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葆：挑战成渝竞合难题

导语：对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来说，刚刚开始的2012年将是意义非凡的一年。

刘奇葆

职务：四川省委书记

年龄：59岁

到任时间：2007年

主要政绩：将四川省工作目标定位为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施政期间，领导了“汶川地震”之后的灾后重建，实现了经济 “保增长”目标，解决了农民工返乡问题，推进了成都高新区、绵阳科技城和德阳重型装备制造基地建设。

2012年挑战：2011年获批成渝经济区规划之后，成渝竞合难题或将成为最大挑战。

经济观察报 记者 谢良兵 对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来说，刚刚开始的2012年将是意义非凡的一年。1月15日上午，2012年四川“两会”结束，为今年四川省的经济发展定下了基调——稳定增势、高位求进、加快发展，推进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建设。

“西部经济发展高地”是刘奇葆4年前刚来四川省时的施政理想。2007年底，刘从广西到四川出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但这一理想很快遭遇天灾阻击——履新两个月，四川发生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随后就是“5·12”汶川特大地震。

汶川地震之后的三年，四川省经济工作重心被迫转移到灾后重建上来。

本报记者获得的数据亦显示，四川省经济总量从2008年到2011年4年间翻了一番，突破2万亿元；财政收入和投资则3年翻一番，分别突破2000亿元和1.5万亿元。这被当地政府认为是“不但有量的扩张，更有质的提升。”

尽管从数据上来看，灾后重建的成绩不俗，但刘奇葆显然更憧憬2012年——这是灾后三年重建任务完成后的第一年，也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更是刘奇葆施政理想真正开始起步的一年。

2011年12月25日，刘奇葆出席天府新区的正式启动仪式并发表讲话，开始吹响了2012年四川省"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建设的号角。但在去年获批的成渝经济区规划之下，成渝竞合难题或将成为2012年刘奇葆最大的挑战。

再造与辐射

和许多省会城市一样，成都作为占四川省1/3经济总量和1/6人口的省会城市，其资源优势异常明显。在四川省对其的定位中，成都要成为开放型的区域中心和国际化城市，要为把四川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为了实现这一定位，四川省将天府新区作为拉动四川省经济的重要载体。作为与重庆同步的经济体，成都是成渝经济区的“双核”之一，是建设天府新区的主战场，规划中的天府新区80%以上均在成都市范围内。

按照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的说法，建设天府新区就是要“再造一个产业成都”。所谓再造一个产业成都，以成都市发改委一位未透露姓名官员的理解，并非重造成都的产业体系，而是要再造一个5551亿的产业值(成都2010年的生产总值)。

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工业园区处处长丁天军认为，在土地和水资源压力下，成都的发展面临着瓶颈，成都必须向外扩张；另一方面，成都市的工业化并不充分，急需补上充分工业化这一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辐射周边城市。

而前述成都市发改委的官员则称，原有的成都经开区、高新区的发展是有限的，无法完全辐射，必须扩大规模才行。并且，成都通过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已向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发展，与天府新区的产业发展方向一致。

不过，面对多年来经济发展的“成都独大”局面，以及成都实际上已成为四川省各种要素聚集"洼地"的事实，省内其他地市意见颇多。刘奇葆也力求改变这一现状，他提出，成都要在区域中发挥重要的辐射带动作用。

为了体现这一辐射，天府新区在布局上跨成都、资阳、眉山三市。在天府新区建设启动仪式上，刘奇葆说，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成都作为西部特大中心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和带动力，拓展成都及周边地区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凸显四川在西部地区的优势地位。

但天府新区的集聚效应并不能忽视。对此，丁天军表示，事情都具有两面性，天府新区的吸附力肯定存在，但他以汽车产业的辐射举例说，成都经开区为主的汽车生产基地，事实上已经带动了内江、资阳等成都周边地市汽车配套产业的发展。

暗战与竞合

除却省内的纠葛，刘奇葆“再造一个产业成都”的战略，还需要面对来自重庆的挑战。

天府新区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是刘奇葆4年前“承接产业转移”思路的延续。2008年4月1日，在四川省承接产业转移工作会议上，刘奇葆曾强调，四川作为总体上经济欠发达地区，要主动地、大规模地承接产业转移，做大经济总量。

这一思路同样是其他中西部省市的发展路径。也因此，在随后的产业转移大潮中，四川与曾为一家的重庆市，在招商引资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家政策项目支持争取等方面竞争激烈。双方的惨烈竞争在民间更是转换为川渝两地民众的“口水战”。

由于过去重庆和成都市同属四川省，在产业定位和布局上存在诸多相似和同质化现象，近年来又在电子信息产业和汽车产业以及装备制造产业等发展方面逐步趋同，因此，在历史恩怨与现实因素中，两地暗地里多次为项目争取而“大打出手”。

以电子信息产业的招商引资工作为例，成都和重庆在争夺富士康、仁宝等企业的落地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中国式招商”模式下，刘奇葆和薄熙来等省级领导的出面也成为招商大战的“杀手锏”之一。

事实上，在资源和产业基础等条件上，成都和重庆难分伯仲。有时候，国家层面的政策也会成为招商能否成功的变量之一。重庆市的两江新区成为第三个国家级新区之后，那一段时间之内，成都的招商工作明显感觉到了压力。

建设成都“天府新区”的设想由此提出。四川希望天府新区能跟两江新区一样成为国家级的新区，以形成成渝经济区发展的“双引擎”。国务院批复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中，天府新区的建设被提出，成都和重庆“双核”定位也被明确。

天府新区开始成为四川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最新平台。据成都市投资促进委员会副主任陈赋介绍，目前天府新区的招商引资工作中，成都准备的项目有120多个，总投资1600亿元以上。而在天府新区启动仪式上集中开工的成都项目有84个，总投资2144亿元。

尽管在2010年底，刘奇葆曾提出，川渝合则两利，争则两伤，更不能打，要当“兄弟”而不是“对手”，要“合作”而不是“暗战”，但在2011年8月16日的四川省招商引资工作会议上，刘奇葆也提出了要巩固四川作为投资西部首选地的地位。

这意味着，在2012年，成渝之间的暗战仍将继续。

错位与突围

以刘奇葆的话来说，在加强川渝合作方面，成渝经济区内的四川地市要强化“一体化”的发展观、“一盘棋”的大局观、“一条船”的奋进观。

但对于这些地市而言，如何真正做到所谓的“一体化”、“一盘棋”和“一条船”却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

在成都市经信委工业园区处处长丁天军看来，与重庆的竞合首先在产业定位上要有差异化，要错位发展。他以汽车产业举例说，重庆市的汽车产业尽管产能大于成都，但主要在中低端产品的打造上。而成都市的汽车产业则着力在中高端的产品上。

成都市经信委重大装备处副处长宾格则以装备制造业为例说，当年三线建设时，四川省的装备制造业在成都和重庆都有布局，产业机构趋同，但近年来，成都市在航空制造方面(属装备制造业)与重庆差异化了。

这种产业的差异化也影响了招商的策略。成都市投促委副主任陈赋称，成都不充分的工业化，导致招商也需要补链，即在龙头企业引进方面形成产业集群，在核心配套企业方面完善产业链，在高端项目引进上优化产业结构。

但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成渝之间显然不放弃竞争。成都市经信委信息基础设施管理处是成都市光网城市和无线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机构，据该处的陈全雄称，成都市早在2009年就建成了西部第一的云计算中心，而重庆市的云端计划才刚刚开始。

与成都的信心满满不同，成渝经济区内的内江等其他四川地市，仍在苦恼如何突围地处"成渝塌陷带"的困局。1月13日，刘奇葆称，内江市作为成渝的节点城市，要做好做足"融入成渝"这篇大文章，争当川渝合作的"桥头堡"。

