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青岛海鲜大排档哪里好:《圣经文学导读》——《圣经》的影响 （张文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14:03:36
希伯来人的《圣经》是世界上最幽邃神奇而富于魅力的书。从中世纪以来，它成了西方精神文明的支柱，渗透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文学、语言、艺术、历史、法律、哲学、宗教，包括世俗生活，随处遇到《圣经》的内容。到了近、现代，它的影响更扩大到了东方各国文化。
第一节：宗教生活
《圣经》养育了三种不同的世界宗教，它是它们的教议与教理的根据；从内到外，它深切影响着信徒们的生活，是其道德生活的法则，灵修生活的依凭。无论从影响的量（人数）还是影响的 质（灵魂）上，世界上再没有另一本书能与之相比。
关于道德和宗教最伟大的教科书就是《圣经》。其它宗教也有关于道德戒律和精神真理的圣书——如埃及教的《圣颂》，印度教的《吠陀》，波斯教的《净达经》(Zend-Avesta)，同回教的《古兰经》，摩门教的《摩门经》(The Book of Mormon)等等——都含有很好的教训，可是都不配和《圣经》比较。那些经书像是撒哈拉沙漠中的一片可怜的旱地，《圣经》中却有膏腴的大平原，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圣经》在世界各圣典中，是高过一切，无有匹敌的。（C·D·Eldrdge《基督教在文化中的机构》，自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P48—49）
宗教信仰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推动人坚持真理，进取向上的积极力量，特别是在“个人对自己的行动需要不断选择，而又面临各种思潮、各种生活方式的冲击时，对认真的宗教徒来说，这种自我约束就比强制性的约束更为有力，有利于保持他们的思想稳定，甚至激发了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发奋向上，对善恶是非更家敏感，不顾个人得失安危去维护所认识到的善。”（赵复三《究竟这样认识宗教的本质》自《中国社会科学》1986、3，P16）
第二节：世俗生活
《圣经》经过一千多年的流传，已经成了欧洲人日常教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世界的众多节日都与宗教生活有关，其根据则在于《圣经》，比如：圣诞节、受难节、复活节、升天节、圣灵降临节及狂欢节（谢肉节）等等。如今，这些节日在宗教气氛之外，已加入越来越多的世俗生活气息，而普及于信徒之外的大众圈层。另如历法中的公元纪年（象征人类新生之希望）及星期纪日（创世六日；安息日为圣日，有深意）。还有如十三及星期五忌讳。
西方人起名很多都来自于《圣经》，比如：大卫、约翰等。西人政治及法律生活也与《圣经》密切相关，比如手按《圣经》发誓等。另外比如和平鸽、橄榄枝等的象征意义等也源于《圣经》。
由于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广泛传播，《圣经》在欧洲各国是人手一册，家喻户晓的。欧洲各过人民的文化思想和道德观念基本上是在基督文化思想的哺育下逐渐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现代化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而最能代表现代文化形态的不外是科学及民主，但这两种价值形态在《圣经》中均有其简接根据（参阅拙作《基督教与近代科学》 http://rain804.blogms.com/blog/CommList.aspx?TempleCode=1000000031&BlogLogCode=1001173066 ; 《试论基督教对于现代化的促发作用》 http://rain804.blogms.com/blog/CommList.aspx?TempleCode=1000000031&BlogLogCode=1001173133 ; ）；还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与《圣经》中的一些思想根据有关。
《圣经》中的许多神话故事、典故和人物形象，已经与希腊神话一样，深入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成为口头语和某种观念的象征，为世界人民所熟知和习用。例如：“大卫”代表勇敢，“所罗门”代表智慧，“犹大”意指叛徒，“犹大的接吻”意指口蜜腹剑，“该隐与亚伯”意指骨肉相残，“巴别塔”意指未能实现的计划，“迦南”意为希望之乡，“亚当的绿洲”意为世界乐园，“参孙的头发”意指力量的源泉，“花豹的斑点”意指本性难移，“喝干苦杯”意为饱尝辛酸、历尽艰难，“墙上的字”意指凶兆，“偷吃了禁果”意指心明眼亮，“挪亚方舟”意为避难所，“拿着橄榄枝”意为作出友好的姿态，“希律的杀戮”意为斩草除根、斩尽杀绝，“粉饰的坟墓”意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法利赛人”意指伪君子，“旷野的呼声”意为无人理睬，“一碗红豆汤”意指因小失大，“观看背影”意指不明真相，“泥足巨人”意指貌似强大、不堪一击，“洗干净手”意指自己开脱罪责，“房角石”意指关键部分，“世上的盐”意为优秀人物……这些典故都已成为世界人民的口头语。
第三节：文学艺术
《圣经》中的传说、故事、格言、典故、及思想，对西方两千多年的文学艺术的发展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现撮其大要，予以说明：
1、文学：
欧美文学向以希伯莱文学和希腊文学为渊源。希伯莱在文学国土中至少要占半壁江山。希腊文学以荷马史诗和索福克勒斯等的悲剧为主，希伯莱文学则以圣经为唯一的代表作品。所以圣经和希腊史诗、悲剧同为欧美文学的源泉，好象国风和离骚为中国文学的渊源一样，后代文学都取汲于它而得滋生化养。（朱维之《基督教文学》P64）
希伯莱文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代文化之一，它因有自成体系、富于特色的思想，有不朽的文学遗产而影响深远，和中国、印度、希腊并列为古代世界文学四大宝库之一，成了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成了后代世界文化的四块基石之一。（闻一多语）在世界文学、总体文学的研究潮流中，四个文学传统互相接触，互相影响；而其中影响最大，面最广，对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都有二千年的影响，且编及世界各个角落的则是希伯莱文学。（朱维之《圣经文学十二讲》P16、40）
几十年来，我们在外国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中最大的缺点是片面性，特别是对欧美文学传统的认识有片面性。欧美文学的历史源出于两个主要的文学背景或传统，也就是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和希伯莱、基督教的中世纪传统。有了这两个传统的结合，才产生了崭新的文化和文学。到了中世纪的后期，又发生了知识爆炸和文艺的腾飞，那就是文艺复兴运动。中世纪不能简单地称之为黑暗时期，它不是没有文化或艺术可言。
基督教早期及中世纪前期的“圣经文学”、“教会文学”和“圣徒文学”与《圣经》密不可分，其中的耶稣故事、圣徒传记、赞美诗歌和祈祷文辞等在思想内容上不用说来自《圣经》，而在写作手法上的最大特点“寓意”，也是得自于《圣经》表述中的隐喻、比喻等方式。7世纪英国诗人西德蒙所编诗歌《创世纪》、8世纪英国诗人辛纽伍尔英的作品《朱莉·安娜》、《埃琳》、《基督》，以及9、10世纪的法国诗歌《圣女欧拉丽赞歌》、《圣徒列瑞行传》、《受难曲》等均属基督教文学范畴。
中世纪中期的“史诗文学”及十字军东征后的“骑士文学”均与《圣经》有着密切的联系。如8世纪英国史诗《贝奥武甫》、11世纪法国史诗《罗兰之歌》、12世纪芬兰史诗《卡列瓦拉》和西班牙史诗《熙德》等，都渗入了耶稣基督，或圣母圣徒的故事，这些作品在讴歌其民族历史时也宣扬基督教的观念，赞颂基督教的英雄。尽管骑士文学一反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出世思想，歌唱现世生活与爱情之美，却仍受《圣经》思想影响，鼓吹纯精神的恋爱和宗教修道式追求，并用人间圣母的形象来美化讴歌他们心目中崇敬、向往的情人、贵妇。
《忏悔录》，早期基督教教父奥古斯丁之“信仰自白”，成于公元400年左右，是一部哲学和文学名著。奥古斯丁早年信奉摩尼教，在罗马帝国衰败时风下曾放荡不羁、沉沦腐化，后皈依基督教使自己的灵性得到拯救和升华，成为北非希波主教。本书夹叙夹议，是奥古斯丁对自己前半生沉浮、变化之坎坷经历的回忆与剖析。全书共十三卷，一至九为一部分，记述其前半生的思想变化历史，十至十三为另一部分，重点写了他著述此书时的情况及对《圣经》的注释和阐述。《忏悔录》中，奥古斯丁以细腻生动的文笔和深刻入微的描述来刻画自己的内心体验，流露出强烈的基督教情感，而且处处谈到了《圣经》文句和教义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使他达到的突变和飞跃。尤其是在该书卷八12章中，奥古斯丁传奇式地追忆了《新约·罗马人书》13章13节对他自己痛改前非、皈依基督的决定性作用。他谈到自己与同伴阿利比乌斯谈话之后内心惭愧、茫然，独自一人在其寓所的小花园中失声痛哭。忽然，从邻近一所屋中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反复唱着：“拿着，读吧！拿着，读吧！”奥古斯丁突然觉的这是神的命令，让他翻开书来，看到那一章就读那一章。于是，他转身冲回刚才与阿利比乌斯同坐的地方，找到他起身时留在那里的使徒书信集。这里，奥古斯丁用一段精彩的文字，描述了他内心突变的感触：“我抓到手中，翻开来，默默读着我最先看到的一章：‘不要耽于酒食，不可溺于淫荡，不可趋于竞争嫉妒，应被服主耶稣基督，勿使纵恣于肉体的嗜欲。’我不想再读下去，也不需要再读下去了。我读完这一节，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溃散了阴霾笼罩的疑阵。”奥古斯丁的这部作品在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罗马晚期拉丁文学的代表作，也被列为古代西方文学名著之一。其书名《忏悔录》在欧美文化中也因此而成为“自传”的代名词。
《神曲》，中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意大利人但丁（1265——1321）著，撰成历时14年之久。全诗分为三部分，诗人采用中世纪流行的梦幻文学形式，描写了一个幻游地狱、炼狱、天堂三界的故事。但丁自叙他在人生的中途（35岁，“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诗》90），在森林中迷了路，正想往一个秀丽的山峰攀登之时，出现了三只野兽——狮、豹、狼拦住去路。在这紧急关头，他所崇拜的古罗马诗人唯吉尔出现了——受但丁所爱慕的少女贝阿特丽采之托来援救但丁，并引导他游历了地狱和炼狱，最后由贝阿特丽采引导他游历了天堂。整部作品广泛阐述了当时哲学、科学和神学上的重要理论问题，而在其细节描写上则与基督教《圣经》有着不解之缘。一般认为，《神曲》的伦理学来自亚里士多德，天文学来自托勒密，而神学则来自阿奎那。这部巨著是中世纪文学、哲学的总汇，它既代表着对中古文化的总结，又标志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先声，从而构成了新旧时代相交的分水岭。在形式上，《神曲》摹仿了当时流行的阿奎那正统神学体系作为构造框架，即由下而上递相依属的等级结构，全诗分为《地狱》、《净界》、《天堂》三部曲，每部各三十三篇，每段三行，这“三”意味着神学上的“三位一体”；而每部三十三篇，三部九十九篇外加序诗，构成一百篇，则有“完全中之完全”之意；每部诗的结尾都用“群星”一词，象征着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卑下走向高尚，从罪恶趋向至善。这种匀称、完备的结构，自下而上排列整齐，给人提供一种神学上的象征性、完美化和神秘感。可以说，整个安排充满了宗教寓意。在内容上，《神曲》在众多贤哲中提出了《圣经》人物亚当、亚伯拉罕、挪亚、摩西、大卫、耶稣、圣母、彼得、约翰、雅各等，对《旧约》、《新约》中的说教、象征、启示、福音等均有详尽的刻画和展示。在寓意上，《神曲》所采用的由地狱经净界而到天堂的经历，也是表述《圣经》神学所宣扬的精神道德通过净化罪恶而趋于完善的过程，是一次出死入生的“内圣”之旅，其中的地狱、净界、天堂在人性层面则分别象征了魂、体、灵的黑暗、软弱和光明；另，但丁以维吉尔为古典传统中的理性和哲学的象征，以贝阿特丽采为中世纪传统中的信仰和神学的象征，借此表示信仰高于理性，神学高于哲学，认为人靠理性和哲学能够认识到罪恶和错误，但要认识最高真理、达到至善，理性和哲学则无能为力，只有通过信仰的途径和神学的启发。由此，但丁这部有着宗教哲理和神学韵味的文学杰作，其指导思想与《圣经》神学理论乃是一脉动相承的。
但丁把三种既定的宗教观念艺术地化为审美的境界。“地狱”描写细致真实，是动荡的意大利社会的艺术写照，其色彩黯淡沉深，气氛阴森凝重；“炼狱”是理性的境界，笔调洗练，层次明晰，色彩清丽，氛围静谧安然，体现了人类的反思精神与忏悔意识；“天堂”作为信仰的境界，非语词可言说，人们感觉的是无形的引力与强烈的光芒，它犹如一个无形的光与力的场，给人一种似有似无若有若显的神秘感。三个境界由实而虚，依质量轻重层层重叠，总体上给人一种引体向上，飘然若仙的升腾感。整部作品由此呈现出哥特式建筑的造型艺术美。
但丁的《神曲》既浸透了宗教意识，又饱含了生命的热情。翻开《神曲》，我们可以看出，面对两希文化各有千秋的局面，但丁显得十分热切，但又带点茫然，一时似乎难以取舍，于是但丁把他那颗迷惘而骚动的心灵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爱情是美好而诱人的，可为此又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知识、智慧是必须的，可信仰似乎更加重要；教会中有许多无耻之徒，可借助于信仰、节欲走上天堂之路仍然是但丁孜孜以求的。（胡志明《但丁与基督教文化》，自《外国文学评论》1992、3 P61）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所开创的近代世界，给欧洲文学也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新局面，一时间大家辈出，名作林立，但他们并未摒弃传统。如这一时期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在其作品中即常用《圣经》典故，据统计，他的每出戏剧中引用《圣经》的平均数竟在14次之多。路德德译《圣经》，在德国语言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来的弥尔顿、班扬、歌德、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骚塞、夏多布里昂、拉马丁、雅尼、雨果、诺瓦利斯、施莱格尔、霍夫曼、霍桑、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大师们的创作，与《圣经》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甚至是非常紧密的联系。
