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原冀东军区）简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六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的第九纵队。该纵队是在抗日战争初期，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冀东暴动中保留下来的部分武装力量为基础组建的。　　

1938年7月，中国共产党冀热边特委在八路军第四纵队的配合下，发动和领导了冀东20万工农抗日武装暴动，建立了抗日武装。之后，中国共产党又陆续派遣许多红军干部到这支抗日武装力量中担任各级领导。10月，主力撤到平西抗日根据地整训，冀东只留下三支游击队坚持斗争并得到迅速发展，1940年7月，这支武装力量编为晋察冀军区第十二军分区，李运昌任司令员，李楚离任政治委员，辖第十二、第十三团，曾配合主力部队参加百团大战。1942年11月，第十三军分区抽调部分部队在长城内外日军制造的“无人区”，坚持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并在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1945年1月，奉晋察冀军区的命令，第十三军分区改为冀热辽军区，辖第十四至第十八军分区，隶属晋察冀军区。冀热辽军区组成后，立即投入抗日战争的攻势作战和战略反攻，北出长城，进军热（河）南、辽（宁）西。

　　1945年战略反攻后，冀热辽军区主力部队编为冀东纵队（又称詹才芳纵队）和热辽纵队（又称黄永胜纵队）。同年10月，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11月又调回晋察冀军区。同时，根据晋察冀军区统一整编部队的命令，冀热辽军区改编为冀东军区，并将其所辖的部分部队改编为四个野战旅：第十一旅（旅长曾雍雅）、第十二旅（旅长刘永源，政治委员林茂源）、第十三旅（旅长萧全夫，政治委员李振声，副政治委员向仲华）、第十四旅（旅长何能彬，政治委员徐光华，副旅长兼参谋长袁渊，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黄志勇）。

　　野战旅的编成，标志着冀东武装已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第十二旅、第十三旅部队，后来分别发展成为第四十六军之一三六师和一三七师。

自卫战争开始后，这支部队在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的率领下，立即投入了粉碎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的斗争，接连进行了承德保卫战、香河保卫战、打退美军直接进犯的安平作战等战斗战役，保卫了冀东解放区。通过上述作战，使得这支新成立的野战部队在战术思想、战斗组织和作战指挥方面，均取得明显进步，并培养起部队连续作战、吃苦耐劳的战斗作风和近战夜战的能力。1946年6月至8月，冀东军区野战部队进行整编，先被编为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旅，不久又合编为独立第十、第十一旅。1947年5月，冀东军区改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7月，又以各军分区警备团为主又组成冀东军区独立第九旅。

　1947年8月，上述第十、第十一、第九旅，在河北遵化地区编成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中权，参谋长袁渊，政治部副主任徐光华。第十旅改称第二十五师，师长曾雍雅，政治委员艾平；第十一旅改称第二十六师，师长萧全夫（曾用名萧全福），政治委员李振声；第九旅改称第二十七师，师长任昌辉，政治委员王文。全纵队2.3万余人。不久，部队先后进入东北地区，参加了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作战。

　　九纵出关后的第一仗，就是在秋季攻势中配合八纵，在杨家仗子围歼国民党第四十九军。此时，第二十七师尚留在关内进行整顿。第二十六师进至五岭山，担任阻援任务；第二十五师则进占郭家屯一线，准备截歼溃逃之敌。

　　第二十六师在五岭山顽强坚守两天一夜，挡住了敌人七个团的进攻，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为围歼第四十九军争取了时间，并歼敌1000余人。而当敌第四十九军在八纵的勇猛攻击下向南溃逃时，又突遭早已守候多时的第二十五师的截击。该师部队英勇作战，连炊事员、司号员都抄起扁担投入战斗。

　　最后，除敌军长王铁汉等百余人逃脱外，4000余名逃窜之敌全部被歼。

　　九纵出关作战，第一仗就取得歼敌5000余人的大胜，不仅鼓舞了部队的斗志，锻炼了纵队大兵团作战能力，而且用缴获敌人的武器改善了自己的装备。为此与八纵一起受到东总的嘉奖。

