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江西省副省长谢茹分管:皮黄大丑刘赶三 王政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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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光绪年间，新兴的京剧诞生了第一批行当齐全的杰出表演艺术家。其时，画家沈蓉圃以写真的手法将其中的十三位京昆名宿画入一幅一丈有余的画卷之中，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同光十三绝》，大丑刘赶三便是其一。
刘赶三一生的成名剧目几乎都与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密切相关，同时，这同他的爱国情怀、文化修养和在京剧舞台上的卓绝才能更是密不可分。按朝代分，他一生中那些不畏强御、憎恨权贵、痛斥腐败、冠绝一时的动人事迹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
嘉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1817年），刘赶三出生在天津的一个“世业药商”之家，到了他父亲刘乾生这一辈，家道渐兴，“在天津盐院充当官役。”[1]为了“以儒生昌大门户，”[2]令赶三自幼读书。赶三本名赶升，宝山，号芝轩，字韵卿。赶三承其父教，“折节读书，未冠，已负声华，”可惜，学无所用，郁郁不得志，常言“文无表于时，何苦埋头书案！”[3]与此同时，他由于常到戏园子看戏，逐渐对京剧产生了浓厚兴趣。
道光年间，刘赶三加入了天津侯家后群雅轩票房，同时的票友还有：属生行的余三胜、张三元、画儿李、张子玖；属旦行的王长寿、常子和；属净行的余四胜；属丑行的孙大常，其他走票者尚有郎八十、杓子刘、保寿儿、张喜子、王兰凤诸人。刘赶三先学老生，专工余（三胜）一派，这余三胜就是同程长庚、张二奎并列“三鼎甲”的第一代老生名家。
刘赶三来到北京之后，已从票友下海，先入永胜奎班，后又隶三庆班，在受到程长庚指点的同时，他拜了“同光十三绝”之一的郝兰田为师，学老生。郝兰田是先工老生，后改老旦，戏路宽广，因此，刘赶三
尽管刘赶三在师从郝兰田时勤奋学习，在演出实践中又不断努力，但是，但是京剧老生名家甚多确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除余三胜、程长庚、张二奎外，还有卢胜奎、张胜奎、王九龄、薛印轩等人。刘赶三意识到在诸多名家面前难以争胜，遂将生行、丑行同时演出的状况，归为专工丑行。此后的事实证明，刘赶三的这种选择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剧情的需要，丑角和花旦同台演出的机会甚多，因此，刘赶三“同当时有名的花旦都合演过，与红极一时的著名花旦方松林合演时最多。”[4]咸丰八年（1858年），刘赶三在阜城园演出时揭露的平龄于是年科场舞弊之事而引发的“咸丰戊午科场大案”正是与名旦方松林有关。
方松林，又名方松龄，生年不详。和春班著名花旦演员，“每一登场，神采流映，座客目为之眩，心为之动，歌喉一转，座客无复喧呶者。”[5]年过五旬，时人许以重金酬谢，遂再次登台演出，“松龄本是老名角，身价远在陈凤林之上。京城里捧他的人，不知多少。此番听说他二次上台，当时轰动了九城。”[6]当方松龄在庆和园贴演《翠屏山》时，台下有一名观众看得如醉如痴，此人名叫平龄。这平龄“乃是汉军镶白旗人，父母在堂，并无兄弟，因为是个独子，自幼娇生惯养，父母便把他十分溺爱。到了十八九岁，长得粉妆玉琢一般……不但相貌漂亮，天资亦极其聪明。他却不好读书，偏爱演戏，父母约束不住，只得任其所为。起先，他还到学房里去应个名儿，后来绝迹不去，索性请了曲师，研究戏剧，一天到晚的弹丝品竹，调弄脂粉；不唱别的，单演花旦。那天，听了松龄的戏，觉得他姿态活泼，做工细腻，实在有比众不同的地方。出了戏园，一路上还想：我白请了许多教戏的先生，原来没真传。若能请得松龄时，将来定可接受他的衣钵。况且我名子叫作平龄，安知不是与松龄平等的预兆呢！”[7]此后，经过他不断求情，方松龄才答应为他说戏。“看看半年，平龄的技艺也不见十分长进；不过舍得花钱，各票房里都愿意请他。又因脸子漂亮，前台的请家也都喜欢看他的戏，一月内总接几份请贴。平龄走了两年多票，一般同他玩笑的朋友，给他送了个绰号，叫作‘赛松龄’，平龄也就居之不疑。”
如果平龄就此打住，那他也就免去了咸丰戊午科场案中的牢狱之灾。然而，他却总想在戏馆子露演一回……
