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丽哥哥苏超现状2017:清末权臣痛恨清流党官员：好说大话 品行低下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12日AA29版，作者：黄波，原题：《晚清艳事背后的政治阴霾》

满族宗室、著名诗人宝廷娶一个属于贱民阶层的船娘为妾，自劾去官，是晚清轰动一时的事件。当时卫道者讥其“不学”，他自己也承认“好色”，但也有人认为，宝廷行此常人眼中的“悖谬之举”，实则大有深意。

宝廷辞世，其好友、晚清另一位大诗人陈宝琛所撰的挽诗中有两句颇堪玩味，“梨涡未算平生误，早羡阳狂是镜机。”

“梨涡”即酒涡也，梨涡云云，用的是南宋名臣胡铨的故事，胡铨以气节著称，但贬官途中却为一个名叫黎倩的女子而动心，后来大儒朱熹于此大为不满，赋诗讥之曰：“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陈宝琛的意思是说，宝廷当年颇招物议的纳船娘，其实根本不算什么过错，而是他佯狂避世的韬晦之计，显示他对时世有先见之明。

陈宝琛这两句充满感慨的诗，揭破了艳事背后的政治阴霾。

原来，陈宝琛和宝廷均为当时人所称“清流党”之一员。

所谓“清流”，比喻德行高洁、勇于言事，有名望的士大夫，此义古已有之。《三国志》中说陈群“动仗名义，有清流雅望”，唐昭宗时，尽杀当朝名士，有的被投入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顾炎武诗“读书通大义，立志冠清流”，均可见“清流”应该算是一种褒词。晚清的“清流党”当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党，也并未形成为一种组织，主要指以传统儒家规范为标准，侃侃论政的一批言官和谏官。他们往往坚执己见甚至敢批君主逆鳞，持论甚高却又未必均有裨于实际。而正是这一特点遭到了很多非议，也是导致今人所著近代史中，清流党所获评价越来越低的重要原因。李鸿章于暮年中曾与后辈有过一席推心置腹的谈话。他愤激地说：“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又曰：“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

在这里，向来自负的李鸿章令人惊讶地流露出了一种人生失败之感，而之所以如此，他当然不会认为是自己才识不足，而是归咎于办事多遇牵制，以致未能尽才，自己主持的国家大事，也为之“阻挠不少”。牵制自己的力量，李鸿章则直指清流，比之于明末国家将亡时仍然大闹意气的东林党人，说他们少不更事，不考究实际，但求立异鸣高。

在李鸿章看来，言官谏官等清流们的最大弊端有二：脱离实际和泥古不化。检视史料，意外的是，对清流的这种认知并非李鸿章一人而然，在一些被后世公认为思想开明的先觉者、改革者那里，“守旧”几乎成了清流们一张无法摆脱的标签。

著名古文家、李鸿章幕僚吴汝纶在书信中感叹：“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

曾国藩之子、著名外交家曾纪泽在日记中把清流分为上中下三种，“上焉者，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绪论，发为悬虚无薄之庄言，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持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从而诋毁之，以忌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就三种评之，此其下矣。”此处曾纪泽揭破了一个事实：名为清流，实则成分复杂流品不一。既有好名之徒，更有为了派系利益宁愿作违心之论的人，也不乏为了谋取私利而刻意诋毁他人者，而在曾氏看来，把这些名不副实的清流排除在外，清流之最上者，也不过能“自守”而已。

精通洋务、最早倡议向西方文明学习的郭嵩焘则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清流党首领、曾任军机大臣李鸿藻，他在致友人函中愤慨地说：“李兰荪（李鸿藻字兰荪）之意，竟欲东讨日本，西击法郎西，直不知其意欲何为？当国二十年，乃有此昏谬，覆国亡家有余。徒与一二无知少年，肆口狂论，自命清流，而使元勋宿将，慨然流涕，以求引避，能不寒心？”又曰：“数年前在京师即知高阳（此指李鸿藻，因其为河北高阳人）必误国，今始验也。”

然而，一个容易为人忽略的事实是，李鸿章所痛恨的言官，多为其未能收买者。像对宝廷等人嬉笑怒骂的李慈铭也点过翰林，也喜欢大言高论，但其笔下从未拿李鸿章开刀，自然不在李鸿章痛恨之列。而李慈铭之所以善待李鸿章，实因为后者对他多所笼络也。从李慈铭的日记中可知，李鸿章除了给过他一些优差，每每到京公干，李慈铭都会和其他穷京官一样上门大打秋风，蹭点银两来花。

专司言责的人能够做到不被收买，是否应该承认，真正的清流，其人品和气节仍然有可取的地方？清流固然常常不知变通，但其迂执的议论最后发生作用，怎能独怪于他们？如果不是由于执政者缺乏主见和定见，又因为对出现权臣的危险过度敏感，隐藏着利用言官谏官对大臣制衡的心理，清流的一些高调又怎能进入决策层，乃至对国事产生负面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一批不畏权势、勇于言事的清流们，大吏们的气焰会嚣张得多，晚清政治也会更加污浊。

还是以宝廷为例。据《花随人圣庵摭忆》所记：“竹坡先生（宝廷字竹坡）之贫特甚，罢官后，徜徉京西诸山间，得诗数百首，春寒如严冬，而著袄袍，面破棉见。……身为贵胄，交游遍朝端，而穷饿不顾以死，非徒今人所难能，古亦不多见。闻先生殁时，无以为殓。”

“身为贵胄，交游遍朝端，而穷饿不顾以死，非徒今人所难能，古亦不多见”，作者的这种感喟放到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引起强烈的共鸣。无论如何，我愿意对宝廷等那些真正的清流们保持一份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