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慧文高等教育:转型期家庭压力特征和社会网络资源的运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4 06:04:21
【内容提要】 境外关于资源对家庭压力作用的研究偏向微观层面的剖析，对影响家庭因应资源的社会宏观层面因素较少涉及。本研究借鉴西方家庭压力模型，尤其是布思的脉动理论，从本土经验出发，把家庭压力置于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关注外在脉动的社会支持对家庭因应压力的作用。研究采用质化和量化分析结合的方式，探析城乡家庭如何运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涉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因应压力的过程和策略。研究发现，多数家庭主要是通过亲缘网络的支持以不同程度地缓解压力，正式的社会支持给予家庭尤其是弱势家庭以社会救济和多方面的援手，有效地缓解了不少压力或危机。但总体而言，社会支持不足是造成家庭易损性的最主要因素，制度资源的匮乏和缺失，使得目前的社会公共服务只能满足部分家庭的初级物质需求，对解决或减轻压力的作用有限。
【关 键 词】家庭压力/社会支持/网络资源/压力因应
一、研究主题与文献回顾
自“家庭压力理论之父”Hill于1949年对战争造成的家庭分离和重逢家庭压力的经典研究以来，家庭压力研究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兴趣，Hill提出的ABC-X模型（A代表压力的事件／情境，B代表资源，C代表认知，X代表压力或危机的程度）[1]也成为系统理论分析家庭压力与因应的重要研究基础。该模型强调家庭危机是压力源、资源和认知的函数。由于早期研究把家庭压力视作一种静态的结构化概念，后续研究对此提出了批评。如McCubbin(1982)认为，静态化的家庭压力结构并不适合分析家庭系统，因为在应对压力的过程中，家庭内部诸要素会发生变化，因而，时间维度不可忽略，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双重ABC-X延伸模型就强调了家庭的动态发展，重视对压力累积效应和资源重生的分析。[2]
不过，McCubbin还是延续了Hill从家庭内部寻找压力源和因应资源的传统。然而，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家庭系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战争危机、金融财政危机、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以及一些不期而至的社会公共危机都会扰乱家庭系统的稳定性，给家庭带来压力。Boss(1988)的研究把家庭压力放在了更为宏观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之中。她强调要把家庭压力和因应放在各种历史、社会因素以及家庭自身因素共同组合成的“脉动”(social context)中进行考虑。[3]但Boss的不足在于，她虽然指出了宏观环境的重要性，但始终把外在脉动因素视为不可控的，这个出发点使得她和以往的压力研究者一样，仍旧把重点放在微观层面，对宏观的社会层面能为家庭应对压力提供什么，并没有提出可建树的意见。
关于因应或管理压力，心理学注重家庭成员改变对压力事件的主观认知的认知因应策略，社会学则强调个人与家庭在管理压力时所拥有的资源。McCubbin等(1985)将资源定义为：(1)家庭成员；(2)家庭系统；(3)社区能用以对抗压力源事件的特质、性格或能力。教育程度、收入、能力、压力因应技巧、社会支持等被认为是家庭的重要资源。[4]不过，在Hill、McCubbin和Boss的研究中，主要探究的是家庭内在脉动所拥有的资源，对于外在脉动的社会支持对家庭因应压力的作用少有涉及。本研究认为，家庭是一个次级系统，深受超系统亦称作生态系统所涵盖的历史脉动、经济环境、家庭发展阶段和传承环境、文化规范和习俗等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改善外在的社会生态环境，给予家庭必要和有效的社会政策、人文关怀和服务支持，对家庭管理因应压力的意义更大。为此，本文将探讨以下问题：转型期城乡家庭（包括流动人口家庭）及其成员在应对压力时，社会支持网络给他们提供的资源有哪些？这些社会支持网络在社会转型期具有哪些特征？