正当平龄为能以演员的身份早日登场而走火入魔之时，其父因其还不是个举人而忧心忡忡，是年（咸丰八年，戊午年），他在了解了当年乡试的主考、副主考等情况之后，托人使钱，希望为其子谋得一个举人的名位。
同年
《探亲》是刘赶三的拿手剧目，平龄则扮演剧中的一个配角。那日，“《探亲》已演到备驴的那一节，赶三儿竟把自家平时骑的一匹驴牵上台来。说也奇怪，那驴在台上十分驯熟，观戏人无不喝彩。只听得赶三儿道：‘这孽畜虽不是唱戏的儿子，上台可真不含糊！’众人知道他是在取笑平龄，又是一片彩声……”当时，有的观众在台下评论道：“这《探亲》带《顶嘴》，倒是不常演的戏，难得小平子竟能演唱。”少时，平龄出场，果然不见十分精彩。
平龄唱完这出戏后，虽然心愿已了，且初次登台，但他因刘赶三在台上抓哏取笑他，一脸怒气，并同赶三发生了争吵，彼此结下了“戏仇”。
是年九月，乡试发榜，平龄中试第七名。
很快，御史孟传金疏劾“中试举人平龄，硃墨不符，物议沸腾，请特行复试。”咸丰帝令载垣、端华、全庆、陈孚恩“认真查办，不准稍涉回护。并将折内所指各情，可传集同考官一并讯办。”[8]咸丰帝旨意下达后，朝野内外拭目以待。
载垣等审讯平龄时，平龄只招供在票房唱戏，余皆支吾其词。为了从严审讯，以“举人平龄，供认登场演戏，有玷斯文，应先将举人斥革。”[9]复勘试卷时，发现平龄墨卷内草稿不全，诗中有七个错字。同考官邹石麟认为，卷中的错字系誊录的笔误，便代为改正。这次复勘，发现应讯办查议的试卷，竟有五十本之多。对此，咸丰帝非常震怒，认为主考、同考各官“荒谬已极”，除同考官有无情贿逐案查讯外，将正主考柏葰“先行革职，听候传讯”；副考官朱凤标、程庭桂“暂行解任，听候查办”。明确要求“毋得舍混了事，”“按例以严惩办。”[10]不久，又发现主考官柏葰听受嘱托，副考官程庭桂收受条子的事件，于是，由刘赶三引发的咸丰戊午科场大案发生了。
这次科场案，先后受到惩处的共九十一人，其中斩决者五人，遣戍者三人，先是遣戍后准捐输赎罪者七人，革职者七人，降级调用者十六人，罚俸一年者三十八人，被罚停会试或革去举人者十三人，死于狱中者二人。[11]平龄即死于狱中。大学士柏葰，成为中国科举史被斩决的职位最高的官员。
咸丰戊午科场案不仅是清代的科场大案，也是我国科举史上的大案、要案。关于此案是由何而起，即最早引发此案的人是谁，具体情况何如，对此，晚清的官私史著语焉不详。本文根据《梨园外史》等著作记述的人和事，认为此案始自刘赶三台上“抓哏”。当然，刘赶三虽则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但是，他不曾料到他这次在舞台上的“抓现哏”竟会引起这样一场轩然大波！单凭这一点，刘赶三的行为就“愧杀当时士大夫多矣！”[12]“他的红，也就红在这张嘴上！”
在潘镜芙、陈墨香合著的《梨园外史》中，有关刘赶三的内容，除了上文引用的之外，还有书中第318页“老五、老六、老七都来了”等内容，同其他人物相比，总体比重并不多，可是，作者却以一个回目专写刘赶三与咸丰戊午科场案，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关于是书的纪实性，师予有专文述评，他写道：《梨园外史》的“纪实性很强，书中出现的京剧演员如米喜子、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卢胜奎、胡喜禄、陈德霖、梅巧玲、沈小庆、徐小香、刘赶三、谭金福（鑫培）、王瑶卿、曹春山、杨月楼……都是京剧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不仅实有其人，连他们擅长的剧目、艺术特长，乃至轶事都大体上有个根据；还有那些看戏的主儿即清代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官员，也大多实有其人。其中还涉及不少清代宫廷轶闻。《梨园外史》不仅提供了许多近代戏曲史方面的史料，曹心泉说因‘中间叙清代朝野士夫之事，而以伶人经纬其间，则是书作小说读可也，作清史读亦无不可也，’……我们的确可以从这个角度获得一些正史所忽略了的东西。”[13]
笔者在研究米喜子、梅巧玲、程长庚、关公信仰、《施公戏》等有关人、事、民俗、戏剧时，结合研读《梨园外史》的相关内容，同意师予在上文的分析和评论，《梨园外史》的很多记述是可信的。“作清史读亦无不可也，”通过刘赶三揭露平龄，从而引发了这一起晚清科场大案，“我们的确可以从这个角度获得一些正史”所不详的内容，有些还是很重要的。在咸丰戊午科场案的源起尚无其它记述之前，我们应当重视《梨园外史》的相关内容，留此一说，以待将来。
（二）
在晚清的京剧舞台上，状元戏等有关科举的剧目和内容都非常丰富，特别是京师乡试、会试发榜以后，戏园内必有讲题之举，即所谓“戏园例行讲题”，“穿穴题义，诙谐百出，成为颐。”[14]适逢此时，刘赶三则以其敏锐的思维、独特的诠释而冠绝一时。
