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孑电视剧全集:略论桑弘羊理财对后世禁榷政策的影响

略论桑弘羊理财对后世禁榷政策的影响

桑弘羊的理财措施对后世影响深远。尤其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酒榷政策，自东汉以后，历代王朝大多予以仿效，乃至衍生出更多的禁榷名目。究其原因，这显然是由于桑弘羊的理财具有诱人的示范作用。如北宋苏轼“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苏轼：《东坡志林》卷五《司马迁二大罪》，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7—108页）云云，对此即一语道破。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历代王朝的财政匮乏也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采取禁榷政策。正如北宋韦骧所说：“诚以国用不足，利无所出，舍此则无能为也。故酒酤之饶，盐、铁、山泽之利，一归公家，而百姓不得操其奇赢也。晋、魏、隋、唐以来，皆沿而为法。盖后世财用浸阔，不可一日无榷也。”（韦骧：《韦先生集》卷一八《议榷货》，光绪二十二年丁氏嘉惠堂刻本）

根据史书记载，盐铁官营在魏晋时期曾时兴时废。总体上说，铁器以官营为主，即使允许私营，也大多限于小型的日用品（参看薛瑞泽《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243页；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12—513页）；而食盐则以私营为主，专卖的时候少。
大致在建安十年（205年），曹操即推行了盐铁官营政策。当时，出生于著名盐池——安邑的卫觊通过荀彧向曹操建议：“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皆企望思归。……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散放，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民闻之，必日夜竞还。”（《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卫觊传》）结果“太祖从之，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并任命王修为司金中郎将（《三国志》卷一一《魏书·王修传》注引《魏略》）。西晋时，也实行过食盐官营政策。史载度支尚书杜预“较盐运，制课调，内以利国，外以救边”（《晋书》卷三四《杜预传》）等，晋武帝皆予采纳。

东晋以后，除了个别时期，对食盐的生产和销售都主要采取私营征税的方式。以北魏为例，《通典》卷一○《食货一○》载：“宣武时，河东郡有盐池，旧立官司以收税利。先是罢之，而人有富强者专擅其用，贫弱者不得资益。延兴末，复立监司，量其贵贱，节其赋入，公私兼利。孝明即位，复罢其禁，与百姓共之。自后豪贵之家复乘势占夺，近池之人又辄障悋。神龟初，太师高阳王雍、太傅清河王怿等奏，请依先朝，禁之为便，于是复置监官以监检焉。其后更罢更立，至于永熙。自迁邺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军国所资，得以周赡矣。”自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始，至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止，在长达一百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则几乎完全开放盐禁（按：开放盐禁并不意味官营盐业被完全取消。相反，官营盐业还肯定在盐业经营中占有很大比重，甚至可能是“盐业生产的主体”，只不过对私营盐业不予禁止或很少限制而已。详请参看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150页；薛瑞泽：《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0页），有的时候甚至连盐税都不收。

及至中唐以后，为了解决财政危机，一些借鉴桑弘羊做法的理财措施相继出台。从有关记载看，这些措施当滥觞于开元年间左拾遗刘彤的《请检校海内盐铁表》。表中称引汉武帝（桑弘羊）的理财，建议应采取盐、铁、木材的官营政策——“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丰余之辈也；寒而无衣，饥而无食，佣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蠲调敛重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损有余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谓然乎！”（[北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八《盐铁》，中华书局1955年版）刘彤的上表得到了玄宗和朝中大臣的肯定。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此事被搁置下来，但随着国家财政的逐渐拮据，到乾元元年却最终被盐铁转运使第五琦实施。这一年，第五琦借鉴平原太守颜真卿“以钱收景城郡盐，沿河置场，令诸郡略定一价，节级相输，军用遂赡”（[唐]殷亮：《颜鲁公行状》，载[清]徐松等《全唐文》卷五一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28页）的成功经验，奏请肃宗“创立盐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官置吏出粜。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者，免其杂徭，隶盐铁使。盗煮私市罪有差。百姓除租庸外，无得横赋”（《旧唐书》卷一二三《第五琦传》）。从此，唐代的盐业政策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直接导致魏晋以后长达数百年之久的私营盐业的终结。

