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刘信义现状:桂华：“混混”治村的“喜”与忧

“混混”治村的“喜”与忧

　　“村长多是混混”?

　　现在，一些农村村民常说：“好人当不好村干部”;还有人说：“现在10个村长中有9个是混混。”所谓“混混”，是指具有灰黑势力背景的人。我所知道的陕西关中张庄村村长福仔，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福仔自己说：“我1975年出生，小学没有毕业，从小喜欢武术，不上学后就参加了本地的武术散打队，没有事情干就交朋友，喜欢玩，在散打队结识了几十个师兄弟。1997年回到村中想搞一番事业，借钱办了个炉具厂，亏掉了几十万，赔得一塌糊涂;1999年结婚，2001年炉具生意失败后，在家待了三年;02年开始在家中养狗，04年开始挣钱，到06年挣了100万，还了贷款，在县城买了一栋房，户口也迁出村外。2006年本镇的镇长介绍我入党，2008年村委换届，当选为村主任。”

　　福仔学过武术，年轻时很喜欢打架，现在动不动就要打人，而且，他的“师兄弟”和“朋友”，很多也是“混混”。福仔由镇长推荐入党，在户口迁出本村后，又当选为本村村主任。

　　好人为何当不好干部?

　　张庄的现象要放到更广阔的基层治理背景中去理解。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基层治理陷入了物质资源与权力资源的双重困境。

　　一是物质资源匮乏。税费改革以来，中央作出了从向农村“汲取”资源到向农村“输入”资源的战略调整，基层干部的工资由财政支付，并加大对公益事业与社会事业的财政投入，逐年加大农业补贴。但是，国家各项惠农政策一般越过村组组织，通过“一卡通”的方式直接对接到农民身上，基层组织基本没有可控资源。张庄村作为一个普通的农业村，没有集体经济基础，仅有的一些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只够支付干部工资。村级组织没有钱，严重制约村级工作开展。

　　二是权力资源匮乏。税费改革以来所进行的配套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总体思路是朝着削弱基层组织的权力，并加强监督权力行使的方向进行。国家加强了对农民上访问题的考核力度，在维稳问题上实施“一票否决制”，试图运用信访体制来监督和规范基层组织的行政过程，防止基层组织滥用权力。此轮改革造成的后果是，尽管村干部丧失“做坏事”的机会，但也丧失了“做好事”的能力。比如，在基层治理工作中，村干部没能力对付越来越多的“钉子户”，在实施农村公共事物“一事一议”过程中，只要一户农民不同意，整个事情就可能议不起来。连同信访考核压力，为避免出事，基层干部很容易陷入“不出事，不作为”的逻辑。

　　税费改革后，绝大多数农村与张庄村类似，都陷入了体制性双重资源困境，这就是“好人当不好干部”的原因。在上述现实下，大多数手中没有钱也没有权力的村干部，在基层工作中，只能选择消极无为的工作方式，导致基层工作瘫痪，大量的农村矛盾被积累和掩盖。

　　“混混”化解了双重资源匮乏问题

　　然而，“混混”福仔却能很好地扭转基层治理局面。自当选为村主任后，福仔重新恢复了小组长职位，并每年支付300元钱工资;另外，为提升其他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福仔规定，开展一些基本的村级工作时，除规定工资外，每位村干部每天获得50元钱补助。解决干部的工作动力后，福仔积极开展村级治理工作。自2009年以来，福仔逐年进行村庄内部道路硬化工程。该项目预计需资金250万元左右，其中，向农民筹资80万元，其余部分靠国家惠农项目支持。

　　福仔之所以能顺利开展工作，原因在于他靠个人能力化解了体制性双重资源困境。首先，福仔不但个人经济条件好，而且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按照政策，在实施“村村通”工程时，村里要垫付资金修路，通过上级部门验收合格后，才能拿到国家项目款。福仔计划今年落实一万平方米的修路计划，村民集资后，资金缺口还达80多万。这些缺口都是由福仔运用社会关系解决的。