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会试之题是《君子坦荡荡》。“场后，戏园例行‘讲题’之举，诸伶公推刘赶三。是时，十三旦（即秦腔名旦、名武生侯俊山）艳名甫躁，堂会非伊不欢。”[15]刘赶三在演《连升店》的店主人时，对由小生饰演之举人王明芳说：“谅尔也不知闺中命题之意，此指十三旦侯俊山也。坦字右旁为旦，左旁为土，乃十一旦，荡荡各为一旦，加此二旦，则十三旦矣。”[16]又说：“乃谓京官老爷以昵十三旦之故，至于罄其资，而典质及衣物耳，盖‘荡’、‘当’同音也。”“一时闻者，莫不拊掌。”[17]对此解题，还有一说，即同治帝“殊嬖”十三旦，为此，“御拟试题<君子坦荡荡>，即隐十三旦。”[18]刘赶三在演出时又说道：“汝（指十三旦）之名已达于九重，不仅老爷们爱汝也，即万岁爷也时时念汝。且恐人不尽知也，故以汝名为题，而试公车，斯诚殊荣矣！吾焉能不贺？……以荡荡之小旦，而加十一旦，非十三旦而何？万岁爷如不念汝，何为首题即藏汝名于中？余言岂欺谑哉？”[19]于是，台下掌声四起，赞不绝口，并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由此可知，刘赶三即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又能够做到雄辩多才。
显然，晚清时期，演员们、尤其是丑行的演员以科举为内容，现场抓哏，寓讽刺于诙谐之中，久有此风。连同上文提到的刘赶三揭发平龄乡试丑闻也同属此风。这正是我国戏剧文化中警世讥俗优良传统的具体体现和发扬。人们评论此中的的刘赶三“与苏丑杨三，俱以丑冠绝一时者也。赶三身小，面又清癯，诙谐杂陈，道白往往推陈出新，一语中的，奇趣恣足。”[20]但是，上述事例还不足以充分反映他“口齿犀利，如一寸之匕，所摘必中要害！”真正说明他在演出中的这一大特点，同时证明他痛恨帝王专制腐败事例的莫过于他在台上尖锐抨击同治帝之死。
长期以来，关于同治帝的死因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即：天花、梅毒、疥疮。持此三种说法中不同认识者，各有所据，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就是在当代学术界，至少还有两种观点的持有者在各言其是。
1、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徐艺圃先生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一份，“属于清代皇帝脉案档簿（以下简称“脉案”）。它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自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下午载淳得病，召御医李德立、庄守和入宫请脉起，直至十二月初五日夜载淳病死，前后三十七天的脉案、所开的处方、共用了一百零六服药的情况。这本‘脉案’是敬事房太监根据当时御医李德立、庄守和每天请脉记录和所开的方子，誊抄汇辑成册的。它是我们今天得以分析研究载淳究竟死于何病的第一手宝贵史料。”[21]为此，作者还专门请教了中医研究院和北京医院的专家，他们根据这份《脉案》，“经过大家讨论，一致认为：清同治皇帝系患天花（痘疹）病故。其病程：病之初期为天花（痘疹）；病之中期为痘疹之毒所致‘痘后痈毒’；病之后期为痘疹余毒所致‘走马牙疳’；最后为毒热内陷而死。”
2、台湾学者庄练认为：“清代官场修的史书，以及为官方人物所作的笔记日记之类，无不称同治死于天花。这是由于他们的立场使然，不能不作如此之说。否则不但攸关皇帝的颜面，也无法对同治之死作合理的交代——把梅毒当作天花来治，终于将皇帝医死，这难道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所以，如果要希望从官书或官方人物的有关记录中去查寻同治的真正死因，无疑乃是缘木求鱼之事。但野史难凭，仅据野史的传闻，自不能使人绝对相信同治死于风流病。折中之道，似乎应当先从当时人的目见记录中去探讨其间的真相，然后再作判断。在这一方面，翁同和日记中所记的同治患病情形，就成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22]作者在逐条分析了《翁同和日记》之后指出“自发病此，前后历时约四十天，要说他死于天花，显然与天花的症象不符。”作者心存这一疑问，“日前恰遇博闻多识的老北平唐鲁孙前辈，谈及之下，承唐先生见告，抗战以前他在北平居住时，曾经结识一位清朝的太医张午桥，此人当年不但曾充光绪朝的太医院院判，而且还曾为同治皇帝医过病。据这位张太医所说，同治病时，许多太医都只说是天花，只有他所开的药方断为梅毒。及后同治因梅毒身死，慈禧太后才知道其他的太医都看不出真正的原因，只有张某所诊断的病情不错，因此屡加升擢，终于升至院判之职。”由此，作者更加坚定地认为同治帝死于梅毒。