“莎士比亚汲取《圣经》的井泉如此之深，甚至可说，没有《圣经》便没有莎士比亚的作品。……纵使谁能禁止《圣经》的发行，完全焚毁了它，使它永远绝迹于人间；然而《圣经》的菁华和精神，他的正义、宽容、仁爱、救赎等等伟大的教训，以及其它许多宝贵的金言，仍得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存留。”（柏格思《莎翁作品中的圣经》，自朱维之《圣经文学十二讲》P65—66）
《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作者弥尔顿（1608——1674）是英国清教时期的著名作家，这三部诗体巨著为其代表作。《失乐园》分十二卷，全诗长达1万行，取材于《旧约·创世纪》一至三章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受魔鬼引诱而被逐出乐园的故事，以探讨人类的悲剧之源及其意义。《失乐园》中直接引用《旧约》人物典故达913处之多，引用《新约》也有490处。《复乐园》分为四卷，是《失乐园》的续篇，取材于《新约·福音书》中耶稣经受住魔鬼的引诱和试探，在世界布道传教，替人类恢复乐园的故事。诗中弥尔顿谈到了基督的意志及信仰的力量，他主张用坚定的信仰来消除人类存有的软弱、邪恶和情欲，以便得救获胜，复其乐园。《力士参孙》是一诗体悲剧，源于《士师记·旧约》中力士参孙的故事。
《天路历程》，作者约翰·班扬（1628——1687）是英国清教徒作家。《天》为一宗教寓意小说，分两部分，前部叙述了一个背着沉重包袱的基督徒为追求天国的光明而抛家离妻，历尽艰辛，冲破重重困难，最后终于到达天国之门的故事；后部则描写了这个基督徒之妻女基督徒尾随丈夫，寻找天国的故事。这部小说跳出了《圣经》题材的范围，但其中心思想则紧紧围绕《新约·马太福音》七章13——14节只有敢走“窄门”，属灵之人才被获得永生，到达天国的宗教道理。全书从头到尾，完全是穿插圣经故事、箴言和其他材料而成，完全可说，没有《圣经》，便没有该书。《天路历程》在英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是基督教虔敬主义和灵修文学的著名之作。其流行极广，译本极多，据说仅次于《圣经》。
《浮士德》，德国伟大诗人歌德（1749——1832）的大型诗剧，全篇长达一万二千多行，构思达60年之久，四易其稿，终于写就。《浮士德》悲剧以众多画面展示了主人公浮士德博士一生所经历的知识悲剧（“书斋埋首了无日，不如抛却去寻春。”朱熹）、爱情悲剧、政治悲剧、美感悲剧和事业悲剧这五个人生阶段，肯定了一种积极进取，不断创新，不断超越自我的行动的人生精神和人生态度。“要每天开拓生活与自由，然后才能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全剧在形式布局及构思上均受到《圣经》的明显影响。首先，作为全剧总纲的“天上序幕”，模仿了《旧约·约伯记》的形式。全剧以三位大天使的降临而开始其宏谈阔论，从太阳讲到大地，从风雨雷电论及芸芸众生，并以天使的歌唱而引出上帝与魔鬼的对白（打赌）。诗人在诗剧中用上帝来代表“善”的形象，用魔鬼靡非斯陀来代表“恶”的形象，而以浮士德来代表那无限追求，永不满足的“世人”形象。其次，在塑造浮士德这一艺术形象时，歌德也从《圣经》中得到过启迪。例如，他曾借浮士德之手而改译《新约·约翰福音》的篇道之句，将其反映希腊理性精神的“太初有道”变为表达新兴资产阶级大胆革新、敢作敢为之时代精神的“太初有为”，以此歌颂欧洲“狂飙突进”运动所提倡的积极进取之人生态度[浮士德精神与基督教精神是不同的]。另外，在《浮士德》全剧结尾处，歌德更是靠基督教《圣经》中的图景和意象来表达其诗意境界，为浮士德灵魂得救升天这一场面加以必要的烘托和渲染。在此，歌德插入了《圣经》中的许多人物、故事和场景。“得救的灵魂升天这个结局是很难处理的。碰上这种超自然的事情，我头脑里连一点影子都没有；除非借助于基督教一些轮廓鲜明的图景和意象，来使我的诗意获得适当的，结实的具体形式，我就不免容易陷到一片迷茫里去了。”（《歌德谈话录》P244）
《简爱》，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的代表作，该书的叙述、对白、自白中有六十多处或引用《圣经》，或借用、化用其中的典故、故事、比喻和形象，行文直接提到上帝的的地方更是多不胜数。（朱虹《基督教〈圣经〉与〈简爱〉》，自《读书》1987、2 ）
《苔丝》、《裘德》，？？？？
《悲惨世界》，法国伟大浪漫主义作家雨果（1802——1885）的代表作，全书虽然未直接采用《圣经》，但整部小说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圣经》中“舍己爱人”的思想主线，全书开头的米里哀主教这一形象，可看作基督教“仁慈”、“博爱”这一伟大价值观最直接具体的体现者，正是藉著他，我们始得真切体会到基督精神的伟大和神圣，体会到宗教之实质与内核；也正是藉著他，冉阿让才有由罪犯到圣者的转变，他是在“爱”的光辉下觉醒并得救的。此后的冉阿让的一生，无时无处不在实践体现着这样一种“爱”的精神。雨果曾说：基督教：“开宗明义就向人们指出：生活有两种，一种是暂时的，一种是不朽的；一种是尘世的，一种是天国的。它还向人指出，就象他的命运一样，人也是二元的，在他身上，有兽性也有灵性，灵魂也有肉体。”（自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90、4 P29）
在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发展中，无论是积极浪漫派还是消极浪漫派，在其作品题材和精神意绪上都大量选用了《圣经》的内容，受到了《圣经》的深刻影响。比如：英国积极浪漫派的拜伦（1788～1824）和雪莱（1792～1822）的诗作《该隐》、《耶弗他的女儿》、《扫罗》，《撒旦挣脱了锁链》、《魔鬼出行》，唯美诗人济慈（1795～1821）的《夜莺颂》（路德）。雪莱夫人在《伊斯兰的起义》题记中回忆到，雪莱“经常研读《旧约》中的《雅歌》、《约伯记》《以赛亚书》等；这些作品的瑰丽的诗意，往往使他喜不自胜。”英国消极浪漫派，“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法、骚塞，他们对社会现实不满，长期居住在英国北部多湖泊的幽僻地区，他们采取“回避”与“超越”的人生态度。其“回避”使之归入自然，他们徜徉在僻壤幽乡，陶醉于湖光山色之景；其“超越”则使之向往天国，他们追寻着基督信仰，沉湎于神灵庇佑之梦。而所居“湖区”遗留下来的古代宗法制农村社会关系，又使他们萌生出思古幽情，把资本主义以前的中世纪生活加以美化和理想化。湖畔派魁首华兹华斯（1770——1850）在其长诗《犯罪与愁苦》中遣责“这世界是坏的”，但他的批评并不指向“革命”，而是立意深化人生的罪恶感和悲剧感，要人们以基督的坚韧精神忍辱负重，以爱来消除净化自己的灵魂，永盼天国的福音。其诗景描写中，常见：“如血的残阳”、“死寂的月光”、“没有人迹的荒地”、“寥寥无几的牧草”这类笔触，给人一种阴森暗淡的色调和沉重失落的感受，这不由使人想起《圣经》中说人世为“死荫的幽谷”的句子来。
法国消极浪漫主义以夏多布里昂（1768～1848）、拉马丁（1790～1869）和雅尼（1797～1863）为代表，他们在其文学创作中力求重新树立基督教权威，希望其作品内容上能体现基督之真谛。他们以原野的落日、沉寂的自然及宁静的夜景来表述冥冥之中上帝的存在，用高耸入云的哥特式教堂和神权至上的中世纪社会来描绘基督教的理想世界，借玩味孤寂、咏叹死亡和感慨人生来体现基督教的诗意与美感。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其与《圣经》精神的契合处，对神圣的感受、对尘世的弃绝、对天国的向往。
德国浪漫派主要代表为诺瓦利斯（1772——1801）、施莱格尔兄弟（1767——1845）、（1772——1829）等，他们的特点是用诗的语言来阐述人生哲理，以及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绝对与无限，这种由“形而上学地抒情”而产生的“形而上学之诗”，禀有深刻光辉的神性维度，诺瓦利斯曾自我表白说：“诗人和教士最初是一体的，只是后来的时代才把他们分开了。但真正的诗人却永远是教士，正如真正的教士永远是诗人一样。”
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亦较深地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其代表人物佩利科（1789——1854）的悲剧《利米尼的弗朗西斯科》和自传《我的囚徒生活》，以及曼佐尼（1785——1873）的组诗《圣歌》等都宣扬基督的温顺与宽容，主张靠基督的道德力量和博爱精神来培养人的高尚情操，达到人的自我完善，以便能顺应天意，摆脱人生的迷津和绝境。
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红字》，剖析了早期北美清教徒生活中的真与伪，探究人性命运的罪与罚。我们想起了《福音书》中耶稣对那个犯奸女人的宽恕情节来：我们都有罪，我们无权审判别人，而报复更是一大罪恶，我们只有自洁，别无他途。《红字》深刻表达了《圣经》里的赎罪观念。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伟大小说家，存在主义和20世纪基督教危机神学思潮先驱。他在19世纪下半叶欧洲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以及从自身的坎坷经历中看到了西方世界的危机，因而在其文学创作中对社会罪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向人们提出了警告和劝诫。由于他对现实生活的完全的悲观绝望的遭遇和感知透视，他的思想带有明显的宗教感伤色彩，他从传统基督教观念出发苦苦求索，让世人最终作出“涤除罪恶，服从命运”的选择，这些思想表现在他一生所写的大量宗教小说之中，因此，他也被现代基督教思想家们称为描写人类灵魂搏斗的大师，洞观未来的“先知作家”。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年发表，书中借小说女主人公娜塔莎、涅丽等形象来宣扬基督教受苦受难的精神，劝导人们要从苦难中体验幸福，并以苦难来净化一切。这部小说奠定了他以宗教劝喻为主旨的小说创作的基础，从此形成了其文学作品中的基督教特色。
《罪与罚》，1866年出版，一时轰动俄国文坛。这部小说以社会犯罪及由此引起的道德后果为题，来展开其心理描述和宗教伦理的教喻；通过小说主人公穷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被自己的犯罪行为所震慑，以及作为其犯罪理论的“超人”哲学之破产，来说明不能靠暴力消除社会邪恶与不平。指出以恶抗恶使人无法逃避内心的惩罚，其结果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必然会毁灭自己。这一“罪与罚”的主旨，正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所在。
《白痴》，1868年发表。作品借主人公梅什金公爵的形象来从正面歌颂基督教的理想人格，号召人们善良、宽容，相互信任和尊重，做“正面的、美好的人”，其创作意图在以信仰和仁爱来唤醒人们的良心，避免人们因幻想破灭而自甘沉沦。
《群魔》，18 年发表，作品借用1871年无政论主义者涅恰耶夫谋杀案的材料从反面来揭露人性的腐败与邪恶，把人性中阴暗的、兽性的本质加以夸大和渲染，藉此劝人认罪忏悔，靠皈依宗教而求得救赎。
《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年发表，这是其最伟大的一部宗教主题的长篇小说，也是他最后一部小说，未完成。全书以《约翰福音》十二、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段话作为其卷首题辞。作品围绕旧俄外省地主卡拉马佐夫一家父子、兄弟间因金钱和情欲引起的矛盾冲突，而展示其有关社会、家庭、道德和人性的悲剧主题。书中探索了爱与憎、善与恶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及所蕴含的哲理，剖析了众多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用基督教教义来阐述人生的意义和出路，论证上帝的存在及仁爱、宽恕精神的高尚。这部小说善用心理分析刻画人的内心世界及精神面貌，其对人性的戏剧性冲突之勾勒，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小说中的四兄弟，米卡代表血气，属“体”，伊凡代表头脑，属“魂”（入魔），阿辽沙代表心灵，属“灵”，斯麦尔佳科夫代表阴暗的欲望（地狱）。小说告诉我们，舍己救人是唯一的出路。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主要著作很多为宗教小说，且直接引用了基督教中的许多神学思想和《圣经》话语。他想从基督教有关顺从、忍耐、仁爱、牺牲的教义中寻找出路，通过其小说所塑造的典型形象，而让人们在罪恶的世界中达到灵魂的净化和精神的解脱。他的思想和创作深受《圣经》之影响。
托尔斯泰（1828——1910）是一个富有宗教灵性的作家，生性敏感多虑，曾有过“阿尔扎马斯的恐怖”之经历，即他于1869年9月因事外出夜宿阿尔扎马斯旅馆时，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使他对宗教产生浓厚的兴趣起过非常直接的作用。为了弄清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以及如何对待死亡等问题，他曾四处走访神父、主教和隐修士，潜心钻研宗教书籍。因此，在他的众多文学作品和论文中，都表露过他对宗教的理解和期望，反映出他本人的宗教情感和心态。
