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君安盘妻索妻选段:战争与和平：石油风云（上）

作者：丹尼尔·耶金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3749    更新时间：2012-1-30  顶    荐  【字体：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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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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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风云[美]丹尼尔·耶金 著
序言
丘吉尔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改变主意的。这位年轻的内政大臣、“节俭派”的领导人之一，直到1911年夏天还反对为了在英德两国的海军竞赛中保持领先地位而增加军事开支。这场竞赛成了两国之间不断对立的仇恨因素。丘吉尔强调英德之间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德国的意图也不一定是那么侵略性的。因此他坚持主张把钱用在国内的社会计划上而不必多造战舰。
1911年7 月1 日，德皇威廉派遣“豹号”战舰到摩洛哥大西洋沿岸的阿加迪尔港，他的目的是想牵制法国在非洲的势力并为德国在非洲取得立足点开辟道路。尽管“豹号”只是一艘炮舰，而阿加迪尔港也只是一座次要的港市，炮舰的抵达依然掀起了一场严重的国际危机。德国的扩军原先就在欧洲的邻国之间引起了不安；现在又想高居人上，这无疑是向英法两国的世界地位直接发起挑战。战争恐惧感笼罩欧洲有几个星期之久。尽管7 月底势态趋向缓和，就像丘吉尔所说的“恶霸正在退缩”，但是这场危机却改变了丘吉尔的观点。他一改早先对德国意图所作的估计，转而相信德国是在试图运用武力取得霸权。现在他得出结论认为战争实际上不可避免，只是时间的迟早罢了。
阿加迪尔事件之后，丘吉尔受命担任海军第一大臣，他上任伊始就立志全力以赴整顿英国的军备以应付迟早要发生的摊牌。他要确保象征英帝国权威的皇家海军作好准备迎接德国在公海上的挑战。他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和有争议的问题似乎是技术上的问题，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对二十世纪具有广泛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把英国海军从一向以煤作燃料改成以石油作动力资源。许多人认为改变燃料的做法是彻底的蠢事，因为这么一来海军就不再依赖安全可靠的威尔士煤而去依靠遥远的不可靠的波斯石油。丘吉尔说，“让海军以石油作燃料是势所必行，确实会‘招来无限的麻烦’。”但是这在战略上明显地有许多优点，如更快的速度和更节省人力，以至于他不再犹豫了。他决定英国应该把它的“海军优势建立在石油之上”，因此他要以他的全部干劲和热情来实现这个目标。
没有别的选择，丘吉尔说，因为“主宰本身就是冒险的奖赏”。
丘吉尔本着这个信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找到了一条根本的真理，这条真理不仅适用于随后发生的一场大战，而且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也得到应验。因为石油是整个二十世纪的主宰。对主宰的追求也就是本书要叙述的内容。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也就是丘吉尔作出英国海军使用石油作动力资源的决定的八十年之后，其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长期的冷战——被认为是一个新的较为和平的时代开始的时候，石油又一次成了全球冲突的焦点。1990年8 月2 日，这个世纪的又一个独裁者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入侵邻国科威特。他的目的不仅是征服一个主权国家，也为了攫取它的财富。奖赏是大量的。如果得逞，伊拉克将变成支配阿拉伯世界和波斯湾的领头的石油强国，地球上的石油集中蕴藏在这个地区。它的实力、财富和对石油的控制将迫使所有的国家向萨达姆。侯赛因的野心称臣。总之，主宰本身将又一次证明是冒险的奖赏。
但是赌注太大了，以至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不承认对科威特的入侵，而萨达姆。侯赛因本来期待全世界会接受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就像无可奈何地接受希特勒使莱茵兰地区军事化和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那样。相反的是联合国对伊拉克实行禁运制裁，西方和阿拉伯世界许多国家聚集军队保卫毗邻的沙特阿拉伯，抵制萨达姆。侯赛因的野心。这次行动中，美苏之间的合作以及该地区迅速部署的大批军事力量都是空前的。在这以前的几年中有一种时髦的说法说石油不再“重要”了。就在1990年春天，伊拉克人侵科威特之前的几个月，美国部队的指挥中心美国中央指挥部的高级官员就曾听到过这样的训导，说石油已经丧失战略重要性。但是入侵科威特事件扫除了这种幻想。二十世纪即将过去，石油仍然是安全、繁荣的关键和文明的基础。
虽然现代的石油历史始于十九世纪后半叶，但是直到汽油的出现才使二十世纪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石油的故事由三个突出的大主题构成。
首先是资本主义和现代商业的兴起和发展。石油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普及的商业，也是十九世纪末尾的十年中兴起的最大的大工业。十九世纪末全面控制美国石油工业的标准石油公司是全世界最早、最大的跨国企业之一。二十世纪商业的扩展——包括盲目钻井者、花言巧语的推销商、颐指气使的企业家、大公司的官僚和国营公司——体现了二十世纪的商业、公司战略、技术进步和市场发展的演变，实际上就是国家和国际经济的体现。整个石油历史中所作的交易和重大的决定——人与人之间、公司之间和国家之间——有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有时也是出于偶然的。没有一门工业能像石油这样把风险和报酬的意义以及机遇和命运的力量作如此深刻的解释。
当我们展望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显然电子计算机集成块将肯定会和石油一样成为时代的主宰。但是石油工业将继续发挥巨大的影响。美国《幸福》杂志统计的世界五百家大公司名单上居前列的二十家公司中，有七家是石油公司。除非另外发现能源资源，石油仍将在世界经济中发挥深远的影响；石油价格的重大变动能够刺激经济增长或促使通货膨胀和引起衰退。今天，石油是唯一的一项商品，其活动和引起的争吵经常刊登在报纸的商业版和头版上。它一如既往是个人、公司和整个国家的重大财源。用一位石油大亨的话说，“石油几乎就是金钱。”
第二个主题是，石油作为一种商品与国家战略、全球政治和实力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当内燃机取代了马匹和以煤为燃料的火车机车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使石油成了国家权力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论是远东和欧洲，石油都是影响战争过程的关键因素。日本偷袭珍珠港就是为了攫取东印度的石油资源而保护其侧翼。希特勒入侵苏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目的就是为了夺取高加索的油田。战争后期德国和日本的燃料库都已耗尽，而美国在石油方面的优势则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冷战期间，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为控制石油而进行的战争是非殖民化和必然出现的民族主义这出伟大戏剧中的主要场面。标志着古老欧洲帝国强权的结束的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也是为了石油。“石油权力”贯穿着整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把迄今为止处于国际政治边缘的国家推上财大气粗的地位，在以石油作为经济增长基础的工业化国家中掀起了深刻的信心危机。石油也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冷战后时代的第一个危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核心。
然而石油也是毁人之物。伊朗国王享受了石油给予他的财富，但是也毁在他的财富上。石油建立了墨西哥的经济，但也毁了它。世界第二大出口国苏联在七十和八十年代把它大量的石油收入浪费在军事建设和一系列毫无价值的有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国际冒险上面。一度是世界最大产油国现在是最大耗油国的美国，半数的石油供应必须进口，削弱了它的战略地位并大大增加了原已沉重的贸易赤字，这种处境对一个大国来说是危险的。
冷战已经结束，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经济竞争、地区性的争斗、种族对抗在现代武器扩散的助阵下将有可能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国内、国际冲突的焦点。但是不论这种新的国际秩序怎么演变，石油仍然是国家战略和国际政治至关重要的战略商品。
石油历史的第三个主题是说明我们的社会怎样变成了一个“碳化氢社会”，而我们，用人类学家的语言来说，又怎样变成了“碳化氢人”。在石油历史的头几十年中，石油商业向工业化世界提供了人们称之为“煤油”的产品，当时以“新的光明”闻名，这种煤油使黑夜推迟到来，使工作的时间得以延长。十九世纪末叶约翰。D.洛克菲勒主要得益于销售煤油而成了美国的富豪。汽油在当时还只是几乎无用的副产品，有时一加仑只能卖到两分钱，实在卖不掉就在夜晚倒入河里。及至发明了白炽灯而使石油工业似乎即将成为废物时，以汽油作动力的内燃机的发展又打开了一个新的时代。石油工业又有了新的市场，一个新的文明诞生了。
二十世纪，石油和天然气取代了煤成为工业化世界的动力资源。石油也成了改变当代景观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大规模战后城市郊区化运动的基础。今天，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石油，以致我们简直不会去思考一下石油的广泛重要性。是石油使我们的生活、工作、旅行等等成为可能。石油是郊区社会生活的生命线。石油和天然气是世界农业依赖的化学肥料的基本成分；石油使将食品运往许多不能自给的城市成为可能。石油也提供了构成当代文明的塑料和化学制品，如果世界上的油井突然枯竭，这个文明将会瓦解。
在本世纪的大部分年代中，对石油越来越多的依赖几乎普遍地被赞美为人类进步的美好象征。但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对工业化社会的基本原则展开了挑战；石油工业在所有的方面都被列为应予检查、批评和反对的重点对象。由于合成烟雾、空气污染、酸雨、臭氧枯竭以及气候的反常变化，使得全世界要求减少使用煤、石油和天然气等矿物燃料的呼声日益高涨。我们熟知的作为世界重要特征的石油现在却被谴责为环境恶化的根源；以其技术威力和对现代世界所作的贡献而自豪的石油工业，现在成了被告，被指控对现代人类和子孙后代构成了威胁。
然而“碳化氢人”不想放弃汽车、郊区的住宅以及被认为是方便的东西和生活方式的基本要素。尽管有环境方面的问题，但是也没有迹象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愿意放弃以石油为动力的经济带来的好处。任何想减少世界石油消费的主张都要受到未来人口超额增长的影响。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世界人口要增加十亿人，也就是说要比九十年代初增加20％，全世界大部分人口都有“权”消费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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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世界的全球性环境保护措施的内容必须考虑到巨大的人口增长。与此同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场棘手的巨大冲突已经展现了，一方是日益加强的环境保护运动，另一方是“碳化氢社会”的好处和经济增长的需要以及对能源安全的担忧。
这些就是本书展现的生动故事的三个主题。地球就是故事的场景。这个故事是一部史诗般事件的编年史，涉及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它叙述了经济和技术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力量，也刻划了商人和政客的策略和奸诈。故事的主人公是工业巨头和企业家，其中有洛克菲勒、德特丁、古本金、格蒂、哈默、皮肯斯等人。同样重要的主角还有丘吉尔、希特勒、斯大林、伊本。沙特、摩萨台、艾森豪威尔、文登、基辛格、布什和萨达姆。侯赛因。
二十世纪被称为“石油世纪”是当之无愧的。然而尽管这个故事的冲突和情节错综复杂，但读起来紧凑，有“整体感”，因为许多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件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同样的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也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相似的脉络。这是许多个人的故事，是经济威力、技术进步、政治斗争、国际冲突的故事，实际上也是历史的叙事诗。本书作者希望这部对依赖石油而引起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战略的后果所作的探讨能够阐明过去，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现在和展望未来。
第一部 创业者们
1、石油相思：起源
失去的526．08美元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教授的薪金是很菲薄的。小本杰明。西利曼是美国一位伟大的化学家的儿子，他本人也是耶鲁大学著名的化学教授，为寻求额外收入而承接了一项校外的研究项目，报酬是526.08美元。1854年，他受聘于一群企业家和商人，虽然他完成了他的研究项目，但是答应给他的酬金却杏如黄鹤。本杰明。西利曼想到这笔酬金，越想越气，把怨气一股脑儿都冲在那群投资者的头面人物乔治。比斯尔和詹姆斯。汤森两个人身上。乔治。比斯尔是纽约的律师，詹姆斯。汤森是纽黑文一家银行的经理。汤森一直不出头露面，因为他担心如果他银行的储户获悉他牵涉到一宗像这样的投机买卖，他在储户心目中的形象就会受到损害。
比斯尔、汤森和这个投资群体的其他成员萌发了一种自负的遐想，他们设想未来哪一天会出现一种叫作“石头油”的物质——之所以这么称呼它，为的是把它同植物油和动物油脂区分开来。他们知道在宾夕法尼亚州西北树木苍葱的山林地带一个叫作油溪的地方，石头油会从泉眼里也迫地流出来，或是向盐井里渗透。在那个遥远的地方，人们用原始的方法采集这种乌黑有臭味的东西——有的是把泉水和溪流表面的浮油掀起，或是把破布片或毯子浸在油水中捞起来拧干。这样积少成多，用来制药。
这一群投资者设想可以把这种石头油大量开采出来制成一种放在灯具内燃烧照明的液体照明剂。他们相信这种照明物质和“煤馏油”比较起来具有极强的竞争性，从而可以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赢得市场。总之，他们相信，如果他们掌握有足够多的数量，就可以投放市场，这种价廉高效的照明物质是十九世纪中叶人类所迫切需要的。他们确信他们能够使北美洲和欧洲的城镇和农村大放光明。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在这方兴未艾的机器时代他们还能把石头油作为机器转动的润滑材料。同时，像所有受梦境驱使的企业家那样，他们进而确信通过石头油的开采经营他们必定会变得非常富有。许多人嘲笑他们，但是他们坚定不移。他们要为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崭新的时代——石油世纪奠定基础。
“减轻我们的苦恼”
这桩冒险生意的起源寓于一连串偶然的机遇之中——也源于一个人的决心，乔治。比斯尔在开创石油工业的事业中比其他人作了更多的贡献。他有一张大长脸，前额宽阔方正，给人一种充满智慧的印象。他机灵敏锐善于捕捉商业上的机会，经验丰富。十二岁时就自食其力，依靠教书和写作艰苦地就读于达特茅思学院。毕业后一度担任拉丁文和希腊文教授，然后去了首都华盛顿特区从事新闻记者的职业。后来他在新奥尔良定居，担任中学校长，随后又任公立学校的督学。公余之暇他又学习法律，成为一名律师并且自修几种外语。他能说流利的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能读写希伯来文、梵文、古典和现代希腊文、拉丁文以及德文。1853年患病迫使他迁居北方，回家途中经过西部宾夕法尼亚州，目睹人们用勺子舀石油和用毯子吸油的原始方法采油。接着，他去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弗尔城看望了母亲之后，顺道去了他的母校达特茅思学院，在一位教授的办公室内，他看到了一瓶宾夕法尼亚石头油样品。这瓶石头油是几个星期前另一位达特茅思学院毕业生、在西宾夕法尼亚州乡村开业行医的医生带来的。
比斯尔知道这些石头油是作为成药和缓解从头痛、牙痛、失聪以至肠胃不适、寄生虫、风湿痛、浮肿等等各种病痛的民间药品用的——还可医治骡、马背部的伤痛。这种石头油当地印第安人称为“塞尼卡油”，人们之所以跟着印第安人这么称呼，也是为了对他们部落酋长“红杰克”表示尊敬，据说是这位酋长把石头油能治病的秘方传授给白人的。有一个“塞尼卡油”商人把它的“神奇的疗效”写成诗句大做广告：大自然的秘密清泉流出有益健康的芳香油，给人类带来生命的青春和健康；从她的深奥莫测的地方涌出的魔液，能安慰我们的痛苦，解除我们的悲伤。
比斯尔知道这种粘糊糊的黑色液体是可燃的。他在达特茅思学院看到石头油样品的那一瞬间就设想，它不仅可以药用还可以照明——那就很有可能使他的阮囊羞涩的苦恼得到解救，通过开发推广，他就可能摆脱贫穷而变成富人。那种直觉成为他的行动准则和信念，在往后的六个年头里两者受到严峻的考验，因为希望不断地受到失望的折磨。
教授失踪
但是石头油真的能用作照明物吗？比斯尔的想法引起了别的投资人的兴趣，1854年年底的时候，他们这个投资集团约请了耶鲁大学教授西利曼来分析石头油作为照明物和润滑剂的特性。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要利用西利曼的声望以便出售股票筹措这项计划的资金。没有比西利曼更适合的人选了。他身材矮胖，生气蓬勃，一副“和善快活的脸孔”，在十九世纪科学领域受人尊敬的伟人中他占有一席之地。这位美国化学奠基人的儿子本人也是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也是杰出的物理和化学教科书的作者。耶鲁大学是美国十九世纪中叶科学大本营，西利曼父子则是其中的中坚人物。
西利曼热中于实际，对抽象事物兴趣淡漠，这就使他一头钻进了商业世界里。此外，名誉和纯科学是徒有虚名的华丽外表，而西利曼孜孜以求的是额外的收入。大学教授薪俸菲薄而他家庭的食口又日渐增多；所以他经常揽接校外咨询业务，为各种各样的客户进行地质和化学的测定。他对实务的兴趣使他直接参与投机的商业交易，他解释说，这方面的得手可以使他“在科学方面有充分的活动余地……”他的一位姻兄弟对他的话持怀疑态度，这位姻兄弟说，本杰明。西利曼“经常为这为那忙个不停，可惜不是为科学而奔忙”。
当西利曼从事石头油分析的时候，他让他的客户满怀信心地相信，他们可以得到中意的分析报告。“我能答应你，”研究工作一开始他就宣布说，“研究的结果将会满足你们对这种物质价值的期望。”三个月以后，他的这项研究接近尾声，这时他工作的热情更加高涨，他报告说，“石头油作为照明材料，其蒸馏产品的使用价值的研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投资者们急切地期待着最后的报告。但是横生出来一个枝节。他们欠西利曼526.08美元（相当于今天大约五千美元），他还坚持要他们先把一百美元现款存入他在纽约市银行的账户。西利曼账单上的金额远远超出投资人的预料。他们没有把钱存入西利曼的帐号，教授因此心烦意乱，满腔愤怒。他毕竟不是仅仅为了探奇索隐而包揽这桩研究项目的。他需要的是金钱，而且立刻就要到手。他明确声称除非他们付钱，否则他不交出他的研究报告。为了迫使投资人接受他的要求，他真的把他的研究报告秘密地交给一个朋友妥善保管起来，直到作出满意的安排为止，他自己也动身前往南方旅行，使别人找不到他。
投资人绝望了。因为这份最后报告对吸收更多资金至关重要。他们四处张罗没有成功。最后，一位比斯尔的合伙人虽然抱怨说“这是我所听说的最困难的时刻”，但还是拿出一笔钱作为保证金提供出来。注明1855年4 月16日的研究报告，这才到了投资人手里并赶忙付印。虽然西利曼的要价贵得使他们瞠目结舌，实际上投资者所得到的价值远远超出他们付出的金额。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西利曼的研究成就称得上是“石油商业发展史上的转折点”。西利曼消除了对石头油新用途的潜在价值的任何怀疑。他向他的客户报告说，石头油能够加热到各种程度，通过蒸馏分离成几个部分，每部分都含有碳和氢的成分。其中的一种就是高质量的用以发光照明的油。“先生们，”西利曼在他给客户的报告中写道，“我认为有充分的根据使你们相信，你们的公司拥有的一种新的原材料，经过简单和成本低廉的加工程序就能制造出很有价值的产品。”同时，鉴于他和投资人之间的商业关系最终已经取得满意的解决，他表示愿意在今后的研究项目中提供充分的合作。
西利曼的研究报告给企业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广告，投资集团可以毫无困难地向其他投资人筹集必需的资金了。西利曼自己也认了两百股，给企业增添了信誉，这家“宾夕法尼亚石油公司”的招牌已经远近闻名。但是仍然经过一年半的惨淡经营才使投资者愿意冒风险作进一步的投资。
现在，他们从西利曼的研究结果中知道了从石头油中可以提取为人们所需要的能发光照明的液体。但是哪里来足够多的石头油呢？有人说它只是地下煤层里的“涓滴之物”。商业是不能建立在从泉水表面撇油或
拧干吸满油的毯子这样的方法上面的。企业命运的关键是要证实有足够数量的石油可供开采，使之成为能赚大钱的生意。
价格与革新
人们纯粹是出于需要才对石油的神秘功能寄予了许多希望。日益增加的人口和实业革命带来的不断扩大的经济发展，使人们对人工照明的需求增长了，以往人们只是简单地把浸在一些动物油脂或植物油中的灯芯点燃照明，这是长时期以来最好的和大多数人力所能及的方法。对于有钱的富人来说，抹香鲸的油是几百年来高质量的照明物质；但是需求不断增长，大西洋中的鲸被大量捕杀而急剧减少，捕鲸船不得不越走越远地驶往合思角一带及至太平洋。对捕鲸的人来说当时是黄金时代，因为鲸油的价格扶摇直上，可是对消费者来说就不是黄金时代了，消费者可不希望花2.50美元才买到一加仑的鲸油——而且这个价格似乎肯定还要上涨。价格低廉一些的照明液体也有发展，遗憾的是所有这些照明材料都是劣质货。当时普遍使用的是烯，是从松节油提炼出来的，这种物质能发出明亮的光线，不幸的是它燃烧得太快，外加它具有一种令人非常讨厌的缺陷，有时会在人们的屋内发生爆炸。还有一种“城市煤气”，是煤经过蒸馏产生的气体，经过管道输送到路灯上和城市里越来越多的中上等家庭的住宅内。但是这种“城市煤气”价格昂贵，因此对于一种安全可靠而又比较便宜的照明材料的需求日益迫切。还有一种需要就是润滑机器。由于机器生产的进步导致了诸如动力织机和蒸汽印刷机的发展，这些机器的摩擦力极大，需要新的润滑油来取代常用的猪油。
企业界为了适应这些需要，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已经开始进行革新，从煤和其他碳氢化合物中提取照明用的油和润滑油。英国和北美有许多生气勃勃的人物在把这种革新推向前进，探索市场并且不断发展提炼技术，为日后的石油工业奠定了基础。有一位曾经受过军事法庭审判的英国海军将军托马斯。科克伦——据说诗人拜伦就是以此人为模特写成《唐磺｝）的——对沥青的潜在用途着了迷，想开发推广，为此他在特立尼达买下了一个大型的焦油矿。科克伦一度同一位加拿大医生亚伯拉罕。格斯纳合作经营。格斯纳年轻的时候曾经想做出口马匹到西印度的生意，但是两次轮船失事使他放弃这个生涯而到伦敦的盖伊医院学医。回到加拿大后他又改行成了新不伦瑞克省的地质学家。他发展了一种从沥青和类似的物质中提取油并将其炼成高质量照明油的方法。他称呼这种油为“煤油”——这个词是以两个希腊文名词“蜡”和“油”构成的，以使他的产品听起来和人们熟悉的烯相近。1854年他申请在美国制造他的产品的专利，说他的产品是“一种新的液体碳氢化合物，我给它定名为‘煤油’，可用作照明或其他目的”。
格斯纳帮助在纽约市建立了一座煤油工厂，1859年这家工厂每天生产五千加仑。波士顿也开设了一家同类的工厂。苏格兰化学家詹姆斯。扬在英国首次建立了一家以烛煤为原料的炼油工厂，法国也开设了一家，使用页岩作为原料。1859年时估计美国已经拥有三十四家公司，每年生产价值五百万美元的这类煤油。有一家行业杂志的主编写道，煤油商业的发展证明了“美国人的冲劲和干劲，只要能赚钱他们什么行业都肯干”。用传统的原始方法采集的宾夕法尼亚的石头油偶尔还会在纽约的炼油厂中出现。
石油对人类来说并不陌生。在中东的许多地方有一种叫沥青的半固体的糊状物从龟裂的地面和岩石的缝隙中渗透到地面上来，人们在远古时代就已经采集这种渗漏出来的油苗了——公元前三千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就已经出现。最出名的地方是在幼发拉底河边离巴比伦（今天的巴格达）不远的希特。公元前一世纪希腊历史学家迪奥多尔就热情地记述过古代的沥青工业：“巴比伦国有许多不可思议的奇迹，但没有比大量的沥青更令人奇怪的。”地下渗出来的油亩连同泄漏出来的石油气体经常燃烧，中东的拜火教就这样产生了。
在古代中东沥青已经是一种商品，用于建筑房屋，耶利哥和巴比伦人都用它砌墙。挪亚的方舟和摩西的篮子在当时大概就是用沥青来填嵌缝隙使其不漏水的。沥青还被用来铺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少量的沥青也用来照明。沥青也可作药用。公元一世纪罗马博物学家普利尼对沥青的药用价值的描述和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说法相似。普利尼说它能止血、止泻、止牙痛，医治创伤，治疗白内障，作痛风病的外敷药，能缓解慢性咳嗽，舒张呼吸，恢复肌肉扭伤，消除风湿，退热，对“校正刺激眼睛的眼睫也有效果”。
石油还有另外的用途；燃烧的油苗在战争中具有广泛的有时是决定性的作用。荷马在《伊利亚特》史诗中记述说：“特洛伊人向快速行动的船不停地投掷火球，在船的上空形成一连串的难以扑灭的火焰。”当波斯王居鲁士准备进军巴比伦的时候，有人警告他巷战的危险性。在回答这个警告时居鲁士谈到了火攻并宣称，“我们也拥有大量的投掷器和麻团，可以迅速地在所到之处放射火焰，守在屋顶上的人要么迅速撤离阵地，要么立即被烧成灰烬。”第七世纪以来，拜占庭人也利用过“希腊之火”。这是一种石油和石灰的混合物，遇到潮湿就会起火，它的配方是严密保守的国家机密。拜占庭人将这种火攻材料放在战舰上点燃以后用箭发射，或是像原始的投弹那样投掷出去。许多世纪以来这种武器被认为比火药更有威力。
石油的使用在中东有悠久的历史，情况也各不相同。然而使用石油的知识流传到西方都是好几个世纪以后的事，为什么隔了这么长的时间至今仍是一个谜，也许是因为沥青的主要产地及使用知识远在罗马帝国版图之外，没有直接传人西方的渠道。即使这样，欧洲的许多地方——巴伐利亚、西西里、波谷、阿尔萨斯、汉诺威和加尔西亚，还可以列举一些——从中世纪以来油苗就时有发现并受到关注。提炼的技术也经由阿拉伯人传授给了西方。但是，一般地来说，石油之付诸应用只是为了各种医疗目的，这方面的知识是由于僧侣和早期的医生对石油的医用特性进行了学术上的研究之后逐渐加深的。但是，远在乔治。比斯尔萌发企业家的远见和本杰明。西利曼的研究报告以前，东欧已经建立了小规模的石油工业——起先在加里西亚（波兰、奥地利和苏联的部分地区），然后在罗马尼亚。农民们用手工挖掘竖井采集原油，从中提炼出煤油。一位从利沃夫来的药剂师在一名管子工的协助下发明了一种适合烧煤油的廉价灯具。到了1854年煤油在维也纳已经是大宗商品，到了1859年，煤油商业在加里西亚已经相当兴盛，打井采油的村庄已达一百五十多个。总之，1859年时欧洲的原油产量估计已达三万六千桶，主要产地是加里西亚和罗马尼亚。东欧工业最迫切需要的莫过于钻井技术了。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推广煤油遇到了两个巨大的障碍：迄今为止还缺乏大规模供应的来源，还有就是即使有了煤油也没有适合烧煤油的价廉物美的油灯。现有的油灯点燃以后烟雾熏人，而且散发出一股腐蚀性的气味。当时纽约有一位煤油代理商获悉维也纳出产一种烧加里西亚煤油的有玻璃灯罩的油灯，这种灯改进了利沃夫的药剂师和管子工的设计，克服了冒烟和气味的问题。于是纽约的这位煤油商开始进口这种油灯并且很快就找到了市场。虽说煤油灯的设计后来又有了许多改进，但是维也纳油灯是美国煤油灯商业的基础，后来又经过美国商人的改进出口到世界各地。
在比斯尔开始他的商业冒险的时候，一种价格低廉的照明油——煤油——已经进入一些家庭。从石油中提炼煤油所需的技术已经和煤馏油一起商业化了。一种价格不贵、非常适合烧煤油的油灯也已经发展。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比斯尔和他的宾夕法尼亚州石油公司的投资合伙人要做的，是要去发现当时已有的加工程序所需要的新油源。而一切问题又都要落实在价格上。如果他01能够找到足够丰富的石油，就能降低价格，把价格昂贵的或质量不能令人满意的产品挤出市场。
挖井是找不到很多石油的，也许另有可供选择的办法。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中国就有了挖盐井的技术，盐井的深度达到三千英尺。1830年左右，中国人的凿井方法就已经进入欧洲并被仿效。可能也促进了美国开凿盐井的事业。乔治。比斯尔就竭力想把钻盐井的方法用到钻油井上来。1856年有一天他在纽约，那天天气酷热，在百老汇大道行走时为了躲避灼人的太阳，他走到一家药店的遮篷下避暑。他一眼看见药店的窗户上有一张为石头油制成的药剂做广告的招贴，广告上画有几座像盐并一样的钻井塔。当时用来制造专利药剂的石头油是开井采盐的副产品。比斯尔这偶然的一瞥——连同以前他在西宾夕法尼亚和达特茅思学院的偶遇——深刻地印在他的心坎。钻盐井的技术能不能用到寻找石油上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在这里就算是找到了发财的手段。
比斯尔的远见卓识——也包括他的宾夕法尼亚石油公司的投资伙伴——使他设法把凿井采盐的技术直接用到采油上。他们决定先采盐而不采油。他们的想法并不是绝无仅有的；美国和加拿大安大略也有人有同样的想法并进行试验。但是比斯尔和他的投资集团准备付诸实际行动。他们拥有西利曼教授的研究报告，并且因为有了这份报告而又有了资金。不过他们还没有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当银行家詹姆斯。汤森同别人讨论他们的这个想法的时候，纽黑文有许多人对之嗤之以鼻：“唉呀，汤森，油是从地下出来的，可从地球里汲油能像从井里汲水吗？胡来！你发疯了。”但是投资人决心不移，他们深信市场需要石油，机不可失。但是能把这个狂妄的计划托付给谁呢？
“上校”
他们的候选人是一个名叫埃德温。德雷克的人，是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才选中他的，这个人肯定不明显具备胜任这一任务的特殊的资格。他是一个“三脚猫”，担任过铁路客车的列车员，由于生病而离职，和他的女儿一起住在纽黑文市一家古老的“唐厅”旅店。事有凑巧，詹姆斯。汤森这位纽黑文的银
行家也住在这家旅店内。这家旅店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男性房客常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交换新闻，对于三十八岁的德雷克来说，这个地方是最适合他的场所。他待人友好，生性快活，过分健谈。他终日无所事事，以他多姿多彩的生活经历编成故事取乐他人来排遣夜晚的时光。他有生动丰富的想象力，他讲的故事往往是富有戏剧性的、经过夸张渲染的趣闻逸事，故事中主要的英雄角色就是他自已。他和汤森常常谈到石油的生意。汤森甚至说服德雷克购买一些公司的股票。接着又吸收德雷克加入他们的投资计划。德雷克失业在家当然一拍即合。在他生病离开列车员职务以后，他持有一张铁路上的通行证可以免费乘车旅行，这对财源桔据的投机公司来说大有种益。他还有一个宝贵的特性：干起事来顽强不屈。
派遣德雷克去宾夕法尼亚的时候，汤森以一种事后证明是极有价值的方式为他送行。因为考虑到要去的地方偏僻荒凉，同时又需要给当地的“荒野村夫”以深刻的印象，银行家汤森就先给当地去了几封信，信封上写着：德雷克“上校”。这就是“上校”德雷克的由来，虽然他根本不是什么“上校”。这个策略果然奏效。当德雷克坐在两周一趟的驿车后面，经过浩瀚的泥泞沼泽，筋疲力尽地在1857年12月到达贫瘠的小山村泰特斯维尔的时候，德雷克“上校”受到热情友好的欢迎。这个村镇隐逸在宾夕法尼亚西北群山之中，出产木材，仅有的一百二十五个居民都是当地木材公司杂货店的债户。人们普遍认为，一旦周围的山林砍伐殆尽，这座村镇将会消失，这一带地方又将变成一片荒野。
德雷克的第一件事是要把建立在一块农田上面的油田的所有权办妥，这件事他很快就完成了。他回到纽黑文就致力于准备下一步最艰巨的钻井找油的事。“我已经下了决心，”他后来说，“要让油像凿井取咸水一样大量地开采上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但是我发现所有我与之讨论过这件事的人，没有一个人赞同我的想法，他们都坚持说石油是涓涓滴滴地渗透在广阔的煤层和煤田里的。”
但是德雷克不为别人的意见动摇他的初衷。他在1858年初春返回泰特斯维尔开始工作。投资人这时候已经设立了一家新的公司塞尼卡石油公司，由德雷克担任这家公司的总代理人。他把钻井架设在泰特斯维尔的油溪附近一块有石油流出来的农田上，过去人们用传统方法每天可以在这里采集到三到六加仑的石油。就在他返回泰特斯维尔的几个月之后他写信给汤森说，“由于钻孔打井的方法既好又省钱，我不再采用手工挖井的方法。”他要汤森立刻把经费寄去。“办任何事我OJ都必须有钱……请立即告诉我。这里急需用钱。”经过一阵耽搁，汤森设法给德雷克捎去了一千美元，德雷克准备用这笔钱招聘必不可少的“掘盐井工人”，或者称为钻井工。但是钻盐井工人都有酷爱威士忌酒的名声，经常喝得酪配大醉，招雇的时候必须倍加小心。德雷克想出了一个用每下钻一英尺付给一美元的办法把完成任务和报酬结合起来。先雇来的几名工人听到这个办法都不辞而别，或是打声招呼便告辞了。真实的原因是工人们当面不敢说，背后都认为德雷克是在发神经。严寒的冬天已经来临，德雷克知道他来到泰特斯维尔的第一年不可能有所作为。于是他专心致力于安装可以加快钻头的蒸汽机，呆在纽黑文的投资者们只得焦急地等待。
1859年春天德雷克终于找到了钻井工，一个名叫威廉。史密斯的铁匠——外号叫“比利大叔”史密斯——带着他的两个儿于应募上工了。史密斯对打井技术颇为在行，因为他为打井采盐的工人打过工具。父子三人立即搭叠井架装配设备，作好深钻几百英尺的准备。工程的进度缓慢，纽黑文的投资人越来越感到不耐烦。然而德雷克却坚持他的计划毫不动摇。到了后来汤森成了投资人当中唯—一个相信他们的投资项目会取得成功的赞助者，而且当计划投资的资金告馨时，他开始自己掏腰包付帐。到后来他也绝望了，他给德雷克寄去了最后一笔汇款，叮嘱德雷克付清帐单就结束钻探回纽黑文去。这是1859年将近8 月底的事。
1859年8 月27日星期六，那天下午，德雷克还没有接到汤森的信。油井钻到六十九英尺深的时候钻头钻到一个裂缝，接着又下滑了六英尺。因为已是周末下午，钻探工就停工休息了。第二天星期天，比利大叔到钻台看望。他发现有一股黑色液体经管道流到水面上来。他拿起一只接雨水的铁皮槽舀起浓厚的黑色液体看了看，立即使他兴奋得不知所以。星期一德雷克来到井台，看到比利大叔和他的儿子都守在盛满石油的澡缸、脸盆和圆桶旁。他走到普通的手泵旁，推动手泵干起嘲笑他的人奚落他的话柄——抽油。就在那一天他收到汤森寄给他的汇票和嘱咐停工的命令。如果汇款单和停工的命令早一个星期收到的话，他是会遵照汤森的命令行事的。可是现在不了。德雷克的换而不舍在恰到好处的时刻得到了报偿。他钻出了石油。油溪一带的农民涌到泰特斯维尔高呼“扬基佬打到油了”。消息像野火般传播四方，想得到一块地盘开井采油的人疯狂似地蜂拥而来。泰特斯维尔这个山村小镇的人口一夜之间成倍增加，地价也扶摇直上。
然而，钻探成功并不保证就能发财。它又带来了新的问题。面对涌出来的石油德雷克和比利大叔束手无策。他们把附近一带能够找到的威士忌酒桶都搜罗到手用以盛油，还不够用，又做了一些大木桶盛油。不幸的是，有一天夜晚一只灯笼里的火星引燃了石油汽，在堆满石油的地方引起了一场大火并发生爆炸。与此同时，附近的地方也都架起了钻井，石油源源不断采出来。供应远远超过需求以致油价直线下跌。大量开采的结果使石油不再短缺，现在唯一短缺的倒是空威士忌酒桶了，酒桶的价格应运上涨，几乎是一桶石油价格的两倍。
“时代之光”
宾夕法尼亚石头油炼成的煤油很快就找到了市场。它的优点很快就显出来了。“作为照明用油的优点已毋庸怀疑，它是时代之光，”就在德雷克发现石油之后不到一年，美国最早的一本石油手册的作者写道。“没有见过用它点灯的人完全可以相信它发的光不是月光般的亮光；而是接近于白昼般的明亮、强烈、辉煌的光线，对它来说不再有黑暗了。……石油发射出一种清丽的光；是世界上最亮最价廉的灯光；是国王和保皇党员、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需要的灯光。”
乔治。比斯尔这位最早的赞助者，是迫不及待地赶到泰特斯维尔山村的一群人中的一员。他在那里花了几十万美元发狂似地租下和收买油溪附近的农田。“我们的发现使人无比激动，”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所有的居民都几乎发狂……我还从未见过如此激动人心的事。整个西部的人都涌到这里，以惊人的价钱购买可能打出石油的上地。”比斯尔走到今天这一地步付出了六年的时间，这六年的甘苦沧桑使他有理由作一番回顾。“我还算幸运，但已是筋疲力尽了。我们曾经有过一段艰苦的时期，非常艰苦。我们的前景肯定是非常光明的……我们应该创造出无穷的财富。”
比斯尔确实成了一位富豪。他资助许多慈善事业，捐钱给达特茅思学院建造了一座健身房，就是在这所学院里他第一次看到一瓶激起他幻想的石油。他坚持在这座健身房内要配备六条打保龄球的球道，“以纪念他学生时代由于沉湎于这项倒霉的运动受到纪律处分而未能获得学位的往事。”据说在比斯尔晚年有人说“他的名字和声望在整个大陆的石油业界已经‘家喻户晓’”。在经济上冒过很大风险的银行家詹姆斯。汤森的功劳却被否定了。“整个开采石油的计划是我提议的，这个建议付诸实行了，”后来他痛苦地写道。“筹集资金并把钱寄出去的事都是我做的。这不是自我吹嘘而是事实，如果不是我支持开发石油，当时石油就不会开采出来。”他还说，“我不想为了财运而再重复我所经受的殚精竭虑和痛苦。”
至于德雷克，遭遇并不美满。他成了一位收购石油的买主，后来又在华尔街的一家专营石油股票的公司里做合伙人。他只顾眼前，没有远虑，不是一个擅于经营的商人，做买卖活像一名赌徒。1866年他蚀得精光，后来穷极潦倒成了一个饱受病痛折磨的半残疾人。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如果你对我或我的家庭还有一点善心，那么就给我一点钱吧，我现在是贫病交迫。”1873年，宾夕法尼亚州当局鉴于他的贡献给予他一份微薄的终生养老金，即使没有在生理上，至少在经济上对他晚年的困境有所缓解。
在他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德雷克想名彪史册，在历史上留下一席之地。“是我发明了转动的钻井管，如果没有它，就不能在积水汪汪的低洼地打井。是我打出了美国的第一口石油井，我能指出它在哪里。”他断然宣称。“如果不是我，至今也不会成功。”
最初的繁荣
确实，当德雷克通过钻井证明新兴工业必需的燃料供应有了保证以后，所有其他的因素——提炼煤油的有关经验以及适宜的油灯都有了发展。人类从此有了驱走黑夜的力量。但这仅仅是开始。因为德雷克的发现将会使世界人民得到动力和交通工具，在民族、帝国的兴亡中扮演中心角色，在人类社会的变革中成为一个主要因素。当然，所有这一切尚未到来。
接踵而来的是类似淘金狂的时代。油溪一带狭长谷地的房屋很快就租赁殆尽，到了1860年11月，也就是德雷克发现油田的十五个月之后，大约有七十五口井在采油，狼藉一地的废弃桔井就更多了。泰特斯维尔“现在成了热中相机的陌生人的聚合地”，一位作家在1860年时作过这样的描述。“他们就买卖油井所有权讨价还价；买进卖出打井的地点，报告掘进的深度、矿脉的迹象和油井的产量，等等。那些今天离开的人告诉别人他们所看见的油井日产纯油五十桶……到了明天这个故事中的产量又会下降很多……这里纷乱喧闹得像蜜蜂归窝。”
在油溪河的尽头流人阿利根尼河的地方，有一个叫科恩普特尔的小镇，这个地名是以塞尼卡印第安人部落酋长的名字命名的，现在改名为“油城”，成了泰特斯维尔一带的重要中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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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现在以“油区”的名称遐尔闻名。把原油炼成煤油的简陋粗糙的炼油厂应运而起，1860年的时候至少有十五家在“油区”开工营业，匹兹堡还有五家。一位提炼煤馏油的商人在1860年到油田造访他的竞争对手。“如果这里的工业取得成功，”他说，“我的工厂就毁了。”他说对了；到了这一年的年底，煤馏油工厂只得关门停业或迅速转产提炼煤油。
但是迄今为止所有油井的产量都不高，而且都要使用油泵把油抽上来。1861年4 月情况有了变化，当钻机第一次钻到饱藏石油的油层时，石油以每天三千桶的惊人数量喷出来。当石油从油井笔直朝上空喷射时，不知什么东西引燃了溢出的煤气，引起一场剧烈的爆炸并形成一道火墙，烧死了十九个人，大火连续烧了三天。这个消息被一个星期前突然发生的一桩特大新闻所湮没——南方军队向萨姆特堡开火，内战爆发——但是这场油井爆炸向世界宣告，新工业所需的原料将大量地源源而来。
西宾夕法尼亚的产量急剧上升——从1860年的四十五万桶增加到1862年的三百万桶。市场的发展不能迅速适应大量增长的石油。油价从1861年1 月的十美元一桶跌到七月份的五十美分一桶，到了1861年年底继续下跌到十美分一桶。许多石油生产商都破产了。但是低廉的价格使宾夕法尼亚石油在市场上迅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把消费者很快地争取过来并且把煤馏油和其他照明油逐出市场。需求和供应很快就取得了平衡，到了1862年年底油价就上升到每桶四美元，1863年9 月升到7.25美元一桶。尽管价格剧烈浮动，迅速致富的故事继续不断地把人流吸引到“油区”来。不到两年，一个值得纪念的油井为每一个投入的美元创造了一万五千美元的利润。
美国内战无损于“油区”发狂似的繁荣，相反倒给石油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动力。因为战争切断了南方松节油的供应，造成了以松节油为原料的价廉的照明油烯严重短缺。宾夕法尼亚石油炼出的煤油迅速地填补了这个空缺，以空前的速度发展了北方的市场。战争还起了更大的作用，南方的棉花本来是美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南方各州退出联邦以后，北方不再能从棉花出口中赚取外汇，于是迅速增加向欧洲出口石油来弥补损失，同时也为外汇收入提供了新的来源。
内战结束后混乱不安的局面使得千千万万另谋生计的退伍军人涌入“油区”，企求在由价格刺激而鼓动起来的一场新的投机热潮中碰碰运气，当时油价已经高达每桶13.75 美元。由于几百家新公司一哄而起，美国东海岸到处都感觉得到石油狂热的气氛。纽约金融区的地皮由于这些新公司需要办公用房而身价百倍。新公司的股票非常抢手，以至于有一家新公司在四个小时之内就把它的全部股票发行完毕。一位英国银行家看到“干千万万节俭的工人热衷于石油利润而舍弃银行储蓄的低利率”而大为吃惊。首都华盛顿行政特区也不比纽约少受到石油热的冲击。国会议员詹姆斯。加菲尔德成了油田的著名投资人——后来成了美国总统——他对一位买卖油田租让权的商人说，他曾经与许多国会议员讨论过石油问题，“他们也在从事这门生意，你要知道石油狂热也猛烈地冲击着国会。”
没有比皮特霍尔小镇发生的怪事更能显示出投机热的疯狂程度了，这个小镇在皮特霍尔溪流的岸边，距离泰特斯维尔山村大约十五英里。1865年1 月，在树木茂盛的森林中打出了第一口油井；六月间又打出了四口饱含石油的油井，每天的产量达到两千桶，是油区全部产量的1 ／3.人流争先恐后地往这个小镇蜂拥而来，原来已经挤满载油四轮马车的道路上现在是更加拥挤了。一个参观者说，“这里到处迷漫着像是一支部队的士兵都患腹泻的臭味。”土地投机漫无边际，几个月前一块不值钱的土地在1865年7 月卖到一百三十万美元，到了九月又以二百万美元的价格转卖。同月，皮特霍尔溪周围的石油日产量达到六千桶——是油区全部产量的2 ／3.也是同月，这个曾经是地图上找不到的荒野中的弹丸之地，现在变成了一个拥有一万五千居民的小镇。《纽约先驱报》报道说皮特霍尔的主要生意是“酒和租约”；《民族》杂志补充说，“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这个小镇上讨厌的醉汉之多是世界上同样大小市镇所无法比拟的。”然而皮特霍尔越来越发迹了，已经拥有两家银行，两个电报局，一家报馆，一家自来水厂，一个消防队，许多供膳宿的公寓，五十多家旅馆——至少有三家达到大都会高级旅馆的标准——和一个日处理五千多封信件的邮政局。
然而，仅仅两个月之后，石油生产突然告馨——来得快去得也快。对皮特霍尔的人来说这是一场灾难，就像是《圣经》中记载的瘟疫。到了1866年1 月，也就是这里第一次发现石油的一年之后，数以千计的人纷纷溜走，去寻求新的希望和机遇。这个一夜之间暴发起来的荒野小镇顿时间又归真返璞，一片冷清。几场大火烧剩的屋架有的被拆除移到别处，有的被山上农民当作柴火。皮特霍尔又回到荒凉世界的一片寂静之中。1865年时售价两百万美元的一块土地在1878年拍卖时只以4.37美元成交。
就在皮特霍尔销声匿迹的时候，投机热又在别的地方掀起了狂澜，把附近地区也都卷了进去。油区的石油产量在1866年跃至三百六十万桶。对石油的热情似乎无休无止，它不仅是照明和润滑油的材料，而且变成了大众文化的一个部分。美国人跳起了“美国石油波尔卡”舞和“石油热飞涨”舞，高唱《著名石油公司》、《石油相思》等歌曲。
有多种多样的油，鱼肝油、蓖麻油、橄榄油；它能使病人恢复健康行动自如。
但是我们的油效果奇特：因为我们得到了油井，使人们发狂地“石油相思”。
——（《著名石油公司》中的歌词）
邻人史密斯，穷苦的青年人，身上不名一文；衣衫槛楼。他能抓住机会不放松。
现在穿上了豪华时装，珠光宝气的运动服，拿着手杖，跟着童仆；他的成功归功于“石油相思”。
——（《石油相思》中的歌词）
繁荣和破产
随着石油角逐接踵而来的是另一场大量生产的竞争。竞相“超量生产”往往破坏地下的储藏，导致气压的过早衰竭，从而降低地下资源恢复的速度。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状况有几种原因。一是缺少地质学的知识。再就是人们追求快速而巨大的效益。第三个原因是采油权的条件促使采油商要尽快获取利润。
但是，造成美国石油生产出现这种合法状况和早期工业结构的最重要原因，是照搬英国的不成文法“捕获规则”。这个规则规定，如果被猎的鸟和兽从一块地盘逃入另一块地盘，那末后者的主人完全有权将进入他的地界的被猎物宰杀。同样的是，土地的所有人有权开采他的土地下面的财富；因为，一位英国法官曾经裁定说，谁也不能确定“地底下的脉络中流的是什么东西”。
应用到石油生产上，“捕获规则”就意味着土地所有人可以尽量抽采地底下共有的油层里的油，他们甚至可以把不属于他们土地下面油层里的油抽干，或者使附近油井内的储藏量减少。这样一来，邻近油井的主人不可避免地要加强竞争，尽快尽多地把油采上来，以免被别人捷足先登把油抽干。这样的快速生产加剧了石油生产和价格的不稳定。石油和狩猎鸟兽不是一回事，“捕获规则”导致了大量浪费和损失，对油田日后的生产有害。但是这个规则还有另外一种作用，它为更多的人创造机会从事石油工业，掌握这个行业所需要的技能。如果在约束严厉的规则影响之下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同时，产量迅速增长也有助于开拓可能更大的市场。
由于“捕获规则”的驱使——还有人们对富裕的追求——人们蜂拥而来在油区内造成了一幅嘈杂混乱的景象，人口膨胀、棚屋和粗糙的木屋遍地皆是，旅馆内一个小房间要拥挤地铺上四五张草垫，钻井架和储油罐漫山遍野。由于希望、谣传和石油辛辣气味的刺激使人们浑身是劲。油区内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特点——遍地泥泞，终年不干。“凡是亲眼目睹或是亲身跋涉过泥浆的人都会终生不忘，”去那里参观过的两位作家写道。“多雨的天气，所有的大路小径都泥泞不堪令人讨厌，村镇的街道都成了运输站，看上去像泥浆湖和泥巴巷。”
亲身经历这场石油狂热和目睹那些削尖脑袋到油区来巧取豪夺的“骗子”的所作所为的人们，都记得石油热以前宾夕法尼亚山村的恬静气氛。他们禁不住要问，财富的幽灵怎么会使人性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人的素质降低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使人吃惊。“石油和土地在这个地区引起的骚动已经成了一种传染病，”当地的一位主编在1865年时写道。“它使不同阶级不同年龄不同情况的人都受到感染。他们的谈吐、外表、举止和六个月前迥然不同。土地、租借权、合同、优先购买权、契约、调解、股权等等所有这些话题他们都心领神会。到处可以碰到陌生的面孔，而这里的一半居民你在纽约或费城比在他们家里更容易碰上……法院陷于停顿；酒吧里风气败坏；社交圈子散伙了；教堂礼拜被摒弃；所有我们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半个世纪以来的人际关系，在追逐财富的争夺中搞得乱七八糟。有些穷人变富了；有的富人变得更富；有的穷人和富人都输掉了他们的投资。情形就是这样。”
这位主编最后的感触是：“这个大泡泡迟早会破灭的。”
这个大泡泡果然破灭了——这是投机和疯狂地超量生产的必然结果。1866年和1867年的经济萧条吞噬了石油工业；石油价格下跌到2.40美元一桶。许多人把钻井关闭，也有人继续采油，新油田还在油溪以外的地方开发出来。而且，石油工业还进行了革新和组织。
刚发现石油的时候，车夫驾着他们载运油桶的马车在油区拥挤的泥路上辘辘而行。他们不仅仅是人为地造成了一条瓶颈口，而是占据了垄断运输的地位，向货主勒索高昂的运输费用；一桶石油从油井到火车站几英里烂泥路的运费，比从西宾夕法尼亚一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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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纽约的铁路运费还要高。马车夫们对运输的垄断勒索导致产生一项独创性的发明——用输油管取代牲畜拉的车。从1863年到1865年，尽管遭受到许多讥讽和公然的奚落，木制的输油管证明它能更有效地运输石油，价格也低得多。车夫们看到他们的生计受到挑战，就以武装袭击、纵火、破坏等相威胁。但是为时已晚。到了1866年油区内的大部分油井都铺设了输油管，把石油输送到和铁路连接的一个大型的系统装置中再运出去。
当时炼油厂取得原料石油的方式也混乱无章，依靠收购商骑着马在油井之间漫无目的地兜来兜去收购石油。由于石油工业的发展，一个秩序井然的市场系统诞生了。买卖双方面对面商定价格进行交易的非正规石油交易所，在泰特斯维尔的旅馆及油城铁路线附近的交易市场里形成了。进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泰特斯维尔、油城、油区的其他地方和纽约都出现了更为正规的石油交易所。当时的石油买卖在三种基础上进行交易。一是“现货现金”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二是“定期”交易，规定交易必须在十天之内处理完毕。再就是“期货”交易，商定一定数量的货物及价格在未来的特定时间内交货。期货的价格是投机的焦点所在，石油则变成了“当时最热门的投机商品”。买主到时候付清商定的货款提走石油——或者在结算的时候支付或承受合同商定价格和“定期”交易价格之间的差额。这样，买主就可能甚至在石油不到手的情况下赚到一笔可观的利润——或者蒙受一次灾难性的亏蚀。
1811年泰特斯维尔石油交易所开张时，石油已经处在成为大规模商业的过程中，成为一种将会改变亿万人日常生活的大商业。总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这十年是自从德雷克发狂似的试验以来取得令人眼花缘乱的进步的年代，证明了“美国人只要有钱赚什么行业都肯干的冲劲和干劲”。乔治。比斯尔的直觉和埃德温。德雷克的发现及两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开创了一个狂飚时代——一种创造性的革新的时代，交易和欺骗的时代，赚钱、蚀本、永远赚不了钱的时代，筋疲力尽艰苦工作和痛苦地失望的时代，以及令人惊讶的发展的时代。
对石油的未来能寄予什么期望呢？考察过西宾夕法尼亚发生如此急剧变化的人认为前程大有希望。他们展望石油工业发展的规模之大是油区的人很少能够想象的，然而他们同时也对混乱、失控、价格大起大落和狂热表示憎恶和反感。他们对石油业界应该如何组织和运行有坚定的主见。他们已经在按照他们自己的计划进行工作了。
2、“我们的计划”：约翰·D·洛克菲勒和美国石油联合体
1865年2 月的一天，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城发生了一次奇特的拍卖，当时的克利夫兰城得益于美国内战和石油热成了一个熙攘喧闹的城市，现在它正在迎接美国工业发展的伟大时代给它带来的繁荣。当地一家经营非常得法的炼油厂两位主要合伙人对企业发展的速度一直有不同想法，现在又陷入了一场争辩。莫里斯。克拉克谨小慎微，一直威胁说要散伙。这一回他没有想到另一位合伙人约翰。洛克菲勒竟然接受了他的要求。两个人随后同意私下来一次拍卖，谁出价高谁就掌有这家公司；而且立刻就在办公室里进行这场拍卖。
拍卖以五百美元为基价开始叫价，双方的出价迅速上升。莫里斯很快就出价七万二千美元。洛克菲勒态度平静地加到七万二千五百美元。克拉克当即双手一挥说，“我不再加码了，约翰，公司是你的了。”洛克菲勒提议当场签一张支票，克拉克说不需要，他在方便的时候会来结算的。两人就此握手告别，分道扬镳。
半个世纪以后洛克菲勒说，“我一直把那一天作为我一生事业成就的开始。”
那次握手也标志了现代石油工业的开始，它给漫无节制的宾夕法尼亚石油狂热产生的混乱带来秩序。这种秩序将以标准石油公司的形式体现出来，这家公司正在寻求对世界石油贸易的全部支配权和主宰，正在发展成为一家复杂的全球性企业，把廉价石油或者说是“新的光明”带给地球最遥远的角落。这家公司是按照十九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的残酷手段和贪婪来经营的；但是它也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因为它发展成了世界上最早和最大的跨国公司。
“秩序井然到了极点”
标准石油公司的缔造者就是1865年在克利夫兰赢得那场拍卖的青年人。即使在当时二十六岁的年纪，约翰。D.洛克菲勒已经给人以一种望而生畏的印象。他长得高大清瘦，使别人感到他是那种孤独怪僻、沉默寡言、冷若冰霜和清心寡欲的人。他那矜持的沉着——加上他那尖下巴尖角脸上的一双冷森敏锐的蓝眼睛——使人很不舒服和可怕，总觉得他一眼就能把人望穿似的。
洛克菲勒是对石油工业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位独一无二的重要人物，也可以说是美国工业发展史上和现代企业的兴起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地位的人物。虽然这样的评价并不是无可争辩的。人们赞誉他是企业管理和组织方面的天才，同时又被认为是一个最可恨最该骂的美国商人。之所以这样，部分是因为他冷酷无情，部分是因为他的巨大成就。他对石油工业和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深远影响，他在慈善事业上的一贯广施善举，他留在公众心目中的黑暗形象和阴影，将会长远而强烈地在人们心中萦回。
洛克菲勒1839年生于纽约州乡村，活了几乎一个世纪，直到1937年去世。他的父亲威廉。洛克菲勒做木材和盐的生意，后来举家迁居到俄亥俄州，自称是“威廉。洛克菲勒医生”，出售草药和专卖药。他常常长期离家外出；其原因有人说是他在加拿大另有妻室。
洛克菲勒的性格幼年时就已经形成了——虔信宗教、专心一致、坚韧不拔、毫不马虎、注重细节，天生的对数目字特别是有关钱的数目字有浓厚的兴趣。七岁的时候他就干了一件成功的生意——出售火鸡。父亲很早就教给儿子经商的本事。“我骗孩子们，”据说作父亲的吹嘘说，“我骗他们而且尽可能每次都赢他们。我要使他们精明能干。”数学是年轻的洛克菲勒中学时代成绩最好的课目。这所学校注重心算——脑子里快速计算的能力——他的成绩超群出众。
有志于取得某种成就而一鸣惊人，洛克菲勒在十六岁的时候到克利夫兰一家土产运输公司任职。1859年他同莫里斯。克拉克合伙开设土产品贸易行。由于美国内战和开拓西部边疆导致需求增长，洛克菲勒的贸易行生意兴隆。莫里斯。克拉克回忆说，洛克菲勒做事是“极端的有条理”。贸易商行的业务蒸蒸日上，洛克菲勒坚持他的“自我对话”反躬自问的习惯，不断告诫自己提防道德上和实际事务中落入别人的圈套。他的公司经营俄亥俄州小麦、密歇根州食盐和伊利诺伊州猪肉。就在德雷克“上校”的油井打出石油之后不到两年，克拉克和洛克菲勒也从宾夕法尼亚石油的买卖中赚了钱。
石油和暴富的故事深深地钩住了克利夫兰生意人的想象力，1863年时一条新建的铁路使克利夫兰在商业上处于竞争的有利地位。沿着铁路线炼油厂连翩地出现。许多炼油厂资金严重不足，但是洛克菲勒和克拉克开设的一家却是例外。开始的时候，洛克菲勒以为炼油只不过是贸易行的副业，但是不到一年，炼油厂获利丰厚改变了他的信念。1865年，经过两人之间进行的拍卖克拉克退出炼油厂之后，洛克菲勒已经是拥有中等财富的年轻富翁了，他的工厂也是克利夫兰三十家炼油厂中最大的一家。
伟大的竞赛
洛克菲勒是在恰逢其时的机遇中赢得了炼油生意的第一次胜利。因为就在1865年这一年南北战争结束，美国开始了一个大规模经济扩张和高速发展的新时代；一个热火朝天的投机和激烈竞争的时代；一个企业合并和垄断的时代。随着钢铁、肉食品包装、通信等许多产业的技术进步，大型企业纷纷兴起。大量移民和开发西部促进了市场的快速发展。十九世纪最后的三十五年是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时代，美国的商业是真正的商业，它像是一块大磁铁把青年人的能量、野心和智慧都无可抗拒地凝聚在一起，在洛克菲勒所说的“伟大的竞赛”中你追我赶——为不断取得成功而奋斗，为赚钱而拚命。这场竞赛以新的发明创造和新的组织技术把被血淋淋的南北战争搞得支离破碎的农业共和国转变成世界最大的工业强国。
随着石油热的发展，洛克菲勒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场伟大竞赛，继续把利润和借来的钱投入他的炼油厂，并又开了一家新厂。工厂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需要新的市场，1866年又在纽约成立了一个公司从事大西洋沿岸的贸易和煤油出口业务，指定他的弟弟威廉负责。就在那一年，他的销售额超过了两百万美元。
但是煤油和润滑油市场的增长跟不上炼油能力的增长。许多公司竞相拉拢相同的顾客。因为开设一座炼油厂不需要很多资本和技术。正如洛克菲勒后来回忆说，“各色各样的人都去开炼油厂：屠夫、烘面包的、制造烛台的都开始炼油了。”当洛克菲勒和他的同行们听说他们很中意的一位德国面包师也笨拙地把面包房卖掉开设质量低劣的炼油厂时，确实感到担心。他们把他的炼油厂买了过来让他重操旧业仍旧会烘面包。
洛克菲勒专心致力于巩固他的事业——扩充工厂设备，保持和改进质量，注意控制成本。他向工业一体化迈出了第一步，使供销的职能纳入企业范围，使全面的经营管理不受市场变化的影响，以加强企业的竞争地位。洛克菲勒的公司拥有它自己的长着一片白橡树的森林地，用这种树木制造自己的油桶；它还购置自用的运油汽车，在纽约设有自用的仓库，还有自备的在哈得孙河航行的船只。在初创阶段，洛克菲勒还订立了一条他笃信不移的原则——建立和保持一个强有力的现金地位。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结束之前他已经建立了充足的财源以致他的公司无需依赖银行家、金融家和投机商，而这些人都是铁路和其他重要工业的依靠对象。现金不但使公司可以免受激烈的破产风和经济萧条的影响而陷入绝境，而且使公司能够利用这种经济的衰退形势使其于己有利。
洛克菲勒杰出的天赋中有一点早就显露端倪；他具有深谋远见，知道他的公司和整个工业应该向何处发展，同时他也能坚持指挥公司的重要的日常事务。“从我担任簿记员开始我的事业以来，”他后来说，“我学到了应该尊重事实和数字，不管这些事情多么细小。”洛克菲勒对各种事务和细节都亲自过问，即使是不愉快的事情也这样。他一直保存着一套旧衣服，当他去油区收购石油时就穿上它在泥泞的油田到处跋涉。由于他全身心地投入企业，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他的炼油厂也许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了。
1867年洛克菲勒有了一个年轻的合伙人亨利。弗拉格勒，他在创建标准石油公司中所起的作用几乎和洛克菲勒一样大。弗拉格勒十四岁时就在一家杂货店当职员，办事出色。二十五岁左右在俄亥俄州开了一家小型威士忌酒厂赚了钱。也许是对生产酒精感到良心不安，也可能是听从教区牧师的规劝，他在1858年把酒厂卖了，改行在密歇根州从事制盐业。但是因为混乱竞争和供过于求，他破产了。这对于钱来得太容易的年轻人来说不啻是一帖清醒剂。
然而弗拉格勒永远是一个乐观者，决心东山再起，由于吸取了胜利不是唾手可得的教训他变得成熟了。他的破产使他深深地相信制造商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以及对后来他称之为“放肆竞争”的深恶痛绝。他断言，在不稳定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合作和联合是使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度所必需的手段。他还吸取了另一个教训；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保存你自己，在你的国家的发展上下赌注。”弗拉格勒已经作好准备热切地期望把赌注押在内战后的美国。
弗拉格勒将成为洛克菲勒前所未有的亲密同事和朋友。他和性格冷漠的洛克菲勒之间的关系使他后来领悟到另一条谚语的涵义：“建立在事业上的友谊胜过在友谊中建立的事业。”充满干劲和努力工作的弗拉格勒和严格谨慎的洛克菲勒的合作堪称珠联璧合，洛克菲勒为得到了一个“充满活力和进取心”的伙伴而感到高兴。但是在一位批评家的眼里弗拉格勒给人以不同的印象——“他是一个胆大妄为不讲道德的自我追求者。为了取得成功他不择手段。”许多年以后在和洛克菲勒合作发了一笔大财之后，弗拉格勒第二次出征，去开发佛罗里达州。他要在那里建筑通向佛罗里达东海岸的铁路，一直通到基斯岛，以便开发他所称的“美国的里维埃拉”，建设迈阿密和西棕搁滩。
但那是许久以后的事。现在，在这建设的年代里，洛克菲勒和弗拉格勒密切合作。他们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工作，背靠背地坐着，把要寄给顾客和供应商的信件草稿相互递来传去一直到两人对信件内容都感到满意为止。他们的友情就是生意，也是他俩经常执著地讨论的事——在办公室里、在工会俱乐部午餐时或是一起步行往来于办公室和住宅之间不远的路上都在讨论。“就是在路上散步的时候，”洛克菲勒说，“我们避开了办公室的干扰，进行思考，交谈，共同订立计划。”
弗拉格勒负责设计和管理运输，这些后来证明对标准石油公司的成功起了关键作用，使得公司拥有对付所有竞争对手的一种决定性的力量，也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公司建立了稳固的地位和令人生畏的实力。如果没有弗拉格勒在这方面的专长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可以说就不会有像今天这样的世界闻名的标准石油公司了。
洛克菲勒公司的生产规模、效率和经济实力使它有能力在铁路运费上取得折扣的优惠，使石油的运输成本低于竞争的同行，在定价和利润方面占有优势。这些折扣后来成了一场激烈争论的根源。许多公司指责标准石油公司以索取折扣的手段不公正地挖竞争者的墙脚。其实由于铁路公司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原先只在个别货物上打折扣的办法变成了全国铁路的共同做法，特别是对有大宗货物定期交运的客户更加优惠。弗拉格勒有强大的标准石油公司为后盾，在争取低廉的运费上得心应手。
标准石油公司并没有在回扣上罢手，它还凭借它雄厚的实力赢得“回报”，即是说，标准石油公司的竞争者委托铁路公司把石油运往纽约时，如果每桶石油的运费是一美元，铁路公司就在一美元运费中抽取二十五美分作为“回报”，但不是回报给托运人而是回报给托运人的竞争对手标准石油公司！标准石油公司原来支付的运价就比别的公司低，现在又得到这种“回报”，额外地得到使它的竞争对手不利的财务上的优势。这种做法实际上意味着竞争的同行是在经济上支助标准石油公司而它们却被蒙在鼓里。后来这种做法终于暴露，连同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些其他做法在社会上激起了公众的愤慨。“现在试验我们的计划”
当市场对石油的需求以特快的速率增长的同时，寻找市场的石油产量增长得甚至更快，使得石油价格剧烈地起伏不定，经常暴跌。及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超量生产使油价又一次直线下跌，这个新兴的工业陷入萧条。原因很简单——油井和石油都太多了。炼油业主受到的冲击也不亚于生产商。在1865年到1870年之间，煤油的零售价格下跌了一半。据估计炼油能力超过了市场需要三倍。
炼油能力过剩对于洛克菲勒来说所需付的代价也是可观的，在当时许多炼油业主蚀本的情况下，他凭借自己的本事想出了一个巩固自己产业的办法。他和弗拉格勒需要引进更多的资金，但又要不损及他们对企业的控制权。他们采取的策略是把他们的合伙经营变成联合股份公司。1870年1 月10日，以洛克菲勒和弗拉格勒为首的五个人创建了标准石油公司，标榜他们出产的石油是顾客可以信赖的“符合标准的产品”。当时，市场上销售的煤油质量大不相同。如果煤油中含有太多的易燃汽油或石脑油，那末当买主在点燃油灯时的一瞬间也就是他离开地球的最后时刻，这种事在当时时有发生。洛克菲勒握有新公司1 ／4 的股份，当时这家公司已经控制了美国炼油工业的1 ／10. 但这仅仅是开端。许多年以后洛克菲勒在回顾早期的岁月时会沉浸在这样的冥思之中：“谁想得到会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呢？”
开张伊始，资金雄厚的标准石油公司凭借其实力比以往更积极地追求铁路公司的回扣，使自己在竟争中进一步取得有利地位。但是整个行业的境况继续恶化，1871年时炼油业陷入全面的恐慌之中。利润率丧失，多数炼油业主都亏本。即使洛克菲勒这位实力最强公司的首脑也忧心忡仲。这时他已是克利夫兰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也是欧几里得路浸礼会教会的后台。1864年他和劳拉。酉莱斯蒂亚。斯佩尔曼结婚。她在以《我能够独立自主》为题的高中毕业的论文中这样写道：“实行妇女独立的思想、行动和意志是时代的问题之一。”她和洛克菲勒结婚时放弃了驾独木舟独立自主地在人世间航行的美梦，成了洛克菲勒最亲密的知心，甚至他的重要的商业信件也由她修改。有一次在卧室里他真挚地对她许诺说，如果他对事业有所担忧，他第一个就告诉她。现在，在1872年炼油业处干萧条的中期，他忧心仲忡地感觉到他必须告诉她了。“你知道，”他说，“我们的富有是独立于石油投资之外的。”
就在这令人心焦的时刻，洛克菲勒心中酝酿起一个大胆的计划，想把所有的炼油厂合并为一个巨大联合体。“为拯救行业出力是最最称心的事，”他后来说。一个真正的联合体能够比联营更有效，如削减过剩的生产力，抑制价格大起大落，能够挽救整个行业。这个大胆的设想就是洛克菲勒和他的同事所谈的“我们的计划”的含义。但是这个计划是洛克菲勒的，由他指导执行的。“这个想法是我的，”很久以后他说。“尽管遭到一些对大规模事业畏首畏尾的人的反对，这个主张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坚持贯彻了。”
标准石油公司为了执行这个计划，增加了资本借以促进接管。与此同时，1872年2 月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铁路官员糊里糊涂地突然提高铁路的运价，把原油从油区运往纽约的运价骤然加了一倍。有消息说这次运费的提价是一个不见经传的称为南方改善公司玩的花招。这个神秘的公司究竟是个什么公司？后台是谁？油区的独立产油商和炼油商为之感到震惊和恐慌。
这家南方改善公司是为稳定石油工业的另一个计划的具体化，它也将成为力求建立垄断控制的象征。虽然他是这个计划的主要执行人之一，但洛克菲勒的名字将会和这件事牵在一起。这个主意实际上是铁路公司出的，它是想借此摆脱令人头痛的运价战。按照这个计划，铁路公司和炼油商要联合起来组成卡特尔划分市场。炼油商不仅能从他们交运的石油运费中提取回扣，而且接受回报——这种回报是从不参加卡特尔的炼油商所付的不折不扣的铁路运费中提取的。“在所有消除竞争的手段中，”一位替洛克菲勒写传记的作家写道，“这一手是迄今为止任何美国工业家集团想得出的最残酷也是最致命的一手。”
虽然仍旧蒙在一层神秘的面纱中，南方改善公司还是激怒了油区。一家匹兹堡报纸警告说，这么做将会形成“整个产油地区只有一个买主”的局面。泰特斯维尔的报纸也说这正是一种要“抽干泰特斯维尔”的威胁。2 月底，有三千名愤怒的群众手举标语牌列队游行到泰特斯维尔歌剧院，公开谴责南方改善公司。这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石油战的发难。铁路公司、洛克菲勒和其他炼油商——都成了敌人。产油商到处游行谴责“怪物”和“四十个窃贼”。现在，为了反对垄断，他们联合起来发动了一场抵制炼油商和铁路公司行动，取得很大效果，标准石油公司在克利夫兰的几家炼油厂平常要雇用一千二百个工人，现在由于原油不足只够七十个人干活。但是洛克菲勒对他的所作所为绝不动摇。“在报上写几篇文章太简单了，我们有别的事要做，”就在石油战发生期间他告诉他的妻子说，“我们做的事不会错，不必紧张，也不必为报上的话而焦虑不安。”在有关石油战的另一个问题上，他在一封写给妻子的信中又写下了一条他一直坚信的原则：“公众无权改变我们私人的契约。”
1872年4 月，铁路公司和炼油商双方包括洛克菲勒决定现在是和南方改善公司脱钩和撤销这家公司的时候了。石油战终于僵旗息鼓
，很明显产油商是赢方。后来，洛克菲勒说他一直是希望南方改善公司垮台的，他自有自己的打算。“当它失败了，我们就有理由说‘现在试验我们的计划’。”但是洛克菲勒甚至来不及等待南方改善公司垮台，他就已经在1872年的春天赢得了对大部分克利夫兰的炼油厂和纽约一些重要炼油厂的控制权—一使他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炼油业集团的主宰。他已经在为对付全部石油工业而跃跃欲试了。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可以称为产量不断增长的十年。产油商屡次三番想限制产量，但是枉然。储油罐都溢出来了，地上到处是黑色的泡沫。石油大量过剩和价格暴跌以至于原油被倒入河流和农田，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存放了。有一阵石油价格跌到四十八美分一桶——比油区的家庭主妇买一桶饮用水的价钱还要便宜三分钱。多次企图组织停产运动的努力总是徒然无功。钻机继续不停地在开发新的油田，破坏了石油工业的稳定。此外，产油业主的数目实在太多，很难组织任何起作用的抑制性组织。据估计，十九世纪后期的二十五年中，油区的产油商号的数目已高达一万六千家。其中许多是投机商，其他都是些农民，不论他们的背景如何，他们大多是极端个人主义者，很少有“长远的眼光”，也不大会考虑公共的利益，即使有可行的计划摆在他们面前也罢。洛克菲勒偏爱井然有序，嫌恶产油业主之间的混乱和争夺。“油区，”他后来以尖刻轻蔑的语气说，“是一个采矿的野营地。”他的目标则是炼油业主。
“战争或和平”
洛克菲勒富有冒险性的、勇敢的作战计划的目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要结束“那种无利可图的扼杀性的政策”和在他的控制之下“使石油业界既安全又有利可图”。洛克菲勒既是战略家又是最高统帅，指挥他的麾下身怀专门技艺秘密而又神速地前进。他的弟弟威廉把他们和其他炼油商的关系喻之为“战争或和平”的关系也就不使人感到吃惊了。
标准石油公司在每一个地方都是以收买当地主要炼油公司来开始它的进军的。洛克菲勒和他的同事先是以尊重奉承的方式接近他们要收买的目标。他们总是炫耀标准石油公司的利润比其他炼油公司丰厚，而许多炼油公司都处于日子难过的状态。洛克菲勒本人也会施展他的全副本领进行说服，友好地将目标夺到手。如果这些办法都不奏效，标准石油公司就会运用使之“发病”或者像洛克菲勒所说的用让它一出一身大汗“的方法来使桀骛不驯的竞争对手就范。标准石油公司还会运用在特定的市场中削价的办法迫使竟争对手亏本。有时候会导演一场”油桶荒“，向不肯就范的炼油商施加压力。在另一场为使对手俯首称臣的战斗中，亨利。弗拉格勒指导说：”如果你认为使之出一身大汗的办法不能随意地使他就范，那末你就往他身上盖几条毯子，我情愿损失一大笔钱也不愿意在这种时候给他一品脱油。“
标准石油公司的人秘密地操纵看起来是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公司，但是事实上这些独立的公司已经成为标准石油公司集团的一个部分。有许多炼油商一直不知道当地那些用削价或其他施加压力的方法对付他们的竞争者竟是洛克菲勒日益壮大的帝国的一部分。在行动中标准石油公司的人是用密码交流信息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密码是“aorose”。洛克菲勒在保守他的经营秘密的问题上态度毫不动摇。“那是千真万确的！”有一次他这么说。“难道盟军的将军事先会派遣一个军乐队衔命去通知敌人，在哪一天他将发动进攻？”
到了1879年，这场战争结束了。标准石油公司高奏凯歌，控制了美国炼油能力的90％，还控制了油区的输油管和汇集系统，并握有运输的支配权。洛克菲勒对取得的胜利并不兴高采烈。他对于同他竞争过的人也不怀恨在心。实际上他还把有些被他征服的人安排在标准石油公司管理部门的核心圈子里，这些人以后成了他忠实的盟友。但是正当标准石油公司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处于统率地位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挑战出现了。
新的威胁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正当洛克菲勒自以为在各方面都已经收紧了缰绳的时刻，宾夕法尼亚州的产油业主作了一次最后努力，企图以大胆的试验为武器，挣脱标准石油公司对他们的窒息性的拥抱。这项大胆的试验就是试图铺设世界上第一条长距离的输油管。这项计划是空前的，取名为“潮水输油管”，在技术上一点也没有成功的保证。这条输油管要把石油从油区向东经过一百一十英里流到宾夕法尼亚州雷丁的铁路线。为了加快铺设速度，采取了蒙骗的手法，甚至利用虚假的图纸以避免标准石油公司来横加阻挡。有许多人到最后时刻仍然怀疑输油管能否建成。但是输油管终于在1879年5 月输送石油了。它是一项重要的技术成就，可以与四年后建成的纽约布鲁克林桥媲美。它同时也在石油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输油管将在长途运输上成为铁路的竞争者。
潮水输油管的完全成功不言而喻是运输方面发生的一场革命，不但使标准石油公司吃惊，也意味着它对石油工业的控制又受到了威胁。产油业主们终于又想出了对付标准石油公司的办法。标准石油公司惊魂稍定立即行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工建造了从油区至克利夫兰、纽约、费城和布法罗的四条长距离输油管。不到两年，标准石油公司又成了潮水输油管公司的次要股东，和新的输油管公司商定共同经营石油运输对付竞争，但潮水输油管公司保留某些经营上的独立性。至此，炼油业的联合已经完成，这些输油管的发展标志着标准石油公司使石油工业一体化的计划进入了第二个重要阶段。除了潮水输油管的情况是部分例外，标准石油公司几乎控制了进出油区的每一英寸输油管。
要控制住这个巨人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通过政治制度和法院。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油区的产油业主们在宾夕法尼亚州发起了一系列的法律上的攻击，反对歧视性的运费。他们谴责“标准石油公司对石油工业界的咄咄逼人的控制”，责骂它是“独裁者”和“贼帮”，企图控告它的主要高级职员犯有刑事阴谋罪。同时，在纽约州举行的关于铁路方面的法律听证会上，又把焦点集中到标准石油公司的回扣上。在两个州一起进行的法律调查把标准石油公司的活动、范围、程度和回扣、回报等手法第一次公开曝光。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大陪审团指控洛克菲勒、弗拉格勒的几名助手犯有建立垄断并损害竞争者的阴谋。一场企图把洛克菲勒引渡到宾夕法尼亚州的活动正在积极地进行着。洛克菲勒为此大为震惊，迫切要求纽约州州长作出不批准引渡的许诺，起诉意图最后还是失败了。
各种各样的曝光积累起来在舆论界产生的影响对公司来说是灾难性的——而且影响深远。面纱已经揭开，公众被所闻所见激怒了。亨利。德马雷特。劳埃德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的一系列社论中首次把标准石油公司所受到的指控一股脑儿都报道了出来，接着又以“大垄断者的故事”为题写文章于1881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这一期的刊物印了七次，说明了公众对这个事件的重视和强烈的兴趣。劳埃德在文章中宣称，标准石油公司对宾夕法尼亚州立法机关坏事做尽，就差一点没把它放入锅炉提炼了。但是文章对标准石油公司的生意并未立即产生什么影响。劳埃德的文章是对标准石油公司开的第一炮，事情远不是到此为止。约翰。D.洛克菲勒这个神秘人物已不再能保持他的隐身术了。在油区里，做母亲的会这样吓唬她们的孩子说，“如果你不听话，洛克菲勒会来抓你。”
托拉斯
在同法院和社会舆论周旋的时候，一个精心策划的内部秩序和控制已经在洛克菲勒所征服的巨大帝国里产生了。首先标准石油公司把这些遍及全国的炼油厂联合起来并没有留下明确的法律证据，因而洛克菲勒后来在一份宣誓书中可以避开伪证罪嫌疑而理直气壮地说，标准石油公司本身并不拥有或控制一大批公司。这个集团中一家公司的经理可以向纽约州议会的一个委员会解释，这个国家的90％左右的炼油厂之间的关系是“令人愉快的”，他们在一起工作是“和谐一致的”。另外一位公司经理也可以使州议会的同一个委员会相信，他自已的公司与标准石油公司没有关系，只有个人的关系，这种个人的关系就像是“吵吵嚷嚷要红利的股东”那样的关系。这就是这个集团的真正的手法，即，是标准石油公司的股东而不是标准石油公司本身在别的公司内拥有股份。在当时，公司本身是不能在别的公司里拥有股份的。股份是股东们“信托”给托拉斯的，俄亥俄州标准石油公司只是代表公司股东的利益。
“托拉斯”的法律概念在1882年1 月2 日签署的“标准石油公司托拉斯协定”中确定并正式化了。这个协定是为了应付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司法和政治攻击而产生的。此外还有个人方面的原因。洛克菲勒和他的合伙人已经开始考虑死亡和继承的问题，他们认定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去世，在现行的制度下就很可能导致混乱、争吵、诉讼和痛苦。有了托拉斯就可以使所有权明确化，将来不至于发生争吵。
在筹备托拉斯时，“每一英寸油管、每一堆砖块都计算过。”还成立了一个董事会，董事的手里都掌握着标准石油公司所控制的经济实体的股票。托拉斯也发行股票；在全部七十万股中，洛克菲勒占有191 ，700 股，其次是弗拉格勒，占有六万股。董事们代表标准石油托拉斯的四十一名股票持有人持有单个公司的股票，并被赋予对十四家全部股票属于托拉斯的公司和二十六家部分股票属于托拉斯的公司的“全面监督权”。他们的职责包括挑选经理人员和职员—一他们本人也可以包括在内。它是第一个大“托拉斯”，是完全合法的组织。但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托拉斯”这个原来是保护寡妇和孤儿利益的一种手段现在却变成了一个遭人贬斥和憎恨的名词。与此同时，标准石油公司在美国的每一个州都设立机构以控制设在那些州里的经济实体。托拉斯协定使得建立一个中央办事处来协调、处理各种不同经营单位的活动成为可能——这个任务由于企业规模越来越大而更为紧迫了。同《《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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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托拉斯也给予洛克菲勒和他的助手们“合法的外衣和弹性的行政管理权，他们需要这种权力来有效地经营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资产”。
合法的形式是有了。但是怎么对付因管理这种新的经济实体所带来的实际问题呢？怎样把这么多独立的企业家和生产这么多产品的企业纳入这个新的托拉斯里来？这些企业生产煤油、燃料油和三百种左右的副产品。于是，一个由委员会管理和协调的制度应运而生。托拉斯里有内销委员会、出口贸易委员会、制造委员会、桶料委员会、输油管委员会、诉讼委员会、润滑油委员会，后来又有一个生产委员会。从全国各地来的日报表像潮水般流入各个委员会。委员会的上面是一个执行委员会，由高级经理们组成，确定全面的政策和方针。执行委员会不发布命令，只提出要求、建议和推荐。但是没有人怀疑执行委员会的权威和控制。总公司和下面单位的关系在洛克菲勒的一封信中作了这样的评论：“你们在基层的先生们比我们更能对问题作出判断，让我们不要陷人具体的安排而使我们不能控制政策。”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统治标准石油公司的基本战略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更加明确了——做一个低成本的生产商。这就需要有效的经营、控制成本、努力扩大规模和产量、经常注重技术，以及坚持不懈地努力扩大市场。为了提高效率加强了炼油厂的经营；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仅仅三家标准石油公司的炼油厂——设在克利夫兰、费城和新泽西州贝约尼的三家——的产量就上升到占全世界煤油总供应量的1 ／4.眼光盯住生产成本的做法是从不动摇的，计算成本起来有时候要算到小数点后面三位。“要让每一件事都经过计算是我的规律，”洛克菲勒有一次这么说。公司利用它的优良通讯设备在油区、克利夫兰、纽约、费城、安特卫普以及欧洲各地的差价中套汇谋利。公司还使用情报间谍的特殊装置来探听市场情势和跟踪竞争对手。它有一套记录国内几乎每一个石油买主的卡片目录，从中可以看出独立油商所购买的每一桶石油的去向——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州，是哪一个地方的杂货商购买了他的煤油。
洛克菲勒的管理基于一个中心主题，他相信石油，而且这个信念永不动摇。原油价格下跌不是他焦虑的理由，而是买进的机会。“但愿原油再次下跌……我们的执行委员会不允许任何统计和情报……妨碍他们的买进，”这是他在1884年作的指示。“当市场跌到最低点时，我们必须作出努力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惊慌失措。”之后他又补充说，“如果不买进，我们肯定会犯一个大错。”
包括洛克菲勒、他的弟弟威廉、亨利。弗拉格勒和另外两个人在内的高层经理们，一共控制4 ／7 的股份。也许还可以包括另外十几个人，所有这些人都是倔强固执、刚愎自用的有成就的企业家，而且原先都是洛克菲勒的竞争对手。“要使这些刚毅自信的人同意一件事往往不是简单易行的任务，”洛克菲勒后来说。要使这样一个集体能够行动的唯一办法是意见一致。可供选择的办法和要作出的决定都要经过争辩讨论，洛克菲勒坚持说，只有当问题反复经过讨论，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各种偶然事件，最后对正确的方针取得了一致同意之后才采取行动。“我敢说，各种问题就是这么快地处理的，当时我们办事的进度很快，各方面都有建树和扩展，”洛克菲勒回忆说。“我们常遇到紧急情况……我们不知有多少回讨论那些艰难的问题了！我们当中有些人主张立刻投入大量资金，有些人则主张节约一些，我们往往是把这些问题妥善处理使之达到妥协，绝不像个别非常激进的人所希望的那样匆匆行事，也不像保守的人所希望的谨小慎微。最后总是投票取得一致。”
在克利夫兰、纽约、匹兹堡、布法罗、巴尔的摩、费城之间的日夜客车上，经常可以看到高级经理们穿梭来往于这些城市之间。1885年托拉斯总部搬入纽约下曼哈顿区百老汇大街26号一幢九层楼的新办公大楼，这个地方成了石油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每天在那里指挥全部企业。每天中午高级经理们都聚集在顶层的一间秘密餐厅吃午饭。席间交换重要情报，审议各种想法并取得一致。在洛克菲勒的领导下，那些他原先的竞争者们建立了一个其活动和规模都属空前的公司——一个新型的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的组织。在百老汇大街26号午餐桌旁进午餐的人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天才群体。“那些人比我精明多了，”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威廉。范德比尔特告诉纽约州议会说。一他们都是具有非凡企业才干的精明人。在他们这个行业里我接触过的各个阶级的人中没有一个像他们那样精明能干的。“
“聪明的老猫头鹰”
但是最最精明的当然还是约翰。洛克菲勒了。托拉斯刚成立的时候他四十岁刚出头，已经是美国五六个富豪中的一个。他是公司的带头人，献身于公司的发展和企业合并，他深恶痛绝放纵不羁的竞争所造成的“浪费”——对于他的目标他不感到有什么不正义的地方。他既怪僻又审慎，令人望而却步。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常背诵一直铭记在心的一首韵诗：一只聪明的老猫头鹰栖息在一棵橡树上，看得越多，说得越少，他说得越少，听到的越多，为什么我们不都像那只老鸟？
从他开始创业的初期他就尽可能地少出头露面。他擅于分析和多疑，与人保持一段距离。他的性格冷漠孤僻，观察人时深邃尖锐的眼光令人心寒。有一次洛克菲勒在匹兹堡会晤一群炼油业主。会见以后，其中几个业主到外面去吃饭。席间谈话的话题集中在那位克利夫兰来的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令人生畏的人身上。“我猜不出他年纪究竟有多大，”一位炼油业主说。其他几位炼油业主也纷纷猜测。“我一直在观察他，”其中一位最后说，“他让每一个人说话，而他却坐着一言不发。但是他好像把每件事都记下来了，当他开口时他对每件事的意见都恰到好处……我猜他有一百四十岁——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一定已经一百岁了。”
许多年以后，一位替洛克菲勒办事的人把洛克菲勒描绘成一个“我认识的人中最不动感情的人”。导师在这个面具的背后还有另一个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是“我们的计划”开花结果的几年。这些年里企业实行了一体化，但也受到意想不到的政治压力和报界的攻击，身心感到焦虑和紧张。“那个阶段我所创造的财富还不够补偿我为之付出的殚精竭虑，”洛克菲勒有一回这么说。他的妻子也回忆说，那一段岁月是“忧虑的日子”。他自己记得那时他很少能睡“一个不受打扰的安稳觉”。
他用不同的方法来休息和放松身心。傍晚开会的时候，他会斜躺在长靠椅上让同事们继续发言，有时伸出四肢躺着参加讨论。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只肌肉伸展机供锻炼用。他酷爱马、跑得快的马，每天公务结束，他会驾着马车外出进行一个小时的快速跑车——有时蹄声嗒嗒地小跑，有时遛蹄慢行，有时扬鞭疾驰，——然后休息，晚餐，这样来恢复精神。“我在晚间还能处理信件，回复十封信呐。”
在克利夫兰，除了公务以外，他把精力用在浸礼会教会。他是主日学校的监督人，在学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许多年以后一位当时的女学生回忆说：“他在主日学校领学生做早操时，他长长的尖鼻子和突出的尖下巴对着年幼的观众，苍白的蓝眼睛表情从不改变。说话的时候字斟句酌拖长声调，没有人怀疑他是真的喜欢这个职务。夺走他对宗教的虔诚等于是剥夺他的最大的爱好。”
洛克菲勒钟爱他在克利夫兰郊外森林山的住宅，精心设计住宅内的细枝末节，诸如壁炉的构造、特殊红釉砖的制作、树木的布局、铺筑森林中的道路等都亲自过问。后来搬到纽约市北面波康狄科山宽敞的住宅以后，这种爱好有增无减。新居中景色的美化、景观的设计他都亲自指导。他还亲自拿着标桩和旗子参加铺路，筋疲力尽时才歇手。他把对景色的迷恋和设计风景的天才应用到组织工业和实现他的概念上，使他在工业界成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物。
即使他成了美国最富有的富豪，他依然保持出奇的俭朴作风。一套旧服装直到磨得发亮了才换一套，这样节俭使他一家人都为之苦恼。他最喜欢吃的食品一直是面包和牛奶。在克利夫兰的时候，有一回他邀请当地一位著名商人夫妇到他的森林山住宅避暑，度过了愉快的六个星期假期。事后使这对夫妇非常吃惊的是，他们收到了洛克菲勒寄来的一张六百美元住宿费账单。
他并不是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甚至很爱玩耍，虽然只是在很有限的圈内人在场的情况下才表现出来。“我躺在牙医的靠椅上，”他有一次告诉他的同事亨利。弗拉格勒说。“想到要给你写信，或是读你的来信，但是我身不由己！”他还在晚餐的时候唱歌或表演小玩意儿来取悦家人。他会把一块饼干放在鼻子上然后由嘴衔住，甚至能把一只餐盆放在鼻尖上不会落下来。他喜欢和他的孩子和朋友坐在门廊玩一种叫作“嗡嗡叫”的游戏。参加游戏的人要计数，每当数到有句“字在内的数字时就要发出嗡嗡叫，否则就算输了。尽管洛克菲勒精于数学，但他总是数不到”71“以上，常常使得孩子们欢欣雀跃。
在他开始挣钱的时候，洛克菲勒就向他的教会作小额捐赠。随着岁月推移，他的捐赠也日渐增加，并且不断努力把他积累的财富的相当一部分捐赠给慈善事业。他把做生意条理分明的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的作风同样应用到慈善事业中，使他的捐赠能够伸展到科学、医药和教育领域。十九世纪他的大部分慈善事业集中在浸礼会教会，是这个教会最有权力的世俗人士。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他致力于想创建一所大规模的浸礼会大学，为了这个宗旨，他为建立芝加哥大学提供捐款和组织方面的意见。他一直是这所大学的最大施主。虽然他非常关心大学的发展，但对学校的学术工作不予干预，除了坚持要学校量入为出在预算范围内行事。他拒绝学校的任何建筑物在他活着的时候用他的名字命名，在开始的十年间他只去过这所大学两次。第一次访问是1896年大学五周年校庆的时候。“我相信工作，”他在大学的一次集会上说。“这是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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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作的最好的投资。……慈悲的上帝给了我金钱，我怎能不捐赠给芝加哥呢？”一群学生编了一首小夜曲唱给他听：约翰。D.洛克菲勒真是好，把他所有多余的零钱都送给芝加哥大学校。
到1910年，洛克菲勒捐赠给芝加哥大学的“多余的零钱”加起来达到三千五百万美元，这所大学从其他来源得到的经费是七百万美元。他的全部慈善事业捐款加在一起大约是五亿五千万美元。
他把做生意的习惯也贯彻到私生活中。那时候正是美国的“镀金时代”，号称“强盗贵族”的靠残酷剥削起家的暴富生活穷极奢侈。他在纽约和波康狄科山的宅邸确属富丽堂皇，但是洛克菲勒和他一家却远离于那个时代珠光宝气、铺张浪费、粗俗不堪的风气之外。他和妻子反复地把他们自己对诚实朴质的珍惜灌输给他们的孩子，防止他们被继承的财富毁掉。所以几个孩子只能共同使用一辆三轮车。在纽约，他让小约翰。洛克菲勒步行上学，而别的富家子弟都有男仆陪同马车接送。小约翰。洛克菲勒在父亲的宅院里劳动拿同工人一样的报酬。
1888年洛克菲勒一家和两位浸礼会牧师去欧洲作为期三个月的旅行。虽然他对法文一字不识，但他每接到一张账单时都要仔细审阅上面的每一个项目。“波里兹！”他会叫起来。“这是什么东西？”他问儿子小约翰。儿子告诉他这是鸡，他这才逐条往下看，逐条地问。小约翰后来回忆说，“父亲在把账单上每一项目搞清楚之前是不愿意付钱的。这样对小事的计较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太吝啬，然而对他来说他是在履行他的生活原则。”
眼前的奇迹
洛克菲勒创办和领导的公司取得了无可比拟的繁荣，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继续发展扩大。把科学研究和生产业务结合了起来。对产品质量和从提炼到销售过程中的纯洁度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对公司的业务来说，最终到达消费者的销售系统的发展非常重要。公司需要市场能适应它巨大的生产能力，所以洛克菲勒说公司必须大肆寻求“遍及各地的最大规模的市场”。市场也确实是稳步地向更大规模的方向发展。因为石油主要是煤油正在被广泛地使用，其增长速度是极为惊人的。
石油和煤油灯在改变着美国人的生活——美国人生活依据的作息时刻也改变了。不论是生活在东部的城镇或是中西部的农村，消费者通常是到杂货铺或者药房购买煤油，这两种店铺的煤油都是由批发商供应的，而绝大部分批发商的油都是标准石油公司的。早在1864年，一位纽约的化学家描述过这种新照明油的影响。“煤油，在一种意义上说，在农业人口中延长了作息时间，”他写道，“那些原先考虑到鲸油价格昂贵照明效果又不佳的人，习惯于日落以后就上床睡觉，把几乎一半的时间花在睡眠上，现在他们可以利用一部分夜晚的时间阅读或娱乐；在冬天更其如此。”
煤油迅速广泛地被人们采用，《汤姆大伯的小屋》一书的作家哈丽叶特。比彻。斯陀在1869年对煤油的使用向人们提出了实际的忠告。她和她的姐妹合写了一本书《美国妇女的家庭及家庭科学原则》，书中在谈到应该购买哪种灯具时写道，“好的煤油灯光比较理想”。她们警告读者不要购买质劣不纯的煤油，因为这种煤油对“那些可伯的爆炸”负有责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叶，有五千至六千个死亡事故是由这类爆炸引起的。对劣质煤油的管理后来才时断时续地建立起来，这就是洛克菲勒一贯坚持要管住质量的缘故，也是他取名标准石油公司的由来。
在大城市里煤油仍面临煤气或称“城市煤气”的竞争，这种煤气当时是从煤和石脑油中提取出来的，是原油的一种。但是煤油在价格上占有优势。1885年纽约一家出版物载文说，一个家庭一年的煤油费用大约是十美元，而“富人家庭一个月的煤气帐单就要付十美元”。这种竞争在乡村里是不存在的。“在1876年费城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对一家生意兴隆的乡村杂货铺的货架看上一眼就足以使人们对进步产生一种信念，”一位乡村杂货铺的学徒写道。“油灯和灯罩，以及大家都知道的‘煤油商品’那一类货物，对于晚上在油盏下劳累地使用视力的人来说似乎是一个奇迹，在煤油灯出现以前人们是点燃一根浸在一碟牛油中的碎布条照明的。”
煤油在当时是炼油厂生产的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产品，其他的产品包括石脑油；作溶剂用的或者汽化后在个别建筑物中用来照明的汽油；燃料油；火车、农具、纺机以及后来的脚踏车用的润滑油。此外，还有制药用的商标名称m 作“凡十林”的胶状石油，制蜡烛、防腐剂、口香糖的石蜡，口香糖在做缝纫活的女士们中很受欢迎。
为了争取消费者，标准石油公司又向为控制销售市场进军。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它对销售市场的控制估计已经和它对炼油业的控制程度相等——80％左右。它占有那么大的市场份额所用的战术是残酷无情的，它的推销员竟然“挥舞拳头”恐吓敢于贩卖别家公司煤油的竞争对手和零售商。标准石油公司也推行一系列降低成本扩大销售的技术革新。它花了很大的力气甩掉庞大、易漏、笨重、成本高的木桶，用铁路油罐车取代木制油桶和棚车。还用马拉油、罐车送货，这样一来美国城市的街道上就看不见堆着的油桶了，而且马拉油罐车送货的数量没有限制，零售商要一品脱至五加仑的货都可以供应。木制油桶——虽然继续作为计算石油的计量单位——最终只是为边远地区才保留下来，准备让它有去无回。
“能买的都买”
标准石油公司不经营石油工业的最重要的部分——生产石油。生产石油的风险太大，变化无常，投机性太强，谁知道哪一天哪一口油井会抽干枯竭？不如让产油业主去背那个风险，自己去干能够有条有理组织经营的行业——炼油、运输和销售。执行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在1885年写信给洛克菲勒说，“我们是制造商，根据我的判断，对任何制造商和商人来说，倒霉的事情就是让自己陷入投机冒险的担惊和倾轧之中。”
但是标准石油公司庞大的企图覆盖全球的体系隐伏着一个不安全感，总是担心石油来源会枯竭，大地赐给人类的礼物会在突然之间消失，这种现象已经发生过。喷涌不息的石油会很快地使油井耗尽。就美国的石油生产而论，宾夕法尼亚是唯一的大赌场；油区以外地方已经发生的厄运也可能光临油区。皮特霍尔的兴衰就是前车之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情况。石油工业能够活到下一个十年吗？如果没有原油，所有的硬件设备和资本投资——一炼油厂、输油管、油罐车、油船、销售系统有什么用呢？各方面的专家都警告说油区的油很快就会采尽。1885年，宾夕法尼亚州的地质学家就曾警告说，“石油令人惊奇地出现”只是“一个暂时的转瞬即逝的现象——年轻人看得到它的自然消失”。
同年，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高级经理约翰。阿奇博尔德听到公司的一位专家说，美国石油产量的下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再要找到大油田其机会“只有正％的可能”。阿奇博尔德相信了这个警告，将他的一部分标准石油公司的股票以七十五到八十美分的现款脱手。也就在那个时候，有人告诉他俄克拉何马州可能蕴藏有石油。“你疯了？”他回答说，“难道我还会吃进密西西比河西边生产的每一加仑石油吗！”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一场工业的大发展即将在宾夕法尼亚州以外突然爆发。地点是在俄亥俄州西北早期移民居住地芬德利附近，哪里曾发现过可燃的气体。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又发现了石油，立刻掀起了石油热。这个与印第安纳州交界的叫作利马一印第安纳的油田就远近闻名了。新油田产量丰富，1890年时估计占美国石油产量的1 ／3.洛克菲勒对于标准石油公司是否直接从事石油生产这一重大的战略抉择有些犹豫。他和他的同事对石油生产商怀有反感。那些人是投机商，不可信赖，像淘金热时代贪婪的淘金者。然而利马油田对标准石油公司来说是大规模控制原料、把它的有条有理的管理方法应用到石油生产的机会，也是使供应、储存和市场取得平衡的机遇。总之，标准石油公司将会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石油市场浮动起落、变化不定的影响——同时也可不受“采矿野营地”的混乱生产的影响。那也正是洛克菲勒非常希望标准石油公司所走的方向。
宾夕法尼亚州的石油将会枯竭只是一个警告，而利马那个地方已经提供了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那里是宾夕法尼亚州以外石油工业的未来。现在可以大胆行动了。但是还有两个障碍，一是石油的质量，它的成分和宾夕法尼亚的石油有很大差异，含有一股令人讨厌的硫的臭味，气味就像变质的鸡蛋。有人叫利马出产的原油是“臭鼬汁”。当时尚不知道消除这种臭味的方法，臭味不除，俄亥俄州石油的市场是非常有限的。
第二个障碍是发生在百老汇大街26号——洛克菲勒的那些小心谨慎的同事们的顽固态度，他们认为要冒的风险太大了。开始的时候洛克菲勒争辩说公司应该买进所有能够买得到的石油，将其储存在遍布那一地区的储油库中。由于石油从俄亥俄州地底下大量涌出来，以至于价格从1886年每桶四十美分下跌到1887年每桶十五美分。洛克菲勒的许多同事强烈反对买进政策，因为太多了处理不了。“董事会里我的保守的弟兄，”洛克菲勒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像顽童一样举起手拼命地和我们少数几个人斗。”但是最后洛克菲勒说服了他们，标准石油公司购入四千多万桶利马石油储存起来。后来到了1888年和1889年，标准石油公司雇用的德国化学家赫尔曼。弗雷彻指出，这种原油在提炼的时候如果加入氧化铜，就能去硫，臭蛋的气味也可消除，利马石油就可以成为提炼煤油的合适原料。这说明洛克菲勒的利马石油的赌博是值得一试的；弗雷彻果然取得了突破，利马石油的价格立即从标准石油公司购入时的每桶十五美分翻了一番，涨到三十美分一桶，而且继续上爬。
洛克菲勒把公司推向最后一步，购入大量的采油资产。这门新兴工业中的最会吵闹最不守秩序的就是产油业主们
——他们的经营方式和他们之间的买卖关系都是乱糟糟的。现在是整顿结构使之变得有秩序、更稳定的时机。但是他的同事们一如既往，态度勉强，甚至反对。洛克菲勒则坚定不移。他胜利了。他直截了当地命令用所有能借到的购买力“把能买到的都买下”。到了1891年，虽然迟了几年，但是标准石油公司后来居上，它生产的原油已占美国原油总产量的1 ／4.标准石油公司在印第安纳州密歇根湖畔荒漠沙丘中一个叫怀廷的地方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加工利马的原油。这项工程一如既往地执行了标准石油公司所迷信的保密原则——这种严格保密的做法最终会使整个公司的组织受到损害。明显地是在建造一座炼油厂，然而当《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来采访时，负责建筑工程的经理、口风严密的马歇尔先生依然不肯提供实情。后来那位记者报道说，“在怀廷究竟造什么厂他全然不知，叮能是一座五百万美元的炼油厂，或是一家肉品包装厂。他不认为那是一座猪肉包装企业，但是他又不能肯定。”
接着就是价格的问题。多年以来，在纽约和油区的石油交易所里，价格是从经常过热的石油证的买卖中反映出来的。整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标准石油公司的收购公司约瑟夫。西普公司同别人一样是在公开的石油交易市场上以“交易证明单”的方式购买石油的。西普公司也在钻井的现场购买石油，以交易市场当天最高价和最低价的平均数定价。但是西普公司直接向产油业主收购的做法日渐增加，独立炼油商也纷纷仿效。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石油交易所里进行交易的做法逐渐减少。
最后，在1895年1 月约瑟夫。西普通过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致石油业主的通知”结束了在石油交易所里做交易的时代。他宣称在交易所里“进行交易”已经“不再能可靠地反映产品的价值”。从今以后所有交易“应以世界市场认定的最高价格为依据，不须按照石油证的报价”。他又补充说，“本公司将会向你提供每日行情报价表。”由于宾夕法尼亚州和利马一印第安纳油田生产石油的80％到90％都是西普公司和标准石油公司收购的，所以这两家公司实际上决定了美国原油的买人价格，当然，这个价格也会受到供需关系的制约。洛克菲勒的一位同事说过：“我们每天都从全世界的市场得到情报。我们从中决定最可能取得一致的价格，这就是我们取得现价的基础。”
建设者
从多维的角度来看，标准石油公司的经营规模令人生畏，是一个财大气粗以势压人的竞争者。但是它尚未达到彻底垄断的地步，即使在炼油行业也是这样。各地还有大约15％到20％的石油是由它的竞争者卖出来的，而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们也愿意与他们共处。既然已经控制了85％的市场，标准石油公司就足以维持由它扶植起来的稳定局面。洛克菲勒晚年在回忆他美化风景培育树木的经验时评论说，一培育树木跟其他事情一样，人规模地去做，优势就显出来了。“在所谓的”其他事情“的名单中标准石油公司当然名列首位。洛克菲勒创建了垂直一体化的石油公司。多年以后，同洛克菲勒共过事后来成为俄亥俄标准石油公司洛克菲勒的继任者之一的年轻律师，对洛克菲勒的一个伟大成就极为怀念。”他天才地认识到，只有怀着使产品从生产者顺利地流通到消费者手里的宗旨，对庞大的工厂和资本聚合体实行集中化的控制，才会有井然的秩序。那种有条理的、经济的、有效的流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垂直的一体化’。“他又补充说，”我不知道洛克菲勒先生是否使用过‘一体化’这个词。我只知道这个思想是他酝酿出来的。“
一些评论家为洛克菲勒的成就而迷惑不解。美国政府的有权威性的出版物《矿产资源》在1882年宣称：“公司做了伟大的工作，通过炼油的技术化使炼油成了一个行业，大规模地扩大了运输手段，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至于利中夹有多少弊病，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确切的说明是不现实的。”
标准石油公司的竞争者和很多公众对标准石油公司的评论是无可抗辩地彻底否定。许多产油业主和独立炼油商认为标准石油公司是八面伸手把竞争对手掐住不放的“章鱼”。凡是吃过洛克菲勒阴谋诡计的苦头和压力被逼得“浑身冒汗”的人说洛克菲勒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怪物，为了追求金钱和主宰石油业而摧毁别人的生计甚至生命，嘴里还祈祷上帝。
洛克菲勒的一些同事被批评抨击得不胜悲哀。“我们取得了商业史上空前的成功，我们的名字传遍世界，我们在公众中的形象却是不值得敬羡的，”一位同事在1887年写信给洛克菲勒说。“我们被说成是一切邪恶、冷酷、暴虐、凶残的化身（我们认为是不公平的）……写这些话使人很不愉快，因为我所企求的是在商业生涯中得到一个荣誉的地位。”
洛克菲勒本人却并不为此而感到太多的烦恼。他认为他的经营方式是符合资本主义精神的。他甚至设法拉拢耶稣教传教士和社会福音教会的牧师来充当保卫标准石油公司的卫士。对于批评他漠不在乎；绝对相信标准石油公司是改善人类境况的工具，它以稳定取代了混乱和变化无常，使社会取得重大进步成为可能，给黑暗的世界带来“新的光明”。它提供了资本、组织和技术，为建立一个全球性市场并为之服务而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先生们，把便宜的灯光送给穷人，”洛克菲勒对执行委员会的同事们说。就他自己而论，标准石油公司的成功是走向未来的勇敢的一步。“合并的时代已经扎根，”他从公司的现行管理职位上退居幕后时说。“个人主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标准石油公司是“我们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建设者”。
马克吐温和查尔斯。沃纳在他们的小说《镀金时代》里抓住了美国内战以后时代的特征，这个时代是“产生巨大计划和形形色色投机的时代……产生追求暴富的炽烈欲念的时代。”洛克菲勒在某些方面是他的时代的真实体现。标准石油公司是一个无情的要对别人“分割而宰之”的竞争者，而他则变成了最大的富豪。但是他是靠经营一门年轻、混乱和变化不定的工业起家的，他按照自己的逻辑坚持不懈地把这门工业变成有高度组织性的巨大行业，满足了全世界对光明的基本需求。而那些“强盗贵族”是靠投机、操纵金融股票和欺诈致富的。
洛克菲勒的“我们的计划”取得的成功超出了他原先的大胆设想，但是它到头来终将要失败的。因为美国舆论和政界将起来向合并、垄断、不可接受的傲慢和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造反。同时，新的个体和公司正在洛克菲勒势力不及的地方以及像巴库、苏门答腊、缅甸、波斯等遥远的地方兴起，将成为难以对付的竞争强手。他们当中有一些不但能生存下去，而且还会繁荣兴旺。
3、竞争的商业
虽然全世界都在期待美国的“新的光明”，但是把第一批石油运往欧洲却不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装运煤油可能发生爆炸起火，船员感到害怕。后来在1861年，费城的一个运输商人找到了一帮船员，用酒把他们灌醉骗他们上了船。结果这一船煤油安全地驶抵伦敦。全球贸易的大门终于打开，美国煤油迅速地在全世界赢得了市场。遍及世界各地的人民开始享受煤油的好处。所以说石油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一宗国际性的商业。如果没有外国市场，美国石油工业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么大的规模。在欧洲，由于工业化、经济增长和都市化的刺激，由于折磨了欧洲大陆整整一代多人的油脂和石油的短缺，对于美国石油的需求急剧增长。美国派驻欧洲各地的领事们也对各色各样市场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一位领事说，他们热心推销这种“扬基人的发明”，还有些领事官员自己掏钱购买石油分送给潜在的顾客。
考虑到全球性需求的涵义，实际上这种受到全世界欢迎的照明方法不仅仅是一个美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宾夕法尼亚州提供的。这种由单独一个地区掌握原材料供应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几乎是一夜之间，出口业务成了新兴的美国石油工业和全国经济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煤油出口占到全部美国石油产量的一半以上。从价值上说煤油占美国出口货的第四位；在工业制品中占第一位。欧洲则是它的最大市场。
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不仅仅是由一个州支配石油供应，而是由一个公司——标准石油公司掌握了石油的支配权。结果是，至少有90％的出口煤油是经过标准石油公司之手出去的。标准石油公司对其出口任务在一个港口就能完成感到洋洋自得，准备利用它的压倒的优势以美国为基地去征服星球。约翰。洛克菲勒也确实有能力把他的“我们的计划”在全世界付诸实施。同时，标准石油公司对它的产品感到非常的自豪。这家公司负责国外业务的代表说，“在由单一来源产品而引发的商业史上，石油比任何其他产品都更加无孔不入地向文明的和未开化的国家推进。”
这当中当然也有危险——潜在的外国竟争。但是百老汇大街26号的绅士们对这个可能性不屑一顾。因为只有出现某种新的大量廉价原油的基础上才会出现这种可能性。《1874年宾夕法尼亚州地质报告咱豪地评论说，这个州的石油在世界市场中占有绝对的主宰地位。报告还附带提到“其他国家的钻井……能否发现石油”还是个问题，是“有朝一日可能会使我们感到兴趣”的一个问题。这份报告的作者们怀有十足的信心，认为当时去讨论美国的主宰地位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他们已经铸成大错了。
“胡桃木资金”
在“新的光明”的销售市场中最有希望的市场是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帝国，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刚开始，特别需要人工照明光源。首都圣彼得堡地处极北面，冬季白昼一天只有六个小时。早在1862年，美国煤油刚到俄国的时候很快就在圣彼得堡受到广泛的欢迎，煤油灯迅速地取代了当地绝大多数人民所赖以照明的牛脂灯。美国驻圣彼得堡领事1863年12月愉快地报告说，“预料在未来的几年内对美国煤油的需求每年将会以很大的幅度增加，这样的估计将是可靠的。”但是这位领事的估计没有考虑到
这个帝国的遥远偏僻地区，那一带地方不仅会排斥美国石油，而且会使洛克菲勒的全球计划难以实现。
里海的阿普什隆半岛是高加索山脉伸向里海的一块贫瘠的土地，许多世纪以来岛上就发现有油矿苗。十三世纪的时候，马可。波罗报告说巴库附近有一口泉听说生产石油，这种油虽然“不能食用”，却能用于治疗骆驼身上的疥癣。巴库被拜火教徒视为神圣的“永恒的火柱”发祥地。那些火柱实际上是通过石灰石的缝隙泄漏上来的可燃气体。
巴库原来是一个独立的公爵领地的一部分，十九世纪初并入俄罗斯帝国。当时，原始的石油工业已经有所发展，到了1829年的时候那里已经有八十二座人工挖的油井，但是产量极少。石油工业的发展受到边远落后和腐化、愚笨、无能的沙皇当局的制约，政府当局把规模极小的石油工业作为国家垄断企业来经营。后来，俄国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废除了国家垄断，向竞争性的私营企业开放。结果是私营企业获得了爆炸性的发展，手工掘井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第一架钻井于1871-1872年间开工，到1873 年时，投产经营的小型炼油厂已有二十多家。
过了不久，一位名叫罗伯特。诺贝尔的化学家来到巴库，他是瑞典发明家伊曼纽尔。诺贝尔的长子。伊曼纽尔。诺贝尔于1837年移居俄国，军事当局采纳了他的水雷的新发明。后来伊曼纽尔创建了一家相当规模的工业公司，可是当俄国政府的购买政策来了一次周期性的转变，从原来的向国内采购又转到向国外采购时，这家公司倒闭了。伊曼纽尔的一个儿子路德维格在其父工厂的废墟上创办了一家武器装备的康采恩；还发展了特别适合在俄国崎岖不堪的道路上行驶的“诺贝尔车轮”。伊曼纽尔另一个儿子艾尔弗雷德在化学和金融方面都有天才，他采纳了圣彼得堡他的导师的关于硝化甘油的建议，后来创建了一个具有世界范围的炸药帝国，坐镇巴黎指挥经营。伊曼纽尔的长子罗伯特没有这样的好运，他经营过好几种行业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回到圣彼得堡勉强地协助路德维格工作。
路德维格获得一个为俄国政府生产来复枪的大规模合同。制造枪托需要木材，他想在国内取得供应，就派遣罗伯特南行去高加索寻找俄罗斯胡桃木。1873年3 月罗伯特来到巴库。虽然巴库是东西方之间一个四方交会语言混杂的巨大贸易中心，但从很大程度上说它仍然是亚洲的一部分，拥有许多波斯国王建造的古老的清真寺，寺院的尖塔到处可见，居民有鞑靼人、波斯人和亚美尼亚人。近年来石油工业的发展开始给它带来很大的变化，罗伯特一到巴库就感染到了这种气氛。他没有和他的弟弟商量——毕竟他是长兄，享有一定的特权——就擅自把路德维格交给他采购胡桃木的二万五千卢布“胡桃木资金”买下了一座小型炼油厂。诺贝尔家族于是加入了石油商业。俄国石油的兴起罗伯特很快就着手使他的炼油厂现代化，更具效率。他的弟弟路德维格又给了他一笔资金，他用这些本钱使自己成了巴库最能干的炼油商。1876年10月，第一批诺贝尔的照明油运抵圣彼得堡。同年，路德维格亲临巴库视察。路德维格擅干同帝国政府官僚打交道，受到沙皇兄弟、高加索总督的宠信。他也是一位伟大的实业界领袖人物，具有洛克菲勒那样的雄才大略。他开始分析石油工业的方方面面；努力学习美国石油工业的经验；把科学、革新和商业计划运用到炼油厂，使工厂提高了效率，有了盈利。他亲自领导和关心整个企业。没有几年工夫，俄国石油已经迎头赶上甚至一度超过美国石油。这位瑞典人路德维格。诺贝尔成了“巴库石油大王”。
长距离运输是一个关键问题。石油是装在木桶里从巴库缓慢地经过漫长的航运——由木船向北航行六百英里运到里海边的阿斯特拉罕港，再由驳船沿伏尔加河北上，长途跋涉运抵铁路线的某一个地方，再由铁路运往更远的地方，运输成本高昂。就以装石油的木桶来说成本也很高，制油桶的木材要从帝国很远的地方运来或从美国进口，要不就在西欧收购第二手的美国油桶。路德维格想出了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解决办法，在船体内造大油罐，把石油装在这样的“大货舱”内。
这个主意有很大的优点，但是压舱和安全问题难以解决。一位装运石油而翻船的船长说：“困难在于石油的活动性似乎比水还强，遇到恶劣天气轮船前后颠簸时石油就会奔腾冲突使船体栽进波涛中。”路德维格后来想出了稳定船体的办法，定制了第一艘成功的巨型油轮“琐罗亚斯德号”，1878年在里海投入营运。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路德维格的设想在大西洋上也证实可行，在石油运输上实行了一次重大的革命。同时，路德维格坚持使他的巴库炼油厂跃入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炼油厂之列。他的工厂是全世界第一家对石油地质学家实行终身任职的企业。
由路德维格创建的高度一体化的大型石油联合企业很快就主宰了俄国的石油贸易。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的标志在帝国到处可见：油井、输油管、炼油厂、油船、驳船、储油库、专用铁路、零售网——还有一支多民族的劳动大军，他们的待遇比俄国任何一个企业集团都高，因此他们自。豪地称呼自己为“诺贝尔人”。路德维格石油帝国开初十年的迅速发展被认为是“整个十九世纪企业的最大成就之一”。
1874年俄国的原油产量是六十万桶不到一点，十年后达到一千零八十万桶，几乎相当于美国产量的1 ／3.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几乎有二百家炼油厂在巴库郊外的新工业区开工生产，巴库以“黑色城市”闻名世界是当之无愧的。城市上空弥漫着浓密的黑云，散发出石油的臭味，以至于一位参观客把黑色城市的生活比之为“烟囱管里坐禁闭”。这就是诺贝尔一家统治的不断扩大的企业，俄国煤油产量的一半是他们生产的，所以他洋洋得意地对其股东说“美国煤油已经被彻底逐出俄国市场”。
但是诺贝尔兄弟之间发生了倾轧。罗伯特对路德维格侵犯他的禁地感到愤怒，拂袖回瑞典去了。路德维格是一位创造家，不停地想扩大规模，这就使得诺贝尔兄弟公司总是如饥似渴地寻求新的资金。艾尔弗雷德对父亲由于超量发展和超额承担义务导致失败的教训记忆犹新，对扩大企业规模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对你的批评主要是，”艾尔弗雷德责备路德维格说，“你先搞建设然后再寻求资金。”他劝告路德维格把公司的股票拿到交易市场去投机作为增加资本的一个来源。路德维格答复艾尔弗雷德说，“市场投机是一门应该唾弃的坏职业，让那些不适宜做有益工作的人去搞吧。”尽管他们之间意见分歧，艾尔弗雷德还是在关键时刻用自己的钱和借来的钱向路德维格提供了支持，其中包括向里昂信贷银行借来一大笔贷款。这一笔贷款交易开创了一个重大的先例，它也许是第一笔用未来的石油产品作担保的贷款。
诺贝尔兄弟公司支配了俄罗斯帝国境内的石油销售，但出了边境俄国石油就成不了气候。地理条件把俄国石油封锁在帝国境内。把石油运到波罗的海港口就意味着“穿越俄罗斯西部行程二千英里的水陆运输”。冬天的严寒使情况更加恶化，每年的10月至次年3 月里海上运输停顿，结果是许多炼油厂干脆停工半年。即使是帝国境内，有些地方石油也去不了；在第比里斯城，从八千英里之外的美国进口石油要比巴库来的石油便宜，而第比里斯离巴库只有三百四十一英里。
俄罗斯帝国国内的市场也受到限制；对广大的农民来说照明远不是必需品，也不是他们随时随地都买得起的东西。不停地生产迫使巴库的油商垂涎于帝国边境以外的市场。为了在诺贝尔公司控制的北线以外另找一条运输线，邦奇和巴拉什科夫斯基两位石油生产商得到政府的许可，开始建造一条从巴库往西经过高加索到巴统的铁路。巴统是黑海的一个港市，俄土战争之后于1877年并入俄国。但是当建造工程进入中期的时候石油价格下跌，邦奇和巴拉什科夫斯基经费告尽，陷入绝望的境地。
他们的救星来自一个家族在法国开设的银行分行，这个家族曾经资助过战争、政府和实业界，也对欧洲的一些新建铁路提供过资金。他们在亚得里亚海的里耶卡拥有一座炼油厂，对取得俄国的低价原油很感兴趣。他们提供贷款使这条铁路得以完工，交换条件是以俄国石油设备作抵押。他们还就俄国保证以优惠价格供应石油作了安排。这个家族就是罗思柴尔德家族。
这个时期正是俄国反犹主义情绪炽烈的时候。一项1882年颁发的帝国法令禁止犹太人在帝国境内拥有或租用更多的土地；罗思柴尔德家族又是世界上最知名的犹太人。但是这条法令却对他们的情况似乎不起作用。俄国石油是巴黎罗思柴尔德银行的投资项目，具体地说就是阿方斯。罗思柴尔德男爵——1871年法国败于普鲁士之后，他曾组织过法国的战争赔款，被认为是全欧洲消息最灵通人士之一，据说他长的胡须是欧洲大陆最优美的——和他的弟弟，即倡议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居留地的埃德蒙男爵。罗思柴尔德贷款使以巴库为起点的铁路在1883年完成，几乎一夜之间就使巴统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油港。1886年罗思柴尔德开设了“里海和黑海石油公司”，后来以其名称的俄文首字母组成的简称“Bnito ”而闻名。他们在巴统建起了自己的储油库和销售设备；诺贝尔兄弟公司立即仿效。巴库一巴统铁路为俄罗斯石油打开了一扇通向西方的大门；也掀起了一场为争夺世界石油市场而展开的猛烈的历时三十年的斗争。
对标准石油公司的挑战罗思柴尔德家族的登场使诺贝尔家族突然遇到了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没有多久诺贝尔公司就在俄罗斯最大石油集团的排名中屈居第二。虽然这两个竞争集团也讨论过联合的事，但是除了友好地表示一下意向之外坐不到一起来，双方关系依然紧张。另外，标准石油公司对俄国石油工业的敌意更加强烈，因为俄国的煤油在欧洲许多国家里现在已经是美国照明油的劲敌。对此，标准石油公司加快了它对国外市场和新的竞争者的情报收集工作。报告从世界各地涌入百老汇大街26号，其中也包括一些领取标准石油公司津贴的美国驻外领事发来的情报。这些情报令人不安。标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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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石油公司再也不能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是压倒一切的主宰了。
标准石油公司领导层估计沙皇政府绝不会允许它把路德维格。诺贝尔整个地收买过去。但是它可以试一下另外一招，把诺贝尔公司的股票大量地购入，并且把难得的人才路德维格拉入领导层中——就像它把国内竞争对手中的佼佼者收买过来拉入公司的领导核心一样。1885年，标准石油公司高级商业外交家兼无任所大使W.H.利比在圣彼得堡和路德维格展开谈判。路德维格。诺贝尔不感兴趣，相反的是他正在集中精力加强他自己的销售网络以促进欧洲的销售。因为俄国石油产量的大幅度增加迫使诺贝尔和其他石油商在帝国境外寻求新的市场。巴库冒出来的一连串惊人的石油“喷泉”成了这个城市的特色，这些喷井都有浑名外号，诸如“奶妈”、“金色市场”、“魔鬼市场”等等。有一口叫作“友谊”的喷井每天喷出四万三千桶，连续喷了五个月，大部分都浪费掉了。1886年那里一共有十一口喷井，后来在一个新开发的油田又出现了一批新喷井。从1879年到1888年俄国石油产量增长了十倍，达到二千三百万桶，相当于美国产量的4 ／5 强。由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石油像洪水般上涨，它需要出路，流向市场。
面临诺贝尔公司在欧洲展开其势汹汹的销售运动，又因为巴库油田产量不断上升，标准石油公司深感吃惊，觉得是应该采取行动，不能旷日持久地讨论不休了。1885年11月，它降低了在欧洲的售价——就像它在美国打击竞争对手时所干的一样。它的欧洲代理商在欧洲许多国家发起了一场谣言攻势，说俄国煤油的质量和安全性都有问题。它还采用破坏和贿赂的手段。尽管标准石油公司凶猛地进攻，诺贝尔公司和罗思柴尔德家族也猛烈反击并取得成功。标准石油公司的经理们眼看着他们的地图上不吉利地插着“俄国人竞争”标签的地区不断扩大，沮丧不已。
纽约百老汇大街26号标准石油公司执行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力图在外国设立自己的销售公司，而不再是把石油卖给当地独立的商人，以便更加激烈地进行竞争。此外，大型运输工具巨型油轮的发展给石油商业带来新的经济规模。约翰。洛克菲勒本人由于公司领导层的犹豫不决感到恼火，竟然在1881年写了一首含有责备情绪的诗赠给执行委员会：我们既不老也不懒必须“奋起动手于，不畏任何困难；一直想达到目的，一直在追赶，学会于和等待”。1888年，罗思柴尔德采取了一个新的竞争手段，他们在英国设立了自己的进口和销售公司。诺贝尔兄弟公司也如法炮制。标准石油公司终于在对手的刺激下行动起来，就在罗思柴尔德家族在英国开设的新企业正式开张之后的二十四天，开设了它的第一家外国“子公司”英美石油公司。还在欧洲大陆设立新的子公司，和当地的主要批发商建立联合企业。标准石油公司已经成了一家十足地道的多国企业。
它的竞争对手们也不会停步不前。罗思柴尔德家族借钱给俄国的中小型产油业主换取以优惠价格购买他们的石油的权利。巴库一巴统铁路有一段瓶颈路段使人犯难；有一段连绵七十八英里的铁路跨越一座三千英尺的山峰，这样一段难走的路线使得火车机车在任何时候只能拖曳六节车皮。1889年，诺贝尔兄弟公司铺设了一条穿过山峰的长度为四十二英里的输油管。具有重大影响的是工程中使用了四百吨艾尔弗雷德发明的炸药。在这个标准石油公司巡回大使利比称之为“竞争的商业”的新时代，全世界照明油的出口贸易额中美国所占的份额从1888年的78％降到1891年的71％，俄国所占的份额从22％上升到29％。
富饶的巴库油田继续不断地冒出新的石油喷泉，喷出更多的石油。但是俄国的石油工业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当路德维格。诺贝尔的耐心和决心在永无休止的障碍面前毫不退缩的时候，他的身体却累垮了。1888年这位巴库石油大王在法国里维埃拉休养胜地度假时死于心脏病，时年五十七岁。
某些欧洲报纸把诺贝尔兄弟的名字搞错了，报道说死去的是艾尔弗雷德。诺贝尔。艾尔弗雷德看到自己的提前发表的讣告后沮丧不已。报纸谴责他是军火制造家，“炸药大王”，是一个以发明杀伤人类的新方法获得巨额财富的死亡商人。讣文和对他的谴责引起了他的沉思，终于使他重写了遗嘱，设立了一项奖金，奖励对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借此使自己的名字流芳百世。
贝壳商人的儿子俄国煤油源源不断、越来越多地涌到巴统寻找市场。诺贝尔兄弟公司当时至少还紧紧地将俄国国内市场握在手中。但是对其他人特别是罗思柴尔德家族来说，每年为了“处置”石油感到越来越棘手。罗思柴尔德家族千方百计想绕过标准石油公司进入世界市场。他们对东方和亚洲特别感到兴趣，那里有亿万人民是“新的光明”的潜在顾客。可是怎么把石油送到他们手里呢？
罗思柴尔德银行巴黎分行认识在伦敦的一个名叫弗雷德。莱恩的航运掮客，他在伦敦为罗思柴尔德家族经营石油业务，所以罗思柴尔德家族就把石油出路的问题和他商量。莱恩本来是一个幕后策划者，可是这回却成了一个为石油开路的重要人物。他身材魁梧结实，智力过人，善于结交朋友，居间斡旋，乐于以自己的资金帮助朋友和商业伙伴，常常把这两者合而为一。人们称他是一个‘杰出的不偏不倚的中间人“，后来以”朦胧的莱恩“的诨名驰名商界。这倒不是说他是骗子，他从不骗人，而是因为他有时在一场交易中像是同时代表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以至于难以捉摸他为哪一个集团工作。
莱恩在运输方面的确在行；现在他为罗思柴尔德家族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把他认识的一位有声望的商人马库斯。塞缪尔介绍给罗思柴尔德银行。结果酝酿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如果成功的话不但能解决俄国石油的出路问题，而且将在全世界展开一场突然袭击，削弱洛克菲勒和标准石油公司对世界煤油贸易的牢固控制。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马库斯。塞缪尔在伦敦市已经颇具名望。这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是不小的成就——而且他不是来自古老的西班牙或葡萄牙裔犹太人家族，而是来自伦敦的东区，是1750年从荷兰和巴伐利亚移居到英国的犹太人后裔。马库斯。塞缪尔和他父亲同名，这对于一个自己承认是犹太人的人来说也是极不寻常的。老马库斯开始时在伦敦东区的码头一带做生意，向返航归来的海员收购古玩珍品。1851年人口普查时他被列为“贝壳商人”；他的最受顾客欢迎的商品是外表镶嵌海贝壳的放置珍品的小盒子，维多利亚时代中叶这种精致的小盒子行销于英国海边休养胜地，受到游憩的年轻仕女的欢迎，以“布赖顿的礼品”遐尔闻名。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老马库斯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除了海贝壳以外还经营鸵鸟羽毛、红木手杖、胡椒面盒子、马口铁皮等各类商品的进口生意。他也经营工业品，纺织机就是他第一次出口到日本的。此外，老马库斯建立了一个信用网，他同加尔各答、新加坡、曼谷、马尼拉、香港等远东各地的大型英国商号有着良好的信用关系，这些商行大部分是由流浪在外的苏格兰人经营的。后来这个信用网对他的儿子起了重要的作用。
小马库斯生于1853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受了几年教育，于1869年十六岁的时候帮助父亲理账。就在那个时候比他大十四岁的美国的约翰。洛克菲勒正准备开始他巩固石油工业的历时十年之久的运动。当时，新技术正剧烈地改变世界贸易和国际商业。苏伊士运河已经在1869年开放，把欧洲和远东的旅程缩短了四千英里。蒸汽轮船取代了帆船。1870年，从英格兰到孟买的直接电报线路已经完成，不久之后，日本、中国、新加坡、澳大利亚都纳入电报网络。全世界第一次被环绕地球的电报通信线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通讯迅速消除了过去要等待几个月才能收到信息的情况。运输已不再是投机冒险，具体的交易可以事先进行。这些都是小马库斯。塞缪尔可以用作创立他的财富的手段。