第五琦的食盐官营与桑弘羊的食盐专卖基本类似。所不同者，桑弘羊的食盐专卖主要控制收购和销售，所谓“愿募民自给费，因县官器，煮盐予用”（《盐铁论》卷二《刺权》），而第五琦的食盐官营则完全垄断了产销。食盐官营后，第五琦核定的盐价比原来有所上涨。《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对第五琦的垄断盐价，目前许多学者认为是“增加十倍”，或“获利十倍”（吴慧：《桑弘羊研究》，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453页；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153页）。恐怕不确。表面上看，第五琦核定的盐价比原来确乎增加了十倍，但实际上，这里所加“百钱”主要应归因于物价上涨。

一则斗盐十钱至少是一年多前的价格（至德元年乃756年），及至第五琦核定盐价，其物价已经飞涨。关键在于：这一两年的时间正是平叛战争最激烈的非常时期。在战争的严重破坏下，当时百姓流离，生产急剧下降，因而物资匮乏、铜钱贬值在许多地区都成为普遍现象。乃至旬月之间，其物价都可能有很大上扬。史载乾元元年第五琦“请铸乾元重宝钱，以一当十行用之”，以及“谷价腾贵，饿殣死亡枕藉道路”（《旧唐书》卷一二三《第五琦传》），便足以证明。

二则认为第五琦加价十倍，这也显然曲解了第五琦食盐官营的本意。毫无疑问，第五琦的做法肯定属于“榷利”，但却并不能就完全视为“聚敛”。因为他的目的并不是直接搜刮百姓，而是要把原来私营盐业的巨额利润据为国有。所以当他核定盐价时，即肯定会考虑百姓能否承受的问题（否则的话，加税岂不更加简单），而且即使加价也不能让百姓明显察觉（按：无论桑弘羊，还是第五琦、刘晏、王安石等，他们的理财目标都是要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而且即使间接加赋，也要做到不让百姓察觉。这种理财思路实际皆来自管子，所谓“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卷二二《国蓄》，尽管也不免有欺诈之讥。）。这一点，我们从史载第五琦的榷盐“人不益税而国用以饶”（[北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八《转运盐铁总叙》，中华书局1955年版）便可以得到印证。

实际上，前揭《食货志四》说得很清楚：第五琦所核定的盐价，乃是“斗加时价百钱”，亦即当时的盐价已经上涨到了百钱。故如果《食货志四》所言属实的话，则第五琦所定盐价仅仅是上涨了10%。这种结论当然很难令人相信。且不说盐价是否已经涨到百钱，就是为了保证赢利，第五琦也必须留出一定的涨价空间，故实际涨辐可能要更高一些。但第五琦的加价不会太高，应该离事实不远。估计第五琦的涨价当不会超过市场盐价的50%。

第五琦的食盐官营曾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根据《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记载，食盐官营政策仅仅推行了一年，便为朝廷增加了四十万贯的财政收入，对于缓解财政危机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第五琦的食盐官营还存在明显缺陷。主要是完全垄断食盐的产销，不仅造成官僚机构的臃肿，增加了经营成本，而且在运输和销售上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针对这些缺陷，著名理财家刘晏进行了重大改进，从而取得了更为理想的效果。

从乾元三年（760年）兼任盐铁使起，刘晏对第五琦盐法的改进主要如下：“自兵起，流庸未复，税赋不足供费，盐铁使刘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于是上盐法轻重之宜，以盐吏多则州县忧，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粜商人，纵其所之。江、岭去盐远者，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粜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晏又以盐生霖潦则卤薄，暵旱则土溜坟，乃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于劝农。吴、越、扬、楚盐廪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太昌、候官、富都十监，岁得钱百余万缗，以当百余州之赋。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西、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兖郓、郑滑，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然诸道加榷盐钱，商人舟所过有税。晏奏罢州县率税，禁堰埭邀以利者。”（《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