《复活》，1899年发表（？），这是托翁晚年最有成就的长篇小说，其中最集中最明显地展现了基督教思想特色。“复活”的书名正好表达了基督教反复阐述的拯救、复活、升华之神学教义。全书开头引用《新约·福音书》中的四段话作为题词：《马太福音》十八21～22“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马太福音》七3“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约翰福音》八7“……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路加福音》六40“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不过和先生一样。”以便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宣扬基督之宽恕、自责、忍让、歉卑的伦理精神。小说的女主人公卡秋莎·玛斯洛娃被男主人公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良心忏悔和立意赎罪的决心所感动，靠“宽恕”精神而达到了自身灵魂的“复活”；而聂赫留朵夫也在《福音书》中找到了救己救人的良方。这部使人屏息凝神、感叹不已的小说，虽曾一度被指责为违背传统宗教信仰之作，实际上却透彻地表述了托尔斯泰所推崇的罪人靠自我忏悔而得救、受害者靠宽恕他人而升华的基督教人道主义之理想。
《莎乐美》，爱尔兰作家、诗人王尔德（1854——1900）1893年用法文写的一部独幕诗剧。全剧取材于《新约·马太福音》十四章施洗者约翰之死的故事。但对原有故事做了较大的改动补充。描写王后希罗底之女，犹太公主莎乐美如何诱使继父希律王杀死施洗者约翰。剧中的莎乐美爱上了施洗者约翰，向他求爱而遭到拒绝，她发誓一定要吻到他的嘴唇。在希律王生日那天，王宫中大宴宾客，落乐美以舞蹈为之助兴。希律王十分高兴，对莎乐美说：“不管你向我要什么，我都给你。”又对她起誓说：“随便你向我要什么，就是国土的一半，我都给你！”莎乐美说：“太好了！我要约翰的人头！愿王立刻把施洗者约翰的人头放在盘子里给我！”希律王很为难，因为约翰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杀了他可能会激起民变。但他刚才在众人面前起过誓，不好推辞，就吩咐卫兵去监狱中取约翰的人头。不一会，卫兵回来了，手里捧着盘子，盘子里盛着约翰的人头。莎乐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吻到了被砍下的约翰的人头。王尔德是一位唯美主义者，《莎乐美》一剧所描写的正是一种病态的、超自然的激情所造成的后果，属唯美主义的代表作。莎乐美对许多男子的倾慕置之不理，惟独爱那张她为之害怕的，不断对她的家族发出诅咒的憔悴面容，因为它在她眼里是美的，美得不可抗拒，“我是一个处女，而你夺去了我灵魂的贞操；我是纯洁的，你却丢了一把欲火在我的血管里。”
《你往何处去》：波兰杰出作家显克微支（1846——1916）的长篇历史小说。书名引自《新约·约翰福音》十三36中耶稣与其门徒告别时彼得所问：“主啊，你往何处去？”整部小说都以《新约》所展开的历史为背景，描写了古罗马暴君尼禄时期的罗马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和早期基督教徒受难殉道的故事，并着重讲述了使徒彼得在罗马传道和殉教的曲折经历。全书文笔生动，寓意深刻，写得悲壮惨烈，深沉感人。
《圣经》是西方文学的源泉或传统之一，西方中古和近代文学的发展和《圣经》的影响分不开，就是反正统的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也是如此。在现代派文学中，希伯莱·基督教的因素依然浓厚。因为二十世纪的现代派作家们，先后遭逢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战后的心态、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起了极大的变化，诗人、作家的心情，和《圣经》作者的心情极为近似。现代派的一些新的写作方法也多来自《圣经》。《圣经》中大量运用象征手法，用朦胧的诗体表现超负荷的痛苦和令人全身震颤的快乐，尤其是大量表现思想深处的奥秘，内心痛切的反思与忏悔，以及超现实的想象或幻想。这些，在现代派作家的作品中均可见到。现代派诗人叶芝、T·S·艾略特、作家乔伊斯、奥尼尔等都是基督的信徒。叶芝有《基督重临》，表现了对现代社会深深的忧虑；艾略特的《荒原》认为，失去宗教信仰的欧洲是一片荒原或沙漠，人们堕落、卑劣，受到欲火的熬煎，要想得到解放，摆脱人生的无聊和悲惨，必须皈依基督教。卡夫卡身上流着希伯莱人的血液，一生创作以《圣经》中的约伯为原型，他的全部作品可算是《约伯记》的注解。还有，如福克纳一生热衷于阅读《旧约》，创作深受其影响，帕斯捷尔纳克在思想上信仰基督精神，卡赞扎斯基《基督的最后诱惑》取材自《福音书》，《百年孤独》里化用《圣经》故事的地方更是比比皆是，等等。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如托马斯·曼，承认自己毕生事业在于写出《创世记》中的约瑟故事，先后出版了《约瑟及其兄弟》、《青年的约瑟》、《约瑟在埃及》等。纪德有《浪子回家》即取典福音书，《窄门》及自传《一粒麦子若不死掉》亦然。
20世纪西方文学对现代神学观念的深层体现，常常表现为直接参与基督教精神的重新构合。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西方作家，为自己的作品选择了《新约·福音书》的形式：如《圣经》的“神召”主题之于乔伊斯，“堕落”主题之于加谬，“审判”主题之于卡夫卡，“受难”主题之于福克纳；又如“耶稣”的形象之于托马斯·曼、黑塞、斯坦贝克、格林、卡赞扎斯基和君特·格拉斯的主人公。他们意识到人类必须找回信仰，也意识到传统信仰的荒诞；他们试图在反抗这种信仰的荒诞中，重新划定信仰的位置。这，难道就是斯芬克斯脚下的第七条路吗？（杨慧林，自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94、7 P26）
《等待戈多》，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贝克特的代表作，该剧很明显地把关于弥赛亚的学说与当代西方人类的荒诞处境相结合。弥赛亚从《旧约》时代起就与希伯莱民族的复兴联系在一起，先知们预言在某一合适的时机，上帝将遣其膏立的弥赛亚前来拯救犹太民族，因而对弥赛亚的等待成为犹太的永恒期望，但弥赛亚并未降临；犹太人自命为上帝的特选之民，然其几千年经历的却是无尽的苦难。犹太民族这一深刻的文化与历史悖论恰与当代人类的境遇取得了契合，因而贝克特创造的现代寓言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感，又有直接的当代精神。《等待戈多》中的流浪汉一再落空的等待不仅演绎了犹太民族对救世主弥赛亚的无望期待，同时也从根本上浓缩了整个人类存在的困惑和自我危机。
《魔桶》，马拉默德短篇创作名篇。主人公列奥在寻找意中人时，以对命运的大彻大悟而主动寻求了一个恶的化身——堕落女人斯妲达，与斯妲达的结合似乎使他步入了生命的正轨，使其从现世的苦恼走入了精神的炼狱，从肉体到灵魂开始了负罪—赎罪的生命实践。列奥对斯妲达的主动寻求，寓言性地表明了现代人对负罪命运的彻底认可，但存在的危机、生命的痛苦的无可奈何。这里的负罪—赎罪观念正是源于《圣经》中所反复表达着的犹太人的强烈的识罪意识。
不但《圣经》的内容影响到后代文学，给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是《圣经》的翻译文字与文体，也曾建立了数国国语文学的根基。西欧各国语言文字的清理和规范化，往往从《圣经》的翻译开始。近世自从文艺复兴以后，各国文学如雨后春笋一般地生长起来，一方面固然要归功古文学的复兴，同时又不能不归功于新兴的“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的建立。而新兴国语文学建立的时代，也就是《圣经》开始被翻译为各国国语的时代。甚至最有势力的国语，正是采用《圣经》的译文为标准的。例如英语“钦定本”之于英国语言、文学，德语“马丁·路德本”之于德国语言、文学，均属奠基之作。恩格斯说：“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自然辩证法·导言》） 中文《圣经》译本的完成，是经过许多人的心血和长时期间的不断订正而成的，其中最成功的当算官话“和合本”，而这译本恰好在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前夕完成，其行文平易，在当时极为难能，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锋。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中说：“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而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豫计它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这关系不仅在语体的尝试性和示范性上，亦在语汇的创新及思想内容的冲击与影响上。如后来在新文学作品中渐渐出现《圣经》的引句，名词和典故，如“洗礼”、“天使”、“安琪儿”、“伊甸园”、“乐园”、“启示”、“复活”、“天国”、“福音”、“圣母”、“忏悔”、“灰色马”、“亚当”、“夏娃”、“禁果”、“撒旦”、“十字架”等。（朱维之《圣经文学十二讲》P70—71）
2、音乐：
西方音乐的发展与基督教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然受到了《圣经》的广泛影响。从《圣经》主题而发展出来的基督教圣剧、圣乐在中世纪曾风靡一时，教会音乐迄今仍是人们宗教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此外，西方不少古典或现代乐曲都以《圣经》故事为主题，有许多乐章更是直接对“天堂”、“地狱”、“苦难”、“拯救”、“死亡”、“复活”等《圣经》论题的细微刻划和怀古表现。纵观西方音乐的发展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与古代地中海世界以及中古以来的欧洲音乐传统息息相关、形影不离，发现《圣经》主题在历史的不同阶段都曾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西方音乐家们的艺术创作和追求。
《旧约》记载中的古希伯来人本是喜好音乐的民族。由于其宗教传统禁止雕刻神像、发展形体艺术，所以他们就把对艺术的爱好倾注到诗歌和音乐方面。《创》四21中有“犹八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之说，而《诗篇》、《雅歌》等原本就是歌曲，其中有些并记载着应如何演唱的说明，《历代志》记载有成百上千人演奏歌唱颂赞耶和华的场面。由此可见希伯莱音乐的发展和成熟。这一音乐传统被基督教所接受，并进而得以发扬光大。
在基督教诞生和发展的罗马时代，基督徒们由于聚会颂经的需要，创造出了宗教礼拜之用的赞歌，这些歌曲内容多选自《圣经》，或为颂赞、拜读《圣经》而作。其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就是奥古斯丁的老师、公元4世纪末意大利米兰的主教安布罗斯。
6世纪末叶，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一世改进当时的教堂音乐，主持编订了《格列高利歌谱》。古代教会将这种简朴优雅的歌调定为“教堂歌调”，当作各地教会宗教礼拜音乐的范本。人们按照这一歌调的要求来吟诵《福音书》、《使徒书信》、《诗篇》、《祈祷文》和《圣经文》等。格调为一种单声部圣咏，流行上千年，影响久远，至今不衰。
9世纪以来，欧洲出现复调音乐，至16世纪达其高潮。其间产生了大量的弥撒曲、经文歌和赞美诗，其表现出神圣、庄严、肃穆的宗教气氛。近代基督教圣剧（清唱剧）也诞生于这一时期。弥撒曲为教堂大型礼仪音乐，意义为纪念耶稣牺牲于十字架上，代表作有《求主怜悯颂》、《荣耀颂》、《信经颂》、《三圣文》、《上帝羔羊颂》。后世最杰出者为巴赫1733至1738年创作的《b小调弥撒曲》，另有贝多芬《C大调弥撒曲》、《D大调庄严弥撒曲》。
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了一批新教圣咏曲集。这些曲集多用本民族语言写成，收集了大量的传统民歌和宗教歌曲，也有不少个人创作。马丁·路德曾自写歌词、自谱曲调，为新教赞美诗的发展开创了道路，其代表作《上主是我们的坚固堡垒》被海涅誉为“宗教改革的《马赛曲》”。
近代以来，教堂音乐曾从中世纪“神秘剧”、“仪式剧”中演变出风靡一时、蔚为大观的各种圣剧。圣剧集大成者为英藉德国作曲家亨德尔，他的作品气势磅薄，感人肺腑，在圣剧发展史上形成空前绝后的影响。代表作为《弥赛亚》，迄今仍为西方古典音乐中的保留曲目之一。1743年伦敦首演，英王乔治亲临，至《哈利路亚》合唱曲，他情不自禁起立肃听，所以听众也跟着起立，这已形成传统，此后每当演奏到这里，所有听众都须起立致敬。18世纪德国新教音乐家巴赫创立了欧洲音乐史上的全新时代，他的圣咏、康塔塔、经文歌和受难曲等使当时流行的“巴罗克”音乐风格达到了顶峰，被后世誉为近代欧洲“音乐之父”。他曾说：“所有音乐的目的及其始终不变的动机，除了颂赞上帝、纯洁灵魂以外没有别的。”作为宗教音乐的一代大师，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其根据《福音书》中耶稣受难的悲剧故事而编写的两部受难曲：《约翰受难曲》和《马太受难曲》。尤其《马太受难曲》，整部乐曲充满着对苦难的忧虑、对生活的向往、对和平的祈祷和对人世的热爱，它想帮助人们承受命运之苦难，给予人们福音之安慰。这时期的大型音乐作品尚有韩德尔《参孙》、《以色列人在埃及》、海顿《创世纪》、莫扎特的《安魂曲》等。
19世纪以来，欧洲古典宗教音乐时代已基本结束，但在众多音乐艺术珍品中，仍有不少保留着《圣经》题材，音乐家们不时从这一古老宗教传统中获得灵感，诵起激情。贝多芬、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伯特、李斯特、舒曼、拍辽兹、布鲁赫、威尔第、圣桑、德彪西 等大音乐家均有不少宗教音乐创作。比如威尔第的《安魂弥撒》就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传世绝唱，它悲壮、抒情、柔美、婉转，有着催人泪下的悲剧效果和艺术感染力。
