，讨论他们会作出什么反应，着手采取预防性措施。因此，当油价开始暴跌时，泰晤士河南岸壳牌石油公司中心大厦令人惊异地一片宁静，秩序井然。这同其他许多石油公司内所看到的一片震惊截然相反。中心大厦内和油田上的经理人员紧张地工作，好像正在进行训练有素的民防的应急行动。
总的说，一旦石油业彻底了解了这次冲击的现实，它就会作出反应，迅速地大幅度地削减开支。美国的石油勘探和生产受到的打击特别严重。美国是石油生产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结果也是最令人失望的国家之二。谁会忘掉花了二十亿美元在阿拉斯加马克卢克干打洞？在美国的石油公司作出的反应最灵活，它们不必担心要跟全国性政府通过长期谈判作出有冒险性的安排，而这种担心在发展中国家中是普遍存在的。
石油的消费者当然兴高采烈。他们曾担心石油短缺会持久下去，现在，所有这一类担心都已束之高阁。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不再受到威胁。油价在经历了那几年的猛涨以后又便宜了。有关毁灭之类的预言似乎已成了海市蜃楼，石油的威力成了放空炮。原先以为加油站之角的“天然气之战”会随着五六十年代一起一去不复返，现在却又重新出现，而且明显地可以看出，这是一场全球性的石油大战。油价会实际跌到何等地步呢？应一个当地乡村音乐电台倡议，得克萨斯州奥斯河北部由比利。杰克。梅森掌管的一家埃克森加油站选择1986年4 月初举行一天的奖励，无疑是确立了不能再低的最低油价。那一天，比利。杰克加油站的价格是零美分一加仑，也就是免费。这种交易是无可匹敌的。其结果引起了轰动。到上午九点用瞅等候加油的车辆首尾相接，长达六英里。有些人从遥远的沃科驱车前来。比利。杰克解释道：“你要做的事情就是采取一个小动作。”当人们把比利。杰克当作石油专家，求教他谈谈油价的未来时，他说道：“这取决于海外。在阿拉伯人彻底弄清油价之前，我们是无能为力
的。”
另一个得克萨斯人，一个非当地出生的得克萨斯人同意比利。杰克。梅森的见解，认为能作出定价的是阿拉伯人，至少基本上如此。此人就是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当比利。杰克分文不取出售其汽油时，布什正在准备出国访问中东讨论石油等问题。他在油价暴跌之前就确定了出访日程表，在几个月内访问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但现在他准备出访是在这样的时刻，即美国国内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石油出口商、消费者、美国的盟友等等都在问同一个问题——美国政府是否会在油价暴跌问题上有所作为？在国际关系极其敏感的此时此刻，对陷入进退两难困境的里根政府和美国政策来说，布什由于访问中东的时机和地位以及其本人的经历而成了关键人物。
乔治·布什
几年后，布什在1989年就任总统的前夕说：“我用这种方式指出，他们得到了一位出身于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并了解和熟悉这个行业的美国总统。”他尤其了解独立石油经营者进行冒险、赢钱的一套行当，而独立石油经营者是美国石油勘探业的骨干，在油价暴跌的情况下，他们被搞得一蹶不振。布什在其长大成人的那些年所经历的那个世界就是这种情况。布什在1948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为了他的家庭背景而放弃了华尔街的那个显眼的职业；毕竟布什的父亲在当选为康涅狄格州的联邦参议员之前曾经是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的合伙人。后来，布什在同普罗克特和甘布尔公司进行了求职面试之后未被录用，于是他收拾起1947年出产的红颜色的“史蒂倍克”轿车出发前往得克萨斯，先是去奥德萨，然后再到它附近的米德兰，后者不久自称为“得克萨斯西部的石油首府”。他开始从基层工作做起，当一名受训人员，负责油漆泵设备，后来又当上流动外销员，驾车从一个钻井驶到另一个钻井，询问客户需要多大尺寸的钻头，钻的是哪一种岩层，然后要求客户订货。
布什是美国东部人，因此，有人说他有贵族渊源。但他基本上是非典型的东部人。东部人有一种高尚的传统，就是去得克萨斯州油区寻找发财机会。先是梅隆家族和皮尤家族在斯平德托普寻找石油开始，接着就是《幸福》杂志一度称为“常青藤联合会的一帮人”，其中包括布什。这帮名牌大学毕业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突然来到得克萨斯州西部的一个偏僻石油城镇“——米德兰，”建立一个最不讨人喜欢但却能发财致富的前哨基地“和所谓”仙人掌与常春藤之间的联盟“。米德兰最佳的人才库，即文伯特。S.凯利人才库给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跟布鲁克斯兄弟公司几乎一模一样。这不是巧合。
正如布什后来所说的，不久，他在这个小天地中“头脑发热”，在其他一些野心勃勃和同样渴望发财的年轻人的合伙下，成立了一家独立的石油公司。他的一名合伙人说：“有的人有一台钻井机，懂得一点怎样做买卖，但我们都需要资金。石油是米德兰的产品。”他们希望公司有一个值得纪念的名称；另一个合伙人建议，名称的第一个字母要用A 或Z ，以便让它在电话号簿中排在最前列或最后列，而不致落在中间。当时米德兰正在上映影片《萨帕塔万岁！》，片中的墨西哥革命者由马龙。布兰多扮演。于是，他们把这家公司取名为“萨帕塔”。
布什很快掌握了独立经营者的技巧，在恶劣的气候中飞往北达科他州，到处搜寻郡政府的档案，以便找出新发现油区附近拥有矿产权的是哪些人，试图向持怀疑态度的农民购买石油产地使用权，尽可能又快又省地组织训练有素的一套打井人员。当然，还要到东部向投资人筹集资金。在五十年代中期一个空气清新的上午，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合车站附近，布什和《华盛顿邮报》令人敬畏的出版人尤金。迈耶同坐在迈耶的豪华轿车的后座上经过那里。这时，这两人甚至在车上做成了一笔交易。不仅如此，迈耶还委托他的女婿进行具体交易。迈耶在此后若于年内一直是布什的投资人之一。那末，“萨帕塔”这块招牌是否对布什及其合伙人的投资项目有所帮助呢？布什的一名合伙人休。利特克说：“它有利有弊。有些持股人在初期就买进股票，投资获了利，便认为萨帕塔是一名爱国者。但有些持股人在股市价格高涨时买进股票，后来，市价下跌，他们便认为萨帕塔是强盗。”
合伙人终于把萨帕塔公司友好地一分为二。布什取得了原公司业务中近海石油的服务部门，使它成为推动开发墨西哥湾和全世界近海石油钻探和生产的先驱和牵头人之一。即使在今天，纽约的那些粗野的法人股票经纪人仍能回忆起，当打电话给设在休斯敦的萨帕塔办公室，企图了解下一季度会有怎么样的结果时，经纪人听到电话线另一端说话的，不是具有得克萨斯口音慢条斯理说话的某个石油家伙，而是带有走了样的美国北方人尖锐鼻音的乔治。布什。布什由于是公司的总裁，因此也就兼职处理投资人关系。他经历了石油工业战后几次不规则的周期。他能懂得石油业的活动对油价是多么地敏感。他还懂得，在中东石油大量生产的年代，至少在1959年艾森豪威尔规定石油生产限额以前，美国的石油工业同无拘无束的外国竞争者相比，是多么地脆弱。布什干得也很出色。布什一家大概是米德兰一带建有私人游泳池的第一户人家。
到六十年代中期，布什认为自己已经赚够了钱；他的父亲曾担任联邦参议员达十年之久，布什也朝这个方向发展。他放弃石油业改行从事政治。当时，共和党刚刚在得克萨斯州启动。民主党长期盘踞该州，是共和党面临的政治问题，但不是唯一的政治问题。共和党改组未成，又遭到来自右翼的攻击。它迫使布什不得不维护自己，反驳约翰。伯奇协会的下述指控，说布什的岳父是一名共产党人，理由是他是取了倒霉名称《红书》的妇女刊物的发行人。
布什从县议长当选为国会议员。与卡洛斯特。古本金相反，布什在石油业的友谊不是事过境迁的；他在米德兰之时的一些合作者后来仍然是他的密友。他作为休斯敦选出的国会议员，被认为会捍卫石油业的利益。布什也是坚决这样做的。1969年，当理查德。尼克松考虑停止限制石油进口的配额制度时，布什安排财政部长戴维。肯尼迪同一批石油界的人士在休斯敦的布什家中会晤。后来，他写信给肯尼迪感谢他抽出时间参加那次会晤商谈。布什说：“你告诉他们，我如何为石油业鞠躬尽瘁，我对此表示欣赏。《华盛顿邮报》可能要为此而攻击我，我却能在休斯敦获救。”然而，一旦布什改行，石油在他的政治议题中几乎不再是最主要的了。他先是出任美国驻联合国使团的首席代表，以后在水门事件期间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继而是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络处主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后四年致力于竞选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但未获成功。1980年，罗纳德。里根击败布什，挑选布什为竞选伙伴，从而导致布什当上了副总统。
吉米。卡特把能源问题作为美国政府的中心课题。罗纳德。里根与此不同，把能源问题列入附注。里根坚持认为，能源危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美国政府的调节和政策错误。解决办法在于使美国政府对能源撒手不管，恢复“自由市场”。无论如何，里根在竞选总统期间曾说过，阿拉斯加的石油比沙特阿拉伯多。卡特政府已开始逐步取消对油价的管制。里根政府最初颁布的法令之一是，加快取消油价管制的步伐。当美国新政府把能源政策转变为“有益的放任自由”的政策时，世界石油市场发生的变化也确实有利于能源政策转变。吉米。卡特执政时，油价上涨，这是他的不幸。现在，它转变为罗纳德。里根的交好运，因为正当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时，非欧佩克在增加石油供应，石油需求在下降，在这种形势下，油价上涨趋势已有了改变。它开始长期趋向下滑，直至五年后暴跌。实际油价的下跌不仅使能源不再成为美国政府的一个主要问题，而且还有力地促使经济复苏和通货膨胀趋缓，而这正是里根经济繁荣的两大特点。当然，“自由市场”这种做法的基础有一个矛盾；欧佩克这个石油卡特尔毕竟可以防止油价暴跌，从而促进节能，推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能源发展。但这个矛盾在1986年油价暴跌前仍然是不易被察觉的和不受干扰的。
1986年油价暴跌后出现的情况，用欧佩克代理秘书长的话来说，是不折不扣的“绝对竞争”。结果是损害了美国石油工业。解雇通知书以令人可怕的速度增长；钻机在油区到处被弃置搁起；西南部地区陷入了经济萧条，金融基础发生了动摇。再说，如果油价继续下跌，美国的石油需求会上升，国内的石油产量会直线下降，进口石油会像七十年代那样再次大量涌入。当“市场力量”发生作用时，出现的好事也许不会太多。面对强大的供求力量，美国政府即使想有所作为，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能做到的事不很多。一种可能是征收石油进口税以保护美国国内的能源生产和继续推动节能。1986年，美国许多人呼吁征收石油进口税，但这种呼吁没有来自里根政府的。另一种选择是试图重新与欧佩克协调行动。这就是为什么乔治。布什突然使长期对石油听之任之的官方态度发生转变。里根政府中除了布什以外还有谁具有长期经验能更好地同沙特阿拉伯人谈判石油问题呢？
“我知道我是正确的”
正当两伊战争明显地在拖延下去之时，布什对波斯湾进行访问，最初打算，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强调美国对波斯湾地区持温和态度的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但是，几乎不能指望任何一个人访问沙特阿拉伯而不讨论石油问题，在油价跌到每桶十美元以下时尤其如此。情况改变了吗？在七十年代，美国高级官员成批到利雅得去，是为了要求沙特阿拉伯协助抑制油价。现在，1986年，美国副总统前往沙特阿拉伯是为了要求提高油价吗？