对于那些成渝经济区范围内的市州、与重庆毗邻的市州，刘奇葆则希望他们积极推进与重庆的合作，主动融入重庆、承接重庆、配套重庆。

省委书记的挑战(2)

2012年02月01日 10:26
来源：经济观察报

字号:T|T

54人参与2条评论打印转发

导语：俞正声说，上海发展必须敞开大门，延揽优秀人才。但如何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难度很大。

俞正声

职务：上海市委书记

年龄：67岁

到任时间：2007年

主要政绩：主政上海期间倡导务实的干部作风，鼓励官员在民主氛围中发表意见。应对“11.15”上海特大火灾、闵行倒楼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时主动面对媒体。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拉平公务员工资水平。

2012挑战：上海转型发展的最大障碍是青年人才的住房问题，若不解决，上海的人才优势将消失殆尽。

“我现在脑子里最难的一个是人才，一个是开放。”1月12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参加市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第一次大会时坦言，这是他认为目前上海转型发展所面临的最难的问题。

俞正声说，上海发展必须敞开大门，延揽优秀人才。但如何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难度很大。“上海各项要素成本很高，特别是住房。近年来，我们在解决住房问题上想了很多办法，但还不够，还需要有更多的创新突破。”

这已经不是俞正声首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青年人才住房问题的重视。去年7月，俞正声在上海市委九届十五次全会上就曾表示，从长远来看，上海转型发展的最大障碍是青年人才的住房问题。去年“两会”期间，俞正声也强调，住房问题不解决，上海人才优势将消失殆尽。

挤出效应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严晓俭是上海市人大代表，前几日在参加“两会”专题会议时，严晓俭专门提出了引进人才的难处。“上海的幸福指数不算高，现在去招聘，很多长三角地区的名校毕业生都不愿意来。”

有此感受的并非严晓俭一人，来自华为、中兴和几家外企的代表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对此，俞正声说：“我们土地资源稀缺，人才资源受生活成本价格要素的制约，这对人才聚集是有影响的。”

实际上，中科院上海分院和上海市社科院两年前就出过一份调研报告，称在此前的两年中，住房压力使14%的“新上海人”打算离开上海，同时也挤走了至少30%的青年科研精英。

近几年，上海处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大批传统制造业企业集体迁出，取而代之的是高端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得到政府鼓励和引进，但与此相适应的人才结构转型却始终滞后于产业转型的步伐。

上海市人大代表、东华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顾晓敏分析，上海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产业升级改造，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量极大，“在一些制造业领域，不缺研发人员，缺的是把研发成果转化为产品生产制作出来的技能型人才。”她指出，这些技能型人才往往是比较年轻、生活刚刚起步，因此对生活成本较为敏感。

正因如此，上海的高房价成为人才结构转型的最大绊脚石。与此同时，上海周边的几个城市，如苏州、无锡、宁波等，也在其自身的转型发展中对高技能人才形成了吸引力，相较于上海，这些城市的生活成本和压力要低得多，而发展前景却并不比上海小很多。

上海市市长韩正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补充发言中提到，2012年创新能力指标中，明确要实现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重达到27%左右的目标。

顾晓敏认为，这释放了尊重人才、吸引人才的信号导向，也显示了政府促进人才结构优化的努力，即对人才的渴求。

样本尝试

如何解决青年人才的安居难题，上海市政府想了很多办法。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是其中一个样本。

成立于1992年的张江高科技园区，目前是国内最大的软件产业基地之一、国内最密集的生物医药研发创新高地。据园区调研，“张江人”的平均年龄为32岁至33岁。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无经济积累、无自有住房的青年人才，约占园区从业人员总数一半。

对于这些“年轻高学历夹心层”来说，房价是难以翻越的高山，保障房也没资格享受，但只要租房安定，未必需要购房。

2005年，张江开始探索破解之路，办法之一是建造青年人才公寓。张江的人才公寓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张江集团投资建设，另一类是由张江园区其他主体投资建设。

2006年张江人才公寓首批试点房源推出，之后园区又出台《张江区域青年公寓总体规划及建设方案》，提出“尽快落实一批适合各类人才居住的高档次、高水平的公寓用房”，积极通过回购、改造工业用房、改造配套用房等方式扩容房源。

园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处负责人修海玉介绍，人才公寓的入住门槛主要有两条，分别针对企业、人才。其一，所在企业的注册地与经营地在张江园区内、并属于园区重点发展的高科技产业企业；其二，必须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与企业签订1年以上工作合同，并在上海无住房，“特殊人才经认定，也不受学历限制”。

在一家通信企业上班的小蒋是人才公寓的受益者之一。小蒋所住的紫薇公寓是老厂房改建的小复式，经济型酒店装修管理，家电全配，楼下为厅，楼上卧卫。他所住是朝西单间，月租为1250元，占月收入15%左右。小蒋说，人才公寓可租住三年，在观望买房之前，公寓是“不错的过渡”。

至2011年，张江已投入使用11处人才公寓，建筑面积共34万平方米，计4317套，可容纳1.38万人。

但截至2011年底，张江从业人员约17万人，需就近居住约2.6万-3万人，依然有1万多人有求无房。针对这种情况，张江园区探索出政策创新的公共租赁模式。

“经政策创新”的上海睿识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与张江园区及附近动迁户签订5-10年的租赁合同，由该公司统一装修、管理，之后再租给白领使用。

睿识公司总经理李力刚说：“我们很早就看准了这块市场，多少暂时买不起房的白领有租房需求啊！很多动迁户手头又有空余房子，却是毛坯房，我们正好可以帮忙装修出租管理，这是个多赢模式。眼光要放长远，慢慢做出品牌。”

该公司出租的一套白领公寓，约90平方米，简单装修，家电全配，除了厨卫，还有4间卧室，每间10平方米左右。“每间租金六七百元，在市场上算中等价格，但我们有服务优势，如后勤维修、保洁投诉、网络维修、晚间值班等。”

待解难题

即便如此，张江的青年人才住房解决办法中仍存有诸多问题。

比如，在规划布局上，张江园区人才公寓的规划配置与其从业人员的增长相比，明显不足。修海玉介绍，张江园区的规划中没有人才公寓预留用地，目前一般是要求开发公司在存量住宅用地开发中，拿出20%的建筑面积用于人才公寓，但目前还尚无社会存量住宅用地用于人才公寓建设。

其次，人才公寓不同于商业房地产开发，它具有公益性，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且收回投资的周期很长。目前主要由区属国有开发公司在开发投入，也有个别公司利用商业贷款开发，但扣除管理成本等支出，仍可能出现亏损，这给人才公寓的市场化运营也带来了不确定的前景。

另外，在税负和水电费收取上，人才公寓的压力也较重。按《营业税暂行条例》和《房产税暂行条例》，人才公寓的房租收入需交纳5.5%的营业税、 12%的房产税，合计达17.5%，根据盈利情况还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而供电供水部门认为有些人才公寓类似于酒店的商业化服务，不属于居民自住性质，因此都按商用标准收取。

修海玉说：“面对目前人才公寓较大的房源缺口，我们正按照‘增房源、降租金、优配置、重管理’的目标要求，具体设想‘四个一点’，即在政府建设的公租房中‘提供一点’，鼓励企业单位‘自建一点’，在附近动迁房源中‘纳入一点’，在符合条件的项目新建房中‘扩大一点’，形成‘蓝领公寓(企业自建)+白领公寓(政府补贴)+专家公寓(免费提供)’的人才公寓体系。”