根据这一记载，刘晏对盐法的改进可概括为三点：一是把第五琦的官产官销政策改为民产、官收和商销。所谓民产，就是盐的生产主要由“亭户”即盐户自行安排，官府仅仅提供煮盐的牢盆和技术指导（关于官府提供牢盆之事，《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云：“广牢盆以来商贾。”可证。）；所谓官收，就是盐户所生产的盐均由盐官统一“收购”；而所谓商销，则是由官府把盐加价后“转卖”给盐商（关于究竟是盐户按照规定价格交纳一定的“盐税”——包括垄断利润和税收——后直接卖给盐商，还是由盐官收购后转卖给盐商，目前学界多倾向后者。理由是：《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对此都明确记载：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6页）。因此，上引《食货志四》中“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粜商人”的标点，当改为“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粜商人”（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153页）。但这种做法却未必是惟一选择，至少在新的盐法全面推行之后。一个有力的反证，就是盐商也可以被招商煮盐。而且，刘晏之所以要用牢盆间接控制盐户，其目的就是要分沾利润和征税，并禁止私盐的生产和销售。至于“官盐”究竟由谁销售，怎样销售，这并不是他考虑的主要问题。实际上，为了简化操作，也为了避免占用过多的资金，刘晏除需要真正收购一些食盐作为储备外，其它所有“转鬻”显然都只是征收“盐税”而已。所以由盐户直接卖给盐商，也并非绝无可能。），盐商再运往各地销售，并不再纳税。二是在盐的主要产区和经销地区设置十三个巡院。一方面打击私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另一方面保护合法盐商的经营与权益。三是制订了“常平盐”制度。不仅可以保证僻远地区的食盐供应，增加财政收入，而且还可以平抑盐价，防止奸商借机牟利。

刘晏的这些改进成效十分显著。除了大量裁减盐政机构，极大节省了开支，食盐专卖的效益在当年即达到六十余万贯。以后逐年递增，乃至“天下之赋，盐利居半”。《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称：“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究其原因，显然就是由于刘晏改革了盐业官营的运输和销售，从而通过盐利的分沾使得国家和商贾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合作关系。仅就这一点而言，刘晏的盐法与桑弘羊的食盐专卖还有着微妙差别。

除了官营盐业，刘晏还实施了以稳定物价为目的的常平仓制度。自西汉宣帝时耿寿昌创立常平仓以来，其功能都始终是平抑粮价和备荒，如所谓“谷贱时增其贾而籴”，“谷贵时减贾而粜”（《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至刘晏改革常平仓后，则完全改变了传统的常平仓概念。它的经营不再仅仅限于粮食，而是囊括了所有货物，并含有露骨的赢利意图。诸如：“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贱之忧，得其术矣。”（《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丰则贵籴，歉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唐纪》四二）“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资，以佐军兴。虽拏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赞》）可以说，这“事实上就是桑弘羊的均输业务。所不同的是，桑弘羊的均输主要为免除各郡输送实物贡赋之劳，而刘晏的常平则主要为稳定物价，尤其是粮价”（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96页）。只不过后者更为巧妙、更为完善而已。