　　随后，九纵又进行了朝阳攻坚战、义西围歼国民党第九十二军等战役。

在整个秋季攻势作战中，九纵在历时50多天的连续作战中，五战五捷，战斗类型既有山地防御战、山地进攻战，又有城市攻坚战、夜袭破袭战，总计歼敌1.1万余。在之后的冬季攻势中，九纵千里转战，先后进行了四次较大的战斗和战役，共歼敌1900余人。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3月，又改称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番号不变。

辽沈战役开始后，为保证三纵攻打义县，九纵在司令员詹才芳的率领下，发扬“虎口拔牙”的大无畏精神，以突然的奔袭动作，直插锦州、义县之间敌纵深阵地，连续五昼夜抗击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彻底切断了敌锦州、义县之间的联系。这便是四十六军军史上著名的锦北渗透战。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位于锦州北部两条公路交叉点上的白老虎屯。

　　9月24日夜，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一连穿过敌30多公里防御纵深，神不知，鬼不觉地插到这里。当清晨敌人吹响起床号时，一连官兵已构筑完工事。

　　范汉杰发现位于纵深的白老虎屯居然被共军占领，恼羞成怒。在25日的一天里，在六架野马飞机、六辆坦克的掩护下，敌人向一连阵地发起了15次猛攻。几十门大炮的炮弹一排排倾泄到这块弹丸之地；冲击兵力也由一个连到一个营，最后是一个团。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冲上去又被打下来。

　　打到天黑，敌人一个团伤亡近半，一连也只剩下37人。但敌到底没能拔掉只有二门60炮的一连这颗钉子。

　　在锦北渗透战中，九纵二十五师表现尤为突出，一个师就歼敌近3000人，缴获各种火炮450门。战后，第七十四团的一连、二连，分别被授予“白老虎连”和“守如泰山连”的光荣称号。其中一连连长陈学良、指导员田广文各荣记大功三次，并被授予毛泽东奖章一枚。

　　随后九纵乘胜扩大战果，清扫锦州外围之敌，一举攻占了锦州外围制高点帽儿山，并用炮火直接封锁了锦州飞机场，为攻克锦州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锦州攻坚战中，九纵又与七纵并肩担任城南突破任务。总攻发起后，第二十五、二十六师迅速打开突破口，随即向纵深发展。九纵与二纵、三纵、七纵、八纵一起，仅用31小时即全歼了号称“机械化兵团”的10万守敌。

　　其中九纵计歼敌1.5万余人，并活捉东北“剿总”上将副司令范汉杰、兵团中将司令卢浚泉。为此受到了东野总部首长的表扬，得到“全纵队奋发努力，进步甚快”的评价。攻锦战役结束后，九纵又迅速赶往大虎山地区，投入了围歼廖耀湘兵团的辽西大会战。当廖耀湘兵团发觉将被我军包围后，企图撤向营口从海路退逃。10月26日，东北野战军总部命令九纵从大虎山地区南下，经台安于海青湾东渡辽河，切断敌南逃之路，并抓住逃向营口的第五十二军，待七纵、八纵赶到后再行围歼。这时，九纵已经连续急行军六昼夜，部队体力十分疲惫。但为了抓住廖耀湘兵团，夺取辽西会战的全胜，全纵队指战员不顾饥饿和疲劳，又急行军五天，最后一昼夜一气追击230里，终于在10月31日赶到营口附近，抓住了正企图由海路逃跑的国民党第五十二军。

　　詹才芳当即命令部队不顾疲劳投入战斗，对营口之敌实施弧形包围，并以一个营掩护重炮团，进至营口以北，以火力封锁出海口。

　　11月2日晨，詹才芳发现敌有登船逃跑迹象后，遂决定不待七纵、八纵赶到，九纵即单独向营口之敌发起进攻。二十七师七十九团以果断的行动，攻占了营口以西的西海口小高地，控制了西海口炮台工事。师主力于五台子突破防线，击溃守敌一个营。二十五师在邵家屯突破敌人防线突入市区，第七十五团一营经激战后占领海关码头，七十四团攻占营口车站。

