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食堂刷卡系统: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胡锦涛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

　　【摘要】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党中央和胡锦涛不断深化对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从宏观和战略层面作出了一系列精辟分析和重要判断。危机发生后不久，胡锦涛就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新动向和发展趋势作出了“四个变与不变”的基本判断。在此基础上，胡锦涛敏锐地发现并准确把握了世界经济在治理机制、增长格局、发展方式方面的三大新动向，进而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趋势作出初步总结，并归纳出世界经济发展呈现的四个新特点：一是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二是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三是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四是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准确把握世界经济走势，是我国制定内外经济政策的一条重要依据和成功经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也给我国发展外部环境带来了复杂深刻的变化。在应对危机冲击中，党中央和胡锦涛不断深化对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从宏观和战略层面作出了一系列精辟分析和重要判断。本文旨在对截止到2010年底的这方面认识成果进行初步梳理。

　　基本判断：变与不变的统一

　　不期而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打乱了世界经济的原有秩序和发展态势。在现行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世界经济治理结构、西方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广遭垢病的同时，世界经济向何处去成为全球广为关注、众说纷纭的焦点话题。对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的研判，事关应对举措、发展先机乃至国运兴衰。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2008年12月，胡锦涛就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新动向和中长期趋势作出了基本判断。他指出，这场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会有所变化，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政府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职责会有所强化，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会改变；国际货币多元化会有所推进，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会有所上升，但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的格局没有改变。（参见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8年12月8日。）这个基本判断包括四个命题，每个命题涉及的都是在世界经济中经常起作用的基础条件和内在要素，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世界经济的基本性质和走势。抓住这些条件和要素，在判断极其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时才能得其要领。否则，就不足以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剧烈动荡的世界经济形势作出准确判断。

　　这个基本判断，可以简要概括为“四个变与不变”。其一，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主要消费市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世界经济增长格局，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但这种增长格局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形成条件并不相同。前者主要依赖以虚拟财富为支撑的长期负债消费，后者则是以经济信息化和市场化为基础的生产力全球配置。这场危机重挫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能力，并没有改变生产力全球配置所依据的基本条件，因此以特定增长模式为依托的前者会有所变化，而反映生产力发展内在要求的后者不会改变。其二，市场配置资源是现代经济的基本机制，但市场也不是万能的。维护市场机制正常运行，及时纠正市场缺陷，离不开政府的合理干预和监管。这场危机冲击的是自由放任和缺乏制约的市场观念及运行方式，危机中出现的大规模国家干预也是特殊时期的应急举措。危机的冲击只会推动市场观念及运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由放任自流向强化监管转变，并不因此改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其三，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是由美国经济金融实力决定的。这场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深层矛盾，对美元的主要国际货币地位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国际货币多元化趋势会有所增强，但短期内不会改变美元的主导地位，也不会动摇美国的经济金融实力。其四，这场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整体力量对比此长彼消的进程，而且这一进程还会持续下去，但在相当长时期内，发达国家在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方面仍将处于领先地位。这“四个变与不变”成为在纷乱局势中理出头绪的基本线索。

　　上述四个方面，有所变化的部分反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向，其变化总体上处于量变阶段，对其进一步演变及可能产生的影响需要高度关注；而没有变化或没有根本改变的部分则体现着世界经济发展质的稳定性，对其中长期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变与不变本身是相对的，但彼此间也发生着复杂的相互作用。敏锐把握这种变与不变的统一，是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胡锦涛对世界经济形势作出基本判断的一个鲜明特点。

　　依据对世界经济形势的这种清醒分析，胡锦涛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不会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发生根本性逆转。”（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8年12月8日。）战略机遇期的形成取决于国内国际、经济政治等诸多条件，但世界经济形势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市场化深入发展的趋势，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讲战略机遇期，很大程度上是讲这种趋势的存在和发展为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和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提供了坚实背景和广阔舞台。

　　这个基本判断，对我国形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明确思路和长远发展的战略构想，都是重要基础。后来，胡锦涛多次谈到这个判断：我国应对危机的思路，是根据这个判断提出的（参见《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8页。）；“实践表明，这些判断是正确的”（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9年12月15日。）。在规划我国“十二五”时期发展时他再次论述了战略机遇期问题，明确指出：“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存在的基本条件和我国发展机遇大于挑战的基本面并没有因为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007页。）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显然是作出这个论断的重要依据之一。

