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新浪微博api获取数据: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结构紧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1 08:53:41
【内容提要】 伴随着制度变迁进行的结构性调整与创新，带来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引发的许多问题可归结为“结构紧张”产生的张力所致，“失范”状态就是一种典型的结构性问题。以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检验结构紧张与失范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地位结构、组织结构、角色结构、权力地位结构、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结构上的差异与分化确实导致了失范感受的产生。诸如个体的失范、不满意度、相对剥夺感、地位不一致等负面感受很大程度正是缘于客观的结构分化快于制度整合而引起的失衡与紧张。
【关 键 词】制度变迁/结构紧张/失范
一个社会的变迁，总是伴随着一系列的结构性调整与创新。这个过程也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有些是属于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不同隶属关系之间的不协调，有些则是属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不满与摩擦。这样一种状况用社会学的概念来表述，即是“结构紧张”(structural strain)。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已经步入了急剧变迁和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①急剧的社会变迁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社会的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更趋复杂；不同利益主体对发展与变迁的社会预期普遍提高，对自身利益的保护意识日益增强，对公共资源分享的诉求日益强烈；利益冲突有时变得更加尖锐，利益表达有时变得更加无序，利益的实现有时也变得更加极端，利益的综合也因此变得更加困难。而结构紧张正是这种社会变迁的结果之一，同时又是“冲突与混乱”的根源。②
2007年，厦门海沧的PX项目由于可能危及厦门市民的环境安全，厦门市民以各种方式发起了一场持续6个月的抵制运动，最后厦门市政府通过充满智慧的回应与引导，听取了民众的意见，宣布PX项目迁建，从而较好地成就了双方的利益表达与利益实现。相比而言，近来发生的“瓮安事件”，虽然只是一起普通的溺水案件，却因为死者家属对案件结论不满而引发一场群体性的暴力事件和公共危机，这种怨恨背后有更深层的结构原因。可以看出，在分析制度变迁如何导致结构紧张时，“分化”(differentiation)与“整合”(integration)这两个社会学的传统分析概念仍具有理论意义。首先，社会变迁是社会利益结构和心态不断分化的结果，但社会分化不一定会带来社会的解组。社会解组是指由于丧失了社会连接纽带，社会整体的原子化过程，它是与社会团结相对的，其强调更多的是社会道德规范的调整和控制作用的式微。有学者指出，结构分化是指在发展过程中结构要素产生新的差异的过程，它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社会异质性的增加，即结构要素类别的增多，另一种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即结构要素之间差距的拉大。③
改革以来，社会结构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这一变化的根本动因是体制改革。而制度变迁，正是在整合不断分化的社会结构中行进的，一旦制度整合的速度滞后于结构分化的速度，就会造成社会结构的紧张与失衡。在社会现象层面，改革后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和速度大大加深和加快，但新的结构整合机制发育缓慢，分化与整合的不同步构成了中国现阶段社会运行与社会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④恰恰是这种分化与整合的不同步，成为中国社会“结构紧张”的原因之一。本文力图从失范的构成及其效果的角度深入分析分化与整合的不同步状态，并指出其得以形成的具体逻辑。
一、“结构紧张”：原因和结果
就既有的社会学研究而言，“结构紧张”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描述概念。诸多研究从不同视角出发，努力赋予其一种实质性的理论涵义和经验涵义。比如，有学者从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出发，通过对“五普”数据分析，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呈倒“丁字型”，这一特殊的结构比传统意义上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更加令人担心，极容易产生“结构紧张”。⑤有些学者则认为，特别是在市场发育和资本侵夺越来越强化的条件下，中国的分层结构开始明显出现了一些阶级特征；在“世界工厂”逻辑下，中国全面参与了全球化资本市场，这种参与同时也是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参与，阶级结构和阶级话语的重建，而这些过程与结果正是广泛造成中国社会结构紧张的根源。⑥
近年来有关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社会研究，也提供了有关结构紧张的不同解释策略。贝克的基本观点认为，晚期现代社会的发育，已经使自然和传统的诸因素彻底终结，现代的全球化使得风险成为一种文明形式，现代社会处于两难之中：人们必须预见发展必然带来的不可预见的风险，控制发展必然带来的不可控制的危机。⑦因此，结构紧张是晚期现代性的重要标志，是全球与本土同时重组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风险社会的提出以及全球公共危机的出现，使得危机理论成为解释和解决结构紧张的重要理论基础。罗森塔尔则认为，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时间压力(time pressure)才是公共危机的根本特征，因此，“危机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的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⑧由此可以看出，风险社会及危机理论着重从总体社会控制的角度来处理结构紧张问题，认为紧张不是由社会结构断裂和失衡造成的，而是理性化的社会总体机制极端发展的必然效果。
从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具体现实出发，结构紧张越来越表现为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结果，一是急剧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内生性的结构矛盾，二是与国际接轨过程中直接衍生出晚期现代性总体化和普遍化的结构矛盾。⑨以往学术界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机制研究甚多，⑩但对制度变迁导致的结果和表现形式探讨得却不够；有关结构紧张的研究多落在客观性的结构因素本身上，既缺少对主观感受层面上的分析，也缺少将人们主观感受到的结构紧张与社会结构的实际配置结合起来所做的交互分析和解释。事实上，目前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可以归结为“结构紧张”所产生的张力，而构成“结构紧张”的因素极其复杂，既有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由于政策与制度安排的变化所产生的结构性张力，也有社会心态引起的弥散性不满，还有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共同作用的因素，从而引发了群体之间矛盾与冲突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失范”是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
有关社会结构紧张的奠基性讨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完成的。他认为，所谓“结构紧张”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即在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之间，产生了一种严重的失衡状态。(11)因此，失范的根源就是文化目标与制度手段之间的张力结构。(12)默顿的假设是：文化目标和制度化规范在共同构建行动步骤的过程中，两者并不一定会发生持续稳定的联系，文化对特定目标的确定与其对制度化手段的选择也不是一个同构过程，前者往往会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异常行为(aberrant behavior)可以被看成是由文化确定的意愿与由社会结构提供的实现这种意愿的途径之间所存在的分离状态”。(13)