　　突入市内的两个师很快将敌拦腰斩为数段，敌五十二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已呈现混乱状态。九纵部队大胆穿插，分块围歼。经数小时战斗，守敌大部被歼。登船逃跑的敌人，也遭到我炮兵射击，一艘运兵船和22只帆船被炸起火，3000余敌人全部被烧死、淹死。

　　由于九纵不畏疲劳的勇猛追击和当机立断的果断进攻，不仅解放了营口，而且阻绝廖耀湘兵团从海上逃跑之路，迫使廖兵团又改逃沈阳，并最终彼东北野战军主力全歼于辽西平原，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也随之解放。

　　营口战斗，九纵共计歼敌1.4万余人。营口的解放，标志着辽沈战役的

胜利结束。九纵为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划上了句号。九纵在出关后的一年零两个月作战中，共计歼敌4.4万，缴获飞机4架，坦克4辆，各种火炮477门，各种枪1.6万余支。1948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九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六军，仍归东北野战军建制。詹才芳任军长，李中权任政治委员，杨梅生任副军长，段德彰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袁渊任参谋长。第二十五师改称第一三六师，曾雍雅任师长，徐光华任政治委员；第二十六师改称第一三七师，萧全夫任师长，李振声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七师改称第一三八师，任昌辉任师长，王文任政治委员；冀热辽军区独立第七师调归该军建制，改称第一五九师，陈宗坤任师长，曾凡有任副政治委员。改编后，全军共4.7万余人。

1948年11月2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分三路，以排山倒海之势浩浩荡荡向华北开进。九纵为左路兵团的先头部队，经16天连续行军，行程达1400余里，12月7日进入冀东。后为执行毛主席关于“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敌逃跑”和“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的指示，九纵又奉命分两路昼夜不停，轻装急进，于12月18日插入天津军粮城，切断了天津之敌向塘沽从海上逃跑退路，随后又同兄弟部队一起，完成对天津国民党军的战役合围。

　　天津守敌共有13万余人，并且拥有自1947年秋即开始修建的坚固工事，即敌所谓的“大天津堡垒化”，自诩坚守一个月不成问题。

　　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被任命为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攻城具体部署为：以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组成西突击集团，以第四十四军、四十五军组成东突击集团，两大集团东西对进。第四十六军并指挥四十九军第一四五师，则由天津城南向北实施辅助突击。

1月14日上午10时天津总攻开始。四十六军在突破阶段受阻，伤亡相当大。但当天深夜师指挥员进到突破口后，及时调整部署，利用夜晚向敌纵深发展进攻，并取得迅速进展。15日11时即突进到跃华中学，与三十八军会师。四十六军共计歼敌2.6万余，活捉伪北宁路护路军司令兼天津市市长、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参谋、国民政府中将参谋杜建时，缴获各种炮314门，轻重机枪709挺，长短枪1.2万余支。

　战后，刘亚楼对四十六军的辅攻十分满意。他说：“原来我们的意图是你们只要能在南面顶住，不让敌人溜掉，就算完成了任务，没料到你们突破了南边这样坚固的工事，也参加了纵深战斗，这就太好了。”

　　天津战役结束后，四十六军第一三八师、第一五九师又配合四十九军解放了塘沽。尔后转进河北霸县一带休整。

　　1月21日，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部队接受和平改编。平津前线司令部确定由四十六军改编傅部第一二一师和二七三师。在接受改编的傅作义部队中，有许多特务分子与原政工人员已化装为文书、司务长、上士等潜伏下来。

　　这些家伙受军统之命大肆进行秘密的特务活动，制造谣言，欺骗士兵，煽动其部属阻挠改编工作的进行。但傅部师团级军官已认清大势。而且军官们对部队直接负责，怕出大乱子，担不起这个责任。

　　于是，军部决定利用敌人内部这一矛盾，让军官发号施令，维护秩序，遏制叛乱。同时，我派去的干部则深入基层，接近士兵进行工作，并逐渐将其尉以上军官，按先顽固后一般，先政工后其他人员的办法，分批调出部队，上送四野杨村教导团处理。后又经过诉苦教育培养积极分子，并通过他们的