他的父亲去世以后，小马库斯和他的弟弟塞缪尔。塞缪尔合作，扩大了他们的商业规模。几年来塞缪尔。塞缪尔居住在日本，两兄弟共有两家企业——伦敦的M.塞缪尔公司和设在横滨后来移到神户的塞缪尔。塞缪尔公司。他们在日本的工业化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马库斯还不到三十岁就在同日本的贸易中发了第一笔大财。兄弟俩同他们的父亲生前与之建立了信任关系的那些商号进行合作，在远东各地大做生意。当时，马库斯和塞缪尔。塞缪尔是同东方做生意的仅有的著名英国犹太人。
马库斯·塞缪尔一直是商人和谋士，小两岁的塞缪尔。塞缪尔则总是追随兄长之后做一名帮手。马库斯比较难于相处，随着年岁增长，他身上原有的相当多的魁力逐渐消退，变得冷漠孤僻，像是戴了假面具。他身材矮胖结实，长着一副浓眉，外表很不讨人喜欢。但是他有丰富的想象力，敢于冒险，机灵多智，行动敏捷，作出决定之后就专心一致地去做。他说话轻声细语；有时轻得难以听见，别人要伸长脖子听他说话，也许这样使他更显得有说服力。他待人很坦诚，二十多年来他不向银行借钱而是依靠远东一带的苏格兰商人的贷款。马库斯心里盘算的远不是单纯地为自己积累财富。他渴求取得社会地位。作为一个外来者，一个在伦敦东区出生的犹太人，他要花相当多的精力争取英国上层社会接受马库斯。塞缪尔这个名字。
塞缪尔。塞缀尔和他的哥哥截然相反，他热情大方，喜欢交际，再就是他老是迟到。他对无聊的谜语有特殊的爱好，有些谜语他玩弄了半个多世纪之久。比如在阳光明媚的天气如果有一位客人来吃千饭，塞缪尔就会对客人说，“今天是赛跑的好日子。”“什么赛跑？”“人类的赛跑，”塞缪尔就会自鸣得意地这样回答。
马库斯不喜欢高高在上；他的确不喜欢管理人。他在伦敦东区的猎狗沟设立了一个很小的事务所，办公室后面就是仓库，堆满了日本花瓶、进口家具、丝绸、海贝壳、羽毛以及各色各样的小盒子和古玩，一直堆到天花板、易腐的商品一到就卖掉。他属下的职员很少，倒不如说他实际上没有职工。他的资本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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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远东的苏格兰商号借给他的钱做生意。他也利用这些商号作为他的海外代理人，省掉了许多组织机构和管理人员。要租船运货时就通过莱恩和麦克安德鲁合伙经营的运输公司，弗雷德。莱恩的办公室又小又挤，是属于M.塞缪尔公司的，坐落在一条小巷子里很难找到。
1892年的突然袭击马库斯。塞缪尔的商业经验锻炼了他，使他能迅速及时地抓住机遇，这次同罗思柴尔德家族打交道就是一个出色的机遇。他和莱恩很快就拟出了初步计划。两个人在1890年去高加索作了一次试探性的旅行。就在那里他看到了装载效率很大的原始大油轮，其形状像一只浮动的瓶子，和现代的油轮相似。接着他又去了日本及远东各地，说服当地他熟悉的苏格兰商号同他合作。没有他们出钱支持，他就无法行事。结果是那些苏格兰人都同意参加他的计划。
总之，马库斯。塞缪尔对于这次机会和成功的条件进行了谨慎仔细的思考，这同他原先行动敏捷的商人特色截然相反。他了解这次行动的风险和赌注有多么大。他认识到除非他和他的合作伙伴能够把油价降到标准石油公司的价格以下，否则他要打进市场就毫无意义。他至少要避免让标准石油公司的价格低于自己。为了达到目的，这场运动必须同时在所有的石油市场进行；不然的话标准石油公司就会在有马库斯。塞缪尔集团竞争的地方降价而在没有竞争的地方涨价以弥补损失。因此，最重要的就是尽最大的可能加快速度和保守秘密。他知道他是在准备同无情的对手进行一场战争。
但是马库斯。塞缪尔在这场战争中如何作战呢？他能列出一份冗长的令人发怵的设备清单。他需要油轮，这样煤油就可以盛在油罐中而不是盛在箱内运输，节省运载空间和重量并扩大容量可以降低每加仑的运输成本。像洛克菲勒运用铁路一样，马库斯。塞缪尔也了解掌握运输成本是绝对重要的。但是当时已有的油轮达不到这个要求。他让人设计建造一种更大、技术更先进的油轮。他还要对方保证供应足够数量的巴统煤油，其价格应该比原先马口铁听装的煤油要低。他需要通过苏伊士运河，以便缩短四千英里航程，进一步降低油价以加强对标准石油公司竞争的优势，标准石油公司的石油是绕经好望角运抵远东的。但是出于安全的理由苏伊士运河不向油轮开放；这倒不假，标准石油公司的油轮在这以前就被拒绝通过运河。然而这难不倒马库斯。塞缪尔，他会叩开大门的。他还需要在重要的亚洲港口建立大型油库，需要油罐车把煤油运到穷乡僻壤。最后，他和各地的苏格兰商号要在内地设立仓库，以便将运到的大量煤油化整为零小批量地储存起来便于当地商人批发零售。而这些都需要企业来管理，对市场、工程、政治进行周密的长距离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而且还必须尽可能地保守秘密！
马库斯。塞缪尔发现很难与罗思柴尔德银行及里海和黑海石油公司商议出一个真实可行的方案。因为罗思柴尔德银行心怀二意：他们从未确定他们是否要和标准石油公司竞争，抑或是与之和解。在罗思柴尔德银行的石油大亨M.阿伦的心目中，标准石油公司一直是一个“有权威的公司”，不能等闲视之。但是经过冗长的谈判和面临价格下跌的情况，马库斯。塞缪尔终于在1891年争取到与罗思柴尔德银行订立合同，允许他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独家经营里海和黑海石油公司的煤油，为期九年，至1900年为止。那份合同正是马库斯。塞缪尔所期望的，他一直相信他能签订这份合同，同时在其他方面他也全力以赴地向前推进。
他定造的油轮代表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技术进步。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他的油轮可以进行蒸汽清洗，这样它从东方返航时就可以装载货物，包括食品在内都不会受到石油气味的污染。这种油轮还满足了苏伊士运河公司对安全的要求。油轮爆炸有前车可鉴，确保安全自然成了大家关心的主要问题。和标准石油公司在美国东海岸和欧洲之间航行的油轮不同，马库斯。塞缪尔的油轮在设计上有许多新的安全措施，诸如油轮具有适应煤油在不同温度下膨胀收缩的特点，使得爆炸起火的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度。
允许马库斯。塞缪尔的油轮进入苏伊士运河的消息迅速引起了一阵反对的浪潮。1891年夏天报纸上就曾隐晦地报道说，谣传有一个在“希伯来影响”下的。强有力的金融家和商人集团“正在试图将油轮通过苏伊士运河。接着伦敦市著名的拉塞尔和安霍尔兹法律事务所发起了一场强大的议会外游说活动，要议会反对让马库斯。塞缪尔的油轮通过苏伊士运河，并且向外交大臣送交了一封冗长的信件。律师们对运河的安全非常关心，从来也没有这么关心过，譬如对船舶会发生什么事，热天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刮沙暴的时候又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等等，他们担心的事实在太多，使人不知从何着手。他们拒绝透露他们的委托人是谁，即使在外交大臣询问他们代表英国哪一方面的利益时他们也不说明。其实他们所代表的客户是标准石油公司是不言自明的。不久，拉塞尔和安霍尔兹又向英国政府急切地发出新的危险性的警报：如果英国商人被允许把油轮驶入运河，俄国航运康采恩肯定也会要争得同样的权利。如果俄国海军官兵驾驶商船进入运河，无疑他们是会这么干的，他们就很可能会采取各种破坏手段，包括设法”堵塞苏伊士运河的航道“和”摧毁运河的全部运输“。
马库斯。塞缪尔在罗思柴尔德家族和有影响的法国沃尔姆斯银行中都有强有力的盟友，伦敦的罗思柴尔德银行曾经在1875年资助本杰明。迪斯雷利购买苏伊士运河的股票。此外，外交大臣认为英国油轮通过运河非常符合英国的利益，他不想让一个巧言善辩的法律事务所来左右他的决定。劳埃德保险社也鉴定马库斯。塞缪尔的新油轮设计安全。
与此同时，M.塞缪尔公司已经着手在亚洲各地建造储油库作好储油的准备。塞缪尔兄弟派遣他们的侄子马克和约瑟夫。亚伯拉罕去寻找建造储油库的地点和监督施工，同各地的苏格兰商号建立销售系统。约瑟夫到印度，马克去远东。马克的工资待遇是周薪五英镑，工作期间不断地受到他叔叔的长途干扰、挑剔、批评和侮辱。他们接连不断地叮嘱他既要降低成本，又要加快工作速度。尽管马克马不停蹄地同亚洲各地的领事官员、港务监督、商人、当地的统治者等等数不清的人物进行费时持久的谈判和讨价还价，丝毫也得不到他叔叔的同情。马克为了节省费用购买了一辆旧人力车自用，也未能得到批准。更有甚者，他们不让他有一点点空闲，又驱使他去推销他们想从日本输出的煤炭。马克还是把这些任务都完成了，他在亚洲各地购置了地皮建造了储油库，其中包括新加坡外面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之所以选择这个小岛是因为当地难弄的港务监督的权力达不到那个地方。
尽管伦敦著名律师出面反对，苏伊士运河当局还是在1892年1 月5 日同意按照M.塞缪尔公司的新设计制造的油轮通过运河。“这种新设计是独一无二的、大胆的和宏伟的，”四天后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评论说。“反对这件事的人嘲讽这种新设计纯粹是希伯来的启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我们不想过问；也不想知道为什么要反对这种新设计……如果简单易行是成功的一个因素的话那么这个新设计看来肯定大有前途。原先用箱子盛煤油成本高、装卸费用大、容易损坏、易于渗漏，现在可以用蒸汽油轮经由苏伊士运河运到大量需要的地方存放在储油库中，方便地供应给消费者。”
马克在远东已经取得进展。他在香港得到一块很适合的地皮，又赶在中国新年之前匆匆跑到上海购置了一块地皮，“因为中国人要在新年前夕偿还一年来所欠的债务，需要钱用，所以价格比较便宜。”在远东其他港口来往奔波之后于1892年3 月回到新加坡时，他又接到他的两位叔叔责备他的来信，盯着要他加快办事速度。时钟在滴答不停地走着，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标准石油公司会施展什么手法发动一场反击战。
第一艘油轮在西哈特尔斯波尔港接近完工，取名为“骨螺号”——塞缪尔公司定制的油轮都以海贝壳的名称命名，这是为了纪念贝壳商老马库斯。1892年7 月22日“骨螺号”从西哈特尔斯波尔港起航前往巴统，在那里满载了里海和黑海石油公司的煤油于8 月23日通过苏伊士运河东行。在新加坡的不知名的岛上卸下部分煤油后，油轮的载重量减轻吃水深度也减少，得以驶过一段难走的沙洲抵达马克在曼谷新建的储油库。一场突然袭击发难了。
被马库斯·塞缪尔的迅速行动所震动，标准石油公司派代表赶到远东来评估面临的危险有多大。正如《经济学家》杂志所指出的，这场突然袭击的影响很大，因为“假如富有信心的设想受到公认，东方必需的箱装石油将成为过时货”。标准石油公司的代理商已经太晚了；马库斯。塞缪尔的煤油到处可见。标准石油公司也就不可能一处涨价别处跌价，用涨价得来的利润来贴补跌价带来的损失了。
突然袭击的确干得漂亮，手法超群——然而有一个例外。塞缪尔和远东的苏格兰商号犯了一个小小的失算，几乎把他们的生意全毁了。他们原先以为把大宗煤油运到各地之后，渴望购买的顾客会自带盛器前来排队购买。他们没有想到顾客对标准石油的铁皮听很中意，可以废物利用，而塞缪尔的煤油是散装的，没有铁皮听可资利用。标准石油公司的蓝色铁皮听子在远东各地受到欢迎，它已经成了当地经济的重要原料，人们利用油听的马口铁皮制作屋面、鸟笼、鸦片烟杯、手提炭炉、茶叶筛子、打蛋器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无意放弃这样一种有价值的包装材料。现在整个计划受到威胁——威胁不，是来自纽约百老汇大街26号的阴谋诡计，也不是来自苏伊士运河当局的政策，而是来自亚洲各地人民的习惯和偏爱。各地都发生了这样的危机，煤油卖不出去，绝望的电报开始向伦敦猎狗沟雪片般飞来。
马库斯迅速机智地应付了这场危机，显示了他的企业家天才。他包租了一艘轮船载满马口铁皮驶往远东，也不管没有人知道怎么制作，也不管没有这种设备，只是简单地指示亚洲的合伙人用铁皮制造盛煤油的小铁听。“怎么装上去？”新加坡的代理
商写信给塞缪尔公司驻日本的代表问道。公司寄来了制作的建议。“铁听漆什么颜色？”上海的代理商发去了请示的电报。回答是：“红色！”
所有在远东的苏格兰商号迅速建起了制作铁听的工厂，锃亮发光的红色铁听在亚洲各地纷纷出现，同经过半个地球长途运输而磨损瘪凹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蓝色铁听展开竟争。有些顾客购买塞缪尔的煤油更多的也许是要利用红色的铁听而不是煤油。红漆的铁皮屋顶、鸟笼、鸦片烟杯、手提炭炉、茶叶筛和打蛋器开始取代蓝色的这类东西了。
由于提前了许多时日，塞缪尔发动的突然袭击以创纪录的速度达到目的。到1893年年底，塞缪尔造了十几艘油轮，都以海贝的名称命名——“海螺号”、“蛤壳号”、“鱿鱼号”、“宝贝号”，等等。1895年年底通过苏伊士运河的油轮有六十九次，除了四次外全部是塞缪尔的船或是他包租的船。到了1902年，通过苏伊士运河的全部石油中有90％是属于塞缪尔及其集团的。
高级市政官马库斯。塞缪尔不仅在商业上即将取得伟大的成功，在英国社会生活中也开始争取到一定的社会地位。1891年他发动全球性的突然袭击期间，还挤出时间参加竞选并获胜担任伦敦市的高级市政官。虽然这个职位是荣誉性的，但是他很珍惜。后来在突然袭击取得成功之后的第二年，一切商业上的成功和社会地位似乎都变得毫无价值了。马库斯。塞缪尔得了重病；医生诊断他患了癌症，说他活不了六个月。事实证明医生的预言不大准确——他多活了大约三十四年。死亡迫在眉睫的威胁倒使他把商业上的事务处理得多少更有条理些，结果是他兄弟俩和弗雷德。莱恩及远东的苏格兰商号共同创办了一个新的企业——油轮辛迪加。这个企业的经营范围是全球性的，创办人共负盈亏；如果他们觉得有能力要在任何一个市场上同标准石油公司进行较量从而遭受损失，那末这样的安排是必需的。油轮辛迪加发展得很快，成就越来越大。
马库斯的财富积累得很快，他的钱财不仅来自石油和油轮，也来自同远东主要是日本的长期商业联系。1894—1895年中日战争期间，塞缪尔兄弟是日本的武器及货物的主要供应商，从中赚了很多钱。恰恰就是“骨螺号”油轮首次通过苏伊士运河之后的几年间，这位来自伦敦东区的犹太人成了一位富豪，一个每天早晨在海德公园骑马的绅士，在肯特郡拥有一座乡村别墅，别墅附设有一个占地五百英亩的鹿苑，两个儿子都在伊顿公学就读。
然而，作为一个商人塞缀尔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他不像他的竞争对手洛克菲勒有组织和管理才能。洛克菲勒天生办事有条有理，而塞缪尔则醉心于做急就章，组织机构是事后考虑的事；他办事没有计划，这就使他不断取得的成就更加令人惊讶。他的石油企业有一支大型船队，可是他的办事处没有一个人有组织航运的经验和知识。他只是依赖弗雷德。莱恩。对船队的日常指挥就是在猎狗沟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的，这个小房间里除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幅挂在墙壁上的小型世界地图和两名办事员之外，别无他物。
同洛克菲勒那猫头鹰似的深不可测，那像假面具似的面孔，他的深思熟虑，以及在第1400号房间对绅士们的讨论作出判断使大家取得一致的作风比较起来，马库斯。塞缪尔的作风迥然不同。马库斯兄弟俩经常激烈地争吵，通过争论、发怒、反责然后达成一致作出决定。一名雇员回忆说，当办事员送情报到塞缪尔的办公室去时，“兄弟俩常常是走到窗前紧靠在一起低声交谈，突然会爆发争论，恶言相交，骂对方是笨蛋、傻瓜、白痴，然后又莫名其妙地停下来交换一下意见之后，马库斯先生便说：”萨姆，打电话跟他谈，‘随即就站在弟弟身旁听他打电话。“他们就是这样做成交易的。
“殊死的战斗”
俄国石油的急剧增长，标准石油公司的居高临下的地位，以及在石油供应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各公司为保住原有市场和寻求新市场展开的争夺——都是著名的石油战的因素。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场连续不断的战斗涉及四个对手——标准石油公司、罗思柴尔德家族、诺贝尔公司和其他俄国产油商。他们时而为了市场、降价而凶猛战斗；时而又会相互讨好，就划分世界市场作出安排；有时为了合并和收买彼此又会试探摸底。更多的时候是这三者同时并进。每到节骨眼上总是标准石油托拉斯准备把凶猛的竞争对手吸收过来，或者用标准石油公司的经理们的说法，把他们“吞掉”。
1892年和1893年的时候，诺贝尔公司、罗思柴尔德家族财团和标准石油公司曾经走到一起几乎把所有的石油生产纳入一个系统，划分世界市场。“我的意见是，”谈判中代表罗思柴尔德财团利益的M.阿伦指出，“危机已经到了尽头，因为在美国和俄国，每一个人都被旷日持久的这场殊死战斗搞得筋疲力尽了。”法国罗思柴尔德银行的首脑阿方斯男爵很想把问题解决掉，但是又害怕事情张扬开去，拒绝了标准石油公司要他去纽约谈判的邀请。后来，标准石油公司的代表利比向阿方斯男爵保证，由于有许多外国人要到美国参加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罗思柴尔德财团到美国去不会引起很多注意。经过一再作出保证，男爵才前往纽约百老汇大街26号。会议开过以后，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经理向洛克菲勒报告说，男爵谦逊有礼，英语异常流利，罗思柴尔德银行将“立即开始采取措施控制俄国石油界，并且对完成此项任务极有信心”。但是男爵很有礼貌地坚持要标准石油公司把美国的独立石油公司也纳入这个合约中来。尽管由于竞争者的反对和巴库流行霍乱传染病有所耽搁，罗思柴尔德银行经过很大努力联合诺贝尔公司，终于成功地使所有俄国石油生产商同意组成一个联合阵线，拉开了和标准石油公司达成大规模协议的序幕。但是标准石油公司尽管掌握着美国石油的85％到90％的控制权，却无法把独立的美国石油商揽人这个宏伟的计划，拟议中的协定垮台了。
作为回报，标准石油公司于1894年秋季再次掀起一场全球性的削价运动。罗思柴尔德家族财团把塞缪尔当作可以提高自己同标准石油公司讨价还价的地位的工具，在向塞缪尔解释他们的合约时条件非常苛刻。可以理解的是，塞缪尔大声地发出了痛苦的抱怨——声音大到足以使标准石油公司听见。标准石油公司猜想心怀不满的塞缪尔可能是罗思柴尔德地位的薄弱环节，于是就同塞缪尔直接谈判。标准石油公司在谈判中提出的条件与它同美国竞争对手谈判时的条件极为相似，那些竞争对手就是被逼得把争论搁置一旁加入标准石油公司领导的兄弟会的，所不同的是这次它同塞缪尔的谈判条件优惠得多，如果他同意可以得到一大笔钱，他的企业则将成为标准石油公司的一部分，他将担任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仍然可以自由地进行他的公益活动。总之，标准公司提出的条件非常诱人。但是塞缪尔拒绝了。他要让他的企业和船队保持独立的身份，让塞缪尔公司的旗帜迎风飘扬，他要把他的一切都属于英国。因为这是按照英国的条件所取得的英国人的成就，为此他不想并入到美国人的统一体中去。
标准石油公司又立即转向俄国石油生产商，在1895年3 月14日同罗思柴尔德银行及诺贝尔公司签订了期望已久的显赫的联盟协定，一方“代表美国石油工业”，另一方“代表俄国石油工业”。商定美国人占世界出口销售量的75％，俄国人占25％。但是这个协定从未付诸实施。具体的原因想必是俄国政府的反对。眼看就要成功的显赫的联盟又一次告吹。标准石油公司又以一次新的削价运动来回报。
如果标准石油公司不能通过与俄国的石油生产商订立同盟来重新取得对世界石油市场和国际竞争对手的控制，他还有一个办法，即把俄国对手击败于他们自己的竞争之中。俄国人优势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巴统距离新加坡一万一千五百英里，而费城距离新加坡一万五千英里。如果标准石油公司能够在离亚洲市场很近的地方或是就在亚洲得到原油的话，情势就会倒过来。于是标准石油公司把注意力转到荷属东印度的苏门答腊，油轮从那里穿过马六甲海峡到新加坡只有几个小时的航程。他们的眼光盯在一家荷兰石油公司身上，这家公司经过几年的奋斗成功地在苏门答腊的丛林中打开了一条生财之路，开拓了世界上第三个重要产油区，开始以“王冠煤油”在亚洲市场初露锋芒。这家公司就是皇家荷兰石油公司。
皇家荷兰石油公司荷属东印度发现石油矿苗的事已经议论了几百年了，当地人早就用少量的“地油”来缓解“四肢僵硬”及其他病痛。到了1865年海岛上已经发现的油苗多达五十二处。当美国煤油陆续占领了世界市场时这件事就冷下来了。
1880年的某一天，东苏门答腊烟草公司的经理埃尔科。詹斯。齐吉尔根偶然到苏门答腊海边狭长的沼泽地察看烟草种植场。齐吉尔根是经营农业的格罗宁根家族的幼子，二十年前因失恋只身来到东印度过着孤寂的生活。当他在农场四处踏看的时候一场狂风暴雨骤然而降，迫使他在一个废弃不用的贮藏烟叶的小棚子里躲避。到了晚上，四周一片漆黑，陪同他的一名当地人监工燃起了一根火炬。火炬的亮光把浑身淋得透湿的齐吉尔根吸引住了。他心想这支火炬一定是用含有树脂的稀有木材做成的。便问监工是从哪里搞来的。监工回答是火炬上涂了一种矿蜡。当地人自古以来一直在小池塘的水面上撇蜡，这种蜡的用处很多，包括用来填补船板的缝隙。
第二天一早，齐吉尔根让监工带他去踏看一个小池塘。他闻到了一股他熟悉的气味；因为岛上几年前就已经引进了进口的煤油。这位荷兰人采集了一些粘糊糊的物质送往雅加达化验。化验的结果使齐吉尔根动心，因为这种物质含有59％到62％的煤油。齐吉尔根决心开发这个资源，从这以后的十个年头中，他把所有精力都贡献在这桩使他执著不放的事业上。
他第一步是从当地的兰卡特苏丹那里取得石油开采权，那个地方后来以特拉加赛德油田闻名，它坐落在苏门答腊东北的丛林地带，距离流向马六甲海峡的巴拉班河六英里，直到1885年才钻出了第一口成功的油井。因为
钻井的技术落后，又不适合这一带的地质，几年中进展非常缓慢，齐吉尔根一直为经费桔据而苦恼。后来他在家乡荷兰争取到前荷属东印度总督和前东印度中央银行首脑等名人的支持，又由于这些权势人物的努力，荷兰国王威廉三世同意授予这项投机事业在名称上冠以“皇家”称号的特权，这种称号等于特许证，原先只授给声望藉甚的公司企业的，具有持久的价值。荷兰皇家石油公司于1890年成立，其首次发行的股票一抢而光，认购额是发行额的四倍半。
齐吉尔根大奏凯歌。展望未来，他预见到十年来劳动的成果。“不屈从的就制服它，”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整个惨淡经营过程中我的座右铭是：谁不和我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我要以牙还牙。我深知这句座右铭使我树敌不少，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一事无成。”那些话很可以刻在齐吉尔根的墓碑上。因为当他于1890年秋天回远东途中在新加坡逗留时突然死去。他的公司成立才几个月，他的理想没有实现。墓前的墓碑很不显眼。
齐吉尔根死后，苏门答腊荒凉潮湿丛林中的企业由吉恩。巴普蒂斯特。奥古斯特。凯斯勒领导。他生于1853年，曾经在荷属东印度经商，颇为得法。后来遇到严重挫折回到荷兰，健康状况也不好。皇家荷兰石油公司给他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他接受了。凯斯勒生来就有领导的天才，意志刚毅，能够专心致志地为一个目标楔而不舍，也能使他周围的人这样做。
他在1891年来到钻井现场，发现整个企业一片混乱，从欧洲和美国运来的设备到企业的财务都紊乱不堪。“对这件差使我不大感到高兴，”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行动没有计划使得一大笔钱浪费了。”工作条件差得可怕。连降几天大雨，工人们有时在深及腰部的水中干活。吃的米也没有，八十名中国工人不得不蹚水甚至游水到十五英里外的乡村去背回几袋米。还有就是从荷兰来的压力，公司几次三番要求加快速度按时间表行事，以便让投资者听了感到欢心。执著的凯斯勒只得日夜赶工，常常抱病工作以加快进度。
1892年，连接丛林中的油井和巴拉班河畔的炼油厂的六英里输油管完成了。2 月28日，全体职工聚在一起紧张地等待石油流到炼油厂来。他们计算出石油流过来所需要的时间，拿着表，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可是时间超过了却不见石油出来。在场的人一片沮丧。凯斯勒担心失败就在眼前转身走开了。不一会儿一声“暴风雨般的轰鸣”使人们都惊呆了，石油以“令人难以相信的冲力”流入蒸馏塔。人们欢呼雀跃，升起荷兰国旗，凯斯勒和工人们为皇家荷兰公司的未来繁荣举杯祝贺。
公司开始进入市场。1892年4 月，就在马库斯。塞缪尔准备让他的第一艘油轮通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凯斯勒亲自带了几箱“王冠煤油”到市场露面。然而繁荣兴旺不是一蹴即就的，皇家荷兰公司财务告急，如果筹措不到流动资金，公司的生存就要受到威胁。凯斯勒于是前往荷兰和马来西亚发狂地寻求资金。公司虽然一个月可以售出二万箱煤油，但仍旧亏本。
凯斯勒搞到了资本，于1893年回到特拉加赛德油田，发现经营管理处在全盘混乱的可悲境地。“心不在焉、愚昧无知、漠不关心、挥霍浪费、杂乱无章等等触目皆是，令人恼火，”他报告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想做到收支平衡，只有扩大企业。”他竭尽全力改进经营管理，把企业面临的危险言简意赅地概括成几个字：“停滞不前意味着破产清理。”
必须克服的障碍很多，还要防止从苏门答腊其他地方来的海盗的打劫，他们的人数有三百人，有时切断油井和炼油厂之间的通讯设施，有时又放火烧毁附设的一些建筑物，可笑的是他们放火的工具就是十多年前齐吉尔根第一次见到的油火炬。然而不管怎样困难，凯斯勒坚持向前。“如果事情失败，”他写信给妻子说，“我的职业和名誉都将完蛋，也许我付出的牺牲和超额工作换回的将会是一场非难。上天保佑我不要遭难。”
凯斯勒得救了，也成功了。不出两年他把产量提高了六倍，皇家荷兰石油公司终于赚钱了，甚至有能力发放红利。然而它并不满足干单一生产石油；它知道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就需要在远东各地建立自己的销售组织，摆脱中间商。皇家荷兰石油公司还开始使用油轮，在市场附近建造储油库。迫在眉睫的危险是塞缪尔的油轮辛迪加将会捷足先登先发制人。幸好政府出面进行保护主义的干预，荷兰政府禁止塞缪尔油轮辛迪加的船舶进入东印度港口，它告知荷兰本国的生产商说，各该地方的工业界“暂时无需将油轮辛迪加视为可怕的对象”。
皇家荷兰石油公司的业务以惊人的步伐向前发展；在1895年到1897年之间，产量增加了五倍。但是凯斯勒和公司都不想因成功而大声欢呼。凯斯勒警告说，除非皇家荷兰石油公司能得到更多的开采特许权，“否则我们仍是穷光蛋。”因为，他解释说，他不想把其他欧洲和美国的利益吸引到东印度来，或者说吸引到皇家荷兰石油公司中来。他主要担心的当然是标准石油公司，如果太刺激它，它会挥舞它的强有力的武器——削价——把皇家荷兰石油公司逼入绝境。“荷兰人设置的障碍”
但是皇家荷兰石油公司不可能使竞争者对它的存在视而不见。它的快速发展加上亚洲其他石油生产商的涌现，使标准石油公司增加了新的忧虑，在俄国公司之外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标准石油公司调查研究了所有可供选择的办法。早些时候它就已经就苏门答腊的开采权问题进行了谈判，由于当地发生暴乱而作罢了。转而在从中国到库页岛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太平洋沿岸到处寻找生产石油的机会。
1897年标准石油公司派遣了两名代表到亚洲，评估在皇家荷兰石油公司的威胁面前它能有什么作为。这两名代表在东印度会晤了当地的皇家荷兰石油公司经理并参观了这家公司的设备；拜访了荷兰政府官员；从患思乡病的美国钻井工那里搜集情报。两位代表警告纽约百老汇大街26号，不要在潮湿丛林的“广漠地区任意寻求机会”。他们告诉纽约总公司说，最好的办法是收买现有的产量，同自尊的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建立合伙关系——这不仅是因为“荷兰殖民政府过去已经有所建树”，而且也因为“你将常常会发现要在这里保持足够数目的具有良好商业才能的管理人员是困难的”。他们坚持说，标准石油公司的目标应该是“吞噬”成功的公司。言下之意首先是吃掉皇家荷兰石油公司。
标准石油公司在荷兰人的心目中就像是一个狰狞可怕的竞争者。但是在标准石油公司这方面，它对坚韧不拔的荷兰石油公司并不少怀敬意。标准石油公司的代表对凯斯勒使公司的经济蒸蒸日上的领导才能到它的新的销售系统等等各方面的成就怀有深刻的印象。“石油商业的全部历史中，”他们报告说，“皇家荷兰石油公司的成就和快速发展是空前的、无与伦比的。”当标准石油公司的代表和苏门答腊的荷兰石油公司的经理们道别时，告别词中有些话几乎是馋涎欲滴的。“你我两家这样大的康采恩不联合起来未免可惜，”一位代表说。
塞缪尔的辛迪加也盯着皇家荷兰石油公司流馋涎，这种欲望很快就流露出来，使事态进一步复杂化。1896年末和1897年初，这两个集团进行了紧张的谈判。但是双方的目标截然不同。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寻求的是双方在亚洲联合销售。马库斯。塞缪尔和塞缪尔。塞缪尔的欲望则要大得多，他们想收买皇家荷兰公司。双方说了很多相互共同有利的话，但只是空谈而已。兄弟俩中的弟弟在海牙访问了荷兰公司的董事，这次会谈是在沉默和冷漠中进行的。事后写信给马库斯说：“一位荷兰人坐着一言不发，直到他有所得才开口，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他不会说什么的。”双方的谈判毫无进展。然而尽管互相竞争，马库斯和凯斯勒相互却很友好。“如果你认为继续存在合作的可能性，我们仍然想同你重新谈判，”马库斯在1897年4 月友好地写信给凯斯勒说，“我们肯定地认为从长远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必需作出安排，要不就会在竞争中两败俱伤。”
标准石油公司知道这样的谈判在进行，但对他们最终不会取得某种形式的强有力的联合来共同对抗标准石油公司的问题则没有信心。一位经理警告说，“事态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与日俱增。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地控制住形势，俄国人、罗思柴尔德家族或者别的什么集团会控制的。”标准石油公司想收买路德维格。诺贝尔的公司和马库斯。塞缪尔的公司都失败了。现在，1897年的夏天，标准石油公司的首席外交代表利比向凯斯勒和皇家荷兰石油公司提出了一份正式建议。建议皇家荷兰石油公司的资本增加四倍，标准石油公司买下全部增加的股份。利比强调说，标准石油公司全然无意把皇家荷兰石油公司纳入“它的权力范围”。他向凯斯勒保证说，它的目标是有限的；它只是“寻求一项有利的资本投资”。凯斯勒不相信利比及其誓言的真诚性。皇家荷兰石油公司的董事会在凯斯勒的竭力劝说下拒绝了标准石油公司的建议。
失望的标准石油公司开始讨论在荷属东印度另外取得开采特许权的问题，但是由于荷兰政府官员及公司成功地进行了干预，这项谈判又告吹了。“荷兰人设置的障碍大概是世界上美国人最难排除的障碍了，”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高级职员说，“因为美国人总是仓卒行事而荷兰人却从不这样。”皇家荷兰石油公司仍然对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忧，它的董事们和经理们知道标准石油公司在美国的所作所为——收买股份，悄悄地进犯对手，然后逼使对手动弹不得无所作为。为了先发制人，皇家荷兰石油公司的董事们设立一种特级优先股，由控制董事会的人掌握这种股票。为了使这种股票更加难于获得，只有受到邀请的人才能进入这个排外的阶层。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个代理人忧伤地报告说，皇家荷兰石油公司永远不会同美国的公司合并的。原因不仅是设置障碍的荷兰人方面的“感情屏障”，他说；也有实际问题。皇家荷兰石油公司的经理们对于他们享受公司利润的15％感到非常满意。
4、新世纪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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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独立的石油生产商之间在谈到标准石油公司时都称它为“老店”。它像一座矗立的巨大森严的建筑物，把它的阴影投向美国每一寸有石油的士地。当外国的竞争者在海外向“老店”挑战的时候，美国国内普遍有某种无可奈何的感觉；似乎认为标准石油公司主宰一切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将告结束。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开始的十年中的发展，还将使“老店”的优势继续受到威胁。石油工业赖以生存的市场将要发生剧烈的变化。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美国的生产图也将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令人瞩目的新的美国竞争者们将出场向标准石油公司的主宰地位挑战。对标准石油公司来说，世界不仅是变得太大了，即便是美国也太大了。
市场失而复得十九世纪末叶，人们对人工照明的需要大部分是靠煤油、煤气和蜡烛来满足，反正是能够照明的都用上了。煤气是由公用事业工厂从煤或石油中提取出来的，要不就是直接运来的天然气。所有上述三种原料——煤油、煤气和蜡烛——都有严重的缺点；它们会产生煤烟、灰尘和热气；消耗氧气；还会引起火灾。就因为这最后一个原因，许多建筑物包括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戈尔大楼就干脆不照明。
煤油、煤气和蜡烛为主的时代将到尽头。博学多才的发明家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他的重大发明有油印机、股票行情自动记录器、留声机、蓄电池、电影——已经在1877年着手解决电灯照明的问题。他在两年内发展了抗热的白炽灯泡。对于他来说发明不是一种爱好而是一种商业。“我们的实验室必须造出有商业价值的东西，”有一次他写道。“我们不能像年青的德国教授，只要能得到黑面包和啤酒就满足于把毕生精力用来研究蜜蜂身上的茸毛。”爱迪生集中精力使他的新发明商品化，其间他创办了发电工业。他谨慎小心地使电力价格具有高度竞争力——同城市煤气的价格相等，当时城市煤气的价格是每千立方英尺2.25美元。他在纽约市下曼哈顿区建造了一个示范性的发电厂，其供电范围正好包括华尔街。1882年他站在他的银行家J.P.摩根的办公室里扳动发电厂发电的开关，这一举动不仅仅是打开了一门新工业的大门，而且也打开了改变整个世界的新技术的大门。电灯提供了不可抗拒的魁力，它不但明亮而且使用简便。到了1885年已经有二十五万只灯泡付诸使用；190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一千八百万。现在“新的光明”不是来自煤油而是来自电厂了。天然气工业必须将其市场转移到供热和举火烧饭上，而作为石油工业大宗产品的煤油已经被排挤出美国市场，越来越局限在乡村了。
发电的新技术很快地向欧洲转移。1882年伦敦的霍尔本铁路车站安装了电灯系统。电和发电工业很快就广泛地深人到柏林以致这个城市被称为“电都会”。伦敦的电力发展更加混乱，二十世纪初期伦敦居然有六十五家电厂。“伦敦人早上在家烤面包使用一家厂的电，办公室里的灯是另一家厂的，到附近的办公楼看望同事，那里的电又是另外一家工厂供应的，下班步行回家时街上的路灯又是一家厂的。”
电力的发展给人类带来方便，但是对石油工业，特别是“老店”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如果它失掉了主要市场——照明市场，那末标准石油公司连同它的大规模投资、炼油厂、输油管、储油库和销售系统还有什么前途可以期待呢？
然而一种市场即将失掉，另一种市场却又打开了——那就是当时人称的“没有马拉的车子”又名汽车的市场出现了。有些车辆是利用汽油在管道中爆炸产生推力的内燃机来驱动的。它会发出很大的噪音，排出有毒气体，不是一种很可靠的交通工具，但是在1895年举行了一次巴黎一波尔多一巴黎的汽车赛以后，那次比赛中车速高达每小时十五英里，内燃机汽车赢得了人们的信任。第二年，在美国罗得岛的那拉甘塞特举行了汽车跑道赛，汽车跑得很慢，很乏味，以至于第一次听到有人高喊：“找一匹马来吧！”
不过，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不用马拉的车子很快就引起具有企业家眼光的发明家们的注意。这位发明家就是底特律爱迪生照明公司的首席工程师福特，他辞掉职务会设计、制造、出售一种汽油驱动的车辆，并且用他的名字命名。亨利。福特的第一辆汽车卖给了一个人，这个人又转卖给另一个名叫A.W.霍尔的人，霍尔告诉福特说，他患了“不用马拉的车子热”，在后来驾驶汽车的人的心中，霍尔是第一个创纪录的购买旧车的人。
到了1905年，汽油发动的汽车打败了蒸汽和电力发动的车辆的竞争从而取得了全面的优势。不过人们这时还对其是否坚固耐用抱有怀疑。1906年旧金山发生的地震把这种怀疑彻底消除了。当时标准石油公司捐赠了一万五千加仑汽油给被召来抢救伤员的二百辆私人汽车使用。“在地震之前我对汽车是持怀疑态度的，”旧金山消防队的代理队长说，当时他指挥三辆汽车昼夜不停地工作，“但是现在我从心底里赞成它。”同年一位新闻记者报道说，这种汽车“不再是玩意儿了，也很少再听到‘去拉一匹马来！’的嘲笑了”。不仅如此，汽车甚至变成了一种地位的象征。“汽车是摩登时代的偶像，”一位作家说。“一个人拥有一辆汽车，除了得到旅行的乐趣之外，还受到步行群众的羡慕……并且成了妇女崇拜的对象。”汽车工业的发展是惊人的。1900年美国登记的汽车是八千辆，1912年即达九十万二千辆。十年间，汽车从新奇的玩意儿成为一种受人喜欢的实用品，它改变了现代社会的面貌和习俗。而这一切都是建筑在石油的基础上的。
在这以前，汽油是炼油厂微不足道的产品，只用作溶剂和火炉的燃料，价值很低，其他的用途很少。1892年一g 石油业主庆幸自己得以两分钱一加仑的价格出售石油。汽车的出现改变了这个状况，使汽油变成了一宗价值日增的产品。除了汽油之外，由于工厂、火车和轮船的锅炉越来越多地以石油作燃料，石油的第二大市场发展了。但是尽管对未来的石油市场的担心很快消失，新的悲观情绪依然不断地冒出来：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来源有保证吗？宾夕法尼亚州显然已经在走下坡了。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利马油田也不充裕。还能发现新的油田吗？在哪里呢？谁会控制这些油田？
突破标准石油公司对石油工业的控制在十九世纪结束之前就已经走下坡路了。有一些生产商和炼油商到后来终于挣脱托拉斯对采购系统、输油管和炼油厂的钳制，争取到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群独立产油商和炼油商一起组织了“生产商和炼油商石油公司”。他们意识到除非他们能把廉价石油从油区运到海边，否则就无法与“老店”抗衡，于是他们自己铺设输油管。铺设油管过程中建筑工人不时地受到铁路工人的武装袭击，火车机车向他们倾泄蒸汽、热水和烧红的煤炭，这些活动的幕后可能就是标准石油公司在假手。尽管这样，输油管还是铺成了。
这些各色各样的独立石油商于1895年组成了一个“纯粹石油公司”在东海岸和海外组织销售。纯粹石油公司像一个托拉斯，其董事被称为“独立战士”。标准石油公司一如既往想把纯粹石油公司买下来从而控制它的成员公司；但是尽管标准石油公司多次殷勤拜访，都未能成功；没有几年，纯粹石油公司成了一个完全一体化的公司，拥有很大规模的出口市场。同标准石油公司这个庞然怪物相比，纯粹石油公司不过是一个小不点儿，但是独立产油商和炼油商终于实现了他们的梦想：成功地向标准石油公司进行了挑战，从它的操纵下挣脱出来。现在，标准石油公司终于无可奈何地被迫面对痛苦的现实，不得不接受国内激烈持久的竞争。
但是纯粹石油公司的基地只限于宾夕法尼亚州。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美国东部才有石油，每当论及开辟新油源问题时，悲观主义总是占上风。然而新油田在美洲大陆遥远的西部——科罗拉多州和堪萨斯州发现了。
落基山脉以西更远的加利福尼亚州也发现了沥青油苗和焦油井，说明这一带也可能有石油。由于大肆宣扬和开发，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洛杉矾以北地方曾经出现过一阵短暂的繁荣。曾经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为乔治。比斯尔和德雷克“上校”提供过鉴定的耶鲁大学教授西利曼，一直热中于额外工作，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许多石油开发机构担任顾问。他在一份鉴定一个牧场地下是否有石油的鉴定书上写道，这个牧场的“石油财富几乎是神话般的”，在谈到另一个牧场时他又写道，“这个地方可能开采出的石油产量几乎是无限制的。”但是西利曼的研究并不使人信服。他分析鉴定的一些地方有的他去过，有的只是在去洛杉矾旅行的公共马车上走马观花地看过一眼，而有的地方他根本就没有去过。他在鉴定书上之所以说那些地方储藏有丰富石油，是因为他分析的石油样品跟南加利福尼亚一家杂货铺里买来的宾夕法尼亚州一级煤油混淆了。洛杉矾出现的繁荣景象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销声匿迹，加利福尼亚州的前景就黯然失色了。西利曼教授的名誉受到严重打击。由于感到丢脸和羞辱，这位迄今为止一直是美国科技界著名人物的西利曼只好从耶鲁大学的化学教席上辞职告退了。
但是只过了大约十年光景，西利曼受的羞辱可以洗刷掉了。在他过去称赞过的地方开始生产少量石油——就在洛杉矾北面圣费尔南多山谷北端只有八千人口的文图拉县。有。个时期普遍担心降低进口石油的关税将会使外国廉价石油源源而来，加利福尼亚州本地的工业将会受到抑制。但是经过一番灵活的政治活动，进口石油的关税不但没有减低反而加了一倍。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储藏量丰富的洛杉矾油田发现了，接着又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乔奎因山谷发现了大油田。于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石油产量戏剧性地增长——从1893年的四十七万桶增加到1903年的二千四百万桶。到1910年达到七千三百万桶，超过任何一个外国的石油产量，是全世界产量的22％。
加利福尼亚州的主要石油公司是联合石油公司（现在的Unocal公司），是唯一不受标准石油公司控制的一个大企业，这个一体化的大企业从1890年以来一直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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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小公司优待地质学家，这个态度同美国其他地方的公司截然相反。事实上美国的石油地质学是在加利福尼亚州首次建立的。1900年到1911年之间，加利福尼亚州的石油公司一共雇用了四十名地质学家和地质工程师，这个数字也许比美国其他地方石油公司雇用的专业人员的总和还要多，也许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石油地质专业人员还要多。虽然标准石油公司未能控制联合石油公司，但是它还是很快控制住了美国西部大部分石油销售渠道。1907年，加利福尼亚州标准石油公司开始直接生产石油。虽然加利福尼亚州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以主要的产油省份出现，但是它同美国其他地方距离很远，处境偏僻，它的外部市场是在亚洲而不是落基山脉以东大部分美国人居住的地方。从商业的观点来看，加利福尼亚州倒很像是另外一个国家。美国各地不断增长的石油需求必须从别的地方得到满足。
帕蒂洛。希金斯的梦想帕蒂洛。希金斯是一位独臂的技工兼木材商，一个自学成才的人，一直相信得克萨斯州东南博蒙特小镇附近海岸平原的山坡下蕴藏石油。那个地方离连接墨西哥湾的色宾湖畔的阿瑟港约十九英里。他第一次冒出这个想法，是有一次他带领浸礼会主日学校的学生到山上游玩，看到六口泉井有气体在冒泡。他拿起一根棍子捅入地里，然后点燃泄漏上来的煤气。儿童看了都欢蹦乱跳；希金斯却感到迷惑不解。这座野牛漫步的山丘叫作斯平德托普，据说当地有一棵树长得像一只倒锥因而得名。希金斯叫它大山，此后就永远也忘不了它。后来他说他从小泉中拾起的小石块告诉他那里是一座老油田。他怎么也说不上来那些石块究竟是什么东西，但它肯定是一种什么玩意儿。
大山下面有石油是绝对肯定的，希金斯买了一本地质学的书迫切地读起来。他组织了一家“格拉迪斯城市石油和煤气制造公司”，这个名称是以主日学校里的一个女孩的名字命名的。公司信笺的头上印着引人的素描图案——二十四艘油轮，十二座工厂烟囱正在吐烟，还有几幢砖石大楼——但是这家公司一事无成。希金斯作了许多努力都劳而无功。
得克萨斯州的有些地方开始生产少量石油了。一个叫科西康纳的小镇的市政领袖们鉴于小镇缺水以致他们想促进小镇商业发展的殷切期望无法实现，为此他们组织了一个开发水源的公司，于1893年开始钻井取水。水没有找到却发现了石油。起先他们感到懊丧，但迅即从懊丧变为激动，许多钻井接踵出现，由此而诞生了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工业。科西康纳镇使用新式的旋转钻井的技术，这种设备是从水井承包商那里借来的，效率比原先的高得多。但是产量依然不高；1900年时产量只达到每天二干三百桶。与此同时，帕蒂洛。希金斯在博蒙特仍然拒绝放弃他的梦想，继续想开发斯平德托普下面潜在的石油。许多地质学家乘火车来到蒙博特研究石油的前景，断定希金斯的想法是胡思乱想。得克萨斯地质学会的一位成员甚至走得更远，他在1898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警告公众不要对希金斯的梦想投资。希金斯毫不气馁；他用两只五加仑的煤油桶吸满山上冒出来的煤气带回家点灯。镇上的居民说他是被石油迷了心窍，可能发疯。但是希金斯不肯罢休。
绝望中他孤注一掷，在一本杂志上刊登广告，征求愿意来钻探的人。只有一个人对这幅广告作出了反应安东尼。卢卡斯上尉。此人出生于奥匈帝国的达尔马提亚海边，是一位工程师，曾经在奥地利海军中服役，后来移民美国。他为了寻求盐和硫磺，在勘探以盐穹著称的地质结构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大山是一座大盐穹。
卢卡斯和希金斯达成了交易，在1899年开始钻探。不久他的努力就以失败告终。更多的地质工作者嘲笑他，说他是在浪费金钱和时间，盐穹不可能是油田。卢卡斯上尉也无法说服他们，他对地质学者拒绝接受他的“设想”而感到沮丧，他的信心也动摇了。他的钱已经耗尽，如果他要继续钻探就需要新的资金。他争取到一个机会，到标准石油公司去阐述他的设想，但是空手而归。
卢卡斯无路可走，就到匹兹堡去拜访古费一盖利公司，这是一家国内最有成就的盲目开采的公司，是卢卡斯的最后希望所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詹姆斯。古费和约翰。盖利在堪萨斯州美国中部大陆开发了第一座最大的油田，他们把这座油田售给了标准石油公司。盖利是一位真正的盲目开采者和探险家。“石油使约翰。盖利着迷了，”他的一位合伙人后来这么说他。盖利确实具有寻找石油的本领。虽然他勤奋地学习并应用当时的地质理论，但有些同行认为他真的能够闻出石油来。他不动声色孜孜不倦地寻找石油，对他来说，寻找财富远远超过了财富本身的价值。他有一次说，唯一能有把握告诉你何处能发现石油的人是“钻头博士”。
詹姆斯。古费比较浮华。他曾经担任过民主党的主席，穿着打扮仿效布法罗。比尔，头戴一顶宽边黑帽，白色的长发也像野牛比尔一样从帽子下面飘散开来。“这是美国人普遍欢迎的典型式样，”一位英国参观者说。当时美国一本出版物却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古费。“大胆地向前闯是他一贯的经营作风，如果有特快列车或飞机可乘，而他却坐在普通列车上，他是永远也不会感到生活的满足的。”古费是一个开发者和真正的生意买卖人。在这一桩生意上他同卢卡斯激烈地讨价还价；卢卡斯为了想得到古费和盖利的财政支持，只得到1 ／8 的份额。希金斯从古费和盖利那里没有分到一点好处。要是卢卡斯感到情面上过不去愿意有所表示，他可以分一点给希金斯。
约翰。盖利到博蒙特实地视察，他在希金斯发现有煤气冒泡的水泉旁边打下一根桩子作为标志。由于卢卡斯上尉当时正外出召雇钻井工人，盖利就对卢卡斯夫人说，“告诉你的上尉，第一口井就打在这里。他会在这里打出最大的油井来，这里是又一个巴库。”
1900年秋天运用科西康纳首先使用的旋转式钻井技术开始钻井。博蒙特镇上的居民大多认为卢卡斯和他的工人就像希金斯一样是十足的疯子，不屑一顾。只有到野外猎兔子的孩子们才会走到钻井的地方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钻井工一直向地下几百英尺深的沙土层钻下去，以往在这一带钻探的工人遇到这么深的沙土都知难而退了。钻到大概八百八十英尺深的时候石油出现了。卢卡斯上尉激动地间领班的钻井工哈米尔这个油井的储藏量可能有多大。哈米尔回答说一天五十桶是唾手可得的，因为他想到他熟悉的科西康纳油井产量可能已上升到每天二十二桶了。
钻井工度过圣诞节假期后在1901年的新年恢复艰苦的工作。1 月10日那天值得纪念的事情发生了：泥浆从井下汹涌地往上冒。顷刻之间，六吨重的钻井管从井下弹射到地面上，撞坏了井架的顶部，断成几节。随后整个世界又悄然无声了。分头逃命的钻井工蹑手蹑脚地回到钻台，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可怕的一团糟，遍地是泥浆碎石，有六英寸深。当工人们着手清理废墟时，泥浆再度从井下喷出来，先是发出大炮似的轰鸣，接着又是连续不断的一阵震耳欲聋的响声。先是煤气，接着就凶猛地喷发出浓厚的绿色石油，把碎石推向几百英尺的高空。井架上空形成一根矗立的强有力的水柱，有两个井架那么高，然后纷纷坠落在地面上。
卢卡斯是在城里听到消息的。他驾着四轮马车扬鞭策马飞奔回到山上。他从马车上跳下时滚到地上，站起身竭力屏着呼吸奔向井架。“哈米尔！哈米尔！怎么啦？”他的喊叫刺破了井架四周的喧闹声。
“石油，上尉！”哈米尔回答说。“石油，全是石油。”
“感谢上帝，”卢卡斯说，“感谢上帝。”
斯平德托普的这口油井以卢卡斯1 号远近闻名，每天的产油量不是五十桶而是多达七万五千桶。博蒙特镇上可以清楚地听到油井发出的轰鸣；有些人以为是世界的末日来临了。这个现象各地都未曾见过——巴库的“石油喷泉”是例外。这个奇迹在美国被称为自喷井，消息传遍国内外。得克萨斯的石油繁荣开始了。
接踵而来的是疯狂似的景象。首先是发疯般地争夺土地开采权，一小块土地几经转卖价格越抬越高达到惊人的程度。一个拾荒妇女的一块养猪的草地售得三万五千美元。两年前一英亩土地卖不到十美元，现在能卖到九十万美元。许多几经转手倒卖的土地所依据的是错误百出的小地图，地名是没有人知道的。镇上挤满了观光客、淘金者、商人和打井工人；每趟火车都倾吐出一批批新来的想在黑色油井上做暴发梦的人。有一个星期天，在博蒙特下火车的旅客达到一万五千人，一路上踩着泥泞粘滑的油泥浆去见识一下新的世界奇观。据说有多达一万六千的人住在山上的帐篷中。博蒙特镇的人口数月之间从一万人增加到五万人。
帐篷、披屋、棚舍、沙龙、赌场、妓院——在博蒙特应运而生以满足各种人的欲望。有一个统计资料说，在最初的那几个月里，博蒙特一地喝掉的威士忌酒是得克萨斯州所消费的威士忌酒的半数。打斗是司空见惯的消遣方式。一个夜晚要发生两到三起谋杀案件，有时还要多些。有一次从当地的一条河里捞上来十六具割断喉咙的尸体，是在一个夜晚被杀害的。酒馆里时兴的娱乐方式之一是打赌一条响尾蛇吞食一只鸟要花费多少时间。嫖妓是更为普遍的娱乐，一时间娼妓云集博蒙特，有些妓女——黑兹尔。霍克、默特尔。贝尔弗、杰西。乔治——成了传奇人物。当地人要排队一个小时才能付二十五美分在污秽不堪的澡盆里洗一个澡。生意忙的时候人们不愿意浪费时间排队，就在门外顾客队伍的前头花一美元买一个位子。有人专门在门外排队，向没有时间排队的顾客出售位子，每天能赚到四五十美元。
当然是输家多于赢家，人们施展数不清的欺骗手法以使金钱快速易手。股票推销员到处兜售价值不明的股票，其人数之多、活动之频繁使斯平德托普在某些人的眼中成了“斯温德托普”。有一个名叫蒙特夫人的算命人以指点顾客何处可以找到石油为业，生意兴隆。更妙的是“眼光像X 射线的男孩”能透过地层发现石油，有一家公司就是靠这样的神童出售了好几千份股票。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山上就钻了二百十四个油井，分属于一百多家公司，其中有一家的招牌称作“年轻女士石油公司”。这些公司中有的简直是在一块邮票大小的土地上钻探，其面积只够搭一个井架。由于斯平德托普的油井不停地生产，石油过剩的局面很快形成。到了1901年的仲夏，石油价格跌到只有三分钱一桶，一杯水的价格倒要五分钱。希金斯最初梦想他的大山将是多产的，现在倒是证实了。
世纪的交易没有人比斯平德托普的主要石油生产商詹姆斯。古费更加需要石油市场了。但是他不想被标准石油公司吞噬，所以他需要另觅买主。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大买主，他就是被斯平德托普的消息深深吸引的、职位仅次于市长的伦敦市高级市政官马库斯。塞缪尔爵士。他最近将他的正在迅速发展的公司命名为壳牌运输和贸易公司——就像他给他的油轮命名一样，以此来纪念从事海贝生意的父亲。现在，塞缪尔和他的公司把得克萨斯平原流出来的石油看作是壳牌公司摆脱对俄国石油依赖的一个机会，而且得克萨斯石油还可以直接出口欧洲。塞缪尔公司就可以借此加强它的地位。马库斯。塞缪尔对得克萨斯石油感兴趣的另一个因素是：得克萨斯州的原油虽然不适合照明却适宜于用作轮船的燃料。因为他殚精竭虑地想使他的油轮都以他的石油作燃料。他在1901年就自豪地宣布过他的公司“将是消耗液体燃料的先驱”。
所以当斯平德托普的消息传到伦敦，壳牌公司立即狂热和可笑地作出努力，首先是找出博蒙特坐落在哪里——办公室的地图上无法找到这个地名——然后就想和古费取得联系。壳牌公司的人从未听说过古费这个人，及至找到了以后，古费说他也从未听说过壳牌公司，因而激怒了伦敦，从而引起了一连串信件和电报的往返，表明壳牌公司是一家“具有很大规模”的公司，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公司，也是“标准石油公司的最危险的对手”。与此同时，壳牌公司得到情报，获悉标准石油公司的油轮定期从阿瑟港运走斯平德托普的石油。于是壳牌公司迅速采取行动，塞缪尔派遣他的姻兄前往新世界——先是到纽约，然后到匹兹堡和博蒙特——想同以前从未听说的古费签订契约。双方进行了仓促的谈判。壳牌公司方面没有进行地质方面的评估，也没有聘请律师来研究最后将达成的合约。那位姻兄弟只是匆忙地去买来一张世界挂图向古费解释壳牌公司在世界各地的业务活动。那位姻兄弟回到伦敦以后极富自信地向塞缪尔保证说，在石油供应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不会出现断绝的可能性”。唯一需要担心的是超量生产。
1901年6 月，就在斯平德托普喷出石油之后的半年，两家公司完成了谈判，并签订了合同。他们同意在未来的二十年内，古费公司将保证以二十五美分一桶的价格向壳牌公司至少供应它的产量的一半——至少有一千五百万桶。壳牌公司如果需要，古费公司还能增加供应量。对双方来说，这项交易似乎是新世纪的交易。马库斯。塞缪尔定制了四艘油轮并要船厂尽快交货以便满足他策划的又一次突然袭击的需要——新的得克萨斯的石油贸易。
斯平德托普改造了石油工业，以其巨大的产量使美国石油生产的重心从宾夕法尼亚州和阿巴拉契亚山脉移向美国的西南部。斯平德托普还帮助开发了二十世纪的一个重要的市场——燃料油市场，这个市场也是马库斯。塞缪尔所追求的。然而这个市场的形成与其说是人为的，倒不如说是由于石油的质量缺陷而造成的；因为得克萨斯的石油质量低劣，现行的加工技术无法将它提炼成煤油。所以它基本上不能作照明用，只能作热能和动力燃料。于是得克萨斯州的许多工业几乎是一日千里地把用煤作燃料改成用石油作燃料。圣大菲铁路公司1901年只有一辆烧油机车，到了1905年就增加到二百二十七辆。轮船公司也竟相把烧煤的轮船改成烧油。斯平德托普引起的这些改变导致工业社会发生一场重大的转变。
斯平德托普也成了美国西南部石油工业的训练基地。城乡青年和牧童都到这里来学习做买卖的花招。山上甚至出现了新的语言，称呼“打井的”为“钻探工”，熟练的帮工被称为“油井修建工”，半熟练的帮工被叫作“半熟练工人”。一个小本经营的采油商由于要把利润分给钻井工、地主、供应商、房东、酒店，如果需要的话还有他最钟爱的女人，到头来落得个人财两空。
斯平德托普的繁荣景象连同它的疯狂、混乱和下等酒吧、妓院，在以后几年的美国西南部有过多次重现，因为在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濒临墨西哥湾一带发现了许多盐穹。但是墨西哥湾沿岸将面监俄克拉何马州的竞争，因为从1901年以来俄克拉何马州发现了一连串的油田，1905年在塔尔萨城附近发现的格伦大油田使俄克拉何马州的石油热达到高潮。接着在路易斯安那州也发现了很多油田。与此同时，得克萨斯州北部的牧场主为了打井取水而发现了石油，又掀起了一场石油热。尽管这样，俄克拉何马州还是那个地区的主要石油产地，1906年时产量占该地区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只是在1928年时得克萨斯州才重新夺回了第一名的地位，直至今日它的产油量一直居美国各州的首位。
海湾石油公司：不说“借光”。
詹姆斯。古费这位帮助过卢卡斯的开发家成了这个国家暴发户的象征——据说他正在成为又一个洛克菲勒。至少外表上是这样。有一阵子古费自己可能也相信了这样的说法。毕竟他和壳牌公司的马库斯。塞缪尔做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为期二十年之久的石油交易。但是在1902年中，也就是斯平德托普发现大量石油的一年半，古费和他的公司遇到了真正的麻烦问题。由于超量开采特别是邮票般大小的土地上都架设了钻井架，斯平德托普地下油层的压力消失了，大山上的石油产量垂直下降。不过古费石油公司的麻烦也有它自身的因素；詹姆斯。古费的才能在于开发而不是经营，作为一个经理，他的才干就像他的石油的质量一样低劣。
这种形势使最初出资支持古费和卢卡斯上尉的两位匹兹堡银行家安德鲁。梅隆和里查德。梅隆感到极大的沮丧。他们的父亲托马斯。梅隆法官在安德鲁二十六岁的时候就把家族银行移交给他；梅隆兄弟把梅隆父子银行发展成全国最大的银行之一，成了美国的十九世纪工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兄弟俩对古费的合伙人约翰。盖利特别尊敬并怀有好感，因为盖利的父亲和他们的父亲托马斯。梅隆法官在儿童时同乘一艘船从爱尔兰来到美国。他们知道约翰。盖利是一个伟大的石油开发家，尽管他在财务方面的漫不经心使他们感到担心。1900年，盖利的合伙人古费曾设法说服梅隆兄弟对他们在斯平德托普的钻探投资三十万美元，另外投资几百万美元用于石油生产。现在，在1902年，也就是梅隆兄弟投资之后的几个月，斯平德托普的石油减产了，梅隆兄弟担心古费不仅会输掉他们投资的钱，而且也会把他们拉来的其他投资人的钱都输掉。
他们想到在他们的侄子威廉。梅隆身上可能找到办法。威廉。梅隆比他的两位当银行家的叔叔只年轻十岁光景，是一个可信赖的人。他在十九岁时就听说在匹兹堡附近一个名叫伊科诺梅的小镇上发现了大量石油。石油的气味和使人激动的行业吸引了他；于是他一头就栽了进去。尔后的几年中他奔波于阿巴拉契亚山脉寻找石油，也发现了石油。有一回他购入一口位于一座教堂墓地的油井，这口井日产石油一千桶。教堂为此而懊丧不已。
威廉知道自己被石油热深深地吸引住了。对于从事石油买卖的“许多人”来说，威廉。梅隆回忆道，“石油生意更像是一场大规模的纸牌游戏，它之使人感到激动远甚于大宗赌注的价值……没有人想洗手不干，把钱从油井上抽走带回家。每一口油井不论它是否出油，总使人感到有一股动力刺激你去开发。”但是他的叔叔安德鲁。梅隆告诫他这样的方法不是从事正经商业的做法，而是应该把目标放在一体化上——把握住经营的每一个步骤。“从事石油商业的正确方法，”安德鲁。梅隆说，是要“从头到尾地不断发展；把原料从地底下开发出来，经过提炼、制造然后销售出去”。否则就只有接受标准石油公司的摆布。
威廉接受了他叔父的劝告。他不顾标准石油公司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反对，创立了一个一体化的石油公司，把从西宾夕法尼亚采的石油通过它自己的输油管运到这个州的东西两端进行提炼然后从费城销往欧洲。1893年时梅隆石油公司出口的石油估计占美国出口量的1 ／10，它还有一百万桶的库存。标准石油公司当时向梅隆公司提出收买要求。梅隆公司并没有感情用事；他们经商的目的就是卖掉，赚了钱再转入别的买卖，既然现在标准石油公司提出收买，他们也就乐意把石油公司卖掉换取现金。梅隆公司从出卖公司企业中赚到了相当可观的现金。威廉也就转向经营电车行业，他以为从此以后永远和石油无缘了。没想到七年以后的今天他还只有二十七岁，又和石油交上了缘份。他的叔父紧急命令他到斯平德托普去视察梅隆家族的投资情况。他向叔父报告说，只要古费在主管企业，梅隆家族就不可能收回他们的投资。
就像七年前那样，梅隆家族想把他们的新企业卖给标准石油公司。但是标准石油公司拒绝了，因为得克萨斯州当局向标准石油公司特别是向约翰。洛克菲勒发起了一场法律攻势。“我们不干了，”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董事解释说。“自从约翰。洛克菲勒在得克萨斯州受到这样的对待以后，他永远不会在得克萨斯州花一文钱了。”
从那以后，失望中的威廉。梅隆说，只有一个办法能解救“目前糟糕的处境”，那就是“良好的管理、艰苦地工作和原油”。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障碍就是詹姆斯。古费，在威廉。梅隆的眼中，古费是一个拙劣的吹牛者，于是他把1901年创立的关系密切的古费石油公司和海湾炼油公司的管理权接管过来。这当然引起了古费的极度愤怒；古费毕竟是被报界称为美国最伟大的石油家。这就使得威廉。梅隆感觉到有时候必须以专横和严厉的态度同美国最伟大的石油企业家打交道。
“主要的问题，”梅隆说，“是要把原油变成金钱。”
因此古费石油公司和壳牌公司签订的合同必须作某些变动，因为这项合同规定美国的公司要将其产量的一半以每桶二十五美分的价格卖给壳牌公司，为期长达二十年。这项合同签订的时候正是公司要为不停地涌出来的石油寻找出路的时候，当时的油价是十美分甚至三美分一桶，二十五美分的价格是有利可图的。可是不到两年世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02年末到1903年初，由于斯平德托普的产量骤减，油价涨到每桶三十五美分以上。所以为了执行合同古费石油公司不得不向第三者购买石油，蚀本卖给壳牌石油公司。古费可能仍旧以为他和壳牌做成的交易是世纪的交易；梅隆当然不会这么想，他认为这是一桩糟糕透顶的交易，必须尽快地摆脱这份合同。
马库斯。塞缪尔非常依赖这份合同。他获悉古费公司的石油供应无以为继的时候大吃一惊。他要古费公司克服一切困难履行合同，如果取消合同就要求大量赔偿。塞缪尔原先为运输得克萨斯石油而定造的四艘油轮现在必须改装成货轮，把得克萨斯的牛运往伦敦东区。这虽是摆脱困境的最好方法，但充其量是石油恢复供应以前的权宜之计。他准备向法院提出控诉；但是一位美国法律专家警告他，首先由于这份合同的依据和理由都不充足，所以官司的结果是很难预料的。
安德鲁。梅隆亲自去伦敦解决问题，到肯特郡塞缪尔的称为“摩特”的住宅和塞缪尔谈判。塞缪尔在他的1903年8 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梅隆“非常羡慕住宅的园林”，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塞缪尔又说，“为重要的生意乘9 时27分火车去伦敦……同梅隆先生谈判忙了一整天，本想避免与古费公司发生法律诉讼，但是未能取得暂时的妥协，还是请教了律师。”安德鲁。梅隆坚定固执，但态度谦逊温和，9 月初，双方取得妥协，达成了一项新的协定。这项世纪的交易——对马库斯。塞缪尔的理想是非常重要的——被一份新的合同所取代，这份合同没有对壳牌公司作出供应石油的保证。古费石油公司——和梅隆石油公司——彻底挣脱了马库斯。塞缪尔的束缚。
与此同时，威廉。梅隆正在策划一项对整个二十世纪石油工业起关键作用的战略措施——把分散的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建立一个一体化的石油公司。他的战略意识与标准石油公司的不同。梅隆注意到标准石油公司之所以有力量保护和加强它的地位，是因为它实际上是原油的唯一买主以及对运输的控制。“标准石油公司操纵价格，”梅隆说，每一个石油业主都得依赖它，在这样的安排下，石油业主们能够做的无非是“任凭这家公司摆布而已”。梅隆担心，当得克萨斯州发现了更多油田、石油工业得到更多发展时，标准石油公司最终会把它的输油管系统延伸到这个州，梅隆公司的经营活动就会不可避免地纳入标准石油公司的生产系统。这不是他要追求的目标；他雄心勃勃，不甘心充当标准石油公司的附庸。他遵从叔父的教导，断定“竞争之道是发展一个首先能生产石油的一体化的企业。生产石油是这个行业的基础。很明显，一个公司只有有了石油才不至于向别人特别是标准石油公司说‘借光’”。
梅隆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他设在阿瑟港的新炼油厂的炼油能力可以容纳整个得克萨斯州的石油产量。而且工厂所依靠的劣质石油说不定哪一天会枯竭。同时，俄克拉何马州在1905年发现了格伦油田，有了新的来源，而且油质比得克萨斯州的石油要好。梅隆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出路——格伦油田的石油“具有销路好的宾夕法尼亚石油的质量，又有得克萨斯州的产量”。但是梅隆公司必须快速行动。标准石油公司正忙于把它的输油管网从堪萨斯州的英第彭登斯城延伸出来。“除非我们能抓住俄克拉何马州的油田，”梅隆警告他的叔父说，他们的所有企业将会失败。为了加快从阿瑟港到塔尔萨的四百五十英里输油管工程的建筑速度，梅隆组织了四套人马同时施工，一路从塔尔萨向南开工；一路从阿瑟港向北施工；两路人马在中间分别向南北两面施工。这是在同时间比赛——同标准石油公司比赛。到了1907年10月，格伦油田的石油经过输油管流到了阿瑟港的炼油厂，梅隆公司从而牢固地确立了它在石油工业中的重要角色的地位。
梅隆公司在铺设输油管的同时还对企业进行了改造。梅隆公司不愿意把金钱倾注入现行的摇摇欲坠的企业体制中。威廉。梅隆策划了对古费石油公司和海湾炼油公司的改造，成立了海湾石油公司，实质上就是梅隆公司。安德鲁。梅隆成了总经理；里查德。梅隆主管财务；威廉。梅隆是副总经理。古费彻底靠边。“他们把我撵出来了，”后来他痛苦地抱怨说。
那末开采斯平德托普石油的先驱者现在怎样了呢？“由于古费先生和梅隆集团拥有大量财富而我没有，”卢卡斯上尉后来说，“他们的出价使我满意，我把股票都卖给他们了。”他以咨询工程师和地质学家的身份在首都华盛顿开业。他在斯平德托普发现石油的三年以后又回到博蒙特考察，山坡上搭满了钻井架，山坡下的油田由于过快地超量开采已经枯竭了。在油田踏看了一番之后，他深有感慨地为斯平德托普咏了一首墓志铭。“奶牛被挤得太凶了，”他说，“而且是不理智地挤掉的。”
至于帕蒂洛。希金斯，他为受到排挤而控告卢卡斯上尉太不讲情面。他还开设了希金斯石油公司，但是又把公司卖给了合伙人。他曾想发起组织一家一体化的石油公司希金斯标准石油公司，但是由于社会公众对任何带有“斯平德托普”痕迹的上市股票保持警惕，这项投机计划也失败了。据说他在这件事情上仍然赚了一大笔钱，有一次三十二位博蒙特公民写了一封公开信，声称他可以无愧地享有“发现和发展斯平德托普的全部荣誉”。他毕竟不是一个愚笨的人。
詹姆斯。古费和约翰。盖利都没有能保住他们的钱财。“他们的晚景不佳，要恢复以前的境况是越来越不可能了，”盖利的侄子写道。“他们错过了许多发大财的机会，也许是没有抓住难得的时机打出王牌。对于古费和盖利来说，斯平德托普是这两位合伙人最大的投机事业。从此以后他们只是为了一些小规模钻探到处奔忙，凭着前半个世纪西半球最伟大的石油发现者已经没落的声望大量筹集资金。
古费，这位石油开发家活到了九十一岁，他漫长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借债中度过的。由于债权人的照顾，他在匹兹堡市第5 街的一座大楼中的寓所才得以保留到他去世。石油发现人盖利的晚景也不佳，在开发斯平德托普的石油交易中古费欠了他三十三万六干美元，只还给他一小部分。在他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在当年斯平德托普的钻井工哈密尔的陪同下到堪萨斯州的一些地方寻求做生意的机会。途中遇到一场大雪，两人只好回家。盖利痛苦地承认说，他一生中从来也没有像当时那样贫穷过。哈密尔当时没有把盖利夫人签字的支票兑成现款，他代盖利付清旅店的账单并在雪中送盖利上了回家的火车。这位能嗅出石油的人经受了那次石油生涯中最后一次折磨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至于威廉。梅隆，他担任了多年的世界主要的石油公司之一的海湾石油公司总经理和董事长。1949年他在逝世前不久评论说，“海湾石油公司大得使我都认不得了。”
太阳石油公司：“要知道怎样处理石油”
听到卢卡斯上尉发现石油的消息纷至沓来在得克萨斯州的博蒙特下火车的旅客当中，有＿个叫罗伯特。皮尤的人，他是听从了他叔父J.N.皮尤的话在斯平德托普喷发石油之后六天来到的。罗伯特。皮尤很快就看出，这里的石油不仅能提供发财的机会，而且把石油经墨西哥湾运输出去也能赚大钱。但是他不适应这个地方的气候，也不喜欢这个小镇和居民以及突然暴发的繁荣景象，他对得克萨斯州的许多方面都没有好感，后来他抱病离去了。接替他的是他的兄弟埃德加。皮尤，他是带了手枪来的，因为他的兄弟和叔父坚持要他带着以便在博蒙特混乱的环境中防身。
皮尤一家人对博蒙特这个地方可能是陌生的，但对石油却不陌生；他们有二十五年的经营碳氢化合物的经验。1876年时J.N.皮尤同一个合伙人就开始在西宾夕法尼亚采集当时被认为是废物的天然气作油田的燃料出售。1883年，他们首次向匹兹堡提供天然气以代替城市煤气，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标准石油公司已经在觊觎天然气行业了，并在1886年成立了天然气托拉斯，J.N.皮尤终于步梅隆家族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出售他们的第一个石油企业的后尘，把他的天然气企业卖给了标准石油公司。
1886年，皮尤在利马油田就开始生产石油，他想从天上找一个星座来给他的新成立的公司命名，最后他选中了太阳，因为太阳的声望地位高居群星之上。在尔后的十五年中，太阳石油公司在石油业界表现平平，没有取得太阳般的地位，但是却在标准石油公司的阴影之下取得了令人尊敬的成就。
埃德加。皮尤1901年一到博蒙特就为太阳石油公司租借到一块上地；但是他和他的家族从以往的经验中知道，光生产石油是不够的。“你可以用五美分一桶的价格买到成百万桶的石油，”埃德加。皮尤后来说，“但问题是要懂得怎样处理石油。”所以太阳石油公司在当地建造了储油库设备，同时在费城郊外海边的马库斯设立炼油厂，提炼从海路运来的得克萨斯原油，并且着手发展长期的市场。当斯平德托普的衰落逐渐明朗化，太阳公司已经在得克萨斯州的其他地方生产石油并且在产地铺设了它自己的输油管系统。到了1904年，太阳公司已经是墨西哥湾沿岸一批石油公司中的佼佼者。
“鹿皮乔”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在斯平德托普的石油旋风中又有一家大的石油公司应运而生。这个公司是一位叫约瑟夫。古力南的人的杰作，他也是得克萨斯州早期石油发展的先驱者之一。古力南原先在标准石油公司的输油管部门任职，1895年，他离开了那个有前途的职务，在宾夕法尼亚州开了一家石油设备公司。由于他的性格粗犷刚毅，坚韧不拔，人们把他比作制造劳动手套和皮鞋的粗糙皮革，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鹿皮乔”。
1897年古力南应邀到得克萨斯州的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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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西康纳作短暂的访问，就石油的进一步开发问题向该城的元老们提供咨询。后来他就在科西康纳住下来了，成了当地石油业的著名人物。就在斯平德托普卢卡斯上尉的油井喷出石油的那二天，古力南就到博蒙特的现场参观。他立即意识到当地的情况与科西康纳大不相同，石油的规模也将比科西康纳的大得多。他在博蒙特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得克萨斯燃料公司，经营原油的买卖。他在设备方面的特长现在发挥了作用；他的得克萨斯燃料公司由于在二十英里外已经建有储油库，在竞争中取得了优势。
古力南很快就在斯平德托普控制了一些很值钱的土地租借权，这些租借权原先属于一些前官员所创立的联合企业所有。这个联合企业的领导人是前得克萨斯州州长、体重三百磅的激进派人士詹姆斯。霍格先生。这位前州长也是一个难于对付的商人，有一次他自我介绍说：“霍格是我的姓，我的性格像公猪。”霍格集团的开采权是从詹姆斯。古费那里买来的，尽管古费作为一个经理人是失败的，但是他具有与以前担任的民主党主席的身份相适应的强烈的政治本能。古费后来解释说肥明显值钱的石油开采权卖掉为的是换取政治上的保护伞。“在那个时期，北方人在得克萨斯州不受尊敬，”他说。“霍格州长是那里的权势人物，我需要他站在我一边，因为我当时正要进行一笔很大的投资。”霍格还有一个美德；他是标准石油公司在得克萨斯州的最大的反对派。他在任州长的时候曾经想把洛克菲勒从纽约引渡到得克萨斯州来接受控告。标准石油公司总是运用人们熟知的策略来对付新出现的竞争对手，霍格的参与就提供了同标准石油公司斗争的保护伞。
古力南向路易斯。拉帕姆和约翰。盖茨筹集开发石油的资金，拉帕姆是纽约人，拥有美国皮革公司，这家公司是皮革托拉斯的核心企业；约翰。盖茨是一位浮夸的芝加哥金融家，因为他在任何事情上都喜欢与别人打赌，所以得了一个“赌一百万”的浑名。同古力南合伙做生意的得克萨斯人担心“外省来的”资本会占上风，古力南一再向他们保证说，“坦慕尼协会的会员将会在南方人中遇到对手。”他的预言在一个事情上证实了。
古力南有广泛经验和天生的领袖才能，很快就成了博蒙特石油业的重要人物。1902年9 月一场大火把斯平德托普烧成了地狱，他日以继夜地指挥救火，连续工作达一个星期，等到大火扑灭他也累倒了。他的眼睛被油烟灼伤，几天看不见东西；尽管他双眼扎着绷带躺在床上，他还继续主持会议指导灭火工作。跟着他一起工作的有一个叫沃尔特。夏普，1893年这个人曾经在斯平德托普替希金斯钻过第一口没有成功的油井，现在是斯平德托普的第一位钻井工；还有一个人名叫霍华德。休斯，是一名钻探专家。1902年春天，古力南为了巩固多方面的经营，加强他的独裁统治，他创办了得克萨斯石油公司。
古力南不像詹姆斯。古费，他懂得怎样管理一个石油公司，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和古费的海湾石油公司也不同，它一开始就赚钱。得克萨斯公司第一年以平均每桶六十五美分的价格出售石油，这些石油是在货源充沛的时候以平均十二美分的价格买进储藏起来的，所以赚了大钱。梅隆公司当时为了解决它和古费公司的问题，差一点把海湾石油公司同古力南的得克萨斯公司合并。小石油业主们提出这种合并是新的石油托拉斯幽灵重新出现，因此设法把两家公司合并的事酿成为得克萨斯州议会中的一个热点；双方的主要议会说客们最后甚至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一家饭店大厅内大打出手。最后，得克萨斯州议会出面把合并的机会扼杀了。
古力南于是全力以赴地发展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建造了一条输油管从俄克拉何马的格伦油田通向得克萨斯的阿瑟港。1906年公司的“rexaco”注册商标问世并开始生产汽油，商标图案是红星衬托着一个绿色的“T ”字。到了1913年，也就是公司成立的第六年，它已经有能力在达拉斯举行的得克萨斯州博览会上展出大约四十种石油系列产品，其中以汽油为主。早先，古力南曾预言“时机即将到来——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总公司将设在休斯敦城而不是在博蒙特，……在我看来休斯敦城将成为美国西南部石油工业的中心”。不久以后，尽管重要业务还是在纽约经营，他不顾休斯敦夏天令人窒息的热浪，把办公室搬到休斯敦。
鹿皮乔在管理上的独裁作风激怒了他的投资人，引起了得克萨斯和纽约的两股势力之间的冲突。一位高级经理写信给拉帕姆抱怨说，古力南“以为他样样都懂，样样事情都插手……他把我们在纽约的人看作是狗尾巴，而且是很小的尾巴”。大股东想对古力南的权力加以限制，古力南便发起了一场权力战想把权力重新控制在自己手中。这位移居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外来客设法把这场权力之争变为得克萨斯州反对东部的地域之争。他向股东声明说，公司“最初的经营管理，它的立场和活动都标上了得克萨斯的印记和得克萨斯思想”，因而它的“总公司和领导权应该在得克萨斯州”。当然这个问题不是这场争斗的症结所在。真正的问题是古力南的一人统治。
由于纽约方面的票数多，古力南在这场权力之争中惨败。鹿皮乔从宾夕法尼亚写信给一位老同事以哲理的口吻说，“这是一场十足的抢菜盆子之争，有些家具都摔坏了，但是我们这一边很大方，我很快要去另谋职业。”他履行了诺言并且继续在石油业中获得成功。从那以后他一直从事勘探和采油业，把炼油和销售的事让给别人去干了。“我们怎么控制它呢？”
墨西哥湾沿岸和美国中部大陆新油田的发展损害了表面上牢固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地位。这些新油源加上燃料油和汽油市场的快速发展，给一大批新的竞争者打开了大门，正如威廉。梅隆所指出的，使他们不必对标准石油公司或别的公司说“借光”了。固然从绝对数字来说标准石油公司的销售继续在增长。它的汽油销售量在1900年至1911年之间增长了两倍多，首次超过了煤油的销售量。同时标准石油公司还对已经到来的技术更新作了相应的调整。当赖特兄弟1903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第一次驾驶飞机升空时，飞机用的汽油和润滑油就是标准石油公司桶装和蓝色听装的产品。但是从美国石油产品市场的份额来说，标准石油公司的压倒优势已经下降。它所掌握的炼油能力1880年时占市场份额的90％强，到1911年只占60—65％了。
墨西哥湾沿岸石油爆炸的结果，也使“老店”看到了它对美国原油生产的控制及操纵价格的能力都在滑坡。同时，外国原油生产的发展也削弱了它在国际市场的力量。当然，对外界来说标准石油公司的地位似乎是牢固的，但是“老店”内部的人却不是这么看了。“瞧瞧现在的情况——俄罗斯和得克萨斯，”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罗杰斯伤心地对一位来访者说，“他们那里的石油似乎取之不尽。我们怎么能控制呢？标准石油公司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脖子。”他又不吉利地补充了一句，那是因为“有人比我们更加强大”。
5、巨龙被杀
“老店”已经处在四面楚歌之中。它无法战胜美国和全世界的商业对手的竞争。而且，美国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对标准石油公司残酷的经营手法的政治和司法战争。对标准石油公司来说这不是新的挑战；就在创办标准石油托拉斯的初期，洛克菲勒和他的同事就已经受到批评和辱骂。标准石油公司的经理们从来也没有真正理解这样的批评。他们以为这不过是蛊惑人心的廉价宣传，是无知的忌妒和特殊的争辩。他们相信，在坚韧不拔地追求自身利益和财富的过程中，标准石油公司不仅是在制止“放肆竞争”的祸害，正如洛克菲勒自己所说的，而且是全国闻名的真正的也许是最大的“建设者”。
但是广大公众并不这么看。批评标准石油公司的人把它看成是一个强大的、狡猾的、残忍的、固守地盘、密不透风、使人神秘莫测的企业。这个企业不对任何人只对一小撮傲慢的董事负责，无情地想摧毁所有的挡道者。这样的观点代表了一部分对时代前景的看法。标准石油公司的成长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十九世纪后期美国经济迅速工业化的产物，美国的工业化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许多小型工业企业的分散的相互竞争的经济转变成一个由大型工业联合体主宰的称为托拉斯的组织，每一个托拉斯坐镇一个工业，许多托拉斯都拥有连锁的投资人和董事。这种急剧的变化使许多美国人深感吃惊。在二十世纪到来的时候，他们希望政府恢复竞争，控制滥用权力的弊病，扼制托拉斯的经济和政治权力，那些托拉斯是昂首阔步不可一世的可怕巨龙。而最凶残和最令人畏惧的巨龙则是标准石油公司。控股公司俄亥俄州和得克萨斯州提出了反对垄断的起诉，使对标准石油公司的法律攻击在几个州里旧调重弹。堪萨斯州的州长计划设立一座州立炼油厂，一方面可以同标准石油公司的炼油厂竞争，同时又可以收容教养所的犯人。至少有七个州加上俄克拉何马准州采取了这样或那样的法律行动。但是标准石油公司却是迟迟才领悟到对它的商业行为群起而攻之的真正涵义。“我认为这种反托拉斯热是发疯，”1888年一位高级经理写信给洛克菲勒说，“我们要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对付之，同时要用一种非常真实的、对事情真相含糊其词的态度来回避每一个问题。”标准石油公司继续对每一件事情都尽可能地保密。有一次洛克菲勒在俄亥俄州的法庭上作证时避不作答，以致纽约的一家报纸报道时用了这样的标题：“约翰。D.洛克菲勒模仿蛤蜊。”
为了收集必需的材料对付眼前的法律战，标准石油公司花了昂贵的代价聘请优秀的律师。它还设法影响政治程序，用巧妙的手法对政治活动及时地提供捐款。“我们的朋友们确实感到我们受到共和党的不公正的待遇，”当洛克菲勒向俄亥俄州的共和党提交一份捐款时写道，“我们期待未来情况会好转。”标准石油公司后来一直没有停止过政治捐赠。它送给俄亥俄州一位共和党参议员的法律顾问费仅1900年一年就是四万四千五百美元。它还借给一名有权势的当时以“美国最显要的民主党领袖”著称的得克萨斯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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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员一大笔借款，因为这个人要购买达拉斯城郊一个占地六千英亩的牧场正需要钱用。它还利用广告社在报纸上购买版面使报纸刊登有利于标准石油公司的文章。它还设立或收买所谓“盲虎”的石油公司，这些公司外界以为是彻底独立的批发商，实际上当然是名不副实的。例如1901年它在密苏里州创办了一家共和石油公司，报纸的广告上标着“非托拉斯”、“非垄断”和“绝对独立”这样的标题。但是这家公司是秘密地听命于纽约新街75号的，这个门牌正好是百老汇大街26号的后门。
虽然有些州在反对标准石油公司的斗争中取得暂时的胜利，可是没有一个州是赢到底的。有一个例子，当标准石油公司被逐出得克萨斯州、公司财产进行破产清理时，破产产业管理人在奥斯河市的得里斯基尔饭店召集会议出售资产。结果是把资产卖给了标准石油公司的代理人。
这些法律上的攻击仍然迫使标准石油公司内部发生进一步的变化。1892年为了应付俄亥俄州的法律裁决，托拉斯解散了，把股份转移到二十家公司里。但是控制权依然掌握在原来的股东手中。这些公司又组成一个“标准石油利益集团”。在这样一个安排之下，百老汇大街的执行委员会让位给组成利益集团的公司总经理们举行的非正式会议。写给执行委员会的信件也不用执行委员会的抬头了，只是简单地称呼“楼上的先生们”。
但是“先生们”对于“标准石油利益集团”的组织并不感到高兴。为了对付继续不断的压力和使公司拥有稳固的法律基础，需要得到进一步的保障。他们在新泽西州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这个州修改了法律，允许成立控股公司——这种公司可以握有别的公司的股权。这项措施果断地冲破了美国传统的商业法。新泽西州还设法为这种新企业联合形式提供有利的经营环境。这样一来，标准石油利益集团的所有人就在1899年创立了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作为经营全部业务的控股公司。它的资本从一千万美元增加到一亿一干万美元，拥有四十一家公司的股权，这些公司又控制了另外一批公司，而这些另外一批公司又控制别的一些公司。
就在这期间，标准石油公司内部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约翰。洛克菲勒已经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他感到厌倦了，开始计划退休。虽然他当时才五十五岁左右，但长年累月紧张的工作和遭受攻击使他的身心付出了代价。1890年后他的消化系统疾病频繁发作并经常感到劳累。他说他会被病痛折磨得上十字架。晚上睡觉时总要把手枪放在床边。1893年他染上了由紧张引起的脱发症，这种疾病不但使他肉体上感到痛苦，而且夺走了他的全部头发——后来他用帽子或假发来遮掩。他原先瘦小的身躯变得肥胖了。他的退居二线的计划几次被一连串的危机耽搁下来——如1893年的大恐慌，继而是萧条以及国内外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但是他开始疏远公司的事务，最后在1897年还不到六十岁的年纪退居幕后，将领导权移交给一位董事约翰。D.阿奇博尔德。继任人：石油迷约翰。阿奇博尔德成为继任人是当之无愧的。他在标准石油公司所有高级经理人当中最精通业务。在这之前的二十年中他是美国石油工业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这以后的二十年他也将是最有权威的一个人。他拥有长久的石油经历。
他五短身材，长得年轻，性格坚定不屈，总是喜欢“干哪”，为他的事业干得筋疲力尽。1860年总统选举气间，他还是一个儿童，在街上兜售总统候选人的像章。他的哥哥在热闹地段兜售；可他比他哥哥卖掉的多得多。他在十五岁时带着他的卫理公会教堂牧师的祝福（“上帝指示他应该去”）在俄亥俄州的萨里姆登上了火车，与其说是去寻求他的救世主，不如说是到泰特斯维尔的石油中去寻求发财的机会。他开始时当一名运输办事员，工资菲薄，穷得只能在办公室的柜台下面打地铺睡觉。后来他当上了石油捐客——不停地为生意而奔波，一生都在追求当时人们所说的“石油狂热”。这样的石油狂热在争先恐后你抢我夺的油区是必不可少的。“那时候他每天外出兜生意是很艰苦的，”一位同事回忆当时年轻的石油掮客这么说，“当时泰特斯维尔的主要街道上总有一英尺多厚的石油泥浆，在油溪一带的油井附近情况更糟，有时泥浆深及大腿，可是约翰。阿奇博尔德不把它当一回事。他蹚着泥浆来往时嘴里还哼着曲子，寻找讨价还价收购石油的机会。”
除了工作，阿奇博尔德没有其他的娱乐消遣。他学会用幽默来消除僵局，这在以后发生的争吵和斗争中非常有用。许久以后有一次有人问他标准石油公司是否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时，他冷冷地回答说，“我们不是老是做慈善事业的人。”他也学会了正确地处理事务的才能，不论事情多么棘手。他能使别人感到他是有用的——特别是对约翰。D.洛克菲勒。他早在1871年就受到洛克菲勒的注意，当时洛克菲勒在泰特斯维尔的一家旅馆登记住宿，看到他签名的上方有一个年轻掮客和炼油商的签名，签名方式是这样的：“约翰。D.阿奇博尔德，四美元一桶。”洛克菲勒被这样富有自信的广告吸引住了——当时任何地方石油都卖不到这样的价钱——他特别记下了这个人的名字。
活动家阿奇博尔德成了泰特斯维尔石油交易所的秘书。当南方改善公司和1872年的石油战期间洛克菲勒和铁路公司想垄断控制石油的时候，他以油区的领袖身份出面用严厉的言辞谴责洛克菲勒。这时洛克菲勒认识到这个人掌握了油区的基本实质，是一个全身心投入石油商业的人，是富有进取心、冷酷无情、然而机智灵活随机应变的人。最后导致洛克菲勒在1875年邀请阿奇博尔德加入标准石油公司的联合企业。阿奇博尔德很快就接受了。他的第一个任务是秘密地把油溪一带的炼油厂都囊括进来。几个月工夫他就买入或租借了二十七家炼油厂——自己也累得病倒了。
阿奇博尔德很快就脐身于标准石油公司的领导层。“他眨巴一下明亮的黑眼睛就说明他打定了一个主意，然后就笑起来”，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但是摆在他和洛克菲勒之间的一个主要障碍还有待他来排除——也就是他的“不幸的缺点”。他太贪杯，洛克菲勒坚持要他签署一张戒酒誓言并遵照履行。他做到了。正好五十岁的时候他已经是石油工业界具有三十年以上经验的老资格人士了，他带着他的蓬勃活力和经验登上了标准石油公司第一把手的新职位。洛克菲勒虽然与百老汇大街26号保持接触，但是从那以后他专心致力于处理他的地产、慈善事业、日渐增加的金钱和打高尔夫球。1893年至1901年之间，标准石油公司付出了二亿五千万美元的红利，其中大部分都到了六个人的手中——而总数的1 ／4 给了洛克菲勒。这是标准石油公司堆出来的现金的金山，以至于有一位金融问题的作家把标准石油公司描绘为“一家真正的巨型银行——二家公司中的银行，它资助这个公司反对所有的竞争对手”。
洛克菲勒摆脱了日常事务后，通过他的养生之道恢复了健康。1909年他的医生预言，因为他遵循三项简单的规定，他可以活到一百岁，这三条规则是：“第一，避开一切忧虑。第二，在室外进行充分的体育锻炼。第三，每餐都不吃饱。”洛克菲勒与公司的发展保持同步，但是不卷入公司的管理。阿奇博尔德也不允许他卷人。
阿奇博尔德每星期六上午访问洛克菲勒，同这位公司的最大股东讨论业务。洛克菲勒还保留总经理的头衔，但这一决定事后证明是一个大错误。为了坚持执行标准石油公司的彻底保密的政策，洛克菲勒退休的事没有向外界透露，所以洛克菲勒个人仍旧要对标准石油公司的所作所为负责。在公众的心目中洛克菲勒仍旧是标准石油公司的同义词。他是公司的避雷针，所有的批评、愤怒和攻击都集中在他身上。他为什么要保留总经理的头衔呢？他的同事们可能认为需要用他的名字来使整个石油帝国凝聚在一起——他的名字是敬畏的因素。也许是出于对他掌握的股份的尊敬。二十世纪初大股东罗杰斯私下提出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理由：“我们对他说他必须保持这个头衔。法院还搁着控告我们的案子；我们告诉他如果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要去坐牢，他也得跟我们一起去！”
“红色的热点”
对标准石油公司的攻击在十九世纪末进一步升级。一种强有力的新的改革精神——进步主义——正在美国获得优势。它的主要目标是政治改革、保护消费者、社会正义、更好的劳动条件——控制和管理大企业。这最后一项目标更为紧迫，因为巨大的合并浪潮席卷美国，托拉斯的数目急速增长。标准石油公司托拉斯是第一家，成立于1882年。但是合并之风实际上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愈演愈烈。有一个统计说，1898年以前成立的托拉斯是八十二家，资本总额为十二亿美元。1898年至1904年之间成立了二百三十四家，资本总额超过六十亿美元。有人把托拉斯——或者说垄断——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最后的成就。也有人认为托拉斯是歪曲滥用了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农民和工人，连中产阶级和商人企业家都受到它的威胁，害怕在经济上被剥夺权利。1899年托拉斯问题被形容为“在道德、社会和政治上对工会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战争”。托拉斯成了1900年总统竞选运动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威廉。麦金利总统在获胜后不久就对他的秘书说，“托拉斯问题必须立即认真地予以处理。”
把托拉斯问题提出来处理的第一个人是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他在1894年继续以《财富反对全体国民》一书对标准石油公司进行严厉的攻击。在他之后，一群毫不畏惧的新闻记者着手调查并公布社会的罪恶和弊端。这些提出进步问题的作家以“专门揭丑的人”而闻名，是进步运动的核心。一位历史学家认为，“美国进步主义基本的重大成就是揭露。”在一系列曝光的对象中居首位的是商业界。
全面发动揭发丑闻运动的杂志是《麦克卢尔》杂志。它是美国一份重要的刊物，发行量达几十万份。发行人塞缪尔。麦克卢尔是一个易激动、开朗、富有想象力和风格独特的人；有一次他到巴黎和伦敦旅行时收集了一千条领带。他在纽约早就拉拢了
一批有才华的热衷于写大问题的作家和编辑。“托拉斯问题是大特写的题材，”麦克卢尔1899年给其中的一位写信时说，“那是红色的热点。从不同角度提出这个人们想了解的问题一定会大大增加杂志的发行量。”
杂志的编辑们决定集中报道一个特定的托拉斯来揭发合并的过程。但是挑选哪一个呢？他们讨论了糖业托拉斯和牛肉托拉斯，最后都放弃了。有一位作家建议写加利福尼亚州发现石油的题材。女编辑主任艾达。塔贝尔又否定了。“我们必须搞出一个新的攻击计划，”她说。“要写的题材不仅要能够明白地揭示企业的庞大规模的商业发展以及它给国家各方面带来的变化，而且要能够清楚地显示工业领袖们把这些资源联合并控制起来所使用的重大原则。”
洛克菲勒的“女朋友”
这时候文达。塔贝尔已经以美国第一位伟大的女新闻记者的身份而闻名了。她是一个六英尺高的大个子，端庄、娴静而有威严。从阿利根尼学院毕业后就去了巴黎撰写在法国大革命时被断头台处死的革命领袖罗兰夫人的传记。塔贝尔专心致力于事业，从未结婚，晚年却提倡家庭生活和反对妇女有投票权。二十世纪初她大约四十五岁，因为她精心撰著的拿破仑和林肯的传记受到欢迎而成为知名人士。她的神态及外表看上去比她的年纪要老一些，“她一生中不大与人接近，”《麦克卢尔》杂志的一位女文学编辑回忆说，“在一般人的眼中她一点也没有魁力。”由于《麦克卢尔》杂志坚决要揭露托拉斯的问题，塔贝尔想亲自去调查托拉斯之母；她决心要报道这个题材。在同麦克卢尔一起到意大利古老的泥浴疗养地旅游时她取得了麦克卢尔的同意，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后来使标准石油公司大为震惊。
生活有时也会嘲弄自己，塔贝尔通过调查写成的一本书却反映了油区对其征服者的最后的报复。因为塔贝尔是在油区长大的，经历过油区从繁荣到败落的过程。她的父亲弗兰克。塔贝尔是在德雷克发现石油之后几个月开始从事制造油罐生意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时经营颇为得法，有一个时期居住在盛极一时的皮特霍尔镇。后来那里的油田突然枯竭，喧闹一时的小都会顿时一片冷落，他用六百美元买下了一家前不久花了六万美元建造的第一流旅馆，把拆下来的法国窗户、精制门框、家具、木材及铁质壁灯等等装车运往十英里以外的泰特斯维尔，在那里为自己一家建造了一幢漂亮的住宅。就是在那种大起大落的石油兴衰的残迹中，塔贝尔度过了她的青年时代，使她时常回想所经历的情景。（后来她想写一本关于皮特霍尔的书——“在石油的历史中没有比皮特霍尔的经历更富有戏剧性的了，”她说。）
弗兰克。塔贝尔在1872年反对南方改善公司的石油战中与独立石油生产商站在一起；尔后像油区的许多人一样，他的劳动生活是在抵抗标准石油公司进犯的斗争支配下度过的，充满了痛苦。后来，文达。塔贝尔的哥哥威廉。塔贝尔成了独立的纯粹石油公司的高级职员，在德国销售石油。从父亲和兄长那里她耳濡目染了石油商业的不安定性——它就像“玩纸牌”，她的哥哥威廉说。“我常常希望还是干别的行当好，”他在1896年写信给她时说，“你可以相信如果我发了财我会把大部分钱安全地存起来。”她记得她父亲曾经经受过的痛苦和金融上的难关——把房屋作抵押，尝到失败的滋味，单枪匹马地反对“大章鱼”，以及向标准石油公司让步的和不让步的人们之间的痛苦和分歧。
“别干了，文达，”当她年迈的父亲得悉她在为《麦克卢尔》杂志调查标准石油公司的时候恳求她说，“他们会把杂志毁掉的。”
有一天晚上与洛克菲勒结盟的一家银行的副经理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在华盛顿市举行晚宴，那位副经理把文达。塔贝尔拉到一旁；就像她父亲曾经警告过她的那样彬彬有礼地威胁她，向她提出一个有关《麦克卢尔》杂志的财务情况的问题。
“这个，我很抱歉，”艾达。塔贝尔尖锐地回答说，“那事和我没有一点关系。”
她不会罢手。这位不屈不挠的彻底的研究家像侦探调查案子一样全身心地扑了进去，她相信她将写出一个伟大的故事。她派一名助手到克利夫兰市的陋街小巷去访问熟悉洛克菲勒的人，这位助手告诉她，“我告诉你，这个洛克菲勒是美国最奇怪、最沉默、最神秘和最有趣的人物。人们都不了解他。对这个人物的特点进行研究的作品将是《麦克卢尔》杂志的一张王牌。”艾达。塔贝尔就是想打这张王牌。
可是她如何直接去接近标准石油公司呢？她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帮助。H.H.罗杰斯在标准石油公司内是仅次于约翰。阿奇博尔德的资格最老和最有权力的董事，同时也是一个出名的能独立行事的投机家。他在公司内负责输油管和天然气业务。但是罗杰斯的个人兴趣却不限于做生意。他对美国文学作过一个伟大的贡献。那是十年前他替马克。吐温处理有争议的破产财务，把这桩纠纷妥善地解决了，从那以后就为这位著名的作家管理钱财和投资事务，使得马克。吐温可以不必为了钱的问题而在“房间里踱方步了”。罗杰斯有一回解释说，“当我对自己的投机事业感到厌倦时，去试试办理朋友的事情，感到很愉快。”罗杰斯喜爱马克。吐温的书，常常声音琅琅地读给妻子和孩子听。两个人成了亲密的朋友；马克。吐温常在罗杰斯送给他的台球桌上打弹子。但是在自己的事情上，罗杰斯却是一个毫不留情的难对付的硬汉子。就是他，有一次在对一个调查标准石油公司的委员会发表的典型的声明中说，“我们做买卖不是闹着玩的，为的是赚美元。”在美国的《名人录》中他干脆把自己列入“资本家”一栏；别人称呼他“地狱看门狗”，因为他的投机手法常常使华尔街感到突然。他认为洛克菲勒之所以不赞成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天生的赌棍”。事实也确实如此，每当周末证券市场关门的时候，罗杰斯总是渴望有所动作，最后总是免不了拿起纸牌赌起来。
由于马克。吐温的怂恿，罗杰斯接手管理聋育女作家海伦。凯勒的教育费用，使她能够进入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马克。吐温本人非常感激罗杰斯，有一次说罗杰斯不仅是“我的最好的朋友”，而且是“我所了解的最好的人”。有趣的是，有时也是发行人的马克。吐温，曾经为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的攻击标准石油公司的书《财富反对全体国民》提供出版的机会。“我要说，”他写信给妻子时说，“世界上唯一使我担心的人，我要诅咒的人，那个唯一的流血流汗把我和我的亲人从饥饿和羞辱中拯救出来的人，是标准石油公司魔鬼……但是我没有说。我说我不需要任何书籍；我要脱离出版业了。”
马克。吐温乐意去百老汇大街26号罗杰斯的办公室，有时就在他们专有的餐厅内同“楼上的先生”共进午餐。有一天罗杰斯提起听说《麦克卢尔》杂志正在写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他要马克。吐温去了解一下是什么样的历史。马克。吐温也是麦克卢尔的朋友，就向杂志发行人麦克卢尔打听。通过这样转弯抹角的关系，马克。吐温最后安排了文达。塔贝尔同罗杰斯的会晤。塔贝尔就此同标准石油公司有了联系。
塔贝尔和罗杰斯的会晤是在1902年二月举行的。她原先对与标准石油公司有权力的大亨面对面地接触感到有些胆怯。但是罗杰斯热情地欢迎她，使她很快就觉得他是“华尔街上最最大方、最杰出的人物”。他们很快就建立起了特殊的和睦的关系，因为凑巧的是，塔贝尔小时候，罗杰斯就和塔贝尔家同住在油区那个小镇上，经营一家小炼油厂，而且就住在塔贝尔一家所住的山坡下面。他告诉她，他之所以会住在一家出租的房屋内——当时住出租的房屋等于是“承认在商业上的失败”——是为了省下钱来购买更多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股票。他说他对塔贝尔的父亲及“塔贝尔油罐商店”的招牌记忆犹新。他说他再也没有比那个时期的生活更愉快的了。他可能是真挚的——要不就是一个十足道地的心理学家。他成功地使艾达。塔贝尔为之着迷；多年以后她还亲呢地叫他“华尔街上竖大旗的杰出的海盗”。
在尔后的两年中，她定期地会晤罗杰斯。每次去都是被人从一个门领进去而从另一个门送出来；因为标准石油公司禁止访问的客人相互邂逅。她有时候甚至可以使用百老汇大街26号的办公桌。她向罗杰斯提出个人历史的问题，罗杰斯就向她提供文件、数字、无过失证明、辩解、说明等材料。罗杰斯对待塔贝尔惊人地坦率。例如有一个冬天，她大胆地向他提出标准石油公司是怎样“操纵立法”的。
“啊，当然，我们关心这个问题！”他回答说。“他们到这里来要我们为竞选经费提供捐助。我们捐了——那是，以个人名义捐的……我们掏出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捐给他们用于竞选目的，以后如果有不利于我们的法案提出来，我们就去找他们管理财务的经理人，对他们说：”有这样那样的法案提出来了。我们不喜欢那些东西，你们要照顾我们的利益。‘大家都是那么做的。“
他为什么这么愿意提供帮助呢？有人说这是报复洛克菲勒，他们吵翻了。他自己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解释。塔贝尔的工作，他对她说，“将被看作对标准石油公司的最后的反映，”由于她坚持要写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他就希望尽其所能地使公司的情况能“正确地被表达出来”。罗杰斯甚至安排她去访间亨利。弗拉格勒，当时弗拉格勒由于佛罗里达州的企业取得了蓬勃发展而踌躇满志。弗拉格勒所说的使塔贝尔感到愤怒。他说——虔诚地——很明显是上帝使“我们发的财”。罗杰斯还明确地暗示，他可能安排塔贝尔去访问洛克菲勒，但是未能兑现。罗杰斯后来对这件事只字不提。
塔贝尔告诉她的同事说，她的总的目的是“写一部关于标准石油公司的记叙体历史”。这部历史“不想引起争议，只是直言不讳地叙述一个巨大的垄断企业的历史，尽我的可能使之生动并富有戏剧性”。罗杰斯——以他的成就和他的公司而自豪——也有相同的感想。
不管塔贝尔原来的意图是什么，她的连载文章——1902年11月开始在《麦克卢尔》杂志上发表——被证
明是一颗炸弹。月复一月地她的故事揭发标准石油公司的阴谋操纵、回扣、残酷竞争、一意孤行、使独立石油公司受到伤害的石油战等等。这些文章成了全国街谈巷议的话题，也给提供内部情况的人提供了告密的线索。几个月以后，塔贝尔回到泰特斯维尔看望她的家人。“值得注意的是既然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也没有像一些朋友所预言的那样被绑架或被指控犯诽谤罪，”她说，“人们也就愿意同我自由地交谈。”尽管文章陆续地发表，罗杰斯仍旧热情地接待她。但是当后来的连载文章揭发标准石油公司操纵情报网，甚至对一些很小的独立零售商也施加强大的压力的时候，罗杰斯大发雷霆。他断绝了同塔贝尔的往来，拒绝和她见面。但她对于自己所写的东西丝毫不感到懊悔。尤其是她后来说，“对标准石油公司情报工作的指责……使我对这家公司感到恶心。”因为“连载文章对这家公司在组织方面的巨大才华和能力作了大量的描述，而对它的情报手段的揭发只占很小的部分。但是就是这一点使我对标准石油公司的所作所为产生了这么强烈的感受。”这种感受使她的文章曝光得更加尖锐。
塔贝尔的连载文章足足刊登了二十四个月，后来在1904年11月以《标准石油公司历史》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还有六十四个附录。这本书充分地把握住标准石油公司复杂的历史—一特别是作者在难以接近公司的不利情况下写成—一是一本叙述深刻、揭露有力的杰作。作者透过有节制的描写手法流露出对残忍的洛克菲勒和托拉斯的愤懑和谴责。在塔贝尔的叙述中，笃信基督教的洛克菲勒被描绘成一个毫无道德的食人者。“洛克菲勒先生，”她写道，“是一个系统地玩弄灌铅骰子的人，自从1872年以来他和竞争者的比赛是否一开始就是公平竞争是值得怀疑的。”
这本书的出版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有一家报纸形容这本书是“这个国家同类书籍中最杰出的一本”。塞缪尔。麦克卢尔告诉塔贝尔说，“你是今天美国最著名的妇女……人们普遍地以尊敬的态度谈到你，都使我对你感到有点害怕了。”后来，他又从欧洲报道说，即使是欧洲大陆的报纸上“你的著作也是经常被提到的”。迟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塔贝尔的书不持友好态度的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学家们也宣称，“在论述美国经济和商业历史的书籍中，这本书可能比任何一本都畅销，其内容也比任何一本书在广大的公众中更为流传。”当然，要说这本书是美国出版的有关商业的书中最有影响的一本是值得争议的。“我对他们的规模和财富从不抱敌意，也不反对他们的企业形式，”塔贝尔解释说。“我倒是希望他们尽可能大规模联合起来赚更多的钱，但应该用合法的手段。可是他们从不公平地经营，在我看来他们是把自己的伟大形象毁掉了。”
艾达。塔贝尔的故事还没有说完。她在1905年又进行了一次攻击，怒气冲冲地著文给洛克菲勒画了一幅人物像。“她认为，”塔贝尔的传记作家写道，“他的秃发、隆起的前额以及作为一个虚伪狡猾的石油商都是有罪的。”实际上她是把他形体特征包括他的秃发症都作为道德衰败的象征。也许这是一位真正的油区女儿所进行的最后报复。她的父亲、一名和洛克菲勒战斗过吃了败仗的独立石油商这时正在泰特斯维尔即将死去。她刚完成她的手稿就急匆匆地赶到她的弥留之中的父亲身旁。
那末洛克菲勒有什么反应呢？文章发表以后一位老邻居走过洛克菲勒家时，顺道进去访问这位石油大亨，谈话中提到了他称之为洛克菲勒的“女朋友”——艾达。塔贝尔。
“我告诉你，”洛克菲勒回答说，“自从你我都是孩提时到现在，世事已经大变了。这个世界上到处是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每当一个人在一门行业中取得显著成功，他们就会猛扑过来把他轰下台。”
后来，那位邻居说洛克菲勒的态度就像“一个在比赛中准备头上挨揍的战士。他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他坚持认为标准石油公司功大于过”。有一回有人偶然听到洛克菲勒用一个亲呢的名字称呼他的“女朋友”——“柏油桶小姐”。
托拉斯炸弹塔贝尔决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如果说她对标准石油公司的攻击有纲领的话，那就是呼吁要有一种抵消企业权力的力量。对于1901年在威廉。麦金利总统遇刺身亡后继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来说，这种抵消力量只有一个——政府。
西奥多。罗斯福的身上体现了当时的进步运动。他是迄至当时进入白宫的最年轻的人，他一身充满了活力和热情。他被描绘成“一个穿裤子的压路机”和“时代的流星”。一位新闻记者在访问过他之后写道，“你回到家可以从你的衣服上拧出性格来。”罗斯福以同样的热情欢迎所有的改革事业——从调解日俄战争到简化拼法。为了前一项他在1906年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至于后一项他在同年要求政府印刷局采用三百个简化的常用字。最高法院拒绝在它的法律文件中采用这种简化字，但是罗斯福在他的私人信函中坚持使用。
是罗斯福第一个使用“专门报道丑闻的人”一词来形容主张进步运动的新闻记者们。他使用这个词带有一点嘲讽的味道，因为他觉得他们对政治家和公司企业的攻击过分消极和过分集中在“恶劣和低级”的事情上。他害怕他们的报道会给革命火上加油，促使人们趋向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于是他立即把他们的行动计划接过来——包括对铁路和可怕的肉品包装业的管理和对食品和药物进行保护。他的纲领的核心是对企业权力的控制——这使他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浑名“托拉斯炸弹”。罗斯福在根本上并不反对托拉斯。实际上他把企业联合看作是经济进步过程中符合逻辑的和不可避免的特征。他有一次说联合体可以用法律来加以限制，就像挡住密西西比河的春潮那样地容易。总统说“我们可以用筑堤的方法来管理和控制它们”——也就是通过规章制度和公众的检查来加以限制。他认为这样的改革是阻止激进主义和革命、保持美国制度的基本方法。罗斯福把托拉斯区分“好的”和“坏的”两种，只有后者才是需要炸毁的。为了这个目的，他的政府总共发动了四十五次反对托拉斯的行动。
托拉斯之母在尔后的斗争中成了众矢之的。标准石油公司是罗斯福总统最有用的目标之一；它成了难以自持的骑士最中意的一条巨龙——没有比它再好的比赛对手了。尽管罗斯福要反对托拉斯，他仍然希望在1904年的总统选举中有大企业能支持他竞选，标准石油公司的经理们便想和他搭上关系。有一位标准石油公司所属子公司的董事长是国会议员，告诉阿奇博尔德说，罗斯福认为标准石油公司是反对他的。对此阿奇博尔德说，恰恰相反，“我一直钦佩罗斯福总统，他的著作我全部读过，而且买了精装本藏在我的图书馆中。”
国会议员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想一位担任总统的作家肯定欢喜听恭维话，特别是像罗斯福这样的多产作家。他于是想把阿奇博尔德的敬羡报告给罗斯福总统，用这一着棋子来安排一次会见。“果然‘书本交易’的棋子一开始就奏效，”国会议员兴高采烈地写信给阿奇博尔德说。但是他又告诫阿奇博尔德：“你至少要在会晤总统之前把那些书的题目再看一遍，重温一下记忆。”阿谀奉承可能使阿奇博尔德走到门口但是未能进门。后来他气愤地说，“黑暗的阿比酉尼亚从不了解我们在1904年罗斯福先生当选后从政府手中所受到的待遇。”
选举日之前，民主党人大肆宣扬大企业向共和党提供竞选经费，其中包括阿奇博尔德和H.H.罗杰斯捐赠的十万美元。罗斯福命令归还这十万美元，并在宣传中向每一个美国人作出“公平施政”的许诺，这句话后来成了他的口号。这笔钱究竟是否归还是另一个问题。司法部长菲兰德。诺克斯后来告诉罗斯福的继任人威廉。霍华德。塔夫特说，1904年10月的一天，他走进罗斯福的办公室时，听到总统在口授一封信，指示将捐款还给标准石油公司。
“为什么，总统先生，钱已经用掉了，”诺克斯说。“他们无法归还了——没有钱了。”
“嗯，”罗斯福回答说，“反正这封信放入档案中也好看些。”
1904年罗斯福竞选成功之后，他的政府紧接着发起了对标准石油公司和石油工业的调查。结果导致了对托拉斯控制交通运输提出了严重的批评，由于罗斯福本人也对标准石油公司进行谴责，加重了批评的份量。很明显这种压力是冲着标准石油公司而来的，所以阿奇博尔德和H.H.罗杰斯于1906年3 月匆忙地赶到华盛顿拜访罗斯福，要求他不要对标准石油公司提出法律起诉。“我们告诉他说，我们已经几次三番地被调查过、被报道过了，”阿奇博尔德在同罗斯福会晤以后写给另一位董事亨利。弗拉格勒说，“但是只要别人能忍受，我们也能忍受。他耐心地听取了我们该说的话，我想他是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总统不会不受影响的。”
起诉阿奇博尔德是在欺骗他的同事——也欺骗自己。因为在1906年11月，罗斯福的政府在圣路易斯联邦巡回法院对标准石油公司提出起诉，指控这家公司以阴谋限制贸易罪违犯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诉讼进行期间，罗斯福煽动公众的愤怒情绪。“过去六年通过的诚实经商的每一项措施都遭到这些人的反对，”总统公开地宣称。私下他又告诉他的司法部长说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们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刑事犯”。国防部宣布它不向企业联合体购买石油产品。更绝的是，民主党长期参加总统竞选的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宣称，为了国家的利益，最好是把洛克菲勒投入监狱。
标准石油公司认识到它必须为生存而战斗了。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政府现在要使标准石油公司“出一身大汗”。正如一位经理写信给洛克菲勒时说，“政府已经开始了一场深思熟虑的运动以图摧毁公司及与之有关的每一个人，他们为了达到目的用尽了手段。”为了自卫，标准石油公司聘请了一支由有才能的律师组成的庞大律师队伍，其中不乏美国法律界非常知名的人士。政府方面领头的律师是公司事务律师弗朗克。凯洛格，这个人二十年后当上了国务卿。诉讼经历了两年多时间，出庭作证的人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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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达四百四十四人，提交的证据有一干三百七十一份。全部记录有二十一卷一万四千四百九十五页。最高法院法官称之为“浩繁的文件……包含了大量相互矛盾的证词，涉及复杂的数不清的商业交易，跨越的时间幅度近四十年。”
与此同时，标准石油公司还受到其他的起诉控告。阿奇博尔德对司法和行政当局发动的攻势偶尔也试图故作轻松。“在我短暂一生的近四十四年来，”他在一次大型宴会中对听众说，“我曾经在美国、在首都华盛顿市和在外国竭力阻碍石油及其产品的商业贸易。朋友们，我是在向你们倾吐心中的机密而作了这样的供认，同时我也怀有强烈的信念，相信你们不会把我解送到公司局去。”但是尽管他卖弄言辞，他和他的同事毕竟忧心忡忡。“联邦当局是在竭尽其力地反对我们，”他在1907年暗自写道。“总统任命了法官兼任陪审团审问这些公司案件……我不认为他们能吃掉我们，虽然他们可能成功地煽动一群暴徒来搞破坏。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来保护我们的股东。除此之外，我或任何人都不可能再说什么了。”
同年，在另一件案子中，有一位名字很容易记住的肯尼索。芒廷。兰迪斯联邦法官——他后来成了一位职业棒球队的首席管理人——以违犯法律收受回扣的罪名对标准石油公司处以极重的罚款。他也痛斥标准石油公司的律师“故作傲慢”，同时又对“处罚不当”表示遗憾。当送信的男孩把法官的决定送给洛克菲勒时，他正在克利夫兰市和朋友一起打高尔夫球。洛克菲勒打开信封看了内容，就把法院的通知塞进衣袋。然后打破沉默开腔说，“好了，先生们，我们继续打吧？”在场的一个人禁不住问道，判决的罚金是多少？
“最高的罚金，我想是——二千九百万美元，”洛克菲勒回答说。然后他思索了一下补充说，“等到偿付这笔罚款时兰迪斯法官早就死了。”出其不意地说完这句话之后，便若无其事地继续进行他一生中打得最好的一次比赛。事实是兰迪斯法官的判决后来被推翻了。
后来，在反托拉斯的主要诉讼案中，联邦法院于1909年以有利于政府的方式判决标准石油公司应该解散。当时西奥多。罗斯福已经离开总统的职位，从非洲猎兽旅行回来在白尼罗河上听到了这个消息，很是高兴。他说这个裁决“是我们国家为维护正当经营而赢得的重要胜利”。标准石油公司迫不及待地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由于有两位法官已经过世，最高法院不得不把这个案子又审问了两遍。金融界和工业界都紧张地期待审判结果。最后在1911年5 月一天的下午，这天下午使人感到时间过得特别的慢，大法官爱德华。怀特含糊不清地说，“我要宣布美国反对标准石油公司案件的第398 号判决书的结论。”闷热压抑得使人昏昏欲睡的法庭大厅顿时苏醒了过来，人们竖起耳朵想听个究竟。参议员和众议员们也都挤到法院大厅。在随后的四十九分钟，大法官怀特说话的声音有时低得无法听见，以致坐在他左边的一位法官不得不几次欠身过来提请他提高嗓音以便让大家听到他重要的发言。大法官引用了一个新原则——根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阻碍贸易的行为必须依据“理智的法则”。也就是说只有当“阻碍”是不合理的并触犯了公共利益才应予以处分。本案件的阻碍贸易的行为显然是不合理的并已经触犯了公众利益。“在对这段有问题的时期（自从1870年以来）进行研究以后，”大法官宣称，“一切公正无私的人都无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商业发展和组织方面的杰作很快就产生排斥他人的意图和目的……把别人的贸易权利排挤掉从而达到主宰别人的目的。”最高法院维持联邦法院的判决。标准石油公司应予解散。
董事们沮丧地聚集在百老汇大街26号威廉。洛克菲勒的办公室内寂然无声地等待判决的消息。阿奇博尔德绷紧了面孔，对着自动收报机仔细地听着。当判决的消息传来后，大家都震动了。没有人事先想到最高法院会作出这样毁灭性的决定；法院规定标准石油公司在六个月之内解体。“我们的计划”要被司法命令砸碎了。办公室内死一般的沉静。阿奇博尔德轻声地吹起口哨，少年时代他在泰特斯维尔泥泞的路上收购石油时也是这样吹口哨的。现在，他走到壁炉架前思索了片刻之后开口说，“好啦，先生们，生活就是这样一次接一次地折磨人。”说完他又吹起了口哨。
解散法院判决以后，一个重大的问题摆在标准石油公司董事们的面前，这就是解散公司的问题，怎样拆散这样一个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帝国？这个问题简直太大了。标准石油公司承担的运输量是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石油产量的4 ／5 以上。美国原油的3 ／4 是它提炼的；它拥有全美国油灌车的一半；销售的煤油占国内市场的4 ／5 以上，占出口量的4 ／5 以上；美国铁路所使用的润滑油有9 ／10是它提供的。还有一系列的石油副产品——包括三亿支七百种不同类别的蜡烛。它甚至有自己的海军——七十八艘蒸汽轮船和十九艘帆船。这么多东西如何打散？百老汇大街26号一片沉默，外面的谣言则沸沸扬扬。最后公司在19if年7 月末宣布它的解散方案。
标准石油公司被分解成几个独立的实体。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原先的控股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几乎拥有净产值的一半，后来成了埃克森石油公司——而且在各公司中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居第二位的是拥有净产值9 ％的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后来成了莫比尔石油公司。还有标准石油（加利福尼亚）公司，后来成了切夫隆公司；俄亥俄标准石油公司，后来成了索亥俄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的分公司；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后来成了阿摩科公司；大陆石油公司，后来成了科诺科公司；以及大西洋公司，后来成了大西洋富田公司的一部分，最后又成了太阳石油公司。“我们现在甚至要把勤杂工都派出去领导这些公司了。”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职员酸溜溜地评论说。这些新的实体虽然各自为政，管理部门也分开，然而一般地都尊重各自的市场，维持各自原来的商业关系。但是后来各公司都在各自的地盘内迅速发展，相互间也渐渐开始竞争起来。解散过程中法律方面的失察延缓了这种竞争。百老汇大街26号没有人过问商标和招牌的所有权问题。所以新出现的公司都以老牌名出售产品——诸如“完善牌”石油，“红王冠牌”汽油等等，严重地限制了公司的竞争力。
社会舆论和美国的政治制度迫使竞争回复到石油的运输、提炼和销售中去。但是，如果这条巨龙死了，那末托拉斯解散所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对于标准石油公司来说时代的变化太快了；它控制企业的制度太僵死——特别是对在下面基层干事的人，解散以后，他们有了自主行事的机会。“年轻人一直盼望的机会现在来到了，”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领导人回忆说。新公司的经理们现在获得了解放，他们可以不必再为每一笔五千美元以上的资本开支或五十美元以上的医院捐款而请求百老汇大街26号批准了。
技术的解放托拉斯解散引起的后果之一是技术革新从百老汇大街26号僵硬死板的控制下获得意想不到的解放。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行动特别迅速，在提炼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关键时刻促进了处在襁褓时期的汽车工业，从而保存了美国石油的最重要的市场。
原先的提炼技术只能从每桶天然原油中提炼出15％到18％的天然汽油，最高也只能达到20％。这在汽油因为容易爆炸和燃烧几乎没有销路的情况下，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以汽油为动力的汽车迅速增加、情况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石油业中有些人已经看出，汽油的供应很快就会非常紧张。
在那些有先见之明的人中，有一个叫威廉。伯顿的人，他是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一家工厂的厂长，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化学博士，也是美国工业界中少有的几位科学家之一。他是在1889年进入标准石油公司的，当时是他除掉了利马原油含有的“臭鼬气味”。1909年时，即法院判决标准石油公司解散之前的两年，威廉。伯顿预见到即将到来的汽油短缺，指导他所领导的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组成的研究小组着手进行提高汽油产出的试验。他作出的这个重大决定未经百老汇大街26号授权，也不通知芝加哥的印第安纳石油公司子公司的董事。他告诉他小组里的科学家们说，这次要试验各种设想，其目标是“裂变”——或分解——那些较大的不合需要的碳氢化合物分子，使之变成可以产生汽车汽油的较小的分子。
试验遇到了许多死胡同。但是科学家们最后进行“热变”试验——将价值很低的粗柴油同时处于高压和高温之下，其温度达到650 度以上。这种做法是空前的，很危险，科学家们非常谨慎。在这之前很少有人知道粗柴油在高温和高压的情况下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锅炉工拒绝操作，科学家们必须冒着很大危险登上烧得很热的蒸馏塔堵塞漏气的缝隙。伯顿的想法经过试验证明可行；粗柴油产生出一种“合成汽油”，一桶原油可以提炼出45％的可用的汽油，效率提高了一倍多。“这种热裂变方法的发现肯定是现时代的一大发明，”一位研究石油工业的学者写道。“其结果是，石油工业将是第一个通过化学来进行革命的大工业。”
发明是一回事；把这项技术革新商品化又是另一回事。伯顿曾经向纽约的标准石油公司总公司申请一百万美元，建造一百座进行热裂变的蒸馏塔。但是百老汇大街26号不加说明地断然拒绝，总公司认为这个主意纯属蛮干。一位董事私下说，“伯顿是想把整个印第安纳州炸到密歇根湖里去。”托拉斯解体后独立自主的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们信任伯顿，向他开了绿灯——其中一位董事对伯顿开玩笑说，“你会把我们毁了。”
新技术的成功来得正是时候。由于汽车出人意料地急剧增加，全世界已经濒临汽油荒的边缘。1910年，汽油的销售量第一次超过煤油，供应远远赶不上需求。汽油的时代已经降临，但是继续恶化的燃料短缺对新生的汽车工业是一个重大的威胁。1911年10月汽油价格是9.5 美分，1913年1 月就涨到17美分。伦敦和巴黎的驾车人要花五十美分才能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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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仑汽油，欧洲其他地方需要一美元。
但是，在1913年初标准石油公司解散不到一年的时候，伯顿的第一座蒸馏塔已经开工投产，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宣布一种新产品、通过高温裂变生产的汽油——“汽车油”——已经问世。回顾往事，伯顿说：“我们冒了可怕的风险，幸好我们当时没有被炸得粉碎。”他的高温裂变方法使炼油厂的生产具有前所未有的灵活性。炼油厂的产量也不再任意地受到不同成分原油的蒸馏温度的制约。现在，他可以生产更为适用的产品。此外，裂变汽油比天然汽油具有更好的抗爆性能和更大的动力，能够承受更高压力的引擎。
新技术的成功竟使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左右为难。公司内部掀起了一场是否允许别人利用它的专利的大辩论。有人说让别的公司利用它的专利只会加强竞争对手。但是在1914年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开始允许它自己市场以外的公司利用它的专利，前提是不论盈利与否，其由于应用专利而产生的收入都要分给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1914年至1919年之间有十四家公司使用了专利，印第安纳标准公司赚了大钱。后来他们以同样的条件允许所有石油公司使用它的新技术专利。但是有一家公司一直想享受优惠——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这家原来的母公司认为它应该享受优惠而且认为可以迫使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接受它的要求。但是印第安纳标准公司毫不让步。新泽西标准公司最后终于在1915年屈服，按照印第安纳标准公司的条件使用专利。多年以后据说新泽西标准公司的总经理最难受的事情是每个月要在付给印第安纳标准公司大量专利使用费的支票上签字。
赢家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石油工业很快出现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是由几个巧合的因素构成的：汽车工业的迅速兴起；在得克萨斯州、俄克拉何马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堪萨斯州发现了油田，出现了新的竟争者；以及炼油技术的进步。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因标准石油公司的解体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石油工业的改组而引起的深远影响。
就在解散之前，一位顾问建议洛克菲勒卖掉一部分标准石油公司的股票，因为当时股票的价值处于顶峰，一旦公司解散股票价值也将随之下跌。洛克菲勒拒绝了这个建议；他比那位顾问更精明。因为公司解散以后相继独立的公司的股票将按比例分配给新泽西石油公司的股东。由于巨龙已被肢解，它的局部的价值将会很快地超过整体的价值。果然，标准石油公司解体后不到一年，相继独立的公司的股票价值大多都增加了一倍；印第安纳标准公司则是三倍。这样一来谁也没有比握有股票总数1 ／4 的洛克菲勒受益更多。解散以后，由于各种股票价格的上升，他的个人财富上升到九亿（相当于今天的九十亿）美元。
1912年，也就是西奥多。罗斯福离开总统职位四年之后，他又一次参加白宫的竞选，标准石油公司又一次成了他的攻击目标。“股票价格上升了100 ％，以至于洛克菲勒先生和他的同事们眼看着他们的财富翻了一倍，”竞选中他大声抨击。“难怪现在华尔街的祈祷词是：”啊，仁慈的上帝，再赐给我们一次解散吧。‘“
6、石油战：皇家荷兰的兴起，
帝国俄罗斯的衰落
1896年的秋天，一位壮年男于从英国来到新加坡准备前往婆罗洲东海岸一处无人知道的叫作丘特的荒僻丛林。他年纪虽不大，但已经有过在远东生活的锻炼，并且在石油圈子内已是小有名气。他的行踪很快就受到标准石油公司在新加坡的代理人的注意并且很快地就向纽约报告：“一个叫亚伯拉罕斯的先生据说是塞缪尔辛迪加的马库斯。塞缪尔的侄子……从伦敦抵达这里，即将前往丘特，谣传塞缪尔家族在那里有一大片油田租借地。鉴于亚伯拉罕斯先生开始在新加坡和按榔屿经营俄国石油，正在这两个地方建造工厂，他的丘特之行可能有所作为。”
确实，他是有所为而来，他是受两位叔父的派遣来这里设法争取石油开采权的，因为塞缪尔的石油公司迫切需要开采石油来维护它的地位——也许是为了保住它的生存。
马库斯。塞缪尔是受石油商业的驱使采取这次行动的。从事石油业的人需要求得平衡，在一个地方投了资就迫使他要在别的地方投入另一笔资本，以保护投资有利可图。石油生产商要使他开采出来的石油具有价值就需要市场。正如马库斯。塞缪尔有一回说，“仅仅生产石油只具有微小的价值，使人感到兴趣而已。必须找到市场。”炼油商既需要石油又需要销售的市场；一座炼油厂空着不用，机器和输油管就等于是一堆废铁。而经营市场的那些人则需要有石油经过他们的手；否则他们只有蚀本一条路。需要石油的紧迫性因时而异，但是石油业的基本规则却是永恒不变的。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马库斯。塞缪尔已经在油轮和储油设备上投入了大量资本，肯定需要有一个可靠的石油来源。作为一个贸易商和批发商，他太脆弱了。
同罗思柴尔德签订的俄国石油的合同1900年10月到期。他能指望合同延续下去吗？
他和罗思柴尔德银行的关系是不牢固的，这个银行家族很有可能改弦易辙去和标准石油公司做生意。此外，单一地一头靠在俄国石油上也是危险的。塞缪尔抱怨说，俄国人任意改变它境内的运输费使他的经济陷入持续的混乱状态，经营俄国石油只能糊口，并且使“同俄国人做生意的商人处于劣势，使他们无法同强有力的美国对手竞争”。其他的危险还有：荷属东印度生产的石油日益增多，由于运输路线短，运费低，使他继续在远东进行竞争的能力受到威胁；而且标准石油公司随时都有可能调集它的力量发动一场旨在摧毁壳牌石油公司的全面战争。塞缪尔十分清楚，他需要自己生产石油，用自己的原油来保护他的市场和他的投资——事实上也为了保护自己企业的生存。因而，用为他写传的作家的话来说，“他几乎为寻找石油而发狂。”
丛林塞缪尔在1895年之所以能够在东婆罗洲的丘特地方获得一片土地的开采权，完全得力于一位上了年纪的执著的荷兰采矿工程师，这位工程师把他整个青春年华都消磨在东印度的丛林中。这一片租借地沿着海岸延伸五十多英里，一直伸向内地的丛林地带。这个杂草丛生的荒野丛林就是马克‘亚伯拉罕斯被派来工作的现场。
亚伯拉罕斯对钻井和炼油完全外行；却有在远东组织建造储油库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对他现在着手的极为艰巨的新任务帮不了忙。
马克。亚伯拉罕斯对钻井业务不够在行的缺点在马库斯。塞缪尔身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经营方法——他不喜欢组织工作和有系统地进行分析和计划，缺乏健全的管理和有才干的工作人员——使婆罗洲丛林的事更加困难。货船总是不在合适的时间抵达，装载的设备也不合用，甚至连货单也没有。货物都堆在海滩上，迫使工人放下手头的工作把运来的物品汇集拢来清点；许多设备都丢弃在草丛中任其锈蚀。
即使没有这样杂乱无章的情况和来自伦敦的互不协调的管理，油田现场的事已经够困难的了。婆罗洲比苏门答腊更加荒僻；能买到设备和供应物品的最近的地点是千里以外的新加坡。到新加坡去的唯一交通是搭乘每隔一两个星期才经过的船舶。
工人们分散在油田租借地互不联系，经常要和丛林作斗争。他们在丛林中艰苦地开出了一条四英里的道路通向一个叫“黑点”的地方，那里有油苗渗到地面上来，过不了几个星期这条小路就又被杂草掩没。由于当地的招工头不愿干固定的活，工程只得依靠中国苦力。施工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受到疾病和热病的袭击。亚伯拉罕斯晚上给家里写报告时经常因患热病而呈半昏迷状态。工作人员——中国人、欧洲人经理、加拿大钻工—一中的死亡率很高。有的人未经抵达目的地就死在船上。用来制造桥梁、房屋和码头的木材很快就腐烂。一直陪随他们的是“炎热、潮湿和使物品霉烂的有破坏性的热带雨”。
