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王惠文与王彦庆:市场化背景下性别话语的转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4 09:33:01
【内容提要】 国家、市场与传统文化是构成性别话语的三个基本要素。从改革开放前30年到后30年，中国社会的性别话语发生了明显转型，由国家主导的话语模型转变为市场导向的话语模型。市场化一方面改变了国家话语的叙述方式和内容，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市场话语和传统话语的结盟。转型后的性别话语本质上是一种素质话语，它不再表现为一种由国家建构的、在实践中打了折扣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平等蓝图，而是表现为一种在现代性和个体自由的诉求中利用国家、市场和传统文化的各方力量平衡做出主体选择的精打细算的应对策略。
【关 键 词】性别话语/转型/市场化/建构
一、引言：关于中国性别问题的争议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所谓转型时期。这种转型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原先由国家主宰的话语和理念逐渐受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呈现出一种新的形态以及多样化的态势。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上，也渗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随着各种与性以及性文化相关的产业和经济的兴盛，大众传媒和消费时尚中性别文化的流行，劳动力市场上性别分工与隔离的日益普遍化，以及作为个体的普通男女在生活观念和行为选择上的变化，性别这个古老的问题正作为社会变迁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呈现出新的姿态。可以说，中国从某种程度上正处在一个性别话语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不仅可以用来合理解释女性生存境况的变化，同时也可以用来考察国家、市场和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相互之间的力量关系。因此有关市场化背景下性别话语转型的研究，为理解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运行机制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选择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然而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时期①性别话语的具体构成和变迁，以及市场化给作为社会主义传统之一的性别平等究竟带来怎样的冲击，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海内外学者当中都存在诸多争议。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1.关于改革前后不同时期中国性别话语的构成内容和方式
从性别话语的构成内容看，学者们基本上认同改革前的性别话语以“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为主导理念，以相应的劳动和妇女保护制度为支撑，带有以男人为标准和参照的男女等同的“去性别化”特点；②同时它又是依附于国家民族利益的一种辅助话语，是以一种“革命性”的话语模式出现的，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带有强烈的国家意志和政治化色彩。③对于改革后的性别话语内涵，学者们虽然都提到了市场化的作用和国家政治的弱化、性别差异和不平等的显性化等特点，④但是对这一时期主导话语的界定却各有侧重，有的强调以效率和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原则，⑤有的强调新消费时代的身体政治，⑥有的强调回归社会性别的自然化，⑦有的强调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素质和能力建构。⑧
从性别话语的构成方式上看，学者们对改革前的看法并无多大分歧，认为是由国家意志以政治化的形式自上而下推行的，同时辅以制度上的长期保障和宣传上的高调支持，共同塑造了一个男女平等的性别蓝图；⑨所以这种平等又往往因让位于国家利益和社会生产的需要而打了折扣，比如即使在鼓励女性高度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年代，女性劳力也是作为“蓄水池”而存在，⑩随着国家就业形势的好坏在家庭与社会之间徘徊。对改革后性别话语的构成方式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理解：一种认为由市场主导而国家退隐，实际上就是由市场上的利益集团来主宰，因而很难用单一的定义来表述，而是由一种声音变成多种声音；(11)另一种认为国家依然在性别话语的构成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只不过新的性别话语更多地吸收了现代性的需求，并且常常与市场和消费文化结成同盟。(12)
2.对改革前和改革后两个不同时期性别话语的评价
对于改革前的性别话语，正面的评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倡导和制度安排，使得男女平等变成一种普遍接受的政治时尚深入人心，妇女解放被纳入现代化进程，并成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其次，在实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旗帜下，妇女得以走出家门投入社会，各方面的生存条件和参与能力都得到了明显改善与提高；再次，这种革命性的性别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和男尊女卑的父权制文化观念。(13)负面的批评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种性别平等是以男性为标准、尺度的性别等同，它抹杀了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的差异，并且默认了男性的优越感；(14)其次，妇女大规模参加劳动就业并没有改变传统的性别角色安排，反而承受着双重负担，男女平等在实践中并没有贯彻到底，妇女解放永远服务于国家利益的需要，成为“未完成的”和“被延迟了的”革命；(15)再次，由于男女平等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的，这种由国家“恩赐”的平等必然使女性产生一种依赖心理，未能树立起一种性别主体意识，因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16)
对于改革后的性别话语，正面的评价并不多，主要有：首先，承认性别差异的存在，是对革命时期无性别政治话语的反抗，也为女性经验和主体意识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17)其次，强调效率、理性的市场原则和个体主义的现代性话语，使女性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多样化的个人选择空间。而负面的批评则要多得多。首先，对两性之间所谓自然差异的过分强调，有本质主义之嫌，带动了传统性别文化的复苏和身体政治的盛行，在消费主义的环境下给女性的商品化找到了借口；(18)其次，市场化的作用和国家的退隐，使得女性遭遇公开的歧视并被边缘化，“妇女回家论”一再泛起，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重新获得推崇，而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同盟的角色；(19)再次，现代性话语的效率原则与个体主义叙述在传媒中不断呈现，实际上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20)国家倡导的“素质”话语强化了妇女的弱势地位，回避了制度性和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问题。(21)