在去年下半年出台的“张江新十条”中，又包括了“双定双限”(定区域、定对象、限交易、限房价)限价商品房试点探索，定向满足张江核心园区人才居住需求。

不过，目前在上海，具备条件实施类似于张江青年人才住房解决方案的地方并不多，多数白领仍在高房价和高租金的压力下生存。

导语：与推动区域经济规划升格为国家战略的一帆风顺相比，卢展工实施中原经济区建设开局之年的外部环境算不上乐观。

卢展工

职位：河南省委书记

年龄：60岁

到任时间：2010

主要政绩：中原经济区获批、提出了“三化”协调的思路

2012年挑战：不论是城镇化还是工业化，其在沿海的执政经历都能提供相应的借鉴，但对农业的理解和掌控，却是以前没有过的经历。

刚刚闭幕的河南省“两会”上，《河南省建设中原经济区纲要》获与会代表表决通过。这意味着卢展工主政河南后全力推动，并最终在去年升级为国家战略的区域发展规划，从今年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与推动区域经济规划升格为国家战略的一帆风顺相比，卢展工实施中原经济区建设开局之年的外部环境算不上乐观。复杂的国际及国内经济形势，都为他在这个农业大省即将全力推行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带来诸多新的挑战。

200万人进城

根据刚刚闭幕的河南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公布的数据，截至2011年底，全省城镇人口超过4000万。与过亿的人口总量相比，其城镇人口所占比重并不高，农业人口众多依然是其基本省情。

在去年底召开的河南省九次党代会上，卢展工提出未来五年河南城镇化率要达到接近50%的目标，年均增长率约为2%，每年转移近200万人进城。

卢展工在提出中原经济区概念时，就给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了一道命题，思考“人往哪里去？”也即农业人口的转移。这种转移并非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到工厂打工那么简单，而是要使转移出去的农民彻底割断和土地的紧密联系，使其成为城市市民或产业工人。

在国务院最终批复的《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中，积极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发展的路子，被列为了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核心任务。在实施层面，河南则确立了“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规划。

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苏认为，从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看，加快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其举例说，2010年河南的城镇化率38.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9个百分点；同期河南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4个百分点，主要因素即是城镇化率低导致第三产业比重低。“城镇化还可以扩大消费、改善民生，通过让农民进城享受城市生活要比让农民在农村就地改善生活条件成本低、效益高。”王永苏说。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耿明斋认为，2012年城镇化还是快速发展的一个态势，有望实现2%的速度，高于“十一五”期间平均1.8%的城市化率。在城镇化发展的核心议题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农民进城、融入城市的问题；另一个是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耿明斋认为，过去城市化，往往是注重城市框架的拉大，随着城镇化进入更高的层面，城市功能的完善就要放在一个更加紧要的位置来考虑。

河南省从去年开始实施的城乡建设三年大提升行动，每年将投入超过1500亿元，用于提升城镇交通以及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垃圾处理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难题

卢展工曾因在福建推动海西经济区的建设，而被赋予“卢海西”的称号。因此对正在拉开序幕的中原经济区建设，不论是城镇化还是工业化，其在沿海的执政经历都能提供相应的借鉴，但对农业的理解和掌控，却是以前没有过的经历。

在一次与河南各界专家的座谈中，卢展工表示，自己在沿海的时候，不常提粮食问题。对于当地的农民而言，有钱就足够了，可以到市场上买粮食。

但到河南后，他却遇到了新情况。卢展工在座谈中透露，有一次，中央领导到河南考察，在表达了对河南经济发展的鼓励态度后，提醒他说，要重视粮食问题，别的东西没有了，中央都可以调来，如果河南的粮食没有了，把全世界粮食市场上能调的粮食调来都不够。

面对河南各界专家，卢展工坦承，这对他的压力很大。粮食没有的时候就是政治问题，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吃饭问题了。

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河南小麦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到2020年，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目标中，河南承担约200亿斤的任务。

据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农业处处长刘云介绍，自2003年以来，河南的粮食产量连续实现丰收，保持稳步增长。但这个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目前粮食的种植多是靠留守老人、妇女来保障。

从目前河南务农劳动力的人员构成看，基本上呈现“五多五少”的特征：文化程度低的多，文化程度高的少；女性劳动力多，男性劳动力少，女性劳动力所占比达63.5%；年龄大的多，青壮年少；四是兼业农民多，专业农民少；未受过系统培训的多，接收过系统培训的少。

这一现象的背后是种粮在农民家庭收入中的重要性正在降低。根据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数据，从2008年开始，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均收入已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55%以上，农业已经不再是农民的主业。

农业退居次要地位后，农民提升粮食产量、应用新型农业科技的积极性也在降低。加快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吸引农民进城转化为市民或产业工人，也因此被看作是为推行规模化农业、提升综合效益，培养专业农民、种粮大户创造条件。

刘云认为，通过部分农业人口的转移，实现从目前的户均5亩耕地提升到10亩，再到户均30亩，最终形成农业大户。据其透露，未来的农业补贴及相关扶持政策也将会向大户倾斜。

既要让农民增收，又要让粮食不减产，这是卢展工在推行农业现代化时面临的新挑战，“看到农民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我不能表扬，很痛苦。像有的农民不种粮食，种大棚蔬菜、种花卉，收入马上翻番，但是我不敢表扬，一表扬都不种粮食了”。

化解用地饥渴

卢展工在农业领域遇到的问题，在“三化”的协调发展中同样存在，最有代表性的即是土地问题。据王永苏介绍，河南2011年的工业化、城镇化用地指标大约需要60万亩，但国家批给河南的只有20万-25万亩左右。

在《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中，赋予河南探索开展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地挂钩政策试点，实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定居规模挂钩、城市化地区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定居规模挂钩，有效破解“三化”协调发展用地矛盾。

根据目前河南学界的普遍解读，“双挂钩”政策在土地指标流动上，将会突破现有“占补平衡”对“流转”区域的限制，而在全省范围内实现“用地指标随人走”。

刘云认为，搞“双挂钩”有利于化解城市在对待农民工上“光用不养”的问题，“过去是要地不要人，现在是既要地，也要人”。

而根据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易鹏的测算，实行“双挂钩”政策后，河南在农村土地的集约化利用、农村宅基地复耕上大约有400万亩的利用空间。

对于急需推动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卢展工而言，这是一份非常诱人的蛋糕。不过也有河南学者分析认为，现在很多地方都把城乡建设用地“占补平衡” 的措施，定位为想方设法扩大城市建设用地。但根据国土资源部的有关政策，这个措施的主要的目标不是增加城镇的建设用地，而是想方设法地增加农村的耕地，提高农村的耕地质量。

如何能吃下这块诱人的蛋糕，卢展工对理论和相关实务部门的要求是，“涉及土地问题的研究，要非常慎重，从严从紧，弄不好是重大失职”。

省委书记的挑战(4)

2012年02月01日 10:26
来源：经济观察报

字号:T|T

54人参与2条评论打印转发

导语：对于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来说，2011年交出了一份堪称优秀的“成绩单”。

李鸿忠

职务：湖北省委书记

年龄：56岁

到任时间：2010年

主要政绩：湖北的经济一直处于一种高速发展的状态，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与央企的对接，尤其是与铁道部对接，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等。在湖北运筹“四基地一枢纽”的大格局，布局“两圈一带”。

2012年挑战：湖北热情高涨的投资需求拉动，正在面临融资压力。

对于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来说，2011年交出了一份堪称优秀的“成绩单”。

尽管尚未经国家统计局最终审核，但来自湖北省“两会”的消息透露，2011年湖北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1.8万亿元以上，增幅在13.5%左右。

此前的三个季度，湖北GDP增速均保持在14%以上——这样的速度，快于“十一五”平均水平，也快于全国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位列全国第七，中部六省之首。