20世纪，欧洲传统古典音乐受到西方现代流行音乐的冲击，已失去其黄金时代，宗教音乐退出了以往的主流地位。但是《圣经》作为提供音乐素材，启发创作灵感的宝库和源泉，在当代音乐活动中仍有着重要的地位，当代宗教音乐创作仍展示了重要实绩，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伯恩斯坦等音乐大师均有重要作品。
总上，受《圣经》启发的宗教音乐，在西方音乐史上具有极其突出的地位，如果我们不了解《圣经》，就不能从整体上深入领会和欣赏西方音乐。
3、绘画：
在西方绘画中，有希腊罗马神话的主题，有民族传说风俗的主题，有各代帝王将相的主题、有历史事件人物的主题，但表现得更多的，甚至极为重要的，则是其宗教典藉《圣经》的主题。
早期基督教根据犹太传统的宗教法规，为避免偶像崇拜之嫌，曾一度禁止形体象征性艺术。但随着基督教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接触，以及许多民族的人们逐渐皈依基督教，基督教绘画艺术的产生，即成必然之势。他们借助绘画表达其宗教思想和情感，画作中多寓以象征含义。如凤凰象征耶稣复活，十字架下的一只小羊象征基督教信仰，鱼或善良的牧羊人象征基督，鸽子象征心灵和圣灵，船象征教会，孔雀象征永恒，心脏象征仁爱等。另外，四福音也分别有其象征，狮为马太，牛为马可，人为路加，鹰为约翰。最初的基督教绘画乃是墓穴壁画，内容多为上述象征符号和庆宴圣餐场面、先知历史传说，以及耶稣基督传教行奇迹的故事等。由于对灵性意境的偏重，这类绘画画面上，人与物在比例上失调，缺乏肉质感，显得呆板、拘谨和生硬，有着精神化的倾向。画中人物往往两眼呈现沉思默想状，整个画面显得严肃、神秘，甚至令人恐惧，其生活气息甚微，给人以沉重之感。
中世纪欧洲绘画中圣像雕刻、镶嵌画的制作极为普遍，以《圣经》为内容的手抄本绘画即细密画，和教堂建筑中的湿壁画也相继出现。在风格上，这些画作仍显出突出精神性的明显倾向，和早期作品一脉相承，具有共同特点。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移，人文主义者逐渐放弃那种象征、超脱的手法，而用宗教题材来宣扬人生，表现现实、讴歌人的躯体和精神。文艺复兴艺术将灵与肉、信与情有机结合，展示出宗教与人生的绚丽多姿，表露了持久的艺术魅力和生活美感。这种人本主义与写实主义倾向，使《圣经》主题绘画得到了新生，一时间群星灿烂，名作迭出，为人类艺术宝库存留下了不少稀世珍品。
乔托（1260～1336），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第一个伟大代表，被誉为“第一个奠定了现代绘画传统的天才”、“近代一切人物画的创始者”。一生创作的几百幅作品，多为教堂壁画，内容涉及《圣经》故事和圣徒传说等，以《逃亡埃及》最有名。
马萨乔恢复和发展了乔托的艺术传统，面向自然、模仿自然，一扫中世纪绘画僵硬呆滞之气，于十五世纪与其他画家一道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之作。他们的传世之作有：马萨乔《失乐园》、安哲利科《受胎告知》、《基督之死》、乌切罗《挪亚方舟》、曼特尼亚《哀悼基督》，波提切利（1447——1510）画有多幅《圣经》题材作品，尤以圣母像为最，如《华美的圣母》、《圣母子与六圣徒像》等。
达·芬奇（1452——1519），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其《圣经》故事画品类众多，富于特色，如《基督受洗》、《三王朝拜》、《丁香圣母》、《岩间圣母》、《最后的晚餐》等。尤其是取材于《福音书》的《最后的晚餐》，已成为艺术史上的绝世佳作。这幅画是他为米兰圣马利亚修道院餐厅所画壁画，历时4年，4.3×8.5米。画面表现了耶稣说出“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这句话时，晚餐气氛的骤然波动和门徒们各自不同的心理反应。达·芬奇巧妙地于群情之中把握住瞬间，而在此瞬间又展示出深刻细致的性格描绘。原画已过于损坏，很难修补复原，一些艺术家在它处有摹作，以为纪念。
米开郎基罗（1475——1564），文艺复兴三杰之一，他的画作是现实主义手法和浪漫主义幻想的结合，充满着坚强的毅力和雄伟的气魄。米开郎基罗是《圣经》题材的绘画大师，代表作是他为梵蒂冈西斯廷小教堂所创造的穹顶画《创世纪》和祭坛画《最后的审判》，前者取材《旧约》，历时5年，后者取材《新约》历时7年。《创世纪》共创作了350个人物形象，总面积近300m2，距地面约20米高。他分穹顶为两部分，屋顶中间的平面为一部分，屋顶与墙壁连接处的弧面为另一部分。平面部分为主体，画了上帝创造世界的九个场景：划分光暗、创造日月、划分水陆、创造亚当、创造夏娃、逐出乐园、挪亚方舟、挪亚献祭、挪亚醉酒。九幅主题间装饰连接着一些奴隶像，主题周围被划分为12个不规则的三角形，画了12个男女先知。弧面部分则分别画了耶稣的祖先，这是穹顶画的次要部分，色彩较为灰暗。整个穹顶画布满了人物，纵横交错，使人仰视画面时自然产生一种庄严肃穆甚至紧张自卑的感觉。《最后的审判》共创作人物400多个，面积近200㎡。全面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刻画的数百个人物个个形体魁悟，神情动人，充满了青春活力。全面围绕“最后审判”这一主题而分为多个方面进行描绘。此画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米开郎基罗大胆打破了中世纪教会的禁欲主义，在《圣经》题材中大量表现人体美、自然美，画中人物多为裸体。后来教会保守人士请人为画中裸体人像加画衣裤，画家伏尔泰拉因而被人称为“裤子画家”。
拉斐尔（1483——1520），文艺复兴三杰之一，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数不清的《圣经》题材和其他神话及世俗题材的绘画，而其创作的众多的“圣母像”尤为世人所倾倒，堪称画坛绝笔。他留下的圣母像至少不下四、五十幅，这些圣母像已不再是中世纪绘画中所表现的消瘦、痛苦、呆板的模样，而显出恬静、安宁、慈祥、娴淑、秀美的神态，既能给人以美的感受和遐想，又能使人油然而生崇敬之情。《西斯庭圣母》为其代表作，整个画面显出高雅、柔媚、和谐、明快的格调，画中圣母体态丰满优美，面部表情端庄安详，秀丽文静，全画使人感到一种清新、纯洁、高尚、升华的精神享受。
17世纪是欧洲艺术发展的“巴洛克”时代，巴洛克风格的绘画表现得丰满、充实，具有强烈的动势和饱和的色调，甚至给人一种富丽堂皇、豪华夸张和光怪陆离之感。这种风格的绘画中，产生了大量《圣经》题材的作品。代表性画家如：普桑、格列柯、委拉斯凯兹、鲁本斯、凡代克、伦勃朗等。
18世纪以来，随着欧洲世俗化的进程，绘画中的宗教题材已日渐减少。但《圣经》题材作品仍有一席之地。如“罗可可”风格画家华多等。
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美绘画作品中，《圣经》题材仍时有所 见。如列宾、德拉克洛瓦、莫罗、高更、达利等画家的一些作品。
4、雕塑：
西方雕塑艺术中，《圣经》题材占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出现过许多永恒不朽的艺术杰作。这类雕刻的内容一般涉及到基督、圣母、天使和圣徒的形象与事迹，以及有关《圣经》故事的系列性描绘。它们多为教堂、墓地、宫廷、园林、博物馆、市政厅等建筑中的大型浮雕作品或人物雕像，以及古代各种王冠权杖上，圣书封面上和圣徒遗物宝匣四周的小型工艺装饰作品。所用材料有大理石、青铜以及其它砖、石、木料等，也有金银、珠玉、象牙、宝石等。
西方宗教题材的雕塑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涌现了大量杰作。如多那太罗的青铜雕像《大卫》，以大卫杀死非利士巨人歌利亚后含蓄而矜持的喜悦神情，来展示牧羊少年大卫的姣好稚气和英勇无畏。另一意大利人基贝尔蒂在佛罗伦萨洗礼堂青铜门上以《约瑟救主》为题创作的10块《圣经》故事浮雕，曾使米开朗基罗流连忘返，誉之为“天堂之门”。
艺术巨匠米开朗基罗不仅在绘画而且在雕塑方面，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圣经》题材的杰作，这方面的代表作为：《圣母哀悔基督》，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而作，表现圣母因基督的殉难而隐入失去儿子的深切悲痛与哀悼之中。这组雕像中基督的身体横躺在圣母两膝之间，头往后仰，右手低垂，而圣母面部温文典雅，头向下视，右手抱着基督，左手略向后伸，表示出一种无言的痛苦和悲伤。《摩西》，立于罗马圣彼得镣铐教堂，其刻画出古代以色列民族英雄摩西的雄伟健壮，英勇威严（胡须、双角、严历的神情、右手挟的石板），雕像表现出摩西英雄、威严、智慧、果断、意志坚强和权力至高的伟姿，使这一传奇人物充满了活力和生机。《大卫》，原立于佛罗伦萨市政厅前，现移至学院画廊中，高5.1米。雕像全身裸露，双眉紧蹙，目光向左前方怒视，左手扶着肩上的甩右机，右手作随时握拳之势，展示出他镇定成熟、意志坚强、力量无限，必克顽敌的英雄气质，这一体格雄伟健美、神态勇敢坚强的美男子大卫与多那太罗雕刻的充满稚气的少年大卫风格迥异。
文艺复兴后，《圣经》题材雕塑著名者有：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及其巴罗克式广场四周的群雕（贝尔尼尼），罗丹《夏娃》、《地狱之门》、《圣徒约翰》等。
5、建筑（间接影响，略）
第四节：哲学思想
《圣经》中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哲学思想，它反映了不同文化时代、不同民族传统之思想的积淀和凝聚。而且，由于《圣经》本身在西方古代社会终结、中世纪社会形成和鼎盛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深远影响，又使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变迁多处都打下了《圣经》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烙印。
《圣经》与哲学的关系和对哲学发展的影响，首先在于它所包含的古代宗教观念对人生和宇宙的本源、发展、以及归宿等提出了具有哲学意趣的回答。《圣经》中隐含的巴比伦史诗中的创世神话和洪水传说，古埃及宗教中的复活观念、死后审判和阴间生活，以及古波斯观念中的二元世界、善恶之争、末日迹象等原始思维和朴素想象，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涉及到“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这类关于世界本源、开端的设想，反映了远古社会对人的本性与命运的沉思，提出了宇宙和世人究竟“自何而来，为何而生，向何而去”的基本问题。它们一方面丰富和扩展了犹太人的宗教观；另一方面，又在一定意义上为西方哲学中的宇宙论和人生观打下了基础，为西方文化中的宗教哲学、人生哲学和历史哲学作好了准备。当然，这类神话材料只反映出人类尚处于朦胧状态中的哲学思想，还不是体态完备的哲学本身。
《旧约》思想在公元前后与古希腊哲学有了接触和交流，从而孕育了《新约》思想。所以，《圣经》又体现出具有浓厚希腊色彩的虚无主义、犬儒主义、数字主义、神秘文化、禁欲主义以及提倡道德说教和知行并重的思想。尤其是希腊“逻各斯”观念在《新约》中的出现，奠立了西方哲学体系中的宗教理性观和未来拯救观。前者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充分强调在神性思维中理性和逻辑的作用。后者则表现为古希腊“逻各斯”观念与希伯来“救世主”盼望之有机结合，使上帝之道成了“肉身”，抽象的“真理”有了生动的体现。“道成肉身”的观念从哲学意义上探讨了抽象与具体、彼岸与此岸、超越与内在、无限与有限、永恒与时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并引申西方哲学中流行的来世论和未来观，使人们在思想中对超越时空、尘世拯救和历史把握等主题投去大量的注意力。
洞观西方哲学的发展，自教父哲学起，经中世纪经院哲学，其哲学史上有很长时期为基督教哲学的一统天下，而基督教哲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又是包罗万象的《圣经》神学和《圣经》诠释学。《圣经》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可说是作为整个西方世界哲学发展的初级教材而存在的，它架起了一座沟通远古世界与中古社会的精神桥梁。
《圣经》对至高上帝之美、受造万物之美、以及信者心灵之美的赞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并影响了西方哲学中对“美”的认识与理解。《圣经》对原罪与堕落的展示，则形成了西方哲学中“善与恶”、“罪与罚”等道德伦理观念的深入探讨的传统。而《圣经》对于亚当、夏娃和毒蛇命运的剖析，也触及到人的意志自由和为此而要自负其责的思想。至于由耶稣基督所开创的“爱的哲学”，作为生命哲学的一支，在后世以至当代更有突出的表现。正是这些在《圣经》中俯拾即是的观念、故事与比喻，为西方哲学宝库提供了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的思想内容。
另据统计，《马、恩全集》中引用《圣经》词句和典故近百处（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文学典故》一书的统计，引用典故中有五分之一来自《圣经》），列宁也引用过数十次。
谈到西方文明，人们常常说起它的三大源头，即古希腊文明中的科学理性传统，古希伯来文明中的宗教伦理思想以及古罗马社会中的群体法制观念。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看到这简称为“希腊人的哲学、犹太人的宗教和罗马人的法律”的西方文化三要素。人们特别指出古希伯来律法观、契约观与古罗马法制观和仲裁观的不谋而合或殊途同归。这样，不少人认为《圣经》传统已总括了西方文明发展的诸要素和大趋势：理性精神达其科学体系，宗教伦理立其人际关系，契约律法构其立宪政策。正是基于对这一传统的反思，著名哲人海德格尔才在其《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一文中坦诚而言，认为今日西方的转变乃依赖于自己的文化土壤和思想氛围，指出“这个转变不能通过接受禅宗佛教或其它东方世界观来发生。思想的转变需要求助于欧洲传统及其革新。”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圣经》一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专著。不过，它所代表的语言符号体系和信仰观念模式，已经影响到西方哲学的致知取向和价值判断，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表达能力和理解范围，迄今仍有着潜移默化的支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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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宗教生活