以上争议显示，性别问题在中国从来不是简单的个体差异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男女平等或者妇女解放问题，而是始终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纠缠在一起，性别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国革命话语以及现代性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分析市场化背景下性别话语的构成与变迁，探讨国家、市场与传统文化在这种变迁过程中的取舍与导向，也是认识中国转型社会以及现代性问题的关键，因为“社会性别在关于现代性包含什么的幻想中参与了权力关系的构建，而不仅仅是一个应当被考虑到或加入到现代性话语中的元素”。(22)本文主要依据笔者近年来对有关中国性别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心得，(23)试图勾画出市场化时代性别话语的基本形态和转型特征。
二、性别话语的构成要素
本文在福柯的意义上使用“话语”一词，即指用来建构知识领域和社会实践领域的不同方式，它是在历史和社会中形成的，内含着一种权力关系，规定了某种社会秩序，并以不同方式塑造了人们的社会身份和主体位置。“正是话语的这些社会作用才是话语分析关注的焦点”。(24)批判性的话语分析“旨在检验语言是如何影响社会再生产和社会变化的”，认识“现存的话语惯例是如何成为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之结果的”，同时“揭示出使这些惯例自然化的社会、历史机制”。(25)因此对性别话语的批判性分析实际上就是考察社会性别如何在社会和历史中被建构出来，使之成为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并规定了社会中两性之间的等级秩序和权力关系。
在性别话语的构成要素中，国家、市场与传统文化是三种不可忽视的基本力量，它们时而对抗、时而分立、时而联手，在不同时期充当了社会性别建构中的不同角色。其中传统文化是构成性别话语的基础要素，它历史最为悠久，作用的范围最为广泛，并且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的不同时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它同时也是最模糊、最有争议的一个要素，因为不同的利益主体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却可以宣扬着截然不同的内涵。正是这种可塑性使它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官方都获得了一种长盛不衰的特殊地位：你无法绕过它，无论是弘扬还是贬抑。国家在这三种要素中毫无疑问处在主导性的官方地位，尤其是在改革前，它充当了性别话语塑造者的全能角色，并排除了其他话语存在的可能性。但在改革后，它却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来自市场的挑战，不得不按照现代性的需求重新对自己的叙述方式和定位做出调整。市场是这三个要素中的后起之秀，是在改革后才逐渐成长起来的一个新要素，但它的高调出场和兴旺势头已经对前两个要素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成为市场化时代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自觉追随并主动内化的一个主宰性要素。虽然中国不同时期的性别话语并非简单地仅由某一个要素构成，但为了更加清晰地分析背后的这种复杂机制，本文将由三种不同要素所主宰的性别话语分别简称为传统话语、国家话语和市场话语三种不同类型，并逐一加以拆解分析。
1.传统话语
传统话语的核心就是父权制，它从文化观念、制度安排、身份认同各个层面维护男性的中心地位和对女性的支配关系。其基本前提是强调两性生理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性别角色分工上的合理性。比如在家庭中，它主张“男主外女主内”、“夫唱妇随”的关系模式，在社会分工上主张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公私划分模式，在两性关系上主张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等级模式。与此相应，长期以来形成了一整套与性别相关的社会惯例和制度习俗，比如男人肩负着成家立业的重担，他通常是家庭中的顶梁柱、挣钱养家者，并承担着家族血脉传承的责任，拥有家庭财产和资源的分配继承权与对老人的赡养义务；而女人在家庭中的责任是“相夫教子”、照顾好全家老小，不需要到社会上抛头露面，因此婚后随男方居住、做个贤妻良母就是对女性的基本要求，她们在娘家没有分享财产资源的权利和赡养老人的义务。
这套性别话语不仅规定了传统家族社会的社会秩序、权力关系的运行机制，而且规定了男人和女人的主体位置和身份认同，也就是规定了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内涵差别在哪里等知识。这些知识的建构以一种传统的两分法为基础，就是将男人和女人分别对应于阳和阴、天和地、强和弱、硬和软、坚强与温柔、理性与情感、支配与顺从等等，因此就形成了好男人以成功和坚强为标志、好女人以温柔和贤淑为特征的评价体系。这一套传统话语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历练，即使经过了五四启蒙思想、共产党的妇女解放运动以及改革开放时代市场原则的洗刷，也依然岿然挺立着，只是在不同时代穿上了不同的时尚外衣。
在改革前，举国提倡男女平等，鼓励妇女走出家门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传统话语在官方主流话语中担当的主要是反面的角色，代表着“封建的”男尊女卑遗毒。而妇女想要翻身求解放，就要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劳动。但是实际上妇女是否真正外出就业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的实际需要。金一虹的研究表明，女性扮演的是“工业的辅助性劳动和重要蓄水池的角色”，就是说在社会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女性就成了“伟大的人力资源”，要鼓励她们参加社会劳动，树立劳动光荣的理念；而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妇女往往成为最早的裁员对象，被动员要求“安心从事家务劳动”。(26)传统话语中的性别角色规范在改革前并没有遭到实质性的否定，而是改头换面地成为“妇女的传统美德”或者“妇女的特殊需求”。另一方面，当时国家虽然倡导或者一直致力于实现男女同工同酬，但至少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同样参加农业劳动的男人和女人之间是享受着不一样的工分待遇的。(27)