毫无疑问，布什认为此次出访应适可而止。现在，得克萨斯州和整个美国石油业的情况比他作为石油经营者时看到的一样糟，甚至更糟。此外，他的政治基地美国西南部特别是得克萨斯州突然涌现出大量的谣传和指责。里根政府中关心石油的不只是布什一人；能源部长约翰。赫林顿发出警告说，油价已下跌到危及国家安全的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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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步。然而，这两个人在美国政府中是少数。
1986年4 月初，布什在出访中东的前夕说，他的“推销非常艰苦”，也就是要使沙特阿拉伯人相信“我们国家的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利益……我认为要害在于我们谈论的是稳定，而我们却像跳伞那样，跳出以后，失去了降落伞，毫无控制地不断自由下降”。布什有礼貌地承认里根政府有关市场的重要训令。他念念有词地说：“我们的答复是市场！市场！让市场力量去发挥作用。”不过，他补充说：“我相信，并始终相信，美国国内工业的强大符合我国国家安全的利益，符合我国生死攸关的利益。”布什明确地指出，市场力量走得太远了。但里根的白宫很快否定了他，使他很窘迫。白宫发言人宣称：“稳定油价的途径就在于让自由市场发挥作用。”白宫尖锐地说，布什向法赫德国王要强调的是，不是由政治家而是由市场力量决定价格水平。
布什访问中东的第一站是利雅得。他住在那里的美国大使馆的新建筑内。他同包括亚马尼在内的沙特阿拉伯几位大臣一同进餐，边吃边谈，当然也谈到石油。布什解释道，如果油价仍然太低的话，美国国会内会出现要求征收石油进口税的压力，而且抵制这股压力会愈来愈困难。沙特阿拉伯人对待布什的谈话非常认真。副总统中东之行的下一站是沙特阿拉伯东部省份国王行宫所在地的达兰。国王在东部行宫设宴款待美国客人。侍从的腰上佩带刀和枪，胸前交叉挂上子弹带。为了不让美国特工人员紧张，侍从们的来福枪沿墙放着。
原定第二天布什同国王举行秘密会谈，但宴会后美国人得到信息说，由于伊朗攻击一艘沙特阿拉伯油船，秘密会谈已变动。布什应邀在当天深夜同国王举行会谈。会谈一直持续到凌晨二点多，总共超过二个半小时。沙特阿拉伯人对伊朗的军事挺进和威胁神经过敏，会谈的主题乃至布什整个出访的主题，改为波斯湾安全和美国武器供应的问题。石油问题只是提到一下，不过据美国官员说，法赫德国王表示希望石油“市场稳定”。美国官员还说，国王“感到沙特阿拉伯在石油市场上的作用，用非皇家的话来说，常常受到错误的指责”。
副总统尽管在国内招致批评，但仍坚持他在油价问题上的立场。他在访问沙特阿拉伯国王后说：“我知道我是正确的。有些事情，你是予以肯定的。对此，我也绝对予以肯定。”石油低价会损害美国的能源工业，给国家带来严重后果。一天后，布什在达兰同美国商人共进早餐时宣布：“到了某种程度，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会开口说，‘喂！我们必须有强大的、有生存能力的国内工业。’我认为，我的整个政治生涯就是那个样，我不会在此时此刻着手改变它。我是这样认为的，我知道美国总统也是这样认为的。”
布什以忠心耿耿而自傲。他以实践表明自己在过去五年内是一名非常忠诚的副总统。他从不背离白宫的路线。但现在他背离了。对他不利的反应更加明显起来。白宫的一名高级官员以轻蔑的态度谈到布什时这样说道：“可怜的布什。”他还补充说，布什的表态“不是政府的政策”。可是，布什拒绝作出让步，大的让步。“我不知道我是在维护［美国的石油］工业。我的所作所为是在维护我非常、非常强烈地相信的一种立场……至于这在政治上的利弊得失究竟怎样，我一点也不会少考虑。”
一般的看法认为，布什不仅在犯错误，而且在铸成大错，会损害其政治野心，导致趋向自我毁灭。共和党内准备跟布什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那些对手们兴高采烈。他们认为可以不需要等到利用布什在开展总统竞选活动的第一个州发表演说时的文件。这第一个州通常是不产石油的新罕布什尔州。专栏作家撰文指责布什拥抱欧佩克，并严肃地大声疾呼说，这会成为竞选总统的布什的自我摧残。当然，在那些产石油的州内，布什由于他的讲话而大受赞扬。但在石油产区以外，除了《华盛顿邮报》在头版载文对布什的主张有所肯定外，似乎没有人对他的主张有所赞许的。而《华盛顿邮报》就是布什因表示出亲石油业的情绪而一度担心要扼杀他的一家报纸。现在，恰恰相反，《华盛顿邮报》说，副总统真正知道，他正处在一个极其紧要的关头提出警告，油价低会如何损害国内的石油工业，尽管没有人希望发生这类事。《华盛顿邮报》评论道：“布什先生正在同一个现实问题作斗争。正如有人指出的，愈来愈依赖进口石油不是一种值得庆贺的前景。”《华盛顿邮报》还说，总而言之，布什是正确的。
但实际上，布什就石油进口税问题跟沙特阿拉伯大臣们说了些什么呢？是否仅仅是顺便说几句，或者说得比这个严重些？然而，无论说什么，或听到什么，外交界对此往往众说纷纭，甚至两种说法之间会有很大的出入。后来，有些沙特阿拉伯人坚持说，布什曾经明确发出警告，如果油价继续下跌，美国会征收石油进口税用p 使这种税肯定会违背里根政府的方针。日本人也曾指出，如果美国征收石油进口税，他们也会仿效，以维护他们自己的能源分散化计划，并可为大藏省搞一些额外收入。石油输入国征收石油进口税的前景还会以几乎闪电般的速度激怒石油输出国，因为这种税会把本来是石油输出国的财政收入返回到石油消费国的财库。
不过，石油进口税仅仅是一种范围更大的考虑的一部分。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石油输出国担心，油价不断暴跌会造成财政的巨大损失。此外，由于油价暴跌，所有来自外部的批评和压力会集中到这些国家。这是它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布什这次访问中东有助于促使油价恢复到某种程度的稳定。副总统本人的一些顾问本来认为，布什有关石油问题的讲话只是用来安抚美国的石油开采者，而不顾沙特阿拉伯人是怎样理解他的话的。沙特阿拉伯人听到的是，美国副总统说，油价暴跌正在动摇并威胁到美国的安全，美国的石油进口会大幅度上升，而同苏联相对而言，美国在军事上和战略上会削弱。沙特阿拉伯人把自己安全的希望寄托于美国；当然，他们会考虑布什访问的后果，不得不关注美国的安全需要。1979年，他们关注安全，增加石油产量＊986 年春，他们要再次关注安全。他们还受到来自许多国家的压力，其中包括埃及和正在紧张战斗的伊拉克。他们非常担心两伊战争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正当局势动荡和出现其他困难之际，布什的来访给沙特阿拉伯提供根据，去重新考虑已经导致油价混乱的争取市场份额战略，而另找出路。再说，其他石油输出国也终于懂得，弄虚作假是要付出代价的。
“切腹自杀”与十八美元一桶
然而，怎样在竞争环境中站住脚？对于这个问题任何人都未曾有过真正的设想，也没有任何实际经验。欧佩克的一名老手、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一名高级官员阿利里奥。帕拉努力想找到一些历史资料。正当欧佩克成立之时，他开始了政治生涯，担任佩雷斯。阿方索的一名助理。实际上，1960年欧佩克成立时，他与佩雷斯。阿方索一起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现在，欧佩克似乎即将解体。他回忆当初时，想起了多年前读过的一本书，即美国堪萨斯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艾斯于1926年发表的《美国的石油政策》一书。他终于在加拉加斯找到了这部破旧的书，把它随身带到伦敦，仔细阅读。
艾斯写道：“宾夕法尼亚州石油史上那些不幸的遭遇，以后几乎在其他各产油地区的历史上重演。在石油工业中出现过同样的不稳定，同样的周期性的慢性生产过剩，同样的价格大幅度波动，结果是缩短协定期限，同样的浪费石油、资本和能源。”艾斯把二十年代的一段插曲描绘成“一种景象：这种有限的自然资源的超量生产，库存不断增长，油库常常爆满外溢，油价不断下跌，拼命促使石油用于比较低档和不重要的用途，或者只是聊胜于无地出售……此情此景‘令人窒息和压抑。这一切都是石油引起的，而石油恰恰是人们最希望得到的东西’。”艾斯还说：“石油生产国由于生产了这么多的石油而无异是‘切腹自杀’。大家都知道有解救办法，可就是不愿意采用。这种办法当然是减少石油产量。”尽管艾斯写这本书是在六十年之前，但书中的话和所作的分析对帕拉是多么地亲切。他作了笔记。
此后，帕拉成了石油输出国指派的旨在拟订一种定价新制度的少数成员之一。这种新制度要考虑到一种现实，即石油和能源市场终究是竞争性的市场。石油消费国有选择的余地。这就导致帕拉和其他成员强调把油价定在十七美元至十九美元的新跨度内，尤其是十八美元一桶。这比几个月前二十九美元一桶的官价要少十一美元。不知怎么地，这似乎成了“正确的”价格。那年5 月，帕拉和其他一些成员在科威特驻维也纳大使馆内呆了一个星期，讨论新价格的依据。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油价应回到七十年代中期，即第二次石油冲击前夕的水平。现在看来油价十八美元一桶是油价恢复到能同其他能源竟争和处理好同节能关系的恰当水平。这个水平似乎也是石油输出国能够实现其目标——促使世界其他部分经济增长，从而刺激能源需求的最高水平。它会恢复石油的需求，制止甚至也许能扭转非欧佩克石油生产的似乎势不可挡的增长趋势。欧佩克的一名高级官员对一个朋友说，十八美元一桶“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会带来困难的，但您有否想到，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最佳选择？”
1986年5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个产油国的石油部长在沙特阿拉伯的塔伊夫开会。其中一名石油部长说，其他有些部长预言，油价将下跌到五美元一桶。科威特石油大臣指出：“会议的出席者中，没有一人希望把石油白白送给消费者，或者把它当作礼物送给消费者。”不过，他又说，原先二十九美元一桶对欧佩克是“弊大于利”。
亚马尼明确阐述了沙特阿拉伯的立场：“我们希望看到石油市场的发展趋势得到改正。我们一旦由于提高了在市场的份额而重新掌握了石油市场，就能相应地行动。我们希望重新取得市场权力。”
出席会议的部长们全都表示支持十七美元至十九美元一桶，并一致同意，为配合新的油价需要新的生产配额制度。几个月前似乎是奇谈怪论的东西，现在正成为公认的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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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这次石油危机的动乱中，旧舆论破灭，从中非常明确地冒出一种新的舆论——赞成十八美元一桶。阿利里奥。帕拉说：“这是一种逐渐认识的过程。”对此表示赞成的不仅有石油生产国，而且还有石油消费国。日本是石油输入国，它消费的石油99％以上靠进口。本来以为它倾向于油价尽可能低，但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油价过低，会出现两个问题。首先，它会使日本削减承诺—一进行巨额投资大规模搞替代性能源，从而肯定会使日本重新高度依赖进口石油，最终会使日本地位脆弱，潜伏下又一次危机。其次，由于石油在日本进口总额中占相当比重，油价很低会使日本已有的巨额贸易顺差更加大为膨胀，从而会进一步加剧日美之间和日本、西欧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正因如此，人们发现日本石油业和日本政府也普遍认为，十八美元左右一桶的油价是“合理的价格”。