　　从后来的思想进程看，这个基本判断不仅本身是重要认识成果，而且还成为我们党进一步探索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个新起点，使这种探索有了一个稳固基础和明确方向。

　　新动向之一：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改革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客观上需要形成一套能够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共同防范和处理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治理机制。长时期以来，这种机制主要通过美国等少数西方发达国家首脑的定期会晤来实现。他们以这种会晤为平台协调立场，制定影响世界经济全局和走向的重大政策，其他大多数国家只能按他们的安排和规则行事。上世纪末，有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参与的20国集团虽已出现，但这种限于部长级非正式对话的机制很难在世界经济重大问题上发挥实质性作用。

　　事情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开始起变化。面对世界经济的严峻局势，原有机制自顾不暇、处置乏力，20国集团被推到前台，从部长级会议升格为领导人峰会。这本是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拉发展中大国为其分忧解难的临时举措，但危机期间频繁召开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开始在处理世界经济重大问题上发挥显著作用，其重要性日益显现。

　　对世界经济治理秩序中出现的这种变化，胡锦涛始终保持高度关注。2009年12月，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由几个发达国家垄断的传统国际经济协调平台已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解决重大全球性问题越来越离不开发展中大国参与。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加强20国集团作用、使之成为国际社会讨论和协调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平台的广泛共识。20国集团成员既包括老牌发达国家，也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其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的85%，人口将近世界总人口的2/3，较之传统国际经济协调平台明显具有更多代表性。20国集团峰会在应对危机中所起的作用表明，它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已经初步确立。（参见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9年12月15日。）这是一种对世界经济发展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新动向。这一动向顺应经济全球化时代潮流，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要求；符合我国日益拓展的发展利益，也有利于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

　　中国是20国集团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成员。胡锦涛连续出席领导人峰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阐述了中国的政策主张，积极推动这一进程健康发展。考虑到世界上还有170多个国家不是20国集团成员，其中大多是中小发展中国家，胡锦涛从第一次峰会开始就反复呼吁，这一机制应重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反映它们的利益，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它们克服困难，实现发展。20国集团峰会最初作为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应急机制，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等问题上达成重要共识，取得明显成效。在世界经济出现复苏迹象时，胡锦涛又及时提出，这一机制还应在实现世界经济全面持续平衡发展方面发挥作用。他分析所谓“世界经济失衡”现象指出：“从根本上看，失衡根源是南北发展严重不平衡。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效实现发展，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才会坚实，世界经济增长才能持久。我们应该完善促进平衡发展的国际机制。”（《人民日报》2009年9月26日。）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20国集团领导人匹兹堡峰会确立了“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框架，迈出了拓展这一机制功能的重要一步。胡锦涛指出，为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需要“推动20国集团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机制转向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使之“从协同刺激转向协调增长，从短期应急转向长效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谋划”。他同时提出，要“推进20国集团机制化建设”。（《人民日报》2010年6月28日。）总的要求是，做好建章立制工作，使议程设置、议事决策都能平衡反映各方意见和关切，力求做到民主协调、平等参与、互利共赢。（参见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9年12月15日。）进行机制化建设，还“要处理好20国集团机制同其他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关系，确保20国集团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人民日报》2010年6月28日。）。上述种种主张涉及到20国集团峰会机制的代表性、功能作用、机制化建设等重要问题，其中有些已付诸实施，有些则在酝酿筹划之中，但无论如何，胡锦涛的有关主张都为正在摸索中前行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改革指出了方向和目标。

　　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改革，牵动重大利益格局调整。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仍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但西方大国推动这一进程的意愿有所减弱。它们不愿轻易放弃其主导作用和优势地位，只希望通过接纳发展中大国进入既定规则和框架迫其就范、制其发展。发展中大国则希望通过改革提高自身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围绕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改革问题，各方矛盾、分歧明显增多。这就决定了这一改革将是一个各种力量既在合作中求发展，又在竞争中谋优势的曲折过程，相关各方将以实力为基础进行长期博弈和较量。对此，胡锦涛有清醒认识。他指出，20国集团机制既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也是大国较量的新场所，要真正形成务实高效、平等协商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参见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9年12月15日。）

　　新动向之二：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至今余波未平。痛定思痛，对这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分析，不仅可以举一反三，有效防范各种潜在风险，而且有利于加深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宏观背景的认识。