当当代学者就此问题还在进行研讨之时，早在同治帝病逝的那年，刘赶三在阜城园演《南庙请医》就借戏寓讽，指斥同治帝因患梅毒而崩。
《南庙请医》讲的是男女二人住进老黄开的客店，男客突然染病不起。老黄知村中有一医生，名叫刘高手，立刻前去延请，为其诊治。全剧自请刘始，至刘诊罢出店止。对白诙谐，丑角应工，讽刺庸医刘高手。此剧又名《老黄请医》，原自《拜月亭》传奇，插科打诨，纯用药名。[23]刘赶三饰庸医刘高手，他出自药商之家，演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竟会抓哏抓到了万岁爷的头上，此语一出，惊世骇俗！
“清穆宗（同治帝）崩时，赶三适在阜城园，演《南庙请医》一剧，作科白曰：‘东华门我是不去的。因为那门儿里头，有家阔哥儿，新近害了病，找我去治；他害的是梅毒，我还当是天花呢，一剂药下去就死啦！我要再走东华门，被人家瞧见，那还有小命儿吗？’闻者咋舌。”时人“愕然语赶三曰：‘是
当代学者
以上事实表明，刘赶三对于封建统治者是疾恶如仇的，他敢于揭露他们丑行的做为，为他人所不及，他指出：同治帝“不因民困而求救拯之方，乃花天酒地，致酿恶疾，祸由自取！”他的这种可贵思想和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提“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和“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26]又是何其相似！刘赶三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已跃然纸上。
（三）
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侵略中国的战争。在这一场战争中，李鸿章屈膝求和的投降路线激起了朝野内外的愤怒和讨伐。侍读学士文廷式疏劾李鸿章“终身以洋人为可恃，……至今日而天下之利权归于赫德，北洋之兵权归于德璀琳，故一有变端，彷徨而罔知所措。”[27]但是，清朝统治者一味求和，拒纳忠言。后来，洪弃父指出：“自古国之将亡必先弃民，弃民者民亦弃之。弃民斯弃地，虽以祖宗经营二百年疆土，煦育数百万生灵，而不惜軏断于一旦，以偷目前一息之安，任天下汹汹而不顾，如割台湾是已！”[28]因此，《申报》发出了民众之呼声，“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29]再次显示了广大人民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勇气和坚决批判卖国投降路线的决心。
在这一场伟大的民族自卫和捍卫祖国神圣领土的斗争中，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互相鼓舞，互相支持，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其中，京剧界首屈一指则是“千古一人”刘赶三。
徐慕云在《梨园影事》记道：“中东甲午一役，李某（指李鸿章）丧师割地，赶三深为愤懑。一日，彼登台演剧（时年已八十余），于话白中，自编新词，讥李失地辱国之可耻。时适李子在场观剧，闻言大忿。当时投以茶杯，并置赶三于狱。相传刘即终死于囹圄云。”[30]
是年，刘赶三七十八岁，非八十余。一说，刘赶三那日演的剧是《大名府》，饰剧中人李固，属堂会戏。该剧说的是北宋末期，大名府富户玉麒麟卢俊义雪天救下李固，留为管家。李与卢妻贾氏私通。梁山好汉慕卢大名，吴用携李逵乔妆星士，赚卢离家（时迁且装鬼扰之）；于梁山左近，故与游战，卢败，至金沙滩搭船，为张顺水擒。宋江等劝同聚义，卢坚不从，留居一月，仍回家中。李固与贾氏合谋出首，陷卢入狱。中书梁世杰受贿，刺配卢俊义，李固又买通解差董超、薛霸，于中途加害；卢仆燕青冷箭射死二差，背卢而逃；卢复被官兵擒获，出斩，石秀跳楼劫法场，同时被擒。时迁奉命散发没头帖子，惊吓梁世杰，保全卢等性命。吴用计遣众好汉乘元宵节，乔妆入城，擒大将急先锋索超，打破大名府，救卢、石上山，擒李固、贾氏愤而杀之。[31]此剧又名《卢十回》、《玉麒麟》。道光四年（1824年）庆升平班已有此剧目，秦腔、汉剧等也有此剧。说明《大名府》是一出很有影响、很受欢迎的行当齐全的大戏，李固以丑角应工，是剧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刘赶三抓住了这一机会，不顾年近八旬的高龄，在台上依然挥洒自如，“自编的新词”既将李固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又揭露了李鸿章的丑恶嘴脸。