哪些因素会影响家庭涉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文主要利用质性研究法，通过对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以及具有不同压力源类型的78个家庭的深入访谈，辅之以问卷调查资料即质化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上海家庭的压力状况、社会支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定量研究资料来源于《家庭消费与生活方式》课题中的相关数据。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方法选取上海市6个区12个街道30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以概率原则选取家庭并至少完成30个样本，由调查员入户访问，共获得920个样本资料。根据本研究的需要，其中一些单身男女（包括单身合租非家庭）样本被剔除，所以，共有875个被访／家庭的相关资料符合我们的研究要求。调查成功的样本中，男性为44%，女性占56%；被访者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65岁，其中18-35岁占23%，36-45岁占24%，46-55岁达37%，55岁以上占16%；从教育程度来看，初中及以下的为33%，高中／中专占39%，大专及以上为29%；被访家庭以核心家庭居多，达63%，其余直系家庭占20%，夫妻家庭为10%，单亲家庭为4%，还有3%为其他家庭。
个案访谈主要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从中选择61户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不同收入水平但压力较大的家庭，由调查员根据拟定的提纲入户进行深访。由于问卷调查抽取的仅为上海户籍的家庭，因此在访谈时增补了来自安徽、江苏、浙江、四川、陕西等地的17户外来人口家庭。访谈内容包括家庭压力的种类、看法、社会支持和应对等。78户家庭中参与访谈的成员有157位，其中女性比男性更多些，占到了59%；上海户籍为82%，其余为来沪打工的外省市人员；他们中年龄最小的是12岁，最大为72岁；教育程度以初高中居多，达到了71%。
三、转型期家庭压力源的特征
1.生活风险增大使家庭压力和紧张具有普遍性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市场竞争和社会速变，使风险和失败普遍存在并成为常态，众多不确定因素、风险和变化，在激发现代人潜在的欲望和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常诱发其心理紧张、精神焦虑和家庭的内外压力。单位保障的全面削减、市场竞争和社会分化的加剧，使职业不稳定、经济不安全成为转型期家庭普遍、持续的焦虑源，或贯穿于各种压力之中，或潜隐于其他非经济压力的背后，影响着家庭压力的性质和程度。研究表明，目前上海大多数的家庭存在各种压力，对875户家庭的抽样调查统计显示，只有13%的家庭未感受到有任何压力；压力源指数在前五位的依次是子女教养／负担(38%)、经济拮据／负担(37%)、家人下岗／待业／失业(36%)、工作紧张／难度高(35%)和住房困难／还贷压力（34%，多选）。
在访谈过程中，一些被访者也首肯，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目前的家庭压力十分普遍。（个案52，妻子母亲生病，家庭照顾压力。）
妻子：（亲戚、朋友）讲都有压力的，……主要是下岗、经济拮据，老人力不从心、不能帮助他们，看毛病看不起，老人独处生活不便，寂寞孤独等。（他们）大部分人还是自己在承受，有的患忧郁症，精神恍惚，怀疑自己不知能活多久。
（个案55，夫妻二人下岗，经济压力。）
丈夫：（压力）比较普遍的，我们上山下乡回来的人，这种情况还是蛮多的，这些人文化不高，都还没有什么技术，是文革的牺牲品……主要是失业、下岗、经济拮据、看毛病看不起、子女买房子父母又帮不上忙，等等。
由于转型期的社会速变存在众多不确定因素，生活风险增大，而社会保障在转型过程中的不健全，以及缺乏相应的制度性支持和扶助资源，使家庭承受的聚焦于经济的各种压力凸现，缺乏安全感和紧张、焦虑成为普遍的心理负担，一些家庭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下降。
2.周期性常态压力和非预期事件连接增加减压难度