《圣经》养育了三种不同的世界宗教，它是它们的教议与教理的根据；从内到外，它深切影响着信徒们的生活，是其道德生活的法则，灵修生活的依凭。无论从影响的量（人数）还是影响的 质（灵魂）上，世界上再没有另一本书能与之相比。
关于道德和宗教最伟大的教科书就是《圣经》。其它宗教也有关于道德戒律和精神真理的圣书——如埃及教的《圣颂》，印度教的《吠陀》，波斯教的《净达经》(Zend-Avesta)，同回教的《古兰经》，摩门教的《摩门经》(The Book of Mormon)等等——都含有很好的教训，可是都不配和《圣经》比较。那些经书像是撒哈拉沙漠中的一片可怜的旱地，《圣经》中却有膏腴的大平原，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圣经》在世界各圣典中，是高过一切，无有匹敌的。（C·D·Eldrdge《基督教在文化中的机构》，自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P48—49）
宗教信仰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推动人坚持真理，进取向上的积极力量，特别是在“个人对自己的行动需要不断选择，而又面临各种思潮、各种生活方式的冲击时，对认真的宗教徒来说，这种自我约束就比强制性的约束更为有力，有利于保持他们的思想稳定，甚至激发了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发奋向上，对善恶是非更家敏感，不顾个人得失安危去维护所认识到的善。”（赵复三《究竟这样认识宗教的本质》自《中国社会科学》1986、3，P16）
第二节：世俗生活
《圣经》经过一千多年的流传，已经成了欧洲人日常教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世界的众多节日都与宗教生活有关，其根据则在于《圣经》，比如：圣诞节、受难节、复活节、升天节、圣灵降临节及狂欢节（谢肉节）等等。如今，这些节日在宗教气氛之外，已加入越来越多的世俗生活气息，而普及于信徒之外的大众圈层。另如历法中的公元纪年（象征人类新生之希望）及星期纪日（创世六日；安息日为圣日，有深意）。还有如十三及星期五忌讳。
西方人起名很多都来自于《圣经》，比如：大卫、约翰等。西人政治及法律生活也与《圣经》密切相关，比如手按《圣经》发誓等。另外比如和平鸽、橄榄枝等的象征意义等也源于《圣经》。
由于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广泛传播，《圣经》在欧洲各国是人手一册，家喻户晓的。欧洲各过人民的文化思想和道德观念基本上是在基督文化思想的哺育下逐渐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现代化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而最能代表现代文化形态的不外是科学及民主，但这两种价值形态在《圣经》中均有其简接根据（参阅拙作《基督教与近代科学》 http://rain804.blogms.com/blog/CommList.aspx?TempleCode=1000000031&BlogLogCode=1001173066 ; 《试论基督教对于现代化的促发作用》 http://rain804.blogms.com/blog/CommList.aspx?TempleCode=1000000031&BlogLogCode=1001173133 ; ）；还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与《圣经》中的一些思想根据有关。
《圣经》中的许多神话故事、典故和人物形象，已经与希腊神话一样，深入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成为口头语和某种观念的象征，为世界人民所熟知和习用。例如：“大卫”代表勇敢，“所罗门”代表智慧，“犹大”意指叛徒，“犹大的接吻”意指口蜜腹剑，“该隐与亚伯”意指骨肉相残，“巴别塔”意指未能实现的计划，“迦南”意为希望之乡，“亚当的绿洲”意为世界乐园，“参孙的头发”意指力量的源泉，“花豹的斑点”意指本性难移，“喝干苦杯”意为饱尝辛酸、历尽艰难，“墙上的字”意指凶兆，“偷吃了禁果”意指心明眼亮，“挪亚方舟”意为避难所，“拿着橄榄枝”意为作出友好的姿态，“希律的杀戮”意为斩草除根、斩尽杀绝，“粉饰的坟墓”意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法利赛人”意指伪君子，“旷野的呼声”意为无人理睬，“一碗红豆汤”意指因小失大，“观看背影”意指不明真相，“泥足巨人”意指貌似强大、不堪一击，“洗干净手”意指自己开脱罪责，“房角石”意指关键部分，“世上的盐”意为优秀人物……这些典故都已成为世界人民的口头语。
第三节：文学艺术
《圣经》中的传说、故事、格言、典故、及思想，对西方两千多年的文学艺术的发展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现撮其大要，予以说明：
1、文学：
欧美文学向以希伯莱文学和希腊文学为渊源。希伯莱在文学国土中至少要占半壁江山。希腊文学以荷马史诗和索福克勒斯等的悲剧为主，希伯莱文学则以圣经为唯一的代表作品。所以圣经和希腊史诗、悲剧同为欧美文学的源泉，好象国风和离骚为中国文学的渊源一样，后代文学都取汲于它而得滋生化养。（朱维之《基督教文学》P64）
希伯莱文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代文化之一，它因有自成体系、富于特色的思想，有不朽的文学遗产而影响深远，和中国、印度、希腊并列为古代世界文学四大宝库之一，成了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成了后代世界文化的四块基石之一。（闻一多语）在世界文学、总体文学的研究潮流中，四个文学传统互相接触，互相影响；而其中影响最大，面最广，对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都有二千年的影响，且编及世界各个角落的则是希伯莱文学。（朱维之《圣经文学十二讲》P16、40）
几十年来，我们在外国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中最大的缺点是片面性，特别是对欧美文学传统的认识有片面性。欧美文学的历史源出于两个主要的文学背景或传统，也就是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和希伯莱、基督教的中世纪传统。有了这两个传统的结合，才产生了崭新的文化和文学。到了中世纪的后期，又发生了知识爆炸和文艺的腾飞，那就是文艺复兴运动。中世纪不能简单地称之为黑暗时期，它不是没有文化或艺术可言。
基督教早期及中世纪前期的“圣经文学”、“教会文学”和“圣徒文学”与《圣经》密不可分，其中的耶稣故事、圣徒传记、赞美诗歌和祈祷文辞等在思想内容上不用说来自《圣经》，而在写作手法上的最大特点“寓意”，也是得自于《圣经》表述中的隐喻、比喻等方式。7世纪英国诗人西德蒙所编诗歌《创世纪》、8世纪英国诗人辛纽伍尔英的作品《朱莉·安娜》、《埃琳》、《基督》，以及9、10世纪的法国诗歌《圣女欧拉丽赞歌》、《圣徒列瑞行传》、《受难曲》等均属基督教文学范畴。
中世纪中期的“史诗文学”及十字军东征后的“骑士文学”均与《圣经》有着密切的联系。如8世纪英国史诗《贝奥武甫》、11世纪法国史诗《罗兰之歌》、12世纪芬兰史诗《卡列瓦拉》和西班牙史诗《熙德》等，都渗入了耶稣基督，或圣母圣徒的故事，这些作品在讴歌其民族历史时也宣扬基督教的观念，赞颂基督教的英雄。尽管骑士文学一反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出世思想，歌唱现世生活与爱情之美，却仍受《圣经》思想影响，鼓吹纯精神的恋爱和宗教修道式追求，并用人间圣母的形象来美化讴歌他们心目中崇敬、向往的情人、贵妇。
《忏悔录》，早期基督教教父奥古斯丁之“信仰自白”，成于公元400年左右，是一部哲学和文学名著。奥古斯丁早年信奉摩尼教，在罗马帝国衰败时风下曾放荡不羁、沉沦腐化，后皈依基督教使自己的灵性得到拯救和升华，成为北非希波主教。本书夹叙夹议，是奥古斯丁对自己前半生沉浮、变化之坎坷经历的回忆与剖析。全书共十三卷，一至九为一部分，记述其前半生的思想变化历史，十至十三为另一部分，重点写了他著述此书时的情况及对《圣经》的注释和阐述。《忏悔录》中，奥古斯丁以细腻生动的文笔和深刻入微的描述来刻画自己的内心体验，流露出强烈的基督教情感，而且处处谈到了《圣经》文句和教义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使他达到的突变和飞跃。尤其是在该书卷八12章中，奥古斯丁传奇式地追忆了《新约·罗马人书》13章13节对他自己痛改前非、皈依基督的决定性作用。他谈到自己与同伴阿利比乌斯谈话之后内心惭愧、茫然，独自一人在其寓所的小花园中失声痛哭。忽然，从邻近一所屋中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反复唱着：“拿着，读吧！拿着，读吧！”奥古斯丁突然觉的这是神的命令，让他翻开书来，看到那一章就读那一章。于是，他转身冲回刚才与阿利比乌斯同坐的地方，找到他起身时留在那里的使徒书信集。这里，奥古斯丁用一段精彩的文字，描述了他内心突变的感触：“我抓到手中，翻开来，默默读着我最先看到的一章：‘不要耽于酒食，不可溺于淫荡，不可趋于竞争嫉妒，应被服主耶稣基督，勿使纵恣于肉体的嗜欲。’我不想再读下去，也不需要再读下去了。我读完这一节，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溃散了阴霾笼罩的疑阵。”奥古斯丁的这部作品在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罗马晚期拉丁文学的代表作，也被列为古代西方文学名著之一。其书名《忏悔录》在欧美文化中也因此而成为“自传”的代名词。
《神曲》，中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意大利人但丁（1265——1321）著，撰成历时14年之久。全诗分为三部分，诗人采用中世纪流行的梦幻文学形式，描写了一个幻游地狱、炼狱、天堂三界的故事。但丁自叙他在人生的中途（35岁，“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诗》90），在森林中迷了路，正想往一个秀丽的山峰攀登之时，出现了三只野兽——狮、豹、狼拦住去路。在这紧急关头，他所崇拜的古罗马诗人唯吉尔出现了——受但丁所爱慕的少女贝阿特丽采之托来援救但丁，并引导他游历了地狱和炼狱，最后由贝阿特丽采引导他游历了天堂。整部作品广泛阐述了当时哲学、科学和神学上的重要理论问题，而在其细节描写上则与基督教《圣经》有着不解之缘。一般认为，《神曲》的伦理学来自亚里士多德，天文学来自托勒密，而神学则来自阿奎那。这部巨著是中世纪文学、哲学的总汇，它既代表着对中古文化的总结，又标志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先声，从而构成了新旧时代相交的分水岭。在形式上，《神曲》摹仿了当时流行的阿奎那正统神学体系作为构造框架，即由下而上递相依属的等级结构，全诗分为《地狱》、《净界》、《天堂》三部曲，每部各三十三篇，每段三行，这“三”意味着神学上的“三位一体”；而每部三十三篇，三部九十九篇外加序诗，构成一百篇，则有“完全中之完全”之意；每部诗的结尾都用“群星”一词，象征着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卑下走向高尚，从罪恶趋向至善。这种匀称、完备的结构，自下而上排列整齐，给人提供一种神学上的象征性、完美化和神秘感。可以说，整个安排充满了宗教寓意。在内容上，《神曲》在众多贤哲中提出了《圣经》人物亚当、亚伯拉罕、挪亚、摩西、大卫、耶稣、圣母、彼得、约翰、雅各等，对《旧约》、《新约》中的说教、象征、启示、福音等均有详尽的刻画和展示。在寓意上，《神曲》所采用的由地狱经净界而到天堂的经历，也是表述《圣经》神学所宣扬的精神道德通过净化罪恶而趋于完善的过程，是一次出死入生的“内圣”之旅，其中的地狱、净界、天堂在人性层面则分别象征了魂、体、灵的黑暗、软弱和光明；另，但丁以维吉尔为古典传统中的理性和哲学的象征，以贝阿特丽采为中世纪传统中的信仰和神学的象征，借此表示信仰高于理性，神学高于哲学，认为人靠理性和哲学能够认识到罪恶和错误，但要认识最高真理、达到至善，理性和哲学则无能为力，只有通过信仰的途径和神学的启发。由此，但丁这部有着宗教哲理和神学韵味的文学杰作，其指导思想与《圣经》神学理论乃是一脉动相承的。
但丁把三种既定的宗教观念艺术地化为审美的境界。“地狱”描写细致真实，是动荡的意大利社会的艺术写照，其色彩黯淡沉深，气氛阴森凝重；“炼狱”是理性的境界，笔调洗练，层次明晰，色彩清丽，氛围静谧安然，体现了人类的反思精神与忏悔意识；“天堂”作为信仰的境界，非语词可言说，人们感觉的是无形的引力与强烈的光芒，它犹如一个无形的光与力的场，给人一种似有似无若有若显的神秘感。三个境界由实而虚，依质量轻重层层重叠，总体上给人一种引体向上，飘然若仙的升腾感。整部作品由此呈现出哥特式建筑的造型艺术美。
但丁的《神曲》既浸透了宗教意识，又饱含了生命的热情。翻开《神曲》，我们可以看出，面对两希文化各有千秋的局面，但丁显得十分热切，但又带点茫然，一时似乎难以取舍，于是但丁把他那颗迷惘而骚动的心灵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爱情是美好而诱人的，可为此又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知识、智慧是必须的，可信仰似乎更加重要；教会中有许多无耻之徒，可借助于信仰、节欲走上天堂之路仍然是但丁孜孜以求的。（胡志明《但丁与基督教文化》，自《外国文学评论》1992、3 P61）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所开创的近代世界，给欧洲文学也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新局面，一时间大家辈出，名作林立，但他们并未摒弃传统。如这一时期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在其作品中即常用《圣经》典故，据统计，他的每出戏剧中引用《圣经》的平均数竟在14次之多。路德德译《圣经》，在德国语言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来的弥尔顿、班扬、歌德、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骚塞、夏多布里昂、拉马丁、雅尼、雨果、诺瓦利斯、施莱格尔、霍夫曼、霍桑、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大师们的创作，与《圣经》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甚至是非常紧密的联系。