美国的最新舆论也很鲜明，无论美国政府或华尔街、银行界、经济预测家等都一样。油价下跌给美国带来的得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使通货膨胀率下降）大于损失（能源工业问题和美国西南部的经济发展问题）。但只有当油价下跌到某种水平时，情况才是如此，至少新观点是这样认为的。当油价下跌到某种水平时，金融界的苦恼和混乱，加上给政治家带来的麻烦，会开始同得益抵消。一般认为，油价下跌到十五美元至十八美元之间比较适宜。里根政府坚决争取使油价重新确立在十八美元左右。这个油价能使美国国内的石油工业勉强维持下去，从而大大减轻要求征收石油进口税的压力。结果，美国政府既能保持有关“自由市场”的承诺，又不必采取任何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在考虑了所有各种可能性以后，最佳的选择就是无为而治。
不过，舆论是一回事。要把一桩新事搞好完全是另一回事。许多石油输出国朝这个方向作出的努力并未获得成功，尽管减少收入使它们感到痛苦。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由于大幅度增加石油销售量而受到的损害最小。科威特出售石油的收入只下降4 ％，沙特阿拉伯下降］1 ％。受到打击最严重的恰恰是油价问题上的鹰派，即那些最好战的和对西方客户持敌对态度的产油国。1986年厂半年与］985 年同期相比，伊朗和利比亚的石油收入下降了42％。阿尔及利亚收入下降幅度更大。要考虑的不限于经济方面。伊朗是最为不利的国家。尽管它的收入直线下降，它还必须大量花钱去支持同伊拉克作战，而这场战争已进入一个更加激烈的新阶段。伊拉克空军袭击油船和油船设施，使伊朗出口能力蒙受的损失愈来愈大。要是缺乏钱的话，伊朗怎么能把霍梅尼称为反对伊拉克和萨达姆。侯赛因的圣战继续进行下去呢？
有些事情必须马上去做。沙特阿拉伯曾经把其石油产量保持在原来的生产配额的水平上。但现在表明，它要着手提高其石油产量。这样，进入市场的石油会增多。1986年7 月，波斯湾原油准备以每桶七美元或更低一些的价格出售。适可而止也就行了。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领导人渴望结束“大出汗”的情势。他们还担心收入的前景。再说，油价动荡多变还很可能在整个世界上增添更大范围的政治危险。实际上，所有的欧佩克国家的决策人都已得出结论，市场份额战略已告失败，至少短期内如此。然而，既要摆脱市场份额战略，又要不致因断然放弃这种战略而陷入困境，出路何在呢？唯一的出路是实行新的生产配额。但是，哪些国家参加，各自得到多少份额呢？有些石油输出国坚持要沙特阿拉伯重新发挥其产量机动的作用。对此，亚马尼回答道：“绝对不行！我们要求一起都实行产量机动，要末都不干。在这个问题上，我像撒切尔夫人那样固执。”
到7 月，欧佩克的专家们制订出一份有关新定价的详细依据的书面材料。油价定在十七美元至十九美元之间。这个定价会刺激石油需求，导致改善世界经济的展望：“这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使替代燃料的步子缓慢下来并得到控制；还一定会阻止将来向高成本石油发展。”但如果油价任意下跌，石油输出国也会冒严重的风险：“工业世界的主要石MI消费国会采取强有力的保护主义措施，包括美国和日本会征收石油进口税。”石油输出国对艾森豪威尔限制石油进口一书记忆犹新，而且比大多数美国人都记得清楚得多。
不过，生产配额之举还需要欧佩克成员国之间恢复合作。然而，1986年7 月底、8 月初欧佩克各国又一次在日内瓦开会时，要能在制订解决措施方面有所成就，看来希望渺茫。尤其是伊朗，表示反对新的生产配额。但在会议进行过程中，伊朗石油部长古拉姆。里萨。阿加扎德前往亚马尼的套间参加秘密会谈。他的讲话通过一名译员翻译。令亚马尼感到吃惊的是，阿加扎德坚持要译员再翻译一遍。这也就是复述。这位伊朗石油部长说，伊朗现在愿意接受亚马尼和其他与会者提出的临时性的自愿的石油生产配额。伊朗实际上作出了让步。它的石油政策比它的外交政策现实。
市场份额战略是事过境迁了。不过，欧佩克在宣布恢复生产配额时，坚决表示它不想使自己背上包袱；非欧佩克产油国必须进行合作。最后，拟订好一份协议书，其中，非欧佩克各石油输出国表示了各自要做的事。墨西哥承诺要削减石油产量。挪威答应不是削减石油产量，而是降低石油增产幅度。这些国家至少有所表示。苏联对大多数的会议讨论采取袖手旁观态度。1986年5 月，苏联一名高级能源官员嘲笑所谓苏联将永远同欧佩克正式合作的见解。他坚持说，苏联不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我们不是香蕉生产国”。情况的确如此，在莫斯科找不到香蕉。但不论有无香蕉，苏联官员能懂得，苏联的外贸收支逆差，以及出售石油和天然气的硬通货收入的减少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会损害改革计划。这种计划是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刚刚开始在制订，旨在改革和振兴停滞的苏联经济。苏联答应对欧佩克努力稳定油价之举作出贡献，把其石油日产量减少十万桶。苏联作出的保证是够含糊的，对苏联出口实行监视是非常不容易的，以至于欧佩克国家永远也不能确定俄国人实际做的是否像他们嘴上说的那样好。但在当前动荡的形势下，表态也是重要的。欧佩克在制止“大出汗”方面的下一个步骤，是制订生产配额，并对油价有所作为。但是，出现了一个插曲。插曲。
靠听汇报搞出来
1986年9 月，哈佛大学庆祝建校三百五十周年。盛大庆祝活动的筹备工作进行了好几年。它将显示出哈佛大学在美国生活中的地位和它给全世界学术作出的贡献。为了“三百五十周年”大庆，从展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光荣姓名到定制专门为庆祝设计的巧克力，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为了配合这次庆祝活动，哈佛大学从地球上五十亿人中选择了两名作庆典的主要发言。一位是英国王位继承人查尔斯王子；约翰。哈佛当年毕竟是从英国移民到马萨诸塞州，最后于1636年把其个人收藏的三百册书遗赠给一个小的学院，后来为了纪念他，校名改称哈佛。另一位主要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艾哈默德。札基。亚马尼。他曾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过一年，现在又是该校伊斯兰收藏品的一名重要捐献人。哈佛大学甚至派遣一个代表团飞往日内瓦，当面邀请亚马尼。他接受了邀请。
查尔斯王子很潇洒。他的发言热情洋溢，引人入胜，在场的全体人士听得津津有味，个个兴高采烈。然而，轮到亚马尼发言时，他选择发言的内容却是一篇非常实在的严谨的论文，其中列举了数字，甚至达到小数点下第二位数。论文事先分发给人数众多的出席者，他们坐在肯尼迪政治学院的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会场内。出席者可以边听边看。这意味着，在回顾1986年发生震撼了世界并改变了每一项经济指标的轰动性事件的情况下，这是一篇很合时宜的发言。它既叙述又论证。亚马尼在宣读论文时语气温和，声音低沉，只是偶尔露出一丝微笑或稍稍偏离正文。他回顾了七十年代初同石油公司进行的价格之争，回顾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同欧佩克同行们的价格之争。他呼吁稳定油价，呼吁承认石油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他希望油价回到某种稳定状态：油价达到十五美元一桶，然后油价和欧佩克的石油产量都逐渐上升。这是把世界想象得非常有秩序的理想。亚马尼真的相信吗？
在宣读论文后，亚马尼同意回答提问。最后提问题的是一位高个子的善于思索的教授。他站起来说，美国制定能源政策是多么艰巨，要经历多少争吵：国会与总统争吵，参议院与众议院争吵，各个部门彼此之间争吵，每一个人与其他人争吵。沙特阿拉伯制定能源政策经历的争吵是否少些？他问，亚马尼是否愿意谈谈沙特阿拉伯国内制定石油政策的程序？
这位石油大臣毫不犹豫地顺口答道：“我们是靠听汇报搞出来的。”
听众们哄然大笑。这个回答很有趣。它抓住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即兴而作的真谛，而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府。然而，这句话出自一名在世界石油决策中心呆了1 ／4 世纪的、自称是习惯于深思熟虑的人之口，多少有点令人惊奇。在场的人当时不知道他讲的那些话是亚马尼最后一次公开发表的言论。
一个月后，即1986年10月，亚马尼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欧佩克重建的又一个阶段。他遵循指令行事。国王希望他不仅要维护生产配额，确保原油产量，而且还要取得较高的油价，即舆论主张的十八美元一桶。这踉亚马尼在哈佛大学演讲中讲到的十五美元有很大的出入。亚马尼竟然半公开地暗示，要争取既提高开采量又提高油价，这是自相矛盾的。这似乎是公开反对沙特阿拉伯国王所宣布的政策。尽管如此，亚马尼还是尽力而为。实际上，他在重建生产配额制度上也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接着，在会议结束一星期后的一个晚上，亚马尼回到了利雅得，在同朋友一起进餐时，他接到一个电话，建议他看电视新闻。在电视新闻即将结束时的一条朴实无华的简要报道说，艾哈默德。札基。亚马尼已被“解除了”石油大臣的职务。他就是这样获悉被解职的。亚马尼担任此职达二十四年之久，无论同任何地方任何职务相比，都可以说是官运
亨通，仕途坦长的了。但是，这1 ／4 世纪生涯的结束却是那么突如其来，那么令人窘迫难堪。
他被解职的原因，连同他被解职的方式，成了沙特阿拉伯和全世界议论纷纷的一个题目。人们提出的解释是众说纷纭不一而足，但很多是自相矛盾的。他不但未能在日内瓦有力地贯彻指令，而且还批评这些指令的自以为是，这使王室难堪；他反对易货贸易，给沙特阿拉伯树立了强大的敌人；他的被解职反映了放弃那些公开同他有关的政策。还据说，因为有人描述他骄傲自大，以保护人自居，以及他高大的形象和他的在国外的名声地位，利雅得出现憎恨他的情绪。亚马尼曾经是费萨尔国王的人，但费萨尔死了差不多已有十二年。当今的国王是法赫德，他是石油政策的决策人。到1986年，亚马尼的宝贵盟友已很少，其他许多大臣和顾问则认为他已僭取了他们的权威。当最终解除亚马尼职务以后，有些人说，国王法赫德只是把他不喜欢亚马尼的真相公之于众罢了。
从长期来看，也许正是油价下滑接着直线暴跌，导致了亚马尼本人的下台。不过，亚马尼在哈佛大学的发言有其独特之处。在此之前，在利雅得的有些人有一种印象，认为亚马尼前往哈佛只是说一些或多或少是即席应时的话，不会作重大的政策声明。可是，他的发言稿长达十七页，任何人都不会认为这是事先没有准备的临时讲话。此外，所采取的政策也并不完全符合沙特阿拉伯的官方政策。至于“靠听汇报搞出来”的说法，并不是一个人们所熟悉的语言，却在利雅得被解释成是对沙特阿拉伯政府的尖刻的批评。正因如此，亚马尼被削职为民，去经营他的财产；他在伦敦成立了一个研究所；试图得到一名瑞士修表匠；管理他在塔伊夫开设的香水厂；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兼课，还有一件毫不奇怪的事，即时常发表对世界石油的评论。恢复价格1986年12月欧佩克成员国在日内瓦开会，最后结束了“大出汗”。这是沙特阿拉伯新任石油大臣希沙姆。纳西尔第一次出席欧佩克的重要会议。纳西尔像亚马尼一样，属于沙特阿拉伯第一代技术专家官僚。他只比亚马尼年轻两岁，曾就学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矾分校，曾任沙特阿拉伯首任石油大臣阿卜杜拉。塔里基的副手。后来，纳西尔曾担任计划大臣多年，使他对石油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对困扰利雅得的整个收入问题特别敏感。而且，他对现在已被放弃的市场份额战略，既不承担责任，也没有作出过许诺。