　　2010年2月3日，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胡锦涛在讲话中，围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对危机前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主要特征和内在矛盾作出透彻分析。

　　胡锦涛指出，进入新世纪之后世界经济形成了新的增长格局，其主要特征是：新兴市场国家逐步成为全球主要制造基地；美国等发达国家成为全球主要消费市场；资源富集国家成为全球初级产品主要提供者；国际资本市场形成对应的环流关系。（参见《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44-445页。）

　　这种增长格局反映了国际分工在科技进步、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等因素共同推动下出现的新变化。由发展中国家生产初级产品，发达国家生产工业制成品的原有国际分工体系，随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崛起而发生变化，原来主要集中在产业领域之内的国际分工进一步扩展到世界再生产过程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不同环节之间，形成了“主要制造基地”、“主要消费市场”和“初级产品主要提供者”这三大板块的新国际分工形态。新兴市场国家和资源富集国家在世界再生产过程中总体上处于生产环节，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处于消费环节。对任何一个经济体或整个世界经济来说，只有相继完成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再生产过程才能周而复始。而在这种新的国际分工形态中，生产与消费由不同经济体实现，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分离，一些经济体可以不事或少事生产而却可以充当主要的消费市场。这种分工体系之所以能够形成，其关键因素是形成了与这三大板块之间经济环流关系相对应的资本环流关系。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依赖其经济技术领先地位尤其是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金融优势，在国际资本循环流动中聚敛起足以支撑其作为全球消费市场的财富，把持了世界再生产过程既作为终点也作为新起点的消费环节。

　　一个时期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就是以这种国际分工形态为基础形成的。在这种增长格局中，作为生产者的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消费者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这在一定条件下可使从生产到消费的再生产周期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实现。但是，这种增长格局的维系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消费能力的持续快速增长。而这种能力的增长往往又与这些国家靠所谓金融创新制造的虚拟财富和负债消费模式紧密相关。

　　这一增长格局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它为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提供了机遇，使之在主动承接发达国家生产能力转移中明显提升自己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它强化了各国经济对全球主要消费市场的依赖，同时又使作为主要消费市场的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大幅度“空心化”、“虚拟化”，使其消费能力很大程度上以负债为基础。这种格局加深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增加了其不确定不稳定性，酝酿着一系列潜在风险，任一环节出现问题都会给世界经济造成重创。当国际金融危机使美欧金融体系陷入困境从而其消费能力出现严重衰退时，这种增长格局内在的深刻矛盾便充分暴露出来。

　　对这种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主要特征和内在矛盾的认识，既有利于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和宏观背景，也为进一步探索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发展动向提供了清晰思路。胡锦涛明确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会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出现新的重大变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48-449页。）。这场危机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全球主要消费市场的地位，但是，一方面，发达国家金融泡沫破裂、虚拟财富缩水，使其长期负债的消费模式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市场需求将相应收缩，美国等发达国家消费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会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危机使各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原有增长格局的内在弊端和脆弱性，纷纷对各自增长模式作出调整。胡锦涛对这种调整动向作出了扼要概括：发达国家被迫改变负债消费模式，试图通过扩大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新兴经济体开始更多转向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资源输出国试图调整单纯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模式，谋求依托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实现产业多元化。（参见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0年12月10日。）在各方面合力作用下，全球需求结构和原有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将会出现重大调整。

　　这种新动向深刻改变着我国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国际市场需求相对下降，全球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使我国经济长期高度依赖外需、依赖国际市场的增长模式受到严峻挑战。面对这种形势，胡锦涛指出，“全球需求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要求我们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继续保持和扩大国际市场份额的同时努力扩大内需，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我们只有合理调整需求结构，把经济增长更多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之上，才能使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市场风云变幻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52页。）。

　　新动向之三：世界经济发展方式变革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胡锦涛多次指出，这场危机“是对过度负债消费和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47页。）。一个“过度负债消费”，一个“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充分暴露了世界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

　　危机迫使发达国家对其过度负债消费增长模式作出调整，搞所谓“再工业化”、“再实体化”，但面对已成为全球主要制造基地的新兴市场国家，它们在传统产业领域再度谋求优势并非易事。新兴市场国家为突破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制约，也在努力转变其过于粗放的增长模式。但从全球看，未来几十年，世界上将有20亿至30亿人逐步进入现代化行列，“能源资源需求和生态环境压力将大幅上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地球有限承载能力的矛盾将日益尖锐”（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745页。）。这就决定了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世界经济增长的唯一出路在于依靠科技进步增强内在动力。