周期性的常态压力主要表现在家庭不同生命时期由于侧重任务的不同而主要压力源具有较大的不同。对875户家庭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表明，主要的家庭压力源事件在各年龄段的分布具有显著差异，35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多地自述工作／学习紧张、竞争压力大，56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对父母／家人病残的负担更重些，而36-55岁年龄段的被访者认同子女教养负担、老人赡养／照顾、下岗／失业和经济压力的概率都更高。且F检验显示各类压力的发展阶段差异都具有统计显著性。
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发展阶段家庭的各种压力源更为集中，这不仅是因为子女抚育的经济成本攀升，还在于亲职负担引起的身心压力，以及不得不操心费神的成年子女的就业、恋爱、婚房甚至第三代的抚育；不少中年人还不得不面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缺乏竞争资本造成的工作不稳定，或虽职位、薪酬俱佳却工作压力巨大，加上体弱多病老人的照顾负担，他们所感受的压力常常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尤其是家庭发展周期常态和可预期的内在压力，和不可控和非预期的外在压力源事件交替、连接而形成压力累积。如43号家庭在压力形成和累积方面具有典型性。被访者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在青海结婚、生子（三个儿子），经历返城、分离和团聚。从该家庭的整体发展历程来看，家人分离的压力是暂时性的，但养育三个儿子的负担则长期存在，成为该家庭遭遇各种困难的又一中间压力源。同时，在青海支内回沪的妻子在上海养老的经济来源问题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突显。而社会不可控因素和外部突发性事件延缓了家庭化解压力的可能性。家人团聚后，被访者积极行动，尽可能地争取一切办法来解决住房问题。但计划中的压力解决方案却遭遇社会环境变化，意想不到的住房制度改革、房价上涨，尤其是拆迁停止的突发事件让解决住房的期待成为泡影。居住拥挤成为该家庭的又一长期压力源。在该个案中，战争、政治运动、企业倒闭这些非预期的外部压力，和他本人的就业、参军、退休时间等阶段性压力相交汇，成为一项长期的、难以摆脱的压力。
总之，社会转型期家庭面临的并非只有角色转换和家庭结构变化这样的周期性压力，还可能同时遭遇非预期的、由外部环境变化引致的压力，且这种压力在不确定的经济结构变迁过程中带有极大的风险性，可能使家庭面临的常态性压力演变为累积的和难解的严重压力。
3.底层家庭更多地面临压力累积和家庭危机
对875个家庭的调查资料分教育程度和职业阶层所进行的相关分析，清晰地显示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所面临的压力源差异。表1对教育程度的相关分析显示，除了“工作／学习紧张／难度高”压力源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压力更大以外，其他所有具有显著性差异的压力都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压力更大，其中又以与经济相关的压力更为明显。同样，对不同职业的比较分析也表明，非普通工除了“工作／学习紧张／难度高”的压力指数高于普通工之外，其他各项压力指数均低于普通工。
对不同职业阶层被访者的压力源认同的进一步分析结果也显示，8种压力源的分布在不同阶层中存在显著差异，综合压力指数几乎是依次随着职业层次的上升而下降，其中普通工阶层自述的压力为最大，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相对较小。细究不同压力源的分布，职业阶层与经济水平联系非常紧密。“下岗失业”和“经济拮据”的压力分布也是普通工最大，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最小。由于“父母等家人病／残”压力与经济收入非常相关，所以同样几乎是随着职位的升高而下降。而“工作／学习紧张／难度高”的压力则是职位越高，压力越大。这种统计上的数据特征与前面我们描述的个案访谈的特征高度一致。而子女教养、老人照料这一类由家庭生命周期产生的压力则没有随职业阶层的变化而出现规律变化。
既有研究表明，某一时期内，家庭经历的压力事件的数量对家庭系统的影响非常大。同一时期，家庭经历的压力源事件越多，家庭产生危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对于那些脆弱家庭来说，依靠自身的资源很难有效应对压力，故而更容易造成压力累积。这就需要家庭外部环境的资源介入，如就业、住房政策的扶持，或专业咨询机构给予合理的家庭规划，才会有可能避免脆弱家庭陷入生存危机。显然，目前我们的社会还缺少这样的支持体制。
