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六年级数学教材:沙滩大院系列之三 《红旗》停刊前前后后 -时代的脚步 -搜狐博客

    《红旗》于1988年停刊了，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对于国内外的政治观察者来说，作为中共理论权威的《红旗》倒掉了，而且是被中共自己砍倒的，这肯定是个重大变化，可以做很多解读。对于想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令其鼓舞的信号，这些人在一年之后的政治风波下注时，《红旗》停刊也是一个重要参考。
    《红旗》为什么停刊？起因是实践标准讨论。当年全国媒体都加入了讨论，唯独《红旗》按兵不动，这是汪东兴交代的，总编熊复就照办了。《红旗》沉默如此突兀，外界议论纷纷，有个编辑知道谭震林是个敢人，便去约稿。谭的文章讲的是毛泽东，却归结到实践标准问题。熊想删去实践标准这段，谭不允，问题交给汪。汪不想得罪谭，转请华、叶、李、邓批示。华无言，叶在粤，邓批示发表，并指出不卷入就是卷入。李附议。华、汪失势，熊复检讨。胡耀邦为政宽厚，帮助熊过关。1987年胡耀邦退，《红旗》当年的事又扯了出来，领导班子全换，只留苏星一人负责。后又决定《红旗》交中央党校办，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胡启立说：“继续办中央一级权威性的理论刊物，而且叫《红旗》值得研究，刊物代表中央的声音，有权威性，人家就不大好讨论，很难发表不同意见，有顾虑。放在中央党校，作为重要理论阵地，便于理论探讨。”
    在中央决定撤销红旗后，有一次开会，胡启立拿着一堆名字推敲，坐在旁边的李瑞环知道原委后，提笔写了“求是”两字，后来被采用了
    1987年8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十二届第352次会议讨论了红旗杂志社领导班子问题，并通过了《中央组织部关于红旗杂志社领导班子调整的请示》。会后，中共中央下发［1987］128号、132号文件，同意熊复辞去红旗总编辑职务，免去马仲扬副总编辑职务、免去林肖硖顾问职务，红旗的工作由副总编辑苏星主持；实际上《红旗》已经没有领导班子，只是苏星一个人负责了。
    12月21日，红旗编委会给胡启立和书记处写报告说：“近日社内外盛传红旗机构要变动，按计划红旗1988年第1期要在12月25日发稿，27日付印。红旗是否还照常出版?请批示。”
    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开会讨论《红旗》问题。出席会议的有胡启立、高扬、王忍之、周杰、苏星等人，胡启立传达了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机构改革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有关红旗的决定：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
    12月25日，周杰召集会，在会上提了下列问题：
    一、领导体制何时改变?现在编委会不健全，希望党校派领导干部来，交接时间不宜太长。
    二、现在地址同印厂、机场、外界联系方便，干部居住不动为宜。但动不动决定于将来杂志的规模。 
    三、现在体制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基本自负盈亏，财务状况还好。如果改变体制就要到党校吃“大锅饭”。
    四、现在干部大部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来的，素质较高。现在来红旗要人的单位不少，应保留骨干。
    会上高扬表示，党校派不出人来，体制也不能动。
    1988年1月5日，《关于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的理论刊物的实施方案》报中央书记处。12日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政治局常委审阅同意。方案提出：    
    1、在中央党校新刊物出版前，红旗杂志社和中央党校原有的刊物继续出版发行。红旗杂志社的组织机构、工作人员、干部职务、经营管理、财产房屋一律不变。
    2、红旗杂志社划归中央党校序列。建议苏星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在《红旗》停刊前继续负责编辑出版工作。由党校组织班子，研究起草新的办刊、办社方案。初步设想是，新刊的读者对象应是县以上干部和理论工作者，指导思想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指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改革统揽全局，防止僵化和自由化
    3、在此基础上提出刊物的名称、刊期、机构、编制、经营管理制度的设想，供新方案参考。
    方案还提出，2月中旬党校提出新的办刊、办社方案报中央审批，3月下旬做好新刊出版工作，4月1日在新刊出版时拟发表《致读者》，说明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的理论刊物的原因和新刊物的指导思想。
    2月2日苏星向全体工作人员传达方案。大家表示拥护中央决定，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对中央肯定《红旗》贯彻三中全会的成绩比较欣慰。有同志说，这就放心了，不像有人传说的是因为《红旗》犯了错误，而是出于改革的需要。也有个别同志对撤销红旗想不通。但大家都表示，不管去留，个人都应服从组织安排。
    2月12日，高扬与红旗杂志社室主任以上干部见面，并讲了话，明确《红旗》社址、人员、经营管理制度、财产房屋等不作变动，刊名也倾向于不改。会后，高扬提出，由他从《红旗》找三位同志组成方案小组，起草第二步方案。经主任推荐、编委会讨论，确定刘复荣、刘义立、沈迎选参加方案小组，2月15日开始工作。2月16日方案小组发现问题比设想要复杂，启用新刊名需要向新闻出版署申请登记，《红旗》停刊要向读者退款，新刊重新征订一般从10月开始，新刊4月1日或5月1日无法创刊。于是起草报告送胡启立并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报告说：“实施方案设想在4月1日或5月1日红旗杂志停刊，新刊物创刊，发表《致读者》说明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的理论刊物的原因和新刊物的指导思想。当时的理解，主要是改变《红旗》的隶属关系，就像《光明日报》、《经济日报》重新确定隶属关系一样，把红旗杂志划归中央党校序列，把原来由中共中央主办改为由中央党校主办。办刊地点、经营管理、房屋财产不变，编辑力量作部分调整，出版发行队伍和渠道、行政保障系统基本不变，并保持原有的作者队伍和各种对外联系。