在远东建造储油库的时期，住在伦敦的塞缪尔和在婆罗洲的马克。亚伯拉罕斯之间通信时使用的急躁的、爆炸性的恶言恶语，今天义旧调重弹。可怜的马克。亚伯拉罕斯——不论他做了什么事，不管他的工作多么艰辛和令人气馁，他的叔父总觉得做得不够。他的两位叔父根本就不想了解丛林中的现实情况。当马库斯。塞缪尔抱怨给欧洲职员修建的房屋太浪费，外观像“休养胜地的别墅”时，亚伯拉罕斯愤怒地回答说，“你的‘别墅”’简陋得以至于“不大的一阵风或一场雨就能把整个屋顶掀掉。我们刚来时住的房屋只能作猪厩”。
尽管有这些问题，第一口油井依然在1897年2 月打出来了；1898年4 月打出了第一口自喷井。然而从发现石油到使之成为商品还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此外，婆罗洲原油的化学特性是不能提炼出很多煤油，但不经提炼就能作燃料油。婆罗洲这种重油的质量使塞缪尔殷切追求的理想有了现实的基础——他认为“石油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作燃料油”。当时处在二十世纪的前夕，展望未来，他有理由预言石油的伟大的未来将不是作照明的原料而是动力的原料。马库斯。塞缪尔成了鼓吹用石油取代煤作轮船燃料的呐喊者。
以油代煤的历史性的发展实际上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初露端倪，煤油的提炼过程中会产生废料，俄罗斯人称之为“奥斯塔基”，里海上航行的轮船首先成功地使用过这种废油作燃料。这项革新的动力纯粹是出于实际需要：俄罗斯帝国的许多地区缺乏木材，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代价从英格兰进口煤。随后，西伯利亚铁路开始使用塞缪尔辛迪加经由海参成供应的油作燃料，不再使用煤和木材了。此外，俄国政府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也鼓励使用油作燃料以加速全面的经济发展。在英国，铁路也开始用油作燃料——为了减少城市地区的烟尘以及特殊的安全原因，比如为了王室成员乘坐火车时的安全。但是大体上煤仍旧占据市场的主要位置，它是北美和欧洲重工业巨大发展的基础，是全世界商船队和海军舰队的燃料。塞缪尔以油代煤的理想在市场上遇到很大的阻力，
其中他特别顾虑的是皇家海军。十年多以来他一直想敲开皇家海军的大门，但劳而无功。
壳牌公司崭露头角马库斯。塞缪尔仍然能感到安慰的是，虽然他在婆罗洲的事业使他伤足脑筋，但是他自己在争取社会地位的道路上却获得进展。他成了肯特郡的治安法官，同时在伦敦又担任了眼镜制造者公司的主持人，这个公司是所有历史悠久的行会中最受尊敬的一个同业行会。他还被授予骑士身份，因为他的一艘拖轮，据说是世界上这类拖轮中马力最大的一艘，把在苏伊士运河入口处搁浅的一艘英国军舰拖离险境。1887年，塞缪尔在商业机构方面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这项措施属于一种自卫行动。为了要确保组成油轮辛迪加的许多远东商号对他保持忠诚，他让那些商号都成为一家新公司的股东，这个新公司把他的全部石油企业、油船队和属于不同商号的储油库设备都并在一起，取名为壳牌运输和贸易公司。
在这一段时间里，塞缪尔大肆宣扬婆罗洲的油田，不论是从眼前的商业前景或是从丛林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来衡量，塞缪尔的广告是过于浮夸的。这是他为了要促成与罗思柴尔德银行的合同谈判有意造成婆罗洲丘特油田即将供应石油的印象。
这个策略果然奏效。罗思柴尔德银行被他说服了，同意合同展期，继续向壳牌公司供应俄国石油——条件对壳牌公司来说比以前更优惠。不过，壳牌公司的地位现在虽说是较前巩固了，但是事实上它的财运只是暂时获得不稳定的平衡。因为马库斯。
塞缪尔是在市场一片涨风的时候驾顺风船，但是像起伏的波涛一样，免不了要被冲垮的。
十九世纪末叶的时代特点是全世界都呈现出石油繁荣的景象。需求快速增长，供不应求，价格不断上升。1899年开始的南非布尔战争使油价更加坚挺。但是到了1900年秋天，石油价格开始下跌。俄罗斯帝国因农业遭受灾害发生饥荒，经济萧条，国内的石油需求大减，俄国炼油商尽力增加煤油生产向世界市场出口倾销，使世界市场的油价骤然暴跌。中国原先是壳牌公司的最有希望的市场，因为爆发反对外国人的义和团运动使国家和经济陷入混乱。那里不但不再是壳牌的活跃的市场，而且它的设备也遭到劫掠。
所有这些逆反的发展都集中降临到脆弱的塞缪尔头上。当价格下跌以后，壳牌公司的储油库里充满了高价石油。壳牌公司近年来持续扩充了它的油船队，现在的运输率垂直下降。婆罗洲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生产前途无望，产量提高缓慢。设计得很差的炼油厂证明是一场灾难。火灾、爆炸、技术故障和事故频繁不断，工人丧命，经营受到挫折。尽管有这些坏消息，塞缪尔却像企业家倒霉的时候应该表现的那样，装得镇定自若，保持一副尊严的外表。几乎每天早晨还是可以看到他骑着他宠爱的马在海德公园溜达。经常遇见塞缪尔骑马的一位石油商人敏锐地发现，塞缪尔骑在马上仿佛像是骑在他的庞大的企业上一样，看上去摇摇欲坠，却总是没有摔下来。
困境中的皇家荷兰石油公司雄心勃勃的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在这一段时期中继续大力提高产量，进一步增加投资建造油轮和储油库设施。在1897年12月31日新年除夕，公司在苏门答腊的炼油厂所在地举行迎接未来巨大成功的庆祝大会。夜晚施放烟火花炮并举行迎接新油轮“兰卡特苏丹号”的盛大仪式。苏丹本人也亲临迎接，使这次欢乐的盛会达到高潮。但是节日般的庆祝气氛被晚上流传的一则谣言冲得烟消云散了——谣言说储油库中发现了大量的水，说明油井可能出了问题。谣传沸沸扬扬，一时难以消除。
谣言所传的确有其事——皇家荷兰石油公司的油井开始生产咸水而不生产石油。
原先多产的油田开始减产。1898年7 月传闻说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石油市场被一片恐慌气氛所笼罩。皇家荷兰石油公司的股票直线下跌。标准石油公司坐失良机没有即时买入廉价的皇家荷兰公司的股票。马库斯。塞缪尔也一样，事后懊悔不已。
皇家荷兰公司拼命地想找到新的油井。它在苏门答腊钻井不下一百一十次，这一百一十次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公司并不灰心。在苏门答腊原来油田北面大约八十英里的地方有一块封地叫作佩腊克，接近边境，由于土著居民叛乱一直未得安宁。
就在这块封地有油苗出现的地方，皇家荷兰公司获得开采权。封地的酋长一直从事胡椒生意赚钱，非常想通过石油来广开财源。皇家荷兰公司派去的一支考察队由一位叫雨果。劳登的青年工程师率领，他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很有才能，在匈牙利开过荒地，在德兰士瓦建筑过铁路，富有经验。他恰好又是前东印度总督的儿子，怀有不寻常的从事外交的能力。这些才能在佩腊克封地特别有用。劳登抵达那里以后，不但成功地同佩腊克的酋长取得协议，使皇家荷兰公司的势力深入佩腊克，而且还和向佩腊克酋长发起圣战的当地叛乱力量的头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劳登的小组包括几位专业地质学家，他们在1899年12月22日开始钻井。地质学家的专业技术毕竟不凡，只经过六天就打出了一口油井。现在，赶在新的世纪到来之前皇家荷兰公司又可以大展宏图了。它迅速地派遣地质人员到东印度各地去开发石油。皇家荷兰公司准备以那些新开发的高质量石油向刚刚兴起的欧洲汽油市场进军。
“一个有冲劲的家伙”
吉恩。巴普蒂斯特。奥古斯特。凯斯勒，这位比其他任何人对皇家荷兰石油公司的生存都更负有责任的男子，在1900年11月从远东打电报给海牙说，他正处在“神经非常不安的状态”。紧张的商业活动使他衰弱不堪，他动身回荷兰的家了。
同年12月他途经那不勒斯时就患心脏病去世了。第二天，一个三十四岁名叫亨利。
德特丁的有干劲的年轻人被任命担任“临时经理”。这个“临时”的头衔持续了一段很长的时期；后来德特丁竟主宰石油世界达三十五年之久。
德特丁1866年生于阿姆斯特丹，父亲是商船的船长，在他六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家里的经济条件只能让德特丁的哥哥们受教育，使他饱受家道日益清寒而又不得不虚撑门面的滋味。在学校里他才能出众——像洛克菲勒一样，他非常擅长快速心算。离开学校以后他并没有像原先所希望的那样继承父业从事航海业，将来成为一名船长，而是进入阿姆斯特丹极为平凡的银行世界，并且很快就精通了会计和金融业务。出于一种嗜好，他把许多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拿来进行研究，想从中计算出谁家经营得法，谁家经营不善，原因何在，以及不同的公司所采用的是哪一种策略。从此他开始锻炼并发展了他的商业伙伴们后来称之为的“资产负债表和数字的千里眼”。后来，他用这样的话来鼓励和指点青年人，“如果你能像一个优秀的法官那样用一眼就能把人看穿的本领去鉴别数字，那末你在商界就大有可为。”
德特丁认为在银行晋升很慢，与他的才于不相适应，于是他选择了当时许多荷兰青年所走的一条路——远航海外去东印度寻觅机遇。他进入荷兰商业银行工作，这是一家著名的历史悠久的银行康采恩，先是负责棉兰的办事处，后来又在马来亚西海岸的摈榔屿管事，使他学到了赚钱的方法。“那就是举起鼻子到处去嗅，寻觅可以做生意的地方，”他后来说，“没有这种嗅觉和眼力，从底层起步的人是不可能赚大钱的——我发现了使大量额外的金钱源源不断滚人银行钱柜的渠道。”德特丁利用远东地区许多城市之间兑换和利息的差额为银行赚了很多的钱。
“到处去嗅”也嗅到石油上来了，他第一次做石油生意就为银行赚了钱。当时正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皇家荷兰石油公司严重缺少流动资金的时候，凯斯勒四出寻求资金，到处碰鼻，最后找到了德特丁。这两人年幼时在阿姆斯特丹就已认识。
德特丁想出了一个灵活的方案：他同意借出必需的流动资本，石油公司方面则用库存的煤油作为担保。皇家荷兰公司就这样渡过了难关，而荷兰商业银行也找到一条赚钱的新渠道。凯斯勒既感激又感动。
不久以后，凯斯勒决定在远东各地建立皇家荷兰石油公司自己的贸易机构，他写信给德特丁，请德特丁建议谁能担负这项任务。凯斯勒十分清楚这样的一个人才必须是——“一个第一流的商人，一个有冲劲的家伙，一个饱经风霜富有经验的有商业眼光的人”。有谁能比凯斯勒的通信对象亨利。德特丁本人更符合要求呢？1895年凯斯勒请德特丁就任这个职务，对银行生活感到厌倦的德特了接受了。他立即开始雄心勃勃地在远东各地建立销售网。他的目的是使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同它的竞争对手平起平坐而不受竞争对手的左右。他的宏伟野心是，他后来说，要成为“一个国际的石油人物”。
德特丁长得短小精悍，有一双引人注意的大眼睛，笑起来的时候满口的牙齿都露了出来。他勤奋努力，朝气蓬勃，特别相信锻炼身体，一方面是为了健康，同时也为了做好工作。晚年在欧洲时，甚至在他年过花甲以后，不论寒冬盛夏每天早晨工作之前第一件事就是游泳，接着是花四十五分钟时间骑马。他给予每一个同他接触过的人以一种强烈的和令人信服的印象。他具有被称为“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和一种“几乎是过分的魅力”，他凭借这两个特点说服别人和他一起去竟争。他和马库斯。塞缪尔不一样，他的动机不是为了社会地位和职位。皇家荷兰公司的编年史作家、荷兰历史学家格里森曾担任德特丁的私人秘书多年，他把德特丁的目标概括为：“德特丁的目标不在于什么荣誉地位和显赫的声望，不在于公众利益，也不是为了创立新的经济秩序和庞大的商业康采恩。他的目的和大大小小的商人一样非常现实：赚钱。”不论德特了怎么变，他始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
德特丁玩笑地自称是一个“大傻子”。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自我嘲笑，而是以此作为他的工作理论的指南——他把每一个问题都简化到最低、最基本的状态。“简单地处理一切值得做的事，我反对不能使之简化的商业建议，我对不可救药的主张是不屑一顾的。”
他在皇家荷兰石油公司任职的早期有一个“简单”的思想支配着他——新成立的石油公司需要联合起来。他把这个思想视作保护皇家荷兰公司抵制标准石油公司的唯一手段——“团结就是力量”。他把这句古老的荷兰箴言作为他的试金石。他还认为合作是稳定石油工业的一个方法。他像洛克菲勒一样讨厌石油价格大起大落，但他又不同于洛克菲勒和标准石油公司，他不想利用削价来作为一种竞争的手段；他宁愿在相互敌对的公司之间达成价格协议，订立和平条约。他说这样从长远来说对消费者也是有利的，因为稳定的可预见的利润能鼓励更多的资本投资和更大的效率。但是，他的这种联合的简单观点中有一点他是从不鼓吹的——那就是任何一种联合行动皇家荷兰公司都必须占据首位。所以德特丁的意图并不是在联合中和睦相处。在诺贝尔兄弟的心目中，德特了后来的表现并不是一位和解的模范，而是一个十足道地的“把别人都杀死吃掉的可怕人物”。走向联合的第一步壳牌和皇家荷兰两家公司合在一起控制了一半以上的俄国和远东的出口石油。这两家公司之间的“毁灭性的竞争”给德特丁提供了同重要的竟争对手马库斯。塞缪尔就联合问题进行谈判的起点。这两个人之间的长期争斗决定了这个拟议中的全球性企业的特性——两人都有很大才能和胆识，都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但是马库斯。塞缨尔比较欢喜受恭维和感情用事，热中名誉地位；而德特丁所要的是权力和金钱。但是在基本的问题上一由谁来领导新的联合体——两人争执不下。马库斯。塞缪尔认为毫无疑问他本人应该当领袖，因为壳牌公司的名气显然比皇家荷兰公司更响亮，经营范围也更广。但是德特了自己说过他绝对不想充当任何人的副手。
这两个人走不到一起，迫切需要一位中间人，谁能比运输捐客弗雷德。莱恩更能在石油问题上充当不偏不倚的中间人呢？首先，这个“不出头露面”的莱恩是罗思柴尔德石油利益的伦敦代表；他是塞缪尔的朋友、顾问和知交——是塞缪尔十年前发动的突然袭击时信得过的同谋。他和德特丁虽然认识不久，但是两人一见面就谈得投机，必然会成为密友。莱恩开始在皇家荷兰公司和壳牌公司之间协商停止双方在远东进行的价格战，使塞缪尔和德特丁之间的有破坏性的“板羽球和羽毛球比赛式的谴责”宣告结束。他努力为开始讨论创造合适的气氛。然而从一开始双方在目的上就出现了重大分歧。塞缪尔需要在两个公司之间达成一种简单的市场安排。
德特丁则需要建立全面的“联合经营”。莱恩只得向德特丁建议，虽然“从长远来看联合经营是必然之路”，但是目前塞廖尔的反对是“难以克服的”。到了1901年10月中事情变得更加复杂，马库斯。塞缪尔乘船前往纽约去访问百老汇大街26号的先生们，显然是为了同标准石油公司商谈联合的事。“马库斯。塞缪尔爵士就在这里，”约翰。阿奇博尔德写信给洛克菲勒说，“这家公司肯定代表了我们的利益之外的最重要的石油销售机构。他来这里无疑是想同我们商谈某种联合的问题，愿意向我们出让他们公司的大量股权。”但是，经过紧张的协商，双方在壳牌公司的资产价值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标准石油公司对塞缪尔的公司的资产价值表示怀疑。但是塞缪尔的纽约之行并不是一无所得。他回到伦敦时给人以凯旋归来的印象，施展出企业家的才能，激起人们对壳牌公司的热情，而事实上这家公司正处在深重的困境之中。
“英荷公司”——和亚细亚公司当塞缪尔在纽约期间，莱恩努力想为皇家荷兰公司和壳牌公司之间的谈判勾勒出一个基础。但是主要问题仍旧悬而未决：仅仅只是划分市场还是达成全面的联合？1901年11月4 日莱恩就什么是这次讨论的决定性的问题访问塞缪尔。莱恩一再强调一点，即如果石油愈来愈多地流入市场冲击价格，那末简单地作出一个市场方面的安排将是毫无意义的。还必须控制住石油生产。这样一来就使得结论变得清楚了：“除非双方的业务完全联合起来，否则问题无法解决。”塞缪尔终于同意这样的结论，他居然变得谦逊而“热情地”宣布说他胜利了。
必须建立一个有能力限制石油生产的新机构。这次决定性的会晤是最终导致成立皇家荷兰／壳牌集团的开端。
德特丁急于想完成这次交易；他担心标准石油公司会避开他而同壳牌达成交易。
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1901年圣诞节的前二天，标准石油公司一反其早先的勉强态度，最后向壳牌公司出价四干万美元，这在1901年时是一笔巨资，相当于今天的五亿美元。塞缪尔家族怂恿塞缪尔接受这个开价。塞缪尔不声不响地到肯特郡他的“摩特”庄园去度假，为作出决定而冥思苦想。这是他一生中所遇到的一个最痛苦的抉择：接受一笔大得难以相信的巨款，获得几乎难以想象的财富，一跃而成为标准石油公司帝国最重要的人物呢，还是同德特丁和皇家荷兰石油公司一起碰碰运气。
他完全有理由进行充分的思考。但是圣诞节一过，他的沉思被莱恩发来的要他回伦敦的加急电报所打破。莱恩告诉他，德特丁在关键问题上让步了。于是塞缪尔在190 互年12月27日下午在匆匆拟就的与皇家荷兰公司联合的协议书上签了字。莱恩亲自带着协议书连夜乘船到德特丁那里。就在那同一个晚上，塞缪尔给纽约发出一份电报，拒绝了标准石油公司的建议，中断了谈判。
塞缪尔想要的是平等。标准石油公司在金钱条件上可能是非常慷慨的，但是它一如既往地坚持掌握控制权，这样一来就会把一家英国公司变成美国的经济实体，这样的做法不管有多少钱马库斯。塞缪尔都是难以接受的。他是一位非常爱国的人。
但迄今他和德特了还没有达成全面的协议，只是一个粗略的提纲。德特了本着和往常一样的单一的目的，成功地把荷属东印度其他一些主要的石油生产商拉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联合体，其中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占据首席。至此，德特丁得到了他所要的一半——有效地控制和管理了荷属东印度的石油生产。但是它和壳牌公司组成的销售联合体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呢？德特丁曾经谈过和塞缪尔的“联合经营”。
但是一旦标准公司与壳牌公司的谈判已经中止，壳牌公司的地位就削弱了，于是德特了开始集中实施他另外一个梦寐以求的简单的理想。那就是这个联合体中只有一个人负责，而这个人非德特丁莫属。
德特丁发出一份最后通碟。他告诉塞缪尔，要么接受他的有关组织机构的计划，限制壳牌和塞缪尔对经营管理的控制权，否则他就不想渡过海峡来继续谈判了。
“我们都经不起浪费时间，”荷兰人说。他的目的终于达到。塞缪尔将担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德特丁担任经理和总裁，负责指导日常业务。德特了所要的全到手了。
不久，两份主要文件都签了字。一份是建立荷属印度生产者委员会，另一份是成立一个招牌叫“壳牌运输皇家荷兰石油公司”的新公司——不久即以“英荷石油公司”
闻名。一家将同标准石油公司分庭抗礼的全球性的公司就这样酝酿起来了。
接着，作为第三种力量的罗思柴尔德财团尽管不喜欢塞缪尔和壳牌公司，但不甘心于被排挤在外，也想加入。德特丁说服模棱两可的塞缪尔说，如果罗思柴尔德想参加进来，应不惜一切代价地让他加入。“事不宜迟，”他说，“这次如果失掉机会，以后永远也得不到了。一旦我们和罗思柴尔德家族联合，大家都了解我们就是掌握了未来，我们不能不借助他们的牌子。”塞缪尔最后被说眼了。
1902年6 月，被打通了思想的塞缪尔和德特丁以及罗思柴尔德家族在三家联合的协议上签了字。“英荷石油公司”将消失在一家新的更大的联合体“亚细亚石油公司”之中。塞缪尔现在对他的股东许诺说，由于有了这样的联合体，“整个组织机构”将不再局限于销售不稳定和有风险的俄国石油，公司的业务将会得到很大的改进。“这是对所有与之利益有关者的真诚的祝贺，”他声音宏亮地作结论说，“我们同荷兰朋友进行的战争现在结束了，我们不但得到和平，而且建立了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联盟。”
德特丁洋洋得意英荷公司成了现在的亚细亚石油公司，它代表了向合并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这一份初级阶段的协议还需要使之成为实际有效的合同。与此同时，壳牌公司的财政和市场的地位继续恶化到了危险的地步，德特丁威胁说他要撤出原先的整个安排。塞缪尔必须面临全面失败的可能性。
这样的失败将是非常丢脸的事，因为1902年9 月29日伦敦市高级市政官塞缪尔将被推选为伦敦市长。8 月底，他请德特丁到他在肯特郡的“摩特”别墅作客。这位荷兰人对英国人的乡村别墅印象极佳；这种乡间住宅他以前从未见到过，所以他暗自下了决心将来他也要有一座这样的宅邸。塞缪尔坦率地向德特了讲了他目前的麻烦。德特丁了解壳牌公司的弱点，但同时他也明白，荷兰的“旗帜”对于他心中设想的全球性企业是不相称的；他需要一面更有权威的“旗帜”——英国国旗。于是他要塞缪尔放心，他会运用新的亚细亚石油公司的力量来恢复壳牌公司的财产。
为了管理新成立的公司，德特丁迁居伦敦（虽然他自1897年以来已经使用了伦敦的电报挂号——“独身”）。在亚细亚石油公司的办公室里操纵和平衡皇家荷兰公司、壳牌公司、罗思柴尔德银行从俄国运出来的大量石油以及荷属东印度的独立石油公司的石油。他现在也开始大规模买进卖出石油，做生意的手法也非常高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通过担任荷属东印度生产者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开始对那里的生产进行限制并制订出定额分配制度。
正当德特了专心致志集中精力于刚成立的亚细亚石油公司的事务的时候，马库斯。塞缪尔却埋头忙碌于和石油无关的事情——1902年11月10日将举行他就任伦敦市长的就职典礼。那丫天肯定是他一生中最盛大隆重的日子，因为他得到了一个伦敦商人渴望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对于伦敦东区犹太贝壳商人的儿子马库斯。塞缪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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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来说，这个荣誉就更加重要了。伟大的一天到来了，一列马车队载着他和他一家以及许多高官显贵社会名流招摇过市，车队经过的路线包括伦敦市犹太人聚居地的波索肯选举区，他就是在那里出生的。这一天的高潮是在伦敦市政厅举行的盛大就职宴会，许多知名人士出席。德特丁也被邀参加，他在一旁冷眼观看，宛如观看土著人的宗教仪式。“我肯定认为这种场合不值得穿着燕尾服去出席第二次，”他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不无嘲讽地写道。“市长演出的戏剧在这里的人看来极为壮观，可是在荷兰人的眼中它更像一个马戏班的游行。”
这以后塞缪尔就一直忙于礼节性的活动，不断地举行招待会，不停地发表演说。
几乎过了一个月才把注意力转回到石油生意上来。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是继续陷在伦敦市长的事务中，参加礼节性活动，公务旅行，访问知名人士等等。他还有一个职责是在市长官邪亲自接见将被认为是精神错乱的人，有人说他接见精神病患者花的时间远远超过他会见石油方面人士。可是塞缪尔很欣赏市长的地位和官场仪式，不过紧张的活动也使他付出了代价。就在荣任伦敦市长的当年，健康状况恶化，经常头痛，不讲别的，单说他的牙齿就必须全部拔除。
苦恼接踵而来。1902年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塞缪尔从肯特郡他的“摩特”
别墅乘早班火车动身去参加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葬礼，同这个城市的郡长们共进午餐，然后去观赏戏剧演出。星期天，他观看了基奇纳勋爵举办的布尔战争中的武器展览；星期一上午他主持了一次会议，在这之后他才终于有时间处理紧急的私人事务——弗雷德。莱恩写来的一封信等着他过目。这件事对他无异于是一个打击，他的老朋友和合伙人要从壳牌公司的董事会中辞职了。原因不是因为莱恩担任了亚细亚石油公司的副总经理而忙不过来。莱恩在信中对马库斯。塞缪尔管理公司的方式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你在石油界担任头头的时间太长了，”他写道，“似乎只有一个想法：投下资本，大吹一通然后就听天由命。以这样逍遥自在的心态做生意我从未见过……做石油这样的生意不能全凭有空的时间瞥上一眼，或者是搞几次漂亮的袭击。石油生意是扎实的单调的工作。”除非“作出某些重大的改变”，莱恩预言，“肥皂泡将会破灭，”到时将再也没有办法“能有效地拯救公司了”。塞缪尔和莱思进行面谈；后来又进一步通信往来，相互怪罪和谴责，而且言辞越来越激烈。两人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弥补。所以莱恩终于离开了董事会；双方都有长期来被出卖的痛苦感受。
同时，亚细亚石油公司还处于建设阶段；最后的协议还有待谈判，这就使得在控制权和政策上不断产生争执——还有权力之争。皇家荷兰公司的历史学家写道，德特丁只是要每一个人都“正确地和公正地”行事。塞缪尔的传记作家却持不同的看法；说德特丁是坚决地自行其是以致陷入“一种无缘无故发怒和恶语伤人的近乎痴呆的地步”。德特丁因为胜券在握不愿妥协。他宣称，“我感到我足能对付十个市长。”
1903年5 月，关于亚细亚石油公司的十份合同终于签订，三方都同意各自拥有工／3 的股权。新公司将管理东印度的石油生产，经营远东地区的销售业务，控制东印度的汽油和煤油在欧洲的销售。德特了洋洋自得地向他的董事会保证说，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在协议的各个方面它都是执牛耳者。也许最重要的是亚细亚石油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也是皇家菏兰石油公司的总经理——亨利。德特丁。
塞缪尔原先坚持总经理的任期应为三年。德特丁寸步不让，说任期为二十一年一天也不能少，这个过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他要终身任职的意思罢了。在这个问题上他又胜利了。
亚细亚石油公司第一次董事会在1903年7 月举行，马库斯。塞缪尔坐在董事长的席位上。德特丁的发言没有发言稿，他似乎了解每一艘油轮当时所在的位置，它们驶向何处和所载的货物——以及油轮目的港的石油价格。这给马库斯。塞缪尔以深刻的印象。
“集团”——塞缪尔投降德特丁以勃发旺盛的干劲全身心地投入新的企业。当皇家荷兰公司董事长警告他不要干得过猛时，德特丁回答说，“干石油这一行一个人就得迅速抓住机会；要不然机会就溜失了。”他不是赌徒，但是一个胸有成竹的敢冒风险的人，他的方法很奏效。在很短的时间内，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就把东印度大部分独立的生产商都吸收进来，因为他们产的石油特别适合提炼汽油。汽车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马路上开始成为司空见惯的景观；在德特了不停地鞭策下，亚细亚石油公司在不断发展的欧洲汽油市场中赢得了一份重要的份额。
当皇家荷兰石油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之际，壳牌公司却每况愈下。不仅是因为得克萨斯州供应的斯平德托普的石油已经枯竭，而且还由于英国海军部规定继续使用煤作为英国海军的燃料，拒绝认真考虑塞缪尔的关于海军改用石油作燃料的具有远见的建议。这样一来塞缪尔日思夜想的广大市场——海军——落空了。再就是皇家荷兰公司当时又发现了适合炼燃料油的婆罗洲原油，又打破了塞缪尔想垄断燃料油的希望。标准石油公司发动的价格战继续在发挥作用。再加上弗雷德。莱恩以亚细亚石油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激烈地反对壳牌公司以泄宿怨。德特丁身兼二职，毫不迟疑地竭力加强皇家荷兰石油公司的地位以反对步履维艰的壳牌公司。市面上已经出现壳牌公司不景气的谣传，蹒跚的壳牌公司只有能力发放5 ％的红利，而皇家荷兰公司的股息是65％和50％，1905年的股息率增加到令人满意的73％。
壳牌公司还能有什么作为吗？马库斯。塞缪尔的时间已经不多了。1906年冬天，他的最有才干的雇员、一位名叫罗伯特。韦利。科恩的年轻人告诉他一个坏消息——一个联合的销售公司已经不能适应形势了。壳牌公司要想生存下去唯一的办法是以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与皇家荷兰公司全面合并。这个建议对塞缪尔无异于五雷轰顶。
这个全球性的大石油公司毕竟是他单枪匹马一手创办起来的。但是眼下似乎别无选择。面对着万般无奈的局面，他向德特丁提出全面联合的愿望。德特丁同意了，这正是他所想要的。但是条件呢？一半对一半，塞缪尔回答说，这样的条件同原先组成英荷石油公司协定的条款是一致的。但是德特了直率地回答说绝对办不到，因为“英荷公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两家公司的相对地位已经明显地改变了。
双方所占的比例应是荷兰石油公司占60％，壳牌公司占40％。“壳牌公司所有的财产和利益从今以后将由一个外国人来管理了！”塞缪尔回答说。他无法向他的股东作出交代。
这件事搁置了几个月，壳牌公司的境况几个月来并没有改善，塞缨尔不得已又向德特丁旧事重提。“我准备，”塞缪尔说，“把管理权交给皇家荷兰公司，如果你德特丁能够对我作出某种绝对保证，皇家荷兰公司本着利益一致的宗旨来妥善地经营壳牌公司。”
德特丁作出一项保证。皇家荷兰公司买下壳牌公司1 ／4 的股票，这样皇家荷兰公司将会以股东身份把壳牌公司的最高利益放在心上。塞缪尔要求德特丁给他一些时间来考虑。德特丁拒绝了。“此时我的心情很慷慨，才向你提出这样的条件，如果你不接受，走出了这个房间，我提的条件也就不作数了。”塞缪尔眼看没其他选择，便接受了。他和德特丁之间斗了五个年头。到头来都结束了。德特丁获胜。
合并的事在1907年完成，从此诞生了皇家荷兰／壳牌集团。四年前成立的第一家联合销售公司的招牌是“英荷公司”——名称排列的前后次序反映了主次之分。
现在是“皇家荷兰”在前。次序的改变是精心策划过的；德特丁终究是赢家。
几年以后，这个新的联合体有时干脆就被人称为“集团”。所有生产和提炼设备的资产都记在荷兰石油公司的名下；所有运输和仓库的资产都记在一家英国公司盎格鲁- 撒克逊石油公司名下。皇家荷兰公司和壳牌公司都变成控股公司，皇家荷兰公司拥有所有子公司的60％的股权，壳牌公司拥有40％。皇家荷兰／壳牌集团不设立董事会，实际上是不存在称为皇家荷兰／壳牌集团的法律实体。“常务董事委员会”
不具有特定的法律地位；只不过是两家控股公司董事会中起作用的成员的组合。皇家菏兰公司确实买下了壳牌公司1 ／4 的股权，塞缪尔所需要的是真诚的结合，可是不过几年工夫，除了最后剩下象征性的股权之外，都卖掉了。
德特丁把他的办公室设在伦敦，它成为皇家荷兰／壳牌集团的财务和商务中心；他也在诺福克郡购置了一处乡间住宅，过着他曾经羡慕过的英国乡绅的生活。技术方面事务和采油炼油业务的中心则设在海牙。原来的公司之间的区别消失了；究竟哪些部门创造了多少利润这个问题已经无关紧要，因为所有的利润都按四六开的比例分成。
事实上所有的业务都是由三名关键人物经管的。德特丁当然是第一把手。第二号人物是雨果。劳登，他就是当苏门答腊的油井枯竭之际发现新油井而拯救了皇家荷兰公司的荷兰工程师。第三位是年轻的科恩。科恩出生于一个古老的英籍犹太人家庭，毕业于剑桥大学，获得化学学位，1901年在马库斯。塞缪尔手下工作，后来作为壳牌公司的人参加到亚细亚石油公司。合并以后他为把各个部门结合在一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德特丁集中精力于商业部分，经常外出旅行，参加谈判；劳登专管技术方面工作。科恩事实上是德特丁的商务副手，在德特丁不在的时候作出决定，当德特丁扔下一项谈判去进行另一项谈判时，科恩就代他继续完成，并且在德特丁感到担忧而畏缩不前时，他总是鼓励德特丁振作精神继续向前。
被德特丁击败不得不放弃控制权的塞缪尔开始感到自己的失败。在合并的过程中他毫无光彩可言。“我是一个失败者，”他对新闻记者说。合并之后，塞缪尔立即登上一艘650 吨的游艇到海上去缓解精神上的创伤。不过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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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治愈了。两位巨头努力友好相处，德特了向塞缪尔提供咨询，使他更加富有，在他死后德特了还称他为“我们的董事长”。德特丁也很快地让塞缪尔看到了他的成果；以至于塞缪尔在1908年的时候就已经告诉壳牌公司的股东说德特丁“完全是一个天才”。即使他不管理公司的事，塞缪尔还是担任了为时十年的壳牌运输和贸易公司的董事长，并积极地多方参与皇家荷兰／壳牌集团的业务活动。他越来越富有了，成了一位忙碌的慈善家，报纸上常常借机会赞颂他或讥讽他。他不断鼓动船舶使用他的石油作燃料。在他担任董事长期间，他和德特了保持了友好的关系。至于他们之间关系的性质是从来也不会有什么疑问的，德特丁是老板。“到美国去！”
1907年完成的合并意味着世界石油市场现在由两个石油巨人支配了，一家是老巨人标准石油公司，一家是后起的皇家荷兰／壳牌集团。“如果标准石油公司在三年前想把我们消灭掉，他们可能会取得成功的，”德特丁在19亚0 年时说，但是他又傲然地补充说，“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两大巨人之间的竞争凶猛激烈，同年，他到纽约百老汇大街26号作了一次朝圣之行，想寻求和解。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是对方提出以一亿美元的开价收买皇家荷兰／壳牌集团。“我为必须在日记上写上我此行……毫无价值而感到遗憾。”他尖刻地回答。他说，对于“贵公司不屑于同仅次于你们的、目前正在世界市场经营大规模石油商业的公司经理和董事长讨论合作问题”，他感到羞辱。
作为对德特丁的拒绝收买的回报，标准石油公司又发动了一次削价竞争，开始了又一场石油战争。似乎还嫌不足，它又成立了一个荷兰子公司在南苏门答腊寻找石油开采权。皇家荷兰和壳牌集团别无选择，只有反击，这就意味着一件事：“到美国去！”这句话成了1910年至1914年间皇家荷兰／壳牌集团的政策口号。如果这个集团不到美国去活动，那末它就难以对付标准石油公司的削价竞争，因为标准石油公司能削价在欧洲出售它多余的汽油，就像它在国内保持高价和高额利润而在欧洲削价销售煤油的做法一样。这样的做法使标准石油公司拥有持久的竞争力，而这种实力是皇家荷兰／壳牌集团所不具备的；标准石油公司可以用美国国内销售的利润来弥补在欧亚两洲进行价格战造成的损失。
德特丁从两个方面进军。首先是美国西海岸，1912年他在那里设立了一个销售苏门答腊汽油的机构，第二年又在加利福尼亚州直接从事石油生产。第二个方面是使皇家荷兰／壳牌集团的势力进入中部大陆。为了急于想在俄克拉何马州石油繁荣中占有一席之地，德特了派遣了一位特别代理人到美国会迅速组织这次行动。这位代理人不是别人，就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远东为壳牌公司最早建立储油库网并在九十年代后期在婆罗洲策划突然袭击的马库斯。塞缪尔的侄子马克。亚伯拉罕斯，他正在埃及为皇家荷兰和壳牌集团创建一家勘探公司，德特丁把他召来了。
向俄克拉何马州进军不像到婆罗洲，而且亚伯拉罕斯在1912年7 月从纽约动身前往塔尔萨城时他对那里的情况一无所知。所以他和一个小组的人携带了打字机，以防在塔尔萨找不到打字机，在腰带内藏了二千五百美元，以防在那个自称为“世界油都”的刚暴发起来的小镇上找不到可靠的银行。一到塔尔萨，他就着手把一批小石油公司组织成一家新的罗克珊纳石油公司。现在，德特丁达到了他的宏大的目标，也可以说是做到了防卫性的扩张。他现在是深入到标准石油公司的后院里来了。
当马克。亚伯拉罕斯完成任务回到伦敦的时候，德特丁满纸喜悦地给雨果。劳登写了一封信：“我们终于到了美国！”混乱中的俄罗斯塞缪尔在壳牌公司与皇家荷兰公司的合并中失掉了权力而感到羞辱，但是由于壳牌公司依赖俄国的石油，事情的发展很快就证明合并还是明智的。俄国的工业经济在1892年至1903年间担任财政大臣的有权威的谢尔盖。威特伯爵制订的有效政策下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威特是一位数学家，他依靠真本实领从铁路低级官员跃升到主管俄国经济的大员，这样的晋升在沙皇帝国是极为罕见的。作为财政大臣，威特大量引进外国资本，督促俄国快速地大规模地实行工业化，特别是石油工业的发展。保守的批评家攻击他的计划；国防大臣抱怨石油领域“发展得太快了”，特别是利用了“外国资本家，外国资金和犹太人”。但是威特坚持了他的发展战略。
威特才华出众，在充斥无能之辈的政府中确实是一个例外。整个制度由于贪污、偏见、无能而日趋腐败。沙皇本人就是无能的典型。尼古拉二世非常喜好阿谀奉承，这是一个独裁者最危险的特性，他和他的宫廷沉浸在神秘主义和幻想之中，热衷于受人崇拜，正如威特所说的，他们让自己陷于“自称圣人的外国来的巫师和本国的‘痴呆”’的包围之中。沙皇“不能放弃他的‘拜占庭的’习惯”，威特预言。
“但是由于他不具有梅特涅和塔列朗的才能，他通常会陷入泥潭——或者是血泊之中。”威特只有祈祷上帝把“我们从懦弱、盲目、狡猾和愚昧的困惑中”拯救出来。
尼古拉二世蔑视他的多民族帝国中的所有少数民族并采取了镇压政策，从而激起了少数民族的反叛。二十世纪初期，整个帝国处在混乱之中。1903年内务大臣被迫向威特承认尼古拉二世的统治已经完全失败了。除了少数几个微不足道的例外，帝国的全体人民都表示疏远和不满。高加索——俄罗斯石油的发源地——就是这个腐败帝国中治理得最差的地区之一。生活和劳动状况极为悲惨。在巴库劳动的工人都是没有家的，巴统的工人常常一天要劳动十四个小时，强迫加班两小时。
巴库变成了“里海沿岸的革命温床”。在其偏僻的鞑靼人集居区的中心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通向几座建筑物。这里就是“尼娜”的基地——“尼娜”是秘密的大型印刷机的代号，列宁的革命报纸《火星报》的纸型从欧洲经过波斯秘密地运到这里印刷发往国内各地。就在沙皇警察的眼皮底下，“尼娜”成了大量流传的革命宣传品的秘密发源地。石油工业不自觉地成了同谋犯；它的遍及全国的销售系统给宣传品秘密发向全国提供了一个完善的渠道。巴库和石油工业也为后来的一批布尔什维克领袖提供了训练基地，其中包括后来的苏维埃主席米海伊尔。加里宁和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他们的战友中还有一位更为重要的人物，年轻的格鲁吉亚人、神学院学生和鞋匠的儿子，他的名字叫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从事地下工作时他化名“科巴”——土耳其语是“不屈不挠”的意思。后来他才称呼自己为约瑟夫。斯大林。
斯大林在1901年和1902年成了巴统主要的社会主义组织家，策划反对当地石油工业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其中也包括一次反对罗思柴尔德企业的长期罢工。斯大林是罢工中被捕的许多人中的一个，也是他八次被捕的第一次。他几次逃跑都被抓回沙皇的监狱。1903年巴库石油工人的罢工浪潮席卷俄罗斯，掀起了全帝国第一次大罢工的高潮。国家混乱不堪，政府处于危机之中。难怪马库斯。塞缪尔和罗思柴尔德家族都对他们依靠俄国石油感到忧虑。
沙皇统治集团和历史上许多统治者一样想进行一次国外冒险来转移视线，想借此使国内团结起来恢复统治者的威望。但是也像许多统治者那样选错了对手——把日本作为冒险的目标。自从1901年以来围绕着企图控制满洲、朝鲜特别是鸭绿江流域的竞争使得同日本作战的可能性日益明显。十年前沙皇去日本旅行时曾遇刺受伤，对日本人极不尊敬；甚至在一份官方文件中把日本人称为“猴子”。对于日本人几次作出的要求修好的努力，圣彼得堡都不予置理。威特伯爵曾想消除双方的冲突；1903年他从财政大臣的职位上去职使日本人相信战争将不可避免，战争适合沙皇及其周围一小撮人的需要。“俄国的内部形势”需要某种烈性药，内务大臣说。“我们需要在战争中取得一次小胜来挡住革命的浪潮。”很明显战争只是时间问题了。
日俄战争于1904年1 月揭幕，日本海军在阿瑟港（旅顺）对俄国舰队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意想不到的袭击。尔后，俄国海军节节败退，对马海峡一战俄国舰队全军覆没。这场战争不但没有挡住革命洪流，反而促进了革命。1904年12月巴库石油工人重新举行罢工，赢得了第一个集体劳动协定。罢工结束的几天以后，革命者发表一项声明：“高加索的工人们，报仇的钟声敲响了。”这份声明的作者就是斯大林。
第二天，圣彼得堡的警察向到冬宫向沙皇递交请愿书的工人开枪。这就是揭开1905年革命帷幕的流血的星期天——列宁称之为伟大的演习。
当消息传到巴库，石油工人再次举行罢工。政府官员害怕革命，向鞑靼穆斯林提供武器，怂恿他们去杀害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包括石油工业的领袖人物。
后来传说一位名叫亚当莫夫的亚美尼亚石油富商，是神枪手，在他家的阳台上和儿子一起坚持抵抗了三天，最后被杀害，房屋被烧毁，屋里的四十个人不是被烧死就是被肢解。
1905年10月罢工和公开的暴乱再次席卷整个帝国。在高加索，民族和种族的冲突代替了社会主义运动。鞑靼人又在巴库一带向石油工业发动袭击，见到亚美尼亚人就杀，纵火焚烧亚美尼亚人躲藏的房屋，掠夺可以带走的财物。一燃烧的油井火焰直冲天空，像是笼罩地狱的可怕烟幕，“一位幸存者写道，”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鬼哭狼嚎’这句话的含义。人们在大火中逃脱不了被鞑靼人枪杀的命运……我想这幅情景很可以同庞贝城的末日相比拟。但是枪弹的呼啸、油库爆炸的轰鸣、杀人者凶残的吆喝和被害人临死前的呼喊比庞贝城的末日有过之而无不及。“烟雾浓密得下午两点钟都看不见太阳。接着，似乎要证实末日真的即将来临，一场地震使整个高加索地区都动摇了。
巴库的消息对外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剧烈的动荡第一次使石油运输中断，大量的投资有可能变得一钱不值。标准石油公司不失时机地利用了俄国的骚乱；迅速地使美国煤油重
新占领被俄国石油抢走的远东市场。这时的俄国石油工业是令人沮丧的：2 ／3 的油井遭到破坏，石油出口已经瘫痪。
1905年底，革命已经过去。日俄战争，由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罗得岛朴次茅斯的调停，也结束了。1905年10月沙皇违背自己的意愿被迫让步，同意成立立宪政府和一个称为杜马的国会。革命虽然过去，但是产油地区的骚乱仍在继续。巴库的石油工人选举了布尔什维克的代表进入议会；诺贝尔石油公司的主管人在街上被谋杀。1907年沙皇愚蠢地破坏可能保住他的王朝的宪法，巴库又举行罢工，并且有再次席卷全国之势。同年，布尔什维克派斯大林回到巴库，指挥、组织和煽动工人对“石油工业家的极端的不信任”。在巴库的那几年是斯大林难得的真正把自己每一天都投身于工人阶级斗争的时期。1910年他在筹划另一次大罢工期间被捕入狱，流放到荒凉的俄罗斯北部。在巴库的时期他锻炼了干革命和搞阴谋的才能——以及他的雄心和犬儒主义——这对他的未来大有种益。
回到俄国不仅仅是政治动乱和民族及工人中的紧张局势损害了俄国的石油工业。
俄国石油工业的巨大优势原本是产量大和成本相对低廉。但是骚乱不安和生产上的松松垮垮使巴库的油田受到不可逆转的破坏，加快了油井的枯竭，经营成本急剧上升。政治的不稳定使急需的外来投资裹足不前。同时、俄国政府为填补国库的无底洞不明智地提高国内运输费率，其结果是进一步提高了俄国石油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更加缺乏竞争力。原来的价格优势变成了劣势。俄国石油越来越滞销，买主只有在买不到其他国家石油的时候才购买俄国石油。
在这期间，欧洲石油工业的整个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欧洲本身新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石油来源——罗马尼亚，长期来人们就在喀尔巴牙山的山坡上手工掘井费力地生产小量的石油。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匈牙利人和奥地利银行的投资和引进了现代技术，使这个国家的石油产量显著上升。但是局面的真正改观是二十世纪初标准石油公司、德意志银行和皇家荷兰石油公司的进入罗马尼亚。结果是这三个集团控制了大部分罗马尼亚的石油工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马尼亚的石油产量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增长了七倍。德意志银行因为有了罗马尼亚石油来源，同诺贝尔公司和罗思柴尔德银行在1906年共同组织了欧洲石油联盟（EPU ）。在以后的两年中，这个联盟同标准石油公司在欧洲的批发商签订了划分市场的协定，在诸多的市场中联盟占有20％到25％的份额，其余的都归心满意足的标准石油公司所有。
英国市场也作出了类似的安排。
虽然巴库油田生产混乱，石油供应减少，俄国在这期间却开发了新的油田。伦敦证券交易所出现了石油投资热，向俄国提供资本，加上生产技术的改进，使俄国的新油田得到发展。一处油田在黑海以东五十英里的迈科普，另一处在巴库西北格鲁吉亚的格罗兹尼。尽管有了新的石油来源，罗思柴尔德银行对在俄国投资感到厌倦，想从俄国撤退。因为他们深深地受到俄国的排外情绪和反对亲犹太主义以及日益严重的政治不稳定的干扰；直接经受了罢工、纵火、谋杀和革命的滋味。但是他们一时无法脱手。现在几乎没有利润可言。罗思柴尔德银行的全部石油资产完全依靠俄国石油；他们在国际上没有采取地理上的平衡措施。那末为什么他们不找一个在全世界都有利益的康采恩作伙伴呢？
1911年，罗思柴尔德家族开始就出售其全部在俄国的石油企业同皇家荷兰／壳牌集团进行谈判。谈判进行得很是艰难。弗雷德。莱恩代表罗思柴尔德家族一方始终到场。一我可以告诉你，要同德特丁打交道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不露锋芒的“莱恩写信给忧心仲忡的罗思柴尔德家族负责石油业务的头头说，”他的习惯是尽可能地让问题悬而不决，他就像一只猫头鹰那样不停地思考，以确定他在谈判中得到的是多还是少，或是无法再多了。所以跟他谈判的人只有到确实‘签了字’以后才能知道谈判的结果。“这场谈判终于在1912年达成协议。皇家荷兰／壳牌集团以皇家荷兰公司和壳牌公司的股票支付给罗思柴尔德家族，使该家族成为两家公司的最大股东。就这样，罗思柴尔德家族把他们在俄国的不稳定和不安全的资产，换成了一家国际性大公司的大股东，这家公司正在迅速发展，在世界各地都有资产，具有光明的前景。
在新旧世纪的转换期间，马库斯。塞缪尔发狂似地竭尽全力使壳牌公司摆脱对俄国石油的依赖。现在十年过去了，德特了却又设法使皇家荷兰／壳牌集团浩浩荡荡地重新进入俄国。皇家荷兰／壳牌集团步诺贝尔公司的后尘，同俄国达成一笔交易，买下了俄国最大的生产、提炼和销售石油的设备。当诺贝尔公司的一位代表询问德特丁为什么要重新回到俄国时，德特了直率地回答说他的意图就是赚钱。一夜之间，皇家荷兰／壳牌集团成了一支在俄国的重要的经济力量，据估计至少控制了俄国全部石油产量的亚乃。由于获得罗思柴尔德在俄国的权利和企业，皇家荷兰／壳牌集团在全世界平衡了它的石油来源——53％的石油来自东印度，17％来自罗马尼亚，29％来自俄国。很显然，重新进入俄国会有很大风险。但是集团借此把俄国石油纳入它的遍及世界的系统之中的好处也是立竿见影的。至于风险只好听天由命了。
总的说来，俄国的石油工业特别是巴库的石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年间继续滑坡。它的技术落后于西方。它的鼎盛时期也就是它成为世界市场中的有生力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1904年至1913年之间，俄国石油出口在世界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从31％下降到9 ％。对那些在俄国石油的黄金时代以各种方式参与俄国石油工业的人回顾过去时总不免产生怀旧情绪。因为对诺贝尔家族、罗思柴尔德家族和马库斯。塞缪尔来说，俄国曾经是他们的大量财富和权势的来源。但是怀旧可以采取许多方式，不仅仅石油商人怀旧，他们的敌手也怀旧。“在石油工人中做了三年革命工作把我锻炼成一个富有经验的战士和地方上的领袖，”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登上布尔什维克领袖宝座的前夕说。“我当时第一次发现领导大规模工人群众的真正含义。我在巴库的革命斗争中受到第二次洗礼。在那里我成了革命的熟练工。”
虽然1905年开始的革命动乱使巴库停留在世界石油市场的死水潭中达二十年之久，但是巴库仍然是欧洲边缘非常重要的石油来源。所以说，尽管发生革命，巴库仍将成为未来世界冲突中的重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争夺目标。
7、波斯的“逍遥自在的生活”
1900年的岁尾，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安托万。基塔比带着将军的头衔从波斯来到巴黎。据说他原籍是亚美尼亚人，也有人说是格鲁吉亚人，在波斯政府担任好几个职务，其中包括海关总监。据一位英国外交官说，他“精通西方问题——有资格达成石油租借地的协议和创建商务活动”。这些本领都是符合他这次所担负的使命的。因为虽然他这次巴黎之行的公开目的是为了主持在巴黎举行的波斯展览会的开幕式，实际上基塔比此行另有重任：他是一位商人——他的目的是在欧洲物色一个愿意在波斯获得一项石油开采权的投资家。基塔比的任务还不仅仅限于他个人的目的——当然他期望他的目的如愿以偿——他还肩负着波斯政府的使命，这项使命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波斯政府的财政经常混乱不堪，眼前最明显不过的事情是：金钱极端匮乏。原因何在呢？首相提供了答案——“国王的挥霍浪费。”
基塔比将军孜孜不倦地努力进行的商业活动将证明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交易。虽然这项交易经历了几年发发可危的命运，但是它在中东开创了石油的时代，最终把这个地区推向国际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中心。而波斯本身——或者称为伊朗，正如1935年以后众所周知的——将以自从古波斯帝国和帕提亚帝国时代以来它未曾享有过的杰出形象在世界舞台上出现。
“第一流的资本家”
基塔比在巴黎找到一位退休的英国外交官请他给予帮助，外交官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回答说：“关于石油的事，我和一位最高级的资本家谈起过，他说他有意亲自研究这件事。”他提到的这位资本家叫威廉。诺克斯。达尔西，1849年生于英格兰德文郡，曾经移居澳大利亚，在一座小城市做律师，对跑马具有难以抑制的热情。达尔西生性喜欢冒险，冒然组织了一个辛迪加去开采一个已经废弃的古金矿。没想到这座金矿蕴藏量仍旧非常丰富，于是达尔西重返英格兰过起了富豪的生活。第一个妻子去世后，他和一位著名女演员尼娜。鲍西考尔特结婚。鲍西考尔特挥霍无度，平日在家中大宴宾客，举行晚宴时甚至请恩里科。卡鲁索来表演歌唱。除了伦敦的住宅以外，达尔西还有两座乡间别墅，在艾普索姆赛马场拥有与主室包厢毗邻的唯一的私人包厢。他是投资家和投机家，擅于发起组织辛迪加，但不是一位经理人才，现在他正在寻求新的投资对象。波斯的石油前景吸引了他，他愿意再冒一次险，想成为中东石油工业的创始人。
许多个世纪以来波斯出现的油苗早就受到人们的注意，人们利用油矿的渗出物嵌填船舶的缝隙和砌砖。1872年和1889年，路透通讯社创始人路透男爵曾经两次取得波斯的石油开采权，给开发石油提供了机会。但是两次租让权都引起了波斯国内的激烈抗议和俄罗斯帝国的强烈反对，同时由于开采的杂乱无章，结果劳而无功，浪费了许多金钱，两次开发都以失败告终。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一位法国地质学家根据他在波斯进行的广泛调查发表报告说，波斯蕴藏有丰富的石油。他的报告引起了包括基塔比将军在内的各方面的重视，基塔比殷切地怂恿达尔西并向这位百万富翁保证“眼前的财源是无法估计的”。这样的机遇谁能不动心呢？但是首先要取得石油开采的租让权。
1901年3 月25日，达尔西的代表离开巴黎，绕道巴库于4 月16日抵达德黑兰。在波斯首都举行的谈判断断续
续进展缓慢，达尔西的谈判代表就以购买地毯和绣品来排遣时间。但是老谋深算的中间人基塔比却非常忙碌。按照英国驻波斯的外交官阿瑟。哈丁爵士的说法，基塔比“全力以赴地到处游说，争取国王的主要大臣包括侍从的支持，甚至连早晨为国王陛下端咖啡服侍抽烟的贴身仆人也不放过”。
俄国对英国波斯可以宣称它的国家形象早在居鲁士王和大流士王的古老帝国时代就已经形成，公元前五世纪时帝国的版图就从印度一直伸展到今天的希腊和利比亚。后来的帕提亚帝国在如今的伊朗兴起，成了罗马帝国的东方劲敌。波斯是亚洲与西方贸易和征战的交通要道。军队和平民像潮流一般不断地熙来攘往，有的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亚历山大大帝从西面打过来；成吉思汗和蒙古人又从东面打过去。十八世纪末叶一个称为卡札尔的贪婪的王朝控制了这个被好战的军阀和部落联盟割据的国家。卡札尔王朝艰难地统治了一个半世纪，及至十九世纪，这个屡遭侵犯的国家发现它正受到一种新形式的外国压力——俄罗斯和不列颠为了支配波斯展开的外交和商业竞争，为了设法在两大强国之间挑拨离间，摆脱两大强国的压力势必成了卡札尔王国的当务之急。
英俄两国的抗衡使波斯成了大国强权外交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印度总督寇松勋爵把波斯形容为“一盘支配世界棋局中的一只棋子”。进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俄国在中亚无情地进行扩张和侵吞。俄国人的欲望还超出中亚，进而想控制同它毗邻的国家以夺取一个不冻港。对英国来说，俄国的扩张是对印度及其一带的直接威胁。一位英国外交官在1871年时说过，任何支持波斯反对俄国前进的力量“对印度的安全都是有利的”。俄国在亚洲地区全面地出动；1885年它对邻国阿富汗发动了攻击，几乎导致俄国和英国开战。
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俄国又对波斯施加压力。面对这种新的攻势，英国设法使波斯保持领土完整，让它在俄国和印度之间充当缓冲器。两个大国为此在石油开采租借权、贷款和其他经济外交问题上扩大势力，明争暗斗。但是进入一个新的世纪之后，英国处于不利的地位，形势越来越明显波斯有陷入俄国支配的危险。俄国正企图在波斯湾建立一个海军基地，波斯的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同俄国的经济结合在一起。照英国公使哈丁的话说，波斯国王穆萨费尔。厄丁“只是一个老小孩”，而“波斯的君主体制是一个古老的长期管理不善的集团，不管哪一个外部世界的大国只要肯出高价，或是对其腐败的毫无防御能力的统治者大声恫吓，它立即就会俯首称臣”。哈丁担心这个外部世界的大国很可能就是俄国，因为“波斯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由于他们的骄奢淫逸和愚蠢已经处于对俄国俯首帖耳的地步”。俄国人。对两国关系中的经济问题并不十分关心；一位俄国官员指出，“同七八百万衣衫褴楼的懒人做生意有什么利益可言呢？”俄国人想要的是确保他们对波斯的统治并把其他大国排除在外。对于哈丁，英国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抵抗如此“可恶的”侵犯。
达尔酉的石油投资计划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英国在波斯获得开采石油租借权有助于矫正英俄力量的平衡。因而英国对这一项投资计划给予支持。俄国公使发现达尔西在进行石油租让权的谈判后怒不可遏地出面阻挠，使谈判进展缓慢。但是当达尔西派到德黑兰的代表把又一笔五千英镑现款摔到谈判桌上时，他向达尔西回报说，“急需现款的国王立即表现出想签署租让协定的意愿。”这笔额外的现款发挥了作用，1901年5 月28日国王穆萨费尔。厄了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协定。签字以后他得到两万英镑现款和价值两万英镑的股票，还有一年纯利润“的16％——尽管这些条款都有待解释。（这些条款后来都引起很大的争议。）达尔西则获得为期六十年的在这个国家3 ／4 的土地上开采石油的权利。
开始的阶段达尔西避免在靠近俄国的五个北部省份开发石油，为的是不“刺激俄国”。但是英俄之间的对抗并不因此而停止。俄国人现在想方设法建造一条从巴库到波斯湾的输油管，这项工程不但能把俄国煤油出口到印度和亚洲市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俄国可以把它的战略影响和势力深入波斯和整个海湾地区以至印度洋沿岸。英国人为反对俄国人的计划在德黑兰和圣彼得堡两地同俄国人激烈争辩。英国驻德黑兰公使哈丁警告说，这项铺设输油管的计划是“荒谬的”，即使建不成“也会使俄国人有借口在波斯南部派遣测量人员、工程师和哥萨克的保卫部队，为进行隐蔽的军事占领作准备”。英国人的反对奏效了；输油管没有建成。
达尔西派到德黑兰的谈判代表为达成协议而兴高采烈。不仅仅因为这份协议对达尔西有利，而且“在商业上和政治上对英国都有深远的影响，使之能在波斯大规模地扩充她的势力”。英国外交部虽然拒绝承担直接的责任，却愿意对达尔西的努力给予政治上的支持。可是驻在当地的哈丁却持怀疑态度。他了解波斯——－一它的政治制度，它的人民，在地理上和后勤上的畏惧心理，以及这个国家近年来所缔结的租让协定都劳而无功。他告诫说：“在波斯的土地上，不论有无石油，近年来有许多能使这个国家在商务上和政治上获得复兴的计划都以失败告终，所以要预言新近达成的这项投资协议的未来是草率的。”
那末是什么力量吸引达尔西从事这项风险投资——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是“在一个遥远的不安定的国土上从事大规模盲目开采”的呢？答案当然是大量财富的不可抗拒的诱惑和想成为第二个洛克菲勒。再就是达尔西在澳大利亚金矿上的赌博使他发了大财。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达尔西能够准确地预测未来，他是不会在这项投资项目上冒险的。这是一宗很大的赌博，规模要比他的澳大利亚金矿大得多，而且参与赌博的人也比他料想的多，遇到的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复杂问题也是澳大利亚所没有的。总之，这项投资计划不是很明智的。开支也大大地低估了。开始的时候别人告诉他钻两口油井将需要一万英镑。结果是四年内他亏损了二十万英镑。
出师不利达尔西没有组织机构，没有公司，只有一名秘书处理他的商业信函。为了经营波斯的投资业务他雇用了乔治。雷诺兹作帮手，雷诺兹是皇家印度工程学院毕业生，具有在苏门答腊钻井的经验。选定的第一个钻探地点在贾苏赫，地处波斯西北高原，非常荒凉，接近后来的伊朗——伊拉克边境，到德黑兰比到巴格达还远，离波斯湾有三百英里。那个地方地势险峻，整个地区内总共只有八百英里道路，很多地方都由不承认德黑兰权力的好战的部落统治着——更不用说承认德黑兰的开采石油的租让权了。波斯军队的司令员们把他们的士兵租给当地地主作园丁和工匠，把士兵的薪饷放进自己的口袋。
当地人极端缺乏技术，事实上地域上的排外情绪远较文化上对西方思想、技术以及对西方力量的敌视更为严重。哈丁在他的回忆录中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占优势的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狂热，对政治权威的抵制，以及对所有外部世界不论是基督教徒或逊尼派穆斯林的猛烈的对抗。“什叶派穆斯林对最初的四位哈里发（政教合一的领袖）的仇恨依旧那么强烈，以至于这一派的一些狂热分子常常以玷污这些篡位者特别是奥马尔的坟墓来使自己早日进入天堂，奥马尔是他们在麦加憎恨的主要对象。这种情绪只有用虔诚的虚伪才能予以遏制……这种教义认可优秀的穆斯林为了真正虔诚的目的而表现出的虚伪甚至撒谎为合法。”然后，他为对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争斗，对什叶派忠于波斯政治制度的影响给予了太多的注意感到歉意：“我接触这个问题也许是过分详尽了，但是这个问题——我认为今后将继续如此——是波斯的政治和思想的重要部分。”事实上情况一直是这样的。
摆在面前的任务是令人气馁的。每一件设备都必须运到波斯湾的巴士拉，再换船溯底格里斯河上行三百英里到巴格达，然后再由人背骡驮翻山越岭经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才能到达钻探现场。一旦设备运到，雷诺兹和他率领的包括波兰人、加拿大人和巴库来的阿泽里人等组成的一伙就千方百计地把机械拼装起来使它运转。在阿泽里人眼中，甚至原始的独轮小车都是惊人的重大发明。
达尔西在伦敦担心进展太慢，于1902年4 月打电报给雷诺兹说，“严重耽误，请加快速度。”但是拖延已经习以为常；真正开工钻探已经是半年以后的1902年岁末了。设备不断地发生故障，虫多成灾，食品和零部件的供应也是经常发生的问题，整个工作条件是灾难性的。工人们居住的地方“地狱般的热度”高达华氏120 “。
还有政治上的问题。工作营地还必须设立单独的“伊斯兰教的厨房”来招待经常光顾的当地名人，雷诺兹说，这些人似乎“非常热衷于接受一份我们赠送的实质性的礼物，特别是我们公司的股票”。更加重要的是，雷诺兹还得充当第一流的外交家来调处部落之间的世仇龌龊和公开交战。钻井工地上的工人还必须经常警惕来自什叶派教徒的威胁。“北方的毛拉为当地人民竭力反对外国人而高兴，”雷诺兹的助手向达尔西发出警报说，“现在国王和毛拉之间为控制公共事务而发生了真正的战争。”
“每一只钱袋都是有限的”
即使是在这样难于立足的环境中，工作还是有所进展，1903年10月，也就是开始钻井的十一个月以后，第一次出油了。但是达尔西也很快地发现他现在陷入了意想不到的困境之中，所付的代价也远远超出他的想象：每走一步都要为钱而挣扎。“每一只钱袋都是有限的，”他在1903年时写道，“我的钱袋也见底了。”由于支出不断地增加，他意识到靠他一个人已经难以为继，他要向别人求助，否则石油开采权将得而复失。
达尔西向英国海军部申请贷款。这个想法不是他自己的，是受到一个名叫雷德伍德爵士的启发才萌发了这个念头。雷德伍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石油政策的谋士”，在本世纪头二十年中对国际石油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他衣冠楚楚，一尘不染，衣服钮孔上别着一朵兰花，经常被人误认为当时的一位著名演员，对这样的误认他也沾沾自喜。雷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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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伍德在石油领域的造诣是多方面的。他是一位受过专业教育的化学家，他发明的蒸馏法申请了专利，后来被证明很有价值；他出版的《石油论外书经过几次修订，是以后二十年中的标准著作。在世纪交替之际他就已经是英国第一流的石油专家；他的咨询公司成了几乎所有英国的石油公司包括达尔西的投资项目的顾问。雷德伍德也是英国政府在野的主要石油顾问。他认为英国皇家海军舰只用油作燃料比用煤更加有利；同时他对标准石油公司和壳牌公司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他希望英国人的石油公司利用英国人控制的石油来源来发展石油储备。
雷德伍德是英国海军部燃料油委员会的成员。要说他了解达尔西的开采石油方面的情况及困难是不够的，因为达尔西每走一步都要请他顾问，也肯定是他使燃油委员会知道了达尔西的困境，从而使这个委员会的主席鼓励达尔西提出贷款申请。在他的申请书中，达尔西陈述了他面临的财政压力；他迄今在钻探方面已经用掉了十六万英镑，至少还要花费十二万英镑。达尔西获悉他的贷款申请将会被批准，但有人建议他应该同海军部签订一份燃油合约作为回报。海军部和外交部都支持这项建议。但是财政大臣奥斯汀。张伯伦拒绝了，因为他认为下院不会同意这样的贷款。
达尔西绝望了。“我已经无法使银行再保持缄默了，必须另谋出路，”当他的贷款申请遭到拒绝时他写道。到1903年年底时他已经在劳埃德银行透支了十七万七千英镑，被迫把他的澳大利亚金矿的部分股票作抵押。但是在1904年1 月中，贾苏赫的第二口井出油了。“波斯来的惊人消息，”兴高采烈的达尔西宣布说，接着他又十分真挚地补充说——“对我是最大的解救。”可是发现石油也好没有发现也好，这个项目还要投入几万也许是几十万英镑，而达尔西已经再也没有这么多的经济来源了。
为了寻找新的投资人，达尔西向约瑟夫。莱昂公司申请贷款——空手而归。他又同标准石油公司接洽，浪费了几个月时间毫无收获。他又到县纳拜访阿方斯。罗思柴尔德男爵，但是罗思柴尔德的答复是他们已经在亚细亚石油公司中同壳牌公司及皇家荷兰公司建立了新的太多的业务关系。后来事情进一步恶化，贾苏赫的油井枯竭了，雷德伍德给达尔西带来坏消息，说那些油井已经不可能再生产石油，必须关闭——全部勘探工作要转移到波斯的西南部去。到了1904年的4 月，达尔西在银行的透支进一步增加，劳埃德银行要求达尔西把整个开采权作抵押。从开始到现在不满三年，波斯的这项冒险投资项目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爱国者辛迪加”
达尔西可能会被迫把他的石油开采权卖给外国企业甚或丧失全部开采权的消息，使英国政府中一些人士感到吃惊。使这些人担心的是这件事关系到重大的战略和政治以及英国在大国中的地位。外交部方面关心的主要是俄国的扩张主义和印度的安全。1903年5 月，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勋爵在上议院发表历史性的声明时大声疾呼：英国政府“把任何大国在波斯湾建立海军基地或军港都将视为对英国利益的严重威胁，我们将竭尽全力予以坚决的抵制”。印度总督寇松勋爵高兴地说这项声明是“我们在中东的门罗主义”。对于海军部来说这个问题更具有特殊的意义：有可能为英国舰队获得一个燃油的稳定来源。作为皇家海军核心的战舰一直是规定以煤作燃料的，石油只是用作小型船只的燃料。即使是少量采用燃油的做法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惧，他们担心世界上是不是会有足够数量的石油来作为英国武装力量重要组成部分的基础。许多人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即使海军部内赞成使用石油的人目前也认为石油只能作为次要的燃料，除非找到大量的稳定的石油供应。波斯可能是石油的来源，所以他们认为达尔西的冒险投资项目应该受到支持。
外交部认为财政部拒绝达尔西的贷款申请是目光严重短浅，兰斯多恩勋爵立即表示关切说“现在存在全部石油开采权落入俄国控制之下的危险”。英国驻德黑兰公使哈丁也附和着警告说，俄国人很有可能得到石油租借地的控制权，从而运用这种控制来扩张他们的势力范围，其后果是可怕的。他争辩说，英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持对石油开采租让地的大部分控制权。
使英国人担忧的不仅仅是俄国人。达尔西去戛纳造访罗思柴尔德家族就产生了石油开采权可能落入法国控制之下的威胁，这件事刺激了英国海军部迫使他们赶快行动起来。燃油委员会的主席匆匆地写信给达尔西，要求他在同任何外国公司打交道以前让英国海军部有时间安排一家英国的辛迪加来接手石油开采权的事。于是英国海军部立即担当起中间人的角色。它邀请一位八十四岁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斯特拉思科纳勋爵出面充当“爱国者辛迪加”的首脑。斯特拉思科纳勋爵是公认的绝对热爱英帝国的人士，当他确信这件生意是为了皇家海军的利益而且他自己只需拿出不超过五万英镑的钱来投资时，他同意了海军部的邀请，正如他后来回忆说，他同意出面带头不是为了可能有商业利益，“纯粹是从帝国的观点出发”。
现在海军部有了一个出头露面的人物，可是跟谁合伙呢？答案是一个叫作伯马石油公司的企业。这家公司是远东的苏格兰商号于1886年联合起来创办的，总公司设在格拉斯哥。它在仰光设立了一家炼油厂，收购缅甸农民用原始方法采集的原油，提炼之后运到印度市场上去销售。1904年时这家公司同英国海军部签订过一个供应燃油的试验性的协议，因为缅甸在1885年同印度合并，被认为是可靠的石油供应来源。但是伯马石油公司的苏格兰董事们顾虑缅甸的石油数量有限，如果波斯的油田开发成功，就会有大量的廉价煤油涌入印度市场。所以他们愿意考虑海军部主动提出的建议。
石油顾问雷德伍德充当了中间人。他既是伯马石油公司也是达尔西的顾问，他告诉伯马公司的董事们说，波斯将会被证明是富藏石油的，两家公司的结合将会发生很大作用。同时海军部坚持，波斯的石油开采权“特别是从将来为海军提供石油的观点出发，必须保留在英国的手中”。但是小心谨慎的苏格兰商人从他们的利益出发既不夸口也不敷衍，也不仓促行事。他们考虑的问题非常实际——也很重要，那就是波斯愿意处在英国的保护之下吗？外交部在海军部的怂恿下向苏格兰商人作了保证。等得不耐烦的达尔西为了想尽快地开始谈判，邀请了伯马石油公司的副董事长到艾普索姆赛马场终点附近他的私人包厢内观看盛大的赛马比赛。副董事长的肠胃消受不了丰盛的美酒佳肴，病了几个星期，从那以后那位副董事长再也不接受达尔西向他发出的观看赛马的邀请了。
英国海军部在这一段时期内增加了要伯马公司解救达尔西的压力，正好这时候伯马石油公司在与海军部就燃油的合同以及要求海军部帮助保护它的印度市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谈判，伯马公司显然有求于海军部，最后在1905年，也就是伊朗国王在德黑兰签署石油开采协定的差不多四年之后，达尔西和伯马石油公司的说合终于圆满地在伦敦完成了。根据他们的协定，成立了所谓的特许权辛迪加；达尔西的企业变成了这个辛迪加的子公司，达尔西本人则担任新企业的一名董事。实际上伯马石油公司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投资人，它不但提供新的资本，也提供经营管理部门和技术，从此结束了先前在波斯开采石油的凄凉历史和达尔西的厄运，除此他不可能有更好的选择。重要的是他的这项冒险投资总算被挽救了，至少钻探工作现在可以继续下去，他仍有希望在这笔交易中捞回他的投资。从中说合的媒人也感到满意。正如伯马石油公司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达尔西的需要“和外交部、海军部的需要恰好吻合，外交部惦念的是通往印度的通道，海军部则需要燃油的可靠来源”。从今以后利益和政治就在波斯结合在一起难解难分了。
前往拜火教的圣殿：马斯吉德苏莱曼特许权辛迪加建立之后，钻探工作就迁往波斯西南部。在乔治。雷诺兹的指挥下，贾苏赫的油井都堵塞了，营地也关闭了，钻井设备——重达四十吨——都拆散运回巴格达，再由水路沿底格里斯河下行至巴士拉，再换船运到伊朗的穆罕默拉港。通过内河航运、四轮马车、骡子驮载（多达九百头），设备终于运到新的工地，那个地方从前也显露过有油矿的迹象。第一口油井在一个叫沙尔丁的地方开钻。
在另外一个被称为“石油平原”的梅丹纳夫通的地方也可能有石油蕴藏，具体地点是一个叫马斯吉德苏莱曼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以它附近的一座拜火教圣殿而得名的。雷诺兹以前曾经辗转绕道到过那个道路不通的地方。那是在1903年11月末，当时他逗留在科威特设法回英国，为了达尔西在波斯的投资项目及其资金问题搞得垂头丧气，准备撒手不干了。在科威特时他偶然碰见一位英国官员路易斯。德恩，这个人是随同寇松勋爵旅行到波斯湾来的，寇松当时正在欧洲大陆旅行，宣传兰斯多恩的宣言和英国在波斯湾的利益。德恩自己也正在编纂一本波斯湾及其附近地区的地名词典，在古今的游记中他偶尔发现了几处有关梅丹纳夫通的资料。这些记载使他想起了巴库。
在德恩强烈的怂恿下——“放弃对国家有重大好处的事是非常可惜的”——同时也得到寇松勋爵的支持，雷诺兹便打起行装动身去梅丹纳夫通。1904年2 月他到了那个偏僻荒凉的地方，报告说那里的岩石都浸透了石油。现在，两年之后的1906年，他又回到马斯吉德苏莱曼，发现了更多的石油迹象。当雷德伍德看到雷诺兹的报告时欣喜若狂。他宣布说，雷诺兹的报告含有迄今为止最重要最有希望的情报。
在马斯吉德苏莱曼打井遇到了极大困难和艰苦——一点也不“逍遥自在”，雷诺兹嘲弄地向在格拉斯哥市的伯马石油公司的经理们报告说。工人们由于喝了有污染的水都害病而延误了工作，雷诺兹说，“说它是含有粪便的水更恰当些。”他又补充说，“吃的东西难以下咽，如果要想保持健康，一副牙齿不管是正常的真牙还是假牙是必不可少的。”这句话后来被一位军官证实了。这位英国军官被派到钻探工地工作，得了牙痛病，他必须忍受好多天的折磨——痛苦一时无法缓解，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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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牙医生在一千五百英里以外的卡拉奇。至于说到性的问题，工人们倒可以在比较近的一百五十英里以外的巴士拉得到缓解，人们把这种事委婉地称之为去看“牙医生”。
乔治。雷诺兹一个人所有的事都要管。他在1901年9 月初次来波斯的时候就已经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他要在困难接连不断令人难以忍受的情况下管理一个不寻常的棘手的企业。他既是工程师、地质学家、经理、公司代表、外交家，又是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此外，当那些草率装配起来的机械设备的零部件损坏或散失的时候，他要想办法补救。他沉默寡言，吃苦耐劳，坚强不屈。正是由于他的决心和顽强的责任感才使这个因为各种原因——从疾病、部落的敲诈、机器故障、灼人的炎热和无情的风暴到无限的失望——而发发可危的开发项目得以进行。工地的英国卫队的威尔逊中尉说雷诺兹“在谈判中很严肃，做起事来很敏捷，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寻找石油的事业中”。威尔逊说，总而言之雷诺兹是一个“坚硬得像英国橡树”的人。
雷诺兹也可说是一个严厉的工头。他要他手下的人行为举止要像“有理智的人”而不是“醉鬼”，并且让他们确实知道波斯的妇女是绝对不能接近的。但是最使他受不了的倒不是荒凉的沙漠，甚至也不是当地的部落民，而是新的投资人伯马石油公司，他常常担心他会因为这家公司而丧失工作的决心。格拉斯哥的经理们似乎不可能了解雷诺兹工作现场的艰巨情况，一个劲地对他进行事后的批评，对他的决定提出疑问和指责。雷诺兹则在寄回格拉斯哥的每周报告中报以不礼貌的无情嘲讽。“你真逗人，”他在1907年写信给总公司负责和他联系的人说，“承蒙你指导我怎样紧紧地盯住自大狂妄的、倔强的祆教徒和酗酒的钻井工。”双方彼此都有反感。“打字机都无法打出我所要说的关于这个人的话，”这位格拉斯哥的经理有一次这么说。接着发生了骚乱。市场关闭；举行了大罢工；估计有一万四千左右的市民拥到英国公使馆避难，其中大部分是从市场中逃出来的。结果是国王的政府倒台，颁布了一部新宪法，成立了议会，第一项议程就是组织对石油开采权问题的调查。但是事实证明新的政体是不稳定的，出了首都就没有权威了。
更为麻烦的问题是地方上的统治者。新的钻探工地设在巴克迪阿里部落的冬天牧场上，巴克迪阿里是波斯最有权势的部落联盟，德黑兰在这里很少有发言权。这个部落的游牧民住在羊毛毡的帐篷里，赶着山羊、绵羊群到处放牧。1905年雷诺兹和一些巴克迪阿里人商定，用一笔很高的费用和一份将来的石油利润作交换，由部落对钻探工地提供“保护”。可是要防备的主要对象却是部落自己，由于部落家族内部长期不和，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关系紧张，加之巴克迪阿里人长期养成的敲诈恶习，商定的安排无济于事。雷诺兹把一个巴克迪阿里部落领袖形容为一个“像一只会唱歌的夜莺下的蛋，一肚子阴谋诡计的人”。经常听到这种消息的达尔西只会无奈地抱怨说，“当然，小费是一切事情的基础。”
来自当地部落的骚扰和威胁日益频繁，钻探工程的安全问题值得忧虑。达尔西要求外交部给予保护，结果派来了一支警卫力量。外交部自豪地说，之所以能够派部队来是因为“英王陛下政府重视维护英国在波斯西南部的企业”。但是这支警卫力量的作用不大——总共只有两名军官和二十名印度骑兵。与此同时，由于1907年英俄协定的订立，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冲突趋于缓和；两国根据协定把分歧暂时搁置一旁并同意在波斯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双方都有各自的原因。俄国是由于日俄战争的惨败和1905年的革命动乱而虚弱不堪，圣彼得堡想同英国协调一致。在英国方面来说，除了长期来担心俄国对印度的“自发渗透”以外，现在又开始忧虑德国对中东的渗入。按照1907年的英俄协定，波斯北部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东南部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中部为中立区。可是新的钻探工地恰恰是在中立地带。两个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举动迅即产生了影响，正如新上任的英国驻德黑兰公使所说的，它使“原先就存在的反对外国的情绪”获得了“新的刺激”。在波斯划分势力范围是导致英、俄、法三国协约的步骤之一，七年之后，这三个国家与德国、奥匈帝国及土耳其发生战争。
同时间赛跑马斯吉德苏莱曼的钻探将是“最后一次掷骰子”。摆在雷诺兹及其同事们面前的最大的难题是后勤问题。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没有道路，必须冒着各种各样的危险在荒漠中开出一条路来。一场暴雨就会把半年的劳动毁于一旦。最后，道路总算开辟出来了，机器设备也运到这最后一处工地，并在1908年1 月开始钻探。
但是特许权辛迪加所有的时间不多。伯马石油公司对钻探工作进展缓慢及大量金钱的流失极为不满。副董事长说“整个工程”可能“一事无成”。因此伯马公司与达尔西之间的分歧日渐加深，达尔西因为对投资项目承担了全部责任，所以对伯马公司的警告也很不耐烦。1908年4 月，伯马公司董事会毫不含糊地告诉达尔西说，经费已经告尽，除非他能筹措到需要补加的资金的一半，否则工程就将停止。
“我无法搞到两万英镑，”达尔西伤心地抱怨说，“我也不知该怎么办。”但是他很精明，他断定说伯马公司太急于脱身。于是伯马公司的董事们把截止期定于4 月30日；达尔西对此根本不予理会，让日子一天天拖下去。他是在玩弄拖延的手法——给在波斯的雷诺兹有更多的时间。伯马石油公司与达尔西之间的关系落入新的低潮。
伯马石油公司在没有得到达尔西的答复的情况下自行其是。它在1908年5 月14日从格拉斯哥给雷诺兹寄去一封信，告诉他说钻探石油的计划已经或行将结束，要他准备收场。信中指示雷诺兹，马斯吉德苏莱曼的两口井钻到一千六百英尺深度为止。如果在这个深度还打不出油，就“放弃钻探工作，关闭工地，把可能搬走的设备都运回到穆罕默拉”，再从那里装船运往缅甸。至此，特许权辛迪加的末日似乎非常接近了。前几年闪烁在达尔西心中的“无可估量的财富”的美梦似乎也将幻灭。就在伯马公司给雷诺兹寄信的同时，有一封电报先发给了雷诺兹，预先提醒他有一份重要的指示已经付邮寄出。但是那个地方的邮政竟然是这个样子，那封信走了几个星期之后还没有到达波斯。但是邮递的耽搁正是任性的雷诺兹所迫切需要的。
正当那封信还在寄往波斯途中的时候，钻井工地开始洋溢出兴奋的情绪。一口油井已经嗅得出一股天然气的气味。当时有一只钻头松脱，掉入井中；工人们花了几天的工夫也未能找到，当时工地上阴凉的地方气温是华氏110 度。这时钻孔器正在穿过坚硬的岩石。从井孔中上升的雾状天然气在强烈的阳光下清晰可见。1908年5 月25日夜晚气候炎热，印度骑兵卫队的威尔逊中尉在帐篷外面露宿。第二天清晨四时刚过，他被一阵高声呼喊惊醒。他急忙赶到钻井现场。井孔喷出的石油高出井架大约五十英尺，溅到钻井工的身上。迸发出来的天然气使工人们感到窒息。
波斯的石油终于开采出来了。这一天正是国王签署石油开采特许权协定七周年差二天。威尔逊中尉也许是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伦敦的第一个人。传说他是用暗语发的电报：“见《赞美诗》第104 篇第15节第三句。叩圣经》中这句话是：”他得油能润人面。“在一次晚宴上达尔西接到了非正式的报道。但是他抑制住了兴奋之情。”在我得到肯定的消息之前我不告诉任何人，“他坚持这么做。确实的消息很快就来了，第一口油井喷出石油之后不几天，第二口井也出油了。大约三个星期之后，雷诺兹收到伯马石油公司5 月14日发出的要他着手收场的信。它使人想起半个世纪之前德雷克”上校“在特泰斯维尔接到的要他结束钻探的那封信，那封信也是在他钻到了石油之后收到的。这一回，雷诺兹在收到信以前已经给格拉斯哥发回一封电报，用挖苦的语言说：”你说你寄给我的指示说如果钻出了石油，指示就可能更改，所以收到指示的时候我无所适从。“信件本身证实了格拉斯哥伯马石油公司的管理部门对雷诺兹的偏见，使他饱受了许多痛苦。
马斯吉德苏莱曼的油井出油以后，雷诺兹继续留在波斯担任了两年总工程师。然而尽管他钻出了石油，他和伯马石油公司之间的冲突继续恶化。达尔西想保护他，对伯马石油公司的董事们说雷诺兹是一个不会愚蠢地使开采特许权受到危害的人“。但是达尔西的支持不能帮助他免遭格拉斯哥对他怀有的敌意，1911年1 月他被无礼地解雇了。阿诺德。威尔逊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对雷诺兹的贡献作了这样的怀念：”他能忍受酷热和严寒，失望和成功，使他所相处的每一个波斯人、印度人和欧洲人都能努力工作，但是他就是无法和他的苏格兰老板相处，老板们目光短浅的吝啬几乎毁了一桩伟大的事业—…。雷诺兹对英帝国及英国工业和对波斯作出的贡献从未受到承认。那些被他从鼠目寸光的蛮横中挽救出来的人却都变成了富豪，享受了荣誉。“解雇雷诺兹的时候，伯马石油公司的董事们对雷诺兹勉强地说了一些赞美的话并付给他一千英镑作为他的苦劳的报酬。
“大公司”：英波石油公司1909年4 月19日，苏格兰银行格拉斯哥分行被头脑发热的投资人挤得水泄不通，盛况空前。“石油相思”突然间风靡这个苏格兰的阴沉的工业城市。银行的柜台外面一层一层地挤满了手持申请单的人。那一天根本就无法进入银行大楼。新成立的英波石油公司刚开张，这一天是它开始向公众发售股票的日子。
过了几个月，波斯发现了非常丰富的石油资源的事已经明确无疑。所有的有关方面都同意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企业来开采经营。但是筹建工作免不了陷入律师们无休无止的争论之中。此外，英国海军部反对在发起书的草稿中“公开写明”鼓励伯马石油公司在波斯的利益。“由于海军部是我们未来的大主顾，我们可不能得罪他们，”伯马石油公司的副董事长承认说，于是发起书中在这个问题上降低了调子。达尔西夫人也出人意料地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位具有戏剧天才的一度当过演员的夫人对拟议中的公司名
称没有包括她丈夫的名字提出抗议。虽然他拒绝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但达尔西坚持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达尔西的名字是和波斯的这件事情充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她写信给达尔西的律师说。“我最后一次向你提出关于争取名誉的要求。”
她的要求落空了。伯马石油公司获得新公司的大部分普通股的股票。达尔西的结局也还不错，他为开发波斯油田使钱袋受尽了折磨，现在他得到了八十九万五千英镑的股票作为补偿（相当于今天的三千万英镑或五千五百万美元）。然而达尔西意识到波斯的这项冒险投资项目进一步脱离了他的掌握。“我感觉到我是签字把一个孩子出让了，”他在同伯马石油公司达成最后协议的那一天伤心地说。实际的情况是他和公司的联系没有完全断绝。达尔西担任了新公司的一名董事，他发誓要继续确保自己的利益——“我仍旧和以往一样热心。”但是这位“第一流的资本家”的影响连同他妻子所关切的他的名望，在他1917年去世之前就已经悄然无存了。为了表示一点点安慰，英波石油公司在一个开发石油的子公司的招牌上保留了“达尔西”的名字。
总算在英国的松散的保护之下探明了丰富的石油资源。英波石油公司也很快地成了一家大公司。到1910年年底时它已经雇有二千五百名职工。但是设在波斯的组织机构错综复杂，问题繁多，由于公司和政治势力之间的摩擦使得这个公司更像一个拜占庭式的帝国。阿诺德。威尔逊这时已经是英国派驻这个地区的代理领事，他实际上成了英波公司在当地的顾问，他发现这段时间的经验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我有一次为了公司的事情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在英国人和波斯人之间进行斡旋，英国人总是不把他们的真实意图说出来，而波斯人则常常是说话不算数。协议的英文本所体现的英国人的意图在法庭上受到律师们的抨击：波斯人认为协议是双方总意向的一个宣言，包括每年偿付或一次付清的大宗现款。”
很快就探明这块油田至少有十平方英里，新问题接踵而来——怎样把原油运到炼油厂去提炼。一条穿过两座山脉和一块荒凉平原的全长一百三十八英里的输油管——它的路线最初已经用木棍和白色市旗标明——花了一年半时间建成。动用了六千头骡子。炼油厂的地址选在阿巴丹，那里是一个狭长的土地泥泞的岛屿，座落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卡伦河交汇的遍布棕榈树的沙特阿拉伯河湾上。工人主要来自伯马公司仰光炼油厂的印度人，炼油厂造得粗糙简陋，1912年7 月第一次试机时就发生故障。开工以后产量远远低于设计能力。质量也很差；煤油的颜色泛黄，点燃以后油灯上出现烟雾。伯马石油公司一位董事在1913年9 月生气地说，“自从炼油厂第一次开工以来，灾难就接连不断。”
1912年10月，英波石油公司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通过与皇家荷兰／壳牌集团的销售公司亚细亚公司达成协议来谋取市场。协议规定英波石油公司可以通过亚细亚公司在本地市场以外的地方销售其原油及全部汽油和煤油，但是燃料油不包括在内，英波石油公司准备从这个基础上建立它的未来发展战略。因为在现阶段英波公司根本没有力量发动销售战向现有的石油巨人挑战。壳牌公司方面想遏制任何新出现的威胁；正如罗伯特。科恩写给海牙的同事的信中所说，“这些人有大量的石油，这种形势使他们成了远东的严重威胁。”
这种威胁由于英波公司很快陷入深重的财政危机而缓解了。波斯的冒险投资再一次出现了生存的问题。1912年年底公司的流动资金已经枯竭。伯马石油公司的董事长约翰。卡吉尔直率地说，“波斯的事情怎么搞得这么乱七八糟。说一句‘别担忧’是容易的，可是我的名字、我的商业信誉和英波公司联系得太紧密了，我不能不承认我对目前可怕的现状感到深刻的忧虑和担心。”
公司的发展需要几百万英镑，但是资金没有来源。不注入资金，波斯的事业就得停止，或者可能干脆被皇家荷兰／壳牌集团吞噬。几年前伯马石油公司挽救了当时的危机。现在必须另找新的救星了。
8、重大的行动
达尔西有许多次为了波斯的冒险投资进展缓慢、开支巨大而感到灰心失望，精疲力竭，1903年7 月前往波希米亚的马利恩巴德温泉疗养地休养。经过治疗，而且由于结识了一位朋友，使他的心身得以恢复——他结识了约翰。费希尔将军，当时这位将军是英国海军部的第二把手，长斯来以“石油狂”而闻名。这次的偶然邂逅后来使达尔西的事业获得转机并且使石油成了国家战略的中心。
因为费希尔将军多年前在马利思巴德温泉疗养地治愈了他的慢性痢疾，所以他是那里的常客。可是这一回去那里情况和以往不同，他是抱着灰心丧气的心情而来的。不久前，英国海军第一次在“汉尼拔号”军舰上讲行以油作燃料的试验。费希尔将军和马库斯。塞缪尔两个竭力鼓吹海军采用石油作燃料的主要人物也都到场观看。“汉尼拔号”从朴次茅斯港启航时烧的是威尔士的优质煤，烟囱吐出一缕缕白烟。后来一声令下改烧石油。顷刻之间整个军舰处在黑色浓烟的笼罩之中。是一只炉子的缺点把这次试验变成一场灾难。就是在这次事情之后，心情沮丧的费希尔又来到马利恩巴德休养地，和达尔西不期而遇。
两个人立刻就发现彼此都是热衷于石油的人，于是达尔西立即派人去拿来地图和有关波斯开采石油的文件，让费希尔过目。费希尔称呼达尔西为“金矿百万富翁”，他听了达尔西的游说后深为感动和振奋。他写道，“达尔西为了找石油把波斯的南半部买了下来……他认为那将成为一件重大事件：我考虑前往波斯而不是去朴次茅斯，因为他对我说他需要有人帮他处理波斯石油的事。”达尔西意识到费希尔会答应帮他的忙。但即使会帮忙——首先是幕后，然后才会公开采取重大的步骤——也决不会很快就会见诸行动来解救他的燃眉之急。
“石油教父”
约翰。费希尔自从1904年起担任了六年的海军大臣，后来马库斯。塞缪尔一直以“石油教父”来怀念他。“杰克”。费希尔以前人所未有的方式领导皇家海军。他出生于锡兰一个贫寒的种植园主的家庭，1854年只有十三岁的时候就开始了海上生活，在一艘帆船上当一名航海练习生。他出身卑微，凭着聪明好学、坚韧不拔和刚毅的意志步步高升。对于同时代的济辈来说，他是“一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马基雅维里式人物和天真孩童的混合体”。所有同他接触过的人都认为他是一股“充满活力、热情和说服力的龙卷风”。有一次英王爱德华七世在领教了费希尔的激烈的争辩之后当面对这位将军说，“我希望你不要在我面前挥舞你的拳头。”
除了家庭、跳舞和宗教（包括他熟记《圣经》中许多语录的能力）之外，他有一项笃行不倦的爱好——皇家海军。他把全身心都献给了使皇家海军现代化的事业，不顾一切地要把皇家海军从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骄傲自满的思想作风和盘根错节的古老传统中解放出来。他以楔而不舍的决心推行他的宗旨。他手下的一位官员说，“除了‘全速前进！’以外没有任何事情能使‘杰克’感到满意。”他是一个为自己的信仰而鼓吹的狂热者，在海军中他是一位提倡技术进步的最重要的人物。他的“黄金规则”是决不能“让我们自己被别人超越成为‘等外品’”。首先他作为鱼雷专家在海军中享有较高声誉，后来继续支持建造潜水艇、驱逐舰、开耳芬罗盘，提高军舰的火力，一直到发展海军航空事业——以及使用石油作燃料。他早在1901年时就写道，“燃料油肯定将使海军战略革命化。这是事关‘唤醒英国！’的问题。”他要舰队用石油取代煤作动力的燃料，好处是能够提高军舰的速度、效能和机动性。但是他的主张处于少数派的地位；其他将军们觉得依靠威尔士的煤更为保险，坚持维持原状。
作为海军部首长的费希尔对达尔西在马利恩巴德疗养地向他介绍的开采波斯石油的计划保持兴趣的同时，希望看到把油田的开发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为此他大力促进海军部对波斯开采事业的支持，又对伯马石油公司施加压力，要他们解救达尔西的困境。他的主要目标始终不变——使皇家海军进入工业时代，以便战争来临时有备无患。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早地确信英国的敌人将是欧洲大陆兴起的可怕的工业对手——帝国主义德国。他推动皇家海军和英国政府开发石油，因为他深信石油燃料在未来的世界冲突中不可避免地会是关键性的因素。
“德国制造”
虽然德国和英国之间引起直接争吵的具体问题很少，但是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仍然有许多因素使两国之间的敌意不断加深——包括众所周知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德国皇帝对其叔父英王爱德华七世的敌视。但是没有比英德之间的日益激烈的海军竞赛这一因素更为引人注目了——两国的舰队在军舰的规模及技术进步方面展开了竞争，这种竞争支配了两国的关系；两国都在自己国内制造舆论影响公众的态度，激起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煽动深刻的危机感。海军的竞争成了两国对抗的焦点。“就当前的社会舆论而言，”一位历史学家写道，“海军问题是使两国关系恶化的首要因素。”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德国政府开始全面地贯彻它在世界政治方面的企图——力求在全球政治、战略和经济领域方面出人头地，使全世界都承认德国是世界强国，德国要享有柏林所谓的“世界政治的自由”。“新的”德国企图凭借凶狠的有时是赤裸裸和野心勃勃的方式以确立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的做法，只会引起其他大国的惊慌和警惕。甚至德国皇帝的一位大臣也批评这个国家的“精神是咄咄逼人、骄傲自大、脾眇一切和令人不安的”。德皇威廉是一个反复无常、偏见固执、暴戾奸诈的君主，他的性格都反映在这个国家的态度上，使事情更加恶化。一位德国著名人士对皇帝与日俱增的诡橘感到绝望。
对于生活在俾士麦后帝国鼎盛时期的许多德国人看来，实现他们的世界大国梦想的道路上存在着一个最大的障碍——公海上的英国
霸权。德国的一位海军将军说，德国的目标是打破“英国在世界上的优势，使需要扩张的中欧国家能够自由地占有它需要的殖民地”。那就意味着首先要建立一支能与英国海军抗衡的海军力量。正如德皇亲自宣称的，“只有在它面前伸出我们的铁拳，英国雄狮才会退缩。”1897年德国人在海军力量上向英国发起了挑战。虽然他们充分地意识到要达到他们的目标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他们指望英国最后会付不起竞争的代价。可是英国的反应恰恰相反：英国人在德国挑战的威胁和刺激下更加发奋努力了。因为海军优势是英国企图在世界上充当主角及英帝国安全战略思想的核心。英国人正经受着一连串的压力和麻烦，这些问题产生于帝国所承担的责任和负担已经超过人力财力所能承受的程度，但和这些问题比较起来，英国认为来自德国的新的威胁更加危险。工业上的领导地位已经在逐渐消失——落入美国及更加糟糕地落入德国手中。1896年英国的一本警世著作《德国制造》畅销一时。一位内阁大臣悲伤地说，英国是“疲惫的巨人”。
费希尔将军毫不怀疑地认为德国，只有德国，是英国未来的敌人。他担心敌人可能会利用长假日的周末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进攻英国——所以有许多年他的助手们在假期总要值班而放弃了许多假日期间的周末。在费希尔的推动下，英国政府对其舰队实行现代化和建造新的军舰来回答德国的挑战。1904年海军竞赛达到高潮——双方都在军舰的规模、速度、火力射程及准确性以及发展鱼雷和潜水艇新式武器等方面进行“飞速的技术革命”。
两国的海军军备竞赛都是在社会和劳工动乱不安、国内矛盾冲突和财政预算紧张的背景下进行的。英国还经历了一次典型的大炮和黄油的辩论。执政的自由党陷人两面夹击之中，“海军至上主义者”支持一个“强大的海军”政策，要求增加海军部建造新军舰的预算，而“经济学家”们则要抑制海军的开支，主张把更多的钱用于维持国内安定所必需的社会福利计划。争论非常激烈。“难道英国准备为了支付养老金而放弃海上优势吗？”《每日快报》慷慨激昂地陈说。从1908年以后，首相赫伯特。阿什奎思的自由党内阁中的“经济学家”们的领导人是威尔士律师、财政大臣劳合。乔治，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一度也领导过，丘吉尔在学校念书时就把他的当中的名字斯潘塞省略掉了，以便排队时可以不必呆在“最后一名”。现在，他是英国政界中的“一位忙碌的年轻人”。
丘吉尔登场温斯顿。丘吉尔是马尔伯勒公爵的侄子，父亲伦道夫。丘吉尔才华出众但性情乖僻，母亲珍妮。杰罗姆是一位容貌美丽的美国女子。1901年二十六岁时丘吉尔作为保守党人进入议会。三年以后为了自由贸易的问题退出保守党加入自由党。他政治态度的改变并没有妨碍他的仕途。后来很快就升任贸易委员会主席，并于1910年时任内政大臣。他一生从事政治和重要的战略。在他婚礼的那一天，即使他站在教堂的法衣室等待举行仪式的片刻时间里，他跟别人闲聊的还是政治问题。他全力以赴地领导“经济学家”们反对费希尔将军扩充海军的计划，他和劳合。乔治支持订立英德海军协定，借此削减海军预算，把省出来的钱用于社会改革。为了这件事丘吉尔受到很多批评，但是他毫不动摇。他宣称，认为英德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是“无稽之谈”。
但是在1911年7 月德国炮舰“豹号”驶抵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德国人通过这一笨拙的手法宣称它坚持要在非洲的黄金地带拥有立足点。“豹号”插曲的效果适得其反，增强了英国和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的反德情绪。丘吉尔的观点立刻转变了、从那以后他深信不疑：德国的目标是扩张主义，德国发展舰队除了威胁英国之外别无目的——这个威胁必须予以反击。他现在得出结论，德国的意图就是制造战争。英国必须调动它的资源来维持它的海上霸权；丘吉尔此时虽然仍旧担任内政大臣，但对皇家海军的实力开始表示强烈的关切，怀疑皇家海军是否真的作好了应付突然袭击的准备。他对高级军官在阿加迪尔危机期间随意地去度假狩猎感到愤怒。1911年9 月末危机结束后他随即去苏格兰会晤阿什奎思首相。在一次打完高尔夫球回来的途中，首相突然问他愿不愿意出任海军第一大臣，这是皇家海军最高的文官职务。
“我非常愿意，”丘吉尔回答。
海军部现在有了一位文官首长，这位首长能够把他充沛的热情、理想、精力和雄辩的口才投入到保证使英国在海军竞赛中取胜的任务中。“如果我们的海军优势受到损害，我们的竞赛和我们帝国的全部命运，”丘吉尔说，“许多世纪以来的牺牲和成就所积累起来的全部财富将会消失殆尽，输得精光。”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三年中的指导思想是明白无误的：“我要作好应付德国进攻的准备，就像这种进攻明天就会发生那样。”
这场运动中丘吉尔的盟友是年龄比他几乎大一倍、刚刚从海军退休的费希尔将军。自从1907年他们最初在贝利兹休养胜地见面以后，费希尔就被丘吉尔的才华所吸引。他们成了密友以致费希尔很可能是第一个被告知丘吉尔即将举行婚礼的人。尽管早先由于对海军预算的批评丘吉尔和费希尔有过一次争吵，但是丘吉尔就任海军第一大臣的时候，他立即把老将军请来在赖吉特的一座乡村别墅里住了三天，争取他回到海军部。尔后据说费希尔变成了丘吉尔的“保姆”。可以肯定的是，费希尔是丘吉尔的非官方高级顾问。丘吉尔把费希尔看作是十年来“为了加强、提高海军战斗力或者说是使海军现代化所采取的所有重要步骤的缔造者”，将军向他提供了许许多多对过去的回忆，以致丘吉尔说将军是“一座真正的知识和灵感的火山”。费希尔在许多方面向丘吉尔提供了广博的教诲。
需要学习的重要课程之一就是有关石油的问题——费希尔争辩说石油将被证明是战略优势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要尽力使丘吉尔确切了解石油对皇家海军来说比煤炭更具优越性。因为有报告说德国人已经在建造用油作燃料的远洋海轮，吃惊的费希尔感到更加有必要尽快地把皇家海军从石油的“紧急处境”中挽救出来。为了使丘吉尔尽快地了解石油的紧迫性，费希尔将军和壳牌公司的马库斯。塞缪尔同心协力。早在十年以前这两个人对石油的潜在用途就有不谋而合的共识；当马库斯。塞缪尔秘密地把德国轮船公司签订了十年石油供应合同的消息告诉费希尔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份合同中的一部分石油是德国海军作试验用的。塞缪尔在1911年11月末写信给费希尔说，“迄今为止内燃机引擎取得了空前规模的发展，它肯定将以令人叹息的速度取代蒸汽引擎……当我知道你受到海军部因循守旧官员们的作弄时我感到沮丧，现在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能人来纠正他们所造成的危害。如果丘吉尔是那样一个人，我会全心全意地帮助他。”
加速！
此后不久，费希尔为了石油的事安排了一次马库斯。塞缪尔与丘吉尔的会晤。但是会见之后丘吉尔对壳牌运输和贸易公司的董事长并无好感。紧接着这次会晤之后费希尔给丘吉尔写了一封信，他首先为塞缪尔感到抱歉：“他是兜售‘海’贝壳的小贩，没有说明问题的口才！（他公司的招牌就是这么来的）现在他拥有六百万英镑的私人财产。‘他有一个优质茶壶然而却是一个不会煮茶的人！’”然后费希尔解释说他提议让塞缪尔会晤丘吉尔是要使丘吉尔相信，海军部可以得到大量的石油供应，可以保证舰队动力的需要。他向丘吉尔讲解石油对煤炭的优越性在干：“石油和煤炭一样是不会变质的，你可以将大量的石油储存在水下油库中以避免因燃烧、爆炸或纵火而引起的破坏，而且苏伊士以东的石油比煤炭更为便宜！”费希尔还说塞缪尔曾经邀请他加入壳牌公司的董事会，但是他拒绝了：“我是一个穷人，但是我安之若素！如果我想变成富人我会做石油买卖的！一艘货轮如果采用内燃机就可以节省78％的燃料并且可以多出30％的仓位用以载货，还能省掉司炉工和技师——采用石油所引起的惊人变化是很明显的！”将军对海军部在改用石油问题上的拖拉表示蔑视，他警告丘吉尔这样做的后果是危险的。“当烧油的新式美国战列舰在海上出现而德国的内燃机战列舰指着我们的鼻子骂‘乌龟！’的时候，会有你的那些婆婆妈妈的男子汉好受的。”
当丘吉尔到海军部上任的时候，海军已经建造或正在建造五十六艘单纯烧油的驱逐舰和七十四艘烧油的潜水艇。所有的船都是把油喷射在烧煤的炉中燃烧的。可是舰队的最重要的部分——战列舰和主力舰是海军的支柱——却是烧煤的。丘吉尔和海军方面所需要的是要造出一种新式的战列舰，这种战舰配备更大的火力、更坚实的装甲和更高的速度，使之能超越并包围敌人舰队的指挥舰。“海战纯粹是普通常识，”费希尔提醒丘吉尔说。“首要的是速度，以便能够战斗——不论想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以及想怎么打。”当时的英国战列舰最高时速是二十一海里。但是正如丘吉尔所考虑的，“更高的速度”将会在海上作战中注入“一种新的因素”。军事学院在丘吉尔的紧急指示下进行了一项研究，估计如果速度能达到每小时二十五海里，那末一种新式的“快速分舰队”就能胜过目前出现的新的德国舰队。总之，皇家海军需要提高四海里时速——要达到这个目标非石油莫属。
丘吉尔受的教育已经完成。现在他认识到石油不但能提供更快的速度，而且能加快提高军舰速度的过程。在舰队指挥和人员的配备上石油的优越性更加能够显示出来。舰只的活动半径扩大了，并允许舰只在海上（至少是在海面平静的时候）加燃料而无须像加煤时要占用船上1 ／4 的人力。此外，还能减少加煤而引起的紧张、劳累和不适，司炉工的人数也能减少一半以上。在作战的重要时刻，战舰的指挥和速度上石油的优势就更加明显。“当一艘烧煤的舰只燃料用尽的时候，”丘吉尔后来写道，“就要动用许多人力，必要的时候还要把枪炮手调动来铲煤，把煤炭从操作不便的较远的煤舱搬运到锅炉附近的煤舱内或直接加到炉内，这样一来很可能会在作战的危急时刻削弱了舰只的战斗力…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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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石油作燃料有可能使各种类型的舰船减少体积和成本从而具有更大的火力和速度。”
1912年、1913年和1914年制订的海军计划使海军在火力和经费方面取得了有史以来的三次大规模的扩充。三次计划中建造的全部船舶都是用石油作燃料的（有些战列舰原来设计烧煤后来改为烧油）。这项重大的决定是在1912年4 月作出的，包括建造一支伊丽莎白女王级的快速分舰队——由五艘以石油作燃料的战列舰组成。由于这个“重大的行动”，丘吉尔写道，“我们赖以生存的海军重要船舰都以石油、也只能以石油作燃料。”
海军扩充计划规定的任务引起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从哪里去找石油，是否有足够数量的石油，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是否有安全可靠的供应来源？在石油供应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丘吉尔就作出改用石油燃料的决定无异于是一场重大的赌博。他在总结这个问题时雄辩地说：“建造大量烧油的船舰意味着我们的海军优势建立在石油的基础上。但是我们的海岛上没有发现可观数量的石油。如果我们想得到石油就只有经过和平的或发生战争的海上从遥远的国家运过来。但是另一方面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下面安然地蕴藏着蒸汽锅炉用的世界著名的优质煤。为了使海军势在必行地改用石油，事实上需要‘拿起武器反对海上的麻烦’。”如果这些困难和风险能够克服，“我们就肯定能够把海军全部力量和效率推向更高的水平；我们会有更优良的战舰，优秀的水兵，更加经济和更加紧张的备战状态”——总之一句话，“主宰本身就是冒险的奖赏。”
将军攻坚丘吉尔设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以油代煤所产生的问题，其中包括定价、来源和供应的保证等方面。这个委员会又建议成立一个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来对这些问题进行更为全面的调查。很明显，丘吉尔心目中的领导这样一个调查委员会的人选是退休的将军费希尔。但是这个选择遇到了唯一的一个障碍——费希尔本人不愿意。性格暴躁的将军又一次对丘吉尔大发脾气，这一回发怒的原因是他不同意丘吉尔作出的对一些人的提升的决定。“你背叛了海军，”费希尔于1912年4 月从那不勒斯写信给丘吉尔说，“这封信想必是我最后一次和你交换意见的信件了。”
为了请将军回心转意，丘吉尔又是哄又是骗，他和阿什奎思首相邀请将军同乘海军部的游艇在地中海上巡游，还给脾气暴躁的将军写了一封极有说服力的信。“亲爱的费希尔，”丘吉尔的信这样写道：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希望），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太严重了，（我确信）不是一般言语所能说明。
液体燃料的问题必须解决，这些困难是天生固有无法避免的，所以需要有一位热心的有干劲的大人物。我需要你来处理这件事，也就是说要你来攻坚。没有别的人能做好这件事。也许可以说没有别人能干这件事。我要请你担任你能胜任的职务，事实上它是可以攻克的。但是这件事需要你付出全部精力，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回报你。你必须找到石油；找出廉价的储存方法：如何在和平时期能固定地买到廉价的石油，当然在战争期间更应买到。然后务必以尽可能好的方式保证现有和将来的船舰的需要。……
当你解决了这个难题之后，你将会看到一个全神贯注默不作声的听众来聆听你的话。但是这个难题，除非你愿意——为了上帝的荣耀——为这件艰辛的任务贡献你的一切，否则是难以解决的。
丘吉尔除了奉承讨好之外无计可施，费希尔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并不过分谦虚地说，“当他们一致对我说这件事非我莫属时我只能承认他们是做对了。”他接受了这份差使，不久——为了避免公私不分之嫌——他把自己拥有的壳牌石油公司股票以明摆着吃亏的价格卖掉了。
一群知名人士被邀参加了皇家调查燃料和轮机问题专门委员会，其中包括从不缺席的石油专家、衣钮上别着兰花的雷德伍德爵士。费希尔说自己是全副身心竭尽所能地投身于这份工作。当他听说德国海军在以石油作动力的工作中比英国走得快时，他的紧迫感更加强烈了。“‘他们在试验用油作燃料的引擎时死了十五个人而我们一无伤亡！’一位愚蠢的政治家不久前告诉我说，他认为这是我们的功劳。”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共分三个部分，相继于1912年11月和1913年发表。报告强调“压倒的意见赞成石油比煤炭优越”和石油对皇家海军的极端的重要性。报告认为全世界都有足够的石油供应，但要大规模地扩充储油设备，其理由正如费希尔所指出的，“英格兰不生产石油。”马库斯。塞缪尔期待英国海军采用石油作燃料的梦想将可变成现实。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谁将坐得其利？可能的选择有两个；实力雄厚地位稳固的皇家荷兰／壳牌集团和规模小得多的还在为生存而挣扎的英波石油公司。
壳牌的威胁虽然英波石油公司的创立是威廉。诺克斯。达尔西、乔治。雷诺兹和伯马石油公司三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促成者是查尔斯。格林韦。他原先是设在孟买的一家苏格兰商号的经理，很早就做石油买卖了。同伯马石油公司合伙的苏格兰商人要求他在英波公司的初创阶段协助工作，不到一年功夫他就担任了总经理。尔后他统治这个公司达二十年之久。开始的时候他是孤家寡人一个；到他退休时他是业务遍及全世界的一个一体化石油公司的负责人。晚年他以“香摈酒查利”为人所知并且被漫画成“老式鞋罩和单片眼镜”的人物。虽然他“彬彬有礼甚至有点过分讲究”，但是性情固执，总是准备与人争吵。他在追求他的主要目标上贯彻始终，矢志不渝；把英波石油公司建成为世界石油业中的一支主力，使之成为大不列颠的全国之冠；抗拒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的令人讨厌和使人窒息的拥抱——确保自己对新康采恩的无可怀疑的控制。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包括不断地散布对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的仇恨情绪，这是他迷恋不舍的有效战术。
英国采取的“重大行动”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皇家荷兰／壳牌集团同英波公司之间的更加激烈的抗衡。在这场斗争中英波公司无疑处于劣势；使它原先就存在的资金上的压力更加紧张。就格林韦而言，时间越来越紧迫，他不得不同时为了追求几个目的而齐头并进：搞到开发波斯石油的资金，扩大公司的规模，开发可靠的市场，以及——尽管它同皇家荷兰／壳牌集团订立了销售协定——一避免被皇家荷兰／壳牌集团吃掉。资金薄弱的英波石油公司除了壳牌公司以外显然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英国海军部。格林韦向海军部要求订立一份为期二十年的供应燃料油的合同，竭力运动海军部，促使海军部与英波公司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把公司从资金困难中解救出来。
格林韦反复向费希尔的专门调查委员会和白厅谈论的老调是，如果政府不援助，英波公司就会被壳牌公司吞噬。他警告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壳牌公司就处在垄断地位从而以垄断的价格榨取不幸的海军部。他强调塞缪尔的“犹太人”身份和德特丁的“荷兰人”身份。他说壳牌公司是受皇家荷兰公司控制的，而荷兰政府对德国的压力是很敏感的。他对费希尔的调查委员会说，受壳牌公司控制最终将使英波公司处于“德国政府的控制之下”。
格林韦以利他主义的口吻说，他和他的同事为了深切地关心英国的国家利益，愿意付出代价。他表白说他和他的同事都是爱国的英国人，都愿意——实际上不止于愿意——牺牲受制于壳牌公司之下作子公司带来的经济利益，使英波公司保持独立的地位。他们这样做所图的回报只是希望英国政府给予少量的补偿——一份“保证使我们多少获得适当利润”的合同。他反复强调，英波公司是英国战略和政策的天然附属品，也是一项重要的国家资产——公司的所有董事都是持这样的观点的。
格林韦的信息受到了充分的考虑。他在皇家调查委员会作证之后，费希尔立即请他到铁圈球场作了一次密谈。费希尔坚持说必须立即有所行动。格林韦为之大受鼓舞，因为尽管费希尔和马库斯。塞缪尔的私交深厚，但是将军对需要做的事有彻底的了解。“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取得英波公司的控制权，”他写道，“使它始终是绝对的‘十足道地的英国的’公司。”
格林韦的论点在其他地方也得到了支持。外交部认为这件事关系到英国在波斯湾的地位，普遍感到格林韦的论点是有说眼力的。外交部首先考虑的是英波石油公司获得的开采权“包括波斯的全部油田……不应落到一个外国辛迪加的控制之下”。英国在波斯湾的政治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商业优势带来的结果”。同时，外交部也受到皇家海军特别需要石油的影响。“很明显，”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评论说，“我们所必须做的是要为英国海军取得在英国控制下的足够的油田。”虽然有时候对格林韦喋喋不休反复强调的一壳牌公司的威胁“和自我吹嘘的英波石油公司的爱国主义，感到怀疑和反感，但是外交部还是坚持上述立场。”很清楚，要保持英波石油公司的独立光靠外交部的帮助是无用的，“外交部在1912年年底警告海军部说。”他们需要的是某种形式的金钱支持。“
援助英波公司从资金方面支持英波公司涉及海军部。起先海军部对于同英波公司发展这样特殊的关系丝毫不感兴趣；它担心会陷人“投机风险很大的”商业活动中。但是有三个决定性因素改变了海军部的观点。第一，对于从波斯以外地方能得到可靠石油供应的怀疑增加了。第二，由于全世界海运业的需求增长，石油价格相应地急剧上涨，仅仅1913年1 月至7 月就上涨了一倍——即使海军预算引起的旷日持久的政治战正在继续激化，建造以石油作燃料的战舰的问题已开始进入关键性的阶段。
第三个因素是丘吉尔，在他的推动下作出决定，迫使海军高级官员对和平及战争时期海军对石油的需求、可能碍到的数量以及后勤供应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1913年6 月，丘吉尔将一份“皇家海军的燃料油供应”的重要备忘录送交内阁，备忘录要求订立长期合同以保证能以稳定的价格得到足够的石油。海军部的指导原则是“保持现有的供应来源的独立性和竞争性”，从而挫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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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全球性的石油垄断”，保证“海军部不致依赖任何单一的联合企业”。内阁同意了这个原则，正如阿什奎思首相在给英王乔治五世的信中写的，政府应该在“可靠的供应来源中掌握一份控制性的股权”。但是怎么得到这份权利呢？后来在格林韦同内阁成员的讨论中，他长期来梦寐以求的有关这个问题的答案开始初见端倪：讨论中出现了值得注意的一个想法，即政府成为英波公司的股东，借此使政府对英波公司的经济支持合法化。
1913年7 月17日丘吉尔在给议会的一份声明中警告说，“如果我们得不到石油，我们也就得不到谷物，得不到棉花，得不到许许多多保持大不列颠经济活力所需的商品。”伦敦的《泰晤士报》把丘吉尔的声明说成是进一步就国家在石油方面的利害关系作了权威性的阐述。为了确保以合理的价格取得可靠的供应——因为“公开市场正在变成公开的愚弄”——海军部无论如何应该成为它所需要的大部分石油来源的“所有者和控制者”。它必须开始建立石油储备，然后发展在市场中做买卖的才能。海军部还应该具有“提炼、精炼……或蒸馏原油”的能力——必要的时候还要卖掉多余的石油。“海军部应该进一步扩大广泛的多样化的商业活动而不应该畏缩不前。”丘吉尔又补充说，“我们不能只依赖一种质量、一种加工方法、一个国家、经由一条路线和一个油田的石油。”
虽然还没有对英波石油公司承担特别的义务，内阁还是决定派遣一个调查委员会去波斯调查英波公司是不是真有能力提供它所承诺的石油。这家公司在阿巴丹新建的炼油厂问题成堆。怕马石油公司的一位董事说这家炼油厂比“一堆废铜烂铁”好不了多少。它生产的石油——工厂自豪地命名为“海军部牌”石油——连海军部自己规定的质量检验标准都通不过。但是，在调查委员会抵达的前夕，公司特地从仰光匆忙地请来一位炼油经理替工厂进行一番梳妆打扮。这个计策果然奏效。“看来这项石油开采权是货真价实完全可靠的，如果给予大量资金，它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巨型规模的企业，”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前海军情报处长埃德蒙。斯莱德将军私下地告诉丘吉尔说。“如果我们以非常合理的代价取得这家公司的控制权，那末在海军的石油来源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使自己处于十分安全的地位。”在他的1914年1 月末提出的有影响力的官方报告中，斯莱德又说，“如果我们让这项开采权落到外国人手里，那将是国家的灾难。”斯莱德甚至有意地对阿巴丹炼油厂加以粉饰溢美。
石油胜利了斯莱德将军的报告对英波公司是天赐的良机。这家公司的财政情势已经每况愈下，恶化到绝望的地步。现在，斯莱德对公司的经营说了好话，并且宣布它是皇家海军可靠的石油来源；这样就使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有了结局。1914年5 月20日，斯莱德的报告发表后不到四个月，公司和英国政府签订了一份协议，把事情了结了。但是还剩下最后一道障碍；财政部坚持任何拨款都需要议会的批准，这一关还有待通过。
1914年6 月17日，丘吉尔在下院介绍他要采取的历史性的措施。他提出的议案有两个基本内容：第一，政府向英波公司投资二百二十万英镑以换取sl％的股票；第二，政府在公司的董事会中派驻两名董事，他们在涉及海军部的燃油合同的问题以及重大政治事务上有否决权，但不于预公司的商业活动。为了保密，单独草拟了一份合同；合同规定公司以优惠的条件向海军部供应燃料油，为期二十年。此外，皇家海军还能在公司的利润中提取一份回扣。
议会的辩论异常激烈。查尔斯。格林韦同财政部的高级官员一起坐在官员席中以备丘吉尔临时需要什么情报。万德斯沃思市的议员、一位叫塞缪尔。塞缀尔的也出席了下院的辩论，他就是多年来在他的兄长马库斯。塞缪尔身边工作、协助创立壳牌石油公司的人——那一天他对丘吉尔的发言越听越感到不安和气愤。
“今天下午我们必须议论的不是建造以石油作动力的船舶的政策或是以石油作为烧煤船舶的辅助燃料的问题，”丘吉尔开始说，“而是议论那种政策的后果。”他雄辩地说，石油消费者在燃料和供应来源两个方面都没有选择的自由。“让我们来看看全世界产油地区的扩张。两个巨大的公司——两个半球各有一个——占据着支配地位。西半球是标准石油公司……东半球是壳牌和皇家荷兰的大联合企业，他们的子公司和附属机构实际上遍及世界，甚至伸展到了西半球。”丘吉尔继续争辩说，海军部和所有个人消费者长期以来都不断地受到“世界石油托拉斯的压榨”。
开始辩论不久，塞缪尔。塞缪尔三次起立抗议丘吉尔发言中对皇家荷兰／壳牌集团性质的描绘，三次抗辩都被会议主持人宣布为动议不合程序。“在提出辩护之前，”丘吉尔在塞缪尔第三次打断他的发言之后尖刻地说，“他最好还是应该听取对原告有利的陈述。”塞缪尔坐下了，可是神态仍然没有镇静下来。
“许多年来，”丘吉尔继续说，“外交部、海军部和印度政府的一贯政策是保持英国在波斯油田的独立的石油权益，尽力帮助波斯油田发展，并且首要的是使油田不被壳牌公司或任何外国公司或全球性的公司吞没。”鉴于政府准备向英波公司提供这样的帮助，他补充说，因此理应得到回报。“我们有权按照海军和国家的利益在广大的产油区对油田的发展进行管理。”他断言，这个计划所受到的“所有的批评都出自一个来源”，丘吉尔接着对这个来源——皇家荷兰／壳牌集团和马库斯。塞缪尔——发动了攻击，虽然他加了一句“我是不希望对壳牌公司或皇家荷兰公司进行任何攻击的”。
“一点也没有！”塞缪尔。塞缪尔在后座议员席中大声喊道。
丘吉尔的雄辩充满了讽刺挖苦。他说，如果议案不能通过，英波石油公司将变成壳牌公司的一部分。“我们同‘壳牌’没有争执。我们一直认为他们是谦逊的、思想周密的、愿意施惠于人的，渴望对海军部作出贡献，以不列颠帝国和英国海军的利益为重的——只是要价颇高。唯一的困难是价格。”由于“我们掌握”波斯石油的杠杆，“我们不相信我们会受到不友好、不体谅的待遇，或者我们会发现这些绅士们会比以往更少责任感，更少公德心或更少爱国精神。相反，如果迄今存在于价格问题上的微小的意见分歧——我又不得不回到卑鄙邪恶的价格问题上——能够消除，我们的关系就会改善；将会变得……更加愉快，因为不再受到不公正意识的影响了。”
辩论将结束时塞缪尔终于得到了答复的机会。“我代表英国最大的工商企业之一的公司提出强烈的抗议，刚才对它所进行的攻击完全是不公正的。”他列举了壳牌公司对海军和提倡以石油作动力的问题上所作的贡献。他要求政府公开迄今一直保密的壳牌公司所索取的价格，以证明公司从未对海军部有过榨取行为。
“我们听到的抨击根本与委员会面临的问题无关，”另一位议员沃森。拉瑟福德说。他批评丘吉尔的发言是唤起垄断的幽灵和“歧视犹太人”的意识，他断言燃油的涨价并不是“某些托拉斯和集团的阴谋”所造成，而是国际市场对燃油的需求——汽油、煤油和润滑油除外——在“过去的两三年中上升了，这种需求的上升是由于发现了这种油的新用途所致。……世界性的短缺，”他继续说，“是因为全世界最近才发现这个商品可以用于特定目的的需要。那才是价格上涨的原因，并不是具有希伯来信仰的绅士们的为非作歹——我是指世界主义的绅士们——为了把价格哄抬上去而共同策划的结果。”
丘吉尔提出的由政府在一家私人公司中享有所有权的建议，除了五十年前迪斯累里基于战略的理由购买苏伊士运河的股权以外，确实是绝无仅有的。有些议员代表他们地方上的利益争取从苏格兰的页岩油和威尔士煤炭的液体中开发燃油（许多年以后才知道威尔士煤炭中的液体是合成燃料）。他们说这两种方法可以提供可靠的供应。但是尽管议会内外批评强烈，石油的议案还是以压倒多数通过了——254 票对18票。票数差距如此之大连格林韦也怔住了。投票以后他问丘吉尔，“你是通过什么办法在议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功的？”
“那是，”丘吉尔回答说，“对垄断和托拉斯进行攻击的结果。”
但是他对外国人和“世界主义者”的攻击也起了作用。此外，丘吉尔在他的陈述中也带有一点点玩世不恭闪烁其辞的味道。因为没有迹象表明壳牌公司对海军部的服务是怠慢不周的。事实上马库斯。塞缪尔几年前就曾经要求政府在壳牌公司董事会中派驻一位董事。尽管丘吉尔不喜欢身为伦敦市长的马库斯。塞缪尔，但对德特了却逐渐怀有好感，德特丁毕竟也是外国人。
丘吉尔对德特丁的好感是受了费希尔的影响。费希尔在给丘吉尔的信中说德特丁“是拿破仑和克伦威尔的混合体。他是我遇到的最伟大的人……他具有拿破仑一世的冒险性，克伦威尔的彻底性！……安抚他，不要威胁他！如果发生战争就给他的包括六十四艘油轮的船队一份承包合同。不要凌辱壳牌公司……德特丁有一个儿子在拉格比公学或是伊顿公学，在诺福克购置了一宗很大的地产，正在上面建造一座城堡！把他和他所寄居的土地绑在一起吧！”丘吉尔照费希尔的话做了。尽管签订了新的协定，英波公司并没有成为海军部唯一的石油供应者，1914年春天，他亲自同德特了谈判壳牌公司向海军供应燃油的合同。德特丁对丘吉尔的关注作出了响应。“我刚刚收到德特丁的一封充满爱国热忱的信，”费希尔在1914年7 月31日写信给丘吉尔说，“他好意地说，万一发生战争你不会缺少石油和油船的——有趣的德特丁！这些荷兰人是多么憎恨德国人！有机会的时候封他爵士吧。”
德特丁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懂得对英波公司作出如此安排的道理。然而有些人仍然对政府购买英波公司股权的事感到迷惑不解。印度总督哈丁勋爵曾在德黑兰任职两年，对波斯的事情一直抱怀疑态度。他和在印度的英国高级官员的观点都认为，既然英国有幸拥有大量可靠的煤炭，却去依靠非常不可靠的外国石油，根本就是不明智的。正如印度事务
国务大臣所断言的，“这倒有点像法国吉伦特地方的葡萄园主竭力鼓吹苏格兰威士忌酒饮料的优点一样。”
批评者不无道理。既然一个人已经酿制了葡萄美酒何必还要自找麻烦去制作苏格兰威士忌呢？答案很简单，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受到英德海军竞赛技术方面需要的驱使。德国人寻求的是双方力量的平衡，英国则要保持海军的优势，石油能在速度和机动性方面提供优势。这项交易保证英国政府能得到大量石油，英波石油公司则能得到它所急需的新的资本和稳定的市场；直接地满足了英波公司生存的需要，间接地也满足了帝国生存的需要。就这样，英国海军在1914年夏天和石油完全结合在一起了，英国政府承担起英波石油公司主要股东的角色。石油第一次而决不是最后一次成为国家政策的一个工具，成了第一位的战略商品。
作为海军第一大臣，丘吉尔常说他的目标是让海军作好准备，就像战争就会在第二天爆发似的。然而就在1914年6 月17日议会举行辩论的前几个星期，欧洲似乎处于和平的时期，比几年来都更为太平，战争似乎是很遥远的事。大国之间没有引起争吵的大问题。事实上英国海军的军舰在6 月底还到德国港口进行友好访问。后来，有许多人抱着怀旧的情绪来回顾1914年春天和初夏的那些日子，把它看作一个时代的薄暮，童年时代的结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平静得反常的时期。然而好景不长。1914年6 月28日，议会批准丘吉尔议案的十一天之后，奥地利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直到1914年8 月10日英波石油协定才被英王批准。那时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俄国在7 月30日开始动员。8 月正日德国向俄国宣战并动员军队。8 月4 日下午11时，在德国拒绝英国发出的反对德国侵犯比利时中立的最后通牒之后，丘吉尔向所有的皇家海军舰只发出紧急电报：“开始反对德国的战争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第二部 世界的斗争
9、胜利的流血：第一次世界大战
本来以为这次战争是几周或至多几个月的短期战争。实际却不是这样，它陷于僵持拖延的局面。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新发明的机械都用上了。战争结束后，人们想要了解为什么会发生战争，这次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人们提出了许多原因——失策、自大、愚蠢、国际竞争和工业社会日积月累的紧张关系。还有对国家主义的崇拜；奥匈帝国、俄国和土耳其帝国的僵化；传统均势的瓦解，以及新兴的德意志帝国的野心和不安定。
大战对胜利者和被征服者来说都是一场灾难。估计死亡人数有一干三百万，负伤和逃离的还有数百万人。对欧洲很多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有关国家的经济也是一场灾祸。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惨重的结果，其后果又酝酿了一场新的动荡。确实如此，大变动是那么可怕，以至于二十世纪研究国际关系的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五十年后在他耄耋之年回顾时，把这场战争回忆成是“我们不满的源泉”。
这是一场人同机械之间的搏斗。而这些机械都是用石油来发动的——正如费希尔将军和温斯顿。丘吉尔所预见的那样，但在程度上甚至超过他们或其他领导人的预期。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石油和内燃机改变了战争的所有方面，甚至改变了陆海空作战机动性的含义。在前数十年，陆上战争必须依靠铁路运送部队和给养，1870—1871年普法战争就是那样的。从铁路终点再向前，部队的运动就受到身体耐力、肌肉能力以及牲畜的制约。能运载多少、多远和多快——都随着内燃机的采用而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的程度远比战略家们所想象的要快。马匹在战争爆发时仍然是制订作战计划的基础——每三名士兵要有一匹马。而且马匹的给养问题大为复杂，因为每匹马需要的食物十倍于人。战争开始时，在第一次马恩河会战中，一位德国将军咒骂说他的马都筋疲力尽以至于不能跋涉战场。到了战争结束，所有国家都已耗尽资源；因为石油发动的引擎虽使机动性和给养问题简化，却也增加了破坏程度。
然而，最初在涉及陆上战争的范围内，石油似乎不大可能会有很大的重要性。自夸在铁、煤方面具有优势和有较好铁路运输系统的德国参谋部，根据其井井有条的计划曾设想西部的战役将是速战速决的。在战争开始的一个月期间，德军确是按照计划快速前进的。到了1914年9 月初，一条战线从巴黎东北到凡尔登延伸一百二十五英里和另一条延伸到阿尔卑斯山脉的战线连接起来——这两条战线总共包括两百万战斗人员。德军的右翼距巴黎仅四十英里，直接对着光明市。在这关键时刻，内燃机出乎意料地证明了其战略的重要性。
出租汽车队法国政府同十万平民一起，已经撤出巴黎。首都的陷落似乎迫在眼前。看来好像法国可能立即同波尔多求和。法军总司令霞飞将军考虑下令把他的军队后撤到巴黎的南面和东面，让这座城市多半不设防。但巴黎军事长官加利纳将军另有想法，因为空中侦察使他确信有机会袭击德国战线阻止德军推进。他想请英军来帮助他，但没有成功。因为英国人不把他当一回事。这位老将军胡子拉碴，着一双黑钮长统靴，绑上黄色护腿，穿了件不配身的制服，不注意整洁，简直不像一位军官。一位著名的英国司令官说，“不会看到英国官员会同这样一个丑角式人物讲话的。”但在9 月4 日一次激动和愤怒的夜间电话——后来被加利纳称为他的“电话的突击”——中，他终于说服霞飞将军发动反攻。
1914年9 月6 日，法军通过森林和庄稼地，在灼热的气候下展开攻势，得到一些进展。但德国人派出了更多军队，而法国人却因增援部队都在巴黎近郊无法到达前线而处于危险的境地。法国的铁路实际上已经瘫痪不能运送部队。如果部队步行前进也决不可能及时赶到。军车的数量太少，如采用军车来运部队，所需的人力比运走的人还要多。另外能有什么办法呢？
加利纳将军是不会认输的。他穿着不整洁的宽松制服到处组织和纠合他的兵力。尽管其貌不扬，加利纳却不是丑角式人物。他是一位军事奇才和随机应变的能手，面对着紧急的情势，他是第一个想到使机动运输和内燃机结合以应付战争紧急情况的人。
早在几天前，他已下令组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运输小队以备撤出这座城市时使用。这个运输小队由若干巴黎出租汽车组成。现在，9 月6 日，在加利纳看来现有的出租汽车数量太少了，应该把可用的出租汽车都改为军用。下午8 时，他坐在设于残废军人宫林荫大道一所公立中学的司令部内，灵机一动，决定组织一支出租汽车队以把数千名军人运往前线。
加利纳下令把可用的三千辆出租汽车都召来，加以征用。警察和士兵立即出动在街上拦住出租汽车，要求司机卸下乘客立即驶往残废军人宫。
“给多少钱？”一位司机问招呼他停下的中尉。“是按计程器给钱还是统一给钱？”
“按计程器给钱，”中尉说。
“好，这就走，”司机按下计程器开走了。
到了晚间十时，在加利纳下令两小时之内，大量出租汽车已经集中在残废军人宫的广场上。第一批在黄昏时开往巴黎西北的一个小镇特朗布莱一莱戈内斯。第二天早晨，第二批运送军队的出租汽车集中在残废军人宫。浩浩荡荡地从香榭丽舍大道沿着罗耶尔路和拉斐特路离开这座城市开往东面的前进基地加尼。9 月7 日这一天，当出租汽车重新集结时，战争胜败未定。“今天命运将作出重大决定，”德国总司令赫尔穆特。冯。毛奇在写给他的妻子的信上说，“真是血流如注啊！”
黑夜降临，每辆出租汽车都塞满了士兵，这些超载的出租车二十五辆到五十辆为一队，在加利纳将军的亲自注视下，按下他们的计程器标志开始向战场出发。将军既开心又克制地说，“这至少是不平凡的。”一位历史学家后来写道，“这支未来的摩托化纵队”在巴黎出租汽车司机出色的驾驶下加速行驶，互相超车，汽车前灯在黑暗的公路上射出点点的亮光。
成千上万的军队靠加利纳的出租汽车冲向前线的关键地点。局面扭转过来了。法国战线得到加强，随着9 月8 日黎明的开始，军队全都充满活力地投入作战。9 月9 日，德国人处于劣势开始退却。“事情很糟，巴黎东面的战斗于我们不利，”在德军溃退时毛奇写信给他的妻子，“我们的战役是令人痛苦的幻灭……开始时很有希望的这场战争到头来将不利于我们。”
两天没有睡觉后，又饿又疲乏的出租汽车司机回到了巴黎，得到了他们的租车费，受到好奇的人们围观。他们帮助拯救了巴黎。在加利纳将军的即兴指导下，他们证实了摩托化运输在未来的作用。后来，这座城市感激地把横贯残废军人宫广场的那条道路重新命名为加利纳元帅林荫大道。
大战中的内燃机19I4年9 月6 日至8 日，法国人的反攻与英国人的进攻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一是第一次马恩河会战的转折点，也是德国有组织攻势的结束。它还改变了战斗的特征，使速战速决的希望成为泡影。当德国人停止撤退时，双方部队掘壕据守，行将证实这是一次长期、流血、无意义的消耗战——静态的防御战。实际上，两年多时间里，在西部战线上敌对双方移动都不过十英里。机枪的广泛使用与堑壕和铁蒺蓠相结合，适宜防守，从而保证了相持局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英国陆军大臣、感到灰心的基奇纳勋爵说道，“这不是战争。”