不同的是，改革后传统话语在主流话语中担当的角色虽然相对复杂，但却转变为一种更加正面的叙述，至少传统话语的复苏与活跃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人们赞赏和认可的东西。五四时期流行的“女性”概念在改革后重新复苏，塔尼·白露认为这是对改革前“妇女”概念政治化的一种抵制，也是对以前被抹杀了的所谓“自然的”性别差异的强调。(28)1980年代风靡全国的所谓“寻找男子汉”和“回归女人”的时尚风，可视为对传统话语的典型回归。这种回归是对男女等同无性文化的一种修正，因此“女性意识”一词在那个时代的媒体的讨论和著述中频频出现。王政指出，这样一种以“男女有别”替代“男女都一样”的话语实践之所以能一呼百应，就是因为它是对改革前官方主流话语的一种挑战，目的是“批判和摆脱国家对个人的绝对控制，以及开拓属于女性的空间”。但是王政批评说，这种“将女性自然化”的建构策略由于简单地着眼于回归女性的自然本质，而很少考察传统话语中蕴含的男性中心主义，因而它实际上并没有对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构成挑战。“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意识’的出现不仅没遭遇阻力，反而得到迅速广泛的呼应，包括广大男性的推波助澜。也正由于‘女性意识’只具有解构‘男女都一样’的国家话语的力量，而对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毫无触动，所以市场经济可以毫不迟疑地接纳、吸收、利用‘女性意识’。”(29)可以说传统话语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成为不同个体选择时的一个可用资源。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女性在对待传统话语的问题上时常表现出矛盾的态度。
2.国家话语
改革前在性别问题上的国家话语，可借用“国家女权主义”(state feminism)的概念来说明。(30)体现在制度层面上，就是在解放初期的50年代政府即推行了婚姻自由、男女同工同酬、妇女选举与参政等一系列主张男女平等的政策和法规，在宪法的意义上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31)这些政策法规包括婚姻法、土地法、选举法、劳动保护条例、劳动就业制度和退休政策等。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就是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和营造一种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理念和气氛，其中包括领袖人物的多处著名讲话，例如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国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等等；也包括当时的报刊、其他媒体、文艺作品中妇女与男性并肩而立参加革命、建设的各种形象塑造和宣传。
1949年，国家专门成立了“妇联”这个作为党和政府与妇女群众之间的纽带和桥梁的特殊机构，宗旨就“在于团结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妇女大众，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摧毁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统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并努力争取废除对妇女的一切封建传统习俗，保护妇女权益及儿童福利，积极组织妇女参加各种建设事业，以实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32)从当时制定的这个章程来看，至少包含着以下几条：(1)妇女解放是包含在并服从于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的大业的；(2)废除封建传统习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前提。因此改革前关于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知识建构，有着非常特殊的政治含义。
左际平在考察中国1950年代妇女解放的知识建构时发现，这种解放“是为民族、阶级解放和社会主义实践服务的，因此带有强烈的工具性色彩”，但她认为“这并不是说工具性的解放就不含有个体解放的性质”，只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工具性和多重性却注定了妇女在奋斗过程中权利和义务兼容，以及对实现彻底的个体解放的局限性。”因此与上面提到的对改革前的国家话语持批判态度的“恩赐说”和“无性别说”不同，她认为这种“自上而下、多层次、工具性的妇女解放”决定了中国的两性平等不同于西方的“建立在个体解放基础之上的两性权利、机会的平等”，而是更多地意味着“个人对民族、阶级解放和对国家所履行的义务平等”。(33)这种两性义务平等在城市中又以单位制的形式巩固下来，城市女职工从单位制中获得了一种认同感和“主人翁心态”，同时也抑制了她们个人和家庭自由化发展的空间。因为“义务平等的实行，改变了工作的传统价值，赋予就业政治意义。参加工作即参加革命，工作的好坏成为衡量个人对国家是否忠诚的重要标志之一，夫妻也由‘男主外、女主内’的搭档变为共建大业的‘革命同志’。对妇女来说，就业不仅意味着从小家庭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更重要的是‘不在家里吃闲饭’、‘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因此左际平认为，“在解放和义务兼容的时代里，妇女解放模式并非模仿男性标准，而是男女都用‘国家人’(state person)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无论男人女人都远远没有获得完全的个体意义上的解放”。(34)
因此，如果将改革前的国家性别话语称为“国家女权主义”，那么其实质就在于这是基于国家意愿和需求的女权主义，可以说这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妇女解放和两性平等往往局限于所谓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离个体意义上的真正平等和解放的目标还相距甚远。即使在国家全能的时代，传统话语仍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尤其是在家庭这种国家话语相对忽略的领域，两性关系的平等在实践中受到很大的限制。同时由于改革前的国家话语集中提倡的是男女两性对于国家和社会该尽的义务与贡献上的平等，这等于女性承担了相当一部分本来属于男性的社会功能，而在家庭中按照传统话语她们所应承担的角色和义务却丝毫没有减轻，这就给那个时代的妇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双重负累。
一位资深的妇女史专家Wsm在谈到建国以后与妇女相关的劳动政策时指出，实际上“在政策和实践两方面存在很大的矛盾”。一方面国家做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动员妇女出来就业；另一方面当时工业化程度很低，提供不了那么多工作岗位，所以实际上城市家庭主妇在当时也是很庞大的一个群体，政府只好说“家务劳动也是社会劳动，很光荣”。因此在那个时代妇女就业还是很不稳定的，取决于国家的形势和政策，有人甚至说那不叫“妇女运动”，那叫“运动妇女”。(35)然而如左际平所言，那个时代的妇女“在‘解放’、‘平等’的建构过程中绝不是被操纵的被动群体，而是开拓那个义务平等时代的主力军。她们的投入既反映了共产党对妇女解放和献身的渴求，也体现了她们对自身主体身份的建构、认同的主观能动性”。(36)这种主体认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共产党在有关妇女就业的知识建构过程中采取的“最重要的技术性策略”，就是将就业与否和革命与否、进步与否联系起来，与“新中国妇女”是否想要“翻身解放”联系起来。(37)由于被贴上了这样一个标签，妇女就业就具有了某种特殊的政治含义，也具有了进入主流话语的一种主人翁姿态和自我解放的感觉。这种姿态和感觉使得妇女就业在中国作为一种独特的传统保留下来，即使在改革后国家话语发生动摇时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在性别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和总体理念并未发生改变，但是有关国家话语的叙述却有了一些新的内容和形式。