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期间　中朝高层关系内幕

        朝鲜战争中，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过程，近几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其中包括中国领导人早在战争之前和初期就有心援助朝鲜，而直到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前，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方面提供援助的愿望却始终拒之门外。本文依据相关档案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披露了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高层关系的紧张状态及其得以缓解的途径，以使人们对此间中朝关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1、关于中国出兵朝鲜问题
        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

        1950年1月底，斯大林突然同意金日成来苏联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问题。在4月10日－25日苏朝领导人举行的三次会谈中，斯大林强调，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美国不进行干预和获得中国领导人的支持。

　　金日成保证，由于有苏联和中国作后盾，美国不会冒险发动一场大的战争。而毛泽东一向支持朝鲜解放全国的想法，并多次表示，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将帮助朝鲜，如果需要还可以提供部队。但金日成相信，他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统一朝鲜。斯大林反覆强调，苏联不准备直接卷入朝鲜事件，特别是如果美国冒险把部队派到朝鲜，金必须同毛泽东进行商议并获得支持。

　　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通报了他准备进攻南方的计划。尽管毛泽东感到意外，但在收到斯大林14日的电报后，仍表示支持。在15日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毛泽东建议朝鲜人民军要速战速决，对大城市要迂回而不要恋战，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解释说，他曾设想朝鲜在中国攻占了台湾后再开始进攻南方，那时中国就可以给予朝鲜充分的支援。但既然朝鲜决定现在就打，而这又是大家共同的事业，那么他表示同意并准备给予必要的协助。

　　金日成对毛泽东的建议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在金日成看来，既然莫斯科已经答应给予援助，他此番到中国，只是奉斯大林之命来取得毛泽东的认可。因此，会谈刚刚结束，金日成即当着毛泽东的面向苏联大使罗申宣称，会谈的所有问题都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在踌躇满志的金日成面前，毛泽东的尴尬处境是可以想象的。

　　朝鲜对中国封锁军事情报
        战争果然在没有事先通知中国的情况下爆发了，毛泽东甚至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这一

消息的。尽管中国领导人对此颇有不满，但在美国直接参与战争的情况下，还是表示要支

持北朝鲜。7月初，中国政府同意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籍干部送回朝鲜，以便加

强人民军的干部素质。同时，周恩来还向罗申表示，中国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请求，允许

经长春铁路和中国领空向朝鲜运送军用物资的要求。中国领导人特别向苏联提出了为朝鲜

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

　　7月2日，周恩来会见罗申时通报了中国对朝鲜战局的估计：美国可能向朝鲜增兵，在

南方一些港口登陆，并沿铁路线北进。建议人民军加速南进，占领这些港口，尤其是应在

仁川地区组织强大的防御，保卫汉城，并防止美军陆战队在此登陆。周恩来一方面抱怨朝

鲜领导人无视毛泽东屡次提出的美国将进行军事干涉的警告，一方面又强调，如果美军越

过三八线，中国将组成穿着人民军制服的志愿军对抗美军。

        7月4日，中国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甚至向罗申讲述了如何通过山东半岛的港口将北朝鲜军

 队运往南朝鲜，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战场帮助朝鲜人民军的具体设想。

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马上表态支持：“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到中朝边界是正确

的，以便当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在朝鲜开展志愿军的行动。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为这些部队提

供空中掩护。”

　　此时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还在国内养病，为了保持与朝鲜方面的联系，周恩来早在

6月30日就临时改派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以政务参赞名义去朝鲜。临行前，周恩来指出

 ：“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

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

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

　　然而，朝鲜领导人却对中国使馆采取了封锁消息的作法。据柴成文回忆，当他7月10日

到达平壤后，金日成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今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我”，还指定人民

军总政治局副局长徐辉每天向中国武官介绍一次战场情况。但不久中国使馆便发现，徐辉

 所谈的情况，绝大多数都是朝鲜当晚对外广播的战报，而柴也不可能经常见到朝鲜最高领

导人。

中国军队拟派往朝鲜了解情况的参谋团，也遭到拒绝。

　　朝鲜暂不考虑请中国援助

　　然而，战事的拖延使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感到必须做好出兵援朝的准备。8月11日，已经

集中在东北的第13兵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所属各军、师干部会议。高岗在会上充分

阐述了准备出国作战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必须主动地、积极地援助朝鲜人民，帮助朝鲜人