打破阵地战相持局面的唯一明显途径是某种机械上的创新，这将使军队在通过战场时有比他们自己的皮肤和制服所提供的更多的保护。正如军事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说的，所需要的是“对特种疾病有特效的解毒药”。“诊断这种病并想出解毒药的”第一个军人是英国上校欧内斯特。斯温顿，他是一位通俗战争小说作家，由于他较早时候研究过日俄战争，使他预见到机枪的潜在作用。后来，他密切注意美国把农业拖拉机用于军用的试验。战争初期他被派往法国统帅部担任官方“见证
人”时，他根据事实推论提出了一帖解毒药——由内燃机牵引前进的一种不怕机枪子弹和铁蒺蓠的装甲车。
然而，有人认为并不一定需要这样的东西，英国陆军最高指挥部内的顽固派并不认真对待这种想法，并尽量加以压制。实际上，要不是丘吉尔采纳和支持，这个设想可能夭折。这位英国海军第一大臣很欣赏军事创新，对陆军和陆军部未能发展这种车辆感到愤怒。他于1915年1 月告知首相，“当前的战争把有关火力方面的所有军事理论都彻底改革了。”面对陆军的反抗，丘吉尔拨出少量海军专款作为发展这种新车辆的研究费用。为了反映海军的倡议，新机器被称为“陆地巡洋舰”或“陆舟”。丘吉尔则名之为“履带牵引车”。为保密起见，在试验和运输时要为这个新玩意儿取一个代号，考虑过许多名称，如“贮水器”和“贮液器”，最后决定采用“坦克”。
坦克第一次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中使用时尚不成熟，后来1917年11月在康布雷一战中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是1918年8 月8 日的亚眠战役，那时共有四百五十六辆坦克突破德国战线，造成最高统帅保罗。冯。兴登堡的副手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后来称之为“战争史上德国陆军的倒霉日子”。“防御为主”的阶段过去了。德国统帅部于1918年10月宣称胜利无望，第一个原因就是坦克。
另一个原因是汽车和载重汽车（英国人称它为运货汽车）在机械化运输方面取得的成功。虽然德国人在铁路运输方面处于有利地位，但协约国在汽车方面却占上风。1914年8 月开赴法国的英国远征军就有八百二十七辆汽车——其中七百四十七辆是征用的——另有十五辆摩托车。到了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英国陆军有五万六千辆载重汽车，二万三千辆汽车，以及三万四千辆摩托车和机动脚踏车。此外，美国于1917年4 月参战时带了五万辆汽油发动车辆到法国。这些车辆提高了部队和给养运输的机动性，在许多战役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把协约国对德国的胜利说成是汽车对机车的胜利，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并不过分。
空中和海上的战争在空中这个新战场，内燃机的作用更加显著。1903年赖特兄弟就在基蒂霍克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次飞行。但在1911—19I2年意大利人用飞机在的黎波里打击土耳其人之前，军界对飞机的传统态度曾由法国将军福煦加以概括，他认为飞行是“良好的运动，但对陆军来说飞机是没有价值的”。1914年战争爆发时，被英国军方称为“行业”的航空工业仅有一千人，但到了1915年1 月，即五个月后，英国造出了二百五十架飞机，其中六十架是供实验用的。
即使这样，飞机立即被投入军用，很快就显现出它的潜力。1915年初一位英国航空作家评论道，咱战争爆发以来，甚至最少想象力的人也开始认识到，飞机可以为海军和作战提供不可缺少的助手作用，在战争结束时甚至可能成为一般的运载工具。“空中力量的发展需要迅速建立工业基础；汽车工业为这个基础提供了主要的部分。由于战争的扩大，航空工业受速射革新的推动，迅速发展起来。到了1915年7 月，翱翔在空中的飞机不到一年就显得陈旧了。
战争中航空的首要用途是侦察和观测。空战最初是由飞行员用步枪和手枪互相射击的，后来在侦察机上装上机枪，并使螺旋桨的旋转与射击同步以免飞行员射击打到飞机的螺旋桨。战斗机就这样诞生了。到1916年，飞机都编队飞行，空战的战术也发展起来。英国人还采用了战术轰炸配合步兵作战，对付土耳其人，获得破坏性的效果。当德国人于1918年3 月突破英国防线时，飞机又被用于阻止冲锋。德国人在战略轰炸方面是领先的，他们用齐伯林飞船后来又用轰炸机发动对英国的直接攻击，从而在“第一次不列颠战役”中破坏了不列颠群岛的岛国性质。战争临近结束的几个月中，英国人以对德国内陆目标的空袭作为回敬。
战争不断推动革新的步伐。到了这场斗争的最后几个月，最先进飞机的速度增加了一倍多，每小时超过一百二十英里，高度近27000 英尺。总产量也说明了迅速发展的情况。在战争过程中，英国生产了五万五千架飞机；法国是六万八千架；意大利是二万架；德国是四万八千架。美国在参战的一年半中生产了一万五千架。这都证实了说飞机只不过是“良好运动”的说法是轻率的。英国空军参谋长在谈到皇家空军时所说的话具有普遍性：“战争的需要使皇家空军在一夜之间诞生了。”
对比之下，曾使英德之间关系恶化的战前海军竞赛却产生相持局面。在战争爆发时，英国主力舰队优于德国公海舰队。在1914年12月福克兰群岛战役中，皇家海军击败了德国的一个分舰队，由于这次胜利，使德国不能进入世界贸易中心。然而，尽管海军竞争在导致两国战争方面起了中心作用，主力舰队和公海舰队的重大交火却只有一次，即1916年5 月31日的日德兰半岛之战。军界对这次传奇般的遭遇战的结果一直有争论。德国舰队在战术意义上是获胜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躲过了英军布下的陷阶。但是，战略上是英国人获胜，因为他们从那以后得以支配北海直至战争结束，并使德国舰队退缩在国内基地。
事件证明丘吉尔和费希尔在迫使皇家海军转用石油方面是正确的，因为这给予英国舰队以全面的优势——较大的航程，较高的速度和较快地添加燃料。德国公海舰队原来是烧煤的，它在德国以外没有加煤站，因此其航程和灵活性受到限制。一个烧煤的舰队取名“公海舰队”实在是有点用词不当。另外，德国也不可能像英国那样敢说它的舰队在战争期间有能力转而使用石油。
英—波对壳牌英国获得英波公司股票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石油。但在购买完成之前战争已经来临，政府和公司之间的关系问题只好搁置一旁了。而且，在波斯的这个企业仍然是无关紧要的，1914年占世界石油总产量不到互／10. 但由于产量在增长，其战略价值将是巨大的，并且英国对石油燃料和对公司双方所承担的义务也必须保护。然而，能否做到还不完全清楚。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战争开始后不到一个月，石油和英波公司的倡导者丘吉尔本人却对英国保卫波斯油田和炼油厂的能力丧失信心。“任何军队很少可能达到这个目的，”他在9 月1 日说道，“我们将要从别处购买我们的石油。”
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是主要威胁。1914年秋，土耳其参战加入德国这一边后不久，它的军队就对位于波斯的阿巴丹炼油厂构成威胁。土军被攻占巴士拉的英国士兵击退，巴士拉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它保卫着从西方前往波斯油田的战略通道。控制了巴士拉，也就保证了对英国友好的当地统治者、包括科威特的埃米尔的安全。英国人想把他们的防线延伸到西北部，直到巴格达，主要的考虑是把油田弄到手和阻碍德国颠覆波斯。与此同时，美索不达米亚（现在的伊拉克）的石油潜力在英国的军事和政治计划中的地位开始显得突出。1917年，在土耳其人手里吃了一次低级败仗后，英国人最后还是夺取了巴格达。
在战争期间，除1915年初被德国间谍和土耳其人激怒的当地部落破坏了从油田到阿巴丹的管道外，波斯本身的石油生产没有受到干扰。当石油又在令人满意地畅流之前，五个月过去了。尽管阿巴丹炼出的石油质量不佳和战时缺少设备，在军事需求的驱动下，一个庞大的工业企业仍然在波斯扎下了根。在1912年和1918年间，波斯的石油产量增长了十倍以上—一从每天一千六百桶增加到一万八千桶。到1916年后期，英波公司满足了英国海军全部石油需要的1 ／5.在其最初十五年中常常濒于不能生存的这家公司，开始获得颇为丰厚的利润。
由于英波公司总经理格林韦的战略是要把英波公司从单一生产原油转为一体化的石油公司，所以英波公司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他“要建立一个绝对齐全的组织”，把产品销往“有利可图而没有任何第三者干预的地方”。在这次世界大战中，格林韦正在把公司放在准备战后竞争的位置上。他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向英国政府购买联合王国内最大石油销售网络之一的英国石油公司。尽管这个公司叫英国石油公司，它却属于德意志银行，这家银行把它用来作为罗马尼亚石油在联合王国的经销人；战争爆发后，英国政府接管了这家德国控制的公司。现在，英波公司不仅得到了主要的销售系统，而且获得了后来证明是很有用的名称。英波公司还发展了它自己的油船船队。这些交易改变了英波公司的基础。直到1916—1917年间，公司固定资产的80％以上都在波斯；在下一个会计年度，却只有半数在波斯，其余在油船和销售系统中。它确实成为一家一体化公司了。
但格林韦还有他的第二步目标，热切地要使英波公司成为英帝国石油业中的执牛耳者。他经常申明他的目的是使英波公司成为一家“不受任何外国影响的完全英国化的公司”的核心——显然这是在说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格林韦复活了“壳牌威胁”，攻击“马库斯爵士的方案及其合伙人是要获得石油贸易世界范围的垄断”。格林韦及其支持者再三指责皇家荷兰／壳牌公司不忠于英国的利益，“把石油产品售给德国从中牟取巨额利润”，并已成为“国家的严重威胁”。
这些指责既不公正，又不真实。德特了这位商人已入了英国籍，战争年代都在伦敦，强烈地认为他自己和他的公司的利益与协约国利益是一致的。至于马库斯。塞缪尔，他完全是一位狂热的英国爱国者并为此付出了代价。他的两个儿子之一战前曾在伦敦东区经办一所供贫苦孩子居住的救贫院，在法国作战时阵亡。塞缪尔和他的妻子在他们儿子死后出版了这位年轻人的一小卷诗集以作纪念。他的两个女婿中有一个也在作战中阵亡，另一个由于堑壕战的后果在战后死去。
塞缀尔本人策划了一个大胆的方案，这对于全英的作战努力证明是非常重要的。梯恩梯炸药的主要原料甲苯一般是从煤中提取的。1903年，来自剑桥大学的一位化学家发现甲苯也能从壳牌公司的婆罗洲原油中提取。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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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试图博得英国海军部的注意，但海军部对他的报告表示怀疑，拒绝了他的要求。十一年后，战争开始时他再度提出来，又遭到拒绝。甚至在提供了德国的梯恩梯几乎肯定来自婆罗洲原油的证明时，海军方面仍不感兴趣。但这幅图景迅即改变。到了1914年末，以煤为基础生产的甲苯数量不够，英国处于炸药快用完的危险境地。英国需要从石油中提取甲苯，但没有制造它的设备。本可以由壳牌公司设在英国的提取甲苯的工厂却被改设在中立的荷兰的鹿特丹，而且它生产的甲苯正在被德国公司用来制造梯恩梯炸药。
塞缪尔及其同事想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并迅即付诸实施。1915年1 月末的午夜，鹿特丹的这个工厂被拆除，每一部件都编号和伪装后运往码头装上一艘荷兰货船。货轮在黑暗中出海与英国驱逐舰会合。把拆散工厂运走的情报透露给德国间谍时将日期说成是第二天。不管是否巧合，第二天一艘相似的荷兰货船在鹿特丹港口被德国的鱼雷击中了。运到英国的甲苯工厂的设备几周内就在萨默塞特重新安装。这座工厂加上壳牌公司后来所建的第二座工厂，提供了英国军方所需梯恩梯炸药的80％。塞缪尔在战后被酬以贵族爵位。
尽管格林韦继续攻击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的爱国心，这家公司却构成协约国整体作战努力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壳牌公司就像军需部长那样，为英国军队把婆罗洲、苏门答腊和美国的石油运到法国的铁路线和飞机场。
因此，壳牌公司对于英国彻底进行这场战争是极为重要的。政府官员认为现在正是最需要壳牌公司的时候，不应该疏远它，因此对格林韦及其支持者继续攻击皇家荷兰／壳牌集团开始作出否定的反应。实际上，格林韦做得过头了，最后倒使政府中许多人反对起英波公司来。他们怀疑格林韦的冒称爱国者的外表，并对他试图同波斯以外的势力建立一个一体化公司的战略提出疑问。因为官员们想知道政府在这个公司中拥有51％的股本的目的是什么，在白厅中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很多讨论和争论。正如一位怀疑的财政部官员所说，政府仅仅是“为了保证海军供应”而不再有其他目的了吗？或是想创立一个国有的一体化石油公司，然后协助它在全世界扩展商业利益吗？有些人企图把这个公司的商业野心同英国的战后需要联系起来，期待“这个国家有朝一日也像掌握煤一样在石油方面也能取得独立的地位”。但继丘吉尔任海军第一大臣的阿瑟。贝尔福于1916年8 月对政府采取的“对一个从事现代生活必需品生产的庞大联合企业负责的政策”感到惊异。政府官员对各种形式的政府认可的合并也进行了辩论，其中也包括使英国在皇家荷兰／壳牌集团公司中占优势而不让荷兰占优势的方案。但这些建议在战争期间都是空谈，眼前更为紧迫的问题够多的了。
“汽油的缺乏”
迟至1915年，战时的石油供应在英国还没有引起焦虑。但到1916年初情况起了变化。1916年1 月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了“汽油缺乏”，接着在5 月又“要求对公事用汽车作明确的限定”，还说面对“战时的需要，‘乘汽车兜风’也应予完全禁止”。
出现石油危机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个原因是航运吨位的日益不足——德国潜艇限制了英国的石油及所有其他原料和食物的运输。内燃机已向德国提供了它在海上的唯一明显优势——柴油发动的潜艇。德国开始致命的潜艇战来对付英国的经济封锁和英国在海上的全面优势，企图切断不列颠群岛和法国的供应线。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前线和后方对石油的需求迅速增长。政府担心石油短缺，实行了配给制度。这种减缓只是暂时的。
当德国对协约国的航运发动无限制的潜艇战时，供应的压力在1917年又恢复了。这种潜艇战立即被证明是大错特错，因为它导致美国放弃中立对德国宣战。然而潜艇攻击的后果仍是巨大和很快就感觉到了。1917年上半年丧失的吨位两倍于1916年同期。在5 月和9 月之间，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损失了六艘油船，包括崭新的“阿奇博尔德号”。壳牌公司损失的许多油船中，有一艘“骨螺号”，就是马库斯。塞缪尔于1892年派去执行他的突然袭击行动通过苏伊士运河的第一艘油船。海军部的政策是保持相当于六个月消耗的贮存，但到了1917年5 月还不到这个水平的一半，供应不足已经抑制了皇家海军的机动性。情况变得那么严重，甚至有人提议皇家海军停造石油驱动的船舶，再回到用煤时代！
1917年能源的严重不足，对于英国官方力求发展的石油政策是强烈的推动。各种委员会和办事处包括一个石油执行委员会都相继建立以协调石油政策，既要为战争出力，又要试图提高战后英国的石油地位。法国政府也模仿英国的石油执行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石油综合委员会，以参议员贝伦格尔为首，对日增的石油危机作出反应。但这两个国家都认识到，唯一解决危机的办法要到美国去找。运输和油船是供应的关键。
伦敦向美国发出一封“危急”电报，宣称皇家海军行将丧失机动性，除非美国政府提供更多的石油，否则“舰队将不能行动”。美国驻伦敦大使于1917年7 月绝望地写道，“德国人正在获得成功，他们近来击沉了那么多燃油的船舶，以至于这个国家会很快陷入危险境地，主力舰队会没有足够的燃料……这是非常严重的危险。”到了1917年秋，英国的石油供应到了危险的程度。“此刻石油很可能比任何别的东西更加重要，”殖民地事务国务大臣沃尔特。朗于10月警告下院，“你们可以有人、军火和金钱，但是如果没有今天所用的动力石油，那么所有其他有利条件都将没有价值。”在同一月，席卷英国的欢快心情立即和完全受到诅咒了。
面临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法国的石油地位也迅速恶化。1917年12月，参议员贝伦格尔对乔治。克里孟梭总理提出警告，到1918年3 月——正当第二次春季攻势就将开始之时——这个国家的石油就要用完。供应是那么少，以至于对德国的猛攻法国只能支持三天，正像在凡尔登所经历的那样，当时需要大批运货车队把贮备赶紧运往前线以阻止德国的进攻。1917年12月15日，克里孟梭向威尔逊总统紧急呼吁，要求立即供应十万吨石油。他告诉威尔逊，汽油“在未来战争中像血一样重要，不能供应汽油将会使我们的军队立即瘫痪。”他还预示，供应不足甚至可能“迫使我们作不利于协约国的媾和”。威尔逊迅即作出反应，立即运去必需的石油。
但还需要特别的解决办法。石油危机已迫使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更加加紧供应活动的一体化。1918年2 月，建立了协约国间石油会议，以协调和管理所有的石油供应和油船航运，其成员国有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这个会议对于在协约国及其部队之间分配石油是有效果的。但是实际起作用的还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虽然他们不断争辩谁的贡献大，但这个联合行动以及采取护航措施对付德国潜艇的攻击，终于解决了协约国的石油供应问题。
能源“沙皇”
协约国间石油会议的建立，也是为了对美国国内能源问题作出反应。很明显，在欧洲的战争中，美国石油已成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1914年，美国生产了二亿六千六百万桶石油——占全世界产量的65％。到了1917年，产量升至三亿三千五百万桶——占世界产量的67％。出口额占美国总产量的1 ／4 ，大部分运往欧洲。现在同俄国石油的通道由于战争和革命已被阻塞，新世界已成为旧世界的石油“粮仓”；总起来说，美国要满足协约国战时石油需要的80％。
不过，美国的参战使美国的石油情景大大复杂化了。因为美国军方、协约国军队、美国的战争工业和民间都需要石油。怎样来保证充分供应、有效销售和适当的分配呢？这成为燃料局的主管事务，这个机构是威尔逊总统作为经济总动员的一部分于1917年8 月设立的。所有交战中的国家都面临相同的挑战，即要利用前半个世纪出现的工业经济来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每个国家都因动员的需要而扩大了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并产生政府和私营工商业之间的联合。美国和美国的石油工业也不例外。
燃料局石油处的主任名叫马克。雷奎，是一位加利福尼亚石油工程师，他成了美国第一个能源“沙皇”，他的主要工作是建立政府与石油工业之间新的和前所未有的工作关系。石油处同全国石油战争服务委员会有密切的联系，该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主要公司的领导人，会长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总经理贝德福德。就是这个委员会为欧洲战争组织了美国石油的供应，它为各协约国政府向美国炼油厂定购石油，并安排航运。企业和政府之间这种新型的密切合作与正好十年前政府与标准石油公司之间的斗争呈鲜明的对照。解散托拉斯似乎已是遥远的事了，石油工业现在是作为统一体进行活动的，其为首的就是当年受到人们憎恶的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
1917年，对美国石油的汹涌的需求开始达到美国供应的极限。只是靠提用存货和从墨西哥输入更多的石油才填塞了缺口。除此之外，1917—1918年的寒冬和工业活动的整个步伐造成美国的缺煤，以至于当地官员征用经过他们辖区的运煤火车，警察也得守卫工业的煤堆以防偷窃。孤儿院和救济院燃料用尽，有人冻死。即使是富有的人也因煤箱空空和牙齿震颤而抱怨。1918年工月，有几百艘装满战争物资要开往欧洲的船只由于缺煤而在东海岸港口动不了，燃料局只得下令密西西比以东的几乎所有工厂关闭一周。此后，为了节煤又命令这些工厂在星期一停工。“混乱喧闹进发出来了，”威尔逊的政治密友爱德华。豪斯上校说道，“我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抗议浪潮。”
缺煤刺激了石油需求的猛增，油价也随之上升。到1918年初，原油价格比1914年初涨了一倍，为了得到供应，炼油厂提供津贴和奖金，但生产者为了期待更高的价格而不愿供货。这种形势使政府大为震惊。1918年5 月17日，能源“沙皇”雷奎向工业界提出警告说，“原油价格的进一步上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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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的”，他要求石油工业界“自愿地”实行价格管制。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同意了雷奎的要求而独立生产者却不愿意。雷奎直截了当地告知塔尔萨的一批石油生产商，如不“自愿”控制油价，政府就直接实行控制。而且，他提醒他们，是政府帮助生产商得到钢材和其他钻探设备的（石油工业消耗这个国家钢铁产量的1 ／12），也是政府对油田工人免予征兵的。这些理由都具有说服力，于是各产油地区都在1918年8 月订出最高价格，直到战争结束石油价格一直稳定。
需求仍然继续超过供给，这不仅由于战争还因为美国人汽车数量非凡的增长，在1916年和1918年之间汽车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石油不足似乎即将威胁欧洲的作战，并使美国的必要活动受到限制。美国政府“呼吁”——不是强迫命令——实行“无汽油的星期日”，但货运、医生、警察、紧急车辆和枢车不受限制。这一号召无可避免地引起怀疑和怨言，但大部分人都忠诚地响应了号召，甚至白宫也是如此。威尔逊总统就说，“我想我应该步行到教堂去。”
抡大锤的人尽管有间发性的惊恐和供应不足的危急时刻，协约国的石油困境却未拖得很久。德国则不然，因为协约国的封锁切断了德国的海外供应线，德国只能从罗马尼亚得到石油，虽然罗马尼亚的产量较小，但它却是除俄国之外的欧洲最大产油国。德国是大量依赖罗马尼亚石油的，德意志银行和其他德国公司在战前就已把罗马尼亚石油工业的相当大一部分同德国经济结合在一起。在战争的头两年中，罗马尼亚保持中立，静观哪一方面可能获胜。但最后在1916年8 月，随着俄国在东线的成功，罗马尼亚就对奥匈帝国宣战，从而立即使它同德国也进入战争状态。
在东线战场取胜对德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德国作战的真正出谋划策者鲁登道夫将军说，“我现在看得很清楚，没有罗马尼亚的谷物和石油，我们是不能生存的，更说不上打仗了。”德国和奥地利军队于1916年9 月推进到罗马尼亚，但罗马尼亚人挖壕固守，坚守上山通道保卫盛产石油的沃拉恰恩平原。10月中，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夺得了大量石油产品，包括协约国在罗马尼亚黑海石油港的一个大汽油库。协约国曾经计划把所有设施加以破坏，但在战争混乱中这个计划迄今未实施。现在这个争夺的大目标——罗马尼亚油田和炼油厂——看来差不多要落在德国的掌握之中了。
能否不给德国人？1916年10月31日，英国内阁战争委员会在伦敦紧急讨论这个问题。委员会得出结论，“如果必须的话，应当倾全力保证破坏谷物和石油供应以及油井。”但罗马尼亚不愿考虑破坏它的财富，它还寄希望于战场上的取胜。可是当德国人在山上突破了罗马尼亚人的抵抗开始冲下山坡，穿过沃拉恰恩平原时，这个希望破灭了。
英国政府只好自己来处理这些事情，指派了下院议员诺顿一格里菲斯上校来组织破坏罗马尼亚的石油工业。诺顿一格里菲斯的外形比一般人高大，是英帝国的大工程承包商之一。他差不多在世界各地都承包过建筑工程——安哥拉、智利、澳大利亚的铁路，加拿大的海港，巴库的高架渠，巴特西和曼彻斯特的污水处理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正在推动芝加哥新的地下铁道计划。诺顿一格里菲斯漂亮魁伟，具有职业拳击家的体力和耐力，是个有趣的寻衅滋事者和能言善辩的擅于作戏剧性表现的人。男士们向他的工程投资，女士们也被他吸引了，他被认为是“爱德华时代最漂亮的人之一”。他又是个脾气急躁、有反抗性和难于控制的人，缺乏磨炼和毅力，有些工程失败了。但他作为议会的后座议员却获得卓著的名声，人们称呼他“折磨人的家伙”、“猿人”（因为他在非洲时曾吃过一只猴子）和他最珍重的绰号“帝国杰克”，因为他是一个十足的帝国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诺顿一格里菲斯的第一件大工程是把他以前为曼彻斯特筑下水道时发展的技术运用到在德国防线和战壕下面挖地道埋地雷。他的方法在伊普雷已被证实有效。但他所乘的带有成箱香摈酒的两吨罗尔斯一罗伊斯汽车在佛兰德一带横冲乱撞地疾驶时，许多司令官对他侧目，因而被从前方召回。但是这次罗马尼亚的使命非他莫属。由于德国人继续推进，罗马尼亚政府最后在协约国的压力下同意破坏政策。1916年11月18日，在德国人突破罗马尼亚战线的后一天，“帝国杰克”由男仆陪同路经俄国来到布加勒斯特。
由“帝国杰克”站在最前面的破坏小组现在要转入行动了。第一个油田于11月26日和27日起火。这个小组在每个场所都遵循相同的程序。炸药都放在炼油厂里，让贮藏的石油都流入炼油厂，使炼油厂的积油深达几英尺。器材都拿到这里来，倒入石油池里。然后，用火柴和烧着的麦秆点燃起火。那些非难或想妨碍诺顿一格里菲斯行事的人都被他的个性压倒了。如果这还不够的话，他还会拨出他的左轮手枪喊道，“我不讲你们该死的话。”
油田的装置被捣毁；井架被炸毁；油井被石块、钉子、泥淖、断裂的链条、钻头和诸如此类东西堵塞；管道损坏；巨大的储油罐着火爆炸。“帝国杰克”还在有些地方亲自点火，有一回他在一间发动机机房点燃易燃的气体后被爆炸气浪掀了出来，头发也着火了。这并没有使他住手，他几次三番挥舞着一个大铁锤带头破坏井架和管道，这个“抢铁锤的人”在罗马尼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石油盆地都着火了，升起的红色火焰使天空充塞着使人窒息的黑烟，把太阳都遮蔽了。山谷外面不断传来大炮声。最后一个起火的是普洛耶什蒂油田。破坏油田的工作及时完成，几个小时之后，德国人就进入普洛耶什蒂镇了。诺顿一格里菲斯正好在德国骑兵部队到来之前乘车逃离。他说，“毁坏一切”是他执行使命，但作为一个建设者，那次破坏使他厌恶，虽然他的努力被酬以军事荣誉，但后来他一直不愿意提到这件使命。
战后，鲁登道夫将军承认，诺顿一格里菲斯的破坏“大大减少了我们军队和国内的石油供应”。这位德国将军怀恨地说，“我们必须把石油不足归因于他的所为。”在诺顿一格里菲斯的指导下，罗马尼亚约有七十座炼油厂以及估计八十万吨原油和石油产品受到破坏。德国人花了五个月才开始使油田恢复生产，1917年的产量只有1914年的1 ／3.到1918年他们才把产量恢复到1914年水平的80％。德国人迫切需要罗马尼亚的石油，没有罗马尼亚石油德国人很可能无力继续这场战争。正如英国帝国防务委员会的一位历史学家后来所述，德国及时夺得罗马尼亚石油工业和谷物，只是使德国暂时免于崩溃而已。巴库在德国人恢复了罗马尼亚油田之后，鲁登道夫将军又把他的眼光放在更大的争夺目标上，如果德国人夺取了这个目标，就有助于满足它对石油不断增长的需要，从而使战斗的浪潮转而有利于德国。这个争夺目标就是位于黑海之滨的巴库。1917年初沙皇统治的崩溃、布尔什维克的上台以及俄罗斯帝国的分裂为德国人插手巴库石油提供了某些希望。随着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约的签订，结束了德国和革命的俄国之间的敌对行动，德国于1918年3 月开始试图接近巴库石油。可是，德国和奥地利的盟国土耳其人已经开始向巴库推进了。德国人担心如果他们的盟友获得成功会导致对油田的不负责任的破坏，于是答应布尔什维克他们将设法遏制土耳其人的行动以交换石油。列宁说，“当然，我们同意。”那时以主要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出现的斯大林打电报给管理这座城市的布尔什维克巴库公社，命令它同意这个“要求”。但巴库的布尔什维克不同意。他们答复说，“我们无论胜利或失败，不会把我们劳动所生产的一滴石油给德国掠夺者。”
把巴库作为争夺目标的土耳其人轻蔑地拒绝柏林的请求，继续向石油区推进。7 月末他们已在围攻城市，到8 月初已经夺取了一些正在生产的油田。巴库的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居民长期以来就在乞求英国的帮助。1918年8 月中，英国人终于派出一支小部队取道波斯进行干预。这支军队负责搭救巴库，不让敌人得到石油。如有需要，他们将（根据陆军部的命令）仿照罗马尼亚行动“摧毁巴库的产油工厂、输油管和油库”。
英国人在巴库逗留仅一个月，但在这关键时刻已经足以抵制德国人得到巴库石油。鲁登道夫曾说，这是“对我们的一次严重打击”。英国人撤走后土耳其人夺取了这座城市。在这大动乱中，当地的穆斯林在土耳其的一再煽动下——像在1905年革命日子里那样——开始掠夺和破坏，见到亚美尼亚人就杀，甚至那些躺在医院里的人也不能幸免。与此同时，巴库公社的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都被革命的对手捕获，其中二十六人被押往里海以东一百四十英里的荒漠中处死。逃离的几人中的一个名叫米高扬的亚美尼亚青年终于到莫斯科把发生的事情报告列宁。但是已经晚了，土耳其人已夺取巴库，帮不了德国人的忙了。
飘向胜利在那个关头德国人得不到巴库是对德国的决定性打击。德国的石油供应越来越紧张，到了1918年10月情况更是可怕。德国陆军几乎耗尽了他们的石油储备，统帅部预期即将到来的冬季和春季将发生严重的石油危机。海上战斗也只能继续六个月到八个月。靠石油运转的战争工业只能维持两个月；工业用润滑油的全部贮存将在六个月内耗尽。有限的陆上作战行动只能靠严格配给的供应进行。但是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将在两个月内停止行动。
这些估计的正确性从未得到验证，因为一个月内筋疲力尽的德国投降了。停战协定于1918年11月11日清晨5 时在贡比涅森林福煦元帅的铁路车厢中签订。六小时后，协定生效。战争结束了。
停战后十日，英国政府在伦敦兰开斯特大厦为以著名的寇松勋爵为主席的协约国石油会议举行宴会。寇松一度是外交部的波斯专家，担任印度总督时根据战略理由曾支持过达尔西在波斯钻探石油。他曾是战时内阁的成员，不久就成为外交大臣。席间他起立告诉在座的宾客，他战时在法国和佛兰德一带看到的“最令人惊异的一件事情是乘坐汽车的陆军”。然后他
很响亮地宣称，“协约国事业是在石油的波涛上飘向胜利的。”
法国石油委员会的会长贝伦格尔参议员说得甚至更动人，他用法语说，石油这个“地球之血”，是“胜利之血……德国对它的铁和煤的优势太自负了，它没有充分考虑我们的石油优势。”贝伦格尔还预言，“因为石油曾是战争之血，所以它将是和平之血。值此和平开始之时，我们的平民百姓，我们的工业，我们的商业，我们的农场主都在要求更多的石油，愈来愈多的石油和愈来愈多的汽油。”然后他用英语来使人理解他的论点——“更多的石油，永远更多的石油！”
10、在中东：土耳其石油公司
在寇松和贝伦格尔为“胜利之血”举杯祝酒约十日后，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校来伦敦访问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大炮已经沉寂了三周，战后世界的问题是不能拖延了。这些问题都是重大和逃避不了的——如何讲和和如何在废墟上重建世界。石油同战后政治纠结在一起，当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在伦敦街道上驱车经过欢呼的人群时，他们心中想的都是这个主题。英国想在被泛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地方维护其影响，这个地方过去属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后来被称为伊拉克。这一地区盛产石油，但法国对巴格达西北的摩苏尔有领土要求。
英国究竟想要什么呢？当这两个人最后抵达法国大使馆时克里孟梭提出了这个问题。
劳合。乔治反问，法国愿意放弃对摩苏尔的领土要求以换取英国承认法国对邻近的叙利亚的控制吗？
克里孟校说，只要能得到摩苏尔石油产量的一部分，可以放弃。
对此劳合。乔治表示同意。
首相和总理都没有劳神去通知他们各自的外交大臣。他们临时的口头协议毕竟不是解决办法；然而这是战后对争夺新的石油资源在中东和全世界开展激烈斗争的开始。在这场斗争中法国人将反对英国人，也会把美国人拖进来。争夺新石油地带的竞争不再局限于冒险的企业家与敢作敢为的商人。大战充分表明石油已成为各国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政治家和官吏们虽然以前难得不在场，现在却急速冲向斗争的中心，被一种共识——战后世界为了经济繁荣和国家实力，永远需要更多的石油——卷入这场竞争。
斗争集中在一个特定地区——美索不达米亚。战前十年中，许多报道都说这个地区油藏丰富，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开采权成了错综复杂的外交、商业竞争的目标。债台高筑的土耳其帝国鼓励这种争斗，因为它渴望找到新财源。这场竞争中的一个角色是德意志银行所领导的德国集团，这家银行的目的在于使德国的影响和势力进入中东。反对它的一个集团由威廉。诺克斯。达尔西为首，后来都并入英波石油公司，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成了一支抗衡德国的力量。
后来在1912年，英国政府为发现舞台上一位新角色而感到惊恐。新角色叫土耳其石油公司，后来证实德意志银行已把它对特许权的要求转移到这个实体。德意志银行和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在这个新公司中各有1 ／4 的股权。另外一半股权属土耳其国家银行所有，有讽刺意味的是，碰巧这家银行是由英国人控制的，设在土耳其是为了促进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还有一个角色是亚美尼亚富翁名叫卡洛斯特。古本金，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毁誉参半。只有他把土耳其石油公司的事视为一个整体。后来才发现这个古本金拥有土耳其国家银行30％的股权，因而他握有土耳其石油公司15％的所有权。
百分之五先生卡洛斯特。古本金是石油商人家庭的第二代，他是一位富有的亚美尼亚石油商和银行家的儿子，他的父亲把俄国煤油输入奥斯曼帝国发了财，被苏丹酬以黑海港口的长官职位。古本金的家实际上是在君士坦丁堡，这个孩子七岁时有人送给他一枚土耳其银币，他拿到集市去没有买糖而是换回一枚古钱。（后来他成了金币收藏家，为得到J.P.摩根所收藏的珍贵的希腊金币而欣喜万分。）他是一个孤僻的学生，但是终其一生他从未失去他对人类的爱心，年轻的古本金常把课余时间消磨在集市上，聆听别人做交易，有时自己也做些小买卖，耳儒目染地学到了东方人谈判的技巧。
家里送他到马赛去读中学以提高法文水平，后来又到伦敦进英王学院研读采矿工程学，并写了一篇关于新石油工业技术的论文，1887年十九岁时毕业，得工程学一级学位。学院的一位教授建议古本金去法国进修物理学，但古本金的父亲否定了这个想法，说这种想法“是学术上胡闹”。父亲把他送往巴库，他们家就是在那里发的财。年轻的古本金被他第一次看到的石油工业强烈地吸引住了。他还被一口油井喷出的石油淋得透湿，但石油是“美好和始终如一”的，他喜欢巴库的生活，离开时虽然发誓说要回去，但始终没有旧地重游。
古本金于1889年在一本法国著名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俄国石油的论文，1891年他把这些论文编成一本书出版，一跃而为世界石油专家，时年二十一岁。不久，土耳其苏丹的两位官员请他调查美索不达米亚开发石油的可能性。他从未去过那个地区，仅仅根据别人的著作以及同德国铁路工程师的谈话写成一篇够格的报告，说这个地区有丰富的石油蕴藏。土耳其官员被说服了。他也这样相信。从此，古本金开始专心致志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事业，为时达六十年之久。
古本金在君士坦了堡曾经做过几次生意，包括出售地毯，都不顺利。但是他学到了做生意的技巧、欺骗的手法以及搜集有用的情报。他艰苦工作，擅于理想，精于谈判，能够掌握时机控制局面。当他控制不了的时候他就遵循他乐于引用的一句古老的阿拉伯格言，“你不敢咬的手，就吻它。”他早年在君士坦丁堡经商时锻炼了耐心和毅力，不易于动摇。有人说这些是他的最大资产。所以有人说，“挤压花岗石要比挤压古本金先生容易一些。”
古本金还有一个多疑的特性。帮助古本金收集艺术品的伦敦美术馆馆长、艺术评论家克拉克爵士说，“我从未遇到任何人这样极端地多疑。他总是雇人为他侦察。”在他买一件艺术品之前，他要有两三个不同的专家来作鉴定。确实如此，古本金年迈时，他为了改善一位已经活了一百零六岁的老大爷的健康，雇了两组医生，这样他可以对照地检验医生的诊断。
在奥斯曼帝国的最后年代，对一个不安全地生活在机遇和迫害之间的亚美尼亚人来说，也许这种多疑是必要的生存机制。那是在1896年土耳其成批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时候，古本金乘船逃到埃及。他使自己受到两位有权势的亚美尼亚人的赏识，这两个人一个是巴库的石油百万富翁，另一个是帮助统治埃及的努巴尔帕夏。这些关系为他打开了石油和国际金融两扇大门，使他成为巴库石油在伦敦的销售代表。
有一次在伦敦时，古本金遇见塞缪尔兄弟和亨利。德特丁，并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的儿子努巴尔后来写道，古本金“同德特丁二十多年来关系很密切。人们从不知道……究竟是德特了利用了我的父亲，还是我的父亲利用了德特丁。无论是哪一个，他们的关系对他们个人和对皇家荷兰／壳牌集团都是富有成效的”。古本金为壳牌公司带来了生意，特别是收买权益并安排资金。
他最早碰到的一笔交易就是后来为达尔西得到的波斯特许权，他和德特丁在巴黎看了亚美尼亚人基塔比的招股说明书之后拒绝了，古本金说这是“一笔非常冒险的生意，是一场赌博”。后来眼看着英波公司的发展而懊丧不已，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座右铭：“决不要放弃石油开采权。”这句话成了他余生的指导原则。他坚持不懈地在邻近波斯的美索不达米亚运用了这一原则。1907年，他说服塞缪尔兄弟在君士坦丁堡设立办事处，由他主管。此时由于反亚美尼亚情绪暂时处于低潮，所以他很活跃，除了追逐商业利益外，他是土耳其政府及其驻巴黎和伦敦大使馆的财务顾问，并且是土耳其国家银行的大股东。以这个为基础，他把对立的英国和德国的利益还有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引进土耳其石油公司，他说这一任务需要很大的灵活性，“怎么说都不是一项愉快的任务”。
1912年土耳其石油公司成立后，英国政府试图迫使这家公司同达尔西的英波辛迪加合并，共同寻求石油开采权。英国政府和德国政府终于同意采取统一战略并强制执行。根据1914年3 月19日的“外交部协议”，英国的利益在这个联合集团中占支配地位，英波集团握有50％的股权，德意志银行和壳牌公司各握有25％。经过古本金的争取，英波集团和壳牌公司各让出股票总额2.5 ％的“受益人股权”给古本金。这种股东没有投票权，但享有这种股权的所有财务利益。这就是他以“百分之五先生”闻名的由来。
这样，十年的竞争和争吵告终了。但协定的签署者也承担起重要的义务，这一责任将在数十年中把许多人缠住。他们必须同意这种“自我克制的条款”：除了土耳其石油公司以外，任何人不得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从事生产石油的业务。这一条款不适用的唯一地区是埃及、科威特和土耳其一波斯边境的“转让领土”。这个条款为尔后许多年中东的石油发展和巨大的斗争奠定了基础。“一级战争目标”
在1914年6 月28日的一份外交照会中，奥斯曼帝国大臣答应把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开采特许权正式给予现在重新组成的土耳其石油公司。不幸的是，就在这一天奥地利大公弗朗茨。费迪南在萨拉热窝遭暗杀，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时间的巧合使得一个主要问题悬而不决无法回答：石油开采特许权事实上已经给了呢还是仅仅作出没有约束力的口头允诺？但眼下这场战争使英德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合作突然中断，土耳其石油公司也就夭折了。
但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潜力未被忘却。1915年末和1916年初，一位英国官员和一位法国人经过仔细斟酌对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战后秩序达成谅解。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这个赛克斯皮科协定轻率地把美索不达米亚东北油藏丰富的摩苏尔地区划入法国的未来势力范围。这种投降立即触怒了英国
政府的许多官员，他们对协定进行破坏。当英军占领巴格达时这个问题在1917年变得更为急迫了。因为四个世纪以来美索不达米亚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这个帝国的版图一度从巴尔干半岛伸展到波斯湾，现在成了战争的受害者而完蛋了。一大批独立和半独立的国家终于在中东占有一席地位，其中许多国家的领土是被人随意在地图上划出来的。但此时的美索不达米亚已经落在英国的掌握之中。
真正使英国理解石油的必要性并把美索不达米亚推回到舞台中心的是1917年和1918年战时的石油短缺。帝国内部开发石油的前景是暗淡的，这使来自中东的石油供应具有无比重要性。英国战时内阁极有权势的大臣莫里斯。汉基爵士写信给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说，“在下次战争中石油将占据当前战争中煤的地位，或至少占有与煤平行的地位。在英国控制下我们将来能得到大量石油的地方就是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因此，控制这些石油成了英国作战的一级目标。”
但是得考虑新生的“公开外交”。1918年初，为了反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呼吁，伍德罗。威尔逊发表他的理想主义的十四点，并对战后国家和人民的自决发出响亮的号召。他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对总统的连珠炮般的攻击感到震惊。兰辛确信，号召自决将造成世界上许多人死亡。他说，“公众思想领袖应当提防过激的或未被充分理解的宣言。他是要对后果负责的。”
虽然英国政府也同样为威尔逊思想高超含糊不清的宣言感到震惊，但在制订战后目标时却也不得不考虑总统受欢迎的呼吁。外交大臣贝尔福感到困扰的是，如果明确宣称美索不达米亚是英国的战争目标似乎太像老式的帝国主义了。1918年8 月，他另辟途径，通知自治领的各国总理说，英国必须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指导精神”，因为它能提供英帝国缺乏的天然资源。他说，“我不在乎在什么制度下我们能保住石油，但我十分清楚，对我们极度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得到那里的石油。”为了确保这个目的，已经遍布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军，在与土耳其签订了停战协定之后立即占领了摩苏尔。
克里孟梭和他的食品杂货商从出租汽车队在战争初期拯救了巴黎开始，全部的战时经验，使法国人像英国人一样相信石油现在是有关重大战略的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据说克里孟梭曾说过，“当我想要一些石油时，我可以在我的杂货店里搞到”。战争改变了他的想法，战争结束时，他不是到杂货店里去搞法国需要的石油了，而是像英国人那样到中东去搞石油了。1918年12月1 日，克里孟梭在和劳合。乔治驱车驶经伦敦欢呼的人群之后，放弃了法国对摩苏尔的领土要求，换取英国支持法国对叙利亚的托管，英国还向法国保证，如果英国在摩苏尔采出了石油，它将分一部分给法国。
英法两国政府首脑之间在伦敦的交易实际上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毋宁说是开始了一系列持久的互相挖苦的激烈谈判。实际上，在1919年春巴黎和会期间一次三大国处理叙利亚和石油问题的会议上，克里孟校和劳合。乔治都不同意他们在伦敦曾经“同意”的事情，并互相指责对方背信。这次讨论变成了“头等的狗咬狗”，要不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当场调停说不定会打起来。
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一直拖到1920年4 月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开会，才把他们之间的重大分歧包括石油和中东问题摆平。劳合。乔治和法国新总理亚历山大。米勒伦订出了折衷的圣利莫协定：法国将从美索不达米亚得到25％的石油，而美索不达米亚则成为国联委任下的英国托管地。石油仍由土耳其石油公司负责开发；战前德国人在公司中的股权由法国人接收，法国则放弃对摩苏尔的领土要求。英国方面绝对讲清楚，开发美索不达米亚油田的任何私营公司都将在它的控制之下。剩下的一个问题是：美索不达米亚有石油吗？没有一个人知道。
法国人用建立石油公司来加强他们的石油地位。1922年成为总理的雷蒙。普恩加来拒绝了亨利。德特丁提出的与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合伙的建议，坚持这个新公司“全部由法国人控制”。为了这个目的，他于1923年求助于一位工业巨头欧内斯特。默西埃上校。默西埃胜任这个任务，他是技师，又是一位战斗英雄，曾经为使罗马尼亚油田不落入德国人之手而负伤，他还是一位致力于使法国经济现代化的专家治国论者，建立了完整的法国现代电力工业。现在他要在石油工业中施展他的才能了。新公司称为法国石油公司，简称CFP ，它将是“解放”法国的“工具”。法国政府任命了两位董事和批准所有其他董事，但公司是私营企业。
由于法国的公司和银行不愿向这家新企业投资，使默西埃的任务更加困难。法国人对英美投资者热中的石油冒险事业不感兴趣，即使这家企业是由国家担保也不例外。向美索不达米亚投资风险似乎太大，正如默西埃后来所说的，那个地方的国际纠纷太多，“初期的投资者没有一个人想加入法国石油公司。”尽管如此，默西埃最后还是找到九十家银行和公司前来投资，使法国石油公司在1924年开张了。这家新企业购下了法国政府在土耳其石油公司的股份。
但是法国政府对于其目标和利益受到充分保障仍不满意。1928年，议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就组织未来的国内石油市场的问题提出了一份报告，这个国内石油市场的规模仅次于英国。这份报告既反对“自由市场”，也反对国家垄断，主张实行混合的配额制。根据这个制度，国家把市场份额分配给各私营炼油公司以便保证石油来源的多渠道和法国炼油公司的生存。另外还将制订税则和各种法律措施使法国炼油业有能力对付外国的竞争。1928年3 月的立法勾勒出了法国石油公司新“法规”的主要目标：限制“盎格鲁撒克逊石油托拉斯”，建立国内炼油工业和销售秩序，发展法国在美索不达米亚石油中所享有的份额。为了保证法国石油公司在新体制下积极体现法国的利益，国家掌握公司的25％的所有权，增加政府董事的人数，外国所有权的份额则急剧下降。用一位法国议员的话来说，法国石油公司准备充当“政府的工业部队”。法国政府已经披挂上阵，以主要竞争者的姿态为夺取中东石油财富而争斗。
合并？
在英国政府看来事情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大战期间它就想推翻荷英之间60％对40％的股权分割，让英国股东占优势，把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置于英国控制之下。马库斯。塞缪尔对这样的结果在感情上感到心满意足，觉得英国的做法很富吸引力。但是亨利。德特丁对英国的做法感到兴趣倒不是感情使然，而是基于生意买卖的需要。由于革命运动、外交竟争和民族主义高涨，在战后世界上取得英国的保护当然要比荷兰的保护有利得多，何况德特丁还有更大的目的，他之所以同意放弃荷兰股份在壳牌公司中的优势是为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和土耳其石油公司，在英国的控制下壳牌公司就可以有权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
从英国政府的观点看来，把壳牌公司置于英国控制之下将大大提高英国在全世界的石油地位。但英国政府想照英波公司的先例在改组后的壳牌公司中至少任命一位董事和批准其他董事，德特丁不赞成，他认为英国占优势是一回事；英国政府干预业务又是一回事。德特了不愿放弃商业控制权。他已经看到同英国政府的联系过于密切对于公司计划在美洲北部和南部开采石油不利。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是美洲不断攻击的目标，那里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皇家荷兰／壳牌集团是英国政府的臂膀。这种批评很强烈，致使德特丁很不愿意让公司置于英国直接控制之下。
然而，尽管拖了很久而感到失望和不耐烦，德特丁和壳牌公司对于同英波公司合并的兴趣丝毫不减。在英波公司成为可怕的竞争对手之前就把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是很有价值的。合并将增强壳牌公司在全世界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以及其他美国公司竞争的地位。英波公司作为皇家海军燃料供应者的优惠地位也将结束。德特丁还对石油工业的浪费和重复抱有反感。他写信给标准石油公司的总经理说，“这个世界正在遭受生产过剩、炼制过剩、运输过剩和——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零售过剩之苦。”
由于政府掌有公司的所有权使英波公司遇到了困难。一位外交部官员说，许多国家都认为“英波公司的每一项行动都是政府直接授意的”，这种看法使政府和公司都受累。拉美国家在美国的激励下禁止把石油开采权给予政府控制的石油公司，特别是英波公司。英波公司同英国政府的联系对英波公司的本土波斯特别不利。在前军事指挥官、现在的国王礼萨的眼里，这家公司同英国政府太靠近了。在新国王的统治下英波公司和英国的地位是非常脆弱的，正如一位英国官员所说，“英波公司的全部收入来自波斯的几平方英里的地区。无论是自然因素或敌对行动引起的干扰对这块小油田的生产来说其后果都将是灾难性的。”
有些英国政府官员相信，同壳牌公司的合并将使英波公司的权益多样化从而减少风险。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得到对壳牌公司的想望已久的控制。而壳牌公司在某种程度上仍是愿意的。壳牌公司的罗伯特。科恩于1923年说，“整个控制权问题基本上是无意义的，这是个情绪问题，但是如果把控制权转给霍屯督人，我们就能增加股票和红利，我不相信我们中间任何人会久久迟疑不决。”
从政治领域开始，出现了许多反对合并的意见。对“石油托拉斯”的公开敌视在英国并不比美国少。但最强烈的反对来自敌视壳牌公司的英国海军部。海军仍坚持它原来的理论，认为政府“参加英波公司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组成一个独立的公司”。海军部还由于经费桔据不肯放弃以折扣价格购买英波公司燃料油的权利。当然，英波公司本身也强烈反对合并。查尔斯。格林韦为了不使这家公司成为受人憎恨的壳牌公司的附属物，煞费艰辛地想把这家企业转为一家一体化的石油公司。
丘吉尔重新登场壳牌公司是怎样克服反对意见实现它接管英波公司的意图的呢？罗伯特。科恩想出了一条妙计。在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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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特地安排的宴会上，他向丘吉尔提出一个极富吸引力的建议。这位前议员和高贵的前内阁成员会接受壳牌公司提出的计划吗？科恩向他提出的任务是要他为英波公司、伯马公司同壳牌公司的合并进行游说，合并后壳牌公司不再购买英国政府在英波公司中的股权。伯马公司支持这样的合并。对此科恩强调说，丘吉尔如果接受这项任务实际上就是为英国而工作，如果游说成功将巩固英国对全世界石油的控制。
这个提议提出来的时机是再好没有了。因为1923年夏丘吉尔这位“石油战士”因竞选失败离任了，而且刚刚买下了一座新的乡间庄园，为了使收支相抵，正在飞快写作。他对妻子说，“我们不会挨饿的。”科恩同丘吉尔讨论后说道，“温斯顿马上就领会了。”但是丘吉尔说他得考虑考虑，他不想让这件事损害他的政治前程。而且，他需要谋生，还得把他正在写的关于大战著作的第四卷《世界危机》放在一边。要他去游说必须有一笔酬金。
经过短暂考虑，丘吉尔接受这个提议。但是，酬劳呢？丘吉尔的要价是，如果事情办不成酬劳是一万英镑，如果办成功则是五万英镑。
科恩对丘吉尔出价之大吃了一惊，但终于决定由壳牌公司和伯马公司分担。因为伯马公司董事长说，同丘吉尔“不能讨价还价”。但伯马公司担心这笔钱不能出帐，最后决定设立秘密帐户逃避审计。
丘吉尔开始为伯马公司和壳牌公司游说，十年前当他任海军第一大臣力主皇家海军以石油作燃料的时候，他曾经严厉地批评过壳牌公司，当时他对下院提出，壳牌公司的贪得无厌是政府购买英波公司股票的主要原因，目的是为了保证英波公司的独立。现在他取消他过去的主张，劝说政府以更大的政治和战略利益为重，把那些股票出售。壳牌公司将购得这些股票使英国的势力在皇家荷兰／壳牌集团内占优势。
丘吉尔抓紧时间在1923年8 月拜访首相斯坦利。鲍德温，丘吉尔在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说鲍德温“完全赞同按照提议的路线解决石油问题。实际上，他可能同韦利。科恩的意见一致。我确信计划将实现。我感到为难的倒是我自己的事情……怎样才能不留下让人批评的口实”。鲍德温首相被说服了，他同意英国政府应当退出石油公司，甚至把政府股份的出让价格都想好了。他告诉丘吉尔说，“两千万英镑将是很好的价钱。”这几乎是近十年前政府购买这些股票所付金额的十倍，真是一笔好赚头。
不料中途发生了变化，鲍德温仓促宣布将在1923年底举行普选。丘吉尔放弃了游说活动，退还了酬金，回到他生来喜爱的政治漩涡中。少数派保守党政府重新执政，但迅即垮台，第一次上台的工党政府坚决拒绝合并和出售政府的股权。1924年秋保守党回来执政时也反对出售政府股本。财政部政务次官写信给英波公司的董事长查尔斯。格林韦说，“陛下政府无意违反保留这些股权的政策。”而负责财政部的大臣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最近转为保守党的温斯顿。丘吉尔。
石油短缺与门户开放中东不是欧洲石油势力独占的禁区。美国公司正在发动新的攻势，想在世界范围内开发新的石油供应来源，这就无可避免要向中东推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石油工业和政府中许多人担心石油资源行将耗尽。战时的“无汽油星期日”的滋味和石油在战斗中所起的作用使这种担忧具有实在性。1919年时有一位退休官员写信给威尔逊总统，指出外国石油供应的缺乏构成了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国际问题，威尔逊总统忧郁地表示同意，他说：“看来没有什么方法能保证我们在国内外得到必要供应。”据测算，预期的美国石油资源的迅速耗竭与需求的上升形成反差：1911年和1918年间美国的消费量已增加90％，战后的增长还会更快。美国人对汽车的热爱变得越来越强烈。1914年和1920年间美国登记的机动车辆数目是惊人的——从一百八十万辆跃升至九百二十万辆。担心石油短缺竟然使一位参议员要求美国海军回到用煤的时代。
工程学和科学地质学的领导人也担心石油短缺。美国矿务局局长在1919年就预言，“在今后两年到五年内美国油田的产量将达到顶峰；从那以后我们的产量将不断下降。”美国地质勘测所所长史密斯警告说，美国可能发生“汽油荒”。怎么办？他说答案要到海外去找；政府应当“对在全世界扩大其活动范围的美国企业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他警告说，已知的美国石油储量会在九年零三个月内耗尽。
与此同时，关于蕴藏在美国科罗拉多、犹他和内华达诸州山脉中的页岩油引起了很多议论。1919年有人预言，“一年之内很可能从这些页岩中提出石油来与取自油井的石油竞争、”《全国地理》杂志兴奋地声称，“因为页岩油提炼的汽油可以满足子孙后代的需要，有汽车的人不必担忧。不用马拉的车辆将被废除的威胁肯定可以避免了。”对页岩油的提倡者可悲的是，这种油的成本被过分低估了。担心石油短缺的情绪在英国同样存在，英波公司正在研究从煤中提取液体燃料，英国政府已经在多塞特郡拨出两英亩土地种植耶路撒冷洋蓟，希望这种植物能生产酒精，用来作为汽车燃料。
价格大涨给予供应不足的预期以有力的依据。在1918年和1920年间，美国原油价格跃升50％，从一桶二美元涨到三美元。而且，1919年冬天到1920年时燃油供应不足实际上已经显露。普遍认为美国不久将成为重要的石油输入国。这就引起了国际竞争和同英国发生冲突的忧惧。美国石油业界和美国政府都坚信，在美国人能采取行动之前，英国已经在先下手为强肆无忌惮地占有其他地方的石油资源。因此，华盛顿援引“门户开放”原则给予美国资本和企业同等机会，支持美国石油公司到外国去争取石油。
英国人对美国人进攻的反应是怀疑、伤害、痛恨和难以饶恕的混合。他们指出美国生产的原油占世界产量的2 ／3.石油执行局的主任约翰。卡德曼表示怀疑地写信给一位美国友人说，“我不指望你nl或美国的石油经营家真正相信，在今后二十年或三十年内你们的石油即将耗尽。”但是，对石油不足和竟争两方面的担忧推动着美国公司通过勘探或购买在世界范围内开辟新的石油来源。同时，战略的转变也得到油轮、输油管和钻探的技术进步的支持，使得在战前难以逾越的障碍现在都克服了。
美国人的眼睛盯牢中东，尤其是英国人委任统治的美索不达米亚。但那里的门户显然没有开放。当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两位地质学家溜进这个地区时，英国的民事专员把他们交给巴格达的警察长。
1920年的圣利莫协定是英法为瓜分美索不达米亚石油达成的谅解，消息传来使华盛顿和美国石油业界大吃一惊。美国报刊把这一协议厉声地痛斥为老牌帝国主义；因为它破坏了胜利的协约国之间权利均等的原则。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深感担忧，它担心英法之间和壳牌、英波公司之间的双重联盟会把它挤出石油生产和销售的世界市场，因此向国务院强烈提出抗议，国务院也同样强烈抨击这个协定违背应予珍惜的门户开放原则。国会通过了1920年矿产租赁法，规定凡外国政府不准美国人在公共土地上钻探的，美国也同样不准这些外国利益集团在公有土地上有钻探权利。这个法是针对东印度群岛的荷兰人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国人的。
体现美国进步主义思潮的威尔逊政府现在竟然支持石油公司特别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使玩世不恭的观察家也大惑不解。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前身就是十年前被最高法院肢解的那条巨龙。威尔逊政府和标准石油集团之间的友好关系竟然“与战前的关系截然相反”，使英国驻美大使感到吃惊。大战以前，政府人士如果被怀疑同石油公司关系密切无异是招灾惹祸。石油不足的幽灵和怀疑英国背信弃义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联盟，第一次大战时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协作也是一个原因；单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就供应了协约国所用全部石油的1 ／4.进步主义思潮和改革也是促成这种转变的因素。现在，美国商人又像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那样被看成是英雄，政府则是他们的支持者而不是敌手。
1921年上台的哈定共和党政府是彻底的企业战士，从墨西哥、荷属东印度群岛到美索不达米亚，新政府在维护美国石油权益方面比其前任更为坚决。这就使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但是澳跷的是英国人变得妥协了，向美国发出了希望它介入美索不达米亚的信号。原因只有一个，因为英国认识到土耳其石油公司的合法地位不明确。究竟是这家公司在1914年得到了石油开采权呢抑或只是得到口头的许诺，搞不清楚。此外，英国人在同美国关系的议事日程中有许多经济上和战略上的考虑，需要美国的合作。伦敦还对美国高涨的反英情绪感到关切，美国国会里已在议论向英国实行石油禁运的问题。而且，不让美国参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开发，对于英美关系是个永久性刺激——或者比这更坏。相反，美国的直接卷入对英国有利：为了使英国支持的美索不达米亚新政府有财政收入，英国人亟于开发这个地区的石油资源，从而减少英国政府的财政负担。美国的资本和技术肯定将加速这个过程。最后，壳牌公司也相信，这个不安定的地区随时都会发生政治纠纷，美国的参与将增强石油公司的力量。古本金也劝告外交部常务次官说，在争取石油开采权方面让美国人“在内”比“在外”要好。常务次官被说服了，他坚定地通知英波公司和皇家荷兰／壳牌公司，为了英国的国家利益，尽快把美国人拉进来。后来又写信给古本金说，亚美尼亚人可以在“拉拢美国参与方面起作用”。“老板”：沃尔特。蒂格尔但是，美国政府支持哪家美国公司呢？仅仅为了新泽西标准这一家公司在外交上作出那么多的努力，不显得有一点不恰当吗？各种有权势人物包括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提议组织美国辛迪加在美索不达米亚经营。胡佛懂得石油业务及其风险；他在战前就已积极从事石油业务，把秘鲁的一些石油资产售给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沃尔“特。蒂格尔。蒂格尔在他的笔记中把这位未来总统描绘成”穿泡泡纱衣服和白色网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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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怪人“。现在，1921年5 月在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商务部长胡佛和国务卿休斯坦率地向一批石油企业家说明，美国不能单为一家公司开放门户，但可以为一个代表性的集团这样做。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意识到如果它单干是不能指望政府的持久支持的，所以蒂格尔把几家主要公司组成一个联营企业。只是在后来这个新集团才受到政府以遏制贸易的理由对它进行的攻击；当时它作为促进门户开放和开发外国石油的”战士“而受到支持。
这个美国集团建立后，国务院得以回避同欧洲石油势力发生冲突。它不参加谈判，但密切地监视事情的发展。沃尔特。蒂格尔是个实业家而非政治家或外交家，他只为美国的辛迪加讲话，1922年7 月他去伦敦开始就美国参与开发美索不达米亚石油问题进行谈判。然而谈判的旷日持久和艰难却是他始料所未及的。
一方是代表标准石油公司和美国辛迪加的蒂格尔。谈判的另一方是亨利。德特丁、查尔斯。格林韦和法国石油公司的欧内斯特。默西埃上校。这些人据认为是控制美索不达米亚石油开采特许权的土耳其石油公司的合伙人。古本金则一直盘旋在谈判桌旁。
在这出正在展开的戏剧中古本金是蒂格尔的主要对手。这两人之间的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古本金身材矮小不吸引人，多疑寡言。蒂格尔则魁梧高大，虎背熊腰，身高六英尺三英寸，对巧克力有不可遏制的热情，拚命吃起来有时体重达到三百磅。他直率干脆，体现了美国人的友好性格。古本金是个单独的经营者，而蒂格尔则是标准石油托拉斯中最大的公司首脑，统治着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以“老板”著称，是石油业界最杰出的人物。古本金却宁愿默默无闻。
然而这两人之间也有奇怪的相似之处。古本金是第二代的石油企业家。蒂格尔也是天生的石油商，从他父亲这边算来也是第二代，而从他母亲这边算就是第三代了；他的外祖父莫里斯。克拉克原是洛克菲勒的合伙人，1865年在克利夫兰举行那次关键性的“拍卖”时把财产让给了洛克菲勒。蒂格尔的父亲来自英国维特夏郡，是克利夫兰最有成就的独立炼油业主之一，多年来他抵制了标准石油托拉斯的冲击。他憎恨标准石油，是艾达。塔贝尔所著标准石油托拉斯历史中描绘的反对托拉斯的斗士。
古本金和蒂格尔都曾是石油技术的杰出的学生。在康奈尔大学时蒂格尔几乎是所有学生活动的管理人或组织者。他写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原油的脱硫，在工业化学中得到前所未闻的一百分满分。像古本金一样，他的教授鼓励他再攻读高级学位，可他的父亲也像古本金的父亲那样作出截然相反的反应——蒂格尔接到一封简要的电报：“立即回家”。蒂格尔回到克利夫兰后在家里开的炼油厂中烧蒸馏塔，一小时工资是十九美分。之后他的父亲派他外出推销石油，蒂格尔证明自己是个难对付的、有进取心、能于有为的推销员。但他又被召回家，帮助把企业售给他父亲曾长期抗拒的对手标准石油公司。因为他的父亲不愿再紧张受累，与其和标准石油公司斗下去不如把企业卖给它。而且，标准石油公司还看中了年轻能干的蒂格尔，它不仅要业主的企业，还要业主的儿子。
这家家族企业现在重组为共和石油公司，年轻的蒂格尔当上了老板。他精通石油，精力充沛，记忆力惊人，能记住技术、商务和管理方面的许多细节；遇事能提出解决的办法。在他那有魁力的外表下面，深藏着孜孜以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几年来的推销员生涯使他像古本金一样在生意场上学到了做买卖的本领，尽可能地争取达成最有利的交易。共和石油公司的一位同事回忆说，“他事事都争论不休，除了买卖还是买卖。如果这是公司的钱，他买一支五分钱的雪茄烟还要还价一分钱，节省一分钱也好。”
蒂格尔飞黄腾达，到1908年已是标准石油公司对外出口委员会的头儿了。他对国际市场的新动态比标准石油公司的其他高级经理人员更有较敏锐的了解。他还发展了同亨利。德特丁的友好关系并促进了同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的和解。有一次为了解决远东特别剧烈的竞争局面，蒂格尔花了两天时间同德特丁在苏格兰猎松鸡——他俩都是优秀的飞射手——又花了两天时间玩纸牌，然后解决问题。然而，他们的相互尊重即使可以称之为友谊，却不能克服支配着他们关系的猜疑。成问题的事情简直太多了。两个人根本就互不信任。蒂格尔有一次说，德特丁“常常改变想法，经常忘却告诉你事情的真相”。蒂格尔从来就把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看作是最危险的和最致命的竞争者。
1909年蒂格尔三十一岁时取代了有权势的罗杰斯，成为标准石油的董事，罗杰斯去职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曾向艾达。塔贝尔提供了公司的内情。一家报纸预言，他之被提拔是填补洛克菲勒留下的空位子，还说罗杰斯崇拜马克。吐温而蒂格尔则崇拜邓恩和布雷兹特里特公司的创始人。蒂格尔认为由于反托拉斯诉讼和其他法律上的攻击，标准石油公司的管理已经呈现僵化。其结果是公司未能及时调整全球竟争的策略，也未能在国外发展石油生产。
1917年蒂格尔在三十九岁时成为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总经理。他是一个新型的企业领导人，不是公司的大股东，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他的上任反映了美国企业和公司性质的变化。他后来完全改组了标准石油公司的经营。然而他也代表了公司的连续性，因为他毕竟是洛克菲勒最初合伙人的外孙，他相信别人对这种连续性是一清二楚的。当上总经理后，他把洛克菲勒用过的第44号拉盖办公桌放在办公室内，并着手使这家垂死的公司恢复生气。他亲自了解过去标准石油公司受到社会攻击时所采取的过分保密措施引起的消极后果并作出很多努力来改善公共关系。他创办了一本新的内部杂志《灯》，自己担任编辑。他对报纸实行“门户开放”，对记者有求必应，友好热情，直言不讳。虽然他的言论还是谨慎和节制的，但他的作风同公司以前的领导毕竟大不相同。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原油的来源不足。他主张公司应该生产原油，但一直遭到公司内部传统势力的反对，说是从事原油生产太冒风险。一位资深董事评论说，“我们不到全世界去钻干涸的洞穴。我们是买卖石油的公司。”现在，蒂格尔担心石油不足将成为战后世界的慢性病。标准石油公司因为其原油产量只等于其炼油产量的16％将处于不利地位。他的老对手德特丁正在推行全球战略，使他的石油来源遍及全世界。蒂格尔也知道英国政府在努力促成壳牌公司和英波公司的合并。他充分意识到全球性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对此却缺乏准备。为应付挑战，蒂格尔制服了他的反对者，推动公司从国内获得原油，并到国外去开采石油。1920年，在庆祝标准石油公司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他率直地宣布他的战略：“当前标准石油公司的政策是参与每个产油地区，不管这个地区位于哪个国家。”世界上哪里有石油，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就打算到哪里去。
这就是1922年夏天蒂格尔在伦敦会见土耳其石油公司合伙人的原因。讨论没有成果，一个月后蒂格尔回家，谈判靠通信继续进行。到互922 年12月，感到灰心的美国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撤离。要想在这样挤满了人的台面上划分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盘不是一桩容易的事，现在这个英国的委任统治地称为伊拉克了。
谈判中争论的问题有如何分配伊拉克石油，以及对被早先的协定排除在外是否保持克制态度，不到原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方去开采石油，如通过土耳其石油公司则不在此列。再就是棘手的财政收入问题，蒂格尔和英波公司的格林韦主张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按成本售给参与开发的股东，这样他们就可以只付给石油产地使用费而避免在利润的定义上与伊拉克发生争执。美国公司也可以免付额外的英国税款。但这一建议并不使伊拉克满意，它想要直接的收益。古本金也不满意，他最感兴趣的是以现金形式得到他的红利，而不是石油。
问题更为棘手的是土耳其这个新的、缩小很多的单一民族国家向伊拉克挑起了边界争端，试图暗中破坏土耳其石油公司的法律基础，所有这一切都突出反映了要在世界这一地区经营的石油公司需要冒的风险。为减弱这些风险，英国政府利用国际联盟给予的委任统治权，对伊拉克施加压力要它给予新的石油开采特许权，但没有立即得到结果。因为英国政府同最近在伊拉克建立的政权的关系很不稳定。双方甚至对“委任统治”这个词的含义意见也不一致。
伊拉克的费萨尔战争期间，伦敦曾鼓励麦加的行政长官侯赛因领导阿拉伯人起来反对土耳其。1916年在少数英国人的帮助下他照办了，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英国人就是T.E.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作为交换，侯赛因和他的几个儿子被安置为土耳其帝国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地区的统治者。侯赛因的第三个儿子费萨尔最能干，战争期间就受到劳伦斯的赏识，说他是“一位确实的好人”，是指挥战地起义的理想人物。战后，费萨尔在凡尔赛和会上崭露头角，甚至引起冷冰冰的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的想象力，他写道，费萨尔的“声音似乎发散着乳香的芬芳，使人联想起色彩华丽的土耳其长沙发、绿色的包头巾以及闪闪发亮的黄金和宝石”。
英国人把费萨尔扶上新建立的叙利亚的王位，这是从瓦解的土耳其帝国分出来的独立国家之一。但是，几个月后，根据战后的谅解叙利亚的控制权转移到法国手中，费萨尔立即被废黜，从大马士革被撑了出来。他在巴勒斯坦火车站接受了英国人的形式上的欢迎之后，就坐在他的行李上等待前来同他联系的人。
但是他的国王生涯并未结束。英国人需要为一个新的伊拉克物色一位君主，这个国家是由土耳其帝国从前的三个省组成的。为了石油和保卫波斯湾以及维护从英国到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的英帝国的空中通道，英国人需要这个地区政治稳定，但又不想直接统治这个地区，因为代价太大。当时的殖民大臣丘吉尔宁愿要一个由立宪君主统治的阿拉伯政府，它可以得到由国际联盟赋予委任统治权的英国的“支持”
，这样英国需要付的代价就低廉得多。所以丘吉尔选中失业的费萨尔为候选人，把他从流亡中召回，于1921年8 月扶他登上了伊拉克国王的宝座。原先预定为伊拉克国王的费萨尔的兄弟阿卜杜拉被安置为由英国人命名的约旦酋长国的国王，这个国家实际上只是一块空地而已。
费萨尔的任务是艰巨的；他继承的不是一个径渭分明的国家，而不过是什叶派阿拉伯人、逊尼派阿拉伯人、犹太人、库尔德人和亚齐德派等各种集团的混合体。全国只有很少的几个重要城市，大部分农村都在当地酋长管理之下，没有共同的政治或文化历史，只有正在增长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占少数的逊尼派阿拉伯人掌握政权，而什叶派阿拉伯人人数最多。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巴格达的居民中犹太人是最大的集团，其次是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对这种宗教和种族的镶嵌结构，英国谋求输入立宪政体和责任议会制。费萨尔依靠英国人支持他的新王国，但是如果他过于听命伦敦，他的地位就会受到严重损害。英国政府不仅要应付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还得应付那些石油企业家，他们正在吵吵嚷嚷地要求明确在伊拉克开采石油的地位。英国是一切都为了石油，希望未来的石油财政收入有助于伊拉克政府取得资金，进一步减少它自己的财政负担。
如果政府不给新的、比较健全的特许权，伊拉克的石油勘探和开发就不可能开始。例如，华盛顿始终拒绝承认1914年给予土耳其石油公司特许权的合法性。国务院负责近东事务的艾伦。杜勒斯密切地监视着旷日持久的谈判。1924年，他告诉蒂格尔说，美国政府认为土耳其石油公司的特许权是“无效”的。他在另一场合又说，“我们得到的情报足以把土耳其石油公司驳得体无完肤。”然而伊拉克内阁担心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内的批评——这种批评有时是用暗杀的方式来表现的——很不愿意对与外国人修订石油开采权一事承担责任。因此，土耳其石油公司和伊拉克政府之间的谈判是缓慢、困难并且常是痛苦的。但终于在1925年3 月14日签订了新的特许权协定。造成执行门户开放政策的错觉，使美国政府感到满意。但古本金后来指出，这不过是“障眼术”而已。
设计师除了古本金和他的5 ％的股权是一块绊脚石还没有解决以外，其他的事情包括同土耳其的边界在内似乎都解决了。整个谈判过程中古本金仍是一位古怪、孤独的人物，他竭力避免开会，但仔细研究备忘录的每个词句，然后通过一连串的电报来答复。孤立也标明他的人际关系，他有一次说，“石油友谊是很不可靠的，”这句话证明了他以前同德特丁的密切的业务关系，这种关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破裂了。古本金后来解释说，“我们十分和谐地工作了二十多年，但是如同在石油业务中很常见的那样，猜忌和分歧使我们分手了。”别人说他们的不和是为了争夺一位名叫莉迪亚。巴甫洛娃的白俄妇女的爱情，她从前是一位沙皇将军的妻子。这两个人对于那位夫人一度是志同道合的，就像在石油交易中合作一样。有一次，德特丁感情冲动地为巴甫洛娃买了绿宝石，欠下卡蒂尔珠宝店三十万美元无法偿付，古本金为他安排了一笔贷款付账，让他下一次从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拿到钱时归还。不料后来巴甫洛娃成了德特丁的第二位夫人，结果导致两人之间发生恶感。德特丁和古本金还对来自一家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利润发生极不愉快的争执，那笔利润是古本金带给皇家荷兰／壳牌集团的。利己主义也是他们之间关系恶化的一个因素。至少这是古本金的儿子努巴尔。古本金的看法，他是他父亲和德特丁的私人助理，直到这两人愤怒地分手才结束了他在两人中的特殊地位。他解释说，德特丁对古本金的“吹毛求疵的干预”不满，而古本金却不能忍受“德特丁的架子十足的高傲”。
不管有无德特丁，古本金继续卷入多方面的业务活动，包括销售苏联的鱼子酱。他让他的妻子同他的宝贝艺术品——他称呼他的艺术品“孩子们”——住在巴黎的家中，他本人则轮流住在巴黎的丽茨大饭店，伦敦的丽茨或卡尔顿大饭店的套间里，由一连串情妇侍候着，根据所谓“医生指点”，其中一个必须是十八岁或更年轻的以使他的性能力回复青春。一天中间他露面一两次，在布洛涅树林或海德公园散步，豪华轿车跟在他后面。其余时间专心处理他的遍及全球的业务，通过电话和电报与外界保持联系。
美国联营企业中的公司，尤其是标准石油公司仍在世界各地开拓石油来源。在他们的计划中伊拉克是一个大目标。但古本金对此横加阻拦，丝毫也不肯松动。对于他来说最最重要的莫过于他在土耳其石油公司中拥有5 ％的股权，而股票的红利则是要用现金支付的，这一点恰恰是美国人所反对的。古本金同德特丁分手后更加固执，使德特丁、蒂格尔以及其他人更加难以忍受。有一次迫使蒂格尔说古本金是“难处的处境中最难处的人”。古本金则说“美国人为首的石油集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择手段地抹煞”他的权利。但他对他的地位是绝对自信的。这位亚美尼亚人要的只是钱而不是原油。他问一位新闻记者，“如果你在一家石油公司有小额股权，有人建议用几加仑石油支付你的股息，你满意吗？”
蒂格尔终于决定他得亲自会晤古本金。这次会见以共进午餐的方式在伦敦的卡尔顿饭店进行。上了几道菜以后蒂格尔谈到正题。他采取了他认为富有吸引力的方式来讨论古本金要求的开采权使用费的问题，“当然，古本金先生，你是一位精明的石油商人，不会不了解这笔资产不应接受那样的费率。”
古本金的脸红了，他狂怒地猛击桌子大声说，“年轻人！年轻人！你永远不要叫我石油商人！我不是石油商，我要你清楚地了解这点！”
蒂格尔吃了一惊，接着说，“好啦，古本金先生，如果我冒犯了你，我道歉。如果你不是石油商人，我不知道如何称呼你肥你归入哪一类。”
这位亚美尼亚人激动地回答说，“我告诉你我把我自己归入哪一类。我是企业设计师。我设计过许多公司。是我设计了这家土耳其石油公司，为德特丁、为法国人，也为你留出了位子。”他怒不可遏地接着说，“现在，你们这三个人倒想把我撵出去了。”
面向红线同时，伊拉克是否藏有大量的石油还有待测定。只是在1925年才有一个联合地质考察队——代表英波公司、皇家荷兰公司和美国各公司——来到伊拉克。即使同古本金继续处于僵持状态，地质学家们的情绪随着勘探的进行越来越高涨。一个美国人给纽约写回的报告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石油前景的希望比那里更大。
古本金仍然拒绝让步。他到底为的什么呢？自从他为苏丹写了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及其石油的最初报告以来，已经差不多三十五年了。从他促成土耳其石油公司以来也几乎十五年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使摇摇欲坠的方案得以进行，他掏自己的口袋支付一切开支。他已经耐心地等了这么久，再推迟一点有什么要紧呢？他已经非常富有了。这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探明伊拉克富藏石油，就可以对蒂格尔和其他美国石油公司施加压力，要他们迅速达成某种协议，从而加强他的地位。
地质学家们川流不息地发出的信息证明古本金是对的。蒂格尔承认现在必须找出一个解决办法了。1927年4 月开始钻井，这意味着需要有一个企业来经营，这件事是不能再拖了。由于蒂格尔勉强向古本金作了让步，停滞的谈判随即重新开始。协定终于在望了。
石油来得并不早，直到1927年10月15日才来。钻探场所之一是库尔德地区的巴巴古古尔，在基尔库克西北约六英里。几千年来那里就有二十几个洞穴放出烧着的天然气，被认为是“燃烧着的炉子”，相传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曾把犹太人扔进那些洞里。古希腊作家普卢塔克曾记述当地居民把洒了油苗的一条街道燃烧起来以取悦亚历山大大帝。1927年10月15日上午3 时，巴巴古古尔一号油井在钻到一千五百英尺时发出一声巨大的轰鸣，响声在沙漠中回荡，夹带着井底沙石的石油柱有五十英尺高。附近的地方到处都弥漫着石油和有毒气体。村庄受到威胁，殃及基尔库克城。大约有七百名部落成员筑堤造坝抵挡汹涌的石油。八天半以后油井终于控制住了。加盖之前每天流出九万五千桶。
主要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伊拉克有石油，而且很丰裕，几年来为它争吵不休也是值得的。现在必须马上达成协议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必须结束。1928年7 月对日，发现石油的九个月以后，也是蒂格尔第一次到伦敦要求订立协议的近六年之后，终于签署了协定。皇家荷兰／壳牌公司、英波公司和法国人各得23.75 ％的石油，代表美国公司利益的近东开发公司也占23.75 ％。古本金的5 ％股权这个老大难问题也解决了，他可以立即按市价把石油售给法国人，他不要石油要现钞的愿望也就迎刃而解。
剩下的问题是“自我遏制”条款，依据这一条款所有参与者同意在这个地区联合经营——仅仅是联合。古本金后来说，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他拿起一支很粗的红铅笔在一幅中东的大地图上，沿着已不存在的土耳其帝国的边界划了一条线。他说，“那就是我所知道的1914年时的古老的奥斯曼帝国。我应当知道。我生于斯，生活于斯，并且服务于斯。”但这可能是古本金对已经决定的事情添加他个人的色彩。因为几个月前，英国人和法国人都用各自外交部的地图已经确定了边界。不管谁是边界的创始人，这个有深远影响的石油协定从此被称为“红线协定”。
在红线内，除波斯和科威特的油田外，包括了中东的所有主要油田。在那个广阔地区内，合伙人除与土耳其石油公司的其他成员合作外，不得从事石油经营。这样，1914年外交部协定的自我遏制条款在十四年后再生为红线协定。它为未来中东石油开发定下了框架，也成了尔后几十年激烈冲突的焦点。
许多年后，当有人说古本金在和土耳其石油公司作交易时击败了沃尔特。蒂格尔时，蒂格尔作了回顾。回忆那些艰苦和费时的谈判，他说道，“这是一盘糟糕的棋！早三年我们就该自己干了。”
对于古本金来说，这确是一大胜利——三十七年的努力和坚忍有了结果，他为这笔交易等待了全部成年时代，得到了几千万美元。为纪念这个重大事件，那年夏天他包了一艘船同他的女儿丽塔到地中海巡游。驶离摩洛哥海岸后他瞥见以前从未见过的一种奇怪的船，船的烟囱矗立在长长船壳的尾端，他问这是什么船。
丽塔告诉他是一艘油船。
他五十九岁了，做成了本世纪一笔最大的石油交易，他是石油界的外交家，却从未看见过油船。
11、从短缺到过剩：汽油时代
1919年，美国陆军上尉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对和平时期似乎平淡无奇的军事生活感到沮丧，想要离开陆军，去担任他的一位陆军伙伴建议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工作。但在那时他听说陆军需要一位军官去参加横越全国的汽车队，组织这个汽车队是为了表明汽车运输的潜力并要引人注意有建造更好的公路的必要。对此，他是自愿参加的，只要能解除他的厌倦无聊，并且能到西部去安排一次便宜的家庭休假。后来他说，“从一个海岸护送到另一个海岸，在当时情况下是一次真正的冒险。”他回忆这次旅行是“用卡车和坦克通过最黑暗的美国”。
旅程从1919年7 月7 日开始，为里程碑起点作献词的仪式正好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然后车队就起程。其中包括四十二辆卡车；五辆供工作人员、观察员和侦察人员乘坐的轿车，以及由摩托车、救护车、油槽汽车、机动野外餐车、机动修理车和通讯兵的探照灯卡车等组成的补充车队。这些车辆都掌握在驾驶员手中，至少在艾森豪威尔看来，他们的语言和驾驶技能使人想起他们对马群要比对内燃发动机更为熟悉。在最初三天里，车队一小时只开五又三分之二英里——艾森豪威尔说，“不那么好，好像是最慢的运兵火车。”情况从未好一些。旅行的记录是一张车轴断裂、风扇皮带断裂、火花塞断裂和制动器断裂的记录表。至于公路，可以说是形形色色，艾森豪威尔说，“从一般水平到根本不存在，有些地方，重型卡车压破路面，我们不得不一辆一辆地把它们拉出来。有些日子，当我们打算走六十英里、七十英里或一百英里时，我们却只能走三英里或四英里。”
车队驶离华盛顿是在7 月7 日，直到9 月6 日才到达旧金山，驾驶员们在那里受到列队欢迎，接着加利福尼亚州长发表演说，把他们比作“不朽的涌往加利福尼亚州淘金的人”。艾森豪威尔正在向前看。他回忆说：“这个老车队使我想象到良好的双向公路”。三十五年以后，他终于当上美国总统，成为建立一个庞大的州际公路系统的倡议人。但在1919年，艾森豪威尔那种蜗牛式步伐的使命，“通过最黑暗的美国”，却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黎明——美国人民的摩托化。
“一个旅行的世纪”
亨利。德特丁于1919年写信给壳牌石油公司在美国的一位高级经理人员说，“这是一个旅行的世纪，战争造成的休息不足将使旅行的愿望更大。”他的预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若干年中迅即得到证实，结果是不仅石油工业有所转变，而且确实还有美国乃至于全球的生活方式也有转变。
转变之快是惊人的。1916年，即德特了作出预言的那年，在美国登记的汽车有三百四十万辆。但在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和平时期繁荣的即将到来，汽车甚至以更令人惊愕的数字开出装配线。到那十年末，在美国登记的汽车数字陡升到二千三百一十万辆。每辆汽车跑得愈来愈远——从1919年每辆汽车平均行驶四干五百英里到1929年平均七千五百英里。这些汽车都是用汽油发动的。
美国的面貌被汽车的大规模闯入改变了。弗雷德里克。艾伦在《不过是昨天》中呈现出一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面貌的图像。“一度由于‘在铁路旁’而繁荣起来的村庄随着经济贫血症而失去活力；在61号路线旁的村庄，随着汽车库、加油站、热狗摊、鸡肉餐馆、茶室、旅游者休息处、野营地和人口的流入而繁盛起来。城市之间的有轨电车消亡了。……一条条铁路放弃了它的支线。……在成千上万的市镇中，这十年之初在大街和主街叉点上只要有一名交通警就足以管理交通。到了这十年末，情况多么不同啊！——红绿灯、信号灯、单行道、干道停车处、越来越严格的停车条例—一甚至在每星期六和星期日下午，仍有闪闪发光的车流阻塞大街……
蒸汽时代正在让位给汽油时代。“
汽车革命对美国的冲击比对任何别的地方的冲击要大得多。到1929年，全世界汽车的78％都在美国。那年在美国，每五个人就有一辆汽车。相比之下，英国三十人有一辆，法国三十三人有一辆，德国一百零二人有一辆，日本七百零二人有一辆，苏联六千一百三十人有一辆。毋庸置疑，美国是汽油领先的国家。石油工业基本方向的变化也同样剧烈。在1919年，美国的石油需求总量是每天一百零三万桶；到了1929年，已上升到二百五十八万桶，增加了两倍半。石油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例，在同一时期从10％上升到25％。增长得最大的是汽油——增加四倍以上。1929年，汽油和燃油合计占石油消耗总量足有85％。至于煤油，相比之下，其生产和消费都是微不足道的。“新光源”已经让位于“新燃料”。
“汽油的魔力”
美国转变为一种汽车文化后，与之俱来的是一个真正重大的发展：专用新燃料和新生活方式的场所——无须下车的加油站——的出现和激增。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大部分汽油由零售商出售，他们把汽车燃料放在柜台下面或店堂后面的罐里或其他容器中。产品没有商标名称，驾驶汽车的人拿不准他买到的是汽油还是掺了价格比较便宜的石脑油或煤油的汽油。而且，这种销售体系是麻烦和缓慢的。在汽车时代的幼年时期，有些零售商试用汽油运货车把燃料挨家挨户地递送。这个想法实际上从未流行，部分原因是频繁递送往往会使运货车爆炸。
必须有一个较好的办法，那就是要有一种无须下车的服务站。建造第一个无须下车服务站的非凡荣誉归于几个不同的先驱者，但据《全国石油新闻》所载，荣誉属于1907年圣路易斯的汽车汽油公司。这家石油业的出版物在内页所载的一个小故事中，以“为开汽车的人设加油站”作为标题，塞进一段报道说，“直接影响汽车汽油贸易的新途径，由汽车汽油公司在圣路易斯进行尝试，据报获得成功。”使这种创新引起编者注意的石油界人士哈哈大笑，他们说，“现在从这个邋遢的地方引起了愉快的笑声。”虽然编者从未亲自看到第一个加油站，他却访问了汽车汽油公司在圣路易斯所设的第二个加油站，而且在他看来，它确实是个邋遢的地方。一间用白铁皮盖的小棚屋，储存着两桶汽油。外面，高托架上放着两只旧的热水箱，每只箱上都有一根像庭园那样长度的软管，依靠引力把汽油注人汽车的油箱里。全部操作都在泥泞的角落里进行。所有早期的加油站看来几乎全都这样——小而狭窄，肮脏，结构摇摇欲坠，装备着一两个油柜，经过一条狭窄的、没有铺路面的小路勉强通向街道。
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汽油站才真正增长和发展起来。1920年，出售汽油的店铺肯定不超过十万家；其中足有半数是杂货店、普通商店和五金店。十年后，那些店铺几乎不再出售汽油了。1929年，出售汽油的零售店估计增加到三十万家，它们几乎全是汽油站或兼营修车的加油场。尤其是无须下车的加油站，其数目已从1921年的可能为一万二千个增加到1929年的大约十四万三千个。
到处都是加油站——大城市的街头巷尾，小城镇的主要街道，乡间的十字路口。
在落基山脉以东，这类设施被称为“加油站”；在落基山脉以西，它们被通称为“服务站”。1921年，得克萨斯州的沃斯堡开设了一家著名的超级加油站，有八个油泵和从街道通过来的三道入口，加油站的未来由此可知了。但是加利福尼亚州，尤其是洛杉矾，却是现代服务站的真正的孵化器，它是个悬挂着大招牌的标准建筑物，有休息设施，天篷和风景优美的场地，还有铺砌着路面的进口道。由壳牌公司创设的标准化的“裂化箱”汽油站，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激增，到了二十年代末，他们的利润不仅来自销售汽油，还来自所谓“TBA ”——轮胎、电池和零配件。印第安纳州的标准石油公司正在把加油站转变为大商场，除汽油外还出售一整套石油产品，从机器润滑油到家具擦光油、缝纫机油和真空吸尘器。一种新式的油泵迅速风靡全国，这种油泵的顶上有一个玻璃钵，顾客可以从那里看到汽油灌进他们的汽车油箱，使他们对产品的纯度可以放心。
当服务站遍布各地和相互竟争的时候，它们高高升起新时代的招牌和象征：得克萨斯公司的星，壳牌公司的贝壳，太阳石油公司的光芒灿烂的钻石，联合石油公司的“76”，菲利浦公司的“66”（不仅受到公路的启示，还受到海因茨的“57个花色品种”的启发），纽约标准公司的飞马，海湾公司的桔子花盘，印第安纳标准公司的红色王冠，辛克莱公司的雷龙，以及新泽西标准公司的爱国红、白、蓝。竞争迫使一些石油公司创立商标，以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可以识别。它们成为一种非宗教的偶像，当驾驶人沿着美国纵横交叉、连绵不断的一条条公路滚滚前进时，为他01提供亲密、信任和安全——以及有所归属——的感觉。
石油公司的公路地图对制图学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面加油站是这种公路地图的基础。专门指引汽车方向的第一幅公路地图或许是1895年出现在《芝加哥时代先驱报》上的那一幅图，这是因为那家报纸为正在主办一次四十五英里赛跑而刊登的。但是一直要到1914年，海湾公司在匹兹堡才开设第一个加油站，那时当地有一位广告商提出，为方便起见，把这个地区的地图免费刊登出来。当美国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登上公路时，这个主张迅即为人们所采用，地图立即成为经常需用的东西。
顾客们都被许多其他令人感到舒服和有吸引力的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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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所引诱。到1920年，加利福尼亚的壳牌公司为服务员们免费提供制服，并支付一周洗衣三次的费用。公司禁止服务员在值班时间阅读杂志和报纸，公司工作手册规定不许收小费：“希望你们把打气和灌水的服务作为你们提供给公众的礼物，无论此人是否壳牌公司的顾客。”
到1927年，通常被称为“服务站售货员”的人，被期望向顾客询问，“我能为你检查轮胎吗？”他们还被禁止在服务的时候发表个人的意见和偏见：“售货员在侍候东方和拉丁上层阶级的顾客时，应当小心谨慎，同他们谈话时不得用不合标准的英语。”
广告和宣传有助于产生主要地区和全国性的商标。是布鲁斯。巴顿，一位广告商，力图把汽油的销售推进到最高峰。巴顿的话是很有权威的。他曾保证自己永世不朽，具有《谁都不知晓的人》的那种声望，该书是1925年和1926年全国头号畅销书，它证明耶稣不仅是“耶路撒冷宴会最受欢迎的嘉宾”，而且还是“现代企业的缔造者”和“在他这个时期的最伟大的刊登广告者”。现在是1928年，巴顿号召石油界人士考虑“汽油的魔力”。他强烈要求他们“在你们加油站外面站上一小时。
同那些买汽油的人交谈。你要为你自己去发现价值一美元的汽油一周中在他们的生活中产生了什么魔力“。
“我的朋友们，你正在销售的是来源于永恒的青春之泉的汁水。它是健康。它是舒适。它是成功。可你销售的不过是按每加仑这么多美分出售的难闻的液体。你从未把它从可恨的花费这个范畴中解脱出来。……你必须把你自己置身于你的汽油在他们生活中创出奇迹的男女们之间。”
奇迹就是那种机动性；人们可以到无论什么时候他们想去的地方去。这对于从事石油业的人来说，是个振奋精神的信息，他们为了赚头、数量、存货、销售额和油污的制服而发愁。即使不完全是宗教，到了这十年末，通过零售这个渠道销售汽油已成为一项巨大和很有竞争性的营业了。
蒂波特的风波因为汽油价格现在已经影响那么多美国人的生活和幸福，它在无论什么时候上涨，都将成为怨恨的来源，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已成为规律，成为报刊报道的题目，州长和参议员，甚至总统，都要讨论，并由美国政府的各部门加以调查研究。1923年，价格上涨后，来自威斯康星的平民主义参议员罗伯特（“好斗的鲍勃”）。拉福莱特，对汽油价格召开了具有严重指控性的听证会。他和他的小组委员会警告说，“如果少数石油公司”获准继续“在以后几年内操纵石油价格，如同从1920年1 月以来所做的那样，那么本国人民必须准备不久就要为每加仑汽油至少支付一美元了”。由于剩余大量增加和汽油价格骤然下跌，他的警告不大有力量。1927年4 月，旧金山的汽油零售价跌到每加仑十三美分，洛杉矾跌到十美分半，完全违背了拉福莱特的可怕预言。
但是，如果拉福莱特关于汽油价格动态的说法没有根据，那么他在另一个戏剧性事件中却是直接对准目标的，在那次事件中，他对汽油价格的调查只不过是枝节问题而已。因为他领导参议院中最初的改革积弊运动，因而发现这个国家历史上最有名和稀奇古怪的丑闻——蒂波特山。
怀俄明州给一个地质结构的形状取名为蒂波特山，塔夫脱和威尔逊政府把它留出来作为“海军石油储备”的三个油田（另外两个在加利福尼亚）之一，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关于美国海军从用煤转变为用油的辩论的一个结果。这次辩论与同时也在英国进行的一次辩论相似，温斯顿。丘吉尔、费希尔将军和马库斯。塞缪尔都非常注意那次辩论。美国人虽然认识到石油对煤的优势，当然也承认美国将来在生产时拥有卓越的地位，却又像英国人那样，对一位美国海军军官所谓“供应失败…
…威胁舰队机动性和国家安全“的可能性大大感到担忧。如果在关键时刻石油用完，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然而石油的优点是不可抗拒的。关键的一年是1911年，英国也一样，改变美国舰队的决定终于作出。下一年，为减轻对供应方面的忧虑，华盛顿在有生产潜力的地区开始建立海军石油储备。它们要组织”为某些意外的紧急情况作供应储备“，以便在发生战争或危机时期投人生产。但是，对于这些储存地的建立和关干私营企业是否能租用来作部分开采之用，在华盛顿曾有长期的争执。这种辩论反过来又成为二十世纪美国两派持续不断的政府政策论战的一部分，一派支持由私营企业在公有土地上开发资源，另一派则主张在联邦政府管理下保存和保护那些资源。
当沃伦。哈定在其他原因以外由于“貌似一位总统”而被推选为共和党候选人，并在1920年入主白宫时，他和任何善良的政治家一样，在政治辩论中向双方呼吁，颂扬“保存和开发之间的协调关系”。但是，在选拔来自新墨西哥的参议员艾伯特。
福尔担任内政部长时，哈定简直不能掩饰他选择开发超过选择保存的态度。福尔是一个有卓越成就并在政治上有权势的大牧场主、律师和采矿者——一本杂志上说，“这个边疆佬，粗暴、敏捷、雄赳赳的拳击手，看来像个旧时得克萨斯的行政司法长官，据说他在年轻时打枪的速度和准确，不亚于美国作家赞恩。格雷笔下的英雄。”
福尔“认为无限制地处理公有土地，如同他那顶黑色宽边的毡帽和他爱好的那匹好马一样，是有典型的西部色彩的”。辩论的另一方，则对福尔有不同的看法。他被一位最主要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描述为“开发帮”的成员。这位自然资源保护论者还说，“可能会挑选出一个更坏的人当内政部长，但毕竟并不那么容易”。
福尔成功地把海军石油储备的管理权从海军部夺走并把权力交给内政部。下一步是要把这些储存地租给私营公司。他的活动并没有被人忽视。1922年春季，正好在租约签订之前，标准石油公司的沃尔特。蒂格尔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广告商艾伯特。
拉斯克的办公室，这位广告商曾指导哈定的竟选宣传，此时是美国航运委员会的首脑。蒂格尔告诉拉斯克，“我获悉，内政部将签订合同出租蒂波特山储油地，一切让石油工业去开发。我对蒂波特山不感兴趣。它对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没有什么利益，但我确实觉得你应当把标准石油公司想开发储油地的意愿告诉总统。”
拉斯克不无勉强地去见总统，重述了蒂格尔的信息。哈定在他的办公桌后面踱来踱去。他说，“这种谣言我不是第一次才听到，但如果艾伯特。福尔不是个老实人，我就不配当美国总统。”两种说法不久就要受到最大的考验。
福尔在一笔非常惬意的交易中把蒂波特山租给了哈里。辛克莱，并保证辛克莱石油公司有一个得到保证的市场——美国政府。他还把一个更为丰产的加利福尼亚州储油地埃克尔山租给爱德华。多赫尼。这两人都是美国石油界最著名的人物。他们都是企业家，都是“新人”，靠他们自己的才能起家发迹并在继承旧的标准石油公司外创立一些大企业。多赫尼有些像传奇人物。他以矿藏勘探者开始他的生涯。
他落到一口矿井里，跌断了双腿，以至于卧病在床，但是他善于利用时间来从事研读，成为律师。又据说他用一把小刀击退了山上一头狮子。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多赫尼已积聚了很大的财产，他的泛美石油公司实际上比任何标准石油公司的继承公司生产更多原油。多赫尼自己小心谨慎地强调对两派政治家屈尊俯就和表示友好。
堪萨斯一个小城镇的杂货店店主的儿子哈里。辛克莱也是这样，他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杂货店店主。但在二十岁时，他在一次投机中失去了那间家庭杂货店。破产后他试图为打井机出卖木材谋生，然后在堪萨斯东南部和俄克拉何马的奥萨奇印第安人地区买卖小量的石油产业。他吸引了投资者，开始建立起一大批小规模的石油公司，把它们一个个出租出去。他是个熟练的商人，而且是个有强烈自信心的坚强而又武断的实业家，不听从别人的意见，最不听他的投资者的意见。他的一位同事说，“他坐在哪里，哪里就有一桌人的头儿。”他只是坚持自行其是。他把他所有的钱放在俄克拉何马的格伦油田上，并靠此起家。他到新发现的俄克拉何马油田去，由于石油涌出而未安上管道，他被石油冲得浑身湿透，他按每桶十美分的价格买下他所能买到的石油。然后他匆匆制造了钢的贮油柜，等候管道完工，并按每桶一美元二十美分的价格把油卖出去。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时，辛克莱已是大陆中部最大的独立石油生产者了。但石油得售给大规模的、已经建成的综合公司，并得注意它们，使他烦恼无比。他筹集了五千万美元，在1916年很快组成了他自己的综合石油公司，这家公司也立即脐身于美国十家最大的公司之列。辛克莱是他这家公司的绝对最高统治者，准备在国内的几乎任何地方争取到业务。他习惯于如下的思考，即在他要做某件事时，没有什么能阻挡他。而有一件东西他想得到的，就是蒂波特山。
内政部于1922年4 月同多赫尼和辛克莱签订了合同，当时谣言纷纷，正像一位自然资源保护论者所说，“福尔先生同油嘴滑舌的大的利益集团十分友好。”参议员拉福莱特开始进行调查。他发现一些曾经反对把储存地从海军部移交内政部而后来又把它们租出去的海军军官，已被调往遥远和不易接近的岗位上去。这就进一步引起他的怀疑。但那只不过是怀疑而已，直到一年以后，当福尔于1923年3 月辞去内政部长时，虽然争论日益增多，但他仍是个基础稳固和受人尊敬的知名人士。
但在此时，哈定政府正在陷入丑闻和不道德行为的泥坑中。哈定本人挣扎着应付人们对他供养一位情妇的控告。当他的专用列车驶往堪萨斯平原时，这位忧郁的总统说，“我和我的敌人没有什么麻烦，我可以当心他们。而我的……朋友却给我制造麻烦。”此后不久，他在旧金山突然去世——一位医生说是由于“栓塞”，但一家报纸编辑表示反对，说这是“一种病，部分由于恐惧，部分由于羞愧，部分由于极度心慌意乱！”副总统卡尔文。柯立芝继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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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参议院的公有土地委员会已在着手处理蒂彼特山问题。仍然没有确凿的事实，有些人说全部事情不过是“茶壶中的风波”。但其后出现了一些关系很大的事项。大约在出租蒂波特山的时候，福尔在他的新墨西哥大牧场进行规模很大和耗资很多的整修工程。他还买下了邻近的一个大牧场，其中一部分钱是从一个小铁皮箱中拿出来的好多张票面一百元的钞票。他怎样突然变得拥有那么多的钱呢？
当人们追问他为什么突然有那么多钱时，福尔说他从《华盛顿邮报》出版者内德。
麦克莱恩那里得到一笔十万美元的贷款。在棕榈滩接见记者时——大概是瘘管使他不能旅行——麦克莱恩承认这笔贷款，但后来又说，福尔几天后就把他那些未兑的支票还给了他。揭露出来的麻烦事更多。辛克莱的秘书证明，辛克莱曾经告诉他，如果福尔提出要求的话，他要给他二万五千美元或三万美元。而福尔确实提出过要求。辛克莱本人，为了避开记者，几乎不通知别人便突然前往欧洲，匆匆离开巴黎，到凡尔赛去。
然后真正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1924年1 月24日，爱德华。多赫尼告知参议院委员会，他曾提供十万美元给福尔，那笔钱是他的儿子把现款“装在一个黑色小手提皮包里”亲自带到福尔的办公室里去的。多赫尼坚持认为这决不是贿赂，肯定不是，而真正是给一个老朋友的一笔贷款；早些时候，他们就曾在一起预期今后几十年是黄金时期。他甚至拿出一张残缺不全的便条，据称是由福尔签名的，虽然签名的那部分已被撕掉。多赫尼解释说，他的妻子持有签名的那一部分，为的是要是多赫尼偶然亡故，这样就不至于使福尔在不方便还款时感到困惑。这是友谊与周密的考虑相结合。
福尔本人说，他患病太重，不能作证，这不免使人想起只是几年前的一个事件。
就是这个党徒福尔，他是1920年到白宫去调查的两位参议员之一，他of要调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究竟是真正突然发病，还是像谣传所说那样，实际上是失去理智。
福尔在1920年的那一天认真地说，“总统先生，我们全都在为你祈祷。”虚弱的威尔逊回答说，“怎么样，参议员？”现在人们说福尔的病应当调查。当这个希奇古怪的故事继续被揭露时，福尔的名声被四面八方揭露出来的事实破坏殆尽。调查人员获悉，《华盛顿邮报》发行人麦克莱思曾从棕榈滩用旧的司法部密码给首都华盛顿的好些人发电报。来自俄克拉何马的火车上的一名强盗，出现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哈里。辛克莱因蔑视参议院拒绝回答问题而受审时，雇用了伯恩斯侦探所的人去尾随陪审团成员，这个陪审团不能全然被认为是盎格鲁撒克逊法学的最好传统。
到1924年，《新共和》周刊说，华盛顿全都“在齐肩深的石油里艰难地行进。……
报纸的记者对别的事情都不写了。在旅馆里，在街道上，在餐桌旁，谈论的唯一题目是石油。国会已经放弃了所有其他事务“。
1924年的总统大选即将到来，卡尔文。柯立芝意欲凭自身的资格人主白宫。那时他对石油的主要利害关系是要尽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站得远些，并避免与蒂波特山丑闻有任何沾染。一位来为柯立芝辩护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声称，柯立芝与蒂波特山的唯一联系，是他在一盏煤油灯的灯光下宣誓。即使那样，也帮不了忙。民主党人打算把丑闻作为强有力的大选争论问题。但他们低估了卡尔文。柯立芝的政治手腕。
他们还忽略了他们自己易于受到攻击——多赫尼毕竟是一个民主党人，他曾向伍德罗。威尔逊内阁中的至少四位前阁员提供有利可图的工作。他还曾支付十五万美元合法的费用给威廉。麦卡杜，他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女婿和1924年民主党提名时的竞争领先者。当这些费用公诸于众时，麦卡杜丧失了那个地位，民主党提名落在约翰。W.戴维斯身上。甚至有证明说，多赫尼在蒙大拿曾同民主党参议员讨论一项石油“建议”，这位参议员恰好是主持参议院对蒂波特山的调查的。
由于公众对蒂波特山的喧嚷增剧，柯立芝进行反击：把哈定的下属解雇，谴责他们为非作歹，并任命了两位特别检察官——一位民主党人，一位共和党人。此后，他实际上置身于丑闻之外，并在1924年总统竞选中尽其可能使自己能遵从“沉默的何立芝”这个称号。他的策略是对争论置之不理，使之无效——沉默的战役。没有别的什么事情比他对石油问题更保持沉默的了。这个策略起了作用。令人十分奇怪的是，蒂波特山大丑闻在整个竞选运动中从未成为争端，柯立芝巧妙地获胜了。
丑闻本身在这十年的其余时间中拖延下去。1928年，据发现，辛克莱曾通过一家假公司大陆贸易公司把几十万美元划给福尔，这就是说福尔为他的两位老朋友服务，至少收受了四十万零九千美元。这个腐败和贪婪的福尔终于在1931年进了监狱，这是因犯重罪而被判罪和监禁的第一个在任内阁官员。辛克莱因藐视法庭和参议院被判处监禁六个半月。他在关进监狱途中，停下来参加辛克莱联合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的一次董事会会议，其他董事在会议上正式对他投了“公开的信任票”。多赫尼则被判无罪，并且从未进过监狱，致使一位参议员抱怨说，“在美国，你们不能对拥有一百万元就判决有罪。”上校与自由公债进一步的调查揭露假公司大陆贸易公司实际上是一批著名的石油界人士所经营的机构，用以购买他们自己的公司所产石油，而以政府自由公债的形式收取回扣。哈里。辛克莱曾用他的一部分回扣作为报酬，转为公债付给福尔。他还把一些公债给予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举国上下在得知那些收受自由公债回扣的人中间，有一个是美国最著名的、卓有成就和强有力的石油经营家，亦即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长罗伯特。斯图尔特上校时，大家为之震动。
这位脸庞宽阔、身体魁梧的斯图尔特，曾参与特迪。罗斯福的“莽骑兵”。他不像其他许多较大石油公司的首脑那样，从未有过一天实际在油田工作的经验。他最初作为一位律师为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工作，凭他的法律才能攀登到公司的最高职位。这并不那么使人奇怪；在公司解散前和解散后，法律方面的挑战毕竟支配着石油工业，并对石油工业重新作出解释，而且自1907年以来，在涉及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每个较大案件中，斯图尔特都处于中心地位。他独断独行，权力很大，好争善斗，用积极的进取精神来鼓舞公司，使它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为这个国家的头号汽油经营商。“鲍勃上校”——人们这样称呼他——不仅是石油工业而且是所有美国商业界最受尊敬和赞美的领袖之一。谁能相信那么一个正直的重要人物会堕落到使本人陷入蒂波特山的泥潭中去呢？然而，在回避了关于他牵涉到大陆贸易公司和自由公债的问题几年之后，斯图尔特终于承认收受了大约七十六万美元的公债。
因为斯图尔特更加深深地卷入了蒂波特山的争吵之中，在此以前几乎不干预公司管理的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最大的股东，敦促斯图尔特提出“消除任何可以导致批评的正当理由”。斯图尔特不予合作。1928年，这位股东终于作出决定，认为他已给了斯图尔特一切机会，因此斯图尔特应该离开公司。这位股东通常被人叫作“小辈”；他是约翰。D.洛克菲勒的独生子。
小约翰。D.洛克菲勒是个矮矮的、怕羞的、严肃的、孤寂的人。他崇拜他的父亲，全心全意地吸取了他的父亲对于节俭的教训。这位年轻的洛克菲勒在布朗大学读书时，因为给自己揩碗碟用的抹布缝边而使他的大学同班同学吃惊。但是，更有甚者，他的母亲严格和反复地以“义务”和“责任”以及诚实做人来教训他。他感到他终身的职业是不依赖他的父亲，彻底放弃家庭财产中的一大部分，当然有很多财产还得保留下来。他还埋头从事于各种各样城市和社会的事业，为了研究纽约这个城市，一度甚至去主持官方对卖淫的调查。
年轻的洛克菲勒甚至同他父亲的“女友”塔贝尔交谈，揭发强敌的丑事。1919年他在一次会议上遇见她，非常客气，甚至对她献殷勤。几年后，他请塔贝尔回顾她同他父亲的一系列会见，以此作为他正打算撰写的一本书的基础。为使事情方便起见，他本人把资料送到曼哈顿格雷梅西公园塔贝尔公寓。塔贝尔在研究了这些会见情况后告诉他，老洛克菲勒的评论是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并回避所有对他的指责。
“小辈”被说服了。洛克菲勒写信给同事说，“塔贝尔小姐刚才读了传记手稿，她的意见是最有价值的。看来很清楚，我们应当放弃把资料像现在这样不完善而且肯定是错乱的形式发表的任何想法。”
那是1924年的事情。现在，四年以后，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胡作非为的幽灵引起年轻的洛克菲勒注意，不亚于老的托拉斯所做坏事引起塔贝尔的注意。从职业方面来说，他是个慈善家而不是个石油界人士，并且他习惯于不过问那些继承公司的业务。在本国的很多人看来，父亲仍是个大恶棍；而现在突然出现在公开场面的儿子却完全有不同的姿态——像一位革新者。而且他是想把革新的精神带到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核心去。他告知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说，在斯图尔特上校事件中，公司的“根本整体性”和实际上是整个工业的整体性再没有那样处于危险之中。但洛克菲勒各企业直接控制的公司股份只占总额的15％。当斯图尔特不愿自行辞职时，洛克菲勒发动一场委托代表投票的斗争来把他撵走。上校进行强有力的反击。他宣称，“如果洛克菲勒想斗，我将给他们看看怎样斗法。”他在业务上有扎实的记录；在他领导的最近十年中，公司的资产净额已增加到四倍。而现在，作为外加的收益，他宣布发放额外股利和股票分割补价。有些人把这场激烈斗争看成为东部和西部之间为控制石油工业而展开的斗争。也有些人则说，洛克菲勒家族想重新确保他们对整个石油工业的控制权。但是洛克菲勒的力量不是吵着要分红；他们要的是胜利。他们艰苦地进行组织工作和发动运动。1929年3 月，他们赢得了胜利，获得60％股东的投票。斯图尔特走了。
小约翰。D.洛克菲勒曾经直接并且颇为明显地干预他父亲的标准石油托拉斯的一家继承公司的事务。他这样做不是仅仅为了获得利润，还为了尊严和高标准，以及维护石油工业不致遭受政府和公众的新攻击——并保护洛克菲勒的名声。他的努力受到很多严厉的指责。斯图尔特的一位愤怒的支持者写信给洛克菲勒说，“如果你看看你的父亲早期在老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记录，你将发现它已被许多许多污点所玷污，比你对斯图尔特上校横加的指责还要坏十倍。……世界上没有足够的肥皂可以涤净老洛克菲勒五十年前就玷污的双手。只有双手干净的人才应从事于抹黑其他更好的人的品质。”
一位大学教授不同意。他写道，“我认为，在教育公众老实办事方面，不是捐资办一所大学成支持一项研究工作就能做得更好。”美国的资本主义和石油工业决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贪得无厌了；现在是这个工业和商业的未来处于危险之中，而不是少数人的财产问题。石油工业要考虑的是它在公众中的形象。但是，如果年轻的洛克菲勒的双手是干净的，那么全部“蒂波特山”丑闻——从福尔、多赫尼、辛克莱到斯图尔特——却已把标准石油托拉斯所消失在公众心目中的根深蒂固的“石油金钱”的权力和腐败的极坏形象，又恢复起来了。地球物理学与运气自动化时代开始时，美国许多人都为“新燃料”的供应行将耗竭而担忧。1917—1920年，就新的发现而言，一般都感到失望。第一流的地质学家忧郁地预言，美国的产量已接近限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需求不断增加的压力，炼油业也感觉到石油短缺的情况日趋严重。由于原油供应不足，有些炼油厂只能按生产能力的一半开工，农村的零售商都把煤油和汽油卖光了。确实，供应不足在这个工业中已是十分普遍的看法，以至于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蒂格尔一度说，对原油供应的悲观论已成为石油业中的一种慢性病。
但是方向盘已经开始转变。对新的供应来源的探索可以说是如火如茶，因为受到预期供应不足本身的刺激，又为价格上升强烈激发出的引诱力而变本加厉。俄克拉何马的原油价格在1916年是每桶1.20美元，到1920年上升到3.36美元，那是开工不足的炼油厂开出的价格；钻探的油井达到创记录的数目。
寻找石油的技术也将有所改进。直到1920年，应用于石油工业的地质学，意即所谓“面层地质学”，根据看得见的地形把可能出现的前景绘制成图并加以鉴定。
但是，到了1921年，面层地质学已经发展到几乎是极限。许多可见的前景已被鉴定。
为了断定面层结构是否都属于可能产油的那种结构，勘探者不得不设法“查看”地下。新兴的地球物理学提供了“查看”的新方法。
许多地球物理学的创新，都采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采用过的技术。有一种技术就是扭秤，这种工具可以测量面层每一点上地球引力的变化，从而为面层结构提供一些见识。战前经一位匈牙利物理学家加以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人采用来试图使罗马尼亚油田恢复生产。另一项创新是地磁仪，它能测量地球磁场垂直部分的变化，为面层下面藏有何物提供进一步的暗示。
地震仪同石油勘探器械的结合，证明是所有武器中力量最大的新武器。在十九世纪中期，地震仪最初是用以记录和分析地震的。在战争期间，德国人把它用来确定敌军的炮位所在。这就导致把它直接用于东欧的石油工业。所谓折射地震学大约是在1923一二924 年为美国石油工业采用的，最初由一家德国公司引进。甘油炸药的掺入，引起爆炸，造成的能量波折射过地下结构，被面层上倾听的耳朵——地音探测器——得到，有助于鉴定可能找到石油的地下盐穹。这种反射地震仪大约在同时引进，并立即取代了折射技术，它把那种使地下分界面石块反弹起来的爆破波记录下来，就可以绘制标示各种地下结构的形状和深度的地图。这样，不管面层有什么迹象，整个新世界就向勘探者敞开大门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虽然许多大油田仍通过面层地质学发现，地球物理学却变得愈来愈重要，甚至在最初靠更为传统的方法鉴定的油田中也是如此。石油界人士实际上已经找到了“查看”地下的方法。
他们还找到查看地上的新方法。在大战期间，欧洲作战人员为发现部队散布的位置，已经使用空中侦察。这种技术迅即被石油工业所采用，使那种对地上的人简直没有用处的面层地质学能使人有广泛的视野。早在1919年，联合石油公司就雇用了从前曾在法国为美国远征军进行空中工作的两个中尉，拍摄加利福尼亚全景的分段地形。另一个重要创新是把地下各种钻探深度取出来的化石用显微镜来分析——微化石学。这种技术对地下几千英尺沉积物的类型和有关年代提供进一步的线索。
而与此同时，钻探本身的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使能进行更快速、更能提供信息和更深的钻探，从而扩大了潜力。1918年，最深的井有六千英尺，到1930年，最深的已达到一万英尺。有一个最终因素起了重大作用，这是一个从来不容易分析但看来总是在石油工业出现的因素——运气。当然，运气在二十年代就已发生作用。怎样来说明那么多美国石油是在那十年之中发现的这个事实呢？
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在锡格纳尔山，那座山约高三百六十五英尺，在长滩后面，正好在洛杉矾之南。当地的印第安人一度曾从山顶上向他们在卡塔利娜岛的兄弟们发出信号。后来，在房地产开发者如饥若渴的眼睛里，这座小山赫然耸现，像座大山一般。1921年6 月，当壳牌石油公司的一口勘探井“阿拉米托斯一号”出油时，这座小山正在被分成几块居住区。这次发现造成了一阵冲动。许多块地皮虽然已经售给未来的住户，却尚未建房，由于石油公司、推销商和业余活动者争相获得租赁权，钱在小山上犹如雪片飞来。一块块土地是那么小，高大的木制井架像森林那般密集，以致许多井架的撑条实际上是纵横交错的。那些将要成为钻探者的人是那么怀有渴望，致使有些地产所有人能得到50％的矿区使用费。那些被葬在柳林街向阳公墓者的近亲，由于石油从家属坟地下面流上来，他们最终也收到了矿区使用费的支票。真正深信不疑的人认为，他们向一口甚至尚未钻探的油井买下一张有1 ／6 股息的五十万分之一的股票，就可以发财。锡格纳尔山证明是那么的多产，所以几乎难以令人置信，那些买主中有些人竟然从他们的投资中赚了钱。
在洛杉矾及其周围，锡格纳尔山在大量重大发现中是唯一最令人注目的，它使加利福尼亚在1923年成为全国第一的产油州，那年供应的油源足足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1 ／4.即使如此，供应不足的担心依然甚嚣尘上。联邦贸易委员会1923年在对石油工业的一个研究报告中提出警告说，“本国的原油供应正在迅速耗竭。”但在同一年，美国的原油产量却在这十年中首次超过国内的需求。
巨头哈里。多尔蒂是石油业中的畸型物。过大的眼镜和下巴上的短尖髯，使他看起来更像是舞台上的“教授”之流，而不像是个富裕的实业家。但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置身于大企业家之列，控制着一大批公司，包括城市服务公司在内。一位作家称他是在华尔街上“最近似”美国作家霍雷肖。阿尔杰所写故事中的报童内德。
这个描绘是贴切的；多尔蒂在九岁时就开始工作，他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街道上卖报。在十二岁就退学了。有一次他解释说，“我越来越憎恨学校，比憎恨撒旦还要厉害，在此以前，我呆在学校里没有超过十天。”但由于他艰苦工作，有勇气，后来又进了夜校，并接受工程学训练，使他青云直上，成为不少于一百五十家公司的董事。他控制的企业由煤气和电力方面的公用事业组成，为各大都市地区服务，从而取名“城市服务公司”。当他的一家公司在堪萨斯州钻探煤气而发现了石油时，多尔蒂又迅即成为石油界人士。他很异乎寻常，是写成功之道讽刺短诗的多产作家：“从不下令…‘给予指示一把工作看作是运动一人生最大的所得是快乐”。
他特别喜爱的娱乐方式是驾车在纽约街上兜风；陶醉于呼吸新鲜空气，为健康而着迷。
多尔蒂这个坚强、机智的实业家，从不向他的反对者让步。他又是一个独立思考者，凭理智行事，使石油工业不得安宁，在这方面他发挥了作用。他在为他的理想作斗争时，其顽强和敢作敢为不亚于为他的交易而斗争，他深信，就因为石油工业在油田上不能有效地经营，所以是对它未来的威胁，需要加以改变。他令人不耐烦地坚持一个主题：必须消除“狩猎原则”。
自石油工业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早期经营时期以来，“狩猎原则”一直统治着这个工业的经营，而且曾被法院根据英国有关迁移野兽和猎物的普通法，反复予以认可。对于有些向一个法院控诉他们的石油被邻居汲去的地产所有人，法官们几乎提不出可以安慰的话：“唯有照此办理”。因为有了这个原则，在美国的任何地方，每个经营者都记下他的油井，尽快产油，不仅抽干他自己地产下面的石油，还在他的邻居的地产上抽油，在邻居把油抽干之前尽量抽。这个原则刺激了生产泛滥的骚动，并在每次有新发现时价格有剧烈的波动。
多尔蒂相信，由于“狩猎原则”造成的油井增多和快速生产，油田地下压力的耗尽要比原来快得多。其后果如何呢？原本可以生产的很多石油却被遗留在地下而不能复得，因为那里没有来自天然气——后来懂得还来自水——的足够压力，为使石油到达面层而提供“升力”或推力。多尔蒂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认识到石油是何等重要，他担心，如果任性的——以及他称之为“极端粗野和可笑的”——开采将妨碍石油复原的大量储存，那就意味着美国将再一次面临战争。
多尔蒂自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油田应该“统一化”。这就是说，它们应作为一个单位来开发，其产量按比例分给各种所有人。采取这个办法，就可以按当前的工程知识最准确地判定控制率，使石油复原，这样就能保持地下压力。在多尔蒂以及后来许多
其他人谈论到“保存”时，他们即指这种审慎的开采方法，旨在保证最后可以最多地要得的资源，而不是减少或更有效地消耗。但怎样才能完成多尔蒂的“保存”呢？多尔蒂在这里使石油工业的大多数其他人感到震惊。他争辩说，联邦政府会带头采取行动，或者至少会批准工业合作的。政府会公开实施技术上占优势的生产实践的。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很多年中，多尔蒂的看法只为很少数石油界人士所共有，他受到广泛的攻击，实际上还受到粗暴的辱骂。有些评论家说，他举出的事实是《世界年鉴》中所没有的。石油工业中的许多人对于他所评估的生产技术有争论，认为他要求联邦政府干涉是这个工业的叛徒。较大的一些公司愿意讨论自愿合作和自我调节来控制生产，但仅此而已。许多独立生产者全然不想做什么事去利用油田和控制生产，无论是自愿与否。他们也希望获得致富的机会。
多尔蒂进行反击。他在会见和会议的场合故意使用阻挠手段。他写了无数的信。
他是其他石油界人士的“魔针”。他寻求每个场合使他的看法受人注意。他三次试图使这一工业的美国石油协会委员会考虑他的建议却是三次都被拒于门外。在美国石油协会一次会议上，多尔蒂遭到阻挡，不准提出他的意见，他就租用他自己的会堂向任何愿听的人讲话。别人开始称他为“那个疯子”。反过来，他宣称一个“石油业者是着了一套衣服的野蛮人”。但他毕竟还有一个朋友——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对他的意见是感兴趣的。1924年8 月，多尔蒂写了一封长信给总统：“如果公众在不久将来的某天觉悟到这个事实，就石油而论，我们已是个破产的国家，而且以保存措施来保护我们的供应，已经为时过晚了。我确信，他们将不仅要责备石油界人士，而且还要责备应该及时采取保存措施的公职人员。石油不足不仅对我们是严重的战争障碍，而且还要导致别人来对我们宣战。”
一旦柯立芝赢得1924年的大选而且平安地置身于蒂波特山丑闻之外，他就能转向石油了。他对哈里。多尔蒂的论点作出反应，设立了联邦节油局来调查石油工业的情况。为了响应他的朋友多尔蒂，这位节俭的总统解释说，浪费的生产方法对美国的工业、军事和整个安全地位无异是一种威胁。何立芝宣称，“国家的优越性可以由拥有可以利用的石油及其产品来决定。”
联邦节油局促进了对石油生产的物理性质的进一步研究，这又必然对多尔蒂的看法提供越来越增强的支持。虽然美国石油协会正在声称工业中的浪费“微不足道”，新成立的节油局却论证说，天然气“同石油联系起来不只是商业价值较小的一种商品”，并且实际上在地下提供压力把石油推向面层。通过杂乱无章的生产把天然气驱散，将会丧失必要的压力，这样就会留下大量石油在地下无法复原。
由于研究成果增加，有些消息较为灵通的人士开始转到多尔蒂这边来。得克萨斯最大的生产者、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子公司亨布尔石油公司总经理威廉。法里什，曾于1925年嘲笑过多尔蒂的意见。到1928年，为了使石油界看到“更好的生产方法”有其优点，他对多尔蒂表示感谢。法里什成为统一化——把油田作为一个单位来经营——的坚强拥护者。在这十年的下半期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时，他决定把重点放在低成本的生产上。统一化是达到那个目的的最好办法之一，因为需要的油井越少，就越可依靠在地下与泵抽吸相对抗的天然压力。
对于领会如何使石油达到面层，以及泛滥的生产会如何破坏储存量，哈里。多尔蒂在技术上是远胜过他的同行的。但是总的说来，他低估了发现石油新来源的可能性。他在1924年写给柯立芝的信中，坚持产油即将大大不足。其他人则毫不迟疑地不同意多尔蒂对美国石油前景暗淡的评价。一位激烈反对政府干涉石油工业的太阳石油公司的卜霍华德。皮尤，在1925年挖苦地评论说，土壤中的硝酸盐将会消失，木材储备将会完全耗竭，世界上的河流在石油储备耗尽以前将会改道。皮尤说，“我的父亲是石油工业先驱者之一，我从小孩时期起就时时听到有人煽动，预测石油不足，而在以后几年中，石油产量却始终大于以前。”
浪潮上升被证明为更准确的预言家的，是皮尤而不是多尔蒂。1926年春季，在俄克拉何马的通称为大森米诺尔油田中，有了第一个较大的发现。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狂热，标志着世界上从未看到过的一个油田的最迅速开发。这是一种危险的钻探竞争，是任性和浪费，又一次被“狩猎原则”所驱使。风靡一时的是新兴城市中的传统的混乱和攘夺——街道上尽是装备、工人、赌徒、小贩和醉汉；急急匆匆建造起来的木屋；从油井和矿坑里逸出的使人窒息的天然气臭气和石油燃烧时的辛辣气味。在新发现的影响下，油价急剧下降。但从这个油田中，石油仍源源流出，在1927年7 月30日那天达到生产五十二万七千桶，那时距第一次较大发现只有十六个月。
接着在俄克拉何马州又有其他大发现。得克萨斯就要被赶上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一系列重大发现，包括巨大的耶茨油田在内，确立了二叠纪盆地，这是西部得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巨大的、日灼多尘和荒凉的地区，是世界石油的巨大集中地之一。
另一个起作用的因素使浪潮上升。技术不仅有助于提高产量，它还正在改变消费的需要。裂化技术的传布，以改变分子而使每桶中可以提取的汽油数量增加，减少了原油的需要。经过裂化的一桶石油，可以生产两桶未经裂化的原油所能生产的那么多的汽油。那时发现，裂化汽油实际上比“直馏”汽油更好，因为它有很多优越的抗爆性能。因此，虽然汽油的需求增加，对原油的需求却并不同步增长，这就增加了逐渐上升的过剩。
到这十年末，二十年代初期的悲观预测似乎已被地上不断涌出来的石油洪流冲走。美国消费者简直不能吸收正在生产出来的所有石油，而从地上流出来的石油却越来越多，只有流入乡村周围不断增加的大批储油柜中。但石油界人士仍被驱使去进行最大限度的生产。结果是破坏性的。泛滥的生产——“一只桶里装的稻草太多”
——有害于储存，减少了最终可以恢复的资源。而原油大量的过多供应，完全破坏了市场和合理的规划，从而造成价格突然暴跌。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接连不断的发现，供过于求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工业界的看法开始转向哈里。多尔蒂提出的防止匾乏——保存和产量控制。其理由不再是阻止眼前的不足，因为日益增加的反面证明现在全都太明显了。倒不如说，要阻止泛滥生产的破坏性洪流，因为它那么猛烈地动摇着价格结构。
但是谁来控制生产呢？是自愿地进行呢，还是由政府来领导？是由联邦政府领导呢，还是由各州领导？甚至在个别公司的内部也有激烈的争论。在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内部发展的较大分裂，是蒂格尔赞成自愿控制，而其子公司亨布尔公司的首脑法里什却断言政府必须干涉。1927年法里什写信给蒂格尔说，“这个工业无力自助。我们必须有政府的帮助，容许做我们现在不能做的事情，也许政府禁止我们现在正在做的那些事情（诸如天然气的浪费）。”当蒂格尔提议来自工业的“有实际经验的人”应当产生一项自愿的自我调节计划时，法里什尖锐地回答说，“现在没有一个工业具有足够的实践或知识来制订这种计划。”他还说，“我得出的结论是，石油工业比任何其他企业中有更多的傻瓜。”
较小的独立生产者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调节。一位独立经营的石油界人士汤姆。