“莎士比亚汲取《圣经》的井泉如此之深，甚至可说，没有《圣经》便没有莎士比亚的作品。……纵使谁能禁止《圣经》的发行，完全焚毁了它，使它永远绝迹于人间；然而《圣经》的菁华和精神，他的正义、宽容、仁爱、救赎等等伟大的教训，以及其它许多宝贵的金言，仍得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存留。”（柏格思《莎翁作品中的圣经》，自朱维之《圣经文学十二讲》P65—66）
《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作者弥尔顿（1608——1674）是英国清教时期的著名作家，这三部诗体巨著为其代表作。《失乐园》分十二卷，全诗长达1万行，取材于《旧约·创世纪》一至三章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受魔鬼引诱而被逐出乐园的故事，以探讨人类的悲剧之源及其意义。《失乐园》中直接引用《旧约》人物典故达913处之多，引用《新约》也有490处。《复乐园》分为四卷，是《失乐园》的续篇，取材于《新约·福音书》中耶稣经受住魔鬼的引诱和试探，在世界布道传教，替人类恢复乐园的故事。诗中弥尔顿谈到了基督的意志及信仰的力量，他主张用坚定的信仰来消除人类存有的软弱、邪恶和情欲，以便得救获胜，复其乐园。《力士参孙》是一诗体悲剧，源于《士师记·旧约》中力士参孙的故事。
《天路历程》，作者约翰·班扬（1628——1687）是英国清教徒作家。《天》为一宗教寓意小说，分两部分，前部叙述了一个背着沉重包袱的基督徒为追求天国的光明而抛家离妻，历尽艰辛，冲破重重困难，最后终于到达天国之门的故事；后部则描写了这个基督徒之妻女基督徒尾随丈夫，寻找天国的故事。这部小说跳出了《圣经》题材的范围，但其中心思想则紧紧围绕《新约·马太福音》七章13——14节只有敢走“窄门”，属灵之人才被获得永生，到达天国的宗教道理。全书从头到尾，完全是穿插圣经故事、箴言和其他材料而成，完全可说，没有《圣经》，便没有该书。《天路历程》在英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是基督教虔敬主义和灵修文学的著名之作。其流行极广，译本极多，据说仅次于《圣经》。
《浮士德》，德国伟大诗人歌德（1749——1832）的大型诗剧，全篇长达一万二千多行，构思达60年之久，四易其稿，终于写就。《浮士德》悲剧以众多画面展示了主人公浮士德博士一生所经历的知识悲剧（“书斋埋首了无日，不如抛却去寻春。”朱熹）、爱情悲剧、政治悲剧、美感悲剧和事业悲剧这五个人生阶段，肯定了一种积极进取，不断创新，不断超越自我的行动的人生精神和人生态度。“要每天开拓生活与自由，然后才能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全剧在形式布局及构思上均受到《圣经》的明显影响。首先，作为全剧总纲的“天上序幕”，模仿了《旧约·约伯记》的形式。全剧以三位大天使的降临而开始其宏谈阔论，从太阳讲到大地，从风雨雷电论及芸芸众生，并以天使的歌唱而引出上帝与魔鬼的对白（打赌）。诗人在诗剧中用上帝来代表“善”的形象，用魔鬼靡非斯陀来代表“恶”的形象，而以浮士德来代表那无限追求，永不满足的“世人”形象。其次，在塑造浮士德这一艺术形象时，歌德也从《圣经》中得到过启迪。例如，他曾借浮士德之手而改译《新约·约翰福音》的篇道之句，将其反映希腊理性精神的“太初有道”变为表达新兴资产阶级大胆革新、敢作敢为之时代精神的“太初有为”，以此歌颂欧洲“狂飙突进”运动所提倡的积极进取之人生态度[浮士德精神与基督教精神是不同的]。另外，在《浮士德》全剧结尾处，歌德更是靠基督教《圣经》中的图景和意象来表达其诗意境界，为浮士德灵魂得救升天这一场面加以必要的烘托和渲染。在此，歌德插入了《圣经》中的许多人物、故事和场景。“得救的灵魂升天这个结局是很难处理的。碰上这种超自然的事情，我头脑里连一点影子都没有；除非借助于基督教一些轮廓鲜明的图景和意象，来使我的诗意获得适当的，结实的具体形式，我就不免容易陷到一片迷茫里去了。”（《歌德谈话录》P244）
《简爱》，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的代表作，该书的叙述、对白、自白中有六十多处或引用《圣经》，或借用、化用其中的典故、故事、比喻和形象，行文直接提到上帝的的地方更是多不胜数。（朱虹《基督教〈圣经〉与〈简爱〉》，自《读书》1987、2 ）
《苔丝》、《裘德》，？？？？
《悲惨世界》，法国伟大浪漫主义作家雨果（1802——1885）的代表作，全书虽然未直接采用《圣经》，但整部小说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圣经》中“舍己爱人”的思想主线，全书开头的米里哀主教这一形象，可看作基督教“仁慈”、“博爱”这一伟大价值观最直接具体的体现者，正是藉著他，我们始得真切体会到基督精神的伟大和神圣，体会到宗教之实质与内核；也正是藉著他，冉阿让才有由罪犯到圣者的转变，他是在“爱”的光辉下觉醒并得救的。此后的冉阿让的一生，无时无处不在实践体现着这样一种“爱”的精神。雨果曾说：基督教：“开宗明义就向人们指出：生活有两种，一种是暂时的，一种是不朽的；一种是尘世的，一种是天国的。它还向人指出，就象他的命运一样，人也是二元的，在他身上，有兽性也有灵性，灵魂也有肉体。”（自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90、4 P29）
在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发展中，无论是积极浪漫派还是消极浪漫派，在其作品题材和精神意绪上都大量选用了《圣经》的内容，受到了《圣经》的深刻影响。比如：英国积极浪漫派的拜伦（1788～1824）和雪莱（1792～1822）的诗作《该隐》、《耶弗他的女儿》、《扫罗》，《撒旦挣脱了锁链》、《魔鬼出行》，唯美诗人济慈（1795～1821）的《夜莺颂》（路德）。雪莱夫人在《伊斯兰的起义》题记中回忆到，雪莱“经常研读《旧约》中的《雅歌》、《约伯记》《以赛亚书》等；这些作品的瑰丽的诗意，往往使他喜不自胜。”英国消极浪漫派，“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法、骚塞，他们对社会现实不满，长期居住在英国北部多湖泊的幽僻地区，他们采取“回避”与“超越”的人生态度。其“回避”使之归入自然，他们徜徉在僻壤幽乡，陶醉于湖光山色之景；其“超越”则使之向往天国，他们追寻着基督信仰，沉湎于神灵庇佑之梦。而所居“湖区”遗留下来的古代宗法制农村社会关系，又使他们萌生出思古幽情，把资本主义以前的中世纪生活加以美化和理想化。湖畔派魁首华兹华斯（1770——1850）在其长诗《犯罪与愁苦》中遣责“这世界是坏的”，但他的批评并不指向“革命”，而是立意深化人生的罪恶感和悲剧感，要人们以基督的坚韧精神忍辱负重，以爱来消除净化自己的灵魂，永盼天国的福音。其诗景描写中，常见：“如血的残阳”、“死寂的月光”、“没有人迹的荒地”、“寥寥无几的牧草”这类笔触，给人一种阴森暗淡的色调和沉重失落的感受，这不由使人想起《圣经》中说人世为“死荫的幽谷”的句子来。
法国消极浪漫主义以夏多布里昂（1768～1848）、拉马丁（1790～1869）和雅尼（1797～1863）为代表，他们在其文学创作中力求重新树立基督教权威，希望其作品内容上能体现基督之真谛。他们以原野的落日、沉寂的自然及宁静的夜景来表述冥冥之中上帝的存在，用高耸入云的哥特式教堂和神权至上的中世纪社会来描绘基督教的理想世界，借玩味孤寂、咏叹死亡和感慨人生来体现基督教的诗意与美感。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其与《圣经》精神的契合处，对神圣的感受、对尘世的弃绝、对天国的向往。
德国浪漫派主要代表为诺瓦利斯（1772——1801）、施莱格尔兄弟（1767——1845）、（1772——1829）等，他们的特点是用诗的语言来阐述人生哲理，以及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绝对与无限，这种由“形而上学地抒情”而产生的“形而上学之诗”，禀有深刻光辉的神性维度，诺瓦利斯曾自我表白说：“诗人和教士最初是一体的，只是后来的时代才把他们分开了。但真正的诗人却永远是教士，正如真正的教士永远是诗人一样。”
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亦较深地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其代表人物佩利科（1789——1854）的悲剧《利米尼的弗朗西斯科》和自传《我的囚徒生活》，以及曼佐尼（1785——1873）的组诗《圣歌》等都宣扬基督的温顺与宽容，主张靠基督的道德力量和博爱精神来培养人的高尚情操，达到人的自我完善，以便能顺应天意，摆脱人生的迷津和绝境。
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红字》，剖析了早期北美清教徒生活中的真与伪，探究人性命运的罪与罚。我们想起了《福音书》中耶稣对那个犯奸女人的宽恕情节来：我们都有罪，我们无权审判别人，而报复更是一大罪恶，我们只有自洁，别无他途。《红字》深刻表达了《圣经》里的赎罪观念。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伟大小说家，存在主义和20世纪基督教危机神学思潮先驱。他在19世纪下半叶欧洲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以及从自身的坎坷经历中看到了西方世界的危机，因而在其文学创作中对社会罪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向人们提出了警告和劝诫。由于他对现实生活的完全的悲观绝望的遭遇和感知透视，他的思想带有明显的宗教感伤色彩，他从传统基督教观念出发苦苦求索，让世人最终作出“涤除罪恶，服从命运”的选择，这些思想表现在他一生所写的大量宗教小说之中，因此，他也被现代基督教思想家们称为描写人类灵魂搏斗的大师，洞观未来的“先知作家”。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年发表，书中借小说女主人公娜塔莎、涅丽等形象来宣扬基督教受苦受难的精神，劝导人们要从苦难中体验幸福，并以苦难来净化一切。这部小说奠定了他以宗教劝喻为主旨的小说创作的基础，从此形成了其文学作品中的基督教特色。
《罪与罚》，1866年出版，一时轰动俄国文坛。这部小说以社会犯罪及由此引起的道德后果为题，来展开其心理描述和宗教伦理的教喻；通过小说主人公穷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被自己的犯罪行为所震慑，以及作为其犯罪理论的“超人”哲学之破产，来说明不能靠暴力消除社会邪恶与不平。指出以恶抗恶使人无法逃避内心的惩罚，其结果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必然会毁灭自己。这一“罪与罚”的主旨，正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所在。
《白痴》，1868年发表。作品借主人公梅什金公爵的形象来从正面歌颂基督教的理想人格，号召人们善良、宽容，相互信任和尊重，做“正面的、美好的人”，其创作意图在以信仰和仁爱来唤醒人们的良心，避免人们因幻想破灭而自甘沉沦。
《群魔》，18 年发表，作品借用1871年无政论主义者涅恰耶夫谋杀案的材料从反面来揭露人性的腐败与邪恶，把人性中阴暗的、兽性的本质加以夸大和渲染，藉此劝人认罪忏悔，靠皈依宗教而求得救赎。
《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年发表，这是其最伟大的一部宗教主题的长篇小说，也是他最后一部小说，未完成。全书以《约翰福音》十二、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段话作为其卷首题辞。作品围绕旧俄外省地主卡拉马佐夫一家父子、兄弟间因金钱和情欲引起的矛盾冲突，而展示其有关社会、家庭、道德和人性的悲剧主题。书中探索了爱与憎、善与恶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及所蕴含的哲理，剖析了众多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用基督教教义来阐述人生的意义和出路，论证上帝的存在及仁爱、宽恕精神的高尚。这部小说善用心理分析刻画人的内心世界及精神面貌，其对人性的戏剧性冲突之勾勒，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小说中的四兄弟，米卡代表血气，属“体”，伊凡代表头脑，属“魂”（入魔），阿辽沙代表心灵，属“灵”，斯麦尔佳科夫代表阴暗的欲望（地狱）。小说告诉我们，舍己救人是唯一的出路。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主要著作很多为宗教小说，且直接引用了基督教中的许多神学思想和《圣经》话语。他想从基督教有关顺从、忍耐、仁爱、牺牲的教义中寻找出路，通过其小说所塑造的典型形象，而让人们在罪恶的世界中达到灵魂的净化和精神的解脱。他的思想和创作深受《圣经》之影响。
托尔斯泰（1828——1910）是一个富有宗教灵性的作家，生性敏感多虑，曾有过“阿尔扎马斯的恐怖”之经历，即他于1869年9月因事外出夜宿阿尔扎马斯旅馆时，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使他对宗教产生浓厚的兴趣起过非常直接的作用。为了弄清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以及如何对待死亡等问题，他曾四处走访神父、主教和隐修士，潜心钻研宗教书籍。因此，在他的众多文学作品和论文中，都表露过他对宗教的理解和期望，反映出他本人的宗教情感和心态。