　　福仔不但解决了物质资源匮乏问题，也解决了权力资源匮乏问题。村民普遍反映，福仔工作手段很强硬，原本困扰基层治理工作的“钉子户”问题，在福仔强硬的作风下迎刃而解。比如，修路时涉及到村庄街道中的建筑物、树木拆除问题，福仔要求各队队长按照标准划线，线内的所有树木、建筑物一律用推土机推掉，竟然没有任何村民敢站出来反对。虽然说线内建筑可能是违法的，但是，除非有福仔这样的强人，否则，必然有村民出来扯皮，造成工作难度。修路固然是好事情，但是，换了别的干部却不一定能办成。在基层工作中，“钉子户”不一定是因为利益受损而产生的，多数是与熟人社会的生活矛盾有关。只有福仔这样强硬的人，才能将工作做成功。单靠基层民主、村民自治或者“一事一议”，农村工作很难开展。

　　“好人当不了干部”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福仔这样的个人能力，既解决不了资源匮乏问题，也无法治理“钉子户”。恰恰是福仔这样的“混混”，带来了张庄村工作的根本改观。在福仔上台前，每年收合作医疗费用是老大难的事情，2008年为落实张庄村的合作医疗达标，村干部的工资全部被乡政府扣完了，用于垫付没收齐的部分。2009年福仔上台后，张庄村的合作医疗工作在全乡评比中达到第二名。包括垃圾清理、公益事业、完成上级工作安排等，张庄村一跃成为全镇的先进村。

　　“混混”治村三方共赢？

　　表面看，“混混”当干部，带来了多方共赢。站在乡镇立场上看，“混混”干部至少能维持村级运转。税费改革后，乡镇依然需要村级组织配合完成一些自上而下的达标工作。如果缺乏有效的村级组织，上级政府下达乡镇的工作必然无法落实。因此，乡镇政府期盼强有力的村级组织。另一方面，在下达给村级工作任务时，乡镇又没有能力赋予村级组织物质资源和权力资源，“混混”当干部正好化解了这两方面的问题。

　　站在村民的角度，福仔也能带来村庄面貌的更新。与一些“好人”干部的不作为不同，福仔上台后，积极向上级跑项目，谋取村庄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无论福仔自身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农民至少是得到了实惠。现在，福仔不可能向农民收钱，也不会从农民身上搜刮好处。在村庄公益事业发展方面，比如筹办庙会、基础设施建设等，福仔的强硬作风，还给农民带来好处。因此，尽管部分村民对福仔的工作作风颇有微词，但总体评价还是好的。

　　福仔当干部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直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积极谋划村庄发展的同时，福仔也不隐瞒他个人的目的，他准备也发展自己个人的实体事业，比如搞一个基建队来承包村庄建设工程。

　　实际上，村庄的发展可以看作是福仔个人事业的平台。福仔发展村庄的根本目的是，依托村庄建设来谋取私人利益。在修路过程中，福仔动用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用个人信誉来支撑村庄事业，包括项目规划、承包、实施等，都是他一手操办。在此过程中，福仔谋取了多少个人好处，谁也说不清楚。

　　福仔这样的“混混”，当干部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他们要在村庄中获得什么样的好名声，他们的根本动力是：将村庄作为开发对象，利用国家政策、村庄土地资源等，为个人事业搭建平台。在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下，他们较好地将村庄公共事务与个人事业结合起来。乡镇等上级政府容许甚至是鼓励这样搞，因为，村庄建设好了也是乡镇领导的政绩;村民也不反对，因为，他们毕竟是拿着国家的钱搞村庄建设。

　　“混混”治村损害了什么?

　　税费改革后的双重资源匮乏，为“混混”当干部提供了空间，而新农村建设带来的农村资源变现和国家资源套现机会，为“混混”参政提供了动力。分析福仔当干部的逻辑后，发现“混混治村”有三个方面的消极后果：一是基层治理的内卷化，即混混、承包商等地方势力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体，造成了国家惠农资金被消耗、农村资源被过度开发等;二是基层民主的萎缩，在“混混”强硬工作作风下，村民基本丧失了表达能力，农民在基层治理中变成“沉默的大多数”;三是国家政权在基层退化，“混混”依靠私人能力进行基层治理，以弥补物质资源与权力资源的匮乏，造成了非法色彩的地方社会势力对国家合法政权的侵蚀。“混混治村”，本质上是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弱化的表现。

来源：《凤凰周刊》2011年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