四、压力因应：社会网络资源的涉取及其影响因素
社会支持网络是个人和家庭资源的重要组成之一。根据网络支持来自组织还是个人，社会支持网络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支持网络，其中正式网络的支持主要来自政府有关部门、非政府组织、就职单位以及专业性服务机构，即由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所赋予或由各种社会组织及其专业人员所提供的救助或服务；非正式网络支持即由亲戚、同学、同事、同行、朋友、邻居、老乡等出于亲情、友情、责任、信任、面子或互惠而给予的援手。依据社会支持的性质，Cutrona和Rusell(1990)把社会支持分为工具性和情感性两种；[5]韦尔曼等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将社会支持分为感情支持、小宗服务、大宗服务、经济支持、陪伴支持等5项；[6]考伯将社会支持区分为情感性支持、网络支持、信息性支持、物质性支持、工具性支持和抚育性支持。[7]
1.转型期家庭社会网络资源的特征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除了16%的家庭无压力或压力不大无需帮助外，70%的家庭获得不同网络资源或多或少的社会支持（包括主动求助和被动接受），另有14%则未获得任何社会支持。从所获得的社会资源看，65%来自非正式的亲友、邻居，22%来自街道、居委会、社工或就职单位等正式渠道的社会支持（见表2）。
在经济结构变迁和社会转型期，社会支持资源的涉取和作用具有如下特征：
(1)工具性支持占主导
由于转型期的压力源较多地因社会保障体制的转轨致使家庭就业、经济压力骤增，加上家庭不同历程的周期性常态压力和不可预期事件的连接，尤其在节奏加快、竞争激烈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当今社会，不少家庭扶老携幼、照料病残家庭成员等负担也日渐凸现，因此，社会网络所提供的工具性支持占据较大比重，如表2所示，42%的家庭在经济拮据或需要调剂时、35%的家庭在家里人找工作时、31%的家庭在日常生活照料和家务方面得到各种社会支持；而情感性支持相对较少，如在有烦恼、苦闷或抑郁时获得心理抚慰的占33%，出现家庭纠纷得到调解、帮助的仅占8%。
工具性的社会支持除了直接提供经济、物质资助、接济和生活料理、服务外，还通过提供中介信息等间接支持，为受助家庭成员的就业、求医和救济等牵线、搭桥。
（个案12，丈夫下岗、妻子退休，家有35岁患精神病的女儿，经济压力沉重。）
丈夫：我的朋友及关系较好的领导指点我：女儿的疾病属重残疾病，可以到民政局申请一下，我看到了希望，只要女儿的生活能解决，我再熬几年也无所谓。经医院鉴定和残联帮助，女儿的生活安定下来了，这样我的心就定了。
（个案6，八十多岁的父母生活不能自理，护理和经济压力。）
丈夫：居委会还是蛮关心的。有一次一个居委会阿姨与我爱人聊起，知道我父亲曾经当过上海市劳动模范。讲起有这么一个政策，市劳模有点待遇的，让我们打个报告上去。后来上面经过调查核实，因为父亲有过这个政治荣誉，现在我父亲每月有150元的补贴。逢年过节从劳模的角度，还有时送些小零小碎的东西。如天冷送棉被，天热送凉席等。
(2)亲缘支持为主要受惠资源
问卷调查结果还显示，家庭在面临压力时，亲缘网络尤其是近亲首属关系是最常被调动的、最为重要的支持资源，除了30%无压力或未获任何支持外，56%的家庭依赖亲缘网络降压或渡过难关（见表2），换句话说，在获得社会支持的家庭中80%都受惠于亲属关系网络，远超过其他社会支持的比重，其中主要是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等血亲关系的倾情相助。
（个案83，孩子先天性脑瘫，与母亲、女方姐姐一家共7人同居在建筑面积55平方的居室中，经济和孩子康复压力。）
妻子：我姐姐、姐夫现在和我们住在一起，刚开始时为了一起帮着领小人，现在是更加了，每星期的康复训练总是我阿姐与我一起去……家庭里么，精神上、财力上、体力上都支持，平常去看病，做康复训练都是大姨妈一起陪着去。
工具性支持和亲属支持成为家庭压力因应的主要受惠资源，一方面反映了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转型期，家庭（包括由血缘、姻缘关系延伸的扩展家庭）对其成员的经济保障功能的增强，尤其在一些弱势家庭，经济和生活照料的亲属支持已成为社会保障不可或缺的补充，乃至成为抵御生活风险和消解家庭危机的“救生筏”。而在夫妻关系已成为家庭关系主轴的上海，亲属网络的“差序格局”已