这次欧佩克日内瓦会议主要考虑恢复收入的问题。石油输出各国同意以若干种不同的原油的综合价格作为基础，规定十八美元的“参考价格”。它们还同意实行一种生产配额，希望生产配额能支持上述价格。但恰恰有一个漏洞。鉴于两伊战争还在进行，加以伊拉克在扩大石油出口，因此两伊之间不可能就伊拉克的石油生产配额达成协议。因而，生产配额只适用于十二个成员国，不包括伊拉克在内，让它自行决定，能生产多少石油，就生产多少石油，伊拉克又一次暂时脱离了欧佩克。回溯到自从1961年以来，它曾好几次脱离过。但这一次分配给伊拉克以“观念上的”生产配额，日产量是一百五十万桶。这使整个欧佩克的石油日产量达到一干七百三十万桶。
令许多人感到惊奇的是，欧佩克这次协议作出的安排，尽管有过相当的调整，也尽管面临一再出现的有时是强大的市场压力，却设法支撑了1987年、1988年和1989年。固然，欧佩克的油价并不是十八美元，但就大部分时间而言，油价在十五美元和十八美元之间。油价是易变的，有时看来又要猛跌。生产配额制度也不止一次地显得似乎要垮掉。可是，石油生产国在遇到三岔路口时便开会。欧佩克国家毕竟亲身体会过“大出汗”的充分冲击力，吃够了它的苦头。
新的油价虽然有变动，但都比较低，从而把1979年一1981年第二次石油冲击带来的价格上涨部分一扫而光。这给石油消费国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是巨大的。如果说七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冲击带来了“欧佩克石油税”，导致巨额的财富从石油消费国转移到石油生产国的话，那末，油价暴跌就是“削减欧佩克石油税”，仅1986年一年就有五百亿美元返还给石油消费国。这种减税促进并延长了工业世界四年前开始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还促使通货膨胀趋缓。从经济方面说，长期的危机肯定是过去了。
两伊战争：战局转变
然而，无论在政治上或战略上，仍然存在着一大威胁。这就是两伊战争似乎没完没了，而且还会升级，冲突的范围还会扩大，威胁到整个海湾地区的石油生产和石油供应以及产油国自身的安全。两伊战争进入第七年，即1987年，战争基本上限于两个交战国边界的格局被突破了。它既把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又把两个超级大国卷了进来，从而，这场战争第一次发展成国际化。一年前，伊朗军队攻占了‘伊拉克最南端的与科威特接壤的法奥半岛。该半岛看来似乎有可能成为攻占伊拉克城市巴士拉的通道，发展下去有可能成为关键，使伊拉克这个在第一次大战后由英国建立起来的国家解体消亡。然而，伊朗尽管得到了法奥半岛，却未能进一步挺进。伊朗军队被伊拉克的一支重新振作起来的陆军挡住，陷入沼泽般的沙地。此后，战局变得对伊朗不利。伊拉克的空军和导弹袭击波斯湾内的伊朗船舶获得成功。“油船战”导致伊朗袭击的升级，袭击第三国的油船。伊朗瞄准支持伊拉克的科威特。霍梅尼的部队不仅袭击来往科威特的船只，而且还直接向科威特本土发射了至少五枚导弹。
像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科威特曾经认真对待美国发动的反对出售武器给革命的伊朗。因此，美国秘密出售武器给伊朗，试图因此而使扣押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获释，并试图以某种方法着手同德黑兰的“温和派”进行对话，而不论他们是谁——这一切情况被揭露出来以后，科威特极其惊慌，惶惶不安。这些情况的被揭露大大加剧了这个小国固有的不安全感。然而，正是伊朗的攻击促使科威特于1986年11月要求美国保护其船舶（尽管后来美国驻科威特大使坚持说，他曾于1986年夏转达了这项要求）。但当华盛顿获悉科威特采取额外的预防手段，要求俄国人提供保护以后，它曾经产生动摇。当这个信息送到里根政府的最高一级时，用一名官员的话来说，对科威特的要求“毫不拖延”。华盛顿迅速作出反应，原因在于对待莫斯科的态度具有潜在的重大意义，因为俄国人的介人会扩大俄国在波斯湾的影响。这是美国人四十多年来力求防止的，也是英国人至少一百六十五年以来力求防止的。不过，即使暂且不从东西方对抗来看而从保护中东石油渠道来看，这也是紧要的。
里根总统本人也谈到了需要在波斯湾地区实行自卫。他重申作出的保证，美国会保护石油通道。1987年3 月，一心要把俄国人排除出去的里根政府对科威特人说，美国要末负担起所有科威特船舶的护航任务，要末一点也不承担。美国不会跟俄国人“平分秋色”。于是，十一艘科威特油船为了有资格获得美国海军护航，换挂星条旗。几个月后，美国海军战舰巡弋波斯湾。留给俄国人的只限于允许俄国人自己的几艘油船来往科威特。英法两国海军同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的舰船一起，驶进波斯湾，协助保护航行自由。日本由于本国宪法禁止派遣舰船至海外，但又高度依赖海湾地区石油，于是，采取以下介入方式：增加给美国补偿驻日美军费用的款项，给设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精密测向系统提供投资。西德把其在北海的几艘舰只调往地中海，说是为了减轻美国海军对波斯湾及其附近地区承担的义务。不过，由于美国出了头，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出现了重大军事对抗的可能性。
到1988年春，伊拉克使用了化学武器，便在军事上明显占了上风。而伊朗的战争能力和意志在迅速衰退，经济蹒跚而行。战局失利正在使霍梅尼政权丧失支持。狂热分子和其他的志愿人员后继乏人。厌战情绪笼罩全国。仅仅一个月内，单是德黑兰一地就挨了伊拉克一百四十枚导弹的袭击。
霍梅尼年迈了，又人所周知，身患重病。在争夺霍梅尼之后伊朗的权力斗争中有一人名叫拉夫桑贾尼。他是伊朗议会议长和陆军副总司令。他出身于一个种植阿月浑子树的富裕家庭，在七十年代国王统治期间，他家由于在德黑兰的不动产涨价而发了财。拉夫桑贾尼本人是一名教士，又是霍梅尼的学生和追随者，早在1962年就开始反对伊朗国王。尽管他深深地卷入了同美国的“武器换人质”的秘密谈判中，但他还是避开了遭受批评。他因善于驾驭，能在伊朗神权政治的你争我斗的宦海中晋升，这就给自己赢得了一个绰号“鲨鱼”。除霍梅尼本人外，拉夫桑贾尼是伊斯兰共和国的最高决策人。他得出结论，这场战争已经到了谋求结束的时候了。伊朗不再有打赢这场战争的任何机会。战争造成的损失如果继续下去，会威胁霍梅尼政权和拉夫桑贾尼本人的前途。伊朗在外交上和政治上都孤立于世界，而伊拉克似乎正在强起来。
当时，美国海军已进入波斯湾，也就在实际上导致同伊朗严重对抗。这是一种难以预料的悲剧性的对抗。1988年7 月初，同伊朗战舰短兵相接的美国驱逐舰“文森斯号”误认伊朗的一架载有二百九十名乘客的“空中客车”客机为敌机而把它击落。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然而，对伊朗的某些领导人来说，这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个征兆。它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行动起来，准备把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投入同伊朗的直接军事对抗，以便摧毁德黑兰的现政权。伊朗是一个弱国，无力抵抗。它不再能抵抗美国。况且，在上述事件发生后，伊朗曾试图谋求得到外交上的支持，但未获成功。这使它察觉自己在政治上是多么孤立。这一切因素促使伊朗加紧重新考虑它作出过的对战争的无情诺不过，拉夫桑贾尼还必须对付一股难于和解的势力，即霍梅尼。霍梅尼认为，和平的代价是复仇，包括萨达姆。侯赛因的脑袋在内。但是，霍梅尼周围的人都很清楚伊朗处境的现实（拉夫桑贾尼终于取得了优势。7 月17日，伊朗通知联合国，它愿意同意停火。霍梅尼宣布道：“采取这项决定比吸毒更加致命。我把自己交给真主的旨意
，为满足真主而饮下这杯苦酒。”但他仍怀有复仇的野心。他说：“真主的旨意，我们将在适当时机对沙特和美国报仇，以此来清洗我们心中的极度痛苦。”霍梅尼没有活到看到这一天；不到一年他便去世了。
伊朗通知联合国后，又过了四个星期，经过了许多次谈判，伊拉克也表示愿意接受停火。1988年8 月20日，停火协议终于生效。伊拉克立即开始从其在波斯湾的港口象征性地出口石油，这是它八年来未能做到的事。伊朗宣布打算重建在阿巴丹的大炼油厂，该厂曾经是二十世纪初中东石油工业的开端，而在1980年两伊战争的头几天就几乎全部被毁。战争爆发后，经历了八年差一个月，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结束，尽管对伊拉克有利些。就巴格达来说，它赢得了这场战争，现在企图成为海湾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石油大国之一。不过，两伊战争结束的意义要深远得多。看来，对中东石油自由通航的威胁终于被取消；随着波斯湾沿岸的炮声沉寂下来，十五年前由于中东十月战争而在另一条通道——苏伊士运河两岸开始的石油世界的持续危机的时代，看来终将结束。
不仅两伊战争的结束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石油输出国和石油消费国的关系也在发生同样的变化。主权这个容易引起争执的大问题已经解决；石油输出国拥有其本国的石油。石油输出国在八十年代面临的问题是怎样确保进入市场。当石油生产国发觉石油消费国在购买石油方面的灵活性和选择性比想象的要宽阔时，它们终于懂得，“保障需求”对它们的意义之重要并不亚于“保障供给”对石油消费国的意义。大多数的石油输出国希望能确定以下两点：石油是一种可靠的燃料，它们是可靠的石油供应者。随着主权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社会主义的名声不佳，随着南北对抗在人们记忆中衰退，石油输出国在经济方面可以比政治方面更能有作为。为了谋求资本，有些石油输出国重新实行开放，允许私营公司在其境内开采石油，而在七十年代是砰然把门关上，拒绝加以考虑的。
由于石油业历史上的一个有力课题——一体化发挥其作用，其他的石油输出国也就走得更远，谋求把全过程中从石油储量到市场销售的各个环节联起来。有些石油输出国的国营公司仿效历史上的私营公司，向下游发展，寻找出路。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在美国和西欧建立大炼油厂和市场销售系统。科威特把自己转变成一家一体化的石油公司，在西欧建立几家炼油厂并在欧洲设立了几千个加油站，以“Q －8 ”的牌名经营。科威特还不仅如此。1987年，玛格丽特。撒切尔改变了丘吉尔于1914年作出的历史性决定，出售英国政府拥有的英国石油公司的51％股份。她认为，它不再有利于国家的任何目标，而且英国政府又乐于弄到现钱。科威特随即争购到英国石油公司22％的股权。正是这家英国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一起，在1975年以前拥有并开发了科威特石油。英国政府对英国石油公司出售股权给科威特一事大为愤怒，迫使科威特持有的股权减少到占10％。
