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科护士长年终总结:神秘特工李士群之死 5

李士群之死(5)



很多人并不了解，上个世纪前半业的日本国对共产主义的态度绝没有蒋介石那么穷凶极恶。在中国的历史上，历届统治者对那些思想上的异端分子的迫害远远超过行动上的异类，而在日本上个世纪前半业，这种情况却几乎完全颠倒过来。

也许西方诸国经历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德国的古典哲学复兴，对于不同思想并存的宽容已经习惯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西方诸国对个人行为方式的社会诸多约束则并不松懈，法律甚至更严密。

日本在努力西化的同时，变革的思想一直是主流。对于不同思想并存的宽容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就连日本现代右翼思想的鼻祖，2·26兵变的策划者，加速日本军国主义化的历史罪人北一辉来说，他竟然还是“社会主义”者，一个不与资本妥协，偏袒社会底层的新兴“左派”，骨子里共产主义的因素比比皆是。

北一辉要通过革命对“污浊”的日本社会作彻底的清洗，为此，日本需要"第三次革命"，革命的胜利，将给日本带来"民族的更新"。

北一辉的理论是战争将不可避免，如暴雨之清洗污垢，战争将还宇宙一个清洁的世界。他大声呼吁，一切嫌恶战争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对战争当抱有爱意。

北一辉说：人在战争中将获得自我疗救的万能良药。战争带来的不是恨，而是人类普遍的爱。战争使人类爱得到高扬，会像课堂一样，教育人民相互尊敬，进而获得国家的空前团结，赢得民族的紧密团聚。“在现代，战争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因而，战争就是“革命”，人民引颈盼望，如大旱之望云霓。

这里北一辉所说的战争就是侵略战争。

为什么实践北一辉思想的2·26兵变，居然成为引发日本军阀上台，军国主义完成的直接引媒？为什么“左派”思想会产生极右的结果？为什么标榜“底层”的“革命”，最终造成法西斯势力的得势？

我之所以长篇大论谈北一辉，就是告诉大家，在日本，共产主义思想的土壤原比中国丰盛。只不过是国情不同。在日本，天皇政权是最高权威。共产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仅存于思想领域。相对中国来讲，生存空间宽松了许多。即便实行起来，也会变形。

而中国的国情就不同了!

中国共产党人被蒋介石逼上死地而后生，最终选择了毛泽东！在毛泽东针锋相对的策略下，斗争手段同样地无所不用其极，残酷激烈的国共大博杀后的最终结果，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不是思想、信仰或意识形态，而是政权，是实体，是体制，超越了普通老百姓可以自由选择的范畴。

日本在抗战时期，把主要矛头和精力都针对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并不像蒋介石那么穷凶极恶，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原则就是“以华制华”，充分利用国共的矛盾，达到坐受“渔人之利”！

对于李士群和中共的眉来眼去，日本军方早就心知肚明。

1939年12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参谋长森原中将和李士群签定的秘密协定，原则上同意李士群情报工作的独特性，放开了对李士群和共产党进行情报交换的阀门，支持了李士群特工间谍的特殊活动。

其实，日本国在在中国进行特务间谍活动，早从清代就已开始。以上海为例，当时，上海“东洋学馆派”首领未广重恭、佐之友房等及“玄洋社”首领平冈浩太郎等特务分子，认定上海将为亚洲第一要港，主张在上海设立学校，培养侵华分子，使日人子弟通晓中国语文、国情，以便为日后侵华作准备。1884年，他们在上海昆山路设立“东洋学馆”。后来，“日清贸易研究所”及“东亚同文书院”，亦皆承受此一系统而形成。

甲午战前，日本参谋本部海外谍报武官荒尾精受密令潜沪，利用日商岩田冷香所营的“乐善堂”在中国搞特务活动。他们化装成商人，组织成所谓“外员”—负责实地调查、“内员”—负责整理编撰我国土地、人口、风俗、地形、制度、经济、运输等各种情报，大规模进行间谍活动。

抗战初期，日本在华特务情报工作的统一指挥部为所谓的“对华特别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建立亲日中央政府”。“对华特别委员会”首脑即土肥原贤二，时为陆军中将，直接受命于日本大本营参谋部，平日由参谋部总长管辖。