当然，任何社会都不会缺少制约行为的规范，但能够与文化价值等级中的目标相匹配的社会控制因素却在控制程度上有所不同。文化常常会使个体情感化的信念汇聚起来，凝固在那些已经得到文化确认的目标上，而对于那些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但必须受到制度规定的方法而言，这种情感就显得微弱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在技术上显得最有效、最便利的程序或步骤，就会不顾文化系统的合法因素，直接演化为只受制度规定的行为。(14)如果这种情况不断发展下去，社会就会越来越陷入紊乱状态，这即是涂尔干所谓的失范现象，即社会由此产生了去道德化(demoralization)和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两种倾向。(15)
后来的学者将“结构紧张”运用到对社会运动的分析中来。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value-added model)包含了结构性诱因和结构性怨恨两个必要因素，(16)并且认为这两个结构性因素是集体行为发生的起始条件。他认为，在结构紧张状态下人们会产生剥夺感或压迫感。虽然斯梅尔塞过多地强调一般化信念在集体行动发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实际上，一般化信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再造、深化甚至是夸大了人们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可以看出，无论是默顿对个体“失范”的论述还是斯梅尔塞对“集体行为”的分析，都是从结构性原因入手，更准确地说是以“结构紧张”为切入点。
不过，无论是默顿还是斯梅尔塞，都是基于美国社会结构中的具体经验来理解结构紧张的实际内涵的，因为在一个结构性相对稳定和明晰的社会中，社会行动可参照的意义框架既稳定又有限，社会成员所属族群、社区、职业或角色规制较为清晰，文化目标和制度手段的内涵也比较容易确定，而即便两者会形成一定程度的结构张力，其可分析的矛盾架构也较为明确。然而，在一个急剧变迁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用来构建文化目标和制度手段的因素本身就是极其复杂的，特别是在理解性的主观意义框架中，已经注入了因社会比较和社会传染而形成的复杂心理机制，而不再以一个纯粹个体化的形态来组建自己的行动目标。近年来一些因极小的日常矛盾而引发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各种事件充分说明，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结构紧张，已经不局限于个体、小群体或专业群体的范围，而是综合了社会不同层面的因素，其传染性的影响已经扩散到相当大的范围。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结构紧张就不简单地表现为文化目标与制度手段之间的张力结构，毋宁说，其文化目标本身就是复合性的，始终处于分化状态中，甚至已经夹杂着一些张力因素。同样，其制度手段的获得，也融合着各种结构配置所提供的各种体制内外及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成分，亦是一种复合性的结构形态。
在中国当下的情境中，“结构紧张”表现为因社会的结构分化速度快于制度规范的整合速度而形成的结构要素之间的紧张与脱节，使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由于政策与制度安排的变化而产生不满，因而引发矛盾与冲突的状态。因此，总体而言，正是社会与制度的变迁造成了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社会等结构的失衡与紧张。这种结构性的紧张，既可以从客观上的社会地位、权力地位、组织、角色、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结构上进行观察，也可以从处在不同社会结构位置的不同群体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与主观感受上反映出来。社会与制度变迁的无数案例反复告诉我们，社会与制度变迁愈剧烈，这个社会的各种结构性要素之间的组合就越复杂，其关系就可能变得愈紧张。在这个过程中，主导这个变迁的行动者，比如政府，如果在协调和处理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表达、利益综合与利益实现的途径、条件与方式上准备得愈充分，就会比较充分地调整这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紧张，使社会矛盾趋于和缓，并逐步在新的制度条件下形成平衡；反之，这种结构性要素之间的紧张就会加剧，社会危机和社会动乱就会变得不可避免。
我们知道，“失范”概念在社会学中已属老生常谈，自从“失范”进入社会学家的视野以来，就带有了浓重的“反常色彩”，无论是经典社会学理论，还是以不同面目出现的当代社会理论，都通常把失范当做反常的、病态的或偏差的现象来处理。(17)本文之所以从失范这一表面看来负面的社会现象来检视制度变迁下的结构紧张，首先是因为，失范不仅表现在个体层面，同时也是这一时期的共性特征，我们所经历的这场变迁确实在结构层面上带来了冲突和混乱，这样的冲突既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我们无法摆脱的社会命运，(18)因此，我们不能逃避而是要正视之；其次，失范现象是与社会发展和进步相伴的，正是在失范不断被常规化的过程中，制度变迁才显现出其合理性，结构紧张得到缓解，从这个层面来说，作为制度变迁阻力的失范反倒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尽管我们可以从理论预设的角度，在客观上将失范理解为整个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所出现的混乱，理解为多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人们的实际生活和行为中所造成的摩擦，但社会行动者在主观方面所反映出来的失范意识或感受，往往缺少明确的指涉对象可供研究者去追寻。大多时候，失范状态的表现只是一种很难从逻辑上说清楚的感受而已，如无所适从、混乱、迷茫、疏离、冷漠、颓废等状态。(19)因此如何将这种真实存在却难以名状的感受通过经验调查和数据变量反映出来，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在理论预设和可操作的基础上将“失范”(anomie)状态操作化为“失范”(anomia)、(20)不满意度、相对剥夺感和地位不一致四个潜变量(latent variables)。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个体层面的失范、不满意度、相对剥夺感和地位不一致感受虽然可能是个人的心理气质或性格使然，但是在整体层面上却更多的是与当下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变迁相关联。失范状态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出于某些个体因素，而是体现在社会整体层面。下文将对上述变量的操作化和可行性检验进行详细的描述。
由于抽样方法和样本量的局限，本文的研究不准备做任何总体性的推论，只是在本次调查所掌握的资料基础上对我们的理论预设做验证。虽然本文结论的适用范围有限，但可以为我们理解社会问题的产生根源以及为以后的相关研究做一个初步探索，这无疑会大有益处。
二、数据与量表
(一)抽样与数据
本次调查的总体是中国城市居民，内容主要涉及中国城市居民对一些问题的态度和感受。问卷调查的时间为2007年10月至12月，样本量为6000，有效样本量为4917。
在抽样过程中，首先，我们利用国家统计局的年鉴数据，得到了全国559个县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西藏的两个城市)2005年的非农业人口数(单位：万人，变量名：POP)、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单位：万人，变量名：LABOR)、地区生产总值(当年价格)(单位：万元，变量名：GNP)、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单位：万元，变量名：SAVE)、内资企业生产总值(单位：万元，变量名：NEP)、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生产总值(单位：万元，变量名：TXP)、外商投资企业生产总值(单位：万元，变量名：FEP)和本地电话年末用户数(单位：万户，变量名：PHONE)。
我们利用这些数据计算了五个新变量，分别是：
1.劳动人口比(LPR)=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LABOR)/非农业人口数(POP)*100
2.人均生产总值(GNPP)=地区生产总值(GNP)/非农业人口数(POP)
3.人均储蓄额(SAVEP)=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SAVE)/非农业人口数(POP)
4.人均电话数(PHONEP)=本地电话年末用户数(PHONE)/非农业人口数(POP)
5.内资比重(ECON)=内资企业生产总值(NEP)/内资企业生产总值+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生产总值+外商投资企业生产总值(NEP+TXP+FEP)*100
这些变量加上POP，6个变量是潜类分析的基础。潜类分析得到5个潜类，模型的分类误差率为4.85％。每个潜类的属性见表1：
由表1可见，第三潜类是经济最不发达的城市，占总体的22.13％，它的年人均生产总值不足万元(8000多元)，人均储蓄只有5000元左右，单位从业人员约5％，人均固话数仅0.17，内资比重91.9％，非农业人口规模中等(约77万人)。