男女平等被上升为一项基本国策，妇女的半边天地位在官方话语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在1988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妇女运动的总任务被描述为“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各族各界妇女团结起来，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全面提高素质，积极投身改革和建设，为夺取改革攻坚阶段的胜利，促进妇女的进一步解放而奋斗。”(38)1992年国家还颁布了《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逐步完善对妇女的社会保障制度。禁止歧视、虐待、残害妇女。”(39)1995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明确提出了“到本世纪末，我国妇女发展的总目标是：妇女的整体素质有明显提高，在全面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过程中，使法律赋予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利进一步得到落实。”(40)
可以看出，这些文本中妇女的解放是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与改革前的国家话语不同的是，在这些叙述中第一次将保障妇女的平等权利与妇女自身的发展联系起来，加入了提高妇女素质、倡导“四自”精神(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和维护妇女权益的新提法。这些提法上的转变，一方面与国家对于现代化的新认识联系在一起，其逻辑就是强调现代化需要全民素质的提高。这种新的叙述实际上包含了普通人(包括妇女)与国家的关系上的两种根本性转变：一是从过去强调个人无原则服从国家需要的集体主义取向，转变为现在强调国家的现代性须以个体能力的提高和发展为前提的个体主义取向；二是个体由过去被动的国家保护对象转变为现在更加自主的市场选择主体，对于个体身份的衡量标准也由过去简单化的阶级出身标签转变为现在的后天能力比较。因此素质话语虽然具有西方学者所批评的“将焦点放在克服个体的弱点而不是根本的结构性不平等上”的缺点，(41)但是由于素质本身与后天的学习和能力相联系，是动态的、可以改变的，因而它至少打破了改革前那种以出身论英雄的身份话语，从而赋予个体明确的奋斗方向与更大的选择余地和空间，这一点对于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掌控一切的封闭社会的中国人来说，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新的国家话语中之所以突出强调了妇女权益的维护和保障，就是因为从80年代开始逐渐凸现了一些妇女权益受损的问题。随着城市改革的推进和就业压力的增大，越来越多的人遭遇下岗、失业，而妇女往往首当其冲，她们越来越多地被逐出正规就业市场，成为劳动力市场的边缘人。在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劳动分工也呈现出一种“性别分工成极化”的现象，(42)两性之间的职业分隔日益严重，男性在利益调整过程中处在等级制的优势地位，而妇女劳动在整个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被逐渐边缘化，导致“贫困的女性化”。还有女童的辍学、色情行业的重新抬头、拐卖妇女现象的出现、“包二奶”在一些权势群体中的流行等等，无论在就业、教育还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妇女受歧视、受侵害的现象，男女两性之间的分化呈现日益严重的趋势。(43)因此维权成为改革后国家动员妇女走入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妇联甚至将“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维权”定为自己的工作方针。
然而从制度和法规的层面上看，这种强调“赋权”意识的平等理念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Wsm在谈到性别平等的现状时指出，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在性别政策方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她用“惊心动魄”一词来描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各个不同阶段妇联与国家有关决策部门在“妇女回家”、“阶段性就业”问题上的正面交锋。其中最惊险的一次是2001年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将“建立阶段性就业制度，发展弹性就业形式”写入了十五纲要草案的建议稿，很快就要登报。妇联对此做出了坚决的抵制，指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妇女阶段性就业写进政策法规条例，出台这样的政策将在国际上塑造非常坏的榜样；同时这个政策的结果是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妇女回家，导致这么多年以来的性别平等努力都白费了，是一个大倒退。解决就业问题决不能以牺牲妇女的劳动权利为代价。(44)国家在市场经济语境下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时对妇女就业态度的左右摇摆，表明它受到了市场话语的极大影响和冲击。
3.市场话语
市场话语是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语境下出现的，其核心就是基于个体主义原则的素质和能力说，即假设市场可以给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素质高、有能力的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获得更好的机会和发展。这种话语承认两性之间差异与特性的存在，并认为正是这些差异和特性决定了男人和女人拥有不同的资源和能力，从而在社会上面临不同的遭遇和境况。改革后国家倡导的素质话语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市场话语，素质不同于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优质与否，它是可以通过后天教育和努力获得的，所以按照这种话语模式，妇女的发展不是一个改变她们生理特征的问题，而是一个改造她们适应主流社会的竞争问题。在这一点上，市场话语与新的国家话语是完全一致的，就是都没有将社会结构和制度上的不平等作为它们考虑的因素，而只将焦点放在女性个体的现代性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上。而有关现代性所需要的合格素质的界定与评判，则完全由男权文化主导的市场需求来决定，因而改革前的国家平等话语在不知不觉之间失去了存在的依托。
在媒体、学者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关于“妇女回家”的一波又一波的争论中，支持方的理由无非出于两点：一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妇女回家可以缓解就业压力，保证公平的社会竞争秩序，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率；二是从家庭的角度看，妇女回家就是保持两性的自然分工，它在经济上是最高效的，同时还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与教育。反对方的理由则通常出于以下几点：一是从现实的结果看，让妇女回家或阶段性就业，就等于剥夺了妇女的劳动和就业权利，会导致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地位的下降与边缘化；二是从社会的角度看，这种手段最终并不能真正解决就业压力问题。可以看出，前者将妇女与低素质、低效率天然联系在一起，并且以家庭和社会的利益替代女性个体的利益，完全忽略了女性作为主体的需求；而后者的批判虽然将女性的个体利益与家庭、社会的利益区分开来，看到了女性的主体需求，但并没有对妇女与低素质、低效率之间的画等号提出异议。而这正是市场话语的男性中心主义核心所在。