揭发，彻底地肃清了潜伏的特务分子。在一系列的教育后，绝大多数士兵提高了阶级觉悟，并自愿参加人民解放军。四十六军将其中3666人编入本军各部队，将3656人调拨给第一野战军。

1949年4月初，四十六军编入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建制，向华中、华南进军。7月上旬，渡过长江，直逼长沙城下，促进了长沙的和平解放。该军第一五九师调归湖南军区建制；第一三八师担任长沙警备任务；第一三六、第一三七师参加衡（阳）宝（庆）战役。之后，四十六军部队又先后完成了湖南、湘西剿匪任务。1950年12月初，詹才芳调中南军区工作，杨梅生任军长，萧全夫任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曾雍雅任第二副军长兼第一三六师师长。

　　1951年1月，第四十六军奉命进驻粤东，执行保卫粤东海防的任务。

　　1952年9月17日，四十六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接替第四十二军西海岸防御任务。此时军长萧全夫，政治委员吴保山。在此之前，第一三三师调入，原辖之第一三八师调出。在朝鲜战场，第四十六军先后参加三次攻打马踏里战斗，以后又担任西海岸守备任务和“三八”线临津江北岸的防御任务。

　　1955年10月，从朝鲜回国。

　　四十六军在三年半的抗美援朝作战中，战绩辉煌。仅在后半年的防御作战中，就歼敌1.4万（其中美陆一师6639名，英联一师2720名，土耳其旅893名），击落敌机193架，击伤敌机155架，击毁敌坦克51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六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光荣岗位上，经受了各种锻炼和考验，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涌现出全国著名战斗英雄田广文、纪士信等11人；涌现出“白老虎连”等一些著名英雄连队；涌现出二级战斗英雄马玉臣、栗学福等英模人物近万人。

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共冀热边特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部署，开始在冀东创建抗日根据地。到抗战胜利，大体经历了创建、坚持和巩固发展三个阶段。

1937年8月，在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提议，确定了开展冀东游击战争的方针。当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指示河北省委，立即把注意力和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并派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到冀东，任冀热边特委书记，准备在冀东北部山区即冀热边地区举行武装抗日暴动，开展游击战争；由胡锡奎任京东特委书记，在冀东南部平原地区配合暴动。此后，中共河北省委和冀东地方党组织，集中力量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积极准备抗日武装暴动。1938年5月，先后爆发了开滦五矿工人同盟大罢工和乐亭雇工罢工，提出了武装抗日的口号，南部平原地区也具备了暴动的条件。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在平原地区也发动抗日暴动，随将冀热边和京东特委合并为冀热边特委，胡锡奎任书记，李运昌专做军事工作；决定暴动后成立冀东抗日联军，任命高志远(党外人士)为司令，洪麟阁(国民党员)为副司令、兼第一路指挥，李运昌为副司令、兼第二路指挥。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于1938年5月组成以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委的八路军第四纵队(简称四纵)，挺进冀热边，配合冀东抗日暴动，创建抗日根据地。四纵于6月初自平西根据地向冀热边地区进发，一路斩关夺隘，打昌平、攻兴隆、克平谷，主力于6月下旬进至蓟县的靠山集、将军关、下营一线，极大地振奋了冀热边地区人民的抗日情绪。

乘八路军四纵进入冀热边地区的大好形势，中共冀热边特委从7月初起，在各地发动了抗日武装大暴动。仅一个月，暴动就遍及冀东和兴隆、青龙等21个县和唐山矿区，有20万人参加，组成了10万人的抗日队伍，其中共产党领导的冀东抗日联军(简称抗联)约7万人，国民党组建的第七、九路军约2万人，其它抗日武装约万人。八路军四纵和暴动队伍先后攻克平谷、蓟县、迁安、卢龙、玉田、乐亭和宝坻等7座县城，一度攻入昌平、兴隆、丰润和宁河县城，摧毁了所有的乡镇伪政权，建立了11个抗日县政府。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冀热边地区的殖民统治，打开了冀热边地区的抗日局面，奠定了创建根据地的基础，牵制了侵华日军，配合了全国抗战。