第一潜类是经济较不发达的城市，占总体的30.03％，它的年人均生产总值约1.7万元，人均储蓄只有1万元左右，单位从业人员约8.5％，人均固话数仅0.30，内资比重79.6％，非农业人口规模中等(约61万人)。
第二潜类是经济中等发达的城市，占总体的26.87％，它的年人均生产总值约3.1万元，人均储蓄2.4万元左右，单位从业人员约25％，人均固话数仅0.64，内资比重93.9％，非农业人口规模较小(约38万人)。
第四潜类是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占总体的15.61％，它的年人均生产总值约4.4万元，人均储蓄3.3万元左右，单位从业人员约25％，人均固话数仅0.71，内资比重67.5％，非农业人口规模较大(约148万人)。
第五潜类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占总体的5.35％，它的年人均生产总值约8.9万元，人均储蓄约5.8万元，单位从业人员约43％，人均固话数仅1.27，内资比重67.4％，非农业人口规模中等(约63万人)。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全国659个城市中按分层抽样方法抽选了调查城市。按8项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将全国城市聚类成5层，每层随机抽选8个城市，每个城市随机抽选10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按系统抽样法抽选15户居民进行调查，每个家庭只能选取1个被访对象，完成1份调查问卷，调查对象为当前有工作的常住户籍人口(不包括离退休人员、流动或迁移人口)(参见表2)。
(二)关于量表及其制作
为了分析的需要，我们在问卷中选择了一些题器(items)，制作了5个量表，即失范量表、不满意度量表、相对剥夺感量表、地位的不一致性量表以及角色紧张量表。
1.失范(anomia)
就失范量表而言，量表的设计是基于我们对失范的理解，即我们认为失范在客观上表现为多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人们的实际生活和行为中所造成的摩擦，社会上主流的和制度化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取向上的混乱；在主观上则反映为人们的一种无所适从、迷茫、疏离、颓废以及无规范和混乱的主观感受。(21)本文所选择测量的题器分别是：Item1，“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目前已经成为大多数干部的习惯做法；Item2，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什么道德可言了；Item3，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只有踩着别人的肩膀才有可能往上爬；Item4，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掏一片心。我们认为，如果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认可非制度化手段来达到目的，对社会的道德规范缺乏认同，不相信周围任何人，那么这样的个体或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就处于一种失范的状态。为了测量，首先我们把这些变量逐一处理成标准值，并在此基础上做成失范量表。基本假设是，越是同意上述说法，其失范的感受就愈加强烈。
在制作量表的过程中，我们首先用主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s)分析方法对上述4个变量进行因素分析。结果表明，4个变量自然地归聚到了一起，其变量的最小值为0.714，最大值为0.817，Eigenvalue(特征值)为2.358，且解释了约59％的差异。然后，我们对所做的失范量表进行Alpha检验。主要是检验在去掉量表中一些变量后，量表中的均值(Mean)、方差(Variance)以及Alpha在多大的程度上仍然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结果显示，在失范量表中，在去掉一些变量后，其Alpha值仍然维持在0.68以上，其Alpha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差异为6个百分点，表示出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失范量表的Alpha和标准Alpha值相同，为0.767。
2.不满意度
就不满意度而言，我们认为可以直接通过询问受访者在工作、收入、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方面的感受来得到其满意度高低的信息。如果说失范量表是一种社会成员在个体意义上的纯粹主观性的负向感受，那么不满意的程度则是自我在投入—产出行为过程中的一种连续的权衡和比较，以及对这种权衡和比较的主观判断。如果所得小于所付出的，人们自然会在心理上衍生出一些不对等、不平衡、不公平、不合理的纯粹带有自我向度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根据制度安排或外在因素对自身的付出所确认的意义解释与对制度本身配置给他的利益回报的目标期望之间出现的裂痕，对制度本身及其价值结构产生怀疑，从而形成了不满意感和不公平感，以及对制度本身的不信任感。为此，我们测量的题器是：Item1，您对现在的工作是否满意；Item2，您对目前的收入是否满意；Item3，您对总体生活水平是否满意；Item4，您对单位福利待遇是否满意。我们认为，受访者在上述事项上的满意度越低，其总体上越呈现出一种对生活和工作的不满意状态。
我们首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上述4个变量进行了因素分析。结果表明，4个变量自然地归聚到了一起，特征值为2.613，且解释了65％的差异，从而证实了我们量表设计的初衷和预期。然后我们把4个变量放在一起做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不满意度量表中，去掉一些变量后，其Alpha值仍然维持在0.74以上，表示出很好的稳定状态。不满意度量表的Alpha和标准Alpha值相接近，分别为0.819和0.821。
3.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是一种群体心理状态，指人们通过与参照群体的比较而产生的一种自身利益被其他群体剥夺的内心感受。(22)“相对剥夺”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等人首先提出的，后由默顿发展为一种关于参考群体行为的理论。(23)格尔在分析社会运动的时候也使用了此概念，认为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期望(value expectation)，而社会则有某种价值能力(value capacity)，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24)本文认为，相对剥夺感主要指人们从期望得到的和实际得到的差距中以及与其相应的参照群体的比较过程中产生出的一种负面的主观感受。相对剥夺感的形成，是由于社会成员将与其相应的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纳入到他们主观的比较和判断过程之中，考虑自己所得到的回报在与参照群体或个人的对比过程中，是否处于一种等值或公平的状态。(25)
为了测量这种负面的主观感受，我们通过以下6个题器对受访者进行测量。Item1，和您认识的朋友相比，您觉得现在的收入是高还是低；Item2，在您居住的城市或地方，和别人相比，您觉得现在的收入是高还是低；Item3，和您同职业的人相比，您觉得现在的收入是高还是低；Item4，和10年前相比，您觉得您个人的社会地位是否提高了；Item5，和10年前相比，您觉得您个人的收入水平是否提高了；Item6，和10年前相比，您觉得您个人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我们认为上述问题可以从不同层面测量受访者的相对剥夺感受。也就是说在答案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得分越高，其相对剥夺感越强烈。
首先，我们对相对剥夺感量表进行主成分分析，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这6个变量自然地归聚到了一起。特征值为3.299，且解释了约55％的差异，从而证实了我们量表设计的预期。然后，我们进一步对所做的相对剥夺感量表进行了Alpha检验，主要为了检验在去掉量表中的一些变量后，量表中的均值、方差以及Alpha在多大程度上仍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结果显示，在去掉一些变量后，其Alpha值仍维持在0.8以上，表示出一种很好的稳定状态。其Alpha和标准Alpha值均为0.836。
4.地位不一致性
地位的不一致性主要基于社会共识所认定的社会地位与其所得到的资源和机会所处的一种不对称的状况，当人们不能够得到在相应的社会地位上所应得到的社会报酬的时候，地位的不一致性感觉就会变得强烈起来。(26)因此，与不满意感和相对剥夺感相比，地位不一致的感受得以形成的社会比较范围更大，是将自己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地位，纳入到自己对整个社会结构的主观意义脉络中加以比较而形成的落差。因此，虽然地位的不一致性综合了更多的社会结构性因素，但其在社会比较中形成的意义脉络更为复杂，更具有主观的随意性。本文认为，通过直接询问受访者在以下题器上的回答情况，能够反映出其社会地位与实际报酬之间的状况。Item1，我目前的工作岗位和我的教育水平相适应；Item2，我在工作中的付出和努力能得到相应的荣誉和承认；Item3，我的工作能力经常得到领导的肯定和赞扬；Item4，我的工作能力经常得到同事的肯定和赞扬。也就是说，受访者的客观教育水平或人们认可的能力水平与其工作岗位、应受到的赞扬、荣誉之间出现落差时，地位不一致就会产生。当然低地位、高回报也是一种地位不一致，但是本文所认为的地位不一致主要是指由于落差所产生的不平衡、不公正甚至不满意、抱怨等主观感受。