是时，刘赶三扮演的李固“谓贾氏曰：‘如今这份家私，可要算是我姓李的了！’贾氏曰：‘恐怕未必吧？’赶三曰：‘怎么会靠不住！这不是姓李的连中人酒都请了么？’闻者閧然。盖合肥（即李鸿章）是时权倾内外，都中人尝窃窃然，疑其有不臣之志者，赶三复从而于大庭广众间，煽其焰而扬起波，又焉得不触人忌讳哉！”[32]
刘赶三以其满腔的爱国热情，不顾自己年老体弱，通过他所扮演的角色，在红氍毹上贴切而自然的指责了李鸿章卖国投降的无耻行径，赢得了台上台下、时人后人的交口称赞，因此，即使在他于光绪二十年七月逝世之后，人们依旧把在台上说出将李鸿章“褫夺黄马褂”之事也算在他的名下。同时，人们普遍认为：刘赶三之死与李鸿章及其家族、家奴的残酷迫害有着直接关系。这是发人深思的。请看以下9条相关资料：
1、张次溪《燕都名伶传》：“光绪乙未春，马江战败，时提督为张佩纶。佩纶为李文忠婿，又系文忠所荐者。清廷震怒，议处佩纶罪。文忠恐获罪，乃自请处罚，廷议予以摘去翎顶之处分。赶三乃编数语，插于所演戏中曰：‘摘去头品顶戴，拔去双眼花翎，剥去黄马褂子’云云。适李伯行在座，伯行、文忠犹子，以为侮己，大怒。翌日，告巡城御史，拘赶三去，痛杖之。自此郁郁不自得，而疾作矣。先是赶三有腹泻疾，以是病益深，而终以死。”[33]
2、徐珂《清稗类钞》：“刘赶三赴湖广会馆堂会，所演为《探亲相骂》。赶三每演是剧，辄乘其所豢黑卫，以博欢笑。是日登场，又牵卫而出，以鞭指之曰：‘尔勿动，否则即剥尔之黄马褂，拔尔之三眼花翎。’堂为之閧然，盖指李文忠也。李方督两广，其时李之长子伯行兄弟俱在座，闻之，怒不可遏，因嘱家丁数十人，伺于湖广馆门首。须臾，赶三演毕，出，李之家丁蜂拥而上，拳足交加，几毙。众和解之，始释。其徒舁之归。比至家，已不省人事，一夕而死。”[34]
3、汪康年《穰卿笔记》：“甲午战事起，优赶三嘲合肥。适演《红鸾禧》，赶三扮丐头。当移交替人时，掷帽中所插草把曰：‘拔去三眼花翎！’又脱其衣曰：‘剥去黄马褂！’坐中有合肥之侄，怒，命送坊官杖之。赶三惊惧，未几死。”
4、张肖怆《燕尘菊影录》：“京丑刘赶三与苏丑杨三，俱以丑冠绝一时者也。……惟（赶三）喜刺人隐恶，尖刻不留余地。……最后以《丑表功》触怒李合肥，受惩治，以气愤死。”
5、祁兆良《记萧长华谈丑角的表演艺术》：“刘赶三，大家都知道，他是因为在台上骂了李鸿章卖国死在牢里的，真可以说是一位前辈典型！”注：“李鸿章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与日本人订立卖国的马关条约。那时候刚好杨三（鸣玉）也死了，刘赶三就在戏中抓了一个哏说：‘杨三一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被官府抓了起来，一气，就死在牢里了。但也有人说，出狱后才死的。”[35]
6、刘斌昆《漫谈丑角》：“清末的名丑刘赶三，在一次表演《丑表功》时，一面扒嫖客的衣服，一面说着：‘我拔去你的三眼花翎’，‘我扒了你的黄马褂！’这是讽刺当时甲午之战，丧师辱国的清廷中堂李鸿章的。”[36]
7、（日）波多野乾一《京剧之二百年历史》：“刘赶三自昔以丑而最有名的。当演《探亲家》时，骑真驴而出。而其名士一派之奇行，不遑枚举！前清时代，屡讽时政投诸监狱者不知凡几。又先谭鑫培而为精忠庙会首。中东甲午一役后，彼年几八十有余。某日，登台演戏，以所饰角之打诨，讥讽李鸿章丧师割地。适合肥之子在场观剧，闻言之下，投以茶碗，因而入狱，相传终死于囹圄。此亦古之畸人义士、而隐于伶者。以八十高龄，犹热心爱国，不畏强御，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愧杀当时士大夫多矣！”[37]
8、刘东升《刍谈“同光名伶十三绝”》：“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大臣李鸿章，奴颜婢膝订立屈辱的马关条约，广大人民对此恨之入骨。这时年已八旬的刘赶三义愤填膺，某天他在演出《鸿鸾禧》剧中，饰金松，于‘棒打’一折时又借题发挥地指莫稽骂道：‘你这忘恩负义的奴才，刚当了芝麻大的官儿就如此心毒，要让你出使东洋去签署卖国求和的条约。那你还不得比秦桧更奸更坏吗！’这段词可惹怒了正在台下看戏的李鸿章侄子，他愤然以茶杯向赶三砸去，即尔命人将赶三抓进监狱，刘赶三受尽折磨，加之年事已高，不久即去世。”[38]
9、苏移《京剧二百年概观》：刘赶三“常在演出中自编台词讽谕时政，（参见第四章）以至在1894年因借演戏讽谕李鸿章的卖国行为而被拘捕杖责，以至忧愤而殁。”[39]
上录引文，有三点值得注意，①刘赶三是因为借戏骂官,“骂贼而亡”，是李鸿章及其走卒迫害致死。除上引九种著述外，
②自晚清至今，关于刘赶三在台上“剥夺黄马褂、拔三眼花翎”的演出剧目是不一致的。有《探亲相骂》、《鸿鸾禧》、《丑表功》等。但是，这些剧目的内容、角色均能和刘赶三的“我扒了你的黄马褂”等“自编新词”浑然一体，妙趣横生，击中了李氏的要害。