(3)朋友资源优于业缘关系
系统外资源的引进对于缓解家庭压力有积极意义，其中包括同事／同行／同学在内的朋友援手仅次于亲属支持而远多于其他系统的支持，尤其在心理疏导和就业援助方面的作用更为显著。表2显示，无论是工具性支持还是情感性支持，朋友网络的作用都大于业缘网络，尤其在工具性支持侧面，获得过朋友或通过朋友之朋友的鼎力相助的比重是得到过老师／同学或同事援手的2倍。个案访谈资料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
（个案64，20岁的男孩初中毕业、无技能和稳定工作。）
我不会找亲戚帮忙的，朋友倒是有的。社区里的朋友，和我年龄差不多，他们帮我介绍工作，我以前工作地方的朋友，有些是朋友介绍的，有时大家一起聊天，能排解一些压力。
（个案71，儿子上大学每年需要1万多元费用，夫妻双双从安徽来上海打工。）
妻子：和老乡一起来的，是老乡介绍我到上海来的。2003年家里淹尽了，那一次我正好在她家玩，碰巧她从上海来电话，我在电话里跟她说，家里的地都淹尽了，能不能在上海帮我找个工作，她说如果缺人就找我。后来她来电话说正好缺人，我就过来了。我老乡在梅栊也是做保洁的，和这里都是一个老板管的。我一过来就做保洁工做到现在。
调查资料还显示，情感性支持在业缘网络中相对较多些，而工具性支持直接依赖同事的较少，这主要是因为那些下岗、待业等面临经济或就业压力者的原单位大多效益差、转制或破产，业缘关系网络不仅同质性、信息重复性强，而且往往资源匮乏、贫瘠，其中一些有效资源还可能因同行竞争而难以为己所用，于是，常常是在业缘关系升格为朋友强关系时，工具性支持资源才可能被涉取。
至于地缘网络资源的稀少也和上海住房条件的改善、居室阻隔和封闭性的增加，从而使邻里互动减少、关系趋向疏离不无关联。但一些仍居住在老式里弄等居住空间依然开放的家庭，邻里间的相互关照和援手尤其在生活上的互帮互助仍不乏频繁、密切，“远亲不如近邻”的民间习俗实际上也就是因为地理距离的相近使资源具有可得性。其中一些单位住宅的邻里关系大多又和业缘关系重叠，相互间的社会支持也更多些。
(4)正式社会支持由单位转向社区
由于企事业单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曾是个包揽职工乃至家属生、老、病、死的小社会，而职业与地域流动又较少发生，继而形成家庭与业缘组织的依附关系。1995年的一项对上海800户家庭的研究曾显示，城市家庭在遇到教育、就业、医疗、经济、婚恋和家庭纠纷等困扰时，首先征询和求助于单位的显著多于街道、居委会，但青年人对基层单位组织的依赖已趋向弱化。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企事业单位原先包揽的全面、多元的社会职能日益外化，不仅对职工个人私生活不再予以行政干预，而且为下属提供的各种单位保障和福利服务也不断削减，而街道、居委会对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促进、低收入／困难家庭的社会救助管理和服务等功能则不断强化。本研究的抽样调查结果也显示，被访家庭寻求或获得居住地社区支持的是就职单位的3倍（见表2）。个案访谈资料也显示了类似的趋向。
（个案20，单亲母亲上要赡养病重父亲，还要养育年幼儿子，经济、照顾负担重。）
母亲：当我下岗后，我到街道、居委会申请帮困救助，街道给我们享受了低保待遇，生活费290元／人，还有油、粮帮困卡，儿子的学费也是减免的……住房困难，我向父亲的单位求助过，但没得到解决，后来我在电视新闻得知，上海市居民住房达到
（个案34，为使子女今后在上海受教育，从四川来沪打工，妻子做家政，丈夫为送货员。）
妻子：（介绍工作）找鲁阿姨。……鲁阿姨是街道介绍工作的，我有的用户就是鲁阿姨介绍的……希望用户如果需要服务员要到街道去找人，通过街道比较好，我们不要付钱的，到介绍所双方都要付介绍费。政府（最好）发个文件都到街道去，免费介绍，大家都不要花钱。
2.社会网络资源涉取的影响因素
(1)青年被访／家庭的非正式网络资源更多
对875个家庭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除了无压力或无需他人帮助的家庭外，青年被访及其家庭更倾向于发展非正式支持资源，其中年轻人的业缘和亲缘网络资源明显较丰厚，而朋友和邻居网络与中老年相比无显著差异（见表3）。
表3 不同生命周期被访／家庭因应压力的社会支持差异(%)
小计 年龄（岁） F检验
18-35 36-50 51-65
支持性质
非正式支持 .78 .88 .78 .70 9.32***
亲缘 .66 .74 .66 .61 4.01*
业缘 .
朋友 .
邻居 .
正式支持 .26 .1
街道／居委会.
单位 .