民解放，使朝鲜成为独立、民主、统一的国家。

　　而最新情报表明，美国决心大规模增加在朝鲜的兵力。中国领导人也直接提醒朝鲜方

面对战争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出兵的问题，但言外之意是可以领会

 的。

　　毛泽东在8月和9月初两次接见朝鲜代表李相朝并与之讨论战争形势。毛泽东指出人民

军的错误在于没有建立足够的预备队而是全线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歼灭敌人而只想击退敌

人夺取领土。刘少奇也指出应当让人民作好战争可能旷日持久拖延下去的思想准备。

　　对于中国方面的建议，甚至包括苏联军事顾问的警告，朝鲜领导人置若罔闻。究其原

因，第一，对战局的估计过于乐观。当9月4日柴成文直接向金日成提出战争正处于胶着状

 态时，他很有信心地说，釜山战役已经开始，当精干的突击部队上去后，就会打破僵局；

当问道美军有无可能在后方登陆时，金日成肯定地回答：“　我们估计美军目前反攻尚不

可能，他没有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后方港口登陆是困难的。”

　　第二，普遍存在着速胜论和冒险主义倾向。柴成文报告说，朝鲜领导人开始没有考虑

到美国出兵，预计一个月结束战争。及至美军参战后，又提出“八一五前解决问题、8月要

成为胜利月”等口号。从动员大批技术工人和学生入伍，以及人力、财力严重浪费等情况 。

 可以看出，完全是孤注一掷的拼命打算。9月10日，柴成文回国汇报后再次返回平壤，并按

山前线协助进攻，都会明显地影响战局发展。然而，由于中朝双方对战争局势的判断和战

略安排存在重大分歧，即使没有其他的原因（如金日成对中国出兵心存顾忌），朝鲜方面

 也不会考虑请中国出兵援助的问题。

　　麦克阿瑟在仁川成功登陆以后，局势立即发生了严重变化，中国领导人感到派兵赴朝

参战已经不可避免。9月18日，周恩来会见了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周恩来首先询问了朝鲜

战局的情况，并抱怨说，中国领导人除了报纸上公布的材料和平壤电台的报道外，不掌握

任何情况，甚至驻平壤的中国大使也收不到关于军事形势的作战通报。

　　周恩来还指出，在军事问题上同北朝鲜领导人的接触很少，中国方面根本不了解朝鲜

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中国曾试图派一些高级军事干部去北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

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覆。

　　周恩来建议，如果人民军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就应将主力北撤，并建立突击部队以备

万一；应当利用西方对中国和苏联参战的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罗

申答应立即报告莫斯科，还建议派一位负责干部去朝鲜弄清情况，消除误会。20日莫斯科

 答覆，朝鲜方面没有向北京提供军事情报是“不正常的”，但原因是他们没有经验。至于

目前的军事部署，同意中国提出的朝鲜人民军主力北撤的建议。

　　9月21日刘少奇进一步向罗申表示，中国军队士气高昂，如果需要，他们愿意，也有信

心打败美军。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美国威胁到北朝鲜的生存，中国必须帮助朝鲜同志。

尽管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私人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也曾劝说金日成向中国求援，但朝鲜方面对

此始终毫无反应。

　　直到9月2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才做出请求苏联和中国出兵的决定

。经过激烈的争论，政治局一致认为，汉城陷落后已无法阻止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如

果他们越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残余部队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战争将在很短时间内结

束。北朝鲜领导人一致同意要求苏联和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并通过了递交斯大林和

毛泽东的两封正式信件。

　　即使如此，朝鲜领导人也是先试探莫斯科的态度，给斯大林发出了信件。10月1日斯大

 林回电表示，提供援助的最好形式是派遣志愿军，而且首先需要同中国商量。万般无奈的

金日成于当天深夜紧急召见中国大使，要求中国尽快派已集结在鸭绿江边的第13兵团过江

，支援朝鲜作战。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朝鲜领导人从内心是拒绝中国直接提供军事援助的，个中原因大

概有两方面，一是金日成过于自信，对局势的估计也过于乐观；二是中朝两国历史上存在

的特殊关系使得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出兵有某种担心和忧虑，所以金日成宁可依赖苏联也

 不愿中国插手朝鲜事务。这两个问题在中国出兵朝鲜以后仍然困扰着双方。

2、关于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中朝首次会谈只谈军队配合

　　虽然由于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和苏联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犹豫不决，10月1日至