③李鸿章因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严重失职而被剥去黄马褂，史有其事。《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年八月壬戌，光绪帝“谕内阁：日人渝盟肇衅，迫胁朝鲜，朝廷眷念藩封，兴师保护，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统师干，通筹全局，是其专责，乃未能迅赴戎机，以至日久无功，殊负委任！著拔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示薄惩，该大臣当力图振作，督促各路将领，实力进剿，以赎前愆。”[40]
是年
中国军民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反抗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场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国各界军民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和敌忾同仇的高尚爱国精神。刘赶三以其饱满的爱国热情、震撼人心的气魄和演技成为京剧界在这场斗争中的杰出代表，人们称颂他是“京伶丑角第一人”。
（四）
书接上文，有位当代学者评论刘赶三时曾说：“清优人之胆大，无过赶三……”[41]综上所述，可知：刘赶三的这种“胆大”只是其做人、做戏的特点之一。其二，刘赶三强调：“演谁像谁不难，就只要你心里有戏，能捉摸出角色当时的神气来，加上久练，把戏演熟就不会出错。”[42]因此，他很注意提炼当时人的现实生活，在舞台上精妙的做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他在演《探亲家》的乡下妈妈时，“和后来一般丑角演出的就很不同。他化装后的表演，与一般丑角不同的是善于‘五官挪位’。他扮出的乡下妈妈，细眉、眯眼，特别突出那种额上和两颊多皱纹和瘪咕嘴的形象，但是淳朴可爱，善气迎人。”[43]《同光名伶十三绝》中有关他扮演的乡下妈妈的写真绘像则是生动的证明。为了实现自己在这方面的革新。“他经常留意揣摩乡下妈妈的行动，下死功夫捉摸这股子劲。他把这位妈妈演的叫人一看就知道是位不常进城的诚实纯朴的乡村老妈妈，对城市生活不习惯，不熟悉，可又怕城里的亲
早年，刘赶三学过老生，私淑“余派”和“奎派”，还演过很多老生戏，所以，他在专工丑行后，扬己之长，给剧中人编创了不少唱段，如《审头刺汤》之汤勤和《老黄请医》的刘高手等在台上唱的导板、碰板（或回龙）、原板，它如在剧中唱老旦、曲艺等，都是他的创造。他的念白嗓音响堂，因人而异，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这些都是由刘赶三开创的“刘派”的特点，平心而论，没有优越的嗓音条件和日积月累的真功夫，要继承“刘派”，谈何容易。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刘赶三在韩家潭寓所自营保身堂，门下弟子很多，如花旦张梅五、胡五儿、蔡六儿，花衫王顺福，刀马旦张芷芳，丑行罗寿山（罗百岁）等。先后搭入老嵩祝、和春、双奎、春台、四喜、承庆、胜春、九和成、胜春奎、永胜奎、嵩祝成等班。刘赶三一生能戏甚多，仅《菊部群英》一书开列出其常演和代表剧目就达三十六出，其中，老生戏九出，余皆丑行戏。其他著作则记有《拾黄金》、《胭脂褶》、《红门寿》、《变羊计》、《浣花溪》、《铁弓缘》等，经他一演，各具其妙，其他同行难与其比。演《拾黄金》时，刘赶三戏中串戏，在唱《二进宫》时显示了他的拿手绝活，他用双手操琴，双膝缚大钹，左脚悬金锣，右脚趾夹锣锤，杨波（老生）、李艳妃（青衣）、徐彦昭（花脸）三个角色，由他一人饰演，自拉自唱，锣钹并起，和谐优美，观者齐声喝彩，无不叫绝！
赶三在演出中的又一绝，是他在演《探亲家》时牵真驴上台。史载：“赶三家畜一驴，粉眉白目，四足毛青似漆。每出，辄骑之。软屉青韁，项下响铃一串，行于街市，人闻铃声，即知为刘赶三也。又常系大鼓于驴顶而击之，再以大锣近驴耳而敲之。日久，驴不畏锣鼓，后更系之于后台。至散戏后，牵至台上，驴登台既惯，毫不惊慌，两耳贴然，立于柱旁，锣鼓喧阗不惊。故赶三演《探亲》，牵驴上场，竟以是享名。”[45]驴名墨玉，又名二小。慈禧听说墨玉懂锣鼓，知节奏，应行则行，应止则止，还能“跑园场”、“挖门儿”，闻而喜之，“传旨允许赶三骑驴入宫表演，赶三在驴颈上加一串铜铃，宫廷内外一闻铃声，就知赶三来到，显耀一时。”[46]
平时，刘赶三对墨玉关心喜爱，“不施鞭策， 豆皆用细粮。驴亦知人意，及赶三死，长嘶不已。家人以白布披其体，及殡，驴随众行，既殓，驴终日悲鸣，不食而死。”[47]葬于北京净土寺胡同的朴园别墅。