如果中央同意，刊名也可以不改。根据是《红旗》在国内外已有相当影响，发行份数有240多万份(国外3000份)，只要认真贯彻实施方案提出的方针，改进工作，不改刊名可能更有利。”红旗杂志停刊，出版新刊物，根据邮电部规定：“改动刊名须在一年之初，即只能在7月1日、10月1日或明年1月1日。按现在工作进展的情况，最快也得7月1日。现在领导班子尚未产生；方案尚未提出；向邮电部和新闻出版署申报批准也需要时间。如果中央确定改刊名并由党校主办，订阅份数会大量下降(原来是中央刊物，可以用党费和公费订阅)，同时，将取消原中央报刊的待遇，包括纸张补贴、发行费优惠25％、免征所得税，使成本上升(估计可能上升一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刊物就无法实行自负盈亏的管理体制，只能和党校统一核算，由中央财政拨款。如果每年开支几百万元，党校是无力负担的。目前党校教学、研究方面的改革任务十分繁重，办刊物还要使用原来《红旗》的编辑力量，如果刊物规模过小，也不容易稳定队伍。只靠党校很难承担办新刊的任务。因此希望对办新刊方案能作进一步讨论，明确新刊的性质和待遇，是中央一级的党刊还是党校校刊。在这个基础上制定方案会更好。”
    3月12日，胡启立、芮杏文找高扬和苏星讨论落实方案问题。胡启立讲，关于刊名若改变决定需报政治局。我们是从经济问题考虑，传到香港就会扯到政治问题上来，做出歪曲，这样对我们不利，给人一种不稳定的错觉。倾向按决定落实，高扬同意胡的意见。改名以后，新刊是党中央委托党校办的全党公开理论刊物。杂志的“格”一切照旧。根据胡启立的意见，方案小组确定《红旗》出到6月15日停刊，新刊7月1创刊，重新拟订方案，上报中央。
    3月18日成立新刊筹备工作小组，19日开始工作。3月21日，高扬召集方案小组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党校受中央委托主办党的理论刊物的方案》，会后报送中央。3月3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三届十八次会议原则同意这个方案，但对上报的刊名不满意，会议委托乔石、胡启立、高扬重新考虑刊名。方案确定刊物的性质为：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主办的全党公开发行的理论刊物。根据这一性质，中央批准：1.享受《红旗》杂志原享有的纸张指令性计划供应和纸价补贴；发行费优惠25％；免除所得税；参加各种会议；按规定发给文件。2.同国外党的理论刊物保持友好往来。3.保留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设立联络员的制度。方案重申了已在第一步方案确定的办刊方针，并提出4月中旬召开联络员会议，传达中央决定，介绍新刊准备情况并征求意见、建议，组织稿件。7月1日新刊正式出版，拟请小平同志题写刊名。方案对机构和编制以及经营管理制度也作了规定。4月21日，中央确定新刊的名称为《求是》，邓小平题写了刊名。5月9日至11日，在中央党校召开《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员和助理35人参加。会上，苏星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和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原则同意的《中共中央党校受中央委托主办党的理论刊物的方案》，介绍了去年9月以来《红旗》杂志出版发行情况和《求是》杂志的筹备工作情况。到会的联络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讨论气氛热烈认真。许多同志在发言中表示积极拥护中央创办《求是》杂志的决定，认为这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的积极措施。大家认为，新刊会更有利于紧密联系改革和开放的实际，有的放矢地探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规律；更有利于探索、争鸣、活跃和繁荣理论；更有利于广泛团结作者，尤其是中青年作者。会议结束时，高扬指出：应牢牢把握住中央确定的《求是》杂志的读者对象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和理论、宣传工作者来办刊。不再登一般经验总结性的文章，而要注意当前政治经济文化战线在改革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有普遍意义的新经验，从理论上予以肯定并介绍推广。要打破作者队伍中高层领导干部及知名人士占主要地位的格局，形成新的作者群，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把《求是》内容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民主化和培养“四有”新人方面，放在发展生产力，相应提高增强人民主人翁责任感、积极性和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上。他还强调了改变文风的重要性。
    5月30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创办〈求是〉和撤销红旗杂志社的决定》。《决定》概括了第一步和第二步方案的内容。《求是》1988年7月1日创刊。创刊前夕，6月30日在求是杂志社举行座谈会。苏星作为刊物的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了《求是》杂志创刊的经过并介绍了杂志第一期的内容。中央党校副校长高狄到会并讲了话。他说：《红旗》停办，委托中央党校办《求是》，是一件大事。办好理论刊物不易，在党中央领导下，需要编辑部同志的积极努力，也需要全党同志支持。中央党校将尽全力办好《求是》，做好自己应做的工作，也希望新闻界支持我们的工作。《人民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发了言，会场气氛热烈。出席座谈会的有在京24个新闻单位，30名记者。
    中央(1988)160号文件任命苏星为《求是》杂志总编辑，刘义立、苏双碧为副总编辑。《求是》第1期登载了《中共中央关于委托中央党校创办〈求是〉杂志的决定》和《致读者》。
    有人说《求是》杂志前身是创刊于1958年的《红旗》，严格地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杂志。虽然两个单位人员未变、都在一个地方办公，但《红旗》是中共中央主办的，《求是》却是中央党校主办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1988年《红旗》明确宣布停刊后《求是》才宣布创刊，不存在前者改名为后者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