18日期间，中国派兵赴朝作战的行动一再受阻和出现反覆，但毛泽东本人的决心从来没有

改变。在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讨论武器装备和空军援助的问题时，中朝已经开始商谈中国

 出兵的具体事宜了。不过，因情况紧急，双方并未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

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10月8日毛泽东即致电金日成，通知中国已决定出兵，并要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

阳与彭德怀和高岗商议志愿军入朝诸项事宜。当日朴赶到沈阳，但并未谈及志愿军入朝的

具体事项，只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催促中国部队立即出动。朴一禹还说，目前金日成在

德川，金的意见是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那里。这就涉及到了对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

　　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

军队帮助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

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显然，由朝鲜人来指挥中国军队是不现

实的。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

　　彭德怀当然另有一番考虑。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

 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其次，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实在令人对朝鲜人的军

事指挥能力担忧。后来彭曾对柴成文讲：“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因

此，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

　　至于对朝鲜军队的指挥，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

，新兵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此时还不宜提出。于是，当10月21

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只是在谈到两军如何配合

 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彭处保持联络。

　　两军统一指挥作战提上议事日程

　　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

　　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

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劳动党政军民撤退堵

塞道路等等，使“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特别是还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

 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望

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11月7日彭又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反映几个问题。但商

谈3天的结果令人失望：1、开辟敌后战场问题，由于什特科夫坚决支持中国方面的主张，

决定派方虎山和崔仁两个军团深入敌后，金日成对此勉强同意。2、两军配合问题，金日成

坚持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

 式。3、对待逃避兵役的朝鲜平民问题，金日成同意志愿军帮助召回逃跑者，但实际上准备

以反叛罪名对这些人进行武装围剿。

        在此期间，彭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6师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愿军125师

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协同志愿军作战。但金坚持将该师调走了。后第7师5000余人又

与125师会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该师，金日成则不予答覆。此外，朝方和驻朝苏联军事顾问

还反对彭德怀提出的后撤几十公里设伏的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向清川

 江以南追击敌人。

　　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为了解决问题，毛泽东决定一方面请中朝

两军最高指挥官直接面谈，协调双方立场，一方面向莫斯科反映意见，以求得到支持。

　　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

　　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应邀来到志愿军总部，高岗也专程从沈阳赶到。会谈一

开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怀便提出了两军必须统一指挥的问题。什特科夫明确表示应该由中

 方统一指挥，认为对中方指挥的正确性不应存在任何怀疑。但金日成在发言中只介绍了人

民军的情况，而对指挥权和有关政策问题却闭口不谈。

　　情急之下，彭直接提出由金、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对军事问题进行

协商和统一指挥。对此建议，金日成未置可否，什特科夫因未请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态。

最后决定，待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召开会议再行讨论。

　　毛泽东在11月1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转述了彭的建议：“希望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

 同志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怀组织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

如您认为可行，即请由您处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为妥”。17日，毛泽东致电

彭、高说，斯大林已回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将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

。另外，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也赞成统一指挥。

　　鉴于莫斯科已表明态度，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与毛泽东商谈。在12月3日的会谈中金

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金日成提出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并确定以后联合命

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对志愿军的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

　　联合司令部成立以后，凡属作战问题及前线一切活动均归其指挥，后方动员、训练、

军政、警备等事则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但联司得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联司的建立对

外不公开，仅对内行文用之。

　　会谈后周恩来起草了《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金日成返回朝鲜

后，7日同彭德怀再行商议具体事宜，所谈甚为融洽。双方商定数日内组成联合司令部，金

保证今后不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

　　至此，在莫斯科的干预下，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从组织机构的角度得到了解决。

如果说联合国部队由美国统一指挥是顺理成章的事，那么中朝两国军队联合作战和统一指

挥的问题则处于两难的矛盾境地。对于朝方，存在一个国家主权问题，加上长期以来朝鲜

 对中国依附和朝贡的历史因素，要他们交出自己军队的指挥权，的确在民族感情上难以接

受。而中国主要考虑的是战争胜负问题，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讲，中方显然具

有绝对优势。权衡利弊，从战场形势和现实利益出发，把军事指挥权集中在志愿军手里是

势在必行的结果。

3、关于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的问题

　　中方实事求是的主张遭到朝方强烈反对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

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

　　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

虏3000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

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

件均不成熟。

　　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鉴于志愿军在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且“敌阴谋诱