斯利克对俄克拉何马州的一群兴高采烈的生产者大发雷霆说，“没有哪个州合作委员会会告诉我怎样经营我的企业。”小生产者对美国石油协会不满意，组成他们自己的组织美国独立石油协会，对政府干预的一种完全不同形式，即对进口石油征收关税，发起一个运动。政府干预的主要目标是排除较大的公司正在进口委内瑞拉石油。独立生产者们试图在1930年的斯穆特一霍利法中增加一种石油关税，但是尽管这项声名狼藉的立法提高了几乎所有别的进口货的关税率，对石油却没有这样做。
来自东海岸的代表们，以及诸如美国汽车协会这样的有影响团体，都不希望燃料油和汽油有较高的价格，因而反对征收关税。而且，独立经营的石油界人士由于不适当和毫不巧妙的院外活动，疏远了一些有潜力的支持者。用参议院里一位支持他们的人的话来说，他们都是“相当愚蠢的打电报和写信的人”。同时，控制生产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并且激烈地争论着，石油的浪潮继续在升高。竞争的出现石油工业自从它在西部宾夕法尼亚州的那座小山上初次出现以来，一直面临着供需不平衡，与此对应的是趋向联合和一体化，以保证和调节供应，进入市场，稳定价格，并保护和扩大利润。联合意味着把竞争者和补充性公司弄到手。一体化意味着把这个工业的某些部分或全部，自上到下，从油源所在地的勘探和生产到炼制和零售，都结合在一起。巨大的标准石油托拉斯，巧妙地设法从两个方向发展一体化，却受到最高法院的攻击，因而被解散了。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供需气候把握不定的情况下，一度谨慎小心的标准石油继承公司以及其他公司中的同样一套老战略再一次出现，使它们转变成为激烈的竞争者。在竞争中也有新的一面。石油公司都成为市场中买卖的人，首次出售汽车燃料油，在涌现于美国全国的贴上商标的加油站上直接零售汽油给汽车驾驶者。石油战不仅在于争取外国的供应和市场，而且在美国主要街道上因争取市场而爆发的斗争也同样猛烈。美国的石油业在讨好消费者的努力中，以及在趋向联合和一体化的固有倾向中，都开始呈现出现代的而且是众所周知的概貌。
在1911年解散后，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这样一个庞大的炼油公司实际上没有自己的石油，十分依赖其他公司，因此易于受到供应者和市场冲动的损害。作为其扩大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可靠原油来源的中心战略的一部分，沃尔特。蒂格尔既谋取国内的供应，也谋求国外的供应。早在19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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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泽西公司就已买下亨布尔石油公司的刚好超过半数的股份，因为这家最主要的得克萨斯石油生产者急需资本。亨布尔公司迅即把泽西公司的钱投入合适的用途；到1921年，它已是得克萨斯州的最大生产者，对蒂格尔要保证得到原油的目的作出很大的贡献。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也已开始成为炼油公司，它敢作敢为地提出要从西南部和怀俄明两处保证自己的原油供应，从而保护它在炼油系统的投资。它还买下了泛美石油公司，这是墨西哥的主要美国公司之一。同时，较大的原油生产者都向下游发展，以保证他们自己的市场。
后来称为马拉松的俄亥俄石油公司，是1911年标准石油公司解散前的最大生产公司。
现在它通过买进，开始转变为炼油和市场上的交易者，这样做适得其时。在1926年和1930年间，公司的产量差不多增加一倍；除了其他所得外，它最后还控制了得克萨斯州非常多产的耶茨油田的一半。因此，它需要直接进入市场。
菲利普斯石油公司是由前理发师和前债券推销员弗朗克。菲利普斯创建的，他在撮合石油交易中大大提高了鉴别力。也许因为他又是一位银行家，他尤其擅于消除投资者的怀疑，因此在纽约、芝加哥和其他大城市筹得资金。石油的兴衰使他感到厌恶，几乎要想放弃石油业务，在美国中西部开始建立一个银行网，当时因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油价上涨，于是又把他拉回到石油业中去。到了二十年代中期，菲利普斯和他的兄弟已经把公司建成为主要的独立生产者之一，与海湾公司和得克萨斯公司属于同一范畴。
1927年11月，为适应日渐增长的石油过剩，菲利普斯在得克萨斯州的潘亨特尔开设第一家炼油厂，同月又在堪萨斯州的威奇塔开设第一家服务站。为把威奇塔的业务办起来，公司职员打算给任何买主一张十加仑的免费汽油券。但他们首先必须获得弗朗克。菲利普斯的同意。“当然可以，干吧，”菲利普斯回答说，“无论如何它的价值和水不同。把你想给的全都给他们吧。”公司开始炼油和销售，其速度甚至比它成为原油生产者更快。到1930年，在开设第一个加油站的三年内，菲利普斯在十二个州建成或购买了六千七百五十个零售场所。
竞争的压力促使其他公司如法炮制，并建立它们自己的加油站，突破批发贸易的壁垒而进入零售贸易。它们已经建造了炼油厂，用以掌握新的原油供应；现在它们已经有把握会有市场和通向消费者的直接渠道。在1926年和1928年之间，海湾石油公司迅速把其零售经营扩大到中北部诸州。两个最敢作敢为的企业，即得克萨斯公司和壳牌公司，到二十年代末，都在所有的四十八个州进入市场。而且，当新的竞争者侵入它们已经确立的地区时，基础巩固的零售店不得不向新的地区扩展，以图保障有利可图。
这些入侵终止了最高法院的工作。标准石油托拉斯在1911年解散后，十年来一直坚持着一种模糊的影象。继承这个托拉斯的各公司靠合同、习惯、个人关系、旧时的忠诚、共同利益，以及共有的控制股东，依然结合在一起。如果这些公司在历史上有其联系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又是和睦相处而共同努力，这就不足为奇了。
每个继承的炼油公司——诸如泽西石油公司、纽约和印第安纳的标准石油公司，以及大西洋石油公司——已以特定的地理区域为基础。在这十年左右，它们或多或少对相互的边界是尊重的。
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它们开始互相侵犯对方的地区，并在业务上互相挑战。
大西洋炼油公司进入新泽西州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已经确立的市场——用它们1924年年度报告的话来说，“是保护的问题，而不是欲望的问题”。新泽西公司和东部的其他继承公司同几家中西部的继承公司，包括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在内，展开了激烈和大做广告的价格大战。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不亚于塔贝尔那样重要的一个权威惊叹地写道：“看来非常肯定，好像标准石油公司可能正在瓦解——在内部瓦解；好像它发生了大解散讼案所未尝造成过的一些事情。母公司定下油价，而它的西部的年轻力壮的亲戚却拒绝照办，这是四十年中没有发生过的事。”她说，对那些“从它出现时就注视着这种非常关系进展的人来说”，这种新发展“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虽然许多政客继续攻击“标准石油集团”，到了二十年代中期，全面控制的概念愈来愈过时了。相反，各继承公司都在把自己转变为大的、完全一体化的公司，连同像得克萨斯公司和海湾公司等几家所谓“独立公司”，正在达到支配这个工业的地步。不是一个庞然大物，而是许多很大的公司。联邦贸易委员会192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与二十年前标准石油公司控制80％精炼产品的生产相比，“分散的标准石油公司”控制了精炼产品产量的45％。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些继承公司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消失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研究发现，“这些公司不再通过共同利益来统一控制”。关于价格控制这个重大和没完没了的问题，联邦贸易委员会怀疑标准石油公司是否处于能用任何持久的方法操纵价格的地位：“长时期的价格上落实质上是由供需情况控制的……各大石油公司中是否有任何谅解、协议或操纵来抬高或压低精炼产品的价格，找不到什么最近的证据。”
“那些多嘴嚼舌的小子们”
标准石油托拉斯分裂为一大批新的富有进取心的公司，大大加剧了比赛中的竞争。各种各样以发现原油为基础的许多新公司的出现，或汽油炼制和销售的扩大，增加了竞争的激烈程度。这些发展与向一体化迈进相结合，推动了合并的强大浪潮。
洛克菲勒向收购和合并迈进，以维持其地位，这种努力不是实施全面控制——不再有此可能——而是保护并改进其竞争地位。例如，纽约标准石油公司买下一家加利福尼亚州的主要生产厂和炼油厂，后来又同真空石油公司合并，组成纽约标准一真空石油公司，并产生了“莫比尔”这个商标名称。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收购了加利福尼亚其他重要的生产公司之壳牌石油公司在这些年来迅速发展，其部分原因是通过敢作敢为的收购运动。但它继续坚持一项罗致美国投资者在内的政策，反映了德特丁在1916年立下的箴言。他曾经写道：“当然，在任何国家里看到一个企业办得很好而与当地人民无关，那总是个弱点（除政治上的考虑外）。无论把一个企业指导得多么好，或者无论在内心对人民感到多大兴趣，如果不会预测人们对这样一家公司会有一种嫉妒感，那是违反人的天性的。”但是即使是这位喜爱嘲笑别人的商人德特丁在内心也感到自己在合并和收购业务的某些方面在美国受到排斥。尤其引起他注意的是美国投资银行家的所作所为。他写信给壳牌石油公司的一家美国子公司的总经理说：“在我所遇见的所有贪婪的人中间，美国银行家们……绝对是无出其右者。”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就要出现的合并。1924年，壳牌石油公司即将买下一家名为贝尔里奇的产油公司，这家公司恰巧是在加利福尼亚贝克斯菲尔德的一个同名的多产油田邻近。卖价是八百万美元，但壳牌公司断定价格太高，终止了这笔交易。
五十五年后，即在1979年，壳牌石油公司终于争取以三十六亿美元买下贝尔里奇。
在二十年代初，壳牌石油公司也感到自己恰恰卷入了德特丁所曾告诫过的“那种嫉妒感”。通过收购，壳牌石油公司拥有加利福尼亚联合石油公司1 ／4 的控制权，而得到全部控制权将使这家公司在美国确实强大得很。但加利福尼亚的联合石油公司股东义愤填膺，激起爱国主义来反对“来自加利福尼亚以外面和我们完全陌生的参与者”。他们设法使美国参议院、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各种各样的内阁官员卷人纠纷，向他们全都提出警告说，这笔交易是“恶意损害”美国利益的。他们终于迫使壳牌石油公司卖掉它在联合石油公司的股权，虽然由于它两年投资得到50％的报酬，壳牌公司的沮丧有所减轻。
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和菲利浦石油公司行将合并。海湾石油公司和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也是如此。而在1929和1933年之间，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则用了许多业务时间专门谈判合并的条件。为使谈话保密和避开“电信系统”，沃尔特。蒂格尔坐了一列火车的私人专用车厢，使用假名，旅行到塔霍湖的一个游憩地方。但部分由于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总经理肯尼思。金斯伯里和他的同事——“金。雷克斯”和为泽西人民所熟知的“那些多嘴嚼舌的小子们”——的强硬谈判态度，谈判最后失败了。姑且不谈人的原因，合并失败的更重要原因在于泽西公司的会计制度，这种制度——引起沃尔特。蒂格尔的很大愤怒和懊恼——不能令人满意地确定新泽西公司的帐面价值或其真正的获利能力。
有件事确实使整个工业在实际上统一起来：虽然石油生产的科学理解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已有进步，反对由联邦政府直接控制的意见却势不可当。哈里。多尔蒂这个巨头对石油工业大部分人士谴责他不断要求调节感到愤怒。他预言，“石油工业长时期来处于麻烦之中……我不知道还要继续多少时间，但我将以我的一点点名誉来打赌，石油界每个人都愿意我们谋求联邦作出立法的时候将会到来。”但多尔蒂厌恶争论；由于长期的紧张斗争，他的健康状况不行了。他决定，他已受够了责骂，从此以后他力图把石油工业让给别人去经营。他在1929年写道，“如果一个人不断从一项工业得到的，比我们从石油工业得到的更为吃力不讨好，那我一定乐于会见他。我常向上帝祝愿，我决不要再做石油生意，我更经常祝愿我从来就不想要在石油业中带来改革。”
他对未来困难所作的预言，没有人给予多大注意。因为在这十年结束时，新的庞大公司一心想挑挑拣拣它们能和别人竞争的地位，并且稳定和调整供需平衡的前景，似乎无须政府干预也会是合理的。但是事与愿违。1929年10月，狂热的证券市场空前大跌，预示大萧条的来临，而大萧条就意味着失业、贫困和全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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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并终止了对石油需求的增长。此后，在1930年秋季，正当全国快快地得出结论，认为证券市场的崩溃不仅是“纠正”，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预示一场普遍的经济灾难来临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却导致发现了四十八个州中所曾发现的最大油田——黑巨人——这个油田本身就能满足全美洲很大一部分需求。由于这件事，哈里。多尔蒂将会证明他的目标是正确的。
12、“为新的生产而斗争”
等式——石油等于力量——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得到证明，而且从那场冲突中出现了石油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新时代。当然，这些关系为供需的易变动态所左右：谁有石油，谁要石油，石油的价值多少。然而现在比市场经济更多的东西要成为等式中的因素。如果石油就是力量，那它又是主权的象征。这必然意味着石油公司的目的与民族国家的利益之间有冲突，这种冲突将成为国际政治中持久的特征。
墨西哥的黄金通道二十世纪初期，在美国之外的西半球进行勘探，首先集中于墨西哥。两个占优势的公司是泛美石油公司和墨西哥鹰石油公司，前者由后来卷入蒂波特山丑闻的爱德华。I.多赫尼领导；后者由后来成为考德雷勋爵的英国人威特门。皮尔逊爵士领导。多赫尼已是加利福尼亚州有成就的石油业者，他在1900年首次前往墨西哥，应墨西哥国家铁路局头儿的邀请，去寻找石油地区。这位头儿由于木材燃料不足，急于想看到在他的铁路沿线有什么地方能开发出石油来。
皮尔逊的兴趣更为广泛；他是十九世纪最大的工程承包商之一。他富有才能，在技术上有高度创新精神，又是一个大胆的企业家。他仿佛生来就要学工程，因为他有数学的天赋，并且在性格上不活跃、平稳、细致和不屈不挠。这位耿直和不讨人喜欢的皮尔逊还有指挥者的天赋才能。他在剑桥和牛津读书时都不住在校里，以利于从事在约克郡有基础的家庭工程业务。他早年所做的艰苦和肮脏工作，使他毕生成为习惯的是首先要把双手和指甲擦洗干净。这都是他永不停地注意工作细节的一部分。
“皮尔逊触觉”——他获得大规模成就的诀窍——是颇受赞赏的。但对于如何发挥触觉的作用，他很少幻想。他写信给他的女儿说：“命运女神是很难捉摸的；唯一的办法是对你认为能实现的命运写一个纲要，然后不计后果地蛮干。”他对他的儿子又补充说，“在反对你的同事或推翻他们的决定时，不要有一秒钟犹豫。除非业务首脑是个独裁者一当然，戴上丝手套越伪装越好——否则就没有能获得永久成功的业务。”他反复证明他自己的格言。他负责十九世纪末的几处工程所产生的奇迹，包括泰晤士河的黑壁隧道，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建筑的纽约东河下面的四条隧道，以及多佛港。最后，他所确立的控制范围包罗万象，从《金融时报》、《经济学家》和企鹅丛书到伦敦拉扎德的投资银行，以及一家石油服务公司。但墨西哥将会为他提供更大一部分财产的基础。
“皮尔逊触觉”的魁力是那么大，以至于墨西哥的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总统邀请他去墨西哥，处理几项大工程中的第一项工程——为墨西哥城排水的大水道，接着是维拉克鲁斯港和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特旺特佩克铁路。从他到达墨西哥开始经营业务时起，皮尔逊就努力工作，迎合墨西哥人，尤其是讨好迪亚斯及其周围的人，给以种种好处和赠送礼物，包括赠送一些奇异珍贵的欧洲艺术品，甚至花十万英镑用他的名字创办一所医院。他似乎总是愿意以美国人不会采取的方法向墨西哥人的敏感问题作出让步。他同英国人的关系对墨西哥人也留下深刻印象；在皮尔逊占有几年席位的议会里，他以“为墨西哥而担任的议员”闻名。但皮尔逊也应把他在墨西哥的地位归功于迪亚斯在政治上冷静的深谋远虑。据说这位独裁者曾经说过，“可怜的墨西哥离开上帝那么远而离开美国却那么近。”迪亚斯和他周围的政客们不能容许美国人完全支配他们的经济；因此，迪亚斯有充分理由从一个遥远的国家请一位世界闻名的工程师来承担大工程项目，然后给他一切机会来扩大他在墨西哥的活动。
1901年，皮尔逊在到墨西哥去的一次旅行中，在得克萨斯边界的拉雷多镇错失了铁路联运换车。他被迫在那里过夜，发现这个城镇犹如他所说的，在斯平德托普被发现前三个月，“石油热如痴若狂”，扩大到全国。他回想起一位雇员所写的关于墨西哥油苗的报告，检查了短时期内能在拉雷多找到的所有石油情况简介，然后发电报给他的经理，“急速行动”去取得前途有希望的油田。他下令说，“我有把握，我们正在同负责人们打交道。”他推论说，石油将是他那条新的特旺特佩克铁路的好燃料。这一切都是在中途停留九个小时内完成的。皮尔逊的墨西哥石油事业开始了。他把他的勘探地区扩大到包括塔巴斯科在内，只雇用了曾在斯平德托普使油井投产的安东尼。卢卡斯上尉在墨西哥协助他。
接着就是要庞大的开支和紧张的商务约定。然而，差不多在整整十年之后，皮尔逊的墨西哥鹰石油公司在生产方面没有什么表现。经过磨炼和意气沮丧的皮尔逊于1908年写信给他的儿子说，“我轻率地着手经营这个企业，有许多问题没有认识，只觉得石油就是一种财富，艰苦的工作和应用就会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他写给妻子的信甚至更为忧伤。他写道，“同老一辈人比较，我不得不认为我是多么胆小的冒险家。我是懒懒散散的，有两件事深感可怕——第一件是我在判断和管理中引以自豪的东西将化为乌有，第二件是我将要重新开始生活。这些担忧使我时时成为一个懦夫。我知道，如果我的石油冒险事业终于不得不失败，留给我的也足够我平静地生活了……然而在它被证明是成功之前，我一直紧张不安，有时感到泄气。”
终于在1909年，他承认自己对石油业务的知识是“肤浅的”，于是解雇了他曾雇用的英国咨询地质学家、著名的托马斯。波韦顿。雷德伍德爵士和他的公司，改雇了从前与美国地质调查所有联系的美国人。他们证明了他们的勇敢奋发精神，因为现在以考德雷勋爵闻名的皮尔逊于1910年大大地获得意外成功，首先是发现惊人的平原4 号油井，每天涌出石油十一万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油井。这些发现创造了墨西哥的繁荣；实际上它还在一夜之间使墨西哥鹰石油公司成为世界上主要石油公司之一。生产集中在离坦皮科不远的“黄金通道”沿线，沿此线有一些每天生产七万桶到十万桶的油井不久就不足为奇了。
墨西哥迅即成为世界石油市场的主力。其原油的质量达到主要可用以炼成燃料油的水平，在工业、铁路和航运市场上直接与煤竞争。到1913年，墨西哥石油甚至被用于俄国铁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墨西哥成为美国石油的关键性产地，而到了1920年，它满足了美国国内需求的20％。到1921年，墨西哥已迅速获得惊人的地位：它是世界上第二个最大石油生产国，每年产量为一亿九千三百万桶。
然而，那时墨西哥的政治环境已有急剧变化。1911年，八十一岁的迪亚斯总统——有人说，牙痛引起精神错乱，导致败血病——被推翻，开始了墨西哥革命。后来不断发生的暴力行动，大大减少了外国人在这个国家投资的兴趣。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在墨西哥经营业务的首脑E.J.萨德勒，在他携带着发放的工资时被暴徒捕获，遭到毒打，听任其死去。不知怎么，他活下来了，觅路回到营地。但从此以后，他永远不再随身携带二十五美元以上的现金，总是佩戴一只廉价金表，可以交给袭击者，而且他对更多地卷人墨西哥感到出乎内心的厌恶。属于墨西哥鹰石油公司的石油营地曾遭蹂躏，一度被反叛者占领，有些雇员遭到杀害。1918年10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个月，卡洛斯特。古本金代表亨利。德特丁与考德雷接触。古本金说，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将乐于购买墨西哥鹰石油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并接受其管理部门，从而“让考德雷勋爵心里完全平静”。
在墨西哥二十年的石油开发，使考德雷不仅疲倦困乏，而且避免进一步冒险。这位英国人已经饱经沧桑。他向一位英国政府官员解释说，他不愿“无限期地独力担负这个庞大企业的财政包袱”。考德雷迅即接受古本金向他提出的建议，而且引退了——如果不是心里完全平静的话，至少也感到宽慰，而且大大增加了他的财富。他对时机的选择恰到好处，因为墨西哥鹰石油公司不大可能证明是壳牌石油公司的一个最佳收购对象。在出售后，盐水几乎马上开始侵入壳牌石油公司向他购买的巨大产油井内。盐水侵入是很坏的信息——它意味着石油产量下降的开始。同样的变化过程立即被其他石油公司注意到。只要以更多的奖金，用更好的技术，并进行新的勘探，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在革命动乱之中，外国公司不愿逐步增加投资。确实，它们在墨西哥已经日益衰落了。因为，事实证明，以墨西哥民族主义者和革命党人为一方和以外国投资者为另一方之间的激烈斗争，对石油公司活动的影响，要比革命本身的无法无天和物质上的危险更深远得多。
墨西哥出现的冲突，将会立即成为全世界所熟悉的政府与石油公司之间的基本和持久的斗争界线。在墨西哥，问题产生在两件事情上；各项协定的稳定性以及主权和所有权问题。石油的利益属于谁？墨西哥人想要重申暂时搁置的原则。在1884年以前，国内的地下“底土”里的资源首先属于君主，然后属于国家。波菲里奥。迪亚斯政权改变了那种法定传统，把底土资源的所有权交给农场主和牧场主以及其他拥有地面所有权的地主，他们则欢迎外国资本，使外国资本终于控制了全部石油产业的90％。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始终是恢复那些资源的国有原则。此事已经做到，并列明在1917年宪法第二十七条。它成为斗争的中心。墨西哥已夺回石油，但没有外国资本就不能开发或销售，而投资者没有得到合同保证和获利的希望，则不愿承担风险和开发费用。
除底上国有化外，相继产生的墨西哥政权所采取的其他各种行动——各种条例的颁布和赋税的增加——刺激了政府同石油公司
的不断冲突。由爱德华。多赫尼领导的有些石油公司，在华盛顿激起强烈的情绪以采取军事干预，保护美国人在墨西哥“生死攸关”的所有石油储藏量，它们获得成功。由于墨西哥作出努力，提高财政收入以偿付它拖欠的外债，斗争甚至更为复杂化。主要的美国银行家们敏锐地看到，墨西哥为了确保偿付债务，需要石油的财政收入。因此他们站在墨西哥一边对付美国石油公司，并强烈地反对公司要求干预和采取惩罚性制裁。
石油对抗使墨西哥同美国的关系不断动荡。华盛顿惯常对改变中的墨西哥政权在外交上不予承认，这两个国家看来不只一次地接近于发生战争。在美国人看来，重要的利益和权利，包括私有财产权在内，都受到侵犯，合同和交易都遭到破坏。当华盛顿向南注视墨西哥时，它看到的是不稳定、不安全、盗匪猖獗、无政府状态，对战略资源流动的危险威胁，并且逃避履行合同。但是当墨西哥注视华盛顿和美国石油公司时，它看到的是外国剥削、耻辱、侵犯主权，以及巨大的负担、压力和“美国佬帝国主义”的权力。至于石油公司，则越来越感到易受攻击和遭受危险，这就导致减少投资和在活动及工作人员方面迅速退却。这些作用很快就在产量的骤然下降上反映出来，墨西哥不久就不再成为一个世界石油大国了。
戈梅斯将军的委内瑞拉“大庄园”
对世界石油需求的期望，对供应不足的担忧，已为战争所证实的石油在国家力量中的新作用，当然还有获取利润——所有这一切都促使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在其1920年的年度报告中称之为“为新生产的战斗”。它宣称，“我们必须在获得新地区的斗争中不被人超过……在成功的机会存在的任何地方，都有我们的地质学家。”委内瑞拉名列榜首，这不仅是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名单上如此。墨西哥政治环境的变化促使石油界人士成批移居到委内瑞拉去。几世纪前，早期的西班牙勘探者在那里曾经注意到印第安人是怎样利用石油苗来修补他们的独木舟的。现在委内瑞拉与墨西哥形成对照，呈现出一种友好的政治气氛。这是残忍、狡猾和贪婪的独裁者胡安。文森特。戈梅斯亲手炮制出来的事，他为了他个人发财致富统治了委内瑞拉二十七年。
委内瑞拉本身是个人口稀少、贫困的农业国。自从这个国家于1829年从西班牙获得解放以来，军阀统治着各个地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立法机构中的一百八十四名议员至少有一百十二名设法得到将军头衔。戈梅斯于1908年夺取权力，开始集中权力并把国家转变为个人的领地，亦即成为他的私人大庄园。他几乎没有什么文化，通过他的亲信和家族进行统治——据一项计算，他是九十七个私生子的父亲。他安置他的兄弟为副总统，此人保持这个职位直到他被戈梅斯的儿子所谋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戈梅斯喜欢穿着特迪。罗斯福所穿的那种宽大的猎装。在战争期间，他是亲德的，模仿德国皇帝的穿着。伍德罗。威尔逊称他为“恶棍”，这是对通过恐怖和残忍紧紧控制这个国家者的一个温和的称号。驻加拉加斯的英国公使就更为率直了；他把戈梅斯描绘为“最符合十世纪字义的一个‘专制君主’”。不管他的文化状况如何，戈梅斯知道，除专制的政治权力外，他想要的就是大量财富。如果他的贫困的国家要在经济上发展起来，如果他本人要变得富起来，那就需要财政收入。这两个目的合而为一。财政收入意味着外国资本。石油是戈梅斯的机会；但他精明地认识到，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他要保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财政环境。
到1913年，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已经在委内瑞拉的马拉开波湖附近开工，1914年开始进行小量的商业性生产。1919年，随着战后对委内瑞拉兴趣的高涨，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派出探测人员去察看这个国家，其中有一位地质学家，他决定完全离开马拉开波盆地。他解释道，“任何人只要在那里停留几个星期，几乎肯定会传染上疟疾或肝病和肠疾，这些可能变成慢性病。”他反对在委内瑞拉投资。但和他一起前来旅行的一位新泽西公司经理不同意。他认为，在委内瑞拉更要考虑的不是疟疾、肝病和肠疾，而是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承诺。他报告说，“他们在那里已经花了几百万元，说明这个国家可能有大量石油。”不在拉丁美洲发展生产，就会危及标准石油公司在供应拉丁美洲的石油方面保持优势的能力。
可是，要在戈梅斯将军的“大庄园”上获得石油开采特许权，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标准石油公司的代表设法安排去见将军本人，而不是像平常那样通过东道主会见。将军似乎使人鼓舞，标准石油公司有了些信心，开出了价。但是，就在这一天，有一位朱里奥。门德兹对同一特许权也投了标，他刚好是戈梅斯的女婿，巧合地获得了特许权——并且立即售给另一家公司。最后，新泽西公司也确实获得大面积的土地，有些来自其他美国公司，有些则来自朱里奥。门德兹，包括马拉开波湖下的四千二百英亩在内。最后那笔交易被认为是个大笑话。一位新泽西公司的高级职员提出，公司还要买一条小船，这样，如果湖底下的四千二百英亩的土地采不出石油，公司可以经营捕鱼业务。
即使在干的土地上，要在委内瑞拉寻找石油也是困难和危险的。那里实际上没有可供汽车通行的道路，甚至可供牛车通行的路也很少。地质学家们靠独木舟或骡子跋涉。这个国家甚至从来没有准确地绘制过地图；经发现，地图上标明的河流并不存在，或者如果存在，也是与描绘出来的完全不同的一些支流。疾病似乎非袭击来到这个国家的几乎每一个人不可。一位美国地质学家回忆说，“蚊子是我在任何地方看到过的最坏和最大的。”地质学家们还得对付另一种虫，这种虫专门在人的皮肤下面产卵。人们得不到医疗，医疗方法很原始或者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医疗工作。除此以外，随同前来的地质学家和钻探工们，还要同怀有敌意的印第安部落斗争＊位新泽西公司的钻探工坐在食堂的门廊时，被一箭射死；从此以后，在箭程之内成长的密林，被下令截短。迟至1929年，壳牌石油公司用几层特制的布来保护拖拉机的坐舱，这些布的密度足以挡住印第安人的箭。
戈梅斯想要引进外国资本，致使他的政府谋求美国驻加拉加斯公使和美国公司双方的帮助，以起草后来成为石油法的一项法律。它规定石油开采特许权的期限、赋税和开采使用费，并规定一旦授予特许权后，戈梅斯统治下的委内瑞拉就要提供政治上的预报以及行政上和财政上的稳定性——同墨西哥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甚至迟至1922年，即新石油法颁布之年，那里是否会有任何大规模的石油开发，依然是个问题。勘探的结果是引起兴趣的，但仅此而已，而事实正在证明，所需的资本和人力却是非常大的。1922年，一些美国地质学家已经花了四年时间为壳牌石油公司绘制这个国家的地图，他们对委内瑞拉和整个南美大陆的石油前景提出令人沮丧的估价。他们所看到的是“海市蜃楼”。他们说，在美国花十美分增加的生产，要比“在热带花一美元更能产生利润”。他们甚至论证说，在美国生产页岩油要比生产来自委内瑞拉和拉丁美洲其他地方的石油更为便宜。
他们的判断是不成熟的。同年12月，壳牌石油公司在马拉开波盆地拉罗萨油田的巴罗索油井突然冒出了无法控制的油流，估计每天有十万桶。最初好像不特别有希望的拉罗萨油田，被当地的壳牌石油公司经理乔治。雷诺兹选中和立桩标明。他就是那一位乔治。雷诺兹——“结实的英国橡树”——十五年前他面对巨大的障碍，曾果断地指导波斯的英波石油工程，首次发现石油，得到了一笔很小的奖金，后来就让他走了。十五年前凭他的坚毅行为，打开了中东的石油生产。现在他又为委内瑞拉做了同样的事情。
拉罗萨油田的发现，证实了委内瑞拉能够成为世界级的石油生产国。这一发现开始了石油大狂热。一百多批人，大部分是美国人，但有些是英国人，不久就在这个国家里活跃起来。他们从最大的公司起，直到像威廉。F.巴克利这样的独立石油经营者都有。巴克利得到建造一个石油港的特许权。石油洪流为戈梅斯将军发财致富提供巨大的机会。他的亲属和密友，即所谓“戈梅斯帮”，将会从政府可靠地得到经过选择的特许权，然后按很大的利润转售给各个外国公司，把回扣付给将军本人。后来，为使这类事情正式化，将军和他的朋友们设立一个徒具空名的团体，即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但更为人所熟知的是“戈梅斯将军的公司”。“戈梅斯帮”对各种外国申请者的拖延敷衍已发展成为一种微妙的艺术。这些公司别无选择——就是说，如果它们想要参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委内瑞拉的石油大繁荣，除了通过戈梅斯的公司别无选择。
开发以拼命的高速度进行。1921年，委内瑞拉仅生产一百四十万桶。到1929年，它生产了一亿三千七百万桶，从而使它在总产量方面仅次于美国。那年，石油为委内瑞拉提供了出口收入的76％和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这个国家已成为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生产的一个最大的来源，到了1932年，委内瑞拉又是英国的一个最大的供应者，其次是波斯，然后是美国。不到十年，委内瑞拉显然成为一个石油国。而且它在争取外国资本中获胜。在委内瑞拉，勘探和开发需要大规模投资，因此尽管有许多竞争者，实际上仍由少数几家公司支配着局面。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只有三家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占有大部分产量——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和泛美石油公司。最后一家是爱德华。多赫尼的公司，它依然是在墨西哥占优势的生产者之一。1925年，泛美石油公司被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收购。
要不是戈梅斯提供一个比较好客的政治环境，外国对委内瑞拉石油的这种规模投资不大可能会发生。但是，稳定能持续多久呢？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子公司拉戈公司的一位代表，于1928年告知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说：“戈梅斯总统不能永远活下去，总有这样一种危险存在着，即具有更加激进倾向的新政府可能企图没收石油资产，并遵循墨西哥曾采取的一些政策。”因此，为安全起见，拉戈公司为委
内瑞拉建造的庞大出口炼油厂不是造在委内瑞拉，而是造在阿鲁巴，那是一个刚好在海岸边的荷属岛屿。壳牌公司也在另一个荷属岛屿库拉索采取同样办法。
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不像壳牌公司和其他公司那样，尽管支出浩大，却谈不上在委内瑞拉有什么勘探成就。在纽约，负责委内瑞拉的高级管理人员，被人们称为“不生产的生产董事”。1928年，由于把新技术应用于另一家公司所放弃的一块特许开采地，新泽西标准公司终于获得第一次重大成功。水下钻探技术的发展打开了马拉开波湖的水下丰富矿藏，终于使湖底的大量石油上升。现在没有人再开玩笑，说新泽西公司将以捕鱼为业了。
1932年，由于大萧条，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担心美国对进口石油征收新关税——汽油每桶1.05美元，原油和燃料油每桶0.21美元——实际上将把委内瑞拉石油拒于美国门外。印第安纳标准公司没有可使石油转向国外销售的体系。它也担忧在大萧条中增资的需要，以及它在墨西哥的资产被国有化的可能性。这些情况综合起来风险看来很大，所以它把国外经营的业务都转让给新泽西公司，其中包括它在委内瑞拉的很大地盘。新泽西标准公司一部分用股票支付，因此印第安纳公司暂时成为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个最大股东。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石油和政治之间的冲突，最引人注目的不在西半球而是在东半球。战前，俄国石油在世界市场上曾经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但现在，石油是在苏联的共产党新政府手中。这将怎样来选择比赛呢，按谁家的规则来比赛呢？
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由于刚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购买了罗思柴尔德家族在俄国的巨大石油股权，处于最危险的境地。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许多方面都忙于试图以廉价获得俄国的油田。据说古本金按“廉价部”的价格购买流亡俄国人的财产。没有一个人会放过这样的交易，他还买了些艺术珍品，这些都是那些渴望获得现款的流亡者放在行李中随身带出来的。
与罗思柴尔德家族不同，诺贝尔家族把权益牢牢放在俄国石油上。但在革命期间，诺贝尔家族逃离这个国家，一批人假扮成农民，另一批人靠雪橇和双脚越过边界，进入芬兰。七十五年后，他们在俄国的王朝不再存在了。他们最后前往巴黎，蛰居在默里斯饭店，试图考虑拯救他们的石油帝国——以及如何救法。
答案是减价出售。诺贝尔家族把他们在俄国的全部石油业务向德特了开价出售。那时这个国家仍在混乱和内战中，结局全然未定。德特丁立即抓住对方报价的机会：这个机会将使他成为俄国石油的主子。把握只有一个——假定布尔什维克会失败。他带头组成一个辛迪加，把英波公司和考德雷勋爵的股权都放在一起，同诺贝尔家族谈判。他深信，布尔什维克政权不能持久。1920年，他写信给古本金说，“布尔什维克不但要从高加索被清除出去，在大约六个月内还要从整个俄国被清除出去。”作为一种保险政策，德特丁谋求英国外交部的政治支持，作为保证。当英国外交部拒绝时，他坚持诺贝尔家族保留少数股份，或者充其量由这个集团购下买卖权，直到“建立某种固定形式的政府”为止。诺贝尔家族完全想脱身出来，由于德特丁的态度不肯改变，谈判失败了。
但另一个潜在的追求者正在旁边等候着，而且坦率地说，这个追求者对诺贝尔家族更有吸引力，不仅因为其财力，还因为其国籍有指望得到美国政府的政治支持。它就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在这大不相同和更具威胁的时候，终于有机会可以实现长期以来谋求建立的美俄石油联盟了，这是诺贝尔家族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就想稳步推进的。
反过来新泽西公司也有利害关系。沃尔特。蒂格尔和他的同事们全都很清楚地记得俄国石油一度对老的标准石油托拉斯的影响，挫败了它创立全世界石油秩序的努力。他们知道，在地中海市场上，俄国供应的石油要比从美国出口的石油便宜得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的出口曾经停止，但是如果生产充分恢复而新技术得到应用，它能再一次把美国石油从欧洲市场上赶出去。标准石油公司对俄国石油拥有发言权，要比发言权掌握在一个竞争者手里好。蒂格尔评论说，“我看别无其他选择，我们唯有冒这一次险，进行投资。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我认为我们将不能再对俄国的生产局面施加任何重要的影响。”
新泽西标准公司和诺贝尔家族开始紧张的谈判——尽管颇有可能诺贝尔家族正在试图出售的财产可能不再为他们所有。1920年4 月这一冒险变得更加现实，当时布尔什维克收复了巴库，并迅即把油田国有化。在巴库工作的英国工程师们都被投入监狱，同时有些“诺贝尔族人”被当作间谍来审讯。然而，如果布尔什维克失败，这笔交易是多么有吸引力，而且对布尔什维克会失败的信心又是那么强烈，以致新泽西公司和诺贝尔家族继续他们的洽谈。1920年7 月，国有化后不到三个月，交易完成了。标准石油公司按显然是廉价商品部的价格——现付六百五十万美元，并约期再付七百五十万美元，买下诺贝尔在俄国的石油股权的一半控制权。作为交换条件，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得控制至少1 ／3 的俄国石油产量，其中40％供精炼，60％在俄国国内市场上销售。但是，不管西方石油界人士想要相信的是什么，实际上风险是很大的——而且一切太明显了。如果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终究生存下来，情况会怎样呢？它已经把油田国有化，可能由自己来经营，或者把它们交付国际拍卖集团去处理。
在随之而来的资本家与共产党员之间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以老练和机智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利奥尼德。克拉辛为代表。他是个高个子，容貌清秀端正，蓄有削尖的胡子，温文尔雅，颇有说服力，而且好像是通情达理的，并不完全像西方人所预料的那样残忍和狂热。他还照顾夫人们。一位英国妇女心醉神迷地说，他“看来处处都像受过高度教养和训练的人，是个颇有才智和风度的名副其实的贵族”。克拉辛与他的其他同志不同，理解资本家，因为他本人曾经就是个资本家。战前，他担任过巴库电力公司的大可尊敬的经理，后来是庞大的德国联合企业西门子的俄国代表。可是，同时克拉辛又是个不公开的主要技术专家，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说，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财政部长”。他喜欢说，“我是个不隐蔽的人。”战争期间，他在沙皇国家担任官职，曾是俄国战争经济的主要设计师之一，同他的革命党伙伴们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同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的一次争论使他那么苦恼，以至于他放弃了食肉，靠吃马奶过活。但布尔什维克需要他和他的管理才能——他是布尔什维克统治集团中的唯一大商人——他是带着双重身份在革命中出现的，不仅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还是运输人民委员。从这些职位中，他会施加很大影响。
当标准石油公司正在全神贯注于同诺贝尔家族谈判时，克拉辛来到伦敦，为布尔什维克政府商讨贸易关系。1920年5 月31日，他应首相劳合。乔治的邀请，来到唐宁街10号——这是个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苏联的一位使者第一次受到西方大国政府首脑的接见。他的出现，在英国人中间大大激起了好奇心，它与反感相结合。外交大臣寇松勋爵凝视着火炉，双手在背后紧勾着，拒绝同克拉辛握手，直到劳合。乔治严厉地指责他：“寇松！做个绅士吧！”
此后好几个月，英苏之间的商讨虽有很大的困难，但仍在继续进行。列宁本人托人带了一封密信给伦敦的克拉辛：“那个猪移劳合。乔治进行欺骗是毫无顾忌的，也是不知羞耻的；不要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要以三倍数量的谎话来欺骗他。”虽然谈判拖延下去，克拉辛却证明自己非常善于刺激英国实业家渴求贸易的欲望。但他处于较弱的一方。因为苏联是个走向经济灾难的国家，它遭受到可悲的工业生产不足、通货膨胀、资金严重缺乏和食物普遍短缺的困扰。它极度需要外国资本来开发、生产和销售它的天然资源。为了达到那个目的，1920年11月莫斯科宣布新政策，对外国投资者给予特许权。
然后在1921年3 月，列宁又迈进一步。他宣布了众所周知的新经济政策。此项政策提供了扩大的国内市场体系，恢复私营企业，并扩大苏联对外贸易和出售特许权的承诺。这不是列宁内心有所感受而作的改变；他只是在对付眼前和急迫的需要。他宣称，“没有来自国外的设备和技术援助，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恢复我们支离破碎的经济。”为了获得那种援助，他准备“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辛迪加”给予广泛的特许权。无独有偶，他的最初两个例子都涉及石油——“巴库油田的1 ／4 ，格罗兹尼油田的1 ／4 ”。像在沙皇时代那样，石油又能再一次成为最有利可图的出口商品。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称它为“液体黄金”。
列宁同西方恢复友好关系遭到其他同志的强烈反对，其中包括始终怀有猜疑态度的斯大林在内。斯大林警告说，前来苏联的商人中，会包括“世界资产阶级中最好的间谍”，而更加广泛的合同则会导致危险地暴露出俄国的弱点。然而，列宁宣布新经济政策后一周，为对此项政策加以肯定，克拉辛在伦敦签署了英苏贸易协定。他然后以极为聪明的手法与各种公司进行接触，以出售新的石油开采特许权向各方炫示，同时利用谣言和暗示来挑拨一家公司反对另一家公司。
德特丁下定决心，他对于丧失诺贝尔那笔交易并不感到失望。完全没有。他像诺贝尔家族那样，深信标准石油公司的进入俄国，对所有外国投资者，包括拥有前罗思柴尔德产业的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在内，都带来强有力的保险措施。他教训古本金说，“我们已经有了几个好座位，而在俄国人桌上有很大一部分食物。同那些对吃饭也有很大兴趣的其他人一起吃饭，那是非常好的。”但德特丁无意于被动地接受布尔什维克力求出售的资产，他认为这是他的资产，所以谈判桌上没有他。沃尔特。蒂格尔为此也没有参加。
寻找一条联合战线1922年，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和诺贝尔公司开始形成众所周知的联合战线c 其目的是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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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产生一个共同集团来对付苏联对他们在俄国石油资产和他们的贸易进行的威胁。最后有十二家其他公司加入进去。所有成员保证共同与苏联斗争，不让被逐个击破。他们一致要为已被国有化的资产谋求补偿，并且互不单独同俄国人打交道。当然，那里同别处一样，姑不论苏联人怎样，“石油商兄弟们”是很难相互信任的。因此，尽管相互之间有誓约和诺言，联合战线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先天不足，而那位颇能了解资本家及其竞争本能的狡猾的利奥尼德。克拉辛，继续以巧妙的手法把这些公司玩弄于股掌之间，使它们互相反对。
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市场里，各公司都感到廉价的俄国石油不断增长而竟争压力越来越大。从1920年到1923年实际上处于蛰伏状态的苏联石油工业，后来在引进大量西方技术的帮助下迅速复兴，不久苏联又作为一个出口国重新进入世界市场。在新泽西标准公司内部，资深的高级管理人员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无论他们在资产方面的要求是什么，他们是否应该开始购买较为便宜的俄国石油，还是应该根据道义和业务这两方面的理由继续迟迟不进呢？蒂格尔现在懊悔在诺贝尔的企业中投资了。他说，“我确信，不把这种样子的病孩扶起来并多年来培育他，我们就能以同量的资金在别处投到石油业中去，这样便能使投资立即变为有生产价值。”
标准石油公司德国业务机构的首脑海因里希。里德曼对事情的看法有点不同。他断定，私营公司要能够保卫它们的权利而不被没收和国有化，那不是容易的。他说，“一个像俄国那样参与工商企业的政府是新产生的事物，在工商业历史中从未听到过。”他还说，“我们没有人喜欢帮助苏联的想法。但是，如果别人愿意，而我们却离得远远的，又有什么用处呢？”实际上，其他西方集团已经在敲门了，有些是不声不响的，有些却是大吹大擂的，都在谋求在苏联全国获得开采特许权——从高加索的巴库，一直到西伯利亚海岸外面的库页岛。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壳牌公司和其他公司对高加索油田的资产都已经提出了主权要求，而苏联却在把高加索的石油当作自己的产品出售，使问题更加恶化了。
要挫败苏联人，倒有个可行的办法：新泽西公司和壳牌公司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机构来购买俄国石油。蒂格尔全然不喜欢这个意见。他说，“我知道，在探索这种方法时，我用老眼光来看，但是总觉得，试图以友好的条件同那些在夜里潜入你的住宅或盗窃你的财产的人打交道，对我从来就没有吸引力，也决不是可以对他行使的最正确的办法。”然而，一旦其他美国公司开始购买更多的俄国石油，并且用来同新泽西标准公司直接竟争时，公司内部反对同俄国人做生意的意见让步了。一个联合的新泽西一壳牌公司的购买组织终于在1924年11月成立，两家公司开始探索同苏联人做生意的可供选择的办法。蒂格尔私下对如何处理整个问题颇有怨言。这是典型的业务问题，没有充分时间来作长期考虑。他写信给里德曼说，“在回顾过去六个月或八个月内我们所做的事情时，我对这一事实的印象颇为深刻，就像从俄国购入那么一个问题，是一个多么重要的问题，而实际上却没有给予应有的考虑。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而我们的业务时间又都被占了，因而看来我们多少犯了错误，如果我们真正能花些时间思考问题从而得出合理的结论，那我们是能够避免这些错误的。”
同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合作是一回事，但同苏联人合作依然使蒂格尔有反感。他在给里德曼的一封信中写道，“给予苏联一个石油市场，不仅实际上成为一个收赃者，还因偷窃来的东西易于获利而鼓励窃贼坚持其罪恶行径。”里德曼试图使那个激动的总经理平静下来。他于1925年圣诞前夜回信说，“人是奇怪的生物，不管有种种失望，他每年仍然怀着新的希望开始。所以让我们同样干吧。”
为同苏联人作出联合购买的安排而签订新泽西一壳牌协定，不久就显得迫不可待。协定甚至规定，把购买价格的5 ％留作补偿从前的所有者。蒂格尔和德特丁两人私下对全部承诺仍感怀疑。当建议的协定于1927年初失败时，德特丁几乎是高兴极了。他写信给蒂格尔说，“这些苏联交易化为乌有，我是那么高兴。我觉得人们有朝一日将会后悔，他竟同这些强盗们做出这些事情来，这些强盗的唯一目的是破坏所有文化并重新建立暴力。”
有一种感情显然掺入了德特丁的业务打算中。在他同白俄流亡者莉迪亚。巴甫洛娃结婚后，他好像成为更加坚定和直率的反共产主义者了。德特丁甚至打电报给小约翰。D.洛克菲勒，恳求他阻止标准石油公司的各继承公司购买俄国石油。荷兰人报告说，他曾“恳求”洛克菲勒，“为了人类的缘故”，“所有正派人”不应该“帮助苏联人得到硬通货现款”。他告诉洛克菲勒说，这个政权是“反对基督”的。他还说，无疑，洛克菲勒确实不想使他的公司“享有染着血的利润。……如果你的公司不给予支持，苏维埃的杀人制度不久就将完蛋。”
价格大战不管德特丁的恳求，标准石油公司的其他两家继承公司，即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和真空石油公司，都自行其是，同苏联人进行交易。纽约标准石油公司为俄国人在巴统建造了一座炼油工厂，把产权出售后又长期租用该厂。两家公司现在都签订了合同，购买俄国的大量煤油，尤其是为印度和其他亚洲市场购买。纽约标准公司需要俄国石油，用以供应它在印度的市场。壳牌公司在印度可以用其他来源来代替；纽约标准公司却没有。
德特丁勃然大怒。他痛斥纽约标准公司的总经理C.F.迈耶是个“既无自尊心又无才智的人”；1927年，为报复他认为是纽约标准公司的背信弃义，他在印度发动了一次严厉的价格大战，不久还把这种价格大战引入全世界的其他市场。纽约标准公司进行反击，在其他市场上再削价。德特丁还以报纸的宣传运动相配合，反对纽约标准石油公司购买“共产党的”石油。因为标准石油托拉斯的继承公司之间的界限难以辨别清楚——不仅公众如此，而且在德特丁心里也是如此，他怀疑太多，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它们——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被拖进了争吵之中。使沃尔特。蒂格尔大感不安的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也被谴责为购买“共产党的”石油。这一直就是德特丁的意图。德特丁用威胁的口气写信给新泽西标准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说，“我们现在正面临着如此巨大的事件，新泽西公司应自己解决这些事情。”他毫不令人怀疑地希望新泽西标准公司严厉对付纽约标准公司，使它就范，他说，新泽西标准公司“毕竟是最大的美国石油公司，并且无论如何是最有前途的一家公司，应该使较小的纽约标准公司懂得，它是新泽西公司的仆人而不是它的老板。”正如德特了所打算的那样，新泽西公司被迫公开批评其他两家公司向俄国人购买石油。蒂格尔可能从这一事件中找到一些安慰。他说，“欧洲有思考力的人现在第一次认识到，在标准石油公司和另一个石油公司之间，确有真正的不同。”
新泽西标准公司的高级经理们怀疑德特丁由于受到来自英国政府的压力，撤销了他同苏联人签订的联合购买协定。但是，随着价格大战的全面展开，一位高级英国官员向美国人保证，事实并非如此。这位官员写道，“由于他的不机智，亨利。德特丁爵士总是使自己陷于困境。”当俄国人询问壳牌公司和新泽西标准公司对于拟议中的联合购买石油企业的补偿安排时，“亨利爵士完全不知所措，告诉他们他将阻止任何人购买俄国石油。……这是个十足的傻瓜，同时他的这种做法也是完全异乎寻常的。……情况很明显，其他买主是不能置之不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出于他自己的轻浮易怒，使亨利爵士猛烈批评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并声明他要廉价出卖的决心。”
但在海牙他的一位荷兰董事的家宴上，德特了提出了他本人对事态发展的看法。他声称，“在比较和平的几年之后，我们发现自己突然在缅甸受到攻击，那里的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开始输入苏联煤油。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的防御是有效的进攻，我立即接受挑战，自此以后，我们在竭尽全力找到别人防御中的弱点时，我们从来就是猛冲和避开。我认为，至少在此刻，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关于对苏联石油的态度，再一次清楚地为人所理解。”
这两家游移不定的美国公司，即真空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是不会同意的。真空公司总经理深信，德特丁的目的实际上是使他的公司在其出口系统中不能获得廉价的石油，这恰恰就是同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直接竞争。然后它可赢得“俄国石油的独占供应以用于出口”。当新泽西公司谴责两家公司违反美国的原则时，真空公司的总经理注意到，美国的商人和农民都在忙于把棉花和其他产品出售给俄国。他问道，“让俄国购买比出售给它更不正当吗？”那将是一个长期继续存在的问题。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各大公司都对整个俄国石油间题感到厌烦。要求恢复它们的资产或补偿它们的投资的努力都已归于失败。而且，伊拉克的巴巴古尔古尔一口喷油井把它们的注意力转到中东新的供应来源方面来。新泽西公司董事会决定采取中立态度——既不谋求同苏联人订立合同，也不参加抵制。里德曼于1927年秋季把问题作出总结。他说，“从个人来说，我已把俄国埋葬了。”
要是这样，它将证明是个充满生气的死尸，因为日益增长的大量苏联石油进入已经充分满足了的世界市场。德特了曾怂恿在印度和别处发动的恶毒的和热烈的价格大战，其目的在于对付这种俄国石油，但对所有参加国际石油竞赛的人来说，其后果将大得多。
13涌流
他名叫哥伦布。乔伊纳，但是后来人们都叫他乔伊纳老爹，因为他是后来所发生的奇迹“之父”。1930年，他七十岁，走起路来身子从腰部起就得前俯，好像在人行道上寻找什么东西似的——说是风湿热的后遗症。他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倒了霉的漫画人物，寒伦得很，但始终不失为一个乐观、有口才和总是善于劝诱的冒险事业的兜售者。他的肤色柔软光洁，在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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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年龄的人是很少见的，他说这是吃胡萝卜的缘故。他所受的正规学校教育总共仅七周，但他在亚拉巴马州他家的农场里居住时曾受过家庭教师的辅导，上过阅读课，唯一的读本是《圣经》，也学会了书写，就是抄整章《创世记》。他吸收了钦定本英文《圣经》的语言，并且他知道如何许下发财的诺言来引人入瓮。有需要时，他也能写华美和温情的情书给寡妇们，这些寡妇的姓名是他从报纸上关于她们富有的丈夫的讣告中找到的。当然，他所关注的不是去安慰她们寂寞的心，而是看中她们的钱包。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石油大促进中，乔伊纳不过是许多小演员中的一个。石油股票和石油交易在这十年的狂热投机风气中是极其诱人的，实际上对任何嗜赌者来说，是不可抗拒的诱惑。一个兜售者问耶鲁大学1923届毕业班，“你们在一家石油公司投资一百美元作为开始，后来看到这笔投资值五万美元以上，这笔交易你们看怎么样？我们会越来越走上成功之路，要是你们同我们一起上路而且一直走下去，现在就是机会。”有些兜售者面对面地进行推销，甚至带未来的投资者一起去油田看看，在那里吃足“冷餐”和喝足“炎热的空气”。另外有些兜售者发现通信推销更为方便，他们寄发满是各种不着边际、天花乱坠的广告用语和空头诺言的信件，而寄回来的是装满了现款、汇款单和支票的邮袋，邮寄者也不提任何问题。有一位兜售者名叫弗雷德里克。科克博士，他自称做了好多其他事情，其中有一件，他曾抢在海军上将佩里前面先到了北极。他一个月寄出了三十万封信，因此他一年内捞了约二百万美元——后来他被联邦当局逮捕。讲到胆大妄为和十足放肆，很少有人比得上车将军开发公司了。有两个兜售者找到了一个名叫罗伯特。A.李的人（罗伯特。E.李将军的后裔），就说服他去向全国各地的投资者说，“我宁愿领导你们和其他一千个人去取得经济独立，而不去获得弗雷德里克斯堡或钱瑟勒斯维尔。”
相比之下，乔伊纳老爹是个不折不扣无关紧要的经营者。但他确有可取之处，他实际上想要冒险钻探油井，而不是全然去骗容易上当者的钱。他远在达拉斯那里干这行当，同其他兜售者在阿道弗斯旅店的门廊里闲呆着，这座旅店是圣路易斯市布希啤酒家族所建造的作为该市地标的巴罗克式建筑物。最后乔伊纳的目光终干落在东得克萨斯上，这是个屡受旱灾，极度贫困的地区，丘陵起伏，松林密布，到处是沙土，迄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的农业萧条中摆脱出来。这个地区中的两个主要城镇奥弗顿和汉德森，甚至都没有一条铺砌的路。对这个地区忧心忡仲的居民，乔伊纳老爹提出了一个美好希望的幻想——就是说在他们留有斑痕和荒芜的土壤下面，躺着一个石油的海洋，“地球上所有国王都会垂涎的宝库”。
对乔伊纳的东得克萨斯计划有所了解的大多数地质学家都加以讥笑，不是嘲弄便是放声大笑。在东得克萨斯没有石油。但乔伊纳确信有油——也可以说他是听从了“劳埃德医生”的话而确信起来的，这个人物是一个神秘的、自学的、自命的地质学家，他的体重有三百多磅，喜欢戴阔边帽和穿长统靴。有人说劳埃德医生又是个兽医；也有人说他是个药剂师，并说他经办过全国“阿朗索。德拉姆博士的药品宣传巡回演出”，销售从石油中配制的成药。劳埃德并不是他的真名。后来当他的照片出现在全国报纸上时，他改名的原因清楚了。据说，因此颇有不少妇女，有些还抱着孩子，从全国各地登上开往东得克萨斯的火车，试图赶上她们失踪了的丈夫。
劳埃德医生为乔伊纳老爹提供了东得克萨斯地区的地质的说明。说它使人产生误解是不充分如实的说法；它是完全错误的，捏造的。劳埃德是所谓“走向学家”；他画了一幅美国的主要油田图，显示所有油田的走向线都在东得克萨斯交叉。但劳埃德医生做了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在几乎人人都认为这个想法是荒唐之时，他却具体地告知乔伊纳应当在哪里钻探。
乔伊纳把计划书，其中包括劳埃德医生的虚构的关于东得克萨斯地质的说明，按他手里的容易受骗者名单寄发出去，并且不知怎么的，凑集了一些钱开始在腊斯克县的一个名叫戴西布雷德福的农场里钻探。为了继续干下去，他不得不使出他全副精湛劝诱的本领，特别使在妇女身上。这位喜欢盲目开采的老家伙有一次说，“每个妇女在她颈项上有某个部位，只要我轻轻一按它，她就自动着手开一张支票给我。我可能是地球上唯一知道怎样确定那个部位的人。”然后他咧嘴一笑，接着说，“当然，支票不一定都能兑现。”他在吹牛。他能够筹集的所谓钱只不过点点滴滴罢了。
当然，在整个石油工业里，乔伊纳老爹实际上是不难瞧见的，他只是千千万万连话都说烂了的兜售者中的一名而已，这些人每个都有一套想法，善于许下发财的诺言，还具有摆龙门阵的本领。从1927年开始的三年来，石油工业的一些头头就石油短缺、生产过多和调节等问题在不断开展激烈争论，而可怜的家伙中最可怜的乔伊纳和他的乌合之众正在用生锈的第三手设备，在东得克萨斯的稠密的松树林中进行钻探，不断遇到故障和意外事故而停止运转，总是缺钱，甚至不名分文。他付给工人的工资一部分由享受各块用地面积“使用费”的权利来抵付。在他没有一点现款时，他们就回到他们的农场去或打零工，但最后他们又漂流到油田来。乔伊纳老爹保证能发现石油，为此大胆地发了那么多“证书”并大打折扣地加以出售，以至于证书成为这个地区的地方通货。得克萨斯一位地质学家经过此地，用传统的奚落话说道，“要是那个洞出油，出一桶我就喝一桶。”但是，尽管不断遇到沮丧的事，乔伊纳和他的一小伙工人及支持者勉力维持出油的信心。
信心的力量不久得到充分的表现、1930年9 月初，乔伊纳老爹的运气开始转变，戴西布雷福德3 号井经测试有希望出油。“这还不是一口油井，”乔伊纳向一些围观者表示异议说，但他没有那么强烈地否定。消息传开了。在去油井的路上，一夜之间涌现出一个棚户区，怀有希望的人可以聚在一起等待。为了向那位未来的先知致敬，这个棚户区被称为乔伊纳镇。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里轮流夜以继日地值班。仿佛真是宗教大典那样，人们都仰望着即将来到的经保证会出现的奇迹。人们都感到有把握，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想留在那里看它如何发生。在大萧条初期的那些日子里，汉堡包正常情况下售十六美分或十七美分，但在乔伊纳镇，每个价值二十五美分。这可是行将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微弱预兆。
一个月后，1930年10月3 日晚间8 时，人们能突然听到井里的汩汩声。负责钻探的那个人马上转身跑到聚集着的人群那里并高声叫喊，“灭火！掐掉烟头！快，快！”地在震颤。一柱石油和水向上喷射高出井架。人群疯狂了。人们仰视天空，喊叫着和欢呼着，同时石油下坠，溅到他们身上。这确是个奇迹。乔伊纳老爹确是个先知。有一个工人激动得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要向天空中的石油飞沫开枪。三个人迅即向他扑去，夺走了手枪。星星之火可点燃漏出的易挥发的天然气，引起油井爆炸，把在场的每个人都杀死。
黑色巨人第二天早晨《亨德森每日新闻》的大字标题是，“乔伊纳盲目开掘的油井是一口喷油井”。但是，工业头头们对乔伊纳老爹找到富源的消息的反应首先是怀疑，甚至是干脆不相信。可是，在以后三个月里，这个地区内另外两口盲目钻探的井也喷油，于是先前的态度就转为惊讶和狂热。最后，东得克萨斯储量经证明有四十五英里长，五到十英里阔，共计十四万英亩。油田以“黑色巨人”著称。在美国以前发现的油田没有一块能与之相比。接着而来的兴旺繁荣使所有其他油田——在宾夕法尼亚、斯平德托普、得克萨斯其他地方、库欣、大森米诺尔和俄克拉何马市、加利福尼亚的锡格纳尔山等地——的场面看来仅仅像是演习彩排而已。1931年初，在国内其余地方都摆脱不了大萧条的阴影时，东得克萨斯却是生气勃勃的，并且日趋狂热。人们从各处蜂拥而来；他们拥挤在帐篷城和棚户区里，而这个有严格社会准则和戒酒规定的基要主义者的地带，突然成为迎合种种邪恶行为和设有许多低级娱乐场所的巢窝。到1931年4 月末，即乔伊纳老爹的戴西布雷德福3 号井喷油六个月后，这个地区每天产油三十四万桶，并且每小时都有一口新井在开始钻挖。
随着这样突然大量出现的新油源，必然的事定要发生：价格下降，而且愈益下降。1926年得克萨斯的油价曾高达每桶1.85美元。1930年，每桶油价平均约一美元。到1931年5 月末，油价低至十五美分一桶，有些石油正在按六美分一桶出售。使人深为苦恼的是，有的石油甚至只值两美分一桶。然而漫无节制的钻探仍在继续。到了1931年6 月第一个星期，已经钻成一千口油井，东得克萨斯每天正在生产五十万桶。
对利润眼睛很尖的人赶忙涌入设立被称为“茶壶”的成百个蹩脚的微型炼油厂，生产易挥发的“sastex（东得克萨斯）汽油”。转而小加油站兴起，打折扣出售东得克萨斯汽油。有了这么多的供应，人人都得争取市场，而出售东得克萨斯汽油的加油站不得不提出每加满一次油可免费得到诸如一篓番茄或一顿鸡饭的优惠。
可惜的是，乔伊纳老爹不能完全纵情地兴高采烈。诚然，戴西布雷德福3 号井的发现和后来“黑色巨人”的开发都证明是辉煌的。但他在推动事业的过程中非常漫不经心，对钱财非常慷慨。他超额出售了他的“股权”。有些地契已经不止一次地出售了再出售，至少有一宗出售了十一次。从法律上讲，他是非常脆弱而经受不住攻击的，这一点他知道。
一家当地报纸站出来为这个曾使东得克萨斯得到新生的人辩护。编辑写文章谈到这位东得克萨斯的先知时说，“难道他将成为第二个摩西？将被领到‘应许之地’，被容许凝视那‘流奶与蜜’之地，到头来却不让进入？否定他的是一群靠着椅背安坐在宏伟的办公室里空等的狡猾的律师，而年老的‘老爹’却在泥浆粘土中工作，使用陈旧的钻探设备和深入松林之间累死累活地工作…
…？”这的确看来好像乔伊纳可以失去这一切。在他五千英亩的地契中，他只有两英亩有明确的所有权。
可是，拯救将来自一个身体结实壮健的人，他头戴硬草帽，胸前结着狭领带。他的姓名是哈罗德森。拉斐特。亨特，乔伊纳总是叫他“小伙子”，但更普遍地以H.L 著称。“小伙子”是个失败了的棉花农场主，他已表现出他所具有的两种惊人和有关联的才能：一种是赌博，另一种是像洛克菲勒和德特丁那样的，能进行迅速和复杂的心算。十年以前，他在阿肯色繁荣的石油城埃尔多拉多开设了一个赌场。三K 党提出威胁要把它烧掉，于是亨特谨慎地转向石油，并且在阿肯色和路易斯安那两地干得相当好。事实上，他在这时已经在供养两个妻子，两个家庭都在添丁。乔伊纳的那口井在喷油之前，他听到了有关的传说，“小伙子”去那里观察进展，并与年老成癣的盲目开掘油井者交上了朋友。
在乔伊纳的第一次发现石油后，灾难像浪潮那样降到他的头上。那时亨特就挺身而出，但其他几口井尚未表明这块油田确实的蕴藏量。亨特受到故乡埃尔多拉多一家男子服装店老板的资助，他和乔伊纳蛰居在贝克旅馆的1553号房间内，进行一次冗长的谈判，反复做乔伊纳的工作，试图达成一笔交易。在乔伊纳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亨特从他那里获得关于离乔伊纳发现处3 ／4 英里以外的那口“深石井”进展情况的秘密报告。会谈期间，他得到非常重要的消息说，第二个大发现即将来临，证明不仅乔伊纳的那口井并非侥幸成功，而且那块油田可能是很大的。亨特没有告诉乔伊纳这个消息，并且实际上继续暗示，“深石井”很可能是干井。在1553号房间里经过三十六小时以上不停顿的谈判后，乔伊纳老爹屈服了。1930年11月27日感恩节的午夜和上午2 时之间的某一时刻，他签字把他的所有权利让给“小伙子”。亨特叫了一盘乳酪和薄脆饼干来庆祝他们的交易。
亨特着手解决别人对乔伊纳提出的一堆索取要求，迅即成为东得克萨斯最大的独立生产者。他同乔伊纳的交易，给了他后来自称为他的“起飞点”。他继续干下去，发了大财。后来，他作为右翼运动的庇护人、健康食品的推销商，以及白面粉和白糖的顽固不化的反对者而弄得声名狼藉。
亨特共付给乔伊纳老爹一百三十三万美元——预付三万美元，其余生产后支付。当乔伊纳后来得知亨特曾给“深石井”钻探工头儿二万美元，这个头儿则向亨特的伙计秘密地预先提供关于油苗出现的信息时，他一气之下提出诉讼，指控亨特欺诈。亨特强调他没有哄骗这位老人。他宣称，“我们在进行交易时都谈好了的。”乔伊纳重新考虑后突然放弃他的起诉，撤销控告。他把从亨特那里收到的钱花在冒险开掘新油井上，寻找另一个“黑色巨人”，即第二个东得克萨斯，以及同他的“秘书”和其他年轻女人谈情说爱上。乔伊纳老爹去世时差不多八十七岁了，他实际上至死一直在冒险开掘油井。但他从未再找到。他死时，他的财产净值没有超过他仅有的汽车和住宅的价值。
油田中的混乱东得克萨斯原油的涌流不久就使全国的油价下降，价格持续暴跌，其结果甚至可以使最大的生产者破产。有些人指望，正如其他大发现一样，地下储量的压力由于快速生产而终于下降，使产额减少从而价格将回到“正常”。但东得克萨斯储量之大是完全独特的。谁知道它的产额什么时候也许开始减低呢？那一天到来时，谁会仍在经营石油呢？东得克萨斯——以及别的地方——的竞争性生产热潮，意味着整个石油工业的“竞争性自杀”。
想出一些制度来控制生产和稳定价格是有必要的。这意味着使东得克萨斯油田受到约束，而面临着的情况却是：当地生产者和开采权使用费享受者以及要求廉价原油的小炼油业者共同起来激烈反对。在东得克萨斯，所有权的分散性和独立经营者在生产中占有大的份额，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因为大石油公司着手缓慢，小生产者拥有或控制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东得克萨斯油田，而且他们很可能是一些以极快速度进行生产的厂家。在独立生产者看来，放弃一点点行动自由，对于他们比可恶的大公司所拥有的相对优势来说就是“一个致命的威胁”。
在大石油公司和独立经营者之间的长期争吵中，制定秩序的机构，不管它的名称如何，是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它是早在1891年由詹姆斯。霍格州长为对铁路坚持平民党的控制而创立的。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它已成为受人欢迎的追求政治庇护的集中场所。它还缺乏技术上的能力。然而它是被授权统治石油的机构，虽然它的权限受到严谨的限制。它在俄克拉何马的对应机构商业委员会，自1915年以来就被授权调节石油生产以适应市场需求；显然，这一权力是不给予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的。得克萨斯的委员会被容许进行调节，以便避免石油生产中的“物质浪费”。但在独立生产者的影响下，立法明确地禁止它控制生产来防止“经济浪费”。这意味着它没有按比例分配市场的权利，就是说，它不能缩减每家公司的产量来降低总产量到足以满足需求的水平。
不过，铁道委员会恰恰是这样开始工作的，可是要这样做必须在防止物质浪费的幌子下进行。这个委员会指责石油生产激增将可能造成永远失去产量的局面。它具体地说如果价格太低，许多每天只产几桶油的井——所谓低产井——将不能节约地生产，所以会遭到封闭。那算作“物质浪费”。但联邦法院再三制止委员会根据这个逻辑力求采取按比例分配缩减生产的举动。有一个时候，委员会本身被控蔑视法庭罪。它所作的一切努力频频被东得克萨斯不断增长的生产和涌出的石油所冲垮。
随着石油售价远远低于生产成本，并且没有有效措施在望，疑惧和混乱笼罩着整个美国石油工业——这个现象由一位来自伦敦的壳牌公司董事弗雷德里克。戈德伯所发觉，他是在1931年暮春来到美国的。戈德伯此行的使命，其部分目的是务必使欧洲总部对壳牌公司在美国的经营所要求的节约和削减措施真正得到贯彻。戈德伯针对办公室太豪华，公司汽车大多，等级太高，规定了在美国的节约方针。他觉得很满意，他可以向德特丁和其他董事汇报说，“正在实行大量节约”。
戈德伯在同许多美国大公司的高级管理部门会晤中，他看到情绪低落并未稍减。戈德伯报告说，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长“非常抑郁，差不多惊慌失措，显然完全处于神经非常紧张的状态”。戈德伯看到了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沃尔特。蒂格尔。他的评语是，“甚至新泽西作为一个单位也没有很明确的政策。”他还说，蒂格尔“很悲观，觉得无事可干，只有坐待和把希望寄托于降价；感到同大部分其他公司无合作可言，它们全都受到巨大损失之后，合作才有可能”。戈德伯报告说，总之，“石油工业中大部分困难是由于个人无法”或不太能控制的明摆的原因，而且这些原因是无法消除的，除非产油各州制定法律容许执行防止浪费和毫无节制的钻探的有关法规。……这些法规以前也许曾有人要求予以通过，但有许多偏见有待克服，尤其在得克萨斯。“
同时，得克萨斯的产量仍在上升，并继续在邻近的俄克拉何马州高涨。1931年8 月初，虽然联邦法官们正在考虑俄克拉何马州的按比例分配的法律的合宪性，州长“阿尔法尔法。比尔”。默里竟宣布紧急状态，发布戒严令，并下令该州民兵控制那些主要油田。他宣称他要把油田关闭，直到石油“价格达到一美元”。
“一美元一桶”成为遍及产油各州的战斗口号。
到了1931年8 月，东得克萨斯和整个石油市场都处于完全混乱状态。东得克萨斯产量现在已超过每天一百万桶，差不多等于全美国需求的一半，而原油价格已骤降到十三美分一桶。来自得克萨斯的石油售价甚至比欧洲的俄国石油还低。得克萨斯和美国别的地方的井口价格都远低于平均一桶八十美分左右的生产成本，因此预示得克萨斯和全国各地大部分石油生产者要崩溃。在东得克萨斯的生产者自愿提出停工以便有助于提高价格的第二天，产量实际上仍然进一步上升。即将发生暴力行动；传说已运入炸药来炸毁油井和管道。得克萨斯的经济，也许还有法律和秩序，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亨布尔石油公司的创建人和前董事长、得克萨斯州长罗斯。斯特林对该怎么办一直踌躇不决。但现在他已经没有选择；他必须采取行动。实际上，他对东得克萨斯宣战了。1931年8 月17日，他宣布东得克萨斯处于“暴动状态”和“公开反叛”，并派去几千名国民警卫队和得克萨斯巡警队员，他们骑马到场，因为最近下雨使道路不能通行汽车。他们在别号叫“按比例分配山”上设立基地，骑着马执行任务，在几天之内制止了生产。因为油田的生产停止了，一种阴森的寂静笼罩着东得克萨斯。甚至每天愉快地享受着由天然气不断起火引出来的无数昆虫的鸡，都被迫“回复到石油生产之前平常的扒食蠕虫的习惯”。附属于生产的活动也停止了。国民警卫队的指挥官禁止人们穿“海滨睡衣”，这是活跃的妓女喜欢穿的服装，她们的生意也一泻千里。
石油的停工实际上起了作用；油田里的油价从一桶十三美分的起点上升。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继续发出按比例分配的命令，现在由州警察贯彻执行。到1932年4 月，价格几乎回升到有魔力的一美元——九十八美分。在1932年一年，铁道委员会对得克萨斯分别发了十九次按比例分配的命令，而每一道命令都被司法系统宣布无效。可是，市场仍然保持坚挺，这个比以前坚挺的价格终于使许多独立生产者和响应他们的政治家相信实行生产削减额的全面分配——按比例分配——的价值。11月，斯特林州长终于决定给委员会以它为了制止“经济浪费”所需要的具体权力。他召开一次州立法机关特别会议，并强行通过允许市场按比例分配的法案。由于对东得克萨斯储量的动态有较好的了解，新法律得以顺利执行。生产所需的压力不是来自天然气（天然气是在此以前在别处常常碰到的经验）而是水，所谓“水驱力”。快速、混乱的生产会损伤水的推动力和过早地阻碍整个产量。
随着新法律的通过，得克萨斯实施了市场按此例分配。然而，尽管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有控制生产的新权力，1933年春看来同1931年夏一样的不利，甚至更坏。委员会把东得克萨斯的上述限额订得太高，高得无法容忍，两倍于工程方面的新知识所提出的关于“底层洞穴”压力的限度。另外，限额之外还有几十万桶石油属于非法生产。这种超额称为“热油”，这一名词是东得克萨斯油田的首创。其来历据说是这样的：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一个州属民兵在同一个操作工人谈话，因为怀疑他在超限额地进行生产。民兵显然冷得发抖，那个体贴人的操作人员建议他把身子靠在油桶上，里面装的正是他所怀疑的部分超额石油。操作工人说，“这油热得可以取暖。”
的确，这油热得还足以使石油工业继续混乱下去。“热油”正在被人偷运出得克萨斯州，跨过边界进入其他各州。同样情况也发生在应当实施按比例分配的俄克拉何马州。总之，一方面是高度限额，另一方面是“热油”，因此东得克萨斯的生产又完全失去控制。得克萨斯公司把它“公布”的价格（牌价）从七十五美分一桶大幅度地削减为十美分一桶。石油的涌流那么厉害，市场是那么充斥，有些“热油推销者”甚至以两美分一桶出售找市场还有困难。为了制止石油流动，有几条管道不知怎么地给炸毁了。
情绪低落的亨伯尔公司总经理威廉。法里什写信给沃尔特。蒂格尔说，只有价格低得很惨引起的震动和痛苦才能使独立生产者确信，他们的长期利益在于控制生产和共同一体化。法里什还说，目前，“全力以赴的法则”是带来某种程度的秩序的唯一赖以得救的办法，也许这一点已经达到。十美分一桶——和甚至更低的现货价格——这一点已经达到了。但石油工业也认识到它极度需要外界的帮助；州政府是不够的。紧急援助得来自另外方面，来自华盛顿。有些得克萨斯生产者急切祈求在紧急状态期间由联邦来监督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工业。他们说，不然的话，不仅独立生产者要破产，而且整个石油工业不啻全部崩溃。
现在正是时候，在华盛顿有新政府——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它是行动主义者，准备同不景气作战，承担复活经济的任务，并且全心全意地准备处处干预。联邦政府十分注意得克萨斯发生的事情。油价太低了，它愿意干任何看来有必要的事情来挽救油价。改革者罗斯福于1933年3 月4 日就职。他任命哈罗德。E.伊基斯为内政部长这个政治上敏感的职位，前任艾伯特。B.福尔给人们留下的回忆和蒂波特油库的丑闻曾使这个职位受到玷污。伊基斯出席第一次会议后，罗斯福内阁另一成员把他描述为一个“胖乎乎、金发、戴眼镜的绅士”。伊基斯是芝加哥的律师，多年来他一直是进步的共和党和进步党政治活动中的主要人物。他曾在1912年掌管西奥多。罗斯福的芝加哥竞选运动；在1932年他是全国进步联盟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西部委员会的主席。作为对他帮助罗斯福获取总统职位的酬劳，他一心要当上内政部长。他动员了主要的进步力量为他奔走，他获得了这个职位。罗斯福后来解释说，他喜欢伊基斯的个性。他还想要得到的是一个进步的共和党人并备有西部颁发的可以信任的证明的人。他从伊基斯身上获得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具有坚强的自由主义信念、强烈的热情、尖锐的辩论术、广泛怀疑态度、对任何轻慢（实际的或想象的）的极度敏感性、非常自以为正直的性格、对职责的伟大献身精神以及深深扎入内心的道德良知。
伊基斯生在一个贫苦家庭中，受严格的信加尔文主义的母亲的培育。年幼时，甚至不许他在礼拜天（主日）吹口哨——有一回他向母亲提出明证说，有位牧师给人瞧见在主日也吹口哨，对他的禁令才被解除。伊基斯在中学时是非常优秀的学生，故在拉丁语教师生病时，他就接过来自己教这门课程。他是中学班级的班长，他有机会实践“以高度原则为由而出于一时冲动提出辞职”的做法。这是他第一次的尝试，这个实践他后来加以改进提炼成为一种手段和诀窍，不过其辞职的结局往往是有实权者加以拒绝。那一次，他的班级不愿接受他的辞职。几十年后，富兰克林。罗斯福也不愿接受。伊基斯的几次辞职中有一次是向罗斯福提出的，这位总统简明地答道：“工作需要你……辞职不予接受！”
作为充满着精力和“永无静止的改革干劲”的年轻律师，伊基斯参加了芝加哥的许多运动——反对腐败、垄断和社会不公正；支持公民权、妇女的工会和十小时工作日。有一个时候，为了更好地发动改善公共交通的运动，他甚至成为乘公共车辆上下班者联合会的秘书。他还发展成为一个起作用的政治干事——虽然看来总是替面临极大困难之类的改革者当干事，因此他常开玩笑地说，自己具有“挑选失败者的超人的本领”！但是，他终于在1932年挑选到一个胜利者——富兰克林。罗斯福。作为罗斯福的内政部长，虽然总是自称他无私地忠于原则和责任，伊基斯却热中揽权，并且非常想做一个能说“不”字的“铁腕人物”。除了当内政部长外，他乐意地接受石油管理署署长的职位，还据有公共工程署署长这个新政中的关键性地位。
伊基斯把他的身心投入所有三个职务的复杂的日常行政工作。他后来写道，“由于脑子里总是装满着内政部断断续续的案卷，我累死累活地浏览和处理没完没了、堆积如山的文件、合同和信件，凡未经亲自阅读过的东西我决不签署，唯恐有朝一日又发生一件蒂波特案把我缠入紧张情绪中去。”正如伊基斯描绘的那样，“被石油玷污的艾伯特。福尔”终于在1931年进了监狱，但他在思想上看来从未与伊基斯有很大的区别。伊基斯在他的日记上写道，在哈里。辛克莱之后，福尔的两个工薪出纳员之一于1933年去看望他，“我一直在想艾伯特。福尔的幽灵也许会手提一只黑色小背包在这间办公室的阴暗角落里出现。”蒂波情油库遗留下来的影响使伊基斯深切惧怕出腐化和老是对石油工业怀有猜疑。他一心想恢复内政部的精神面貌和名声。为了保证财务丑闻和欺骗行为不再发生，他甚至建立他自己的内部调查单位，使用窃听器作为通常的行事手段。
可是，他任职期间几乎立即受到一种不同丑闻的威胁。伊基斯长期以来是一桩非常不幸福的婚姻的一方，在他被任命为部长后不久，他浪漫地同一位年轻得多的妇女搅在一起。他在内政部为这位女士和她的“未婚夫”安排工作——这位妇女在华盛顿，“未婚夫”则在中西部，十分适合情况需要。没有多长时间，他开始收到匿名信，内容是威胁他要把事情揭露出来，有些匿名信到了各种报馆之手。最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把白宫也卷进去了；伊基斯自己设立的调查部门确证写信者就是——并不完全使人感到意外——那个“未婚夫”。到1934年这件风流韵事才逐渐消逝。下一年，伊基斯的妻子在一次汽车事故中丧生。三年后，伊基斯与一位比他年轻四十岁的妇女结婚，她同他的连结关系有些奇特。她是他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儿子的小姨子，这个儿子最近自杀了。在结婚前，伊基斯“请求”罗斯福的允许。总统对年龄差异置之不顾。罗斯福说，他自己的父母曾有类似的差距。
从他就职时起，有关石油业务的种种意见像连珠炮似地向他射来，伊基斯马上和直接认识到石油的情况是何等“棘手”。1933年5 月二日，他写信给罗斯福谈到石油工业即将“完全陷于混乱”。他承认无法弄清楚在大石油公司和独立生产者中间进行得火热的关于价格崩溃、超额生产和浪费的激烈争论，并宣称：“但我们确实知道在东得克萨斯油田，石油只售十美分一桶。我们确实知道这种情况不用持续多长时间即将对石油工业和国家造成灾难性结果。”
这个工业本身以及从产油各州选出的代表，都大声疾呼要华盛顿采取行动。甚至一大部分独立生产者（用独立石油公司协会会长的话来说），支持立法机构“把前所未有的权力交给内政部长”。但是，一方面大部分人都同意这个行动是需要的，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明确地应当如何做却远没有一致的意见。
1933年5 月5 日，伊基斯在去参加内阁会议时接到一封电报；东得克萨斯的油价已低至四美分。同一天晚些时候，他收到另一封电报，这一封是得克萨斯州长发来的，上面说，“情况已非州当局所能控制”。三天后，伊基斯提出警告说，“石油行业将要垮了……继续无所作为”，他还说，将。造成这个工业的彻底崩溃“，使国家的石油储藏遭到巨大损失。哈罗德。伊基斯和新政都准备和愿意插手，采取某种措施。
石油工业的危机最初是交由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家复兴署着手处理的，这种企业与政府合作的制度意味着刺激经济复兴、减少竞争、加强劳工地位，并在这个过程中和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反托拉斯法。但对石油的处理不同于大多数其他工业，不同之处在于控制权最终不是交给国家复兴署，而是交给哈罗德。伊基斯持有毫无疑问的支配地位的内政部。
扎根于塔贝尔和西奥多。罗斯福的进步的、要求解散托拉斯的传统的伊基斯，把他生涯中许多精力花费于开展反对“利益集团”的运动。他并不完全是企业的拥护者，甚至连朋友都不是；他看到过去傲慢的实业家现在被大萧条吓得休克过去，正在谋求联邦政府给予援助的狼狈相，冷酷无情地觉得好笑。他参加了美国商会的一次宴会后评论道，来自实业界的“那么多强有力的大人物，这些天来都爬行到华盛顿，恳求政府代他们经营他们的企业”。
不论哪一方面，政治也好，经验也好，或性格也好，都不会使伊基斯同情石油企业，但他要伸出援助之手和捍卫它的前途。在他看来，风险确实是很高的。他说，“我们绝对和完全依靠石油，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已经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到工业时代，都走过来了，现在到了石油时代。我们明白，没有石油，美国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
政府法令伊基斯从价格着手。就他所看到的，石油价格像其他商品价格那样，太低了。所有这类原料价格需要加以支持，以便恢复购买力，对经济是一个帮助。石油经营者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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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他原料生产者那样，不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来继续出售他们的产品。十美分一桶会使大萧条延长。要价格得以提高，生产必须加以控制；为了把生产控制起来，伊基斯针对“热油生产者”发动了一个大规模运动。他说，他们具备“狡猾诡诈动物的鬼把戏”。“热油”的往外渗漏，虽然通过无数小渠道，合起来就成为一支洪流——1933年估计每天高达五十万桶。这种非法贩卖的石油都是秘密地从管道里虹吸出去的，藏在伪装起来的油槽里，上盖杂草；‘石油通过错综复杂的秘密管道网运送，也用卡车装运，然后在夜间偷越州界。每一步偷运过程都要靠贿赂和付小费才得以通行无阻。这总起来就成为大笔和有利可图的生意。更糟糕的是，价格略一坚挺就会刺激“热油”的生产，使“热油”泛滥市场，从而使价格再度下降。
“热油”发展到目前的情况，成了按比例分配的大弱点，削弱了为稳定价格而作出的一切努力。为了维持按比例分配，就必须设法在这个制度里加上强制执行的有效手段，进行监督，堵塞大漏洞。只停留在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和其他州这一级，问题是不能解决的。联邦政府得起警察的作用。但以什么为根据呢？答案就在于使用联邦政府管理州际贸易的权力。1933年急忙通过的立法，明确授予总统以禁止和制止“热油”——超出州受命生产定额的石油——进入州际贸易的权力。罗斯福本人则被他所称的石油工业中的恶劣状况吓坏了；1933年7 月14日，他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据伊基斯在他的日记中所载，这个命令将“阻止任何违反原产地的州法律而生产出来的石油或石油产品，进入州际贸易或对外贸易”。伊基斯还说，“根据行政命令，我被授予不仅能发布规章而且能贯彻执行这些规章的广泛权力”。
伊基斯立即派遣联邦调查员到东得克萨斯油田，去检查炼油记录，检验油位表，检查油槽，甚至掘出管道以测量宣称保证确实记录的准确度。后来，任何原油运出东得克萨斯均需持有联邦的“检查合格证”才许可放行。伊基斯激烈地发动对那些所谓“热油家伙”加以逮捕和提出公诉。伊基斯向一位急躁的国会议员保证说，“在这件事上我一直是雷厉风行的，可以说惊天动地。”联邦官员把全部力量的矛头集中在制止“热油”上，因为得克萨斯州现在穷得甚至没钱再增派巡警队了。
国家工业复兴法制定的石油法规授予伊基斯以另外的非常权力——为各州规定每月的定额。几年前，这样的政府干预足以激起各处石油经营者的反抗；现在却受到这个连续遭到打击的工业中许多人的赞成和欢迎，他们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伊基斯是主管，为此他获得了荣耀。1933年9 月2 日，为了把这个国家的石油产量每天减少三十万桶，伊基斯发电给各产油州的州长，通知每州各自的定额——产量水平。这是个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对工业运行方式来一个根本的转变。泛滥生产的日子过去了。随着比例分配，随意捕获的“狩猎规则”被推翻了。当美国石油工业的本身结构看来很可能被自由生产洪流无法控制的怒潮所冲走时，中世纪英国庄园里合情合理的捕鹿猎鸟之戏就不行了。
价格的恢复和稳定原本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来实现的——由政府来规定价格。石油工业中有些受到价格崩溃连续打击的人强烈支持联邦政府的定价。1933年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代表说，“如果你们不为我们制定价格规定，你们可以从现在起到世界末日制订法典，而你们也将一事无成。”但也有很多反对意见。有些人担心如果政府开始定价，那么它会把石油工业认作公用事业，并且也会开始控制利润。伊基斯本人一度显出很大热忱来承担规定油价的任务，当时的油价已足以引起进一步的疑惧。实际上，规定价格很可能适得其反，对过度生产提供一个巨大刺激。规定价格，与生产调节相比较，也似乎更困难，更复杂，更公开，并且一定会引起更多争论。生产调节肯定是更可取的方法。尽管费了劲想把这个任务直接归给华盛顿，这一工作却保持在州一级，在那里将较少争论，更接近干石油生产的实际，并且不那么众目昭彰。
到1934年末，联邦和州合伙的新制度得到重大进展。罗斯福的一位助手于12月向总统报告说，“在东得克萨斯‘热油’问题上我们似乎取得良好进展／但就在下一个月，1935年1 月，最高法院突然给新制度以可能是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国家工业复兴法中有关禁止”热油“的那一节，引起一场新的危机。对”热油“不加控制，整个制度就会崩溃。为了不使非法石油即超过批准水平所生产的石油进入州际贸易，很快起草和通过了新的立法。这条法律被称为康纳利违禁油法案，作为向其拥护者得克萨斯参议员汤姆。康纳利表示敬意。后来在1935年6 月，最高法院进行一次甚至更坏的打击。它宣称国家工业复兴法大部分是违反宪法的，但这个具体情况与石油无关，却牵涉到一个家禽批发商违反国家复兴法法规，在纽约市出售”病鸡“。可是，国家工业复兴法的无效，除了许多其他影响外，剥夺了伊基斯为各州规定强制性定额的权力。
然而，此事的后果并不像甚至一两年前那样有破坏性。现今，管理石油工业的框架已经恰当地定下来，并且一致的意见也已确立；这两者在国家工业复兴法终止后仍继续保持下来。这个制度仍包含联邦和州的合作在内。像它现在所起的作用那样，康纳利违禁油法案提供了充分的警察力量来减少违禁石油。此外，联邦政府，特别是矿务局，为未来一个阶段的需求作出估计；然后把各州担负的需求份额提出建议——一种非正式的、自愿的“定额”——“指定分给”各州。随着国家工业复兴法的终止，各州都毋须接受那个指定水准；实际上，为了显示其独立性，这时已成为更专业化和在技术上更胜任的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偶而少许超过得克萨斯的“定额”。但是基本上各州采纳联邦估计数作为自己的估计，并遵守这些估计数，即使它们不再具有强制性。
当然，一个州可以大大超过定额，但是，这样做将冒联邦政府和其他各州进行报复的风险，并将面临鼓励其他各州也过度生产，造成另一次供过于求和另一次价格崩溃的危险。因此，每一个州基本上接受并按照联邦建议的定额行事，然后着手把产额按比例分配，以满足计划需求中它自己的份额。在石油生产者中间和依靠石油财政收入的州政府中间，对十美分一桶的油价记忆犹新。毕竟，巨大油田的发现可以再次出现。正像一位法律专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写的，“人们必须有点像预言家那样，觉得东得克萨斯油田的经验决不能再重复了”。
随着州际石油契约的确立，州的作用在1935年进一步定型了。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主席所称为的“这种条约”在产油州中的发展，引起俄克拉何马州和得克萨斯州之间的大战。俄克拉何马想要设立近似卡特尔之类的东西，它既有明确的权限把矿务局对美国石油需求的估计数分配给各产油州，又有执行定额的法定权力。得克萨斯是坚决反对这种卡特尔的。它不想放弃其主权。得克萨斯胜利了，而结果州际石油契约远不是有些人所希望的卡特尔。然而它却为各州提供一个论坛，以交流信息和计划，使立法标准化，并在按比例分配和生产上的资源保护方面进行协调。
可是，还须有一个像建筑中的基础材料，没有它，制度就不能起作用——阻止外国石油涌入的关税。要不然，廉价的进口石油简直会大量涌进美国市场，否定对国内生产的任何约束并在管理制度之外造成第二条“热油”源流。尽管在1930年的斯穆特一霍利法中未能加上石油税一项，主张征收这种关税的鼓动却继续加剧。1931年，主要的石油输入公司同意“自愿地”减少进口，以避免独立生产者的攻击，他们更倾向于把石油之所以价格低廉归咎于大公司和外国石油，而不责怪他们自己惯于漫无节制的生产。但正如可能预期的那样，对进口的自愿限制失败了。
到1932年，石油工业和产油州的危难太大，促使国会通过征收关税提案并经签署成为法律。对一桶原油和燃料油征税二十一美分，对汽油征税1.05美元。关税得到支持还有另一原因：它是大萧条中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好来源。关税到位正是时候，对外国石油的涌入树起了壁垒，而这种壁垒是必要的，如果新的按比例分配制度要起作用的话。在伊基斯和主要石油输人公司之间1933年的关于进口数量“自愿协定”的支持之下，关税确实起了作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进口额相当于国内需求的9 ％和12％之间。（当然，关税的支持者很少注意到，美国依然是一个石油纯输出国，美国的石油输出额有进口量的两倍之多。）关税法通过后，石油输人额降到相当于只有国内需求的5 ％的水平。
受到打击厉害的国家是委内瑞拉；它为美国原油输入提供的数量超过总额的半数，或者说其石油总产量的55％以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形式进入美国。委内瑞拉的工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很繁荣，现在不得不剧烈收缩；载满了移居国外的石油人员及其家属的船舶回国了。同时，在委内瑞拉营业的公司急忙把它们的输出转向欧洲市场，委内瑞拉已超过美国，成为欧洲的最大供应者。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委内瑞拉已回到它以前的高产量水平。但是，对美国国内的石油工业来说，关税提供了保护的堤坝，管理制度的其余部分躲在后面均可陆续就位。
稳定如果说有些管理制度显得合乎逻辑，甚至不可避免，可是这种制度之所以能出现的环境却是非常恶劣和混乱的；围绕这种制度的争论很剧烈，尽是责难；全部过程是充满积怨和拼死而不顾一切的。而且，这种制度的出现是逐步增长的，随着事态的发展，一项挨一项，一项费劲地通过了，再来一项又是费力的，困难重重。需要以东得克萨斯和十美分一桶的经历把石油工业和产油州震动一下，才能使它们朝着这个方向走去。石油工程方面和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对石油生产动态的了解方面的重大进展，促进了这一过程。但也需要大萧条和新政来产生这个过程。它是得克萨斯和俄克拉何马的石油经营者、奥斯汀和俄克拉何马市的起庇护作用的政治家、伊基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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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的其他新政自由主义者四方面不太愉快的联合所设计出来的。虽然生来就互相猜疑，他们却一起工作给一项工业带来稳定，这一项工业由于石油发现的性质和开发新发现的油田的传统做法的缘故而特别易于兴起，也易于破产。1933年的恐怖已经消除了。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主席于1937年得意地写信给罗斯福说，“现在在共同努力保存这种天然资源方面，联邦政府和产油州之间存在着完全的合作和协调。”他在夸张，只不过不太过分而已。
尽管增长是无计划的、管理制度，像它最后演变和形成的那样，确实具有强有力的基本逻辑。它改写了关于生产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关于石油储藏“所有权”的构成的典籍。它为生产带来了技术上以及法律上和经济上全新的途径。它为美国石油工业确立了新方向。许多年后，在甚至更大规模上经营的其他人会抓住这个制度，作为发人深思的模式。
对于这个制度来说，有两项工作设想是主要的。第一个设想是石油的需求不会与价格运动特别呼应：就是说，石油十美分一桶并不意味着比一美元一桶时需求更大。可以把需求作为假定的情况，至少在大萧条中许多人觉得这是一个供思考的合理情况。第二个设想是各州有其“自然的”市场份额。如果那些份额剧烈改变，整个制度可以受到威胁。这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发生的事情，那时伊利诺伊州的重大发现，使该州成为这个国家的第四名最大的石油生产者。伊利诺伊州不属于州际石油契约的范围内。它是一个新生产者，它想要进入市场，它自行划分自己的份额。得克萨斯和俄克拉何马大量削减了它们的产量，为伊利诺伊的原油让路。它们这样做并不高兴。是有反责的，有废弃全部制度的要求。得克萨斯宣称它可能放弃完全按比例分配，并独自进行。然而这个制度顶住了甚至来自伊利诺伊的新的石油冲击。
按这个制度，价格本身不是由政府订立的。其拥护者，无论是在奥斯汀的还是在华盛顿的，都坚持这一点。然而，把产量水平规定得与市场需求相称，确实确立了能按稳定价格销售的原油生产水平。从1934年到1940年，美国平均油价每桶在二美元和1.18美元之间变动。那个有魔力的“一桶一美元”的战斗口号已经实现。这个制度起了作用。洪流止住了。在这个过程中，石油过剩部分的处理以及石油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永远改变了。
14、友“——与敌
“马尔科姆和希尔卡特”是格拉斯哥以北七十二英里苏格兰西海岸的威廉堡镇上的房地产公司。它经营庄园出租业务，供人狩猎和钓鱼取乐；在盼望1928年夏季的来临时，它准备了被称为阿奇那卡里城堡的“详细情况”，这个城堡位于约十二英里外的因弗内斯郡。像世界各地的房地产经纪人那样，马尔科姆和希尔卡特使用修饰词是毫不吝啬的。它说，“这个城堡非常潇洒地坐落于阿凯格河滨，是苏格兰高原最使人感兴趣的有历史意义的胜地。周围的景色在苏格兰很可能是无与伦比的。”猎场——五万英亩以上——和渔场都是第一流的；人们可以期望捕获多至九十只牡鹿、一百六十对松鸡和二千条鱼。主宅是在十九世纪初照苏格兰豪华风格建造的，但有现代化的供电、热水和集中供暖设备，有九间卧室，加上置有床铺的小房间，和附属于汽车库的另外四间卧室。1928年整个8 月，这个庄园可以出租，租金为三干英镑；可是，除领班女仆可供使唤外，租用者当然得带上他自己的仆人。
还能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地方同老朋友们在轻松的环境中消磨些时间呢？亨利。德特丁租下这个房产，为期一个月。同他一起作伴的是一位老朋友，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头儿沃尔特。蒂格尔。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多年来，这两个人毕竟相约有时用这个地方进行狩猎。但这一次老朋友的人数多了些；有新泽西公司在德国的头头海因里希。里德曼；英波公司的约翰。卡德曼爵士；海湾公司的威廉。梅隆；以及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罗伯特。斯图尔特上校。他们的假日随行人员包括秘书、打字员和顾问，这些顾问住在七英里外特别租来的别墅里。
虽然尽了很大努力对这次聚会保密，消息还是漏出去了，伦敦报界就急忙向北赶来，却见告石油经营家的聚集只是为了猎些松鸡和钓些鱼。但是，为什么大力保密呢？每口快报》假设说，“怕不准备事先给松鸡警告吧。”当石油经营家跋涉越过沼泽地或在晚间坐在一起边饮酒边谈论时，他们可能说些什么就是没法进一步得到些消息，甚至从男管家那里也掏不出什么。德特丁的两个十几岁的侄女对狩猎这项运动不感兴趣，对成人的谈论感到厌倦，——用蒂格尔的话来说，她们是“捣蛋鬼”——她们把糖蜜倒在里德曼的床上，把他的睡衣裤打成结。这个拘谨的德国人大发雷霆。至于打猎，蒂格尔后来说用p 简直很糟糕。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松鸡并不是石油经营家追求的目标。他们正在寻求解决办法，为他们那个麻烦工业里超额生产和生产能力过剩这个窘境找出路。不止是在试图促成石油战斗再来一次休战，他们在设法为欧洲和亚洲订立一个正式的条约——这个条约会带来秩序戊吩市场，稳定石油工业和保卫利润。阿奇纳卡里是一次和平会议。
这是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和大萧条开始的前一年——在乔伊纳老爹在东得克萨斯发现石油的前一年。但石油已经从美国、委内瑞拉、罗马尼亚和苏联汹涌而来，在世界市场泛滥，削减价格，并造成“破坏性竞争”的危险。尤其是俄国石油的源流，使石油经营家马上来到阿奇那卡里。德特了为报复纽约标准石油公司购买俄国石油而对它发动的恶毒的价格战，已蔓延到世界各地的许多市场。这场斗争无法控制，转入激烈的全球战争，价格在崩溃，没有一家石油公司感到世界上哪个地方的市场是安全可靠的。
阿奇那卡里反映了时代的趋势。工业合理化，效率和消灭重复，都是在欧洲和美国的实业家和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和时事评论员当时歌颂的价值和目标。合并、协作、卡特尔、销售协议，以及成立协会，都是达到那些目标的各种手段，它们构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甚至大萧条来临的三十年代国际企业的模式。通过协作的“效率”，利润会得到维护，成本会得到控制。像约翰。D.洛克菲勒和亨利。弗拉格勒时期那样，“无约束的竞争”是必须击退的危险。但是谋求通过全面控制，即普遍的垄断，来消除商业竟争已不再可能。没有一家工商业企业强大到足以“逼使”其他工商业企业屈从。政治的现实也不会容许这样做。所以目前在阿奇那卡里的石油经营家的目标是契约，而不是征服。
英国政府的手阿奇那卡里城堡的会议不只是石油公司的工作。在这瞒着大部分观察者的幕后，英国政府在追求其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目的而促使和推动那些石油公司走向协作。
在各种利益集团的接合点上约翰。卡德曼爵士也占有一席之地，他是继查尔斯。格林韦担任英波公司董事长的。到1928年，卡德曼的影响达到顶峰，在石油界可以与德特丁和蒂格尔平起平坐了，在英国政府眼里，他是一个无比可靠的人。卡德曼在一个矿山工程师家庭里成长，担任一家煤矿的经理开始了他自己的生涯。（矿山出了事故，他把矿工从地下救上来因而得奖。）他后来成为伯明翰大学的矿业教授，在那里以开设“石油工程学”的新课程而使学府感到震惊，这门新课程是那么新颖，一位学术上的对手谴责这门课程是“肆无忌惮的广告宣传”和戴上“奇特称号”的“一条死胡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卡德曼已是石油技术的一位杰出的专家。战争期间，他在担任石油执行委员会的头头时显示出在政治和管理人事两个方面的很大才能。1921年，他成为英波公司的技术顾问；六年后，他作为政府方面的候选人成为公司董事长。
到那时，全世界的石油产量都在增长，卡德曼自己公司来自波斯和伊拉克的总产量准备增加四倍。卡德曼直截了当地说，“必要的是应找到新市场。”英波公司有两种选择：打进那些新市场，必然要巨额投资和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竞争；或者同已确立的公司建立合营企业，并同它们划分市场。
卡德曼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同壳牌公司和伯马公司在印度联合经营市场和共同使用设施，伯马公司是仅次于英国政府的英波石油公司的第二个最大股东。第二个目标是非洲，那里的英波石油公司和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提议组成“联盟”，根据这个联盟，平分市场，各占50％。但是，为了进行这一新的冒险事业，英波石油公司在1928年初就图谋得到大股东英国政府的允许。而英国政府不太肯定应否批准。海军部表示了它通常的忧虑，就是英波石油公司可能被壳牌公司吸收，这就会违反政府政策的最基本原则。外交部和财政部却担心因此会疏远美国。它们忧虑这种联合可能导致美国——“在目前美国舆论易于激动的状况中”——指控这两个公司都在“对由标准石油公司代表的美国利益集团‘作战’”。那种合发很容易扩展到英国政府，因为它在英波石油公司内拥有过半数的所有权，并且会造成最不幸的政治后果，而且，造成的紧张也许会导致——推论起来会是这样的——迫使政府把它在英波石油公司拥有的股票出售，这对皇家海军是个灾难，财政部也不喜欢这种做法，因为英波石油公司的丰厚的红利是财政部的一块肥肉。
现任财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再次起了关键性作用。起先，他对提议的同非洲的联合有许多怀疑。他说，“亨利。德特丁爵士同标准石油公司作‘战’，他所选的时刻把英国政府拉进争吵中去，看来特别不合时宜。”但当丘吉尔对这个问题进一步思考后，他得出结论，认为联合是最上策，也是代价最便宜的政策。他告诉英国防务委员会，“对所提议的工作安排的另一选择，是由英波石油公司去争取非洲市场。”这就需要再投入大量的钱，并且意味着他——代表陛下政府这个最大的股东——必须为此同议会商量。他以前在1914年曾这样做过，那时他说服了政府去买英波公司的股票；但他不想再有类似的一次经历，特别在很可能结果会引起比以前一次大得多的争执的情况
下。英国政府在石油事务上的直接利益，最好避开。
因此，政府对卡德曼努力形成他同壳牌公司的非洲“联盟”，给予坚定的支持。其整个地位是在财政部和海军部于1928年2 月的一个联合备忘录中作出安排的。“这一政策将在长期趋势中比无情的竞争更有利于消费者。”备忘录继续说，这个安排可以有另外的好处；它可能促进“别处也订有类似的联盟”——特别是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
除认可非洲的安排本身外，那条最后的规定是经过政府考虑以后的最重要的一条。政府已授权英波公司去同标准石油公司谈判，并寻求同美国人作出类似的市场安排，以“消除他们的妒忌和表明我们不是一心要来争吵的”。因为，英国没有美国反托拉斯传统的阻碍，它偏向联合。正像一位英国官员那时候所写的，“我们的经验明白地表明，石油同行的相互结合并没有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现在代表政府政策以及英波公司的卡德曼，谋求同美国公司订立契约。同壳牌公司的非洲交易一经作成后，他便写信给新泽西标准公司的蒂格尔，提议为他们各自的公司再加上皇家荷兰／壳牌公司，设立一个“有关最高层政策事务的‘小型交流中心’。”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部分导致了德特了邀请蒂格尔、卡德曼和其他人于1928年8 月前往苏格兰高原的阿奇那卡里城堡同他一起去作狩猎和钓鱼之戏。
“石油工业的问题”
接着在阿凯格河畔的两周讨论，形成一个十七页的文件，这个文件被称为“联营结合”，大家同意这个文件，但没有签字。这个文件更以阿奇那卡里或“按现状”协定著称。这个文件概括了“石油工业的问题”——超额生产，其结果“是破坏性竞争，而不是建设性竞争，造成高得多的经营成本。……承认这一点，就必须实行节约，消除浪费，减少费用很高的设施的重复”。
但文件的中心是“按现状”的谅解：每个公司在各个市场均须有定额分配——以1928年的份额占销售总额的百分比为基础。一个公司只能在需求总额增长时增加其实际数量，但它总是要与销售总额保持同一百分比。超出这个份额，各公司就要设法压低费用，同时同意共用设施，并不轻易建造新炼油厂和其他设施。为了增进效率，市场将由地理上最近的油源来供应。既然售价仍以传统公式——美国海湾沿岸价加上从沿岸到市场的现行运费率——为基础，即使石油来自较近的地方也是如此，这就意味着可得到额外的利润。所以这个规定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确立了一律的售价，而且“按现状”协定的拥护者毋须担心其他拥护者发动的价格竞争和价格战。
几个月后，石油工业的领袖们也同意控制生产。阿奇那卡里协定的参加者可以把他们的产量超过他们市场定额所表明的数量，但有一个条件，必须把额外产量售给其他联营成员。为了贯彻这个协定，由每个公司派一名代表管理的“结合”建立起来了，以便对需求和运输进行必要的统计分析，并分配实际定额。
可是，欧洲石油贸易的一位重要参加者——苏联——却没有参加协定这一点引起人们的注意。显然，如果“按现状”制度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使苏联人也加入进来。因为，到1928年，一家苏联公司，即俄国石油产品公司，是联合王国的第四名最大的输人者。苏联人已恢复到战前生产水平，石油已成为苏联硬通货收入的最大的独一无二的来源。很值得注意的是，各大公司考虑到德特丁和蒂格尔不喜欢同苏联做生意，故于1929年2 月同俄国人达成谅解，保证给苏联以英国市场的一个份额。随着俄国明显地（至少一部分）被圈了进来，在这次世界石油市场的和和气气的划分中只有一个重要的例外，但它是一个巨缺：为了避免违反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协定明显地把美国的国内市场排除在外。
在苏格兰高地的世外桃源中周密地制订的阿奇那卡里协定，又回到本世纪初的情况，那时洛克菲勒和阿奇博尔德，德特丁和塞缪尔，诺贝尔家族和罗思柴尔德家族，全都紧张地谋求世界石油市场的大协调，但他们的计划都在尝试中失败了。这一次，石油公司在贯彻它们新协定方面不见得有什么成就，正如他们起先想对阿奇那卡里的会晤保密一样地没有成功。虽然卷入“按现状”协定的公司都是占支配地位的企业，可是有很多不属于公司的“外围”人局者，它们毫不迟疑地想从大公司的市场中啃出一些份额来。实际上，“按现状”协定的非成员对协定是喜欢的。它们可以把价格定得比大公司稍微低一点而赢得市场份额。即使该协定的成员对激烈的价格竞争作出反应，要迫使这些蚕食者退出某一个市场，这些较小公司可以向另一个市场转移。
特别要提出一点，对美国石油输出额获得控制权是关键性的一着，因为它总共占除美国以外的全部石油消费的1 ／3.就在蒂格尔从阿奇那卡里回来后不久，许多美国公司，共计十七家，联合起来组成出口石油协会，以共同管理它们的石油输出额，并在它们之间分配定额。它们是按照称为1918年韦布一波默林法的美国法律行事，这个法律容许美国公司在国外可以干反托拉斯法律所不允许它们在国内干的事——即集中起来成为一个结合体——只要该结合体的活动全部在美国国外进行。但是这个协会同“欧洲集团”的谈判，在如何在美国公司和欧洲公司之间分配产量问题上破裂了。而且，这个协会从未得到关键性的大多数——它至多只控制了美国输出额的45％——而十七家公司的数目又简直太多了，不能在价格和定额上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这次把美国石油输出额组成卡特尔的尝试的失败，进一步使在阿奇那卡里所作出的坚决努力归于失败。
在世界各地，在“按现状”框架之外，生产者太多，产量也太多了。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的董事凯斯勒写信给蒂格尔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数字表明，世界生产潜力的大部分是由不是你们或我们或任何少数其他大石油公司所能控制的那些公司来控制的。由此引起的结果是，目前世界石油生产的平衡不可能只由你们或我们来维持。”凯斯勒预言的准确性，不久就证实了。在美国石油方面的发现和产量都逐渐增强到东得克萨斯那样的大高潮。石油还从其他来源，诸如罗马尼亚等地，进入世界市场。在控制不了的生产浪潮中，阿奇那卡里协定被冲垮了。而石油公司又再开始互相袭击对方的市场。
“私墙”之内的混乱三大公司——新泽西、壳牌和英波——试图在1930年重组联盟，但这次并不那么铺张。它们把“按现状”的谅解修改为一项新的欧洲市场备忘录的形式。它们在各个欧洲市场上营业的公司并不谋求全球安排，而试图达成“地方协议”，同“局外企业”划分市场份额。然而，面对美国、俄国和罗马尼亚石油产量仍在不断上升，这个制度再一次证明不太起作用。尤其苏联人，当他们看到有机会得到更多财政收入的时候，他们从不迟疑进行削价。正常的商业考虑对他们是不适用的，克里姆林宫责成俄国的贸易组织，要他们不管用什么方法，尽可能获取更多的外国通货购买工业化运动所必需的机器。各公司尽管继续努力，仍觉得不可能同俄国人形成“有秩序的”和持久的市场安排。
到1931年，举个例说，新泽西标准公司对不起作用的全球联盟逐渐不抱幻想。它管生产的头头E.J.萨德勒对他的同事说，“鉴于输出协会的垮台，我们应取消同皇家荷兰公司所订的‘按现状’协议。新泽西标准公司为了保护进行不经济合算的活动或处于这样不利情况中的其他公司，目前作出了很大牺牲。”他主张新泽西完全抛弃努力进行的合作，而对壳牌集团作战。他说，“现在是与皇家荷兰公司斗争的最好时候，因为它在远东的地位最为脆弱。……在这个地区，我们从未获得过任何利润，所以进行价格战几乎不要我们花什么代价。”在1932年3 月一次阴沉严肃的会议上，德特丁和皇家荷兰／壳牌集团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向看管罗思柴尔德家族在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巨额股权的M.韦尔充分地说清楚全球形势的暗淡。后来韦尔向罗思柴尔德男爵报告说，销售数量骤降，“油价到处低落，除少数几个地方外，赚不到钱。”
1932年11月，约翰。卡德曼爵士在美国石油学会演说。他的讲话致力于颂扬“合作”的优点——“当然，严格限于各国的法律范围之内的合作”。他的讲话显然掩盖了普通的看法，即“按现状”协定是外面世界所不知道的密谋。毕竟这是英波公司董事长约翰。卡德曼，他站在美国石油学会全体成员面前宣称，“‘按现状’原则”已“成为美国境外国际石油贸易合作的主旨”。
卡德曼接下去警告代表们，“外面仍在下雨”，由于大萧条处在低谷，大灾难阴森地在逼近，各公司不能放弃努力而不去寻求躲避暴风雨和不去稳定这项工业。他们提出了对“按现状”谅解的新文本：1932年12月的分配协定要点，此文件一应该用作油田代表们为地方卡特尔或地方协定制订规则的指南“。要点的最初拥护者，包括皇家荷兰／壳牌、新泽西、英波、纽约标准、海湾、大西洋、得克萨斯和辛克莱公司。新协定由两个”按现状“委员会管理，一个委员会在纽约，以供应为其方向，还有一个委员会在伦敦，以分配为其方向。中央”按现状“秘书处设在伦敦，根据协定进行统计和协调工作。至少在有些公司中还设立内部”按现状“部门。但在新协定中有许多摩擦点，包括积习难改的欺骗行为和怎样对待”处女市场“的问题，所谓”处女市场“就是参加者以前未进行过交易但现在要设法进去的市场。
大萧条在进展，石油工业中的问题也在增加。各公司试图再一次改进“按现状”制度，这一次是设计1934年的原则备忘录草案，以提供较为宽松的合作协议。大萧条的困难和影响是那么严重，所以新备忘录要求“节约竞争方面的支出”。靠削减广告预算来省钱和缩短各公司之间的竞争方面的差别。道路标志牌和广告牌的数目要减少；报纸广告“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削减或取消“赛车参加者的奖金”。汽车驾驶者心爱的小赠品，诸如打火机、笔和日历，都被严格限制或统统取消。处处和事事经过详
细检查；甚至加油站招牌的数目和式样都“要标准化以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对于这类协议，不管它们的规模或实际效果如何，都不免有争论，一方面引起激烈和普遍的批评，另一方面引起自以为是的辩护。许多人看了这类协议之后，觉得只能证明是违反消费者利益的大密谋。对任何工业中的国际卡特尔存在着疑惧，特别对大石油公司之间的任何亲密无间的表示，更是如此。然而这些在美国境外的安排并不违反各国的法律。相反，那个时代的倾向和政府政策的压力加上企业环境，都在推进某种形式的协作和卡特尔化。
在协定参加者的各公司的范围内，高级管理人员会把其他公司的管理人员称作“朋友”：“伦敦的朋友们说……”或“朋友们还没有下决心”。但这不是友谊在起作用，不是“石油的兄弟会”，毋宁说是在萧条的世界经济中和面对着停滞的需求的绝望意识才把各石油公司真正拴在一起。它们都是积极的竞争者，它们从没有忘却这点。有协作的努力，但是同时有普遍的不信任、警惕和根深蒂固的对抗。即使在它们谈论合作的时候，它们也在策划新的进攻。就在阿奇那卡里之后几个月，壳牌公司就进入美国的东海岸市场并很快地着手扩展其业务。新泽西公司被激怒了；它的一位高级经理谴责壳牌公司“在野心驱使下”的行动。之后，在1936年，亨利。德特丁得知新泽西标准公司正在讨论把它的全部墨西哥企业出售给在美国和欧洲都有股权的独立生产者威廉。戴维斯。戴维斯是使执行“按现状”协定陷入那么多困难的一位“外围”人局者。德特丁愤怒地写信给新泽西，“我们正在一起从事对抗戴维斯的活动；把一整套极端需要的军火售给敌人，。使他用来更有效地同我们进行战争，这肯定是同正常的交战彻底相悖的。”实际上，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期间，在新泽西同壳牌讨论合作期间，它时断时续地认真考虑把它的国外业务同纽约标准公司合并，从而能更好地与壳牌较量。
而且，在履行已经商定的事情中，甚至在商定已经商定的事情中不断爆发冲突。1934年原则备忘录草案规定，外面查帐员要检查各拥护者的交易一共有多少笔。这激起了新泽西和纽约标准在亚洲的合营企业标准一真空公司的一位高级经理的气愤。他在1934年12月说道，他和他的同事“一致对此表示反对。让外面查帐员检查我们帐册这种想法不仅由于明显的原因而引起反感，而且在我们看来，如果有关的参加者甚至在提供交易额的正确情报方面都不能互相信任的话，那末‘按现状’是建立在很脆弱基础之上的”。他又说，“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地使‘按现状’经营限制在有利益关系者的‘私墙’之内（即内部）进行之。”但是，甚至在那些“私墙”之内，事情也并不很容易和顺利。1934年12月，壳牌公司董事弗雷德里克。戈德伯在远东时报告说，“贸易数字清楚地表明得克萨斯石油公司无端地太积极，到这一年结束，它的贸易份额将超过它应有的份额。”他还说，其他公司将不得不实行“较严厉的措施”来对付离格的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尽管有协议，它们不能完全制止竞争的驱使。
分配过程本身有何等成就呢？例如，对联合王国来说，结果表明有相当大的不平衡。壳牌公司和英波公司在英国形成联合的销售体系，即壳牌一墨西哥／英国石油公司这个体系。除有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外，那个集团和新泽西的附属公司之间的销售比率相对地保持不变。但是，由于石油从种种来源进入英国时，这两个集团占全部市场的合并份额却有相当大的波动。
尽管“按现状”协定并不稳定，但从1934年起，有了备忘录草案，它就变得更起作用了。它所以比较成功有三个因素。在美国，由哈罗德。伊基斯领导的联邦各州当局，终于把生产纳入控制。在苏联，迅速的工业化步伐刺激了国内的石油需求，压缩了输出。而大公司对罗马尼亚产量施加一些控制终于获得成功。即使这样，暂时的喘息并没有持续好多年。在1938年初，新泽西标准公司提出终止“按现状”协定的口头通知。1939年9 月，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按大部分来说，任何残存的“按现状”活动都告终了。
民族主义“按现状”协定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它的用意不仅要防止石油供过于求和抵御以后的大萧条，还要防御欧洲和别处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出现。一位历史学家写道，“整个欧洲大陆和政府政策都面对着那些私营的外国石油公司——而且对抗的范围是前所未有的。它们之间以防御方式，讨论如何应付反常的贸易状况的手段，这是不足为奇的。”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期间，对石油公司的政治压力有许多形式。政府强派进口限额，规定价格，并对外汇施加限制。它们强迫公司把过剩的作物制成的酒精掺进汽车燃料，以及使用其他石油代替品。它们征收多种新税，并进行干预，控制石油输出入贸易的方向，来配合双边贸易协定和较大的政治环节。它们限制利润汇款，强迫投资于经济上提不出正当理由的国内设施，并坚持各公司保存额外存货。作为大萧条的结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期自给自足和互惠对等都蔚然成风，随之而来的是要求约束大石油公司的压力。伦敦贸易委员会的会长警告说，因为“现在在所有别的国家里都有一种普遍趋势，就是在它们自己土地上强迫或鼓励设立国家公司，以取代非国家的子公司。”
强迫外国公司参加国家的卡特尔和在外国公司与当地公司之间划分市场，已成为欧洲政府的标准惯例。在一个接一个国家里，政府坚持外国公司要帮助逐步建立当地的炼油能力。法国政府按照1928年的立法，把市场的具体份额分配给每个公司。一位新泽西标准公司的高级经理说，在法国，“不与国家的商业事业合作——不管在金钱上还是在原则上作出多大牺牲——定然会激起报复性的立法，这种立法对私人利益来说，要比政府原来提出的建议付出更多代价。”在纳粹德国，由于那个政府在准备战争，各种控制条例和操纵都在增加。总的说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下半期，随着大萧条的最坏年代的逝去，大石油公司的最重要目的是隔绝和戒备政府的干预。“我们现在在几乎所有外国国家都面临民族主义的政策，以及许多国家中明显的社会主义趋势，”新泽西公司的副总经理奥维尔。哈登在1935年说，“这些问题都是以政府为一方和以作为单位的工业为另一方之间的问题。它们正在不断变得更为严重，而且管理人员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花在努力求其解决上面。”
同一年，石油工业的一位观察家注意到欧洲政治上和经济上民族主义的加强，很简明地加以概括，他说：欧洲石油企业的运行“90％是政治，10％是石油”。在世界的其余地方，看来都确实如此。
伊朗国王的新条件在大萧条到了低谷时，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的，波斯国王礼萨。巴列维发现“在这些日子里石油并不是黄金”而万分激怒。伊朗国王的国家已成为一个石油国；来自英波公司的石油开采权使用费提供了其出口收入的2 ／3 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但是，由于大萧条，来自英波公司的开采权使用费已猛降到191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既惊恐又激怒的伊朗国王责备英波公司，并且决定亲自处理开采权问题。在1932年11月16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使他的大臣们惊奇的是，他突然宣布单方面取消英波公司的特许开采权。这是晴天霹雳，没有一个人真正相信伊朗国王敢这样做。他的行动威胁英波公司本身的存在。
伊朗国王的宣布虽然出乎意外，却是波斯和英波石油公司之间四年谈判和紧张关系的最高潮。1928年，约翰。卡德曼已经注意到，“特许权受益人可以把他们的未来看作在经济民族主义高涨的浪潮面前是有保障的，保障的程度是按国家利益同他们自己利益趋于一致的比例程度而定的。”但是，卡德曼觉得最困难的是造成这种一致。实际上，波斯人谴责威廉。诺克斯。达尔西的1901年特许开采权侵犯了国家主权；他们也想从特许权上要更多的钱——多得多的钱。1929年，卡德曼认为已同伊朗国王的宫廷大臣阿卜杜勒。侯赛因。帖木儿塔什努力作成一笔交易，从中波斯政府不仅得到高得多的钱款，还会得到公司股票的25％，此外还有董事会代表权和公司的全球总利润的份额。但提议的这笔交易从未能成交。双方都有反责和谴责。双方继续讨论，但每当协定似乎即将达成时，波斯人会提出新的补充和修正，并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不能达成最后协定的主要原因，在于波斯具有高度个人独裁的性质，以及站在顶端的那位巨人。礼萨。汗利用他对哥萨克旅的指挥权来帮他成为这个国家毫无异议和无可反对的领袖。他是个坚强、专横、粗暴和直率的人；据一位派往德黑兰的英国大臣说，国王“不浪费时间去使用优美但完全无谓之词来表达波斯人非常珍视的相互问候”。礼萨。汗于1921年成为陆军大臣，然后于1923年担任首相。他有戏称自己为总统之意，但后来决定不这样干，在1925年自立为礼；萨。巴列维国王，成为新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此后他开始使他的国家现代化，但方式无定而杂乱。帖木儿塔什说，国王的最大毛病是，“他对谁都怀疑。全国没有一个人是陛下真正信任的，这引起那些一贯对他忠心耿耿的人很大的不满。”
国王蔑视他的臣民；他对一位来访者说，波斯人民都是“顽固和愚昧的”。他也一心想巩固这个难驾驭的国家，把控制权集中在他自己手里，这意味着削减所有其他对抗的权力中心。他首先从教士毛拉着手，他们是领导那些强烈反对他努力创建一个现代化、世俗化国家的传统主义者和宗教上的基要主义者的一帮人。在他们眼里，这位国王是犯了许多罪的；他终究废除了强迫性的妇女必须戴面纱的规矩。他们指责他花钱于公共卫生设施，并扩大教育机会。但他不愿受阻止。他有一次甚至亲自殴打一个阿亚图拉，此人责问他：当他的女眷走进圣坛时，他是否认为她们的服装是合适的。毛拉作为一个集团被打翻在地，他们屈服了，虽愠怒不语，但仍然桀骛不驯。一位来访者评论说，“常听说国王的最大成就是他对毛拉取得的胜利。”
照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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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看法，英波公司像毛拉一样，是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他也想削减其权力和影响。但他也依赖特许开采权使用费来满足他的野心。随着波斯财政收入的剧降，响应国王命令的当地报纸和政客们加强他们对公司的攻击，大至达尔西原来取得特许开采权的合法性和小至在阿巴丹炼油厂把食物冷冻一事（这被认为是反宗教的），事事都批评和指责。
再者，国王早已在其他问题上对掌握英波公司的股票半数以上的英国政府感到生气。他试图行使波斯对巴林群岛的主权，而英国却坚决主张维持对这个岛屿酋长国的保护关系。他对英国人在外交上承认伊拉克大发雷霆，认为这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发明创造。尽管英波公司的管理部门可以不断重申公司是作为一个商业实体经营的，独立于政府，但没有一个波斯人会相信这种表白。听到这类声明，他们“只能认为这是表里不一两面派与串通一气的合成罢了”。
1932年11月，随着国王的单方面取消英波公司开采特许权，事情达到了紧要关头。他的行动是对英国政府的直接挑战，丘吉尔于1914年已把英国政府的军事安全同波斯石油拴在一起。英国不能消极地同意国王的行动。但怎么办呢？问题被提交到国际联盟。国联得到所有有关方面的同意，把问题搁置起来，给争论双方以时间来制订新的协议。五个月后，在1933年4 月，卡德曼亲自去德黑兰试图挽救这个局面。在同国王会见后，他写道，“毫无疑问，陛下追求的是金钱。”到4 月的第三个星期，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受到挫折感到气恼的卡德曼回到宫廷会同国王作另一次商讨。卡德曼为了唤起对方注意：破裂迫在眼前，他自己的耐心已到尽头以及他准备离去，他指示他的飞机驾驶员作一次试飞，飞机滑行时要使国王从他同国王会见时的宫殿窗子里看得到。
这个意图在礼萨国王身上没有失去作用，他现在退却了。波斯的要求和缓了。到1933年4 月末，新协定终于制订出来。特许权开采地区减少了3 ／4.波斯得到保证可以收取每吨四先令的固定的特许开采权使用费，不受油价波动的影响。同时，它将收到公司的世界总额利润的20％，这项利润实际上是超过一定的最低额之后分配给股东的。此外，不管其他发展如何，协定保证每年最低限度支付七十五万英镑。1931年和1932年的特许开采权使用费按新的基础重新计算，而且劳动力的“波斯人化”也加快了。同时，特许权的持续时期从1961年延长到1993年。后来卡德曼说，“我觉得我们已经很好地从危境中给拖出来了。”但英波公司的基本地位已保住了。墨西哥斗争在对石油公司的所有民族主义的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来自西半球。那里在一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油国中，各公司都被卷入与炽热民族主义全部力量的剧烈战斗中，民族主义对它们活动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地点就在墨西哥，争执的焦点是1917年墨西哥宪法第27条第4 节，该条文宣布地下资源——所谓的“底土”（“下层土”）——不属于那些拥有地面资产的人，而属于墨西哥国家。
当然，对这些公司来说，这是危险的信条。在1917年宪法正式通过后的几年中，它们进行艰苦斗争反对实施第27条，恳求英美政府给予支持。它们坚持说，它们在革命前获得并作了大量投资的资产权，不能有追溯效力地被国家夺去。墨西哥则坚持它始终是底土的拥有者，公司拥有的东西并不构成公司资产，而只是由国家的命令所授予的特许权。结果是僵持——实际上，同意让不同意见存在，即存异。
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墨西哥政府不想逼得太厉害。它需要各公司开发和销售石油。它总的来说还谋求外国投资，以促进这个国家的“重建”；把石油公司赶走起不了什么良好的宣传作用。因此，墨西哥政府设计的一个松散、保全面子的方案，使各石油公司继续运行，但保留政府对底上所有权的要求。这个权宜之计并不那么顺利；它时而穿插着尖锐的冷讽热嘲和愤懑不平的怨言的来袭。在1927年中，紧张局势高涨，墨西哥和美国政府之间的破裂看来迫在眉睫，有可能发生另一次的美国军事干预，像在革命期间伍德罗。威尔逊曾派兵去墨西哥那样。在卡勒斯总统看来，这场风险看来是真有其事的，所以他下令给油田地带军事指挥官卡德纳斯将军，如果美国入侵，就准备放火烧油田。