几乎在两伊战争结束的同一时刻，沙特阿拉伯和阿美石油公司的合伙人之一的得克萨斯石油公司联合宣布一项新的合资经营。得克萨斯公司的经理部门密切注视公司的紧迫问题，即在同宾佐尔石油公司为争购格蒂石油公司而发生的诉讼中，得克萨斯州的一个法庭判决宾佐尔石油公司胜诉，赢得了金额达一百亿美元的判决。不仅如此，该公司还密切关注在发生巨变的世界石油工业中，它怎样才能大展宏图。沙特阿拉伯希望保证它能进入市场。根据双方达成的新的交易条件，沙特阿拉伯获得美国东部和南部三十三个州中属于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炼油厂和加油站的回／2 的股权。这笔交易还向沙特阿拉伯人保证，如果他们希望的话，他们输往美国的原油日销售量可以达到六十万桶，而在1985年油价暴跌的前夕，日销售量曾下降到只有区区的二万六千桶。这种“重新联合起来”反映了石油生产国和石油消费国作出努力，企图给石油业带来比较长时间的稳定，以对付双方面临的种种风险。
两伊战争停火后几个月，曾经是石油经营者的乔治。布什，继罗纳德。里根之后当上了美国总统。在八十年代让位给九十年代之际，把苏联集团国家同西方民主国家长期分隔的形式上和实际上的种种障碍令人惊奇地瓦解了，全球和平的前所未有的前景随着展现在眼前。有人预言，在今后的年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再在意识形态上，而主要在经济上，即在一个真正的国际市场上为争夺商品销售和劳务销售以及资本运营而进行竞争。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末石油作为一种燃料仍然是世界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商品。石油作为石油生产国和石油消费国讨价还价的一种筹码，将继续在世界权力的政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然而，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波动中得出了重要的教训。石油消费国懂得了，不能把石油这种生活必需品看成是容易买到，唾手可得的东西。石油生产国则懂得了，不能理所当然地不愁市场和顾客。结果是：经济优先于政治，强调合作高于对抗，或至少看来是如此。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伟大戏剧中的那些老演员退出舞台，让位给新手，上面所说的沉重教训是否还会记住呢？人类社会从最初起毕竟就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流行病。1989年的暮春，在纽约举行的一个讨论会上，一个主要石油输出国的石油大臣，一位处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历次石油斗争风暴中心的人物，发表了长篇大论，畅谈了石油生产国和石油消费国的新现实主义以及它们吸取的教训。他讲完以后，有人问他，人们对这些教训的记忆会持续多久呢？
这个提问使他惊了一下。他想了想，说道：“要是没有人提醒的话，三年左右。”
那次谈话以后，不到一年，他本人就不当石油大臣了。又过了一个月，他的国家便遭到了武装入侵。
后记
1990年夏，全世界尚在为冷战的结束以及所预示的较为和平的新世界行将到来而欢欣鼓舞。1989年确实是重建世界秩序的奇迹年。东西方对抗已经结束。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连同冷战的重大象征柏林墙一道已经土崩瓦解。苏联正经历深刻的改革，这种改革不仅是政治和经济变革，而且是长期受压制的少数民族民族主义情绪爆发引起的。民主政体看来正在许多国家扎根，如果不久以前有人提出在那里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会被认为完全不现实而嗤之以鼻的。德国的重新统一已不再是一个夸夸其谈、空发议论的抽象话题，而是一个即将到来的现实。这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将是欧洲居支配地位的强国。日本如今已被认为是全球的金融源泉，而今后国与国之间的对抗肯定会成为争夺金钱和市场的全球竞争，这种前景似乎很世俗，有人说即将发生的事不仅是冷战的终结，也是“历史的终结”。
在对环境关心的问题议程方面，石油仍高居前列，但在其他方面，它看起来已变得不那么重要，诚然，石油只不过是另一种商品而已。消费者是高兴的，因为油价低廉。以实际价格计算，美国驾驶汽车的人所付的汽油费实际上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任何时候都要少。似乎不存在任何长期的供应问题；毕竟世界上已探明的石油蕴藏量已经大大增加，从1985年的六千一百五十亿桶增加到1990年的九千一百七十亿桶。
然而，在沾沾自喜之余，也有理由要小心。尽管世界上的石油蕴藏是增加了很多，但蕴藏全集中在波斯湾的五大石油生产国，加上委内瑞拉。不像1973年危机时有阿拉斯加、墨西哥和北海那样，眼下没有大量多元化的非欧佩克石油储量等着问世。在世界石油储备中，波斯湾所占比重如今实际上已增加到总量的70％。
从经济角度看，石油的情景看上去比较像成为发生1973年石油冲击的背景的七十年代初，而很不像八十年代初。世界石油市场趋紧。需求的增长颇有气势。美国的产量直线下降，1986年一1990年间日产量下降二百万桶，这比科威特或委内瑞拉的产量还要多。美国的石油进口是历史上最高的，而且还在上升。全世界重新严重依赖波斯湾。“安全差数”，即需求和生产能力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这将使市场更易受冲突和不测事故的影响。这个差数在八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中期曾经有很大余裕，足以吸收两伊战争及其对生产的一切破坏和损失，但如今已不能了。
石油价格会上涨得多高，这将取决于世界各地新的生产能力增加得多快。由于油价低廉以及对干石油供应又有了信心，节能工作失去了动力，尽管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节能工作曾产生巨大影响，如今却未采取任何措施恢复节能。发展替代能源的活动甚至更加有气无力。这两者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此外，特别在美国，有一种总的无所作为的状态反映出对解决能源和对环境的关切之间的冲突的无能为力。能源危机看来确实成为历史现象。在美国参议院1990年春的一次听证会上，有人据理力陈，认为至少在今后几年，石油供应发生重大混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一些未来学者和分析家在1990年春天宣称，在这十年中，不可能发生任何石油危机。伊拉克采取行动1990年8 月2 日上午2 时，这种幻想一下子破灭了。十万伊拉克大军开始入侵科威特。伊拉克的坦克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很快隆隆驶过六个车道的公路，长驱直入科威特市。因而冷战后的第一次危机结果是一次地缘政治学上的石油危机。
前几年，多数石油出口国一直在谋求同消费国重建于七十年代破裂的联系。由于石油储量大幅度增长，这些生产国不再担忧它们是在浪费一种行将耗尽的资源。与此相反，它们要显示它们是可靠的长期的供应国，它们能安全无虞地被视为工业世界的能源储备地，而且石油是靠得住的。石油需要市场，而市场需要石油；互利的打算将是延伸到二十一世纪的稳定、建设性、互不对抗的关系之基础。
伊拉克却是个例外的情况。它不掩饰其对主要主顾即民主世界的敌视。1990年7 月，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警告西方说，石油武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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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很可能再次被运用，虽然萨达姆以先驱者自居，他却是个不合时代的怪人，同时代背道而驰的家伙。他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民族主义词藻和愤怒来表现自己。正当东欧和苏联在想方设法从斯大林遗留下来的恐怖和伪善中摆脱出来的时候，他会说，约瑟夫。斯大林是他的典范之一。萨达姆。侯赛因建立了对他自己的大量个人崇拜。他还以为人残暴而闻名。在中东流传的录像带映出侯赛因在会议上清洗他的对手以及被处决军官的尸体挂在肉钩上示众的画面。侯赛因的军队既对伊朗人也对本国的库尔德族妇女和儿童使用毒气。1990年6 月末，当一位西方来客直率地问到他残酷无情的名声时，他平淡无奇地答道：“软弱不能保证达到一个领导人要达到的目的。”
1985年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世界上购买武器最多的国家。以色列人于1981年摧毁了侯赛因的核武器设施，但是他重起炉灶恢复了这方面的努力，并且公开吹嘘已建立了一个化学武器的军火库。伊拉克是一个封闭的警察国家，萨达姆。侯赛因的目标看来很清楚：要统治阿拉伯世界，称霸波斯湾，使伊拉克成为居支配地位的石油大国，并最终使伊拉克成为全球的军事强国。但伊拉克也有相当大的财政上的弱点，由萨达姆。侯赛因发动的两伊战争使这个国家死了五十万人，伤亡严重，并以不战不和而结束。一个一千八百万人的国家还在继续供养着一百万人的军队。侯赛因要提高油价并且要很快地提高，因为尽管伊拉克在世界各地收购新的致命的、有时甚至是稀奇古怪的武器，但他在国际上付帐却一直有困难。
1990年7 月，伊拉克调动十万大军开赴伊科边境，因为科威特实施低油价战略。这支军队当时被视为一场神经战中的棋子，被看作是萨达姆。侯赛因充当执法官新角色的工具，为的是确保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类国家遵守它们的石油配额并把欧佩克的油价硬抬上去。据认为这支军队所以派到那里还为了胁迫科威特在涉及一块大油田的边境纠纷中作出让步，并把两个岛屿交给伊拉克。但巴格达始终还有更大的不可告人的目标——入侵和并吞整个国家。这是极端的兵法上的出其不意：军队开到那里，众目睽睽，他们是要进行威胁，卫星发出了信号，但是很少有人想到他们会用来进行实战。随着入侵科威特，活下来的王室成员出逃了。于是这个小国落入伊拉克之手。
为了替其行动辩解，侯赛因声称科威特依法属于伊拉克，是过去被西方帝国主义夺走的。事实上科威特的起源可追溯到1756年，比美国宣布独立早二十年。当然比伊拉克建国早得多，伊拉克是1920年由曾作为奥斯曼帝国一部分达四个世纪的三个省构成的，而且在此之前几个世纪，这三个省是几个不同帝国的外缘省份。两个世纪以来，科威特人所以能存活下来，是由于他们为人精明，也由于他们懂得如何在邻国和大国之间进行离间；即使在伊拉克大军压境的时候，他们仍然想能够像过去长期施展的手腕那样智胜伊拉克人。然而这次他们被打得措手不及。
1980年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时，萨达姆。侯赛因作了严重的错误估计，差一点丧失了他的地位：他原来以为只消几个星期就可以把伊朗打垮。他错了，而伊拉克差点被打败。十年后，在1990年，他以为他能迅速吞并科威特，给世界造成既成事实，会引起一些人埋怨，如此而已。与此同时，他会一夜之间解决他的财政困难，取得财力以资助他实现政治和军事上的大野心。他将成为阿拉伯的英雄；伊拉克将成为头号石油大国；不管愿意不愿意，西方国家不得不向他低头。