我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彭德怀于1月8日命令部队停止进

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

，但他内心实际上主张速胜，只是发表意见时比较策略，总把新任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和

朴宪永推到前台。就在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

 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

，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

队必需休整补充的决定。

　　1月9日上午，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也表示反对。他不满地说，世界

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

失战机的错误。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

　　彭德怀反对“把战争胜利寄于侥幸”

　　恰在此时，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

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人民军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

　　1月10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来到彭德怀的指挥部。会谈中，彭在分析了敌我实际情

况后强调，我军必须休整，经过充分准备以求在下一战役消灭更多敌人。金表示同意休整

，但提出时间要尽量缩短，可先出动3个军南进，其余休整一个月。彭认为，现在出动可能

压迫敌人再放弃几个地方，但过早将敌主力压缩到釜山狭小地区，不利于分割围歼。金争

辩说，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彭说，扩大领土不如首先消灭敌人。消灭

了敌军，自然就得到了领土。金坚持认为，目前多占领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和平解决后

的选举。彭认为不必多考虑这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多打胜仗，消灭敌人。由于双方争执

不下，彭这时拿出毛泽东9日电交金日成。金则称，他谈的不是个人意见，而是劳动党政治

局的集体意见，于是打电话叫朴宪永星夜赶来。

4、关于铁路运输管理体制问题

　　铁路运输重要性特别突出

　　随着志愿军连续三次战役的胜利和战线的向南推移，中朝军队的后方补给线越拉越长

。这时，保障军队后勤供应问题的重要性就突出地显露出来。

　　与此同时，由于战争，到1950年底朝鲜的“工业生产已完全停顿”。为了恢复和保证

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中朝联军打过三八线以后，朝鲜政府便作出了“　关于1951年第一

季度恢复及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等一系列决定。特别是1951年2月22日“关于改进战争时期

铁路工作”的决定，提出了铁路“为恢复工农业生产而保证国民经济运输的任务”。于是

，中朝双方在如何保证铁路运输及铁路管理体制方面的矛盾随之爆发。

　　志愿军出国作战，由于朝鲜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资源不足，致使部队供应不能取之

于当地，因此，物资和装备基本上要靠国内运来。但朝鲜山地多，运途远，且路况恶劣，

而志愿军汽车数量本来就不足，加上敌机日夜轰炸，损失极大，公路运输力量更显紧张。

于是，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就显得特别突出。

　　早在1950年10月底11月初，彭德怀即向东北局提出应加强铁路运输和建立统一指挥机

构的要求，还请求中央派铁道兵到朝鲜加强修路力量。11月6日铁道兵团和铁路员工志愿援

朝大队相继入朝，与朝鲜人民军铁道抢修部队、朝鲜铁路员工并肩作战。

　　为了改善铁路运输的管理，协调中朝双方的运输任务，确保前线的供给和伤员及时转

运，彭德怀在11月16日与高岗会见时又提出了建立中朝铁路联合指挥机构的设想。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中方先后派人来朝，经使馆安排多次同朝方有关人员商谈，但均未有结果。

直到12月3日金日成亲自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洽谈后，才取得了原则上的一致意见。到12月

底，中国方面成立了以刘居英为司令员、余光生为政委、叶林为副司令员的东北军区铁道

运输司令部（后改为东北军区军事运输司令部），负责组织支前运输，并指挥抢修铁路；

同时，在球场临时设立了朝鲜铁道军事管理局，由中朝双方共管，并充实了力量。

　　1951年1月22日至30日，东北军区在沈阳召开后勤会议，专门研究志愿军后勤工作问题

。周恩来率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军委运输司令吕正操等领导人，专

程来沈阳参加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提出了建立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任

务。

　　经过这些努力，使中断的铁路运输，在球场、定州以北（共延长384公里）恢复了通车

，1951年1月即接运2944列车，较上月增加44％，到4月，在军管局管辖范围内的1391公里

线路中，通车线路已发展到1321公里（东达释王寺，南到南川）。

铁路运输管理混乱，缺乏统一调度

　　尽管铁路线大体通车了，但后勤供应的根本矛盾并未缓解，除了敌机轰炸造成的损失

外，最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各部门、各单位之间互不了解，强调各自的重要性，争车、争路