然而，从1927年起，石油公司和墨西哥政府之间，以及两个政府本身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较大的稳定和平静。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那个新的缓和逐渐消失。其中一个原因出自工业的经济状况。由于生产成本的提高，税收的增加和现有油田的枯竭，墨西哥丧失了在世界石油市场上竞争的能力，特别与委内瑞拉竞争的能力。委内瑞拉石油在墨西哥登陆后即运往坦皮科炼制，因为它比墨西哥石油还便宜！最大的外国石油公司是考德雷的旧墨西哥鹰石油公司，现在它部分为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所有，并或多或少全部由其管理。这个集团约占墨西哥总产量的65％。美国公司生产另外的30％，这些公司由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辛克莱公司、城市服务公司和海湾公司带头。面对这个国家不稳定的状况，大部分公司只是试图维持它们已有的一切，而不是去冒新投资的风险。结果，墨西哥的生产剧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墨西哥曾是世界上第二最大生产者。十年后，每天产量从四十九万九千桶降至每天十万零四千桶，下跌80％。这对于指望繁荣的石油工业给它提供更多的财政收入的墨西哥政府来说，是极度的失望。它完全责怪外国公司，而不承认不景气的国际市场和明显不适于外国投资的国内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墨西哥的政治环境也不时在变化。革命热情和民族主义再度汹涌澎湃，工联主义工会在会员人数和权力方面迅速增长。这些变化都体现于前国防部长卡德纳斯将军，他在1934年末成为总统。英国外交使节说，此人外貌惊人，有“印第安人长长的面具式的面孔和不可测知的黑耀岩眼睛”。卡德纳斯是一个种草药的人的儿子，上学只上到十一岁，虽然在他一生的其余时间里一直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读者，从诗歌到地理学无所不读，但特别对历史，尤其对法国大革命和墨西哥历史格外感兴趣。在十八岁时，已经担任过收税员、印刷所学徒和监狱看守人的他，参加了墨西哥革命。他的勇猛，他的有自制力的谦虚和他的领导能力受人赏识，在二十五岁时就已当上将军，并成为革命“最高领袖”卡勒斯的门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虽然其他新军事领袖向右翼移动，卡德纳斯却仍然是左翼。作为他的家乡米却肯州的州长，他倾注了很多精力于提倡教育和把大庄园拆散，分地给印第安人。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有节制的和清教徒似的，是禁酒的支持者和赌博的反对者。
卡德纳斯当选为总统后，他把他的年老的导师卡勒斯将军放逐，表明他这个人是自主的，不是傀儡。他善于使这一派和另一派对立并维护自己的最高权力；他接着创立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一直支配着墨西哥的政治制度。石油和民族主义经证明将是这个制度的中心。实际上，卡德纳斯是墨西哥总统中最为激进的。英国外交使节在1938年谈到他时说，“他的左派倾向使他成为资本主义焦虑不安的根由，但从通盘来考虑，在墨西哥生活中没有更多像他这样能干的人实属憾事。”卡德纳斯积极地推动土地改革、教育和需要庞大支出的公共工程计划。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工会变得更强大。他公开地同群众打成一片，并不停地在全国巡视，常常未经通知就来到一地听取农民的诉说。
对卡德纳斯这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和政治上的激进派来说，在墨西哥存在着外国石油工业是令人反感和难堪的一件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他在石油地区担任军事指挥官；逐渐对外国公司产生厌恶。他对他所看到的感到愤慨，那些外国公司态度傲慢，对待墨西哥犹如“被征眼领土”——至少他在1938年他的日记中是那么写的。一旦他当上总统，他必然转向激进主义。1935年初，卡德纳斯就职后几个月，考德雷在墨西哥鹰石油公司的一位副手埋怨说，“在政治上这个国家完全红色了。”各石油公司熟悉怎样同卡德纳斯以前的墨西哥做生意——那是一个讹诈、贿赂和分赃的世界——但它们对如何处置新的现实却毫无能力。
墨西哥鹰石油公司遭到两面夹攻，一方面是试图适应这个国家的激进主义精神的当地管理人员，另一方面是虽然只有少数股票却能全面管理控制的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常驻经理说，亨利。德特丁“说什么也不会对墨西哥有什么别的看法，而只是一个殖民地政府，对它你尽可以发号施令”。他这样说是劝说德特丁“不要再抱幻想”。他不但未获成功，而且德特了转而指责他是“半个布尔什维克”。这位经理只能大声斥责。他说，“在当今这个世界里，这些国际大公司如果想要石油，就得付所要求的代价，尽管是多么不合理的代价；越快了解到这一点，对它们和它们的股东就越好。”
新泽酉标准石油公司，也没有去顺应这个新的政治现实的思想倾向。杰出的美国地质学家埃弗里特。德戈利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发现巨大的油田，后来构成“黄金通道”和墨西哥石油工业增长的基础；他一直保持着同墨西哥的接触。现在他对美国公司拒绝和解的势态感到焦虑。他私下怂恿新泽西生产部的头头尤金。霍尔曼会一想办法同墨西哥政府搞合伙交易，这会满足他们的民族情绪，并使新泽西标准公司处于最后能收回资本和同时得到合理收益的地位“。霍尔曼坚决拒绝这个主意。他对德戈利尔说，”这件事开其他地区的先例，非常重要，所以公司宁愿丧失它在墨西哥的全部所有，而不愿默从合伙关系，这也许被认为等于局部没收。“
对外国公司的压力继续在增加。实际上，墨西哥的发展不过是遍及拉丁美洲的外国石油公司和日益兴起的民族主义之间不断高涨的对抗的最尖锐表现。1937年尚未站定脚跟的玻利维亚新军人政府急于赢得公众支持，指责标准石油公司的当地子公司有纳税欺骗行为，并没收了它的财产。这一行动在玻利维亚得到很大称赞并在整个拉丁美洲引起很大注意。同时，在墨西哥，到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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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问题已经取代对税收、开采权使用费和开采权合法地位的长期争论而成为头号争论点。石油工人工会于1937年5 月发动罢工，其他工会正在策划总罢工表示支持。卡德纳斯大部分时间不在墨西哥市——在尤卡坦指导给印第安人分配土地，在阿卡普尔科的小港监督一座旅馆和可供沐浴海滩的建设。但现在，由于全面混乱的威胁，他出来干预了；工业不能被关闭，总罢工也不能容忍。总统反而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检查这些公司的帐册和活动。
没有对话的基础。检查委员会的关键成员埃尔索格教授，把公司高级职员描绘为“不知尊重为何物的人，他们都不习惯于讲真话”。二者之间彼此厌恶。在英国大使看来，埃尔索格是“一个声名狼藉但真心实意的共产党人”。埃尔索格的委员会宣称，石油公司在破坏墨西哥经济的同时已经赚了厚利，并且对这个国家更广泛的经济发展毫无贡献。委员会不仅建议大量提高工资并限定每年总共付给二千六百万比索，而且还要求许多新的福利和好处：一周工作四十小时，长达六周的假期，五十岁退休时所领退休金相当于工资的85％。这个委员会还说，所有外国技术人员应在两年内由墨西哥人取代。
各公司反驳说，委员会令人遗憾地错误解释它们帐册中的收支和结算并且虚构它们的利润率。它们自称，在1935年一1937年期间，所有公司平均合并利润总额不过二千三百万比索，而现在提出的要求是付给二千六百万比索额外工资。各公司还说，如果它们被迫遵从委员会的建议，它们必须关门。当然，它们在投机，认为政府不会冒这个险；它们认为墨西哥缺乏人员、技术、运输设施、市场和资本（指万一政府接管，它所需要的资本来源）。
各公司对委员会的建议提出上诉。政府不但批准建议，而且加上有追溯效力的惩罚。墨西哥鹰石油公司预计可能还要发生什么事情，让雇员们的妻子儿女撤离。由于控诉和反控诉闹得很凶，赌注不断增高。各公司担心此次确立的一个先例和典型可能威胁它们在世界各地的活动。从一开始，卡德纳斯就想把政府的控制扩大到石油工业上。但现在，他个人的威信和权力正在日益卷入其中。他受不了被s 人看作在外国公司面前退却；他也不能让站在他左边的好斗的工会胜过他。他必须依旧控制一个爆炸性的局势。但他也被事态和形势牵着走。有一个时刻，他向一个朋友诉苦说，他是“处在那些从不告知他全部实情并且不常充分执行他指示的顾问们和高级职员们的掌握之中”。他还说，“只有在他亲自深入事务时，他才能了解事实。”
虽然墨西哥鹰石油这家英国公司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生产者，反对这些石油公司的激动大部分是基于看来足以团结全国的强烈反美情绪。一位英国外交家评述，“我发现使各个阶级的墨西哥人完全一致的一个方面，便是他们确信美国政策的一个固定原则是阻碍他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巩固。”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公司以前指望的外交支持，现在已成过去的事情。罗斯福政府对拉丁美洲曾采取“睦邻”政策，并且新政是怀着同情来看待墨西哥政府的态势的。从对外政策观点来看，对西半球防御的关心和对逼近的一次战争的担心开始加重，在这样一个时刻，华盛顿亟希避免疏远墨西哥。因此石油公司得不到来自北方的压力去抗衡工会的激进要求。
当墨西哥最高法院支持不利于各公司的判决时，危机深化了。各公司转而提出把工资提高两倍，但在工会领导人和墨西哥政府看来，仍不很高。1938年3 月8 日，卡德纳斯私下会见各公司代表。结果是在工资问题上又一次僵持。后来在同一夜，卡德纳斯独自下决心没收财产——如果需要的话。3 月16日，石油公司被正式宣布在“造反”。即使这样，卡德纳斯继续谈判；双方日趋接近。各公司最后接受二千六百万比索的工资提升。但它们在反对把管理部门的决策和行政管理权转交给工会方面，是不肯让步的。
1938年3 月18日夜，卡德纳斯与其内阁开会。他告诉他们，他想接管石油工业。他说，毁去油田要比让油田成为国家发展的障碍来得好。下午9 时45分，他签署了没收命令，然后从总统邸宅的“黄厅”向全国广播这个重大消息。他的讲话受到人们的欢迎，他们在墨西哥市举行六小时的游行。接着而来的斗争是激烈的并且是长期不休的。在墨西哥看来，所发生的事情是抵制外国控制的一项伟大的象征性和激情的行动，这对于把全国团结在一起的民族主义精神是至关重要的。在各公司看来，没收是绝对非法的，违反了明确的协定和正式的承诺，否认了它们投入资本和精力、冒险创建的一切。
被没收的公司结成统一战线试图进行谈判不是谈判赔偿问题，对此它们并无信心，而是要收回它们的财产。它们的努力是徒劳的。但除墨西哥的特定目标外，还有更为严重的利害关系。一位壳牌石油公司的董事说，如果没收被看成是成功的，“在世界各地，特别在拉丁美洲，树立了一个先例，这将危及国际贸易的整个结构和外国投资的安全。”所以，石油公司尽可能作出强有力的反应是绝对必要的，它们实际上谋求组织世界各地对墨西哥石油的抵制，谴责墨西哥出口的石油都是偷来的东西。受损失最大的公司是墨西哥鹰石油公司；除受皇家荷兰／壳牌集团控制外，其股东大都是英国人。英国政府对墨西哥采取很强硬的立场。它坚决要求墨西哥人归还财产。墨西哥不作答复，相反却与英国断绝外交关系。
在没收的直接后果方面，只是勉强地避免了同美国发生相似的破裂。在以后两年多中，华盛顿试图对墨西哥施加压力，主要在经济方面，但这些努力是半心半意的。实际上，美国公司觉得它们远没有得到适当的支持。在罗斯福的睦邻政策时代，根据新政对“经济顽固分子”（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属于石油工业方面的这一类人）的批评，只要罗斯福所谓的“公正赔偿”得以提出，美国政府就不太可能对墨西哥采取严厉行动，或反对它具有的没收主权。而且，随着在罗斯福的利害关系中心处的国际形势迅速恶化，总统不想进一步恶化同墨西哥或西半球国家的关系，以造成能有利于轴心国家的后果。卡德纳斯正确地判断了世界政治的均势。
华盛顿已经能够看到英国领导的抵制和对墨西哥关闭传统市场的努力所产生的不安定影响。纳粹德国成了墨西哥的头号石油顾客（打折扣出售或以货易货），法西斯意大利则成为第二号。日本也成为大顾客。日本的公司也都在墨西哥勘探石油，并正在商讨建造一条从油田横贯该国到太平洋的管道。在罗斯福政府看来，增加美国压力只会适得其反地使轴心国加强它们在墨西哥的立足点。
英国对墨西哥所采取的远为顽强的立场，也更多地出于战略计划而不是受商业考虑的驱使。但战略问题却是通过一个不同的镜头来看的。正如石油委员会和帝国防务委员会于1938年5 月所概括的那样，英国的问题是这样的：仅仅八个国家占世界石油产量的94％。由于国会通过的关于中立的立法和美国的孤立主义，有危机发生时可以想象得出美国的石油是可以被阻止运往英国的。俄国的输出已降至低水平，可能在一场战争中完全停止。石油委员会说，“由于它们的地理位置，荷属东印度群岛、罗马尼亚和伊拉克被认为在某种突然事变中，是有疑问的供应来源。”这就剩下伊朗、委内瑞拉和墨西哥了。然而仅仅几年以前，在同礼萨。汗的冲突中，英波公司几乎丧失了它的宝贵的在伊朗的开采权。
所有这些意味着，在一场军事危机中，拉丁美洲国家的生产对英国是必不可少的，不仅“由于它们的生产规模大，还由于从海运观点来看，它们处于有利地位”。所以，得作出一切努力，“以保证墨西哥的政策不被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所遵循”。伦敦特别担心委内瑞拉，它正在供应英国石油需要总额的40％以上。外交部反复说，战略问题——“防务需要”和在战时取得石油供应——都是驾驭其全部政策而需要“首先考虑”的。虽然美国是墨西哥的邻国并且同它有许多重要的利害关系尚成问题，但是涉及石油时，墨西哥对英国却要比对美国重要得多。
“像长眠不起的尤里乌斯。恺撒”
1939年9 月战争在欧洲爆发后，被没收的美国石油公司的利益和美国政府的利益这两者之间的分歧甚至更尖锐了。就罗斯福政府而论，国家安全比赔偿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其他美国公司重要得多。华盛顿不要纳粹潜艇在墨西哥港口加燃料，也不要德国“地质学家”和“石油技术人员”在靠近美国边界的墨西哥北部或沿着巴拿马运河的墨西哥南部徘徊。实际上，美国现在正忙于试图把墨西哥同西半球防御体系结合起来。所以，尽快不让石油问题挡道是重要的。而且，如果美国参战，美国政府想要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得到墨西哥石油的供应，它越来越不在乎谁实际上拥有那些石油。美国大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于1941年告诉罗斯福，那次没收是同墨西哥合作的主要障碍，试图恢复和捍卫“像长眠不起的尤里乌斯。恺撒”那样的地位是没有意义的。
战略考虑是这样作出的，所以在珍珠港事件前不久，1941年秋，华盛顿决定促使取得解决问题。到现在，问题的症结肯定不是恢复；而是赔偿——但赔偿多少呢？开始提出讨论的是在墨西哥的公司资产价值，双方的估计大不相同，墨西哥的数字是七百万美元，石油公司的数字是四亿零八百万美元。最关键的方面是底土储量的价值。两个政府任命的美国和墨西哥联合委员会承担制定赔偿方案；它找到一个新奇的和创造性的解决办法。它的产生完全出于这样的判断：公司拥有的所有底土储量，到被没收时，已经成为产品！根据这个机敏的构想，关于谁实际上拥有底土或储量价值多少的进一步争论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大部分石油按照推测无论如何已用光了。以此为基础，委员会提出赔偿约三千万美元的解决办法，分几年付清。
对这个赔偿数字，各公司以激烈愤慨的态度作出了反应。它们争辩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它们一马当先去寻求外国石油，部分是按照认真关心未来供应是否安全的美国政府的命令行事的，而
现在它们却被这同一政府抛弃和出卖了。但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最后讲清楚，虽然各公司绝对没有义务必须接受这个判决，它们也不应指望任何来自华盛顿的进一步协助或支持。把问题讲得直率些，政府的立场是要就要，不要拉倒。在提出估价的一年半后，即在玉943 年10月，美国公司接受了这个解决办法。
可是，墨西哥也有一个代价要付。它设立了一个国家石油公司，即墨西哥石油公司，拥有墨西哥的几乎全部石油工业。但石油生意却不再是出口导向；它的重点转向国内市场和生产廉价石油，作为墨西哥自己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主要燃料。墨西哥成了世界石油市场中的一个小出口国。而且，石油工业由于资本不足以及得不到技术和技术人员，也在削弱中。坚持工资的大幅度抬高——二千六百万比索是“不可思议的数字”——曾作为油田没收战的借口。但民族主义无可避免地得向经济的现实作出一些让步。在没收之后，不仅所答应的提高工资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实际上工资被削减了。
英国并不急于把它自己方面的解决措施付诸实施，或甚至也不急于恢复同墨西哥的外交关系。它仍然担心同墨西哥的妥协——用外交部常任政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的话来说——会“把这种想法”灌入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头脑”里去。“当然，当战争过去时，那个问题将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现。”正如结果表明的那样，直到1947年，即战争结束后两年，墨西哥鹰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才同墨西哥取得解决。在这个事例中，耐心是有报偿的；即使把墨西哥鹰石油公司看作在墨西哥营业的最大外国公司，按比例来说，它比美国人做了一笔好得多的买卖——正确地说，是一亿三干万美元。
至少墨西哥鹰石油公司知道，它有英国政府作为坚强后盾。相反，美国公司却认为它们不仅遭到墨西哥严重的不公正的对待，而且还受到它们自己政府的同样待遇。可是，有一件事情是英国公司和美国公司双方都可一致同意的；墨西哥的没收是许多年来——自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很可能甚至从191I年解散标准石油托拉斯以来——石油工业所经历的最大创伤。在墨西哥来说，同外国公司的解决确定了它的行动方针是正确的。1938年国有化被看作是革命的最大胜利之一。墨西哥完全是其石油工业的主人了，而墨西哥石油公司将以第一家和最重要的国有石油公司出现在世界上。实际上，墨西哥已为未来确立了一个模式。
15、阿拉伯的特许开采权：弗朗克·霍姆斯创造的世界
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流离颠沛的无数人中间，有一位弗朗克。霍姆斯少校。但是在战前他很早就习惯于当一个流浪者。他于1874年生于新西兰的一个农场，先是在南非的金矿工作，以后二十年专搞金矿和锡矿，在世界各地从澳大利亚、马来亚到墨西哥、乌拉圭、俄国和尼日利亚过着采矿工程师的流动生活。霍姆斯身材健壮结实，态度举止过于自信和刚愎自用。一位竞争者一度把他描绘为“一个有相当个人魅力的人，他有直率、活泼而又气势汹汹和海盗式的作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为英国陆军部的军需军官；1918年他去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采购牛肉，在这一次远征中他第一次从一个阿拉伯商人那里听到关于波斯湾阿拉伯海岸的石油渗漏的情况。作为采矿工程师，霍姆斯的兴趣被激发起来了。后来，他驻扎在行将成为伊拉克所属的巴士拉，在那里他获悉英波石油公司在波斯这一边的边界处有活动，加上以前听到的关于阿拉伯沿海的石油渗漏情况，引起了他进一步的兴趣。
战后，霍姆斯帮助建立一家公司，即东方综合辛迪加，以开展中东的业务机会。1920年，他建立了辛迪加的第一个企业，即亚丁的药房。但霍姆斯的心思不在药房而在石油，这已成为他强烈喜爱和使他着迷的事物。他确信阿拉伯沿海将是巨额的石油来源，他以不懈的持久力追求他的理想。人们相信他有才能，是一个杰出的创办人。他在海湾的阿拉伯这一边来往走动，相继访问一个个贫困的当地统治者，向他们述说他编织的幻想；他向他们保证，就在他们只看到穷困的地方藏有财富，总是谋求把一个又一个特许开采权装进他的包里。
霍姆斯是在这个地区各别的英国官员戒备、怀疑和猜忌的眼光下奔走游说的，这些官员负责监视当地统治者的国外关系，并保护英王陛下在这个地区的利益。他们把霍姆斯看作具有“捣蛋功夫”的肆无忌惮的惹是生非者，他使用捷径追逐利润的同时，试图削弱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在一位官员看来，霍姆斯不过是“石油世界中的漫游者”而已。也许所有评论中最厉害的咒骂来自另一个人，此人干脆称霍姆斯是“一个特别叫人不满的人”。但这不是沿海一带的阿拉伯人对他的评价。在他们看来，霍姆斯少校会成为简直令人刮目相看的人物——“石油之父”。
霍姆斯留下亚丁的药房这个摊子，前往阿拉伯海岸附近的巴林小岛上设立他的石油事业的总部。他是被石油渗漏的报道吸引到巴林来的。该地酋长感兴趣的不是石油而是供应不足的淡水。霍姆斯钻井取水成功，获得了可观的利润。更为重要的是，怀着感激之心的统治者，按照他已经许诺的那样在1925年以石油开采权来报答他。
霍姆斯在别的地方也得到了开采石油的权利。1923年，在行将成为沙特阿拉伯王国所属东部的哈萨，他得到一块特许开采区的购买权，并在下一年，又得到了由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共同管理和处在两国之间的中立地带特许开采区的购买权。他还试图得到科威特本土内的一块地区，但未能成功。好像所有这些还不够他忙碌似的，他经常来往于巴格达和巴林之间，试图在伊拉克组织一次投标与土耳其石油公司进行竞争，从而使各个政府和各个公司之间进一步产生纷争。
霍姆斯的活动特别使英波石油公司感到惊恐，它不要其他任何人在其“势力范围”内经营石油而引起麻烦来干扰其在波斯的营业。无疑，该公司确信在阿拉伯找不到石油。用约翰。卡德曼的话来说，地质报告说“没有什么可以乐观的机遇”，而且该公司的一位董事在1926年宣称，关于石油，沙特阿拉伯看来“毫无指望”。（这位董事还说，阿尔巴尼亚的石油可能有所作为。）
为了开发他们的石油蕴藏，霍姆斯和他的东方综合辛迪加顶着这类怀疑态度，聘定了一位杰出的瑞士地质学家对阿拉伯东部进行调查。但这种努力事与愿违。这位具有阿尔卑斯地质学专门知识的教授唯独不具备关于沙漠的知识，他提出报告宣称这个地区“没有呈现任何明确的指望可以钻探出石油的迹象”，而且在那里勘探“不得不视为纯粹的赌博”。关于这个糟透的报告的信息泄漏到伦敦金融界，使得该辛迪加筹集必要的资金以支持霍姆斯猎取石油开采权和进一步钻探，甚至更为困难了。
到1926年，东方辛迪加处于极大的财政困难中。霍姆斯不得不频频支付旅费、馈赠、赏钱以及招待费。辛迪加的财政困境是那么严峻，它被迫试图把它所有的开采权出卖给英波公司，但遭到拒绝。毕竟在阿拉伯没有石油。当霍姆斯试图在金融中心伦敦筹措资金时，他遇到明确无疑的冷淡接待。尽管他执意坚持和善于游说，他仍然一无所得。一位英国实业家回忆说，“霍姆斯是伦敦最讨厌的人。人们看到他来时都跑掉了。”
巴林和纽约的酋长们由于在英国没有成功的可能，霍姆斯乘船去纽约，希望见到他所称谓的“真正大纽约的酋长们”而在美国找到好运气。但他遭到的只是进一步的拒绝。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经理告诉他，巴林太远太小，不足以引起兴趣——在地图上它终究比不上他的铅笔尖。其他公司也都不感兴趣，因为它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力求进入土耳其石油公司。
但是，最后有一家美国公司对巴林显出了些微兴趣——海湾石油公司。这家公司承诺了要在多样化的基础上在世界各地发展生产的壮举，作为石油普遍短缺或特定地区生产下降时的保护手段。在本世纪初，当斯平德托普一地的石油耗竭时，这家公司在初期几乎被彻底摧毁。霍姆斯向海湾公司提供石块试样和一种“油脂状的物质”，连同一份关于他在巴林的水井中发现石油痕迹的报告。所有这些足以引起兴趣，所以在1927年11月，海湾公司取得了东方综合辛迪加在阿拉伯所拥有的开采权，并同意与霍姆斯的集团一起工作，试图在科威特获得一个开采权。但是很快出现了一个问题。1928年，海湾石油公司已经成为土耳其石油公司中的美国集团的一部分，因此也是红线协定的签署者，该协定杜绝任何一家公司在地图上所标出的红线范围内任何地区独立地经营。这显然把沙特阿拉伯和巴林排除在外了。加入的各公司必须一致行动，要末根本不干。尽管有海湾公司的恳求，土耳其石油公司董事会不准备承担霍姆斯的阿拉伯一揽子计划。所以，虽然海湾公司可以继续追求科威特的开采权，因为它在红线之外，但却必须放弃在巴林的利益。
海湾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把巴林的特许开采权提到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面前，但它像海湾石油公司那样也已积极地承担了发展外国石油供应的责任。可是它尽管花了很大一笔钱，却没有得到一滴外国石油，它的努力劳而无功。所以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即所谓索加尔，SOCAL ）接受了海湾石油公司在巴林的购买权。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与海湾公司不同，它不是土耳其石油公司的一部分，因此不受红线协定的束缚。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建立一家加拿大子公司（巴林石油公司）来持有开采权。
接着是在巴林的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在科威特的海湾公司，两家公司正好撞上了一堵墙：英国政府毫不留情地反对美国公司进入这个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了努力挡住德国渗入海湾地区，英国曾同当地酋长们，包括科威特和巴林的酋长在内，达成协议说，石油开发只应委托英国公司，英国政府将负责这些公司的对外关系。因此，伦敦坚持在任何石油开采权协定中都要列入“英国国籍条款”，无论是在巴林还是在科威特。这样的条款要求开发石油必须要由“英国的利益集团”
来进行，并把美国排除在外。这个要求意味着海湾公司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两者都不能发展它们的特许开采权。
随之而来的是，在以美国政府支持的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为一方和以英国政府为另一方之间，开始了一系列相当别扭的谈判。在各美国公司看来，“国籍条款”不过是狡猾地构筑起来的障碍，把它们关在沿海湾的各个酋长国的门外。然而，事实上，在较强的美国力量面前，英国政府受到围攻，很大程度上处于守势而感到苦恼，因为它正在挣扎着要维持它认为对英帝国至关重要的地位。
但在1929年，英国政府重新考虑了它的立场；它认定美国资本的进入很可能鼓励英国控制地区的石油更迅速和广泛地发展，这将有利于总是伸手要钱或要不然可能要求英国进一步补助的当地统治者，也有利于需要可靠石油供应的皇家海军。而且，来自美国的外交压力正在增强。英国政府是愿意后退的，至少就巴林而论是这样的。所以它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达成了交易，美国公司可以行使在巴林的购买权，虽然只有在能保证英国的地位和政治上的首位的某种条件下才有效。例如，美国石油公司给埃米尔的所有通讯都要通过政治代理人，即英国政府驻当地的代表。
一年多一些之后，巴林石油公司在1931年10月开始钻探。1932年5 月31日钻到了石油。阿拉伯世界发现石油了。虽然产量不大，但巴林的发现石油是个重大事件，含意远为广泛。设立已经有年头的公司听了这个消息大为震动。在十年多的过程中，对石油着迷的霍姆斯少校，曾成为低下和被人嘲弄的人物。但现在，他的本能和他的幻想得到了确证，至少在微小的程度上。在更大规模上他会经证明是正确的吗？巴林小岛离阿拉伯半岛大陆毕竟只有二十英里，从整个外貌来看，半岛的地质恰恰是相同的。
伊本。沙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英国在科威特的政治代理人谈到邻近的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时，说他是“那个精明的宾”。沙特，总是采取‘长远观点’的“。实际上，伊本。沙特在那些年间，并没有一味地具备十分长远的观点。他有一个紧迫的问题；他的国库需要钱，而且要得急。这就是使他想到石油的原因。肯定地说，他对他的国家的石油前景是很怀疑的。如果不太可能的事——发现石油——果然发生了，他也并不完全高兴，因为他知道石油工业的发展对他的王国将意味着什么。外国资本和技术人员的来到会扰乱也许甚至破坏传统的价值和关系。可是，给予勘探石油的特许权完全是另一回事，只要它能回报以适当的财政补偿就是了。
阿布杜勒。阿齐兹。宾。阿卜杜勒。拉赫曼。宾。费萨尔。沙特，刚过五十岁。他仪表堂堂，胸部厚实发达，身高六英尺三英寸，比大多数国人来得高。十多年以前他访问过巴士拉，所得印象仍然存在。那时在巴士拉的一位英国官员评论说，“虽然他比典型的游牧部落的酋长长得更魁梧，他却有良好教养的阿拉伯人特征，具有极为显著的鹰的形象，肉鼓鼓的鼻孔，撅出的嘴唇，又长又狭的下巴由于养着一撮胡子显得更为突出。他兼备军人品质和治国才能，这种才能部落同胞更为珍视。”伊本。沙特当然把他的才干用于战争和管理国家事务两个方面，在建国，即建立现代沙特阿拉伯方面获得最为显著的成就。在他早期生涯中，一只骆驼的鞍囊就可以把他的整个国库装进去，后来他积累了巨大财富，作为一个统治者，其身手也是同样不凡的。
沙特王朝是由穆罕默德。宾。沙特于十八世纪初建立的，他是中部阿拉伯高原内志的达里耶镇的埃米尔。他在那里继承了精神领袖穆罕默德。宾，阿卜杜尔。瓦哈布的事业；瓦哈布信奉伊斯兰严格的清教徒派的教义，这种教义后来把王朝及其国家在宗教上结合在一起。沙特家族和瓦哈比教派联合起来，开始进行迅速的征眼计划，在半个世纪内就统治了阿拉伯群岛的很多地方。但沙特王国的扩张使奥斯曼土耳其人感到惊慌，他们动员起来反对它，并于1818年打败了它的军队。穆罕默德的外曾孙阿卜杜拉被抓往君士坦丁堡斩首。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阿卜杜拉的儿子图尔基在利雅得重建沙特王国，但由于图尔基的两个外孙之间的权力斗争，这第一次光复沙特失败了。有一段时间，第三个外孙阿卜杜尔。拉赫曼是名义上的利雅得统治者，因为他处在一个与他有仇恨和对立情绪的家族拉希德的支配之下。但在1891年，阿卜杜尔。拉赫曼同他的家人一起（包括他的儿子阿卜杜尔。阿齐兹——未来的伊本。沙特）逃走去过流亡的生活，他的儿子在一段路程中躺在骆驼鞍上的一个袋子里。阿卜杜尔。拉赫曼和他的家人流浪了两年，在沙漠深处同一个游牧部落一起住了几个月时间。最后，他们受到统治科威特的萨巴赫家族的邀请，在波斯湾的一个小城邦定居下来。
在他这方面，阿卜杜尔。拉赫曼有两个目的：重建沙特王朝而成为阿拉伯的主人，并使逊尼派伊斯兰的瓦哈比支派普及起来。他的儿子伊本。沙特将是达到两个目的的工具。科威特的埃米尔穆巴拉克把这个年轻沙特王子置于他的庇护之下，使他在现实政治和明智审慎地制订对外政策方面受到专门教育。正如伊本。沙特后来提到的，穆巴拉克亲自在旁教他如何“考虑我们自己的利和弊、益和害”。这少年还被灌输严格的宗教教育和规定过斯巴达式的生活，并且在年纪还小的时候学习在沙漠中战争的兵法和生存的本领。当土耳其人煽动沙特人的宿敌拉希德人进攻那时在英国保护之下的科威特时，他不久就有了应用那些本领的机会。作为牵制措施，科威特的埃米尔派遣那时刚二十岁的伊本。沙特去从拉希德人手里收复利雅得。他率领一小队人横渡沙漠，只是他的第一次进攻被击退了。在第二次尝试中，伊本。沙特把秘密行动和出击力量结合起来，双管齐下，于夜间攻进城去，破晓时就把拉希德人的总督杀死。1902年1 月，他父亲封二十一岁的儿子为内志的总督和瓦哈比教派的伊玛目。他已经开始第二次光复沙特了。
在以后几年中，一次出征接着一次出征，伊本。沙特把自己确立为阿拉伯中部的公认的统治者。大约在那时，他还使自己成为易赫旺或兄弟会——非常热诚的宗教战士的新运动——的领袖，这个运动在阿拉伯的迅速扩展为伊本。沙特提供了一批忠诚的士兵。在1913—1914年期间，他把阿拉伯东部，包括广大而有人居住的哈萨绿洲在内，置于他的控制之下。由于居民主要是什叶派穆斯林——而沙特人都是逊尼派，而且不只是逊尼派，还属于严格的瓦哈比教派，＿他特别注意哈萨的行政管理和学校，使什叶派的地位合法化，防止他们起来骚扰。尽管瓦哈比教派有信条在，可是伊本。沙特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他知道过于触犯什叶派的过敏处并不符合他的政治利益。他有一次说，在哈萨“我们有三万什叶派，和平安全地生活着。没有人干扰他们。我们所要求他们的仅仅是在他们的节日里，在公众场所不要过于动感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年中，沙特帝国增加了对其至关重要的最后一批领土。伊本。沙特夺得了阿拉伯的西北部。1922年，对伊本。沙特和科威特埃米尔之间的争执感到气恼的英国高级专员，拿了一支红铅笔，由他本人为它们划定边界。他还沿着伊本。沙特的边界画出两处“中立地带”，一块与科威特共同使用，另一块与伊拉克共同使用——在两个场合都称“中立”，是因为一来贝都因人可以来往两地放牧，二来两地可以共同管理。到1925年12月，伊本。沙特的部队，即凶猛的易赫旺，已占领半岛西边和与红海接界的汉志这块伊斯兰的圣地。那里有吉达港以及麦加和麦地那这两座圣城。1926年亚月，在麦加的大清真寺，在会众的祈祷之后，伊本。沙特被宣布为汉志国王，使沙特王朝成为世界穆斯林圣地的守护人。这样，伊本。沙特在四十五岁时已是阿拉伯的主人了。在二十五年善于作战和实施精明政治的1 ／4 世纪的过程中，他重建了沙特在阿拉伯半岛上占9 ／10的支配地位。光复沙特实际上完成了。
但在那时，为他扩张效劳的战士易赫旺，开始批评伊本。沙特从瓦哈比教义倒退。他们宣称，开始进入王国的现代化工具——电话、电报、无线电、汽车——全都是魔鬼的用具，他们偏激地批评伊本。沙特居然同异教徒的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来往。他们愈来愈不服从，在1927年起来反叛他。但他打败了他们，到1930年已摧毁了易赫旺运动。伊本。沙特对阿拉伯的控制现在巩固了。此后，规模将从征服偏向谨慎，保卫和增强他已建设了三十年以上的国家。为纪念国家的巩固，王国的名称在1932年从“汉志和内志王国及其属国”改为现在众所周知的名称——沙特阿拉伯。
但正当伊本。沙特的努力看来要得到胜利的王冠时，出现了另外的威胁。直率地说，伊本。沙特的钱很快就要花完了。由于大萧条突然开始，去麦加的朝圣者人流——所有能够去朝圣的穆斯林都应在他的一生中至少朝圣一次——慢慢地成为稀稀落落，而他们却是国王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王国的财政陷入极端窘迫中；帐单付不了；文职人员的工资拖欠了六个月或八个月。伊本。沙特有给部落发补助金的力量，这是一种最主要粘胶剂，能把一个全国很不一致和不安宁的王国团结在一起。使事情更糟的是，国王正在着手实行一项费用很大的多种发展计划，从建立国内的广播网把全国联系在一起，到重建吉达的供水系统。哪里能另找资金来源呢？伊本。沙特试图预征一年的税。他派他的儿子费萨尔到欧洲去寻求援助或投资，但没有成功。他的财政问题继续恶化，国王求助无门。
巫师之徒也许有价值的资源都蕴藏在他王国的土壤下面。大概是1930年秋天，伊本。沙特国王乘汽车与人同行时一位同伴向他提出这个想法。这位同伴是英国人，以前为印度民政部的官员，他在吉达开业从商；仅仅在几个月前他在伊本。沙特的影响下皈依了伊斯兰教。国王亲自赐给他伊斯兰的名字阿卜杜拉。但他的真正姓名是哈里。圣约翰。布里杰。菲尔比，其英国朋友都称他杰克，而现在也许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他是二十世纪一个最臭名昭著的双重间谍哈罗德。“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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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菲尔比的古怪的父亲；哈罗德是英国情报机关反苏反间谍部门的头子，同时又为苏联人积极从事间谍活动。他可能从他父亲那里学到如何扮演多重角色的本领。实际上，许多年后，在阅读金。菲尔比自己关于多年来充任双重间谍的叙述时，伊本。沙特的已经退休的宫廷译员认为金“与他父亲真正一模一样”禁不住感到惊异不已。
父亲杰克。菲尔比是个无情的反对派，权威和习俗的顽固不化的反叛者。在吉达，有一次他把他的一些爱畜拂拂在公众场合展示，表示他没有欧洲人的社交小圈子也照样可以过得去。菲尔比在锡兰长大，是剑桥三一学院的毕业生，在印度民政部开始他的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英国在巴格达和巴士拉政治使团的成员，这为他提供了进入阿拉伯世界的机会。他有学语言的天才，因此他抓住这个机会研究阿拉伯语从而使他对阿拉伯各个部落和统治者的家系产生深厚的兴趣，转而发展成为对那时所有统治者中也许最有权势的伊本。沙特的终生迷恋；伊本。沙特是他于1917年在利雅得执行一次使命时首次会见的，那次他同伊本。沙特进行了三十四小时的私人会晤，定下了菲尔比以后一生的进程。
1925年，由于对英国的中东政策感到愤怒，菲尔比离开了印度民政部，但仍是该部的成员，虽然他那时去外约旦工作。他回到沙特阿拉伯后便在吉达开设一家贸易公司。他还重温了他同伊本。沙特的友谊，后来逐渐成为国王的非正式顾问，陪他一起旅行和狩猎，甚至参加国王枢密院的晚间审议。伊本。沙特对菲尔比特别感兴趣。菲尔比回忆1930年他皈依伊斯兰教的前夕，国王对他说“成为一个穆斯林和可以有四个妻子，该多好”。但首先他必须经过成年人割礼的痛苦过程。有人说，菲尔比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宗教信念，他之所以成为穆斯林是为了方便他的商业交易和在这个国家里走动。他的皈依确实使他得以追求他所着迷的一种事业——作为勘探者、地图绘制者和阿拉伯的编年史家，后来他以此而著名也是应得的。多年来，他的艰苦的旅程包括半岛的大部分，从经过阿拉伯东南部的大沙漠，即鲁卜哈利沙漠的独自远征到在阿拉伯西北部进行古代犹太人社会的搜寻，他都干过。他的努力得到公认，最后得到皇家地理学会的创建者奖章。
菲尔比在他返回英国时总戴上合适的圆顶硬礼帽，或在帝国的殖民地参加宴会时总穿上规定的白色短上衣，而且即使在阿拉伯，他也进五点钟的午后茶点，并狂热地总想跟上洛兹板球场的记录。然而，尽管所有这一切，他依然不同意英国和英国政策，他把英国政策看成是“传统的西方对东方世界的支配”。对比之下，他自傲地回忆道，“我无疑是主张东方从所有外国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第一批声援者中的一员。”英国人当然觉得菲尔比是最讨厌的人。一位英国官员评论说，“自从他五年前退出政府部门以来，菲尔比先生从不错过机会攻击和歪曲政府及其中东政策。他的方法一直既肆无忌惮又粗暴激烈。他是个公众厌恶的人，正是大半由于他和他的阴谋，所以伊本。沙特——不幸受到菲尔比的一些影响——在最近几年期间给我们造成那么多麻烦。”另一位官员抨击菲尔比是“一个极恶劣的骗子”。
不管他的影响达到多大程度，菲尔比非常了解伊本。沙特的严重财政问题和这些困难所加于王国的威胁。在1930年秋天的那次共乘汽车的一段时间里，菲尔比注意到伊本。沙特特别沮丧故而尽量高兴地说，国王和他的政府都像是睡在埋藏着的财宝上的人。菲尔比确信，在沙漠下面躺着大量的矿藏财富。菲尔比解释道，但其开发需要勘探，这意味着需要外国的专门知识和外国资本。
国王答道，“哦，菲尔比，如果有人提供我一百万英镑，我把他所需要的开采权全给他。”
菲尔比告诫国王，未经一些初步的勘探，谁也不会拿出一百万英镑或类似的数目的。国王对找水的兴趣要比找石油大得多。既然这样，菲尔比就提出一个名字——查尔斯。克兰，一位美国管道工程巨头和慈善家，他对阿拉伯世界特别感兴趣。菲尔比说，他“为了有幸同陛下握一下手，叫他做什么他都愿意。”克兰正在邻近的也门主办开发计划，菲尔比知道那时他在开罗。菲尔比说，为什么不请他到沙特阿拉伯来呢。
伊本。沙特发出了邀请，1931年2 月25日，克兰来到吉达，国王以非常隆重的礼节和盛大的宴会接待他，令其几百名年轻卫兵表演使人入迷的剑舞作为款待他的余兴节目。国王给予克兰成捆的地毯作为礼品，还赠以不少匕首和刀剑，以及两匹纯种阿拉伯马。宾主两人讨论了焦干和多石的沙漠和在内志下面也许有地下河流的可能性。克兰详细叙述他如何从埃及得到海枣树和亲自把它们移植到加利福尼亚沙漠的伊迪奥镇，成功地用自流井来灌溉它们。现在，由于他同伊本。沙特的新友谊，他自己花钱请到了一位名叫卡尔。特威切尔的采矿工程师，那时特威切尔正在也门为克兰的一个项目工作，调查这个王国的水源的潜力。在作了艰苦的一千五百英里旅行以检查阿拉伯沙漠下面有自流泉的可能性后，特威切尔于1931年4 月在吉达露面，带来了坏消息：自流井没有指望。
一年后，1932年3 月，由于他的王国收支之间的差额继续扩大，国王在利雅得接见了一位对他的问题特别敏锐的观察者，即科威特的埃米尔阿赫默德酋长。酋长乘汽车旅行，越过三百英里沙漠的沙地和砾石，这给他留下永久的教训：所有驶经那条路的汽车应当至少载五个乘客，因为“只有五个乘客才能把汽车从沙堆中拉出来”。
两位统治者保证相互永恒忠诚。当阿赫默德酋长称伊本。沙特为他的“兄长”时，国王突然流泪了，他转而宣称，“正如沙特和沙巴的旗帜在最近三百年间每次胜利或失败时都飘扬在一起，所以我祈祷而且相信在未来仍然会这样”。
阿赫默德酋长看到伊本。沙特明显的病态和劳累紧张感到吃惊。酋长回到科威特后向英国政治代理人谈了他这个印象，他说，“他是他王国中最劳累的人，每一次搜查和袭击都是他领导的——这样的日子都不会再有了。”阿赫默德酋长恳求国王“开支问题慢慢解决”，否则的话“他肯定要‘垮”’。教长特别“‘直率地’谈到他所到之处看到的明显的浪费现象”——到处都是汽车。对国王来说，几辆豪华的汽车是必要的。可是，超过这个范围就是浪费了，阿赫默德酋长力劝伊本。沙特把他的汽车辆数减少3 ／4 ，“并统一用福特牌和雪佛兰牌”。提出这个劝告后，阿赫默德酋长驶过沙漠回去时，伊本。沙特送给他一件礼物——来自国王自己车队的一辆大型八汽缸的卡迪拉克牌高级大轿车。
这两个人还讨论了石油勘探。国王承认他已允许进行一些初步的调查，但又说“他一点也不急于把特许开采权给予外国人”。然而，考虑到他的财政困难，他确实能有所选择吗？特威切尔这位美国工程师，实际上已经报告说，在这个国家东部的哈萨绿洲石油前景尚有一些希望。然后在1932年5 月31日，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在巴林发现了石油。这件事陡然增加了哈萨的吸引力——并使在考虑之中的伊本。沙特对在他王国里出现外国投资这一件事不那么嫌恶了。特威切尔虽然向伊本。沙特坚持说他只是一个工程师而不是一个创业人，但他还是听从了国王的吩咐，到美国去设法张罗资本投资。谈判在巴林发现石油之前几个月，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St7 －CAL ）已经开始探听关于在哈萨的特许开采权问题。现在，特威切尔与之接触后，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不仅高兴和立即接受，而且还把他留下作为它的一个谈判者。特威切尔在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律师劳埃德。汉密尔顿陪同下，于1933年2 月回到沙特阿拉伯，开始同伊本。沙特的财政大臣阿卜杜拉。苏莱曼谈判。他们面对的是一位狡猾和熟练的对手。苏莱曼是国王私人秘书的兄弟。他生在内志——其他高级行政官员大部分是叙利亚人、埃及人和利比亚人——年轻时曾是孟买的一个阿拉伯商人的助手，在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贸易的知识。国王给他“我的支柱”的绰号。实际上，这个“身体虚弱、说不上是什么年龄的瘦小个子”是伊本。沙特核心集团中最有权势的人，不仅负责财政，还负责防务和朝圣。伊本。沙特的译员说，他是“最终的幕后策划者，总是自我谦避和躲在舞台的侧幕后面”，但他具有的“权力和影响那么大，我常以阿拉伯的无冕之王看待他”。
苏莱曼肯定是王国中非王室成员的最重要的人物。他的工作负担非常之重，因为工作都是根据他所发明的公共财政的会计制度进行的，而只有他懂得这个制度。他遮遮掩掩不太直率和独断专横，这些都是积重难返的；还尽可能把事务更多地控制在他自己手里，以便确保没有潜在的竞争对手来侵犯他的地盘。虽然他一般能按他自己的权力行事，在石油问题上他却注意详细地给国王通报。他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谈判在哈萨的石油开采权时，苏莱曼确切知道他想要得到什么——尽快地得到一大笔钱。至于那里是否有石油，可留待以后再说。
可是，特威切尔和汉密尔顿不是想进入哈萨的仅有的两个竞争者。伊拉克（以前是土耳其）石油公司派遣斯蒂芬。朗里格作为它的代表。他以前曾是驻伊拉克的英国官员，实际上还代表英波公司的利益，这家公司因为参加了伊拉克石油公司和红线协定，不能单独去参加谈判。英国外交使节安德鲁。瑞安于1933年3 月向伦敦报告，“一切都准备就绪，剧中人物是一个渴望捞一票的阿卜杜勒。苏莱曼，他一心想哈萨的石油已经是可以在市场销售的商品了；特威切尔和汉密尔顿作为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主要角色；朗里格……代表伊拉克石油公司。”但瑞安在他的人物表中漏掉了最重要的演员——国王。而且他还在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误，他把哈里。圣约翰。布里杰。菲尔比说成是很可能将列入“较次要的人士”之中。菲尔比决不仅仅是区区小演员。
在1932年5 月巴林意外钻出石油时，用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一位董事的话来说，他公司已经找到了菲尔比，以便同“伊本。沙特陛下进行接触”。菲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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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拖延时间。但他知道，如果各石油公司之间进行竞争，结果会使他的朋友国王达成一笔更好的交易，所以他也通过伊拉克石油公司中处支配地位的成员英波公司来同该公司接触，提醒他们注意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对哈萨有兴趣。他写信给英波公司的一位高级地质学家说，“我一点没有承诺什么义务要为上述的公司利益服务，但我总的来说倾向于帮助任何实际上对这类问题感兴趣并对政府采取行动能有所作为的人。”最后，菲尔比正式成为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顾问。但他对这个约定保密。同时，他继续同伊拉克石油公司接触——做得那么成功，以至于它的代表朗里格认为他是个可信的人。实际上，菲尔比首先忠于国王而且将一直如此。
菲尔比对他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新联系感到高兴；帮助一家美国公司在阿拉伯获得成功是藐视英国和阻挠英国在这个地区利益的另一方式。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约定还为他带来了个人的很大宽慰。虽然他正为他的贸易公司进行许多项目，他也分担这个“王国”的其他困难：他没有拿到报酬。他迫切需要钱，他要为他的儿子支付剑桥大学的学费。对他的服务，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同意给杰克。菲尔比一千美元一个月，共六个月，加上签署特许开采权合同和发现石油的奖金。这样，“金”。菲尔比终于能在剑桥求学；他在剑桥大学时开始走上充当苏联间谍的道路。
谈判一直拖延下去，沙特人在谈判桌上表示得非常肯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获得一大笔预付款。菲尔比写信给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我如给你们带来希望说，不用付大量报酬作为抵偿而就能得到特许开采权，这是没有好处的。要点在于伊本。沙特政府欠了很多钱，不得不拖欠债款。他要付还债权人借款的唯一希望在于把潜在的资源抵押出去。”
这两个西方集团的立场非常明显地不一致。一方面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对于获取特许开采权很感兴趣，另一方面，后面有英波公司支持的伊拉克石油公司的心境却完全不同。朗里格向菲尔比吐露，“他们并不需要更多的石油，因为他们已经能够开采到的数量超过了他们现在所能处理的数量。同时，他们极感兴趣的是排除所有竞争者。”因此，在伊拉克石油公司来说，它所作的努力是预防性的而不是预期性的。此外，因为伊拉克石油公司——实际上是英波公司——继续怀疑哈萨蕴藏石油的数量，它没有心情在沙特阿拉伯作出任何大规模的承诺。当朗里格向英国外交使节说明时，他的简报当然是“不要在这个阶段为了还很难说有否石油的开采权而花大笔钱去随便买定”。
虽然其他人由于谈判的步子不快而越来越沮丧，喜欢成为神秘人物的菲尔比却由于他扮演多种角色而为自己感到光彩——他被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雇用当上它的代理人、担任沙特人的顾问、指导伊拉克石油公司和充当朗里格的密友，他在交谈中还有机会随口向各个石油经营家透露他在最近前往麦加途中，同车的国王对他说起的话。不仅仅是石油占了菲尔比的时间；他还忙于为沙特政府和朝圣运输公司攫取进口机动车的垄断权，以及建立这个国家的无线电系统。
尽管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很热切，它的出价只及沙特人要价的1 ／5.1933年4 月初，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高级经理写信给菲尔比，谈到“我们的谈判遇到不幸的僵局……至于发现石油的可能性实际上在这个国家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一家石油公司没有考察这个地区的地质之前就付出大笔的钱，是绝顶愚蠢的”。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没有必要太多担心伊拉克石油公司和英波公司。在它们来说，除了承担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开价的一小部分之外，它们都不愿再提出什么条件。最后，菲尔比劝告朗里格，“你倒不如收拾行装走吧；美国人出价无疑地会高于此数。”朗里格完全照此办理，他突然离去，退出竞争，让位于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同时，菲尔比正在劝诱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苏莱曼达成他所称的“这种缓和”，这意味着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出价要大大提高。
到1933年5 月，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特许开采权协定的最后草案已准备就绪，随国王“高兴”加以是否。在枢密院里经过一些形式上的讨论后，伊本。沙特告诉阿卜杜拉。苏莱曼，“相信真主，签字吧”。该协定规定预付三万五千英镑金币（十七万五千美元）——三万英镑作为贷款，五千英镑作为第一次预付的特许开采权使用费。十八个月后，将付第二笔贷款两万英镑（十万美元）。全部贷款将来只从政府应得的石油特许开采权使用费中偿还。此外，公司将另外支付十万英镑金币（五十万美元）贷款作为开发石油的费用。特许开采权的有效期限是六十年，适用于约三十六万平方英里的面积。1933年5 月29日，协定签字了。伊本。沙特得到了他想要的很大一笔现金。国王和他的财政大臣还坚持规定应大大鼓励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尽可能迅速地行动的条件。
唯一剩下的问题是怎样弄到那么多的黄金。因为美国刚刚放弃金本位，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试图直接从美国运送黄金的努力，遭到财政部助理部长迪安。艾奇逊的拒绝。但最后，保证信托公司的伦敦办事处代表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从皇家造币厂弄到三万五千英镑金币，装了七箱由一艘英国的半岛和东方轮船公司的轮船运往沙特阿拉伯、因为考虑到沙特阿拉伯是男性支配的社会，担心女王的头像会降低金币价值，所以每一枚金币上印的是男君主而不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头像。
一家美国公司得到了开采权，无可避免地会开始改变这个地区的政治关系网。当菲尔比告知英国外交使节安德鲁。瑞安爵士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已经赢得特许开采权时，他“吓坏了，他的脸上因为愤怒和失望变得阴暗起来”，这使菲尔比无限高兴。英国的所失实际上是美国的所得，虽然华盛顿后来好久才认识到这一点。尽管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反复提出抗议，罗斯福政府拒绝建立外交关系，不耐烦地反复讲没有必要这样做。直到1939年，美国驻埃及的外交使节才同时被任命为驻沙特阿拉伯使节，只是到1942年美国才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常驻的由一人组成的公使馆。
英波公司和伊拉克石油公司不久认识到，它们由于太胆怯和太吝啬而犯了大错。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成员之间互相反责，但决定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1936年，这个集团得到了沙特阿拉伯西部汉志的石油开采权，从外约旦一直延伸到也门。条件比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在三年前所同意的要高得多。唯一的欠缺是伊拉克石油公司在其特许开采区内始终未发现石油。
科威特在阿拉伯半岛上，沙特阿拉伯并不是唯一看到石油利益在增长的国家。在邻近的科威特，关于特许开采权的断断续续的谈判已经拖延了十年。巴林在勘探方面的努力，使科威特埃米尔阿赫默德教长心烦意乱，他在1931年对霍姆斯少校说，“当我注意到巴林的石油工程和这里却一无所有时，我心如刀割。”在1921年成为科威特埃米尔的这位快活和结实的阿赫默德，对他的现代化曾引以自豪；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穿上宽松衣眼，长袍下面露出漆皮皮鞋。他又是个英国海军的热中者，他的客厅墙壁上，饰有英国军官和炮艇的照片。但由于科威特的不稳定情况，他似乎在搞纵横。正如一位英国高级外交官员所说明的那样，酋长已“开始执行一项相当危险的政策”，试图“在陛下政府、伊拉克政府以及伊本。沙特国王三者之间挑起争端”。
这种平衡始终是科威特的中心问题，因为它作为一个小国，试图在较大国家中间保证其独立和行动自由。由于它的位置靠近波斯湾的顶端，并沿着巴士拉和麦加之间的贸易和朝圣路线。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国出现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中叶，当时来自阿拉伯半岛内部的游牧部落在那里定居，并于1756年从萨巴家族选拔一个教长担任统治者。到十九世纪，它在北部海湾地区已成为商业中心。虽然向奥斯曼帝国作了些进贡，它成功地顶住了土耳其直接施加的权威。到十九世纪末，英国想抵制德国的渗透，正如在柏林一巴格达铁路上所集中体现的，同时科威特则想确定它在土耳其人面前是独立的。结果，英国承担负责科威特的对外事务，后来确立对这个酋长国的保护关系。
现在，阿赫默德酋长受着英波公司和海湾公司双方的奉承。已经得到霍姆斯少校传说中和有争论的购买权的海湾公司，正在通过霍姆斯及其东方综合辛迪加（外交部曾称它为海湾公司的“爪牙”）进行工作。英波公司仍对科威特石油的前景有怀疑。而且，如果勘探确实证明是成功的，那将只对已经由于大量过剩而疲惫的世界市场增加更多石油而已。在英波石油公司的经理中间总怀着疑惧：在他们最有价值的特许开采区所在地的伊朗，国王会“重新提出指责说他们正在波斯以外的别的地方浪费精力”。那末为什么英波公司正在科威特追求开采权呢？原因是，他们不能冒这个险，即只是为了拦阻别的什么人得到石油开采权而自己在科威特却不采取行动。英波公司主要关心的是防御——阻止另外一个公司进入它所谓的“侧翼”而削弱它在波斯和伊拉克的地位和影响。这个风险太大了。正如约翰。卡德曼爵士继续坚持的那样，科威特是在英波公司的“势力范围”之内。
财政上的需要也刺激阿赫默德酋长的兴趣去招致愿意获取特许开采权的人。像在沿波斯湾海岸的所有其他酋长国那样，科威特正处在严重的经济艰难时期。当地的采珍珠贸易已成为科威特的第一号工业和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不管是否知道名字，阿赫默德酋长有充分理由对一位来自三重县的日本小贩发脾气，小贩叫御木本幸吉，他对牡蜊和珍珠着了迷，并花了许多艰难岁月专心致志于发展人工培养珍珠的技术。最后，御木的努力有了报偿，到1930年，大量日本培养的珍珠出现在世界珠宝市场上，差不多打消了对潜水员从科威特近海和波斯湾别处捞上来的天然珍珠的需求。科威特的经济被破坏了；出口收入骤降，商人破产，小船搁置在岸上，潜水员回到沙漠去。阿赫
默德和他的公国需要新的财政收入来源；石油的可喜前景的出现，正是时候。
这个小国面临许多其他经济困难。大萧条更普遍地使科威特和其他酋长国的经济陷于瘫痪。情况坏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沿阿拉伯海岸的奴隶所有主亏本地卖掉了他们的非洲奴隶，以免负担生活费，而且，阿赫默德酋长在同邻国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的各种争执中英国未给与他认为适当的支持而感到愤怒。酋长认为，一家美国石油公司的进入科威特会带来美国的政治利益，他可以用它来支持他的地位以对付英国，以及对付他在这个地区的对手。尽管这一切话是这么说的，酋长知道他不敢疏远英国。为了科威特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安全，他仍然主要依靠英国来对付所有它的邻国——沙特阿拉伯、正在向他的权利挑战的伊拉克以及甚至不承认科威特的存在和合法性的波斯。科威特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是英国统治着海湾的控制区，酋长认识到皇家海军的实用价值。
在英国方面，英国政府想尽力维持它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和地位，这意味着设法保证有一个英国公司在这个地区内拥有石油开采权。但怎样做到这一点呢？虽然就巴林来说，英国国籍条款已被搁在一边，伦敦却继续坚持这项条款也适用于科威特，这样可以把发展限制在一家英国控制公司的手里，从而将有效地阻挡海湾公司参与东方综合辛迪加。海湾公司向美国国务院抗议这种排斥政策，国务院转而于1931年末抓住这个问题不放要英国人予以解决。
英国海军部强烈地坚持要保留国籍条款，不仅以人们熟知的战略上和军事上石油供应为理由，而且还因为英国在保证“美国公民在科威特内地受到保护”方面将碰到想象中的困难。这甚至会导致因为“英国也许不可能提供保护”而由“美国战舰干预海湾事务”。但正如一位官员所说的，主要的担心是英国会“在一个对帝国利益至为关键的竞争场所失去影响和地位，让位给另一个较富的国家”。可是，进一步思考后，英国政府的关键部门——外交部、殖民部和石油部——全都准备放弃国籍条款。一位外交部官员说，“我OJ最不愿意看到发生一场同美国的石油战。”实际上，美国资本能为这个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符合英国利益的。1932年4 月，英国政府把国籍条款搁置起来，在这个关头，似乎不需花很大代价，也没有真正理由不这样去干了。毕竟，英波公司看来对勘探科威特石油不那么感兴趣。英波公司董事长约翰。卡德曼爵士对外交部说，如在科威特找到石油不会对“英波石油公司有什么好处”。他还说，“欢迎美国人到那里找到石油！”
对内阁取消国籍条款的决定，海湾石油公司和美国政府都感到高兴。但没有人比霍姆斯少校更兴高采烈了。他把这“了不起的胜利”至少大部分归功干一个他判定为英国最受欢迎的人，即美国大使安德鲁。梅隆——前美国财政部长和那个控制海湾石油公司的家族的后裔。安德鲁。梅隆于1932年就新职时已有七十七岁，在伦敦，他感到非常惬意。有一件事他很欣赏，他能合法地喝酒（美国那时仍实行禁酒）；他曾在英国结婚；惯于穿英国人裁剪的衣服。他知道怎样在英国做生意。差不多就在三十年前，他曾前往英国试图说服马库斯。塞缪尔，他说壳牌公司应解除与新生的海湾石油公司的供应合同，因为出了毛病，当时斯平德托普的地下压力逐渐减少。由于他具有魅力，既文静又耐心，执意劝说，梅隆达到了目的。
可是，在1932年，他受怀疑了。在他任财政部长期间有若干事例，据说属于庞大的梅隆帝国的一些公司得到财政部的特别待遇或支持。这类报告已经在国会内引起反响，有人想对他进行弹劾。恰巧那时胡佛突然任命他为驻英大使。有些人把他马上接受任命说成是一种故意和精明的自我放逐。
梅隆不仅是家族的族长和海湾公司董事长威廉。梅隆的伯父；他还是曾资助海湾公司并使它成为一家综合石油公司的人。他一直把海湾石油公司认作梅隆家族公司，并对它表示直接的关心。在海湾公司探求科威特门户开放时，他已经进行介人促使国务院予以帮助。乘船去伦敦担任大使可使他置身于各方争夺科威特之战的中间，副国务卿则十分审慎地试图确立公平的基本准则。他通过海底电缆发电报给驻伦敦的美国大使馆说，“为了防止受批评，矫枉过正，过于采取相反态度，总是很容易的。所以在我们做一切事情时，我OJ必须给予海湾石油公司不多也不少的援助，完全与我们应在同样情况下给予任何其他守信的美国公司一样的援助。”但要保持这样的区分困难非常之大。即使在国务院，海湾公司被说成是“梅隆权益”；英国人会交替地称呼海湾公司或“梅隆石油集团”。而安德鲁。梅隆本人从未太多表示他承认这种区别。他称海湾公司为“我的公司”（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因为梅隆利益集团拥有大部分股票），他将按照这个前提来行动。
虽然在科威特伦敦放弃了国籍条款，但它却宣布它将坚持检查所有投标，并向埃米尔推荐应当接受哪一个。这应该不是太复杂的问题，因为卡德曼刚刚断然宣称英波公司对此没有兴趣。但嗣后在1932年5 月，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在巴林发现石油，改变了形势和整个阿拉伯沿海的前景。英波公司十分突然地改变了它的意见。卡德曼急忙写信给外交部，否认他最近的没有兴趣的声明，因为现在英波公司突然决定，它很想在科威特投标获得石油开采权。没有人对英波公司的改变主意比酋长本人更高兴的了，他用有说服力的简明言词阐明了生意经的基本准则。他说，“是的，我现在有两个投标人，从一个售主的观点看来，这完全是有利的。”
下一步行动落在英国政府身上；尤其要由石油部去检查不仅是海湾公司的出价，还有来自英波公司的新出价，并且要向埃米尔提供“意见”。但因为两份投标的检查在伦敦拖而不决，霍姆斯和海湾公司——以及美国政府——开始怀疑起来，认为拖延是一个有利于推荐英波公司出价的诡计。美国大使紧追不舍，虽然国务院不愿意显得一仅仅为了梅隆先生的个人利益“而行动。但是，到了1932年秋天，看来推荐的问题不像会很快见分晓，梅隆失去耐心，决定置礼仪于不顾，直接向外交部追问这件事。这毕竟是生意。梅隆越来越感到迫切，也许是由于不受欢迎的赫伯特。胡佛不久将被赶出白宫，从而分配给梅隆的大使任期也将终止。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评论说，”美国大使热心地为他自己的企业集团争取石油开采权和他的任期即将结束，这两者也可为其反复不断地陈述提供一些说明。“实际上，梅隆的追求是那么强有力，致使一位国务院官员建议国务卿向梅隆暗示，”在这个问题上别急嘛。“
石油部终于好不容易拿出它对这两个投标的分析，分析是在科威特的英国政治代理人于1933年1 月交给埃米尔的。但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它起的作用只是在英波公司和海湾公司之间开始了一个新的更为激烈的竞争阶段，包括尖刻的相互谴责和威胁。但英波公司觉得它的一手牌渐呈弱势。由于国王在1932年11月片面否定它在那里的特许权，英波公司在波斯的地位——公司的实际财富——处于危险之中。
实际上，有一个可以替代投标战的办法——合作。每个公司都深悉对方的坚强决心和背后的强大力量。一方面英波公司看到美国的财富和其潜在的巨大政治影响，同时另一方面海湾公司看到英国在这个地区牢固地树立的权力。约翰。卡德曼向梅隆大使提出合并的可能性，但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在梅隆离开他的岗位回到美国后不久，卡德曼深感苦恼地获悉，美国石油界的传说是，“安德鲁。梅隆已经决意重返来控制科威特”。
1933年3 月末，卡德曼离开伦敦去波斯，同国王就取消了的特许开采权进行谈判。他在科威特停留一下，充分准备同埃米尔讨论一个特许开采权的细节。霍姆斯少校得知卡德曼的即将来到，不仅安排好在卡德曼的约会之前几小时先去见阿赫默德酋长，而且设法获得允诺，应许他有机会可以提出高于卡德曼可能摆在桌面上的开价。在他亲自同酋长在达斯曼宫会见时，卡德曼试图得到酋长同意他的意见，一个“清一色英国公司”会更好地符合他的目的。酋长答道，“只要协定规定的付款兑现，涉及什么国籍”对他“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卡德曼于是摆出完全准备好的他自己的标价，并出示一支金笔交给埃米尔作签署协定之用。他告诉酋长，“如果酋长准备立即在协定上签字”，他将加倍出价。但是，卡德曼又说，“他不能让他较高的出价一直敞开有效”。不幸的是，酋长只能表示他最诚挚的抱歉。他已经答应霍姆斯，海湾集团将得到机会超过卡德曼可能提出的任何标价，他显然不能自食其言。
卡德曼感到诧异和苦恼。现在他完全相信必须同海湾公司订立协定；酋长的“两个买主”无论如何要减少到一个、不这样，酋长就能继续使一个集团和另一个集团相斗而从中渔利抬高价格。而且，英波公司能绝对保证它在投标竞赛中不致失败的唯一办法，是同海湾公司建立合营企业。接着在两个公司之间进行紧张的讨论，到1933年12月，最后达成协议，建立一个新的各占一半的合营企业，取名科威特石油公司。然而外交部仍然担心各美国公司的扩张主义力量，它坚持科威特石油公司的实际营运必须掌握“在英国人手中”。结果于1934年3 月在英国政府和科威特石油公司之间又订了一个协定，来保证英国人在这个国家内的发展方面占有优势，尽管海湾公司占50％的股权。
为新成立的科威特石油公司从阿赫默德酋长那里获得一项特许开采权的实际谈判，委托于两个人：海湾公司方面是德高望重的弗兰克。霍姆斯，英波公司方面是年轻得多的阿奇博尔德。奇泽姆。当这两个人跨过海关关卡，从伊拉克进入科威特时，他们都接到一封来自驻外政治代表的信，亲切地表示他对“出色的两个非常相像的人的欢迎”。实际上，这两个公司之间的竞争看来是自然地发展的。一个星期日早晨，在他们到达科威特后不久，霍姆斯和奇泽姆在一个美国教会设立的小教堂里做礼拜时凑巧坐在一起。那天选读的《圣经》是耶稣登山宝训论八种至福
，当读到第六福“清心的人有福”时，霍姆斯用臂肘捅捅奇泽姆的胸部，向这位令人敬畏的少校耳语道，“你和我都是以清心相对的人。”
但他们的工作远没有完。即使阿赫默德酋长想使一位投标者与另一位相斗的企图已经被预先阻止，他仍不失为一位很强硬的谈判者，并且很熟悉伊拉克、波斯和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发展和关于特许开采权的条件。而且，酋长一点不喜欢伦敦曾坚持提出的要订立确保英国人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协定。但是，在得到了他所想要的以后，1934年12月23日，阿赫默德酋长终于在协定上签了字，这个协定给科威特石油公司以七十五年的特许开采权。酋长收到预付的三万五干七百英镑（十七万九千美元）。在石油足够成为商品数量之前，最低限度他将每年收到七千一百五十英镑（三万六千美元）。一旦找到石油，最低限度他将每年收到一万八千八百英镑（九万四干美元）或更多些——视产量而定。酋长任命他的老朋友弗兰克。霍姆斯作为他在伦敦的科威特石油公司内的代表，霍姆斯保持这个职位直到他于1947年逝世。
“百发百中”？
科威特特许开采权协定是在沙特特许开采权协定一年半之后签订的。到了那时，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已在沙特阿拉伯忙于工作了。它已经设立加利福尼亚一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CASOC ）来掌管这个特许开采权，管理总部设在吉达的一幢高层建筑中，有许多阳台和它自己的发电厂。房主不是别人，就是H.圣约翰。B.菲尔比。在这个国家的另一边，1933年9 月，最初的两个美国地质学家已乘汽艇从巴林来到朱贝勒镇。为了减弱当地居民对他们的生疏感，他们蓄须，戴上阿拉伯头巾，穿上长袍。他们一早靠了码头，到晚间已进入沙漠作为他们第一次的短途旅行。几天后，他们来到他们曾在巴林探出并认为地质结构是有希望出油的丘陵地区——达曼穹丘。这是一大片沙粒和探石的荒凉地区，离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在巴林找到石油的地方只有二十五英里，地质结构也相似。他们确信，这是“百发百中”的钻探。1934年夏天开始钻探。地质学家、工程师和建筑工人所需要的每一样东西都须由洛杉矾附近的圣佩德罗港运来。尽管初期抱乐观，达曼穹丘却不是百发百中的。第一批六口井全都失败了——或者干枯，或者至多显露一些油和气的苗头，但远没有商业价值。
以后几年时间里，更多的美国地质学家来到这里；他们常常骑着骆驼旅行，带了一支有十名警卫和各式各样向导的护卫队，成扇形向沙漠全面展开。条件悬殊趋于极端；白天气温高达115 度，夜间严寒。他们9 月从朱贝勒镇出发，直到下一年6 月才回来。向导为他们计算距离不是按英里或公里，而是按“骆驼来回运输天数”。在他们深人沙漠时，离开朱贝勒镇三周了，他们已越出骆驼来回穿梭运输供应的范围，所以只好猎取瞪羚和卡塔尔半岛的鸟，或花五里亚尔（约合1.35美元）从过路的贝都因人那里买一只羊。但他们还很好地利用地震学的新技术，并驾驶单一发动机的费尔柴尔德71型飞机对这个国家进行空中测量，机身底部开了一个孔以便拍照，使用的胶卷是柯达特制的，经得住沙漠的热辐射。飞机按相距六英里的几条笔直平行航线飞行，地质学家们坐在舷窗边，绘制他们从各个角度所能看到的三英里范围内的东西。他们看到了可能有石油的线索，但仅仅是线索而已。
从旧金山回来的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经理人员，对这个采油计划日益表示焦急。一位经理后来回忆道，对沙特特许开采权的心情是这样的：“有时候是否应当放弃这个冒险行动并把所花费的约一千万美元作为损失销帐，成了一个容许讨论的问题。”然而另外有一个令人担心的可能性——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也许会在没有经销设施的那一部分地区发现石油，而且其时刻正是世界石油市场像世界经济的其余部分那样发生不景气和供应严重过剩，那又该如何？换句话说，如果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在阿拉伯沙漠中竟然发现了石油，它该怎么办？
蓝线协定实际上，由于它在巴林的成就，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已经遇到这个棘手的问题，在巴林，现有生产能力是每天一万三千桶，而潜在的能力估计为每天三万桶。在1935年上半年，由于缺乏进入市场的渠道，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把巴林的产量压低到每天仅二千五百桶。它发觉要直接销售给欧洲炼油厂有很大困难，因为这些炼油厂大部分没有处理含硫量高的巴林原油的设备。向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壳牌公司和英波公司打开销路的交易也没有成功。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另有需要，需要比较安稳的安排。答案是由它自己来搞合营企业。
1936年初，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总经理、沮丧的金斯伯里来到纽约市。狄龙和里德投资银行的头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带着金斯伯里（以“金”著称）会见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高层经理人员。福雷斯特尔已经认识到，得克萨斯石油公司按其本身的情况而产生的问题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面临的问题一样严重。它在非洲和亚洲有广泛的销售网，但在东半球没有自己的原油经营系统，因此要从美国把产品运来。没有中东的供应，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就要在未来岁月里面对丧失市场或亏损的前景。福雷斯特尔看得很清楚，把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低成本的潜藏着的中东原油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东半球经销系统结合起来，对两家公司来说都是大为明智合理的。
但怎么进行呢？在狄龙和里德投资银行的副总经理保罗。尼采的协助下，制订了建立一个较大的新企业的方案。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将集合它们在“苏伊士以东”的所有资产，在这个新企业中各拥有相等的股权。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把它在巴林和沙特的石油特许开采权，以及在东印度群岛的一个特许开采权入伙。这个合营企业还接管了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在非洲和亚洲的广泛的销售系统。其他一些公司也许有它们的红线界限；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把它们的联合经营地区画了一条它们所称的“蓝线”。它们的合营企业被称为加利福尼亚一得克萨斯公司（CALTEX），它将为巴林的产品和也许终于在沙特阿拉伯找到的任何石油提供极其必要的出路。
一直非常关心巴林石油争取市场的破坏性影响的一些老牌国际公司，对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联合感到宽慰。伊拉克石油公司虽然仍然抱怨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在巴林的活动“使人恼恨”并且说它“很可能试图买下它的全部产权”，它却同壳牌和英波公司一起对外交部说，该合营企业将引起“市场的最低限度的混乱，从英国的石油同行的观点来看，这是完全有好处的”。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经理稍有不同看法。合并“将意味着相当程度的稳定”。加利福尼亚一得克萨斯公司的建立，还意味着在沙特阿拉伯找到任何新的石油是可以管理的，不一定会破坏价格。至于邻近的科威特，它已在英波公司和海湾公司的可靠掌握中了。
发现在科威特的勘探已在1935年开始，但只在1936年才采用地震仪来工作。科威特东南部的布尔甘油田被确认为最有希望的地区。1938年2 月23日在那里发现了石油，这是意料不到的而且流量惊人。为了测定油田的规模，容许原油不加限制地流人邻近的油库，然后点燃。从燃烧着的石油发生的热度是那么强烈，以致贮油库的沙壁变成一片片玻璃。英波公司和海湾公司董事们宽慰得大大地舒了一口气。弗朗克。霍姆斯少校兴高采烈，同时在达曼斯王宫的阿赫默德酋长，不必再担心来自人工培养珍珠的经济威胁了。
与此同时，在隔壁沙特阿拉伯的勘探却遇到一再令人泄气的结果，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董事会越来越烦躁不安了。1937年11月，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国外生产经理打电报到阿拉伯，下达坚决的命令，不先提出详细的建议，就不再开始新的项目。之后，在1938年3 月——科威特发现石油几周后——传来了使人震惊的消息：在达曼地区，在4 ，727 英尺深处，大量石油从7 号井流出。这样，在达曼回号井开始钻探差不多三年之后，终于发现了石油，使伊本。沙特和沙特阿拉伯都走上幸运之路。王国的统一不再依赖——或受制于——到麦加朝圣的信徒人数的涨落了。
沙特阿拉伯的发现石油，不仅激起伊拉克石油公司，还更不祥地激起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利益集团的狂热，它们都努力想得到那里的特许开采权。在观察者们看来，轴心国家在一致努力，想得到在沙特阿拉伯的钻探权利。日本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外交代表，并为得到这个国家的一块特许开采区和为了在中立地带的国王的利益，提出愿意付出比现有条件大得多的金额——总起来说就是一位沙特官员所说的“天文比例”的出价。日本人还把一件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本传统式武士的盔甲作为礼物送给伊本。沙特，虽然这件盔甲太小，身材高“大的君主穿不下。为了试图得到立足点，德国人把他们驻巴格达的外交使节派驻沙特阿拉伯，并开设常设的使馆；他们还同沙特人从事军火交易。同时，意大利人为获得一项特许开采权，继续对沙特人施加压力。但是，由于1933年协定的秘密附件，加利福尼亚一阿拉伯标准公司（CASOC ）在沙特地域有优先权利，这一规定在1939年5 月31日成功地实施，把专有特许开采权的总面积扩大到四十四万平方英里——等于美国大陆面积的1 ／6 左右。当然，对这种忠诚是要付一笔代价的。因为沙特的财政需要增加，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只得一再贷款给王国，合计有几百万美元。
但是，考虑到利害关系，毋患没有充分理由。1938年3 月，第7 号油井的发现已经开辟了一个新时期。在沙特阿拉伯东北的达兰建立需要的工业、行政和住房的工作加快了——达兰城终将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郊区，沙漠中的绿洲。在7 号井发现石油之后不久，开始建造管道，把油田同选定作为海运终点的沿海的腊斯塔努腊连接起来。1939年4 月，四百辆汽车的车队，载上国王和庞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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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随从，越过沙漠到达兰。在那里，他们扎下了三百五十个帐篷。这重大的活动是由于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油轮“D.G.斯科菲尔德号”到达腊斯塔努腊来装运第一批石油。盛况恰如其分，伊本。沙特国王亲自转动阀门，第一滴石油通过阀门流出了沙特阿拉伯。
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赶紧在广大的沙漠扩大勘探。在一口盲目开掘的井中，钻到一万英尺深时显示出有很大石油储量的可能性。同时，1940年的产量已高达每天二万桶。看来以后的产量会更大。但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1940年10月，意大利人轰炸达兰，虽然目标显然是对准巴林。几个月后，在1941年1 月，一座小炼油厂在腊斯塔努腊崛起，但接着在6 月关闭了。在邻近的科威特，由于战争，经营都停顿了。按照盟国的命令，科威特的所有油井都用水泥堵塞，使它们不能使用，因为担心落入德国人手中。
在沙特阿拉伯，石油生产也大部分停止，美国雇员大多数都回家了。一支基干人员继续生产，每天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桶，作为巴林炼制的原料。但进一步发展推迟了，全部企业进入暂停状态。可是，在别的地方，当人们开始咀嚼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潜力会怎么样和意味着什么时，这个国家的石油储量将成为比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伊本。沙特国王或甚至菲尔比所想象的更为复杂和紧张的政治权力游戏的目标。菲尔比最初就曾向国王灌输过他有埋藏着的财富的概念。
杰克。菲尔比在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里发了财并在这个国家持续进行地理勘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试图成为伊本。沙特和犹太复国运动的领导人钱姆。魏茨曼之间就瓜分巴勒斯坦问题讨论的中间人，但一无所获。他的习惯性反英情绪并没有减退。他不服约束地成为同盟国的批评者，在一次去印度旅行时被捕并被送回英国，被判入狱半年。他在战争的其余年月里写小册子、诗篇和不发表的书籍，并在外国政治方面空忙了一阵子。战后回到沙特阿拉伯，他又成为国王的顾问，进行新的勘探，写更多的书，并在战后石油景气中从事有利可图的贸易。由于国王送给他一位年轻妇女，他在六十五岁时又当上了父亲。可是，伊本。沙特死后，菲尔比对伊本。沙特的儿子沙特国王统治下的挥霍浪费进行了批评。他被逐出沙特阿拉伯，但几年后又允许他回去。1960年在他去看他儿子金。菲尔比而前往贝鲁特途中患了病，被急速送往医院。这个一生充满了包罗万象、敢作敢为经历的戏剧性人物，不省人事地躺着。在他醒来的一刹那中，向他的儿子咕哝一句，“我很厌倦，”然后断气了。在黎巴嫩的穆斯林墓地的墓碑上，金。菲尔比写上简单的碑文：“最伟大的阿拉伯勘探者。”
弗朗克。省姆斯少校——石油之父——又怎样呢？当然，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想象，构想，并促进整个阿拉伯石油的冒险事业。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当阿拉伯石油财富的规模开始被人们意识到的时候，有人向霍姆斯——那时被安置为科威特驻伦敦的石油代表——提出一个问题，面对世界著名地质学家实际上一致的判断说阿拉伯会是“石油干枯”之地，什么东西使他对阿拉伯石油前景那么肯定和那么确信呢？无疑，他作为一个采矿工程师的早期实践经验告诉他：理论上的忠告，不管怎样权威或严肃，可以是十分错误的。
但霍姆斯提出了更简单的回答。他用一个手指轻轻地叩叩他的鼻子说，“这就是我的地质学家。”
第三部 战争和战略
16、日本走向战争之路
1931年9 月18日夜间，驻中国半自治省份满洲的日本皇军用炸弹袭击南满铁路。有关那次爆炸的事实证据极少：大约只有三十英寸的铁道受到影响，损失微不足道，几分钟后便有一列快车顺利通过现场。然而这是一次蓄意策划的事件，因为这条铁路线是由日本人控制的，他们的目的是把损失保持在最低限度，而将它归罪于中国人。日军现在有了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所需要的借口，便毫不迟疑地开始行动。满洲事件由此而起，它标志着日本历史进入了一个他们在事后称之为“暗谷”的时代。
作为1895年对华战争和1905年对俄战争的胜利战果，以及通过与中国所订的条约，日本已在满洲获得许多经济和政治特权，其中包括驻军的权利在内。二十年代末，日本国内强力支持夺取对满洲的全部控制权，——正如一位首相所称，这一地区是“日本的生命线”。他们认为满洲的原料是拥挤的日本各岛必需的，而且满洲也是日本军事力量极其重要的“生存空间”。此外，对日本的安全来说，满洲的地理位置也使取得其控制权似乎颇有必要。日军陆军越来越担心受到苏联共产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双重威胁。况且在短短几十年内，日本已作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和经济强国出现；对其他与太平洋地区有关的大国来说，它们也越来越对日本产生疑虑。
“我们要不要信赖日本？”
1923年，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海军助理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针对当时的情势，写过一篇题为“我们要不要信赖日本？”的文章。编者在介绍此文时评论说：罗斯福“在其大部分任职期间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在准备对日作战”。罗斯福在文中写道：“早在1914年的各种事件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别处之前，美日战争是最能使预言家们打赌的事。其紧迫性开始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而现在——他在1923年说——战争很可能变成一种军事对峙；于是，“各种经济因素便会成为决定性因素。”不过罗斯福仍以一种明确的肯定语气回答了“我们要不要信赖日本”这个问题。日本已经发生变化。它正在履行其国际义务；它一直遵守英美在战后确立的军事秩序；且在太平洋地区，“日本与我们之间，在无限的将来，似乎存在着足够双方分享的贸易空间”。
确实，在整个二十年代，罗斯福的分析证明是正确的。日本具有一个能起作用的议会制度。1921年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杜绝了日本、美国和英国之间在太平洋可能出现的海军竟赛。其后，日本将其安全建立在与英、美两国合作的基础L.但是那种合作没有超过二十年代。日本军方，特别是陆军，终于控制了政府，日本开始在东亚走上帝国扩张的道路。在此过程中，它图谋把西方各大国从它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排除出去。
这一决定性的转变出于多种因素。大萧条和世界贸易崩溃给日本带来巨大的经济困难，增强了它因原料贫乏和国际市场萎缩所产生的虚弱感。同时，陆军和社会上的重要阶层则陶醉于极端民族主义，道德败坏，傲慢无礼，迷信日本文化、帝国制度和“皇道”的优越性，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一种想法，认为其他大国正在蓄意想把日本贬为二等国家而否认它在亚洲应得的权益。固然赞成延长与美、英两国签订的海军条约的滨日雄幸首相在1930年2 月的选举中大获全胜，但在几个月后，反对派卷土重来，那时有一名对日本与美、英合作感到愤懑的青年在东京的一个火车站上枪击滨口。滨口从未完全康复，于1931年去世，合作精神也随之消亡。一股借助于“暗杀统制”的极端民族主义新狂热占了上风。日本还在满洲建立新的傀儡国，即所谓的“满洲国”，以中国废帝溥仪为傀儡。当国际联盟谴责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时，日本傲然退出联盟，开始走上自己的道路——一条最终导致毁灭的道路。
亚洲新秩序其后数年内，东京大肆宣扬它负有一种“使命”和“在东亚特殊责任”的主张，日本政界中充满了阴谋、思想运动以及各种把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视为软弱和衰亡之源的秘密团体。为天皇战死沙场被认为是无比高尚的行为。然而，到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军队中仍有一些人在集中注意力于如何进行现代战争这个更为实际的问题。他们散布一种总体战的理论，谋求建立一个“国防国家”，为那种严峻的不测事变而在国内开发和利用所有的工业和战争资源。那些军官们认真评论或研究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把其失败归咎于德国在经济上的软弱性——德国原料的相对缺乏以及它无力顶住协约国的海军封锁。他们沮丧地承认，日本的国力还远远不如德国。确实，日本面临着一个独特的供应问题。它几乎没有石油资源。虽然石油在日本的能源总和中居于不太重要的地位，仅占能源总耗量的7 ％左右，但它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却是显著的。大部分石油用于军事和航运。到三十年代末，日本只生产其石油耗用量的10％左右，其余都靠进口——80％来自美国，10％来自荷属东印度。但是美国在亚洲奉行政治和经济上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便与日本的帝国主义野心大相径庭。由于美国极有可能崛起成为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对手，因此一旦交战，日本从哪里获得其军舰和飞机所必需的石油呢？
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日本陆军和海军之间的严重分歧，这对于日本政策的演变和导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陆军集中关注满洲、华北、内蒙古和来自苏联的威胁。海军则根据“北御南进”的理论，注视着荷属东印度、马来亚、印度支那和太平洋中若干较小的岛屿，以便为帝国提供一条获取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的安全通道。不过，陆军和海军在主要目标上是一致的：以“在皇道基础上共荣共存之精神”重建亚洲——一个置于日本控制下的亚洲。
三十年代初，满洲事件发生后不久，日本政府谋求对石油工业确立控制权，为其自身的需要服务。两家西方公司——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在日本的分支机构“太阳”公司，以及新泽西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远东的联合组织“标准一真空石油公司”，掌握着国内60％的市场，其余则分别由大约三十家日本公司掌握，它们从几家美国产油公司进口石油。在希望改善其市场地位的日本商界支持下，军方在1934年使“石油工业法”获得通过，此项法律授权政府控制进口，制定具体公司的市场股份配额，确定价格和实行强制性收购。外国公司则被要求在正常商业活动之外保持六个月储备。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显然是要建立日本自有的炼油工业，降低外国公司的作用，并为战争作准备。同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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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其新殖民地满洲建立石油垄断权，旨在排斥西方公司。
外国公司意识到它们正在受到排挤。美、英两国政府也反对日本新的限制石油政策。但如何作出反应呢？华盛顿、纽约和伦敦之间进行着关于完全或部分禁运的对话；作为报复，这种禁运将限制对日本的原油供应。1934年8 月，亨利。德特丁和沃尔特。蒂格尔前往华盛顿会晤国务院官员和石油管理部长哈罗德。伊基斯。石油专家们建议，只要作出禁运的暗示，便可“吓唬”日本克制自己。他们希望此话传到东京，或许会导致日本改变政策。1934年11月，英国内阁认可外交部的立场，对日本石油政策“采取尽可能的最强硬抵制”，包括政府支持有组织的民间禁运。可是，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却表明美国不支持这种行动。这便是当时有关禁运会谈的结局。同时，各石油公司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压力和紧张继续加剧，直至1937年夏季。那时日本的情况突然发生变化。
“隔离地区”
在1937年7 月7 日晚至8 日凌晨的几小时内，北京附近芦沟桥的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之间发生两次情况不明的冲突。由于后来几周内敌对行动升级，中国国民党采取了对抗立场，反对向日本再作让步。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声明：“若再失寸土，实为对中华民族罪不可恕。”然而日本人方面却断言中国人必须受到惩罚，对中国军队必须予以“彻底打击”。8 月14日，在首次冲突刚过一个月不久，中国人轰炸了上海的日本海军驻地。日本终于对华作战。
日本立即加紧努力，使其经济立足于全面战争。它也开始迅速缓和与外国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政府不愿冒石油供应中断的危险。同时，国会为批准动员的立法而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通过了“合成石油工业法”。它订立了一项为期七年的计划，目的在于到1943年生产出一种基本上是从煤块中提炼出来的合成液体燃料，其产量要相当于日本在1937年全年消耗总量的一半。这一目标不但野心勃勃，而且是非常不现实的。
从一开始，美国的官方政策和公众舆论就支持中国，认为它是中日战争中遭到侵犯的受害者。但是美国依然十分受到孤立主义的支配。自从当时不过是一位前海军助理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撰写“我们要不要信赖日本？”一文以来，十四年已经过去。现在，身为总统的罗斯福，既为国内的政治所束缚，又为国外的恶性发展而感到沮丧。在1937年10月的一篇演讲中，他首次模模糊糊地提出想要建立“隔离地区”的主张，以防止“全球性非法行为的蔓延”。在日本空袭停泊在扬子江中的四艘美国船舶之后，他曾私下对阁僚们解释说，他的所谓隔离，就是“采取经济制裁措施而不是宣战”。但是，中立法和普遍的孤立主义情绪使总统的想法难以付诸实施。
然而，由于日军袭击中国平民的报道开始增多，美国人的反日情绪变得更加强烈。1938年，在报纸和新闻片报道日军轰炸广州之后，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美国公众反对继续向日本出口军用物资。但罗斯福政府既害怕采取过于强硬的立场会伤害日本温和派，又担心干扰美国对付纳粹德国似乎更为紧迫和严重的威胁的力量。因此，政府仅仅采取“道义上的禁运”，禁止对日本出口飞机和飞机发动机。由于缺乏立法权威，国务院便发函给美国制造商，要求他们不出售这类物资。华盛顿还对日本和德国之间日益增强联系的影响感到惊慌；日德两国在1936年签订了表面上反苏的“反对共产国际条约”。但日本抵制德国要求进一步接近的压力，东京向柏林解释说，主要由于日本在必需的原料特别是石油方面依赖美国和英帝国，所以它“暂时还不能公然采取民主国家反对者的立场”。
于是日本陷入了无以自拔的矛盾之中。它想减少对美国特别是石油的依赖，因为它的舰队和空军所用的燃料大多来自美国。日本担心这种依赖会在战时削弱自己。但是，东京的安全幻想，以及它为争取自主所采取的步骤，也就是为实现“共荣圈”所进行的野蛮扩张，恰恰为导致与美国交战创造条件。确实，在三十年代末，对华战争在供应需要方面实际上增加了日本对美国的贸易依赖。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外汇紧张使日本更难偿付进口货款。这就迫使它对国内经济的物资供应采取严格限制，包括对石油和其他燃料实行定量供应，从而削弱了它为建立战争经济所作的种种努力。捕鱼船队原是日本食品的主要来源之一，也奉令停止使用石油燃料，代之以纯粹依靠风力来行驶！
到1939年，美国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的行动。可是，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依然希望在强硬的反击和姑息迁就之间寻求一个中间立场，因为前者可能会在太平洋地区导致一场严重危机，而后者只会鼓励日本进一步侵略。日本对中国平民的狂轰滥炸——尤其是记者西奥多。H.怀特（白修德）发表在《时代》杂志的文章中称之为“空袭恐怖史上的里程碑”的1939年5 月轰炸重庆——震惊并进一步激怒了美国的公众舆论。诸如“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等各种团体积极开展禁止一切美国对日出口的运动。有一本小册子说：“日本提供飞行员，美国提供飞机、汽油、石油和炸弹，对中国的不设防城市进行狂轰滥炸。”1939年6 月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报道说，有72％的公众赞成对日本的战争物资实行出口禁运。
然而，在罗斯福政府内部却对如何作出最佳反应展开了紧张而尖锐的辩论，其中包括实行直接经济制裁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却对此可能产生的后果提出警告。他从东京报告说，日本宁可丧失一切，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向西方列强低声下气而丢脸。格鲁在1939年秋季返回华盛顿时，两次会见了罗斯福总统，后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一旦开始对日实行制裁，我们就必须制裁到底，结果可以想象是发生战争。我还说，如果我们切断对日本的石油供应，而那时日本感到它无法从其他商业来源获得足够的石油以保障其国家安全，那么它极可能派遣舰队去占领荷属东印度。”
总统回答道：“那时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截击它的舰队了。”
格鲁是在预测未来而不是在评论1939年秋季有燃眉之急的政策。还没有实行石油禁运的计划。虽然罗斯福讲了一些，但他仍不愿冒对抗的危险。可是，石油问题正在两国之间成为一个关键性的争端。
早在一年前的1938年9 月，海牙有两位美国商人一起坐在收音机旁，闷闷不乐地收听最新消息。其中一人是乔治。沃尔登，他是新泽西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远东联合企业标准一真空石油公司的负责人；另一位是“矮子”劳埃德。埃里奥特，标准一真空石油公司在东印度产油部的总经理。时值慕尼黑危机，欧洲似已濒临战争边缘。但英、法两国刚刚向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作出让步，以保全内维尔。张伯伦首相的所谓“我们时代的和平”。但对于专心致志地收听那天关于希特勒演讲的广播报道的沃尔登和埃里奥特来说，战争显然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亚洲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当亚洲爆发战争时，他们深信日本会进攻东印度——用埃里奥特的话来说，“这仅仅是一个何时和如何的问题罢了。”
在海牙的那天晚上，沃尔登和埃里奥特开始规划一旦日本入侵东印度时该怎么办。两人毫不迟疑地制定出他们的新计划。首先，所有在东印度的德国、荷兰和日本雇员在忠诚方面如有疑问，都必须予以解雇。打算准备销毁标准一真空石油公司的炼油厂和油井——但宁可公开行事，作为对日本的一种威慑。到1940年初，撤离计划也进展顺利。沃尔登对东印度标准一真空石油公司的当地职员指示说，如果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公司“应当全力合作”，并“停止从世界各地运入由公司控制的一切资产”，尽管那种资产中有许多不属于美国的管辖范围。他宣布：“停止从荷属东印度装运货物，尽管日本海军可能会企图夺取那里的资产，也不管事实上美国政府由于国内反对‘为标准石油公司而战’的呼声，或许不想保护美国在荷属东印度的利益。”
第一个回合——日本的前进和美国的抑制东京越来越担心来自美国的石油和其他供应会被切断，于是制订出一项旨在立足于工业自给自足、设法摆脱在经济上依赖美国的政策。日本的民众，甚至有学童在内，都受到如此宣传的煽动，即被称为ABCD的美国、英国、中国和荷兰四国如何合谋断绝资源和扼杀日本帝国。可是，1939年9 月欧战爆发之后，日本的立场看来比较强硬了些，在1940年5 月和6 月德军扫荡比利时、荷兰和法国，摧毁一切抵抗力量以后，更是变本加厉了。日本人继续向中国全境推进。突然之间，除英国以外的所有殖民大国都被制服，整个远东看来确实危在旦夕。日本人似在加强威胁，突然要求现已归荷兰在伦敦的流亡政府统治的东印度提供更多石油。华盛顿担心处于困境的英国会从远东撤走其本国军队，因此作出一项关系重大的决定：将驻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基地的美国舰队移至夏威夷瓦胡岛的珍珠港。由于那支舰队当时已在夏威夷附近演习，那次调动是不声不响地完成的。其目的之一是要增强英国的决心。另一个目的是以此作为对日本的一支威慑力量。
1940年夏季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6 月，日本开始南进。它要求新成立的法国投降政府同意它向法属印度支那派遣一个军事代表团；它要求东印度保证供应战争资源；而且它还以战争威胁英国，要求英国从上海撤军，并关闭由缅甸进入中国的补给通道。同月，罗斯福使亨利。史订生入阁任陆军部长。史汀生早就批评美国向日本输出，并说美国的政策不够坚定。1940年7 月2 日，罗斯福签署了纳粹入侵西欧后匆匆通过的“国家防务法”。该项法律的第六节授权总统控制出口，它将成为一支调节对日石油供应的杠杆。
在东京月p 些想要避免同西方大国发生冲突的领导人正在迅速垮台。一部分秘密警察组织一次阴谋企图杀死那些被认为是极力主张与英、美达成妥协的人。对象中包括首相在内。7 月，阴谋未遂，然而它所
发出的信息是明确的。同月，日本内阁在新首相近卫领导下重新组建。好战而有一剃刀“之称的东条英机将军成为陆军大臣。他曾任满洲关东军参谋长，这支军队曾策划过1931年南满铁路的挑衅事件。
1940年7 月下半月，在东京和华盛顿两地几乎同时出现的事态发展，将日本和美国导向更加直接的冲突进程中。石油是关键。日本人加强对东南亚的行动。他们认为那将有助于打赢对华战争。为了保证充分的供应，日本企图用这种或那种方式从荷属东印度获得更多石油。它还设法从美国进口远远超出其正常用量的航空汽油。这就向华盛顿敲响警钟。1940年7 月19日，罗斯福在会晤高级顾问时，指着悬挂在室内的一幅地图。他解释说，他天天坐在那里观看那幅地图，最终“得出结论：要使世界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是切断对侵略国家的供应，“特别是有关它们进行战争的燃料供应”。在随后关于对欧洲侵略国家采取这种措施的讨论中，无人提出异议。可是，日本问题却引起很激烈的争论，与会者对是否会使事态发展得好些还是坏些，意见不一。
次日，罗斯福签署法令，批准建立一支两大洋海军，以便美国能在不把大西洋放弃给德国的情况下，对付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威胁。既然如此，有人便问，为什么要继续向日本提供石油使它的海军获得燃料呢？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和陆军部长史汀生试图提出一项声明，旨在对日本实行全面石油禁运。但国务院仍担心引起对日冲突，所以成功地重新起草了一项声明，这样禁运仅限于87—辛烷或更高的航空汽油，以及某些种类的铁矿石和废钢。那就会保证美军的汽油供应，因为美国飞机使用的是100 —辛烷的汽油。但此项禁令却对日本人没有什么妨碍，因为他们的飞机能够使用87—辛烷以下的燃料。而且，如有必要，他们在日本只要把少量四乙基铅“掺入”在这种燃料内，便可提高其丰烷值。事实证明，在1940年7 月的声明发表后五个月内，日本从美国购买86—辛烷的汽油比过去多550 ％。不管表象如何，禁运从未奏效，它只不过是一种许可证制度而已。可是，它仍使东京清醒地预计到前途不妙。
阵线划分现已一清二楚。为了对付日本进入印度支那，对付它即将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的新条约，1940年9 月26日，华盛顿禁止对日输出所有铁矿和废钢，但石油不在其内。次日，日本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正式签订“三国条约”，从而把自己更紧紧地绑在轴心国的战车上。罗斯福说：“在欧洲、非洲和亚洲发生的敌对行动，都是同一场世界性冲突的组成部分。”但他认为，危及英国生存的欧洲战争居于优先地位，因此他依然奉行“欧洲第一”战略。这意味着必须为欧洲节省资源。罗斯福谨慎行事的一个特殊原因是当时离总统选举只有一个月时间，他正在争取史无前例的第三次连任；他不愿在此期间的几周内冒险做任何可能会引起争端的事情。美国的陆军和海军则在其自身建设的过程中，注意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所以随声附和那些反对石油禁运的论点。与此同时，日本人正在尽力购买他们所能获得的所有石油资源，以及钻井设备、散装油库和其他物资。英国人现在希望找到一种方式来阻止石油流失。他们担心日本一旦确实拥有大量储备，便会不那么受制于任何经济制裁了。但是，罗斯福和赫尔依然反对切断油源。
秘密对话我们能否设法找到某种权宜之计，既不诉诸战争，又不让亚洲落入日本的手掌之中？我们也许忽略了什么事？国务卿赫尔反复提出这些问题。为了力图找到答案，他开始与日本新任大使、前外务大臣野村吉三郎大将举行秘密会谈。两人常在夜间会晤，仅有两名助手陪同，地点通常是在沃德曼公园饭店内赫尔的套房里。
两人都是他们自己社会的缩影。科德尔。赫尔是一个边远地区出身的政治家，身材高大，满头银发。他出生在田纳西州的一所木屋里，当过巡回法院法官、西班牙一美国战争中的志愿兵，后来成为众议员和参议员。他处事小心谨慎，“善于把分歧分解到最细微的程度”。自1933年成为国务卿后，他便专心致志地想达到一个中心目标：打破贸易壁垒，以促成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现在是1941年，他可以看到所有那些努力正在化为泡影。但他仍不准备放弃努力。他愿以其超人的耐心，探索再探索美日关系中的每一细节，以便找到避免完全崩溃的某种可供选择的办法。而且要争取时间。
野村大将与赫尔同样希望避免冲突。作为一名政治上的温和派，他在日本政界和军界受到广泛的尊敬。这位身高六英尺、仪态庄重的大将在其同胞中高出一头。1932年，他在上海被一名朝鲜民族主义分子炸掉一只眼睛。那次袭击还使他成为跛子，并且在他的身体内永远留有一百多块金属弹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任驻华盛顿海军武官，结识了当时任海军助理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1941年2 月，野村作为大使抵达华盛顿。两人相遇，罗斯福以“朋友”相待，并坚持称他为“大将”而不称他为“大使”。野村在美国感到舒适自在，有不少朋友，其中大多数人无疑不希望两国交战。正如他对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所说的那样，他是“口是心非，言不由衷”。但他是信使而不是决策者。几年之后，野村试图说明他在1941年那些紧张岁月里的感受时坦率地说：“大厦之将倾，独木难支。”
自1941年3 月起，赫尔和野村多次在夜间会晤，总共或许有四五十次，评论各种建议，寻求防止冲突的任何措施，在一片令人沮丧而无希望的土地耕耘再耕耘。毫无疑问，赫尔在所有那些会谈中占有惊人的有利地位。由于被称为“魔术”的破码行动，美国和英国已破译出日本的绝密外交“紫色”电码。因此，赫尔能够在会见野村前便阅读到东京下达给大使的指示，而在会谈后知道野村所作的汇报。赫尔表演得十分出色，从未流露出他知道比对方设想的任何更多情况。1941年5 月初，德国人告知日本人，美国已破译出他们的密码。但东京无视那份情报；日本人毫不相信美国人竟有这样的能耐。
可是，尽管有“魔术”，仍有许多事情是身在华盛顿的赫尔及其同僚所不知道的。其中包括日本海军对美国驻夏威夷舰队的注视；日本人担心如果在人侵东印度和新加坡时稍不留神，这支舰队就可能会发动一次危险的侧面攻击。结果是日本海军开始筹划一项令人气馁和高度冒险的计划——偷袭珍珠港。
山本五十六孤注一掷——“我一定会战死”
早在1940年春季，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就开始策划这次疯狂而几乎是愚蠢的赌博。他是日本海军大将中最大胆、最有创见和最有争议的人物。虽然由于他的某些鲁莽行为而为人憎恨，他却仍以其胆魄和领导能力受到广泛的尊敬。他是个矮个子，身体横阔，脸庞和整个举止都反映出意志和决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联合舰队的所有现役人员中，只有他真正经历过四十年前的日俄战争。他的左手少了两个指头，就可以作证，那是他在1905年日本大获全胜的对马海峡战役中失去的。
也许没有什么事情比他对偷袭珍珠港的计划更符合山本的战略思想或他对赌博的嗜好了。然而这样一项计划出自他之手，却格外令人惊奇。二十年代，他曾在美国度过四年多时间，最初在哈佛大学学习，后来任驻华盛顿的海军代表兼武官。他读过四五种有关亚伯拉罕。林肯的传记，还定期收到和阅读《生活》杂志。他曾周游美国，以美国通自诩，而且他认识到美国资源丰富，日本资源贫乏；美国的生产力远远超过他的祖国。
确实，甚至在产生他的珍珠港计划时，山本依然对日本与美国交战的整个想法表示怀疑。最后，他认为这场战争毕竟过于冒险，极有可能是失着。他是那些赞成争取与美、英两国达成某种谅解的海军军官之一。他尖利地批评日本的文职和陆军领导人，并认为他们应当为对美关系紧张承担部分责任。他在1940年12月说，对于“美国经济压力”的抱怨不禁“使我想到一个学童漫无目标的行为，他只有一时的需求或冲动，而无贯彻始终的动机”。他鄙视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武力外交论者，嘲笑他们“纸上谈兵”和异想天开，对战争所意味的真正代价和牺牲不甚了了。
此外，石油因素也使山本心情沉重。他对日本的海军和石油劣势有其特殊的理解和敏感。他在新渴县长大，那是日本国内少量产油的地区之一，他的家乡长冈镇拥有几百家生产灯油的小工厂。山本的旅美生活使他深信，工业世界正在从煤炭转向石油，空中力量掌握未来，即使对海军来说也是如此。作为联合舰队司令官，他敏锐地意识到日本的石油劣势，因而坚持将日本的世界第三大海军的训练限制在其近海水域，其理由就是要节省石油。他对日本的石油向题非常关切，甚至出资赞助一个声称能把水变成石油的“科学家”进行试验，致使他的海军同僚为之感到懊恼。
但是，尽管疑虑重重，山本乃是一名彻头彻尾的狂热民族主义者，他效忠天皇和祖国。他相信日本人是高人一等的民族，在亚洲负有特殊使命。他要克尽其职。他宣称：“毫无疑问，对美国作战犹如对全世界作战。但决定业已作出。我将全力以赴。我一定会战死。”
如果日本必须进行战争，山本认为它应当采取“决定性的一击”，打得美国惊慌失措，一蹶不振；而日本就能巩固它在东南亚的地位。因此，对珍珠港要进行突然袭击。山本在1941年初说：“我在研究日俄战争时所得到的最深刻教训是，我们的海军一开始就夜袭旅顺港。这是那次战争中可以设想到的最出色的战略性出击。”他又说，“最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进攻不够彻底”。他在1940年末和1941年初制定的袭击珍珠港计划则要“在战争爆发之初就给敌方舰队一次致命的打击”。山本的目标不仅要摧毁美国在太平洋的舰队，“在第一天就决定战争的命运”，而且他还要瓦解美国人民的士气。
要保证所谓“夏威夷战役”的成功，有许多必要的条件，如保密，第一流的情报工作，极好的协同配合行动，高超的技能，许多技术上的创新，包括发展
新型空投鱼雷和海上加油新技术，对本职工作的绝对忠诚，以及天气和海浪的配合等等。然而在1941年初，尽管保密，美国大使格鲁仍从秘鲁驻东京的公使那里听到关于日本正在策划袭击珍珠港的传闻。格鲁将此事向华盛顿汇报，但华盛顿却毫不予以理会。无论在当时还是在随后几个月内，美国官员们简直不能相信日本竟有可能发动如此大胆放肆的袭击。而且，对于格鲁那样卓有才能的大使竟会认真对待如此明显的奇谈怪论，海军和国务院的官员们也不禁感到诧异。
禁运自1941年4 月一直到6 月，美国政府内部对于是否要对日本停止出。石油，以及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金，其中大部分是用于购买石油的专款，辩论仍然十分激烈。轴心国与美国显然越来越接近发生直接对抗。1941年5 月27日，罗斯福总统宣布实施“无限期国家紧急状态”。用总统的顾问之一的话来说，他的目的在于“向全体人民大喝一声”，要警惕轴心国企图称霸世界的真正危险。紧接着是刚刚被任命的石油协调官哈罗德。伊基斯根据自己的职权，禁止从东海岸向日本装运石油。主要是由于运输困难，美国东部的石油供应日益减少，公众对东海岸出口石油，尤其是对日本的出口，反对情绪迅速高涨。可是，禁令不适用于海湾或西海岸。同时，伊基斯正力图促使对日本实行全面石油禁运。
愤怒的总统撤销伊基斯的命令，从而导致一场尖锐和激烈的交锋。伊基斯争辩说：“目前是停止装运石油至日本的最好时机。日本现正全神贯注于俄罗斯正在发生和西伯利亚可能发生的事，所以它不会冒险对荷属东印度采取敌对行动。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势必成为你能在全国各地发起的一场深得人心的行动。”
“我已获悉你在6 月23日提出的有关立即停止对日本输出石油的建议，”总统带有讽刺的口吻答复道，“如果这一招果真准确无误，并使日本在进攻俄国或进攻荷属东印度之间作出抉择用外请你让我知道你是否要继续作出你的判断。”他还发表了一点严肃法纪的小小训诫。他告诉伊基斯说，对日本出口问题“不是保护石油问题，而是外交政策问题；这是特别授权给总统及其领导的国务卿管辖的范围”。
伊基斯对“近来你（总统）的来信中缺乏友好的语气”感到不满，像惯常的情况那样，他提出辞去石油协调官职务，但未辞去内政部长。而罗斯福也像往常那样，拒绝接受他的辞呈。“你又来这一套了！”罗斯福在1941年7 月1 日写道，“我丝毫没有恶意，我猜想是天气炎热得使你的脑子里想到我缺乏友好的语气！”随后，罗斯福进一步解释说：“日本人内部正在展开一场真正的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斗争……以求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他补充说：“正如你所知道的，控制大西洋对于我们帮助维持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只是没有足够的海军可供调遣——太平洋上每一次小小的风波都意味着减少我们在大西洋的舰只。”
1941年6 月，德国突然进攻苏联，这就加剧了罗斯福所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迫使东京作出重大的战略抉择：要么继续南进，要么趁机利用希特勒的胜利，从东面合力进攻苏联，自行占领部分西伯利亚地区。自1941年6 月25日至7 月2 日，东京的高级官员们就上述选择争持不下，辩论激烈。最终，他们作出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决定：对苏联不采取任何行动而集中精力于南方战略——特别要保持对整个印度支那的控制，认为这对于进军东印度是必要的。他们作出这样的抉择，当然认识到，占领南印度支那很可能会导致美国实行全面石油禁运，而用海军总参谋长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与帝国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日本同时还决定，即使冒着与英、美交战的危险，它也决不放弃它的目标。
华盛顿通过“魔术”截获的日本电码获悉这场重大辩论的情况，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知道辩论的结果。一份破译出来的电报说：“在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后，我们日程中的下一项……是荷属东印度。”在罗斯福于7 月18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据报日本确实将在以后几天内进攻南印度支那。
“我想提出一个你不一定非答复不可的问题，”财政部长摩根索对总统说，“如果日本采取这一行动，你打算在经济战线上怎样同它对抗？”
“如果我们切断所有石油，”总统回答说，“那只会驱使日本进军荷属东印度，这样就意味着在太平洋发生一场战争。”
但他没有说明，如果日本行动起来，他将支持一种不同形式的经济制裁：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限制日本购买石油的能力。甚至病得不轻、毫无信心的赫尔也从正在休养的温泉疗养地被召来支持采取更强硬的出口控制措施，虽然他“一贯不想卷入对日本的战争”。
由于背靠欧洲，英国非常关注全面禁运可能会促使日本加速南进，而且英国远远不能肯定华盛顿已对包括战争在内的种种后果作好准备。但在华盛顿，只有陆军和海军集中注意力干大西洋和欧洲，并想争取时间来加强自身建设，因此他们仍不愿增加新的负担。
1941年7 月24日，据电台报道，日本军舰已驶离金兰湾，十二艘运兵船也离开了日本控制的海南岛南进，以实现对南印度支那的占领。当天下午，罗斯福在接见野村大使时，建议印度支那中立化。他说，尽管受到“严厉的批评”，他一直使石油出口畅通无阻，以免为日本提供进攻东印度的借口。他指出，这一进攻的最终结果将是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他还明确表示，“由于日本在印度支那这一新的行动”，他也许再也不能继续顶住国内要求限制对日本出口石油的政治压力。
这样一种转变即将到来。罗斯福本人并不愿意强行实施全面禁运。他想加强种种管制，但正如他所说，他要“日复一日”地保持它们作为一种可以在特定情况下进行调节的灵活工具。他的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使日本举棋不定，却不要迫使它铤而走险。他认为可以把石油作为一种外交工具，而不是战争的触发器。正如他告知英国大使的那样，他不想同时立即打两场战争。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提出一项适合总统目标的计划；它将使石油出口保持在1935—1936年的水平，但禁止出口任何一级可以用来制造航空汽油的石油或石油产品。所有石油出口均需有许可证。7 月25日晚上，美国政府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每次动用冻结资金，包括购买石油在内，均需许可证——要获得政府的批准。7 月28日，日本开始进行人们预计到的入侵南印度支那，从而向战争又迈进了一步。
至少在表面上，美国的新政策并不准备完全切断石油供应，但其实际结果却是一次真正的全面禁运。发挥关键作用的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他是主张彻底禁运的极少数国务院高级官员之一。同财政部协商后，他便完全禁止日本为购买石油而解冻资金，把7 月25日的命令变成禁运。艾奇逊后来说：“无论执行还是不执行政策，我们都要审时度势。在未接到进一步指示以前，此项措施还将继续下去。”自8 月初开始，美国不再向日本出口石油。停泊在洛杉矾附近圣佩德罗港的两艘日本油轮始终空空如也，等待装运已订合同的石油。
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说：“我们必须像美国人那样作出果断行动。”但是可以理解，英国政府和荷兰流亡政府都对美国政策的确切涵义多少有些疑惑。尽管如此，英国仍然步美国的后尘，实行冻结和禁运，切断婆罗洲和荷属东印度的石油供应。
到1941年7 月底，日本已经占领南印度支那。7 月31日，野村大使在会晤美国官员后，向东京的外务大臣报告说：“今天，我从他们那种铁板的面部表情中看出，他们是认真的。我必须向阁下提出，以我之见，有必要刻不容缓地采取某些缓和措施。”外务大臣严厉斥责大使的种种疑虑。由于日本入侵印度支那，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冻结日本资金——实际上就意味着石油禁运——倒数计时已经开始。正如野村后来对赫尔所说：“日本在7 月下旬进入南印度支那”业已“促成种种冻结措施，转而又竟然成为事实上的禁运，使日本的紧张局势加剧”。
但禁运本身并未产生危险的对抗。除军事行动外，禁运实际上是美国以及英国和荷兰对付日本侵略作出反应的唯一方式。由于日本进军东南亚，纳粹横扫苏联，美国面临一种惊恐的前景——欧洲和亚洲都将处于轴心国的统治之下，使美国成为不安全的两大洋之间最后一个岛国。因此，总统谋求使用石油作为杠杆。可是，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是他们处于敌对大国“包围”圈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东京拒不承认它正在自食恶果。禁运是日本在亚洲进行四年军事侵略的结果。东京已经钻进死角：按其自己估算，日本唯一可以利用的石油来源，就是它自有的石油储备。此外便没有其他大量来源可以弥补美国和东印度切断的供应。如果日本想维持并保证其作战能力，那么它不可避免地要冒战争的危险或发动战争。
“我们忍无可忍”
在与美国对抗问题上，日本海军领导人历来远比陆军谨慎。但事关如何对付全面禁运，情况就不再如此了。正如日本一位海军大将后来所说，“如果没有石油，主力舰和任何其他军舰都不过是稻草人罢了。”海军总参谋长永野修身大将向天皇强调说，如无补给，日本的石油储备只够维持两年。
日本新任外务大臣丰田贞次郎在发给驻柏林和华盛顿两位大使的密电中，表现出日本政策中的偏执狂：“日本与以英、美为首的其他第三国之间的商务和经济关系正在逐渐恶化，以至于我们忍无可忍，”他在1941年7 月31日写道，“因此，本帝国为了拯救自身，必须采取措施确保来自南洋的原料。本帝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像一条似在沉睡的狡猾的龙那样冲破由英、美两国指导和参与构筑的那个不断增强的包围圈。”
科德尔。赫尔的态度则截然不同。由于患病和身体十分虚弱，他已到怀特温泉去疗养。在电话中，他告诉副国务卿韦尔斯说：“日本人企图用武力来征服实际上将近半个世界。……除了武力，什么也制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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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不了他们。”但是，他仍谋求推迟显已无可避免的事情出现。“关键是在欧洲战事结束以前成们还能操纵局势多久。”
驻在东京的格鲁大使则对整个形势看得一清二楚。他在日记中写道：“邪恶的报复和反报复周而复始。‘地狱之门日夜敞开’。除非世界发生根本激变，否则就难看到这种每况愈下的滑坡势头如何能得制止，或者它会走得多远。明显的结论是最终不免一战。”那时，在东京的皇宫周围，挖土机已在开始构筑掩体了。
双方最后一分钟的外交努力仍在进行，以避免对抗。在海军的某种程度支持下，近卫首相提出与罗斯福举行最高级会议的可能性。或许他可以直接向美国总统发出呼吁。近卫甚至愿意设法废弃与希特勒所订的轴心联盟，以便与美国人达成谅解。忧心忡忡的宫廷大臣们赞同近卫的意见。掌玺大臣木户幸一私下对首相说：“日本面临的整个问题可归结于一个极其简单的因素用B 就是石油。”他还说，“与美国交战，日本不可能稳操胜券。”
天皇本人也对近卫的想法表示赞许。“朕自海军方面获得情报，知悉美国对日本实行全面石油禁运，”天皇告诉近卫说，“因此，与美国总统的会谈应尽早举行。”近卫建议与罗斯福在檀香山会晤。总统最初对这一主张颇感兴趣——事实上是表示接受，所以答复说，他和近卫可以在阿拉斯加的朱诺会晤，而不要在檀香山。但赫尔和国务院极力反对这种违反正当外交途径的行动。美国人并不了解这是近卫为避免灾难所作的孤注一掷，而且他们也不再有任何理由去信任日本。他们并不认为近卫会提出什么新的建议。而且罗斯福也不愿冒令人有媚敌求和那种印象的风险；他不愿把“朱诺”这个地名与“慕尼黑”联系起来。如果事先未能或多或少达成一项合理的协议，那么与近卫会谈就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罗斯福还从“魔术”截获的电文得悉日本人正在坚决进行进一步的征服。因此，罗斯福便以其天赋的模棱两可的本领，暂时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这样一次会谈。
“日益枯竭”
9 月5 日和6 日，尽管当时仍在探索外交解决的办法，大多数在东京的日本高级官员谒见天皇，正式请求天皇御准采取战争姿态。石油又一次成为他们的中心议题。会议纪要中写道：“目前，石油是本帝国的国力和战斗力的弱点。随着时光流逝，我们的战争能力将会下降，帝国将在军事上无能为力。”军方领导人在天皇面前反复陈述，时机正在丧失。海军总参谋长说：“至关重要的军事物资，包括石油在内，正在日益枯竭。”
“一旦日美交战，战争将持续多久？”天皇询问陆军总参谋长。
“南太平洋的战役大约可在三个月后结束，”总参谋长答复说。
“支那事件爆发时，将军任陆军大臣……当时曾向朕禀称，战事大约在一个月内结束，”天皇严厉地反问说，“尽管将军有把握，可是支那事件却在长达四年的战斗之后还没有结束。”
将军辩解说：“支那的内地辽阔，使各战役未能按计划圆满完成。”
“如果说支那的内地辽阔，”天皇反驳说，“那么太平洋是浩瀚无际的。按将军的算法，怎能断言只需要三个月呢？”
总参谋长低头无语。
海军总参谋长永野大将前来为将军解围。他说：“日本犹如一个病危的人，必须迅速作出决定。”天皇试图弄清那些高级顾问们究竟赞成以外交为先还是以战争为先。他未能得到明确的答复。
次日，当再次提出同一问题时，陆军和海军的总参谋长都保持沉默。天皇对他们不能作出适当的答复表示遗憾。随后，他从和服内取出一张纸片，朗读他祖父明治天皇的一首诗：普天之下皆兄弟，何故连连起烽烟？大厅内寂静无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惶恐不安。”这时，永野大将起身说，只能在所有其他办法都不能成功时，才会使用武力。会议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气氛中”结束。
即将来临的冬季气候支配着采取军事行动的期限。如果军方计划在1942年春季前行动，那么它在12月初就必须如此办理。然而，近卫仍希望在战争以外找到某种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在9 月6 日的御前会议之后，内阁开始讨论能否大量而迅速地增加合成石油的生产。近卫说，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与其把大量资金用于战争，还不如把资金投入这样一项计划。但是计划署长说，那是一项重大的任务，需要四年时间，数万亿日元，以及大量的钢铁、管道和机械设备。此外还需集中大量的熟练技术人员和四十万名以上的煤矿工人。近卫的建议被搁置起来。9 月末，四名手持匕首和短刀的男子袭击近卫的汽车，想暗杀他。刺客虽被击败，但近卫首相已不胜震惊。
10月2 日，美国正式拒绝近卫与罗斯福会晤。不久，近卫因未能找到一项令人信眼的避免战争的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而辞职。10月18日，好战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出任首相。他历来坚持认为外交无用，反对与美国达成任何妥协。野村大使在返回华盛顿后无奈地说他自己形同“行尸走肉”。由于外交陷于僵局，罗斯福本人也不由得像东京和华盛顿的有些人那样听天由命了。可是，他还是抚慰野村说，日美两国之间“尚未到最后关头”。
自从仲夏以来，停泊在洛杉矾附近港口内的两艘日本油轮一直等待着装运、同上规定供应的石油。11月上旬，那两艘油轮终于启锚，空舱驶回。此时，没有人再能怀疑石油禁运绝对是事实了。在东京，由于冬季几乎马上到来，日本政府作为报复，断绝对美、英两国大使馆的取暖用油供应。
自10月至11月，日本的高级将领和政界领袖经常在皇宫里的一间小屋内会晤，继续就最终开战问题展开辩论。反来复去，议题总是归结到石油。日本的石油进口在1941年急剧下降。储备也日益减少。“据现有记载，情况很清楚，时间和石油这个因素当时像幽灵那样笼罩着会议桌，”一位历史学家后来写道，“作出战争的决定被认为是驱除这个幽灵的最迅速可行的办法。”
11月5 日，多数高级领导人举行了一次御前会议。像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样，天皇习惯在会议过程中缄默不言。“剃刀”东条首相概括了大多数人的立场。他宣称：“美国人从一开始就认为日本会因经济压力而屈服”，但这一点将证明是错误的。“如果我们采用持久战，那就会有种种困难。我们对持久战是有些担心的。但是即使有些担心，我们又怎能让美国继续为所欲为呢？从现在算起，两年后我们就没有军用石油了。船舶将停航。当我想到美国在西南太平洋加强防卫，美国舰队扩大，以及遥遥无期的支那事件等等问题时，我就感到困难无穷。……我担心，如果我们坐视不问2 两三年后日本会变成一个三等国家。”
会议建议向美国提出强硬的最后要求。若遭拒绝，日本就开战。东条询问大家：“诸位是否还有其他意见？”无人提出反对。他便裁定这项建议获得批准。
在11月的第三周，一位日本外交官抵达华盛顿，提交一份列有各种要求的清单。对于国务卿赫尔来说，它无异是一份最后通碟。同一周内，另有一份日文原本发到华盛顿，“魔术”破译的11月22日通知野村的电报说：由于“你无法猜测的原因”，美国最迟必须在11月29日以前同意日本的最后建议。因为“此后事态将自由发展”。
11月25日，罗斯福告诫他的高级顾问们说，战争可能来得很快，甚至会在一周之内。次日，赫尔向日本递交一份照会，提议日本从印度支那和中国撤军，以换取美国恢复对日贸易。东京竟将这一建议作为美国的最后通碟。同日，11月26日，一支原来集结在千岛群岛的日本海军特遣部队奉命起航，无线电静不发报，其目的地是夏威夷。
虽然美国对那支特遣舰队一无所知，但陆军部长史汀生确实送交过罗斯福一份情报，指出有一支庞大的日本远征军正在从上海向东南亚移动。“他大为生气，可以说是勃然大怒，说他没有看过那份情报，”史汀生评论说，“他还说，这改变了整个形势，因为它是日本人背信弃义的证据；他们一边谈全面停战，或者说全面撤军，一边却派遣远征军南下。”由此，总统终于对几乎在二十年前他的那篇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得出答案：日本人不可信。次日问］月27日，赫尔告知史汀生，他已完全放弃对日本的谈判。国务卿说：“我已洗手不干了。”他又说，此事现已转给陆军和海军去处理。就在那天，华盛顿向美国驻太平洋地区的各司令官发出“最后警报”，其中包括对夏威夷太平洋舰队司令赫斯本德。金梅尔上将在内。给赫斯本德的电文一开始便说“本电应被视为战争警报”。
直到最后一刻，东京总还有一些人认为前途是一场灾难。11月29日，元老们会晤内阁人员和天皇，极力主张日本最好还是谋求某种外交解决而不要同美国的强大力量交锋。对此，东条首相答复说，继续维持破裂的经济关系意味着日本日趋衰弱。日本领导人在研讨中无不认识到，由于美国的资源、潜在力和持久力，长期战争将日益有利于美国。但那些军国主义者竟如此迷信自己的力量，以至于好战成性，完全把顾虑置之度外。战争已如脱缰之马。
珍珠港12月1 日，日本特遣舰队驶过国际日期变更线，仍未被发觉。日本一艘战舰上一位航空指挥官在12月1 日的日记中写道：“事已全定，听天由命。既无可喜，亦无可忧。”东京向其使领馆下令销毁密码。一名奉派侦察华盛顿日本大使馆动静的美国军官发现使馆后院正在烧毁文件。
12月6 日，星期六，罗斯福决定直接向天皇发出一份私人短简，以求驱散不祥的“乌云”。电文在当晚9 时发出。稍后，罗斯福告诉一些来访者说：“凡夫俗子刚刚向天于发出他的最后信息。”
12月7 日，华盛顿时间下午12时30分，罗斯福接见中国大使。总统说，他预计亚洲方面会有“犯规行动”。他还说，他有一种预感，日本人可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干出某种“卑劣的”事情。华盛顿时间下午1 时，他仍在同中国大使交谈。就在此刻，东京时间12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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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3 时，罗斯福的电文终于面呈天皇。在太平洋中部，那是12月7 日凌晨，日本舰队正驶近夏威夷群岛。旗舰上飘扬的正是1905年在对马海峡消灭俄国海军的日本主力舰上悬挂的旗帜。飞机正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全体作战人员接到通知，他们将要去摧毁美国企图诈取日本在世界上应有地位的能力。