自幼豢养墨玉的李琐儿，因经常跟随刘赶三上戏园子，看戏甚多，尤其是赶三的戏，梨园行有句老话，“千学不如一看”，琐儿在多年耳熏目染中，学会了不少。墨玉死后，他投身梨园，成为职业演员，专工丑行，这就是曾与
简言之，刘赶三“在艺事上的杰出建树，足以垂范后世，为京剧丑角表演艺术的长足发展，开创了可资循蹈的广阔道路，成为清同光间，京剧舞台上第一代丑行演员的代表人物，影响极为广远。”[48]
刘赶三一生自律甚严。在生活上，他“一生茹素，不动荤腥，而衣着讲究，一般人是一年四季四换衣服，他却在一日之内，以早、中、晚气温之差而三换衣服。”[49]在遵守梨园行班规方面，他则知错认罚。同治六年（1867年）
自赶三下海至今，赶三享名已有一百五十余年。赶三非其本名，此名的由来是因为他曾经在三庆班演毕，从前门外赶到内城，先后于隆福寺的景泰园和东四牌楼的泰华园演出，一日连赶三场，虽然有违班规，同行确壮其大胆，遂以“赶三”呼之，他也因此而得名。其实，刘赶三的“大胆”远不止此，而是突出表现在他常年的演出实践中。笔者以为：刘赶三的这种“大无畏胆”是有其深刻思想基础的。
刘赶三一生经历道、咸、同、光四朝，这个时候的清王朝已经是“盛世”不在，危机四伏，日薄西山。社会性质也已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刘赶三很有政治头脑，他亲眼目睹了封建王朝的腐朽没落和一些帝王将相的腐朽无能，他忧国忧民，希望读书报国，但“文无表于时”，遂投身戏剧，志在执艺以谏，随戏寓讽，抨击时弊，嘲讽权贵，表达自己的愤懑之心，这本身就是“文表于时”戏剧观的生动体现。例如，光绪初年，刘赶三在演《思志诫》（写嫖院之事）时，他在剧中扮演鸨儿，客至后，鸨儿该招呼妓女们出堂见客，此时，他刚好看见坐在楼上包厢里的有三位身穿便服的亲王，决心借此机会，抓哏恶心他们一下，于是他冲楼上喊：五儿、六儿、七儿，你们下来见客呀！刹时间，台下哄堂大笑，亲王恼羞成怒，命人痛惩了刘赶三。那三位亲王正是排行五、六、七的惇王奕 、恭王奕訢、醇王奕缳，[52]所以，赶三能用此巧合而有意讽刺他们声色犬马，误国病民，同时，也说明赶三在艺术上是个有心之人，那么多“抓现哏”的杰作留传后世深刻展示了他平时的丰厚积累。
刘赶三被重杖四十后，其浩然正气“犹不稍衰，出，尝语人曰：‘贵人之横暴如此，非善征也！且彼辈日以声色为乐，而无所益于我民，我固思有以惩之。’”
有的学者指出：“优谏精神在反封建，符合人民愿望，为人民之喉舌。”“古优敢批逆鳞、抑昏暴、完成优谏者，早已置身度外，”[53]刘赶三正是这样的大艺术家，他率先揭露咸丰戊午科场舞弊，猛烈抨击同治帝荒淫腐朽，无情鞭笞李鸿章屈辱求和，……[54]他“一身是胆，铁骨钢肠，从不知权势为何物。方其于技艺中大张挞伐时，短兵一挥，广座皆死！其技敏绝，其勇空前，为优谏拓出‘大无畏胆’与‘大无人境’。”[55]以上这些言行例证和评论深刻反映出刘赶三是以“为万民，非为一姓”的杰出思想[56]指导其毕生的舞台实践的，在不畏强暴的行动中，含恨而去。自咸丰至光绪的四十多年里，他在那台前幕后所表达的则是晚清时期无数被压迫、被欺凌的人民的心声。
（附一）
刘乾升，刘赶三父。
刘赶四，赶三弟。
刘赶三，老生兼丑角。
张大奎，张二奎兄。
张二奎，张芷芳岳父，老生。
刘金奎，赶三子。
刘氏，赶三女，嫁张芷芳。
张芷芳，赶三婿与张二奎婿，武旦。
张氏，张二奎女，嫁张芷芳。
张某，二奎子，不详。
张奎官，“二奎嫡系”，不知是否二奎子，老生。
刘二成，刘金奎子，赶三孙，不详。
刘氏，二成妻。
张鸣才，二奎孙，老生。
[1] 周明泰：《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公元一八一七年 嘉庆二十二年 丁丑>。
[2] 张次溪：《燕都名伶传》·<刘赶三>，下同。
[3] 苏移：《京剧二百年概观》，第一章，四<京剧表演艺术家一>。
[4] 钮骠：《刘赶三》，见《中国京剧史》上卷第546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附言：方松林卒于1862年，田桂凤生于1867年，故此，方不应为田之师。
[5] 赵肖伧：《菊部丛谭》。
[6] 潘镜芙、陈墨香：《梨园外史》，第30－31页，宝文堂书店出版，1989年6月版。
[7] 同上，第32页。以下引文凡不加注者，均引自本书第三回《赛松龄一曲擅清板 刘赶三片言兴大狱》。
[8] 《清文宗实录》卷266，第17页。
[9]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40<礼部·贡举·申严禁令>。
[10] 《清文宗实录》卷268，第12页。
[11] 王道成：《科举史话》，第129页。中华书局1988年6月版。
[12] 任二北：《优语集》，第224－22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月版。