同样，我们首先对地位不一致量表进行主成分分析，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4个变量自然地归聚到了一起，特征值为2.37，且解释了59％的差异，也证明了我们量表设计的预期。在对地位不一致量表的Alpha检验过程中，结果显示，在去掉一些变量后，地位不一致量表的Alpha值仍然维持在0.668以上，表现出很好的稳定性。其Alpha和标准Alpha值相近，分别为0.767和0.768。
5.角色紧张
按照社会学的观点，个体社会角色的形塑是通过社会化机制得以实现的，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习得社会的规范要求，被有序地整合到社会结构中，因此角色结构亦是社会结构的微观体现。与此一致，在一个结构紧张的社会，个体将不可避免地深陷此种状态中，内化和再现结构的紧张。由于社会个体所面对的广泛、分散、甚至有时是相互矛盾的角色义务安排，使得其如果在某一方面倾注过多，则会在其他的角色上仓促不足，再加之社会个体难以推卸业已承担或存在的角色义务，当其难以满足角色网之中各部分的要求时，便产生“角色紧张”。(27)在此，我们试图制作一个角色紧张量表，以“利益”为维度，认为个体在工作和生活的角色扮演中，个人需求—工作需求、个体利益—集体利益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下。选择测量的题器是：Item1，在单位中，我能尽心尽力，完成自己不愿做的工作；Item2，只要大家能够幸福，我个人吃点苦、受点累也是应该的；Item3，为了顾全大局，我愿意牺牲个人利益；Item4，为了单位的发展，我愿意做出牺牲和贡献。也就是说，做自己不情愿的工作、吃苦受累为大家、顾全大局的角色要求与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角色期望之间会产生矛盾冲突。受访者愈不同意上述说法，则紧张状态愈强烈，角色的分化更明显。换言之，个体角色意识的多元化与社会角色设置的要求之间存有张力，个体的角色意识越是偏离角色设置的要求，角色紧张程度愈激烈。
首先，我们对角色紧张量表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这4个变量自然地归聚到了一起，特征值为2.626，且解释了约66％的差异，从而证实了我们量表设计的预期和初衷。然后，我们进一步对角色紧张变量进行Alpha检验，以检验在去掉量表中的一些变量后，量表中的Mean、Variance以及Alpha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结果显示，在去掉一些变量后，角色紧张量表的Alpha仍然保持在0.714以上，显示出良好的稳定状态。量表的Alpha和标准Alpha值相同，为0.816。
三、结果与解释
我们认为结构紧张是失范产生的原因，从失范的视角剖析结构紧张，应具有理论的合理性。当然这种视角是否与实际相符，结果是否与我们的理论假设一致，将通过数据统计进行检验。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需要从社会结构的两个功能维度上认识结构紧张，即关系(relationship)和分配(distribution)。(28)就关系而言，主要指社会结构的不同部分之间的有机连结，从而使得结构成为一个整体，这些部分包括阶层、组织和角色等，而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都具有结构性特征，一旦这些部分之间的关系发生紧张，则会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紧张。分配则是指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其如何分配社会的各种资源，包括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在这里，权力资源可以表现为权力地位结构，经济资源则可以表现为人们的收入水平，而文化资源则可以表现为人们的教育水平。这些资源的分配同样具有结构性特征，如果资源的分配不均衡，也会使得整个社会结构产生紧张。本文所强调的“结构紧张”可以看作是社会制度在上述两个维度上的失调、整合乏力，从而使得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不断分化，社会资源分配失衡，社会结构呈现紧张状态。人们在这两个结构维度上所处的位置如有较大差异，就会明显地感受到社会结构的紧张状态，从而使我们一方面能够从总体上把握一个社会是否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状态，另一方面，也能够使我们具体地认识到处于不同结构位置上的利益群体如何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感受到这种结构紧张，这对尔后的政策调整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我们试图从人们主观认同的社会地位结构、组织结构、角色结构、权力地位结构、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结构的角度，具体分析中国社会中的结构紧张。
(一)主观认同的社会地位结构
制度改革和变迁的一个根本取向，就是对人们之间的利益重新调整。改革十余年来，中国社会各阶层获利的程度是不一样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利益结构和分层结构之下，已经开始形成“社会分化的动力系统”，在这个动力系统的推动之下，在未来的若干年中，社会阶层将会呈现进一步分化的趋势，并由此构成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29)我们认为，这个严峻的问题就是由于制度的整合滞后于结构的分化，从而造成结构紧张并导致诸多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阶层矛盾激化、分层结构定型化等。
表3是针对主观认同的社会地位变量(主观分层变量)与失范(anomia)变量所做的方差分析。我们发现除了较高地位阶层的均值(10.46)稍高于中等阶层的均值(10.39)，个体的分层地位越低则越倾向于失范。F检验的结果为48.53，远远大于在显著度为0.001条件下的F值(4.62)。
表4是针对主观分层变量与不满意度所做的方差分析。我们发现主观地位分层与不满意度之间呈现出U型的关系，较高地位的不满意度最低，均值为(9.86)。F检验的结果为160.22，远远大于在显著度为0.001条件下的F值(4.62)。
表5是针对主观分层变量与相对剥夺感所做的方差分析。统计结果显示，主观分层与相对剥夺感之间呈现出一种U型关系，较高地位的相对剥夺感最低，均值为14.63。F检验的结果为190.21，远远大于在显著度为0.001条件下的F值(4.62)。
表6是针对主观分层变量与地位不一致之间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主观分层与地位不一致之间同样呈现出一种U型关系，较高地位者认为其地位不一致的感受最低，均值为9.23。F检验的结果为65.35，远远大于在显著度为0.001条件下的F值(4.62)。
以上的结果表明，除了失范(anomia)感受，地位较高群体和中等地位群体的不满意度、相对剥夺感、地位不一致感受最低；地位最低群体的社会失范感受最强烈；而地位最高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社会失范感受也十分强烈。这种结果或现象，至少在一个层面或者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群体之间社会地位结构的分化与差异会使得不同地位受访者的“失范”感受不同，抑或说，群体社会地位的分化与差异是个体失范感受产生的结构性原因之一，虽然其并不呈线性关系。
(二)单位组织结构
改革前，中国社会的组织始终处于高度的整合状态，以单位的形式形成一个整合的网络。随着制度的改革和变迁、市场经济的建立，同时顺应“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要求，产生了多种组织形式，诸如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这种市场经济的转型，导致自由资源的形成和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为组织和个人的社会独立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但原有的基本支配形式和支配结构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也就是说单位组织生存的基本制度基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因而单位组织仍然保持着很强的政治特征和支配工具特征。(30)所以，在本文的分析中，将社会的组织类型划分为单位和非单位两种类型，虽然这种划分可能过于简单，忽略了单位组织内部和非单位组织内部的差异性，但这种划分无疑与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基本特征相吻合，更能反映出中国在制度变迁下组织分化的特征。
表7是针对单位结构与失范(anomia)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非单位成员比单位成员更倾向于失范，非单位成员的均值(11.41)大于单位成员的均值(10.85)。F检验的结果为36.63，大于在显著度为0.001条件下的F值(10.83)。