他又一次打错了算盘，这是第二次出乎意料。在国际社会中，在大部分阿拉伯世界中，反对他的行动的力量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一致。美国利用了乔治。布什同其他国家领导人二十年来发展起来的个人关系，带头引导和协调这支反对力量。这一外交战略比萨达姆。侯赛因——还有其他许多人——可能预料的要成功和惊人得多。伊拉克人一直未能认识到最近以前还是盟友的苏联的利益和态度已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联合国做了国联在三十年代未能做成的事情——实行禁运以挫败侵略。许多国家担心沙特阿拉伯很可能成为侯赛因人侵名单上的第二名，匆忙派遣军队进入该地区。美国军队的人数最多，反映了可追溯到哈里。杜鲁门在1950年给伊本。沙特的信中所作的保证。由于伊拉克的入侵，欧佩克陷入了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时濒于危险的不仅仅是石油价格，而是主权和民族存亡，其他成员国都挺身而出，增加生产以弥补科威特和伊拉克丧失的产量——进一步孤立了伊拉克，也实际上强调了它们同其主顾结成新联盟的承诺。
由于破坏和禁运，世界石油市场一下子被剥夺四百万桶石油——与1973年和1979年危机时的规模相同。不安定性很大，于是，像前几次危机那样，放心不下的公司和消费者都建立了储存。石油价格飞涨，金融市场一落千丈。新危机临近了。
对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的可能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倘使萨达姆。侯赛因能够赖在科威特不走，他就会直接控制欧佩克产量的20％和世界石油蕴藏量的25％，能够威胁邻国，包括其他主要石油出口国。他将是波斯湾居支配地位的强国，装备精良，可以同伊朗重新开战。他在经济上就更可以放手迈出更大的步子。十一年前，波斯湾五大产油国中有四个一直是亲西方的。由于科威特被并人伊拉克，友好产油国将只有两个了。乔治。布什这样概括他对这些危险的看法：“如果对世界富饶的石油储量的控制落入萨达姆。侯赛因之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自己的自由和世界各地友好国家的自由都将蒙受损失。”石油再次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就是这样开始的。
走向未来
我们的世界继续由技术和革新改造着。它们两者一道引起深入各方面的计算机化、全球思想沟通以及现在的与从十九世纪继承下来的“产业经济”并存的“信息经济”。现代经济的领导和推动力的很大一部分已转到日本人称之为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然而石油仍然是工业社会的动力以及它帮同创建的文明的命根子。它依旧是世界上最大的实业——体现极大的风险和极大的报偿以及企业精神和公司企业之间、私人企业和单一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冲突的实业——的基础。它也仍然是——正如1990年夏秋所证明了的——表明国家力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成分，世界经济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月；起战争和冲突的一个关键性焦点，国际事务中的一个决定性力量。
今后的岁月又将如何？对于石油和世界社会的未来可以指出各种全球的设想和风险。可是当然，石油的历史教训之一是要料到只有在事后才变得十分明显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出乎意外的事情”。暴力行为、战争、技术险情、政治剧变、经济的必要措施、民族或宗教或意识形态或社会的冲突——都可能作为出乎意外的事情而发生，影响获得石油的通道。然而出乎意外的事情的出现也可能采取其他的形式。例如，世界经济的增长模式可能会有重大的变化。也可能是美国某个实验室——或者越来越可能是日本的一个实验室（到八十年代末为止，日本政府在能源研究和发展上所花的钱毕竟比美国政府多）——在替代能源生产方面取得技术上的突破，减少了石油的重要性。出乎意外的事情的发生也可能是由于环境危机导致能源经济出现巨大变动。它也有可能产生于苏联。
苏联的政局在今后几年很可能对世界能源产生重大影响。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其1989年产量比沙特阿拉伯的产量翻一番还多，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在历史上，俄国石油的命运曾经一而再地对全球有过意味深长的影响，始于十九世纪，在巴库周围阿塞拜疆石油工业的开发就打破了标准石油公司对全球的操纵以及西宾夕法尼亚州的实际垄断。1905年的革命造成对世界石油供应的第一次因政治原因引起的重大中断。布尔什维克在二十年代加强出口的运动挑起全世界的价格战，导致1928年在苏格兰阿奇那卡里堡举行会议和达成阿奇那卡里协定。五十年代末，苏联的“共产主义的石油攻势”对市场份额的争夺刺激了削减油价从而诞生了欧佩克。
今日，苏联的石油（天然气）出口对其整个体制来说是生死攸关的。石油出口是苏联的主要“经济作物”，占到用于在国外购买技术和粮食所不可缺少的硬通货收入总额的60％以上。但是苏联的石油工业却处于由于工作效率和生产率低下、组织不善、技术落后、浪费和忽略环境污染所引起的危机之中。一位观察家指出：“能源政策一直是七十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工业中最具破坏性的单一因素，也是苏联经济增长逆转和停滞的主要近因之一。”对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改革者来说，没有任何其他经济政策问题对他们的计划构成如此重大的障碍。积累下来的难题以及投资的减少意味着，早已料到的苏联石油生产的下降已经到来。如果出口也有很大下降，世界各地都将感知其影响。
苏联石油工业遭受着苏联整个社会所遭受的同样的混乱以及人心涣散消沉。苏联人今天极其急切要把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引进到石油和天然气部门——这种急切心情使人想起列宁在二十年代初期新经济计划期间表露的心情，他当时谈论要把“1 ／4 的巴库”拿到国际上去拍卖。西方公司现在是很感兴趣的。苏联的天然气蕴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西方公司认为，石油上的潜力可能也是庞大的。但是西方公司——而且确实还有全世界的工业化国家——觉得，成为苏联整个制度特点的组织不善、政治冲突、死气沉沉、混乱、捉摸不定和风险使他们裹足不前。苏联的能源部门也受到继开放性和取消共产党的高压控制之后在全国各地爆发的民族冲突之害。同十九世纪的兴旺时期（当时巴库是世界上两大石油产地之一）迥然不同，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今天的石油产量仅为苏联总产量的3 ％弱，但它是支援全国各地石油工业的服务和供应补给的主要来源地。阿泽尔人和亚美尼亚人1989年爆发的内战，是1904一1905年的流血暴力行动的重演——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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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只是如今作战用的不是单发的步枪而是连发的AK－47自动步枪。上述的以及其他的民族冲突最终可能严重妨碍石油的生产，并从而进一步减少苏联石油向世界市场的输出。苏联进入世界市场的石油太多的担心，曾在石油史上激起很多的危急事件，在九十年代这种担心很可能由于苏联生产的重大短缺而倒转过来。然而到最后，如果发展顺利，苏联可能最终成为一个甚至更重要的石油输出国。
要是发生新的出于意外的事件，新的危机，我们是否作好周密的准备？在1973年石油冲击以后，很清楚，石油公司不能也不愿由它们来单独应付危机，需要一些国家的政府来担当这一角色。在此后的一些年代中，工业国以国际能源机构为中心，已建立了一个能源安全系统和战略储备，例如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以及德国和日本的类似储备，可以起到防备短缺、安定人心的作用。国际能源机构提供了作出协调的反应以及在各国间交换及时和准确的情报的结构，这对于避免任何恐慌是绝对必要的。以往的石油危机表明，到时候，市场会进行调整和分配。那些年的危机也证明，一些国家的政府表现不错，它们没有被一时的企图控制和微观操纵市场的诱惑所动。当然，政府在局面严重动荡不定、人心惶惶、指责四起的时候要不采取行动也难。然而从五十年代初一直到八十年代初，五次大破坏的过程显示，后勤和供应体制能够适应到这样的程度，即石油短缺最终不像预料的那样可怕。确实，真正的问题到头来不是绝对的短缺，而是供应体制的破坏和对石油为谁所有问题上的混乱状态，结果是在极为动荡不定的情况下匆匆忙忙改组体制。
即使经验告诉我们可以有妥善掌握的反应之途径，也存在另外一些主要的问题。在七十年代石油危机期间，美国的政治制度面对战后时期代价最为沉重的最大破坏之一，而陷于瘫痪。愤怒、指责、找替罪羊，这一切代替了对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作出合乎情理反应的形式。水门事件当然可以说是原因之一。然而那种支离破碎的可以引起争论的反应的局面，以追求形形色色相互冲突的特殊利益为特点，使人们有理由深思，即使海湾危机得到解决，美国在长时期中如何对今后的能源需求和危机作出反应。
一种新秩序
萨达姆。侯赛因通告世界其他地区，他很可能试图再次使用石油武器。但是一个老花招新发展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武器的锋芒转而对准了他自己。伊拉克和被占领的科威特的石油出口遭到联合国禁运。将来谁将最有效地挥舞石油力量：石油公司，产油国，消费国政府，或者甚至也许是消费者自己？尽管私有的石油公司由于其绝对的规模和财富仍有巨大的影响，他们已失去他们一度拥有的独特力量。洛克菲勒、蒂格尔和德特丁的时代早已过去。在美国，在整个二十世纪，石油公司一直是受到认真调查、怀疑和不信任的对象，大西洋富田公司前董事长罗伯特。安德森说：“石油工业就像一头试图在光秃秃的原野躲藏起来的廉鹿，我们无法保持低姿态。”仅此一端就将继续限制石油工业巨头的力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以后的全盛时期，多国石油公司，如他们的批评者和对手所指责的那样，确实好像具有主权国家的特色：他们自己的贸易条件、众多献身的公民、使多数国家的财富也相形失色的资财、它们自己的对外政策，甚至自己的航空公司。那时，产油国还很最弱，或者仍然处于殖民地状态。而为数不多的石油公司却掌握着技术、后勤、市场、资本的控制权和奥秘，有着放眼世界的眼光。当年这些公司有英国和美国政府为强有力的后盾，或者至少看来有这种后盾。在战后年代，大石油公司所以能支配、控制、拥有权力，还由于美国为首的总的战后国际秩序的性质。
然而，由于新公司——国营的欧洲国家出类拔革的公司和美国的单独经营的公司——进入世界石油工业以及由于非殖民化，到五十年代后期，石油公司的权力已经开始打退堂鼓。英国从一个帝国成为一个为国际收支差额所困扰的贸易国。在法国找到其在欧洲扮演的新角色之前非殖民化的创伤左右着法国的政治。而美国自己的力量和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以及为维持这种秩序而采取行动的能力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也削弱了。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石油生产国不是通过总括的新协议就是通过国有化和断然没收的手段，剥夺了西方石油公司甚至更多的权力。因而到九十年代初，尽管大国际石油公司的商业和政治影响仍然相当大，它们的政治力量已经大大削弱。但是，它们不再反映个别人的意志，也不能把它们同致命的章鱼相比拟。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很大的、官僚作风的公司，在公司结构内部控制风险，开会讨论巨额现金的流动，充当一些国家政府的承包商，为自己的利益在美国、北海和其他地方搞生产，在世界规模的基础上动员技术人材并且拥有一大批炼油厂和加油站。