《复活》，1899年发表（？），这是托翁晚年最有成就的长篇小说，其中最集中最明显地展现了基督教思想特色。“复活”的书名正好表达了基督教反复阐述的拯救、复活、升华之神学教义。全书开头引用《新约·福音书》中的四段话作为题词：《马太福音》十八21～22“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马太福音》七3“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约翰福音》八7“……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路加福音》六40“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不过和先生一样。”以便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宣扬基督之宽恕、自责、忍让、歉卑的伦理精神。小说的女主人公卡秋莎·玛斯洛娃被男主人公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良心忏悔和立意赎罪的决心所感动，靠“宽恕”精神而达到了自身灵魂的“复活”；而聂赫留朵夫也在《福音书》中找到了救己救人的良方。这部使人屏息凝神、感叹不已的小说，虽曾一度被指责为违背传统宗教信仰之作，实际上却透彻地表述了托尔斯泰所推崇的罪人靠自我忏悔而得救、受害者靠宽恕他人而升华的基督教人道主义之理想。
《莎乐美》，爱尔兰作家、诗人王尔德（1854——1900）1893年用法文写的一部独幕诗剧。全剧取材于《新约·马太福音》十四章施洗者约翰之死的故事。但对原有故事做了较大的改动补充。描写王后希罗底之女，犹太公主莎乐美如何诱使继父希律王杀死施洗者约翰。剧中的莎乐美爱上了施洗者约翰，向他求爱而遭到拒绝，她发誓一定要吻到他的嘴唇。在希律王生日那天，王宫中大宴宾客，落乐美以舞蹈为之助兴。希律王十分高兴，对莎乐美说：“不管你向我要什么，我都给你。”又对她起誓说：“随便你向我要什么，就是国土的一半，我都给你！”莎乐美说：“太好了！我要约翰的人头！愿王立刻把施洗者约翰的人头放在盘子里给我！”希律王很为难，因为约翰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杀了他可能会激起民变。但他刚才在众人面前起过誓，不好推辞，就吩咐卫兵去监狱中取约翰的人头。不一会，卫兵回来了，手里捧着盘子，盘子里盛着约翰的人头。莎乐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吻到了被砍下的约翰的人头。王尔德是一位唯美主义者，《莎乐美》一剧所描写的正是一种病态的、超自然的激情所造成的后果，属唯美主义的代表作。莎乐美对许多男子的倾慕置之不理，惟独爱那张她为之害怕的，不断对她的家族发出诅咒的憔悴面容，因为它在她眼里是美的，美得不可抗拒，“我是一个处女，而你夺去了我灵魂的贞操；我是纯洁的，你却丢了一把欲火在我的血管里。”
《你往何处去》：波兰杰出作家显克微支（1846——1916）的长篇历史小说。书名引自《新约·约翰福音》十三36中耶稣与其门徒告别时彼得所问：“主啊，你往何处去？”整部小说都以《新约》所展开的历史为背景，描写了古罗马暴君尼禄时期的罗马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和早期基督教徒受难殉道的故事，并着重讲述了使徒彼得在罗马传道和殉教的曲折经历。全书文笔生动，寓意深刻，写得悲壮惨烈，深沉感人。
《圣经》是西方文学的源泉或传统之一，西方中古和近代文学的发展和《圣经》的影响分不开，就是反正统的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也是如此。在现代派文学中，希伯莱·基督教的因素依然浓厚。因为二十世纪的现代派作家们，先后遭逢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战后的心态、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起了极大的变化，诗人、作家的心情，和《圣经》作者的心情极为近似。现代派的一些新的写作方法也多来自《圣经》。《圣经》中大量运用象征手法，用朦胧的诗体表现超负荷的痛苦和令人全身震颤的快乐，尤其是大量表现思想深处的奥秘，内心痛切的反思与忏悔，以及超现实的想象或幻想。这些，在现代派作家的作品中均可见到。现代派诗人叶芝、T·S·艾略特、作家乔伊斯、奥尼尔等都是基督的信徒。叶芝有《基督重临》，表现了对现代社会深深的忧虑；艾略特的《荒原》认为，失去宗教信仰的欧洲是一片荒原或沙漠，人们堕落、卑劣，受到欲火的熬煎，要想得到解放，摆脱人生的无聊和悲惨，必须皈依基督教。卡夫卡身上流着希伯莱人的血液，一生创作以《圣经》中的约伯为原型，他的全部作品可算是《约伯记》的注解。还有，如福克纳一生热衷于阅读《旧约》，创作深受其影响，帕斯捷尔纳克在思想上信仰基督精神，卡赞扎斯基《基督的最后诱惑》取材自《福音书》，《百年孤独》里化用《圣经》故事的地方更是比比皆是，等等。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如托马斯·曼，承认自己毕生事业在于写出《创世记》中的约瑟故事，先后出版了《约瑟及其兄弟》、《青年的约瑟》、《约瑟在埃及》等。纪德有《浪子回家》即取典福音书，《窄门》及自传《一粒麦子若不死掉》亦然。
20世纪西方文学对现代神学观念的深层体现，常常表现为直接参与基督教精神的重新构合。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西方作家，为自己的作品选择了《新约·福音书》的形式：如《圣经》的“神召”主题之于乔伊斯，“堕落”主题之于加谬，“审判”主题之于卡夫卡，“受难”主题之于福克纳；又如“耶稣”的形象之于托马斯·曼、黑塞、斯坦贝克、格林、卡赞扎斯基和君特·格拉斯的主人公。他们意识到人类必须找回信仰，也意识到传统信仰的荒诞；他们试图在反抗这种信仰的荒诞中，重新划定信仰的位置。这，难道就是斯芬克斯脚下的第七条路吗？（杨慧林，自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94、7 P26）
《等待戈多》，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贝克特的代表作，该剧很明显地把关于弥赛亚的学说与当代西方人类的荒诞处境相结合。弥赛亚从《旧约》时代起就与希伯莱民族的复兴联系在一起，先知们预言在某一合适的时机，上帝将遣其膏立的弥赛亚前来拯救犹太民族，因而对弥赛亚的等待成为犹太的永恒期望，但弥赛亚并未降临；犹太人自命为上帝的特选之民，然其几千年经历的却是无尽的苦难。犹太民族这一深刻的文化与历史悖论恰与当代人类的境遇取得了契合，因而贝克特创造的现代寓言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感，又有直接的当代精神。《等待戈多》中的流浪汉一再落空的等待不仅演绎了犹太民族对救世主弥赛亚的无望期待，同时也从根本上浓缩了整个人类存在的困惑和自我危机。
《魔桶》，马拉默德短篇创作名篇。主人公列奥在寻找意中人时，以对命运的大彻大悟而主动寻求了一个恶的化身——堕落女人斯妲达，与斯妲达的结合似乎使他步入了生命的正轨，使其从现世的苦恼走入了精神的炼狱，从肉体到灵魂开始了负罪—赎罪的生命实践。列奥对斯妲达的主动寻求，寓言性地表明了现代人对负罪命运的彻底认可，但存在的危机、生命的痛苦的无可奈何。这里的负罪—赎罪观念正是源于《圣经》中所反复表达着的犹太人的强烈的识罪意识。
不但《圣经》的内容影响到后代文学，给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是《圣经》的翻译文字与文体，也曾建立了数国国语文学的根基。西欧各国语言文字的清理和规范化，往往从《圣经》的翻译开始。近世自从文艺复兴以后，各国文学如雨后春笋一般地生长起来，一方面固然要归功古文学的复兴，同时又不能不归功于新兴的“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的建立。而新兴国语文学建立的时代，也就是《圣经》开始被翻译为各国国语的时代。甚至最有势力的国语，正是采用《圣经》的译文为标准的。例如英语“钦定本”之于英国语言、文学，德语“马丁·路德本”之于德国语言、文学，均属奠基之作。恩格斯说：“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自然辩证法·导言》） 中文《圣经》译本的完成，是经过许多人的心血和长时期间的不断订正而成的，其中最成功的当算官话“和合本”，而这译本恰好在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前夕完成，其行文平易，在当时极为难能，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锋。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中说：“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而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豫计它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这关系不仅在语体的尝试性和示范性上，亦在语汇的创新及思想内容的冲击与影响上。如后来在新文学作品中渐渐出现《圣经》的引句，名词和典故，如“洗礼”、“天使”、“安琪儿”、“伊甸园”、“乐园”、“启示”、“复活”、“天国”、“福音”、“圣母”、“忏悔”、“灰色马”、“亚当”、“夏娃”、“禁果”、“撒旦”、“十字架”等。（朱维之《圣经文学十二讲》P70—71）
2、音乐：
西方音乐的发展与基督教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然受到了《圣经》的广泛影响。从《圣经》主题而发展出来的基督教圣剧、圣乐在中世纪曾风靡一时，教会音乐迄今仍是人们宗教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此外，西方不少古典或现代乐曲都以《圣经》故事为主题，有许多乐章更是直接对“天堂”、“地狱”、“苦难”、“拯救”、“死亡”、“复活”等《圣经》论题的细微刻划和怀古表现。纵观西方音乐的发展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与古代地中海世界以及中古以来的欧洲音乐传统息息相关、形影不离，发现《圣经》主题在历史的不同阶段都曾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西方音乐家们的艺术创作和追求。
《旧约》记载中的古希伯来人本是喜好音乐的民族。由于其宗教传统禁止雕刻神像、发展形体艺术，所以他们就把对艺术的爱好倾注到诗歌和音乐方面。《创》四21中有“犹八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之说，而《诗篇》、《雅歌》等原本就是歌曲，其中有些并记载着应如何演唱的说明，《历代志》记载有成百上千人演奏歌唱颂赞耶和华的场面。由此可见希伯莱音乐的发展和成熟。这一音乐传统被基督教所接受，并进而得以发扬光大。
在基督教诞生和发展的罗马时代，基督徒们由于聚会颂经的需要，创造出了宗教礼拜之用的赞歌，这些歌曲内容多选自《圣经》，或为颂赞、拜读《圣经》而作。其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就是奥古斯丁的老师、公元4世纪末意大利米兰的主教安布罗斯。
6世纪末叶，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一世改进当时的教堂音乐，主持编订了《格列高利歌谱》。古代教会将这种简朴优雅的歌调定为“教堂歌调”，当作各地教会宗教礼拜音乐的范本。人们按照这一歌调的要求来吟诵《福音书》、《使徒书信》、《诗篇》、《祈祷文》和《圣经文》等。格调为一种单声部圣咏，流行上千年，影响久远，至今不衰。
9世纪以来，欧洲出现复调音乐，至16世纪达其高潮。其间产生了大量的弥撒曲、经文歌和赞美诗，其表现出神圣、庄严、肃穆的宗教气氛。近代基督教圣剧（清唱剧）也诞生于这一时期。弥撒曲为教堂大型礼仪音乐，意义为纪念耶稣牺牲于十字架上，代表作有《求主怜悯颂》、《荣耀颂》、《信经颂》、《三圣文》、《上帝羔羊颂》。后世最杰出者为巴赫1733至1738年创作的《b小调弥撒曲》，另有贝多芬《C大调弥撒曲》、《D大调庄严弥撒曲》。
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了一批新教圣咏曲集。这些曲集多用本民族语言写成，收集了大量的传统民歌和宗教歌曲，也有不少个人创作。马丁·路德曾自写歌词、自谱曲调，为新教赞美诗的发展开创了道路，其代表作《上主是我们的坚固堡垒》被海涅誉为“宗教改革的《马赛曲》”。
近代以来，教堂音乐曾从中世纪“神秘剧”、“仪式剧”中演变出风靡一时、蔚为大观的各种圣剧。圣剧集大成者为英藉德国作曲家亨德尔，他的作品气势磅薄，感人肺腑，在圣剧发展史上形成空前绝后的影响。代表作为《弥赛亚》，迄今仍为西方古典音乐中的保留曲目之一。1743年伦敦首演，英王乔治亲临，至《哈利路亚》合唱曲，他情不自禁起立肃听，所以听众也跟着起立，这已形成传统，此后每当演奏到这里，所有听众都须起立致敬。18世纪德国新教音乐家巴赫创立了欧洲音乐史上的全新时代，他的圣咏、康塔塔、经文歌和受难曲等使当时流行的“巴罗克”音乐风格达到了顶峰，被后世誉为近代欧洲“音乐之父”。他曾说：“所有音乐的目的及其始终不变的动机，除了颂赞上帝、纯洁灵魂以外没有别的。”作为宗教音乐的一代大师，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其根据《福音书》中耶稣受难的悲剧故事而编写的两部受难曲：《约翰受难曲》和《马太受难曲》。尤其《马太受难曲》，整部乐曲充满着对苦难的忧虑、对生活的向往、对和平的祈祷和对人世的热爱，它想帮助人们承受命运之苦难，给予人们福音之安慰。这时期的大型音乐作品尚有韩德尔《参孙》、《以色列人在埃及》、海顿《创世纪》、莫扎特的《安魂曲》等。
19世纪以来，欧洲古典宗教音乐时代已基本结束，但在众多音乐艺术珍品中，仍有不少保留着《圣经》题材，音乐家们不时从这一古老宗教传统中获得灵感，诵起激情。贝多芬、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伯特、李斯特、舒曼、拍辽兹、布鲁赫、威尔第、圣桑、德彪西 等大音乐家均有不少宗教音乐创作。比如威尔第的《安魂弥撒》就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传世绝唱，它悲壮、抒情、柔美、婉转，有着催人泪下的悲剧效果和艺术感染力。
20世纪，欧洲传统古典音乐受到西方现代流行音乐的冲击，已失去其黄金时代，宗教音乐退出了以往的主流地位。但是《圣经》作为提供音乐素材，启发创作灵感的宝库和源泉，在当代音乐活动中仍有着重要的地位，当代宗教音乐创作仍展示了重要实绩，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伯恩斯坦等音乐大师均有重要作品。