在推行盐铁官营、常平均输的同时，唐朝中后期也借鉴桑弘羊的经验实行了酒榷政策。以德宗为例，他在建中三年（782年）即宣布榷酒——“天下悉令官酿，斛收直三千，米虽贱，不得减二千。委州县综领。醨薄私酿，罪有差。”（《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此外，由于饮茶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朝后期还参照酒榷实行了榷茶政策（参看刘玉峰《唐代禁榷制度的发展变化》，载《学术研究》2004年第2期）。
承袭五代，北宋建立后即实行禁榷制度。《文献通考》卷一五《征榷二·盐铁》云：“五代时盐法太峻。建隆二年，始定官盐阑入禁法。贸易十斤，煮鹻至三斤乃坐死。民所受蚕盐（按：所谓“蚕盐”，乃指官府为扶植丝织业向蚕农所赊销之盐，后来则逐渐演变成一种搜刮百姓的摊派制度。）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徒三年。”一般来说，北宋初年的禁榷基本上取法桑弘羊，无论盐、茶均采取官营垄断政策。但由于禁榷专营弊端很多，诸如官吏腐败、成本太高和效率低下等（参看张锦鹏《试论中国古代实施禁榷制度的目的》，载《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论宋代榷盐制度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载《盐业史研究》2003年第4期），到太宗雍熙以后即逐渐改为主要仿效刘晏的官收、商销政策。其主要表现，就是所谓“入中法”的制订。如元人马端临转引“止斋”陈氏曰：“国初……未有客钞也。雍熙二年三月，令河东北商人如要折博茶、盐，令所在纳银，赴京请领交引。盖边郡入纳算请，始见于此。端拱二年十月，置折中仓，令商人入中斛斗给茶、盐钞。盖在京入中斛斗算请，始见于此。天圣七年，令商人于在京榷货务入纳钱银算请末盐。盖在京入纳见钱算请，始见于此。”（《文献通考》卷一五《征榷二·盐铁》）因此，在利益分沾的情况下，这也就形成了一种官商合作、以官为主的专卖制度。
除了禁榷制度，北宋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更是继承和发展了桑弘羊和刘晏的理财措施。王安石对桑弘羊和刘晏非常推重，他在讨论变法时曾明确指出：“周置泉府之官，以榷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晏麤合此意。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宋史纪事本末》卷三七《王安石变法》）所以他的变法大多仿效桑弘羊和刘晏，也就不足为奇了。
具体来说，王安石的均输法就是借鉴桑弘羊的经验，甚至连名称都完全相同，只不过内容有所变通而已。他和吕惠卿等人奏请神宗批准，任命薛向为发运使，总管东南六路财赋。朝廷从国库中拨出五百万贯现钱和三百万石粮米，作为发运使籴贱粜贵的本钱。“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九载陈襄《上神宗乞罢均输·附录》，转引自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3页）并要求在丰收或价廉时应尽量就近收购一些可以“变易蓄买”的物资，“以节省价款和运输的劳费。对于非生产地区的民户，则令其改交税款，而不向他们强征实物”（邓广铭：《王安石》，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89页）。另外，在发运使握有储备物资的情况下，均输法还规定歉收地区和丰收地区互相调剂，既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又可以避免谷贱伤农，使朝廷增加收入。故尽管均输法没有明说要贩运经商，但许多保守派还是强烈指责它与商贾争利。如苏轼即上书声称：自从均输法实施，“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异，变异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东坡全集》卷五一《上皇帝书》，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王安石推行的市易法，也是在桑弘羊平准法的基础上制订的。根据《史记》卷三○《平准书》记载，桑弘羊“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可知其目的就是要平抑物价。而所谓市易法则更为全面。它最早是在汴京设置市易务，负责稳定物价，并掌握“开阖敛散之权”。后来则把汴京的市易务改名为都提举市易司，在全国二十二个较大城市如杭州、成都等也都设置了市易务。这些市易机构的经营方式主要是商品批发和赊贷，所谓“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许至务中投卖，勾行牙人与客人平其价，据行人所要物数，先支官钱买之。如愿折博官物者，亦听。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若半年纳，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以上皆见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一《神宗》熙宁五年三月丙午，中华书局1995年版）。一般来说，“市易司（务）兼有商业（批发）机构和金融机构的双重职能”（吴慧：《桑弘羊研究》，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455页）。

在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下，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尽管绍圣元年（1094年）以后，哲宗以所谓“绍述”为“国是”，凡被保守派废除的变法措施均予恢复，但这时的均输市易法已经有名无实。尤其徽宗即位后，在蔡京等奸臣的把持下，许多专卖政策更完全蜕变成“聚敛”之术。以盐、茶为例，蔡京即借口“绍述”新法，“榷江、淮七路茶，官自为市。尽更盐钞法，凡旧钞皆弗用，富商巨贾尝赍持数十万缗，一旦化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缢死”（《宋史》卷四七二《奸臣二·蔡京传》）。至南宋时又有所谓“经制钱”，实际上更是赤裸裸地“强括民财”（[南宋]叶适：《水心别集》卷一一《经总制钱一》，载《叶适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74页）。但这与桑弘羊的理财已经完全是背道而驰。