与众多中部省份类似，湖北的GDP高增长，主要还是依靠投资性需求拉动。来自湖北省统计局的数据预测，2011年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1.29万亿元左右，增长28%。

在2011年底的湖北经济工作会议上，李鸿忠表示：“全国之稳不能一律稳，在全国稳中求进的大局中，有的地方要快一些，有的地方则稍缓些，这个大局中湖北扮演的角色就是竞进，这是湖北应该担当的责任。”

但在现实层面，湖北高速增长的GDP正在面临一轮新挑战。一方面，在湖北最重要的工业经济中，占比较大的汽车、钢铁工业，面临市场放缓的境况；而在另一方面，在湖北热情高涨的“大投资”背后，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融资渠道正在受压。

在2012年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湖北省方面表示2012年湖北经济发展目标之一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0%——尽管GDP增速目标有所下调，但依旧维持高位。

如何在宏观经济紧缩背景下，保持这个中部大省的高增长，显然是李鸿忠在2012年面临的全新挑战。

高位的GDP增速

从2011年全年的数据来看，去年湖北的大三产业均保持增长。湖北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前三季度，湖北省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完成增加值1849.91亿元、7622.18亿元和5006.33亿元，同比增长3.7%、18.5%和12.0%。“去年由于湖北遭遇历史性的干旱，我们一度预计农业可能出现下滑，但目前看来情况明显好于预期。”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杨海涛评价。数据显示，2011年湖北省粮食产量达到2388.52万吨，比上年度增加了72.72万吨，增长3.14%。

相比之下，工业则依旧是湖北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1月底，湖北省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4%，增幅高出全国6.4个百分点，居中部第二、全国第七。

湖北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湖北有八大行业进去“千亿元行业”量级，其中汽车、钢铁、食品、石化四个行业产业各将突破3000亿元。整个 2011年，湖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有望跨上8000亿元的历史高位。“湖北目前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对GDP的贡献占到一半以上。”杨海涛评价。目前，湖北三大产业的结构分别为13.6:49.5:36.9，其中第二产业的比重比2010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比2009年提高了2.9个百分点。

而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投资性需求依旧是2011年湖北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湖北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1-11月，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0988.64亿元，增长高达30.9%。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湖北省新开工项目累计达到19947个，增长29.6%，其中，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1427个，增长39.6%。

“整个中部省份的经济增长，主要都是依靠投资拉动，而湖北在中部省份的投资规模位于前列。”杨海涛认为，一个经济如果良性循环，它的主要动力应该是来自消费，但是目前湖北省还做不到这一点。

“工业化”中期隐忧

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湖北部分支柱工业却面临新一轮挑战。来自湖北省统计局2010年数据显示，在对湖北GDP主要贡献的工业经济中，仅汽车工业一项，就占据约1/4份额。

以东风系为依托，湖北汽车产业遍布武汉、十堰、襄阳，形成了从整车生产到汽车零部件配套，一套完整的汽车工业链。2010年，湖北省汽车工业总产值为3531.88亿元，同比增长50.1%——成为湖北历史上首个突破3000亿元产值大关的工业部类。杨海涛评价说：“如果从对工业的贡献率角度看，汽车工业应排在首位。”

步入2011年，汽车市场陡然遇冷。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汽车生产数量为1841.89万辆，同比增长0.84%，销售了1850.51万辆，同比增长2.45%——产销增速为13年来最低。

在此背景下，以汽车作为工业支柱产业的湖北，情况亦不乐观。来自湖北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湖北省生产汽车174.29万辆，仅增长1.6%。“2011年湖北省汽车产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值，已经由上一年度的23%下降到了12%。”杨海涛透露。

更令业界担忧的是，2012年的汽车市场并不会有明显改观。杨海涛介绍，不久前曾对湖北省汽车企业做过一次调研，业界普遍预计2012年汽车行业的总体销量不会有太大增长。

另一个考验来自钢铁工业。湖北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钢铁工业对湖北GDP贡献率达6%，武汉、黄石、鄂州一带，钢铁工业的占比较大。“但受铁矿石原料价格居高不下和产能过剩的影响，近年来钢铁企业的盈利状况堪忧。”杨海涛分析。

最新消息显示，湖北最大的钢铁企业——武钢集团拟下调2012年全年经营计划：年销售额调至2300亿元，利润调至30亿元。与2011年超过35亿元的利润额相比，今年利润或出现负增长。

“汽车和钢铁两个产业，在湖北省工业经济中占比较大。如何克服这两个产业面临的市场苦难，将是2012年湖北经济‘保增长’面临的挑战。”杨海涛评价。

大投资背后的资金瓶颈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湖北热情高涨的投资需求拉动，正在面临融资压力。

来自湖北省统计局数据显示，尽管民间投资在湖北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上升到59.9%，但来自国有及国有控股的投资，依旧占比高达34.6%。“由于在前期湖北省做了较好的项目布局，因此在争取国家4万亿投资中，湖北获得的份额还是比较大的。”杨海涛分析。

事实上，在国家4万亿投资大政的刺激，和地方投资冲动的双重作用下，近年来湖北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可谓快马加鞭。截至2011年底，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省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投资有限公司、交通投资有限公司等六大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投融资平台。

但伴随着自去年上半年开始的国家信贷紧缩调控和中央政府清理地方投融资平台，自2011年下半年开始，湖北地方投融资平台普遍遭遇资金困境。

以武汉城投为例，作为省会武汉的地方投融资平台，承载着武汉市内包括隧道、桥梁、地铁等大型基础设施投资，截至2011年9月底，武汉城投负债达779.33亿元，其负债率一直处于高位运转，武汉城投长期债务资本化比率、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和资产负债率分别为69.97%、71.41%和76.05%。

来自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从指标看，公司整体偿债能力较弱，但作为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主体，公司债务的偿还主要来自政府财力支持。”

伴随着国家宏观与调控和银行的信贷紧缩，武汉城投的筹资能力面临压力。从武汉城投披露的2011年三季度财报显示，去年前三季度其银行借款约126亿元，相比较2010年同期281亿元的借款规模，下滑了55%。

无独有偶，另一个湖北省级融资平台——湖北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湖北联投”)自去年下半年开始，也遭遇了融资困境。

湖北联投官方网站披露：“今年(指2011年)以来，受制于宏观金融环境的变化以及政府融资平台监管政策逐步趋严，联投集团及出资企业一批已签订合同的银行贷款不能顺利落地，支撑集团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传统融资路径难以为继。”本报记者获悉，受资金问题困扰，包括武汉城市圈城际铁路等多个大型项目，一度停工。

曾从事湖北地方债务研究的湖北经济学院副教授曹小武认为，尽管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信贷调控有所“松绑”，但目前湖北的地方债务问题依旧压力不减：“目前地方融资平台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融资渠道十分有限。”

尽管面临资金困局，湖北大投资的步伐并未就此放缓。以武汉为例，“两会”期间，武汉市场唐良智提出，武汉工业倍增计划——即在未来五年，武汉市实现工业总产值翻番。

与此同时，近年来湖北政府大力拓展区域经济，包括发展鄂西城市圈、荆州“壮腰工程”等，以期培育武汉以外，更多的经济增长极。“区域经济的开拓是一个长远的布局，短期很难对GDP有明显贡献。”杨海涛分析。

但区域经济的发展对于资金，将有着更大的需求。曹小武认为，相比较武汉省会城市的投融资能力，地、市区域的融资能力更弱：“尤其是县域一级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其面临的债务风险更大。”

而在湖北省“两会”期间，一位湖北高层领导曾表示，未来一段时间，资金问题将是湖北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