总上，受《圣经》启发的宗教音乐，在西方音乐史上具有极其突出的地位，如果我们不了解《圣经》，就不能从整体上深入领会和欣赏西方音乐。
3、绘画：
在西方绘画中，有希腊罗马神话的主题，有民族传说风俗的主题，有各代帝王将相的主题、有历史事件人物的主题，但表现得更多的，甚至极为重要的，则是其宗教典藉《圣经》的主题。
早期基督教根据犹太传统的宗教法规，为避免偶像崇拜之嫌，曾一度禁止形体象征性艺术。但随着基督教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接触，以及许多民族的人们逐渐皈依基督教，基督教绘画艺术的产生，即成必然之势。他们借助绘画表达其宗教思想和情感，画作中多寓以象征含义。如凤凰象征耶稣复活，十字架下的一只小羊象征基督教信仰，鱼或善良的牧羊人象征基督，鸽子象征心灵和圣灵，船象征教会，孔雀象征永恒，心脏象征仁爱等。另外，四福音也分别有其象征，狮为马太，牛为马可，人为路加，鹰为约翰。最初的基督教绘画乃是墓穴壁画，内容多为上述象征符号和庆宴圣餐场面、先知历史传说，以及耶稣基督传教行奇迹的故事等。由于对灵性意境的偏重，这类绘画画面上，人与物在比例上失调，缺乏肉质感，显得呆板、拘谨和生硬，有着精神化的倾向。画中人物往往两眼呈现沉思默想状，整个画面显得严肃、神秘，甚至令人恐惧，其生活气息甚微，给人以沉重之感。
中世纪欧洲绘画中圣像雕刻、镶嵌画的制作极为普遍，以《圣经》为内容的手抄本绘画即细密画，和教堂建筑中的湿壁画也相继出现。在风格上，这些画作仍显出突出精神性的明显倾向，和早期作品一脉相承，具有共同特点。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移，人文主义者逐渐放弃那种象征、超脱的手法，而用宗教题材来宣扬人生，表现现实、讴歌人的躯体和精神。文艺复兴艺术将灵与肉、信与情有机结合，展示出宗教与人生的绚丽多姿，表露了持久的艺术魅力和生活美感。这种人本主义与写实主义倾向，使《圣经》主题绘画得到了新生，一时间群星灿烂，名作迭出，为人类艺术宝库存留下了不少稀世珍品。
乔托（1260～1336），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第一个伟大代表，被誉为“第一个奠定了现代绘画传统的天才”、“近代一切人物画的创始者”。一生创作的几百幅作品，多为教堂壁画，内容涉及《圣经》故事和圣徒传说等，以《逃亡埃及》最有名。
马萨乔恢复和发展了乔托的艺术传统，面向自然、模仿自然，一扫中世纪绘画僵硬呆滞之气，于十五世纪与其他画家一道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之作。他们的传世之作有：马萨乔《失乐园》、安哲利科《受胎告知》、《基督之死》、乌切罗《挪亚方舟》、曼特尼亚《哀悼基督》，波提切利（1447——1510）画有多幅《圣经》题材作品，尤以圣母像为最，如《华美的圣母》、《圣母子与六圣徒像》等。
达·芬奇（1452——1519），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其《圣经》故事画品类众多，富于特色，如《基督受洗》、《三王朝拜》、《丁香圣母》、《岩间圣母》、《最后的晚餐》等。尤其是取材于《福音书》的《最后的晚餐》，已成为艺术史上的绝世佳作。这幅画是他为米兰圣马利亚修道院餐厅所画壁画，历时4年，4.3×8.5米。画面表现了耶稣说出“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这句话时，晚餐气氛的骤然波动和门徒们各自不同的心理反应。达·芬奇巧妙地于群情之中把握住瞬间，而在此瞬间又展示出深刻细致的性格描绘。原画已过于损坏，很难修补复原，一些艺术家在它处有摹作，以为纪念。
米开郎基罗（1475——1564），文艺复兴三杰之一，他的画作是现实主义手法和浪漫主义幻想的结合，充满着坚强的毅力和雄伟的气魄。米开郎基罗是《圣经》题材的绘画大师，代表作是他为梵蒂冈西斯廷小教堂所创造的穹顶画《创世纪》和祭坛画《最后的审判》，前者取材《旧约》，历时5年，后者取材《新约》历时7年。《创世纪》共创作了350个人物形象，总面积近300m2，距地面约20米高。他分穹顶为两部分，屋顶中间的平面为一部分，屋顶与墙壁连接处的弧面为另一部分。平面部分为主体，画了上帝创造世界的九个场景：划分光暗、创造日月、划分水陆、创造亚当、创造夏娃、逐出乐园、挪亚方舟、挪亚献祭、挪亚醉酒。九幅主题间装饰连接着一些奴隶像，主题周围被划分为12个不规则的三角形，画了12个男女先知。弧面部分则分别画了耶稣的祖先，这是穹顶画的次要部分，色彩较为灰暗。整个穹顶画布满了人物，纵横交错，使人仰视画面时自然产生一种庄严肃穆甚至紧张自卑的感觉。《最后的审判》共创作人物400多个，面积近200㎡。全面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刻画的数百个人物个个形体魁悟，神情动人，充满了青春活力。全面围绕“最后审判”这一主题而分为多个方面进行描绘。此画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米开郎基罗大胆打破了中世纪教会的禁欲主义，在《圣经》题材中大量表现人体美、自然美，画中人物多为裸体。后来教会保守人士请人为画中裸体人像加画衣裤，画家伏尔泰拉因而被人称为“裤子画家”。
拉斐尔（1483——1520），文艺复兴三杰之一，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数不清的《圣经》题材和其他神话及世俗题材的绘画，而其创作的众多的“圣母像”尤为世人所倾倒，堪称画坛绝笔。他留下的圣母像至少不下四、五十幅，这些圣母像已不再是中世纪绘画中所表现的消瘦、痛苦、呆板的模样，而显出恬静、安宁、慈祥、娴淑、秀美的神态，既能给人以美的感受和遐想，又能使人油然而生崇敬之情。《西斯庭圣母》为其代表作，整个画面显出高雅、柔媚、和谐、明快的格调，画中圣母体态丰满优美，面部表情端庄安详，秀丽文静，全画使人感到一种清新、纯洁、高尚、升华的精神享受。
17世纪是欧洲艺术发展的“巴洛克”时代，巴洛克风格的绘画表现得丰满、充实，具有强烈的动势和饱和的色调，甚至给人一种富丽堂皇、豪华夸张和光怪陆离之感。这种风格的绘画中，产生了大量《圣经》题材的作品。代表性画家如：普桑、格列柯、委拉斯凯兹、鲁本斯、凡代克、伦勃朗等。
18世纪以来，随着欧洲世俗化的进程，绘画中的宗教题材已日渐减少。但《圣经》题材作品仍有一席之地。如“罗可可”风格画家华多等。
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美绘画作品中，《圣经》题材仍时有所 见。如列宾、德拉克洛瓦、莫罗、高更、达利等画家的一些作品。
4、雕塑：
西方雕塑艺术中，《圣经》题材占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出现过许多永恒不朽的艺术杰作。这类雕刻的内容一般涉及到基督、圣母、天使和圣徒的形象与事迹，以及有关《圣经》故事的系列性描绘。它们多为教堂、墓地、宫廷、园林、博物馆、市政厅等建筑中的大型浮雕作品或人物雕像，以及古代各种王冠权杖上，圣书封面上和圣徒遗物宝匣四周的小型工艺装饰作品。所用材料有大理石、青铜以及其它砖、石、木料等，也有金银、珠玉、象牙、宝石等。
西方宗教题材的雕塑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涌现了大量杰作。如多那太罗的青铜雕像《大卫》，以大卫杀死非利士巨人歌利亚后含蓄而矜持的喜悦神情，来展示牧羊少年大卫的姣好稚气和英勇无畏。另一意大利人基贝尔蒂在佛罗伦萨洗礼堂青铜门上以《约瑟救主》为题创作的10块《圣经》故事浮雕，曾使米开朗基罗流连忘返，誉之为“天堂之门”。
艺术巨匠米开朗基罗不仅在绘画而且在雕塑方面，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圣经》题材的杰作，这方面的代表作为：《圣母哀悔基督》，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而作，表现圣母因基督的殉难而隐入失去儿子的深切悲痛与哀悼之中。这组雕像中基督的身体横躺在圣母两膝之间，头往后仰，右手低垂，而圣母面部温文典雅，头向下视，右手抱着基督，左手略向后伸，表示出一种无言的痛苦和悲伤。《摩西》，立于罗马圣彼得镣铐教堂，其刻画出古代以色列民族英雄摩西的雄伟健壮，英勇威严（胡须、双角、严历的神情、右手挟的石板），雕像表现出摩西英雄、威严、智慧、果断、意志坚强和权力至高的伟姿，使这一传奇人物充满了活力和生机。《大卫》，原立于佛罗伦萨市政厅前，现移至学院画廊中，高5.1米。雕像全身裸露，双眉紧蹙，目光向左前方怒视，左手扶着肩上的甩右机，右手作随时握拳之势，展示出他镇定成熟、意志坚强、力量无限，必克顽敌的英雄气质，这一体格雄伟健美、神态勇敢坚强的美男子大卫与多那太罗雕刻的充满稚气的少年大卫风格迥异。
文艺复兴后，《圣经》题材雕塑著名者有：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及其巴罗克式广场四周的群雕（贝尔尼尼），罗丹《夏娃》、《地狱之门》、《圣徒约翰》等。
5、建筑（间接影响，略）
第四节：哲学思想
《圣经》中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哲学思想，它反映了不同文化时代、不同民族传统之思想的积淀和凝聚。而且，由于《圣经》本身在西方古代社会终结、中世纪社会形成和鼎盛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深远影响，又使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变迁多处都打下了《圣经》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烙印。
《圣经》与哲学的关系和对哲学发展的影响，首先在于它所包含的古代宗教观念对人生和宇宙的本源、发展、以及归宿等提出了具有哲学意趣的回答。《圣经》中隐含的巴比伦史诗中的创世神话和洪水传说，古埃及宗教中的复活观念、死后审判和阴间生活，以及古波斯观念中的二元世界、善恶之争、末日迹象等原始思维和朴素想象，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涉及到“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这类关于世界本源、开端的设想，反映了远古社会对人的本性与命运的沉思，提出了宇宙和世人究竟“自何而来，为何而生，向何而去”的基本问题。它们一方面丰富和扩展了犹太人的宗教观；另一方面，又在一定意义上为西方哲学中的宇宙论和人生观打下了基础，为西方文化中的宗教哲学、人生哲学和历史哲学作好了准备。当然，这类神话材料只反映出人类尚处于朦胧状态中的哲学思想，还不是体态完备的哲学本身。
《旧约》思想在公元前后与古希腊哲学有了接触和交流，从而孕育了《新约》思想。所以，《圣经》又体现出具有浓厚希腊色彩的虚无主义、犬儒主义、数字主义、神秘文化、禁欲主义以及提倡道德说教和知行并重的思想。尤其是希腊“逻各斯”观念在《新约》中的出现，奠立了西方哲学体系中的宗教理性观和未来拯救观。前者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充分强调在神性思维中理性和逻辑的作用。后者则表现为古希腊“逻各斯”观念与希伯来“救世主”盼望之有机结合，使上帝之道成了“肉身”，抽象的“真理”有了生动的体现。“道成肉身”的观念从哲学意义上探讨了抽象与具体、彼岸与此岸、超越与内在、无限与有限、永恒与时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并引申西方哲学中流行的来世论和未来观，使人们在思想中对超越时空、尘世拯救和历史把握等主题投去大量的注意力。
洞观西方哲学的发展，自教父哲学起，经中世纪经院哲学，其哲学史上有很长时期为基督教哲学的一统天下，而基督教哲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又是包罗万象的《圣经》神学和《圣经》诠释学。《圣经》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可说是作为整个西方世界哲学发展的初级教材而存在的，它架起了一座沟通远古世界与中古社会的精神桥梁。
《圣经》对至高上帝之美、受造万物之美、以及信者心灵之美的赞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并影响了西方哲学中对“美”的认识与理解。《圣经》对原罪与堕落的展示，则形成了西方哲学中“善与恶”、“罪与罚”等道德伦理观念的深入探讨的传统。而《圣经》对于亚当、夏娃和毒蛇命运的剖析，也触及到人的意志自由和为此而要自负其责的思想。至于由耶稣基督所开创的“爱的哲学”，作为生命哲学的一支，在后世以至当代更有突出的表现。正是这些在《圣经》中俯拾即是的观念、故事与比喻，为西方哲学宝库提供了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的思想内容。
另据统计，《马、恩全集》中引用《圣经》词句和典故近百处（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文学典故》一书的统计，引用典故中有五分之一来自《圣经》），列宁也引用过数十次。
谈到西方文明，人们常常说起它的三大源头，即古希腊文明中的科学理性传统，古希伯来文明中的宗教伦理思想以及古罗马社会中的群体法制观念。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看到这简称为“希腊人的哲学、犹太人的宗教和罗马人的法律”的西方文化三要素。人们特别指出古希伯来律法观、契约观与古罗马法制观和仲裁观的不谋而合或殊途同归。这样，不少人认为《圣经》传统已总括了西方文明发展的诸要素和大趋势：理性精神达其科学体系，宗教伦理立其人际关系，契约律法构其立宪政策。正是基于对这一传统的反思，著名哲人海德格尔才在其《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一文中坦诚而言，认为今日西方的转变乃依赖于自己的文化土壤和思想氛围，指出“这个转变不能通过接受禅宗佛教或其它东方世界观来发生。思想的转变需要求助于欧洲传统及其革新。”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圣经》一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专著。不过，它所代表的语言符号体系和信仰观念模式，已经影响到西方哲学的致知取向和价值判断，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表达能力和理解范围，迄今仍有着潜移默化的支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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