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政协地址:“五种类型”干部应纳入反腐败关注的重点

　　  反腐败斗争是我党长期坚持不懈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反腐败斗争中，我认为有“五种类型”的干部应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反腐败工作关注的重点。

　　第一类是热衷于住豪宅、坐名车的“款爷型”领导干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部分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公务人员，理应把民生问题放在第一位来加以解决，但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却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抛之脑后，热衷于利用手中的职权盖办公楼，美其名曰“改善办公条件”;花上几十万元公款买豪车，那是“工作需要”;超标准购建住房，那是“进入小康社会”;频频出入歌舞娱乐场所，那是“接待所需”……

　　当前，我们的综合国力在进一步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适当提高和改善办公条件是可以的，但一定要把握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豪宅、名车谁都想拥有，但作为国家的公务人员还是应该多想一想当地发展最重要的是什么，群众最需要的是什么，多把民生问题放在工作的首位来加以解决。把精力集中到发展经济上来，当经济发展起来了，适当改善一下工作、生活环境，群众也会理解和支持的。据调查，目前我国国家公务人员的收入水平在发达地区7—10万元/年，中等发达地区6—8万元/年，欠发达地区3—5万元。要能够购买数十万元的豪宅，若仅靠自己的每年的薪金收入，恐怕要几年，甚至是十几年不吃不喝积攒下来，才能勉强达到这一目的。那么，我们依靠工薪收入的国家公务人员，巨额资金从何而来，他们的豪宅、出入高级娱乐场所的消费又是来自何种渠道?因此，反腐败工作要想进一步深入，就需要我们把反腐败的目光多关注一下这类人群，查一查他们的收入情况，自然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第二类是热衷于国内外考察的“学习型”领导干部。这类领导干部往往都是打着今天去参加这个研讨会，明天去考察某个项目，后天再去搞个招商引资洽谈会什么的旗号，国内国外东奔西跑，煞是“辛苦”。我们先不说他们考察学习的效果如何，单就说说这样整天跑在外，何来时间安下心来研究工作，又怎样去考虑科学发展?他们道是“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可老百姓却是“其实很无奈”。当然，正当、合理的考察学习是很有必要的，但大可不必“乐此不彼”。如果说三天两头这样“考察”，说白了就是为公款旅游披上了合法外衣，只是美其名曰而已。除此，它所带给我们的负面效应却远远大于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据报道，某县教育部门在教师工资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组织了一批所谓的“学科带头人”(其实都是该县部分学校的校长)赴外地集中培训，并组织大家到国外考察教育发展情况，开销掉了该县所有教师一个月工资总和，看罢此报道，我们当局者不知作何感想?

　　第三类是热衷于送子女出国的“崇洋型”领导干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望，做父母的大都这样想，于是就不断为子女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以实现这一夙愿，从而引发了出国留学的“热潮”。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出国留学是国家为了培养人才，而对优秀大学生由国家出资派往国外深造，学成之后必须回国为国家服务。市场经济后，很多有资金实力的企业家或是企业高管们不惜花巨资送子女出国，留学年龄也越来越小，费用是越来越高，钱对他们来说不是个什么大问题，问题是受其影响下的国家公务人员也加入到了送子女出国留学的热潮之中。

　　在目前国家公务人员收入十分有限的情况下送子女出国留学，必须有坚强的经济作后盾。据留学生调查机构调查显示，高中阶段留学年度费用折合人民币为：美国约30余万元、英国约24万、澳洲约10万;本科留学生，美国约27万、英国约18万、澳洲约13万，最低的韩国也需5至9万元。

　　每年数十万元的留学费用，对于高薪阶层的企业家和高管等高收入人群来说，这算不得什么，但对于我国目前每月收入在几千元以下的国家公务人员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就以最低的韩国为例，四年本科下来也需要20—40万元。这需要做家长的积攒多少年?普通的公务人员夫妻俩需要2—4年，一个人需要4—8年以上。更何况，他们都还有人情事故要处理，日常生活要开支。试想，那些位居官位的国家公务人员送子女出国的费用又是从何而来呢?这种平常百姓的一种“奢望”何以能够在他们身上实现?那么，他们能否在钱和权的交量中“守住清贫”，而宁可不送子女出国呢?

　　第四类是手握实权的“权力型”领导干部。如工商、税务、财政、金融等部门。这此部门大都掌握着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大权。这些部门领导干部也都掌管着各个部门的财经大权、人事大权，甚至掌握了一些人的前途命运。因此，他们往往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奉为“财神爷”，生怕侍奉不周被“穿小鞋”。那些贯于玩弄权术的人，便会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实权谋取不正当之利。被原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痛斥为“五毒书记”的原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就是个典型代表。他利用手中权力，吹、卖、嫖、赌、贪，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身陷牢笼的可悲下场。类似这些，不能不给我们的反腐斗争敲响警钟，实权人物更需要有更加健全的监督机制，否则，他们的腐败犹如“洪水猛兽” 难以遏制。

　　第五类是一贫如洗的“清官型”领导干部。像焦裕禄、孔繁森式的领导干部是大家学习的楷模，不容置疑，但也还有些却是隐藏很深的隐形腐败分子。2007年8月21日，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尚金因受贿罪被判刑，最让人意外的是，曾任金华市委书记的郑尚金曾是浙江省有名的“清官”，还是浙江省纪委委员;2001年底，浙江省纪委和检察院联手查处有着“好人”之称的浙江省药监局局长周航，就是以“好人”和“廉洁”面目掩人耳目，背地里干的是权钱交易的勾当。类似的人员报道的也还很多，他们大都伪装的很巧妙，在同事眼中，他们是“一身清贫”的“清官”;在百姓心目中，他们是个“一心为民”的“好官”。但他们却恰恰利用人们在表象上的认识来掩盖自己的“灰色”收入，甚至是采取类似“洗钱”的方法将自己非法收入合法化。也有部分人为了达到自己仕途升迁的目的，不惜自己掏腰包去拉拢人，跑关系，买官，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以至于成为“家徒四壁”的“清官”。这类人员一旦达到自己的目的后，他们岂能善罢甘休，怎敢保证他们不会变着法子去“捞取好处”?那他们又怎么能成为一个勤政廉洁的好官呢?

　　腐败现象犹如人体上的一个“肿瘤”，若不及时清除、治疗，就会酿成“癌症”，进而危及人的生命。因此，我们的反腐败工作更应该从大处着眼，从影响党风廉政建设的全局入手抓好监督;从最容易被人忽视的现象入手，防微杜渐，明查秋毫，预防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