表8是针对单位结构与不满意度所做的方差分析。F检验的结果显示，单位结构与不满意度之间没有统计上的相关关系。
表9是针对单位结构与相对剥夺感所做的方差分析。F检验的结果显示，单位结构与相对剥夺感之间，在0.001的显著条件下，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表10是针对单位结构与地位不一致之间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非单位成员地位不一致的感受强于单位成员，非单位成员的均值(10.36)大于单位成员的均值(10.09)。F检验的结果为14.66，大于在显著度为0.001条件下的F值(10.83)。
表10 单位结构与地位不一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非单位成员的失范感受在失范(anomia)、地位不一致两个方面的感受强于单位成员。对不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的检验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我们在2001年的调查中发现，单位成员的不满意度以及付出与得到的不平衡和不公正感受要高于非单位成员；单位成员比非单位成员更能强烈地感受到相对剥夺；单位成员所感受到的地位不一致性比非单位成员要强烈；单位成员比非单位成员更倾向于失范。那么在失范和地位不一致感受上，2008年的调查结果与我们在2001年的调查中所得出的结论相反，(31)排除操作上的失误，这是否说明在这7年中，制度安排的取向在某些方面发生了转变，从而使得失范的某些层面亦发生了变化？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猜测，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展开分析。
(三)角色结构
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除了外在结构的分化之外，角色结构亦发生了分化。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角色结构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从而削弱了集体意识的整合作用。一种说法认为，个性独立和角色意识多元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不过由于在整个社会层面缺乏一种核心道德和价值取向，非常容易产生失范行为。角色紧张的根源也正是源于角色的多元化，更具体来说是源于维持人们角色互补的制度设置和价值规范的失效。
表11是角色紧张与失范(anomia)之间的相关分析。皮尔逊卡方检验的结果(-0.117)显示，角色紧张与失范之间呈现统计上的显著相关关系，且方向为负。也就是说受访者的角色紧张状态愈明显其失范感受愈强烈。
表12是角色紧张与不满意度之间的相关分析。皮尔逊卡方检验的结果(-0.173)显示，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受访者的角色越紧张，其不满意度越高。
表13是角色紧张与相对剥夺感之间的相关分析。皮尔逊卡方检验的结果(-0.129)显示，角色紧张与相对剥夺感之间亦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受访者的角色越紧张，其相对剥夺感越强烈。
表14是角色紧张与地位不一致之间的相关分析。皮尔逊卡方检验的结果(-0.322)显示，角色紧张与地位不一致之间有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受访者的角色越紧张其地位不一致的感受越强烈。
本文对角色紧张的操作化是基于角色结构的分化与整合，角色紧张是一个连续变量，分值越低，紧张感受越强烈。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在失范的4个层面，受访者的角色越紧张，其失范的感受越明显，或许，角色紧张本身就是一种失范状态。按照涂尔干的观点，社会成员的同质性越高，社会分工越不充分，社会对个人的控制就越严格，因而整个社会呈现一种“机械团结”状态。随着社会的变迁发展，“有机团结”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之上，多元的角色设置在为社会个体提供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同角色要求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而且，制度变迁使得原有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失去了整合作用，新的、为社会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却未建立，整个社会便呈现出“去道德化”和“去价值化”的真空状态。一旦分化的角色失去整合的能力、多元的意识缺乏道德规约，就会导致欲望的膨胀和角色要求之间的紧张，致使人们处于失范状态，即迷茫、不满、混乱等状态。此处的分析结果说明，受访者角色规范付之阙如正是失范产生的原因之一，也说明将角色的分化作为社会结构分化的微观层面是合理的，这样，我们能够更加贴切地体察社会的结构紧张状况。
(四)权力地位结构
在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官员腐败、权力寻租，而建立在道德表率和经济绩效基础上的“官僚制”，一旦遭遇部分个体以权谋私，就会导致整个社会对当权者的不信任，甚而产生政治合法性危机。在管理者内部是等级分明，“官大一级压死人”。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其亦可转化为其他资源，诸如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
表15是针对管理级别与失范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的管理级别与失范感受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受访者的管理级别越低，就越容易产生失范感受。F检验的结果为27.43，大于在显著度为0.001条件下的F值(5.42)。
表16是管理级别与不满意度之间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的管理级别与不满意度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受访者的管理级别越低，其不满意度越高。F检验的结果为67.55，远远大于在显著度为0.001条件下的F值(5.42)。
表17是针对管理级别与相对剥夺感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的管理级别与相对剥夺感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受访者的管理级别越低，其相对剥夺感越强烈。F检验的结果为72.64，远大于显著度在0.001条件下的F值(5.42)。
表18是针对管理级别与地位不一致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的管理级别与地位不一致感受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受访者的管理级别越低，其地位不一致的感受越强烈。F检验的结果为36.26，大于在显著度为0.001条件下的F值(5.42)。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受访者的管理级别越低，其失范的感受越强烈。权力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是不均等分配的，而个体对权力的欲望与生俱来，一旦没有权力，或者职位低于他人，就会产生被压迫感、不满意等心理感受；再者，一部分握有权力者，身在其位、不谋其事，贪污腐败、瓜分国有资产，使下层产生了极强的剥夺感。而以上种种负面感受往往具有扩散效应，会在整个社会层面产生对权力者的失望甚至愤恨，这种积累的怨恨得不到有效的发泄，就会萌生出很多社会问题。
与其说是管理级别的差异导致个体的失范感受，毋宁说是制度安排的结构性原因所致。魏昂德在论述市场转型时期社会成员的权力地位时，认为国家在改革过程中仍然保持着相对于市场的权力，主导着制度变迁，“干部”的权力和地位并不会因市场转型而在权力格局中下降。(32)凌驾于市场之上的政治权力，不仅使其他资源难以形成合理的走向，而且其自身亦衍生着有利于权力地位的各种制度规则。也就是说有权者通过各种制度化手段排斥其他群体进入利益圈，据此，不难理解为何管理级别越低，其失范感受越强烈，因为权力背后隐含着各种伴生资源，是无权者或权力地位低者所不具有的。
(五)收入水平结构
衡量经济资源的主要标准就是个体的收入水平。“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行列，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中国当前社会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迅速增大，1994年突破警戒临界点0.4，2002年已经超过了0.45。”(33)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进入1990年代之后，社会资源的配置呈现一种重新积聚的趋势，结果是，社会中的各种资源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少数地区、少数群体、甚至少数人手中。(34)无疑，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分化的结果使处于低收入水平的群体，极易产生不公正、被剥夺的感受。这种负面感受是社会不稳定产生的主要原因，当下社会出现的“仇富”甚至“杀富”等失范状态正是源于收入分配不公。