与此同时，随着资本离开美国的油田，美国的“独立经营的公司”成了多少是一种濒于灭绝的品种，至少在八十年代下半叶是如此。恩里科。马太的“七姊妹”——包括法国出类拔革的公司法国国家石油公司，实际上是八家——不再存在。海湾石油公司已经消失，而其他的公司——不仅是大石油公司，而且是较小然而仍然是国际性的大公司——多半撤出各个地区，经历了一个退出和收缩的过程。上自高级管理人员下至加油站工人，都削减了——今天在美国销售的80％的汽油是由消费者在自助加油站添加的。此外，议程也变更了。整个工业面临的最大的单个挑战也许既不是在供应方面，也不是在需求方面，也不是在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方面，而是在继续完成能源供应的传统工作的同时满足日益增长的环境保护要求。而这种新现实使整个石油工业处于守势。
共产主义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将意味着国际秩序的彻底修正。它看来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重新坐上主导交椅位置，肯定意味着资本主义和私营企业的胜利。然而它并不说明石油公司恢复了昔日权势显赫的地位。由于石油已变得“更像其他的商品”，因此石油工业已变得“更像其他的行业”。
可是，在七十年代石油输出国掌握的似乎注定要改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石油威力今日又如何？自从标准石油托拉斯1911年解体，石油工业的真正财富和威力往往不是来自下游，即炼油和销售，而是来自上游，即所有权和对地下石油的控制。这就是说，石油出口国的国营公司今天有着杰出的地位，它们是性质迥然不同的一群——沙特阿拉伯的阿美石油公司、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墨西哥的墨西哥石油公司、科威特石油公司（至少在1990年以前）、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这里仅列举数家。可是如今石油的威力已不像过去想象的那么大了。虽然，拥有石油在七十年代被视为在全球称雄几乎不可少的条件，但西德和其他环太平洋国家八十年代在经济上的成就证明并非如此。日本这个世界上的新银行家和经济超级大国，其消费的石油99％以上是依靠进口的。石油出口国可能已把它们国境内的美国公司的资产收归国有，可是如今拥有纽约市埃克森石油公司大楼和洛杉矾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大楼的不是石油出口国的地产公司而是日本的地产公司。伊朗国王这个七十年代石油威力的化身的衰亡显示，估计这种威力的程度和寿命比原先想象的要更加复杂。而在九十年代，科威特人以不同的方式懂得了在另一种威力的面前石油威力的局限。
那么，石油威力究竟是一种幻想，还是一连串特殊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情势的产物？它是一时的现象，还是到头来是国际生活一再出现的固定特点？控制大的油源或者至少使用大的油源的可能早就构成一项战略目标。对此是毋庸置疑的。它使国家能够积累财富，为其经济提供燃料，生产和销售商品及劳务，建造、购买、迁移、购置和制造武器，打赢战争。然而它也是可能过高估价的一项目标，建立在石油基础上的世界的现实正开始受到质疑。
第三次环境保护浪潮
即使世界仍然靠石油而转动，经济靠石油而生存，对碳氢社会的一个新挑战已经出现，这一次，挑战来自内部，预示一个巨大的对抗很可能将影响石油工业以及今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业世界如今正面临环境保护运动的一个新兴浪潮。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第一次浪潮的重点是清洁的空气和水，上面有着“美国制造”的醒目标签。由于它推动从烧煤迅速向燃料油转变，使世界石油市场很快趋紧，从而成为1973年的石油危机准备舞台的主因之一，它对能源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七十年代期间，安全因素突出起来，经济艰难时期促使人们再次强调工作机会和经济成就，环境保护运动失去了部分势头。在第二次浪潮中，着重点比较狭隘，更多集中于放缓或停止发展核力量。它在大多数工业大国中取得了成效，决定性地改变了原先以为是对付石油危机主要途径的策略。
第三次强大浪潮开始于八十年代，并仍在向浪峰挺进。它引起了广泛的支持，径直越过传统的意识形态、人口统计和党派的差别。它是一种国际现象，它关注的问题，包括从热带雨林的枯竭到垃圾的处理的种种环境公害。其总的关切不下于对我们的行星性质的关切。
也许，触发环境保护论新浪潮的一个决定性事件始于1986年4 月，当时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的一个核反应堆的操作人员失去了控制。反应堆本身在部分核溶化中销毁了，放射性发射物的烟雾喷出，由风带往欧洲大陆辽阔地区。苏联政府的初步反应是否认，并谴责关于核灾难的报道是别有用心的西方新闻媒介的杜撰。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基辅火车站骚乱、大批人撤走、死亡和灾难的流言传到了莫斯科。国际间的批评日增。但是欲盖弥彰，促使人们对于这场可怕的灾难进行更多揣测。最后，事故发生后两个多星期，戈尔巴乔夫上了电视。他的讲话完全没有苏联领导的特征，与克里姆林宫历来同其本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地区人民沟通思想的方式截然不同。在他的讲话中，没有宣传，没有否认；严肃、忧郁地承认确实发生了严重的事故，正在采取措施控制事故。只是到了那时，苏联人民及世界其他
地区的人才理解头几天的情况是危险得多么令人难以置信。苏联领导层中有些人后来说，切尔诺贝利事件是苏联国内走向公开性和改革的一个重大政治转折点。以往把环境保护的弊病一股脑儿归罪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有些西欧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的思想意识。在东欧以及苏联，环境保护主义成了反共的最重要的团结号召之一，也确有道理。因为随着铁幕的拉开，揭露出来的是共产党可笑的统治所遗留下的主要遗产中就有环境退化和污染灾害这类骇人听闻模式，其中有些也许已无法逆转。环境保护的考虑必将成为东欧国家新的民主议会头等重要的争论议题之一。
切尔诺贝利及其无形但致命的危险威胁和关于技术失控的警告，大大地推动环境保护主义的新浪潮。在美国，另一件大事虽未对人类的健康或生命构成同样的风险，却也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它发生于1989年3 月24日星期五，午夜过四分，埃克森石油公司的“瓦尔德兹号”超级油轮在阿拉斯加的威廉亲王湾触撞了多岩石的布里暗礁，把二十四万桶石油倾入这一纯洁的水域。清扫工作花了二十多亿美元，也无补于把“瓦尔德兹号”的泄漏石油事故从政治地图上抹掉。油轮事故列在一大堆关注问题之首，加强了许多人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愿望，他们宁要环境保护，不要能源生产。1989年的这一事件可能对九十年代后期世界能源平衡产生十分巨大影响，以致转而使人们不主张在美国开发新的石油工业，导致更多的石油进口。
在环境保护意识方面，石油最为重要，因为人们首要的关心问题是碳氢化合物燃烧的后果——烟雾和空气污染、酸雨、地球变暖、臭氧枯竭。有些最激烈争论的问题关系到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新基地的开辟应在沿海，还是在阿拉斯加。激烈争论也围绕新能源设施，特别是发电厂修建地点。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在九十年代在它们的供电系统方面可能经受相当大的压力，不得不对于如何以尽量少破坏环境的代价满足对电力日益增长的需求问题作出困难而有争议的选择。环境保护共识产生的最重要影响之一将是把天然气作为最少引起污染的能源，转而采用天然气，特别在发电方面是如此。对节能也会有新的强调，这不仅是如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那样出于安全和价格考虑，而且也是作为遏制碳氢化合物燃烧——并赢得时间——的途径。
在科学及其预测的准确性、风险的程度、恰当的纠正办法以及费用问题上不经过重大搏斗，新的环境保护议程是不可能得到通过的。虽然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改善环境基本上是“不花钱的”，仅仅是一个管理问题，情况很可能并非如此。将会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如果不是容易计算的价格标签。环境保护像国防或医疗或教育一样，是一种社会“公益”，就是说有人要为此付钱；当价钱开出来的时候，各公司、消费者和各国政府之间在应当如何分摊这张帐单问题上的斗争将会越来越激烈。社会还不知道如何在此时此地——例如对发电厂和工厂设置昂贵的污染控制系统——以及未来在农业生产而且甚至在如果发生重大的气候变化造成人类在居住上可能引起的几乎无法理解的代价和破坏之间分摊费用。
然而九十年代并非以演出另一场环境污染的戏，而是以对世界再度变得严重依赖的波斯湾油源的争夺而拉开帷幕的。海湾危机突然给政治议程再次插进能源保障的议题，促使各国政府重新把注意力集中于确保石油供应。它将在世界各地刺激石油的勘探和开发。用一位有见地的观察家约瑟夫。斯坦尼斯芬的话说，“九十年代需求增长和生产能力之间的竞赛规则已经由于海湾危机而发生了变化。如今，保障生产能力将紧要得多。这次危机将重新在工业国家中挑起促进开发能源的活动。很大部分的工业世界将发现自己卷入了两大主题——能源与保障以及能源与环境污染的竞赛。一方面为能源保障和经济福利担心，另一方面是关于环境的惧怕，这两者之间的影响深远的冲突看来差不多不可避免。这两大主题的一个交汇点是节能。另一个可能是更多地利用天然气。除此之外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而同时满足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对能源保障的需要所必需取得的一致意见，无疑将是难以取得的。其困难程度不下于就其他任何形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合作取得一致意见。