、争时间，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抢运上来的不是急需物资而无人卸

车，急需的物资又因前沿山洞被占而积压在后方，由此造成列车运行时间普遍延长。

　　铁路军管局虽然成立，也由双方共管，但中朝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分歧。在管理方针

上，究竟应该采取军管方式，还是仅仅实行军事代表制尚未确定；在运力分配原则上，究

竟是首先抢运军需物资，还是以民用和经济建设物资为主也有争论。再加上组织机构极不

健全，人员思想情绪不够稳定，铁路运输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为此，彭德怀向毛泽东抱

怨：对运输问题“若无速效解决办法，势必延长战争”。如何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建立

统一调度、统一指挥的铁路运输机制，从而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畅通，已经迫在眉睫。

　　关于建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的问题，早在12月金日成访问北京时就确定了基本

原则。金回到朝鲜后对柴成文说：“前些时候关于铁路运输的军事管制问题，中国同志多

次与我们的同志商谈，我们总有些人就是不懂得没有军事上的胜利什么也谈不上的道理。

”并说，“这件事在北京已经商妥，请你转告高岗同志，就由他委任铁路人员去办吧。”

但实际上在具体谈判中却困难重重，阻力甚大。

　　双方在铁路管理的基本原则上仍有较大差距

　　1951年2月19日，负责谈判的中方代表叶林（东北交通部部长）、张明远（东后司副司

令员）、彭敏（铁道兵副司令员）报告：在谈判中，朝方往往对问题考虑不周，提出的意

见前后矛盾，但其中心思想是明确的。第一，在中朝双方的运输量超过朝鲜铁路运输能力

的情况下，反对中方提出的“应首先满足军需运输”的原则，而对朝鲜经济恢复的考虑较

多。第二，要求朝鲜交通省参与对铁路的管理。虽同意成立联合军运司令部，中方为正，

朝方为副，受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但须与交通省合署办公，并建议中国也成立类似朝鲜

军事交通局的机构。第三，在铁路管理机构问题上，反对实行军管制。朴宪永提出恢复朝

鲜原各铁路管理局，而将已经成立的临时铁路军管局改为定州管理局。

　　到3月中旬，双方在铁路管理的基本原则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军管与铁路行政合二

为一是战时提高铁路运输效率的有效办法，而铁路军管局则是中朝联合实行军管的具体组

织形式。对此，朝方不便直接提出反对，而是自行成立了军事交通局，对铁路进行控制，

还恢复了原管理局机构管界和部分工作（交通省21号令），实际上削弱和限制了军管局，

使其无法完全行使职权。

为了尽快达成协议，周恩来作了妥协，除坚持“在联司指挥下设双方统一的军管司令部，

统一进行抢修护路及调度车运”外，同意“在目前作战时期，朝鲜铁路行政仍需朝鲜交通

相管辖”。对于中方的这个让步，金日成表示基本同意。然而，在中方代表与朝鲜交通相

朴义完逐项谈判时，朝方又提出了进一步要求：除铁路行政系统仍归交通省领导外，一、

军管局仅负责制定计划，其作用只是对铁路运输进行检查和监督；二、铁路抢修工作另成

立联合机构，委托交通省领导。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已经建立的中朝联合军管机构。