8月中旬，八路军四纵队与冀东抗日联军在遵化铁厂胜利会师。下旬，四纵党委、冀热边特委和抗联各路负责人，在铁厂举行联席会议，研究解决创建抗日根据地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冀察热宁军区，推举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委，李运昌、高志远、洪麟阁为副司令员，军区下设5个军分区；成立冀察热宁边区行政委员会；整训部队，建立、健全各县抗日政权。不久，中共河北省委领导成员和省委机关奉命由天津进入冀东，准备开创根据地。

但是，由于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缺乏在冀热边坚持的信心，9月中旬，四纵党委决定：留下三个小游击队坚持，主力撤回平西根据地整训。10月上旬，四纵党委、河北省委、冀热边特委和冀东抗联负责人在丰润县九间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抗联随四纵撤往平西根据地整训，来年再返回冀东；留下包森、陈群、单德贵三个各百余人的八路军支队，组成以苏梅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在冀东坚持。会后即行西撤。结果7万人的抗联队伍，只有不足2000人随四纵到达平西根据地，大部于西撤途中，在日伪军围追堵截中溃散，部分人牺牲，洪麟阁阵亡，余部6000余人被阻于白河东岸平谷境内。鉴于继续西撤，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李运昌、李楚离乃决定率队返回丰润、滦县、迁安边境和玉田南部地区坚持。返回后又迭遭日军围攻，最后只剩李运昌部千余人，在冀东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国民党的七、九路军和其它暴动队伍，在日军围攻下都相继溃散。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大暴动的成果未能保持住。

四纵和抗联西撤后，冀东的抗日形势转入低潮。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后，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回师华北，对其占领区进行以军事“扫荡”为主的“治安肃正”，全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由武汉返回华北，以其主力一部进驻冀东东部地区，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在冀东西部地区，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在西起密云东抵卢龙的长城沿线，自1938年10月至1939年6月，对冀东抗日游击区进行6次(每次兵力少则4000，多则2万)大“扫荡”。同时，恢复发展伪军、伪政权，推行保甲“联坐”，反复“清乡”。此时，在冀热边坚持的抗日武装总兵力不足2000人。而且八路军、抗联互不隶属，各成系统；八路军三个支队的军政委员会，形不成统一的指挥机构，各支队沿长城南北各自为战；抗联虽有统一的司令部，但主要领导人李运昌又去平西根据地开会；冀热边特委主要成员和在暴动中组建的各县政府，多已随军西撤。游击队处于没有统一指挥，没有后勤支援的极端困难、危险的局面。各游击队克服重重困难，不畏艰险，依靠群众，各自为战，收拢旧部，恢复发展地方党组织，试建抗日村政权，终于渡过最困难时期，到1939年夏末，八路军三个支队和抗联武装总兵力又恢复到4000余人，在冀东北部山区和长城以北开辟出若干小片游击区。是年秋，大部游击队和地方干部奉命去平西根据地整训，已开辟出的游击区又大部丧失，冀热边的抗日斗争再度陷入低谷。

对于在1938年西撤后，如何坚持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分局极其关注。193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的电报中，指示一定要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与冀东须保持联系，冀东干部如不够，须立即派回一部工作”。1939年1月，中共晋察冀边区党代表大会，讨论了坚持冀东游击战争的问题。聂荣臻在大会的《结论》报告中，肯定了冀东抗日暴动和冀东党发动、坚持游击战争的成绩和精神，指出“创造新的根据地不是容易的，是长期的”、“要着眼于在激烈斗争中建立根据地”，并明确地指出“以后冀东仍然要成立和创造根据地”。1939年1月初，在平西根据地成立了以原河北省委成员为主的中共冀热察区委员会(简称冀热察区党委)；2月，成立了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简称挺进军)。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统一领导平西、平北和冀东地区的工作，提出了“巩固平西，开展平北，坚持冀东”的“三位一体”的战略任务。1939年3月，中共冀热察区党代表会，讨论了冀东工作。会后，派区党委组织部长吴德来冀东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冀热察区党代表会议精神。解决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的布署问题。