省委书记的挑战(5)

2012年02月01日 10:26
来源：经济观察报

字号:T|T

54人参与2条评论打印转发

导语：北京人口暴增，交通拥堵，产业急需转移升级，“疏解”成为北京的解困之道。这将成为北京市委书记刘淇2012年的最大挑战。

刘淇

职务：北京市委书记

年龄：70岁

到任时间：2002年

主要政绩：借助2008年北京奥运，北京的发展速度得以迅猛提升，尤其是在城市建设方面和环境治理方面。

2012挑战：北京奥运之后，开始面临北业结构转型的难题。人口暴增，交通拥堵，产业急需转移升级，这些困局都需要北京“疏解”。

经济观察报 记者 谢良兵 刚刚结束的2012年北京“两会”出了个“乌龙”。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在北京“两会”期间透露，北京推行居住证工作的调研从2011年开始，今年应该可以出台。这被媒体直接解读为北京是在为此前购车购房的“限外令”松绑。

很快，北京市相关部门出面辟谣，称媒体将能享受同城待遇的工作居住证和北京将推行的居住证混淆了。

这一辟谣意味着，北京即将推行的居住证并不能享受同城待遇。其实，做出“限外令”松绑报道的媒体没有认真研读刘敬民的话。刘在当时透露居住证制度的时候还说过，至于持有居住证是否能享受北京市民待遇，目前仍在调研之中。

新出台的“北京精神”中有“包容”二字，北京“十二五”期间拟推出的居住证制度，是在践行这一精神。

这一“乌龙”背后所反映的，正是北京这两年来的最大纠结所在。

北京人口暴增，交通拥堵，产业急需转移升级，“疏解”成为北京的解困之道。这将成为北京市委书记刘淇2012年的最大挑战。

疏解开始

根据规划，到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但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时，北京常住人口数为1961万人。2011年初开始的一系列人口调控措施显示，未来5年北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人口控制。

人口暴增带来了北京资源环境矛盾的日益突出。按照官方的数据，北京人均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6，人均水资源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8。目前北京100%的天然气、100%的石油、95%的煤炭、64%的电力、55%的成品油均需从外地调入。

但过去的一年，人口调控目标的实现情况似乎并不尽如人意，且广受争议。于是，从2011年11月1日零时起，北京1335个小区的近35万人被入户调查。这是继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北京市再次进行的区域性人口调查。

这一次人口抽查的重点同样指向人口调控。在官方宣传的口径中，这一次的人口抽查将为16区县人口情况提供关键数据，作为各区县制定城市规划、出台人口调控和制定就业、就医、就学、养老、交通等服务民生的政策提供依据。

但记者获得的“京政办发〔2011〕39号”文件却明确显示，此次人口调查目的是，全面、准确地反映全市及各区县的人口变化情况，及时监测人口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为实施有效的人口管理和调控手段，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提供决策依据。

这对于北京市政府而言，的确是个两难，一方面不得不承受流动人口的市民待遇，一方面又不希望这会带来更多人口的流入。

不过，这些调研为2012年北京推行居住证制度奠定了基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刘敬民表示，相比暂住证，居住证更具普遍性，暂住证主要面向务工人员，而居住证面向整个在京流动人口，政府通过居住证可以掌握北京的资源、人口、工作等情况。

而在产业发展方面，北京方面深知，以往靠消耗资源能源大举投入上项目、靠高价卖地增收、靠高房价和多卖房增税、靠多卖汽车拉动消费的粗放式增长已难以为继。2011年，首钢石景山老厂区彻底告别炉火钢花。这是去年北京市产业转移升级的标志性事件。

北京开始放缓脚步。2011年北京GDP增速8%以上，低于北京“十一五”年均11%以上的增速，垫底全国。北京市主要官员表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北京付出了一些代价，牺牲了一些增长速度，这个代价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

规划补账

北京几年前曾出台过卫星城规划，但事实发展证明，只要北京不改变摊大饼式的功能集中发展路线，卫星城永远就等同于生活配套的“睡城”。北京市规委主任黄艳对此表示，北京“十五”期间的一个教训，就是新城没有配置好。

事实上，不管是人口膨胀还是交通拥堵，最根本的症结在于北京市城市规划的不合理，导致功能过于集中在中心城区。尽管2004年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就提了城市功能向外疏散，但效果并不好，甚至导致了“睡城”和“空城”的产生。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陆杰华看来，通州、亦庄几座新城人口已经饱和，但其承接中心区人口数量太少，并没有真正起到疏解作用。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新城区严重缺乏学校、医院等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资源，这也增加了中心城区向新城区外迁的难度。

在北京的“十二五”规划中，要实现“一业一城”。就是既要避免通州这样有城无业的“睡城”，也要避免亦庄这样有业无城的“空城”。在治堵方案中也提及，要做到“就近就业”，而想实现“就近就业”必须将产业规划到新城发展中去。

这些因规划而欠下的账，在2011年得到了恶补。

春节前夕，通州区首家五星级影城开业，而去年，亦庄新城刚刚结束辖区内没有五星级影院的历史。北京有关部门称，新建五星级影院集中在五环外。文娱、医疗等这些最基本的生活配套正是此前导致通州等新城成为“睡城”的重要原因。

2011年年底前，北京市启动了医疗资源的重新规划布局。考虑到城市发展、人口外迁等多重因素，医疗资源规划方案将每5年调整一次。

交通治堵方面，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官员透露，建设微循环道路、提高路网通行能力是北京综合治堵的重要措施之一。过去的2011年，北京确定了47个微循环道路建设项目，总投资约33亿元，其中市政府给予专项资金补助10亿元。

但显然，这样的补账依然不够。

京冀互动

除了规划补账，北京的功能疏解困局还有另一种思路，就是真正推进多年来的京津冀一体化。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栋生说，未来的首都经济圈必然是一个以北京为核心的都市圈，而北京的周边就是一圈大大小小的卫星城。

专家和媒体一致认为，河北省是北京功能疏解困局的最好帮手之一。

北京市规委主任黄艳在2012年北京“两会”期间透露，在首都第二机场建设的推动下，京津冀都市圈建设将于年内正式全面启动。为了真正实现以业带城，避免出现“睡城的现象”，北京与周边城市的产业合作对接将先于人口疏散进行。

她称，自首都经济圈概念提出来之后，从2011年年初开始，北京规划部门已与河北省政府、部分城市地方政府、天津市政府频繁“碰头”，共同规划京津冀城市群。

河北方面在国务院提出首都经济圈概念之后，信心满满地提出了“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概念，以承接北京的人口和产业转移。长期以来处在北京“灯下黑”状态的河北省，原本寄望北京能真正开始对河北进行反哺。

但很快发现，北京对河北的主动对接不仅冷淡，北京的反哺依然“内外有别”。

在河北提出建设京东、京南、京北三座新城承接北京人口时，北京方面将重点放在了自己区域内的卫星城建设上。在交通方面，燕郊等地与北京的连接已从轻轨改为了城际铁路，而北京平谷区虽比燕郊距离北京更远，所规划的依然是轻轨。

这种“内外有别”背后是利益分配问题。清华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施祖麟称，GDP考核、财权分配等问题是阻碍京津冀区域合作的深层次矛盾。“如何打破行政的藩篱，是最重要的问题。”

但行政区划的思维依然在作怪。2011年，首都第二机场的建设提上日程。而根据本报记者的了解，因首都第二机场横跨北京大兴区和河北省固安县的地界，北京方面曾试图将固安县划入北京管辖，但河北省方面显然不愿答应。