与市场话语相关的另一个含义，就是消费文化中的性别取向。市场原则以承认分工和差异为前提，传统的性别话语在此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与改革前相比，这一时期男女之间性别分工和差异的“自然化”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女性的身体、外貌和角色在消费文化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被视为能够在市场上获得效率和机会的一个不可替代的资源，这样就使得女性的商品化和身体化具有了某种合法性。在这一点上，市场话语又完全吸收了传统话语所推崇的性别角色规范，并将传统女性的角色定位推向极端，只是用现代的时尚话语包装起来。由此女性的素质话语被分割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基于个体主义原则的现代竞争能力，另一个是基于两性关系中女性特殊角色定位的身体消费符号。其中第一个方面与现代性的追求相联系，获得了国家话语的强力动员和支持；第二个方面借着传统性别话语的助力，也很快在全球化的消费时尚中获得公众包括女性自身的认可。概括起来说，有了素质话语的第一方面，才有所谓“干得好”；有了第二方面，才有所谓“嫁得好”。
事实上，改革后女性境况的一个最具争议性的话题，就是“干得好”与“嫁得好”之间的关系问题。2000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组织实施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结果表明，那种改头换面的传统性别观念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对社会成员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对“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有53.9％的男性和50.4％的女性表示赞同。而对近年来社会上流行的“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有34.1％的人表示赞同，其中女性支持该观点的比例甚至高于男性7.1个百分点，达37.3％。(45)市场话语的两个方面构成了女性个体选择的两条基本主线。而之所以会存在两条主线之间的对比，其实引出了改革后“干得好”与“嫁得好”关系含义的另一个角度——就是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的角度。首先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女性不具备与男性同等的“干得好”的机会，由于市场本身并没有提供真正公平的两性竞争平台，基于个体主义原则的能力竞争在女性这里受到更多的挫折，使得女性想要“干得好”会比男性遭遇更多的艰难；其次从文化规范的角度看，“干得好”的女性不一定能“嫁得好”，甚至常常必须付出嫁不出去的代价，而基于两性关系中女性特殊角色定位的身体消费在市场上备受推崇，这种消费符号往往将女性带回到以“嫁得好”为目标取向的传统话语中。因此“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成为改革后的女性——包括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中的一个流行语，同时在媒体和网络上也成为一个热门的争论话题。(46)
表面上看，素质话语的两个方面为女性的生存提供了更广阔的机会和空间。然而两种素质话语在市场上并非是同等有效的。对女性身体、外貌和角色的过分追捧很大程度上将女性引为被动的消费对象。这种夸大两性间的自然差异，使女性身体走向商品化、客体化的消费时尚，将素质话语简化成了身体的市场价位，在这一点上，传统文化与市场之间结成了统一联盟，共同营造了一个性别主义(sexist)的商业话语世界。此外与女性身体相关的美丽产业、性产业的蓬勃兴起，以及越来越多“全职太太”和“二奶”的出现，至少表明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两种素质话语的获得对女性来说机会是不均等的，通过女性的身体和角色资源显然比通过她作为个体的能力资源更容易使女性踏入市场并获得高价位。因此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具有很高的个体能力素质、以“干得好”著称的“女强人”反而往往是一个负面的、贬义的称呼。
事实上，网络和校园中流行的最为经典的说法是把知识学历高、独立性强的女博士说成是男人、女人之外的“第三种人”，是“性价比太低”的“灭绝师太”，并且在婚姻市场上成为无人问津的“老大难”。近几年在网络和电视上众多关于女博士和“第三种人”的讨论中，主题往往集中在对女博士的“正名”上，有的是女博士现身说法，有的是讨论者义正词严，焦点就在于消除人们对于女博士不食人间烟火、不是女人的“误解”，证明她们并没有因为读了博士就丧失了女人的天性，她们也会做家务、也美丽温柔可爱、也期待爱情。而对这种所谓“误解”或者“成见”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性别话语，则少有人提出质疑。(47)这表明即使对于“女强人”、女博士这样的成功女性来说，她们作为女人的传统身份与品质也远比她们作为独立的成功者的身份更为重要、更为男性主导的社会所关注。也就是说，素质话语的第一方面永远无法替代素质话语的第二方面在女性评价市场上的特殊意义。在性别问题上，市场话语中的现代性与传统性结成了一种坚不可摧的怪胎。
三、从国家主导到市场导向：性别话语的转型特征
依照上文分析，从改革开放前30年到后30年，中国社会的性别话语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从国家主导的话语模型转变为市场导向的话语模型。但是这种转变并不能简单地归约于从国家话语向市场话语的变迁，因为传统话语在两个时代都充当了不可忽视的角色，而且国家话语本身在市场化时代也不是彻底消隐，只是在叙述的内容和方式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复杂性造就了两个时代截然不同的性别话语模型。
改革前的性别话语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溜溜球”模型，构成这个模型的要素是国家话语和传统话语，它们分别处于一个弹簧的两端，其中国家话语就是处在操纵地位的手，传统话语则是被吊在弹簧末段的溜溜球(见图1)。一方面，国家话语总体上对传统话语采取排斥的态度，通过拍打来决定传统话语的升降反应，即便反弹回来，也被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心，从而树立自己的权威，让传统话语按照自己的路径改头换面；另一方面，传统话语这个溜溜球又具有很坚韧的生命力，尤其是一旦碰到现实的地面，其反弹力非常高，甚至可以摆脱国家话语的控制高度而显示出自己的威力。因此在这个模型中，国家话语只通过一种弹性的力量操纵着传统话语，该收的时候收，该放的时候放，这种基于国家意愿的妇女解放和两性平等因此受到很大的局限。而传统话语在公共政治领域虽然受到了国家话语的打击，但却在现实生活中被预留了极大的生存空间。这两种话语力量之间并非只是直接正面的、硬性的交锋，很多时候彼此之间存在着软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最主要特征是作为主体的女性自身被淹没在两种力量的交锋与交融之中，往往顾此失彼，失去选择的自由。
图1 “溜溜球”模型
图2 三圆交叠模型