[13] 师予：《关于<梨园外史>和陈墨香》，见《梨园外史》第524页－525页。
[14] 雷瑨：《文苑滑稽谈》五，见《优语集》第200页。
[15] 柴萼：《梵天庐丛录》二十六，见《优语集》第200页。
[16] 张次溪：《燕都名伶传》·<刘赶三>。
[17] 柴萼：《梵天庐丛录》二十六，见《优语集》第200页。
[18] 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一册<优伶类·侯俊山顾盼自喜>。
[19] 汪康年：《穰卿笔记》。
[20] 张肖伧：《燕尘菊影录》，下同。
[21] 徐艺圃：《同治帝之死》，下同，见吴永兴、吴玉清编《清代帝王后妃传》下卷，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12月版。
[22] 庄练：《同治与光绪》，下同，引同上书。
[23] 齐如山先生认为此剧源于《幽闺记》，剧中人之姓名也不一样，见其著《京剧之变迁》。
[24] 张次溪：《燕都名伶传》、《刘赶三传》。
[25] 任二北：《优语集》第206页。
[26]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27]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4，第4页。
[28] 洪弃父：《台湾占纪》，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第331页。
[29] 《申报》
[30] 另见《梨园老照片》，第110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3月版。
[31] 参见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年3月版。
[32] 冯叔鸾：《戏学讲义》，见任二北《优语集》第219页。
[33] 见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下，续编。
[34] 第四册<诙谐类·剥黄马褂拔三眼花翎>。
[35] 《戏剧报》1954年8月号。注：此文在收入《萧长华艺术评论集》时未见以上引文。
[36] 《上海戏剧》1961年5月号。
[37] 第十一章<丑·刘赶三>，鹿原学人编译，上海启智印务公司1926年版。
[38] 北京市戏曲研究所编：《戏曲论汇》第一辑，第271页。
[39] 第一章《京剧的形成》四<京剧表演艺术家（一）·刘赶三>。
[40] 《清德宗实录》（五），卷347，第5页。
[41] 任二北：《优语集》第202页、205页。
[42] 祁兆良等：《丑角的表演艺术》，见《萧长华艺术评论集》第191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9月版。
[43] 苏移：《京剧二百年概观》，第一章《京剧的形成》四<京剧表演艺术家（一）·刘赶三>。
[44] 祁兆良等：《丑角的表演艺术》，见《萧长华艺术评论集》第191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9月版。
[45] 张次溪：《燕都名伶传》·<刘赶三>。
[46] 叶龙章：《清朝同光名伶“十三绝”简介》，见《京剧谈往录》第511页，北京出版社1985年2月版。
[47] 张次溪：《燕都名伶传》·<刘赶三>。
[48] 钮骠：《刘赶三》，见《中国京剧史》上卷第551页。
[49] 《翁偶虹戏曲论文集》·<同光十三绝>，第54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2月版。
[50] 周明泰：《道咸以来里院系年小录》。
[5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新整《昇平署档案》第3896号，同治二年十一月《贝加结奴才会首程春等为恳恩事》。
[52] 张次溪《燕都名伶传》·<刘赶三>、柴萼：《梵天庐丛钞》十四、徐珂：《清稗类钞》四<诙谐类·排五排六排七见客>等，下同。
[53] 任二北：《优语集》·<弁言>第3页，卷七<清上>，第202页。
[54] 综合有关史料，刘赶三在这方面的内容还有：《刘赶三谲谏》（《真皇帝何曾得座》）、《腹中得貯稀粥》、《小的刘赶三》（《刘赶三敏于口》）、《不雄不雌之百姓》、《滕文公封王》、《有的都是走狗》、《老爷们都是吃过冰（兵）的》、《还要变》等，限于篇幅，容文另述。
[55] 同上，<弁言>，第10页。
[56] 详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