这一小事件反映的，同样是京津冀一体化背后的行政区划“幽灵”。这一难题不解，北京的疏解困局就仍将持续。

汪洋

职务：广东省委书记

年龄：57岁

到任时间：2007年

主要政绩：

简政放权，以经济转型倒逼行政体制改革，从上至下开始破解行政壁垒。解放思想、大部制、经济功能区定位、放权强镇，一系列的行政体制改革都着眼于重建一个高效的政府体系，以危机促转机，将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困局转化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机遇，大力推动“双转移”经济战略、“腾笼换鸟”、“扩笼壮鸟”、“筑笼引鸟”、主张企业 “该倒的就让它倒”解放思想，整肃官场、援疆喀什、富县强镇事权改革、强势治贪。

2012年挑战：

2012年的社会形势不容乐观，甚至可能较2011年更为严峻。

2011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面对了多起社会冲突事件。

汪洋坦陈，事件缘于“长期忽视经济社会发展中发生的矛盾积累的结果”。事实上，广东作为经济先发展地区，多年来因专注于经济发展，而忽略了应有的社会建设工作。

2011年，广东在对冲突事件的处理中，整体表现出克制、宽容的态度。这一年年末的广东汕尾乌坎事件，中纪委委员、省委副书记更是进村倾听民意，化危为机。广东表示，坚持民意为重，以最大决心、最大诚意、最大努力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

2012年，预计经济增速进一步减缓，社会矛盾或将进一步增加。摆在汪洋面前的可能是更尖锐的矛盾，也可能是一个个能从侧面推动社会进步的契机。

流动人口大省的烦恼

2011年夏天，广东省潮安县和新塘镇发生的群众大规模冲突事件，犹如两记重拳击碎了广东光彩的经济镜像。

2011年6月，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的本地治保队员驱赶外地打工者，引发激烈冲突。

新塘事件发生后，汪洋迅速作出回应：“我省是全国流动人口第一大省，如何做好人口服务和管理，协调不同民族、不同来源地的居民间的利益关系，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意义重大。”

随后，广东省委省政府组织各地市政府对事件作出反思。由此，外来人口问题所折射的地区综合管理问题渐次清晰。

事实上，伴随着新塘工业化的过程，是集体土地“国有化”以及城乡一体化进程。不过，这种一体化却是欠缺质量。大墩村，这个高度工业化的区域，基层组织却依然停留在简单落后的村级别。当地的7000名村民依靠这一组织，试图管理多达6万的外来务工人员并在经济利益中分得一杯羹。

这种不可能的治理任务曾因地区间经济发展悬殊、工人甘于忍受不合理的工资待遇而取得“成功”，创造了经济奇迹。不过，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劳动力市场需大于求，事情发生了逆转。通过该事件，广东地方上人口严重倒挂问题、社会管理失范问题，令人为之一惊。

2011年11月初，又有一个经济发达城市广东省中山市因10年未解的土地问题引发冲突。该市东升镇益隆村村民在阻挠当地工厂开工一个多月后，被当地政府驱赶。此事件揭开了益隆村土地流失内情。

步入2011年12月份，汕尾市海门镇乌坎村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这起乌坎村民围攻政府大楼和派出所事件9月初即开始，村民与当地军警的对峙持续至12月。

此外，2011年，广东深圳、东莞等地，工人因工厂欠薪罢工、堵路等事件仍然不绝。

2011年这些冲突事件源自经济原因。2012年，预计经济增速将降至8%。这证明，2012年的社会形势不容乐观，甚至可能较2011年更为严峻。

社会欠账

关于乌坎事件的成因和性质，中纪委委员、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传达汪洋的指示：“乌坎事件的发生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忽视经济社会发展中发生的矛盾积累的结果，是我们工作"一手硬一手软"的必然结果。”

从新塘、潮安到益隆、乌坎，这一系列事件看似不相连，实则成因都类似，并且环环相扣。只是当经济增长的潮水退下后，这些顽石才越加突兀地出现在眼前。

广东经济飞速发展30年，在农村土地上建起的无数大大小小的工厂，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相比土地为城市输出的巨量经济效益，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却变得虚弱不堪。土地原本的主人——农民，在出让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土地之后，在城乡之间却难找到安身立命之地。

而在巨大的经济总量和惊人的发展速度面前，工人群体长期以来在生活上缺乏保障，有时还分不到合理的劳动回报。

2011年，仅占全国1.87%土地面积的广东省，承载着全国1/8的经济总量，其依然通过传统的外延型、粗放式模式发展经济。而土地矛盾尖锐。数量庞大、去向无定的工人和农民已成为社会的“堰塞湖”，若单纯依靠“维稳”思维只会将湖面越筑越高。

在新塘，工人已经不仅安于赚够糊口的钱，他们有的希望到大城市干出一番事业，有的不愿再重复父辈在农村的生活轨迹。在乌坎，农民不满被村镇对土地的处置，选出自己的理事会行使权利。

各种资源的价值长期被低估、被过度消耗。如果广东还想往前走，不把欠下的账认真补补，恐怕后继乏力。此外，一旦经济增速放缓，数量庞大的工人和农民则会成为衣食无着的流民，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背后积聚矛盾的爆发。

迎接挑战

事实证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认识到必须为社会“补课”。

2011年11月，汪洋在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会议上强调，改革是广东的根、广东的魂。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促进发展成本最低、动力最足、效果最持久的方式。

增城新塘事件以后，广东设立社会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既是省委的工作部门，又是省政府的职能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要求，牵头制定并组织实施社会工作总体规划和重大政策，协调相关部门起草社会工作方面的政策法规；协调建立健全群众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

数月后，汪洋宣布广东2012年7月将开放社团登记。汪洋表示，要大力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加大政府职能转移管理力度，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地交给他们。

有学者指出，在经济总量庞大、经济利益密集的地区，没有任何政府能独自包办社会所有问题，必须让出空间，由民众对自己的利益进行发声、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而政府需要向“有限政府”转变，公平公正解决民众的合理诉求。

所有2011年发生的冲突仅仅是开端，仅仅反映了矛盾的存在。要化解这些矛盾，无一不是需要“最大决心、最大诚意、最大努力”，正视民意，正视过往因忽略而导致的积弊。

有消息指，近日省工作组情况通报会，汕尾东海镇党委负责人宣布乌坎村林祖銮担任该村党总支部书记，乌坎村村委会重新选举筹备小组组长，负责领导乌坎村村委会重新选举工作。下一步，乌坎村将按照《村组法》的规定，选举村民选举委员会、村民代表、村委会等。消息指，现场村民一片欢腾。

省委书记的挑战(7)

2012年02月01日 10:26
来源：经济观察报

字号:T|T

54人参与2条评论打印转发

导语：与许多声名在外的省委书记所不同，赵乐际极少在公开场合过问、表态政府事务，唯其如此，他将带领这个西部经济大省走向何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并未露出端倪。

赵乐际

赵乐际

职务：陕西省委书记

年龄：55岁

到任时间：2007年

主要政绩：陕西的地方财政收入在全国的位次由21位前移到18位。2010年陕西的GDP达到10021亿元，成为全国第17个万亿元俱乐部成员，提前实现了赵乐际在十一届党代会上提出的目标。另外，中国第四个副省级新区“西咸新区”得以筹划设立。

2012年挑战：西咸新区及水利、生态环境建设，消除城乡差别等，都是关系陕西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

1月16日，陕西“两会”闭幕，赵乐际说，陕西迈入中等发达省份，势已成，时已至。

赵乐际——这位曾经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即将在陕西完成他的第二个省委书记任期。46岁开始担任青海省委书记，2007年来到陕西，一向以低调沉稳著称的他会如何设计陕西未来，一时为众多人所关注。