表19是针对收入水平与失范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的收入水平与失范感受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受访者的收入水平越低，其失范感受越强烈。F检验的结果为10.30，大于在显著度为0.001条件下的F值(4.62)。
表20是针对收入水平与不满意度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的收入水平与不满意度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受访者的收入水平越低，其不满意度感受越强烈。F检验的结果为250.66，远大于在显著度为0.001条件下的F值(4.62)。
表21是针对收入水平与相对剥夺感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的收入水平与相对剥夺感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受访者的收入水平越低，其相对剥夺感越强烈。F检验的结果为340.00，远远大于在显著度为0.001条件下的F值(4.62)。
表22是对收入水平与地位不一致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的收入水平与地位不一致感受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受访者的收入水平越低，其地位不一致感受越强烈。F检验的结果为59.27，大于显著度在0.001条件下的F值(4.62)。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受访者的收入水平与失范的4个层面都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受访者的收入水平越低，其失范的感受越强烈。有学者指出，收入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就业者的社会组织化程度、商品和服务的供求关系、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者的技能和经验、对职业的社会评价。(35)亦有研究者认为理性工人可以通过投资教育培训来增加收入；基于不同职位的不同收入水平是工人基本价值的反映，(36)所以个体收入的多少直接与个人特征相联系。我们发现，这些解释都是基于市场原则，如果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个体特征是产生收入水平差异的主导因素，那么，中国当下群体性的收入差距拉大则产生于制度性原因。群体性的失范只有而且只能通过结构性原因才能得到解释，这种解释无疑要回到本文的核心概念——“结构紧张”上来。国家的制度安排明确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富起来的群体演变为各种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巩固既得利益，使得“先富带动后富”的目标并没有实现，贫富差距却在拉大。
(六)教育水平结构
布迪厄将文化定义为一个符号和意义系统，他认为，社会的统治阶级通过控制教化活动(教育)，使主流的符号和意义内化于下一代中，将自身的文化价值强加在其他阶级身上，从而实现了统治阶级文化特征的再生产。(37)在这个意义上，布迪厄的文化资本与社会个体接受主流价值形态的社会化过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不过其更强调统治阶级的再生产，教育的功能不是消除不平等，而是继续和再生产着不平等。那么，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教育程度愈高的个体，其对统治阶级的文化和价值内化程度愈深，这无疑忽略了行动者的主体选择性。文化资本理论强调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以及如何通过文化灌输使之合法化，但是，这个解释只是个假设，而没有被证明。(38)我们认为，文化资源如同经济资源、权力资源一样，具有稀缺性，同时其又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其他资源，因此，社会个体不是逃避而是主动地去获取更多的文化资源；另外，接受教育作为获得文化资源的重要途径是分配不均等的。
表23是针对教育程度与失范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的教育程度与失范感受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受访者的教育水平越低，其失范的感受越强烈。F检验的结果为21.01，大于在显著度为0.001条件下的F值(5.42)。
表24是针对教育程度与不满意度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的教育水平与不满意度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受访者的教育水平越低，其不满意度感受越强烈，F检验的结果为21.01，大于在显著度为0.001条件下的F值(5.42)。
表25是针对教育程度与相对剥夺感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的教育水平与相对剥夺感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受访者的教育水平越低，其相对剥夺感受越强烈，F检验的结果为64.76，远大于在显著度为0.001条件下的F值(5.42)。
表26是针对教育程度与地位不一致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的教育程度与地位不一致感受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受访者的教育水平越低，其地位不一致的感受越强烈。F检验的结果为25.98，大于在显著度为0.001条件下的F值(5.42)。
通过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个体的教育程度愈低，其失范感受愈加强烈。如前文所述，文化资源可以转化为其他资源，教育程度低的个体，其获得较高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的难度也随之加大。如果说对于个体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更多原因是由个体因素造成的，那么对于群体、阶层和地域来说，则是由一种结构或制度性原因造成的。有学者在研究了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后发现，1992年以后社会分化加剧，教育体制受市场化的冲击，家庭阶层背景的效用凸显，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转变为资源转化与文化再生产双重模式并存。(39)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特定制度条件和社会结构因素对文化资源的分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低教育程度群体的失范感受也正是源于结构性的原因。
四、总结与讨论
“结构紧张”是当下中国社会结构的一种不可忽视的状态，这一概念有助于理解时下大量涌现的社会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我们认为，“结构紧张”是指社会的结构分化速度快于制度规范的整合速度而形成的结构要素之间的张力与脱节。文章尝试从失范的视角切入，通过调查数据检验结构的两个维度(关系结构和分配结构)、六个方面(社会地位结构、单位组织结构、角色结构、权力地位结构、收入水平结构和教育水平结构)是否以及如何导致了受访者的失范感受。
首先，在测量过程中我们发现，除了失范量表以外，其他的三个量表，即不满意度量表、相对剥夺感量表和地位不一致量表与受访者主观认定的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存在着一种U型的相关关系。就受访者总体来说，处于低社会地位与高社会地位的受访者都有着比较强烈的失范感受，相比较而言，处于中间社会地位的受访者的失范感受没有上述两个社会群体那么强烈。这个结果起码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地位结构的分化和差异程度越深，在相互比较的过程中，人们的失范感受可能会变得愈加强烈。如果将“失范”作为一种结构性问题，那么社会地位结构的紧张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值得思考的是，上述状况是否意味着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结构，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