夏威夷时间上午7 时55分，炸弹开始向珍珠港内的美国军舰落下。
珍珠港袭击开始后一小时，野村大使在另一名日本外交官陪同下来到国务院。他们待在一间外交官候见室，同时赫尔正接到总统的紧急电话。
“有一份报告说，日本人已开始进攻珍珠港，”总统以沉着而又急促的声音说。
“这份报告是否已经核实？”赫尔问。
“没有，”总统回答说。
两人都认为报告可能是真实的。可是，赫尔认为仍有百分之一并非如此的可能性。他让两位日本外交官走进办公室。野村已从新闻广播中获悉那次攻击，他羞怯地将一份长篇文件递送给美国国务卿。赫尔佯作阅读东京为其行为所作的辩护。他无法抑制他的愤怒，说道：“我在五十年担任公职中，从未读到过如此充满虚伪和谎言的文件——虚伪和谎言达到如此极端厚颜无耻的程度，我至今难以想象这个地球上还有哪个政府会提出这种文件？”他在饭店套房里同野村大使进行长达数月之久的秘密会谈又有什么作用？在这位农夫出身的政治家赫尔看来，这两个外交官就像“一对咬死羊的恶狗”。
两个日本人都不再置一词。会晤结束旭无人上前为他们开门，因为他们现在已成为敌人。他们自己开门走出赫尔的办公室，走进一部正在等候他们的空电梯下楼，自己向大街走去。
那天整整一天，来自珍珠港的报告源源不断地涌入华盛顿，内容颠三倒四，支离凌乱，最终则令人沮丧。“来自夏威夷的消息很糟，”在那个漫长的星期日结束时，史订生在日记中写道，“真难以想象我们在那里的人情况如何；他们早已接到警告并保持警惕，总不至于那么惊慌失措吧。”这场灾难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美国高级官员已经充分预计到日本的进攻迫在眉睫。但他们预期的是进攻东南亚。事实上，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夏威夷，没有人认真考虑甚或意识到日本人可能或者将会对美国本土基地的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正如马歇尔将军在1941年5 月告知罗斯福总统的那样，他们认为珍珠港所在的瓦胡岛是“世界上最坚固的要塞”。大多数美国官员似乎都已忘记——或者从不知道——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便是以突然袭击旅顺港的俄国舰队开始的。
归根结底，双方都低估了对手。正如日本人想不到美国人在技术上能够破译他们的绝密电码，美国人也想不到日本人能够发动一场技术上如此复杂的战役。确实，在事发之初，罗斯福的有些高级顾问认为德国人指挥着那次袭击；他们以为日本人不可能单独行事。而且，双方都误解了对方的心理状态。美国人无法相信日本人竟会行动得如此大胆，甚至不计后果。他们错了。日本人打算以珍珠港一战来破坏美国人的士气，然而这次攻击反而使美国人斗志昂扬，团结一致。这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事后看来，美国政府从获得的大量情报中应该识破日本人的企图，包括通过“魔术”破译的日本密码电文中获悉有关秘密通讯的宝贵情报。但在导致攻击前的紧张的几个月内，明确的信息却迷失在各种错综复杂、自相矛盾和含混不清的情报“噪音”之中。毕竟也还有不少迹象表明日本即将进攻苏联。有时在关键问题上，“魔术”及其情报的发送搞得乱七八糟。这是美国重要人物之间在重要信息方面互不通气这个更大错误的一部分。它也许是造成珍珠港悲剧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原因，仅次于那些认为这样一场攻击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人们所犯的错误。
一着之错等待的日子已经过去。日美两国现已交战。但珍珠港不是日本的主要目标。夏威夷不过是一场规模宏大、地域广阔的军事进攻的一部分。在攻击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那几个小时内，日本也正在轰炸并封锁香港，轰炸新加坡和菲律宾，轰炸威克岛和关岛，占领泰国，入侵马来亚，进军新加坡—一并准备入侵东印度。袭击珍珠港的战役旨在保护侧翼—一通过重创美国舰队来保护日本入侵东印度和东南亚的其余地区，并由此来保护其海上通道，尤其是保护从苏门答腊和婆罗洲到其本土的油轮航线。这场大战的主要目标依然是东印度油田。
因此，对于日本的宏大构思来说，夏威夷战役是必要的。而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侥幸——直到最后一刻始终有利于日本进攻者。确实，日本人的收获甚至远远超出了他们自己的野心。奇袭的范围，以及对珍珠港美国防卫力量的破坏程度，都大大超出了日本人的预料。在袭击珍珠港时，日本飞机两次像浪潮般出动，成功地击沉、炸翻或重创了八艘主力舰、三艘轻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和四艘辅助舰。数以百计的美国飞机被摧毁或破坏，二千三百三十五名美国官兵和六十八名平民死亡。这一切合在一起，或许是美国历史上遭受到的一次最惨重的打击。美国的航空母舰幸免于难，只是因为它们恰巧出海执行任务。日本的全部损失只有二十九架飞机。山本大将所下的赌注竟然大赢特赢。
山本本人很可能会再作一次冒险，但他是在远离日本数千英里之外的旗舰上指挥战斗。夏威夷特遣部队司令官南云忠一则比较谨慎。确实，他实际上曾反对过整个战役计划。此时，他不顾那些斗志旺盛的军官们的再三请求和怒气冲冲，不愿让飞机重返夏威夷第三次出击珍珠港内的维修设施和油库。至此，他一直是福星高照，所以不愿冒更大的风险。这一决定以及美国航空母舰的幸免于难，是美国在那灾难性的一天里遇到的唯一运气。
在策划那次战役的过程中，山本大将曾评论说，1904年日本在旅顺港突袭俄国人时所犯的错误是不够“彻底”。在珍珠港所犯的又是同样的错误。石油是日本决定开战的主要因素。但在开始策划夏威夷战役时，日本人却忘记了石油，至少忽略了一个决定性的方面。山本及其同僚曾无穷无尽地研究过美国在石油方面的优越地位，却未能领会瓦胡岛在石油供应方面的重要性。他们对那些供油设施的攻击未列入计划之内。
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错误。夏威夷的每桶石油都是从大陆运来的。如果日本飞机摧毁厂太平洋舰队的燃料储备和珍珠港内的储油柜，他们会使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每一艘船都无法行动，而不仅仅是他们实际摧毁的那些舰只。新的燃料供应只能来自数千英里以外的加利福尼亚。担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切斯特。尼米兹上将后来说：“在珍珠港事件爆发时，舰队的所有用油都储存在地面油柜内。”他又说，“我们大约有四百五十万桶石油。直径五毫米的子弹就可以把它们毁掉。如果日本人毁了那些石油，那么战争就会再延长两年。”
17、德国的战争方案
1932年6 月某日下午，一辆敞篷汽车在慕尼黑的一家旅馆门前出现，迎接德国大型化学联合企业法本公司的两名高级职员。其中一名是化学家，另一名是公共关系专家。两人被送往阿道夫。希特勒在“摄政王广场”的私人公寓。希特勒尚未成为德国总理上台执政，但他是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领袖。该党在国会中占有大约20％的议席，并有可能在定于下月举行的选举中大大增加它的议席。
法本公司的代表力求晋见这位未来的元首，旨在设法终止纳粹对该公司连续不断的宣传攻势。纳粹咒骂法本公司是“国际金融头子”和“犹太财阀”的剥削工具，说犹太人占据了公司的一些高级职位。他们甚至将公司名称讽刺成为“伊萨多。格。法本”。纳粹还批评它从事一项费用浩大的工程，想用煤制成液体燃料——或称合成燃料—一以及它为这项工程获得政府的关税保护。于是便涉及另一个问题。法本公司已投入巨额资金来生产合成燃料；但至1932年，此项工程若无进一步的政府关税保护和其他支持，显然不可能有利可图。公司的主要论点是，建立合成燃料工业将会使德国摆脱它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并且可以减轻国家的沉重外汇压力。这两位法本公司的代表希望希特勒赞同他们的观点。
希特勒本人刚刚结束一次竞选旅行后回来，在会晤时迟到。他打算只花半个小时来接见这两名法本公司的职员，但他对讨论内容竟如此着迷，以致同他们交谈了两个半小时。希特勒沉浸于自己的幻想之中，滔滔不绝和慷慨激昂地讲述和辩解他对德国实现机动化和建造新公路的各种计划。但他也询问了一些有关合成燃料的技术性问题。他对两位来客保证说，这种燃料完全适合于他为新德国所制定的总体计划。他告诉他们说：“今天，对于一个希望在政治上保持独立的德国来说，一种没有石油的经济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德国自己生产汽油必须成为现实，尽管此事必须作出种种牺牲。因此，继续进行煤的氢化工作是迫切需要的。”他坚决支持合成燃料计划。他还允诺制止对法本公司的宣传攻击，并说一旦纳粹执政，仍将维持对合成燃料的关税保护。而法本公司方面——无论在当时或以后——则答应提供纳粹所需要的竞选捐款。当这两位法本公司的职员回去汇报他们同希特勒会谈的情况时，公司总裁说：“好，此人看来比我想象的更加通情达理。”
希特勒有充分理由表示通情达理。他已迅速领悟到，对于他的振兴和统治德国的总目标来说，一项成功的合成燃料计划显得很有价值，或许还是必要的。他知道，实现那个目标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德国对进口原料——特别是进口石油——的依赖。国内石油产量很少，进口便相应增高。而且，大部分进口石油来自西半球。
德国在上半个世纪中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自己的丰富能源——煤。在三十年代末，煤约占美国能源总量的一半，但对德国来说，却提供了能源的90％——而石油大约仅占5 ％。可是，希特勒在1932年已经在为未来筹划，石油对于他的雄心壮志来说是必不可少的。1933年1 月，他成为德国
的总理，一年半以后他又攫取了全部权力。他不失时机地发动了一项他称之为“德国汽车交通史上一个转折点”的汽车运动。不受时速限制的单向高速公路贯穿全国。1934年，制造一种新型汽车的计划开始。它被称为“人民的汽车”，亦即“大众汽车”。
但对于希特勒企图将整个欧洲置于纳粹帝国——以及他本人——统治之下的宏伟计划来说，这些仅仅是枝节问题。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他迅即开始整顿经济，加强国家对大企业的控制，并建立纳粹的战争机器——包括轰炸机、战斗机、坦克和卡车，所有这些都需要石油。因此，法本公司正在进行的合成燃料生产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化学溶解方法在德国，从煤中提取合成燃料的开创性工作实际上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时，德国已被公认在化学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1913年，德国化学家弗里德里克。贝杰乌斯首次成功地采用一种称为氢化的方法，从煤中提取液体燃料，大量的氢随同催化剂被注入高温和高压下的煤中，结果制成一种高级液体燃料。十年后，即在二十年代中期，德国人创造出一种叫做“费希尔—特罗普施”的可以与之竞争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时，煤粒在蒸汽下粉碎后再被注入氢和一氧化碳，使之相互作用，最后制成一种合成石油。贝杰乌斯的氢化法被视为两种方法中较好的一种。除了其他产品外，它还能够生产航空汽油，而“费希尔一特罗普施”法则不行。此外，法本公司在1926年取得了贝杰乌斯法的专利权，在政治上比“费希尔—特罗普施”法的资助人更有权势。
法本公司在二十年代对合成燃料产生兴趣，是因为它有同样的预计，认为正在全世界刺激大规模石油开采的趋势将会使世界上传统的石油供应迅即枯竭。政府之所以提供资助，是因为对外国石油日益增长的需求正在使至关重要而又不足的外汇大量流失。设在法本公司洛伊纳厂内的一所实验工场于1927年开始投产。同时，法本公司也忙于在其他国家寻找可能的合伙人。在它与英国一个最主要的化学工业集团谈判失败后，法本公司找到了一个更重要得多的潜在合伙人——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
当时，标准石油公司正处于从炼油业向一体化的石油公司实行战略转变的过程之中，它在美国和国外都有自己的原油可以充分供应。它也一直在探索可以替代原油的合成燃料原料，因而早在1921年它已在科罗拉多购买二万二千英亩土地，希望发现一种在商业上有利可图的方法，从页岩中提取石油。但是标准公司一直未能取得满意的结果，用页岩生产一桶合成石油需用一吨岩石，其经济效益极乏吸引力。
1926年，标准公司研究部门的负责人弗朗克。霍华德访问法本的洛伊纳厂。他印象很深，所以立即给当时在巴黎访问的标准石油公司总经理沃尔特。蒂格尔发出一份电报。霍华德在电文中说：“根据今天的观察和讨论，我认为这是本公司在分家后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绝对意味着欧洲在汽油供应问题上的独立性。”蒂格尔本人对这种新的合成石油占领欧洲市场的可能性感到震惊，于是他匆匆赶往洛伊纳。那里的研究和生产设施使他凛然敬畏。他后来说：“直到我亲眼目睹之后，我才明白研究意味着什么。若与我所看到的工厂相比，我们是些小孩子。”
蒂格尔、霍华德和标准石油公司的其他行政人员在距离法本工厂十英里处的海德堡一家旅馆的房间里匆匆聚会。霍华德后来追述说，他们断定氢化法也许“比迄今为止引进石油工业的任何一种技术因素更为重要”。法本公司的实验室对标准石油公司的事业是明显的威胁。霍华德说：“虽然采用煤的氢化法在经济上也许永远无法与采用原油相匹敌。但‘民族主义因素’会使氢化法成为保护其制造业的基础，有许多国家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因此，进口原油和提炼产品的市场有可能被关闭；标准公司几乎难以不被卷入。
于是，标准石油公司与法本公司达成首次协议，获准在路易斯安那建造一家氢化厂。但此时世界石油短缺正在开始变成过剩，因而美国公司的兴趣也随之改变。氢化法还可用于原油，以提高汽油产量。因此，路易斯安那的新厂尝试将氢化法应用于原油而不是应用于煤，以便从每桶石油中提取更多的汽油。
1929年，两家公司达成一项更为广泛的协议。标准公司获得在德国境外的氢化法专利权。其交换条件是，法本公司得到2 ％的标准公司股份——五十四万六千股——价值三千五百万美元。两公司都同意不插手对方主要活动领域。正如一位标准公司高级职员所说，“法本公司将不插手石油业务，而我们则不插手化学业务。”在1930年又建立一家联合公司，分享“石油化学”方面的各种发展。总之，标准石油公司吸收了大量技术知识。
1931年，德国的科学特别是氢化法，获得最高的嘉奖：氢化技术的发明者贝杰乌斯和法本公司董事长卡尔。博希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可是，尽管在洛伊纳厂的那个工程项目当时仍在以日产两千桶的速度进行生产，但它步履维艰，深深陷于财政困境之中。事实正在证明，取得发展要比预期的更为困难，要耗费更多资金。与此同时，由于得克萨斯州东部又发现新油田，使石油过剩成为全球性的问题。由此而产生的世界石油价格暴跌使洛伊纳的合成燃料肯定无利可图。生产一公升这种名为“苯辛汽油”燃料的成本，等于用油轮从墨西哥湾运至德国的一加仑汽油价格的十倍。法本公司的一些经理说，整个计划应该放弃。另一些人则回答说，维持这项计划的唯一理由是终止计划所造成的损失会超过维持计划所需的费用。
在大萧条时期，要维持合成燃料计划的唯一真正希望是取得政府的某种资助或帮助摆脱困境。希特勒上台前勃鲁宁政府所给予的关税保护是不够的。新纳粹政权愿意更进一步，只要公司承诺大幅度提高合成燃料的产量，它就保证法本公司产品的价格和市场。即使如此还不够，因为氢化法是一种尚未成熟的技术，它既需要进一步发展，又需要得到第三帝国在政治上的格外照顾。法本公司由于证明它能开发一种高质量的航空汽油而赢得德国空军的支持。德国陆军也扩大它对本国合成燃料工业所承诺的义务并论证说，德国目前的资源远远不能适应正在计划中的新型战争的需要。
备战两种事态发展向希特勒及其追随者证明了依赖外国石油的危险，还证明同时发展德国自己的石油供应的必要性。第一种事态发展有例可举。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当时通称为阿比西尼亚的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它与毗邻的意大利殖民地之间的边界时有争端，划界也很不清。意大利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梦想创建一个大帝国，以满足其罗马帝王式的虚荣心，因而进攻埃塞俄比亚。其后，国际联盟谴责那次侵略，实行某些经济制裁，并考虑对意大利实施石油禁运。罗斯福政府表态说，美国虽非国际联盟的成员，但可能与这种禁运合作。墨索里尼十分清楚，切断石油供应将会使意大利军队陷于瘫痪。当意大利军队向前推进而向不幸的埃塞俄比亚人投掷毒气弹时，他同时也在千方百计地哄骗和侗吓国际联盟。他说，实行制裁完全可被视作一种战争行为。英国驻国际联盟公使安东尼。艾登是石油禁运的一个主要倡议者，他无视这种威胁。他说，墨索里尼不会冒险作出“疯狗一样的行动”，而“像他那种自取灭亡的人从来就吓唬不了我”。但是，墨索里尼却得到一个自愿的帮手，那就是圆滑的法国总理皮埃尔。赖伐尔，他巧妙地使石油禁运功败垂成。
1936年春季，墨索里尼的军队已经征服埃塞俄比亚，意大利国王也把“埃塞俄比亚皇帝”的称号加在自己头上。整个制裁运动业已瓦解。石油禁运从未受到检验，因为它从未被实施过。墨索里尼后来同希特勒密谈时说：“如果国际联盟在阿比西尼亚争端上采纳了文登的建议，将经济制裁扩大到石油，那么我就不得不在一周之内从阿比西尼亚撤军。对我来说，那将是一场无法估量的灾难！”希特勒非常认真地上了一堂关于依赖外国石油的课。
第二个教训来自距离德国本上较近的地方。纳粹政权要从标准、壳牌和其他外国石油公司的控制下“恢复”德国的国内市场。但更糟糕的是，那些可恶的布尔什维克拥有一个巨大的加油站网络。通过那些加油站，他们出售供应给德国的各种石油产品。1935年，纳粹政府唆使一个德国石油卖主取代苏联的销售网。其目的是清除“黄蜂窝”。在一段时间内，苏联人虽然感到不愉快，但仍继续提供与过去通过其分配网销售的同样数量的石油。但后来在1936年2 月，他们突然停止供货，理由在于“外汇支付方面的困难”。供货没有恢复。这也是对希特勒在依赖外国石油的危险性方面的一次警告。
正在此时，1936年2 月中旬——当时国际联盟仍在就石油禁运问题进行辩论——希特勒在柏林主持一年一度的德国汽车展览会开幕式。《纽约时报》评论说，希特勒“创造的年度汽车行驶里程之高，据信超过了任何一位统治者或国家首脑”。希特勒乘此机会宣布，德国“已有效地解决了生产合成石油问题”。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一成就“具有政治上的重大意义”。希特勒对外国石油的供应和制裁问题十分关注，因为他即将采取一次关键性的行动。次月，即1936年3 月，他肆无忌惮地违反条约规定，重新武装与法国接壤的莱茵兰地区。这是他首次在国际上炫耀他的力量，采取他后来称之为最严重的冒险行动——那是“我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四十八小时。他等待着接受挑战，但西方大国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去制止他。他赢得了那次赌博，以后便如法炮制。
1936年下半年，希特勒采取一些决定性步骤武装德国，以便德国可为预计在1940年将发生的战争作好准备。他开始执行一项四年计划，其中有一个目标是通过新技术和化学来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他在提出那项计划时说：“现在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德国的燃料生产。这项任务必须以作战时的同样决心来处理和完成，因为未来的战争行为有赖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他补充说：“这类原料的生产成本是无关紧要的。”
合成燃料工业在总体计划中居于中心地位，其产量预定将增长近六倍。这项计划得到有力的财政支持，并征用大量的钢铁和劳动力来建造一大批炼油设施。每个工厂都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项目，占用大量土地，这就要依靠各大工业公司与纳粹政府充分合作。法本公司率先迎合纳粹的意识形态。到1937—1938年，它已不再是一家独立的公司，而更像是德国政府的一个工业分支机构，并且完全纳粹化了。包括占监事会第三位的犹太人在内的所有犹太人高级职员都被解职。反纳粹的董事长卡尔。博希曾与标准石油公司打过交道，被搁置在一旁，董事会中其他还不是纳粹党员的多数成员，则争先恐后地争取加入纳粹党。
尽管四年计划中种种雄心勃勃的诺言证明是过于浮夸，但德国确实建立起一个实力非常雄厚的合成燃料工业。到1939年9 月1 日德国入侵波兰、欧洲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止，它已有十四家氢化厂全速运转，另有六家正在建设中。到1940年，合成燃料的产量已有急剧的增长——日产七万二千桶，占石油总供应量的64％。然而，从军事需要方面来看，合成燃料的意义甚至更为重大。贝杰乌斯氢化法提供了德国航空汽油总量的95％左右。如果没有那些合成燃料，德国空军就无法升空。
尽管希特勒拥有战争机器的强大力量，也有日益增加的合成燃料可供使用，石油问题却从未使他感到放心。的确，那种担忧曾促使他形成以“闪电战”为基础的基本战略——集中机械化部队实行凶猛而短期的攻击，以便在燃料供应发生问题以前夺取决定性的胜利。最初，无论是1939年在波兰，还是1940年春季蹂躏挪威、低地国家和法国，这一战略都被运用得惊人地出色。西线战役实际上改善了德国的石油处境，因为德国军队掠取的石油储备大大超过了他们在侵略战争中所消耗的燃料。即使随后希特勒通过大规模空中轰炸征服英伦诸岛的企图在1940年秋季遭到了失败，德国看来仍然接近于称霸欧洲。它也自陷于惯常的想法，认为胜利得来不难。所以，当希特勒将视线向东转到他的下一个目标时，他预期再一次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这个目标就是苏联。
俄国战役：“我的将军们对战争的经济方面一窍不通”
有许多因素促成德国作出同苏联开战的决定：希特勒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深恶痛绝（他说，铲除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他的“终身使命”。）；他个人对斯大林的憎恶；他对斯拉夫人的鄙视，称他们为“小蛆虫”；他想完全控制欧亚大陆的欲望，以及他对荣耀的追求。此外，当他注目于东方时，他看到了他的新德意志帝国——“干年帝国”——所需要的“生存空间”。而且，尽管斯大林几乎是满怀真诚地履行1939年8 月签订的德苏条约，并且避免触犯希特勒，但这位德国独裁者仍怀疑英国和苏联之间有某种秘密交易。否则，怎样解释英国在1940年显然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依然拒不投降呢？在所有原因之中，也有石油问题。
从一开始，占领巴库和其他高加索油田就是希特勒心目中的俄国战役中心。一位历史学家曾经写道：“在经济领域中，希特勒的目标是石油。”对希特勒来说，石油是工业时代和经济力量必不可少的东西。他阅读的是石油，谈论的是石油，他知道世界上一些油田的历史。如果高加索的石油——以及素有“黑色沃土”之称的乌克兰耕地——能够归属于德意志帝国，那么希特勒的“新秩序”便会因其疆域内所拥有的资源而成为无懈可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日本企图把东印度和东南亚的资源攫为己有的倾向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日本的野心也是被拥有这样一种资源的基础将使自己坚不可摧的信念所驱策。1945年5 月，德国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在受审时说，在决定入侵俄国时，“对石油的需求肯定是一个主要的动机”。
希特勒还将苏联的势力看作是对罗马尼亚的普罗耶什蒂油田的永远威胁。那些油田是苏联境外的欧洲最大石油产区。它们曾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目标。现在，罗马尼亚是德国的一个盟友，而且德国已变得十分依赖普罗耶什蒂油田，因为它在1940年为德国提供了总进口量的58％。由于1939年德苏条约的签订，苏联已恢复装运石油出口；1940年，苏联的这些石油也占德国石油进口的1 ／3 ，致使一位高级纳粹官员称之为“德国战争经济的一大支柱”。1940年6 月，苏联利用德苏条约的条款作为理由，占领罗马尼亚东北部的一个重要地区。对于希特勒的感受来说，这已使苏联军队太临近普罗耶什蒂油田了。他告诉墨索里尼说：“轴心国的生存有赖于那些油田。”进攻俄国将保证普罗耶什蒂油田的安全。
当然，征服俄国还将得到更大的战利品，即高加索石油资源——迈科普、格罗兹尼和巴库本身。为了支持他的计划，希特勒竟提出他本人的一种奇怪臆测：在一场对俄战争中，德军伤亡人数将不会多于其投入合成燃料工业中的劳工人数。所以没有理由不向前进。
1940年12月，希特勒发出代号为“巴巴罗沙行动”的第二十一号指令，命令开始进行入侵苏联的准备工作。德国人小心谨慎，不露出他们对其俄国朋友感到不高兴的公开迹象，而且事实上他们还从事于精心策划一幕以假乱真的哑剧，诱使斯大林不相信德国可能正在策划一次突然袭击。来自多方面。——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以及苏联本身的间谍——的消息都发出有关德国入侵的警告，但斯大林执迷不悟。仅在人侵前几小时，一名献身于共产党的德国人从德国的陆军部队中潜逃出来，向苏联人报告即将发生的事。斯大林怀疑那是个骗局，下令枪毙了那个人。
1941年6 月22日凌晨，俄国向德国运送石油和其他原料的货运列车正沿着苏联境内的铁道线缓缓西行。清晨3 时刚过，配备着六十万辆机动车和六十二万五千匹战马的三百万德国军队沿漫长的战线发动攻击。德军的袭击使苏联措手不及，斯大林一连几天陷于神经崩溃状态。德国人认为这次进攻将是在波兰、低地国家、法国、南斯拉夫以及新近在希腊进行的所向披靡的“闪电战”的一次重演。它将在六周至八周或者至多在十周内全部结束。
在战争开始的几周内，希特勒对俄国战役夸耀的所谓“我们破门而入，房屋就将倒坍”似乎充分得到证实。最初，德国人的推进速度甚至超出他们的预料，苏军被击退，溃不成军。胜利似乎唾手可得，只要肃清残敌。但是，德国人不久却显示出本身有些力不从心的初步迹象。他们对包括燃料在内的给养严重失算。在俄国崎岖的公路和困难的地形上行驶，车辆消耗的燃料比预期的要多，有时多至两倍。大型车辆在未铺设路面的公路上无法移动，不得不用马拉的俄国小车来代替。但是，在初期胜利的沾沾自喜中，有关燃料缺乏的种种警告却被忽视了。
8 月，德国的将军们请求希特勒准许他们把莫斯科作为主要目标，希特勒予以拒绝。他在8 月21日的指令中说：“在冬季来临前要达到的最重要目标，不在于占领莫斯科，而是要夺取克里米亚和顿涅茨盆地的工业和产煤区，并切断俄国来自高加索地区的石油供应。”德军必须抵达巴库。至于克里米亚，希特勒称之为“苏联进攻罗马尼亚油田的航空母舰”。针对他的将军们的种种论点，他用一句后来为他所津津乐道的口头禅答复说：“我的将军们对战争的经济方面一窍不通。”希特勒被征服所陶醉，他已在大胆梦想建造一条从挪威的特隆赫姆至克里米亚的宽阔高速公路，那时克里米亚将成为德国的里维埃拉。而且他还说：“伏尔加河将成为我们的密西西比河。”
后来，希特勒改变了主意，重新将莫斯科列为他的首要目标。但是时机已经流逝。结果，德军迟迟不进，一直到1941年秋末才设法抵达距离克里姆林宫仅二十英里的莫斯科近郊。在那里，他们陷于泥沼和骤然下降的冬季大雪之中。石油和其他必需给养的匿乏最终使他们陷入困境。陆军军需部长在11月27日说：“我们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已至极限。”后来，在12月5 日和6 日，朱可夫将军成功地发起苏联的首次反攻，从而制止了德军的进一步推进，使德军在冬季无法动弹。
德军再也无法抵达高加索了。原定的六周、八周至十周已延长为数月。德国人因冬季来临而陷入僵局。他们大大低估了他们的供应线必须延伸的距离；他们也同样低估了苏联的人力储备——苏联的士兵和公民所共有的刻苦耐劳能力。他们的人数之多令人难以理解；在战争的第一年中，有六百万至八百万苏联士兵战死或被俘，但仍有新的兵员投人战斗。此外，日本决定袭击珍珠港和人侵东南亚而不进攻苏联，也使斯大林能将其精锐的西伯利亚师团向西调到与德军作战的前线。
布劳行动1942年的前几个月，柏林正在策划对俄国发动另一次大进攻，即“布劳行动”。高加索的石油是作战的主要目标，从那里通往伊朗和伊拉克的油田，然后到达印度。希特勒的经济专家们曾经告诉他，德国如果得不到俄国的石油，就不可能继续进行战争；希特勒完全同意。同时。他想要攻击的是俄国战争经济的心脏地区。如果夺走俄国军队和农业所需的燃料，它就无法把战争坚持下去。希特勒深信，苏联将会竭尽其最后的人力后备力量去保卫油田，而那时胜利就将属于他的了。德国有很大的信心，召集了一支石油技术队伍，其人数最后有一万五千人之多，负责恢复和管理俄国的石油工业。问题是现在必须首先占领那些油田。
到1942年7 月末，德国军队似乎正在顺利地接近这一目标，他们攻克了罗斯托夫城，切断了来自高加索的石油管道线。8 月9 日，他们抵达高加索石油中心最西端的道科普，但它不过是一个小镇，产油量在正常情况下只占巴库产油量的1 ／10，况且，俄国人从迈科普撤退前，已经彻底毁坏了那里的油田、供应和设备，连车间里的小工具也不留下，以致直到1943年正月，德国人在那里每天也只能生产不超过七十桶的石油。
德国人还在继续前进，现在，他们离本土和补给中心已有数千英里。8 月中旬，德国高山部队把纳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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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党旗插上高加索和欧洲的最高点厄尔布鲁斯山的峰巅。但是德国的战争机器在达到它的目标以前，就被迫停转了。德军在那些可以防守的山路之间受到阻挡，延误战机，并且由于那时储备的燃料短缺，进一步受到阻碍。为了与俄国作战，德军需要大量的石油供应，但他们远离补给线，失去了速度和奇袭方面的优势。“布劳行动”的可笑之处在于，德军就在夺取石油的过程中缺少了石油。
德国人按照他们过去处理法国物资给养的方式，攫取了俄国的油料补给。但这一次却无济于事，因为俄国的坦克靠柴油发动机行驶，这对于使用汽油的德国装甲部队毫无用处。装甲师有时在高加索接连几天停滞不前，等待新的燃料补给。装运石油的卡车不能及时赶到，因为它们也缺少燃料。最终，德国人在绝望中用骆驼背运石油。1942年11月，德军最后一次力图通过山路向格罗尼兹和巴库突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位于高加索西北的斯大林格勒市是主要战役的一个分支，是德军的次要目标。但是，这个城市的名称对双方都有象征意义，这就决定了它的命运。在1942—1943年的冬季，斯大林格勒成为一次规模宏大的决定性战斗的战场。德国陆军不断受到给养匮乏的困扰，其中尤以燃料短缺为最大的困难。富有传奇色彩的装甲部队指挥官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在那年冬天从斯大林格勒发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冰雪严寒，掩避所缺乏，衣服不足，人员和装备严重损失，我们的燃料供应情况恶劣。所有这一切都使一名指挥官的职责成为一场苦难。”
经过十八个月以上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并在人力和物力方面付出了异乎寻常的代价，战争的势头开始转变，德国人最终在俄国采取守势。在半夜里的一个电话中，陆军元帅埃里克。冯。曼施坦因恳求希特勒将驻在高加索的德国部队划归他指挥，以便增援在斯大林格勒被困的第六军。
希特勒拒绝了。这位独裁者说：“元帅，这是一个占领巴库的问题。除非我们得到巴库的石油，否则战争就会失败。”希特勒接着发表了一通有关石油一直在战争中占有中心地位的训话。他反来复去地谈论着，无法停止他的长篇大论。一架飞机需要多少燃料，一辆坦克需要多少燃料。希特勒口若悬河。“如果我从此不能供给你们作战所需的燃料，元帅，你就会一事无成。”
曼施坦因力图停止进攻，与希特勒争辩紧迫的战略问题——第六军的生死存亡。希特勒充耳不闻。相反，他描述德军将会如何在中东会师。“那时，我们将集结各路大军，进攻印度；我们将在那里取得对英作战的最后胜利。晚安，元帅！”
“是，我的元首！”曼施坦因只能这样讲，别无他话可说。
尽管希特勒作出狂妄的谈论，他在1943年1 月还是向高加索的德军下达了撤退命令。但对于挽救在斯大林格勒的第六军为时已晚。该军陷于苏联部队的围困之中，无法冒险突围。坦克的燃料只够行驶二十英里，但若要突围而逃，那些坦克就必须跨越三十英里的突破口。这简直是无法做到的。因此，在1943年1 月底和2 月初，被困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只得坐以待毙，受冻挨饿，而作为其机动性基本要素的燃料也已耗尽，最终投降了。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德国在欧洲的第一次重大失败，它使希特勒怒不可遏。德国军人理应宁死不屈。但德军不再处于攻势。“闪电战”阶段已告结束。从此以后，决定性因素不再是闪电式的攻击，而是军用的人力和经济资源——包括石油在内。在东部战线，虽然有些反复，苏军将会毫不放松地推进，把德国人从所有被占领的俄国领土上赶出去，而且毫不容情地沿着朝柏林这一最终目标的道路进军。
隆美尔与军需官对他的报复在1942年末和1943年初，形势不单是在斯大林格勒变得对德军不利。另一个重大的逆转发生在利比亚和埃及边界附近满是砂土、褐石和秃岩的非洲沙漠地带。
用隆美尔将军的话来说，北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几乎完全按照新的“全机动化原则”进行战争的战场。由隆美尔创建的德国北非装甲部队及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非洲集团军——提供了这种机动化力量。隆美尔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富有创见和想象力的坦克战和运动战的能手，而且是一位在战略和战术上老谋深算的冒险家。隆美尔身材短小，沉着冷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树立了他作为一名战地指挥官的声望。希特勒对其所著有关步兵战术的一本书印象很深，虽然他不是纳粹党党员，却在1938年委派他指挥负责元首人身安全的部队。1940年，他率领一个坦克师以惊人的速度穿越法国。在他看来，那次扫荡不过是一次游戏，而不是战争。他在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说：“我们从未想象到西线的战事竟会如此。”他漫不经心地补充说，那次战役已“成为一次闪电式的法国旅行”。
1941年2 月，隆美尔被派往北非，去增援濒临被英军击败的一个意大利军团。在那个战场上作战，又将给予隆美尔一次旅游北非的机会；因为这次的战线宽度虽然只有七十英里，但其长度却绵延一千英里，从利比亚的的黎波里至埃及的阿拉曼。在那次战役中，尽管军队运动迅速，却还称不上如同闪电。
隆美尔信奉的是运动战和果敢的行动。他曾严厉训斥一名因力图说服军需官而贻误胜利进军的指挥官。他写道：“诉说各种困难已成为军需官们的一种习惯。相反，他们却不设法完成任务和行使其当机立断的权力。因而他们确实常常一事无成。在一次把敌军击溃的重大胜利之后，若遵从军需官的意见而放弃追击，历史几乎必然要证明这种决定是错误的，并且因此而丧失无数机会。”隆美尔决不想受到这样的束缚。
最初，隆美尔在北非常以很少的资源和战利品赢得对英军作战的惊人胜利。一度，他那85％的运输力量是由缴获的英国和美国车辆提供的。他颇有随机应变的才干，不仅仅从战术方面来看是如此。在战役初期，隆美尔在的黎波里的工厂里定制了许多“模型坦克”，随后把它们装在大众牌卡车上，用以吓唬英国人，使他们认为他的装甲师远不止实际上的那种规模。但有一件事连他也是难以伪饰的。运动战完全有赖于充足的燃料供应——这种供应必须与迅速推进的部队同步前进，沿漫长的补给线及时运到。而石油显然是隆美尔最棘手的问题；他说，有时它是他的最大的问题。早在1941年6 月，他就写道：“不幸的是，我们的汽油储备所剩无几，令人不免担忧的是，我们估计英军即将发动进攻。我们知道，我们的行动将会更多地取决于汽油容量，而不是战术上的各种要求。”
可是，由于他的部队在1941年底和1942年上半年成功地获得了燃料补给，隆美尔又恢复攻势，并在1942年5 月底向英军发起一次大进攻。进攻很顺利——确实十分顺利。英军败退，他的军队则在一周之内推进了三百英里。隆美尔没有按照原定计划，或根据其补给线的特点以及军需官可能会提出的忠告，在利比亚和埃及的边境地区停止前进。相反，他越过边境继续推进，直到6 月底终于在一个叫做阿拉曼的铁路小站附近受到遏止。他现在离亚历山大港不到六十英里，与开罗和苏伊士运河也相距不远。
轴心国认为一次辉煌的胜利业已在望。墨索里尼飞往北非，随行的另一架飞机上载有一匹白色战马，他打算骑着这匹马耀武扬威地进入开罗。隆美尔的目标则远不止此：开罗只不过是一次穿越巴勒斯坦、伊拉克和伊朗而以巴库及其油田为最终目标的战役中的一个中间站。隆美尔预言，与当时正在高加索作战的德军相互配合，夺取巴库油田将为“摧毁俄国这一庞然大物”创造“战略条件”。希特勒也同样自我陶醉于这一幻想之中。他在给墨索里尼的信中写道：“命运已给我们一个机会，这在同一战场上是不会再一次出现的。”
希特勒和隆美尔都言之过早。当苏军在高加索坚守时，尽管德军攻势凶猛，盟军仍能成功地扼守与利比亚隔海相望的地中海岛屿马耳他，使盟军有了一个基地，可以由此攻击轴心国向北非的隆美尔军队提供给养的船只。破译德国和意大利的密码使盟军进一步获得帮助、而同，德国的空军补给飞机本身也开始缺少燃料。意大利的供应船无法再驶往北非。而正是隆美尔的胜利—一北非军团跨越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距离——产生了一个危险的易受攻击的弱点。他本身的补给线很长，来自的黎波里的燃料卡车驶往前线然后返回所用的汽油，超过了卡车的载重量。由于将部队推进得那么远，速度又是那么快，隆美尔不仅使军需官惊恐万分，也使装甲部队陷入相当危险的境地。但是，他仍认为胜利在望。1942年6 月8 日，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谈到，7 月份打算同她一道到意大利去度假。他说：“准备好护照吧！”
在战线的另一侧，开罗惊慌日甚。英国人已在烧毁他们的文件，盟国工作人员挤入装运牲畜的列车紧急疏散，开罗的商人则匆忙卸下商店橱窗里的丘吉尔和罗斯福的肖像，代之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像片。但英国人在1942年6 月底和7 月间并未撤退，隆美尔的汽油太少了，无法恢复他的攻势。双方精疲力竭的军队都陷人了后来被称为“第一次阿拉曼战役”的僵持状态。他们在沙漠里等候着。
8 月中旬，隆美尔有了一个令人生畏的新对手——严肃简朴、自以为是、有时会不服从命令但始终具有耐心的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他是沙特石油公司那位巫师之徒哈里。圣约翰。布里杰。菲尔比的表兄。菲尔比在印度结婚时，蒙哥马利是他的男演相。从早年起，蒙哥马利就懂得如何自食其力，而不要去依赖他人。当他的妻子大概因被昆虫叮咬而致意外死亡之后，他似乎不再有过真正的感情寄托，对其他任何事情也都置之度外。他后来就自己突然奉召指挥英国在埃及的第八军一事写道：“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已在1941年1 月敌机轰炸朴茨茅斯时化为乌有。现在我正在获得机会亲自与德国人较量一番了。”有人认为他脾气古怪，甚至是偏执狂。确实，当他在阿拉曼附近的鲁韦赛特桥对第八军的一批军官首次讲话时，他感到有必要说：“我向你们保证，我的神志十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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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我理解有些人常常以为我有点疯狂。他们竟然如此津津乐道，使我现在反而认为这是一种恭维。”
尽管有点古怪，蒙哥马利却是个作战有方、学识丰富而且分析透彻的军事战略家。有时，他一天要花几小时独自沉湎于他所谓的“思想绿洲”之中，思考各种问题，探索一些关键性的准则，制定他的计划。他在他的沙漠营房里悬挂着一幅隆美尔的肖像，以利于自己揣摩隆美尔是在怎样想的。面对着隆美尔，蒙哥马利知道他正在向一个现代神话挑战，也正在向一个对第八军发出令人畏惧的诅咒的人挑战。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要完成一项许多人认为无法完成的任务：反败为胜，掌握运动战的主动权，彻底击败隆美尔。蒙哥马利说，隆美尔“过去从未被击败过，虽然他不得不时常‘转回头去取更多的汽油’”。从其作战的实际行动来看，后人批评蒙哥马利过于谨慎。但是，正如一位德国将军后来所说，“他是这场战争中绝无仅有的一位战无不胜的陆军元帅。”
当蒙哥马利策划着即将与隆美尔进行的战斗时，他试图制定一项计划，使它既能发挥当时已经配备有谢尔曼坦克的第八军作为一个整体的优势，又可利用下述实际情况，即其自己的补给线短，而隆美尔的补给线很长——从而易受攻击。尽管如此，到1942年8 月底，隆美尔的给养状况再一次有些改善。他是否会继续发动攻势呢？
隆美尔本人对下一步的行动感到犹豫不定。他对燃料匮乏以及从而可能导致的束缚一清二楚。何况他患有严重的消化失调症，疲惫不堪，刚刚请假要去接受治疗。但是，他又想继续进军开罗——还有更远的目标。他深信所剩的时间不多，无论给养充足与否，非洲军团的精神必胜。他下令进攻。这一回合仍在阿拉曼外围进行，所以通称为“阿拉姆。哈法之战”。
在那次历时一周的战役中，隆美尔多次记录了非洲军团如何受到燃料缺乏的困扰。8 月31日：“由于行程艰难，非洲军团的汽油储存量消耗殆尽；下午4 时，我们放弃进攻第132 高地。”9 月1 日：“原定供应的汽油仍未运到非洲。”汽油永远远不到了。大部分原定用船运输的汽油不是沉没在汪洋大海之中，就是在意大利等待装运。原可用于运输汽油的一条小铁路已被洪水淹没。隆美尔的军队无法逃脱在战术上居于优势的英军大炮轰击。1942年9 月7 日，阿拉姆。哈法战役结束。隆美尔的最后一次攻势当场夭折，战无不胜的神话正在破灭。
在以后几周内，隆美尔请求希特勒的大本营不惜任何代价提供更多的给养，包括足供每辆机动车能行驶二千英里的燃料。9 月23日，隆美尔离开北非，先往罗马会见墨索里尼，随后在俄国前线的大本营里谒见希特勒。他再次呼吁给予更多的补给。相反，他所得到的是他的元首亲自授予的陆军元帅权杖。希特勒慷慨许诺，却从未兑现。
10月23日，经过几周的认真准备和补充给养之后，蒙哥马利以猛烈的炮火开始进行通称为“第二次阿拉曼战役”的反攻。德国人被打得晕头转向。第一天，接替隆美尔的乔治。施登姆将军在英军空袭时翻出车外，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希特勒给正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养病的隆美尔打电话，命令他立即返回北非。隆美尔在10月25日晚间返回埃及——这时他开始指挥的是一次长途撤退。
德军将重新获得给养的希望寄托在飞机和轮船上，而这些飞机和轮船却正在被英国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逐一摧毁。当隆美尔获悉四艘载运急需的汽油的轮船在原以为安全的托布鲁克港被皇家空军击沉时，他彻夜未眠，难以人睡。他明白这些油轮的沉没意味着什么。他写道：“通过攻击我方的燃料运输线，英军便能击中我们整个机器赖以运转的那个部分。”
在以后几周内，隆美尔所能做的就是撤退。有时，他相信能够反戈一击，给追兵以毁灭性打击，但他偏偏没有燃料来进行这类冒险。他多次向希特勒描述这种燃料状况为“灾难”。当盟军进入库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切断他的退路时，一场甚至更大的灾难开始逼近。非洲军团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在1942年的圣诞节前夕，隆美尔参加其司令部同僚举行的圣诞宴会。他把从车上射中的一头瞪羚送给圣诞宴席作为佳肴。作为回敬，他接受了与会者的一件礼物，那是装在一个微型汽油桶内的两磅缴获咖啡。隆美尔说：“由此可见，即使在那个日子里我们也对最严重的问题予以相当的重视。”不久，隆美尔的所有残余部队在东西两面进逼的军队之间站立不稳。神话已经破灭，希特勒现已将隆美尔视为失败主义者，于1943年3 月解除了隆美尔对非洲军团的指挥权。到了5 月，非洲的最后一批德国和意大利军队投降了。
但是，隆美尔再次应召为元首效力，开始时在意大利，后来在法国。在诺曼底登陆后不久，他在法国国汽车被盟军的炮火击中而受重伤。三天后，一批陆军军官企图暗杀希特勒未遂。隆美尔既涉嫌与那次阴谋有关，又有策划在百线向盟军单方面投降的嫌疑。希特勒下令将他处死，但此事不能公开进行，因为隆美尔是一位深孚众望的将军，这样会对德军的士气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因此，两名党卫队将军于1944年10月携带一项最后通知出现在隆美尔的家里。他要么自杀，对外可伪称他是自然死亡；要么他的全家性命难保。隆美尔手持两年前希特勒授予他的陆军元帅权杖，与两名党卫队军官同车离去。汽车停在离他的住所几百码的一片林间空地旁边。这一区域已由盖世太保严密封锁。隆美尔接过一片毒药，吞食后伏倒在座位上，手中的陆军元帅权杖掉落下来。隆美尔死了。死因被称为脑溢血。举行了国葬，希特勒致悼词。官方的悼词中说：隆美尔的“心属于元首”。
在隆美尔死后收集到的文件中，他留下了有关给养——特别是燃料补给——在机械化战争时代的作用这一得来不易的遗言。他在回顾阿拉曼战役时写道：“军需官们在头一枪打响之前就已作战，并且决定了战争的胜负。”早在几年前，他本人曾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但他在穿越北非沙漠时获得了这一沉痛的教训。“没有枪炮，最勇敢的士兵也无能为力；没有充足的弹药，枪炮也毫无用处。无论是枪炮还是弹药都没有多大用处，除非有汽油充足的车辆运送它们。”但他也以更富有个性的词语来表述这一论断。在第二次阿拉曼战役后两周，当他的军队在蒙哥马利的攻势下清退时，隆美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汽油奇缺！足以令人潸然泪下。”
自给自足和灾难到1943年年中，轴心国在俄国和北非都已被击败，德军想攻克巴库或中东油田的企图已成为痴心妄想。因此，德国不得不反过来依靠自己的资源，此外别无选择。合成燃料将成为它疯狂地力图维持战争机器的中心。在作出这种努力的过程中，希特勒帝国既表现出它在技术方面的才智，也暴露了它在道德方面的彻底堕落。
纳粹政权迟迟才开始重组德国的经济，以提高合成燃料和其他基本原料的产量，准备进行一次长期的斗争。负责此事的人是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师施佩尔。野心勃勃的施佩尔很早就是希特勒的一名亲信。十年前，施佩尔为1933年纽伦堡纳粹党大会设计的布置方案，由旗帜、高达一百英尺的鹰徽和聚光灯组成，蔚为壮观，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希特勒本人就是一个灰心失意的艺术家，他为施佩尔的各种构思及其个性所吸引，便委派他主管帝国的所有纪念性建筑物。希特勒还给予他一项私人使命，要他建造一座新的帝国议会大厦和重建柏林。1942年，德国元首任命施佩尔为军备和生产部长。1943年初，德国在俄国和北非失败的惨重已很明显，施佩尔作为军备部长的权柄进一步扩大。他被授予统管整个德国经济的广泛权力，实际上控制着、或至少影响了经济活动的所有方面。
这位过去负责建造那些宣扬“干年帝国”不朽光辉的纪念物的建筑师，证明自己非常擅长于处理帝国在工业动员方面各种更为紧迫的问题。施佩尔使德国经济从萎靡不振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在他开始任职后的两年半内，飞机、武器和弹药的产量增长三倍以上，坦克产量增长近六倍。而且，在创造这些令人瞩目的生产纪录的同时，盟军正在对德国的航空工业、火车站和滚珠轴承工厂等目标进行虽不能说非常成功但也是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活动。德国的工业产量仍在上升；事实上，它在1944年6 月达到了整个战争时期的最高水平。战略轰炸所要求的对巨大潜力的摧毁远远未能实现。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写道：“德国最薄弱的一点是石油。它几乎没有被触及。”然而，德国的军事首领们和施佩尔仍感到担忧。盟军是否会将摧毁合成燃料工业作为其主要目标呢？因为它是一个为其他工业活动无法与之相比的重要、集中而敏感的目标，对它的攻击很可能危及整个德国战争经济。
合成燃料工业像战争经济的其余部门一样，呈现出上升趋势。到1942年，此项工业全面地取得了比三十年代更大的进步——更新生产技术，改良催化剂，生产更优质的产品和扩大多种煤作为原料。而且产量也在迅速上升。在1940年和1943年之间，合成燃料的产量几乎增长一倍，从日产七万二千桶上升到十二万四千桶。人造燃料工厂是燃料工业体系中的重要环节。1944年第一季度，其产量占燃料总供应量的57％和占航空汽油的92％。生产还在高速度上升。若按年度计算，1944年第一季度的产量正在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总的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合成燃料占德国石油总产量的一半。
如果不作出巨大的努力，不动用纳粹战争经济的所有常规手段和技术，包括奴隶劳工在内，这一切是无法实现的。希特勒将其青年时代浪迹维也纳街头时形成的反犹太主义转变为一种荒谬而残忍的思想意识，其核心就是屠杀和灭绝犹太人。集中营是“最后解决”的工具，它是在1942年1 月的一次历时仅二小时的万湖会议上作出的决定。但是，在完成“最后解决”以前，那些身体健康的犹太人——以及斯拉夫人和其他囚犯——都被强迫劳动，以推动那个业已宣判他们死刑的帝国达到各项目标。集中营的囚犯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法本公司的氢
化厂和合成橡胶厂。事实上，那家公司正在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附近建造合成燃料和橡胶工厂。奥斯威辛是纳粹进行大规模屠杀的最大一个工厂。在那里，由一家法本公司附属工厂生产的毒气杀害了多达二百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奥斯威辛拥有丰富的煤和劳动力资源，所以法本公司的职员们称这一场所“极为可取”。管理奥斯威辛合成燃料厂的人，就是那个曾在1932年6 月代表公司在慕尼黑谒见希特勒的化学家。
法本公司在那家企业中既雇用了所谓的“自由”劳工，又使用奴隶劳工。这家化学工业公司每天向每个奴隶劳工发给津贴——按其技能，给成年人三至四马克，儿童减半。当然，这些钱不会付给工人，而是纳人希特勒的精锐部队党卫队的金库。奴隶劳工靠每天至多为一千卡热量的食物维持生命，睡在木板上。他们往往在劳动几个月后，由于恐怖的生活条件、毒打或杀戮而死于这个死亡营中，然后由其他像牲畜般用列车装运来的新囚犯顶替。
法本公司顺应它与党卫队合作的种种要求。有一段时间，它要求看守人员不要在“自由”的波兰人和德国人在场时当众毒打囚犯。“这种极其令人不快的场面”正在产生一种“涣散士气的影响。……因此，我们要求避免在建筑工地进行这种鞭挞，它可移至集中营内进行。”然而，几个月后，法本公司管理当局转而赞成党卫队的做法：“我们的经验业已证明，只有暴力才会对那些人产生影响。”
最后，法本公司对来自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奴隶劳工的素质感到失望。每天从四面八方步行四英里往往使囚犯们筋疲力尽，而且太容易感染集中营里的各种疾病。为了避免这些问题，那家公司参照集中营的模式，建立了它自己的私立集中营“分支”——莫诺维茨。据保存下来的记录表明，有三十万名囚犯曾在法本公司设在奥斯威辛各处的工厂中体验过生活。那些工厂规模竟有如此之大，以致用电量超过了整个柏林市。
编号174517的囚犯是一个名为普里莫。列瓦伊的意大利青年。他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只是因为他还颇能记得在都灵时学过的化学，所以被安置在一个实验室里工作。他在谈到法本工业联合企业时说：“这个由钢铁、混凝土、烂污泥和烟尘组成的庞然大物，绝无美感可言。在它的范围内，寸草不生，土壤中渗透着煤炭和汽油的毒液。唯一活动着的东西是机器和奴隶——而前者比后者更有生气。”莫诺维茨是一家死亡工厂，对集中营的工作人员来说，也是生财之道，他们从死在莫诺维茨的人和赤身裸体被送往邻近集中营焚尸炉去的人身上剥下衣服和鞋子，拿到附近的市场上去出售赚钱。从奥斯威辛和比克瑙各个焚尸炉中发出来的恶臭，弥漫在莫诺维茨的空气中。对于列瓦伊来说，这是一个“死亡和鬼魂的世界。文明的最后一丝痕迹也已荡然无存”。
据一项估计，到1944年，在整个第三帝国合成燃料工业中，劳动力的亚／3 是奴隶劳工。在与党卫队合办的奥斯威辛联合企业中，法本公司已成为一个陷得很深和热心的合作者，双方也就自然地进行许多社交活动。在一次圣诞节前假日狩猎宴会上，法本公司常驻奥斯威辛的经理们与当地的党卫队人员共聚一堂。猎获物的总数是兔子二百零三只、狐狸一只和山猫一只。法本联合企业建筑部门的主管因猎获一只狐狸和十只兔子，被“宣布为狩猎冠军”。根据那次狩猎的记载，“大家都感到过得很快活。狩猎成绩是今年以来本地区最好的一次，只有集中营不久即将举行的狩猎活动或许会超过它。”
“主要战略目标”
由于盟国对德国的战略轰炸漫无目标且无效果，美国驻欧洲的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帕茨将军决定要改变这样的情况。1944年3 月5 日，他向负责入侵诺曼底准备工作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建议制定一个新的优先目标——德国的合成燃料工业。他保证在六个月内可将其产量减少一半。他提出还可指望获得一个额外的好处：由于这些工厂对德国人来说是那么重要，所以这样的攻击将会迫使德国空军露面，同时也将迫使许多德国飞机和飞行员从法国撤回。
英国人反对斯帕茨的计划，反而坚持认为必须以法国的铁路系统为目标。但斯帕茨最终得到艾森豪威尔的默许去轰炸燃料工厂。1944年5 月12日，一支包括九百三十五架轰炸机以及护航战斗机组成的空军战斗联队轰炸了一些合成燃料工厂，其中包括设在洛伊纳的大型法本工厂。当施佩尔得知发生的事情时，他立即飞往洛伊纳亲自视察破坏情况。后来他写道：“我决不忘记5 月12日这个日子。技术战争就是在这一天决定的。”空袭的结果，以及他在工厂所在地巡视时看到的破裂和扭曲的管道系统，使“我们两年多来一直害怕的恶梦”成为现实。空袭后一周，施佩尔飞往元首那里亲自汇报情况。他告诉希特勒说：“敌军已经在我们最薄弱的要害之一进行攻击。如果他们此时坚持这样做，我们很快就不再会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燃料生产了。我们的唯一希望是对方的空军总参谋部也像我们那样麻木不仁！”
然而，首次空袭并未像最初看来那样令人担优。刚在盟军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以前，德国军方已夺取意大利的石油大大充实了自己的储备。这就提供了一定的缓解作用。而且，拚命地修复那些遭受破坏的燃料工厂，也使合成燃料生产在两周内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后来在5 月28至29日，盟军再次攻击德国的石油设施。另一批盟军轰炸机袭击了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油库。在称为“日”的6 月6 日，盟军发动了等待已久的西欧入侵，在诺曼底海岸取得一个不稳定的立足点。这时，切断德军的燃料供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6 月8 日，斯帕茨将军下达正式指令——－“当前美国战略空军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断绝敌方武装部队的石油供应”。随之开始对德国合成燃料工业目标进行经常性的空袭。
为了对付空袭。施佩尔命令迅速修复合成燃料工厂和其他石油设施，或者尽可能地把它们疏散到那些较小的、更易于保护和隐蔽的地点——有些移到被毁坏的工厂的断垣残壁里，有些迁入坑道，有些转入地下。甚至酿酒厂也改产燃料。原计划至1944年将大幅度提高合成燃料的生产能力，但此时那些为增产而准备的机器部件，不得不拆用来修复现有的设施。三十五万多名工人——其中许多是奴隶劳工——从事这一忙乱的任务。一开始，各工厂迅速得到修复，但过了一段时间，工厂常会再度遭到空袭，以至于变得更加支离破碎和易受攻击，更加难以修复。产量开始急剧下降。在1944年5 月第一次空袭以前，用氢化法生产的合成燃料平均日产九万二千桶，到9 月份，产量已降到日产五千桶。当月的航空汽油产量仅为日产三千桶，只占1944年头四个月平均产量的6 ％。与此同时，苏军占领了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油田，使希特勒失去了主要的原油来源。
德国的飞机生产依然处于顶峰水平。但是飞机都停在地面上；没有燃料，毫无用处。喷气式战斗机在1944年秋季被投入作战飞行中队，德国人的这项新的改革原可使德国空军取得显著的优势。可是飞机不能升空，也不能训练飞行员。总的来说，德国空军只能依靠其最低需要量1 ／10的汽油作战。空军已陷入致命的困境之中。若无战斗机保卫燃料工厂，盟军空袭的破坏便会扩大，从而进一步减少德国空军可以使用的航空汽油。对新飞行员的空中飞行训练时间缩减为一周内只有一小时，德国战斗机部队司令阿道夫。加伦将军在战后说：“这确实是对德国空军的致命打击！从9 月起，燃料的短缺令人无法忍受，空中作战实际上已不可能。”
1944年秋季，恶劣的气候条件暂时缓解了盟军的袭击。11月，德国人设法提高了合成燃料的产量。但在12月，产量又下降了。施佩尔在一次军需会议上说：“我们必须认识到，那些正在对经济目标指挥进行空袭的敌方人士，对德国的经济状况是有所了解的。对我们来说，幸亏敌人只在一年的下半年或三个季度内开始采取这一战略。……在此以前，至少从敌方的立场来看，他OI只是在干些蠢事。”最终，战略轰炸及其对燃料工业的打击，使德国战争机器的主要部分趋于瘫痪。但战争仍未结束。
凸出地战役：欧洲的最大加油站到1944年秋季，勺日“的诺曼底登陆已经通过缓慢而代价很高的阶段扩大了占领区，把德国人逐出法国。同时，苏联军队从东面向德国推进。但对希特勒来说，战争不可能即将结束，他的帝国不可能失败。12月16日，他在比利时和卢森堡东面山岭起伏、林木丛生的阿登高地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这一次攻势后来以”凸出地战役“著称，它是德军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集中攻势，也是最后一次”闪电战“。这项计划出自希特勒本人，投入了一切力量，包括能从德国国内其他部队搜集到的每一点燃料。其目的在于击退盟军，孤立它们的部队，夺回主动权，并争取时间来创造一些新的威力更大的武器来攻击盟国的军队和平民。德国人完全使盟军猝不及防，得以在其防线的后方造成极大混乱，并成功地进行突围。
德国人占了出其不意的便宜，但他们是在资源严重不足和力量远远名不副实的情况下发动进攻的。可能在战斗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后备兵员无法到达前线。一位德军指挥官后来说：“他们不能调动。正当需要使用他们时，他们却因缺乏汽油而止步不前——留在延伸一百英里的地方束手无策。”
1940年，德军曾在同一地区展开闪电战，当时德军的燃料不足尚无影响。他们夺取到的汽油超过消耗的数量。现在，四年半之后，他们就不那么幸运了。但是他们确在危险地逼近其目标，因为在比利时东部的施塔佛洛特周围地区便是盟军的最大燃料储存库；实际上，它也是欧洲最大的加油站。在那里，盟国为其部队储备着二百五十万加仑燃料——还有二百万幅欧洲公路图。沿着该地区各条公路的两旁，排列着几十万个五加仑汽油罐。盟军部队将会在这里停下，加满他们所需要的燃料，然后继续推进。
12月17日上午，德军反攻后的第二天，由一个名为约翰。派佩尔的残忍的上校率领的一支装甲部队攻克
了附近一个小油库。派佩尔强迫五十名美军战俘为他的车辆加油，然后冷酷地下令将他们处死。在后来被称为马尔梅迪大屠杀中，还有一大批美军战俘遭到枪杀。那天晚上，派佩尔部队在不到一干英尺左右的地方取得了更大的战果——在施塔佛洛特储油库的前沿地带夺取到的燃料为他们在那天早些时候所夺到的五十倍。盟军的保卫力量不足，组织也很差。派佩尔的部队越过安斯利夫河桥向北推进，攻入施塔佛洛特，一小批盟军守卫兵急中生智，把一些五加仑装汽油罐的汽油倒入四周的沟渠内，点起火来，筑成一道火墙。派佩尔仔细查阅他的地图，但那些地图都已过时，没有标明加油站的准确位置或规模。他对近在飓尺的战利品竟一无所知。他没有指示他的部队穿越那道薄薄的火墙。相反，他却命令他们向后撤退，越过安斯利夫河桥向西推进，从而使储油库得以保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派佩尔的部队很快就耗尽了燃料，他的坦克只有可供行驶半英里的汽油。德国空军进行补给的努力未获成功，那支部队终于被俘。
派佩尔的后撤是那些战事虽小而后果重大的事件之一。施塔佛洛特的燃料供应相当于德国在整个阿登攻势中前十天的燃料需要量。如果在盟军尚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之际，德国人夺取到了那些燃料，那么他们或许就可用来向安特卫普和英吉利海峡进军。即使如此，直到1944年圣诞节，亦即德军开始反攻后的第十天，他们才受到遏制，并被迫后撤。
“众神的末日”
德国人如果有更多的燃料，就可能争取到更多时间。从战略观点看，由于阿登攻势的失败，德国的战争努力已告失败。1945年2 月，德国的航空汽油产量刚好是一千吨——1944年头四个月水平的0.5 ％。此后就停产了。但德国人争取胜利的幻想仍未破灭。施佩尔追述说，希特勒周围的一些人‘在早已绝望的情况下，会默默地聆听他的讲话，当时他继续对那些已不存在的师表态，或者命令因缺乏燃料而已停飞的飞机去给部队提供给养。“
尽管如此，无论在西线还是在东线，血战仍持续了几个月，因为希特勒和他身边的亲信比以往更加白日做梦。元首亲自要求实行焦土政策（用他的将军之一的话来说），并发布“最后的疯狂命令”。即使在末日来临时，希特勒依然沉醉于痴迷而狂暴的幻想之中，为此至少有三千五百万人丧命。他倾听着留声机里放出的瓦格纳音乐——“众神的末日”，一边等待着某种奇迹的出现，并贪婪地阅看那些预言他的命运会突然逢凶化吉的算命天宫图。只是在俄国军队几乎直接到达他的地下避弹室上面，登上施佩尔为他设计而现已毁坏的国会大厦台阶时，希特勒才自杀身亡。他遗下命令，要将他的尸体浇上汽油焚毁，以免落到可恶的斯拉夫人手中。现有的汽油用于执行那道最后命令倒是足够的。
但是，几个月以来，希特勒身边的许多人已对由于纳粹的疯狂和暴虐所导致的这场日益迫近的灾难知道得一清二楚了。在一次前往意大利视察正在挣扎中的德国第十军残部的夜行途中，施佩尔已从他面前的景象中清楚地看到了为什么说要“持续干年”的帝国事实上只能再维持几周的一个主要原因。他在那次旅途中遇见一百五十辆陆军卡车，每辆卡车套着四匹公牛，那些公牛正在拖着卡车缓慢前进。这是使车辆移动的唯一方法。它们已经没有燃料了。
18、日本的唯一弱点
1941年12月第一周，一支美国海军中队抵达英属东印度婆罗洲的巴厘巴板，对这个宏伟壮丽的港口进行礼节性访问。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巴厘巴板还是地图上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马库斯。塞缪尔命令他的侄子在当地丛林中拓建了一家炼油综合企业。在以后的四十多年间，看来似乎是塞缪尔愚蠢而冒险的梦想之事不仅为该岛创建了生产石油的一个大型炼油中心，而且也已成为皇家荷兰／壳牌集团的巨大宝藏和世界石油工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时在1941年12月，炼油公司的管理部门刚刚设宴招待了来访的美国海军官兵，美国人正筹备在岸边一家当地的俱乐部里举办一次答谢宴会。下级军官们正带着成箱的饮料聚集在俱乐部里，那时突然来了一位高级军官，命令他们立刻回舰。登船后，立即开始加油，到了半夜，美国舰队驶出港口。这就是巴厘巴板石油界的英国人和荷兰人怎样获悉袭击珍珠港事件的。他们二直在等待和预防的战争终于打起来了。
一年前，即在1940年，当壳牌石油公司的一位经理H.C.詹森来到巴厘巴板时，他曾发现那里已经修筑了防空掩体，并制定了撤退计划。在以后几个月里，海港人口处已布下水雷，并有一百二十人进行爆破训练。他们都知道，巴厘巴板及其周围的油田是日本人将以战争夺取的主要战利品之一。石油界人士的任务就是要阻止日本人夺到那些战利品。
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石油界人士的妻儿们撤离巴厘巴板。在其后几个夜里，业已成为单身汉的詹森及其同事们经常坐在他花园里的藤椅上，在黑暗之中俯望炼油厂和远处的大海——月亮很晚才会从海面升起——谈论着广播里有关日本人侵东南亚的一些令人沮丧的报道。美国将会采取什么行动？日本人是否会来到巴厘巴板？这个大型工业企业的前途如何？同样，他们也对各自的未来命运感到茫然。他们更为迫切地讨论了如何加强巴厘巴板的防御。不过，在那些日子里，他们真是难得有时间来思考所有的问题；他们竭尽全力地设法清理出尽可能多的石油产品，热切地希望它们将可用于盟国的战争努力。
1941年1 月中旬，随着日军的日益逼近，外围油田的工作人员开始像在东印度的其他地方那样，破坏油井。他们取出钻杆，把它们切断，再塞入井内，同时尽其可能着手毁坏水泵、测杆、螺栓、螺母和钻头。此外，他们还在每口油井上安置一罐炸药。油井被炸毁。工作人员从产量最低的油井开始，但最终炸毁了所有油井。
与此同时，对于破坏巴厘巴板炼油综合企业的早期措施也已在实施。蒸馏器和锅炉被开启后干烧，直到烧毁为止。没有人知道这要花多少时间。但在三十小时后，蒸馏器相继破裂。正月20日，炼油厂得知他们一直害怕听到的消息：一支日本舰队出现在距离当地只有二十四小时行程的海面上。日本人通过两名被俘的荷兰人送来一份最后通碟：要么立即投降，要么一切通过武力解决。一名派驻炼油厂的军官下令开始爆破。
詹森和其他人首先引爆储存的炸药，爆炸气浪震碎了该地区内的所有窗格玻璃。随后，他们开始破坏早已浇足汽油或煤油和润滑油混合液的码头设施。到中午时分，各处码头都在熊熊燃烧。炼油厂工作人员多少出于技术上的好奇心，注意到用煤油和润滑油燃烧的码头设备中升起的烟雾，笼罩在用汽油燃料所冒出的烟雾之上，两者相互作用时，在原来是清澈的中午天空中发出阵阵闪光。
从那时起，这座大型综合企业便在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震撼。当盐水淡化厂、马口铁厂、炼油装置、发电厂和越来越多的建筑物汇成一片火海时，火焰冲向天空，高过一百五十英尺。按照曾经多次演习过的计划，沾满汗水和烟灰的人们在火焰中四处奔跑。他们奔向储存石油的油罐场。在每个油罐上早已装有十五支炸药。但有些炸药因气候潮湿已经变质，因而无法点燃。人们开始筋疲力尽，感到无法可施。他们能否采取别的方法来点燃油罐呢？一批新来的志愿人员试图用步枪点燃油罐，但没有成功。另一个办法是打开阀门。可是他们了解到，开启阀门的钥匙留在那些已被毁坏的油罐场办公室里。
最后，位于地势较高的油罐被打开了，石油灌注到下面的油罐。人们采用电气点火装置引爆了四五个油罐，希望着火的石油会点燃其余油罐。点火时，詹森和其他一些人隐蔽在一个空油罐后面。突然间一个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随即发出一阵可怕的爆炸声，卷起一股猛烈的飓风。当这股石油汇成的火海倾注下山，流向其他油罐时，油罐场变成了一座地狱般的火焰山。
没有别的什么事可做了。詹森和其他人奔下山坡，来到无线电讯站。身穿全套制服的当地卫兵向他们行礼。这些炼油厂的人感到口燥唇干，精疲力竭，登上当地一种叫做“八橹”的船。四周的海面被巨大的火柱映得通红，并且仍可听到连续不断的爆炸声。现在进入计划中的下一个阶段，亦即一项从未演习过的步骤——逃跑。
这些人离开港湾，进入里科河的河口，朝上游一个疏散营驶去。终于，炼油厂火势冲天的景象消失，进入黑沉沉的丛林和夜幕之中；爆炸声渐渐微弱，耳中传来无休无止的阵阵蝉鸣。他们乘船行驶了几小时，偶尔看到高空中从巴厘巴板反映出来的红光。他们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四十年创业的成果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化为灰烬。最后，他们来到里科河一条小支流沿岸的一个隐蔽在丛林中的疏散营。他们一连几小时聚精会神地静听有无派来接应他们的飞机声。但飞机没有来。
第二天夜里，詹森和一小批人乘船沿支流返回那个与里科河连接的汇合处。他们在船上过夜，盼望救援人员到来。他们竖起耳朵倾听有没有飞机或船只的声音，但又担心听到的可能会是日本人方面的声音。有一人在硬座椅上睡着了，跌落在水中；其他人把他拉回船上，大声喧喊着驱赶鳄鱼。驱散港中蚊虫的唯一办法是抽烟斗或卷烟。对詹森来说，那几个小时似乎漫无尽期。拂晓来临，他们依然在等待着。
大约在下午1 时，一架商用水上飞机在天空出现，降落在河面上。飞行员要去另一地点接运一位伤员，但答应返回此地。他信守诺言，运走了四个人。詹森不在其中。后来，詹森和其他一些人收到要他们重返巴厘巴板的信息，于是他们再次出发，顺流而下。那天夜里有两架水上飞机出现，撤走了不少人。詹森坐在第二架飞机上，由于机上过于拥挤，他简直透不过气来。但一到空中，一阵微风透进机舱，有些人甚至瘫倒在机舱地板上睡着了。
当这些撤退人员抵达爪哇岛北海岸的泅水时，他们受到当地空军基地司令官的欢迎。他说，“不可能再派飞机到巴厘巴板去了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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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那里，我已禁止‘格鲁曼号’返回。”有七十五人被困在巴厘巴板海湾，仍在等待救援。然而为时已晚，日军已在海湾南面登陆。1 月24日午夜后几小时，四艘熄灯航行的美国驱逐舰悄悄逼近十二艘日本运兵船，那些船只的轮廓在炼油厂仍在燃烧的红色火焰衬托下清晰可见。在后来称为“巴厘巴板之役”的战斗中，美国人击沉了日军的四艘运兵船和一艘巡逻艇。这是美国人与日本人的首次海战；事实上，它也是美国海军自1898年杜威海军上将在马尼拉获胜后的第一次海面作战。
那次战役几乎没有推迟日本人在巴厘巴板登陆。处于困境的炼油厂人员别无选择，只得退入丛林中。由于想在丛林中寻找一条撤退路线的努力证明是徒劳无益，他们便分成若干小组。那是一次可怕的艰难历程。他们步行或乘马来小船前进，备受饥饿、疲劳、疟疾、痢疾和恐惧的折磨；由于病员和死亡者一个个掉队，各组的人数就越来越少。从他们所遇见的当地人那里，他们得悉日本人已在婆罗洲全面登陆。他们被困在丛林之中，感到自己犹如笼中之鼠。少数人终于从岛上逃跑。在留下来的七十五人中，只有三十五人历经丛林、日军行刑队和监狱的种种折磨之后，幸存下来。
“陶醉在胜利之中”
东印度的其他地方，也像巴厘巴板那样，预先对石油设施进行破坏。但这似乎仅能使横扫东南亚和太平洋的日本人稍稍感到一些不便而已。到1942年3 月中旬，日本完全控制了东印度。随后的几次征眼，意味着日本仅在三个月内就夺取了东南亚的所有丰饶资源——尤其是它为之而战的石油。然而，日本的战争机器仍在向前转动。在东京，东条首相炫耀说：攻陷香港花了十八天，攻陷马尼拉二十六天，攻陷新加坡七十天。一种“胜利狂热”遍市全国。在1942年上半年，惊人的军事胜利使股票市场突然兴旺，行情猛涨，以致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迫使股市下跌。有人说，这个国家已“陶醉在胜利之中”。只有少数人提出警告说，次日的黎明终将来临。
日本人的兴高采烈并不甚于美国人的震惊和沮丧。1941年圣诞节，新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乘水上飞机抵达珍珠港，开始重振旗鼓的工作。当他渡过港口前往码头时，他在沿途看到几艘小船正在搜寻尸体。在偷袭后两个半星期里，仍有尸体漂浮在海面上。夏威夷那种令人恐怖的景象，只是美国面临的更大的黯淡前景的一部分——一美国必须在东西两半球同时作战，这是一场真正的全球性冲突。恐惧和混乱席卷全国，然而，当长期以来既感到那么害怕而又觉得势难避免的战争终于到来时，全国就迅速地团结一致，准备同德国和日本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
究竟由陆军还是由海军来负责美国在太平洋的战争呢？双方都不愿意将其在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军队都交付给对方的一名军官。人事上的竞争和憎恨加剧了官僚政治中的倾轧。结果是设立了两个司令部和两个战区。陆军和海军的两名最高指挥官相比起来，差异很大。虽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是一位极其精明的战略家，但他也妄自尊大、夸夸其谈和独断独行。在战时一次会议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倾听麦克阿瑟讲了三个小时后，对一位助手说：“给我一片阿斯匹林……说实在的，再给我一片阿斯匹林吧，让我在早晨吃。在我整个一生中，从未有人像麦克阿瑟那样对我谈话过。”另一方面，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则是一个说话和气、不摆架子的通力合作者。当他在等待某次战斗结果的消息时，他往往会练习手枪射击，或在办公室外掷马蹄铁游戏。一位记者评论说：“他简直是天生不善于流畅地陈述或生动地交谈的。”
可是，分散的指挥权不仅形成了军事领导风格上的对比，它还导致双方对有限的物资进行激烈而无谓的争夺。更加糟糕的是，它导致双方在遥远的战区内进行的一些关键性战役中配合得很差。美国部队若要达到最终在日本本岛会师的目标，必须跨越极其漫长的一大段距离。从未有过一场战争达到这样一种规模。美国在资源方面占有巨大的优势。但是，美军如何获得补给呢？又如何能使日军无法利用他们已经夺得的丰富资源呢？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战略的制定，而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场在太平洋上战线漫长的战争进程。从一开始，尼米兹本人在思想上便对他将执行的战略胸有成竹。用尼米兹传记作者的话来说，他和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一致同意，“盟军的首要目标是确保自身补给线的安全，然后向西推进，以便占领那些可以由此切断日军必需的‘石油补给线’的基地。”
“成年时期”
在1942年的头几个月里，美国人珊珊来迟地为战争进行动员之时，日本人却在炫耀着一连串惊人的胜利，并且开始考虑下一步行动。他们已经变得如此自信，以致国家的军事首领们想向西挺进，与中东或俄国方面的德军联合，并帮助他们切断盟国来自巴库和伊朗的石油供应。当然，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被“胜利狂热”冲昏了头脑。1942年4 月，袭击珍珠港的策划者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在写给他最宠爱的艺妓的信中说：“‘战争的最初阶段’类似一个人的童年时期，它将很快消逝；现在进入了成年时期，所以我或许不应当再沉迷下去，而应奋发图强。”
犹如日本其他海军领导人那样，山本依然深信并委身于一场能够把敌人逐出战争的“决定性战役”。他从自己在美国生活的岁月中懂得，由于美国的石油和其他资源，以及它的工业实力，迅速取得胜利是必要的。因此，日本决定在夏威夷以西仅一千一百英里的中途岛发动一次重大进攻。至少，日本人计划利用中途岛来扩大其防御范围。而如果美国舰队能被诱使出战，那就更好了，因为那时日本就能展开一场决定性的战斗，以完成它在珍珠港已经开始进行的消灭美国太平洋海军的任务。
1942年6 月初爆发的中途岛战役，证明是决定性的，但其结果却不是像大多数日本人所期望的那样。相反，它正是山本曾担忧的“成年时期”来临。由于美国海军已从珍珠港灾难中得到明显的恢复，而且还具有能够破译敌方密码电文的便利（日军因过于分散而迟迟没有改变密码），它把趾高气扬的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击沉帝国海军的四艘航空母舰，而它本身只损失一艘航空母舰。
中途岛战役是太平洋战争的一个真正转折点，也是日军攻势的终点。此后，力量的平衡将有所转移，美国人在人力、资源、技术和组织能力上的强大无比的力量，及其不屈不挠的决心，开始迫使日军在太平洋上一次又一次的浴血战斗中节节败退。在中途岛战役后两个月，反攻开始，美军在新几内亚附近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随后进行了长达六个月的残酷战斗，但最终美军占领了该岛，这被称为美国在战争中的首次进攻。一度围绕着日本陆军的战无不胜的光环开始破灭。但在耗尽这个顽固敌人的资源——如果不是意志的话——的长期斗争中，这只是走出了代价沉重的一小步。
最初试图不让日本获得东印度石油的种种努力实际上并未造成很大的障碍。日本人曾预计到那种破坏活动——很久以来便已显露出这种可能性——尽管壳牌石油公司在巴厘巴板，标准一真空石油公司在苏门答腊都作了努力，但日本人发现其破坏程度并不像他们预期的那样严重和广泛。日本人立即着手恢复东印度的石油工业。钻井队、炼油工人和设备纷纷涌现。在短期内，占本国石油工人总数70％的大约四千名油田工人乘船南下。
结果令人惊异。在战争爆发以前，日本军方曾计划在两年以内从东印度——被称为“南方战区”——取得足够的石油，以弥补缺额。这一目标已超额完成。1940年，南方战区的石油产量为六千五百十万桶。1942年，日本人只能生产二千五百九十万桶，但至1943年，他们使产量回升到四千九百六十万桶——1940年产量的75％。在1943年的头三个月中，日本的石油进口量比美国、英国和荷兰在1941年7 月实施石油禁运前的1941年同期，增长了80％。正如他们所计划的那样，日本人能够利用被占领的东印度来增加石油储备。而且，在南方战区也不缺少石油。日本舰队可在当地随意加油。
日本人还从加利福尼亚一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成就中得到好处。这家公司是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在东半球的合伙公司。刚在战争发生之前，加利福尼亚一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在苏门答腊中部发现一片大有希望的属于迈纳斯结构的油田，并运进了一套钻井和必需的设备。日本人继续进行这项工作，利用加利福尼亚一得克萨斯石油公司设备钻探一口已发现的油井。这是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冒险开掘的唯一油井。他们探测到了一片特大的油田，是加利福尼亚州和中东之间的最大油田。在南方战区的整个工作竟获得如此成功，以致东条首相在1943年宣称，曾经促使日本扩张的石油问题已获解决。但东条未免言之过早。
“丸之战”：消耗战在制定其军事战略时，日本人曾设想南方战区的丰富资源——石油、其他资源和粮食供应——必能满足其资源贫乏的本土各岛的经济和各种需求，从而使日本能有建立和维持“太平洋屏障”的持久力量。那时，日本人就能向美国人和英国人挑战，使他们的决心丧失，一直到他们感到厌倦而求和，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拱手让给日本帝国。这种战略乃是一场赌博，其成功不仅取决于削弱敌人的决心，而且还有赖于日本自身的海运系统保持绝对完整。日本是在其石油储备足以维持两年的情况下投入战争的——或者说日本的决策者是这样设想的。两年之后，日本就必须依赖东印度的石油。用“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报告”的话来说，这种依赖性“证明是一个致命的弱点”。或者，正如一本有关日本军事战役的历史著作中所说的，“缺乏液体燃料乃是日本的唯一弱点”。
一个明确的弱点是，日本的航运易受潜艇攻击。令人奇怪的是，日本的军事决策者几乎没有考虑到那种危险。他们低估了美国的潜艇及艇上的官兵。日本人认为美国人吃不起苦，贪图享受，无法忍受海底生活和作战的艰辛。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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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美国潜艇在战争中表现得最为出色。一旦配备着改良的鱼雷，它们就是一种致命的武器，能够削弱乃至切断日本南方战区与本土各岛之间的重要航线。按照日本人对所有商船的称呼，这次时间拉得很长的冲突，被称为“丸之战”。但直至1943年末，日本人才开始认真注意保护其航运免受潜艇的攻击，包括建立护航队。他们的努力既不充分又不全面。一位护航队指挥官沮丧地说：“当我们要求空中保护时，只有美国飞机出现。”日本的航运损失有增无减。
此外，护航队本身也有问题，这实际上有助于盟国。集结和指挥护航队的行动要求建立一个无线电通讯网，这和其他情况合在一起，无异于宣布准确的“时间地点”。美国人破译的日本密码电文，为潜艇提供了极其有用的情报。总的说来，其结果是毁灭性的。在日本战时的所有货运轮船中，大约有86％在交战中被击沉，另有9 ％则受重创，直到战争结束时仍未能投入运行。占美国海军作战人员不到2 ％的潜艇作战人员，认真负责地造成敌船总损失的55％。其他盟国的潜艇有助于击毁其他5 ％的敌船。这一战役——实际上是一种不断加剧的禁运和消耗战——的成功，被一批日本经济学家称之为“对日本战时经济的致命打击”。
油船是潜艇特别喜爱攻击的目标。从1943年起，被击沉的油船数目骤增。到1944年，被击沉的油船远远超过新造的油船。在1943年财政年度的第一季度内，日本的石油进口量达到高峰。一年后，即在1944年的同一季度内，进口量不到1943年的一半。到1945年第一季度，石油进口已完全停止。“形势濒临绝境，”一位日本船长说，“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一艘油船离港后，不久就会被击沉。油船不可能抵达日本，对此，我们心中没有多大疑问。”
由于石油形势的恶化，日本人采取许多应急措施和权宜之计。他们把石油装在许多规格的桶子里，甚至灌进安置在货船甲板上的纤维盛器内。日本人将重达三百至五百桶的石油装进大橡皮袋中，以便用拖船拖到日本。尽管这样做有点别出心裁，但这种想法由于各种原因而归于失败：汽油侵蚀橡胶，把油灌进橡皮袋和倒出橡皮袋都很困难，而且橡皮袋降低了拖船的机动性，使它们更易成为空袭的目标。在绝望中，日本人甚至想用他们自己的潜艇来运输石油，并且设法用日本的修理设备作为交换，迫使德国潜艇运送石油。
在国内，由于石油进口枯竭，日本人一再紧缩消费。1944年的民用汽油消耗量降至二十五万七千桶——仅为1940年消耗量的4 ％。那些被认为是必须使用汽油来行驶的车辆改装成使用木炭或木柴。工业用油则从黄豆、花生、椰子和蓖麻中提炼。民间贮藏的上豆、糖和米酒——甚至零售店货架上的瓶装米酒——都被征用来提炼酒精，用作燃料。
1937年，日本人曾雄心勃勃地一心致力于生产合成燃料。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内，东京有些人曾主张以生产合成燃料作为不进行战争的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但事实上这项战时工作遭到严重失败，既苦于缺乏钢材和设备，又遇到技术、工程、机械和人事方面无穷无尽的一系列问题。1943年，日本的合成燃料产量总计为一百万桶——仅为原定当年生产一千四百万桶的8 ％——而那些燃料从未达到石油总需求量的5 ％以上。何况一半以上的产量来自满洲，那里在1944年末和1945年由于被封锁而使那些燃料无法利用。合成燃料生产不仅仅是一次失败，而且是一次影响很大的失败，因为它耗尽了大量的资源、人力和管理力量，以致有一位分析家评论说：“从投入的原料和人力以及有限的产量来说，日本的合成燃料工业在战争期间与其说是一项投资，还不如说是一笔负债。”
“保全舰队是无意义”
石油的日益减少越来越制约着日本的军事力量，而且直接影响到许多战役的进程。早在1942年6 月的中途岛战役中，这种压力已经可以感觉到。正如一位海军上将所说：“我们当时用去大量燃料，超过我们预计的需要；其影响一直到事后仍可感觉到。”在中途岛获胜后，盟军采取攻势，海军与陆军联合作战，从一个岛屿跳跃到另一个岛屿，向西挺进，从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瓦岛和马金岛到马绍尔群岛的夸贾林岛和埃尼威托克岛，再到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和关岛。无论哪一方似乎都为每一个海滩上的每一码地方付出了数以百计的生命。但美国人已经进行破坏性的一揽子计划，航空母舰的空中力量和工业实力汇合成为一股毁灭性的作战力量。日本人无法应付如此巨大的资源消耗。当密电破译人员获悉曾经策划过珍珠港毁灭性攻击的山本海军上将预定巡视新几内亚附近的布于维尔时，美国人甚至在1943年4 月要为珍珠港事件进行报复。等待伏击的美国战斗机从云层中飞出，山本海军上将的座机被击中起火，坠落在丛林之中，山本也随机丧命。
然而，正如另一位海军上将所说，一直到1944年的头几个月，潜艇才最终使帝国海军“极为深切地”感觉到燃料缺乏。日益耗尽的石油储备也开始影响到各种战略决策，导致日趋毁灭的后果。在1944年6 月的马里亚纳群岛的战役中，日本战舰因燃料不足而未参战。此外，为了节省油料，航空母舰不再迂回而是直接驶近美军。一位日本指挥官后来说：“采用较长的航线，将会耗用太多的燃料。”直接出击是一种代价高昂的作战方式，结果，在通称为“马里亚纳火鸡大射猎”的战斗中，日军损失飞机一百七十三架，而美军只损失二十九架。由于马里亚纳群岛战役的胜利，美国人终于进入了日本防卫的内圈。
在那次战役结束后，日本人应该作出战略上的合理考虑，将其帝国舰队的两个战舰基地设在本土海域——或设在冲绳岛，或设在本土各岛——以便向各个方向出击。但是，前往本上各岛的石油供应线被切断，石油储备又迅速减少，都不允许采取这种部署。因此，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部分舰队以日本为基地，在那里等待新的飞机和飞行员，同时也在消耗最后的油料储备。重型战舰则驻在新加坡近海，以靠近东印度的供应地。但在那里，一旦投人战斗，舰队便无法加油，也不能在大约一个月内再次作好战斗准备。当日本需要一支真正的联合舰队，使其力量强大到足以击退盟军的进攻时，石油短缺所导致的全部后果却分散了它的海军力量。
日本的空军作战也因燃料匮乏而受到严重阻碍。1944年，飞行员训练时间缩减到三十小时，为必要时数的一半。1945年，由于燃料短缺的情况愈益严重，航空训练被完全取消；飞行员直接随领航机攻击目标。几乎无人可望生还。航空汽油采用唯一可以利用的原料松节油制成，其中掺入越来越多的酒精。劣质的燃料、训练不足的飞行员和未经充分测试的飞机等合在一起，是一种致命伤。仅在运输飞行途中，日本便损失了多达40％的飞机。
为了节约石油供应，许多日本船舰使用未经提炼的婆罗洲原油；犹如多年前马库斯。塞缪尔所称，它确实适宜于用作燃料。可是，它也极易燃烧，因此对使用那种燃料的船只来说，是个威胁。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日本人甚至逆船舶推进的历史潮流行事，在任何有煤的地方，将现役船只改装成烧煤。建造中的船舶则在下水前改建为用煤推动。相对来说，那种做法保障了燃料供给，但也意味着失去速度和灵活性。
正是由于燃料这个首要问题，最终促使帝国海军于1944年10月在菲律宾近海倾其全力投入莱特湾战役。至此，包围圈已日益缩小。1944年8 月，关岛被克复，使日本本土各岛的城市已在新式B －29轰炸机的航程之内。在南方，麦克阿瑟将军于9 月15日在仅距菲律宾三百英里的摩鹿加群岛的莫罗太岛登陆。他向菲律宾那个方向眺望时说：“他们正在那里等候我。”对日本人来说，除了千方百计试图阻止美军攻陷菲律宾外，看来别无选择，因为菲律宾位于对本土各岛实行空中攻击的距离之内，也处于连接日本与它在东南亚占领区的海上通道之间。海军总参谋长丰田副武海军上将下达命令。发动一次海战史上的最大战役。他后来说：“如果我们在菲律宾战役中失败，那么往南的航道就会被完全切断；那样，即使舰队能够返回日本海域，它也无法得到燃料补给。如果舰队继续留在南方海域，它就无法得到弹药和武器补给。不惜失去菲律宾来保全舰队是毫无意义的。那就是我下达命令的理由。”
但在菲律宾战役中，燃料的匾乏不断地困扰着日本人。由于基地分散，他们的海军必须设法把部队从距离遥远的各个方向调集到关键性地点来。两艘日本战列舰因缺乏石油而始终未能参加这次重大战役。相反，它们驶往新加坡加油，然后返回日本。其他战舰为了节省燃料而低速航行，因而在关键时刻迟到了几小时。1944年10月25日，第二舰队司令官粟田健男海军上将已在进入蒙特湾的适当位置，有可能击溃麦克阿瑟将军的防卫薄弱的进攻部队，改变战役的进程。但在仅距登陆海滩四十英里时，粟田突然掉转船头离去。战后，一位日本海军上将被问到为什么要如此。他回答说：“因为燃料缺乏。”
历时三天的莱特湾战役对日本人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失败。他们损失三艘战列舰、所有的四艘航空母舰、十艘巡洋舰和十三艘驱逐舰。正是由于那次战役所产生的绝望情绪，日本人公然开始采用一种新武器——被称为“神风”的自杀飞行员。“神风”是十三世纪忽必烈人侵日本时使其强大舰队遭到覆没而未能在日本登陆的飓风。那些受命将其飞机（包括特制的人工操纵火箭炸弹）撞击美国战舰甲板的自杀飞行员，意欲成为日本精神的最终化身，以激励所有同胞作出彻底的牺牲。但对于油料、飞机和熟练飞行员奇缺的一个国家来说，他们也为一个非常实际的目标服务。日本人作过条分缕析的测算，要击沉一艘美国航空母舰或战列舰，需用八架轰炸机和十六架战斗机，但只要用一架至三架自杀飞机便可取得同样的效果。如果飞行员撞毁自己的飞机，无疑会造成更大的破坏，而且他们那种视死如归的决心，还会使无法理解这种行为的精神含义的敌人，闻风丧胆；不仅如此，由于
飞行员不打算返航，他们所需的燃料也可减少一半。
帝国海军的末日日本人几乎无法阻止太平洋美军获得源源不断的燃料和其他补给，不管其给养基地多么遥远。美国人建立起规模巨大的浮动基地——由加油船、修理船、供应船、拖轮、浮坞、救护船、驳船和军需船组成——使美国海军有了跨越太平洋漫长距离的“长腿”。由两三艘巨大油船和驱逐舰护航队组成的流动加油部队，在指定地区设立加油站，那是一个宽二十五英里、长七十五英里的辽阔矩形区域，美国舰队常在那里集合加油。1944年下半年，当关岛成为美军轰炸日本的主要基地时，那里每日供给十二万桶航空汽油。与此同时，在所有战线上的全部日本空军每天仅消耗二万一千桶航空汽油，仅为关岛所供应的1 ／6.日军几乎在每条战线上溃退。到1945年初，美国人重新占领了菲律宾的马尼拉和硫黄岛，尽管为了争夺一个长4.5 英里、宽2.5 英里的岛屿，就付出了惊人的代价——六千八百名美军和二万一千名日军丧生，另有两万名美军受伤。在南亚，英国人在缅甸发动最后攻击。日本人放弃了巴厘巴板和东印度的其他主要输油港口，而他们在本土各岛的大多数炼油厂则已无油供应。1945年3 月，最后一支日本油船护航队离开新加坡。它在中途沉没，从未抵达日本。
在国内，事实上石油已从国内经济中消失，成为更大的资源匮乏局面中一个组成部分。煤气、电力、煤和炭的供应都奇缺。日本人已不可能在私人浴室里洗澡，公共浴室则变得非常拥挤。人们把这种情形称为“在澡盆里洗土豆”——热能来自街上抬取的碎木柴。许多日本人开始把藏书当作燃料生火，他们估计那些书籍在以后的空袭中终究难免毁灭。从1944—1945年的严寒冬季开始，直到1945年5 月ZI日，东京始终没有燃料配给。在此之前，大多数居民已经学会在这个饱受轰炸的城市里，用烧焦的残木片烧饭。每天从食物摄取的热量降至1800大卡，大大低于2160大卡的最低需要量。
军用燃料的状况变得如此严峻，以致海军决定采取一种仿效“神风”式空袭的激烈手段——牺牲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和作为日本舰队骄傲的“大和”舰，它将成为一支“特种攻击部队”的核心，撞上增援进攻冲绳部队的美国船舰，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然后在海滩上搁浅，使用舰上巨大的十八英寸口径的炮保卫冲绳岛。丰田海军上将说，“几乎没有可能采取需要大量燃料补给的任何大规模作战行动。甚至在集结舰队时，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收集到必需的二千五百吨燃料。但是，尽管没有胜负各半的希望，人们仍然感到，让那些军舰闲泊在本土海域内，将会一事无成。而且，尽管我们无法明确地预计到是否有一半的成功希望，但是不让它们出去，就将违背日本海军的传统，那就说明了燃料状况是何等危急。”
这显然是一次自杀性的使命。“大和”舰所载的燃料只够单程航行。4 月6 日早晨，这艘巨型战列舰及其随行的船舶离开德山，按照“神风”作战的要求，没有任何空中保护。4 月7 日中午，三百架美军飞机从低垂的云层中飞出，开始猛烈轰炸。下午，“大和”舰和其他大多数船只已被击沉。对许多人来说，“大和”舰在能进行自杀性攻击之前就被击沉一事，标志着“帝国海军的末日”。曾以主宰整个西太平洋自豪的日本舰队，现在甚至已被逐出本土的近海。
战斗到底？
日本的处境愈加恶化。燃料缺乏迫使其飞机在一个月内至多飞行两小时。是否还有其他途径来取得油料呢？在非常需要燃料的情况下，海军不顾一切，发起一场异想天开的挖掘松树根运动。在“两百个松树根能使飞机在空中飞行一小时”的口号指导下，本上各岛全民开始挖掘松树根。儿童被派到郊外去寻找树根。松树根经过十二小时加热后，生产出一种原油代用品。三万四千只锅子、蒸馏器和小型蒸馏装置组合在一起，旨在使每组日产三四加仑油料。但所需劳动力显示出这种努力是徒劳无益的。生产每加仑油料需要两个半劳动日。要达到日产一万二千桶的官方指标，每天就需要一百二十五万个劳动力！
松树根运动的有些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山上的所有树木和树苗都被拔得精光，大捆的树根和树株堆积在路边。到1945年6 月，松根油的产量达到了每月七万桶。但提炼方面的种种困难仍未解决。事实上，到战争结束时，从松根油中只提炼出三千桶供飞机使用的汽油。没有证据表明，那种汽油曾经真正试用于飞机。
日本的末日正在临近。在美军毫不放松的轰炸下，全国许多以木材建屋的城市都化作焦土废墟，经济运转更趋缓慢，发动军事反攻的能力实际上已不存在。上年7 月，“剃刀”东条英机被迫辞去首相职务。现在，1945年春季，另一个新政府组成，然而其中至少有些阁员对寻求某种结束战争的办法表示关注，以避免彻底毁灭。一位大臣说，“一切几乎都已濒临绝境。环视四周，我们都已走到路的尽头。”新政府以八十岁的退役海军上将铃木贯太郎为首相，他颇有声望，被视为比较温和的人物。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变得更加激烈。可是，采取后一主张的那些人谨慎圆滑，对发生政变或遭到暗杀怕得要命。
1945年4 月5 日，苏联宣布废止它同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然而，根据有关条款，条约的有效期要到1946年4 月才终止。此时，日本的海军高级军官们又想出另一种主张，其疯狂程度不亚于松树根运动——试图直接向苏联试探，要求它在东京、华盛顿和伦敦三方之间进行斡旋，并想以南方战区的资源换取苏联的石油。前首相和驻莫斯科大使广田弘毅受命开始与苏联驻日大使对话。但日本人并不知道，斯大林在那年2 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已向罗斯福和丘吉尔许下诺言，苏联将在欧洲战事结束后大约九十天内对日宣战。此外，斯大林还做了一项远比仅限于原料的更有吸引力的交易。作为参战的代价，他在领土方面取得了许多让步：重新确立苏联在满洲的特权，收复萨哈林岛的南部，以及获得千岛群岛。虽然斯大林是一个属于少数民族的格鲁吉亚人，但他却是个典型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有了那些报酬，他大可为沙皇俄国在1905年被日本战败报仇雪耻。因此，在6 月末的会晤中，苏联大使拒绝了广田提出的所有政治性建议。至于向日本出口石油，这位大使补充说，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苏联本身也非常缺少油料。
铃木首相下令对日本的作战能力进行调查，以决定是否足以继续作战。1945年6 月中旬提出的调查报告表明，日本的战时经济由于燃料的匮乏和美国空袭的猛烈而几乎瘫痪。各项数据进一步证实日本处于绝望的境地：1937年4 月的燃料油储备为二千九百六十万桶，到1945年7 月1 日，储备只有八十万桶。如果少于一百万桶，海军便无法作战。它已没有油料来实现一切实际目的。对于日本政府中的有些人来说，“日本处境的毫无希望”是显而易见的。但决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想法。日本政府的高层人士远远不能接受日本有投降的可能性，甚至在提到这一点时也会遭到许多人的极力反对。政府还在号召“万众一心，为国捐躯”。陆军和一些海军成员为敦促铃木内阁死战到底而进行搏斗。
日本人似乎为了显示他们所下的决心，于1945年4 月对美国进攻冲绳岛进行了猛烈而疯狂的抵抗，以其有组织的形式一直抵抗到1945年6 月21日为止。美国人在夺取该岛的战斗中，伤亡人员的比例达35％。假定在进攻本土各岛时仍保持同样的比例，那么美军指挥官们预计，在进攻的最初阶段，美方至少会有二十六万八干名官兵伤亡。总计起来，他ftJ 预计美军伤亡人数将达一百万——日军伤亡也将达到同样人数，并会有数以百万计的平民死亡。
日军在冲绳岛战斗中的浴血顽抗，有力地促使美国决定在必要时使用一种新武器——原子弹，虽然它的威力尚未证实，但不久即将进入美军的武器库。美国领导人知道日本的战斗力正在崩溃，可是他们看不到它的战斗精神正在消失的任何迹象。而且事实上，整个岛国看来正在动员起来决一死战；甚至年幼的学童也奉命开始制造竹标枪，准备用来杀死美国人。美国破译的东京与莫斯科之间密码电文，难以充分说明日本政府准备求和——因为日本并不准备求和。
尽管局势不断恶化，日本政府在投降问题上的态度依然模糊不清，难以确定，实际上反映出国内的意见尚未一致，而且主战派仍居上风。东京顽固地反对盟国的“波茨坦宣言”，此项宣言本来可使日本能够在包括保留天皇制等合理的基础上放弃战争。许多日本领导人不愿采取行动，以使包括军人和平民在内的日本人民以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无休止的黩武主义名义，在历经痛苦折磨之后免遭更大的灾难。对盟国来说，几乎毫无迹象表明东京有任何放弃战斗到底的决心。
1945年8 月6 日，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投下。8 月8 日，苏联对日宣战；并派遣军队进入满洲，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周，以确保它在战争结束前参战。8 月9 日，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投下。但是迟至轰炸长崎时，日本陆军总参谋长甚至仍在坚持提醒高级军官们，要他们不准日本陆海军士兵在任何情况下投降。自杀是唯一受到欢迎的出路。8 月13日，在轰炸长崎后第四天，“神风”战的创始人大西龙治郎海军中将仍在主张政府拒绝投降。相反，他说，日本国民应当血战到底，二千万国民应当在反抗入侵军队的自杀性攻击中献出生命。
可是，日本的处境是那么危急，原子弹的震撼又是如此巨大，并且由于苏联的新威胁，局势更加恶化。因此，那些谋求停战的人士最终克服了军方的强烈反对。8 月14日夜间，天皇录制了宣布投降的讲话，定于第二天广播。甚至在那个时候，一些叛乱的兵士还刺杀了皇宫禁卫队的队长，冲人皇宫，企图夺取录音，阻止播放，同时还企图杀死铃木首相。他们被击退。次日，日本人民从收音机中听到一种低弱的讲话声，声音因电流不稳定而时断时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过去从未听到过这种声音，那就是天皇的声音，诏谕
他们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了。
然而，并非每个人都愿意遵旨行事。同一天清晨，陆军大臣阿南惟畿剖腹自杀；次日，大西海军上将采取了同样的方式。而且，对于大西的最后一次“神风”式攻击也已作好了特别准备。在日本投降和美国占领军政府建立之后，美军当局发现总共有三十一万六千桶石油，它们由帝国陆军和海军秘密储藏在僻远的岩洞里和无数隐蔽的地点，是专门用来对人侵者进行自杀性战斗的。还有储存的一些松根汽油在投降后被发现——日本进行抵抗的最后希望之一。那些汽油在美军吉普车上试用，证明是一种质量非常低劣的燃料，使发动机粘着而无法使用。
救护车从占领的最初时刻起，人们就可感受到日本燃料匮乏的影响。8 月30日，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抵达日本厚木机场。机场上的日本飞机，已被拆除螺旋桨，使之不能被用来进行“神风”式攻击。麦克阿瑟将军立即随一支临时凑集的汽车队出发，由一辆形似图纳维尔有轨电车那样的红色消防车开道。他的目的地是横滨和“密苏里号”战列舰，那艘战列舰停泊在港内，三天后将在舰上签署投降文件。沿汽车队行驶路线两旁排列着日本士兵，他们背朝着行进中的麦克阿瑟——过去是专向天皇表示敬意的姿态。虽然路程只有二十英里，汽车队却行驶了两小时。那些破烂的车辆是日本人所能提供的最好车辆，因为没有汽油，车辆是用焦炭而不是用汽油来驱动的。车队沿途多次抛锚。
十二天后，即1945年9 月11日，驻东京的美国官员来到一片精耕细作的农田边上的一所简朴的单层房屋前。这所房屋属于战时首相、“剃刀‘冻条英机将军所有。东条出现在一扇打开的窗户后面。他被告知已被逮捕，应立即准备跟随美国人走。他表示同意，并关上窗户。屋内传出一声枪响。美国人冲入屋内，发现东条坐在一把大椅子上，他自己用手枪击中心脏下面一点点的部位，正在流血。
在四年前的1941年，先任陆军大臣、后任首相的东条，认为日本帝国的命运因缺乏石油而安危莫测，所以他促使日本决定与美国交战。东条及其同僚们发动战争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整个太平洋战争使二千多万人丧生，其中约有二百五十万日本人。时至1945年，东条本人的性命也安危莫测了，这不是由于他自己射击的枪伤必然会使他丧命，而是因为首先难以找到一位合适的医生，其次难以找到一辆在油箱里储有汽油的救护车。燃料匮乏如此普遍，以至于寻找一名美国医生被证明比寻找一辆有油的救护车较为容易。但最终找来了一辆燃料充足的救护车。它在东条开枪自杀后二小时到达他的住宅。东条被送往医院，治疗后康复。第二年，他作为一名战犯受审，判决有罪，定期处死。
19、盟国的战事
温斯顿·丘吉尔在三十年代的整整十年中，在政治上未受到重视，无人理会其对于纳粹的企图和势力的警告。但在1939年9 月，他以六十六岁高龄，突然奉召出任他早在二十五年以前，亦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担任过的海军第一大臣。可是这次他的职责不是准备战争，因为对此为时已太晚。战争已在几天前来临，德国在1939年9 月1 日入侵波兰。不过随之发生的是一场长达半年的假战争，一直到1940年春季，希特勒才出兵横扫西欧。伦敦的绥靖派垮台，丘吉尔成为英国首相。
形势严峻，令人沮丧。挪威和丹麦已落在德国人手中，法国将会在下个月投降，而英国则将孤军作战，在战争中首当其冲。无人比丘吉尔更适合于领导他的国家度过这一“最黑暗的时刻”，也无人比他更了解石油首先对于英国的生死存亡和以后对长期战争将起的重大作用。
早在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政府鉴于难免与德国发生冲突，开始对其石油状况进行认真的估算。1937年末，一个特别委员会研讨英国是否可能效法德国，采取“从煤中取油”的合成燃料战略。英国在其安全的疆域内虽拥有十分丰富的煤矿资源，但其石油毕竟几乎全部需要进口。可是，这一战略未被采纳。它耗资很多，而英国又不仅能从世界各地获得大量的廉价石油，它还是壳牌和英伊两家主要国际石油公司的所在地。而且可以断言，不管表象如何，合成石油并不显得更加安全。依赖几个规模很大，因而易于识别——并且易受轰炸——的氢化工厂，还不如在使用许多船只经过许多港口输入传统燃油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系统，更不易受到袭击。
在拟定战争计划时，英国政府预计将与石油工业进行非常牢固和明确的合作，这样一种合作关系在美国是不可能轻易形成的。在英国，国内炼油和分配的85％控制在只有三家公司手中——壳牌石油公司、英伊石油公司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英国子公司。1938年在慕尼黑会谈时，政府决定，万一发生战争，一切“竞争活动”将被取缔；整个英国石油工业将置于政府的保护之下，由一家大型联合公司经营。
政府还须处理一种不同的问题——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前途。当时那个集团的董事会也是那么忧心仲仲，因为它有受到纳粹控制的危险。这个问题的核心是那家公司的大老板亨利。德特丁。在整个二十年代，他一直控制着公司。一位英国官员在1927年评论说：“亨利爵士的话就是法律，他可以随意支配壳牌石油公司的董事会，无须他们的理解和同意。”但是到了三十年代，德特丁对公司的控制正在滑坡，他正在成为管理上的累赘和英国政府忧虑的根源。他的行为越来越古怪、专横和狂妄。
三十年代中期，当他年届七十时，德特丁开始对两个人着迷。一个是他的秘书，一位年轻的德国女人；另一个是阿道夫。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这位性格坚毅的荷兰人曾倾向英国，得到费希尔海军上将和温斯顿。丘吉尔的奉承，成为那次战争中一位坚定和热诚的盟友。现在，他已入暮年，却迷恋于纳粹。一位外交官员感叹地说，“当然，他对苏联的憎恶，对希特勒的钦慕，和他认为英、德两国应在反苏思想上结成盟友的偏执之见，都是众所周知的。”1935年，德特了主动与德国政府商谈，壳牌石油公司将以信贷方式向德国提供为期一年的石油——实际上是提供军备。有关那次会谈的传言，在伦敦使壳牌石油公司的管理机构大为震惊，以致高级董事安德鲁。阿格纽要求政府指示英国驻柏林大使馆进行调查，以便他“能够和他在这里的董事会同僚们在适当的时候采取适当的行动”。一位官员评论说：“德特丁是个年事已高的老人，但他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我担心我们无法阻止他与政治巨头们发生关系。”他补充说：“该公司董事会中的英国成员们强烈表示，公司不应当从事于任何反对女王政府观点的活动。”
德特丁在1936年末终于从壳牌石油公司退休，一心去追求他的两个新的钦慕对象。他同第二个妻子离了婚，同他的德国秘书结婚，居住在德国的一个庄园里。他还鼓动其他欧洲国家与纳粹合作，以阻止布尔什维克成群结队而来。他本人也与纳粹领袖们相互拜访。1937年，曾与德特丁在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共事过的荷兰首相说，他“无法理解一个曾经在英国成名发迹，并从侨居国获得帮助的人怎样会突然移居德国，献身于促进那个国家的利益”。那位荷兰首相还轻蔑地补充说，他的行为是“幼稚的，无疑暴露出他的情感”。毫不足怪，德特丁的晚年必将丧失他可能成为一名“国际石油巨头”的崇高声望。
1939年初，在战争开始前六个月，德特丁死于德国。有些稀奇古怪而十分令人不安的流言蜚语传到伦敦。纳粹不仅对他的葬礼大事渲染，还企图利用他的逝世所造成的形势，夺取对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控制权。当然，那将成为英国的一场灾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家公司实际上是英国军需石油的总部。如果它现在落在纳粹的控制之下，英国的整个燃料供应系统便会遭到破坏。但经发现，体现着掌握控制权的关键性的“优先”股份只能归董事们所有。根据遗嘱，德特丁的股份顺利地分配给其他董事。德国人至多只能取得极小部分的普通股票。无论在战前或战后，那些股份对他们根本没有用处。
战争开始后，英国各家石油公司，包括壳牌公司在内，立即将一些后阶段活动并归“石油委员会”处理，实际上是创立一种国家垄断。此事进展顺利，没有引起异议。加油站被漆成深绿色，产品以“普尔”的单一商标名称出售。石油界人士继续经营业务，但他们现在是在国家控制下经营。此后，坐落在伦敦斯特兰德大街、离萨沃伊饭店不远的壳牌一梅克斯大楼已成为指导英国石油战争的所在地（壳牌石油公司自己的总部迁往伦敦边缘地区的一所公司下属的体育馆内）。政府的全面指导最终由一个名为“石油部”的机构负责。
英国面临的问题是全球性的。它不得不设想，由于德国和苏联签订了新的条约，德国便能从俄国获得大量的石油供应，而英国来自远东的石油供应则会因日本入侵东南亚而减少。德国还可以从距离较近的罗马尼亚取得丰富而便利的石油资源。在战争开始后几个月，即在法国尚未被击溃之前，英、法两国政府谋求重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做法，联合向罗马尼亚支付六千万美元，破坏那里的油田，以便阻止德国人取得石油。但双方从未能在价格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这笔交易也从未成功。正如人们担心的那样，罗马尼亚的石油落人德国人手中，直到战事发生后很久，破坏油田的任务才由盟军的轰炸机完成。
在英国本上，各种供应上的实际问题必须迅速处理。几乎立即实行了定量供应。最初，一辆汽车的“基本定量”定为每年行程一千八百英里。随着军用量的增加和储备量的减少，定量不断降低，后来被完全取消。当局希望家用汽车停放在车库里而不要停靠在路边。结果，骑自行车的人数激增。
如果英国被敌军侵入，那将如何解决石油供应问题呢？在1940年那些惨淡的日子里，在纳粹军队横扫西欧、陈兵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海岸之后，这种可能性是非常现实的。德国人已夺取到法国的石油储备，因而为他们提供了保持攻势的必要手段。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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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夺取英国的石油储备对于纳粹渡过海峡进攻的成败，也是至关重要的。结果，在壳牌一梅克斯大楼里制定出计划，万一发生入侵，便立即销毁英国的石油储备。同时，各地那些殷勤招待、毫无防范的加油站看来只会给入侵的德军提供方便，他们完全可能在那里停靠和加油。因此，在英国东部和东南部的大约一万七千个汽油销售站被迅速关闭，销售和供应集中到二千个防卫较好的加油站里，或者如有必要，也可把它们烧毁，以免落入敌人手中。
石油沙皇：美国的物资动员对英国人来说，最为关注的是如何满足战争物资的供应。战争爆发意味着英国将消耗更多的石油，而唯一可望求助的地方是美国，其石油产量几乎占世界总产量的2 ／3.对于白厅的政府官员和壳牌一梅克斯大楼里的石油界人士来说，有两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究竟能否取得石油？英国在美元已经不足的情况下，能否支付石油货款？这两个问题都必须在华盛顿寻找答案。
1940年12月，富兰克林。罗斯福在顺利赢得第三次竞选后，宣称美国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1941年3 月制定了“租借法案”，从而解决了财政上的问题——或者用罗斯福的话来说，去掉了约束美国援助英国的“那个无聊而又愚蠢的美元老符号”。在那些可供“租借”的东西中，就有在将来某一不确定时间偿还的美国石油在内。限制向英国运送物资的中立法逐渐放宽。1941年春季，当英国的石油供应开始减少时，五十艘原定运石油前往美国东海岸的美国油轮将石油转运到英国去。这样，到1941年春末，各种重大措施已被采取，把英、美两国的供应体系衔接起来，以便美国为孤军作战的英国提供燃料。事实上，美国剩余不用的石油产量约为每天一百万桶。此数相当于当年日产三百七十万桶的30％左右。三十年代确立的联邦和各州之间的按比例分摊制度所产生的这部分超额产量，证明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安全保障，一种意义重大的战略资源。没有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很可能会截然不同。
1941年5 月，在罗斯福宣布“无限期全国紧急状态”后的第二天——虽然美国尚未参战——他任命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基斯兼任国防石油协调官。这个脾气很坏的老家伙再次成为全国的石油首脑，或者像人们通常称呼他的那样，成为全国的“石油沙皇”。伊基斯的首要任务是要给罗斯福政府和石油工业之间的关系以新的形式。1933年，新政曾有助于石油业不被得克萨斯东部的石油洪流所吞没。但至三十年代后期，石油业的“垄断问题”日益尖锐。事实上，司法部曾在1940年对美国石油协会和二十二家主要石油公司——以及三百四十五家较小的石油公司——提出反托拉斯诉讼案，指控它们在业务上的每个方面都有违法行为。全国紧急状态和战争的威胁再一次带来转机。犹如罗斯福后来解释的那样，“新政这个老医生”必然会迎来“战争胜利这个医生”，而原来的“新政医生”已经发现石油巨人们在其规模、综合经营、自成一体以及调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有令人不快和不健康的因素，这恰恰倒是“战争胜利医生”进行战时动员所要开的一张急诊药方。
伊基斯还必须引导一个正在克服生产过剩的工业转变成为一个将会最大限度地增产而防止短缺的工业，而且他必须在公众怀疑是否会发生短缺这种情况下行事。与此同时，那些不符合公认标准的，被各大综合性企业、独立厂商、炼油厂和销售商之间的剧烈竞争折腾得四分五裂的美国石油业，虽然不是正式地，但必须在实际上融合成为一个在政府指导下的庞大组织，以实行战争动员。在英国，这一点已经顺利和有效地做到了，甚至在实行产量配额时也几乎毫无怨言地被接受下来了。美国的情况则不同。
哈罗德。伊基斯一开始便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他在这个行业中受到普遍的憎恶。虽然他曾在1933年帮助过石油业，但随后他却成为一名批评者，要求联邦政府对石油业的经营和利润作出更大的限制，甚至在无意中谈到国有化的想法。各公司对伊基斯发出苛刻和尖厉的怨言。在大萧条时期，按照他的指示，各家石油公司曾筹资购买“廉价”汽油。1936年，在最高法院撤销了伊基斯作为行动依据的“全国工业复兴法”以后，司法部指控石油公司囤积。从此，伊基斯对他倡议的那项计划缄默不言，并且轻松地发现自己无须参加在威斯康星举行的审讯，为他所起的作用作证。石油公司被判决有罪；婉转地说，那次经历使得石油公司对于同他再度合作具有戒心。实际上，针对他出任石油协调官一职，《石油周刊》匆匆出版一期特别增刊，要求大家警惕“一个既无素养、又无具体处理事务能力的人接任此项工作，他马上就会采取倒行逆施的管理方式，或许还会进行报复性的伤害”。伊基斯将证明自己并非如此。从一开始，他就表明要与石油业密切地、务实地配合工作的意愿。他挑选一名富有经验的石油界老前辈拉尔夫。戴维斯作为他的副手，此人是一名来自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销售经理。此后，“石油沙皇”成功地消除了敌对情绪，在动员这个关键性工业方面有效地得到合作。
海上考验：大西洋战役在连接美国和遭到围困的英国之间那条补给线上，最薄弱的环节是油轮和运输机必须越过大西洋的辽阔空间。在那里，德国有可能遏制英国的军事力量；其后则有可能制眼北非和欧洲的美国部队和俄国的战争机器。为此，美国的石油很快就将成为生死攸关。德国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海军上将宣称：“一场更加无情的经济战已经开始，其效果显示得愈早，战争就结束得愈快。”他的武器就是潜艇，不久就会发现它对货船的骚扰能力了。1941年初，以“群狼”方式作战的潜艇发起攻击，油轮是其最喜欢袭击的目标。
这些攻击的巨大成功，使英国人惊慌失措，那些看到过英国的船舶吨位和物资损失不断增加的统计表的少数美国人，则在对英国正在减少的储备物资和日益增长的供应需要量进行估算。深感沮丧的丘吉尔十分概括地评述了那次战役。他说：“我宁可遭受一次全面入侵，也不愿面临这种用图表、曲线和统计数字来表示而是无形和无法计算的危险！”1941年3 月，他将货船遭到袭击描述为“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一片最黑暗的乌云”。他毫不怀疑在大西洋海域中发生的那场无声而又遥远的战争是多么生死攸关，而且他懂得，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他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
“没有再令人震惊的了……形势非常严重。”这是1941年7 月哈罗德。伊基斯的副手拉尔夫。戴维斯在向他汇报英国燃料供应的危急情况时所说的。当时只有五个星期的车用汽油储备，皇家空军只有两个月的燃料，而七个月的储备量被认为是保证安全的最低限度储存量、伊基斯确信，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帮助英国作战。减少东海岸的石油消耗必将有助于缓解航运和物资供应，使之可以转用于英国。伊基斯动员全国的铁路运输列车，将石油迅速运往东海岸。他与各石油公司一道，发起一场高度自觉的节油运动，包括向人们散发贴在汽车挡风玻璃上的标语：“我节约用油1 ／3.”他要求加油站在晚上7 时打烊，到上午7 时再营业。他还设法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星期日不用油”的规定，甚至在内政部试行一项集中用车的计划，为全国其余部门树立榜样。（作为一个始终热衷于改革的人，他认为这种做法还会带来一个宝贵的额外好处；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也许能够普遍地改善华盛顿的停车条件。勺但是自愿节油运动不受欢迎，伊基斯反过来迫使石油公司将它们对加油站的供应量削减10％至15％。
伊基斯未能做到而且也无法做到的一件事是说明为什么要节省的真正原因，即节油是因为大西洋上德国潜艇战导致的可怕后果，以及英国石油补给的可悲状况。他担心，如果他公开说明情况的严重性，那就无异于给纳粹传送重要情报。况且他也不想不必要地激怒美国的孤立主义者。因此，整个节油计划激起一股抗议浪潮，它来自得克萨斯的那些在政治上有势力的独立经营的产油者，因为他们不能再支配独立的油轮，也不能独立支配东部的炼油和销售商，他们不得不担负更高的铁路运输费用。新泽西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废除节油计划的决议，因为它威胁到该州的钓鱼和避暑胜地。各大报刊称这种情况为“虚构的石油短缺”，喜欢随心所欲地驾车行驶的美国人，一想到要他自愿少开车，就产生反感。
为了对付德国潜艇的威胁，美国进一步加强它在大西洋的巡逻，并在纽芬兰、格陵兰、冰岛和百慕大设立基地。与此同时，美国破译了德国海军的密电码，从而能使船只沿着避开危险的路线航行。此举——连同需求量的减少，租借法案的实施和移送的五十艘油轮——至少有助于暂时使英国减除了压力。但是，除极少数人外J 危险曾比所有的人知道的更大。用一本有关英国情报工作的官方历史著作中的话来说，“只是由于千钧一发的机会，德国的潜艇战才未能在1941年成为决定性的打击。”
同年秋季，美国东海岸的供应状况已有很大的改善。同时，英国人在其石油补给暂有好转的情况下，归还了移送给他们的油轮。当然，这似乎证明根本不存在什么短缺石油的问题，因而伊基斯感到自己处于新闻界和国会的围攻之中。国会的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声称，伊基斯部长虚构石油短缺情况。该委员会说，那不过是一种“剩余额的短缺”。
加油站现在竖起广告牌，通知人OJ它01并不短缺燃料，并敦促驾车人“加足汽油”，驾车人也巴不得如此。伊基斯觉得自己被人当作傻瓜。他在私下愤怒地抱怨说：“我再也不会赞成实行限制，直到人们感到大难临头时为止。要想使美国人同你一起谨慎行事，以免陷入险境，那是不可能的。”他断言，阻止人们用油——无论是少用一盎司还是一磅——都是不明智的政见。从此，伊基斯决心在石油问题上不再走得太远。
可是，当德国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四天，于1941年12月11日对美国宣战时，石油短缺的威胁再次出现。德国潜艇立即开始在美国沿海水域活动，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油轮的外形明显，易于识别，是潜艇袭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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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目标。在1942年卫月举行的一次内阁会议后，伊基斯告诫总统说，大西洋上油轮的重新沉没将会给供应带来新的压力，尤其是东北地区。然而，由于节油计划受尽责难，他耿耿于怀，断然拒绝采取任何预防措施。“鉴于我在去年秋天预计这种形势将会发生，因而设法预防，但是受到恶毒攻击，因此我不准备在形势明确以前公开谈论这个问题。只有在石油确实出现短缺时，我才能将我准备采取定量供应之类触犯众怒的事公诸于世。短缺本身可以说是上帝的旨意，而我却会因为缺乏远见而深受赞扬。”
总的说来，1942年头三个月内被击沉的油轮数目几乎是新造油轮的四倍。德国潜艇似乎肆无忌惮地沿着整个海岸作战。当一艘德国潜艇带着击沉八艘船舶的战绩，从美国海域回国时，那艘潜艇的船长得意洋洋地在日记中写道：“可叹的是，昨晚只有一艘潜艇而不是二十艘潜艇。我肯定所有潜艇都可找到众多的目标。”
击沉货船的损失急增，令人沮丧。伊基斯在1942年4 月末给总统的信中写道：“形势危急。”但美国对潜艇袭击的最初反应却是软弱无力的。油轮和其他货船都被极力要求靠近海岸航行；如果合适的话，那些船只可以沿科德角和特拉华一切萨皮克运河航行。美国忽视了反潜艇战争，以致毫无戒备。沿海的美国城市甚至使德国潜艇更容易完成它们击沉货船的任务。各城市在夜间灯火通明，这样就为伺机进攻的潜艇提供了油轮目标的清晰轮廓。迈阿密为害最甚；绵延六英里的海滨被霓虹灯照耀着。旅馆老板和商会坚持不得关闭霓虹灯，因为当时仍是旅游季节。在沿海的其他地方，诸如大西洋城等地，成群的人常在海岸边观望火光突然照亮黑暗的海面，又有一艘油轮被击中了。
最终采取了某些补救措施。在东部沿海地区不准使用室外电灯，邻里的看守人员进行巡逻，以保证熄灭室内灯光，或者至少放下窗帘。
为了对付德国潜艇的威胁，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货船规定只能沿东海岸航行，这就能使油轮受到更大的保护。但是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可以把需用油轮运输的石油数量减少到最低限度。有人提出另外一种代替油轮运输的办法——从得克萨斯延伸到东海岸，铺设一条输油管，其规模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其长度也是闻所未闻的。显然，石油在输油管内以每小时五英里的速度源源输送，远比使用油轮在海上运输更加安全，也远比使用铁路输油列车更加便宜。最初，在1941年秋季，被命名为“大英寸”的输油管工程项目因需用过多的钢材而被放弃，但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和油轮在美国海域沉没之后，这个项目又被匆匆重新提出。
建筑工程终于在1942年8 月开工，后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工程技术上的特殊业绩之一。它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程。石油运输业和建筑业都被动员起来，以建造一条输油量为普通油管五倍的输油管，它几乎横贯全国，而且需要大量新设计的装备。一年半之内，即到1943年底，全长一千二百五十四英里的“大英寸”已可输送运往东海岸的全部原油中的一半。同时，在1943年4 月至1944年3 月间建造的“小英寸”输油管——路线甚至更长，达一千四百七十五英里——将汽油和其他精制石油产品从西南地区输往东海岸。1942年初，由输油管运到东海岸的石油仅占总供给量的4 ％；到1944年底，由于“大英寸”和“小英寸”两条输油管都已建成运行，输油管已可输送全部油料的42％。
但在1942年春季，“大英寸”工程尚未开始，抵御德国潜艇的其他措施几乎难以提供任何安全保障。何况盟国所要对付的是德国潜艇部队司令官、冷酷无情的卡尔。邓尼茨海军上将，他是一个十分果断和狡诈的对手。任何东西都可成为他的攻击目标。他命令他的官兵们说：“不准抢救任何人，也不准带回任何人。”他说，他那个日益壮大的舰队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消灭比德国的所有敌人在一起能够补充的舰艇总吨位更多的敌舰。”德国人还具有其他两个十分重要的优点。他们更换了密码程序，因此英国人不再能破译德国潜艇的讯号；同时，他们却破译了指挥英、美两国护航队行动的密码电报。由此给盟国航运造成的损失是惊人的。盟国最担心的一种情况再一次在它们眼前出现：英国从西半球获得极其需要的石油供应将会中断。
1942年下半年，大西洋战役变得更加险恶。经过改进的大型潜艇编入德国舰队，它有更扩大的巡航范围，更深的潜水能力，改进的通讯设备能够获得许多英国护航队发出的密码讯号。此外，邓尼茨海军上将还采用一些叫做“奶牛”的大型水下补给船，它们能给潜艇输送内燃机燃料和新鲜食品。盟国在海上的损失骤增。英国的给养状况逐月恶化。美国方面则在1942年损失了油轮总吨位的1 ／4.在英国，石油储备大大低于安全标准的要求，而伦敦预计的需求量还会急剧上升。这是由于两个原因：北非作战的需要和盟军将在欧洲进军。斯大林也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得到更多的石油。
12月中旬，丘吉尔获悉，除了用于最后应急的储备之外，船用燃料油只够大约两个月的供应量。他忧伤地评论说：“形势看来十分不妙。”海军部队为了保护横贯大西洋的航运而疲于奔命。1 月间，丘吉尔离开英国，前往卡萨布兰卡，他和英军总参谋长在那里会晤了罗斯福和美国的参谋长们。会谈中争论不休的主要问题是进军欧洲大陆。然而在一个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英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将军对此归纳说：“航运的不足制约了所有进攻的行动；而除非我们能够有效地与德国潜艇的威胁搏斗，我们也许无法赢得这场战争。”
尽管击败德国潜艇是盟国在1943年的首要任务，但实际的情况却未显示有任何迅速好转的迹象。在那年春季，英国的石油储备仍处于最低水平。3 月间，德国潜艇仍肆无忌惮地击沉一百零八艘船只。敌军潜艇在大西洋四处出没，几乎无法避开。英国海军部说：“在1943年3 月的头二十天内，德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接近于切断新旧两大陆之间的联系。”
但是在3 月的最后几天里，形势在关键时刻竟有显著的好转。首先，在破译密码的优势方面出现决定性的转变。盟军完全破译出德国潜艇的新密码，同时他们成功地使德国人无法破译他们本身护航所用的密电码。然后，英国人和美国人为护航系统增添了新的协同反击能力，包括旨在攻击德国潜艇的空军支援大队。盟军进一步改进了雷达，他们还引进了新发明的远程飞机，终于能为大西洋上过去没有空中保护的地区提供掩护。最后，盟军迅速扭转局势。仅在1943年5 月间，海上的30％德国潜艇就被击毁。邓尼茨海军上将在遭到挫败后不得不向希特勒报告说：“我们正面临潜艇战中最大的危机，因为敌军采用了新的测位设备……使我们无法作战，正在遭到惨重的损失。”5 月24日，邓尼茨命令潜艇撤至较为安全的地区。虽然他当时矢口否认，但他却正在命令北大西洋的潜艇终止作战。现在，盟国护航船队能够比较安全地渡过大西洋，运送急需的石油以及其他物资和军队。
技术创新、情报、组织工作、新的战术结合在一起，还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最终保证了石油源源不断地从美国大量运往英国、欧洲和苏联。从两条战线上进击希特勒欧洲堡垒的道路业已扫清。经过四十五个月的殊死战斗和不断出现的危机，大西洋战役结束了。国内的奋斗在石油运输的安全成为海上战争的焦点时，哈罗德。伊基斯还在努力设法提高美国的石油产量。当他从石油协调官升为战时石油管理部长时，他的权力得到加强。由于他仍担任内政部长，这个“脾气很坏的老家伙”现在掌握着前所未有的权力。然而那种权力远远不是绝对的。另有大约四十个左右的联邦机构在石油工业的这一部门或那一部门也有发言权，因而伊基斯的战时石油管理部（PAW ）不断与某些机构发生争斗——尤其是负责配给钢材和其他原料的战时生产委员会、制定物价的物价管理局，以及控制油轮的战时航运管理局。伊基斯再三要求罗斯福约束战时机构里那些对抗的特权人物，加强他自己的权力。
伊基斯还受到美国军方不肯与战时石油管理部共同掌握军需计划详细情况的困扰。英国人觉察到此，并向伦敦汇报了这种不愿合作的情况，他们对此感到惊讶和困惑。但是这个问题的核心很简单——美国军方不相信文职人员能对其计划需要量保守秘密，因为从这些需要中可以推断出它的各项计划。伊基斯纠缠在这类冲突之中，以羡慕之情看待英国的制度。他解释说：“在任何有关石油的问题上，英国政府——议会、政府、石油公司和新闻界都是同心同德的。相反，这里的人都在相互挑剔，没有团结可言。英国人知道这种情况，他们也不会不知道。美国国会无时不在进行调查。”
尽管有这些障碍，战时石油管理部仍逐渐成为一个有效的政府和工业的联合体。它敦促司法部撤销反托拉斯法。这是极为必要的，以便各石油公司可以相互洽谈、采取合作行动和集中供应。司法当局仍在对主要石油公司进行反托拉斯诉讼之中，极不愿意撤销反托拉斯法，但白宫不断施加压力，直到它的司法精神最终表现出宽容和谅解；战时石油管理部约有3 ／4 的行政和技术管理人员实际上来自石油业，因而毫不足怪地引起人们对伊基斯大肆批评。但他却坚持认为，选用懂得如何经营石油业的称职人员是必要的。战时石油管理部有按各种职能（如采油、炼油等等）组织起来的全国和地区性的委员会“站立两旁”，而且还从石油业吸收行政和管理人员。因此，它可以通过一个双向交通的体系来对石油业的活动进行指导和控制。
总的说来，在人们日益认识到石油对战争是何等重要的基础上，战时石油管理部的任务受到广泛的支持。即使如此，整个供应系统依然常常濒临匾乏的边缘。在1944年2 月仲冬的一个时期里，纽约仅有两天的燃料储备。但是每次由于战时石油管理部善于采取紧急协调的措施和行动，明显的短缺得以避免，且在美国从未出现过严重的供应危机——如果考虑到供应系统所作工作的艰难，这一点更为令人瞩目。
当然，供应系统成功的关键在于有原油可得。虽然美国在参战时拥有巨大的剩余生产潜力，但无人能够确定军事需要究竟要增长多少，战争又究竟会持续多久。此外，对于美国石油储备基数的关注也与日俱增，人们绝不能感到满意，甚至也无很大的信心。因此，战时石油管理部竭尽全力来提高产量，保持并扩大生产能力。它运用权力来拒绝或确保钻探物资的配给，以迫使石油业人士采用改进的石油工程技术方法。它还力图向石油勘探者提供保证，把钻探费用作为无形支出，免于纳税，以此作为鼓励开采的一种办法。
但战时石油管理部在生产战线上最大的一次斗争是促使物价管理局提高油价，以刺激开采和生产活动。那次，战时石油管理部仅取得有限的成功，只提高了加利福尼亚的重油价格，以刺激生产，满足大西洋美国海军的需要，同时还提高了日产不足十桶的低产油井的油价。但在核心问题上，物价管理局担心出现通货膨胀，抵制了伊基斯想将所有的石油价格在官方1.19美元的最高限价之上普遍提价三十五美分所作的努力。可以预料，整个物价问题上的争执使石油业人士对物价管理局深感不满，一位石油业发言人斥之为一个“共产党团体”。