与许多声名在外的省委书记所不同，赵乐际极少在公开场合过问、表态政府事务，唯其如此，他将带领这个西部经济大省走向何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并未露出端倪。在他的支持下，袁纯清、赵正永两任陕西省长走到前台，逐渐走出一条同样稳健但后劲十足的陕西模式。

连续几年陕西两会，陕西省省长赵正永都打着一条红色的领带，出现在两会会场。1月12日，陕西宾馆，他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陕西2011年)预计实现生产总值1.2万亿元，增长13.8%。

这些数字像他的领带一样红得发烫。过去的几年里，陕西经济增速连年维持在全国第一梯队，总量排名也几乎以每年前进一位的速度连续“超车”，而按今年速度，陕西排名继续前移超过黑龙江，“弯道超车”，已无悬念。

长久以来，陕西政经生态都不是全国舆论的焦点，人们习惯于西部的羸弱和落后，钟情于总结“浙江模式”、“苏南模式”，以至于当这座西部大省一步一个脚印稳健崛起的时候，许多人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事实上，除了周老虎案这类扭曲事件，在过去陕西也很难登上国内各大报刊的头版。

不容忽视的是，对于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国内陆，地处西部桥头堡、省情复杂的陕西正在有意识探索一条与众不同的区域增长之路。没有发达的民营经济，缺乏外资巨头抢滩布点，更缺少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良区位，强调依托自身资源实现内生性增长、均衡发展的陕西模式，在这一年逐渐展露出清晰路径，正式鸣锣开局。

手中的牌

“很长时间里，陕西与兄弟省份比起来，都是挺落寞的。”赵正永说，陕西没有明星城市，经济增长一直不愠不火。

当时的尴尬现实是：陕西最北端榆林、延安地区，沉睡着资源条件举世罕见的煤田和油气田，但资源分配长期被中石油、神华集团等央企割据，陕西只能看着暴富的山西晋商们“望煤兴叹”；

在陕南的秦岭山区，是中国“国家中央公园”，拥有浓密的植被、丰富的动植物物种和纯净的水质、空气，但陕南也没有发展出云南那样的旅游业；

在关中地区，工业基础和科教资源在全国仅次于北京、上海的西安，也一度被重庆、成都等西部城市，远远抛在了后面。

如同一场牌局，陕西手握许多好牌，但奈何打不出去。

2010年6月，赵正永开始担任陕西省代省长，在这之前，他已连续多年担任陕西省常务副省长。

一位不愿具名的陕西省政府官员说，此时赵已年近六旬，相比于外省许多少壮派省部级高官，在仕途上已很难有再进几步、把任期当作“跳板”的打算，这也使得赵更能够沉下心来思考陕西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具有一般官员所不具备的历史使命感。

先打哪一张

2011年年初，赵正永当选为陕西省省长，在这一年里，他并未如一般官员任期开端时的缩手缩脚，而是迅速抛出一系列历史性项目：西咸新区、引汉济渭、陕南大移民、渭河综合治理。

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他说，“2011年是陕西跨越发展之年，实施了全省人民多年期盼想办的大事”。

这些牌打得气定神闲，得益于几年前的铺垫——陕北强劲的资源经济为陕西实施这些系统性、全局性的项目，提供了足够的支持和推动力。

赵对资源产业的重视一以贯之。尽管在一些学者、官员眼里，陕西似乎不应该发展这些“老、大、黑、粗”的产业，但他仍然不遗余力地一次次来到陕北。2005年9月，延长石油集团在延安组建成立，成为国内除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三大石油央企之外，唯一获准进入原油勘探开采领域的公司，赵正永出席组建大会并进行高度评价。

2009年，榆林投资速度回落，他打气说，必须有效解决制约因素，积极创造条件，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而对于一些重大项目，他多次表示地方不能按照常规思路开展工作，而是“要创造性地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凡已通过省政府上报的项目，都是事先与国家有关部门沟通的，最终都是要批准的，批复前都可以先行展开基础工作，而不能等、靠、要。”

这几年中，能源化工早已取代装备制造业，成为陕西省的一号产业。赵正永说，“近五年能源化工产业对拉动陕西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次能源生产总量增长了91.6%。”

而据西安石油大学教授曾昭宁说，最近10年间陕西的工业产业结构中，采掘业占工业比重从1999年的14.4%，上升到2009年的

24.8%，而制造业所占比重则从78.3%，下降到67.5%；而在制造业的几大门类中，资源加工类产业占比从27.8%大幅上升到45%，机械电子装备制造业则从46%下降到37.7%。

与此同时，在他的一手推动下，陕西正在变成另一个上海——10年前的上海，强势政府，强势国企。按照当地国资委所确定的“十二五”目标，陕西的一号和二号省属国企——延长石油集团和陕煤集团在“十二五”末要分别实现2500亿和2000亿元收入，陕西省有色集团、陕汽集团、陕钢集团则需突破 1000亿元。

资源配置也在迅速向这些省属国企倾斜，一位陕煤集团人士说，神华在最近几年里，都没有在陕北拿到新的矿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是一个打好手中的牌的顺序问题——从长远看，资源经济肯定不是最好的那张牌，但在眼下，却是一张能够争取最大利益、盘活全局的牌。

而其结果是，今年上半年，陕西“两权价款”(探矿权、采矿权)一次性入库收入超过300亿元，地方国企巨头们上缴的税收、利润则庞大得令邻省们羡慕，而在民间，数以千亿计的游资在陕北、关中游走。

大牌局

许多地方乘着煤炭、石油、矿产的利润向前漂流，而与此不同的是，陕西努力将它们驯服入自己的轨道——驯服这些资金投向陕南、投向关中，依靠国企、依靠政府的力量来陆续打好手里的其他牌。

以陕南大移民为例，对于移民所面临的最困难的资金问题，2011年，陕西有色集团和陕西省财政厅共同出资成立了陕南移民搬迁工程有限公司，这个平台的作用是，在政府财政力量眼下无法支撑搬迁费用的情况下，先行垫付补贴。“但这个平台里的钱不能少，垫付出去多少，需要政府财政再填进来多少，起一个资金运作和时间缓冲的作用。”陕西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

资源国企们对陕南的支持还远不止于此。在公司层面，延长石油参与投资了陕南南宫山景区的旅游开发——尽管这同样是看起来非主业、短期也得不到相应回报的一笔投资。而据陕西省官员称，此前几年里陕西主要的省属国企在陕南的投资已达数百亿。

在有意的引导下，长期经济增速垫底的陕南三市从2009年开始，生产总值增速连续两年高于陕西全省，五年间经济总量从454亿元提高到1122亿元，年均增长13.8%，比“十五”时期加快5.3个百分点。

而对于西咸新区和关中—天水经济区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陕西则由延长石油集团主导成立了“关天产业基金”，基金设计总规模500亿元，目前已完成首期101亿元资金的募集工作，成为国内最大规模的人民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之一，将主要投资关中—天水经济区内高端装备制造业、航空航天业、新能源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甚至于，对于当地因资源产业而兴起的庞大规模民间资金，地方政府亦希望其能够去充分引导，2011年年底，陕西成立了由彬煤实业、秦煤实业、东岭工贸、金花集团、南海矿业等9家民营企业和延长石油共10户企业作为发起股东的陕西民东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资源型产业、西咸新区开发、金融、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等领域的重大项目。

赵正永说，陕西民东的成立，“将有效解决闲置民间资本不敢投、不会投、不能投的问题”。

在去年三季度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赵正永说，西咸新区及水利、生态环境建设，消除城乡差别等，都是关系陕西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就能为“十二五”、“十三五”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解决得不好，就会对未来发展形成瓶颈制约。