“对华特别委员会”又称“土肥原机关”，后改称“重光堂”，在上海设办事处。土肥原贤二为此成立了“梅”、“兰”、“竹”、“松”四个特务机关，其中“梅”机关于1939年初设于上海虹口区北四川路永乐坊内，创始人影佐祯昭，以上海为中心，活动于华中一带。其主要任务是策反汪精卫。其主要成员均属日本陆、海军军官，约五十余人。

“兰”机关以和知少将为首，活动于华南一带，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为活动策反对象。

“竹”机关以柴山兼四郎中将为首，活动于华北一带，主要以吴佩孚等华北军阀残余为活动对象。

“松”机关最初是土肥原贤二亲自掌管，他选中了唐绍仪。唐绍仪担任过北洋政府的总理，可国民党军统及时下手，派人刀劈了唐绍仪。于是土肥原贤二把策反的重点放到北洋军阀吴佩孚身上，可是吴佩孚反反复复，条件提了又提，让土肥原感到恼火和厌烦。

最后，“梅”计划捷足先登，影佐祯昭成功地实施了“梅”计划，把国民党的付总裁，二号人物汪精卫从重庆策反到河内。

下一步计划将以上海为中心，成立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政府。“梅”计划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就是建立特工部队，简言之：“以特助汪”，“以特制汪”。

在前一阶段，为了添补军队离开后的真空，如果让李士群的武装特工力量而不是日本人直接出面来为汪精卫“保驾护行”，其政治意义显然非同一般。

在汪精卫建立起亲日政府以后，还需要李士群的武装特工力量来连监视和监管这个傀儡政府。

这就是影佐祯昭的如意算盘。

1939年元旦，影佐祯昭突然召唤李士群秘密去河内。

原来，汪精卫来到河内后，所谓的“和平计划”遭到很大的挫折。原来许诺撤兵的日本近卫内阁于1939年1月倒台，继任首相的平沼骐一郎对前任内阁的日汪“和平运动”不感兴趣。汪精卫进退维谷，被困在河内，大有被遗弃的感觉。此时，蒋介石却对汪精卫发出了“格杀令”。

影佐祯昭不想让自己的努力泡汤，他提出让李士群和他的特工来保护汪精卫。

明知戴笠手下的四大杀手之一的陈恭澍已经秘密来到河内，汪精卫却还要坚持说蒋介石不会对自己下毒手，声称蒋介石这么做只是装装样子，目的是欺骗舆论和民众而已。

汪精卫压根不相信李士群，他对李士群下了“驱客令”，弄得影佐祯昭十分没有面子。

灰心丧气的李士群只得回到上海。

单从人品、学识和个人修养来讲，汪精卫是一个很令人神往的人物，具有圣徒般的美德和非同寻常的人格魅力。在以烟枪和姨太太为标志的军阀遍地的旧中国，他守身如玉，不贪污、不拉帮、不恋权位，不抽不嫖，是著名的才子加美男子，却鲜有绯闻，终身只伴自己其貌不扬的太太陈璧君，感情甚笃。年轻时作为革命战士，谋刺摄政王，“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显示无畏的革命气概，一时间倾倒华夏，后在从事革命事业中，深得孙中山赏识，倚为左右手。

汪精卫在和蒋介石争夺战国民党最高权利的斗争中，屡屡吃亏在军事和特务手段两个方面。因而汪精卫对特务工作十分厌恶。

河内高朗街被刺的消息公布后，李士群不计前嫌，亲自写信给汪精卫的内弟陈春圃，再次表示自己现在已拥有了足够的武装，可以担负起保护汪精卫的重任。汪精卫看后，并没有回信，但是知道了李士群的态度。