元代以后，无论明、清，统治者都实行了禁榷政策。以元朝为例，国家对金、银、铜、铁等矿产品和茶、盐、酒、醋等食品曾采取多种形式的专卖制度。仅就榷茶而言，《元史》卷九四《食货二》记载：“榷茶始于唐德宗，至宋遂为国赋，额与盐等矣。元之茶课由约而博，大率因宋之旧而为之制焉。”再如明朝，虽然对金、银、铜、铁、铅、汞、朱砂等矿产品一般都采取放禁政策，但对盐、茶依然实行严格的专卖制度。史载“太祖初兴，即立盐法，置局设官，令商人贩鬻二十，取一以资军饷，既而倍征之。……洪武初，诸产盐地次第设官”。先后共设置了六个都转运盐使、七个盐课提举司，以管理食盐的生产和销售。以后，则采取“开中”即“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和“纳马中盐”的专卖制度，到明朝后期更实行转让专利权的“商专卖”政策（以上皆见《明史》卷八○《食货四·盐法》）。至于榷茶，明太祖亦明确规定：“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明史》卷八○《食货四·茶法》）尽管以后榷茶政策曾经历了“一个由严密、封闭到废弛、开放的发展过程”（郭孟良：《试论明代的茶禁政策》，载《青海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但即使是在“废弛、开放”时期，那种所谓“召商中茶”和“招商给引”（《明史》卷八○《食货四·茶法》）实际也具有明显的专卖性质。清承明制，也实行盐、茶专卖制度。如所谓“清之盐法，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清史稿》卷一二三《食货四·盐法》）。“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清史稿》卷一二四《食货四·茶法》）只不过“聚敛”的弊端越来越多，与桑弘羊的理财措施相去更远而已。

总结桑弘羊理财对后世禁榷政策的影响，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首先，桑弘羊的理财开了中国古代禁榷政策的先河，后世的禁榷制度实际都与此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所以不管赞成也好，反对也好，人们也历来都把桑弘羊视为工商官营垄断政策的始作俑者。如南宋吕祖谦便说：“自桑弘羊既开利孔之后，虽有贤君良臣，多是因循不能变。”（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六《酒禁》，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其次，尽管后世禁榷的名目越来越多，在形式上都可谓桑弘羊理财的不同翻版，但其具体操作实际还有着某些变化。大体说来，在刘晏改革盐法之前，主要是仿效桑弘羊的做法；而此后则大多根据不同情况对桑弘羊的做法进行改进，并扩大禁榷的范围。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桑弘羊的官营政策旨在完全垄断关系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是要独占工商业的丰厚利润——“均输之法，不过尽笼天下货物而贱买贵卖，令商贾无所牟大利”（[明]王嗣奭：《管天笔记外编·尚论》，载《杜臆》第6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61页），而后世却更多的是与商人分享利润。这不仅缓和了以往国家与商贾的尖锐矛盾（参看拙文《从西汉抑商政策看官僚地主的经商》，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而且也有利于禁榷政策的推行。

再次，从桑弘羊理财的宗旨看，虽然其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增加收入，但他却始终强调和坚持“民不益赋”的原则（当然间接来说，桑弘羊的一些理财措施最终也给农民增加了负担）。所以要做到“天下用饶”，又不能给农民增加负担，他的理财措施就主要是排挤和剥夺私营工商业主，并由于垄断了工商业的主要经营，也损害了一部分贵族和官僚的利益。而后世的禁榷政策则越来越意在聚敛。为了更多、更直接地敛财，许多统治者都抛弃了“民不益赋”的原则，乃至巧立名目，把一些禁榷竟演变成赋税，或变相的赋税，如唐朝中后期的“榷酒钱”、五代北宋时的“蚕盐”等。因而他们的剥夺对象往往便不再是私营工商业主，而主要成了普通民众。这使得后世的许多禁榷都真正变成了“聚敛”，非但未能达到“兴利”的目的，反而给民众带来更为沉重的负担，并激起越来越多的民变。如王仙芝、黄巢起义、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张士诚起义和捻军起义，都与当时的禁榷制度有直接关系。

最后，桑弘羊所主持或参与制定的盐铁官营等理财政策，实际是体现了一种自然资源应收归国有的思想。如桑弘羊宣称：“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盐铁论》卷一《禁耕》）这不仅为他的工商官营政策及后世禁榷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在实践中也确实达到了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尽管桑弘羊的许多理财都出现弊端（北宋司马光曾云：“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等法，天下困弊，盗贼群起。”（《传家集》卷四六《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虽然说过于夸大，但也确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并在后世禁榷政策的实施中越来越地表现出来，但这种自然资源应收归国有、国家应积极介入工商业的思想仍然是难能可贵、值得充分肯定的。即以当今为例，为了保障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及市场的稳定和人民的身体健康，我国在相继取消茶叶专卖、粮食和棉花的专营制度后，便仍然采取了烟草专卖和食盐专营等政策。而且，为了更为有效地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国家也同样对许多重要的矿产资源和原材料实行垄断专营制度。所以我们不能把中国古代的禁榷完全视为“聚敛”，而应当看到还有积极作用的一面。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