他说，“这些都是长期性工作，不可能在短期内立即见效，但我们既然看到了就必须在这方面下大力气，并要长时间坚持干下去，直到真正见到效果。”

省委书记的挑战(8)

2012年02月01日 10:26
来源：经济观察报

字号:T|T

54人参与2条评论打印转发

导语：2011年11月14日，胡春华再次当选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作为最年轻的地方一把手，执掌着地位日益重要的新能源基地，胡春华从调往内蒙古之初，就被认为是政坛新星。从2002年到2009年，内蒙古创造了连续8年保持GDP增长率第一的奇迹。

胡春华

职务：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年龄：49岁

到任时间：2009年

主要政绩：“富民与强区并重、富民优先”。以增加老百姓收入为核心，推进城镇化建设、将地方财政各项支农支牧资金的30%以上用于 “三牧”。着手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相对落后的东部盟市进行扶持，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2012年挑战：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如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如何破除资源开发的诅咒，是内蒙古需要破解的难题。

2011年11月14日，胡春华再次当选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作为最年轻的地方一把手，执掌着地位日益重要的新能源基地，胡春华从调往内蒙古之初，就被认为是政坛新星。从2002年到2009年，内蒙古创造了连续8年保持GDP增长率第一的奇迹。

2011年上半年，内蒙古仍保持了15%的经济增长率，并迎来了最大的政策利好——《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后，内蒙古成为全国瞩目的经济热点地区。

不过，京藏高速上的煤车长龙、锡盟草原上的裸露沙丘、阴山北麓空转的风机，无不昭示着，GDP的翻倍增长，也让能源新贵面临转型升级难题：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需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破除资源开发的魔咒。

产业大转移

在世纪之初，内蒙古广袤的土地上，工业基础相对薄弱，人才、资金、技术全面匮乏，“挖煤”是完成原始积累的必由之路。

根据内蒙古统计局的一份公报显示，即使从发展较快的呼、包、鄂地区看，高技术含量的高端工业比重低，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充分，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能源消耗拉动，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偏低。“这些年，光靠挖煤和送电，内蒙古连续8年保持了GDP高速增长，进入了万亿俱乐部。但下一步，仅靠这种量的积累，很难支撑这样的增速。”内蒙古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师张永军告诉记者。

内蒙古比任何时候都渴望高端产业的进入。去年5月，《全区工业重点领域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工作方案》出台，确定承接产业转移的几大重点，包括有色金属加工、装备制造、PVC深加工领域和稀土加工以及电子制造领域。临近年底，《内蒙古自治区装备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出台。

不过，承接非煤产业转移，仍离不开资源的支撑。几年来，“资源换工业”开始大行其道。

2006年，华泰汽车以号称150亿元的汽车项目，换来了两个价值不菲的大煤矿；2009年，奇瑞汽车宣称将投资200亿元进军鄂尔多斯，获得了位于纳林河区域的煤矿有着高达16.6亿吨的煤炭储量；2011年，京东方也宣布在鄂尔多斯投资建设5.5代AM-OLED生产线，由此获得鄂尔多斯为其配置的10亿吨左右的煤炭储量。

诱人的煤炭大饼，逐步衍生出一系列问题，一些企业投资的生产线，往往只是将装配环节搬来，项目进展虚张声势，煤炭开采却进行得如火如荼。

2009年，内蒙古出台文件，对煤炭资源配置设置了门槛：企业投资40亿元以上的非资源性项目，才可以配置一定数量的煤炭资源。去年，内蒙古更是修改政策，在统一上收煤炭资源配置权的同时，改变策略，采取一次配置逐年供应的办法配置资源，对未履行合约或者没有达到产能的项目，要收回配置的资源。

通道肠梗阻

如果不是外运通道的限制，内蒙古强劲的能源发动机，或许还会贡献几个经济增长的百分点。

其实，早在发现大量煤炭资源后，内蒙古便提出了“煤从空中走”，希望电力能提振内蒙古经济，但窝电之困随之而来。

与蒙西电网相接的华北电网、与蒙东电网相接的东北电网，送电负荷已经基本饱和，而华东、华中地区对电力需求日益增大。去年以来，湖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已经分别与内蒙古签订了送电协议，需求容量超过2000万千瓦。

而作为我国唯一的省级电网公司，蒙西电网最大用电负荷1600万千瓦，即使考虑机组备用容量，区内富余装机近1000万千瓦。现有的两个外送电通道输送能力430万千瓦，远远不能满足网内风电消纳和富余电力送出需求。去年，全区外送电量折算为煤炭约3000万吨，仅占煤炭外运的6.4%。

有电难送，将是内蒙古面临的长期的困局。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胡春华曾专门拜访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刘振亚，希望国家电网公司在电力通道建设、电力外送等方面继续给予支持。

不能单纯或过分依赖特高压通道电力大容量外送，蒙西电网火电以及风电，要更多依靠自我消化。在“用”字上做文章，引导高载能产业进入，将电能消耗掉。

一位政策研究人士说，内蒙古能源领域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发展高载能产业，增加电力负荷为上策；通过特高压线路，跨区域送电为中策；直接将原煤通过铁路和公路运出，则为下策。

发展不平衡

由于资源分布不均和开发程度不同，内蒙古的东西差距和城乡差距，也在逐步拉大。

内蒙古版图狭长，118.3万平方公里之内，东西直线距离2400公里，分布着12个盟市20个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这种状况，从2009年就引起了胡春华的高度关注。

蒙东地区经济总量和增速相较于蒙西地区，差距之大，可用天壤之别来形容。在蒙东101个旗县中，目前仍有60个国家和自治区扶贫开发重点旗县，多数为边境地区、牧区和革命老区，贫困人口150多万，其中74%集中于少数民族聚居区。

内蒙古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处处长朱晓俊告诉记者，不论是区域经济还是亚文化，西部和东部经济联系较少。近些年内蒙古经济高速增长，主要表现在西部地区的增长。

即使在蒙西地区，也隐藏着巨大的不平衡。内蒙古呼包鄂三市，占全区11%的土地、28%的人口，却创造了内蒙古55%的经济总量和60%的地方财政收入。2009年，鄂尔多斯财政收入高达365亿元，隔着黄河的乌兰察布，财政收入仅为30亿元。

胡春华针对性地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没有经济发展的孤岛，“呼包鄂”的进一步发展，只有在更好地统筹区域经济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在胡春华的力主下，从去年开始，作为先进地区，鄂尔多斯开始对蒙东地区的兴安盟对口援助。1月5日，胡春华便带领鄂尔多斯市官员和一些大集团，再次来到兴安盟，考察援建项目实施情况。

开发与保护

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相伴的，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广大农村牧区的农牧民，即使在人均GDP超过香港的鄂尔多斯，2010年农牧民人均年收入也仅为8755元，跟人均收入逾20万元的香港相去甚远。

与此同时，过分在乎眼前利益，粗放式的资源开发，让内蒙古生态遭受严重破坏，环境面临重大污染威胁。内蒙古全境内，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全区的62.5%，重度和极重度占36.7%。

内蒙古提出，“十二五”期间，将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强化草原生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实施基本草原保护、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轮牧制度。同时，还要大幅度提高农牧民的收入，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现在的5530元增加到1万元左右。

同时，要实施快速的工业化，水资源的制约也不容忽视。蒙西地区主要的水源就是黄河，今年年初，内蒙古出台《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引导黄河流域通过农业节水、盟市间水权转换等方式，调整用水结构，保障城镇、重点工业项目用水需求。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利用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内蒙古发展研究中心农牧业处研究员宝鲁告诉记者，在内蒙古西部，无论是装备制造，还是新型煤化工产业，黄河水资源由农业向工业转换，成为唯一可行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