改革后的性别话语除了国家话语和传统话语之外，新加入了市场话语这个主宰性的要素，其结构更复杂，可归纳为“三圆交叠模型”，其中每一个圆代表一种话语要素，彼此相交、环环相扣，构成一种动态的牵制与合作(见图2)。市场话语作为核心动力，引领着整个模型的行进方向，国家话语与传统话语则成为它有力的左膀右臂。一方面国家倡导的素质话语、“四自精神”恰好呼应了市场话语对个体能力素质的强调；另一方面传统话语中所宣扬的性别文化规范又恰恰与市场话语对女性身体和角色资源的强调相一致。从国家话语的立场看，虽然打出了“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维权”的口号，但当女性发展受挫时，它提出了与市场话语同出一辙的素质能力说加以解释或开脱；当女性维权出现困难时，它又常常搬出传统话语所推崇的“男外女内”之类的规范将问题消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后的国家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并服从于市场话语。这一时代的传统话语也以市场话语的合作者出现，被包装成更正面的角色，成为新消费时尚的一部分。因此改革后的性别话语带有很强的“去政治化”特点，总体上从原来的“泛政治化”色彩转变为现在的“泛市场化”倾向。处在这个时代的女性面临着众多的选择机会和自由，但也同时使其迷失了选择的方向，在平等与发展、独立与安乐的困惑中陷入两难。
市场化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不同阶层权力和地位的重新洗牌以及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在这个过程中首先遭到了被市场边缘化的命运，大批工作女性遭遇下岗、失业，女大学生面临找工作难。许多女性转而从事与身体、外貌相关的职业，媒体中充斥着大量以女性为消费对象的广告和活动。市场话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一方面强调以个体素质为基础的现代能力竞争；另一方面又强调女性的自然化、身体化的重要性，强调并夸大传统的两性生理与角色差异，并以之作为市场竞争中个体素质的另一个方面的要素。因此市场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成为这一时代性别话语的一大特征。“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重新流行，甚至有知名的大学教授和学者也在公开鼓吹“回归家庭、学习生活”，认为“曾经推行的所谓的男女平等破坏了中国家庭的角色分工，给中国家庭造成很多混乱”，因为它“误导了双方的心理”，影响了家庭的效率，破坏了社会既定的秩序。“男女平等对女性应该是这样一个原则：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一个女性，她的才能比别人更适合做总理，那她就应该做，社会上不应该有歧视，说她是一个女性所以她做不了。不应该有一种意识形态来阻止她攀升到任何一个高度。但同时我主张下不保底。如果在一个市场的竞争当中，你没有找到一份工作，社会不是像我们改革开放之前那样，一定要给你提供一份工作。社会给你的是权利，不是给你一份工作。”(48)
这里我们看到了典型的市场话语的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市场原则的迷信所导致的对素质话语的无条件坚持，即相信在市场环境下，只要具备一定的能力和素质，无论男女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工作和机会。这与新的国家话语的叙述方式如出一辙。然而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假设，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给两性带来的不同机遇，因此仅凭着“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原则是无法实现平等的。其二是对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坚持，假设“男外女内”无论对社会还是家庭都是最有效率的，按照这个逻辑，女性应该重新回归家庭，承担起相夫教子的光荣任务。而这种叙述无论从国家政策的角度还是从社会时尚的角度来看都还很有市场。
但是，这种市场导向的性别话语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对传统话语的回归。(49)事实上，转型后的性别话语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从这里既可以看到对国家话语所强调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坚持，又可以看到对市场话语所强调的个体素质能力和独立精神的推崇，同时还渗透着对传统话语所要求的男女两性角色和文化规范的主动或被动遵守。而在这个多样化的选择过程中，市场化带给女性的最大影响，就是从改革前那种被动地跟随国家主导的男女平等话语，转变成改革后那种主动地利用市场主导的三种话语之间的牵制与合作，来最大限度地寻找自己可得的资源，应对这个风险时代作为女性可能遭遇的各种不利境况。(50)因此性别话语在当今中国不再表现为一种由国家建构的、在实践中打了折扣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平等神话，(51)而是表现为一种在现代性和个体自由的诉求中利用国家、市场和传统文化的各方力量平衡做出主体选择的精打细算的应对策略。
四、初步结论和讨论
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前30年和后30年国家有关政策文本与媒体性别讨论的考察，依据不同处境下的女性口述访谈资料与相关性别问题的思考和分析，探讨了市场化背景下性别话语的基本形态和转型特征，可以得出的几点初步结论是：
1.从改革前30年到后30年，中国社会的性别话语构成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不是简单地从一种国家话语转变为一种市场话语，而是由一种国家主导的“泛政治化”性别话语转变为一种市场导向的“泛市场化”性别话语。
2.改革前的性别话语可以归纳为一种“溜溜球”模型，构成这个模型的要素是国家话语和传统话语，它们分处弹簧的两端，通过排斥与反弹确立国家话语的权威控制地位，并决定传统话语的预留空间。这种基于国家意愿的男女平等虽有极强的号召力和实践效果，但局限于两性的义务平等而忽视了妇女的主体需求，使得女性虽有半边天的名号，却在现实的双重负累中失去选择的自由。
3.改革后的性别话语可以归纳为一种“三圆交叠模型”，其构成要素除了国家话语和传统话语之外，还有处在核心地位的市场话语。三者之间彼此相交、环环相扣，构成一种动态的牵制与合作。其中市场话语主宰整个社会的性别话语导向，国家话语很大程度上依赖和服从于市场话语，市场话语又从传统话语那里寻找支持。面对三种话语交叠的复杂状态，女性有了众多的选择机会和自由，但也常常在相互矛盾的性别话语中迷失了方向。
4.市场化时代的性别话语本质上是一种素质话语，它可以分割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基于个体主义原则的现代竞争能力，另一个是基于两性关系中女性特殊角色定位的身体消费符号。其中第一个方面获得了国家素质话语的强力动员和支持，第二个方面获得了传统性别话语的助力而成为消费时尚的一部分。概括起来说，市场话语的核心就是女性“干得好”与“嫁得好”之间的选择关系。
5.市场化一方面改变了国家话语的叙述内容和方式，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市场话语与传统话语的结盟。这种市场原则与性别主义兼顾的话语，是这一时代性别话语的主要特征。它不再表现为一种由国家建构的、在实践中打了折扣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平等神话，而是表现为一种在现代性和个体自由的诉求中利用国家、市场和传统文化的各方力量平衡做出主体选择的精打细算的应对策略。
有关性别话语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还有很多未竟的话题和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地方。比如性别话语在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中充当了怎样的角色？它的转型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究竟带来怎样的影响？不同阶层、代际和权力状态的女性和男性从这种转变中收获了什么、丢失了什么？面对这种转变他们采取了什么应对策略、让自己摆脱生存的风险和认同的危机？平等与发展在新的性别话语模型中是否有共存的可能？等等。期待本文的提问和阐述能引发同行学者们更多的睿智和讨论。