有学者分析指出：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保守性、激进性、依附性)不能一概论之，要结合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因素，即经济发展程度、政治体制和秩序化程度来进行分析。(40)而人们一直以来所认为的中间阶层，很多情况下都是由许多职业群体构成的，这些群体之间由于职业、地位的差异，往往并不具有同质性，群体之间缺乏整合的机制，因此社会对中间阶层的期望，诸如示范社会道德规范、缓和阶层冲突、维持政治秩序与稳定等，可能会在现实的观察与分析中表现得并不十分突出。(41)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目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和经济、社会结构逐步变迁的过程，中间阶层群体也是在此过程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强大的，中间阶层作为改革的获益者，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政治制度稳步推进的前提下，为了自身利益的延续，可能不会对社会结构的稳定产生巨大的冲击，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一定规模的中间阶层的社会结构，至少要比二元的社会结构稳定。
第二，人们所处的不同单位类型与失范、地位不一致的主观感受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单位成员在这两个层面的感受明显弱于非单位成员。如果说改革以来经济社会的变化，使得非国有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单位成员的既得利益受到了侵犯，那么在我们的调查数据中则反映出，单位成员比非单位成员更安于现状，至少在失范感受和地位不一致性层面上如此。假设在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任何社会成员的同等努力都应该从社会中得到同等回报，但事实上由于“单位”的社会分割效应等原因，使得个人同水平的努力所获得的回报是不一样的。(42)也就是说“单位作为我国各种社会组织基本形式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43)单位成员的主观感受也是不同于非单位成员的。虽然放权让利的改革，扩展了企业自由流动的资源与自由活动的空间，单位组织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组织依附性有所减弱，(44)但这些变化大多是局部性和非根本性的，单位组织仍然强大并保持着它们的基本特征，国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并通过权力的授予进行分配，从而使各种单位依附于政府，单位成员依附于单位组织。(45)中国的单位不仅向单位成员提供各种福利，而且还给予单位成员在单位内外行为的权力(利)、社会身份以及社会政治地位。(46)组织结构间的紧张造成了所属成员的主观感受差异，制度安排的倾向性并没有因市场化的推进而发生骤变。
第三，角色紧张与失范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角色紧张程度愈强烈的个体，其失范感受越强。社会结构的分化是衡量一个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指标之一，而多元化的角色结构正是源于社会结构要素的不断分化。但是，当下社会，角色多元化的同时，却没有在社会层面树立起个体成员所遵循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按照涂尔干的理解，社会变迁的效果，使现代自由及其连带出来的欲望无限扩张，而社会控制的基础，即集体意识却逐渐瓦解掉了，集体意识的衰落无疑会使社会陷入道德真空状态，社会成员失去了社会凝聚力，社会的缺席使个体意识不再具有内在的限制和约束，陷入了规范缺席的状态。(47)个体的失范感受部分原因在于角色之间乏于调和、角色要求不能满足、角色意识出现混乱，这种角色紧张导致的失范感受正是结构紧张在个体层面的微观体现，一个结构紧张的社会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角色结构紧张。
第四，受访者的管理级别、收入水平、教育程度越低，其失范感受越强烈。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资源的重要性会有所偏重，但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分配是一个交织在一起、难以分离的过程。改革前，政治资源是所有资源的核心，而在改革以后的市场经济中，经济资源的地位逐步上升，魏昂德在“市场转型论”中认为，市场转型的过程使得“政治资本”贬值、“人力资本”升值。而有学者在分析中国转型期总体性精英形成的机制时，提出了总体性资本的概念，认为总体性精英形成的重要环节得益于“资本转换”，“如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转换，而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是如此之容易，使我们怀疑，这究竟是一个‘转换的过程’，还是同一种资本在不同领域展现的过程？也许更确切地，应当将其看作是一种独特的资本形式，即一种总体性资本。”(48)随着制度的改革和变迁，在社会上产生了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联盟，从而绝对化地占有着社会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非精英者或者弱势群体被边缘化。这种局面也体现在我们的分析结果中，受访者的管理级别、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与失范感受之间的方向一致，不排除重复加强效应。这种完全失衡的利益格局也是结构紧张的一种体现，正是权力结构、收入结构与教育结构的失衡与紧张使得不同个体的失范感受有所差异。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问题产生于不同结构要素之间关系的失衡和紧张、维持结构的分配功能失调与不公。而失范效应只不过是“结构紧张”引致社会问题的冰山一角。在思考结构紧张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时，制度变迁主导者的作用及意义需要强调。“结构紧张”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问题，不同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社会结构只是在紧张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已。如前文所述，如果主导者在制度安排的力度与方向上得当，对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与利益实现的途径、条件与方式上准备得充分，能够因势利导，那么结构紧张就会趋于和缓，社会结构在新的制度条件下就会平衡与稳定。反之，不公正、不规范、欠于谋划的制度政策会使得结构性要素之间的紧张加剧，社会问题不可避免。
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变迁始终贯穿着稳定和发展的交互主题，这一变迁虽迅速却不激烈，依然保持着较为平稳的节奏，因此，社会的结构性紧张大体上还处于可控的范围。但自2008年以来，世界性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所产生的剧烈动荡和系统风险却时刻提醒我们，无论系统风险是由外生性的体制影响所造成的，还是由内生性的体制矛盾造成的，它对社会底层或中产阶层的失范或紧张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比本文所分析的六种结构要素要来得猛烈得多，所产生的总体社会的结构紧张程度要强烈得多。因此，若要始终维护稳定与发展这两大主题，我们就必须摸清在各种结构条件变化的情况下，结构紧张发生和释放的具体机制，为社会解压，求社会和谐。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②李汉林、渠敬东：《中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
③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6页。
④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第9页。
⑤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⑥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闻翔、周潇：《西方劳动过程理论与中国经验：一个批判性的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许叶萍、石秀印：《工人阶级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转换》，《学海》2006年第4期。仇立平：《阶级分析：对中国社会分层的另一种解读》，《上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⑦乌尔里希·贝克等：《自由与资本主义》，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9页。
⑧Vriel Rosenthal, et al., Coping with Crises: The Management of Disasters, Riots, and Terrorism,
⑨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⑩Victor Nee,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4, no. 5(Oct、1989), pp. 663-681. Andrew G. Walder, "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Toward Testable The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4(Jan. 1996), pp. 1060-1073.