　　鉴于朝方在谈判中反覆不定，双方基本想法差距太大，中方代表深感问题复杂，关系

重大，即使形成纸上协议，也难以改变实际状况，以至要求再派“有威望的得力干部来此

慢慢谈判”。彭德怀亦无可奈何，提出将交通省的意见呈金日成，由双方政府出面解决，

只求朝方能“确保军运如数完成，确定铁路管理和运输的具体办法”。

　　随后，针对朝方的三项原则，即铁路行政隶属朝交通省；成立中正朝副的联合军运司

令部；成立中正朝副的统一铁道兵团司令部（即中方所说抢修司令部），高岗提出五点商

榷意见：一、坚持对朝鲜铁路的军管制度，但可实行军事代表制，在联运司下设各级军事

代表，中正朝副，军事代表对一切军运有最后决定权。二、联运司设沈阳，派总代表驻朝

交通省，监督军运计划执行。三、要求朝方保证联运司与其总代表及各级军事代表间电话

畅通。四、成立统一抢修司令部，受联运司领导，同时受朝交通相及联运司指导。五、在

朝中国员工受朝铁路局领导，其政治工作则受中国军事代表直接领导。

　　叶、张、彭据此与朝交通相再次谈判。除对抢修司令部领导权的归属问题尚未明确表

态外，朝方基本接受了高岗的五点意见，但要求确定朝交通省对其所属各铁路管理局行使

管辖权。关于运输问题，朝方同意原则上全部通车，由联运司审核批准军用物资和国民经

济所需物资的运输比例。至于交通省及其所属各管理局，朝方请中国派人任副职。双方商

定，将谈判记录整理签字后，呈报各自政府批准。得此情况后，周恩来一方面要求中方代

表最好争取能在记录中列入有关联合抢修司令部领导权的内容，一方面也只得同意叶、张

、彭在记录上签字，并将全文带回北京。恰在此时，莫斯科的意见到来，扭转了局面。

　　朝鲜铁道军管总局成立

　　据当事人张明远观察，中朝会谈之所以争执不下，其实质是联运司领导权归谁所有的

问题。中方代表认为，当时朝鲜的铁路和机车大部被毁，铁路运行的车辆主要是中国开来

的，而抢修线路、运送物资的部队和司乘人员都以中方为主，甚至维修线路的器材和部分

朝鲜铁路员工的供应也都是由中方负责。从这些实际情况看，朝鲜方面难以协调指挥铁路

运输的正常运行。所以，战争期间的中朝铁路联运应由中方牵头。

但朝方以及苏联驻朝鲜顾问坚持认为，对铁路运输的管理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必须由朝鲜

领导。对此，周恩来曾指出，问题的根子不在平壤，而在莫斯科，并表示要同苏方协商，

以求妥善解决。

　　就在周恩来电告中方代表准备在谈判记录上签字的当天，斯大林来电表示了苏联的立

场，全文如下：“我驻沈阳领事列多夫斯基刚刚向我们报告了高岗同志的意见，即为正确

组织部队和作战物资向前线的运输工作，朝鲜铁路必须交由在朝鲜的中国司令部管理。从

领事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金首相是支持这个意见的，但朝鲜的部长们却似乎反对这个意见

，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将损害朝鲜的主权。假如需要我的意见和联共（布）中央的意见的话

，那么我们认为必须告知您，我们完全支持高岗同志的意见。为了顺利地进行解放战争，

这个办法是必须采取的。总的来说我们认为，为朝鲜本身的利益着想，中国和朝鲜之间最

好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国家关系。”

　　周恩来当即将这一电文转给高岗和彭德怀，并表示可以继续“力争联合铁路修复司令

部归联司或运司指挥或仍进一步提议将朝鲜铁路管理局置于军事管制的直接管理之下”，

中方代表亦可暂缓签字，而由政府出面邀请朝交通相到沈阳再谈。

　　在此后的谈判中，中方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4月16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即转金日成

，“提议为适应战争需要，朝鲜铁路必须立即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　”，“即在联司

领导下，设立中朝联合的军运司令部，统一朝鲜铁路的管理、运输、修复与保护事宜”。

5月4日，中朝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根据协议精神

，7月在安州正式成立了朝鲜铁道军事管理总局，刘居英为局长兼政治委员，金黄一（朝方

）、黄铎为副局长，统一负责朝鲜战区铁路运输的管理、组织与实施。

　　8月1日，在沈阳成立了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联运司），受中朝联合司令部直接

领导，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兼司令员，张明远兼政治委员，南学龙（朝鲜铁道副相）

、刘居英、李寿轩、叶林为副司令员，同年11月又在安州成立了联运司的前方派出机构—

——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刘居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黄一、李寿轩为副司令员，负

责指挥和协调军管总局、抢修指挥部和铁道高炮指挥部的工作。从此，在统一的领导和组

织下，铁道运输部队、抢修部队及高炮部队密切配合，协同行动，采取“以集中对集中，

以机动对机动”的作战方针，大大提高了铁路运输效率。

　　铁路管辖权是中朝争论中唯一涉及朝鲜内政和主权的问题，彭德怀在1959年受到批判

时对此也不回避。但正如彭所强调的，对铁路实行军事管制是在战争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处

理办法，并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立即将铁路交还朝方管理。不过，在莫斯科干预下强加于人

的做法，多少给金日成留下了一些心理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