6月中旬，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在唐县军城召开扩大会议，李运昌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问题。根据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会议决定：八路军不再大规模挺进冀东，冀东不再举行第二次暴动，“冀东的坚持与发展，主要依靠冀东的党、冀东人民的艰苦斗争，由小股多股的游击队发展成为大的游击队，由多块小块游击根据地发展成为大块游击根据地”。并决定将冀东抗联武装和八路军三个游击支队，统一编为八路军，序列为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任命李运昌为司令员，李楚离为政治委员，包森为副司令员。7月，冀热察区党委决定组建以李楚离为书记的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冀东区分委(简称冀东区党分委)。从此确定了冀东工作的基本方针，形成了党政军的统一领导核心。但是，由于李楚离、李运昌等冀东主要领导干部均在平西根据地开会，1939年秋李运昌返回冀东时，又正值日军进行第六次大“扫荡”，军城会议精神未能在冀东立即贯彻。

1940年1月初，在遵化阁老湾村召开冀东区党分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简称阁老湾会议)，传达军城会议精神，讨论了在冀东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问题。会议决定当前冀东全党的基本任务是：肃清土匪，巩固原有的游击区，开辟新区。会后，组建了十三支队司令部，整编了部队，将八路军三个支队和抗联各总队，统一编成九个总队；成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冀东办事处，为冀东政权领导机关。部队整编后，由李运昌、包森、地委组织部长周文彬各率部队分赴冀东东、中、西部地区肃匪、开区。到1940年夏，西部开辟出以盘山为中心的蓟(县)平(谷)密(云)地区；中部开辟出以鲁家峪为中心的丰(润)玉(田)遵(化)地区；东部，巩固、扩大了腰带山为中心的丰(润)滦(县)迁(安)地区，与丰玉遵地区联在一起，在冀东初步形成了东西两大块游击区：西部，东起遵化马兰峪附近，西至白河约150华里；南起蓟县、三河县边境，北至兴隆县境，长约120华里。东部两块，西自玉田县境，东至滦河，长约120华里；南起北宁铁路，北入兴隆县境，长约200余华里。建立了丰(润)滦(县)迁(安)、丰(润)玉(田)遵(化)、迁(安)遵(化)兴(隆)、蓟(县)平(谷)密(云)四个联合县和遵化县，共五个抗日县政权、1600个抗日村政权，约辖100万人口。

1940年7月，冀东办事处和八路军十三支队建制撤销，成立晋察冀边区第十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冀东专署)，焦若愚任专员；成立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李运昌、包森分任正副司令员，李楚离任政委，仍归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领导、指挥。同时，整编了部队，撤销各总队建制，编成第十三团，充实了第十二团，各县建基干队。

为巩固、扩大游击区，十二、十三两个团在各县基干队配合下，于1940年7月下旬，分东西两线向日伪占领区进行战役出击，开辟了一批村庄，使东西两块游击区成为游击根据地。接着“百团大战”开始。根据军区统一部署，冀东军民从8月下旬开始，向北宁铁路沿线及各地日伪军据点进行全线出击，各县共约有万余名群众广泛地开展破交活动，使各县公路梗塞、北宁铁路数次中断。战役中，攻克一批日伪军据点，开辟了一批村庄，打通了中部地区，使冀东东西大块游击根据地联成一片。到1940年底，冀东游击根据地已有七个抗日县政权、辖3000多个行政村、人口110万；共产党员发展到6000余名；抗日武装部队发展到3700余人，武装报国队(即民兵)4万多人。在根据地和游击区内普遍建立了青年报国会、妇女报国会、教师报国会和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会员达10万余人。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成为后来冀热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

1940年底，中共冀东区党分委在盘山召开了第二次分委扩大会议，总结1938年西撤以来坚持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和冀东地区的斗争形势，确定了在“巩固中扩大”的基本方针；就根据地内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事建设、武装斗争、群众工作、执行合理负担和整顿村财政等，作出了一系列决定。此后，在根据地建设、新区的开辟和群众性武装斗争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到1941年春，游击根据地人口发展到15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