尽管有各种怨言，美国的整个生产记录还是非常出色的：产量从1940年日产三百七十万桶上升到1945年日产四百七十万桶——增长30％。按1940年有一百万桶剩余生产能力估算，美国基本上可有充分的储备量。但是这项工作做起来比看起来更为困难，因为油田工人在打开油井阀门时，往往会发现实际生产能力低于原来的估计。而且现有油田的产量正在自然下降。所以石油业必须十分艰苦地工作，才能提高生产，然后保持产量。此外，为了保持稳产，石油业必须保持高水平的勘探进度。总的说来，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8 月，美国及其盟国大约消耗七十亿桶石油，其中六十亿桶来自美国。它的战时产油量相当于美国从德雷克“上校”时代直到1941年全部产油量的1 ／4 以上。即使如此，如果盟国对美国石油的要求进一步增加，那么现有的供应仍会遇到真正的压力。
定量供应——旁敲侧击美国要保持石油平衡的另一个方面是消费，由此导致了最大的政治斗争。对于工业用户，要努力使他们从用油改为用煤。对于用油取暖的家庭用户，则要求他们在白天保持室温华氏65度，夜间保持在华氏55度。罗斯福总统本人对美国当时尚未充分利用的天然气资源的潜力极感兴趣。1942年，他写信给伊基斯说：“我希望你会让你的那些人探讨一下利用天然气的可能性。据我所知，实际上在没有发现石油的西部和西南部的若干油田里，蕴藏着大量天然气。因为输往各大社区的距离太远，所以那些天然气仍埋藏在地下。”但争论的焦点是汽油。有些人不计私利，愿意合作，以符合国家减少汽油消耗的要求。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一个名为比。凯尔斯的利他主义精神，她是新泽西峭壁游乐场的工作人员，胆力过人。1942年，她写信给伊基斯，解释她的工作程序：“首先，我在全身浇上汽油，再把一个轻便油桶里的汽油倒在水面上。随后点燃我身上和水面上的汽油，纵身跳进熊熊燃烧的水中。”她要求伊基斯坦诚告知，她所作的八十英尺跳水表演是不是“不利于国防的工作”，因而在战争结束前应该停止演出。
伊基斯的一位助手写了一封对她有益的回信，其中说：“在不明显地有损于你潜水表演观赏特色的情况下，你或许可以在表演时稍微少用一点汽油，或在保持同样效果的情况下，稍微减少一些潜水的次数，这样就可使你按通常介绍的比例减少你的耗油量。”那位助手还补充说：“你的爱国热忱值得赞赏。”
像比。凯尔斯那样的人并不多。在过去三十年中，汽车的使用已在全国普及，几乎没有人愿意放弃不用，除非他们被迫如此。1942年春季，朝这个方向的第一步迈出了：完全禁止将汽油用于赛车。后来，在5 月间，东海岸实行了定量供应——最初使用像餐券那样的汽油卡，加油站在卡上打孔记录。这些汽油卡后来改为汽油票。无论采用哪一种办法，它都激起了各方面的抗议浪潮。佛罗里达州州长同伊基斯通电话，呼吁他推迟实行定量供应，以免妨碍旅游者。东海岸的人不理解后勤和石油运输方面的问题，他们“确切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满载的油轮。罗斯福政府不愿让定量供应汽油使全国不满。在西部辽阔的空地上，除了汽车也没有其他许多可供选择的运输工具。
最后，政府旁敲侧击，用橡胶来找到一个实行全国范围定量供应的办法。日本人占领东印度和马来亚，使其出口至美国的天然橡胶减少90％，而生产合成橡胶的计划则尚未开始实施。结果，美国陷入了“橡胶荒”。由于汽油的定量供应限制了汽车行驶，民用车胎的需求也可减少，这部分可以利用的橡胶物资可以移作军用。因此，在橡胶的名义下将可实行汽油定量供应。但是这项措施即使经过伪装，仍须受到严格的审查。因此，罗斯福任命一个特别庄严的委员会来向国会和公众传达这种想法。委员会的两名成员是哈佛大学和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校长，委员会的主席则非年高德勋、深孚众望的伯纳德。巴鲁克莫属。
对于这项涉及公共关系的工作来说，不可能有比巴鲁克更适当的人选了。在华盛顿，伯纳德。巴鲁克被视为一个非常严肃的实业家。他有很高的声望，是华尔街的一位百万富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伟大的工业鼓动家，现在则是总统的顾问和全国的半官方元老政治家。曾以全国物价管理主要官员的立场与巴鲁克抗争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回忆说：“人们在公开场合普遍对他表示敬意，然而私下里却禁不住表示怀疑。”这种怀疑情绪扩散到了椭圆形办公室和任命巴鲁克主持那个委员会的人那里——罗斯福有一次曾称巴鲁克是“一个公私兼职过多的老人”。
然而，巴鲁克能胜任这项政治工作。他向“象牙塔”上的委员会成员，也就是那两位大学校长保证说，他能够处理好这一实际问题——国会。“让我来对付国会山上的那些参议员和伙伴们，他们大多是我的好朋友。我要在某一天的晚上设宴招待他们。”不少重要参议员不仅是巴鲁克的朋友，而且按照当时的习惯，他们还经常接受巴鲁克的大量竞选捐款，因而他们反过来人人都会完全被他的真知灼见所说服。策略开始奏效。1942年9 月，巴鲁克委员会有力地建议，应当在全国范围节约橡胶的基础上实行汽油定量供应。可是，直到1942年国会选举之后，此项计划才真正付诸实行。果然，来自西部的一百名议员提出抗议，反对新的供应制度。可能是他们当初没有受到巴鲁克的宴请。
定量供应还有一些补充措施，其中包括时速限制在三十五英里。然而，当1943年1 月禁止“非必要驾车”时，甚至激起更多人的愤怒。但由于无人能对“非必要驾车”作出明确的定义，此项特别禁令在几个月后便被撤销了。根据车辆和驾车人的需要和职能，定量供应制度将配额划为五级。贴在汽车挡风玻璃上的级别标志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说明那些幸运的驾车人被认为有必要使用汽车。最幸运的是标明X 级的驾车人——医生、牧师、某些修理工和政府官员，他们享有无限制购买汽油的权利。那些被划人与战争努力似乎无关紧要的类别中的人则感到那么一点羞愧。依据物资和地区能够供应的情况，大多数获得A 级基本配额的人每周可以在任何地方加油1.5 —4 加仑。毫不奇怪，这种制度导致产生真伪莫辨的汽油票黑市交易，在东海岸的各大城市尤其如此。然而，民用汽油的耗用量却大大减少。1943年每辆客车的平均耗油量比I941年减少30％。伊基斯是正确的，美国人抵制自愿节油，却接受了强制性的汽油定量供应，还有对糖、奶油和肉类的消费限制。毕竟，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战争还在进行。”
在美国国内组织石油的生产和消费，只是英、美两国共同凑合和管理的一个更大的国际体系中的一部分。它是这样一个体系，即来自美国西南部的原油，经过提炼并由货船或油轮运往东北部，或者用输油管运到那里，再通过大西洋，然后运到需要用油的地区，或运到英国空军基地的储油库，或装在五加仑油罐内，运给前线的盟军作战部队，或由输油列车运往苏联在巴伦支海的港口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太平洋战区的需要同样紧急，必须按类似的程序向西运送给养。美国人和英国人通过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安排，运用这一体系。他们的工作原则是，在每个战区由一方或另一方完全负责为两国的陆军和空军提供给养。因此，在英国和中东，由英国灌满美军的油柜；而在太平洋和北非，在1942年下半年盟军进入以后，便由美国负责向所有部队提供燃料。
在一场全球性战争中，协同作战所产生的问题是很多的。尽管激烈地争先恐后，物资供应仍必须按照如下的顺序分配：欧洲、北非、太平洋和美国国内经济。油轮运输必须顾及大西洋、太平洋和美国东海岸三方面竞相提出的要求。而且，运输和石油必须相互配合，可是经常发生浪费和混乱。油轮抵港，却没有现成的石油可运，或者有石油待运，却不见油轮到来。不过，尽管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困难和矛盾的，但那个逐渐形成的体系仍为盟国作出了极其出色的贡献。
技术创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军方一直没有预料到石油供应会发生任何特殊问题。陆军甚至没有任何关于用油量的记录。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何根本差异，认识不足。前者是静止战，后者却是运动战。（在战时最黑暗的日子里，斯大林在一次为丘吉尔举行的宴会上祝酒说，“这是一场发动机和汽油的战争。让我为美国的汽车工业和石油工业干杯。”）因此，这是一场要把石油消耗得非常多的战争。就最高用油量而言，驻欧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消耗的汽油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耗油量的一百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典型的美国师使用四千匹马力，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使用了十八万七千匹马力。
的确，直到1942年计划进军北非时，美国陆军才充分意识到石油因素的重要性，
其后相应产生了一个集中化的、经过严格训练的供应组织。总而言之，战争期间美国航运总吨位的一半左右是运石油。军需部测算，当一名美国士兵前往海外作战时，为维持其作战能力，就需要重达六十七磅的给养和装备，其中一半是石油产品。
陆军新设立的油料补给组织推行若干革新措施来促进石油的运输和使用。它采取行动使产品标准化——具体地说，生产一种通用的汽车燃料和一种通用的内燃机燃料。它采用壳牌石油公司创建的一种附有油泵的、特别精巧的轻便输油管系统，它能使石油在作战地区无须使用卡车便能有效地运抵前线。但最大的发展之一是沿用迄今的五加仑汽油罐。陆军发现他们所使用的十加仑汽油罐过于笨重，一个人难以搬动。德国人则使用一种五加仑油罐。为了找到一种更加轻便的容器，美国人和英国人合作，在缴获的德国汽油罐的基础上设计出一种五加仑汽油罐。为了尊重德国的原型设计，他们给这种汽油罐起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绰号：“闪电式汽油罐”，但更通常称之为“德国汽油罐”。不过美国人在德国的设计上作了重要的革新。德国人必须使用漏斗，这样会使油垢进入车辆的发动机。美国人增加一个内装的出油管，可把油垢排出。
战时在技术上最大的一次失败是缩写为PLUTO 的“海底输油管”。这个海底输油系统旨在通过英吉利海峡，连接英国和法国的海岸，目的在于给进入西欧后经过法国进军德国的盟军提供其所需燃料的一半。输油管是建成了，但其设备故障不断产生重大的技术问题。结果，在进军的关键性几个月内，海底输油管的输油量近似涓涓细流。按平均计算，从1944年6 月的D 日至1944年10月，通过海底输油管，每天只输油一百五十桶，为那段时间在西欧美军耗油量1 ％中微不足道的1 ／6.在盟国整个燃料环节中最令人气馁的挑战或许是100 一辛烷航空汽油的供应问题。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主要由荷兰和美国的壳牌石油公司研究人员研制出来的一种100 —辛烷燃料，与通常所用的75—辛烷或87—辛烷的燃料相比，可能使飞机发挥更高的性能——速度更快，动力更大，起飞更速，航程更远，机动性也更强。据测试表明，它在动力方面比现有的燃料提高15％至30％，并可节省大量燃料，从而有可能适用于更远距离航行的飞机。但在战争确实爆发前，这种代价昂贵得多的燃料没有多大市场；在无人问津的情况下，主要由壳牌公司以及后来的泽西石油公司冒着很大的风险，把100 一辛烷汽油的研制和生产能力进行大量投资。壳牌石油公司将其生产的大部分100 —辛烷汽油储存起来。
但是战争爆发意味着突然之间有了市场——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市场。100 —辛烷汽油的优点在1940年的英国战役中得到证实。当时，由100 —辛烷汽油发动的英国喷火式战斗机的性能超过使用87—辛烷的德国梅塞史米特式109 型战斗机。有些人将英国在那场生死攸关的空战中的重大优势和胜利归功于100 —辛烷汽油。但生产这种高性能汽油需要特别昂贵的炼油设备，而且实际可用的产品却极少。产量指标在订定后又一次再一次地提高。两个航空汽油委员会——一个设在华盛顿，一个设在伦敦——建立起来，将数量有限的100 一辛烷汽油分配给所有的军需部门。尽管经常发生短缺，分配人员有时仍觉得他们不得不要浪费一点。在德国潜艇进行威胁时期，他们常把三艘油轮派往一个目的地，希望其中至少有一艘会顺利通过。
盟国所需的100 —辛烷汽油几乎必须全部由美国生产来满足。到1944年，美国几乎生产了总数的90％。1943年4 月，英国陆军部次官罗伯特。帕特森在给伊基斯的信中沮丧地写道：“从目前情况来看，形势将逐渐恶化。除非采取最果断的行动，我看目前的情况不会缓解。”对此，美国人报之以拟定一项巨大的建设和工程计划，这是战时最大和最复杂的任务之一。幸而在三十年代末，主要由一位法国人尤金。霍德利和太阳石油公司的一些人研制的一种新的炼油技术——催化裂解技术——正在发展之中。由于威廉。伯顿三十年前研究的加热催化技术首次取得重大进展，催化裂解促进了100 —辛烷汽油的大量生产。如果没有那种技术，美国就永远难望在任何地方达到航空汽油需求的目标。可是在美国参战时，有限的催化裂解操作才刚刚开始，而且看来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需要的设备十分庞大——一些装置高达十五层楼，而且远比传统的炼油设备昂贵。可是，从此以后，全国各地加速建成了许多催化裂解装置，从最初设计和小规模试验工场的实验，到大规模生产，似乎没有丧失任何时间。
总之，作为100 —辛烷汽油生产运动的组成部分，近百个工厂和专用设施兴建起来，许多现有的工厂也转产100 —辛烷汽油。战时石油管理部和石油业不断同其他与之竞争的机构和企业争夺钢材和其他必需物资，以满足它们在建设目标方面的需求。产量要求越来越高，因而物资需求也不断提高。在高峰时期，所有航空燃料工厂不得不融为一体，作为一家巨型联合企业来经营管理。各种不同的部件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公司之间转运，以求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或者用伊基斯所说的话来讲，“尽可能地弥补产品桶数的不足”。生产工序和燃料本身的不断改善，得到大力推进。结果是飞行员获得了格外强大的动力来压倒敌机，负荷很重的轰炸机也能顺利地飞离跑道。
虽然盟军似乎经常遇到100 —辛烷燃料濒临用尽的情况，但是增加出来的产量奇迹般地满足了日益上升的需求。到1945年，需求量已比战争开始时所计划的高七倍，但此项需要量依然得到满足——美国在1940年的总生产能力为日产不足四万桶100 一辛烷燃料，到1945年已日产五十万四千桶。正如一位将军所说，政府和石油业是“从一顶帽子里变出了油来”。
“无情的时刻”
陆海军石油委员会在战后自豪地宣称：“供应部门从未在任何适当的地方不供应适当数量和品种的石油。没有一次战斗因缺乏石油产品而受到耽误和阻碍。”虽然那种判断在极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也有过一次例外——一供应系统在千钧一发之际，未能发挥作用。
到1944年春季，形势已明显地有利于对德作战的盟军。美军和英军已在意大利登陆，迫使意大利即将停止作战。苏军正从东线长驱直人。其后，在称为D 日的1944年6 月6 日，盟军在诺曼底海滩登陆，开始进入欧洲。但是，盟军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各项计划，突然出现失误。与计划和预期相反，进攻部队发现他们滞留在诺曼底的时间远远超出预料。德国人惊慌失措，却能暂时成功地制止了进攻部队，尽管燃料的匮乏大大限制了他们迅速向前线调动增援部队的能力。德军司令官格德。冯。伦斯泰特陆军元帅被迫下令：“使用人力和马匹运送装备——除非在作战时，不准使用汽油。”其后在1944年7 月25日，盟军终于突破德军的包围圈，德国人在无组织和无给养的情况下败退。现在是盟军感到惊奇的时候了——这时他们居然能轻松和迅速地追击德国人了。
在追击中，没有一支部队比乔治。巴顿将军指挥下率先突破的第三军更加迅猛。巴顿脾气急躁，容易冲动，发怒时犹如火山爆发（最后一点或许是他在打水球时头部受伤所致）。从6 月6 日登陆以后，巴顿认为盟军的战略缺乏胆魄和过于谨慎。面临这种情况，他一直感到难以容忍。1944年7 月，他曾写过一首诗，抒发他的伤感之情：你必须勇往直前，因为战场犹如情场，不这样，你将永远得不到什么……
所以，让我们投入真正的战斗，去冲锋陷阵，去拼搏厮杀，让我们把握时机，让我们忘却在寂静的、布满贝壳的空地上那些漂亮而坚固的基地，让我们竭尽全力去取得胜利！彻底的胜利！
盟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将军常常当众称巴顿是“一个伟大的、善于随机应变的指挥官”。在私下，虽然艾森豪威尔承认巴顿是一名魄力很大的战地指挥官，但他认为巴顿缺乏一个照顾到全局的指挥官所必需具备的那种宏观的重要能力。确实，艾森豪威尔对巴顿是否能够协同作战，甚至他的情绪是否稳定，怀有疑虑。艾森豪威尔说，巴顿太喜欢冒险，太容易采取“鲁莽的行动”。他直截了当地告诫巴顿说：“我非常关心你管不住你自己的舌头，而且开始怀疑你是否具备作出全面判断的能力，这对担任高级军事职务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可是，尽管心怀疑虑，艾森豪威尔依然最坚决地要由巴顿来指挥进军。正如他在给马歇尔将军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巴顿具备作战本领，那是“我们不可缺少的，除非他想自暴自弃”。只要把他置于“一个神志清醒、意志坚定的人领导下，充分注意发挥巴顿的良好才能，而不要为他的好出风头和装腔作势所蒙蔽”，巴顿就会干得很出色。总之，巴顿表示出来的一种令人感到特别放心之处，在于一巴顿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出一种非凡的、无情的冲劲“。因为，艾森豪威尔补充说：”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始终存在着，这场战争，甚至就在这个战场上，可能会出现一种局面，须由这个公认为脾气暴躁然而是勇猛善战的人来冲锋陷阵。“这样便能把握机会，扭转局面。
毫无疑问，巴顿的个性坚强、做事果断、将目标和信心付诸行动的能力，以及他的“好胜心”，等等，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一名卓越的战地指挥官。如果他的性格无须得到上司的信赖，那将会使他所指挥的部队中产生一种强烈的忠诚感。他懂得为自己产生一种传奇式形象的重要性——他在腰间佩带两支左轮手枪，其中一支的手柄上嵌有珍珠，还有三十年代他在西点军校那次未获成功的竞选校长运动中给自己所起的绰号“血性硬汉”。但在他的粗暴外表和严以律己的态度下面，还有另一个巴顿，他在战前曾接受过胃切除手术，并出版过两卷诗集。
巴顿是一个像隆美尔那样善于运动战的大师，他迫切地等待机会来显露才华。他埋怨说：“如果我想飞黄腾达，我就必须投身其间，于出一番令人瞩目的事业来。”他做到了这一点，证明艾森豪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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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认为他具有特殊才干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在腰间佩戴着左轮手枪，指挥部队以惊人的速度从诺曼底突破；在一个月内，他在布雷斯特和凡尔登之间跨越了将近五百英里的广阔地区，解放了法国卢瓦尔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如同隆美尔那样，巴顿瞧不起那些军需官。随着第三军的战线延伸，燃料供应变得日益短缺，他的部队采用一切能够想到的办法来保证燃料供应。巴顿的有些部队假冒不同部队的成员去领取给养；其他一些部队则去抢劫输油列车和卡车车队战者征用卡车回程所需的燃料。确实，巴顿甚至派遣侦察机去后方搜寻可能夺取到的石油给养。
可是将近1944年8 月底，燃料已对盟军的前进形成十分严重的障碍。法国实际上不缺乏汽油，只是那些给养在不对头的地方——远在战线后方的诺曼底——而要将那些燃料运到前线就有一个极大的后勤问题。用供应术语来说，盟军已将“二百六十个后勤计划日”缩减为二十一天。铁路可能是向前线运送燃料的有效途径，但是没有合适的铁路线。无数运油卡车车队沿着一条专用的单程公路线穿越法国，却仍供不应求。随着补给线的延长，往返前线的卡车本身也相应地需要越来越多的燃料。后勤问题最终使快速推进中的盟军几乎耗尽了他们的汽油。隆美尔在1942年挥师横越北非时曾经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巴顿对其处境大发雷霆。他在8 月28日写给他儿子的信中说：“目前，我的主要困难不是德国人而是汽油。如果他们给我足够的汽油，我就可以到我任何想去的地方。”次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发现，由于无法知道的原因，我们始终没有得到我们的汽油配额——一缺少十四万加仑。这也许是想用反手抽击的办法来阻止我前进，但我对此有所怀疑。”
尽管巴顿感到怀疑，其他部队也缺乏燃料。而且，当时作为盟军总司令的艾森豪威尔面临一项重大的决策：究竟将现有的大部分给养拨给巴顿的第三军呢，还是将燃料给予第三军北面的美军第一军，以支援最靠近海岸的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英国第二十一集团军？艾森豪威尔必须自问，目前是否应当放弃他本人拟定的“广阔战线”的战略——保护所有的侧翼——还是设法突破，让巴顿及其第三军插入纳粹“西壁”的齐格菲防线，进入德国本土。或者更审慎些，让蒙哥马利先占领安特卫普，以保证有一个头等的供应港口而免进一步增加供应困难。此外，还有蒙哥马利极力主张的第三种选择——由他亲自指挥一支由四十个师组成的集团军朝鲁尔河方向突破，彻底击溃德军。
当艾森豪威尔踌躇未定时，巴顿就急切地要求前进。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现在掌握着前所未有的最好时机，可以赢得胜利。如果他们肯让我进攻……我们可以在十天之内就进入德国……此事我深信不疑，但我担心那些瞎子看不到这一点。”但是，艾森豪威尔为了协调政治和联合作战的更大要求，特别是为了缓和他与脾气古怪的蒙哥马利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决定作出妥协，分散兵力，将急需的汽油分配给支援蒙哥马利的第一军，而不是拨给巴顿的第三军。
由于汽油补给已降至只有半天的用量，巴顿怒不可遏。他来到美军司令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的总部，“像发怒的公牛那样吼叫”，他对布莱德雷咆哮说：“如果你们让第三军继续前进，我们就将为你们十足赢得这场战争。该死的，布莱德雷，只要给我四十万加仑汽油，我就能在两天之内把你送到德国。”
巴顿不会轻易在给养方面接受限制。这是一个关键性时刻，是一个争先恐后、无情挺进、迅速结束战争、完成自己使命和争取到荣耀的机会。巴顿简直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和失望。他在日记中写道：“除了我，谁也没有认识到这种‘无情的时刻’的真正价值。我们没有得到汽油，因为要合乎蒙哥马利的心意，第一军必须得到大部分汽油。”他命令他的部队继续推进，直到燃料用尽为止，“然后下车步行”。他写信告诉他的妻子说：“我寸土必争，但是力图阻止我前进的不是敌人，而是‘他们’……看看地图！我只要偷到一些汽油，就能赢得这场战争。”
8 月30日，第三军的给养已降至不足正常标准的1 ／10. 它获悉，在9 月3 日以前不会再得到任何补给。巴顿告诉艾森豪威尔说：“我的士兵可以吃皮带，但是我的油柜里不能没有汽油。”
9 月4 日，蒙哥马利部队占领安特卫普。次日，艾森豪威尔在日记里写道：“我现在认为让巴顿再一次向前推进是重要的。”此后，巴顿得到了较多燃料，但时间的流逝却证明是最不能饶恕的。几天过去了，使德军有关键性的时间去重新集结。就在9 月初，希特勒终于放宽了“不得后撤”的命令，因而德军能够撤退、整编和建立防线。巴顿的部队越过默兹河，但在摩泽尔河遭到阻击，这时的问题不再是缺乏汽油，而是德国人非常顽强的抵抗。随后是长达九个月的艰苦和代价高昂的战斗。而且，在德军发起这场拼死的大规模反攻时，是俄国人而不是美国人占领了柏林。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巴顿继续深人德国，一直推进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比尔森。可是，“无情的时刻”之丧失，使他在战场上失去了争取光荣的最后时刻。1945年12月，在欧洲战争结束后八个月，这位运动战大师的一生在一次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故中结束，当时他的私人高级轿车在德国公路上与一辆美军卡车相撞。
盟军果真错失了一次迅速结束战争的重要机会吗？这个问题当时和长期以后都引起激烈的争论。在盟军解放西欧所遭受到的一百万人伤亡中，足有3 ／4 发生在9 月间巴顿的进攻被阻之后。在战争的最后八个月内，又有成百万人死于战斗和德国的集中营里。此外，如果盟军早一点从西线攻入德国，战后所绘的欧洲地图就会大不相同，因为苏联的势力不可能会如此深入到欧洲的中心地区。
对于艾森豪威尔来说，要在转瞬之间在情报有限而又面临高度变化和危险的情况下作出决策，那是极其困难的。同意巴顿的要求可能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将会危及盟军在关键时刻联合作战的真正基础，使整个盟军陷于给养不足的状态，并使第三军处于非常易受攻击的境地。已有报告说，一支德军正在巴顿的侧翼集结。艾森豪威尔在其有关欧洲战争的回忆中，措辞婉转却又直截了当地回答了巴顿对于他曾作出错误决策的指责。巴顿就是不能综观全局。对艾森豪威尔来说，全局的危险一直很大，巴顿的计划也大有可能失败。他写道：勺944 年夏末，据悉德国在其本国尚拥有可以使用的储备力量，任何试图派遣一支小部队越过莱茵河并继续进入德国心脏地区的主张，都是痴心妄想。“即使它攻入德国，这样一支部队也会因为保护其侧翼而减少兵员，规模日益缩小。艾森豪威尔坚持他在1944年8 月那些最后几天里所作的判断：”这样一种企图只会有利于敌军“，而对盟军来说，其结果是”无可避免的失败“。
其他人对此作出不同的结论：错误在于分散兵力而不是把所有盟军都集中在蒙哥马利统率之下，毫不松懈地向鲁尔河推进，直达柏林。巴顿及其部队将会成为那支大军的一个强有力的组成部分。如果那次进军获得成功，其结果是欧洲的大屠杀将会早日终止。
杰出的英国军事战略家和历史学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曾对整个问题作过长期思索。正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写的著作中提出了“不断扩张”的概念，因此被誉为机械化运动之父，并且不无讽刺意味地被称为“闪电战”的鼻祖。利德尔。哈特在1970年逝世前不久，发表了他对巴顿战略的评判。他与巴顿持一致意见，认为1944年8 月末的那几天是“无情的时刻”。德军仍然惊魂未定，毫无准备；莱茵河上没有一座桥梁作好爆破准备。如由巴顿发动一次有力的攻击——巴顿在诗中所说的“竭尽全力”，那就很有可能使防守的德军瓦解和溃败。利德尔。哈特的结论是：“在8 月的最后一星期，巴顿比英军更靠近莱茵河和河上的桥梁一百英里，那时从巴顿的油罐里取走汽油，也许就失去了迅速结束战争的最好时机。”
20、新重心
后来在企业界流传一个所谓“百人时期”，那是战争年月；当时在沙特阿拉伯工作的美国石油人员减少到一百人左右，他们成年累月几乎都与外界隔绝；同时，在全球性武装冲突声中，开发沙特石油一事也被搁置脑后。1943年后期，这“百人”有了一个新伙伴——埃弗里特。德戈利尔，他的来到是一个确实的信号，表明那些在思索战争结束后的未来的人们，没有忘记沙特阿拉伯。
没有一个人比德戈利尔更能非凡地体现美国的石油工业以及它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广泛发展。他是地质学家——同时代里最杰出的一位——企业家、革新家又是学者，曾几乎接触到工业的每一个方面。他出生在堪萨斯州的一个土墙茅舍里，在俄克拉何马州长大。为了逃避修读拉丁文，他在俄克拉何马大学注册攻读地质学，于是出于偶然，他就此确定了自己一生的路程。当他还是一个本科生的时候，他便抽时间前往墨西哥。他于1910年在该处发现了蕴藏极富的拉诺四号油井。该井每天喷油十一万桶，创始了那条“黄金通道”和墨西哥石油的黄金时代。那是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油井，它为日后考德雷一皮尔逊利益集团的石油财富和德戈利尔个人的盖世无双、永世不衰的声誉奠定了基础。
这个发现还不过是事业的开端而已。后来，德戈利尔在把地球物理学应用到石油勘探这一方面，又作出了任何个人所做不到的贡献。他首创发展地震仪这个在石油工业历史上最最重要的新仪器，而且亟力主张使用地震仪，其热烈程度据说达到“要爆炸似的疯狂”地步。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首席地质专家赞誉德戈利尔说，“他寻找石油的兴趣日夜不渝，始终是活跃的。德戈利尔代表考德雷的利益组成了阿美拉达石油公司（AMERADA ），那是一家独立经营的公司，而且搞得很成功。于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前来拉拢他；尽管如此，但他还是走自己的道路，他在三十年代后期建立了德戈利尔和麦克诺顿公司，后来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工程咨询所。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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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也是一种首创，因为它满足了对石油资源进行独立估值的新需要，可作为银行和其他投资者融资的根据。
到了四十年代中期，德戈利尔已经成为几倍于百万富翁的富翁，嗣后他的所得是一年平均两百万美元。最后他对赚钱感到厌烦，转而大量地捐赠施舍。说实在的，德戈利尔并不只顾搞石油、赚大钱而已，其兴趣广泛得很。他是逐步发展成为得克萨斯仪器厂这项事业的创办人的。他非常熟悉墨西哥，称得上墨西哥历史家。他收集了许多卓越的图书著作。《星期六文学评论》行将破产时，他出资帮助这家周刊渡过难关，并成为该刊的董事长，尽管他对它的政治见解从来不很在乎。
身材矮胖、生气勃勃的德戈利尔长了一个狮子头似的脑袋，许多年以来，他在石油工业公会里是一个平易近人、受到高度敬仰的人物，在工业界里，他讲的话很有份量，极受重视。当然，他是一个靠自己努力而成功的人，罗斯福的新政对他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战争一爆发，他就被召前往华盛顿，要他去担任战时石油管理署哈罗德。伊基斯的一位主要副手。他去了，尽管有些勉强。他的责任是，在美国全国帮助组织生产和使生产合理化。可是在1943年，他被授予一项特别使命：去估计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其他国家的石油潜藏量，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已经上升为一项具有关键性和争议十分激烈的问题的中心。
三年以前，即1940年，德戈利尔曾在得克萨斯对一组人员演讲中东石油问题。他说，“在石油工业的历史上，以前从未发展过这样一群第一流的大油田，而且分布在这样广阔的地带里。我敢贸然地预言，我们至今一直在研究的地带在未来二十年中将成为全世界最最重要的产油区。”如今在1943年，他得一机会去亲自看看。即使如此，但他并不期望有此一行。他写信给他的妻子说，“很久以前，在我看来，由某一个美国人作此旅行去估量情况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他加上了一句：“旅程难以预料——可能很不舒服和带有一些冒险。我不是林德伯格。”
战时去中东并非易事。第一站是迈阿密，在那里，他那架飞机在着陆时爆了一只胎，乘客只得在附近等候换机。最后，德戈利尔及其使团的成员搭乘一架军用飞机，飞越加勒比海，先到巴西、非洲，最终到达波斯湾。他们的日程是先去伊拉克和伊朗油田，然后去科威特和巴林，最后去沙特阿拉伯，观察现有的油田和参观已经鉴定过的其他结构。有一次在歇脚后，德戈利尔写信给他的妻子说，“这次在整个旅行中，除了相当荒芜的土地之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别的东西……事实上，得克萨斯同我们所见到的这些地方相比，真算得上是一座花园。”
主人们隆重地请他品尝羊眼，却想不到德戈利尔很快掌握了吃羊眼的技巧。他沿路注意到了许多稀奇的景象。但引起他想象的不是别的，正是地质情况——在周游沙漠时，他那双老练的眼睛所发觉的一些线索、从地图上推断出来的一些暗示、油井的一些报告以及地震工作情况等等。在沙特阿拉伯，有三个结构已经开发，其贮藏量估计为七亿五千万桶。但从类似的结构的鉴定中测可推测和断定其数字可能还要大得多。同样的情况也见之于沿波斯湾的其他国家。如果开发，物质体力方面的消耗虽然巨大得很，但还是值得的，因为回收将数倍于投入。由于德戈利尔是一个搞石油的人，对他来说，阿拉伯半岛的荒芜沙漠是一个黄金国，够得上成为神话天地。他兴奋极了，因为他认识到自己正在调查一件在石油工业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他曾经发现过每天喷油十一万桶的油井，但即使像他这样的人，在石油行业半个世纪的经历中也从未看到过如此巨大的规模。
1944年初，他回到华盛顿以后报告说：该地区——包括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和卡塔尔——已经证实了的和可能有的贮藏量约计两百五十亿桶，其中沙特阿拉伯约占20％——大概是五十亿桶。德戈利尔是一个保守的人，他代表美国政府估计时所应用的“已经证实”和“可能有的”贮藏量的标准，一如他在替一家银行估评其储备时所使用的保守标准。事实上，他觉得贮藏量还要多得多。确实，他在这次旅行后所作出的估计听起来像狂人咿语——他估计该地区贮藏量高达三干亿桶，沙特阿拉伯独占一千亿桶！他这个使团的一个成员对国务院官员说，“这个地区的石油是全部历史上最巨大的一笔天赐财富。”
比任何具体数字更为重要的是德戈利尔对这些石油的巨大贮藏量的重要性所作出的全面判断，他说：“世界石油生产的重心正在由墨西哥湾一加勒比海地区移往中东——波斯湾地区，而且很可能要继续转移，直至重心牢固地确立为止。”这个判断出自一个扎根于美国工业的人之口，它构成了为美国吟咏的悼词，哀悼美国在世界石油业中后退的地位——统治的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须为盟国生产它们所使用的近90％的石油量，但是这个数字对美国作为世界供应者这个角色来说，已经达到饱和。美国作为一个石油输出者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其地位即将消逝。不过，德戈利尔的话不仅仅是一篇悼文，而是在石油工业中的预测，涉及行将深刻地影响世界政治方向的一个惊人的重新定向。
“同盟国有钱”
英国政府早已积极地参与中东的政治和石油生产，美国却历来忽视这个地区。美国这种谨慎小心的对待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尽管话也说了，做也做了，但当时中东的石油生产在数量上还不算多。1940年，这个地区（包括伊朗、伊拉克和整个阿拉伯半岛在内）所生产的石油还不到全世界产量的5 ％，而美国的产量却占全世界的63％。
然而，即使如此，还是有些人能看出一重心“在转移。1941年春，加利福尼亚一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CASOC ）的副总经理詹姆斯。特里。杜斯曾经写信给德戈利尔说，他”正在越来越密切地观察波斯湾“，并说，”我们在该地区现有的油田同在美国所经历到的完全不同，甚至东得克萨斯的情况也不能与之相比。石油的贮藏量大得无可置信，我不得不常常用手背擦擦眼睛，像庄稼人那样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家伙。’“
但是那时候，轴心国在俄罗斯和北非采取攻势，中东处在危险之中。由此，正在日渐减少的美国人——驻在沙特阿拉伯的“一百人”——主要的工作并不是专心致力于开发，而是正相反：计划如果油井遭到轰炸，如何保护它们（方法是灌以水泥），以及万一有必要，到了“什么都不留给”正在向前推进的德国军队的地步时，如何把它们毁掉。因为同样的缘故，在科威特和伊朗的油井都给堵上了，这一切都是会同英美军事当局协调执行的。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对沙特阿拉伯和中东的方针将有所变更。变动的触发很像十年以前三十年代开始时的情况；那时去麦加朝圣再一次完全受阻，因为在沙特阿拉伯发生了新的金融危机。但这一次不是经济不景气，而是战争中断了朝圣者的人流。更糟的是又发生一次旱灾，农作物都欠收。传统的工业——制刀业和制革业——更是艰难困苦，生产不足以弥补损失。到了1941年，伊本。沙特再度面临一次真正的金融危机。国王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正如他于1942年向一个美国人解释的那样，“阿拉伯人有宗教，但是同盟国有钱。”
于是，国王不得不再次求援——向英国人呼吁，他原是在英国人的政治势力范围内运转的；又向加利福尼亚一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和它的两个美国母公司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呼吁。对将来的石油生产，这些石油公司都不想增加贷款，特别是在发展受到约束的时刻，可是谁都不肯冒失掉开采特许权的危险。或许华盛顿会来解救。又有人提出：或许那个战时援助计划的租借法案能够提供帮助。但是美国国会已经批准租借法案只向“民主的同盟国”提供援助。不幸的是，沙特阿拉伯是一个王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比方说也不像英国国王，沙特国王并不全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王。最后，在冗长费力的讨论之后，罗斯福决定美国不给予任何援助。他指令他的一个副官说：“告诉英国人，我希望他们照管一下沙特阿拉伯国王。对于我们来说，这件事离我们远了一些。”
英国人果真挺身而出，除在其他方面出力以外，还提供了价值两百万美元的新硬币，英国的财政援助日后还将继续大量增加。但是美国的石油企业家亟力要使沙特国王相信英国的这笔援助实际上是美国给予的——因为英国是接受美国援助的。那些石油企业家说，那意味着援助其实来自于美国，只是不直接罢了。
“我们的石油快用光了！”
美国参战后，接着就是在1942和1943年期间对中东的重要性作了一个全面重估，其根据是一种新的见解，它牢牢抓住了华盛顿但不一定是那些石油公司的注意力。这种新见解是，石油被视为战争需要的关键性的战略商品，对于维持国家的权势和国际上的支配地位来说是必需的。如果说有一个能够形成轴心国的军事战略的单独资源的话，那就是石油；如果说有一个单独资源能够击败轴心国，那也是石油。同时，由于美国几乎是一手包办为同盟国的战争行动出力和加油而空前地大量耗费其本身的资源，为此在美国开始产生有朝一日石油会匾乏的恐惧感。那是对美国的石油地位再次抱悲观的一个时期，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情况，只是这种悲观情绪由于这次大战的缘故而显得更深刻和紧迫罢了。那末，普遍的长期的匮乏对美国的安全和未来将意味着什么呢？
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早期，在新发现石油资源和原来探明资源的增加方面，美国出现了爆炸性的进展。可是从三十年代中期起，虽然对现有油田的贮藏量有相当可观的“修正和增加”，新油田的发现率已经非常猛烈地下降，从而使人们产生这样的看法：将来要有所增加更为困难、花费更大和增加也更为有限。新发现的直线下降使那些负责支撑全球战争的人吃惊和害怕。1943年战时石油管理署负责储备的主任说：“报酬递减律正在起作用。由于新油田不再形成，何况其数目最终是有限的，供应枯竭的日子迟早
要来到。”他还说，对于美国，“发现石油的走红运的日子基本上已属于历史了。”
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基斯同意这个看法，他在1943年12月发表的文章的标题使大家对其立场一目了然——“我们的石油快用光了！”在那篇文章里，那位“老暴躁”不吉利地警告说，“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别人的石油来打仗，因为美国将没有石油。……作为世界石油帝国无上权威象征的美国王冠正在倾斜下滑，盖住了一双眼睛。”
这种黯淡悲观的分析所能导致的结论只有一个。尽管那时候石油从美国一些港口流到所有的战争前线，美国注定要成为一个石油的净进口国——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规模的转变，而且是可能涉及严重的有关国家安全的一种转变。关于美国可恢复的石油资源这个问题所抱的战时悲观情绪，引起了人们后来所称的“保存理论”——即美国，特别是美国政府，必须控制和发展属于“治外法权”（外国）的石油储备，以便减低国内供应方面的消耗，保存这些贮藏量以备将来之用，从而保证美国的安全。甚至那些主张私有企业的共和党人也在要求政治直接卷人外国石油特许开采权的事宜。因为，一位著名的共和党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宣称，“历史并不使我们有把握地说，单凭私人企业就会充分保障国家利益。”那么，到哪里去找这些外国贮藏量呢？只有一个答复。国务院经济顾问赫伯特。费斯说，“在所有的情况调查里，铅笔所指都乖乖地停止在同一个点、同一个地方上——中东。”
于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得出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指导着英国石油政策的相同的结论——把中东处于中心地位，可惜已经迟了一些。在该地区，这两个同盟国，不管在战时全面合作时多么互相信赖，肯定都带着相当大的猜疑在互相揣度。英国人深怕美国人试图把他们从中东挤出去，甚至不给他们享用目前在他们控制之下的石油贮藏。英国认为中东地区对帝国主义战略和统治印度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伊本。沙特作为伊斯兰各处圣地的看守人，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因为英国在印度统治着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的穆斯林。他也可能经证明是英国在巴勒斯坦窘境中亟力想找到出路的最起作用的因素，巴勒斯坦当时是英国的委任统治地，被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越来越凶狠的纷争搞得乱七八糟。
美国的石油公司和政府官员在整个战争过程中都深为忧虑，担心英国人怀有一个恶毒的阴谋：一旦涉及中东石油时，它将对美国来一个先发制人，把美国的一些公司赶出去，特别是从沙特阿拉伯驱逐出去。当英国人派遣一个灭蝗团去沙特阿拉伯时，加利福尼亚一阿拉伯石油公司绝对肯定那实际上是石油地质秘密勘探队的伪装。海军部副部长威廉。布利特把全部忧患概括成一个警告：伦敦会把美国的公司“七摇八晃，晃出特许开采区，而把英国公司晃进去。”
说实在的，美国人可悲地把英国关于沙特阿拉伯的意图说得言过其实了——也夸大了英国实施这个意图的能力。英国人谈不上处在能够赶走美国人的地位，他们深深地依赖美国人；总的来说，他们确实要美国进一步卷入中东，为了安全和资金这双重理由，而且事实上他们正在想方设法来减少他们对沙特阿拉伯的援助。但是，美国人为这些不安和忧虑所困扰，他们能做些什么呢？在他们面前出现三种可供选择的办法：第一，按照英波石油公司的模型取得对中东石油的直接所有权；第二，同英国人磋商某种解决方式和某种制度；第三，把这件事交给私人之手去处理。可是，时处战争中途，普遍地不安定，即使一切都由“私人经营者”去搞，他们也会感到紧张不安。他们需要政府的支持，这样他们又须前往华盛顿求助。
“凝固化”政策加利福尼亚_ ——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的两个合伙者——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是唯一的两个与阿拉伯石油有关的私营公司。它们深怕英国人可能对沙特国王的财政取得支配地位，以便挤进沙特的石油事业而捧走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这两家公司也为另外一件事担忧。它们已经向沙特石油投入大量的资金并承担财政义务，而且要求还会大大增加；它们知道自己屁股正坐在一宗具有极大价值的资源上面。但是，沙特阿拉伯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只有二十年。伊本。沙特的王国——以及特许开采权——在国王本人死后会不会还存在？
遏制英国、增强特许开采权以及保护异常宝贵的资产，使之不受政治风险的干扰，这是不是胜于给沙特政府以美国援助，或许甚至胜于美国政府直接卷入？驱逐私营公司是一回事——毕竟仅仅在几年以前，墨西哥把石油公司的特许开采权收归国有而且实际上没有受到什么惩罚——而承接世界领导权是另一回事。由美国政府直接卷入沙特阿拉伯就是后来成为一些人所知道的“凝固化”政策。
1943年2 月中旬，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一阿拉伯石油公司的总经理们来到华盛顿，谦恭地上访国务院。他们呼吁政府予以财政援助来遏制英国人，并保证“战后纯粹是美国企业在那里继续经营”。如果华盛顿愿意站出来予以援助，作为交换，他们愿意向美国政府提供对沙特石油的某种特别的机会或购买权。
2 月16日，强烈主张政府介入的哈罗德。伊基斯在午餐时就沙特阿拉伯这个题目，对罗斯福总统喋喋不休。这位内政部长说，那“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大最富的油田”。英国人正试图撇开加利福尼亚一阿拉伯石油公司而“挤进去”，而且英国人“从来不忽略凡是有石油的地方他们都要进入的任何机会”。正是伊基斯和其他政府官员的那些论据，而不是石油公司总经理们的请求，最后动摇了罗斯福。1943年2 月18日，罗斯福总统同伊基斯共进午餐后两天，也就是他曾经宣告沙特阿拉伯“离我们远了一些”后的一年有半，总统批准向伊本。沙特国王提供租借法案援助。那仅仅是开始。不久，陆海军石油委员会提出它1944年的预测：石油的严重缺乏迫在眉睫，这将威胁军事行动。军人们的忧虑进一步有力地推动美国政府倾向沙特阿拉伯。
对一个友好的纵然不是民主的政府予以财政援助，即使是在租借法案的幌子下，是一回事；但设法获取一个外国的资源的直接所有权完全是另一回事。可是，这正是随后发生的情况，其中一部分是借“石油储备公司”的名义付诸实施的，这个公司是新产生的一个政府性质的实体，是天生机灵的伊基斯所擅用的机构，其目的是为了真正获取外国石油储藏的所有权。在这一着上，他受到陆军和海军的强大支持。只有国务院退缩不前。正如国务卿赫尔危言耸听地对罗斯福说的，制造“新的炽烈纷争”是可怕的，因为，国务卿提醒总统说，“上次战争后举行的许多会议上，石油的气氛和味道几乎令人透不过气来。”
石油储备公司的目标是沙特阿拉伯。1943年6 月，伊基斯在白宫遇见了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海军部长弗朗克。诺克斯和战争动员署署长詹姆斯。贝尔纳斯。他们“吃惊地看到国内供应的迅速减少”，并一致认为需要政府“在非常重要的沙特阿拉伯油田”获得“一份所有权”。7 月，罗斯福在白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确认了这个令人吃惊的决定。一位会议参与者说，“讨论是愉快的、简短的，但不够透彻。总统的谈话和点头带着孩子气的、以此为乐事的色彩，这种情绪每当涉及近东国家时通常会表现出来。”此外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解决从加利福尼亚一阿拉伯石油公司那里或特许开采权方面将获取多少？在一项归功于约翰。D.洛克菲勒的动议中，会议作出决定说，政府的那份“所有权”应当不少于100 ％！
1943年8 月，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总经理W.S.S.罗杰斯和哈里。C.科利尔毫无猜疑地、天真地先后进入内政部伊基斯的办公室。他们以为他们将讨论援助以交换沙特石油的自由购买权。伊基斯却当场抛出他的主张：政府要从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那里把整个加利福尼亚一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买下来。事后，伊基斯带着一些满足情绪评述当时的情况说，他的惊人的提议“真可以说使他们目瞪口呆”。出现一家政府所有的并在国外经营的公司，对美国来说，将是一次异乎寻常地背离常规之举。它也将改变有关的两家私营公司的地位。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罗杰斯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科利尔勉强能说出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开价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震惊”。他们两家公司想要的是援助，而不是被吸收。参与这次讨论的一个人说，“他们想去钓一条鳍鱼，却碰上了一头鲸鱼。”
再经过几次讨论后，伊基斯把他建议的股份额从100 ％削减到51％，这是模仿英国政府在英伊石油公司内获得所有权的做法。他甚至建议把企业的名称也取法于莫伊石油公司而定名为美伊石油公司。可是有人认为这个名称，至少在词序上，伊本。沙特可能不会接受，因为他的目的在于把王国内的外国资本投入控制到最低的程度。
伊基斯一边在同那两家公司谈判，一边在探索同在科威特的海湾石油公司做成同样交易的可能性。不过最后他还是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成交。美国政府将以四千万美元的代价获得加利福尼亚一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的1 ／3 的股份；该项资金将用来资助腊斯塔努腊地方的一个新炼油厂。还有，政府将有权在和平时期购买加利福尼亚一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生产量的51％，在战争时期则为100 ％。
于是，美国行将进入石油交易了，或者看来是要这样进行了。但是，接着美国石油工业的其他公司站出来了，可以说是怀着义愤和怒火。它们中间没有一家公司要政府闯入石油交易，认为政府将是一个巨大的竞争者；它说不定会维护外国石油生产而压制国内石油生产；那也许只是走向石油工业受联邦控制，或者甚至是国有化的第一步。强烈的反对声不仅来自那些独立经营的公司，也来自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一真空公司（MOBIL ），它们本
身对沙特石油发生兴趣并且不愿意让别人取得先买权。
伊基斯为了美国所作的战争努力的利益。辛勤地工作来动员整个石油工业；他花不起由于同加利福尼亚一阿拉伯石油公司争夺而中断战争努力这样一笔代价。所以在1943年晚期，他突然退却和推翻原计划，他责备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一阿拉伯石油公司太贪婪和太倔强。美国想获取外国石油直接所有权的行动就此告一结束。
但伊基斯不会因受到阻止而罢休；从1944年开始，他提出了另一个计划：使美国政府进入外国输油管交易。伊基斯与加利福尼亚一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在原则上商定：美国政府将通过石油储备公司，准备花费一亿二千万美元来铺设一条把沙特和科威特的石油经过沙漠运输到地中海的输油管，以便在那里再装船运送到欧洲。作为这笔交易的一部分，这些公司将为美国军方确立十亿桶的石油储藏量，石油可以按市价七五折购买。
但在1944年的冬春之交，许多力量动员起来反对这项新的计划。国会议员已在要求撤销石油储备公司。其他一些石油公司一想到（正如赫伯特。费斯所说的）它们“将同享有特权者竞争”而大发雷霆。独立经营的石油企业家对新计划也予以谴责，认为“它威胁我们国家的安全”，而且是“走向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步骤”。它将在世界石油市场上助长残酷无情的竞争（这是美国独立石油公司协会指出的），破坏国内油价和损害国内工业。自由主义者反对这项计划，认为这个计划将帮大企业和“垄断公司”的忙；孤立主义者反对它，因为他们不愿看到政府确实如字面上所说的，钻进遥远的中东的沙土里去。早些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曾经表示过这一条输油管是“一项应付军事上迫不及待的需要的事务”。但是不久盟军在西欧发动反攻；当时在欧洲进行的战争结束在望，故而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愿意重新肯定他们以前提出的意见。这次举动是反对者和批评者有力的结合；最后，这“老暴躁”大光其火并威胁着要辞职，政府的输油管计划终于自行消失，后来完全销声匿迹了。
“一次关于石油的争吵”
于是美国政府终究不再想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石油交易了。可是还有另外一条可供探索的道路：在管理世界石油市场方面同英国结成伙伴。两国政府已经开始在探索对方对这样一种安排的看法。在波斯湾地区虽然已经有若干油井用水泥堵塞，可是那些熟悉该地区的潜势的人已开始在担心它战后的生产量对市场会起什么影响。战后从波斯湾生产出来的廉价石油这股涨潮可以打破平衡而造成不稳定的局面，正如三十年代早期来自东得克萨斯的那股石油洪流一样。同时，在美国有许多人仍在不断担忧美国的石油贮藏枯竭的问题，他们要减少别国对美国石油的需求。按他们的看法，美国的主要目标应当是打破战前的约束而相反地要使中东生产达到最高额，特别是在沙特阿拉伯。这样做，其结果将在供应安排方面造成一个基本变化：欧洲主要可以从中东而不是从西半球取得供应，特别是不从美国的贮藏量中取得供应，而美国的贮藏可以保存起来以备美国自己使用和维持美国的安全。
在英国人方面，他们深深地担忧在中东不顾一切地生产石油会造成混乱。他们拍特许开发权获得者之间的生产竞赛会设法去满足中东的石油国家越来越大的税收胃口。如果石油问题在战争结束前得不到解决的话，其结果将造成毁灭性的市场充斥。由于油价低廉，这种供应过量可能剥夺产油国政府应得的开采权收入并最终威胁开采权的稳定。再者，尽管许多美国人另外有些想法，英国人仍然赞成美国进一步参与中东石油开发。其他方面不谈，英国参谋长认为这种卷入会在保卫该地区方面增加“我们获得美国援助的机会”，特别是在抵制“俄国压力”方面。英国参谋长接着说，“美国大陆的资源构成我们最可靠的战时供应，所以采取任何可以有助于他们资源的保存的步骤，是对我们有利的。”不过怎样能使美国人相信联合管理，不是放任开发，将是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呢？
英国人亟力活动，想就中东石油问题同美国人开始谈判。1943年4 月，英波石油公司在纽约的代表巴兹尔。杰克逊同詹姆斯。特里。杜斯会面，后者暂时离开了加阿石油公司总裁的职位，担任战时石油管理署的对外部主任。杰克逊提出警告说，“世界石油市场出现巨大的过剩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情况。”他又说，但是不可能“由各石油公司就近东石油的未来问题取得任何协议”。美国的各石油公司受到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束缚。如果等到战后再采取行动，那就太晚了。杰克逊在谈话结束时说道，然而达不成这个协议，将出现“一场剧烈的竞争性斗争”。
杜斯表示同意。两人都认清摆在前面的基本问题，是一个将形成战后的石油秩序的问题。石油开采权的使用费是（或者不久将要是）海湾各国的主要岁入的来源。因此，那些国家将对石油公司继续施加压力——还以隐蔽的和赤裸裸的双重威胁来增强声势——来增加生产，以便增加岁入。行使某种全面的分配制度可以有助于抵消压力。
杰克逊陈述的意见在美国政策制定者中间广为流传。伊基斯给罗斯福本人送去一份，并注上：“我们应当在世界各地都有可以得到的石油。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使我们在石油问题上不能同英国人达成谅解。”然而双方的猜疑如此之大，要两个盟国在它们各自政府里，甚至就如何组织讨论而达到理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任何关于举行一个讨论中东石油的会议的意见，担任枢密院大臣的报界巨头比佛布鲁克勋爵对丘吉尔说，“应当束之高阁。石油是我们所剩的唯一最大的战争资产。我们应当拒绝同美国人分持我们这最后一笔资产。”
但是英国政府中其他人士却坚持要与美国人制定一个计划。1944年2 月18日，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哈里法克斯勋爵同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就石油问题和如何着手进行争论了近两个小时。后来，哈里法克斯向伦敦发电报说，“美国人对待我们很坏。”对于在国务院进行的讨论，哈里法克斯感到很心烦意乱，故而他立即请求同总统亲自会面。当天傍晚，罗斯福在白宫接见了他。他们的讨论集中在中东问题上。罗斯福试图缓解哈里法克斯的疑惧和恼怒，他给大使观看了一张他绘制的中东草图并对大使说，“波斯湾的石油是你们的。我们只是分享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石油。至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那是我们的。”
罗斯福手画的地图不足以缓解那紧张的局面。实际上，以前几个星期的发展导致了总统和首相之间的冷淡的意见交换。1944年2 月20日，丘吉尔读了哈里法克斯关于几次会议的报告后几个小时就给罗斯福去了电报，说他一直“怀着越来越大的不安心情”注视着关于石油的来往电报。他声称，“石油的争吵将为我们已经把自己与之束缚在一起的巨大联营企业和牺牲谱写一首不幸的前奏曲。我们这里在某些方面出现了疑虑，担心美国想要剥夺我们在中东的石油资产，尤其是我们海军的全部供应都依靠这笔资产。”他说，直截了当地来说，有些人认为“我们正受到别人的强逼硬挤”。
罗斯福尖锐的答复说，他已经收到报告说，英国人正在“觊觎”和想“侵犯”美国一些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开采权利。罗斯福在回答丘吉尔的另一封尖锐电报时又加上一句，“请接受我的保证：我们并不艳羡你们在伊拉克或伊朗的油田。”丘吉尔回电说，“允许我也回敬您我的最最充分的保证：我们没有想到试图闯入你们在沙特阿拉伯的利益和财产。”但是，虽然英国并不想攫取领土方面的好处，“她也不会让正当地属于她的任何东西被人剥夺，尤其在她为了正义事业已经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之后——只要鄙人，您的卑微的仆人，一直受到委托在处理国家事务的话，至少是不会如此的。”
这样尖刻的电报来往证明石油在世界政治上所呈现的重要性。但是，这两位人物都在设法把争吵撇在一边，故而谈判就接着于1944年春在华盛顿开始了。手头的争论问题在第一次会议上，就由国务院的石油顾问在开幕词中提出。他说，谈判的中心目的“不是由于短缺而进行配给，而是对富裕的有次序的发展进行有次序的分配。”换言之，不论美国的石油前景如何，从全球观点来看，问题将是石油过多，以及如何控制生产。对中东的石油形势，英国的估定已经被人普遍接受。
定额和卡特尔比佛布鲁克勋爵对美国的经济野心怀有明显的猜疑，1944年7 月他来到华盛顿谈判最后的协议。詹姆斯。特里。杜斯当时已回到阿美石油公司，他写信给埃弗里特。德戈利尔，评论比佛布鲁克的来到。他说，“我推测战争又开始了。就羊肉来说，狮子是不会放弃的—一如果伪装成羊排，这或许是例外。”
在华盛顿时，直率的比佛布鲁克提出了没有人真正想集中讨论的尴尬问题。在伦敦时，他曾经私下描述过那项正在形成的协议是一个“巨物般的卡特尔”，说它是一项由美国人操纵来保护他们的国内生产者而牺牲英国的协议。他同美国在华盛顿谈判时，比较客气地评论说，双方是真正在试图提出一项“按现状达成的协议”，这种协议与阿奇那卡里协定没有什么不同，也与随后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后期各公司之间订立的限制性协定没有什么不同。
美方的谈判人员立即表示异议，其中一人怒气冲冲地回答道，“目前在讨论中提到的石油协定当时是在同‘卡特尔’一词风马牛不相及的基础上制订的。那是一项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商品协定，是基于有秩序发展的某些广泛原则和可靠的工程技术之上的。它的导向是保证石油的充分供应来满足市场需求。”
不明显的一点是，比佛布鲁克是否受人劝说而改变主张呢？可是，几天以后英美石油协定就绪，于1944年8 月8 日签订。其目的在于保证对各个方面都“公平”，包括产油国在内。协定中心体现在成立八人的国际石油委员会这一点上。委员会将对全球的石油需求进行估计，然后依据这样一些因素，诸如“可利用的贮藏、可靠的工程技术、有关的经济因素以及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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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油国和消费国的利益”，来部署建议性生产定额，“目的在于充分满足不断扩大的需求”。委员会还将向两国政府提出关于如何促进世界石油工业发展的报告。接着，两国政府将谋求“使这些良好的建议得以实施，而且只要有必需和可取的场合，保证它们的国民的活动与此一致”。
究竟作为旨在稳定一项重要工业的“商品协定”来看待，还是作为一个政府经营的卡特尔来看待，事实上英美石油协定是与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早期的市场经营的直接衔接，既与“按现状达成的”阿奇那卡里协定衔接，又与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衔接。它的基本目的是一样的。平衡不一致的供应和需求，管理、处置剩余量以及使过度供应和石油充斥的市场得以恢复秩序和稳定。该协定虽然很可能已经满足了罗斯福政府和英国人，可是马上受到了独立经营的美国石油界和他们在国会中的盟友的猛烈攻击。独立经营者比起主要的石油公司来，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势，而且如果说他们仅仅不喜欢伊基斯的阿拉伯输油管计划的话，那么他们对石油协定是厌恶的，他们害怕这项协定将为国内石油生产受到国际管制打开大门。由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其会员都是在得克萨斯获选的）来制订石油生产率是一码事，而由一半是“英国佬”和一半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委派的人所组成的委员会来制订则是另一码事。更有甚者，促动国内石油公司反对这项协定的因素是大量的廉价中东石油这个幽灵，它将夺走他们在欧洲的市场，也许甚至涌入美国而使油价疲软。独立的石油企业家害怕国际公司会操纵这个协定来决定性地控制世界贮藏量和市场，然后利用这种控制把他们赶出石油业。
主要的大石油公司也警惕起来，但是理由不同。如果他们同国际石油委员会合作的话，他们怕将来在某一点上会触犯反托拉斯法——如规定油价和操纵生产——而受到法律上的攻击。当他们在三十年代后期为了响应他们以为是政府的意愿（特别是在哈罗德。伊基斯的指示之下）而终于采取行动来稳定市场时，他们发觉自己已被司法部送上法庭，被指控违犯了反托拉斯法，当时称为麦迪逊案。向他们提出的所谓“鹅妈妈”反托拉斯的诉讼，后来仅仅因为美国参战，华盛顿需要合作才中止。这一次大公司可不愿意再冒什么险了；他们要获得反托拉斯法的豁免才肯往前走。
不论大公司和独立经营者之间有什么分歧，整个石油业现在看来都站在一起来反对这个协定。伊基斯向罗斯福诉苦说，“石油工业就这件事无缘无故地结成团伙，真是莫名其妙。其中有些企业无中生有，没有鬼却说看见了鬼。”协定作为一项条约递交给参议院，但是事情很快就清楚了：正由于如此看待，协定将落得不光彩的失败下场。1945年1 月，罗斯福政府撤回这个协定，以便反托拉斯问题以及其他争论问题得以处理。不久以后，试图修正协定所作的努力也暂时搁置起来，因为罗斯福和他的高级顾问们出发去苏联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同斯大林和丘吉尔一起开会、这些大人物的目的是为战后的国际秩序奠定一个基础——在战后世界里规定出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的形式和规模。
“孪生兄弟”
然而中东石油问题甚至也触及这个旅程。雅尔塔会议之后，于2 月中旬，总统专机“圣牛号”把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从俄国运送回来并到达埃及境内的苏伊士运河区，在那里他们登上停泊在运河中的大苦湖的美国船“昆西号”。另一艘美国船“墨菲号”则带来一位贵宾——伊本。沙特。
对沙特国王来说，此行也许是四十五年前那次离开他的王国以来的第二次外出，那时他离开流放的所在地科威特，前去采取收复阿拉伯的第一步——袭击利雅得。这次，在两三天以前他已登上“墨菲号”，那时船停泊在吉达，与他一起在船上的有四十八个人。他的随行还须包括一百头活羊在内，但是经过谈判，按照在美国船上六十天的供应计算（包括冻羊肉），羊的数目减至七头。伊本。沙特拒绝舰长所提供的舰长室而睡在甲板上临时搭起的帆布帐篷里，帐篷直伸到前甲板，里面铺上东方地毯，配上国王一只自用的坐椅。
伊本。沙特一登上总统的那艘船，烟不离口的罗斯福，出于尊重国王的宗教戒律，在国王面前不再燃烟。可是在去吃午餐的途中，罗斯福坐的轮椅被送入另外一座电梯。总统接了一下红色应急钮，让电梯暂停，等他拍完两支香烟后才再去同国王会面。罗斯福的兴趣包括：在巴勒斯坦要有一个犹太人的故国、石油以及中东战后的图形。伊本。沙特想保证战后美国继续对沙特阿拉伯发生兴趣，以抗衡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他在位时期，英国的势力一直是对他的一种长期威胁。在回答罗斯福倡议成立一个犹太故国时，强烈地反犹太人的伊本。沙特建议：可以在德国划一块土地给那些设法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无家可归的犹太人作为他们民族的家园。
罗斯福和伊本。沙特相处很好。在某一点上，国王宣告他是总统的“孪生”兄弟，因为他俩年龄相仿，为了国家的幸福都负起了责任，两人对农业都饶有兴趣，以及他俩的身体都严重地虚弱有病——总统患了小儿麻痹症而不得不坐轮椅，国王则由于双腿在战争中受伤，走路困难不能上楼梯。
“您比我幸运，因为您还可以用腿走路，而我呢，去哪儿都得让轮子推着，”罗斯福说。
“不，我的朋友，您更幸运，”国王回答道。“您的轮椅会把您带到您想去的任何地方，而且您知道一定会达到目的地。我的腿不那么靠得住，而且越来越衰弱。”
“如果您真认为这把轮椅那样好，”罗斯福说，“我可以照式照样送您一把，因为我在船上备有两把。”
那把轮椅果真同伊本。沙特一起回到利雅得，自此以后将一直安放在国王的私人公寓套房里，伊本。沙特将它作为一件最宝贵的纪念品向人夸示，可是轮椅太小了一些，像国王那样魁梧身材的人无法使用。
对于这两个人物所谈的关于石油的话，官方记录却出乎意料地保持沉默。一位随行人员后来报告说，总统和国王确实对这个题目有过长谈。不管说了些什么或没有说什么，两人都认识到这个问题是正在兴起的两国之间关系的中心问题。《纽约时报》外交记者C.L.苏兹贝格抓到了点子上，大苦湖会议结束后他马上写道，“仅仅是沙特阿拉伯的巨大石油储藏量这一点就能使这个国家对美国外交起较大的作用，几乎任何其他小国都比不上。”但是丘吉尔看到美国总统在同传统上属于英国势力的一个地区的一些君主进行商谈，还会见了埃及的法鲁克国王和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就不那么兴奋了。根据一个记者述说，丘吉尔“把他发给驻该地区的所有外交官的电报都烧了，并发出威胁，恐吓要杀人，除非他们安排让会见过罗斯福的那些君主们也与他约会见面”。丘吉尔匆忙赶到中东；在罗斯福离开那里以后三天，这位英国首相长驱直人埃及的沙漠，在一块绿洲的旅馆里会见伊本。沙特。
抽烟的问题又一次被提出来了，虽然这一次由于有吸纳烟味的问题而复杂起来了。丘吉尔同沙特国王的会见将以盛大的宴会作为结束。事前有人曾经告诉丘吉尔（他是后来注意到的）说，国王“不能允许他在场时有人抽烟和喝酒”。丘吉尔对伊本。沙特不会像罗斯福那样迁就迎合。他说，“我是主人，如果是他的宗教使他说这些话，那么我的宗教则规定，作为一项绝对神圣的礼节，凡是饭前饭后和（如有必要的话）席间以及间歇时刻都可抽雪茄和喝酒。”
伊本。沙特对于英国对沙特阿拉伯和这一地区的意图早就心存疑虑，丘吉尔横暴地坚持他自己的权利和特权，对消释国王的疑虑可能起不了什么作用。丘吉尔还面临另一个问题。他送给伊本。沙特一小盒上好的香水，价值一百英镑。但是伊本。沙特却回赠丘吉尔和文登每人一把刀柄镶嵌钻石珠宝的利剑，还有大袍和其他礼物——包。括价值约为三千英镑的钻石和珍珠；按伊本。沙特所说，这一切是赠给“你们的女眷的”。双方礼物的悬殊使丘吉尔感到难堪，一时激动地宣称他的香水“仅仅是象征性的纪念物”，并答应伊本。沙特要送给他一辆“世界上最佳的汽车”。丘吉尔了解他个人没有权力赠送这样的一件礼物，不过也就只能这样了。一辆罗尔斯一罗伊斯牌汽车后来送到国王那里，为此英国财政部须付出六千多英镑。到头来，所有的宝石都得卖掉，虽然有附带条件规定出售必须秘密进行，以免得罪伊本。沙特。
“现在我们干什么？”
罗斯福长途旅行归来，当即发现他的顾问们还在就石油协定和有关的反托拉斯问题进行内部斗争。哈罗德。伊基斯曾建议同总统和新任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见面。但是总统经过长途跋涉之后已经筋疲力尽，正想去休息。他于1945年3 月27日对斯退了纽斯说，“我将很高兴在我从温泉回来以后立即同哈罗德进行他所建议的会面。请您提醒我好吗？”
斯退了纽斯没有提醒总统的机会了。罗斯福于1945年4 月12日在温泉逝世。
新总统杜鲁门在执政期间曾经作出努力来修订那项石油协定，使它能合乎国内的口味。伊基斯那时已成为协定的主要发起人，于1945年9 月在伦敦与英国人重新进行磋商。以前的协议里存在的所有引起恼怒和麻烦之处，在伦敦都给删除了。到了这一次，原先在1944年曾赋予它可以建议在全世界如何分配生产额这个责任的国际石油委员会，现在有效地遭到阻止，不让它触及美国国内生产——在全球性石油协定中没有提美国生产是一项相当重大的遗漏，因为美国当时占全世界总生产额的2 ／3.不过做到这一点已是力所能及的了。英国燃料和电力大臣对财政大臣说，“想使美国参议院通过任何更详细完整的协定是没有什么希望可言的。总的说来，我们应当接受这个协定，比拒绝它来得好。”
与此同时，在美国，关于石油贮藏不足的愁云正在消散。1945年在一次参议院意见听证会上，太阳石油公司副总经理和美国石油协会石油储备委员会主席埃德加。皮尤抨击石油将短缺的前景为一种心理状况而不是一种地质状况。他表达了皮尤家族传统地蔑视那种石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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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尽的警告，并向参议员保证国内生产将满足二十年或更长时期的美国的一切需要。他说，“对这一点，我敢肯定，正如我肯定太阳明天将东升和西沉一样。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1945年对德国和日本取得胜利后，不再存在对美国石油贮藏的透不过气来的巨额需求，从而同英国达成协议的推动力也正在消散。随后在1946年2 月，英美石油协定碰上一个新问题。它的主要发起人哈罗德。伊基斯同杜鲁门发生剧烈争吵，为的是总统提议委任一个在加利福尼亚经营石油的埃德温。波利为海军部副部长一事。伊基斯出于他在罗斯福执政时的习惯，提出辞呈，那是一封很长的告别信，打字纸上密密麻麻地打了六页以上。杜鲁门后来说，“那是一个肯定自己能达到目的的人所写的那种信，是他提出离职威胁的信。”
但是伊基斯犯了一个错误；杜鲁门不是罗斯福。他简单和直截了当地表示接受伊基斯的辞职，而且带着愉快欣然之意。伊基斯请求给与他六个星期以便结束必须由他亲自处理的许多事务；杜鲁门只给他两天去清理办公桌。这位“老暴躁”回敬了最后一发炮弹。他向全国宣告杜鲁门“表现出他缺乏对严格真理的坚持性”，而且“既不是一个专制君主，也不是一位认定的太阳女神的后裔”。这样，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石油沙皇”离职而去，去从事一项报纸专栏作家的新职业。
走了它的提倡者哈罗德。伊基斯，英美石油协定还有没有什么前途呢？对于协定的支持现在却来自一个不太可能的源头：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一位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和政治上保守的原狄龙- 里德公司的投资银行家。他是第一批高级政策制订者中的一个，他们的结论是美国必须调整组织来对苏联作持久的对抗。在福雷斯特尔的战后世界安全战略中，石油占据着中心地位。他说，海军在估量哪里可以得到石油的问题时“不能由于采取乐观态度而犯错误”。在美国境外，已经探明的最大石油贮藏是在波斯湾地区。他说，“就国内外的石油资源而言，美国的威信和影响是部分地与政府和国民所拥有的财富挂钩的。积极地扩大这些财富是非常需要的。”他又补充说，国务院应当制订一个以中东石油取代美国石油的计划，并利用它的“作用”来“促进美国在国外的石油财产的扩大并保护已经存在的财产，即在波斯湾地区的那些财产”。
在战争结束前，同盟国在波茨坦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福雷斯特尔曾经给新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讲过课，说沙特阿拉伯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务”。现在，在1946年初，从哈罗德。伊基斯被解雇的直接后果上，福雷斯特尔看出继续为英美石油协定斗争有很大价值。他对贝尔纳斯说，“你是知道的，我并不站在欢呼‘诚实的哈罗德’这一派的前线，可是我认为重新考虑一下石油条约过去的谈判情况也许是值得的。我的意见认为哈罗德关于美国石油贮藏有限度的看法是对的——在这方面，我在私营企业中使用过的工程师E.I.。德戈利尔对我的影响很大。”福雷斯特尔补充一句说，“万一我们又进入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很可能得不到在中东拥有的石油贮藏，可是与此同时，使用那些贮藏会避免我们自己的石油趋于耗尽，而这种消耗在今后十五年内可能会很严重。”
但是福雷斯特尔是少数派。政府其他部门对协定的支持在消失。事实上，在“老暴躁”下台后的几天之内，一位国务院官员克莱尔。威尔科克斯写了一个备忘录，标题为“现在我们干什么？”他提供了为什么必须扼杀协定的一纸长长的理由单子并宣称，“那协定既有危险性又毫无用处。如果用它来作为建立一个卡特尔以便分配生产限额和制定最低油价，那是危险的。如果不这样，它就毫无用处。”威尔科克斯为杜鲁门政府把问题的争论总结如下：“伊基斯先生告诉过总统他曾用奶瓶人工地养育这个婴孩。现在这个孤儿就在我们的门阶上。我们是闷死它还是收养它？”
回答是十分清楚的。该协定得不到政治支持。甚至得克萨斯当地的教员们也被动员起来反对它。他们说，进口的石油将摧毁得克萨斯州的经济。那个婴孩还是得闷死。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和利益所在，已把政治过程抛在后面，英美石油协定已经愈来愈文不对题和失去时效。1947年，杜鲁门政府放弃为协定作出任何进一步的努力。协定寿终正寝了。
英美石油协定是战时的几次重大的石油问题倡议中的最后一次，现在即使是它寿终正寝之际，其他一些因素却正在涌现出来。关于贮藏量和发现率的问题不管怎么辩论，美国正在发觉它不能单独依靠国内的石油生产来维持生存。它不久即将成为石油输入国，在未来年月里，它对外国石油资源的依赖性将要增大。简言之，即使没有全球战争的要求，“凝固化”的过程必须着手进行；美国和欧洲的利益，不论公营的还是私营的，由于中东油田的迅速发展而得到最大的满足。
至于那些石油公司，市场的需求、竞争的需求以及来自产油国对于岁入的需求——这些压力中哪一种都止不住。战时的谈判者曾经试图阻止的种种情况都在发生，而旦在战后年月里，石油工业看来同过去任何时候一样，竞争剧烈、情况混乱和很不稳定。所以，虽然英美石油协定所提供的史无前例而又有争论的可能性在渐渐消失，而那些石油公司却在迅速行动，用英伊石油公司一位总裁的话来说，他们在中东地区和战后世界里努力“自救”。
21、战后的石油秩序
美国的汽油配给在1945年8 月日本投降二十四小时以后就取消了。顷刻间沉默了好几年的汽车用户们的声音在全国震耳欲聋地越来越响：“给我灌满！”抢灌之风一哄而起，驾驶者扔掉汽油配给簿，把汽车开上大街、公路扬长而去。美国又热恋起汽车来了，现在消费者拥有了继续去浪漫闯荡的手段。1945年有两千六百万辆汽车在行驶；1950年为四千万辆。实际上，石油工业中没有一个人对所有石油产品的需求都突然爆炸性地增加的局面有什么思想准备。在美国，亚950 年的汽油销售量比1945年增长42％；1950年，石油在满足美国的总需要方面超过了煤炭。
当需求远远超出人们意料而在爆炸性地增长时，对于战后石油供应的悲观预言也正在通过现实经验而消失。石油控制取消以后，油价证明是对进行勘探活动的强有力的刺激。在美国和加拿大，新的石油地区开始生产；1947年在加拿大，新泽西公司的一个附属公司——帝国石油公司——在艾伯塔省的埃德蒙顿附近成功地钻探了一座新发现的油井，触发了在战后日子里第一次发狂似的石油繁荣。尽管需求在增长，生产在上升，1950年探明的美国贮藏量比1946年高出21％。美国毕竟没有耗尽它地下的石油。
然而，1947一1948年间可使用的石油出现了短缺。原油价格迅速上涨，1948年的价格是1945年水平的两倍多。政治家们宣称美国处在能源危机之中。主要的石油公司受到谴责，说它们精心策划施加压力，抬高油价。对石油工业的欺骗和阴谋的怀疑，促使国会进行了二十多次调查。
但是短缺的原因是十分清楚的。消费以没有预期到的速度在增长——壳牌石油公司说增长的速度“惊人”——同时在适应战后情况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时间滞差。石油工业需要时间、金钱和材料来重新设计炼油厂，使之能生产民用消费需要的产品，诸如汽油和家用取暖的燃油，另一方面是战斗机所需要的辛烷—100 航空汽油。此外，全世界缺乏钢材供应，以致拖延了炼油厂的改建和油船、输油管的制造，从而促成运输上的瓶颈堵塞。1948年初，油船的短缺更大了，因为有几艘油船在航行中断裂，海岸警备队下令将二百八十八艘油船留着不用以备紧急补充之需。对那些石油公司来说，在零售供应方面受到巨大压力，它们成了节油保油的主要拥护者。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劝告汽车用户在驾驶时降低油耗，避免“窜跳式”的起动，经常把车胎的气打足——一切都是为了降低消耗。太阳石油公司借新闻广播员洛厄尔。托马斯主持的众所周知的每日广播节目做商业广告，发布“有益的指南”来推动节油。
由于短缺，也吸引了大量的进口石油。一直到1947年的全年，美国的石油出口一直超过进口。但是现在这个平衡转移了；1948年的原油和石油产品进口第一次超过出口。美国不能再继续作为世界石油供应者而发挥其历史作用。目前它倚靠其他国家的石油来补充差额，故而在美国的词汇里更多地听到了那个不祥的新词——“外国油”。
石油大交易：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和“阿拉伯风险”
上述的转移为能源是否可靠这个恼人的问题增加了新的特点。在形成与苏联进行冷战的背景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教训、石油的经济意义的加强以及中东的巨额资源，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一点，即对美国和英国以及西欧来说，保持中东石油的享用权是一个首要的因素。石油成为对外政策、国际上的经济考虑、国家的安全以及公司共同利益等的集中点，而集中的焦点则是中东。在中东，各个公司都已在迅速增加生产和更新设备来巩固它们的地位。
在沙特阿拉伯，发展操在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之手，它是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合营企业。但是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感到为难，原因是沙特油田的规模确实很大，这么大的财富意味着需要大量资本和很大市场来生产和销售。两家合营的公司中，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较弱。从1901年在斯平德托普发现石油时酝酿成立的最重要的企业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却是一家著名的美国公司；它是从大西洋海岸到太平洋海岸横跨美国全国的“大都会歌剧”广播节目的主办者；它的加油站服务员“衣帽上戴星徽的人”是美国现代广告业所塑造的一批宠儿中人们熟悉的偶像。对比之下，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是一家地区性公司而不太出名。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它已花了几百万美元在全世界寻找石油，可是徒劳无功，只是在东印度和巴林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生产——而且仅仅知道沙特阿拉
伯有大规模的潜藏量这一回事。
阿拉伯的特许开采权是这家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所不敢妄想的一笔大奖赏。这笔大财富向这家公司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但是正如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哈里。科利尔看到的，它也意味着一个大得惊人的经济和政治风险。到了1946年，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在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特许开采权中的投资总计为八千万美元，但还需要几千万才行。为了进入欧洲市场，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计划铺设一条从波斯湾到地中海横跨沙漠的输油管。这个计划基本上是与哈罗德。伊基斯曾经敦促美国政府融资建立的输油管方案相同，但是现在各公司本身打算提供一亿美元作为建设费用。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还面临另外一个挑战，甚至是令人气馁的挑战：石油一旦到达欧洲后，怎样使它进入市场呢？科利尔知道在欧洲购进或建立一个具有足够规模的炼油厂和市场系统需要很大一笔费用，并且将使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投入一场凶恶的斗争，即同已经有稳固地位的竞争者争取市场份额的斗争。这个风险还会由于政局不稳而加剧，因为在意大利和法国各自的联合政府内，庞大的共产党都占有席位；被占领的德国的未来也很不稳定；英国工党政府正在忙于对其经济的“支配部门”实现国有化。
但是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不断努力提高生产水平，由于沙特阿拉伯政府对贮藏量的潜势很清楚，故而亟力要得到与贮藏量规模相应的产量和岁入。如果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不能满足伊本。沙特和王室的期望和要求的话，那么特许开采权总是发发可危的。这一点是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首要考虑的问题，也意味着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将不得不想各种办法把大量石油运人欧洲。可是果真要把石油运到那里，横贯阿拉伯输油管（称为塔普莱恩）须越过好几个政治实体，其中有些还刚开始走上国家的地位。不久在巴勒斯坦还有可能建成一个犹太人故国，它很可能得到美国的支持，而且伊本。沙特是最出名和最坚决地反对这样一个国家的人。这个地区可能爆发战争，冷战初期还易受苏联的颠覆和渗透。
随后还有国王本身的问题，也就是曾经促使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两位董事长于1943年赶往华盛顿的那件事。伊本。沙特现在六十五岁了，一眼已瞎，身体虚弱。他个人的魄力和干劲曾经创造了这个王国并使之团结一致。但是在他的精力衰退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的儿子不止四十五个，其中三十七个据说还活着，这个情况是稳定的因素抑或是冲突和骚乱的因素呢？还有，一旦发生政治间题，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能指望美国政府予以什么样的支持呢？把一切风险都加在一起，那么很清楚见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必须实行它自己的“凝固化”政策和使出它的干劲，通过别的方式来取得市场。对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面临的许多问题的答案是，成立一个更广大的合营企业，把风险分散。把其他一些公司拉进来能增加政治比重、资本、国际上专门技能，尤其是市场。还有一个条件也是重要的；伊本。沙特坚称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必须保持100 ％属于美国，这样的话，只有两家公司才有资格：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一真空公司。代表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办理这件事务的格温。福利斯回忆道：在东半球，这两家公司能提供“我们几乎不能接触到的市场”。
让更多人参与其事的逻辑意义早已明显，不仅科利尔看到了，其他石油企业家也看到了。国务院和美国海军部的好多官员曾经鼓励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吸收更多的“拥有足够市场来处理开采权”从而能保持开采权的合伙人。“当我们把我们正在考虑这样一笔交易的意图通知国务院时，国务院表现出的意外的热情”使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为之吃惊。不论华盛顿是否真正公开地当上媒人，事情很清楚：扩大参与范围将把美国战略的根本目标向前推进一步，即增加中东石油生产，从而保存西半球的贮藏量以及增加流向伊本。沙特的岁入，从而保证特许开采权继续留在美国人手中。正如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于1945年所说的，他不管“哪一家或哪几家美国公司开发阿拉怕的石油贮藏”，只要它们是“美国的”就行。1946年春，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开始谈判了。
要说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是很愿意接受的，那是不够实事求是的说法，因为该公司正面临着石油短缺的问题，而欧洲是它最弱的市场。它如何去取得它所需要的石油呢？尽管在二十年代建立伊拉克石油公司曾引起了一切的动荡不安，可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在1946年占有的伊拉克石油的份额仍然是明显地微不足道的，其总数仅为每天九干三百桶。同时还有更多的石油来自科威特，这进一步加强了竞争者的力量；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还很怕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将自行挤入欧洲市场而以无限量的廉价阿拉伯石油来向它的市场系统进行挑战。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提议向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提供了一个决不会受到忽视的机会。“当双方正在就参加的代价进行讨价还价时，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哈里。科利尔发觉自己受到他手下的人的挑战，他们起来反对邀请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加入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这次攻击来自旧金山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生产部，该部曾经负责把荒芜的沙漠变成兴旺发达之地，故而不愿把控制权让给更大、更强有力的合伙人。十三年来，对投资于阿拉伯的股东没有任何报酬，只是到了现在1946年，开发权才刚开始有了赢利。为什么要把它拱手送给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呢？喧闹叫嚷得更厉害的是以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工程师麦克弗森为首的那些在钻井现场工作的人员，麦克弗森负责替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钻探石油。他争论说，特许开采权是一座”金矿“，一心打算把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建成世界石油业中一支主要的独立力量。他指着地球仪对他的同事说，”这就是我们的石油市场。“他宣告说，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注定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但是现在他尖锐地指出，阿拉怕一美国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都将把它们自己变成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生产部门的一个附属单位了。
对比之下，哈里。科利尔相信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由于进入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系统，将能额外销售很多石油，结果会使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比只限于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一家合作经营时获得更多的“黄金”。再者，这笔交易将使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得以收回它所有的直接投资。科利尔是老板，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所以被称为“可怕的巨头”之一，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对他来说，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拴在一起走比较安稳，所以要把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请进来。毕竟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不是注定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石油公司的。争论就此结束了。
擦掉红线当关于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如何进入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讨论在进行时，该公司与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就参与的可能性问题举行侧面谈话。但是，这两家公司在能够进入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之前都面临着两个非常巨大的障碍：即它们自己都是伊拉克石油公司（IPC ）的成员——还须涉及卡洛斯特。古本金这个人物。它们在二十年代曾经花了六年的时间，经历了成千上万小时经营上的挫折，才把伊拉克石油公司组织安排好。其中有一个关键性规定，那当然就是著名的红线协定，即凡是参加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成员均不准在卡洛斯特。古本金宣布过（1928年他在地图上标出）的红线之内的任何地方独立地经营。沙特阿拉伯最明确不过地处在红线之内，而且伊拉克石油公司协定中那条表示“自我牺牲”的第十款有效地禁止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进入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除非它们把所有其他成员——壳牌石油公司、莫伊石油公司、法国国家石油公司（CFP ）和古本金先生本人——一起带过去。
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早已想脱离红线协定；因为该协定经证明并没有给它们很多好处，相反地它们在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盆地中却被束缚在他们所不能控制的一家企业之内，并且它们两家只各占其11.875％的股份。在二十年代，美国政府曾经帮助它们投入这笔交易，但是现在非常清楚，华盛顿不打算出大力在四十年代里帮助它们解脱出来。
但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接着找到另外一条解脱自己的办法。一位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总裁称之为一个出人意料的“炸弹”。这个手段叫做“随同发生的违法”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政府控制了法国国家石油公司和古本金所持有的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股份，古本金那时已经随同法国的通敌政府去了维希，后又被委派去担任驻伊朗公使馆的商务参赞。伦敦扣押这些股份的根据是，法国国家石油公司作为一家公司和古本金的住所都坐落在纳粹控制下的领土内，因此被认为是“敌侨”。根据上述那条原则，整个伊拉克石油公司协定因此“落空”，成为无效。
战争结束时，法国国家石油公司和古本金的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股份又复归原主。可是接着在1946年后期，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带着只能称作狂热的情绪又提出了那条“随同发生的违法”原则。在它们看来，整个伊拉克石油公司协定不再生效，必须谈判订立一个新协定。两家公司的代表匆忙前往伦敦去与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欧洲成员面晤和宣布它们带来的消息：老的协定已废除——红线和一切都废除。他们当然表示愿意达成一种新的默契，不过不附带“红线协定”的那些限制性条款，这些条款“在当今世界所处的状况和按照美国法律来看，都是不可取的和非法的”。美国人知道他们必须说服各个不同的四方——英伊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法国国家石油公司以及一家叫做参与和投资公司（P ＆I ）的企业来重新谈判，这家参与和投资公司实际上不过是为他们的旧时强敌
卡洛斯特。古本金而成立的控股公司。
英波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表示：他们认为这件事可以在“互利”的基础上友好地解决。可是，法国人无意妥协，他们无保留地拒绝美国说以前的协定不再存在的主张。伊拉克石油公司和红线协定构成他们获得中东石油的唯一钥匙。他们依赖这项政府批准的部署并且不愿意放弃法国政府艰苦斗争得来的东西。法国的能源状况已经够坏的了。据说戴高乐这个法国政府首脑因发觉法国国家石油公司产量很少而大发雷霆尽管他知道他无法对地质学提出质疑或者，正如他的一位助手说的，“同上帝发火”。
至于卡洛斯特。古本金，他对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废除协定的企图作出了迅速和反抗的答复：“我们决不默许。”伊拉克石油公司和它的前身土耳其石油公司是古本金一生的心血和伟大业绩。四十年以前他就开始促使它成立，因此他不打算让它轻易地解体。1946年，古本金居住在里斯本，他是在战争中期从维希迁来的。现在，他当然不愿意从葡萄牙撤走，他将通过他的律师和代理人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来抵制推翻红线协定的企图。美国的谈判者属于新的一代，由于没有学会沃尔特。蒂格尔的不断激化的经验这一套，他们顶回了古本金的威胁。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哈罗德。希茨乐观地说道，“我们没有理由购买古本金的签字。”他们确信自己的法律地位，就决定开始与两家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合伙公司——得克萨斯公司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进行交易。
然而，就伊拉克石油公司和红线协定进行诉讼的危险不仅仅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必须苦斗的唯一风险。除此以外，由四方新结合起来的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会不会违反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这种担忧促使律师们去重温1911年的解散法令。在行将进入那个扩大了的合营企业的四个参与者中，有三个毕竟是从原先的洛克菲勒托拉斯中脱胎出来的。不过，律师们的结论说，所建议成立的合并不会违反反托拉斯法，甚至按新的解释也不会违反那条解散法令，“因为不会对美国商业加以不合理的限制”。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毕竟不是在美国进行石油交易的公司。但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首席顾问则表示了更大的忧虑，即这七家公司将不允许“没有任何限制地长时期”对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原油贮藏持有这样绝对的控制权。但是他又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在诸多推测的领域之内。我们的任务看来似乎是在目前生效的规则下，尽我们的可能玩好这局牌戏。”
而且玩这局牌戏的最佳方式是着手去干。到了1946年12月，这四家公司在总的原则上已经同意扩大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在古本金的一个代表马上提出抗议之后，在伦敦的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经理谋求向纽约的董事长提出重新保证说：“我并不怀疑参与和投资公司和法国人也许会对这件事提出大量的解释，但是我认为他们会小心行事，不让家丑外扬的。”
可是，法国人并不为这种羞怯心理所困扰。1947年四月，他们发动一次非常公开的反击。他们的驻华盛顿大使向国务院提出强硬抗议。法国当局在商业方面开始使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日子很不好过。在伦敦，法国国家石油公司的律师提出了诉讼，指控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违反合同，并要求为了伊朗石油公司全体成员的利益对新泽西和纽约两家公司在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中的所有股权予以托管。
同西欧的主要盟友法国形成的尴尬局面，加上持续的关于反托拉斯的忧虑，促使国务院推动另一个办法来替代这笔行将达成的交易；这个办法既会使法国人满意，又能阻止庞大的国际石油公司之间怀疑的增长。在国务院里，就石油事务发出的指示大都掌握在国际贸易政策署署长保罗。尼采的手里。他建议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把它的伊拉克石油公司股份出售给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然后单独加入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这样将产生两个各别的集体，其成员不致重叠。法国人也就不能控告说他们在红线协定规定下应享有的权利遭到否认。尼采还进一步说，这样一种交易会“遏止国际石油公司之间交错订立协定的倾向增长”，以及“延缓新泽酉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这两家最大的美国石油公司在美国境外日趋合并的走势”。这两家公司回答说，这个建议“不是一个实际可用的计划”。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挫败了尼采这个主张。
可是，另外有一个人的声音也必须倾听——伊本。沙特的声音也必须聆听。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经理们前往利雅得去拜访国王。他们向他解释四家公司的“联姻”是“一件自然形成的事”，并将为王国带来更多的石油开采权使用费。但是国王只对一点发生兴趣，而且在这一点上他是坚持不渝的：他要肯定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都不是由“英国控制的”。得到了那两家新公司是纯粹美国性质的坚决保证以后，国王最后才同意这个建议。
但是，如果法国人在法庭上胜诉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们可以坚持要求加入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这样，英伊石油公司也可以加入。国王曾丝毫不爽地说明他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为了把这种意外事件考虑在内，这笔交易必须重新调整结构。所以，最后的安排提供了一条聪明的灵活性条款，以防美国公司把官司打输。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保证贷款一亿零两百万美元，这笔款子一俟法律上确定无误便能转换成价值一亿零两百万美元的股票。同时，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就像油田的所有者那样可以马上开采石油。此外，这两家公司将成为横贯阿拉伯的塔普莱恩输油管的合伙人。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也将在若干年内从生产的每一桶石油中获得佣金。因此，这两家公司将在数年内，从销售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40％的产品中总共可得到大约四亿七千万美元——除了收回原来的全部投资外，还有大量的收入。再者，正如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格温。福利斯后来评述的那样，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所得到的销售条件好得足以抵消它们所承担的塔普莱恩输油管的“巨大投资负担”。
开始时，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打算平分这个40％。但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总经理所苦恼的是，中东的石油“并不绝对可靠”，并担心是否有市场；他主张公司“应把更多的钱投入委内瑞拉”。经过一番考虑，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决定不需要这么多石油，份额少一些也不算是坏事。于是，就像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以前曾经降低份额一样，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占有30％。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只占10％。没过多久，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后悔自己气派太小了。
到了达成协议前的最后一分钟，还存在紧张不安的情绪。对反托拉斯问题的一些考虑继续压在从各公司来的总经理们的心头，直至他们从美国司法部长那里又一次得到新的保证后才放下心来。司法部长说，“没有仔细研究”，但在他看来，“这笔交易没有什么法律上的异议可言。对国家来说，这应当是一件好事。”但是接着果真发生了哈里。科利尔最最担忧的事情：东地中海出现了政治麻烦，这将影响整个这笔交易。在希腊发生了共产党领导的动乱，苏联对土耳其施加威胁；人们担心随着英国撤回它对中东承担的义务，该地区共产党的力量也许要增强。1947年3 月11日，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们讨论了“影响中东的一些问题”。不过会议上呈现一片乐观主义气氛，他们批准了这笔交易。第二天，1947年3 月12日，四家美国公司的官员聚在一起签署了文件，使这笔历史性的交易付诸实施。在沙特阿拉伯的特许开采权最终是“凝固化”了。
另外有一件事凑巧也使3 月12日这一天成为历史性的日子。那天，杜鲁门总统在国会一次联席会议上发表了所谓“全力以赴的演说”，他建议给希腊和土耳其以援助，使它们能抵抗共产党的压力。作为出现冷战的里程碑，这篇演说创始了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杜鲁门主义以及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新纪元。虽然是一个巧合，但杜鲁门主义和美国石油工业四大巨人参与开发沙特阿拉伯财富的事实，现在确保美国能在从地中海延伸至波斯湾这一广大地区内享有充分势力和利益。
又是古本金这个人物法国国家石油公司的诉讼仍悬而未决。但是法国在它的政治议程上安排了许多想与美国打交道的事情。到了1947年5 月，一项能够改善法国人在伊拉克石油公司内地位的交易已经完成，作为交换，法国国家石油公司当然将诉讼撤回了。
古本金照例又成了一个问题。他把自己安置在里斯本古老建筑的阿维兹旅馆一楼的套房里，仍旧保持着他的吝啬的习惯。他不再维持一辆私人汽车和专职司机，而是租用一辆汽车，每天把他送到乡下来散步，每次他都要仔细核对车上的计程器来确定是否把别人坐车的路程也算在他的头上。有一位英国官员评论说，“可以认为古本金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他说了什么就是什么。困难是在于取得他的话。妥协这项本事不是他的一种属性。”那位官员还不得不加上一句，“一碰上纳税问题，古本金总是认为他自己在财务上是无懈可击的，他的想法呈现一个特殊形式。他的主要活动之一便是避免纳税。”他在法国和葡萄牙逃避所得税，方法是他在伊朗公使馆内保持一个经过委任的职位。为了逃避他在巴黎一所住宅的财产税，他把其中一小部分改为画廊。在他出售巴黎的丽茨旅馆的时候，他坚持要满足他的一个条件，即长期为他保留其中一个套间，以便他在巴黎时可以声称他是“在旅途中”，从而进一步逃避向法国纳税。
古本金把他一如既往的和十分强烈的注意力倾注在红线协定的细节斗争上，同时他又绝不勉强地妥协，并且具有高度集中的能力来对付这件事。虽然法国人后来撤回诉讼，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古本金仍然会不惜把每一件家五都外扬出去。他在英国法院告了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一状，那两家公司各自又来了一个反诉。
《《石油风云》 [美] 丹尼尔·耶金 著.txt》全本_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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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诉讼案引起了公众舆论的广泛宣传，这对古本金对这两家公司的反击是有利的，因为担心司法部和公众舆论的毕竟不是他而是那两家美国公司。不过，古本金绝对讨厌的是一些副作用，使他臭名远扬。由于他身材短小，他曾在阿维兹旅馆的餐厅里定制一个特别的台阶，以便他一边进餐一边可以环顾四周。诉讼案越来越广为人知，因此“在阿维兹旅馆里的古本金先生”成了前来里斯本旅游的人“必须参观”的一个节目，就像观看斗牛一样。他提出了抗议，但是他无法制止。
足足有一年多的时间，谈判者从纽约到伦敦，再到里斯本来回穿梭，想寻求一种妥协。石油企业家和律师们的第二代到现在才有机会得知，同卡洛斯特。古本金打交道会使人发火的。他的儿子纽伯说，“我父亲的惯例是从来不把任何一个要求一下子推出来而落到挫败的地步，由于他是一个干练的谈判者，他把他的要求逐步提出，这样在某一点上已经得到满足之后，再提另一个要求，接着再提一个，直到他完全达到他所要的一切为止，或者至少比他在一开始时就提出所有的要求而能得到的多得多。”
古本金的猜疑癖已经深深地形成一种心理上的强迫症，使得谈判变得更为困难。他本人并不参加各种会议。在会上他派有十四个各色代表，每个代表必须分别地向他作书面报告，代表之间不准共同商讨——说实在，甚至不能互相谈话。这样，再加上他对谈判对手的分析，他可以从两方面复核，作出事后评论和推测他自己所派的每一个谈判者是否胜任。
在实质上古本金究竟要的是什么？有些人猜想他实在的目的是要取得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份额。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伊本。沙特决不允许。古本金对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董事简单地解释了他的目的。他不觉得自己可尊可敬，除非他“能够尽可能地达成一笔上算的交易”。换句话说，他要尽其可能地得到更多的东西。他对另一个不是石油企业家而是同他一样爱好艺术的美国人还可以作更多的解释。他已经赚了这么多的钱，因此再多的钱财本身算不了一回事。二十年以前他曾经谈到沃尔特。蒂格尔，他现在以同样的言词来评价自己——他是一个建筑师，甚至是一个艺术家，能够创造新的结构、平衡各方利益和调和各种经济力量。他说，这就是使他感到快活的事。他一生中收集的艺术品已经成为当今一个个人所能收集的最大的收藏。他称收藏的精品为他的“孩子们”，爱护它们似乎胜于爱护他自己的儿子。但是他的杰作——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伊拉克石油公司。对他来说，它同拉斐尔的壁画《雅典学派》一样，是按建筑学的结构法完美无缺地设计出来的。古本金讲得很清楚，如果他是拉斐尔的话，他认为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总裁们简直就属于吉罗洛马。盖恩加这个第三流平庸拙劣的文艺复兴大师的模仿者一类的人。
在伦敦一座法庭上行将开始一场不愉快的争论，在此压力下，同古本金订立的协议看来终于要形成了；这一列由石油企业家及其律师们组成的“车队”，当时是这样称呼的，都转移到里斯本。法庭辩论即将于1948年11月初的星期一开始，就在这之前的一天新的协定完成了。古本金的和蔼、孝顺的儿子纽伯。古本金预先在签字所在地的阿维兹旅馆订了一间专用房间，签字定在下午七时举行，随后将举行一次庆祝晚宴。
七点不到五分，古本金宣告他发现还有一点未曾包括在新协定内。全屋的人都为之惊愕，马上打电报给在伦敦的董事们，等候指示。阿维兹旅馆笼罩在一片目瞪口呆的气氛和抑压的沉默之中。可是菜已经订下了，也都快凉了，至少在纽伯。古本金看来，订好的筵席不吃也没有这个必要。于是他便招呼整个“车队”的人员入席。这一顿晚宴像丧礼似地阴沉严肃；十二位进餐的人只喝了一瓶香摈酒，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庆祝的。
大约在子夜时刻，伦敦来了回电。古本金的最后一个要求得到了依从。协定重新用打字机打出，古本金在凌晨一点半签了字，协议书用专机送往伦敦。有关官员接到伦敦的通知说，当天下午在伦敦进行的诉讼程序应予取消；在里斯本的疲乏的一群最后宣告散会，共同前往一家通宵营业的酒馆，吃些三明治和喝些廉价酒以资庆祝。
1948年11月的集团协定就这样谈判成功了，从而组成了伊拉克石油公司。除了总的生产量提高以及其他一些利益之外，古本金所获得的是石油的额外配给。他的“百分之五先生”的称呼不再存在了，他现在所拥有的股份已经超出5 ％了。协议书本身是“复杂性的标石”。一位英伊石油公司的总裁（后来成为该公司的董事长）宣称，“我们现在已经成功地做到使得谁都难以看懂这个协定。”但是这样的复杂性也有一个好处，因为正如古本金的一位律师所说的，“没有谁能够就这些文件进行诉讼，因为没有谁能理解它们。”
古本金顽固不化的花岗石脑袋一旦克服，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新的集团协定一旦签署以后，红线协定就不再存在了，而且对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参加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法律上的威胁也消除了。这两家公司为了进入沙特阿拉伯所进行的斗争是一次长期和历经折磨的斗争。一位参与者说，“如果你把所有为了这项交易而进行的谈话连接起来，可以长得达到月球。”1948年12月，这项交易第一次讨论开始的两年半之后，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贷款可以转成付款，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合并终于可以完成了。一个新的与沙特阿拉伯更为相称的公司实体开始存在了。这项交易成功之后，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为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以及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所有了，而且是100 ％的美国公司。
在古本金方面，他再度成功地保存了他精心创造的伊拉克石油公司以及他在公司的地位，借以来对付国际石油业的联合力量。他的技巧的最后一次表现是最终又为古本金的利益赚取了几亿美元。古本金本人在里斯本又活了六年，忙碌不停地同伊拉克石油公司的合伙人们争论，一遍又一遍地写他的遗嘱。他在七年之后的1955年逝世，享年八十五岁，留下三笔持久性的遗产；一笔巨大财富、一宗出色的艺术收藏，再就是最最符合他的一生特色的成就，那就是他的遗嘱和房地产的条款在后人中引起了无休无止的诉讼。
科威特另一家美国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在中东面临窘境。作为科威特石油公司的一半所有者，海湾石油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压制，不能完全与它的合伙人英伊石油公司进行竞争，特别是在印度和中东地区。海湾石油公司能在其他什么地方处置它的石油呢？它在欧洲有一个小规模销售系统，简直不足以应付从科威特取得的越来越多的石油，甚至其中一小部分都不行。它需要出路，主要在欧洲的出路。于是该公司的总经理J.F.德雷克着手去寻找出路。对海湾石油公司的问题最佳的解决办法不久就明显了，即借重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这家公司在东半球，特别在欧洲，拥有两个最大的市场组织中的一个。不像它的竞争者，这家公司可以取得的中东石油为数很少。正如德雷克向国务院解释的那样，“海湾石油公司有原油而缺市场，壳牌石油公司有市场而缺原油，两家公司”来一次交易非常合理。
两家公司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购销协定；那是一次影子结合：通过一个长期合同，让海湾石油公司的科威特石油流入壳牌石油公司的炼油和市场系统——开始时订一个十年合同，后来又延长了十三年。在合同有效期内处置的石油总额，估计足足占海湾石油公司在科威特的贮藏量的1 ／4.反过来，海湾石油公司将为壳牌石油公司提供后者在东半球的需要的30％。面临着这样一个易变的时期而去规定一个长期不变的油价，谁都不会干这样的傻事。所以这两家公司提出了一个创新的解决办法，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净收回定价”。合同上规定利润对半分享，所谓利润明确为“最后售价”减去沿途一切费用。最终计算利润的程序时间表和会计程式万分复杂，以致这两项占了总共一百七十页的合同的一半以上的篇幅。
实际上，海湾石油公司除了壳牌石油公司几乎没有别的选择。科威特的石油生产正在迅速增长。埃米尔坚持要这样地增产，尤其在他看到了四周邻国的生产曲线图所表示的情况之后。极少销售系统能容纳这么多的石油。壳牌石油公司的销售系统可以说是唯一存在的这样的系统。再者，这笔交易还有一个方面肯定会获得国务院的赞许。那就是德雷克说的海湾石油公司能看到的唯一选择：它将使该公司在科威特石油账上的一半利益“完全成为美国所有”。简言之，先有了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安排，现在又有了海湾一壳牌的安排，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得到了保护。至于壳牌石油公司，这宗交易将为它提供一个权利去要求获取科威特的总产量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长期的买主了。英国外交部说，“在女王陛下政府看来”，壳牌石油公司“实际上是特许开采权的一个合伙人”。
伊朗战后石油第三宗大交易涉及伊朗。1946年夏末秋初，在伦敦进行的关于废除红线协定的讨论过程中，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代表私下向英伊石油公司董事长威廉。弗雷泽爵士提出有可能订立取得伊朗原油的长期合同。“威利”当然是接受的。像海湾石油公司一样，英伊石油公司没有资金在欧洲迅速地建立自己的庞大的炼油和市场系统，并且它怕来自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大量廉价石油会把它从欧洲排挤出去。
但是政治上的一些考虑也使莫伊石油公司愿意同美国公司建立长期关系，从而有助于把它自己的地位“凝固充实”起来，因为伊朗处在来自苏联的继续不断和相当大的压力之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曾经要求在伊朗获得石油开采权，而且苏联部队在战后继续占领伊朗北部的阿塞拜疆。直到1946年春季由于美国和英国施加强大压力，斯大林才作出反应撤走部队。人们称1946年的伊朗危机实际上是东西方冷战的第一次较大的对抗。
1946年4 月初，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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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开始撤走其部队的同时，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前往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进行深夜的私下会晤。大使问道，“苏联想要什么，俄罗斯打算走多远？”
“我们没有向前走多远，”斯大林不太使人安心地回答说。他接下去解释苏联把影响延伸到伊朗去是保护苏联自己的石油地位的一个自卫行动。他说，“巴库油田是我们主要的供应来源。油田靠近伊朗边境，非常容易遭到袭击。”四十年前曾在巴库成为“革命的工匠”的斯大林还说，“即使是一个带着一盒火柴的破坏者也会对我们造成严重破坏。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石油供应来源进行冒险。”
事实上，斯大林是对伊朗的石油发生兴趣。1945年苏联的石油生产只是1941年的60％。苏联曾拼命地在战争期间调动一系列的石油替代品——用从美国进口的石油直至燃烧木炭的引擎来发动它的卡车。战后不久，斯大林责问他的石油部长尼古莱。巴伊巴科夫（他后来负责苏联的经济达二十年之久，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替代他为止）。斯大林一边把巴伊巴科夫的名字的发音读错，正如他总是错读那样，一边问道，根据苏联的石油情况非常之糟来看，苏联该怎么办？它的油田遭到严重破坏和日趋枯竭，而未来又极不乐观。没有石油，经济又如何能复兴？斯大林说，必须加倍努力才行。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苏联提出要求，在伊朗境内成立一个联合石油勘探公司。所以石油肯定是苏联在伊朗的目的，不过无论如何这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目的。1940年，在纳粹一苏联条约的环境下，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曾宣称“在波斯湾总的方面，巴统和巴库以南的地区被认为是苏联愿望的中心”。那个地区有个名称——伊朗。斯大林正在谋求在边境一些国家内建立它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且只要他能做得到，他将到处扩大苏联的力量和影响。在试图进入伊朗内部和走向波斯湾这一点上，他也在追逐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传统目标，这个目标差不多在一个半世纪前已经定下了。本世纪初，俄国对这个同样目标的追逐促使英国政府去支持威廉。达尔西原来的1901年在伊朗的特许开采权，作为阻挡俄国推进的一个方式。
在斯大林于1946年从伊朗北部撤回他的士兵后，苏联继续试图在那个地区获得一个有利的地位并谋求设立一家苏联一伊朗联合石油公司。同时，由共产党领导的伊朗人民党正在举行示威运动和使用政治压力来更强有力地支配中央政府，包括在莫伊石油公司阿巴丹炼油联合企业所在地举行总罢工和示威，在这次运动中有若干人丧生。伊朗国内不安定，政治组织软弱，还有发生内战或者甚至伊朗落入苏联集团的严重可能性。
美国和英国政府都在试图保持伊朗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伦敦的态度是明确的：英伊石油公司在伊朗的石油地位是该公司的皇冠宝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保持。面临这样的不安定并鉴于风险很大，让一些主要的美国公司对伊朗石油直接产生兴趣是有一些相当大的价值的。于是，政治和商业现实成了莫伊石油公司与两家美国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之间的交易的基础。1947年9 月，这三家公司签署了一份二十年的合同。
随着三大交易的完成——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海湾一壳牌石油公司和长期的伊朗合同——机制、资本和市场系统都已就绪，可以把中东的大量石油运入欧洲市场了。在战后的世界里，石油的“重心”——不仅对石油公司来说，而且也对西方的国家来说——的确在移往中东。其后果对所有有关方面都是十分重大的。
欧洲的能源危机中东石油的膨胀对遭到严重破坏的欧洲战后的恢复是很关键的。欧洲到处疮痍满目和杂乱无章。在欧洲中心德国的车间，一切简直无法运行。整个欧洲食物和原料奇缺，原先的贸易模式和组织垮了，通货膨胀无法控制，购买必要的进口物资所需要的美元严重短缺。到了1946年，欧洲已被一个严重的能源危机——燃煤的奇缺——一所笼罩。还有气候，本世纪内最长最冷的冬季使情况到了危机的地步。在英国，泰晤士河在温索尔一带冻结了。英国全国燃煤缺乏，以致电站不得不停止发电，工业用电大大削减或全部停供。失业突然增加六倍有余，工业生产实际上停止了三个星期——这是一件连德国飞机轰炸也从来未能做到的事。
这个没有意料到的能源短缺使人们体会到战争给英国带来的穷困到了何等程度。它的帝国的角色已经成为无法支撑的负担。在1947年2 月那几个萧瑟、冰冻和关键性的星期里，艾德礼的工党政府把它难对付的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并宣告它将答应印度独立。2 月21日它还通知美国，它财力不济，不足以继续支撑希腊的经济。它要求美国负担起该项责任，言外之意还包括整个近东和中东的其他广泛的责任。可是，情况恶化了。在整个欧洲，1947年冬天由气候恶劣和能源危机所带来的经济混乱，加剧了美元的短缺，从而约束了欧洲输入必需的货物的能力，使它的经济趋于瘫痪。
防止大崩溃的第一个步骤是在1947年6 月采取的，地点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哈佛广场。在那里，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提出了制定一项大规模的、有广泛基础的援外计划的想法，该计划将有助于在大陆框架内复苏和重建西欧各国的经济并将填补由美元短缺而产生的差额。此外，欧洲复兴计划，或者不久之后称为马歇尔计划，成为遏制苏联力量的中心要素。
要对付的第一批问题中就有欧洲的能源危机。燃煤生产不足，生产率低下，劳动力缺乏组织。更有甚者，在许多国家里，共产党人在矿工工会内占据着领导职位或起主要作用。石油可以部分解决问题；在工厂锅炉房和发电厂里，石油能代替燃煤。很明显，石油是欧洲的飞机、汽车和卡车的唯一燃料来源。当时有一份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谈到，“没有石油，马歇尔计划起不了作用。”
在巴黎实施欧洲复兴计划的那些人并不太担心取得石油的问题；他们依赖那些石油公司而保证供应不会短缺。可是，石油无疑必须输人，因此这就使石油不仅成为解决问题的部分手段而且也成为问题的一个部分。欧洲的石油大约一半来自美国石油公司，这意味着必须以美元支付。对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石油是它们的美元预算中最大的单项开支。1948年估计，在随后的四年里，马歇尔计划援助总额的20％以上将用于输入石油和石油设备。
油价成为各方激烈争执的一个问题。欧洲人变成特别地坦率，当他们在讨论1948年因购买石油而美元枯竭这个题目的时候，那年迅速上升的油价达到了战后的顶峰。英国外相贝文对美国大使说，“美国人一边表决拨款援助欧洲而一边油价上涨，使他们为此而作出的努力大大地被抵消，这是何等地不幸啊！”美元枯竭导致激烈地争论究竟有多少“美元石油”（来自美国公司）和多少“英镑石油”（来自英国公司）将进入联合王国和欧洲的其他部分？关于成本问题，同石油公司也有不断的斗争，特别是由于中东的石油生产额不断增长；斗争也围绕着油价是否订得有利于竞争，或能否或应否再降低一些的问题在进行。最后，在十分激烈的斗争之后，中东油价被压低，低于到那时为止一直是美国海湾沿岸标准价的价格水平。这意味着二十年以前在阿奇那卡里城堡所建立的订价协定的终止。战前的“按现状”制度的最后遗迹也消失了。
然而尽管有这一切争端，基本事实是马歇尔计划使欧洲出现一个深远的转变成为可能，那就是从以煤为基础的经济趋向一个以输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这样的转变。煤的供应短缺，加上采矿工业中发生劳工斗争和罢工，对这个转变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英国财政大臣休。达尔顿对马歇尔说，“那不是一件高兴的事。不过输入更多的石油是全国性的需要。”政府的政策也鼓励发电厂和工业由用煤转为用油。由于来自中东的廉价石油供应大量增加，石油在价格上可以有效地与燃煤竞争。而且当工业消费户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时，他们看到煤和油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关于前者经受的艰难和供应中断报纸上天天有报道，而后者的供应和分配都经营得十分有效和极少出现阻力。
只要有可能，石油公司都在行动起来在工业界和家庭中攫取新的市场。在家庭里出现了集中供暖方面的革命性创新。用一位壳牌石油公司的经理的话来说，“一个英国人开始体会到挨冻毫无意义，而且没有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就不能安装他的美国和加拿大弟兄所能享用的设施呢。”虽然欧洲依然是一个以燃煤为基础的经济，但石油对它来说显得越来越重要，特别在能源需求增长时对燃料的要求更多了。这就是为什么中东的新的生产规模赫然出现得如此庞大。1946年，欧洲所需的石油供应的77％来自西半球；到了1951年，预料一个戏剧性的转移将发生，那时候80％的供应将来自中东。欧洲的需要与中东石油发展同步意味着一个强大的和及时的组合。走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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