　　胡锦涛指出：“历史经验表明，每次重大经济危机都会伴生重大科技突破和产业调整，强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4日。）2010年6月7日，他在两院院士大会上集中阐述了在新一轮科技进步推动下世界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出现的一些重要特点。他从经济发展中科技创新与资源、投资的关系，知识创新在国家竞争力中的作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人的创造力和全面发展在社会发展活力中的地位这样四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面，对世界经济未来发展基本方向作出深刻分析。总的来说，在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和科技进步的强力推动下，人们将以对环境影响尽可能小、资源利用效率尽可能高的各种新型制造方式从事生产；经济发展将从资源依赖型、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为主转变；在这一进程中，知识创新将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激发人的创造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将成为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前提。（参见《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745-746页。）这就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744页。）。

　　在此背景下，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为重塑国家实力，都在对经济发展进行新的战略筹划，推动科技创新，促进产业转型，以抢占世界经济发展新的制高点。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绿色经济等，成为世界范围内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这种新动向，使我国长期形成的主要依赖物质资源投入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针对这种情况，胡锦涛指出，“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一个国家要保持充满活力、持续向上的发展态势，关键是要跟上世界科技革命和新兴产业发展潮流，不断形成新的战略支点”。对我国来说，“只有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改变经济大而不强的局面，才能在国际产业发展和国际经济技术竞争中赢得主动”。（《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53-454页。）

　　初步总结：中长期趋势的四个特点

　　到2010年下半年，我国“十一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即将胜利完成，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全面规划和部署。科学制定并推动实施“十二五”规划，对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形势提出了迫切要求，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深化。

　　2010年12月10日，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对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趋势作出重要分析和判断。他指出，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四个方面的新特点：一是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二是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三是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四是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参见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0年12月10日。）

　　这个判断总结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党中央对世界经济形势变化趋势的认识，同时对此前的看法作了一些重要调整，这表明他对有关问题的思考正逐步走向成熟。首先，对一些重要提法作了调整，如以“世界经济结构”的表述取代了“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表述，使用“创新和产业转型”来表达“世界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相关内容等等，这样一些调整，既保持了原有思想内容的连续性，又增强了有关认识的准确性。其次，把此前作为前提反复提及并实际上本为应有之义的“新兴市场国家力量上升”因素鲜明突出出来，独立作为一个反映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重要特点，这样一种调整，提高了有关认识的完整性。再次，这个总结第一次明确使用了“调整期”、“变革期”、“孕育期”、“上升期”这样具有明显时间界定的表述，突出强调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些对世界经济在相当时期内稳定起作用的趋势，而不仅仅是一些经常变动的短期变化，这反映了有关认识的深刻性。最后，这个总结是一种升华，经过一段时间的持续观察和深入思考，它对此前不同时期、不同角度作出的分析判断加以综合概括，把世界经济的各种发展新动向作为一个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加以认识，这就从宏观和战略层面上把握住了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基本脉络。可见，这个初步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趋势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综上所述，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与国际经济的互动与依存不断加深。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我国经济政策对外部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呈现出明显的相互转化势头。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国内经济发展，越来越需要对世界经济形势作出科学分析和准确把〖LL〗握。长时期以来，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分析世界经济形势。在这方面，目前尚未过去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个重要契机，它不仅充分暴露了世界经济存在的深刻矛盾，而且把我国推向处理世界经济复杂事务的前台。这一态势对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既提出了树立全球视野、进行战略思维，在领导发展中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迫切要求，也提供了不仅密切跟踪世界经济形势短期变化，而且准确把握其中长期发展趋势及规律性的现实可能。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到规划“十二五”发展这段时期，胡锦涛投入大量精力揭示并把握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取得了上述宝贵认识成果，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是个复杂对象，其内涵丰富又充满变数，揭示并把握其规律绝非易事，需要持之以恒长期努力，已经取得的认识也将随形势发展而需进一步调整深化。但胡锦涛在这方面的探索，显然进一步开拓了我们党在这个领域的理论视野和思维空间，为下一步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作者张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