(11)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12)帕森斯认为，失范可以被理解为能够使特定的阶级成员不断产生意义匮乏的社会系统状态，失范的根源不在于这些成员缺乏获其所需的能力和机会，而在于他们对这些需要没有明确的认识。所谓“病态”，不是工具系统(instrumental system)的问题，而是集体系统(collective system)的问题(参见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13)Robert K. Merton,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 no. 5(Oct. 1938), pp. 672-682.
(14)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默顿理论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当然这与美国社会特有的文化背景和理论背景是分不开的。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认为，实用主义的方法就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它不以原则和本质为基础，而是以效果、事实和成功为基础，有效和有用是实用主义真理观的根本标志，真理就是人们达到某种目的的方便工具和权宜手段(参见John Dewey，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New York: Beacon Press，1957)。
(15)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渠敬东：《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16)Neil Smelser,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New York: Free Press，1962.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65页。
(17)李汉林、渠敬东：《中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第3页。
(18)李汉林、渠敬东：《中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第2页。
(19)李汉林、渠敬东：《中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第41页。
(20)关于“失范”(anomie)与“失范”(anomia)之间的区别，默顿曾指出，我们有必要用不同的术语将个体的失范状态与社会系统的失范状态区分开来。anomie指的只是社会系统的匮乏状态，而不是系统中这个或那个个体的心理状态。当然，测量个体anomia的方法可以为测量社会系统的anomie提供帮助(参见Robert K. Merton, "Anomie, Anomia,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Marshall B. Clinard, ed., Anomie and Deviant Behavior, Glencoe: Free Press, 1964, pp. 226-228)。因此，anomia主要是指个体从社会规定的目标和规范中疏离出来的过程，而anomie则主要是指某一个或一些社会群体“从相对于其他目标的某些目标中疏离出来”的过程，是系统意义上的目标匮乏状态。表面看来，anomie既可以作为anomia现象的集合，又可以作为anomia不断扩散的结果，两者的差别似乎只是程度上的差别，但实际上，anomie又不仅仅是anomia的简单集合，而是anomia产生的前提和条件，是社会系统的贫困状态。在测量的意义上，anomia可以使失范的分析单位完全固定在个体行为的筹划过程中，使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具有了具体的社会互动情境和社会关系背景，这样一来，原来那种既具有多个层次，同时又显得比较模糊的价值就会变得清晰起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anomie具有了社会结构产生功能失调的普遍意义，使原来单纯局限在偏差行为分析的失范现象本身具有了系统的涵义(参见RobertK. Merton, "Anomie, Anomia,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Marshall B. Clinard, ed., Anomie and Deviant Behavior, Glencoe: Free Press, 1964. Leo Srol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ertain Corollaries: An Exploratory Stud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1, no. 6(Dec. 1956), pp. 709-716. D. Riesman, The Lonely Crow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渠敬东：《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anomie和anomia这两个概念的，并将anomia作为测量anomie的一个重要维度。
(21)李汉林、渠敬东：《中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第59页。
(22)郭星华：《城市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23)邓东蕙、黄菡：《转型期中国民众的相对剥夺感调查》，《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24)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78页。
(25)李汉林、渠敬东：《中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第164页。
(26)李汉林、渠敬东：《中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第168页。
(27)William J. Goode, "A Theory of Role Stra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5, no. 4(Aug. 1960), pp. 483-496.
(28)关于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的概念界定，学界并没有一致观点，基本有两种倾向：一是将社会结构看作所指的某类社会现实；另一种观点则将社会结构视作一种理论分析工具(参见张静：《社会结构：概念的进展及限制》，《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6期)。在众多有关社会结构的概念中，涂尔干强调社会整体的优先性位置，社会结构是一种社会事实，并非行动者个体意愿所能左右，“社会先于个人”；马克思亦认为社会结构是一种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帕森斯则认为结构是一个整体的、均衡的、功能自我调节的系统，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对整体发挥着作用，同时结构内部的各个部分不断的分化与整合维持着整体的均衡秩序；与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不同，吉登斯认为，结构是人的行动—实践的属性，认为社会结构既是由人类行动构建起来的，同时又是行动者依赖的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提出了超越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参见A·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我们将社会结构看作是由多个要素或多个部分组合而成的整体，其内部的关系需要协调，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需要调整，整体的秩序和功能需要维持。而其最基本的两个维度就是关系(relationships)与分配(distributions)(参见Allan G. Johnson,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A User's Guide to Sociological Languag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p. 475. F. L. Bates and W. G. Peacock, "Conceptualizing Social Structure: The Misuse of Classification in Structural Model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4, no. 4(Aug. 1989), pp. 565-577. 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29)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第42页。
(30)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31)参见李汉林、渠敬东：《中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
(32)Andrew G. Walder, "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Toward Testable The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4(Jan. 1996), pp. 1060-1073.
(33)鲁志强：《中国已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
(34)孙立平：《资源重新积聚背景下的底层社会形成》，《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1期。
(35)Ross M. Stolzenberg, "Occupations, Labor Markets and the Process of Wage Attain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0, no. 5(Oct. 1975), pp. 645-665.
(36)E. M. Beck, et al., "Stratification in a Dual Economy: A Sectoral Model of Earnings Determin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3, no. 5(Oct. 1978), pp. 704-720.
(37)Pierre Bourdieu,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38)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39)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40)李路路：《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新的问题取向和多维分析框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41)张伟：《“双色蛋糕”——中间阶层的异质化特征》，《社会》2006年第2期。
(42)冯仕政：《单位分割与集体抗争》，《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
(43)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44)孙立平：《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浙江学刊》1993年第3期。
(45)李路路等：《中国的单位现象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第2期。
(46)李汉林：《中国单位现象与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5期。
(47)李汉林、渠敬东：《中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第8页。
(48)孙立平：《资源重新积聚背景下的底层社会形成》，《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