注释：
①海外学者通常将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称为“毛泽东时代”或简称“毛时代”，将改革开放后至今的30年称为“后毛泽东时代”或简称“后毛时代”。国内学界或将这两个时期称为“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或称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本文沿用国内惯例，为论述方便，以下文中简称两个时期为“改革前”和“改革后”。
②参见Elisabeth Croll, Changing Identities of Chinese Women: Rhetoric, Experience and Self-percep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5；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③参见李小江：《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邱仁宗等编：《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思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④参见林春：《国家与市场对妇女的双重作用》，邱仁宗等编：《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思想》；王政：《“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1期；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黄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Elisabeth Croll, Changing Identities of Chinese Women：Rhetoric，Experience and Self-percep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⑤参见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林春：《国家与市场对妇女的双重作用》，邱仁宗等编：《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思想》。
⑥参见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Elisabeth Croll, Changing Identities of Chinese Women: Rhetoric, Experience and Self-percep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⑦参见Tani E. Barlow, "Theorizing Woman: Funü Guojia, Jiating(Chinese Woman, Chinese State, Chinese Family)," in Angela Zito & Tani E. Barlow, eds., Body, Subject and Power in
⑧参见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吴小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⑨参见李小江：《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邱仁宗等编：《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思想》。
⑩参见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
(11)参见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
(12)参见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
(13)参见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
(14)参见Elisabeth Croll, Changing Identities of Chinese Women: Rhetoric, Experience and Self-percep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15)参见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16)参见李小江：《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邱仁宗等编：《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思想》；王政：《“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1期。
(17)参见Elisabeth Croll, Changing Identities of Chinese Women: Rhetoric, Experience and Self-percep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18)参见王政：《“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1期；Elisabeth Croll, Changing Identities of Chinese Women: Rhetoric, Experience and Self-percep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19)参见林春：《国家与市场对妇女的双重作用》，邱仁宗等编：《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思想》。
(20)参见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
(21)参见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
(22)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第4页。
(23)文中提到的大部分访谈资料来自笔者在2006-2007年完成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从国家到市场：全球化时代性别话语的转变对工作女性的影响”。
(24)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3页。
(25)玛丽·塔尔博特：《语言与社会性别导论》，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
(26)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27)事实上，在我访谈的一些生长于改革前农村的中年女性的口述故事中，无论谈及家庭中的劳动分工，还是个人的婚姻、生育，最常出现的反面意义上的评价就是“封建”一词，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的官方主流话语对民众的影响，也可以看出主流话语所宣称的东西在现实中是打了折扣的。
(28)Tani E. Barlow, "Theorizing Woman: Funü, Guojia, Jiating(Chinese Woman,
(29)王政：《“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1期。有趣的是，改革后传统话语的这种复归即使在极具独立精神的现代职业女性群体中也有所体现。在我访谈的一位女性高级白领主管的口述中，口口声声提到要将女儿朝着“更像一个女人、女人味更足”的方向去培养，承认自己潜意识里也有那种传统的想法(Xym访谈记录，