支持方式
经济接济 .72 .84 .74 .61 8.74***
就业援助 .76 .84 .74 .74 1.89
生活照顾 .64 .91 .61 .49 24.31***
心理支持 .68 .79 .66 .60 4.90**
合计 .83 .91 .84 .76 7.75***
注：因变量刻度：0＝未获支持，1＝获得支持；无压力或无需帮助的样本被丢失。
从支持方式的代际差异看，除了就业援助方面无显著差异外，子代在经济接济、生活照顾和心理调适方面都得到了更多的社会支持，尤其在生活照顾侧面的差异性更为显著。而由于被访／家庭与亲属网络的互动、互惠最为密切和频繁，所以，上述大样本的分析结果仍表明，父母对子女援手、为子女付出更多也更心甘情愿，不少个案访谈资料也显示，亲缘网络的相互支持虽频繁，但长辈的兄弟姐妹、表兄弟、堂姐妹等亲缘网络资源更多地被调动、被涉取，子代家庭仍是亲缘网络资源的主要受惠者，不少父母在子代资源匮乏或陷入困境时不得不成为他们的“救生筏”，或从自己的亲缘网络涉取援助资源。
（个案5，股票套牢，儿子、媳妇下岗，经济压力沉重。）
妻子：儿子媳妇有段时间下岗，我们的压力也是蛮大的。他们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经济上的压力就转移到我们爷娘这里。孙子在幼儿园的开销和托费，都是我们为他付的。怎么办呢？看到他们下岗，大人总要帮的……主要现在比较好的幼儿园，如六院的幼儿园、科研所的幼儿园都要1千多元。不是一个学期1千元，是一个月1千元。
（个案61，父母忙于做生意，17岁的儿子两次涉嫌违法犯罪，差点进监狱。）
母亲：本来家里经济不富裕，这次儿子盗窃要赔1万多了，家里一下子拿不出，所以问亲戚借了点。我的大哥提供经济方面的支持较多。（问：那您大哥家庭条件比较好？）我大哥收入还可以，也蛮关心我儿子。这次我是让儿子自己去问他舅舅拿钱的……我大哥并且让他的儿子介绍我儿子出去工作，现在给他介绍了一份肯德基的工作。我儿子现在做得也蛮认真的。
(2)资源贫乏家庭更多依赖正式的社区支持
Campbell等(1986)考察了教育、职业声望和收入等因素与社会网络（范围和构成）的关系，结果显示，个人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以及职业声望与其社会网络资源呈正相关。[10]按边燕杰等(2000)的研究报告，具有网络优势的阶层依次是经济专业人员、管理人员、行政文秘人员、私营业主和文化专业人员。[11]尽管自致的个人资源具有更大的价值，但不少研究结果表明，先赋的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本研究的访谈资料也显示，一些经济和网络资源丰厚的家庭，相互间的走动和援手更为频繁和有效。但一些缺乏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源的家庭，尤其是那些在“文革”浩劫年代被迫中断学业、上山下乡／支内的知青一代，返沪后晚婚、晚育，现正处于扶老携幼多重负荷的中年期，又适逢转型期单位转制、企业破产而下岗／协保／内退，由于学历低、技能差、再就业难而压力沉重。但他们的兄弟姐妹、同辈亲属既处于类似的家庭生命周期，也同样经历着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保障转型的阵痛，通常难以从亲友网络中涉取资源。
正因为经济贫困的家庭通常缺乏资源可得性，加上一些人出于自尊或为了减少交往成本，既疏离了与亲朋好友的日常联络，更不好意思主动求助于人家，这或多或少阻断了他们与包括同事、邻居在内的非正式社会网络的联系。其中一些家庭转向正式的社会支持如居委会、街道等。
本研究的抽样调查统计结果也显示，个人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较高者在回答压力因应的社会网络时，更多地首肯获得亲朋好友等非正式支持，而资源贫乏家庭有更大的概率依赖街道、居委会等社区的正式网络支持（见表4）。
这主要是因为，涵盖最低生活保障，生活、住房困难补助，医疗、教育救助和就业援助等都由街道、居委会进行审核、管理和服务，因此，一些资源匮乏的家庭在成员下岗、失业、生活困难或遭遇意外变故压力时，往往更多地寻求社区正式支持网络，而街道、居委会也常主动关心、援助本地区的弱势群体和困难家庭。
(3)高教育阶层更多涉取市场资源或自我减压
由于本研究主要考察在应对压力困扰时家庭所获得的社会网络支持，而未逐一询问对象个体在就职困难时是否利用市场资源，因此，抽样调查结果难以取得完整的相关资料验证市场资源涉取的阶层差异。但个案访谈以及抽样调查中的其他一些资料部分验证了此结果。如75号家庭高中毕业的45岁的父亲原在安徽农村乡镇企业当会计，因企业改制，只能自谋出路，加上一儿一女读高中，经济压力大而来上海发展。他们全家都是靠自己的能力涉取市场资源找到工作，没有寻求任何亲朋、熟人的支持：