汪精卫1939年5月到达上海起，他马上就发现一个巨大危险来自戴笠指挥的军统，他们与杜月笙的青帮合作，利用着租界、国民党潜伏势力和民众的爱国心情，分分秒秒都要夺他的命。
第一重要的还是生命安全。
汪精卫没有实力，因为既无军队，又无钱财，面对国人的愤慨和舆论的指责，汪精卫需要时间来解释，来表演。
汪精卫懂得光是为了活命，就必须跟能保护他的人结成联盟。要活下去，并且组织新的政府和政党，他还必须向那些愿跟他共命运的人提供安全保障。这样，特务机关成了汪氏政权中最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历史和汪精卫开起了玩笑。
日本人具备这些条件，但在1939年上半年，汪精卫还不愿接受被日本人直接保护的丑名声。

当时中国时局处于一种把握不定的状态，抵抗下去究竟是无谓牺牲，还是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事实上很难确定，从汪精卫人品和历史上看，似乎可以排除他为了个人富贵，卖国求荣，从而投靠日本的可能，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言，他也许是出于爱国之心，拯救沦陷区同胞于水火，曲线救国。结局大家都知道，汪精卫判断错了。汪精卫在抗战时投靠日本，成立南京伪政权，是其政治生涯中一个大败笔，从法律意义上讲，当时日本正在同中国合法的政府国民党政府作战，汪精卫此举无疑问可以说是叛国行为，被称为“汉奸”或“卖国贼”也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应该是铁案，很难再翻过来。

排除了日本人的公开保护，此时此刻的汪精卫除了和李士群和丁默邨合作，别无他法。
李士群现在上海搞得有声有色，今非昔比了。
在李士群和76号的保护下，汪精卫才敢住进日本人给他的沪西愚园路1136弄的“汪公馆”。
这样一来，从一开始就同日本人豢养的76号武装特工结下了不解之缘，使得汪记运动从一开始就落入了影佐设计的套子，从根本就绝无摆脱日本人的可能。
1939年2月20日。

负责上海特工工作的晴气庆胤少佐收到了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发布的“致晴气少佐的训令”：

一、大本营确定，将援助丁默邨、李士群一派的特务工作，作为对付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

二、协助华中派遣军推行其对租界的诸项政策，并须处理土肥原机关所遗留的各项工作。分配冢本诚宪兵大尉和中岛信一少尉，作为你的部属。

三、援助丁、李特工组织枪支500枝、子弹5万发、炸药500公斤；从三月份起，每月给予活动经费30万日元。

晴气明白，这表明大本营正式确定了影佐祯昭的“梅”计划，而“梅”计划中，李士群的特务组织是举足轻重的一环。

由于影佐祯昭的大力吹嘘，又加上日本大本营已经正式决定用汪精卫取代吴佩孚，李士群的《上海特务工作计划书》在日本大本营得到好评。

土肥原策反吴佩孚失败，几千万钱财打了水飘，土肥原本人调任北满第五军司令官。“土肥原机关”不复存在，“重光堂”变成了“梅花堂”。影佐祯昭登上了历史舞台，他成了汪精卫政权的始作俑者，日后又成了汪伪政府的“太上皇”。

汪精卫的“弄堂政府”其实主要汇聚了两类政客，那就是汪精卫和周佛海个人的至亲好友。
但是，让影佐始终不满意的是，汪精卫和周佛海拉进汪记十字军中来的人员，质量都很低劣。76号记下了那些进出愚园路1136弄的人的名单，发现都是些名声狼藉的恶棍和政客。
在愚园路会谈时，失望之余的影佐责骂汪精卫说，“你们同胞的眼睛在盯着你哩！你的追随者在重庆时曾致力于和平运动，但他们一到上海态度就变了。现在他们一心只想捞个一官半职。”
影佐把更大的希望转而寄托在76号上。
在他暗中支持下，李士群和76号的势力迅速增长，成为沪西地区的特权机构，公开地明火执仗。

1942年底，当武田义雄的身份受到怀疑后，日本大本营对武田义雄的所有工作进行了重新审查。

其中李士群编撰的《上海特务工作计划书》，就是武田义雄亲自批准下。晴气庆胤还证实，当时为了尽快让李士群的这份计划书赶上日本大本营的特别会议，武田义雄还专门调用了一架专用飞机前往东京大本营。

时间再往上推，联系到武田义雄早在东京大本营任苏联课课长时就对李士群专门立项重点策反的事情，日本东京大本营对李士群也开始了调查。