可是，也许，仅仅是也许，这一切可能最终为工业社会指向一个新方向，而且指向有益地解决能源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冲突。革新会对需要作出回答；而且只要恰当加以扶助，研究和技术工作将会对环境污染和能源的当务之急作出回答。然而，在技术上取得新突破，也许是在太阳能和再生能源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之前，工业社会只有三大类可赖以满足其对动力所需要的可供选择的取代办法：石油、天然气和煤；核动力；以及以技术改革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形式出现的节能。在九十年代，各种可供选择的取代办法的优点，在能源和环境污染辩论方面将纠缠在一起，对传统利益和思想方法提出挑战。这种冲突将具有多种形式：生活方式对生活质量、市场对合理、有控制的开发对无约束的开发、经济利用对保存、依赖对自主、各国之间的合作对竞争——以及能源保障和经济增长对环境保护。涉及利害关系的将是大量的金钱，以及不仅各国内部而且在全世界的政治地位和权力。而且还涉及我们的生活方式。确实，随着我们这颗行星本身的命运似乎都将成为问题，石油所建立的碳氢化合物文明可能从其根基上被动摇。
石油世纪
1859年8 月在西宾夕法尼亚狭长的峡谷中回响的呼叫——着了迷的美国佬德雷克“上校”钻井发现了石油——引起了此后多少年至今不减的寻找石油大热潮。此后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石油将会取得缔造或粉碎国家的能力，而且在二十世纪巨大的政治经济斗争中具有决定性。可是，通过从未停止的探求，石油的巨大嘲弄已经一而再地变得显而易见。石油的力量是同代价俱来的。
在几乎一个半世纪中，石油带来了我们的文明中最卓越、也是最糟糕的东西。
它一直既是恩惠也是负担。能源是工业社会的基础。在所有能源中，石油，由于其核心作用、战略性质、地理分布、反复出现的供应危机的模式，以及为了获得石油的报偿而控制石油所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的诱惑，一直看来是最大、然而也是最成问题的能源。如果我们到本世纪末，石油的卓越地位不一再受到（也许已预见到）
也许是突如其来的政治、技术、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危机之考验和挑战，那将是异常的了。在一个由石油所如此深刻地形成影响的世纪中，不应不作如此的预计。石油史一向是杰出成就的概论和一系列灾难性而且代价巨大的错误的冗长陈述。它一直是人类崇高的和卑劣的品质的表演剧场。创造力、献身、企业家能力、独创性以及技术革新始终跟贪婪、腐化、盲目的政治野心和暴力同台共存。石油有助于使主宰物质世界成为可能。它实际上通过农业化学和运输给了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和面包。
它也为全球争夺政治和经济的优势的斗争提供了燃料。很多的血以它的名义而流。
只要石油仍然居于核心位置，对石油以及它所带来的财富和权势所进行的激烈有时是凶暴的探求，必将继续下去。因为我们的世纪一直是这样一个世纪，我们的文明的方方面面始终是由石油这个现代和使人着迷的“炼金术”所改造的。我们的世纪确确实实仍然是石油的世纪。终是由石油这个现代和使人着迷的“炼金术”所改造的。我们的世纪确确实实仍然是石油的世纪。
大事记
1853年    乔治·比斯尔在西宾夕法尼亚观看油泉。
1859年    德雷克“上校”在泰特斯维尔钻出了第一口油井。
1861—65年  美国内战。
1870年    约翰·D·洛克菲勒创建标准石油公司。
1872年    南方改善公司在油区激起石油战。洛克菲勒发动“我们的计划”。
1873年    巴库油田开始发展。诺贝尔家族进入俄国石油业。
1882年    爱迪生证明电的力量。标准石油托拉斯成立。
1885年    罗思柴尔德家族进入俄国石油业。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在苏门答腊发现石油。
1892年    马库斯·塞缪尔派遣“骨螺号”油船通过苏伊士运河；壳牌公司开张。
1896年    亨利·福特建造他的第一辆汽车。
1901年    达尔西在波斯得到石油开采权。得克萨斯州斯平德托普的油井喷油；太阳石油公司、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诞生。
1902—04年  艾达·塔贝尔的《标准石油公司历史》在《麦克卢尔》杂志连载。
1903年    赖特兄弟第一次飞行。
1904—05年  日本击败俄国。
1905年    俄国发生1905年革命；巴库油田起火。俄克拉何马州发现格伦油田。
1907年   在亨利·德特丁的策划下壳牌公司与皇家荷兰公司合并。第一家汽车可以径直驶入的加油站在圣路易斯市开张。
1908年    波斯发现石油；导致英波石油公司（后来的英国石油公司）成立。
1910年    墨西哥发现“黄金通道”。
1911年    阿加迪尔危机。丘吉尔任海军大臣。美国最高法院命令标准石油托拉斯解散。
1913年    伯顿的炼油“裂化”程序取得专利。
1914年    英国政府取得英波石油公司51％股权。
1914—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场的机械化。
1917年    布尔什维克革命。
1922—28年  土耳其（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谈判导致“红线协定”。
1922年    委内瑞拉发现洛斯巴罗索油田。
1924年    蒂波特山丑闻爆发。
1928年    世界石油过剩导致阿奇那卡里堡会议及其协定。法国颁布石油法。
192
9年    世界股票交易市场崩溃是大萧条的先兆。
1930年    乔伊纳老爹在东得克萨斯发现石油。
1931年    日本侵略满洲。
1932年    巴林发现石油。
1932—33年  礼萨·巴列维取消英伊公司的开采权；英伊公司失而复得。
1933年    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得到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开采权。
1934年    海湾石油公司和莫伊石油公司获得科威特的联合开采权。
1935年    墨索里尼侵略埃塞俄比亚；国联实施石油禁运未成。
1936年    希特勒重新武装莱茵兰并准备战争，包括一个主要的合成燃料计划。
1937年    日本在中国发动战争。
1938年    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发现石油。墨西哥把外国石油公司收归国有。
1939年    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1940年    德国侵略西欧。美国限制向日本出口石油。
1941年    德国入侵苏联（六月）。日本占领南印度支那，导致美国、英国、荷兰对日本石油禁运（七月）。日本袭击珍珠港（十二月）。
1942年    中途岛之战（七月）。阿拉曼之战（九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十一月开始）。
1943年    委内瑞拉的第一次“50％对50％”交易。盟军在大西洋战役中获胜。
1944年    诺曼底登陆（六月）。巴顿将军缺少汽油（八月）。菲律宾莱特湾之战（十月）。
1945年    德国和日本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47年    复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为输送沙特阿拉伯石油建设塔普莱恩油管。
1948年    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埃克森）和纽约标准——真空石油公司（莫比尔）联合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切夫隆）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组成阿拉伯——美国石油公民。以色列宣布独立。
1948—49年  美国独立石油公司和保罗·格蒂得到中立区的石油开采 权。
1950年    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和沙特阿拉伯达成“50％对50％”的 交易。
1951年    摩萨台将在伊朗的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第一次战后石 油危机）。
新泽西州收费公路开放。
1951—53年  朝鲜战争。
1952年    第一家假日旅馆开张。
1953年    摩萨台下台；国王回国。
1954年    伊朗财团建立。
1955年    苏联发动出口石油的竞争。 第一家麦克唐纳快餐馆在芝加哥近郊开张。1956年    苏伊士运河危机（第二次战后石油危机）。 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利亚发现石油。
1957年    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 恩里科·马太与伊朗国王作交易。日本的阿拉伯石油公司获得中立区近海石油开采权。
1958年    伊拉克革命。
1959年    艾森豪威尔实施进口限额。 阿拉伯石油会议在开罗召开。格罗宁根天然气田在荷兰发现。利比亚发现泽勒坦油田。
1960年    石油输出国组织在巴格达成立。
1961年    伊拉克企图吞并科威特被英国军队挫败。
1965年    越南战争升级。
1967年    六日战争；苏伊士运河关闭（第三次战后石油危机）。
1968年    阿拉斯加北坡发现石油。伊拉克复兴党夺取政权。
1969年    利比亚卡扎菲上台。北海发现石油。圣巴巴腊油井泄油。
1970年    利比亚“压榨”石油公司。 地球日。
1971年    德黑兰协定。 伊朗国王举行用塞波利斯（古波斯城）庆典。英国从海湾撤军。
1972年    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处境”研究报告发表。
1973年    赎罪日战争；阿拉伯石油禁运（第四次战后石油危机）。石油价格上涨，从九月每桶2，90美元涨到十二月每桶11．65美元。 阿拉斯加输油管获准建设。 水门丑闻发展。
1974年    阿拉伯石油禁运结束。 尼克松辞职。国际能源机构（IFA）成立。
1975年    美国制订汽车燃料效能标准。 北海石油开始上市。 越南南方落入共产党控制。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委内瑞拉的石油开采权终止。
1977年    阿拉斯加北坡石油问世。墨西哥石油生产上升。萨达特会以色列。
1978年    伊朗石油工人罢工反对国王。
1979年    伊朗国工流亡；霍梅尼掌权。三里岛核电站事故。伊朗在美国大使馆扣留人质。
1979—81年  石油恐慌，油价从每桶13美元上升到34美元（第五次战后石油危机）。
1980年    伊拉克对伊朗开战。
1982年    石油输出国组织第一次实行配额制。
1983年    石油输出国组织降低油价至每桶29美元。纽约商品交易所开始原油期货交易。
1985年    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领袖。
1986年    石油价格暴跌。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1988年    两伊战争停火。
1989年    埃克森石油公司“瓦尔德兹号”油轮在阿拉斯加近海触礁泄油。柏林墙推倒；东欧共产主义崩溃。
1990年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联合国对伊拉克实施禁运；多国部队派到中东（第六次战后石油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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