父亲：我一个人自己出来到上海的，没有人帮我介绍，我到处找工作，去过上海好多地方……都靠我们自己。我这个人有点傲，还有点看不起人。到上海都是自己去找、自己去打听，不喜欢找人帮忙……我女儿最近刚刚被联华超市录用为收银员、理货员。她是考进去的，面试、笔试、理论都过了……联华超市不大录用外地人的，我女儿能录取不容易啊……儿子他自己在梅陇找的工作。
女儿：我看到那个超市门口贴着广告，我就进去问我是否能当理货员。他们说，你这么年轻当理货员，可能吃不消，可以当收银员。后来店长就安排面试，又到总店面试，再进行培训、考试。
社会阶层较高的家庭对于抚幼赡老的照料负担以及工作紧张、家务繁重等压力，通常更多地涉取市场资源，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减轻自己的负担。本研究875个样本的资料分析结果显示，初中及以下被访者只有6%聘用家政服务员，高中占10%，大专及以上的达24%；人均年收入在1.8万元以下的家庭仅有6%，而1.8万元以上家庭有22%向家政市场购买了服务。该抽样调查结果同时表明，在个人或家庭成员遭遇情感、心理困扰时，年轻的、高学历被访／家庭有求助心理咨询／治疗的意向。此外，教育层次较高被访者更多地到健身房、运动中心、公园、酒吧、影剧院、卡拉OK等场所等进行休闲娱乐消费，这也为本研究抽样调查资料所证实，这或许有助于他们的身心放松和压力舒缓。
五、小结
境外关于资源对家庭压力作用的研究十分活跃，但总的来说都比较偏向微观层面的剖析，对影响家庭因应资源的社会宏观层面因素较少涉及。而我们认为，个人或家庭层面的调节往往力量有限，不能从根本上消解压力，尽管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等外在脉动因素是个人或家庭无法控制的，但可以通过社会政策来进行调节，这种宏观层面的调节改变的往往是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对家庭管理压力的意义更大。本研究借鉴西方家庭压力模型，尤其是布思的脉动理论，从本土经验出发，把家庭压力置于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历史、社会背景中，考察城乡家庭面对压力如何运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涉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因应压力的过程和策略。
由于转型期的许多家庭压力在很大程度上与外在的经济、社会环境关系密切，因此，家庭压力的释放、缓解也有赖于整个社会系统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优化，其中社会的公共资源对于家庭压力的减轻尤为重要。本研究发现，多数家庭主要是通过亲缘网络的支持以不同程度地缓解压力，正式的社会支持给予家庭尤其是弱势家庭以社会救济和多方面的援手，有效地缓解了不少家庭的压力或危机。但总体而言，社会支持不足是造成家庭易损性的最主要因素，制度资源的匮乏和缺失，使得目前的社会公共服务只能满足部分家庭的初级物质需求，对解决或减轻压力的作用有限。
正式社会支持的不足除了单位保障制的式微以及个体自身资源的弱势如教育资本、岗位技能、信息渠道的缺乏外，还在于社会保障／保险的覆盖面窄、正式支持的信息不畅以及市场化服务不规范等原因。如尽管在率先建立起社会救济制度的上海，目前已形成生活、失业、医疗、养老保障和助残、助学和住房解困等综合救济体系，以及“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服务”的社会网络，但政府救济只能满足部分家庭的初级物质需求，对解决或减轻压力的作用仍有限。社会对家庭的制度性支持仍缺乏广度和力度，如各种基本保障和相关政策的不够完善，基层在执行过程中走样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社会监督和社会治理的不力等等，由此加剧压力家庭及其成员的不安全感和相对剥夺感，阻碍了解困和减压的进程。
（课题组成员包雷萍和刘汶蓉对本文的形成也有所贡献，在此深表谢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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