(30)“国家女权主义”是西方女权主义者常用的一个概念，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情况。王政指出，国家女权主义这个词的含义一向存在争议。早期是指被官僚机构雇用为一定权力位置的女权主义者或者推动性别平等政策制定的女性政治家，后来又被概念化为对各种各样政治经济体系的国家机构中女性主义的制度化的学术考察。它在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别政策的讨论时，通常描绘了一个悖论性的图景，就是国家父权与妇女解放的同时并存。王政认为已有研究对社会主义的国家父权有深刻的剖析，但是没有很好地考察那些有利于妇女的政策法规是如何在父权制的结构下被通过的，没有发掘出女性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参见Wang Zheng, "'State Feminism'? Gender and
(31)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六条，1949年，http://baike.baidu.com/view/428031.htm，
(32)《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章程》，
(33)(34)左际平：《20世纪50年代的妇女解放和男女义务平等：中国城市夫妻的经历与感受》，《社会》2005年第1期。
(35)Wsm访谈记录，
(36)左际平：《20世纪50年代的妇女解放和男女义务平等：中国城市夫妻的经历与感受》，《社会》2005年第1期。这意味着改革前平等话语的建构实际上兼具了工具性和主体性的双重特点，这一点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例如郭于华关于陕北农村合作化的女性记忆的研究发现，“集体化对女性而言，最大的转变是她们从户内走向户外、从家庭私领域进入村社集体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其实是从一种被支配状态进入另一种被支配状态，是从家庭与宗族的附属品成为集体与国家的工具的过程。但是这种转变却具有一种‘妇女解放’的幻象(vision)”(参见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因此可以这么说，有关改革前国家话语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人们记忆中更强调女性依旧被支配的一面还是具有解放幻象的一面。
(37)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第77页。
(38)《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为夺取改革攻坚阶段的胜利建功立业——在中国妇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39)《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40)《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
(41)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第67页。
(42)金一虹对苏南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发现，性别分工实际上是随着经济形势而不断调整与变化的，但不管如何调整，其潜规则就是男性“始终保持优先权和主动权”。劳动分工的性别划分表现出很大的弹性，当新的产业和职业出现时，两性劳动力就会重新配置，原有的性别边界变得模糊。随着利益分化的加深，性别边界再次明晰，新的划分格局重新出现。这是一个“性别分工成极化”的过程，就是在社会结构的变迁当中，男性始终处于劳动分工中的优势地位。参见金一虹：《父权的式微——江南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9—110页。
(43)参见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妇女研究论丛》2001年第5期。
(44)Wsm访谈记录，
(45)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妇女研究论丛》2001年第5期。
(46)“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观念的流行和争论，其实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就是将两种素质话语对立或者分离开来，视其为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然而在我的访谈对象中，许多4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却表现出对两种素质话语的同时接受和熟练运用。在她们看来，干得好与嫁得好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实现自己的主体选择。一个优秀的女人就应该是“善于运用自己的优势去实现她自己的想法”，而所谓优秀的女人就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然后还要有工作能力的，无论在工作场合还是在家里都能完成你的社会角色”。(Clh访谈记录，
(47)“女博士现象五人谈”是迄今我所见到的少数几个从社会性别结构角度对女博士现象进行分析和解读的例子：“女人的知识层次越高，她们对信息的接收贮备能力越强，自己的独立价值体系就越不可摧，同时她的选择就越多。面对这样一个越来越强大的群体，男人采取封杀的态度来确保自己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心位置，把女博士列为第三性……当今社会要求女人有较高的素质，有一定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但前提是女人不能走得太远，不能威胁到男人的权威地位，只能在男人能容忍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如果说以前套在女人头上的枷锁是钢的，那么现在被换成弹性的了。”参见金一虹：《女博士现象五人谈》，
(48)郑也夫：《回归家庭，学习生活——
(49)在访谈中，当问到对“男主外女主内”的看法时，大多数女性被访者持赞成态度。但当问到“如果条件允许是否愿意回家当全职太太”的问题时，却少有女性赞同。一位在城里打工的女孩结婚生完孩子18个月后，实在不堪忍受家里的压抑，不顾婆婆和丈夫的反对重新出来找工作。她感慨地说：“我飞出来的时候，我一旦离开那个笼子的时候，我发觉我再也不能适应回到那个笼子里去。我觉得我应该适应现代女性的一种生活。”她将现代女性的生活描绘成“金钱自由，心灵自由”，就是在经济上独立、在精神上有自己的空间(Zyf访谈记录，
(50)访谈中最深刻的体会是，不同阶层和年龄的女性普遍存在着一种危机意识，怕有朝一日工作不保、或者混不下去、或者家庭出现什么变故，而她们采纳的应对策略，也因对不同性别话语的熟悉和把握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年轻女性更能自如地适应市场话语的套路，而年长的女性则更加依赖于国家话语，因此她们对待传统话语的态度上往往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分歧和一致，在性别认同上常常表现出左右摇摆的姿态。
(51)访谈中最出人意料的感受是，许多生长于改革后的年轻女性根本不关心平等与否，但对个体生活的自主性选择保持着清醒的意识。她们通常不会让性别成为改变境遇的绊脚石，而是努力让它成为走进市场的可利用资源。而生长于改革前的女性对平等更加敏感，常常抱怨自己的性别身份在现今已经成为实现独立意识的障碍。这表明市场话语在不同代人身上进入的程度有所差异、造成的影响也有所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